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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分子表示一國總出口中某部門所占的份額，其中X[,ij]表示j國i部門的出口，分母表示OECD總出口中該部門所占的份額，因此RCA表示了一國出口結構（分子）與OECD出口結構（分母）的比較。如果一國某一部門的RCA等于1，那么該部門在該國出口中所占的份額與OECD的平均水平相同；如果RCA大于1，則認為該國在該部門處于比較優勢；如果RCA小于1，則認為該國在該部門處于比較劣勢。
本文中的數據來自《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產品分類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of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
在式(1)基礎上進行推導，我們可以得出如下計算農產品RCA的公式：
附圖
其中RCA[,jt]表示第t年j國某部門的RCA，M[,it]表示第t年該部門i類產品世界出口額占該部門產品世界出口總額的份額，RCA[,ijt]表示第t年j國i類產品的RCA。
式(2)表明只要計算出各個年份世界各類農產品出口額占世界農產品出口總額的份額和中國各類農產品的RCA，就能計算出中國農產品在各個年份的RCA，因此選取16種二分位的SITC農產品進行RCA計算得出除煙草的RCA一度上升從而由比較劣勢變為比較優勢外，其它15種農產品的RCA均下降或保持平穩狀態。它們可分為5類：(1)雜項食品、含油籽仁及果實和紡織纖維等8種農產品的RCA呈下降趨勢。其中肉及其制品、咖啡、茶葉、可可及調味香料、飼料、雜項食品、紡織纖維5種農產品由具有比較優勢到失去比較優勢。(2)飲料、天然及合成橡膠、動物油脂和固定植物油脂4種農產品的RCA變化不大，且歷年均不具有比較優勢。(3)食糖及蜂蜜的RCA波動較大，具有比較劣勢的年份稍多于具有比較優勢的年份。(4)谷物及其制品的RCA波動較大，大致每過3、4年發生一次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的相互轉化。(5)乳品及蛋品的RCA逐年下降，且歷年均不具有比較優勢。
然后計算我國這16種農產品的世界出口額占世界農產品出口總額的份額，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所得結果沒有詳細列明。但是對出口份額的分析，我們看到：對各種農產品歷年的份額進行排序后，該順序一般比較穩定；份額在10%以上的農產品一般包括水果及蔬菜、谷物及其制品；有的年份也包括肉及其制品或咖啡、茶葉、可可及調味香料。其他的重要農產品包括乳品、蛋品、飲料和紡織纖維。它們的RCA變化對中國農產品總體的RCA變化有著重要的影響。
根據式(2)計算中國農產品RCA結果參見表1。
表1中國農產品顯示性比較優勢(RCA)時間序列（1978-1998年）
年份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
RCA2.05591.85971.70861.6211.56111.57591.056
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RCA1.54461.58231.50551.46621.43461.29561.2162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RCA1.09641.06330.99520.82960.84580.77780.7264
資料來源：根據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1978-1998)相關數據計算所得。
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RCA自1978年以來幾乎是逐年下降的，并且在1994年就失去了原來具有的比較優勢。具體劃分的話，中國農業在1978-1990年具有次強比較優勢；1991-1996年具有中等比較優勢；1996年以后只具有較弱比較優勢。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在1978-1991年期間，加權后的RCA（各種農產品的RCA乘上它們的份額）在0.1以上的農產品一般有6種；而在1992-1998年期間，加權后的RCA在0.1以上的農產品只有2種，最大的值來自水果及蔬菜，此外是谷物及其制品（在1995年和1996年是肉及其制品）。失去比較優勢的最重要的農產品是紡織纖維。
再選取47種三分位的SITC農產品，分別計算它們在1978、1988、1998年的RCA。得出：1978年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25種，占樣本總數的53.19%。1988年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21種，占樣本總數的44.68%。1998年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13種，占樣本總數的27.66%。其中有極強比較優勢（RCA＞2.5）的農產品只有4種，占樣本總數的8.51%；有次強比較優勢（2.5＜RCA＜1.25）的農產品有7種，占樣本總數的14.89%；有中等比較優勢（RCA＜0.8）的農產品有3種，占樣本總數的6.38%；有較弱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33種，占樣本總數的70.21%。這是因為1978-1988年期間，RCA下降的農產品有32種，RCA上升的農產品有15種。其中由具有比較優勢到失去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8種，由不具有比較優勢到獲得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4種。1988-1998年期間，RCA下降的農產品有32種，RCA上升的農產品有15種，這與前一期間相同。但這一期間由具有比較優勢到失去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有9種，由不具有比較優勢到獲得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只有1種。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RCA的下降主要發生在1988-1998年期間。農產品比較優勢正逐步由少數產品所占有。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農產品比較優勢變化的總體特征：
1.包括谷物及其制品在內的糧食產品已經基本失去比較優勢。糧食產品為土地密集型產品，中國人均占有土地資源率較低，不具備競爭的自然稟賦優勢。目前中國還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僅有大米、未粗磨玉米和小麥類混合粉及團狀物。
2.肉及其制品與活動物一直具有比較優勢。目前中國的生豬等畜產品多為農戶散養型，勞動力資源是比較優勢；相關產品的加工制品因國內消費偏好影響，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
3.油類產品比較優勢變化明顯。其中固態固定植物油和含油籽仁及果實由比較優勢變為比較劣勢。
4.園藝類農產品仍然具有比較優勢。園藝類農產品主要包括各類水果、觀賞類樹木及蔬菜，多為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中國在此類產品上具有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除干果、鮮果及堅果失去比較優勢外，其它類別一直保持了比較優勢。
5.紡織纖維失去了比較優勢。主要原因是植物纖維和黃麻纖維由具有顯著比較優勢到失去比較優勢。棉花和蠶絲本來是中國具有比較優
勢的農產品，但由于1990年代以來國內需求的激增和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到1995年左右均失去了比較優勢。
二、入世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入世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中國農產品的出口將獲得諸多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入世會使中國的農產品進口進一步增加，特別是小麥、玉米等糧食的進口數量將大幅度增加，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1.自1995年以來，中國糧食已經完全失去了價格優勢。其中小麥價格高出國際市場價格28%，玉米高出71.1%，大米高出17.8%。
2.美國對谷物的出口補貼，使中國糧食產品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加上中國對美國西北部小麥進口禁令的解除，可以預計從美國進口的糧食將急劇增長。
3.進口配額與以往實際進口量相比增加較多。到2005年，小麥、玉米和稻米的配額量將分別達到930萬噸、720萬噸和530萬噸，而1992-1998年小麥、玉米和稻米的實際平均進口量僅為681.8萬噸、85.3萬噸和53.4萬噸。
關鍵詞：教學改革；對外貿易；必要性；措施
高校中的《中國對外貿易》這門課，是學習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同學們了解我國有關對外貿易相關理論、政策，以及較為前沿的發展動向的一門學科，因此，這門課程是我國各高校課程設置中獨有的，無法從國外的一些教學經驗去借鑒，其教學改革得到了國內許多高校的重視。學生通過對這門課的系統學習，可以在掌握國際貿易相關理論的基礎上，能夠進一步加強對貿易實踐中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通過系統的學習，可以向學生提供未來的就業方向相關信息，有利于將來在工作中不斷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進行《中國對外貿易》課程的教學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一、中國對外貿易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中國對外貿易》這門課，主要是通過關于對我國對外貿易的方針政策和實踐的研究，其特點可概括為三點，分別為：展望性、政策性和宏觀性，其教學內容需要緊密結合我國對外貿易的整體發展情況，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之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師選擇教學內容的一些難度，就例如，當任課老師若僅僅遵循教材中的相關章節進行教學，教材中的內容有滯后性的話，容易對教學質量造成影響。
此外，講授法，一直以來都作為《中國對外貿易》這門課的教學方法，而通過日常的教學實踐中可以發現，如果僅僅通過使用講授法來進行教學，其效果不理想。一方面，通過教師講授學生被動接受，這樣對學生的自學精神培養是不利的，易造成學生對學習缺乏興趣；另一方面，我國的對外貿易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傳統的講授教學方式，授課內容不易與外貿發展節奏相適應，其知識信息內容也相對滯后，當學生畢業從事相關工作后，會發現從前課堂學習的內容已滯后，對現實的貿易世界不知從何入手，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的教學方法也必須加以改革。
二、中國對外貿易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方法單一
