時間：2022-02-05 13: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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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暑假，上海大學曾組織并完成了“大學生蟻族調查報告”，探討大學生能力培養方向及“蟻族”聚居地的合理規劃問題。
在這份提供給《望東方周刊》的報告中，“蟻族”被定義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報告調查記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工作狀況、收入分配、擇業觀念、未來計劃、心理狀況等，并以此反映“蟻族”的真實生存境況。報告對213名“蟻族”進行了詳細問卷調查，被調查者中，男性64%，女性36%，分別來自安徽、湖北、河南等19個省份。
今年夏天，全國727萬大學生迎來畢業季，一個月前，本刊記者走訪了部分居住在上海的低收入大學畢業生。于他們而言，新一季的生活有哪些變化？
上海大學于2013年暑期曾調查并完成了聚焦上海的“大學生蟻族調查報告”。在這份獨家提供給《望東方周刊》的報告中，“蟻族”一詞被明確定義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被視為是一個弱勢群體。
求職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在數百萬大學畢業生中，“蟻族”為何處于競爭弱勢？在學校期間有哪些因素對他們的求職影響最大？
根據“大學生蟻族實踐報告”，31%的人認為社會實踐經驗是最大因素；22%的受訪者認為專業實習經歷是主因。而很多“蟻族”恰恰是因為在大學期間缺乏實踐、實習的經歷，或者只參加了學校安排的實習，缺少將概念知識運用于實際的技能，因而在簡歷中缺少招聘方看重的實踐經驗。當然，還有20%的人認為，人際關系是求職中重要的因素。
在求職過程中，受訪者認為社會經驗不足以及社會關系缺乏是求職的主要阻力，分別占25%和14%，其次缺乏對企業崗位的專業知識和求職技巧等是阻礙自己找到滿意工作的重要原因。主持這份調查的上海大學陶建杰老師認為，“這體現了校園與企業信息不對稱的現象。”
在擇業標準上，發揮自身才能、職位前景、經濟收入與福利，居前三位，分別占18%、17%、16%。從調查數據可以看出，“蟻族”群體考慮的是能力的塑造與發揮以及未來的良性發展，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是積極進取的，但經濟條件所限使得他們更注重薪酬。
為何固守上海
調查結果顯示，固守上海的原因多樣，其中高達67%的人覺得“上海機遇多，發展空間大”，因而選擇離開經濟欠發達的家鄉；15%的人認為上海基礎設施好，交通發達；9%的人認為上海工資高，5%的人看中的是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醫療、教育）。
“蟻族”群體的心理健康是社會重點關注的內容之一。調查顯示，在對生活現狀的滿意程度方面，41%的“蟻族”表示一般，較不滿意的占16%，兩者相加超過一半。
而從對未來就業前景的態度看，47%的人認為有一定把握，但會受到客觀因素制約；13%的人覺得迷茫，打算“走一步算一步”。
面對上海的就業狀況，72%的“蟻族”感到有些壓力，但相信通過努力可以克服，而9%的人感到難以承受。
聚居在大學生求職公寓
調查發現，上海沒有類似北京唐家嶺村那樣上萬名“蟻族”聚居的地區。上海“蟻族”群體中，相當一大部分人是以與他人合租的方式，散布在城市的各個小區中。
大學生求職公寓是上海“蟻族”聚居較集中的地方，這些旅社暫住著大量來上海求職的青年。它們大多散布在靠近火車站、大學城這樣外來人口多、交通相對便利的地帶。此外，聚居地以外環線以外的城鄉結合部為主（如閔行區），也有中心城區較為偏僻的地段（如徐匯區石龍路附近）。
求職公寓所處地段周圍環境一般不太好，有的甚至在垃圾場旁邊；公共設施數量和質量普遍不高，缺乏室外活動空間，基本沒有綠化帶，而且缺乏綠化條件；周圍餐飲店比較密集，但都屬于小店，衛生情況不容樂觀；24小時便利店較多，沒有大型超市或藥店。
在求職旅社里，房間被充分利用，分為4人間、6人間、8人間、10人間不等，上下鋪床型，床鋪幾乎擠滿整個房間，超過一半房間沒有窗戶，通風不好，潮濕，有的甚至散發霉味；配套設施方面，有帶鎖儲物柜、書桌，條件較好的有電視機、洗衣機等，空調大部分是收費制，有些免費的只有室外達到35攝氏度才開；洗澡的熱水器按次收費，空調、上網額外收費；住宿費標準每人每月600元左右；治安管理方面，有一兩個前臺值班，晚上大門基本上不會關。
希望改善居住環境
談到“蟻族”對居住環境有何期望，33%的被調查者表示，希望有更經濟的住房；27%的被調查者希望周圍的基礎設施更完善；25%的人希望交通更便利；15%的人注重綠化，希望居住環境可以改善。
目前，全國都在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政策，上海推行更早。公租房將住房保障覆蓋到有基本穩定工作的城市常住人口，主要面向存在階段性居住困難的本市青年職工、外來務工人員、引進人才等。如果非上海戶籍的大學生可以申請租住公租房，也許有利于解決自身居住的燃眉之急，令他們享有更安全舒適的居住條件，也會對社會穩定具有促進作用。
審前社會調查是我國刑事審判制度的新生事物，意在為非監禁刑依法準確適用提供規范支撐，同時又是少年審判程序區別于普通審判程序的一項特色制度。
一、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的歷史沿革及現實內涵
1984年5月，聯合國在北京召開的“青少年犯罪與司法”專題專家會議，討論、修改并確定了《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該規則第16條規定，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隨后，2001年4月12日，為了貫徹《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該規定首次認可審前社會調查制度。其后，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有關規定及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頒布的《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的要求，一些省市陸續頒布了有關審前社會調查的實施辦法。2012年新刑訴法明確規定了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此前的2007年7月，湖北省率先正式確立了審前社會調查制度。2011年5月23日，福建省社區矯正試行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檢察院、福建省公安廳、福建省司法廳聯合印發了《關于適用非監禁刑審前社會調查的實施辦法（試行）》，在我省正式以成文形式確立刑事案件審前社會調查制度。
綜合以上制度規定，在省內司法實踐中，審前社會調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第二類是根據福建省《關于適用非監禁刑審前社會調查的實施辦法（試行）》第2條規定，指縣（市、區）司法行政機關接受審判機關的委托，對可能判處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等非監禁刑的被告人的基本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向委托人民法院出具《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的活動。
上述兩類調查既有聯系又有所區別。一是調查主體，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為縣（市、區）司法行政機關，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調查主體也可以是公檢法本身；二是調查對象，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的雛形是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而后延伸至非監禁刑被告人，即審前社會調查的對象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可能判處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等非監禁刑的成年被告人，兩類互有交叉（見圖1）；三是調查內容，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側重于家庭情況、成長經歷、犯罪前生活狀況、犯罪原因、監護措施等情況，對于成年可能判處非監禁刑的被告人，則主要側重是否適用社區矯正。
二、長樂法院審前社會調查制度運行現狀
（一）2010-2013年審前社會調查適用人數與適用率的總體情況
2010年-2013年6月，長樂法院（筆者所在單位，以下簡稱“我院”）共對845名被告人進行了審前社會調查，占犯罪總人數的30.24%。其中2010年適用審前社會調查人數為175人，所占犯罪總人數的比率為26.76%；2011年適用審前社會調查人數為224人，所占犯罪總人數的比率為27.72%；2012年適用審前社會調查人數為288人，所占犯罪總人數的比率為33.1%；2013年適用審前社會調查人數為158人，所占犯罪總人數的比率為34.2%。如圖2所示，我院在2010年-2013年6月間，適用審前社會調查人數及適用比率均逐年上升。
而從2012年始，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審前社會調查力求全覆蓋，至2013年，我院實現對未成年被告人審前社會調查率100%。通過審前社會調查進一步核實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并獲取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背景與其他量刑考量情節，從而提高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刑罰的準確性。
