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31 15:19:13
導語：在時事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能夠將學生的知識面拓寬，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與積極性
所謂的時事熱點問題是當前社會上最近發生的，能夠引起人們關注的問題，在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中結合相應的時事政治問題，能夠使得學生對知識有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能夠使得學生自身的知識面得到進一步的拓寬，使得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以及主動性得到有效地激發和提升，繼而能夠營造良好的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學與學習氛圍。
(二)能夠調動學生的思維，對學生的分析能力加以培養
對于初中思想品德教學，對當前社會上的時事政治熱點問題進行分析，能夠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教師應當將學生的思維積極調動起來，通過對時事政治信息的搜集以及分析等多過程，使得學生對整個時事政治背景以及過程有更為深入的了解，繼而使得學生自身的綜合分析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三)能夠有效培養學生自身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世界觀
教師將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和時事政治問題進行有效的結合，通過對這樣一些時事熱點問題進行及時的分析，在掌握相關的思想品德教學目標的同時，還應當對學生進行及時的引導，使得學生能夠逐步培養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世界觀。
二、將初中思想品德教育與時事政治進行有機結合的策略
總得來說，時事政治熱點問題是學生進行思想品德學習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重要組成部分，應當通過對時事政治熱點的分析以及結合，使得初中思想品德教學的效果以及目的得到有效的實現，將兩者進行有效的結合應當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要專門設置時事熱點教學專題
由于當前我國初中思想品德教學中所涉及的時事熱點內容比較少，還不夠完善，因此應當在以后的初中思想品德教學的過程中，專門設置相關的時事熱點問題，進行專題性的教學，通過這樣的專門性的學習能夠使得學生對當前的時事熱點問題的分析方式以及思考的能力得到進一步的培養，使得學生對問題綜合分析的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在以后的學習以及生活的過程中能夠對時事政治問題進行有效的分析和解讀。另外，對于學校而言，還應當積極成立專門性的時事熱點問題的小組進行研究，要由專門的教師對時事熱點問題進行選取以及做出具體的教學安排，因為這樣的一種研究工作是當前時事熱點問題教學得以實現的一大前提。
(二)依據教材的要求以及學生自身興趣選取時事熱點問題
如果要讓初中思想品德教學與時事政治問題進行有效地結合并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就應當在實施熱點問題的選擇上應當要注意合理和科學，應當依據當前我國初中思想品德教學教材的內容要求，以及我國初中學生自身的學習狀況尤其是學習興趣進行選擇，比如說在蘇教版七年級下冊的思想品德教學中如何更好地意識到追星現象的時候，教師應當選擇當前社會上某些明星現象，哪些明星在做一些慈善的公益事業，哪些明星召開演唱會，有些歌迷竟然為了買一張票去賣腎等，通過這樣鮮活的話題，能夠將學生的興趣調動起來，能夠依據當前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學內容，有效教育學生的思想，對學生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使得學生能夠培養起正確的價值觀以及人生觀和世界觀。
(三)要進一步增強學生自身的自主能動性以及參與性
教師在將思想品德教學和時事政治問題進行有效結合的時候，應當注意將學生自身的積極主動性以及參與性加以提升，要將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性調動起來，積極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將學生自身的思考能力以及自主學習的能力進行充分的發揮，要對當前社會上時事政治問題進行及時的分析以及解讀，比如說在蘇教版七年級上冊的思想品德教學中，關于集體的團結以及合作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在對時事政治問題進行選擇的時候應當注意選擇全國人民團結一心的例子，比如說一起抗擊地震或者是非典等典型的案例或者是話題，教師應當在教學的過程中將學生自身的參與性積極調動起來，教師可以積極引導學生對資料進行收集，并制作成幻燈片，并表達自己的看法，教師還應當和學生之間加強互動和交流，營造良好的課堂氛圍，使得學生自身參與課堂教學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得學生對合作以及團結的概念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另外還能夠進一步提升學生自身的榮譽感以及自身的愛國主義情操。
(四)要運用現代化的技術對教學的效果做進一步強化
當前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使得課堂教學改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進一步促進了教學效果的有效改善，教師在結合時事熱點問題進行思想品德教學的時候，可以將互聯網以及多媒體等現代化的技術加入到課堂教學中來，使得教學內容得到進一步的豐富，使得教學手段更加具有多元化，比如說在八年級下冊的思想品德教育中，關于科教興國以及人才強國知識傳授的時候，應當結合我國神九和天宮一號成功對接的例子，教師通過現代化的媒體對我國的航天事業所取得的成就進行展示，使得學生能夠對我國的航天事業的發展歷程有更好的了解，能夠真正認識到科教興國以及人才強國的重要意義，繼而鼓勵學生要奮發圖強。
