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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德國；職業教育；職業基礎教育年
德國是世界職業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在世界享譽盛名。其職業教育體系結構完善，形式多樣，效率較高。經職業教育培育的大批優秀人才為德國經濟的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職業教育被稱為德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支柱”。職業基礎教育年（Berufsgrundbildungsjahr）①是德國職業學校教育的第一年，其任務明確、定位合理、課程設置廣泛、授課形式靈活，為學生未來的專業深造與職場就業奠定厚實的基礎，并使學生對因技術升級、產業革新可能導致的職業變化有較強、較快的適應能力。在目前我國知識經濟初現端倪、技術升級日新月異、產業革新風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對德國職業基礎教育年的研究，能對“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辦學方針指導下的我國職業教育有借鑒意義。
一、歷史軌跡
職業基礎教育年的最初萌芽可追溯至19世紀初的進修學校。1816年北德意志聯邦頒布工商條例，規定18歲以下的學徒必須接受進修學校教育，培養讀、寫、算等文化能力，對學生進行廣泛的職業基礎教育肇始于此。進修學校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逐漸發展成為在職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場所。1919年《魏瑪憲法》第145條規定了普及進修學校義務教育至18歲的原則。1920年，德國全國學校大會將進修學校定名為“職業學校”。[1]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后，職業技術教育有了很大發展，政府把職業學校作為法定的義務教育場所。
1958年起，德國在各州開始試設一年制職業基礎學校，社會各界反映良好。1969年8月14日頒布的《職業教育法》對職業教育的第一年作了法律上的闡述：學制一年，屬三年職業義務教育中的第一年，稱為“職業基礎教育年”。這是“職業基礎教育年”第一次正式見諸法律條文。
進入20世紀70年代，德國開展了一場廣泛、深入而持久的關于職業基礎教育政策與理論方面的大討論，教育界、工商界都普遍意識到要加強職業基礎教育。1970年，聯邦和各州共同委任的德國教育審議會制定了《教育結構計劃》，就德國教育發展提出了“四個目標”、“七個建議”，其中第六條建議就是“在中等教育第一階段后的第十一學級設職業基礎教育年”。[2]1973年以后，德國又陸續頒布了《教育總體計劃》、《聯邦政府關于職業教育改革要點》以及《關于職業基礎教育年的框架協定》這三個對后來德國職業教育產生深遠影響的政策法規。其中《關于職業基礎教育年的框架協定》對職業基礎教育年的任務作了更加明確的規定。1978年5月19日，德國政府通過修正協議，正式在全國實施職業基礎教育年。同年，德國政府規定給已完成九年或十年義務教育的青年以全日制職業基礎訓練。職業基礎教育年開始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并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德國職業教育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階段。
二、職業基礎教育年的辦學特色
（一）入學條件
職業基礎教育年的招生對象是已完成普通義務教育的青少年。《關于職業基礎教育年的框架協定》對職業基礎教育年的入學資格作了規定：所有離開普通教育學校、中學教育第一階段結束后的十年級畢業生。也就是說在學制系統的第十一年強制實施職業基礎教育。依此規定，在德國，任何離開普通教育的畢業生都必須接受為期三年的職業教育，在第十一年強制實施職業基礎教育，這一規定既使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有機地實現了無縫銜接，又為受教育者進一步接受專業職業教育打下良好基礎。
（二）任務與定位
職業基礎教育年的任務就是要教給學習者共通的基本職業技能，為以后從事多樣的職業活動打好基礎。它介于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被賦予了普通教育和專業職業教育之間的“連接”功能，起承上啟下的作用，為專業職業教育作鋪墊。
德國職業教育系統包括職業準備教育、職業教育、職業進修教育以及職業改行教育。職業基礎教育屬職業準備教育，在德國1969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中對此表述為：“職業基礎教育的第一階段應該視為為進一步實施的職業專業教育打下寬廣基礎的階段，向受教育者傳授盡可能廣泛的職業活動領域所共同具有的基本技能、基本知識和行為方式，從而為從事多樣的職業活動做準備”。[3]這一表述在德國職業教育史上首次從法律上確立了職業基礎教育。
（三）課程設置
《教育體系結構計劃》中關于職業基礎教育的設想是：“職業教育應該為通向更高水平（層次）的不同的專業化的道路打下寬廣的專業與文化教育的基礎”，[4]基于這種構想，職業基礎教育年的課程設置廣泛。入讀職業基礎教育年的學生學習分屬13個職業領域的基本技能與技巧課程，即經濟與管理、金工技術、電工學、建筑技術、木工技術、紡織技術與服裝加工、化學、物理和生物學、印刷技術、裱糊技術和房間布置、保健、營養與家政、農業等，共涉及220門職業。各職業領域的課程分為三個方面：（1）普通課，包括德語、社會學、體育、宗教；（2）專業理論和專業實踐課；（3）選修課。目的是在各職業領域中，介紹一個寬廣的、具親緣關系的、職業共需的職業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和判斷能力，并加深普通教育，為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打好共同的基礎。其作用在于使學習者具有職業上的應變能力和適應不斷提高的、訓練職業的專業要求。[5]為他們進一步選擇和接受各種專業職業教育作好準備，打好基礎。