（二）審前社會調查被告人戶籍及受委托司法機關地區分布情況
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與被調查人的戶籍有著極大關聯。在進行審前社會調查時，司法行政機關多以戶籍地為標準考慮是否接收進行審前社會調查（如表1）。本地戶籍人員大多能在長樂市進行審前社會調查，并在適用非監禁刑時在本地進行社區矯正，而外地人口即使經常居住地在長樂市，也無法在本地進行審前社會調查，更無法被本地司法行政機關接收進行社區矯正。
（三）適用審前社會調查案件案由分布情況
案由分布廣，以我院2012-2013年受理案件為例，共涉及故意傷害、交通肇事、危險駕駛、盜竊、搶劫、搶奪、詐騙、傳播物品、販賣、放火、綁架、組織、等16個案由。但同時，案由又體現出相對集中的特征，依然集中在盜竊等侵財型、故意傷害、交通肇事這三類案由（如圖3）。一是該部分案由在我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大、基數大；二是該部分案由的自身特殊性，如故意傷害案件所造成的傷情多為輕傷，在審理過程中大多數能與被害人達成協議，獲取被害人諒解。交通肇事案件因其為過失引發的犯罪，案發后也多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侵財型案件所涉及金額較小，法定刑較輕，適用非監禁刑的比例較大。
（四）審前社會調查案件適用程序情況
2012年我院審前社會調查案件適用程序中，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分別占進行審前社會調查案件的40%、60%；2013年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分別占進行審前社會調查案件41.38%、58.62%。
（五）審前社會調查委托、反饋及采信情況
若以我院委托本地與外地司法行政機關進行審前社會調查的委托率100%來計，2012年司法行政機關形成調查評估意見書回復給法院的反饋率為88.37%，而對最后是否適用社區矯正，意見采信率為80.15%；2013年反饋率為75%，采信率為67.5%。從委托到反饋再到采信這一流程中，比例逐漸減少。委托后無法反饋比例相對較大，外地無法回復的較本地比例大。另外，反饋后采信率較高。
三、審前社會調查制度運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審前社會調查制度通過三年多的實踐，審判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都進行了廣泛而多層次的探索，在運行中凸顯了以下問題：
（一）制度層面的問題
審前社會調查立法相對落后，甚至落后于我國審前社會調查的實踐。有法可依是法律運行的基礎，但目前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審前社會調查僅有原則性的法律規定，缺乏配套的制度設計；而對擬適用非監禁刑成年被告人進行審前社會調查的則只有部門規定，尚未全面納入法律層面，使得該制度在適用中缺乏強有力的保障。一是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及最高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76條雖然有對未成年人進行審前社會調查的相關規定，但其只有原則性規定，缺乏具體性，既沒有審前社會調查的程序規定，也沒有對調查評估意見書性質的規定及如何適用等的具體規定。二是對于非監禁刑適用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的相關規定依托仍在兩院兩部《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和2012年關于《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以及省市地區自行擬定的相關規定。
（二）技術操作層面的問題
1.審理期限與調查時間的沖突
基層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適用簡易程序的情況較為普遍。依刑訴法規定，簡易程序的結案時間為20日內，對被告人可能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長至一個半月。而根據《福建省社區矯正實施細則（試行）》規定，審前社會調查的時限為10天，雖然規定中第18條表明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調查評估時間相應減少，但首先該情況下獲取的調查結論可能因為時間限制流于形式，其次實踐中常有因調查情況復雜或外地人口需要郵寄至戶籍地進行調查的情形，其所需時間更長。若因審限限制，導致對外地人員適用非監禁刑限制較大，顯然對外口當事人不公平；另則公正與效率無法兼顧，審前社會調查的適用體現了公正，而審限的限制則與效率相掛鉤。在顧及公正的情況下可能影響到當庭裁判率甚至是結案率。在我院實踐中，因調查時間與審理期限沖突而造成在案件判決前無回復的約占無法反饋總數的40%。
2.外地人口審前社會調查的委托困境
作為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我院轄區外口較多，反映在刑事案件中，外口犯罪所占比例較大。2012-2013年，我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外地人口占總人數63.76%。外地人口因其戶籍地與經常居住地的不一致，造成戶籍地司法行政機關因其長期不在轄區居住無法進行實質性審前社會調查，而經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機關又因其經常居住地難以確定和證明，以屬外地人員，流動性較大拒絕進行審前社會調查，出現兩地司法行政機關互相推諉、法院無所適從的情況。另外，從時間上來說，外地人口如若發回其戶籍地進行審前社會調查，就常發生與審理期限相沖突而無法獲得最終結論的情況，可能造成對外地人口適用非監禁刑的比例較本地人口低。從程序上來說，根據《福建省社區矯正實施細則（試行）》第24.條規定，在認定經常居住地時需要暫住證、村委會證明或租房協議等方可進行審前社會調查。但在司法實踐中，外地人員由于“熟人社會”條件的限制，取得村委會證明的難度較大；或是由于缺乏相關法律知識，未能及時辦理暫住證；或是由于流動性大及生活條件限制，無法簽訂長期租房協議。以上種種都將限制經常居住地的認定，從而無法在經常居住地對外地人口進行審前社會調查。
案例1：2012年5月，我院審理了被告人張某某故意傷害一案。1994年3月出生的張某某，戶籍地為福建省霞浦縣，因其父母先后出國，其輟學后于2009年開始住在長樂潭頭的阿姨家，并在金峰上班。為此，決定在經常居住地進行調查，因被告人張某某居住多年卻未曾辦理過暫住證，亦無法得到其所在村委會證明，故我院向長樂市司法局出具了一份“關于被告人張某某故意傷害一案委托審前社會調查的說明”，并提交相關材料委托調查。潭頭司法所通過走訪，卻出具了一份無法對被告人作出詳細的審前調查的說明報告，并將材料退還至市司法局。后我院只能深入其經常居住地自行開展調查，通過走訪村委，對其住所地鄰居制作調查筆錄，并向被告人打工店的老板了解其情況，最終獲得調查結論。這一過程歷時一個月多。其調查操作困難性可見一般。
3.審前社會調查報告的定性模糊
新刑訴法及司法解釋和兩院兩部的意見及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等對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報告）的性質沒有明確規定。審前社會調查結論的屬性為何仍有待確認，理論界與實務界均對該結論是否需要進行庭審質證有著不同觀點，因此各地做法不同。2012年，長樂市司法行政部門審前社會調查形成文書的名稱由“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變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但名稱的轉變仍無法明確審前社會調查結論的性質。一種觀點認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應當作為證據中的鑒定意見或證人證言進行質證。另一種觀點認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不屬于刑訴法規定的證據類型，僅作為一種參考，因此不需要進行庭審質證。為此，對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的定性仍在模糊階段，因此造成對審前社會調查制度適用的可有可無，無法發揮其作用。
4.審前社會調查報告的效力糾結
審前社會調查為法院正確適用非監禁刑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在獲取未成年人準確信息方面也有著重要價值，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審前社會調查機關與審判機關對調查報告（意見書）效力問題的不同看法。調查機關普遍認為，若調查結論為適用非監禁刑就可以判處非監禁刑，若結論認為不適用非監禁刑就不能判處非監禁刑，否則不予接收進行社區矯正；審判機關則認為以上做法危害司法獨立性，但簡單地不予認同，無助于被判處非監禁刑的被告人落實社區矯正措施，也不利于判決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案例2：2013年4月，我院受理了被告人周某與毛某（女）罪一案。兩被告人系夫妻關系，戶籍地均為貴州省惠水縣。經審查，被告人毛某在本案中起輔助作用，且其案發后認罪態度好，鑒于被告人毛某尚需撫養兩個未成年子女，家中還有兩老人，其作為家中唯一的勞動力，綜合考量案件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社會危害程度，有可能對被告人毛某適用非監禁刑。因被告人毛某及其家中老人與子女均長期在長樂工作、生活，我院決定委托長樂市司法局進行審前社會調查，并提交了審前社會委托函、起訴書副本、村委會證明、租房證明等材料，司法局對毛某進行了調查評估后認為鑒于被告人毛某屬外地人口，總體情況不穩定，同時所在村委會認為若其實施社區矯正對周圍可能會造成不良影響，不同意在本轄區實施社區矯正，故司法局認為被告人毛某適用社區矯正的風險度為高，不適用社區矯正。法院經過審理后對被告人毛某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在執行階段，考慮到被告人毛某的特殊家庭情況，我院積極與司法局進行溝通，建議接收被告人毛某在經常居住地進行社區矯正，但司法局以風險高為由拒絕接收。我院只能將執行材料重新寄至被告人戶籍所在地，并告知被告人回戶籍所在地進行社區矯正。從具體情況看來，該做法無法做到最優適用社區矯正，不能根據被告人自身情況選擇最適合、有利于被告人的社區矯正方案，從另一方面來說或將造成社區矯正措施的無法落實。
