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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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表現形式；中國式抽象；非實體性
論文摘要：(1)民族傳統文化是中國現代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2)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3)由西畫表現形式出發，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經千載，魅力依然，在世界藝術之林永放燦爛奪目的光輝。其中中國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塊瑰寶，是祖先留給我們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是我們藝術創作中最為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也為我們現代繪畫藝術與設計教學及創作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表現內容與形式。現代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是現代設計與繪畫的訓練基礎，是培養設計師美術家形象思維和表現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認識形態和創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礎學科。民族傳統文化是這門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作為一門藝術，把民族傳統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斷創新的動力源泉與實踐基礎，同時設計藝術與繪畫藝術也可以從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中不斷得到滋養與有益的補充。在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內核與靈魂的最終展現，是以本民族文化為支撐的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主流。隨著當代科技的不斷發展。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再次面臨嚴峻的挑戰。國外教學體系在中國年輕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是不容回避的社會現實;然而縱觀中國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60至80年代出現的當代繪畫藝術及設計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確的發展方向。
現今傳統中國畫已漸行漸遠，不知怎的，這些畫讓人想起趙無極。我們天天對“現代”的努力已傾向于將傳統連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現代”也不是中國的“現代化”，而是“同化’。在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否則，無根無源，便是毀滅，是用“現代”在消蝕我們的傳統。中國畫即“近”而“遠”。很“近”的物體塑造卻獲得一種悠遠滄桑的感受;“實”而沒有放棄空靈、自由，同時又在超逸的味道中獲得一種雋永的境界。我們不應為觀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是向縱深走去;這個“縱深’就是中國的“像”與“境界”。境:境界是中國文人曾在山水中遙望的“彼岸”，是中國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對于中國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靈的“境”。如果說確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現”(或日“中國式抽象”)存在的話，那它的目的不是導向“絕對理念”，而是指向生氣氰顯的“境”。我們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宋元山水畫不僅代表了“中國古典文藝繁榮”時代的“高峰體驗”，更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變的空靈之境。象:為我們展現中國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國畫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義”。作為傳統的靈魂之所在，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結點。“象”是一個世界，它代表宇宙與人的禪機，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實體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寫實”，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經驗讓我們相信，只有實證化的探索才能確證，在現代繪畫與設計中從內里真正建立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與“當代”的溝通與跨越;這不僅指理論學術，也是指創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基礎如何發展的走向。
我們傳統的繪畫根源實際上是從宋元山水人手打開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間。借助西畫表現的結構化的形式創新之所長，在個人繪畫與設計的語言中找到了發展的空間維度。由此出發，或者我們可以重建某種主體意識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的境界:屬于不同的文化體系，方式、概念內涵不盡相同”，以心象靜觀字宙之氣韻流變，以山水遙望體悟人格與自然一體的彼岸之境;這無疑在重視中國山水美學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脈搏。而在深層意義上，它對我們當代藝術教學對民族文化的反思與覺醒，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如前所述，作為“象”與“境”的世界，其意義不僅僅是激活我們民族原有的流變、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識，激活一種求新求變的精神動力;更是在這種“宇宙之境”上與現代思維的同步與超越。如果說我們現代繪畫與設計在基礎教學中再不把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寶藏更好的發展起來，我們的現在藝術教學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當今國際上站在最前沿的現代物理學家們已識到了這種宇宙本質的“非實體性”，他們的論證已證明中國傳統“象”的范疇所具的深遠的世界意義，中國的文化將會引領世界文化。最后無論是從畫家和設計師，還是從民族文化考量:這是一條擺脫世俗浮躁氛圍，秉持超越信念，又發揚中國精神文脈的“當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國情出發，把我們傳統文化切切實實的融入到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中。
摘 要：中國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禮儀文化源遠流長。禮儀文化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影響深遠。它既是中國鄉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又是傳統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開的“禮儀中國”東岳論壇學術研討會從禮儀的視角切入，圍繞禮儀的現狀與反思、傳統禮儀功能和當代價值、禮俗的發展與變遷、國家祭祀與宗教禮儀、民間信仰與禮儀規范等問題進行研討，旨在加深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處境的深刻理解，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關鍵詞：禮儀；文化；禮制；禮俗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2-0105-03禮儀文化源遠流長，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開的“禮儀中國”東岳論壇學術研討會①匯集了來自法國、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和國內四十余位專家學者。論壇從禮儀的視角切入，進行了六場大會發言，圍繞禮儀的現狀與反思、傳統禮儀功能和當代價值、禮俗的發展與變遷、國家祭祀與宗教禮儀、民間信仰與禮儀規范等問題進行熱烈討論，旨在加深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處境的深刻理解，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下面對研討會中代表們關注的主要論點略作綜述。一、禮儀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中國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禮儀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古代是一個“禮制”社會，禮儀在維系血緣紐帶、協調人際關系、規范倫理道德和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從經學意義還是史學意義，關于禮儀的研究非常發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由于歷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加之現代化進程和全球化影響，在新舊秩序交融和變革的大背景下，禮儀研究失去了連續性，道德滑坡、禮儀缺失成為中國當前普遍呈現的社會現實。挖掘禮儀的思想內涵和歷史意義，重新審視禮儀的歷史實質和內在精神，以古為鑒，思索禮儀的當代使命和現實價值，為當前的社會現實問題提供解決之道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彭林（清華大學）教授的報告《禮是中國文化之心》概述了禮儀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指出禮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在國家典制、人際關系、社會風尚、道德規范、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禮樂文明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底蘊，是中國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標志，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如今需將“禮”的教育與推廣提上議事日程。蕭放（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以《中國傳統禮儀形態與當代社會生活規范輪綱》為題，結合自己研究針對在當前禮儀淡化、缺失、傳承斷裂的背景下，對如何保持中華禮儀文化的獨特性，復興與重建禮儀文化等問題提出了實踐性建議。他認為，當前可以從三方面進行嘗試：一是對傳統禮儀文獻做系統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庫；二是根據傳統的禮儀文獻和禮學著述，對誕生、成年、婚禮、喪禮等具體禮儀進行專題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他特別提出要加強對實踐的強調，要嘗試對某些禮儀形式的恢復。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禮器，作為民眾行為方式和禮儀表達的重要載體，也應成為今后研究的重點；三是通過定點和抽樣調查、深入訪談等形式，作深入的社會文化調查，為禮儀的推廣做信息支撐；四是在對傳統禮儀特性、社會流傳變化方式以及西方禮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提出組建民族禮儀的模式。通過試點和示范，使傳統禮儀文化資源得以轉化和利用。李鴻賓（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的《當前社會“禮儀”缺失的若干思考》列舉了當前社會禮儀缺失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并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問題產生的原因。他認為造成這種禮儀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和60年代“破四舊”為標志的“革命”范式下對傳統的廢棄。同時，他將中西方禮儀文化發展進行了對比，認為歐洲在傳統向現代社會轉軌中延續傳統的優秀成分，又與現性、文明相結合創造了包含優質傳統文化要素在內的現代性禮儀規范；而中國在被迫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文化承傳的脈絡被割斷，使得傳統與現代相互脫節，現代禮儀精神內涵缺位，文明規范喪失。而解決之道就是重新認識“傳統”，完成“傳統――現代”的對接，同時將中西優秀、精致文化相結合，使東方社會走向文明。賀學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報告《傳統禮儀的“神”與“形”》分析了傳統禮儀的特征，指出禮儀的基質與人類積極本質一脈相通，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延續性，同時具有濃郁的歷史性與鮮明的時代性。而當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現狀要求在傳承和創新傳統禮儀時，不僅要明了傳統禮儀之“行”，即禮儀的程序，重視儀式本身的嚴肅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儀禮為例進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傳統禮儀之“神”，即禮儀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據新的時代意識，神行結合，在繼承的基礎上創造性的構建現代人能夠接受的新禮儀。王杰文（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的《“禮儀中國”的神話――古今中國禮貌用語的比較研究》通過古今中國禮貌用語的比較研究說明，古代中國的禮貌用語是一種基于“差異”與“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的、流行于精英群體的儀式。這種儀式性的表征方式會隨著社會的變遷發生變化。禮貌用語本身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中國人要批判地繼承傳統需要正確認識禮貌用語本身的適用性。韓國學者崔順全（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研究官）以《朱子的與韓國祭祀的現狀》為題，從祭祀場所、陳設圖和行禮等方面考察了當今韓國施行祭禮的現狀，通過古今對比說明朱子的《家禮》在存續至今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異，對韓國民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及其如何被民眾接受并被應用到現實生活中成為傳統祭禮傳承至今。來自北京朝陽區高碑店村的黨支書支芬書記以《弟子規的村落實踐》為題，介紹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禮儀在高碑店村復興的過程及其對村民的影響。二、國家祭祀與禮制表達“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國家祭祀在歷代的王朝統治中發揮著重要功能。作為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國家宗廟的設置和祭祀，不僅是國家權力在信仰領域最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證政治權力秩序穩定、整合社會的重要手段。在這種禮制化過程中，國家與民間各種力量的關系和互動也是歷來禮儀研究領域中的重點。雷聞（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的報告《太牢之殤――唐五代國家祭祀中的用牛與屠牛之禁》從中國古代國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時期國家祭祀儀式中用牛與屠牛之禁的變化及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館副館長關昕的論文《禮俗之間：北京東岳廟祀典的象征與實踐――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東岳廟為例，分析了東岳廟在由宮轉廟的禮制化過程中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指出“小祀”在國家制度和觀念上具有伸縮性和靈活性。