（四）授課形式
職業基礎教育年的學生，在日常學習別強調實踐活動，嚴格要求學生學會基本功，發展學生的基本技能。每個學生不但都要接受嚴格的文化理論教育，而且也都要接受嚴格的實踐操作訓練和實習訓練。職業基礎教育年通常由全時制職業學校②或通過企業訓練與職業學校訓練相結合的“雙元制”形式來完成。實施學校與企業協作式職業基礎教育的學校，采用部分時間制教學，每周教學2天，其余時間則接受企業培訓。
職業基礎教育年近200年的發展歷史表明，它對培育“口徑寬”、“基礎厚”的職業工人是大有裨益的。雖然職業教育基礎年的某些授課內容，也因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企業部門生產要求不斷變化，目前出現了職前培訓跟不上要求的問題，這也是整個德國職業教育目前所處的困境。德國職業教育部門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正積極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加以彌補，如在職業教育中增設普通教育課程內容。總體而言，職業基礎教育年在可以預計的未來將因其課程設置的相對廣泛，任務與定位明確，確定職業培訓的“關鍵性素養”（Schlussequalifikation），能使學生更好地適應因技術升級、產業革新對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必將繼續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歡迎。
三、對職業基礎教育年的幾點評價
職業基礎教育年作為德國三年職業義務教育的第一年，為學生進一步接受專業職業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綜觀職業基礎教育年的任務與定位、課程設置與授課形式，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優勢所在：
（一）通過實施職業基礎教育，提高從業人員的職業素養，從而滿足未來的就業體系的需要實施職業基礎教育年可提高職業教育的有效性，傳授職業中的“關鍵性因素”，培訓各種職業共通的“核心技能”，避免過早的專業化，確保在未來的職場上，從業人員的通用能力有更大的拓展空間。在不能完全預計到未來工作變化的情況下，如何使教育內容與未來的工作相適應，職業基礎教育年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可取的方式方法。
（二）可以提高受教育者職業的靈活性與適應性
特別是在技術升級、產業革新日新月異，知識爆炸的當今社會，不同技術相互交織在一起，經過職業基礎教育年培訓的學生，在完成三年職業教育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無需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教育與培訓，就可提高自己的技能，適應因職業結構的變動而造成的工種變化，企業也可縮短對職業工人的培訓時間，從而有效降低培訓成本，迎合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社會對未來勞動力市場的要求。
（三）秉承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優點，職業基礎教育年可有效提高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在職業基礎教育年接受教育，每個學生不但都必須接受嚴格的文化理論教育，而且也都要接受嚴格的實踐操作訓練和實習訓練，在實際操作技術方面，都比較符合實際工作的需要，能從根本上杜絕理論脫離實踐，如“紙上談兵”、“眼高手低”現象的發生。經過職業基礎教育年培訓的學生，在三年職業義務教育結束后，無需再經過長時間的熟悉業務過程，就可直接作為一個熟練工人或技術工人參加工作。
（四）職業基礎教育年的學生因所學內容廣泛，不但能獨立勝任工作，而且可以成為多面手“德國的機器操作員和其他車間工人承擔的任務，要比他們的英國同行廣泛得多，他們能夠更好地滿足高質量標準，并且能一以貫之。”[6]即使可能因一時某一工種人才飽和，也可在其他領域謀得一職，大大降低了培訓后失業的風險。職業基礎教育年的課程設置可使離開學校的學生獲得更多的簽訂合同的機會。[7]
（五）職業基礎教育年有助于學生為將要進行的專業職業教育奠定理論基礎，做好實踐準備職業基礎教育年不是中等教育的“死胡同”，它屬于三年職業義務教育中的第一年，處于德國教育體系的第二階段。“它確實為教育水平較低的學生提供了多種學習機會，通過學習可以使這些學生獲得好的成績，并且為他們接受更高一級的教育提供了條件。”[8]學生在職業基礎教育年所學的內容相對淺顯，但涉及面廣，這為日后的“專、精、尖”專業職業教育鋪墊了厚實的基礎。超級秘書網
比較而言，我國現階段的職業教育急功近利，學生從入學到畢業所學的內容、技能，往往囿于某一工種或職業，針對性太強。而我國職業教育目前盛行的“訂單”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一旦受到技術升級、產業革新的沖擊，其求職領域將大受限制。我國目前也非常重視學生實際操作技能的培養，但學校制的培養模式客觀上使學生遠離了生產第一線，而集中安排的生產實習又不利于學生及時將所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2002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提出“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辦學方針。近年來，已經有學者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寬基礎，活模塊”的職教課程理念，“多工種，職業群”的非定向培養模式，提高“可持續學習能力”的培養目標。[9]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規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隊伍，學習和借鑒德國職業基礎教育年中的可取之處，必將有助于實現我國職業教育在新世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宏偉目標。