長期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課程在講授上主要以傳統的“填鴨式”和“滿堂灌”的注入式教學為主，教學的方式和方法比較單一，在教學過程中按照教材的順序逐章節的進行介紹，這種教學方法雖然學生在接受上沒有較大難度，但是往往出現學生接受得快，忘得也快的現象，學生很難參與到實際的教學中來，教師將精心準備的內容能夠深入淺出的講授出來，但是沒有培養學生自主分析問題的能力，導致學生出現了理論和實踐難以結合的局面，甚至有的學生認為這種理論課在以后工作中的作用不大，缺乏應用價值。
（二）教材內容滯后
中國對外貿易課程是針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實踐進行總結和分析，由于目前我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受國內和世界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這導致最新的教材也難以緊跟當前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實際 教師在備課過程中，通過及時搜集最新的資料和數據補充教學內容，在課堂上將最新的內容向學生進行講授，學生被動地接受，一方面使學生難以養成自主地去查閱相關資料和數據的習慣；另一方面由于教材絕大多數的內容是講述過去時的外貿情況，容易出現學生認為教材的用處不大的現象。
（三）考核方式簡單
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中，考查課是中國對外貿易課程的普遍出場形式，其課程的考核方式也比較簡單。而學生對課程的重視程度及學習努力的方向往往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校對這一課程的考查方式決定的，因此考核方式必須與現代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相一致。根據不同類型課程的特點采取形式多樣的考核方式，因課制宜，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質。但目前中國對外貿易概論依舊停留在撰寫論文或者開卷考試的傳統考核方式階段上。這種傳統的考核方式，難以客觀真實合理的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難以考查學生對基本理論的掌握和運用情況，也難以體現出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三、中國對外貿易教學改革措施
（一）拓展學生的課前閱讀
課前閱讀，能夠幫助學生提前預習，可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獨立學習的能力，也有利于提高課堂效率及學習效果，有利于學生更好的理解所要講授的知識點。上課前，老師可根據課上所要講授的知識點，搜集相關文獻和案例，通過電子郵箱或qq等方式發給學生，讓學生在課下閱讀。但在閱讀過程中，由于學生們知識基礎參差不齊及對新知識點的不熟悉等各種因素，學生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問題，因此老師需要針對以上這些因素和問題，合理設計閱讀材料和問題，讓學生帶著問題閱讀，做到有的放矢。在課上，可以留給學生一定的時間，讓學生分小組對自己的課前閱讀的成果進行分享討論和展示。
（二）系統講解基本知識點
當前，《中國對外貿易》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對外貿易的地位，中國對外貿易的理論依據，中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國對外貿易的管制制度，中國對外貿易的法律制度中國的關稅制度，中國的海關管理制度，中國的對外貿易促進制度及中國的對外貿易關系等。以上是該課程中的基本知識點，教師一定要做到系統講授，但可綜合學生對知識的接受能力及對前期知識的掌握程度，對其中的一些章節可以進行合理的擴充和刪減，做到詳略得當。
（三）加入新穎的教學方法
關鍵詞 貿易戰略 出口導向 協調發展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期實行的是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為了鼓勵對外貿易，國家在外貿體制與外匯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同時制定了一系列財政政策來鼓勵企業出口。
（一）外貿經營權逐步開放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對外貿易實行的是指定經營，有權經營對外貿易的只有12家專業的進出口公司。1983年，我國首次賦予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自營進出口權；1985年，國務院將外貿經營許可審批權下放到地方；1988年，國務院開始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2004年7月1日，我國正式徹底地放開了對外貿交易的限制，企業的外貿經營許可的獲得途徑由原來的審批改為登記備案，所有個人和企業，只要到相關部門進行登記備案，都可以從事進出口貿易。
（二）外匯管理改革
為加快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國家頒布了《外匯管理暫行辦法》。1983年，為調動外貿企業經營的積極性，我國正式實行外匯留成和外匯調劑市場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新的外匯制度，新制度主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以及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促進外匯調劑市場的形成。在這種市場中，企業能夠采用接近實際成本的價格或匯率進行生產和出口貿易，從而提高了出口的積極性。
（三）鼓勵出口的財政政策
在財政政策上，改革開放之初，國家財政支持的重點在出口商品的生產上。為此，國家財政部設立的專項資金主要用于扶持出口產品的生產，資金由國家財政部撥付給各級外貿部門，用于支持外貿企業在生產農副產品、土特產等商品和進行新產品的試制中無償周轉使用，這一舉措在當時對擴大中國貿易出口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戰后日本對外貿易的發展戰略
二戰后，為恢復經濟，日本政府推行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加工貿易。通過進口原材料、石油、煤炭等進行加工生產，擴大工業制成品出口以賺取外匯，同時實行優惠政策扶持具有規模經濟效應的出口產業，促使日本經濟重工業化。加工貿易立國戰略不僅突破了日本資源貧乏和資本短缺的束縛，還通過擴大產品市場實現了規模經濟效應，對日本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日本經濟實力也因此躍升到發達國家第二位。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戰略轉變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但由于經濟體制的限制以及匯率政策的配合存在問題，在突破了模仿性技術制約、進入最先進國家行列后，日本并沒有真正突破創新性技術的約束。8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提出以“美日共霸”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戰略構想，即“環太平洋經濟圈構想”。日本積極促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協調，加強多邊貿易和發展全球經濟，其全球經濟的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傾斜，策劃推動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向制度化、集團化方向發展，試圖主導亞太地區的貿易秩序。
日本認識到外需存在的不確定性，降低了對貿易的樂觀預期。世界經濟雖處于復蘇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國政府的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所支撐的，還沒有真正進入自律性的復蘇軌道，針對國際金融危機對出口的影響，日本了《日本藍皮書（2010）》，其中指出，日本經濟已陷入通縮狀態，國民對經濟社會的未來感到不安，加上人口日趨老齡化，很難將儲蓄轉化為國民消費，內需的不足不利于擴大進口。此外，日元匯率的震蕩波動也不利于日本對外貿易的穩定發展。日本經濟想要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需要促進出口、調整出口商品結構、緩解通縮及擴大內需。從長期發展來看，日本政府依然會繼續貫徹“貿易投資立國”的發展戰略，繼續深化經濟結構改革，推動貿易、投資盈余的長期化，力求恢復日本經濟的活力。
三、中日貿易戰略對比
通過對中日對外貿易戰略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兩國在一定程度上都屬于外向型經濟，在不同發展時期對外貿易也呈現出相似的特征。日本奉行的是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期的“貿易立國”政策和后期推行至今的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以及日本在20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逐步推行的“內需主導型”戰略，推行戰略性的進口保護政策，不僅鼓勵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還會帶來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形成了較多的外匯儲備，推動了日本經濟呈現高速增長態勢。改革開放后，我國也采取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積極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隨著對外貿易順差的增大，貿易自由化傾向不斷增強。出口導向型戰略的實行，使中國出口的巨大潛力得到激發，出口業得到高速發展，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也增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中日兩國都實行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對外貿易得到長足發展，這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日本在創造經濟奇跡后，也曾陷入長達10年的停滯期。當前我國也進入經濟增長的階段減速期，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聚合，所以在借鑒日本發展戰略優勢的同時也要從中吸取教訓。我國對外貿易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國內產業結構依然不盡合理，甚至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因此，當前我國一方面要促進對外貿易平穩發展，另一方面要積極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在外貿政策上與國內產業政策充分融合，同r將創新和技術緊密結合在一起，提升我國產業以及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作者單位為山西財經大學）
[作者簡介：溫晶（1992―），女，山西永濟人，山西財經大學世界經濟學研究生。劉雅麗（1990―），女，山西朔州人，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曾珠.后危機時代日本貿易政策對中國的借鑒意義[J].蘭州商學院學報，2010（6）：24-28.