這種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禮儀實踐成為社會共享的資源和思想，其禮制也內化為民眾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匯入于行善積功的大眾宗教實踐中，從而成為民間社會接衍國家禮制理念和實踐的中介。張勃（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的報告《從國家祭祀場所到公共生活空間―北京五壇的功能變遷》考察了北京地區五壇在國家祭祀體系中的地位和這些祭祀場所在20世紀發生的重要變化。通過這種功能變遷說明國家祭祀活動是中國成為“禮儀中國”的重要方面，而對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觀念的祭祀活動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復有利于禮儀中國的當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學）教授的《告于廟社到告成太學――清代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論文通過對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證，指出帝王時代武功從告于廟社到告成太學，不是簡單地恢復上古禮制，實際上是將新的帝國疆域布告天下。通過這一形式顯示國家權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這種變化也對清代士人新的中華國家概念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民間信仰中的禮制習俗與地域社會作為民間信仰中的神廟祭祀是中國禮制體系的重要組成。作為一種“地方性”的文化現象，在考察民間祭祀禮儀時將考察對象置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區分析和田野調查的方法研究民間信仰的功能和影響、儀式與社會變遷、地方社會與國家權威之間離合與共融等成為代表們關注的熱點話題。臺灣陳益源（臺灣成功大學）教授的《臺灣云林口湖“牽水車藏”集體祭祀禮儀所蘊含的民間智慧》通過臺灣云林的水難祭祖儀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將這種災難轉變為今天臺灣地區富含仁愛精神和慎終追遠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資產過程中，民間信仰中儀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的《對傳統的協商：街亭村民間信仰重建過程中村民的互動》通過對甘肅天水街亭村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間神靈信仰的連續考察，在民間信仰重建過程中村民之間動態的互動關系，指出任何一個社區從來不會存在有機的不變的傳統，儀式和禮儀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條件下得到新的改變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傳統祭祀和信仰實際是不同群體在多方協商和磨合過程中最終達成的一個為整個信仰系統內部成員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傳統。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信仰的共鳴及其方式――試論東岳信仰的集體性》以北京東岳廟為例，通過對民間東岳信仰集體性的分析指出，民間信仰的集體性和組織性特點實際體現出了社會化的特征。當事人在進行神靈信仰和集體崇拜行為時更關心的是組織與集體本身。這種方式強化了日常生活的善舉、善行，使得社會的良好道德建設有了組織化的落實。而這對于當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楊利慧（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的《“一枚煎餅補天穿”――補天節探微》對學界較少關注的節日――補天節的文獻梳理，探討了神話在節日儀式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飲食作為表達性文化所承載的多重意義，指出這種研究對于認識禮俗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重要意義。王炳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報告《新疆孔雀河青銅時代居民崇“七”與“人日”崇拜習俗》結合多年的調查和考古發現，分析了這兩種習俗的表現形式以及國家行政力量和地域傳統之間在習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的《小傳統、地方性知識與儒家“禮儀”制度：一個人類學的分析視角》從人類學角度，結合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和格爾茨（Geertz）的“大傳統”、“小傳統”和“地方性知識”等相關概念和理論，通過對以儒家理論為基礎的“禮儀制度”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治國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響的分析，從禮制的角度對這些概念進行了解讀和反思。四、中國傳統禮儀的變遷和反思禮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禮制與民間禮俗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怎樣的差別？在中國傳統社會秩序構建中又各自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又隨著時展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禮俗的源起與衍變、古代禮制模式、禮俗生活的表現、禮儀文化現象背后所蘊含的思想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等也引發代表們的廣泛討論。吳麗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的報告《禮與中國古代社會》站在宏觀角度上從禮儀的起源、歷朝歷代禮制建設的措施和建設、禮制制度的發展、郊廟祭祀、國禮和家禮等方面對禮儀制度和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提出禮儀制度本身為國家制度運轉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造就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特色。陳梧桐（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以《明代鄉飲酒禮》為題，總結了這種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廣泛實行的公眾性禮儀的特點和功能，并分析了這種制度在維護統治秩序、引導社會秩序、加強基層控制中的作用。臺灣學者鐘宗憲（臺灣師范大學）教授的論文《論〈禮記?昏義〉的性別意識》以《禮記?昏義》所載內容為核心對中國古代婚姻觀念進行了考察和反思。認為婚姻的意義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兩性關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諧的分工；對于家國而言，則是基于社會人倫秩序的建立需求與兩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慮。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副館長張銘心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漢文化的分流與合流――以墓志風俗為中心》以與中國漢民族葬禮緊密相關的代表性用品――墓志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其發生、發展到成熟的三個階段，具體形象地展現了中國中古時期漢文化的整體發展和地域流變特征這一層面。北京勵志堂科舉匾額博物館館長姚遠利的報告《提綱挈領，用匾額復興禮文化》概括了匾額的發展史及其在中國禮儀體系構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時代背景下重構當代禮制的同時應對匾額的文化價值重新審視。五、宮廷禮儀與宗教禮儀較之民間禮儀，宮廷禮儀具有規范及引導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領性。各類繁復有序的儀式規程不僅對中國古代宮廷禮制的發展影響深遠，而通過對宮廷禮儀行為的具體行為、禮制的發展過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國家政權、等級差別等觀念、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等則有助于加深對不同時代國家建制、統治特點、社會狀況的理解。趙中勇（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的《明代宮廷典制史》從祭禮、家禮、賓禮和軍禮四方面對明代宮廷典制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梳理，同時分析了宮廷典制變化的原因和其對國家、中央和地方禮儀典制的影響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禮的儀式及其功能》通過對明代皇室冠禮中具體儀式的研究，著重分析了這種皇家禮儀所反映出的強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禮不單純是皇室成員成年的標志，更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象征，其實質是皇權運行的工具。趙和平（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廟》考證了自唐高祖李淵至高宗李治時代與太廟并立的皇帝家廟系統，分析了在中國傳統禮制體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宮城格局程式的形成過程宗教的影響深刻地滲透到中古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禮儀文化中，特別是國家祭祀，宗教儀式與國家禮儀關系密切。從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與國家禮制的關系、對民間社會的影響也成為部分學者研究的線索。劉屹（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的《道教禮儀的歷史概貌與研究現狀》對道教禮儀內容和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梳理，總結了道教禮儀的研究現狀及其與國家禮制之間的關系。由此指出了當前的相關研究還存在對“道教禮儀”的內涵認識不足、歷史發展脈絡不清、對歷史上儀式文本的形成過程考察不夠充分和對古今道教禮儀關系的認識不夠深入等問題并分析了原因。周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談名山文化之場效應及其現代意義》主要討論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場效應在傳播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對國家和民間社會產生影響。此外，部分學者還以書院為研究的切入點，探討了書院在禮制教育和禮儀文化推廣和傳播方面的作用。北京東岳書院籌備組組長關三多以《同善堂義學與東岳書院》為題，通過對北京東岳書院的歷史追溯，總結了書院在禮儀文化向民間滲透過程中的作用及其對當代書院建設的啟示。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與當代書院的使命》通過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書院在國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禮樂教育是人格培養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應成為當代書院繼續堅持的傳統。葉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宋代泰山書院述略》介紹了宋代泰山書院創辦的時代背景、主要業績、歷史地位及其影響等，指出其在弘揚儒家禮學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縱觀整場論壇，從報告的學者和代表看，既有資歷深厚、成就輝煌的學術大家，也有當今活躍在各研究領域的青年翹楚。六場發言，代表們的討論熱烈而廣泛，兩代學者間也增強了代際對話，不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從報告的內容看，整場論壇呈現出以下特點：1.研究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學以致用。復興禮儀文化、重構新禮儀不僅是應對當前道德滑坡、禮儀缺失的現實困境，更是中國走向世界確立自己主體文化的客觀需要。因此，代表們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積極的入世精神，將關注的焦點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實施傳統優秀文化價值的轉化等現實操作性強的問題上，反映出學者們對文化的責任感和實踐理性。在這種基礎上對禮儀文化的重新審視和考察已經遠遠超過當下學術本身的使命和意蘊。2.增加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此次參會代表們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考古學、宗教學等各個領域，跨學科、多角度的研究讓研究者的視野更為廣闊。同時，本次會議進一步擴大了史料運用的廣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獻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獻解讀相結合，加強了研究闡釋的深度，結論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會的研究仍是重點。本次會議涉及的論題非常廣泛，有對典章制度的考證，政治理念的闡發，社會關系的論述，有對生活細節、器物習俗的描述和考證，還有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和反思，而在歷史情境中審視地域社會與禮儀文化的內在聯系，從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互動的角度考察禮儀的變遷仍是當前研究的重點。
[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
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①或者強調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②；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③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④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⑤。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
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⑥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劉錚云則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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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1頁。
②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鎮指明清時代文獻中被稱作“市”或者“鎮”居民點，原則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稱作“鎮”的縣城，惟不涉及19世紀后半葉逐漸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屬縣級的上海縣。有關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動態可參錢曾璦：<上海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上海)(<中國學術)2001年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
⑤按：由于獲取渠道的阻隔，此處對以往研究的介紹肯定還有不少的遺漏。即使對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學力有限，評介不當之處，亦在所難免。望方家不吝糾正!
