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03 13:45:47
導語：在山西文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政府層面
（一）完善文化貿易政策及制度
政府在文化貿易的發展中起著關鍵性的主導作用， 文化產業要想得到發展，必須需要政府在政策、法律法規、財政稅收上給予正確引導，以營造一個健康的發展環境。
（1）政府應加大文化貿易的財政支付轉移力度。
由財政政策乘數效應可知，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支付轉移增加能夠帶來文化產出的增加。政府可以增加對本省文化產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如補貼購買用來生產、儲存、傳播文化內容的器物工具和物質載體的硬件產品和硬件設施；也可以補貼有關文化內容和文化服務的用以藝術創造和表達工具的軟件產品。
（2）政府應加大文化貿易的金融投融資力度。
政府應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投融資體制，拓寬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渠道，積極推進文化產業的投融資體制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投融資體制，為文化產業部門加快改革發展提供金融支持。
（3）政府應加大文化貿易的宣傳力度。
山西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如根祖文華、佛教文化、晉商文化、太行文化、黃河文化以及山水邊塞文化等。政府應該加大對文化資源的宣傳，加大對山西豐富文化資源的包裝。正如俗話所說“好馬還需要配好鞍”，山西豐富的文化資源還需現代文化語境的重新闡釋，使其重煥新生。
（二）積極發展經營性文化產業、建立完整的文化產業鏈、發展文化產業集團
單一弱小企業難以應對變幻莫測的文化貿易市場，這就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在全省范圍內合理利用文化資源，建立一條完整的文化產業鏈，以支撐起一批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型文化產業集團。政府應積極統籌規劃，以形成一套完整的包括市場化投資模式、生產模式和銷售模式在內的產業運作機制，以便同類產品生產形成范圍經濟，充分發揮文化產業規模經濟的優勢。
（三）加強法制建設，保護文化產業的順利開展
文化產業發展核心是版權問題，只有尊重著作權人，保護創造力應得的價值，文化產業才能持續發展。只有立法提高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維護文化產品創作者（生產者）權益，鼓勵文化創新才不至于落空。文化產品還是一種特殊產品，一旦被大量銷售，它將給公眾帶來巨大的擴散效應。所以在文化產業中易出現“尋租”行為，其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公平競爭，所以有必要通過立法，遏制這種“尋租”行為的產生。總之，文化產業作為市場經濟中重要的產業之一，理應得到法律的保護和支持。
二、企業層面
（一）整合文化資源、實現文化產業的規模化發展
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很多大企業的形成并不是依靠資本的原始積累，而是依賴于資本運作，資源整合。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魅力，借助證券市場、期貨市場、保險市場等資本運作平臺，實現這些文化資源的整合。由邁克爾.波特的鉆石模型可得，稀缺資源若能得以充分利用，內部劣勢變成優勢，外部威脅變成機會的可能性就會加大。
（二）打造名牌產品、實施品牌戰略
山西文化要進入外國主流文化市場，必須按照文化生產傳播消費規律辦事，用名牌企業推動名牌工程，并創造和推銷名牌產品，這樣才能占領國際文化市場。比如，山西的關羽聞名海內外，為歷代統治階級、多種教派、平民百姓所崇敬。若關羽的價值能夠得以充分挖掘，其作為山西文化符號而享譽全球也是可預期的。
（三）避免“文化折扣”現象，準確定位國際市場
要用國外消費者喜聞樂見的方式，推銷我們的文化產品。中國的武術、雜技在世界上比較有名氣，我們完全可以借助這種國際上熟知的流性元素為文化載體，以成功承載出山西文化產業的發展。
（四）增強文化產業的渠道建設
在當前國際文化貿易中，貿易流量和路徑的多樣性是成正比的。一個國家對外文化貿易渠道越是多樣和廣闊，它的文化出口能力就越強。“渠道就是王道”說的就是渠道建設的重要性。因此理順國際市場主要銷售渠道，完善中介機制，形成合理銷售通道是我們做強文化產業的內在要求。
關鍵詞：陜西文化產業 ；產業升級 ；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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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陜西文化產業升級面臨的問題
陜西作為文化資源大省，文化資源豐富，文化產業具有一定的規模。為增強陜西省文化產業發展的競爭力，提高陜西文化產業的規模化和集約化水平，必須關注當前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在全國文化產業不斷升級的態勢下，陜西文化產業升級面臨著諸多制約因素。
1.文化產業集聚度不高
陜西省內區域文化產業以關中、陜北、陜南三區為劃分。在各個區域內部，又堅持了一批文化產業園區和產業基地，且初具規模。例如西安曲江新區文化旅游區，集文化旅游、休閑、娛樂等功能于一身，發展為產值較高的文化產業園區。但是陜西省內文化產業的集聚程度不高，不能充分發揮產業集聚效應。以影視基地為例，已有和在建的西安、寶雞、渭南等影視基地，具有規模小、結構單一、資源分散、品牌力度弱小的特點，沒有形成實力雄厚影視產業基地，產業集聚程度低。西安浐灞生態區是陜西省重點文化園區，發端于中國2011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的舉辦，未來的發展特色之一是文化創意產業，以生態文化和休閑文化為主題，構建文化產業新布局。打造全新的浐灞文化園區，也反映了園區規劃的困難，生態產業、金融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多元發展，不能突出體現浐灞生態園區的文化特色，也難以體現浐灞園區文化產業的集聚度和規模效應。國內很多地區在大力推動動漫產業的發展，陜西的動漫產業也分散于各個文化產業園區內，沒有形成特色鮮明、集中度高的動漫產業鏈。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創意產業園，集中了動漫產業、游戲產業的開發，雖然規模大，但是沒有形成全國性有影響力的動漫創意類產品品牌。雖然當前文化產業園區建設成就斐然，但是入選國家級文化產業基地的太少，不能起到充分挖掘陜西文化豐富資源的作用。
2.文化產業產值相對較低
陜西文化資源豐富，但是文化產業的產值相對較低，而且集中于個別城市。2011年，陜西省文化產業增加值為374.86億元，占到全省GDP的3%以上。2012年，陜西省文化產業增加值為500.4億元，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勢頭。陜西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可以從西安市文化產業的發展狀況看出。西安市文化產業增加值2009年為151.02億元，2011年文化產業增加值提高到250.7億元。2012年西安市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334.68億元，占到陜西省文化產業增加值60%以上，已經成為西安市支柱性產業。僅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自2009年以來，年均超過百億元。雖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相比較而言，北京、江蘇、浙江的文化產業增加值更高。2012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為2189.2億。2009年，江蘇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就達到1065億元。2011年，浙江省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1000億，約占全省GDP的4%左右。2012年，僅杭州市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就高達1060.7億。杭州宋城旅游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宋城”品牌，以主題公園和文化演藝為模式，2010年實現營業收入44476萬元。比較而言，陜西的文化產業規模距離沿海省份還有一定距離。陜西文化產業的增加值空間比較大，是產業升級時需要大力提高的部分。
3.文化產業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發展地區文化產業，包括新興新聞出版業、廣播影視業、特色文化藝術業等，一方面離不開政府財稅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離不開金融市場政策的支持。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近年來陸續出臺一些政策，旨在扶植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例如對動漫類軟件實行出口增值稅免征政策和營業稅減征政策。深圳市對當地文化創意產業制定了一系列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使文化創意產業享有高新技術企業的所得稅優惠。廈門市出臺了當地文化產業發展的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具體運用財政獎勵、財政補助、商業貸款貼息等方法，支持當地文化創意產業、旅游產業、傳媒產業的發展。地方政府對當地文化產業的財政投入也出現持續走高的態勢。山東省2012年對省內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財政投入達到101.75億元，占到山東省公共財政支出近2%的比例。2012年，山東省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成立，省財政投資達0.5億元。投資基金旨在鼓勵當地文化產業的成長發展，體現了財政支持和金融市場政策的雙重支持。比較而言，陜西文化產業的增加值不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場政策支持的后續力度不足，必須加大投融資渠道來源，為陜西文化產業的升級提供投融資保障。另一方面反映了對于文化新興產業的財政稅收支持力度也不充分，應當借鑒其他省份的現有經驗，在財稅政策方面提升政策扶植力度。
二、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的優勢與條件
1.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的資源空間大
陜西作為文化大省，天然地為文化產業不斷升級提供了良好的沃土。文化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包括現有已經開發的資源，也包括尚未充分挖掘的文化資源。以陜西文化旅游產業而言，其升級的空間就非常大。陜西省以寶雞為中心城市發展周文化旅游區，以咸陽市為中心城市發展秦漢文化旅游區，以西安為中心城市發展漢唐文化旅游區。周秦漢唐歷史文化極為珍貴豐富，歷史遺跡、歷史遺址、人文傳統，都體現著歷史文化資源的博大，是陜西現代文化產業升級的資源寶庫。以陜西文化創意產業而言，產業升級也有相當的空間。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大量文化創意人才的支撐，陜西作為教育大省，文化人才的儲備資源豐富。省內多所高等院校，培養專業與文化產業發展相關。隨著市場的需要，文化創新、文化管理的專門人才也會經過教育的專門培養。無論是歷史文化資源，還是現代人文資源，都是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的資源基礎。十報告將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作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提出，為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的資源優勢提供了良好的發揮空間。
2.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的集聚空間大
陜西現有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已經具備一定規模，文化產業升級發展的空間廣闊。陜西省現有國家級、省級、市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和示范基地，逐步推動發展的模塊包括動漫產業基地、紅色文化演藝基地、藝術品交易基地、影視基地和文化創意產業基地等。不同類型的文化園區和基地，在現有基礎上都具有較大的重組和發展空間。西安市的特色文化景區之一是城墻景區，體現了國內獨一無二的歷史人文特色。城墻景區已有一批旅游內容，包括南門入城儀式、唐都不夜城燈會、中秋晚會等文化節目。雖然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旅游內容，但是城墻文化旅游的內涵豐富，可以不斷提高產業集聚程度。在未來還可以和其他文化產業園區進行合作，使城墻文化旅游的內涵更加豐富多彩。現有的文化旅游園區，可以不斷拓寬其旅游、休閑的模式，不斷整合現有的文化產業資源，實現園區的集聚升級。一些正在規劃當中的產業園區，如秦文化國家遺址公園、五陵塬文化旅游區等，其未來產業集聚升級的空間也非常大。結合陜西省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的實際，不斷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程度和集約化深度，以政策帶動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的集聚升級。
三、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的政策選擇
1.以產業布局政策為突破，促進文化產業升級
文化產業布局政策是從整體和全局出發，對文化企業在地域和空間上的布局進行考量，力求使文化產業能夠高效率運作。文化產業布局優化的路徑之一，就是不斷提高產業內部的集聚程度，來推動文化產業升級。文化產業集聚度越高，越能體現陜西的文化軟實力。同一類型的文化企業，組成相同的產業群，不同類型的文化企業，構成上下游產業鏈。在地域內聯系緊密的多樣文化企業，互相競爭、又互相協作，形成一個文化產業集聚區。
陜西境內文化遺產豐富，關中、陜北和陜南具有不同的文化遺產特色，不同的城市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西安以漢唐文化遺產為特色，咸陽以秦漢文化遺產為鮮明特色。西安市文化產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布局和規模，形成了曲江文化產業園、高新文化產業園、浐灞生態園、臨潼產業園、秦嶺北麓、城墻景區等不同的文化產業布局帶。西安曲江文化旅游產業園區旨在發揮文化產業集聚的帶動力，以大雁塔北廣場、遺址公園、會展中心等為基礎，擴展了旅游、影視、會展、商業等多層次產業門類。咸陽市旨在不斷發揮秦漢文化資源遺產的特色，以五陵塬文化產業園區為依托，不斷優化產業布局，保護物質文化遺產，加大文化產業基礎設施投入，發展園區的文化旅游、田園餐飲等相關產業。通過合理的產業布局，打造秦漢文化特色品牌，促進五陵塬文化產業園區不斷升級，帶動咸陽文化產業整體發展。只有不斷整合陜西現有的文化產業園區等資源，開發潛在的文化產業資源，布局好不同的文化產業地帶，布局好文化產業帶的內部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發展不同的特色文化產業，不同的園區突出文化旅游、影視、出版、動漫等不同的產業重點，才能促進陜西文化產業良好升級發展。
2.以財稅政策為引擎，促進文化產業升級