[2] 李計廣，張漢林，桑百川.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回顧與展望
[J].世界經濟研究，2008（6）：8-13.
關鍵詞 對外開放；收入不均等；實證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在理論界，開放和收入不平等的關系一直是受國際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重視的問題，而其理論發展主要遵循于兩條主線：一是國際貿易學中圍繞Stolper―Samuelson定理(1941)所展開的研究；二是發展經濟學中以Kuznets“倒U”假說(1955)為基礎所展開的爭論。
在實踐中，上述兩條研究主線分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分析框架。其中，在國際貿易學中，關于居民收入分配變動趨勢的研究主要以經濟開放作為基本動力，依托于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中推崇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這一框架經過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李嘉圖主義國際貿易理論以及新貿易理論的完善和發展，逐步確立了經濟開放對于國內收入分配變動趨勢影響的多元分析模型。而在發展經濟學中，關于居民收入分配變動趨勢的研究則主要以城鄉二元經濟轉換作為基本動力，以Kuznets“倒U”假說(1955)為起點。
本文主要是從國際貿易學角度研究開放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標準的S-S定理告訴我們，對外開放可以提高一國相對充裕要素的收入。換言之，一國專業化生產的部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其報酬將會提高，反之報酬將會降低。這樣，對勞動力相對充足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開放從整體上可以提高本國勞動力的收入，因此，對外開放有利于縮小國家間的收入差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收入分配而言，對外開放可以降低技能型勞動力的收入，提高非技術型勞動力的收入，這有利于國內收入差距的縮小。以上兩點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的理論依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激勵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居民收入渠道日益多元化，收入水平整體顯著提高，人們生活不斷改善。但是，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卻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2002年的數據，我國1998年的GINI系數就已經達到了0.40，進入世界上最不平等國家的行列，而1981年這一數據才只有0.28。這就帶來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與中國對外開放有著怎樣的聯系？是不是因為中國融入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從而導致了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的產生和加劇呢？
關于對外開放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效應這一問題，國內外諸多學者開展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但是由于選擇的研究角度，應用的理論，選取的指標、數據以及實證方法的差異，迄今對于對外開放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仍未達成共識。如William R.Cline(1999)、Bloomington和Francois Neilson(2001)等人的研究表明經濟開放將拉大一國內部的居民收入差距；而G.S.Fields(1984)、ICC(2003)的研究成果卻揭示經濟開放可以改善一國的居民收入差距。魏尚進用1988-1993年中國100多個城市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論是在城市水平上，對外開放降低了收入差距，但是文章并沒有解釋為什么全國水平的數據反而呈現相反的趨勢。何璋、覃東海(2003)論證指出中國以外貿依存度表示的開放程度與收入分配之間沒有線性關系；趙瑩(2003)的研究卻得出貿易開放與收入分配之間高度相關，且貿易開放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的結論。
本文試圖以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和外資依存度為切入點，通過計量經濟研究的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研究結論。
二、實證模型與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數據收集與整理
1.模型的建立及變量的選取
為系統考察對外貿易與中國收入差距的關系，本文選取了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1985年一直到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較長時間的跨度，分析對外開放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本文的思路是以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具體為：全國基尼系數、城鎮基尼系數、農村基尼系數和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比)，并建立如下的多元回歸方程：Disparity＝α＋β1Trade＋β2Trade2＋β3FDI＋β4Edu＋β5GDP＋ε
其中TRADE為中國每年的外貿依存度，即用TRADE=進出口額/GDP來衡量對外貿易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FDI為中國每年的外資依存度，即用實際利用外資額/GDP來衡量直接投資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GDP表示剔除價格因素后的每年GDP增長率，用來衡量經濟發展和收入不平等的關系。EDU表示中國的教育情況。
2.數據的收集與整理
本文實證研究所主要采用的數據有以下幾種：中國每年的外貿依存度、中國每年的外資依存度、中國每年GDP增長率、中國教育擴展程度、城鄉收入之比以及基尼系數。
外貿依存度和外資依存度是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6―2007各卷)與《中國對外貿易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而得。中國經濟增長率數據來自《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相關年份。城鄉收入之比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6―2007年各卷)原始數據計算而得。中國教育程度用中國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計算公式為：EDU=(識字很少的人數×1+小學的人數×6+初中的人數×9+高中的人數×12+大專及以上的人數×16)/全國總人數。由于我國的統計年鑒沒有直接統計基尼系數，關于這方面的數據主要來自一些學者發表的論文和學術專著。
(二)實證分析結果
根據以上的數據用EVIEWS3.0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的結果如下：
1.對外開放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表1結果可以看出來，變量TRADE、TRADE2系數t值都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可調整擬合優度adjR2＝0.926，說明在中國對外貿易是影響城鄉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TRADE的系數為正，而TRADE2的數為負，證明在中國對外貿易與城鄉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關系。變量FDI系數為正，且在1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中國實際利用的外資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
2.對外開放對城鎮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表2結果可以看出來，變量TRADE、TRADE2系數t值都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可調整擬合優度adjR2＝0.95，說明在中國對外貿易是影響城鄉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TRADE的系數為正，而TRADE2的數為負，證明在中國對外貿易與城鎮內部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關系。變量FDI系數為正，且在1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中國實際利用的外資對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
3.對外開放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到：貿易依存度與農村基尼系數正相關，而貿易依存度的平方項與農村基尼系數負相關，計量檢驗的結果較顯著。外資依存度與農村基尼系數負相關，但這個系數并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隨著貿易開放度的加大，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會增加，由于貿易依存度的平方項系數為負，表明有一拐點的存在，當開放到一定程度后，繼續開放則會降低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對縮小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有一定的作用。
4.對外開放對全國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表4結果可以看出來，變量TRAD系數t值在模型16、17中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而在模型19、20中，變量TRAD系數t值在5%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在中國對外貿易是影響全國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TRAD的系數為正，而TRAD2的數為負，倒“U”關系仍然存在。變量FDI系數為正，且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中國實際利用的外資對全國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
三、進一步完善中國收入分配的政策思考
(一)加大貿易開放度