⑥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
⑦李國祁：<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中山文化學術論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個角度，通過考察清代蘇州地區的義莊分布，揭示出義莊有集中于城市與市鎮的趨勢。①近年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后發表數篇長文，綜合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以及市鎮發展和地域開發的關系作了專門討論，預示出市鎮史研究中的跨學科趨向。范毅軍重視各種空間訊息，如市鎮所在的地形、地貌、總體分布以及與水路交通路線的位置關系等，對于探討明清市鎮的作用和城鎮化的意義；并且以為明清江南市鎮的廣泛成長，本質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種擴充而已，并未能在質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論文，開始頻繁出現在國內各類史學刊物上。以樊樹志、陳學文為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注重江南市鎮的實態研究，為深入了解明清市鎮的作用與意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③同時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學者作的研究亦頗引入注目。盡管樊樹志宣稱：“僅僅從經濟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鎮顯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市鎮作為一個地理實體，兼具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全方位的探討”，L2J(n1，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更熱衷的是對江南市鎮的數量、類別、層級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于市鎮和農村的關系方面竟然沒有任何專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鎮史的幾大家其實并沒有忽略市鎮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系。例如，陳學文曾經強調市鎮對鄉村的輻射力，認為市鎮的發展逐漸將城市關系滲入鄉村，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市鎮對鄉村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是技術、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緩解農村過剩人口的消融劑⑦。樊樹志和王家范沒有過份渲染市鎮的“中心地”作用，而將市鎮與農村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前者認為，研究市鎮結構不能僅僅局限在街市以內，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鎮與周圍四鄉(或稱鄉腳)的關系；四鄉的范圍大體顯示了市鎮作為一個基層商業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鎮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四鄉向外輸出手工業品或農產品先在市鎮里集中，再經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場。⑧后者則指出，江南市鎮與農村之間，無論從形成途徑上，還是空間格局上，均存在著縱深聯系；江南許多市鎮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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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錚云：<義莊與城鎮一一清代蘇州府義莊之設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頁。
②范毅軍：(市鎮分布與地域的開發一一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軍：<明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陳學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查)．(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⑦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頁。韓國學者吳金成的看法，與陳學文類似：在市鎮中發生的各種現象滲透到鄉村，使農村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進而為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經營方式的變化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由于市鎮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謀生途徑，紳士和商賈以及從農村中分化出的游手無賴等過剩人口涌人了新興市鎮內，江南市鎮就是在吸收鄉村勞動力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參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2頁。
以在明中葉之后呈勃興之勢，完全是由于其四鄉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推動。①惜乎眾多學者或把市鎮視為聯絡縣城和農村的中介②，以及鄉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環③；或以傳統城鄉界線模糊不清為由，把市鎮與農村實為一體作為“理解策略”，從而回避了市鎮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遑論對此作專門的討論了。
1990年代末以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接連有小田、包偉民、范金民、王衛平、單強、陳國燦、吳仁安、張海英、龍登高④等人的專著面世。這些著作對鄉土生活、社會諸相、社會風習、會館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討頗有新意，并逐漸突破經濟史研究的窠臼，轉從社會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惟一遺憾的是這些成果仍然沒有涉及城鄉關系。雖然有學者以為，“市鎮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存在于農村經濟上面’，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還是有將市鎮作為農村社會變遷和社會諸問題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進而把農村視作市鎮的附屬品。另有學者用“鄉鎮”一詞替代“市鎮”，除了突顯市鎮社會的鄉土本色以外，沒有給市鎮史的研究增添新鮮的內容，反而有混淆市鎮和農村的模糊界線的嫌疑。⑥從鄉村史或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的成果，往往也會涉及到一些市鎮發展方面的內容，可是，大多只將市鎮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考察，同樣沒有把市鎮和鄉村的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⑦就總體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吳建華曾對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動撰寫過專文外，⑧國內學術界涉足城鄉關系研究的論著可謂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后，就管見所及，王瑞成的《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該書下篇以徽商為例，討論了近世鄉族觀念下的城鄉關系。從全書的問題意識看，盡管未能給徽商研究帶來重大突破，但專以活動在城鎮里的徽商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聯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已足見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國范圍，極其粗略地探討了晚清紳士群體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多少觸及到知識精英在近代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下，單向涌人城市對鄉村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⑩李伯重從經濟史視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區市鎮工業的性質，他認為在明清當地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郊區市鎮工業盡管與農村工業有密切的聯系，但是仍然應該歸屬于城市工業；他還以市鎮人口數量、居民職業、空間距離等因素作為指標，把市鎮定位為“間接城市化”地區，從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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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軍認為．明清市鎮應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自聚落的一個環節，但由于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之間非可判然兩別。某些大鎮近于都市。而許多小鎮則與一般鄉村聚落區別不大，只不過幾戶的村店而已。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樹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參樊樹志：(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學術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包偉民：<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單強：(江南區域市場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陳國燦：(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龍登高：(江南市場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紀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⑤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5、6頁。
⑥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
⑦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羅侖主編，范金民、夏維中著：(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⑧吳建華：(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載(城市史研究)(第n。1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鄉之間界線的模糊性盡管自198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把研究的興趣放在市鎮管理相對于鄉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這些成果多屬通論性質，沒有把長時段的市鎮管理實態落實到具體市鎮。最近，趙世瑜和孫冰以湖州的雙林鎮為例，回溯了自明以來該鎮各種權力資源的組合和實際運作，并通過發生在晚清的東岳廟風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紳、民間祭祀組織、外來人口和官府在處理矛盾沖突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從中透視了雙林鎮權力資源和權力關系的歷時性變化，以及市鎮與鄉村權力運作的差異。
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是研究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注點，相關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啟示。早在1990年代末，趙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現象背后所凸顯的城市對鄉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鄉村的主動參與意識及對城市統治關系的挑戰，表現了鄉村對城市生活的參與，從而將城鄉放在平等的地位，沒有過份強調城市的“向心力”。③吳滔最近對清代蘇州地區鎮廟與村廟的關系作了多層次的探討，透過鎮城隍廟和“解錢糧”習俗的出現，審視了民間信仰在農村與市鎮交往中某些圖象。他認為，民間信仰中呈現的上下級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的等級差別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很多位于大鎮之間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時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④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生活在市鎮與農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別是士紳地主的生活實態產生了濃厚興趣。洪璞在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基礎上，對清末至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的空間范圍作了后續研究，對比了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異的社會交往圈和空間活動范圍，從中歸納出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單線”離鄉過程。⑤吳滔選取清代吳江震澤二縣作為研究個案，從“發生學”角度，關注了比特定社會集團范圍更廣的空間內的個人活動(如選擇城居還是鄉居)及其主觀動機，通過士紳住所的變動、士紳在耕讀與服賈之間的職業選擇及鄉村公益活動組織者身份的變化等幾方面的論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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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張研：《清代市鎮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趙世瑜：《廟會與明清以來的城鄉關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吳滔：《清代蘇州地區的村廟和鎮廟：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鄉居．鎮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社會和空間范圍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⑥吳滔：《在城與在鄉：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的影響》，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
二、日本學者的研究趨向
日本學者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起步較晚，對江南的關注更多以農村社會為主，晚近才開始注重城市問題。⑦有關明清市鎮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論述徽商活動時偶爾觸及江南市鎮的論題以外，⑧更多關注的是華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數有關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受“發展階段論”的制約，沒有突出“江南”的獨特性，甚至把“江南”作為討論的附屬品。⑩在這一階段，即使是作為專門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關注鄉紳地主等支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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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鎮的定期市》，《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一一十七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新史學》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與這一群體相對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對租棧的研究和鈴木智夫對《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勝守發表《中國近世都市的社會構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標志著日本學界明清江南市鎮研究之發軔。川勝守在該文中指出，市鎮作為縣城與鄉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顯著增加，與此過程呈鮮明對照的是，明初設置的課稅局和巡檢司規模縮小并日漸廢弛。鄉紳階層通過結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優免權掠奪土地，致使大量農村人口流人城市，或從事工商業，或充當吏胥衙役和游手無賴，成為城鎮里的寄生階層。②之后幾年，他與林和生分別探討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鎮發展的關系。川勝守考察了江南市鎮的發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別是與水運交通方面的關聯，從而揭示出宋明時代江南市鎮發展的條件，具體地說，就是運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鎮；林和生則強調了水上交通對太湖平原市鎮經濟的決定性影響③。在1980年代，日本學者明顯受“施堅雅模式”的影響，例如，斯波義信在探討宋元明清都市與農村史時，力倡以施堅雅的理論方法作為研究導向。④不過，由于日本學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體的學術傳統，他們傾向于把江南市鎮的研究具體落實到基層社會中，以市鎮或城鄉間的空間范圍為參照，觀察地方社會的構成及其運作過程。這使他們更注重討論城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涌現出許多有份量的研究論文。例如，小島淑男透過城居地主、商人與在鄉農民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闡述了清末江南地區市鎮與周圍農村的關系。他認為，城鎮是農民肥料的供給地、農產品的販賣市場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地，反過來，農村為城鎮提供了勞動力。⑤在小島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專文論述近世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惟主要的著眼點放在有宋一代，鮮少涉足明清的情況。⑥
19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森正夫等學者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重新檢討江南市鎮史，在他們出版的論文集中，所論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倫對江南地形、水文環境與市鎮網絡形成的討論，森正夫對朱家角鎮略史的勾畫，稻田清一對清末鎮董的身份、角色、職責和管轄區域的探討，以及石原潤、林和生、林上等對上海、蘇州周邊集落空間構造的調查研究，均體現了與以往江南市鎮研究不同的旨趣，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范。⑦高橋孝助通過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弄清了法華鄉通過水路、橋梁、村道將農村與市鎮相接，人、物、錢、情報因此往來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一文則揭示了清末吳江縣的一個鄉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鎮與鄉村之間頻繁游走的事實。⑨此二文為日本史學界的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研究傳統增添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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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棧一一中國地主制度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日]鈴木智夫：(近代中國の地主制一租棧研究譯注一)。汲古書院1977年。