(五)引導學生進行日常生活的積累
對于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學來說，與日常的生活是緊密相關的，教師應當對學生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學習能力進行培養，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對時事熱點問題進行分析以及累積，繼而對自身的學習效果進行有效的鞏固，對學生自身的學習能力進行培養，其實這樣的一種方式與思想品德教學中的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教學內容也是一致的。
三、結束語
論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學的一種觀點，即語詞的意義就是語詞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詩史”一詞的特定意味，從而指出歷史上楊慎、王夫之對“詩史”的攻擊是無效的，另一方面也試圖在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嘗試。
針對杜詩的公認美譽——“詩史”，明中葉楊慎在《升庵詩話》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銳評論：“宋人以杜子美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p>
這段議論很有影響，如后來的王夫之有言日：“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憫者”，又有：“詠古詩下語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壘，足知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黃”(《古詩評選》卷四、卷一)，顯然是對楊慎語意的發揮。楊、王之論的確有力，但卻基本上沒有扭轉世人以“詩史”譽杜的傾向。這就有了一個奇怪現象：一方面，人們推崇“詩史”稱號，另一方又似乎無人為此給出一個“合法性”理由，來清晰地回答楊、王的責難。
不是沒有人反駁楊慎，如王士貞，但很難說切中要害。楊慎之語，可析為兩層。第一，他偏愛“含蓄蘊藉”，鄙視宋人之作，并因此貶低杜甫“直陳時事”之詩；第二，認為“詩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問題，將“以誤后人”。就第一層義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貞的反駁正屬此類。如其在《藝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陳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鼻迦酥焱フ涞鸟g議亦屬此類：“宋人謂少陵為詩史，以其多用韻語紀時事也。楊升庵駁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識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見也?！币驗椤袄隙艧o所不有，眾體兼備，使僅摘此數語，輕議其后，則不可”(《筱園詩話》卷三)。不同的詩有不同的體裁、風格，各樣的人又有各樣的興趣、愛好，但在審美趣味上，實在不必憑已之私，以貶其余。王士貞提醪媾慎“詩固有賦”，朱庭珍告誡楊慎“老杜無所不有，容體兼備”，均是閱讀實踐中的糾編之論，并未回答楊慎對“詩史”二字的責難。某種程度上，如王士貞說“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說“升庵此言甚辨，其識亦卓”，實際上是認同了楊慎的“詩史”之見。
楊慎的“詩史”之見，亦即上文引語的第二層含義，實際上包含著這樣的看法：何以以史譽詩?史有史筆，詩有詩法，“詩史”一說，混淆二者的區分，是對詩的無知，是對詩的貶低。真是這樣嗎?“詩史”的名號，確需要一個辯護理由，如果我們仍堅持它是一個褒義詞的話。
辯護并不需要爭論。常識告訴我們，對于任何問題的爭論，往往緣于爭論雙方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當雙方真正意識到這一前提性的差異時，爭論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達成妥協，要么各持已見罷了，哪里有爭論的“焦點”呢?這里的問題也很清楚，楊、王有楊、王的“詩史”，我們有我們的“詩史”——我們這些以“詩史”稱譽杜甫的大多數人，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清晰地闡明我們的“詩史”含義，并因此顯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從語義分析的角度人手為“詩史”辯，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著名觀點——語詞的意義就是語詞的使用…，則我們可以問：當人們用“詩史”一詞稱譽杜甫的《石壕吏》、《潼關吏》、《悲陳陶》、《哀江頭》……等等時，究竟意味著什么?首先應該說，它是一種行為，一種贊嘆行為。仔細體會，這種贊嘆行為實際上可改寫成兩個可能的句子(“詩史”雖然是一個詞，但在使用中，其實是省略的句子，因為只有句子才能表達人們行為中的意圖)。