全球已經進入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積極發展本國新興實體產業和文化產業，以彌補金融業過于膨脹帶來的隱性風險。黨的十報告指出，要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提高文化產業的規模和集約化水平。從政策層面而言，國外政府對文化產業的財稅促進政策做法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一些州政府調整了對當地文化產業的財稅政策，特別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不同的州政府出臺了不同的財稅激勵政策，包括對文化娛樂產業的減稅方案、對非營利性文化機構和教育產業的財政補貼政策等。
借鑒國外對文化產業的財稅政策，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從財政補貼政策和稅收政策層面支持陜西文化產業升級發展，尤為重要。相比較而言，國內其他省市對當地文化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強，也值得陜西省政府的借鑒。綜合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來看，陜西文化產業發展離不開財稅政策的扶持。陜西公共財政可以投資于急需的文化產業基礎設施，包括道路、通訊等部分。陜西省市各級財政補貼可以部分用于文化類新興產業的初期發展。陜西文化產業的稅收政策方面，需要貫徹國家對文化產業的稅收扶持政策。例如，對剛成立的新興文化企業，自其投產年度起免征三年到五年的企業所得稅。在財政補貼政策層面，陜西省可以采用靈活的補貼政策，支持文化產業升級。對一些品牌效益高的文化企業，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對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實施項目經費補貼措施等。對產業園區和基地的重大文化設施建設，可以實行適當的財政補貼。
3.以投融資政策為推力，促進文化產業升級
首先是針對產業升級發展的信貸政策。陜西省政府應當出臺相關信貸政策，對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發展給予信貸支持。信貸支持內容包括貸款優惠和信貸額度支持等內容。陜西省的信貸政策要配合國家貨幣政策的走向，在國家2013年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方向下，省內對新興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進行適度的銀行信貸優惠政策，可以更好的促進文化產業優化升級。信貸政策應當具備針對性。信貸傾斜要優先給予經營模式穩定的文化企業。金融信貸政策要支持企業之間的并購融資，理順上下游企業之間供應鏈融資，推進文化產業的整合升級。對于會展、演藝、動漫游戲的制作等相關設備的企業，可以支持對此類企業發放融資租賃貸款。不同類型和發展階段的文化企業、園區和基地，適合不同類型的投融資方式。需要大規模融資的文化企業和園區，適合商業銀行對文化企業提供銀團貸款的融資模式。銀團貸款模式可以加強商業銀行之間的協作，降低單個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是可以探索的模式之一。處于發展初期的文化企業和園區，產業集中度偏低，適合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對文化企業提供聯保聯貸的融資模式。這種模式也可以提高金融機構投資的安全性。
信貸政策支持陜西省文化產業發展，應當尤其重視文化類民營企業的發展。省內民營文化企業，存在規模小、競爭力弱的問題。制約省內民營文化企業發展的問題之一，就是企業融資困難問題。這個問題和其他類型的中小企業一樣，融資難制約著企業的擴大生產。只有重視對省內民營中小型文化企業的信貸優惠政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棘手問題。只有培養一批有品牌競爭力、在全國范圍內有影響力的民營文化企業，才能推動陜西文化產業不斷升級。
其次是針對文化產業升級發展所需的資本市場政策。資本市場作為現代高效便捷的投融資市場，涵蓋了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等多種市場。新興文化產業如果能得到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會彌補貨幣市場融資短缺的不足。陜西省應當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提高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的直接融資規模。陜西省政府可以出臺相關激勵性文件，引導省內文化類企業進入國內主板市場，引導省內文化類企業運用公開增發、定向增發等多種再融資方式實施并購重組。陜西省政府要激勵省內金融機構進行適度金融創新，發展文化類金融衍生品，主要包含文化期貨、文化期權和文化金融互換三種類型。資本市場健全與否，影響到區域文化產業的升級發展。資本融資渠道的健全與否，也制約著文化產業的升級發展。風險投資的特點是高風險與高潛在收益并存。陜西省應當鼓勵風險投資進入文化產業領域。陜西省應出臺有利于文化產業發展的相關風險投資政策，為風險投資的運作和退出提供保證。支持、引導文化企業拓寬融資渠道，逐步形成多元化肉融資機制，才能更好的保障文化產業不斷升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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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歷史文化保護區；更新；人口問題
目前，北京舊城內有3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總占地面積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約30余萬人．由于歷史的原因，保護區內危房多，設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條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護區更新的難題最突出的是人口問題．保護區內多數房屋面積狹小，基礎設施陳舊，私搭亂建嚴重，存在著大量的結構隱患和消防問題，此外，保護區內產權方式復雜，有公產、私產、軍產、集體、宗教等多種產權形式，這種現象阻礙了單位個人購房、修房的積極性．這些都與保護區內人口密度過大、人口構成不合理等因素有關．因此，解決人口問題是保護區更新的關鍵．人口問題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結構調整等方面，以及應采取的方法和步驟．妥善解決保護區人口問題關系到加快保護區更新的進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環境，同時對于調整城市功能、實現總體規劃目標、建構和諧社會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國內外相關經驗
1．1關于吸引資金的經濟優惠政策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對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采用了多種經濟優惠政策．在美國，利用開發權轉移的方式進行更新，即開發商在歷史街區所建項目的虧損，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項目予以補償．在德國，舊城更新項目依據《特別城市更新法》獲得政府資助，更新中無盈利開支費用60％由州政府負擔，40％由地方政府負擔．在日本，1968年設立了日本觀光資源保護財團，基金經審批后可用于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
1．2關于居民自助參與1日城更新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被稱為“社區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參與對居住區進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參與是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的重要環節．法國地方議會確立保護區后要進行三項重要工作：發表公告、公眾調查、公眾投票表決．日本民間成立了，通過調查向行政當局反映民意。為政策決策提供依據．美國社區保護遍及各州，基層社區和居民積極參與保護活動以達到改善居住狀況，爭取環境公平與提高社區品質的目的．
1．3關于人口外遷
日本東京周邊地價較低，人們為了更經濟，紛紛遷居到城市外圍，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減輕了市區拆遷的壓力，這是東京舊城風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調整城市結構，在外圍建設11個組團疏散市中心過于密集的人口；蘇州古城區1986年開始在古城的西面和東面開辟新區，經過近l0年努力。蘇州古城人口已減少了10萬人．這些方法都要依賴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舊城四城區保護區更新實踐
近年來北京舊城四城區在探索保護區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對策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現將典型個例簡述如下：
2．1東城區
東城區以交道口“微循環”改造為試點，該地區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個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個．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會投資人，群眾自愿，街道組織，產權人實施”的方式，對50多個院落進行了改造．在危改過程中，社會穩定，“微循環”漸進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評．
在資金來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會投資人，包括開發商、私有企業等．區政府搭建平臺。提供相關服務，解決可能遇到的問題，吸引社會資金．在決定哪個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眾自愿”的原則．居民的安置以貨幣補償為主，也有定向提供經濟適用房、購買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組織”主要體現在街道辦事處入戶進行摸底調查。了解不愿搬遷的居民的訴求，進行協商，爭取做到全院同意．在產權方面，微循環改造的起步階段的對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戶，但私房院落、單位自管房經產權人(單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請．可以通過“招、拍、掛”等方式對產權進行公開拍賣，完成產權轉換，可以吸引更多資金，形成良性循環．
2．2西城區
西城區保護區更新以什剎海煙袋斜街為試點，該地區現有居住院落140個，950戶，總建筑面積5．7萬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戶，建筑面積0．48萬平方米；公房753戶，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5～10平方米居多．對于保護區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勵外遷的政策。用貨幣補償、異地安置的方法．外遷居民貨幣補償參照文市政府87號文執行，外遷居民需要異地安置的，安排購買經濟適用房。
對困難戶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實保護和修繕責任，愿意留住的現住房人，必須接受保護和修繕規劃的要求。按保護和修繕原則進行保護修繕，獨院落私房產權人應根據保護規劃要求，拆除院內違法建設，按規定進行房屋修繕或更新，非獨立院落私房產權人應當服從整體院落的保護更新要求參與保護與更新，私房產權人如修繕資金不足，可申請協助辦理銀行貸款．
煙袋斜街地區保護更新的成功經驗是以深入調研為基礎，更新速度快、風貌保護得好．
2．3崇文區
崇文區前門地區危改試點已實施三年，目前仍處在外遷人口階段．該地區占地105公頃，現有居民20417戶，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萬人／平方千米．前門地區人口稠密，房屋危舊，文保單位多．針對這些問題，該地區在危改過程中提出了“人房分離”的模式，即采用貨幣補償的方法，將保護區的人口全部外遷．人口全部遷出后，以便對建筑進行認定和維修．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和辦法為：房屋拆遷補償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積+重置成新價，k=1。3(容積率修正系數)；建筑面積=使用面積乘1．33；居民在獎勵期內搬遷可獎勵5．5萬元；簽訂協議后在三環至四環購買住房的給予一萬元獎勵，在四環至五環購買住房的給予二萬元獎勵，在五環以外購買住房的給予3萬元獎勵；對于外遷居民，全市7個經濟適用房項目可提供定向供應．
崇文區“人戶分離”成功的方面在于調整了城市用地性質，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區
目前宣武區正重點進行大柵欄地區的改造，大柵欄改造建設項目是2008年奧運人文項目和北京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該地區占地79公頃，居民約4萬人，2003年12月8日，大柵欄改造建設項目正式啟動．現已完成了一期月亮灣地區環境整治工程，該項目占地2．2公頃，需拆遷居民107戶、單位40家，預計總投資約3億元，其中拆遷費用約2．2億元(居民拆遷費0．3億元，單位拆遷費1．9億元)，目前，區政府已投入8500萬元，居民拆遷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資，是危改工作順利完成的關鍵．
3存在的問題
根據各區的情況，保護區外遷人口面臨著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1)速度慢．保護區絕大多數居民贊成改造。但難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能夠把握的房源較少，現在有房源大多房價過高居民即使得到拆遷補償也買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遷，但又怕外遷居住生活條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學、老人就醫等問題，因此對外遷產生抗拒心理．
2)整院實施難．東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個院落內70％居民同意外遷少數居民不愿外遷而延緩整個院子改造的情況非常普遍，即使院內有一戶居民不愿外遷，整院的更新也難以實施．
3)資金緊．對保護區居民實行搬遷，重新安置需要的資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改造模式改變為政府組織動作，勢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遷補償、外遷專項住房建設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如前門、大柵欄地區居民外遷的資金缺口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4)無“法”依．由于保護區外遷人口無法律依據，對于“釘子戶”辦法不多．另外，對保護區的土地轉讓政策、拆遷補償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稅費減免政策等，還沒有完整統一和可操作的明確規定．
5)市場亂．相關政策的發展和市場發展不配套．比如在貨幣補助環節上，一些開發商出高價外遷院落居民，開發商自行決定每一戶的補償安置情況，政府部門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間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開，也得不到社會監督，容易出現補償安置標準不一的情況，導致了市場價格的混亂．