②[日]川勝守：《中國近世都市①社會構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號．1979年，第65--91頁
③[日]JI[勝守：(長江尹，卜夕c：掃c寸鎮市①發達七水利)，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歷紀念中國水利史論集]，國會刊行會1981年；[日]林和生：《國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鎮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學文學部地理學教室：(空間景觀·イメヅ)，地人書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國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發展一一太湖平原烏青鎮の場合》；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義信：《中國、中近世の都市七農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視角一》．載《近世都市の比較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共同研究論集》第1輯。1982年。
⑤[日]小島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農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號，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國の都市七農村》．《歷史教育》第14卷12號，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鎮研究一歷史學七地理學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
⑧[日]高橋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縣法華》，《上海研究論叢》第8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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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川勝守將他20年來的論文結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書。①同時，他用市鎮社會史涵蓋傳統的市鎮經濟史，使研究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兩年后，由森時彥主編的《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是將一些學者有關近代中國的都市、市鎮和農村的研究論文以論文集的形式編輯出版，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城鄉關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過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對村松祐次的某些認識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會的心得，濱島敦俊從民間信仰的視角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明清江南社會城鄉關系轉變的故事：明初，江南農村處在承擔漕糧北運的糧長階層和鄉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們為米谷運送役務所困擾。一些巫師為迎合鄉村社會統治層的愿望，制造出適合漕運及商運需要的保護神，庇佑水運平安無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支配江南的鄉居地主沒落，城居地主的數量越來越多，總管信仰的存在基礎隨之解體，原來支撐這種共同信仰的顯靈傳說失去了意義。在農村社會中小農占壓倒性優勢，饑饉和米谷價格成為農民日常最為切實的問題。鄉居的巫師們不得不創造出適應于小農愿望的“施米”的傳說，“總管神”搖身一變，成為在漕運饑饉之際與民同甘共苦、向貧民周濟食米而迎來悲劇性死亡的神靈。犧牲自我而把米谷發放給農民，成為新的總管信仰的核心內容。濱島敦俊在此基礎上重申了曾經概括的“鄉腳”世界在城鄉結構中的重要性：]6世紀中葉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經濟上所起的變動，小農民的生活空間也隨之變化，即其范圍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擴大到了以市鎮為核心之市場圈。④由此意味著日本學界對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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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空間と社會形成の歷史學》，汲古書院，1999年。
②[日]森時彥：《中國近代の都市と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國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書院．2001年。
④[日]濱島敦俊：《農村社會一一覺書》，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日]濱島敦俊：《總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農村社會七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歐美學者城鄉關系研究的學術脈絡
歐美中國城鄉關系史的研究，以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理論為起點。韋伯用西方的標準進行衡量，將中國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忽略丁城鄉間的密切聯系，更沒注意到中國城市行政上的等級愈低，鄉土氣息愈濃厚的特點。⑤有鑒于此，牟復禮(F．w．Mote)重新審視了馬克斯．韋伯在西方經驗下作出的城鄉之間存在著鮮明對立的論斷，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大多是由農村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島，將傳統中國的歷史情境運用異域理論資源進行理解需要相當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蘇州的著名論文中，牟復禮得出結論，中國社會不象西方社會那樣城鄉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而是表現出連續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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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十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頁。
⑥[美]牟復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城鎮發展史的初期，往往熱衷于建構理論框架，而忽視了區域間的差異性，喜歡把一些解釋力有限的結論強加在全國范圍內。饒濟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較研究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絡學說。他認為，近世中國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結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無幾，人口絕大多數居住在成千上萬的村鎮里。如果說他所揭示的這一現象尚與中國當時的實情相差不大的話，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數偏低的原因時，饒濟凡的解釋就不太能夠站得住腳。他將之歸為城市間的交通不便，由此難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網絡，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調動和利用人力物力，從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稅和調劑物資的機能。①在中國的大片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這樣的情況的確存在，而在江南地區，水運資源非常豐富，城市化指數較其他地區高，市鎮網絡發達且組織性強，和他的假設完全兩樣。饒濟凡的另一部著作，重點分析了清代直隸、山東的市場聚落和人口結構，同樣沒能在解釋近世中國城鎮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較早關注江南市鎮的西方學者，他在1970年寫作了《市鎮與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縣》一文，注意到明中葉以后地主從農村遷進城鎮的事實，他還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紀上海縣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鄉關系的轉變③。居密(MiChuWiens)察覺到16至18世紀城居地主和鄉居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頻繁的奴變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紀末漸趨消亡，18世紀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業化和城鎮化顯著地改變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關系。在“一田兩主”制下，城居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日漸疏遠、非個人化；盡管農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鄉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繳納賦稅并有機會拖欠地租，佃農從地主那里獲得了更多的獨立。④蘭金(MaryBackusRankin)通過對清末浙江省青鎮的沈氏和南潯鎮的龐氏、蔣氏、周氏、張氏和劉氏等士紳家族進行個案分析，發覺這些家族的部分成員在遷入上海以后，非但沒有割斷反而加強了與鄉土社會的聯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與鄉村以及傳統與現代兩對在當時流行一時的“二分法”對中國傳統社會研究的有限解釋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還多少涉及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江南市鎮如何進行管理的問題。⑤
施堅雅(C．WilliamSkinner)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劃分標準，將全中國劃分成九大區域，多少改變了西方人心目中對中國歷史簡單而直觀的理解，令他們不得不對中國城市的地區性多樣化和專業化重新加以認識。盡管施堅雅的學說本身沒有涉及中國社會的城鄉經濟觀和文化觀，但他所提出的融會貫通的市場網絡概念暗示著城鄉關系的緊密性和連續性，使人們注意到每一區域都擁有本身內在的等級空間體系，城鄉之間的交流頻繁，相互調劑和融合，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乃至農村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施堅雅還仿效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學說，根據市場規模和功能，把傳統中國的市場體系分成八個等級，其中較低的三級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屬于市鎮的范疇。他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即關系網)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所決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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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國家》，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⑥[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為人類學家出身的施堅雅，強調基層市場對于農民實際生活的功用，不過是想糾正人類學家只著眼于村落小團體的傾向，并沒有刻意否認村落共同體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過去對于中國城市和農村的較為流行的認識，無論認為二者間是自發的對立，還是相反認為二者彼此間不存在明顯的差異，都逐漸讓位于對城市中心地及其區域腹地發展的相互聯系程度的研究。①羅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中，關注的是以漢口為代表的商業市鎮而非作為治所的府州縣城，突出了縣級以下市場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國史學家一樣，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越來越忽視村莊這一級單位。③直到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重申了村莊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為標識，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當改觀，并引起了美國中國學界對農村社會史和農民學的興趣。黃宗智沒有忘記用他的過密化理論透視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過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產的剩余雖然一定遞減，但他們卻能支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并供養高度發展的社會上層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產生伴隨著農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發展’伴隨著農村的過密化，正是中國歷史上上層社會文化和農民文化之間顯著差別的導因。”[4](P331—332)
在黃宗智兩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關江南城鎮與鄉村關系研究的英文專著問世。白凱(Bernhardt，Kathryn)從國家、地主士紳和農民三方的關系人手，探討晚清至民國長江三角洲因商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地主和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⑤石錦()ames,C．Shih)運用計量方法，勾畫了太湖地區明代至清代社會精華分子的逐漸選擇城居的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從晚清到民國無錫小農家庭廣泛從事蠶絲生產這一事實為案例，透視了近代江南城鄉關系的新格局。⑦雖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兩種傾向一一第一種傾向是對于大城市的研究遠遠超過對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鎮的研究；第二種傾向是過去十年中國城市的研究過多集中在20世紀的工業化時代，至多上溯到19世紀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鎮本身，對城鄉關系問題只是附帶地加以討論。張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從一個市鎮發展成為貿易港口近800年的歷程；⑨由她主編的論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錄了邁克爾．馬默(MichaelMarael)、保羅·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馬進、安東尼婭·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張琳德(LindaCookeJohnson)對蘇州、杭州、揚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許亦農(YinongXu)在蘇州城市建筑史的脈絡下，探討了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與時間變化多顯示出西方學者對城市史的偏愛。趙岡在前人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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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第23頁。
④[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
對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鎮作了重新審視。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見解，認為江南的市鎮是超層級的，從一開始便依賴全國性的市場，沒有明顯的層級關系。層級式的關系只適用于內地的傳統市鎮，每個市鎮都是內向性的以滿足小范圍內的農村消費者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圍來看則是逐層擴大。江南所產的絲綢、棉花等紡織品，在本區域的居民間沒有太多的市場與銷路，而必須由各市鎮直接與全國性市場發生運銷關系，并不透過層級來聚散。①袁清則對市鎮類型的劃分進行了反思。他以為，對不同的市鎮，僅依靠其單一特產來分類，雖能提供一個概括性，但未免過于簡單化了。②
2002年，科大衛(DavidFaure)和劉陶陶(taotaoLiu)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的城鎮和鄉村：認同與感覺》的問世，標志著西方學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過于注意城鎮或只關心農村聚落的“偏科”現象，在城市史和鄉村史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理論橋梁。無論從選題還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書都體現出多學科多視角的豐富介入；研究者不再僅僅以城市為中心，已開始注重以鄉村世界為出發點探討城鄉關系。其中，科大衛選取烏青、濮院和南潯三個江南市鎮為案例，將家族在江南市鎮確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時間追溯到元明之際。16世紀，隨著新遷入市鎮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興家族之間的矛盾加深，這集中體現在鎮廟控制權的爭奪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鎮的格局開始確立，士紳階層逐漸取代家族介入市鎮管理。③科大衛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給我們講述了三個江南市鎮幾百年的管理運作過程，而對于具體市鎮權力格局形成的“發生學”探討，在科大衛之前，幾乎沒人關注過。當然，僅僅憑一本論文集，就想涵蓋明清以來城鄉關系的所有問題，顯然是不切實的。全書大多數作者仍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觀”的窠臼，以城市特別是上海這樣的“特殊城市”為主要研究內容，來討論近世城鄉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實際上，城鄉一體還是城鄉分割，都是相對而言的。用兩分法來剖析近世的城市與農村是過于簡單的和不適宜的，正如編者在《導言》中所說：“城鄉區分的觀念一直外在于中國傳統思想，即便今日也僅是部分融人中國社會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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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第176,181頁。②[美]袁清：《盛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城市化和商業化》，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編輯組：《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幾點認識