四、審前社會調查制度完善構想
（一）構建立法體系，夯實理論基礎
1.構建統一又區分的立法體系。統一，即要有一個統領性法律對審前社會調查進行全國性規范，實現審前社會調查制度法律適用的一體化。區分，即要以對象與地區進行區分性立法。從對象上分析，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群體，在實踐中越來越重視對未成年人的審前社會調查，因此要將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進行區分，在未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中加入對未成年人家庭情況及其個人信息的調查內容，建立具有特色的針對未成年人的審前社會調查。對未成年人適用審前社會調查的委托函應當區別于擬適用非監禁刑被告人審前社會調查委托函，相應的調查報告內容也應有所區別，要增加對被告人家庭情況的詳細資料及教育情況等內容。在刑罰個別化原則的指引下，實現刑罰的個別教育、感化作用。從地區上分析，關于審前社會調查的立法的具體實施可以地區特色為參考，構建適合于各省具體情況的立法體系。
2.實行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審前社會調查全覆蓋為更好地兼顧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及社會各方的利益，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應以恢復性司法模式為主、懲罰式司法模式為輔的組合設計。審前社會調查制度同時兼顧了被告人、被害人以及社會其他各方（如村委會）等的利益，根據未成年人相關法律規定，對未成年人的立法方針以“教育、挽救、感化”為主，因此立法時應當加強對未成年人的審前社會調查，在表述時將未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的適用由“可以”改為“應當”。從立法上保障對未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100%適用率，以支撐未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實踐，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
（二）完善調查流程，協調相關制度
1.前置調查啟動時間，改變調查啟動部門。公安機關較法院與檢察機關有著天然的偵查優勢，在偵查案件的同時更易獲取與被告人相關的各項信息。在實踐中常有偵查階段法定人或親屬均參與調查，但到審理階段無法聯系法定人或親屬的情況。為此，應當將審前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前置，建立以公安機關為主，法院、檢察機關為輔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見圖4）。這樣既能有效解決調查時間較長與審理期限緊張之間的沖突，又能保障調查報告的質量，從而與檢察機關的附條件不起訴等制度相協調，發揮社會調查的最大作用。
2.建立本地與外地司法局間直接委托關系。公檢法部門審查擬適用審前社會調查的外口人員后委托經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機關進行調查，本地司法行政機關若無法獲取準確調查結果，就可直接委托戶籍地司法行政機關進行調查，節省返回法院后法院另行委托的時間。這一程序善既有利于保護外口人員的適用非監禁刑的公正性，也有利于調查結論的準確性與及時性。
3.明確調查意見性質，發揮量刑輔助功能。從證據的概念上來看，審前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因此不能作為證據；從報告的形成方式來看，意見書摻雜著調查人員與參與調查人員極大的主觀性，在實踐中較大成分存在因調查人員與被調查人員家屬之間的人情關系，換取法院判處非監禁刑的可能。為防止造成調查人員權力尋租現象，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也不適宜作為與案件相關的證據。在立法中，應當明確其“參考”性質，充分肯定其在適用刑罰上的“酌定”作用。
（三）借鑒域外經驗的理想社會調查模式
【關鍵詞】出租方；承租方；自有住房；自住需求
1、引言
自從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住房改革也不斷的進行，相對于蓬勃發展的住房銷售市場而言，租賃市場似乎被忽視。雖然近幾年來，政府大力建設廉租房與公租房，但由于保障體系本身不完善、覆蓋率低，市場的供需主體為一個個獨立的家庭與個人。同時，政府政策導向與稅收問題，導致企業從事租賃市場的經營成本高利潤率低，企業的參與度低，住房租賃和銷售的市場結構失衡，租賃市場均衡受制于新增商品房的成交量與自主需求。房價的上漲、租售比的不合理進一步減少了可供租賃的住房，引發空置率高和承租方租房成本高等系列問題，阻礙的住房租賃市場的更好更完善的發展。本文從自由住房的角度，剖析租賃市場的現狀。
2、自有住房及相關概念
居住需求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自有住房是指居民自己擁有的房屋，可供自己居住、向他人租賃或者投資出售。而住房自有率是國際上考察居民的常用指標，指居住在自己擁有產權住房的家庭占整個社會的家庭比例，計算公式為：
住房自有率=（居住擁有產權的住房家庭數/全部住房家庭戶數）*100%
2012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就指出中國的住房自有率高達89.68%，從這個數據可以發現購房時居民的首選，居民傾向于獲得擁有自己產權的房屋，側面說明中國的住房租賃市場不夠成熟，不能優化房地產市場的結構。住房自有率在統計學上與經濟發展水平是負相關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3%，歐美發達國家為60%左右，反映我國經濟自由化程度不高，人力資源流動受到阻礙，城市化程度低。該報告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最低，這個四個城市在整個中國屬于發達城市，城市化程度高，經濟發展水平高。這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土地價格水平高，人才需求量大，因此住房租賃市場存在發展的動力；相對農村而言，農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租賃者少，并且流動意愿不大，住房自主率非常高。因此，住房自有率反映著租賃市場的發展程度。中國人口基數大，不能滿足所有的購房需求，要建立多元化的房屋供給系統。透過高的住房自有率，分析具體擁有住房居民的房屋占有結構，根據《中國居住小康指數》得出調查人群住房數量分布如表1所示。
從圖表的數據擁有住房的居民比例占到78.6%，略低于公布的住房自有率89.6%，因為兩者選取的樣本不同，表一的數據不一家庭為考察單位，并且受訪者不涵蓋農村人口。多套住房擁有率為13.3%，即擁有產權大于1套住房的人數比例為13.3%。
假設居民需要一套房屋來滿足自住需求，剩余的住房全部用來租賃。根據表上數據可以得出租賃市場的供需比為0.74：1，反映市場的房源能夠大致滿足租賃的需求。根據此數據對于租賃市場，多套房產擁有率越高，供需比越均衡更利于租賃市場，但是假設前提是剩余住房用來租賃，實際上剩余住房分為出租、出售以及臨時自住等用途，并且空置率高沒有成為租房市場的房源。以2012年北京市為例，通過人口調查分析得到表2：
根據表2顯示，多套住房占有率高并沒有激活租賃市場，證明了住房自有率高，多套住房居民占有率高的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構失衡，租賃市場發展不匹配。住房空置率是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3、高住房自有率和住房空置率的研究分析
住房自有率與經濟負相關，中國經濟雖然在不斷的發展，但是較于發達國家水平還是比較低，同時勞動力流動率低，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低，城市化進程不高，并且文化習慣及社會結構的影響，居民傾向于購房等種種因素造成中國住房自有率高的情況。
住房產生價值有兩種形式：出售與租賃。出售價格是對房屋一次性消耗的市場出價，體現是住房的商品價值屬性，衡量了一定時期住房的需求關系；租賃價格是住房的使用價格。兩者的區別在于：住房價值的回收形式與時間不同。出售是即期的資本利得，租賃是持續的現金流，但兩者都是對同一商品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住房擁有者選擇出售還是租賃，空置高低一定程度受到租售比機制的影響。
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的月租金與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積的房價之比。國際上通過這個概念衡量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的運行情況，標準通常為1：300 1：200，比值越高說明投資房產的價值越大，出租房屋的數量越多。租售比無論是高于1∶200還是低于1∶160，均表明房產價格偏離理性真實的房產價值。以歷年北京租售比為例，2005年租售比為1：335，2008年突破1：400，在2010年達到1：600，從側面反映了租賃市場和出售市場的背離。房租收益過低與房價的巨大差異正是造成空置房高達30%的原因。從經濟學角度，合理的住房租售比是住房的壽命期滿，購房需求的貨幣價值等于租房獲得全部貨幣價值。不斷下降的租售比反映住宅市場的投資投機氛圍加劇，租賃市場被架空，房地產泡沫加重。住房租賃前期需要投入，很多剩余住房是未裝修的毛坯房。此外，租金面臨違約風險，法律保護不完善，維護花費精力，租賃時間的增加因承租方的道德風險損壞住房的可能性加大，降低了房屋的價值。相對租賃而言，空置房屋不存在任何成本，不需要投入，日益增長的房價，使得增值的收益遠遠大于租賃。住房持有人的選擇進一步降低租售比，低的租售比又促進住房空置，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租賃市場的發展。