注釋：
①也有學者將其翻譯成“職業預備教育年”或“職業基礎學年”.
②在德國，凡整周（星期日除外）全天安排課的學校稱為全日制學校；凡一周僅有一兩天上課的學校稱為部分時間制學校；凡整周僅在下午一兩點以前安排上課的學校稱為全時制學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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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教育大辭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030．
[6]T·胡森．教育大百科全書（第4卷）[Z]．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832，833．
關鍵詞：大學生 就業 教學改革 研究現狀
大學生就業的相關理論
就業理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認識深化和不斷發展的過程，大致分為三類：傳統就業理論、凱恩斯就業理論和現代就業理論。
（一）傳統就業理論
傳統就業理論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B.Say）為主要代表，他提出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傳統理論認為，在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下，完全競爭市場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不會出現“非自愿性”的真正失業。因此，傳統就業理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干預要素市場調節，這種觀點在現實世界顯然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就業理論
經濟學家凱恩斯從理論上否定了市場價格機制會自動調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理論，認為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社會就業平衡經常處于一種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來拉動需求，以實現促進生產、提高就業的目的。
（三）現代就業理論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并存的現象。“滯脹”現象引發了對凱恩斯政府干預理論的批判。一些經濟學家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的失業問題與30年代有較大不同，它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量失業，而是一種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失業。為此，提出應實行積極的人力政策，重視對勞動力的再培訓，完善就業服務，以及通過多種綜合治理政策增加就業需求。
國內關于大學生就業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
（一）大學生就業特征研究
1.群體特征。作為一個受過較長期教育的特殊群體，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受個體主觀因素影響較大，表現出如下特征：首先，與大專生、技校生相比，大學生在知識的深度、廣度和技能的熟練程度等方面優勢明顯，有些大學生在校期間就有一定工作經驗或參與實際項目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求職有很大的幫助。其次，在考慮未來發展方面，與高中畢業時相比，大學生有了更多的時間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對職業發展有一個相對長遠的規劃，因而求職目標更為明確、心態也更成熟。最后，隨著我國高考制度對學生年齡限制的放寬，還有一部分大學生在就業問題上需要考慮家庭、婚姻等生活上的現實問題，受婚姻家庭等牽絆的壓力較大，這也限制了他們在就業去向上的一些選擇。同時，由于投入了較多的教育成本，大學生的就業期望值比較高，這主要表現在：對單位性質、薪水待遇、工作崗位、專業的對口度、就業區域等方面要求較多。
2.個體特征。大學生對自身認識定位不足，在求職過程中存在著不成熟的心理特征。第一，攀高心理，有些大學生總是拿身邊同學的就業標準來定位自己，在此心理下，即使某單位非常適合自身發展，但因與他人選擇的單位做不必要的比較后，也會彷徨放棄。事后卻又后悔不已，導致一些畢業生落聘。第二，自負心理，一些大學生認為自己是社會中的高層次人才，所從事的工作也應是社會中高層次的，不屑做“小事”，不愿從基層做起。這種不合理定位是造成不少大學生擇業就業時“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誘因。第三，功利心理，許多大學生把追求優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就業發展機會、社會人文環境和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區作為自己擇業的首選目標，對縣以下和西部地區則持漠視態度。在國家需要、發揮個人專長與獲得高收入、高社會地位之間存在兩難選擇時會不知所措。