綜上所述，以往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多數偏重“傳記式”的歷史沿革發展①，以傳統城鄉界限模糊不清，城鄉的延續性遠大于市鎮的獨特性為出發點，把市鎮置于都市的范疇或者廣闊的鄉村社會中進行考察，極少注意城市一市鎮一農村的連續體的意義。從城鄉關系的視角，探討市鎮與周邊農村的互動作用，幾乎可以說剛剛起步。
具體說來，在已有的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研究中，對于市鎮和農村聚落兩者之間是否有“有形的邊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學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鎮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統屬性質的市場圈，作為四鄉農村的“中心地”來理解，認為市鎮和四鄉之間存在著以水柵、河道、民居和橋梁等為標識的含混邊界。另一些學者則根據所謂“市鎮居民”兼營農、工、商多種職業的實際情況，強調工農之間界線模糊以及農村居民和市鎮居民在職業與居所兩方面的不一致，進而質疑市鎮與農村之間存在有形邊界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明白，在市鎮與農村之間即使具有地理意義上的有形邊界，亦不妨礙不同人群之間通過經濟、祭祀、婚姻等層面的交流來打破這個邊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為標準而不是以地點為標準的關于市鎮和農村區分的“新理念”。舉例來說，如今在市鎮研究中經常被學者們借用的“鄉腳”一詞，已漸成為市鎮商業輻射區的專有名詞，它包括市鎮本身以及市鎮的周邊地區，即包裹市鎮的農村。而據筆者在“鄉腳”一詞來源地的吳江縣的田野經驗，當地人不僅將民間信仰活動的地域廣度稱之為“鄉腳”，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動所及的最遠地點和家鄉之間的距離也叫作“鄉腳”。探尋諸如“鄉腳”這樣的鄉土詞語所包含的豐富含義，進而從市鎮與農村的各個角落選擇個別的人群行動作為參照系，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接觸和互動，揭示出明清江南城鄉界線的模糊性和生活在當中人群的多層化關系，無疑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傳統社會中的城鄉關系。在傳統時代沒有對人群進行專門的“市鎮籍”和“村籍”劃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鎮的空間范圍顯得相當困難，而市鎮的規模、人口又是處在不斷變動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市鎮和農村間是否存有有形邊界的課題，尚有很多扎實的工作要做。
以往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的關系，還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國家或者特定集團中去的傾向，將士紳與平民、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而實際上，城鄉交往中所呈現出的不確定和流動性，比起被我們凝固起來的“社會經濟結構”要生動復雜得多。“結構決定論”的根本弱點就在于給許多本來是“因人異事”的動態依賴現象納入了“虛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歷史現實中屢見不鮮的互動性和多樣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鎮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軍所總結的，相當一部分學者有過份強調市鎮在明清兩代的獨特發展而幾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來歷史序列的延續性的趨向，②較為缺乏像科大衛、趙世瑜所做的對某些江南具體市鎮長時段運行過程的個案分析。如果我們不了解江南基層行政組織的運行模式，只以“舉例子”的方式空談市鎮與農村的關系，或者反過來說，沒有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考察市鎮和農村的運行實態本身，都無法給我們的研究帶來更多的裨益。總之，我們只有將經濟、社會、文化等靜止的要素還原到流動、鮮活的歷史過程中去，通過揭示這種過程中的種種復雜關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單位簡單地劃分成二元對立的格局，避免“城鄉一體”或“城鄉二元”的簡單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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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石吉：(小城鎮大問題：江南市鎮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杭州：“中國東南區域史國際研討會”論文，1998年9月．
②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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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3]趙世瑜、孫冰．市鎮權力關系與江南社會變遷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摘 要：基于傳統的弱勢地位、政治性敏感地位與旅居海外等原因，中國大陸學者對中國語境下的特殊基督徒群體如婦女基督徒、教職人員以及海外華人基督徒的現狀研究或忽略、或顧忌，或鞭長莫及，出現研究單薄或者成果寥寥無幾的情況。運用社會分層的理論與方法，側重研究特殊基督徒群體的經濟、政治生活以及與海外華人基督徒與中國內地的全方位聯系與影響，應成為今后研究的基本方向。
關鍵詞：婦女基督徒；教職人員；海外華人基督徒；現狀研究；述評
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婦女基督徒、教職人員群體以及海外華人基督徒，或者處于傳統的弱勢地位而為人所忽略，或者處于政治性敏感地位而為人顧忌，或者居于海外而為人難以觸及，他們成了一群特殊的基督徒群體。本文試圖對此三類中國式特殊基督徒群體十年來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評述，還望方家批評指正。
一、婦女基督徒現狀研究
目前，中國大陸未見有婦女基督徒現狀研究的專著。不過，相關的博士、碩士論文倒有數篇值得稱道。陳玉英的博士論文《基督教信仰對婦女婚姻滿意感之影響》（華東師范大學，2011）采用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與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探討了婦女基督徒的婚姻滿意感，發現：基督徒婦女信教年數越長婚姻滿意感越高，基督教婦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婚姻滿意感越低，基督徒婦女婚姻滿意感顯著高于非基督徒婦女，基督徒婦女婚姻滿意感最低的相關因素是沖突處理、休閑娛樂和性關系。信教10年以上的基督徒婦女婚姻滿意感卻在六個維度上顯著提高，包括男女角色、子女教養、姻親關系、金錢管理、沖突處理和感受關愛，原因是婦女信教后在認知層面發生改變，或者深層心理需求得到滿足，因此婚姻滿意感提高。
王邦虎的碩士論文《鄉村婦女的“天堂之路”》（安徽大學，2010）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對安徽懷遠新河地區的婦女基督徒進行了田野調查，認為婦女歸信的直接誘因是疾病與家庭苦難，信教婦女在儀式中釋放壓力得到解脫，同時在祖先崇拜、喪葬儀式中堅持不跪拜的基督教原則，但最后又不得不參與其中，表現了基督教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沖突與折中。劉延飛的碩士論文《一個農村女性的基督教信仰研究》（中南大學，2011）通過對一個農村婦女基督徒的生活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發現農村婦女選擇基督信仰深受農村重男輕女的社會文化影響。同時，信教以后的農村婦女有著向親戚、朋友、鄰居甚至陌生人傳教的相當熱情，這成為農村基督教迅速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李瑾瑾的碩士論文《女性宗教認同研究》（鄭州大學，2007）對鄭州市佛教女信徒與基督教女信徒在宗教認同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許春燕的碩士論文《基督徒心理幸福感、宗教性、壓力知覺及社會支持的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11）通過心理學的專業測量，發現男女基督徒在心理幸福感、社會支持、壓力知覺上存在顯著差異：女性基督徒的心理幸福感、社會支持、內傾宗教性得分顯著高于男性，而男性基督徒的壓力知覺、外傾宗教性得分顯著高于女性基督徒。常薇的碩士論文《中國基督教宗教性量表的編制及其相關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發現在基督徒和慕道友中，女性的宗教性總分顯著高于男性，且女性在宗教性上比較趨同，而男性的個體差異較大。另外，也有學者對農村婦女信徒總體情況、某一地區的婦女基督徒的調查、殘疾婦女基督徒見證敘事以及基督教關于婦女的觀點等方面進行了論述（花傳國，易水霞，2011；趙銀俠，2000；張蓬，尹宏，1988；林連華，2009；王曉春，1991；王美秀，1995）。
二、教職人員現狀研究
李峰的《鄉村基督教教職人員的社會階層分析――以浙南Y縣X鎮基督教為個案》（晉陽學刊，2006年第3期）以浙南X鎮為個案，參照陸學藝教授關于中國社會轉型期鄉村社會階層劃分的成果，考察并發現了該地教職人員的階層分布：基本遍及鄉村社會的各階層，尤以家庭小工廠主和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農民知識分子、雇工以及私營企業管理者此五階層為最，作者認為鄉村教會存在著形式開放性和實質封閉性等特征。
劉建忠的碩士論文《論宗教教職人員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地位、功能與作用》（新疆師范大學，2011）將教職人員與和諧社會建設聯系起來，認為宗教教職人員是溝通人神及黨和政府與信教群眾關系的“雙重橋梁”。他們不僅支撐著宗教的生存與發展，而且通過日常的講解經活動和自身的一言一行影響著周圍的信教群眾，從而對信教群眾的思想言行、各宗教間以及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關系發生影響。宗教教職人員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天然優勢，協助黨和政府開展基層工作、倡導并先行對陳舊落后的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教義教規進行改革，尤其是在協助解決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時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同時宗教教職人員在帶領信教群眾發展經濟、開展國際民間交往從而擴大我國國際影響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海外華人基督徒現狀研究
關于海外華人基督徒的現狀研究，至今大陸還未見有專著出現，僅見美籍華人楊鳳崗的《皈信?同化?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一書。該書通過對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華人教堂的田野考察，發現，美國華人基督徒既沒有放棄族群認同被動地接受同化，也沒有拒絕融合而簡單地固守其族群認同，而是同時圓潤地建構和重構美國人認同、華人認同和宗教認同（疊合認同）。在疊合認同模式之外，楊鳳崗還發現另外兩種不成功的或適應不良的認同模式：碎片融和、融化融合。
此外一些期刊論文具有一定的影響，值得參考借鑒，如張云《北美華人基督徒影響力分析――基于“軟權力”的視角》（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第5期）、萬曉宏《美國華人基督教會研究：以大波士頓地區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李愛慧《當代美國華人基督徒的構成》（世界民族2009年第4期）、方文《疊合認同：“多元一體”的生命邏輯――讀楊鳳崗《皈信、同化和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研究》（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6期）、曹云華《對東南亞華人文化適應的影響》（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華樺《巴黎華人留學生信仰基督教特征研究――以巴黎部分華人基督教會中的留學生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新哲《旅美華人教會活動見聞》（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2期）。
從單維度轉向多維度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十六大以來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說，行政管理學研究在三個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一是基礎理論的創新，加強了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理論的研究，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學、完善行政管理學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實踐問題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應急管理、社會管理和政府服務等方面的研究力度，為推進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作出了貢獻。三是行政管理技術與方法的創新，更加重視實證研究、案例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為政府引入績效管理、目標管理、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網絡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論與技術咨詢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報》：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的成就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高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調整、發展歷程，可以從改革和創新兩個維度來分析，并劃分為兩大階段。從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為引領、創新蘊涵其中的時期，重點放在改革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行政管理體制、職能和組織結構；2002年之后，進入到改革和創新并重、創新引領的時期，重點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轉變職能，創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近十年正處于第二個階段的開始期，或者說是兩個階段的轉換期。我們分析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離開這個背景。
通過回顧可以發現，十年來我國行政管理學從研究改革為主向改革與創新并舉發展，從研究實踐為主向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發展，從通過個別問題的拓延性研究為主向系統化研究指導下的對策研究為主發展。行政管理學研究從以往的單維度研究（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轉向多維度、全景式、精細化研究，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大體系相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語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標。
借鑒國際成果 打造中國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行政管理學發展進程中，國際學術流派和中國傳統行政管理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
高小平：對。人類關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其知識體系呈現交叉性、輻射性和融合性。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不斷深入，得益于學科的分化整合過程與國際化“生態”的有機結合。行政管理學是綜合性學科，科際整合特征比較明顯，研究行政管理學必須研究行政生態，即行政的經濟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學科生態，才能獲得“生態動力”。
中國行政管理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鑒國際上的研究成果。國內多家學術研究機構和學者翻譯了一大批國外行政管理學領域的經典著作、教材，向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介紹西方行政管理學理論和實踐的最新發展動態，舉辦或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從2005年至今，由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發起，電子科技大學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共同主辦的公共管理國際會議連續舉辦了五屆。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注重行政管理學的中國化，打造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學，其在學科和理論上的影響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學自身的范圍，成為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把行政管理學科的基礎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者不斷加強對行政管理基礎理論和深層次問題的研究，展開了行政哲學、行政方法論、公共性思想、行政戰略、行政倫理等內容的思考，十分關注中國傳統行政管理思想對現代化的意義。2003年4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與南京財經大學聯合召開“全國行政哲學研討會”， 此后每年或兩年召開一次行政哲學研討會，聚集了國內行政哲學研究的力量，涌現了一批有較高質量的論文，深化了對行政哲學本身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這對于運用傳統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決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探索行政活動的本質和規律，建立學術理性規范，具有重要意義。
積極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獻策
《中國社會科學報》：行政管理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請您談談這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研究是如何為政府改進行政管理發揮作用的。
有關清史、專史研究的學術專著，本年度出版的計有：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編的《清代全史》(1—6冊)(遼寧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編的《清代皇帝傳略》(紫禁城出版社)；陳支平著《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楊英杰著《清代滿族風俗史》(遼寧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編著《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著《中國屯墾史》(下冊)(明清)(農業出版社)等。出版的學術論文集有：清代宮史研究會編的《清代宮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論文34篇。出版的學術工具書和專題資料書有：陳生璽、杜家驥編的《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張書才主編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1—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下冊、西南卷上下冊）（書目文獻出版社）。