中國不應該因為前期對外開放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而否定對外開放的成就，而是應該更好的把握對外開放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已處于倒“U”型右邊的機遇，加大力度推進對外開放以促使經濟的市場化。根據前面的實證分析結論，對模型2、模型7、模型12、模型17一階求導可以獲得貿易依存度對收入分配不平等影響的拐點值分別為：0.59、0.53、0.56、0.59，結合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有關數據，我國實際上在2004年就已經超過了上述拐點值，進一步的加大貿易開放只會逐漸縮小我們的收入不平等狀況。
(二)調整引進外資的流向
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會增加熟練工人的收入，減少非熟練工人的收入，從而增加收入不平等，而本文的實證分析也驗證了理論模型的結論。由于我國FDI存在的地域差異性，FDI的流入提高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參與資本全球化的進程，而是我們在引進FDI的時候要注意FDI的流向性，政府應該采取一定的政策傾斜，如稅收優惠，加強中西部的基礎建設等措施，使FDI向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流動，充分挖掘這些地區的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這些地區的經濟效益，從而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
(三)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
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主要是使得人人都可以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憑借自己的能力和貢獻獲得其在經濟產出中應得的份額，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首先，建立平等競爭、自由流動、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特別是消除城鄉間的就業歧視和擇業差別，打破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其次，改變教育機會不均，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務。為縮小差距，要求改變目前教育機會不均的現狀，大力發展落后、貧窮地區的教育事業，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可獲得的高質量的教育服務。再次，加強不同地區間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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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 對外貿易 貿易順差
一、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基本情況
2007年，我國對外貿易繼續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貿易規模達到21738.3 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增長48%，對 GDP 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高。據海關統計2008年1月～9月,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達19671.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5.2%。其中出口10740.6億美元,增長22.3%;進口8930.7億美元,增長29%。1月～9月累計貿易順差為180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1.我國貿易順差的現狀
1981年以來我國貿易平衡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見下圖）
(1)以貿易逆差為主階段（1981年～1989年）
這一階段雖然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別出現了30.36 億和8.36億美元的順差，但總體上是以逆差為主，累計逆差達到424.04億美元。平均每年逆差為 47.12 億美元。
(2)較小貿易順差階段（1990～1996 年）
這一階段雖然在1993年出現了122.15 億美元的逆差，但總體上是以順差為主，累計順差達到433.08億美元。
(3)較大貿易順差階段（1997年～2007年）
這一階段各年均為貿易順差，且平均每年順差均在500億美元以上，1997年～2007年累計順差達到5415．5億美元，2007年我國出口額12180.2億美元，增長25.7%；進口額9558.2億美元，增長20.8%，全年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為近5年來的最高水平。
2.我國貿易順差的特點
(1)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
一般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加工貿易仍是順差的主體。2007 年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為6176.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進口總額為3684.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6%;順差為2492.5億美元。而同期一般貿易順差僅為1099.3億美元，約為加工貿易順差的二分之一。目前，我國加工貿易產品已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品，向以機電產品為主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
(2)順差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
順差主要來自民營和外資企業，國有企業仍為逆差。2004年外貿經營權全面放開后，大大激發了民營企業擴大出口的積極性。2007年，民營企業出口實現貿易順差1709.9億美元，占全國順差總增量的65%。外資企業“高出低進”也十分突出，實現順差1361億美元，國有企業仍有449.1億美元逆差。
(3)中美、中歐貿易順差繼續擴大
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國家和香港地區，但增量主要來自歐美，而且表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2007年，我國對美、歐、港的順差分別達1633.3億、1342.3億和1716.2億美元。三地順差合計4691.8億美元，占我全球貿易中順差來源地順差總額的90%以上。
(4)貨物貿易順差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服務貿易連年逆差
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逐步擴大，成為推動貿易順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1997年～2006年，貿易順差累計5655.5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累計順差額6244.5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額677.3億美元。在國際上，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長期保持順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國經濟結構升級緩慢。
二、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長期以來，我國奉行以低勞動力成本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戰略，這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在資金、技術方面相對稀缺，成本較高，而勞動力則相對充裕，成本也相應較低，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擁有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因此，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是當前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另外，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現階段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有價格競爭力的也仍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具體來說，這主要體現在由低勞動力成本帶來的低價優勢以及粗放型增長所帶來的規模優勢。憑借這種“比較優勢”，中國的產品得以極強的價格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市場，中國的制造業也得到快速的發展。有關資料表明，“中國制造”的產品已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
三、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原因
外貿順差反映了國情，是發揮人力資源比較優勢的結果。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國情，發揮自身優勢，主動參與國際分工，是我國產生外貿順差的根本原因。我國人力資源“質優價廉”，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5%、韓國的8%、巴西的18%。同時我國還有市場大、配套強、海外華人多等優勢，有利于吸納國際產業轉移，致使加工貿易占我國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為順差的主要來源。
1.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是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紀90年代工業發達國家開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經濟恰好已形成了基本的開放態勢,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這場世界性的產業轉移；之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加之國內人力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趨完善,中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資企業躍升為中國外貿發展的主力軍。2005年1月1日，WTO成員國取消了對服裝和紡織品的所有進口配額限制。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出口成為貿易順差的最大驅動力量。
2.貿易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的轉移有著密切的聯系