（二）大學生就業現狀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對大學生就業的整體形勢分析。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社會需求旺盛，從長遠來看整體就業形勢好，如屈百達（2004）通過對中美畢業生就業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指出美國的大學生就業己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近幾年大學生失業與滯后狀況加劇，越來越多的新畢業大學生不得不從事低層次簡單勞動。相比之下，目前我國的大學生就業情況要好得多，不過某些學科、專業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也已出現就業難的苗頭。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近年來隨著高校本科畢業生普遍性就業難的問題日益浮出水面，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
2.關于大學生就業的地區流向和行業流向的研究。寧小華（2002）指出，大學生就業的地區流向呈現出兩個傾向：其一，在學校所在地就業的比例相對較高；其二，在北京、上海、廣東以及東部發達地區就業的大學生比例高，而去中西部地區就業的大學生相對比較少。另外，在行業流向上，大學生的就業單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需要高學歷層次的金融單位為主，國有單位依然是大學畢業生的主要吸納單位。但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非國有單位就業已經逐漸成為今后的趨勢。
3.關于大學生擇業觀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大學生擇業和擇業期望值都比較高，而且他們的年齡較大，已經是成人，有些還存在婚姻、家庭問題，因此擇業心態也更為復雜。還有學者指出，當今大學生擇業觀出現了趨于功利化的現象，許多人對功利標準的追求強于對事業發展和社會貢獻的愿望，過分突出自我，片面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忽視對社會的貢獻，注重經濟效益，缺乏遠大的理想和奮斗目標。
（三）大學生就業市場研究
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近年來我國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變過去“統包統分”的分配體制為“由政府調控、市場導向、學校推薦，學生和用人單位之間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由此確立了大學生就業市場。王春莉（2007）指出，大學生就業市場看“實力”不看“標簽”，即用人單位越來越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在選用人才時不單要看學歷和身份“標簽”，更要求應聘者具備企業所需要的工作經驗和能力。目前大學生就業市場存在主體發育不足、供求不平衡、工資機制不健全、運作不規范等問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便更好的發揮市場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作用。
（四）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研究
關于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個人因素，由于自身學習周期的加長與教育投入成本的加大，學歷層次的進一步提升，致使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就業期望值比較高，從而影響到個人就業。第二，學校因素，重視專業教育，忽視思想教育；忽視與用人單位的聯系，缺乏必要的就業指導，是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學校方面因素。第三，家庭因素，家庭價值觀會對對大學生的擇業觀產生較大影響，一般來講，家長文化程度愈高，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第四，社會因素，社會因素主要是指國家或者地方政府在促進就業或者人才流動方面所制定的方針政策，以及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大學生就業所造成的影響。
（五）大學生就業政策建議研究
關于就業政策建議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問卷調查、個人訪談等實證研究，通過對部分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的基礎上分析其影響因素，給出相對應的政策建議；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論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如紀軍、楊鷹（2008）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出大學生就業難的幾個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六）大學生自主創業研究