6)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問題，即原有居民的保留問題．盡管北京市也專門出臺了，制定了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單位和個人購買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經濟條件有限，很難承擔改造修繕后四合院的購買費用，所以回遷率很低，這在保持舊城傳統文化的無形資產方面很不利．
4措施與建議
4．1統籌兼顧處理好重點與一般的關系、“點”與“面”的關系
所謂“點”上的工程指以前門、大柵欄地區為代表的奧運人文項目，其范圍大，任務急，政府需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盡快外遷保護區的居民，推動保護區更新工作的順利實施．目前，其他保護區多屬于“面”上的項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環”的模式，漸進更新．在具體的措施上，應靈活對待，對于院內少數不愿外遷的居民，可集中在一個區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滿足基本居住條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慮將原有院落重新劃分，其改造的資金缺口主要由投資人補償，此項工作需政府、開發商、居民共同協商解決．見圖1、圖2．
4．2加快平房產權私有化的進程，活躍“二級市場”交易
“政府引導，社會改造”是保護區更新的長久之計，為此應理順現有平房的產權關系，推動平房產權私有化的進程，鼓勵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購買，轉讓，租賃等行為規范化、合法化，讓社會資金通暢流入．鼓勵有條件的業主修繕房屋，對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項目政府予以補貼．同時研究軍產、單位產權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劃定專項用地，建設經濟適用房
建議政府在四環周圍劃定專項用地，為保護區外遷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經濟適用房，用補償政策和較好的居住環境吸引保護區居民外遷．經濟適用房宜選擇小面積戶型以適應保護區人口外遷需要。保護區居民享受經濟適用房優先購置權，政府可對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補償，用市場經濟的杠桿引導保護區居民的外遷．
4．4配套相關法規，規范市場環節
建議政府制定保護區人口外遷的相關法規，對于影響城市重點工程的“釘子戶”，應采取有效的辦法，制定相應的法律標準，以便拆遷工作有法律支持，對于人口外遷過程中住戶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應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同時，政府應規范保護區外遷人口的補償標準，避免補償差距過大的現象，使保護區人口外遷工作順利實旌．
4．5制定優惠政策。吸引社會資金
可根據具體情況，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吸引社會資金進入保護區，緩解保護區人口外遷和房屋更新的獎金壓力．對于保護區保護與更新中非盈利項目，政府可采取優惠措施，如減免稅收、低息貸款、政府補貼、開發權轉移、區外項目優惠、保護區外土地容積率補償等措施，鼓勵社會資金參與保護區的保護與更新．
公益性文化事業（也稱公共文化服務事業）是指由政府舉辦的傳播先進文化和保障大眾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種文化機構和服務的總和，涵蓋文化政策、基礎設施、人才隊伍、技術技能、創造發明各方面內容，旨在滿足大眾的多層次、多樣化、整體性的公共利益。它與經營性文化產業相對應，主要著眼于社會效益，以非營利性為目的，為全社會提供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因此，公共文化服務事業既是商洛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商洛整個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公共文化服務事業在積累、傳承、創新和發展區域文化，落實公民文化權力和滿足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促進多樣化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商洛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在整合資源、查漏補缺上下功夫；公共文化服務機制完善必須統籌兼顧，把握重點。
1、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1）必須按照“結構合理、發展平衡、網絡健全、運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扎實實施重點文化工程，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加大眾文化體育活動等基本文化權益；要建成設施網絡覆蓋面廣、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強、資金人才技術保障有力、組織支撐和運行評估機制靈活、群眾滿意度高的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2）堅持政府主導、面向基層、不斷創新、城鄉統籌。①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公益性事業，必須把公共文化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總體發展規劃之中，以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為出發點，做好把握方向、統籌規劃、政策引導、強化扶持、有效監管等工作。②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③要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豐富公共文化產品、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真正實現文化惠民。④要堅持城鄉、區域間文化統籌發展，通過以城補鄉、示范引導和輻射帶動，把建設的重心放在基層和農村，充分利用現有設施，統籌規劃、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分步實施，著力改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形成城鄉文化協調發展的生動局面。
2、公共文化服務機制完善
（1）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健全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網絡。一是實施基層文化陣地建設工程。在加大大型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力度的同時，重點規劃與建設基層文化設施，進一步擴大公共文化設施的覆蓋面，實現“十五分鐘文化活動圈”。進一步完善文化館、圖書館空間布局，組建集圖書閱讀、廣播影視、宣傳教育、文藝演出、科技推廣、科普培訓、體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動等功能為一體的鄉鎮（街道）綜合文化站。推進村落文化活動陣地建設；把基層文化宮建設納入城市規劃。二是加大公共文化設施資源整合力度。要本著共建共享的原則，充分整合利用不同領域、不同系統文化設施，有組織地實施學校、企業等社會公共文化設施資源的開放共享，為廣大城鄉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務，建成功能結構合理、地區分布均衡、高效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務設施網絡。三是根據《國務院文化體育設施條例》的基本原則，出臺商洛公共文化設施的管理條例或辦法，加強對已建或新建的公共文化設施的管理。四是針對商洛相當部分的公共文化設施功能欠完善、活力不夠、效率較低的情況，積極探索與創新公共文化設施的服務機構，充分挖掘與發揮商洛已有的公共文化設施的功能，優化服務，提高效益。如通過采用總分館制或加盟館制、網絡圖書館和流動圖書館等多種方式，創新公共圖書館服務內容和方式，以市、縣圖書館為核心，以鄉鎮綜合文化站為紐帶，以村（社區）圖書室為基礎，以企業、學校等行業系統圖書館聯合加盟為補充，構建覆蓋全市、城鄉一體、功能完善、資源共享、管理規范、具有商洛特色的新型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
（2）進一步加強公共文化隊伍建設，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能力。首先，要著力抓好三支隊伍建設。一是公共文化單位要配足配強各類業務干部，理順用人機制，建立健全競爭、激勵、約束機制和崗位目標責任制，進一步增強公共文化服務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加強基層文化工作隊伍建設。進一步明確鄉鎮綜合文化站工作職責和主體地位，著重解決專職文化站長的配備、使用、待遇等問題，建設、培育一支專兼職相結合的社區文化員、村落文化員隊伍。三是要把文化志愿者作為公共文化工作隊伍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機制、激勵機制和培訓機制，提高文化志愿者的素質，使志愿者更好地投身于公共文化服務，積極促進文化志愿者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其次，要加大業務技能培訓力度。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人才培養培訓和繼續教育制度，以基層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人才為重點，整合資源、完善機制、創新內容、擴大規模，構建多層次、多渠道、多門類的公共文化服務人才培養培訓體系。建立健全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藝術團和鄉鎮綜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機構工作崗位規范，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要求，逐步實施職業資格管理制度。再次，要完善選拔和激勵競爭機制。制定落實選拔、任用、激勵、評價等方面的措施，吸引各類優秀人才進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發展，對做出突出貢獻的公共文化服務工作者進行表彰宣傳。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從事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注重發揮基層文化骨干、文化能人的作用，培育和發展農村業余文藝團隊、文化示范戶等，形成一支扎根基層、服務群眾的專兼職公共文化服務隊伍。
（3）進一步提供優質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公益性文化單位要充分發揮在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中的骨干作用，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進一步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博物館、烈士陵園、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要免費向社會開放，深入開展“萬場電影千場戲劇進農村”活動，繼續實現“一村一月看一場電影”和“一村一年看一到兩場戲”的目標。依托流動圖書館，擴大服務覆蓋面，有效解決農民看書難的問題，爭取到“十一五”末，全市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和社區建立起流動圖書館流通點。組織開展全市農民文化藝術節、社區文化藝術節，精心安排適合外來務工人員需求的文化活動。鼓勵和支持國家投資的影劇院每年安排一定場次，為低收入居民、外來務工人員及其他特殊群眾免費或低價演出。
（4）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一是要深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以發展為主題，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進一步推動政事分開、事企分開，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要按照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的要求，深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內部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和水平。公共文化單位要優化組織結構，整合內部資源，面向群眾、開拓市場，增加公共文化服務總量，提供更多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文化產品和優質文化服務。二是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創新。改革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方式，引入競爭機制，對重要公共文化產品、重大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動，要實行政府采購、項目補貼、定向資助、貸款貼息等，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質量，增強服務效益。創新服務方式和手段，努力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職能向社區和農村延伸。要完善管理制度，簡化審批登記程序，提高辦事效率，積極引導社會力量以興辦實體、贊助或冠名承辦活動、免費提供設施等多種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支持各類文化基金會和文化投資公司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支持民辦公益性文化機構的發展，鼓勵民間開辦博物館、圖書館等，促進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多元化、社會化。積極探索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實行市場化統一配送服務的新路子。三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技術水平。加快推進現代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應用，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信息化、網絡化水平。大力加強網絡文化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網絡文化產品，發展和傳播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使之成為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新途徑、公共文化服務的新平臺、大眾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間。