國內的學術交流活動與學術會議計有：本年度先后召開了“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址：天津·南開大學）；“第六屆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會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莊研討會”（會址：河北承德）等有眾多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且有一定收獲。
在清史的專題研究領域，學術論文除拓展一些新領域外，對原有課題的研討更加深入、作者的視野有所擴大、背景研究亦更廣闊、論點更形堅實，致使論文均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研究分析有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與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個既老又新的領域。對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對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軍機處設立時間、軍機大臣的考證等課題；后者多著眼于對各時期政治機構的演變、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為探尋滿族開國初期的政統風貌和開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劉小萌寫了《滿族肇興時期政治制度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努爾哈赤稱汗建國，是滿族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結束了漫長的氏族部落時代，開創了滿族歷史的新時期；并對滿族從氏族部落時代向國家過渡中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質及其演變情況進行了探討。對“都堂”這一滿族開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則撰專文探討了天命年間都堂產生的背景、權限的發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認為都堂衙門雖為處理漢人事務而設，但不久其權限就擴大到八旗諸申，成為掌管后金全國財政的機構，同時都堂還是參與后金最高決策的議政會議大臣。對“議政王大臣會議”，研究者多認為它只是一種議政制度，而無衙署辦公處，不屬于國家機關。杜家驥則在《清代“議政處”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見解，他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確有衙署議政處，其主要職責是奉皇帝之命商議國家“機要”事務，包括軍務、邊疆民族事務、議處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員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務等內容，又尤以商討軍務為重。但它卻帶有非正規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趙秉忠、自新良在《關于乾隆時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學月刊》第2期)一文中，認為乾隆帝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和調動旗人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積極性，適時采取了加強旗務管理、嚴格八旗等級制度，擴大滿洲八旗的入仕途徑和處理八旗王公遺留的歷史問題等八旗政策。實施后，取得了積極成效，并對康乾盛世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安雙成在《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第4期)一文中，對雍正初年設置養育兵的前因后果進行了論述，認為清代養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軍隊，它不僅緩解了八旗人丁過剩的矛盾，同時對培養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對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們只注重御史、給事中對百官的糾劾作用，而忽視了對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對此，呂美頤在《清代的督催與注銷制度》(《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認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與注銷制度，對承政機構和辦事效率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督。督催與注銷應是清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經歷代斟酌損益、修改補充，日臻完善；從機構設置、辦事程序，到督催內容、注銷標準、懲治辦法等，都實現了規范化、制度化。清代州縣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為從宏觀角度對此進行考察，畢建宏在《清代州縣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闡明了縣級行政的發展過程、地位和作用、特點、行政組織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縣衙門良好地完成了清統治者交給的職責，對清統治的穩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說明：以滿族為核心的清政權，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前長期延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統治者對州縣行政空前重視，從而對中國內地基層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觀社會條件的限制，更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縣州衙門對清朝國家職能的良好執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負擔為基礎的。
對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論文多涉及歷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機構設置、治道異同等問題。如，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明皇室態度之演變》(《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認為，在清兵入關前后，多爾袞以攝政王身份，對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籠絡政策，以期為促成清朝早日統一起到作用，這種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這種籠絡明朝宗室的政策卻為打擊與鎮壓所替代。這一轉變，并不是多爾袞個人好惡所使然，而是由于當時國內形勢起著一種明顯變化而造成的結果。清代的軍機處究竟創設于何年，清史學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俞炳坤的《軍機處初設時間新證》(《歷史檔案》3—4期)一文，對各種觀點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后，認為四年說基本上是正確的，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而趙志強則依據清代滿漢檔案和文獻資料，對雍正朝的軍機大臣進行考察，為解決軍機大臣的官稱和軍機大臣的擔任者兩個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歷史檔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韋慶遠的《論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史學集刊》第1期)一文，認為高宗在許多重大政策上堅決繼承了世宗的決定，乾隆政治不失為雍正政治的繼續和發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確實對世宗制定的規章制度及其推廣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較大的更張、糾正和充實。兩代君主的政治經歷、素養、作風、心態、哲理傾向等確有不同，但卻不能忽視，他們在御極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從“持盈保泰”到高壓統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從“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內容、文治官僚的征用與政治形勢的轉變、乾隆的對策、高壓統治的強化幾個方面入手，對乾隆中期政治轉變作了簡要分析，認為所有這些變化無不與當時的國內形勢、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統治心理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反過來它還影響、支配，乃至規定了乾嘉之際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此外，對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問題，趙秉忠、自新良在《論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簡要論述，指出乾隆后期將加強君主專制作為施政的首要任務，則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乾隆帝濫施君威，打擊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鎮壓人民斗爭，致使政治日趨腐敗、思想文化窒息、社會動亂、經濟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直是近年來清史研究中最為活躍、論著最多、涉及問題面最寬最廣的領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財政研究
它包括對清代國家財政、養廉銀制度、常平倉與社倉的研究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財政問題初探》(《中州學刊》第2期)一文，對清初財政暨清王朝有關穩定財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討。認為清初的財政危機是嚴重的，財政虧空幾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響到統一事業和政權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練餉等解決財政危機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過了危機時期。而清朝的養廉銀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項經濟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頓封建制度的一項綜合改革措施。馮元魁的《論清朝養廉銀制度》(《復旦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清朝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至少對雍乾二朝發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國帑；三是閭閻咸免擾累。所以，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局勢較為安定，為清王朝的強盛創造了條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倉、社倉制度初探》(《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清代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內大學報》第1期)兩文，則分別對清代常平倉和社倉在清代社會經濟生活、財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會功能作了探索。他認為，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農民最低程度的簡單再生產及軍事、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常平倉、社倉實質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公共性實物積累，是封建政府對生產、分配過程施行向一種調節、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管理制度。
2、農業墾殖與租佃關系
程墨秀在《清代山東移民開發東北農業述略》(《齊魯學刊》第4期)一文中，認為清代的山東移民東來，對開發東北農業的貢獻表現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墾辟；二是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三是伴隨農業經濟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使清初的封建農奴制徹底瓦解。拓墾形態是臺灣開發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長期以來，清代臺灣的拓墾形態一直被籠統地說成是“墾首制”，但研究表明，臺灣的開發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墾首制”一詞所能全部概括的。對此，周翔鶴的《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上墾首、業主、佃首等名稱的地理分布》(《臺灣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認真探討，認為墾戶、業戶、業主這幾個稱呼是適用于全臺灣各地區的；佃首、佃戶首則適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墾戶首、墾首則適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湖南四川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商品糧產地，屬于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類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無論是佃農向地主繳納押租，還是自耕農與佃農轉變成為地主，都說明因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而形成的積累，不是流向生產，而是流向地產，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沉痛的歷史悲劇。屯田在清代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論清代屯田》（《遼寧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對清代屯田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屯田內部的生產關系與屯田的破壞，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經濟和土地制度的一個側面，從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質和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崔永紅在《清初青海東部的興屯開荒和屯田民地化問題》(《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認為，清初承襲明衛所制度，雖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區繼續實行屯田，但明中期以來屯田向民地轉化的發展趨勢仍在繼續，其過程至雍正初年終于大體完成。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存在著縉紳與庶民的嚴格等級劃分。所謂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階級中非身份性的階層，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從清代獲鹿縣檔案看庶民地主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和韓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區庶民中小地主的發展》(《河北學刊》第8期)兩文，選定河北地區的庶民地主作為個案，對各自命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認為到乾隆年間時，庶民地主的發展改變了縉紳地主在農業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而躍居主要地位，縉紳地主已從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這無疑改變了土地占有關系，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雇工經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韓文則認為保定地區土地關系中各類中小地主的涌現，“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從量上看，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斷滋長；從質上看，他們都是隸屬于與豪紳權貴不同的庶民地主階層。中小庶民地主的發展證實著“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長著”，這正是封建土地關系已經松弛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謝肇華、何溥瑩的《清代的佃農》(《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農所表現出的特點。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剝削，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階級，是反封建的主力，這個本質沒有變化。而李三謀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額租制的關系問題》(《求是學刊》第2期)一文，對定額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關系進行了說明，提出了較之以往不同的觀點，認為各處的永佃制的產生情況都因地而異，何止十種百種，但一般卻以額租制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
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躍。陳權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長與危機》(《湖南師大學報》第6期)一文中，考證了清代人口在編審統計中，存在人丁與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錯，造成雍正前與乾隆后的人口數目出現巨大差數，但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億大關的事實。至于此期間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長達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廣泛種植，攤丁入畝和保甲戶口冊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認為出現了人口危機，并相繼提出了緩解人口壓力的辦法。這說明以古為鑒，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忽視不得的。吳建新在《明清廣東人口流動概觀》(《廣東社會科學》第2期)一文中認為，廣東的人口在明清時期經歷了重大變動，不僅表現為數量上的增長，而且表現在分布上，越來越顯示出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人口從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廣人稀的地方，從艱于謀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謀生的地方，是明清廣大人口流動的一般趨勢。但它與歷史上以往時期相比，還表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清朝是我國人口急劇增加的時代，社會矛盾尖銳，游民問題因而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王躍生的《試論清代游民》（《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對游民的概念、種類與職業特征、游民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官府對游民的態度、游民問題較突出的原因諸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后，認為清代游民問題的出現與當時人口問題有密切關系。實際上，任何社會只要人口急劇增加，而社會又不能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謀生途徑，游民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業和城鎮經濟