4、租賃成本
除了空置率高，以自有住房為主的租賃市場加重了租賃成本。租賃市場供需雙方主要是單獨個的出租方與承租方。政策導向和收益成本，以及巨大的租售比，企業從事房屋租賃獲得利潤不足于驅使其推動整個租賃市場。作為單個出租方的租賃成本為居住條件的投入、維護成本、稅費和時間成本以及承租方的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居住條件的投入是指將預備租賃的住房改善成適合租賃條件的花費。房屋質量和居住條件是承租方考慮的重要因素，決定了租金的高低和出租方的收益。維護成本是指租賃過程中，保持居住條件的花費。稅費是租金中應繳的稅額，這部分一般出租方轉嫁給承租方。時間成本是租金收益與房屋價值下降的差值。承租方的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主要是承租方違背租約和損壞房屋的可能性。由于承租方是單體的個人，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發生后，出租方要自己承擔損失，導致租約合同主要傾向于出租方，采取押金策略降低風險，因此通常存在霸王條款。個體的存在使租賃市場無法完全市場化，出租方可以通過提高租金的方式，將風險轉嫁到承租方，加劇的供需市場的失衡。
對于承租方，由于市場參與的主體是一個一個單獨的個體，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租房信息收集成本高。雖然企業不直接進入租賃市場，卻開辦中介業務，表面上降低了搜尋成本，但實際上通過中介費用變相提高了租金。同時，近些年來，住房租賃中介通過信息獲取優勢，壟斷了租房信息，切斷了出租方與承租方的關系，蓄意通過提高租金獲取高額的差價利潤，也攪亂了整個租賃市場。房價居高不下，承租方面臨很大的違約風險，出租方隨時終止合約出售住房。承租方又面臨著搬遷成本和再一次的搜尋成本，租賃成本的加大促使承租方選擇購房。
5、結語
本文通過對自有住房分析我國住房租賃市場，住房自有率高并不代表我國租房需求不高，反而說明我國經濟結構不平衡和發展水平不高，住房結構體系需要優化。高的住房空置率影響了租房房源的供給，加劇了租售比的背離。租賃市場的單體性，不能通過法律手段消除租賃成本。即使完善的法律面前，高昂的監管成本也無法覆蓋所有參與者。政府除了大力開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設，還要注意引導租賃市場的市場化發展，將購房需求引流到租賃市場，從而達到合理的租售比，進一步是銷售和租賃兩個市場平衡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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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冉艷生活在一個自己也沒法解釋的悖論里。她一家人在東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張床。她選擇這種生活，是要在農村老家建一座空巢。
面對這個悖論的不只她一人。青年學者呂途調查發現，戶籍制約下，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中的許多人有一個共同選擇：供血農村蓋空巢。
冉艷的打工是由房子推動的。2004年，丈夫打工的煤礦倒閉。“他1994年就在煤礦，干了近11年。”同年，他們咬牙在村里買了房子。房款兩萬多元，裝修花了1.6萬，不少錢是借的。她買的是同村人剛建好的房子。“房建好后，房主因為欠債，就出去打工了，把房子賣給了我們。”
為還欠款，冉艷一家三口也踏上原房主的路――離家打工。
46歲的丈夫念過4年書，打工一個月掙1300多元。冉艷在出租房樓道里做手工。“我身體不好，當年生孩子落下的病，坐久站久都不行。”冉艷解釋她沒有進廠做工的原因。“我現在做手工掙不了多少錢，做手機上面的掛件，一天做2000個，才掙14元，一個月大約能掙五六百元。”
從江蘇到廣東，這些年來，冉艷家里的房子一直閑著。
“他們在城里工作，盤桓于局促的居室，勞動汗水換來的工資絕大多數都用在了老家蓋房子上。”呂途說。她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統計了包括冉艷在內的在東莞打工、老家在重慶奉節縣農村的新工人買房和蓋房情況，全部8名新工人中，6名在鎮上買了房子，兩名在村里買了房或者建房。這8人出來打工時間最短的也已超過10年。
在四川鄰水縣柑子鎮斑竹村，呂途依舊有所發現。這里的房子造價在幾萬元到幾十萬元間，但主人都不在家，很多人為此花光了一生積蓄。
56歲的老朱就在其中。他一家人都在廣州打工，包括老兩口、女兒、兩個兒子和兒媳婦。2009年，老朱辭工回斑竹村，用3個多月，雇10多名工人，花17萬元蓋起一棟4層小樓。“打工掙的錢全花完了。”但老朱認為值得，“這里家家戶戶都這樣，打工的錢基本上都花在建房上了。”
老朱還打算出去打工，兒女們暫時不回來，小樓即將淪為空巢。
實在不行就回老家
同村的林婆婆家也是4層樓，連廁所裝修得都很豪華。400多平米的小樓只有林婆婆和10歲的小孫女居住，兒女都在外面打工。“這房子花了20多萬，兒子打工的錢都花這上面了，還欠了幾萬元債。”林婆婆說。
調查中，呂途覺得奇怪，“他們建房子，又不住，到底為什么？”
她發現，冉艷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難熬時會安慰自己：“等掙夠了錢，就可以回老家了。”據全總2010年抽樣調查數據，新工人占整個打工者群體人數的60.9%，他們已成功取代第一代打工者，成為大多數。但對未來，回老家仍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選擇。他們真的會回去嗎？
調查發現，回老家恐怕真的是新工人無路可走的選擇。2009年，北京工友之家在《打工者居住現狀和未來發展調查報告》中問，“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辦”。竟有65.1%的新工人選擇“回老家”。
[關鍵詞] 南京市；保障房建設現狀；分析；建議
[中圖分類號] F299.21 [文獻標識碼] A
一、前言
保障性住房是與商品房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為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標準、限定價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構成。我國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進一步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的發展。
二、保障房的發展歷程
南京市政府緊跟國家政策，根據中央要求、部署，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先后頒布并實施了更細化的規章制度：《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實施細則》、《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實施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等。根據這些規定，初步建立起住房保障體系，并解決了少部分人的住房問題，效果初顯，給民眾帶來希望。尤其是在2007年后，保障房建設工程上升為國家重點計劃，南京市進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
2008年，南京收購4000套商品房用作保障房。
2009年，南京計劃實施邁皋橋創業園、岱山、花崗、江寧上坊四大保障房片區建設，并開始做項目前期準備。
2010年，南京啟動四大地塊1000萬平方米保障房建設，并確保2012年竣工。
十二五期間，南京市將再啟動丁家莊二期等6個保障房建設新項目，總建筑規模約1000萬平方米共29萬套，爭取在2014年完成，力爭解決100萬人的住房困難。大體上要把占城市人口20%的家庭納入到住房保障范圍，切實改善住房困難群眾的居住條件。
三、南京市保障房調查內容及結果
（一）南京市保障房概況
四大保障房片區總共建設8.2萬套，各類保障房所占比例大致為：經濟適用房38.1%，公租房32.4%，廉租房22.8%，其他6.7%。
（二）民意調查
為了解南京地區居民對保障房的看法，我們策劃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內容是個人對于南京保障房重點建設對象的看法，第二部分是保障房對房價的影響，第三部分涉及保障房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在南京城區不同街邊隨機發放了總計400張問卷，根據每個問題回答的情況，平均有效問卷為36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91.75%。現將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如下：
（三）建設資源的獲取
保障房建設資源需求量大而廣，其性質又比較特殊，因此其相關建設資源的獲取都有專門的渠道或規定，下面就最主要的兩方面做簡要調查報告：
1.土地。國家規定與計劃：鑒于保障房有別于盈利性的商品房，為降低建設成本，保障房土地一般采用政府劃撥方式取得。“十二五”期間，國土資源部將確保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設用地供應總量的70%。并要求政府優先保障政策性住房用地供應。
實際情況：從土地供應看，土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里。一塊地，作為保障房用地的劃撥出讓價，與其作為商品房用地在市場上“拍賣”價相差巨大，地方政府顯然很難無視這樣的利益損失，同時這項工作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協調，因此供地周期比較長。少數地方政府還為完成任務，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劃撥土地用以商品房開發等。