關鍵詞：潮汕企業；管理；文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4-0000-02
近年來，伴隨潮汕地區一些企業的上市，資本市場的潮汕板塊逐步形成，潮汕地區的企業（簡稱：潮汕企業）發展迅速，但是真正做強做大的仍是少數，他們普遍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規模無法突破，家庭作坊式的痕跡依然存在，二是“百年企業”鳳毛麟角，大多企業壽命不強。究其原因，與潮汕企業的管理模式與經營方法密不可分，而潮汕地區獨特的商業意識與人文風俗更是深深影響和制約著企業管理模式的演變、發展。
一、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分析潮汕企業管理存在的問題
企業管理不僅僅要考慮成本利潤、商業模式、組織建設等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由于文化差異所導致的矛盾和沖突。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關注不同區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價值觀與行為，它包括四個維度：男性化/女性化社會、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下面我將結合其理論去分析、研究潮汕企業目前的管理活動與管理行為模式。
（一）男性化/女性化社會
男性化社會中，性別區分明確，男性成員重視表現、抱負、自信，注重物質利益上的成功，而女性則被賦予溫柔和關心的角色；在女性化社會，性別角色區分不明顯，男、女性都注重生活質量、服務、關心他人。
潮汕民風崇尚大男子主義、愛面子，男子以錢和物為導向，在一些場合有意識地起主宰支配作用，生活方面主張“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化傾向在潮汕企業較為明顯，主要體現在：
1.人才選拔、任用方面。在潮汕企業老板的觀念中，男性有魄力、有決斷力，注重事業發展，而女性應賢惠持家。當企業關鍵崗位（如市場總監、生產廠長、技術總監）空缺時，如果同一崗位有不同性別的候選者，企業會不自覺受偏男性化因素影響，優先考慮男性，而認為女性較適合后勤保障類工作；
2.企業文化缺乏人文關懷因素。潮汕企業文化更重視對利潤、物質的追求，體現在企業激勵機制更多以物質激勵為主，忽視精神鼓勵。企業管理者雖偶爾對員工有口頭上的關心或當員工遭遇變故時能給予一定資助，但不規范且無法形成行之有效的企業文化。
3.“粗線條式”的內部管理模式。潮汕多數企業的規章制度存在零散、內容不夠詳實周全、更新緩慢等特點，在企業高速擴張偏暴利時期，粗獷式的運作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會被高利潤掩蓋，但當企業趨向微利時期時，由此所引發的內部經營管理問題就會暴露無遺。
4.以命令式溝通為主。管理者大多有著“發號施令”的習慣，科學化的流程、規范在他們的威嚴面前常常形同虛設，一般他們也講究面子，大多不能容忍其他人公然對自己提出異議，使上下級交流出現障礙。
（二）權力距離
霍夫斯泰德發現在權力距離大的企業下屬對上司有較大依賴，不崇尚協商解決問題，彼此間的感情隔閡較大，而權力距離小的企業則反之。
潮汕地區大部分企業由家庭作坊發展而來，發展壯大后，也多采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即便是形式上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上市公司，依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家族色彩。一般體現為決策權集中、自上而下，員工的參與程度底，工會作用微弱等。故潮汕企業顯現較大的權力距離，具體為：
1.人員聘用上，普遍難以做到“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潮汕民風重親情鄉情，講究輩分、資歷，這些延伸為企業行為中對中高層及關鍵崗位的保留控制權上。領導者更愿意相信家族成員，即使非家族成員有優異表現或對企業有貢獻，也較難得到合理提升而進入核心管理層。這些都挫傷了員工的積極性，不利于員工工作態度與素質培養，影響企業的凝聚力。
2.嚴格的等級式管理。企業組織上下層級分明，決策大多是家族核心成員獨自做出，基層員工很少有機會參與；上級對下級的授權較少，企業員工大多習慣接受上級的指令、工作指示辦事，工作自主性及自主能力較差。
3.企業的創新能力弱。潮汕企業趨向領導的絕對權威理念，在創業初期或企業遭遇危機時，某些家族成員對企業有重大貢獻，他們或老板就是權威。這種經驗式、以自我意識為中心、“命令如山倒”的模式決定著企業的發展戰略、經營方向。員工不敢也不愿質疑公司管理和挑戰權威。這明顯傷害了員工的創造力與工作積極性，嚴重降低企業的活力和創新力。
（三）不確定性規避
不確定性規避是指組織或群體面對不確定性時所感受到的威脅以及試圖通過制定安全規則和其他手段來避免不確定性的程度。不確定性規避程度低的文化一方面愿意冒險、接受不同挑戰，另一方面欠缺明確的規則來指導行為。
潮汕地區地少人多，潮汕人多以出海捕撈或經商為生，正是潮汕獨特的自然條件和生產環境，造就了潮汕企業對不確定因素接受程度較高。其企業管理趨于不確定性規避弱。
1.企業管理存在非理性意識。潮汕人在生意場上容易產生“搏一把”心理，不重視法制、商業規則，喜歡走捷徑。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在潮汕企業中較易發生，一定程度上阻礙其向外發展。
2.企業戰略管理意識淡薄，缺乏前瞻性、規劃性。很多潮汕企業在開展業務時，隨行就市，存在隨意性和盲目性，有時難免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出現捉襟見肘的情況。如某項產品的短期效益明顯，企業可能會在不經考察和研究的狀況下就倉促入市，往往對市場把握不準確而使企業陷入危機。且管理者對投資回報周期較長的項目一般較少涉及。
3.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者思想上難意識到規章制度的重要性，即便某些企業有意識并制定出相關規章制度，但又經常脫離實際、可操性不強。潮汕裙帶文化、念舊情氣氛濃烈，規章制度執行時缺乏公平，難過“人情關”，執行困難。如企業對一些老員工遲到、無故曠工或工作期間私自離職等紀律散漫問題態度模糊，即使出現企業核心成員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也多半不了了之。
4.制約員工行為更多靠習俗、慣例。由于價值觀、文化的差異且潮汕企業多半沒有明確的員工行為規范，使員工中的“圈外人”與“圈內人”之間容易產生沖突和矛盾。
（四）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盛行的企業推行倫理綱常，重視群體的和諧與安定，推崇“群體至上”觀念；而個人主義偏重的企業強調個人成就，注重個體目標。
潮汕企業表現出強烈的集體主義傾向，潮汕人對群體的依賴和團結非常出名，他們提倡宗族精神，重視家庭朋友，但是這種“團結”并不一定是集體協作的結果，其背后也隱藏著一種渴望得到社會和所在群體認同的欲望，容易滋生人際資源的競爭。表現為：
1.分配制度上，“吃大鍋飯”和平均主義思想較嚴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態在員工中較易出現，不利于現代績效管理體制的健立，且員工流動率偏低，不利于企業保持活力。
2.地域觀念過于嚴重，排外意識根深蒂固。企業存在“內部抱團、外部吝嗇”現象，對外部成員界定態度明確，欠缺包容、信任，導致溝通成本增加，影響和諧。這種文化的魔力有時也會使圈內成員為了爭奪資源，出現“窩里斗”。
3.員工工作效率較低，執行力差，不利于企業的成本控制。企業員工對集體的一些行為有盲從性，特別是一些不良的工作作風和工作習慣，這種“集體主義”的劣根性使企業出現高成本、低效率運營特點。
二、解決當前潮汕企業存在問題、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對策思考
（一）轉變或確立合適的管理模式
1.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經理人制度的本質是經營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引入權責高度統一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把企業的經營權交棒給專業管理團隊，企業老板及某些家族成員只擔任大股東。另外，為規避經理人制度的缺陷，潮汕企業還需結合實際構建相應的約束機制、審計監察體系、財務預算體系等，加強對企業的掌控力度。作為企業管理模式的過渡，也可考慮先引入第二形態的現代企業制度（即老板、家族成員與職業經理人共同管理）。
2.強化戰略管理意識。樹立戰略管理理念，將戰略管理與企業自身發展緊密結合，以戰略發展為向導，正確分析企業自身戰略特征，明確企業價值定位。實行合理的戰略規劃、執行及過程反饋評價動態管理模式，把握市場機會，及時調整、完善。從而避免決策、管理過程中的盲目性。
（二）建立、創新科學的管理制度
科學的管理制度不僅有利于企業發展，還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企業利益與員工利益相一致。因此，潮汕企業需以現代管理理念為指導，建立、創新科學完善的管理制度。
1.建立有效的經營管理機制。企業應設置負責建立和完善企業規章制度的部門或把這項工作納入原某部門的職責范疇，建立適應性強、行之有效的制度，并根據企業不同發展需求進行完善。另外在制度的建立、修正過程中，盡量讓更多的員工參與，廣泛聽取意見并采納正確建議。
2.創新人才選拔機制。打破企業狹窄的用人格局，不拘泥于從宗族里選拔人才，而是以應聘者的能力、特長為考量標準，允許提倡公平選拔，任人唯賢；對關鍵崗位人員，可以嘗試引入“無領導小組討論”、素質測試等新型選拔形式，較全面考察人選的綜合素質，盡量避免裙帶關系影響。有利于增強員工的積極性、企業發展也可獲得各種可行性意見。
3.建立較為公平、有效的獎懲制度。激勵機制方面，在強調物質鼓勵的同時注重精神激勵，采取榜樣激勵（鼓勵先進典型）和機會激勵（員工獲得接受教育、培訓的機會與工作態度、表現相關聯）等方法，提高員工的滿意度及企業歸宿感。另外，采取一定方法鞭策后進員工，使其得到改善。
（三）構建“以人為本”的潮汕企業“新文化”
1.建立“理性”文化。一是進行理性授權，強調民主管理。重視員工自主性、個性的發展、培養，讓員工參與企業管理；二是知人善任，實施以人為本管理，使其樹立主人翁意識，提高工作積極性；三是不斷為員工提供更多實現自身價值的平臺，創造更良好的工作生活環境，使員工獲得“成就時的喜悅以及產生創造力的激情”。四是重視培訓，增強學習意識，提高企業文化的認知度。
2.建立“共同理念”文化。共同理念，意味著行為觀念上的包容。潮汕文化有特殊的區域性，但不應該固步自封、排外，應該以潮汕企業為先驅者，敞開胸懷，提倡和諧、平等、進步精神，在企業管理中跨文化融合。
（四）實施走出去戰略
潮汕企業的經營者、管理者應大敢走出去，拓展國際視野，樹立正確獲取利用外部資源的意識和開放的心態。戰略眼光、觀念的轉變在企業運營和發展中也將發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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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廣利.中小企業經營戰略存在的問題[M].知識文庫出版社，2009-06.
[3]劉靖.適用的才是最好的：中小企業管理之道[M].中國電力出版社，2013-10.
關鍵詞： 地域文學史 研究現狀 古代文學教學
近年來，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撰越來越完備和細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絕大多數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86年出版了韓明安編著的《黑龍江古代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出版了學叢書編委會主編的《文學史》（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龍華編著的《湖南戲曲史稿》（湖南大學出版社），藍華增著《云南詩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古繼堂著《臺灣小說發展史》（遼寧教育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馬清福著《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勛主編的《山西文學史》（北岳文藝出版社），陳永正主編的《嶺南文學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齊洲等編著的《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王劍叢著《香港文學史》（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陳慶元著《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鐘賢培主編的《廣東近代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張福三主編的《云南地方文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亞暾、汪義生著《香港文學史》（鷺江出版社），劉登翰著《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劉登翰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編撰的《澳門戲劇史稿》（江蘇教育出版社），廖雪蘭著《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駿著《香港小說史》（海天出版社），黃萬機著《貴州漢文學發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陳明臺著《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縣：臺中市里文化中心），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羅可群著《廣東客家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譚興國著《巴蜀文學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編的《巴蜀散文史稿》（重慶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寬、白本松主編的《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編的《黑龍江文學通史》（北方文藝出版社），馬寬厚著《陜西文學史稿》（中國文學出版社），古繼堂主編的《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楊世明著《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葉春生著《嶺南俗文學簡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長青主編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喬力、李少群主編的《山東文學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學院編的《圖說河南文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吳海、曾子魯主編的《江西文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編的《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孫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學》（東方出版社）；2005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東分體文學史（小說卷）》，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戲曲卷）》，王琳著《山東分體文學史（散文卷）》，李伯齊、許金榜著《山東分體文學史（詩歌卷）》；2006年出版了馮著《陜西地域文學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