王廷元的《明清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安徽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明清數百年間，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購、染色和運銷的主要經營者，因此他們的活動既促進了江南棉織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棉織技術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李華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兩文，對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發達及外籍商人的情況作了詳細研究論證。前文指出湖南城鄉，除本籍商人外，集聚著江西、廣東、山西等十四個省的商人在進行著經商活動。湖南商幫之多，商人數量之大，為其它省份所少見的。商幫、商人數量的多而大，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認為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湖南城鄉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在商業當中，不但行商坐賈活動頻繁，作為中介行業的“行戶”“牙行”也異常活躍，而且在有些地區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還出現了“重商輕農”的思想。羅一星在《清代前期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學術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總額、商品結構、市場主要商品(如糧食、棉、布、粵鹽、鐵器、廣糖等)的長距離遠銷等諸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發展，它的網絡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產的主要商品都不僅僅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而是滿足各地區的需要，成為一個地跨兩廣、面向全國、聯系海外的區域市場。
三、中外關系與對外貿易研究
這是近年來，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個熱門課題；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變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康熙晚年清廷南洋禁航令、禁止設堂傳教，以及在此前后對臺灣澳門和沿海地區的強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內外交相壓迫的必然結果。從中俄《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條約》，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國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處狀態。在雙方頻繁的交往中，俄國方面顯得積極主動，清政府則表現得消極、遲滯。對此，周祚紹的《康熙后期中俄關系基本態勢簡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謹慎保守的睦鄰政策，既有軍事斗爭，借以打擊沙俄的騷擾和擴張，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動。與之同時，俄國彼得一世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擴張。但由于它忙于西略，無暇東顧，不敢貿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關系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的關系，對之的征服統治和吉爾吉斯人在浩罕汗國的歷史地位等問題作了論述，認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吉爾吉斯貴族在浩罕汗國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甚至超過了烏茲別克貴族，占據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繼在閩、粵、江、浙等省設立海關，管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廈門海關在眾海關中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歷史依然撲朔迷離。陳育寧的《清代前期的廈門海關與海外貿易》(《廈門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闡述了對閩海關地點的爭論、關稅收入、用人與管理制度諸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而蔡鴻生的《論清代瑞典紀事及廣州瑞行商務》(《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則認為中瑞關系形成于瑞典帝國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廣州，開辟了中瑞通商的時期。廣州的瑞行，長期販運絲、茶、瓷三大名產，具有與西洋其它國家不同的通商風格。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則認為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黃啟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交匯》(《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一文認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則似是從葡萄牙人于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始。以后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于是中西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頻繁的關系，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而在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歷史時期，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轉運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座橋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清代民族政策、民族關系以及邊疆民族經濟等問題的探討。馬汝珩、趙云田的《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簡論》(《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對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內容及措施，形成與發展等問題作了客觀的歷史評價。馬大正的《略論清代邊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則認為，清代的邊疆政策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和影響的現實性等四大特點。楊選第等的《清朝對蒙古地區實行法制統治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陳光國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規范試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兩文，對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的法制問題進行了探討。前文認為，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立法及司法管轄是在借鑒歷朝統治者成文法與各民族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它的實施與深入，體現了清廷已相當注重以法律形式調整民族間的關系，達到維護北部邊疆的和平與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統治壓迫羈絆蒙古民族的實質；后文則指出，清政府為了調整蒙古社會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與之相聯系的人身關系，曾制定頒布民事法律規范。它的實施，對于鞏固和發展封建社會的民族關系，維護邊疆地區的社會秩序，曾起過重大作用。而蘇欽的《試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認為，清代在“貴州苗疆”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點是因俗、因地、因時而治，把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與苗族習慣法有機統一起來，這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苗疆發展進步。此外，還有不少研究邊疆開發與民族經濟文化的文章，如華立的《清政府與新疆農業開發（《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在開發活動中，作為行為主體的兩大力量——國家政權力量(其人格代表為皇帝及各級官員)和民眾自發群體力量，都對開發進程起著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對這一地區以農業為重點的開發方針和措施，與當地民眾的開發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顯著成效。張世明的《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同上)一文，認為西藏民族性格屬于宗教型眾趨人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價值取向及與之相適應習慣化行為方式無疑對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會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區開發概論》(同上)一文中認為，滇桂地區程乾嘉年間獲得了成績斐然的開發，其所以如此，根本一點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統一的政治環境使內地充裕的人力資源得以用于這里的邊遠山區。而吳元豐的《清乾隆年間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兩個問題》（均見《西域研究》第3期）兩文，分別對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設置及規模、制度作用；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成交額及馬價、絲繃價與貿易比值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五、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且有一定的加強。馬涉湘在《滿族入關前生活方式變化的歷史思考》（《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中，認為在明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白熱化之際，滿族奇跡般地崛起，揮麾全遼，馳聘中原，興起之迅猛，定鼎之穩健，衰落之急速，都與滿族入關前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有直接深刻的聯系。而急劇性、主動性、整體性和具有較強的模仿力，則是體現滿族生活方式變化的鮮明特點。宋傳銀的《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華中師大學報》第5期）一文指出，從整體來說，若將清代前期出現予民間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風，放在封建社會末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考察，它無疑是在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生活領域所滲透出來的一股清新之風，它表現封建社會已經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墳墓走去。馮爾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南開學報》第4期）一文中認為：（1）吏治嚴重敗壞；（2）民眾運動蓬勃興起；盜賊、民變、民間秘密宗教和會黨活動頻繁；（4）國內民族矛盾和沖突嚴重；（5）中國人民進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勢力的斗爭是道光時期的五大社會問題。它的發生受著三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一是封建的社會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這三種因素的結合，是道光朝社會問題發生的根源。而鄭振滿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發展》與鄭德華《清代廣東宗族問題研究》（均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二文，從不同的角度對福建、廣東地區宗族制產生發展的特點作了探討。前文認為合同式宗族作為一種互利性組織，是繼承式宗族與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補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社會流動性較大的環境中，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都不足以構成宗族組織的現實基礎，合同式宗族也就勢必得到更為普遍的發展，成為宗族組織的主要形式。后文則認為，清代廣東平民宗族是一種以血緣為主體，夾雜有地緣因素的社會基層結構。它是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也特別明顯。
六、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
清代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獲得可喜的收獲。涉及內容多在重大歷史事件、各種宮廷典章制度、宮廷文化活動等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刊載。如郭松義的《明清兩代詔造“淑女”，引起的動亂》（《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根據日本史籍《華夷變態》等書的記述，對清代江南地區因訛傳點選秀女而發生的民間動亂，作了剖析論述，作者認為尤以順治年問為最甚，達六七次之多。楊珍的《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儲計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是秘密建儲制度的開創者，而這一嶄新的建儲法又給中國占代的建儲制度帶來并開創出全新的局面。劉潞在《論后金與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點》（《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一文中，以努爾哈爾、皇太極、福臨、玄燁四帝為例，對其婚姻的特色進行分析，認為他們婚姻狀態的變化，是與政權的取得、鞏固和發展相平行的。政權不同時期的政治目標，決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來源；政權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影響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須服從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許保留一定的個人情感。此外，王佩環的《清初宮廷禮儀瑣談》（《清代宮史探微》）一文，對清初軍禮、皇室相見禮儀及喪葬禮作了探討。苑洪琪的《論乾隆時期清宮節慶活動》（同上）一文，認為宣揚綱常禮教、籠絡少數民族、滿漢合璧、關心農業，關心國計民生和炫耀盛世是乾隆朝節慶活動的特點。郎秀華的《清代宮廷戲曲發展淺談》(《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則對清初、乾隆、清末各時期宮中的戲曲種類、劇目、唱腔變化、劇本等問題，進行了沿革、流派論述和探討。更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側面，對清代的鹵簿儀制、祭陵禮儀、陵寢規制、宮苑的建筑風格、宮廷音樂等宮廷史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述論證。
北京師范大學是以教師教育、教育科學和文理基礎學科為主要特色的著名學府。學校的前身是1902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師范館，1908年改稱京師優級師范學堂，獨立設校。1912年改名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更名為北京師范大學，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師范大學。
多年來，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科綜合實力位居全國高校前列。2002年，該校成為首批擁有自主設置本科專業審批權的6所高校之一。現有本科專業60個、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點153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點108個、博士后流動站25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24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36個。是國家人文社科科研和科技創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學校自1965年開始招收外國留學生，截止目前，每年接受4800余名留學生來校學習，在校長期留學生人數占全日制學生總數的10%。該校長期留學生來自99個國家和地區，秋季在學長期留學生近2000人，其中學歷生占74%。2009年北師大長期留學生人數是1400多人。為推進國際化辦學進程，該校從2011年開始在教育學部、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環境學院、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四個學院啟動國際碩士學位項目，招收優秀留學生。這些項目所有課程為英語授課，旨在培養既具備良好的專業基礎，又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高層次國際專業人才。學校還為申請國際碩士學位項目的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
此外，北京師范大學還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所大學、研究機構簽署了合作協議，與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及加拿大等國家的20多所大學有交換留學生項目的合作；并分別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加拿大謝布克大學和道森學院合作建立了6所孔子學院。
搶眼專業
北京師范大學目前有21個院系、36個本科專業招收外國留學生。在本科生方面，留學生在北師大就讀主要以文科專業為主。漢語文化學院漢語言（3個專業方向：漢語與中國文化；經貿漢語；漢語教育）、文學院漢語言文學 （漢語言文學、傳播學）、歷史學院歷史學以及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等相關專業受留學生青睞。理工科方面，數學與應用數學、物理學、生物科學等專業接受的外國留學生也較多。
關鍵詞：思政課教師 文化自覺 維度 自主能力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6）06（a）-0145-03
任何文化現象都離不開對文化的覺醒與自知，高校思政課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思政課教師肩負著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與傳播的重要責任，他們的文化自覺意識不僅直接影響到大學生對所學課程的接受程度，同時也直接影響學生樹立什么樣的文化意識及價值觀的形成。因此，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文化自覺具有重要的社會責任與意義。