南京市也不例外，四大片區保障房總用地為9000多畝，是通過專門成立的南京市保障房建設指揮部和保障房建設發展公司多方協調與努力得來的。而計劃待建的保障房項目規模比現在更大，土地需求更多，如何建立更為完善、合理的保障房土地供應措施還有待解決。
2.資金。國家規定與計劃：總的來說，保障房建設資金來自中央補貼和地方政府籌集的方式投入，其中又以地方政府自籌為主。劃分到具體上，不同的保障形式，實行差別化的支持政策。一是廉租房和政府投資的公租房，這是政府全包的。二是政府補貼的，包括社會機構、市場主體建設的公租房和五大類的棚戶區改造。三是完全由市場主體投資建設的，包括限價房和經濟適用房。從優惠政策的設計上，包括土地出讓金免收、十項稅收的減免政策、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費的免收政策，然后還有省級財政補助和市縣財政補助，還有政府性基金的支持，金融機構其他籌資渠道的穩定的政策支持。
實際情況：資金問題無疑是制約保障房建設最大瓶頸，盡管中央制定了相關的制度，但是要想巨額資金真正到位，卻是不易之事。南京市接到中央、江蘇省下分的建設任務后，著手資金籌集時，可謂是困難重重，財政補貼十分有限，建設進度與全國各地一樣一再延后，媒體紛紛質疑。面對這種情況，中央高度重視，繼續加大補貼額度，并且鼓勵各地方政府積極探索新的資金籌集方式。新成立的南京市保障房公司全部由國有資金注入，注冊資金10億元，相當于是政府投入了10億元組建保障房建設的平臺。此外南京市以區域新城的名義、保障房與商品房配建的方式建設保障房的思路吸引了全國社保基金會信托貸款30億元，同時其他金融機構也在積極支持保障房融資的工作，加上自有資金，南京已投入了80多億元到四大片區的建設中。
（四）保障房的建設質量管理
從調查情況看，和商品房的建設施工一樣，保障房建設也實行招投標制度，與施工單位簽訂質量保證的相關合同，實行工程質量終身負責制。并且在四大片區的保障房施工現場設立安全監督站，由專人負責保障房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因此，質量管理理論上還是很嚴格的。但是保障房建設是公益工程，盈利較少，這樣便會產生施工單位偷工減料，壓縮工期等有害保障房工程質量的行為。例如，南京岱山保障房施工地使用“瘦身”鋼筋、HDPE雙壁纏繞管及配套橡膠密封圈等不合格建材。類似問題頻頻出現，保障房質量該如何保證還有待解決。
（五）南京市保障房的申請、退出機制
保障房主要面向三類群體：新就業人群、外來務工、中低收入家庭。具體申請條件見南京市《關于進一步加強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同時政府也根據不同群體的需求情況，建議大家申請適合自己的保障房種類：中低收入的家庭適合購買經濟適用房或限價房；就業人員、外來務工人員適合申請廉租房與公租房。
綜合各類保障房，在確認自己符合條件后，大致申請流程如下：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突出問題需要考慮：
1.公平分配。盡管南京市政府部門對于保障房申請有申請條件規定，以及嚴格的審批程序，但是這個過程屬于人為操作，利益面前，違規現象難以避免。近段時間相關媒體紛紛爆出有錢人開奔馳寶馬住保障房、保障房被出租的新聞。并且從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看，政府的公平分配制度公信力偏低。而保障房是否保障了真正需要保障的人群，這還有待商榷。
2.退出機制。從房屋的所有權看：廉租房、公租房暫住者是不享有房屋所有權的；經濟適用房或限價房有房屋所有權，但不能私自買賣，只能原價賣給政府。從使用者條件看：住房保障對象經濟狀況發生變化，不再符合保障條件，或購置、租賃、繼承、受贈其他住房的，應按規定退出。這是兩項基本規定，但南京市還沒有一套完善的保障房退出機制。
我們認為，現在不光建設是重點，退出、后期監管也應同時考慮，否則有可能造成保障房難以收回的局面，難以可持續發展，保障房便失去作用。
（六）保障房的價格以及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根據《南京市保障性住房價格管理辦法》（寧政發[2010]185號）和《江蘇省物價局關于加強低收入家庭政策性保障住房價格與租金管理的意見》（蘇價服[2008]211號）有關規定，四大片區保障性住房在保持項目收支總平衡、保本微利、統一審核、統一定價的原則上，針對不同的用途和供應對象，實行差別定價，具體如下：經濟適用住房銷售價格為5200元/m2，雙困戶供應價格為4420元/m2（按建筑面積計算，以下同），項目中供應對象為雙困戶家庭的保障房保障面積內的銷售價格按項目價格的85%定價；限價房價格標準為7800元/m2；公租房價格為1600元/m2左右；簡裝廉租房月租金30元/m2左右。
南京市住建委相關人士表示，南京市計劃推出公租房租金的階梯價格，在保持低于市場租金水平70%的基礎上，還將推出更便宜的公租房。公租房租金的實施市場價格的七折之后，公租房租金水平和廉租房的租金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以一套40平方米的廉租房為例，今年調整過后的租金水平為2.5元/平方米/月，一個月只要繳納100元租金，如果是低保家庭或者特困企業的特困職工，還可以減免租金的70%，即0.75元/平方米/月，一個月只要繳納30元。相比廉租房的租金，一套40平方米的公租房租金，按照同地段市場租金七折來推算，將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南京市住建委相關人士透露，公租房租金的階梯價格將減小公租房和廉租房之間的落差。
價格上的確是比商品房少了不少，除了解決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保障房是否能夠達到它的另一目的：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的發展？
綜合市場人士、專家的觀點，可以發現，各方對保障性住房的關注力度都在增加，多數認為房地產市場未來趨勢的判斷都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建設度密不可分，原因如下：一是市場土地供應總量是固定的，用于保障房的多了，用于商品房的必然減少，建設商品房的土地減少將會影響房價；二是保障房等政策性住房占住房總量的比例很小，目前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小，但從長遠看，這對房地產產業理性有序地發展有好處。
四、有關保障房的幾點建議
（一）通過多種渠道緩解資金、土地供給不足
當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全省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競爭性領域投資的主體力量，成為江蘇省創新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鼓勵民間資本參建保障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建設資金的壓力。這就要求，市場準入標準應“一視同仁”，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具體就是要放寬行業準入，落實支持民間資本進入交通、天然氣、電信、土地整治和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政策；減少準入限制，落實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金融、市政公用事業等領域的政策；加強政策支持，落實支持民間資本拓寬醫療、教育、社會福利、文化、旅游、體育等社會事業及商貿流通、政策性住房等投資領域的政策。
事實上，地方政府手里能夠自主支配的是土地，目前對吸引開發商參建保障房的新模式探索也都集中在了土地上。政府和開發商可以考慮聯合開發，政府先劃撥比較大的一塊地下來，以較低的租賃金租給開發商聯合體，由他們共同建保障房。再按照支出的比例，政府把保障房地塊附近的地以優惠的價格出讓給開發商聯合體中的個體，供他們自主建立商住樓宇。
（二）齊抓共管，保證質量
加強對建設工程質量的監管，不僅僅強調政府的責任，也強調所有參與者的責任和義務，對保障性住房的工程質量實現“齊抓共管”的監管模式。
對于政府而言，需要完善質量監管體系的法規、制度和措施，使監管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規可循，針對在保障性住房別嚴重的偷工減料情況，制定“偷工減料必重罰”措施。打破以往工程質量階段性檢查慣例，采取日常巡查與拉網檢查相結合的辦法，實行不間斷監管，確保對所有工程每周至少巡查一遍。同時，建立建筑工程質量安全監管系統網絡圖，將建筑工程劃分責任區，落實劃片包干責任制，嚴格實行“網絡化”監管。對于建設單位而言，需要轉變監管觀念，強化自身的監管職能，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后及時向委托的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報送《工程質量監督報告》。變由第一和第二層次的被動監管為本身的主動監管，提高工程質量監管的積極性。企業要發展壯大，質量是依托的重要基礎，因此，要強化宣傳質量是生存的根本理念。同時優化自身管理，實行人性化管理；制定相應方案，預控在先。
（三）完善動態監管機制，建立公開公平的準入與退出機制
目前的收入評價體系并不完善，單純依靠個人申報、單位審核的制度并不能保證其可信度。從實行住房保障制度的國家看，保證準入資格不出偏差的基礎，是建立健全社會化的個人信用體系和住房檔案，而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部門來判定家庭的收入標準和財產標準，這應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應盡快建立個人信用制度。一是統一個人信用檔案標準，建立個人基本賬戶制度。個人信用檔案是反映個人資信狀況的信息集合，包括個人基本資料、經濟信用資料、個人的社會信息及特別記錄三個方面的內容。二是建立個人信用資信評價機構，對個人的信用程度進行評估。通過個人信用資信機構對個人申報的收入進行審核，同時，對個人及其家庭收入變動情況跟蹤調查、及時反映，并進行個人及家庭經濟信用評估。三是充分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加快電子化建設，將個人信用檔案納入計算機管理，逐步完成跨行業、跨系統、跨地區聯網運行，實現信息共享和及時溝通。四是強化誠信教育和社會輿論監督，促進信用機制的形成。建立了個人信用制度，個人收入狀況就能較為輕松的掌握，從而為住房保障準入與退出機制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應成立專門的監督管理機構，定期復核、回訪保障家庭，充分發揮居委會、街道辦事處以及社會的力量，對個人及家庭變動情況實行動態監管。