根據我國進出口國別（地區）統計，1994年～2007年間，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有美國、香港地區和歐盟。其中美國由74.9億美元激增到1633.3億美元，是我國最大的順差對象國；香港由229.1億美元增加到1716.2億美元；歐盟由逆差38.4億美元751.1億變為順差1342.3億美元。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的貿易卻由順差轉變為出現美元的逆差。其中，對日本的逆差由47.5億美元增加到318.8億美元；對韓國的逆差由 29.2億美元增加到476.2億美元;對臺灣地區的逆差由118.5億美元增加到775.6億美元;對東盟的逆差由4.5億美元增加到141.9億美元。如果考察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方向統計，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對美國、歐盟的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貿易順差出現了相應的縮減。也就是說，由于國際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主要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程序，已經大量轉移到中國，這樣也就把它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而我國則從這些經濟體大量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并因此形成我國對亞洲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亞洲國家或地區對我國的持續產業轉移間接擴大了我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使貿易順差加速。
根據進出口商品結構統計，我國貿易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上。1994年～2007年間，我國工業制成品順差由原來的21.1億美元增加到4436.3億美元，與此同時，初級產品貿易則由32.4 億美元順差轉變為出現1814.3億美元的逆差。應當注意的是，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出口和進口均大幅增長，這反映了我國加工貿易占有較大比重，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即“大出”同時伴隨著“大進”，出口增長大量地依賴工業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的進口，其中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甚至存在著較大的逆差。我國商品進出口十幾年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急劇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部分加工出口產業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
3.發達國家對中國技術出口的限制擴大了貿易順差
按照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原則，中國主要對海外原材料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較大。但一些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等為借口，對本國企業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設備施加種種限制。巴黎統籌委員會解散后,某些國家對華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沒有放松,反而加強,這自然會加大雙邊貿易不平衡。以美國為例，美國對中國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已是導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9?11”事件以來，美國進一步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出口許可審批的時間更長，對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也更多。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美國的出口許可證從遞交申請到批準的平均時間一般為3個～12個月，而日本、德國對向中國高科技出口發放許可證的時間最多為1個月。所以，如果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獲得許可證，出口機會就會轉向德國或日本公司。正由于此，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續下降。由于美國歧視性的出口管制，近幾年美國每年都要喪失對中國出口幾十億美元的貿易機會。
4.FDI推動貿易順差的擴大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形成的生產能力正在釋放出來，導致某些產品出口激增，遠遠超出國內市場需要，因而出口大量增加，貿易順差而擴大。據海關統計，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一直居重要地位，無論是進出口額還是貿易差額，外商投資企業都占絕對比重，目前，加工貿易是外資企業的主要貿易方式，2007 年外企加工貿易出口6955.2億元,同比增長23.4%,進口5594.1億美元，同比增長18.4%，實現貿易順差1361.1 億美元，占全國加工貿易順差的55%，因此可以看出，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在我國貿易順差的加速擴大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跨國公司把我國作為全球生產基地，依靠自身技術的先進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大力開展加工貿易，推動了出口額和進口額的逐年高漲。因此，跨國公司以加工貿易等方式，大量向國外市場出口產品，并不能反映出我國在全球市場真實的競爭力，只在數字上制作了我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其實，我國的很多出口并不是真正的“中國制造”。
5.產業結構的提升導致大量的進口替代
在國際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中，大量外資企業來華建立加工組裝基地，客觀上將周邊地區對美歐的順差轉移到我國。特別是近幾年外商對華投資由加工組裝環節向上下游延伸，呈現整個產業鏈對華轉移的趨勢，使我國家用電器、信息技術、運輸工具等產業的國內配套能力大大增強，從而大量替代進口。沿海地區加工貿易也由“大進大出”向“小進大出”轉變，使用國產料件的比重大幅提高，順差逐年增加。除集成電路以及電容器、復印機、電容器、汽輪機等產品的零件進口增長較快外，大部分產業的零件進口都呈低速增長或下降趨勢。不少產業零部件生產能力激增后，轉而大量出口。例如，汽車零件進口額下降8.2%，出口額卻增長了49.2%。中國自己的公司提升產業結構，相互激烈競爭，這無疑受助于在華外國公司的技能和技術轉讓。
外貿順差反映了原產地統計規則，順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順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標志，也不是經濟是否健康的標志。我國順差雖大，但仍不是貿易強國，在國際分工中還處在較低端，獲得的比較利益并不高。比如，我國的順差集中于加工貿易與外資企業，如果根據企業的“國籍”或增值的多少來統計順差，我國的順差就會大大減少。因此，根據原產地規則統計出的我國順差，統計意義大于經濟意義，不完全是反映貿易利益分配的恰當指標。
綜上所述，我國巨額的貿易順差是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要素稟賦優勢推動的結果。所以，我們既要看到外貿順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國際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因此深入分析我國貿易順差擴大的原因，對我國對外貿易和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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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面對全球化經濟的迅速發展，商品低價出口不再適應當前的國際貿易發展形勢，除了國外反傾銷外，各種貿易壁壘對我國商品低價出口的制約也日益突出。所以，運用WTO規則應對這些貿易障礙，繼續擴大我國商品的出口規模，增加貿易順差，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長遠發展和維護我國出口貿易的合法權利成為擺在我國政府和企業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中國商品低價出口的原因
(一)中國貿易出口結構的制約和中國貿易出口經濟發展的不成熟
中國對外貿易的貿易結構比較單一，出口規模以量取勝，其中多以小商品和手工密集型產品等勞動力產品為主。例如紡織品，小家電，小型手工藝品等等。產品科技含量低，成本低廉，依靠低價出口來獲取貿易利潤。我國目前的貿易出口結構，依舊是高科技產品出口比重低，主要依靠紡織品和其他勞動力產品的出口來獲取貿易順差。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的增長，給予企業優惠政策以鼓勵企業出口商品。令很多企業盲目生產勞動力和生產成本低廉的商品，依托政府的優惠政策，依靠低價出口商品，謀取利潤。
(二)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企業生產產品的成本極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批地涌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這些地區也正是中國出口貿易最為發達的地區。在商品生產中，勞動力成本低廉，甚至有些勞動力平均每人每天僅僅只有幾塊錢的工資，幾乎為零的商品成本，為出口企業低價出口商品，提供了強大的生產后盾，使他們在一定時期的出口貿易中占有了絕對的優勢。
(三)中國企業的發展受到了自身發展理念的制約
一些中小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感，沒有嚴格執行勞動、環保、社會保障和安全生產等法律法規，導致所謂的“生產成本”極低，以這樣的成本加低廉的利潤來闖蕩國際市場。
(四)中國國內商品出口存在的不良競爭
部分企業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不惜采取低價競銷等非常手段。往往在一國市場開拓初見成效時，開始以低價競銷進行惡意競爭。這樣反而容易遭到反傾銷而丟失市場，扼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
二、商品低價出口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商品低價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有利影響