對于文化自覺，先生的觀點是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觀點。先生認為：“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個定義包含了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對該民族文化傳統的“自知之明”；二是該民族文化傳統與他民族文化的關系；三是新環境下對文化的“自主能力”。基于以上分析，認為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文化自覺應該具有三個維度。
1 民族文化傳統自覺
何為傳統，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在其權威性著作《論傳統》中對“傳統”的三個特性作了揭示：一是“代代相傳的事物”，既包括物質實體，亦包括人們對各種事物的信仰以及慣例和制度；二是“相傳事物的同一性”，即傳統是一條世代相傳的事物變化鏈，盡管物質實體、信仰、制度等在世代相傳中會發生種種變異，但始終在“同一性”的鎖鏈上扣接著；三是“傳統的持續性”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了“傳統”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但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特別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受到了來自他內部的質疑，以至于出現了反文化傳統的事件發生：首先是，把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看作是歷史的包袱，是中國落后的根源。其次是建國后的。最后是改革開放后的全盤西化思潮的出現。即使這樣，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依然保持的“傳統”所具有的魅力，傳統不是歷史，它不會成為過去。傳統的載體是文化，只要文化存在，傳統就不會消亡。傳統“她使代與代之間、一個歷史階段與另一個歷史階段之間保持了某種連續性和同一性，構成了一個社會創造與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密碼，并給人類生存帶來了秩序和意義”[1]因此，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在了解這個民族的傳統。
高校思政課教師不僅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者，也是文化的傳承者、實踐者。他們的教學實踐不僅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也是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建設應是不斷‘溫故而知新’的過程，是時時回望文化‘典祖’的過程；從個體的角度，每個人一出生即已生活在傳統的‘掌心’中，傳統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無法擺脫的‘命定’。由于文化傳統關聯著人們的文化情感、文化記憶和文化習慣，如果缺乏對文化傳統預制力的深刻自覺，那么，當代文化建設實踐不僅會陷入‘無根無據’的漂泊狀態，還會與社會大眾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產生隔閡而難以取得真正的實效。”[2]因此，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民族文化傳統自覺是教育實踐活動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高度自覺，就不能肩負起自身的崗位責任和社會責任。
人的成長是在“生物基因”與“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下實現的，大學生的成長同樣離不開這兩種基因，而且“文化基因”對他們的作用更為重要。“如果說‘生物基因’使人成為人的自然力量，那么，‘文化基因’則可以被恰當地稱為使人成為此人的文化力量。正是‘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人既保有人的共性，又秉持人的特性。”[3]高校思政課教師的工作目標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每一個人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也正是在這種“文化基因”的作用下實現的。因此，對民族文化傳統的認知與自覺是高校思政課教師的必備素養，他們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高度自覺是使大學生受到民族文化基因侵染的保障。
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民族文化傳統的自覺，必須注意避免教條主義的發生：一是把文化傳統作為教條而進行“繼承”；二是為了民族文化傳統的保存而放棄與多元文化的交流，使民族文化傳統喪失鮮活的生命力。
2 全球化背景下價值觀自覺
在地球已經變成村落的今天，保持文化自覺的關鍵是價值觀的自覺。文化自覺的背景是多元文化并存與相互碰撞，沒有文化的多元就無所謂文化自覺。在文化體系中，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所有文化的外在表現，無不體現了價值觀的內容，它滲入于外物、行為、語言等各方面，沒有價值觀的植入，所有文化都不能稱其為文化，所有一切事物只是沒有靈魂的驅殼而已。因此，價值觀自覺是文化自覺的核心、靈魂。
目前，多元文化與價值觀沖突與困惑是我國大學思政課與道德教育遇到的一個文化事實。文化的沖突與碰撞自1840年始就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遇到的主要問題，如何解決這種沖突與碰撞也成為幾代仁人志士為之努力、奮斗的目標。在歷史的發生過程中，不同時代提出的解決方案迥異，“中體西用”、維新變法、朝代更迭、文化運動等都沒有解決這一難題，至全球化的今日，這一問題更為突顯，可見文化的沖突與碰撞是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都會遇到的問題，關鍵在于這種沖突與碰撞給各時代人所帶來的影響有多大。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沖突與碰撞影響到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文化沖突與碰撞的實質是如何處理該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關系問題。所應采取的態度，不是要改變自己的文化形態以適應其他文化形態，而是在這種文化沖突與碰撞中不迷失自己的文化認同，這就需要高度的價值觀自覺，這種價值觀自覺并不是抱殘守缺，而是能夠對各種文化形態有正確的判斷，即不是堅持民族主義，也不是堅持民族虛無主義，即不是全盤西化，也不是唯我獨尊。張岱年先生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價值觀，道德的理論基礎也在于價值觀。”對于高校思政課教師，堅持高度的價值觀自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沖突與碰撞的過程中，更好地對大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礎和前提。沒有高度價值觀自覺的高校思政課教師，在文化沖突與碰撞的過程中，會使自己迷失于多元文化的沖突與碰撞，對學生的指導也會出現負面效應。
文化自覺其實質是價值認同。中國在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認同是自由狀態，在經歷了外來入侵之后，價值觀認同又出現了自卑狀態，現在認識到了價值觀認同應該有的自覺狀態，但這種價值觀自覺是建立在對民族文化傳統認同與社會核心價值觀認同的基礎之上的。因此，高校思政課教師的價值觀自覺一方面來自于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另一方面也來自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對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基礎與前提，也是對學生進行文化自覺教育的基礎和前提；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是思政課教育工作的基礎，沒有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就會使教學成為蒼白的說教，思政課教師自身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是幫助學生樹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保障。
3 文化的“自主能力”自覺
文化的“自主能力”是指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在社會轉型時期，適應新環境所需的文化選擇的自主能力與自主地位，文化創新是其重要體現。
歷史發展到21世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發展，尤其在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歷史轉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所沒有經歷過的。在傳統中國，文化處于自由狀態，世界中心、天朝上國的文化自信，在經歷了堅船利炮的攻擊后，看到了世界的發展，文化的自卑心理使自近代以來一直在不斷向西方學習，有時甚至喪失了自己對幾千年文化傳統的認同。新的歷史時期重新開放國門時，文化的“自主能力”自覺顯得尤為重要。
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民族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現代化的啟動無論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都無法擺脫其植根的文化土壤（傳統），而這塊土壤的悠久與曾經輝煌、獨立與系統，使其產生了極大的慣性和文化的拉力，”[4]他使我們在面對世界先進國家和不同文化形態時，必須立足于這種文化土壤，吸取營養，做出文化自主選擇。
當今社會，文化的功利性、低俗化、主流意識的被邊緣化、傳統被弱化等傾向日益凸顯，這種現象在大學校園也不能幸免，如何使大學生對這種文化的負面效應具有抵抗力，關鍵在于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的形成與培養，更多地來自于生存環境與學校教育的熏染。因此，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文化“自主能力”自覺意識無形中對大學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文化“自主能力”自覺表現為：第一，教學過程中的文化立場與觀點。高校思政課教師所具有的文化立場與觀點直接體現了在新形勢下文化選擇的自主能力與自主地位，教師是否站在民族的高度認識各種文化現象，做出正確的判斷，直接影響大學生的文化選擇。第二，對國際國內形勢分析的正確視角。高校思政課所肩負的使命就是對學生進行世界觀教育與政策教育，所涉及的領域從思想、道德、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形勢等各方面對學生進行教育，這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涉及到對人類歷史與現實的形勢分析，具有正確的分析視角，不僅影響教學的效果，也直接影響學生認識世界的角度和思維能力的培養。第三，文化創新能力。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文化創新能力，不是體現在創造一個文化產品，而是在教學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文化創新意識與精神，這種文化創新能力不僅會使教學過程豐富新穎，精彩紛呈，而且也會在教學的設計中啟發學生思維，感染學生情感，提高教學效果。
在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自覺是保持中國特色的首要前提，沒有文化自覺，中國的發展會迷失方向；沒有文化自覺，高校思政課教師對學生的教育也會迷失方向。提高文化自覺，是這個社會發展的必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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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M].傅鏗，呂樂，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21.
關鍵詞：展覽；全國美展；多元化；發展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6-0275-02
五年一屆的全國美展既有推動時代的一面，同時又存在著諸多問題。在作品來源和藝術品性上說，全國美展已經成為國家的宣傳機器，而使個性化特征不是很強烈，歷屆美展在作品的展示方式和氛圍上似乎沒拉開距離。隨著雙年展、學術性展覽及藝術區等展覽活動的興起和國外展覽制度對全國美展的沖擊，更彰顯出全國美展的不足。
一、展覽的闡述
展覽作為一種現象是現代城市文明的產物，起源于一些私人把自己的藏品呈現給公眾的要求。藝術展覽是在這種活動中逐漸分離出來的形式，今天已成為將藝術家的創作和公眾發生關聯的一種特定而有效的方法。從藝術作品——藝術展覽——藝術的接受者這個藝術生態鏈上看，藝術展覽占據著重要位置。只有通過眾多的展覽才能為當下藝術的多元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展示平臺。今天美術界的展覽形式多樣，種類繁多，甚為壯觀。
二、全國美展現象下的問題意識
（一）全國美展下的意識形態
以政府投資扶持的全國美展是中國最高規格、最大規模的國家級美術作品展覽。其目的便是弘揚主旋律，讓藝術更好的成為繼政治意識形態之后的另一種意識形態，藝術為政治服務、為人民服務要遠遠高于藝術展覽本身的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因此全國美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這個局限則來源于藝術與政治之間潛在的對抗關系。而現代藝術的價值在于，藝術能對既定的政治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提出問題，藝術家便通過捍衛藝術本體與自身的獨立性來保持藝術批判時的精神性。就現代藝術的本質來說，藝術與政治、道德的對抗注定了中國的當代藝術無法擺脫這種具有悲劇色彩的命運。
（二）傳統藝術在中國的地位
傳統藝術在中國有著堅實的基礎，而且分工很明確。與傳統藝術有關的藝術協會與藝術組織在中國有幾百個。五年一次的全國美展，是中國美術家協會的主要工作，而展覽的作品評選工作，是由各省市的下級分會來層層選拔，最后進入全國展覽。想成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必須有三次參加全國美展的證書，同時也首先是地方分會的會員。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篩選，使得美協會員成為許多藝術家向往的一種榮譽。會員身份也確實成為衡量藝術家水平與成就的標桿之一，它也會帶給藝術家在藝術體制內相應的其它待遇。
（三）造成全國美展現行模式的原因
綜述歷屆全國美展的模式過于類似，選題中庸，缺乏看點。其中美協作為一個半官方機構的身份直接導致了策劃團隊人員結構的單一化，人數的眾多與權利的平均也導致了主題的模糊與折中。由于策展團隊在知識和學術淵源上的相似性，這也包括了他們對架上藝術的熟悉程度遠勝于其他形式的作品，造就了“以架上藝術為主”的策展理念和作品選取方式，但是卻忽略掉了其他形式藝術在中國的發展。在全國美展中我們只看到國家和政府的參與的外在模式，而沒有看到展出內容的有效性。因此，在這樣的一種操作模式下，既不利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也同樣不利于文化戰略的進步。
三、國內雙年展、策展人制度的出現及國際藝術雙年展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影響
當代藝術由于其前衛特性，很難被體制所接納，這意味著那些“在野”的藝術家很難參加官方舉辦的藝術展覽，作品也很難被官方的藝術機構所收藏。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有所改觀（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上海雙年展吸納了部分當代藝術家參加，這個由政府支持的藝術展，可以被視為當代藝術被體制所接納的一個案例）。一些展覽接納了當代藝術，但展出的仍然不是在世中國藝術家中最前衛的的藝術作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過審查的策展人機制和雙年展體系得以發展。19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已經開始由批評家來策劃展覽。1992年“廣州首屆·90年代藝術雙年展”是建立中國藝術市場與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為雙重目標，積極引入社會資金的全新展覽模式，此次展覽第一次以非官方的形式舉辦全國性的美術展覽；第一次在大型展覽中采用策展人制度；第一次由企業出資贊助展覽。此后，一系列當代藝術展都采用了不同于官方評審團制度的策展人制度。如1993年在香港舉行的“后89中國新藝術展”，策展人是張松仁。同年，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參加了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是意大利批評家奧利瓦，他來中國考察了以后，選中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現實主義，而這批藝術家清一色都是當代藝術家，這是中國藝術家作品首次進入到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1994年，這批藝術家又參加了第22屆圣保羅雙年展。國際雙年展給中國當代藝術家們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使他們在國際上不斷受到關注。
四、藝術展覽的策劃和現、當代藝術展覽館的定位
在現代社會中批評家作為策劃人，負責將有效的藝術語言收集起來再傳播給社會的責任，展覽是批評家用以體現獨立批評意識的物質媒介。對于每一個展覽應該有明確的主題，進行提煉，認真推敲，要尊重對這一問題最有研究的專家，而不是找有行政職位的藝術界人士決策。藝術展覽的策展是一件十分嚴肅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有對當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了解，對藝術史有深入的研究，對當代藝術思潮的把握，對藝術形式、材料、技術等語言變化的敏銳感受，還要具有與藝術家及社會不同階層的公共關系，對大型展覽的全面組織和協調的能力，對經濟成本的控制，對突發事件的應對等等。特別是對于一個大型展覽策展理念的提出與闡釋，要求具有清晰的藝術思維和良好的文字、語言表達能力。
現、當代藝術展覽館既是一個社會與時俱進的思想前沿，又是追究文化問題、進行文化反省和批評的一個現場。藝術展覽館自身學術形象是否鮮明，在于其獨到的思想深度和獨特的文化洞察力。而這一切又是通過規范化、專業化和個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設來體現，其中以確立自身的學術架構為重點。我們必須繼續按國際規范加強藝術展覽館的專業性，使展覽館在展覽策劃、學術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與國際接軌，向國際優秀的展覽館規范化操作模式水準看齊。同時，我們必須確立自己的文化立場和態度，在本土文化建設和國際交流語境中形成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學術個性和學術地位，巧妙地與本土社會互動，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建設打造一個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文化平臺。通過策展的規范化管理，一個現、當代藝術展覽館才能實現在中國社會轉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構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體現出我們國家自身獨有文化原創的特色。
五、結語
21世紀的中國社會和中國藝術，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艱巨的國際性挑戰。我們應該也必須采取更為開放的姿態和博大的心胸，繼續學習世界上對我們國家藝術發展的有效經驗和偉大成就。深刻的總結和反思自身文化走過的道路和得失。堅持藝術的多元化和民主化，這仍然是我們期待社會和文化健康發展的基本保證和體現。它一方面反映著我們所處的時展趨勢，一方面也是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轉型的客觀需求。一個社會中成熟的藝術文化和公認的成就，從來就不是依靠行政界的參與或搞幾次“運動”就可以企及的，成熟而卓有社會成效的藝術文化，應該是人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和自覺的行為方式。展覽制度應隨著中國和世界美術態勢的不斷變化而不斷的得到延展和完善。它將和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之路相伴隨，必將在藝術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以及商業化和反商業化的過程伴隨之中，走出能夠彰顯自身品格的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盧昕.中國美術館學概論.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6.
[2][美]簡·杰弗里.[中]余丁.向藝術致敬中美視覺與藝術管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