臺灣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編的《中國香港文學史》（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劉登翰主編的《臺灣文學史》（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編的《浙江文學史》（杭州出版社），韓洪舉著《浙江古代小說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詩歌史》（杭州出版社），聶付生著《浙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劉登翰、莊明萱主編的《臺灣文學史》（現代教育出版社），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長華主編的《河北文學通史》（科學出版社），傅秋爽主編的《北京文學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圖著《浙江戲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從地域來看，多數省份和直轄市有自己的文學史，目前仍然沒有完整文學史的省份和直轄市主要是江蘇、安徽、廣西、陜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在南京師范大學正式成立，這也意味著《江蘇文學史》的編撰將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陜西省出版總社聯合陜西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頂級力量啟動“陜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陜西文學史”選題，這不但會為宣揚陜西文化作出貢獻，而且將滿足陜西省內高等教育改革與公共選修課教學的需求，成為特色鮮明、目標明確的地方文化通識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安徽省地域文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顯然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邊，《安徽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內的地市轄區乃至縣級文學史的編撰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陽文學史》（香港：天馬出版社，1993年），李近義編著《澤州戲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藝術研究所編《太原戲劇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劉同般著《商丘文學通史》（中原農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勝著《河洛古代文學概覽》（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聶大受等著《隴右文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靜文著《幽燕文學藝術嬗變緯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編《常熟文學史》（廣陵書社，2010年）則被稱為全國第一部縣級市文學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學史的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開拓空間，如繼《蘇州文學史》之后，《長安文學史》、《洛陽文學史》、《開封文學史》、《揚州文學史》、《杭州文學史》、《徽州文學史》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
從地域文學史的編撰現狀來看，最為細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體文學史和山東分體文學史，而江蘇、安徽、廣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學史仍然沒有編撰完成，還有一些文化傳統濃厚的城市文學史也有待人們開掘。在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體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些以作家作品為線索，有些以文體為綱領，可以說各有所長。在了解了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基礎上，我們就來探討它與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關系。
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完成對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具有積極影響。地域文學史的編纂不但可以彰顯我國各地文化傳統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體現各地文學風格的特色和差異，對大文學史很難兼顧的課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種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煉可以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也是我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對我國大文學史研究形成補充。陳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充實地域文學內容，不僅可以開闊學生視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學內容，有助于完善課程教學目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鄉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鄉土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1］從教學的層面來看，一部完備客觀的地域文學史可以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課程的特色化教學提供指導大綱，為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調查實踐提供線索和對象；可以有效彌補各地高校在綜合文獻資源和數據庫資源方面的不足，為地方高校漢語言專業的特色教學創造條件。在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教學中補充地域文學和地域文獻內容可以讓整個課程更加微觀而細致，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使學生對于地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務社會扎根基層和地方的自覺性，進而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研究培養一批后備人才。在實踐教學上，地域文學史所涉及的內容均是地域文學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課題，這些課題可以成為實踐教學的內容，可以組織學生以地域文學課題為對象開展實踐訓練，比如開展提高查閱文獻能力、文獻閱讀能力、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社會調查能力等方面的訓練，加強對學生科研課題的選題和研究能力的培養等。總之，利用地域文學史所提供的線索，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任課老師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地域文學文獻和地域文化遺存為依托的實踐訓練，從而有效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條件開展學習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教學特色。
通過以上對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概括，以及其與地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關系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對于地方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都是一個機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資源，各地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專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走出一條特色化教學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正如意大利東方學研究所所長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在序言中所推測的那樣， 伯希和應當是為了研究唐建中時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及其研究史而到梵蒂岡收集材料的[1]， 他以極為豐富的漢籍知識和刻苦工作的學者毅志， 在短短三個星期里， 編制了這份現在看來仍是相當詳細的目錄。《梵蒂岡漢籍目錄》按圖書館收藏單位， 分七組藏品著錄， 由于一些藏品在圖書館內部已有分合， 并增加了“Palatino收集品”， 所以高田時雄氏將全書分八組著錄， 著錄號碼約八百余， 每一號碼少則一種書， 多則有二、三十種。對于每一種書， 伯希和都給出漢文書名的拉丁轉寫(用法國遠東學院轉寫法)， 高田時雄則極為明智地改成拼音體系， 因為這一體系對今天的大多數讀者更方便使用。高田氏的另一貢獻是給出每個漢文書名、作者名、出版地、出版社的漢文原字， 這對于中、日學者來講更為方便而且準確。伯希和的著錄還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地， 有時對作者和有所說明， 他還給出高第(H.Cordier)《中國書目》(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es en Chine par les Europe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ecle， Paris 1901)和古恒(M.Courant)《中韓日文書目》(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eens， aponais， etc.， Paris 1902-1912)中的編號， 以便可以得之漢文原名。高田時雄的工作除了保留所有伯希和注記內容外， 訂正一些錯字， 并就藏本的轉移， 參考文獻等作了必要的補充， 寫在腳注或方括號中以示區別。他在王重民先生《羅馬訪書記》中提到的幾種漢籍處都做了注記， 便于我們今天查找王先生提示的珍本。高田時雄沒有保留伯希和編的沒有漢字的漢文書名索引和歐洲作者索引， 而是統編為一個索引， 包括漢籍書名、人名、出版社名， 更為方便。高田氏的《補編》， 體例一同于伯希和目錄。
據高田時雄教授在序言中介紹， 伯希和所編目錄雖然題為《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 但其中也包括許多傳教士用歐州語言所寫的著作， 同時還有一些日文、韓文、藏文、蒙文、滿文、越南文、泰文著作。這批藏書不是某種特藏， 而是陸續受贈的， 因此沒有系統性。其中的主要部分是傳教士在華印刷的書籍和所寫的傳教文獻， 包括一些漢文和某種歐洲文字的字典稿本， 天文、地理等著作和地圖， 大量的傳教和教義著作。至于非基督教內容的漢文古籍， 主要是明末清初版的儒家典籍、史書、小說、通俗類書和字典等， 價值不高。
此外， 還有一些石刻拓本和早期佛典印本較有價值。就今所知， 最早的一批大宗入藏品是1685年比利時耶穌會是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捐贈的約五百卷中文書。此後， 不斷有傳教士或東方學家的藏書加入， 特別是名為“Barberini Orientale”和“Borgia Cinese”的兩大收藏， 使梵蒂岡的漢籍藏書量劇增。《補編》所著錄的漢籍， 主要是1911年以后出版的，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羅馬大學漢學教授華嘉(Giovanni Vacca， 1872-1953)的藏書也在其中。
從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 《梵蒂岡漢籍目錄》所著錄的材料中， 以基督教各派教士在華傳教和他們回到歐洲後所寫的文件、著作， 編制的地圖、詞典等最為重要。屬于寫本的材料更富于研究旨趣， 如其中的布教對話錄、往來書信、傳教士研究儒家經典的筆記、宣教文件、基督教教義著作稿本、地圖， 以及許多部詞典稿本等等。如1694和1699年Basilio Brollo在南京編纂的漢語拉丁語詞典， 分別收詞約7000和9000， 是歐洲第一部綜合性的詞典， 曾以稿本的形式為歐洲漢學家所使用， 但因部頭太大， 始終沒有出版。1813年， 法國漢學家小德金(C.I.Joseph de Guignes)奉拿破倫之命， 據Brollo的稿本， 編纂出版了《漢法拉丁語詞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 Paris 1813)， 但只署了自己的名字， 隨即為法國漢學家雷慕沙(J.P. Abel-Remusat)和柯恒儒(J.Klaproth)所指出。Brollo的原稿本就存在梵蒂岡圖書館(Borgia Cinese 392-393)[2]。已刊寫本中有價值的材料， 還有隨法國耶穌會士傅圣澤(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3-1740)到歐洲的中國人胡若望(John Hu)的一封漢文信， 由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胡先生的故事》一書中發表[3]， 而廣為人知。
中西文印本書籍中， 也不乏有價值的文獻。1937年10月， 王重民先生走訪梵蒂岡圖書館， 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以一天數百冊的速度， 翻閱一過， “薄而錄之， 罕傳者手抄， 珍貴者攝影”。他在《羅馬訪書記》中， 擇要介紹了《西字奇跡》、《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跡》、《坤輿全圖》、《中國圖》(卜彌格爾撰)、《湯若望恩綸褒榮錄》、《天學傳概》、《身見錄》、《本草品匯精要》及《目錄》等[4]。該文提到的王先生所編《明清之間天主教士譯述書錄》， 惜后來將稿本遺失[5]。王重民先生在文中說的“暇中稍加校注而刊布之”的《身見錄》， 后遇專治中西關系史的嚴宗臨先生，即交其整理。此書是1707-1720年間奉清廷之命與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的山西平陽人樊守義所寫的旅行記， 可以說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歐洲游記， 誠為中西史要籍。原稿夾在梵蒂岡圖書館藏《名理探》(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231)書中， 大約與王重民先生同時走訪羅馬的閻宗臨先生， 也將此書抄出， 并加以箋釋， 撰成《身見錄校注》， 先刊桂林《掃蕩報》文史地副刊52-53其期（1941年），后列入1948年編輯的《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6]。解放后又發表于《山西師范學院學報》1959年第2期[7]。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 除了一些重要文獻的歷史價值之外， 梵蒂岡聚集的這批藏書本身， 也可以反映出十七世紀以來中歐文化交流史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傳教士們收集什麼類的書， 讀什麼程度的漢文典籍， 他們的筆記表明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理解程度， 這對于我們認識傳教士對羅馬教廷乃至歐洲的片面性。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留下的檔案資料， 更為真切地展現了明清時期許多地方民眾皈依基度教的實態。