1.商品低價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我國的貿易順差。我國加入WTO后，對外貿易迅速發展，2004年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已經超過萬億元，雄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更是有所提高，其中服裝出口增長19.9%;紡織紗線、織物及其制品出口增長22.9%;鞋類出口增長25.3%;塑料制品出口增長22.9%，狀況喜人。這些商品低價出口，在對外貿易中利用自己的產品優勢，為我國的對外貿易順差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2.解決了我國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在商品低價出口貿易中，出口的商品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其生產的加工流程對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和專業要求相對較低，從業人員培訓周期短但效率和回報高，從而令很多企業爭相聘用這些低廉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就業的重要途徑。
3.拓展國外市場，增強出口商品的市場競爭力。一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如何，重點在于經濟競爭力。在一定時期內，商品低價出口在對外貿易中具有很大的發展和競爭優勢，雖然是依靠數量和低價的出口來獲得經濟利潤，但仍然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使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商品低價出口，中國制造的品牌在海外市場上依然取得了廣泛的認可和肯定，經濟實力的提升更是帶來了我國國際地位的上升，讓世界認識了中國的商品。
(二)商品低價出口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1.商品低價出口是非官司多，面臨一系列的國外反傾銷。商品低價出口在推動我國的出口貿易發展的同時，遭受了一系列的貿易厄運。在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貿易規則也更加“苛刻”，各種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統計顯示，2004年發達國家對華反傾銷新立案件31起，比前兩年多出20%。1979年至1989年，國外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主要是歐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經濟發達國家，占案件總數的97%以上;而1995年至2004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共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244起，占國外對我國反傾銷調查總數的63.2%。在中國商品低價出口中，尤其以紡織品和鞋類出口貿易的反傾銷調查最為嚴重.
2.不利于建立中國商品的國際品牌形象和提高其長遠的競爭力。國內部分出口企業低價出口商品，更沒有品牌意識，甚至借助國外的某些知名品牌來達到自己的商品出口的目的，淡化了產品的產權意識和品牌意識。同一品牌的產品和同一規格品種的產品同時由許多廠家出口的現象相當普遍。雖然中國的產品現在遍布了世界的各個角落，但國外市場上對中國商品的品牌僅僅停留在“中國制造”的整體印象上，沒有長遠的發展前景和競爭優勢。
3.低價商品在國內生產原材料耗費、環境污染嚴重，不利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許多企業發展觀念依舊滯后，盲目追求商品生產，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企業的商業利潤。這樣的企業發展經濟，不僅不利于企業自身的長遠發展，更污染了環境，以犧牲子孫后代的幸福為代價，不利于國家建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三、中國商品低價出口對策及思考
(一)面對商品低價出口中國政府應該采取的對策
1.政府應該加強宏觀調控，對企業出口加以政策指導和信息幫助。政府在針對商品低價出口這一現象，可以運用退稅杠桿、調低稅率、征收出口關稅等一系列措施從宏觀上對商品低價出口現象加以限制。同時，為了進一步規范中國對外貿易的出口，可以處罰低價出口，意在減少遭遇反傾銷的風險。國家應對企業加以政策指導和信息提示，防止企業的盲目競爭和惡性競爭，及時將國際市場動態傳遞給企業，加強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的信息溝通，通過提高企業的分析和決策能力，從而令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大大增強。
2.國家應該加強立法的完善。完善與國際貿易的相關立法，建立健全與國際貿易活動相關的法律體系，制訂相應的法律法規來引導約束中國生產企業的行為，規定相應的標準，并且對企業應對反傾銷提供可靠有力的法律支持。
(二)面對商品低價出口中國企業應該采取的對策
1.企業應該建立與現代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新型企業理念。企業應該轉變發展觀念，為企業的長遠發展贏得機遇。出口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出口時要提高警惕，改變用低價打開國外市場的習慣，中國企業也要積極應訴國外的反傾銷調查，提高抗爭意識，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企業具備了市場意識，競爭意識，質量意識，品牌意識和服務意識，但還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在各國企業都運用國際貿易法規來保護自己的今天，中國企業必須認識到商戰即法戰，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與世界接軌。而中國企業也必須轉變落后的企業發展理念，學習現代經濟的嶄新規則，向世界的優秀企業取經。
2.企業要研究和靈活運用國際貿易發展規則。對于我國低價商品的出口企業來說，目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對國際規范的了解，世界貿易組織作為當今規范國際貿易規則的最大的多邊經濟組織，制訂和實施的一整套多邊貿易規則涵蓋非常廣泛，幾乎涉及了當今世界經濟貿易的各個方面，這些規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企業領導和管理人員只有熟悉和掌握了這些相關規則和基本知識，遵守這些規則，才能防止由于不了解規則，而帶來的經濟摩擦、糾紛和損失，同時要學會充分利用國際貿易規則，來合法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把出口貿易中遇到的經濟損失降到最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3.企業要加強創新能力發展和重視企業專利的發展。在過去的出口貿易中，企業出口往往忽視了商品的品牌效應和商品的專利發展。我國加入WTO后面臨更多技術壁壘，需要自主創新努力提升自我技術水平才能跨越。我國的出口企業在專利方面遭受損失嚴重，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結論
要擴大中國商品的對外出口規模，低價出口依然存在發展市場，但必須從長遠發展考慮，認真分析當前的國際市場狀態，加強中國綠色貿易和高科技貿易的發展，完善我國的貿易法規，增強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維護國家出口貿易利益，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得到更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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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文化現實具有復雜性和多元性，所以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和運用也存在著差異。通過分析文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提出了有效利用文化差異來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途徑。
關鍵詞：文化差異；國際貿易；影響
1文化與文化差異
英國學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明確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人類的各種各樣機會中的文化狀況，在其可能按一般原理加以研究的范圍內，是一個適合于研究人類思想和行動的規律的課題。”他對文化的描述成為一個里程碑，為文化的研究開拓了更加廣闊的視野。此后中西學者開始對文化的內涵及其涵蓋范圍展開了廣泛的探討，他們對于文化的闡述大致有以下幾種：
（1）一個包含多層次、多方面內容的綜合體，概括人類創造和積累起來的全部物質與精神財富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
（2）人類精神現象或觀念形態的總和。
（3一個社會的傳統行為形式或全部社會遺產。
（4）人類藝術活動及富有儀式性的民俗活動的概括。
綜上所述，所有這些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的文化現實所具有的復雜性與多元性。
（5）化差異。
由于文化現實具有復雜性和多元性，所以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和運用也存在著差異。人們對文化范疇的理解和運用的范圍越來越廣，角度越來越多，并各有各的側重點——社會學家注重各民族的文化遺產，社會學家關心人們的文化行為，人類學家則著眼于不同的群體在精神與習俗上的差異。
2文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2.1文化差異性與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
從國際貿易理論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推導出的文化差異性恰好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氨容^優勢”一詞本身包含兩個內容。一是“比較”。比較就是差異性，是獨特性。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客體在某一方面進行的對比。有差異性或獨特性才有可比之處。“優勢”的核心在于“優”字。它說明比較客體在該對比層面上的強勢地位。如果從二維層面更為深入地對其加以解釋，“比較”包含了橫向差異性和縱向相對性。橫向差異性從靜態的角度尋找國與國之間(比較主體)在可比內容(比較客體)上存在的我有你無，你有我優的差異。它是某一時點上的對比。資源稟賦論中所說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資本存量上的差異等都屬于橫向差異。而縱向相對性則是從動態的角度出發，以一國資源稟賦存量可變為前提，比較本國在不同時期所具備的比較優勢。
因為差異的存在，才有了交換的需要。按照比較優勢在二維層面上進行分析：從第一個層面看，文化的民族性產生了橫向上的差異。在強烈的文化差異下，人們產生了對異域文化的需求，即希望從外來文化中獲取本民族文化中稀缺的元素以滿足自己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的需要。比如說中醫用藥，講求辨證，它把人體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對某處病痛的醫治往往從其他部位人手，這樣療效可能較慢，但可以去根治本。而西醫用藥多采用局部分析的辦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以急性病的發作，用西藥治療見效快。兩種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不同的醫治方法，各有利弊。但人類共同面對的疾病使得遵循不同醫藥文化的醫藥產品被相互需求。從另一個層面看，文化的時代性產生了縱向相對性。提出這樣的說法，是因為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交流中不斷融合新的內容，形成新的文化，創造出新的比較優勢。