（四）嚴格控制分配，減少違規現象
1.保障基本。住房保障是政府提供的一項基本公共服務，通過提供小戶型、齊功能、質量可靠的保障房和加快推進棚戶區改造，保障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改善棚戶區群眾的居住條件，并為符合條件的新就業職工和外來務工人員提供穩定居所。
2.公正程序。準入、審核、輪候、分配、退出等方面的程序要嚴格規范，對保障房申請人、入住者的收入、住房、財產等情況全面審核、動態監測，使所有符合條件者都能公平公正地參加申請、輪候和逐步獲得保障房。完善糾錯機制，堵塞漏洞，使不符合條件者能夠及時清退。同時各類程序又要盡可能簡便，惠民便民。
3.公開過程。全面公開透明，是保障房公平分配的“試金石”，要堅持陽光操作，加大宣傳力度接受群眾、社會和媒體全方位監督，做到全過程公開。
4.對保障房申請造假實行嚴厲的處罰。一旦發現有保障房申請造假行為，申請者不僅會被取消資格，還會視情節輕重予以罰款，甚至還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實質性的追究與懲罰機制，是申請者的違法違規成本加大，從而起到了凈化市場的作用。
5.按規定退出。保障房分配以后，要實時、定期的回訪，并在一段時間后重新申報。嚴格的核準保障房對象經濟狀況，鼓勵收入改善的家庭購置商品房。對那些不再符合保障條件，或購置、租賃、繼承、受贈其他住房的，應按規定退出。對在規定期限內未退出保障性住房的，可以通過提高租金等方式實現退出。對拒不退出的，應強制執行。
（五）改善物業管理質量和水平
改善保障性住房的物業管理現狀，政府可從如下幾方面入手。一是作為帶有社會保障性質的住宅，政府應對其物業管理企業的稅收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比如：低稅率或者減免某些項目的稅收。二是由于業主的特殊性，保障性住房小區收費標準不可能大幅上調。因此，政府應在保障性住房項目設計規劃階段作出規定，為后期物業管理企業設計建造部分經營用房，以保證物業管理企業利用經營用房的收入來補貼物業管理費的不足。三是強調民主意識，在條件具備的小區成立業主委員會，建立一個與物業管理公司的溝通平臺參與小區管理，行使業主對小區應有的監督權。四是制定保障性住房物業管理的相關法規，做好在業主中宣傳和普及的工作。
五、結語
目前我國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困擾，因此，保障房的建設迫在眉睫。南京市政府和建設單位，抓緊工期進度，完善在建保障房片區配套建設、環境改善的同時，加快新一輪保障房項目規劃選址和開工建設準備，確保如期實現“十二五”保障房建設目標任務，兌現政府向全市人民做出的承諾。與此同時，不能忽視日益凸顯的資金不足、違規分配、物業管理等問題的解決，對社會的未來發展有所預期，促進保障房的可持續發展。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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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芳談
鄭州躋身“十大戀愛之都”超50％人接受租房結婚
由江蘇衛視的“2010中國人婚戀幸福感指數調查報告”公之于眾，鄭州的總體成績不錯：婚姻幸福感排名第五，戀愛幸福感位居第十，單身幸福感較差，排名第25位。
在江蘇衛視提供的“婚戀幸福體驗典型特點”中，對鄭州有著這樣的總結：鄭州在婚姻和戀愛幸福感方面排名較高，但在單身幸福感方面排名較低，說明與單身的人相比，生活在鄭州的夫妻和情侶會更為幸福，他們覺得婚姻、愛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甜蜜多過痛苦：鄭州人只要雙方感情好，經濟條件差點也無所謂；在鄭州人看來，住房狀況對婚姻質量影響較小，超過50％的人能夠接受租房結婚；能夠接受和男方父母一起居住等。
鄭州市民張女士說，和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相比，她覺得鄭州更有包容性，更易找到歸屬感，生活節奏沒那么快，壓力也不大。在鄭州談戀愛成本可高可低，可以吃幾元錢的燴面、米皮，也可以消費動輒數百上千的美酒西餐。郭女士表示：“只要彼此相愛，經濟條件差些無所謂，我們可以一起打拼。”
自2000年以來，鄭州市每年結婚人數都呈上升趨勢，2009年結婚總數達到85029對，2010年又有80679對新人“喜結連理”，這些數據也從某種程度上顯露出鄭州人對婚姻的信心。(新聞來源：大河報)
“懷舊”婚照走俏“80后”尋找紅色記憶
不穿婚紗穿軍裝，扛著老步槍拍結婚照尋找紅色記憶；老房老街上，用“陳舊、荒蕪”來體現青梅竹馬的溫馨……隨著大批中國“80后”進入適婚年齡，有意無意營造的懷舊婚照大行其道，許多年輕人直呼給力。
在西安開了一家映像工作室的攝影師林書杰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為大批顧客量身定制“懷舊”婚照，外景場地設置在鼓樓、書院門等這些有古代建筑、能勾起許多經典回憶的地方。對那些土生土長的西安人來說，這樣的地方讓他們充滿感情。
供職于鐵路部門的“80后”劉哲是聽著火車鳴笛長大的，他選擇的是去煤城銅川拍攝一組老機車婚照。黑色蒸汽機車頭、銹色的鐵軌，新人在老火車面前定格了最幸福的瞬間，也尋覓到了童年的那種天真爛漫。
西大教師張先生偏愛的是老校園的那份寧靜，他特意要求攝影師在西安的一些高校取景，上世紀50年代的圖書館、爬滿青藤的回廊、露天食堂洗碗池……他笑稱，當年就是在這樣嘈雜的環境里，讀書、打球、戀愛，一樣也沒耽誤。
一位80后新人說：“那個年代很單純，沒有如今金錢物質的硝煙彌漫，令我深深懷念，拍攝懷舊婚紗照就是要尋找那抹紅色記憶。”(新聞來源：燕趙都市報)
形形
東南商報報道。鎮海一位名叫胡潔的女士從2007年開始，自制“考勤表”，對經常凌晨兩三點鐘回家，甚至連續10多天徹夜不歸的丈夫張力實行“考勤”，記錄他每晚回家情況，這一記就是3年，從“考勤”記錄來看，張力每個月回家的日子寥寥無幾。
由于夫妻長期缺乏溝通，日前她將“考勤表”作為證據離婚。法院審理后認為，婚姻關系的存續應以夫妻感情為基礎。原告訴稱被告每天徹夜不歸，夫妻感情破裂，被告對此予以否認。而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實自己的主張，故對此法院不予采信。最終，法院判決駁回了胡潔的訴訟請求。
新京報報道，潘大爺3歲時父母去世，由于太窮困，沒有姑娘肯嫁給他，年事已高后住進敬老院。鐘老太經歷也很坎坷，20歲時由于不能生育，被夫家趕出家門。1982她被送到敬老院，在敬老院里，鐘老太認識了她的第二位丈夫楊益輝。2007年楊大爺去世后，鐘老太沉浸于喪夫之痛中，隔壁房間的潘大爺見其可憐，開始照顧她。“要是不辦結婚證，我這樣照顧她不得體啊。”潘大爺說，要名正言順地照顧她守護她，結婚，是最好的選擇。
華商報報道，漢中市從事房屋中介生意的李某，在向出租屋鄰居李豐介紹自己事業時，被鄰居“惦記”并遭綁架。為了自救，李某“配合”綁匪要求，撥通公司財務總監秦某的電話：“你給我準備100萬，打到賬戶上，公司現有50萬現金，你再和胡某要50萬。”李豐和同伙劉長露根本不知道，所謂的財務總監秦某其實是李某的妻子，胡某則是李某夫婦都認識的一位民警。意識到丈夫可能遭到不測的秦某冷靜問：“你在干什么?”“我在休息。”丈夫午休的地方只有兩個：家里和租房處。當天下午2時41分，秦某報警，并提供了丈夫可能遭綁架的地點。
當日下午2時50分，漢中市公安局漢臺分局民警趕到現場，很快將李某解救出來。
“橡皮婚姻”現象趨普遍 專家稱“婚姻物化”是主因
互動百科網關于“橡皮婚姻”的詞條中包含4種狀態，分別是雙方惜字如金、不再興奮、不再爭吵、激情偃旗息鼓。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新浪網，對2126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5.7％的受訪者表示周圍存在“橡皮婚姻”。在已婚人群中，19.8％的人承認自己的婚姻正處于“橡皮”狀態，確認自己婚姻沒問題的，占56.4％。調查中，57.6％的人認為婚后3―7年，是橡皮婚姻最容易出現的時間。
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陳曉敏認為，“婚姻物化”是橡皮婚姻出現的最大原因。“現在很多年輕人結婚，首先考慮‘條件’是否匹配，物質標準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戀愛雙方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在情感交流、性格磨合中出現矛盾時，夫妻雙方也可能通過物質來解決問題。但物質有邊際效應一一最初可能1克拉鉆石就能激起熱情，之后即使變成2克拉、3克拉，也會讓人感到索然無味。”
經歷過上山下鄉，遭遇過下崗內退，在外人眼中，像李珍這批60歲左右的人難言幸福。她對此卻不以為然，“每個月政府按時發退休工資，有個大病小災的有醫療保險撐著，孩子們工作也挺順利的。比起前20年，我們真正開始享福啦”
據西班牙《世界報》報道，科學家在對80多個國家的200多萬人進行調查后發現，中年危機困擾著40歲上下的男性，女性則在50歲左右出現危機感，這使他們的幸福感大大降低。在走出人生的這一低谷時期后，幸福感反而會逐漸上升，到了六七十歲時，人們的幸福感最強烈。
這的確是個出人意料的答案。
其實，老年人的幸福感并非是自我安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心理學家阿瑟斯通對于年長者幸福感更強的原因概括為：他們比年輕人更能控制自身情緒，記住的負面往事更少。另外，年長者的關注焦點不是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或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如何更好享受余生。