有關清史、專史研究的學術專著，本年度出版的計有：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編的《清代全史》(1—6冊)(遼寧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編的《清代皇帝傳略》(紫禁城出版社)；陳支平著《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楊英杰著《清代滿族風俗史》(遼寧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編著《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著《中國屯墾史》(下冊)(明清)(農業出版社)等。出版的學術論文集有：清代宮史研究會編的《清代宮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論文34篇。出版的學術工具書和專題資料書有：陳生璽、杜家驥編的《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張書才主編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1—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下冊、西南卷上下冊）（書目文獻出版社）。
國內的學術交流活動與學術會議計有：本年度先后召開了“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址：天津·南開大學）；“第六屆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會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莊研討會”（會址：河北承德）等有眾多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且有一定收獲。
在清史的專題研究領域，學術論文除拓展一些新領域外，對原有課題的研討更加深入、作者的視野有所擴大、背景研究亦更廣闊、論點更形堅實，致使論文均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研究分析有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與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個既老又新的領域。對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對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軍機處設立時間、軍機大臣的考證等課題；后者多著眼于對各時期政治機構的演變、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為探尋滿族開國初期的政統風貌和開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劉小萌寫了《滿族肇興時期政治制度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努爾哈赤稱汗建國，是滿族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結束了漫長的氏族部落時代，開創了滿族歷史的新時期；并對滿族從氏族部落時代向國家過渡中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質及其演變情況進行了探討。對“都堂”這一滿族開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則撰專文探討了天命年間都堂產生的背景、權限的發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認為都堂衙門雖為處理漢人事務而設，但不久其權限就擴大到八旗諸申，成為掌管后金全國財政的機構，同時都堂還是參與后金最高決策的議政會議大臣。對“議政王大臣會議”，研究者多認為它只是一種議政制度，而無衙署辦公處，不屬于國家機關。杜家驥則在《清代“議政處”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見解，他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確有衙署議政處，其主要職責是奉皇帝之命商議國家“機要”事務，包括軍務、邊疆民族事務、議處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員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務等內容，又尤以商討軍務為重。但它卻帶有非正規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趙秉忠、自新良在《關于乾隆時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學月刊》第2期)一文中，認為乾隆帝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和調動旗人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積極性，適時采取了加強旗務管理、嚴格八旗等級制度，擴大滿洲八旗的入仕途徑和處理八旗王公遺留的歷史問題等八旗政策。實施后，取得了積極成效，并對康乾盛世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安雙成在《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第4期)一文中，對雍正初年設置養育兵的前因后果進行了論述，認為清代養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軍隊，它不僅緩解了八旗人丁過剩的矛盾，同時對培養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對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們只注重御史、給事中對百官的糾劾作用，而忽視了對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對此，呂美頤在《清代的督催與注銷制度》(《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認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與注銷制度，對承政機構和辦事效率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督。督催與注銷應是清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經歷代斟酌損益、修改補充，日臻完善；從機構設置、辦事程序，到督催內容、注銷標準、懲治辦法等，都實現了規范化、制度化。清代州縣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為從宏觀角度對此進行考察，畢建宏在《清代州縣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闡明了縣級行政的發展過程、地位和作用、特點、行政組織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縣衙門良好地完成了清統治者交給的職責，對清統治的穩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說明：以滿族為核心的清政權，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前長期延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統治者對州縣行政空前重視，從而對中國內地基層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觀社會條件的限制，更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縣州衙門對清朝國家職能的良好執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負擔為基礎的。
對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論文多涉及歷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機構設置、治道異同等問題。如，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明皇室態度之演變》(《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認為，在清兵入關前后，多爾袞以攝政王身份，對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籠絡政策，以期為促成清朝早日統一起到作用，這種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這種籠絡明朝宗室的政策卻為打擊與鎮壓所替代。這一轉變，并不是多爾袞個人好惡所使然，而是由于當時國內形勢起著一種明顯變化而造成的結果。清代的軍機處究竟創設于何年，清史學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俞炳坤的《軍機處初設時間新證》(《歷史檔案》3—4期)一文，對各種觀點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后，認為四年說基本上是正確的，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而趙志強則依據清代滿漢檔案和文獻資料，對雍正朝的軍機大臣進行考察，為解決軍機大臣的官稱和軍機大臣的擔任者兩個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歷史檔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韋慶遠的《論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史學集刊》第1期)一文，認為高宗在許多重大政策上堅決繼承了世宗的決定，乾隆政治不失為雍正政治的繼續和發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確實對世宗制定的規章制度及其推廣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較大的更張、糾正和充實。兩代君主的政治經歷、素養、作風、心態、哲理傾向等確有不同，但卻不能忽視，他們在御極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從“持盈保泰”到高壓統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從“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內容、文治官僚的征用與政治形勢的轉變、乾隆的對策、高壓統治的強化幾個方面入手，對乾隆中期政治轉變作了簡要分析，認為所有這些變化無不與當時的國內形勢、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統治心理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反過來它還影響、支配，乃至規定了乾嘉之際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此外，對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問題，趙秉忠、自新良在《論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簡要論述，指出乾隆后期將加強君主專制作為施政的首要任務，則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乾隆帝濫施君威，打擊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鎮壓人民斗爭，致使政治日趨腐敗、思想文化窒息、社會動亂、經濟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直是近年來清史研究中最為活躍、論著最多、涉及問題面最寬最廣的領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財政研究
它包括對清代國家財政、養廉銀制度、常平倉與社倉的研究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財政問題初探》(《中州學刊》第2期)一文，對清初財政暨清王朝有關穩定財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討。認為清初的財政危機是嚴重的，財政虧空幾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響到統一事業和政權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練餉等解決財政危機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過了危機時期。而清朝的養廉銀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項經濟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頓封建制度的一項綜合改革措施。馮元魁的《論清朝養廉銀制度》(《復旦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清朝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至少對雍乾二朝發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國帑；三是閭閻咸免擾累。所以，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局勢較為安定，為清王朝的強盛創造了條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倉、社倉制度初探》(《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清代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內大學報》第1期)兩文，則分別對清代常平倉和社倉在清代社會經濟生活、財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會功能作了探索。他認為，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農民最低程度的簡單再生產及軍事、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常平倉、社倉實質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公共性實物積累，是封建政府對生產、分配過程施行向一種調節、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管理制度。
2、農業墾殖與租佃關系