“以創業促就業”的大學生就業模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大學生具有“心理素質趨于成熟；社會閱歷豐富；擁有一定的啟動資金；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等優勢條件。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經驗，高層次人才的創業將成為我國提高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競爭能力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
國外高校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教學改革措施
（一）英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英國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一直走在國際前沿。他們研究得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形勢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之一。個體影響因素方面，所學專業是影響大學生就業最重要的因素，且不同專業的就業差異非常顯著。專業對進入工商企業及政府部門的影響不如對學術單位的影響大。其次，所就讀的院校也會影響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如牛津、劍橋是英國傳統的名牌大學，其大學生就業前景比其它大學好得多。大學生所獲得的學位級別與其就業機會也有關系。再者，大學期間所學的學位課程實用性較強，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適應面就廣。
（二）美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美國的大學生教育體現為多元化的培養目標，與培養目標多元化相對應，美國大學生培養模式也是多樣化的，主要有專業式、協作式和以課程學習為主的教學式三種。專業式適用于培養教學科研型及其他高層次人才；協作式適合于應用型、開發型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而教學式則適合于專業學位教育及研究生課程教育。三種模式相互補充，以滿足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多樣化需求。此外，由于現代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日益緊密，加之市場競爭加劇，使得大學同企業界、工商界的合作日益加強，美國一些高校改革大學生培養模式，把教學、科研與生產有機結合起來，培養工商界所需各類人才，畢業后直接進入其合作企業中就職，或與企業界建立教育聯合體，合作培養研究生。斯坦福大學就是通過與市場、企業緊密協作，創造了“硅谷”奇跡，成為高科技時代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三）日本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日本的大學也敏銳地意識到，在21世紀，人類要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決科學技術與人類之間的接口問題，單靠對科學的探索和高新技術的開發是不夠的，還需要對人類社會普遍意義上的理解和人文社會科學新思想的支撐，因而探索并創造了一種打破文科和理科壁壘的跨學科教育，并在日本東京大學成立了社會工學研究生院。該院以“創造人類與科學技術協調發展的社會”為理念，以“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群”為研究對象，以“新的理學”、“新的工學”為特色，創設了新的專業與課程體系，著力于新領域開拓。總之，該院畢業生輸送到社會中，已不僅僅限于謀取一個職位，而是能夠通過其理念與研究方法，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為全球作貢獻。
結論
從上述研究內容來看，關于我國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研究，特別是相關的綜合研究相對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方面為主，對大學生就業缺乏系統性、邏輯性與前瞻性的認識。雖然也對個人、學校、社會三方面作了分析，但深入研究不足，如思想教育工作者關注的是大學生擇業觀念的變化；日常管理者關注的是大學生培養質量與就業的關系；就業指導工作者關注的又是如何改進和加強對大學生的就業指導等。事實上，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把大學生就業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并提出總體對策的重要性。從長遠來看，及時深入地研究和解決大學生就業中的問題，科學地提出應對方法，不僅對于做好大學生就業工作、促進大學生的個人成長、充分實現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刺激本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等方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于大學生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非常現實的理論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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