在中國，醫療保健系統完善、教育進步和預期壽命延長使中老年人生活動蕩不安的幾率大大下降，與之相關聯的幸福感自然上升。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同樣在沖擊傳統幸福評價體系的還有“房奴一族”。
2010年，江蘇衛視與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等13家媒體了歷時3個多月調查的《2009幸福指數調查報告》。來自全國城鎮、農村的15802份調查問卷顯示，針對住房問題，單位建房的群體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較少，幸福感最高。租房族似乎是最不幸福的，比單位集體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還要低。
有趣的是，有房貸的中國人反而更幸福，調查分析發現，房奴多為70、80后，這些群體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它代際，因為他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有目標，有著打拼之后擁有家園的成就感，且對未來充滿憧憬。
曾有人試圖用GDP來衡量幸福，用收入來劃分幸福階層。
這并不是個例，在接受幸福指數調查時，曾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賺到錢才能“賺”到幸福。事實上，調查人員分析說，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則是人幸福拐點。當月收入超過15000元時，幸福感不升反降。這是因為拐點之上的人群在交際、娛樂、工作等方面幸福指數會大打折扣。
而且，無論以哪種方式計算的GDP，都是名義上的數值，無法直接反映質的內涵。為了追求更大的GDP數字，不斷拆建城市，無節制地狂伐濫采亂排。數字上去了，鄰里是否更為和諧了、環境是否更健康了、國民預期壽命是否延長了、人們是否生活得更幸福了呢?
快速的GDP增長往往伴隨著環境的惡化和貧富差距的拉大。而這些都是從GDP數字上無法反映的。為了應對這些問題，相關機構和經濟學家才推出了“幸福指數”、“綠色GDP”等概念，作為GDP數據的注腳和補充。
盡管人們都認可幸福就是種心靈上的感悟。幸福與否，關鍵取決于每個人對人生的態度。但近些年來，幸福在全世界都似乎越來越稀缺。在美國，抑郁癥的患病率比上個世紀60年代高了10倍，在英國，1957年有52％的人感覺幸福，但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下降到了36％。
現實中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有好幾套豪宅，我有高薪，有愛我的伴侶，有可愛的兒女，但又如何?難道我就定幸福嗎?你問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我的青春重新來過，我希望享受另外一段愛情，或許等待我的會是荊棘風雨，但那又如何?我現在雖然可以快樂，但并不覺得幸福。
我常常在懷疑，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究竟是幸福在悄悄遠離我們，還是我們漸漸丟失了尋找幸福的敏銳嗅覺。
詹姆斯?奧本漢有句名言，笨人尋找遠處的幸福，聰明人在腳下播種幸福。
就在我們憧憬阿爾卑斯山上項的雪景和地中海面的游艇之時，殊不見身邊孩童的咿呀學語、父母的開懷大笑、工作上的點滴進步、甚至墻外在風中搖曳的爬山虎，不都是我們生活中觸手可及的幸福嗎?
韓國近年來有本暢銷書叫做《世界上的最幸福的感覺》，作者用55個極為平淡卻感人至深的小故事告訴人們：幸福不會突然叩響我們的心靈，它像暴風雨后隱約出現的彩虹樣，只有經歷了挫折、絕望和疼痛之后才會出現。愛和快樂是幸福的源泉，如果你愿意和身邊的人分享，你就會獲得整個世界，還會遇到充滿了生命熱情的為閃發光的自己。
幸福其實不遙遠，卻絕非依偎在名與利的身邊。
低儲蓄率
由研究公司TNS進行的這項調查還發現，在積蓄不足月收入的家庭主要收入者當中，62%的人使用信用卡――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不能每個月都還清欠款。
目前，香港家庭儲蓄率為27%，雖無法與內地的50%相比，但相對仍然較高――美國的家庭儲蓄率為13%。但富達國際投資總裁吳玉慈表示，香港超級富豪階層的龐大積蓄，扭曲了儲蓄率數字――多年來香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已經超過新加坡和紐約，甚至超過中國內地的總體水平。
而匯豐保險2012年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7%的受訪港人打算在未來六個月增加儲蓄，并認為失業是影響其長期儲蓄的最大因素。不過，有24%的港人聲稱“完全沒有儲蓄”，這樣的比例同樣是亞洲區內最高。
匯豐保險的這份調查還披露，有47%的港人認為，儲蓄最重要的目的是使退休生活有保障。至于儲蓄比率，調查指約占月收入的33%。
貧困人數創紀錄
日前，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有報告稱，除了儲蓄率偏低，香港工薪貧困家庭的人數也在增加，最近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香港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不斷上漲的房產價格（2008年以來上漲逾90%）引起人們對崩盤的恐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香港出現過房價泡沫破裂，導致許多家庭資不抵債。
樂施會的調查報告顯示，香港在職貧窮人士無力購買每日所需的基本營養膳食。樂施會調查了全港19個街市的食品價格，依照食物營養金字塔制作早餐及晚餐，發現6至12歲兒童平均每日需要47.5港元購買基本營養食物，成人則需要66.6港元。但在職貧窮家庭平均每人每日開支只有30元。樂施會建議政府向低收入家庭，發放每人每日15元的膳食津貼，并建議關愛基金將援助貧窮家庭小學生每月220元的膳食津貼，增加至每月380多元，并將計劃擴展至中學生。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稱，若按家庭實際收入計算，香港2011年基尼系數高達0.537。而香港統計處處長歐陽方麗表示，不能僅從基尼系數居于高位，就簡單地認為香港貧富狀況惡化，必須考慮其他因素，而香港人口持續老化，也是導致基尼系數升高的一個原因。
歐陽方麗解釋，過去十年間，香港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大幅增加48.3%，由2001年約28.6萬戶增至2011年約42.4萬戶，自然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她重申，按人口平均除稅及福利轉移后住戶每月收入編制的基尼系數，較能反映真實情況。“香港屬開放型經濟體系，收入差距本來就比依靠制造業和農業的經濟體系大。”
畸形的社會結構
長江商學院前高級研究員羅天昊認為，香港社會結構的失衡，其實早在1980年代就種下病根。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30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內地的關系，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就是表現之一。作為與權力關系最為親近的行業，香港地產行業的繁榮，萌發于1960年代，但最終修成正果，則在1980年代以后。”羅天昊表示。
在他看來，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業和貿易起家，后來發展服務業。而今天新加坡與香港的支柱產業，卻完全不一樣。目前，新加坡的支柱產業是貿易、制造業、航運業與旅游業；而香港的支柱產業是零售業、旅游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特別是對于地產行業的依賴，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羅天昊認為，同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資源更為緊張，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卻沒有房產危機――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產行業的富豪遠沒有香港多。香港卻遲遲無法建立這種住房制度。香港的地產行業異常發達，富豪云集。1990年代以后資產過10億美元的大富豪，90%以上都涉足地產行業。
關鍵詞：農民工；利益保障；戰略目標
指導老師：錢閭建老師系數學與財經學院團總支書記，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學習，獲文學碩士學位。先后在核心期刊《北方論叢》等刊物上8篇，參與重慶市級課題1項，主持校級重點課題1項，主研學校重點課題1項，其他科研課題3項。
一、 當前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農民工就業受歧視問題
農民工自身條件的限制在就業方面受歧視，這是由來已久的社會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民工就業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有改進，但仍有許多不公平的對待農民工歧視的現象存在，如農民工進城大多數從事著社會最底層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工作；農民工參加培訓的要求強烈，但受限條件多，城市工會又尚未把大部分農民工吸納進來，這也就導致了農民工技能低下，在就業時受歧視。在重慶的“山城棒棒軍”部分原因也就是因為缺乏建筑工技能，加之重慶的山地地形因而催生了農民工棒棒軍。
（二）農民工工資拖欠及工傷賠付難問題