程墨秀在《清代山東移民開發東北農業述略》(《齊魯學刊》第4期)一文中，認為清代的山東移民東來，對開發東北農業的貢獻表現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墾辟；二是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三是伴隨農業經濟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使清初的封建農奴制徹底瓦解。拓墾形態是臺灣開發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長期以來，清代臺灣的拓墾形態一直被籠統地說成是“墾首制”，但研究表明，臺灣的開發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墾首制”一詞所能全部概括的。對此，周翔鶴的《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上墾首、業主、佃首等名稱的地理分布》(《臺灣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認真探討，認為墾戶、業戶、業主這幾個稱呼是適用于全臺灣各地區的；佃首、佃戶首則適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墾戶首、墾首則適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湖南四川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商品糧產地，屬于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類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無論是佃農向地主繳納押租，還是自耕農與佃農轉變成為地主，都說明因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而形成的積累，不是流向生產，而是流向地產，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沉痛的歷史悲劇。屯田在清代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論清代屯田》（《遼寧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對清代屯田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屯田內部的生產關系與屯田的破壞，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經濟和土地制度的一個側面，從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質和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崔永紅在《清初青海東部的興屯開荒和屯田民地化問題》(《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認為，清初承襲明衛所制度，雖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區繼續實行屯田，但明中期以來屯田向民地轉化的發展趨勢仍在繼續，其過程至雍正初年終于大體完成。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存在著縉紳與庶民的嚴格等級劃分。所謂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階級中非身份性的階層，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從清代獲鹿縣檔案看庶民地主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和韓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區庶民中小地主的發展》(《河北學刊》第8期)兩文，選定河北地區的庶民地主作為個案，對各自命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認為到乾隆年間時，庶民地主的發展改變了縉紳地主在農業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而躍居主要地位，縉紳地主已從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這無疑改變了土地占有關系，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雇工經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韓文則認為保定地區土地關系中各類中小地主的涌現，“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從量上看，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斷滋長；從質上看，他們都是隸屬于與豪紳權貴不同的庶民地主階層。中小庶民地主的發展證實著“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長著”，這正是封建土地關系已經松弛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謝肇華、何溥瑩的《清代的佃農》(《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農所表現出的特點。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剝削，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階級，是反封建的主力，這個本質沒有變化。而李三謀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額租制的關系問題》(《求是學刊》第2期)一文，對定額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關系進行了說明，提出了較之以往不同的觀點，認為各處的永佃制的產生情況都因地而異，何止十種百種，但一般卻以額租制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
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躍。陳權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長與危機》(《湖南師大學報》第6期)一文中，考證了清代人口在編審統計中，存在人丁與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錯，造成雍正前與乾隆后的人口數目出現巨大差數，但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億大關的事實。至于此期間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長達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廣泛種植，攤丁入畝和保甲戶口冊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認為出現了人口危機，并相繼提出了緩解人口壓力的辦法。這說明以古為鑒，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忽視不得的。吳建新在《明清廣東人口流動概觀》(《廣東社會科學》第2期)一文中認為，廣東的人口在明清時期經歷了重大變動，不僅表現為數量上的增長，而且表現在分布上，越來越顯示出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人口從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廣人稀的地方，從艱于謀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謀生的地方，是明清廣大人口流動的一般趨勢。但它與歷史上以往時期相比，還表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清朝是我國人口急劇增加的時代，社會矛盾尖銳，游民問題因而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王躍生的《試論清代游民》（《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對游民的概念、種類與職業特征、游民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官府對游民的態度、游民問題較突出的原因諸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后，認為清代游民問題的出現與當時人口問題有密切關系。實際上，任何社會只要人口急劇增加，而社會又不能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謀生途徑，游民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業和城鎮經濟
王廷元的《明清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安徽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明清數百年間，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購、染色和運銷的主要經營者，因此他們的活動既促進了江南棉織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棉織技術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李華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兩文，對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發達及外籍商人的情況作了詳細研究論證。前文指出湖南城鄉，除本籍商人外，集聚著江西、廣東、山西等十四個省的商人在進行著經商活動。湖南商幫之多，商人數量之大，為其它省份所少見的。商幫、商人數量的多而大，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認為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湖南城鄉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在商業當中，不但行商坐賈活動頻繁，作為中介行業的“行戶”“牙行”也異常活躍，而且在有些地區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還出現了“重商輕農”的思想。羅一星在《清代前期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學術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總額、商品結構、市場主要商品(如糧食、棉、布、粵鹽、鐵器、廣糖等)的長距離遠銷等諸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發展，它的網絡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產的主要商品都不僅僅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而是滿足各地區的需要，成為一個地跨兩廣、面向全國、聯系海外的區域市場。
三、中外關系與對外貿易研究
這是近年來，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個熱門課題；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變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康熙晚年清廷南洋禁航令、禁止設堂傳教，以及在此前后對臺灣澳門和沿海地區的強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內外交相壓迫的必然結果。從中俄《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條約》，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國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處狀態。在雙方頻繁的交往中，俄國方面顯得積極主動，清政府則表現得消極、遲滯。對此，周祚紹的《康熙后期中俄關系基本態勢簡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謹慎保守的睦鄰政策，既有軍事斗爭，借以打擊沙俄的騷擾和擴張，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動。與之同時，俄國彼得一世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擴張。但由于它忙于西略，無暇東顧，不敢貿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關系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的關系，對之的征服統治和吉爾吉斯人在浩罕汗國的歷史地位等問題作了論述，認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吉爾吉斯貴族在浩罕汗國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甚至超過了烏茲別克貴族，占據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繼在閩、粵、江、浙等省設立海關，管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廈門海關在眾海關中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歷史依然撲朔迷離。陳育寧的《清代前期的廈門海關與海外貿易》(《廈門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闡述了對閩海關地點的爭論、關稅收入、用人與管理制度諸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而蔡鴻生的《論清代瑞典紀事及廣州瑞行商務》(《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則認為中瑞關系形成于瑞典帝國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廣州，開辟了中瑞通商的時期。廣州的瑞行，長期販運絲、茶、瓷三大名產，具有與西洋其它國家不同的通商風格。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則認為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黃啟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交匯》(《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一文認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則似是從葡萄牙人于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始。以后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于是中西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頻繁的關系，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而在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歷史時期，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轉運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座橋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清代民族政策、民族關系以及邊疆民族經濟等問題的探討。