2.2文化普遍存在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和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文化較為普遍地存在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和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
（1）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早在西漢時期，中國就有了同中東、歐洲貿易往來的“絲綢之路”。大量的絲綢，瓷器和茶葉被運往地中海沿岸的國家以及歐洲諸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文化產品更是鋪天蓋地。在追逐降低產品成本的競賽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獲取新的價值增殖。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在2001年中，文化產品(包括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動畫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表演藝術、音像制品、娛樂、會展等)的出口達700億美元，超過了汽車和航天產品的出口。在未來國際貿易的發展中，以物質文化表現的貨物貿易競爭將更為激烈。
（2）在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的文學，音樂，戲劇，電影以及收藏和展覽等，其貿易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還有旅游服務，作為一項集觀光，住宿，餐飲以及游樂為一體的綜合項目，獨具異域特色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國際消費者的重要條件。此外，服務貿易中的文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因其大多表現為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所以不像貨物貿易中的物質文化易于移植。我們可以在外國生產的文化衫上找到中國的京劇臉譜，但是說到純粹的京劇藝術，那就只有原生于中國文化氛圍下的京劇藝術表演家才能詮釋京劇的韻味。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這種歸屬穩定性為各國拓展服務貿易提供了穩定而又巨大的資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同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基本物質需要得以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關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人們從商品和服務中購買的主要是故事、情感、生活方式和心靈體驗。因而，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都將融入更多的文化因素。這樣，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如何發揮獨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經濟發展處于開放的環境中，我們應充分利用豐富的文化資源，為中國提高國際貿易競爭力尋找新的途徑。
3如何有效利用文化差異來發展中國對外貿易
3.1敦促世界貿易組織采取扶持措施
敦促世界貿易組織借助于自身的法人地位，攜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世界性的經濟組織，采取恰當而得力的措施，扶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一個國家的文化狀況除了受一些傳統因素的影響外，還受社會物質文明發展狀況的影響。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也是精神文明的體現。只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物質豐富了，人們才會產生高層次的精神追求，人們的素質和文化水平也會由此提高，對先進的文化及凝結了先進文化的產品和服務才會既有能力也有愿望接受，使先進文化融入其民族中去，逐漸達到世界文化的融合，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最根本的條件。所以，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世界性經濟組織要盡可能給予落后國家經濟援助，為落后國家培養各類人才，同時敦促發達國家執行它們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承諾，兌現和擴大它們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放寬對落后國家知識產權貿易中的有關保護條款，推動先進技術以比較低廉的成本在落后國家得到應用；免除對發展中國家服務、紡織品和農產品出口的種種限制，使落后國家盡可能獲得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并取得比較收益和創匯的機會，以便使他們有較強的進口能力，對本國落后的生產能力進行改造。同時，通過技術轉移和投資帶去先進的文化理念，促進世界各國走向文化融合，并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全球的無壁壘貿易。
3.2建立國際性的文化交流組織和文化交流中心
建立國際性的文化交流組織和文化交流中心，進行多層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以消除觀念、習慣、語言和藝術鑒賞等方面的貿易阻礙。文化是有傳統的，但它也是可以交流的，高層次的文化也是易于被世界各國人民理解和接受的。當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鐘聲在不同國度敲響的時刻，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激昂樂曲也回蕩在地球的不同角落，承載著人類文明碩果的物質載體穿梭于世界各地。近期中國舉辦的幾次國際性的文化展盛況空前，充分說明民族文化的精華也是可以被人類所共賞的。中國是世界上茶文化最悠久的國度。2006年11月10號，由中國太極茶道組織和合作舉辦的西班牙“中國茶藝嘉年華”活動前期籌備進展順利，即將舉辦的一系列活動，將凸顯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的背景下，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也將呈現無窮魅力。推廣茶道精華，弘揚中華本色是組織“中國茶藝嘉年華”活動的基本宗旨。太極茶道計劃用不太長的時間，繼續在世界各地組織類似的活動，把中國茶道藝術推廣到全世界各個角落。我們也相信，像茶文化這些文化展一定會使世界各國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增加他們對中國產品的喜愛，最后帶動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品在世界貿易中銷量的上升。
4進行多種方式的文化融合的培訓
進行多種方式的文化融合的培訓，培養出推進文化融合的跨文化管理人才。通過文化融合促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發展。關鍵是具有文化融合意識和知識的管理人才的培養。為此，應當進行這樣一些方面的培訓：
（1）文化理解的培訓。
文化理解的培訓即介紹不同國家的人文狀況了解不同國家的風土人情、消費習慣、生活方式、制度法規等，并與本國的相應方面作比較。加深對國外文化的理解。
（2）文化應用的培訓。
讓被培訓者了解其他國家的價值觀、行為、態度，清楚針對他們的價值觀應該采用的激勵方式，并對當地的獎懲制度作出評價和改進的建議。
（3）實地文化考察的培訓。
派遣培訓人員到他們將來可能從事工作的國家進行實地的觀察和研究，使他們在與當地消費者的直接接觸中理解他們的文化，把握他們的動機。
（4）相互交流的培訓。
邀請不同文化背景的貿易管理者與被培訓人員進行適時的交流，也經常組織有國外工作經驗的經貿人員進行交流，互談感受，加深他們對不同文化的理解。
論文關鍵詞：隱含碳，鋼鐵，出口貿易，價比公式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環境問題逐漸成為全球所共同關注的問題，發展低碳經濟成為普遍共識。而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的排放國，已面臨著來自國際社會要求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巨大壓力。同時，現今的中國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產出了許多工業產品和初級產品。發達國家出于生產成本、環境保護、規避法律風險等多方面考慮，從中國大量進口初級工業產品和原材料，同時也將高耗能和高污染留在了中國，而僅承擔少量的減排義務，也就是所謂的“碳泄漏”。
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時也存在著類似的“碳泄漏”問題。為了進一步研究和防范兩國之間在進行對外貿易時所發生的“碳泄漏”現象對一方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國內外諸多學者對于“碳泄漏”問題的研究主要著眼于“隱含碳”的度量及測算方面。
對于隱含碳的計算，實際上是對物質流計算中物質隱藏流發展，在Wuppertal研究所比較完善的物質流計算框架中早就包含了進口物質隱藏流這一因子。不過由于人類對物質世界認識過程的發展，隱含或者隱藏流這一概念最早是在能源研究中提出的。1974年國際高級研究機構聯合會(IFIAS)能源分析工作組的會議之后，產生了對能值的研究，以及進一步對水、污染物等的具體研究。實際上，隱含碳就是國際貿易中所沒有考慮到的碳消耗，隱含碳實際上就是碳的轉移排放。[1]
在隱含碳的度量方面，學者馬述忠、陳穎（2010）[2]基于消費視角，發現中國在2000-2009年間保持貿易碳排放順差，國外消費者消耗了大量來自中國的隱含碳排放，龐大的出口量使中國承受了更大的減排壓力。You和Hewit（2008）[3]則運用投入與產出法分析了中國對英國出口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情況。張為付、杜運蘇（2011）[4]則運用投入與產出法采用2000—2009 年連續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中國對外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失衡度問題。國內外學者在我國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測算問題上也進行了廣泛研究，且主要集中于2006 年以后。現有研究內容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測算我國對外貿易過程中總的隱含碳排放，另一個則是選擇特定貿易伙伴考查我國雙邊貿易過程中的隱含碳排放。IEA對中國出口隱含碳的評估認為，2004年中國與能源相關的隱含碳排放出口占國內生產排放總量的34%；若考慮扣除進口的隱含碳排放，中國對外貿易引起的二氧化碳凈出口可能為國內排放總量的17%左右[5]。Wang和Waton（2009）[6]對我國2004年出口碳排放問題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結論；Weber et al（2008）[7]提出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很有可能是中國碳排放量增長趨勢的主要驅動因素的觀點；Shui和Harriss（2006）[8]基于中美雙邊貿易的視角，研究發現，1997-2003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貿易品中隱含碳排放的增長率高于中國每年碳排放的增長率，而中國約有7-14%的碳排放是由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所導致的。另外國內學者如尹顯萍和程茗（2010）[9]、石紅蓮和張子杰（2011）[10]等也同樣對中美雙邊貿易中的隱含碳問題展開了研究，并得到相似結論。