農民工的工資就全國普遍而言較為偏低且有拖欠現象，當出現工傷時，又會出現“同命不同價”的怪相。至于工傷賠付，往往又由于農民工缺乏法律意識，多數情況下沒有與雇主簽訂用工合同或者是雇主不愿簽訂，在工傷事故發生后，農民工沒有切實的法律依據，或者有法律依據，但雇主往往想盡各種法子故意拖欠。“國務院公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僅有12.5%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用工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頒布兩年后，仍有多達66%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因此，想要避免欠薪及工傷問題需加大農民工與勞動用人單位簽訂勞動用工合同。
（三）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問題
農民工自身具有的流動性從而導致了農民工子女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一種可以隨家人進城上學，到城市上學由于戶口的問題在一些地區不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另一種是不隨父母進城那這就又造成留守兒童的問題，農民工子女在家也不能接受好的教育，有的寄宿在親戚家，有的由爺爺奶奶照料，這都會讓農民工子女體會不到父母親的關愛，造成親情的缺失。
（四）農民工的住房問題
在高房價的情況下，農民工來到城市，立足于城市，但是卻缺少合理的住房條件。城市住房質量一次次地提高，但這也似乎與農民工無關。“調查顯示城市住房質量的提高對農民工的影響很小，一方面是其自認為是城市過客與城市住房政策無關，另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沒被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制。”另一項調查也表明，在農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體宿舍，每間宿舍平均入住6.4人，人均住房面積為3.7平方米。重慶市雖然推行“棒棒公寓”，但到目前推廣的地方有限很難滿足絕大多數農民工的住房問題，而且“棒棒公寓”還給人一種歧視的感覺。
（五）農民工的戶籍問題
重慶市戶籍改革起步較早，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實行，現今又允許大中專畢業生戶籍自由轉移，這一措施可解決部分農民進城的問題。不足處在于，重慶市雖然在形式上取消了戶籍二元制，但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征地補償方面仍區別對待。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戶籍進城仍有難度。
面對我國農民工現狀、在利益保障方面的現狀及在利益保障不足方面的現狀。從總的來說，我們應該以積極的姿態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解決。在綜合考察各方利益情況下，個人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二、維護農民工利益需要采取的措施
（一）調整社會政策，加快民生建設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制度是社會當中的游戲規則或者制度是大家制定出來調解人與人關系的約束條件”。由此可見，制度本身就起著劑的作用，而人類社會的沖突多數就是利益的分配不均。馬克思說“把人與人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既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利益的關系，那么，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就應當顧全全局，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時候都要講公平，縮小各個階層間的差距，以此來保持社會的穩定。比如在住房問題上，為了實現“居者有其房”的目標，政府可以“對低收入者建立由政府和社會來解決住房問題的住房社會制度。”幫助單純依靠市場解決住房有困難的群體。
“通過以公民的社會權利為基礎，借助相關社會政策的實施，實現對社會資源的再次分配，從而縮小了差距，增加了公民的福利，縮小了社會的內在差別，從而增進公民間的平等。”在分“蛋糕”的時候要適當調整，制定出一個合理可行的政策來規范，這個政策可以稍微向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傾斜，如要求勞動單位為農民工購買“五險”、制定區域農民工最低工資標準、如需異地就業的用人單位需為農民工及其家人支付來往車旅費等。但政策的缺陷和利益的沖突在所難免，那么這就又要求政府建立利益訴求部門，及時有效的收集各方意見，以求達到社會政策最大限度的完善，同時這還給人一種負責任的感受，最終增加社會認同感。
（二）充分發揮民間和社區的輔作用
“西方學界一直認為，社會政策是與政府有關的政策，強調通過政府的有關政策，強調通過政府的供給來解決社會沖突和矛盾，為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但西方社會學家蒂特馬斯對社會政策作了重新的劃分，明確了社會政策的責任主體不僅僅是政府，還得靠其他社會組織。而非政府組織（社會組織）是連接政府與農民工的橋梁，其發揮的功效往往出人意料，如防治疾病的艾滋病協會、支援全球貧困地區醫療衛生公共服務設施和教育事業的蓋茨基金會及巴菲特慈善組織、李連杰創辦的壹基金慈善組織等，這些組織協會在幫助維護社會穩定，扶助弱勢群體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實際操作方面，由于城市工會尚未把大部分農民工納入培訓范疇，而農民工技能又低下，在就業時受歧視，針對這一現象，民間和社區可以免費為農民工提供技能培訓或者直接參與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增加其閑暇娛樂活動，在節假日開展慰問演出；組織大學生自愿者開展“一幫一”活動，輔助農民工子女的學業等。民間組織和社區往往是非盈利的自愿的，因此在幫助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弱勢群體時能更好地深入民間體會到農民工艱辛生活的真實性，其中又可避免“走過場”的惡習，民間組織和社區的資金來源于其他社會大眾的慈善捐贈，可以不受一些較為死板硬性的條文的束縛。鑒于此，在維護農民工利益方面，政府可以適當放權，做好協調引導工作，以便更好地借助民間組織和社區的力量。
（三）維護社會公正，保護農民工利益
“事物的力量往往傾向于破壞平等，因此，法律就應傾向于維護平等。”弱勢群體因其特殊的生活境遇和社會位置，在社會快速轉型期，往往表現出“經濟利益的貧苦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承受能力的脆弱性”。農民工在系列的社會壓力下往往自身又表現出自卑感，雙重原因致使農民工在社會生活中被逐漸邊緣化，這就與構建的和諧社會相違背。因此，維護社會公正、維護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同時保障社會各個群體充分享有建設成果，是執政黨和政府的責任。如在保障農民工住房問題上可以推廣聯建房、工租房和住房補貼等。“2010年重慶推行的工租房建設，開辟了內地公租房建設的先河。2008年萊蕪市農民工家庭被納入租憑住房補貼保障范圍，這些都很好地維護了社會公正。”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六大任務，也是六大惠民政策，它們包括教育工平、分配公平、保障公平、醫療公平、就業公平和參與公平。這些公平公正原則就應該著眼于農民工的基本生存權利，確保其“生存底線”，才能確保建設成果由全民共享。
（四）遵循循序漸進的一般規律
有人設想在我國建立長期社會保險制度，但“就現階段而言，建立長期社會保險制度的時機尚未成熟，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長期照料保險缺乏必要的了解，另一方面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們應立足國情漸進式推進；其次，做好思想準備；第三，做好制度準備；第四，注重相關人才的培養”。所以，社會政策的制定，要根據我國具體國情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完全照搬他國模式。我國正處于社會高速發展的轉型期，政策的制定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結語：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農民工的權益顯得相當重要。和諧社會是一種關系，離開關系就無法談和諧。“和諧不同于一般關系，它包含的是一種有序且穩定并與協調共存的理想關系。和諧社會體現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和睦、人口與自我的平衡、與自然的協調。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正是一種能充滿民主法治、體現公平正義、實現誠信友愛、展現社會活力、保障安定有序、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友好共處的社會。”和諧社會下，農民工的利益保障需要在政府責任的強化下，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社區的力量，尊重個人權益維護社會公正。同時，在政策制定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各種可能的因素，尊重國情，認清事實，不斷更進改善社會政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此來維護農民工的利益，從而真正促進社會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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