馬汝珩、趙云田的《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簡論》(《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對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內容及措施，形成與發展等問題作了客觀的歷史評價。馬大正的《略論清代邊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則認為，清代的邊疆政策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和影響的現實性等四大特點。楊選第等的《清朝對蒙古地區實行法制統治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陳光國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規范試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兩文，對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的法制問題進行了探討。前文認為，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立法及司法管轄是在借鑒歷朝統治者成文法與各民族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它的實施與深入，體現了清廷已相當注重以法律形式調整民族間的關系，達到維護北部邊疆的和平與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統治壓迫羈絆蒙古民族的實質；后文則指出，清政府為了調整蒙古社會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與之相聯系的人身關系，曾制定頒布民事法律規范。它的實施，對于鞏固和發展封建社會的民族關系，維護邊疆地區的社會秩序，曾起過重大作用。而蘇欽的《試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認為，清代在“貴州苗疆”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點是因俗、因地、因時而治，把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與苗族習慣法有機統一起來，這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苗疆發展進步。此外，還有不少研究邊疆開發與民族經濟文化的文章，如華立的《清政府與新疆農業開發（《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在開發活動中，作為行為主體的兩大力量——國家政權力量(其人格代表為皇帝及各級官員)和民眾自發群體力量，都對開發進程起著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對這一地區以農業為重點的開發方針和措施，與當地民眾的開發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顯著成效。張世明的《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同上)一文，認為西藏民族性格屬于宗教型眾趨人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價值取向及與之相適應習慣化行為方式無疑對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會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區開發概論》(同上)一文中認為，滇桂地區程乾嘉年間獲得了成績斐然的開發，其所以如此，根本一點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統一的政治環境使內地充裕的人力資源得以用于這里的邊遠山區。而吳元豐的《清乾隆年間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兩個問題》（均見《西域研究》第3期）兩文，分別對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設置及規模、制度作用；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成交額及馬價、絲繃價與貿易比值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五、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且有一定的加強。馬涉湘在《滿族入關前生活方式變化的歷史思考》（《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中，認為在明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白熱化之際，滿族奇跡般地崛起，揮麾全遼，馳聘中原，興起之迅猛，定鼎之穩健，衰落之急速，都與滿族入關前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有直接深刻的聯系。而急劇性、主動性、整體性和具有較強的模仿力，則是體現滿族生活方式變化的鮮明特點。宋傳銀的《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華中師大學報》第5期）一文指出，從整體來說，若將清代前期出現予民間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風，放在封建社會末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考察，它無疑是在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生活領域所滲透出來的一股清新之風，它表現封建社會已經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墳墓走去。馮爾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南開學報》第4期）一文中認為：（1）吏治嚴重敗壞；（2）民眾運動蓬勃興起；盜賊、民變、民間秘密宗教和會黨活動頻繁；（4）國內民族矛盾和沖突嚴重；（5）中國人民進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勢力的斗爭是道光時期的五大社會問題。它的發生受著三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一是封建的社會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這三種因素的結合，是道光朝社會問題發生的根源。而鄭振滿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發展》與鄭德華《清代廣東宗族問題研究》（均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二文，從不同的角度對福建、廣東地區宗族制產生發展的特點作了探討。前文認為合同式宗族作為一種互利性組織，是繼承式宗族與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補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社會流動性較大的環境中，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都不足以構成宗族組織的現實基礎，合同式宗族也就勢必得到更為普遍的發展，成為宗族組織的主要形式。后文則認為，清代廣東平民宗族是一種以血緣為主體，夾雜有地緣因素的社會基層結構。它是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也特別明顯。
六、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
清代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獲得可喜的收獲。涉及內容多在重大歷史事件、各種宮廷典章制度、宮廷文化活動等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刊載。如郭松義的《明清兩代詔造“淑女”，引起的動亂》（《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根據日本史籍《華夷變態》等書的記述，對清代江南地區因訛傳點選秀女而發生的民間動亂，作了剖析論述，作者認為尤以順治年問為最甚，達六七次之多。楊珍的《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儲計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是秘密建儲制度的開創者，而這一嶄新的建儲法又給中國占代的建儲制度帶來并開創出全新的局面。劉潞在《論后金與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點》（《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一文中，以努爾哈爾、皇太極、福臨、玄燁四帝為例，對其婚姻的特色進行分析，認為他們婚姻狀態的變化，是與政權的取得、鞏固和發展相平行的。政權不同時期的政治目標，決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來源；政權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影響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須服從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許保留一定的個人情感。此外，王佩環的《清初宮廷禮儀瑣談》（《清代宮史探微》）一文，對清初軍禮、皇室相見禮儀及喪葬禮作了探討。苑洪琪的《論乾隆時期清宮節慶活動》（同上）一文，認為宣揚綱常禮教、籠絡少數民族、滿漢合璧、關心農業，關心國計民生和炫耀盛世是乾隆朝節慶活動的特點。郎秀華的《清代宮廷戲曲發展淺談》(《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則對清初、乾隆、清末各時期宮中的戲曲種類、劇目、唱腔變化、劇本等問題，進行了沿革、流派論述和探討。更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側面，對清代的鹵簿儀制、祭陵禮儀、陵寢規制、宮苑的建筑風格、宮廷音樂等宮廷史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述論證。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旅游翻譯；文化差異；翻譯策略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旅游業得到蓬勃發展。旅游是一項國際活動，而文化旅游是旅游業快速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旅游資料不僅是向外國游客介紹景點的媒介，而且是傳播中國文化的媒介。為了讓旅游者了解中國古代文化，旅游文本的翻譯成為實現旅游文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一、文獻綜述
如今，幾乎所有的學者贊同以下定義：跨文化交際是指人們之間的交流，其文化認知和符號系統的不同足以改變交際活動。而旅游翻譯，程剛認為，它是專業翻譯的一部分，其涉及旅游活動和旅游專業。那他們二者又是什么關系呢？首先，跨文化交際影響旅游翻譯。反過來，旅游翻譯促進跨文化交流[1]。
二、旅游翻譯文本中的問題及其原因
（一）旅游文本中的問題
1.中式英語
中式英語是指在翻譯中受到漢語的干擾而出現的誤用或誤譯。如:公廁、后殿有開花顯像佛。第一個例子可以直接翻譯成廁所。第二個例子也是中式英語，它是漢語語法順序。花在這里指的是蓮花而不是普通的花。而佛是指文殊菩薩。因此，這種翻譯將對外國游客留下一個壞印象[2]。
2.文化背景知識的缺乏
五臺山旅游文本中，佛教文化及其背景信息是主要方面。因此，外國人會對佛教文化很困惑。例如:五臺山歷史悠久，傳為文殊菩薩化顯之地。在例子中，誰是文殊菩薩呢？這可能令外國人感到困惑。因此，譯者應添加一些智慧與美德并存的文殊菩薩的背景信息。
3.文化誤譯
在五臺山旅游文本中，有許多旅游景點使用文言介紹。譯者在翻譯時應該了解其文化內涵，克服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倘若只按字面意義翻譯，這往往導致誤譯和誤解。比如:昔文殊化為貧女，遺發藏此。“遺發藏此”意味著文殊菩薩將她的頭發留在這里，但卻錯譯為丟下她的頭發以隱藏自己[3]。
（二）翻譯問題之因
譯者所要處理的是兩種語言，但事實上，他們面對的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此處從宗教文化差異、審美差異、思維方式差異和文化缺省方面來探討：
1.宗教差異
中國和西方有各自不同的。西方國家信仰基督教，而中國，尤其是五臺山，佛教文化氛圍很濃厚。因此，翻譯時，一些宗教人物和術語就不能被外國人所理解。例如:五臺山歷史悠久，傳為文殊菩薩化顯之地。從例子來看，外國游客會對文殊菩薩很迷惑。因此，譯者必須添加一些宗教信息。
2.審美差異
審美差異是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在認知感方面的差異。在中國旅游文本中，作者習慣用四字結構或優美的詞語來描述旅游景點。如:五院進落，殿堂樓閣，雕刻精致，規模宏偉，建筑瑰麗。在例子中，中文使用了四字結構，這非常富有詩意。然而在翻譯時，應該用英語表達習慣和外國人的審美習慣進行翻譯。
3.文化缺省
在翻譯詞語時，我們會在另一種文化中找不到對應的表達。如佛教僧侶去五臺山朝圣，其中“上香”是中國一個非常獨特的活動。然而譯者怎么翻譯“上香”？這樣的現象我們通常叫做文化缺省或詞匯空缺。
4.思維方式差異
思維方式或思維模式，通常是指一個人在思考事情時自然而然的一個思維過程。西方的思維模式是相對簡單。他們用直接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不喜歡拐彎抹角。然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更為復雜。他們通常不是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很含蓄。因此，譯者應在保持原文內容的基礎上用西方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
三、翻譯策略
（一）直譯
直譯，是指按照源文本中的文化負載詞，翻譯其詞語的基本意思，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使用目標語傳播源文化。例如:現在五臺山存有泥塑、木雕、石刻、金屬鑄像、脫紗、燒瓷、刺繡、繪畫等諸多種類的造像藝術品。上面的例子可以直接翻譯詞語。但是直譯并不意味著逐字逐句地翻譯，這無疑是“死譯”。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運用直譯以生動地傳達文化內涵。
（二）增譯
增譯是指在準確理解旅游翻譯原文的基礎上增加必要的詞匯，譯者需要在歷史故事和人物的翻譯中添加必要的詞匯或信息。例如:（羅睺寺）清康熙年間，改黃廟。在這個例子中，外國游客會不理解“羅睺寺”和“清康熙”，因此有必要在括號中添加信息，使外國人能夠有效地了解中國佛教文化。
（三）類比旅游翻譯
文本中的類比，是指將源語言的信息與目標語的信息聯系起來。通過采用類比，旅游文本的內容能夠彌合中國人和外國游客的文化差距，引起外國游客的共鳴。例如:五臺山文殊信仰的確立和推廣使五臺山在唐代中葉就成了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該示例將唐朝與希臘荷馬時期聯系起來。對外國人而言，了解這一時期輕而易舉，并且吸引他們可以繼續了解中國文化。
（四）音譯與意譯
音譯是指用漢語拼音翻譯旅游景點名稱，但拼音不能傳達給外國游客文化內涵。同時，它也不能達到有效溝通的目標。意譯是一種通常根據意思表達原文的意義和精神。例如:望海峰、翠巖峰、掛月峰、佛光寺、塔院寺、羅睺寺、葉斗峰等。他們都用音譯和意譯結合的方式，這樣才能讓游客了解其內容。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