二、隱含碳價比的定義
在《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計算—以水泥行業為例》一文中李丁、汪云林、牛文元，對2006年中國水泥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進行了計算，采用《中國水泥年鑒(2007)》中公布的中國2006年水泥綜合能耗142干克標煤進行直接能耗計算，出口水泥在境內的CO2排放達到1 003.75萬t，其中直接能源消耗生成C Oz513.05萬t，工業過程生成C02 490.71萬t。根據歐盟當年CO2交易最新價格和當年外匯中間價折算，水泥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析合1.87億美元，也就是說進口國從中國獲取了其中15.8%的利潤率，超過中國水泥出口中平均8%一12%的利潤率水平。以此為依據，筆者提出了隱含碳價比公式，在此公式中，我們變換了用于度量的參考系，將計算所得與數值“1”進行比較。通過此公式衡量特定行業的隱含碳水平，從而反映一定歷史時期內由于特定行業出口隱含碳排放所造成的環境福利損失。
本文所提出的隱含碳價比公式為：
（1）
（1）式中D為隱含碳價比；TC是特定行業對外貿易隱含碳的當期歐碳交易價格折合人民幣；TP為特定行業出口所獲取利潤。D的結果有三種，即D1。當D>1，則說明該行業的出口所獲取的利潤不足以抵消實際產生的隱含碳，該行業出口獲得的利潤無法平衡隱含碳排放所造成的福利損失。當D=1，說明該行業的出口所獲取的利潤剛好抵消實際產生的隱含碳，處于一個較為平衡的狀態。當D
通過這個公式衡量特定行業的隱含碳水平，實際是以特定行業出口利潤來作為參照系，度量隱含碳排放量折價，從而確定一定歷史時期內由于特定行業出口隱含碳排放所造成的環境福利損失。
三、隱含碳價比的計算過程
1、計算隱含碳排放方法
目前對隱含碳的計算學界主要有實測排放量法．物料衡算法．排放系數法、模型法、生命周期法等，權衡各種方法的利弊，本文以排放系數法作為測算隱含碳排放的方法。
排放系數法計算公式為：
E=EF產品x產品產量（2）
（2）式中E表示排放量，EF產品表示生產單位產品時的CO2。
2、行業分類標準
本定義所指行業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進行分類。如鋼鐵行業是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
（GB/T4754-2002）中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行業代碼32，按照國民經濟分類標準，黑色金屬冶煉及工業包括煉鐵、煉鋼、鋼壓延加工、鐵合金冶煉等4個子行業。
3、行業出口利潤兩種計算方法
行業出口利潤= （3）
（3）式中π為從事該行業的企業出口利潤，可以由其年報中獲得。
‚行業出口利潤=行業總利潤*（行業出口量/行業總產量）（4）
大部分情況下（3）式所給出獲得行業出口利潤的方法并不好找所需數據，故本文使用方法為（4），條件允許情況下（3）式所得行業利潤更為精確。
2.碳交易價格
本定義所指碳交易價格為歐洲碳排放交易市場（EU－ETS）的碳交易價格的年平均。在所有通過交易所結算交割的碳交易量中，歐洲氣候交易所占82%，是較為成熟的碳交易體系。
四、我國鋼鐵行業出口貿易中隱含碳價比的趨勢分析
1、直接能源消耗產出量
2008年，噸鋼綜合能耗比2007年上升1.70kg/t，達到630.63kg/t。[3]標煤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是1.96t(CO2)/t標煤，2008年，中國進口鋼材1554 萬噸，出口鋼材5927 萬噸，凈出口鋼材4373萬噸。算得2008年鋼鐵出口直接能源消耗排放量7.32598*10^7t。
2、工業過程產出量
工業生產中排放的碳主要是在石灰石與白云石的受熱分解。白云石可以作為煉鋼時用的轉化爐的耐火內層；在生產工藝過程中使用石灰石的作為熔劑。故本文以石灰石與白云石受熱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為鋼鐵工業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根據行業通用數據：噸鋼消耗白云石與石灰石的用量分別為：170kg/t、110kg/t。鋼鐵出口工業過程使用白云石與石灰石分別1.00759*10 ^7t、6.51970*10^6t。
表一鋼鐵初級熔煉/燒結程序中的白云石、石灰石排放系數
鋼鐵初級熔煉/燒結程序
排放系數考量參數
排放系數
系數選用
產品/原料名稱
CO2排放因子
單位
造渣劑純度值(%)
CO2排放系數
單位
來源
預設系數
白云石
0.477
公噸/公噸
100
0.477
公噸/公噸
GHG Protocol
石灰石
0.440
公噸/公噸
100
0.44
公噸/公噸
GHG Protocol
來源：《循環經濟指標體系研究—中國2000-2008年物質流核算與核算指南》
根據《循環經濟指標體系研究—中國2000-2008年物質流核算與核算指南》中給出的石灰石的排放系數為0.44，白云石的排放系數為0.477。故得工業過程的總排放量為7.67487*10^6 t。
3、根據上述數據算得總排放量為8.09347*10^7t。
4、以2008年歐盟碳排放交易價格計算隱含碳價格
據世界銀行測算，2008年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碳排放價格為23歐元/噸。（注：2008年國內碳交易價格低于23歐元/噸，如2008年寶鋼股份與以10歐元/噸向英國瑞碳、瑞士信貸集團出售碳排放量。本文以我國碳交易市場完善的理想情況結算，即按照歐盟碳排放交易價格計算）[5]1歐元兌10.2227人民幣。[6]按歐盟交易價格和匯率，折算得到：8.09347*10^7t*23€/t=1.90295*10^11￥。
5、2008年鋼鐵境外市場總利潤
從歷史噸鋼利潤趨勢分析，2008年行業噸鋼利潤550元/噸，高于歷史平均水平的267元/噸。故境外市場利潤為3.25985*10^11￥。
6、鋼鐵行業出口隱含碳價比
鋼鐵行業隱含碳價比=
為了進一步揭示我國鋼鐵行業隱含碳價比的走勢，本文引入了2002年至2009年我國鋼鐵行業的總產量、出口量、總利潤、出口利潤等指標，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各年的隱含碳價比，并給予分析和說
明。
表二 2002-2009中國鋼鐵行業出口相關指標
年份
鋼鐵總產量
（萬噸）
鋼鐵出口量
（萬噸）
總利潤
（億元）
鋼鐵出口利潤
（億元）
2002
18224.89
545
92.7
8.753
2003
22233.60
696
610.6
19.114
2004
27279.79
1423
1084.9
56.592
2005
35239
2052
1037.4
60.409
2006
41878
4300
618.31
63.488
2007
56460.81
6264.63
776.73
86.182
2008
50048.80
5927
2752.684
325.985
2009
69243.72
2459.65
1826.681
64.887
數據來源：《中國鋼鐵工業年鑒2000-2009》
參照2008年隱含碳價比計算過程，結合2002-2009年鋼鐵行業各項數據，本文計算出各年的隱含碳價比如下：
表三中國鋼鐵行業2002-2009隱含碳價比
年份
總產量
WT
出口量
WT
總能耗折合標煤
WT
出口能源消耗折合標煤
WT
能源消耗排放二氧化碳
T
白云石用量
T
白云石產生二氧化碳
T
石灰石用量
T
石灰石產生二氧化碳
T
碳排放總計
T
碳交易價格
€
隱含碳排放折合歐元
€
隱含碳排放折合人民幣
￥
隱含碳價比
2002
18224.89
545
24572.61
734.823
14402535.215
926500
441940.5
599500
263780
15108255.715
5
75405820.44
6.048
0.691
2003
22233.60
696
16671.496
5218840.501
10228868.480
1183200
564386.4
765600
336864
16209596.48
5
101927808.105
7.587
0.397
2004
27279.79
1423
29930
1561.243
30600362.8
2419100
1153910.7
1565300
688732
32370432.5
6
194222595
20.030
0.354
2005
35239
2052
36000
2096.313
41087749.369
3488400
1663966.8
2257200
993168
43744884.169
20.75
907706346.507
92.543
1.532
2006
41878
4300
27016.335
2774.016
54370713.6
7310000
3486870
4730000
2081200
59938783.6
15.92
954225434.912
95.604
1.506
2007
56460.81
6264.63
35690.007
3959.998
77615959.146
10649871
5079988.467
6891093
3032080.92
85728028.533
4
342912114.132
35.723
0.415
2008
50048.80
5927
31562.275
3737.74401
73259782.596
10075900
4806204.3
6519700
2868668
80934654.896
23
1861497062.608
190.295
0.584
2009
69243.72
2459.65
42889.560
1523.507
29860741.316
4181405
1994530.185
2705615
1190470.6
33045742.101
10
330457421.01
31.483
0.485
表格來源：作者根據行業數據統計得出
以上數據計算所用到的系數：
①石灰石噸鋼資源消耗量大約為0．11t （行業認可數據）
②白云石噸鋼消耗為0.17t/t 鋼（行業認可數據）
③標煤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是1.96t(CO2)/t標煤
④白云石 0.477 （排放系數）t/t
⑤石灰石 0.44 （排放系數）t/t
圖二：鋼鐵行業隱含碳價比的變化趨勢圖
結論：由上述曲線圖可看出，2005年是我國鋼鐵行業隱含碳價比波動的拐點，2005年之后國家對鋼鐵行業的調控的政策的作用開始顯現，具體體現在價比在曲線較低的位置浮動。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鋼鐵行業出口隱含碳價比在0.3-0.6的范圍內波動。即，鋼鐵出口造成的環境成本占據出口利潤的30%-60%之間。這是一個很高的比率。今后對于類似鋼鐵行業這樣的高排放行業需要持續的監管、調控。
六、政策建議
自2005年4月1日起，取消鋼坯、鋼錠、生鐵出口退稅，這也進一步建立健全國家對鋼鐵行業的宏觀調控的控制力度。對于鋼鐵行業的出口，在短期以限制為主，類似鋼鐵行業這樣的高污染、高排放的行業，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應該限制其出口，為了避免貿易摩擦，也為我國贏得更多的國際事務發言權。[7]同樣需要注意到的是，出口部門作為國民經濟部門中全要素生產力最高的部門，出口部門的創造、優化要素分配和技術轉移等途徑影響國民經濟發展。[8]所以在長期看來提高技術研發水平，開發關鍵節能技術并實現產業化，加大在低能耗、低排放等領域的投入力度，加快淘汰落后工藝、技術、設備，提高鋼鐵工業的技術水平是鋼鐵工業出口又好又快發展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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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