句，“真是好詩!這是用詩寫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詩!這是對史的反映(或表現)啊!”兩句共有“真是好詩”語，這是無疑的，因為“詩史”是褒意，總含著對杜甫詩作的肯定。同時，我們也可看出，稱“好”的理由，主要來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譽詩，因而以“史”譽詩——詩史。這并非否認杜甫詩藝的高明，如公認的沉郁頓挫的風格，律對精切的造詣，眾體兼備的優勢等等，但在“詩史”一詞中，其實也是對杜甫部分詩作的贊譽中，人們最為看重的，的確是一個“史”字。因此，理解“史”義，是理解“詩史”之義的關鍵。本文基本上就是圍繞“史”字，分析“詩史”之義。兩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詩史”一詞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們比較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這是用詩寫成的史”，此處“史”字，著眼于“文字記載”，但既是“用詩寫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書”，即使我們將A句省略為“真是好詩!這是史啊!”，憑直覺也可斷定，該處“史”字，絕非“一般史書”，因為無論多么推尊“詩史”二字的人，也不會真的以為杜詩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這是對史的反映(或表現)啊!”這里“史”字，顯然不屬“文字記載”，它指向的是“歷史本身”——可定義其為“曾經發生的一切(事)”。對此“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更不必然是“一般史書”，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這里，就是詩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劃分，并不是任意的，它們正分別對應于通常對“史”字的兩種直覺理解：文字記載和歷史本身。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由此顯示出“詩史”一詞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說，此兩種意味是各自獨立的。畢竟，它們統一于“詩史”這單一的稱號中，這是其一。其二，兩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歷史本身”落實為“文字記載”，“文字記載”溯源到“歷史本身”。這樣的分析，目的僅在于顯示，即使把“史”字單純理解為“文字記載”，“詩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書”，“詩史”之譽也并非在宣揚以詩代史(或以史代詩)；更進一步，我們并不應該單純從“文字記載”方面理解“史”字，“歷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對其的“文字記載”已屬第二義。當我們以“詩史”稱譽杜甫，亦即贊嘆其“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時”，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詩歌的表現范圍呢?
也許有人立即要說，楊、王之論并不是要限制詩歌的表現范圍，他們不滿的是杜甫“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不符合“含蓄蘊藉”的藝術標準。這的確是他們的明顯意圖，而且我們一開始就說了，這屬各人的審美愛好，不值得爭論。杜甫的詩藝，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詩史”名號的那一類詩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麗，造語精切等也為世人所公認，“直陳”也不必然“無味”(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語)。因此，本文不為杜甫的詩藝辯護，不為審美興趣爭論，只為“詩史”二字正名。楊、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進一步貶斥“詩史”之譽，就有點限制詩歌表現范圍的嫌疑了，這是我們不妨指出的。
嫌疑還只是嫌疑，楊、王之論的明顯誤區在于單純地認“史”為“文字記載”，進而為“一般史書”。舉前引楊慎語“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為例可知，他們的“史”，就是《尚書》、《春秋》那樣的“一般史書”。這是一種直覺，是他們看到“詩史”二字時的直覺。楊、王由此出發，認定“詩史”的名號，抹煞了詩、史兩種文類的界線，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現。
當然，詩如果寫成“一般史書”，或宣揚詩與“一般史書”沒有區別，那肯定是詩的不幸，他們的不滿有道理。但問題是，如上分析，“詩史”之譽，并不包含這樣的意味。因此可以說，楊、王之指責“詩史”，有點無的放矢。
不過，我們還應該設身處地地代楊、王立言。他們可能會反駁：即使考慮到“史”字有兩個范疇義——“文字記載”和“歷史本身”，仍可以從此兩方面追問，為什么“詩史”之“史”不是“一般史書”以及為什么“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關的。我們也必須給予明確的答復理由，否則就是滿足于我們自己的直覺。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它是在追究“詩史”之“史”的特定意味。關于這個“特定”，首先有一個誘人的界定思路：“這是用詩寫成的”，或“以詩的方式反映或表現”。但我們不打算采納這條追“詩”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對于“詩史”名號而言，這是一個明顯事實，我們不再饒舌。二，同時，此思路也隱含著陷阱。循此思路，極易墮入對詩的本質、定義的爭論，這早已是無休止的老生常談。這又導致理由三，如此“爭論”往往又演變為對興趣、愛好、品味的注解，這是本文力圖避免的。實際上，楊、王當然知道“詩史”之“史”包含有這種“特定”，但出于對“含蓄蘊藉”的偏愛，恰恰認為如此寫“詩”，“詩”就不是詩了，這“特定”。循此思路，最終就是對楊、王的審美愛好糾偏，而這是王土貞、朱庭珍早已做過的工作。還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詩史”之譽中，“史”字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們不以“詩”字修飾，去界定“詩史”之“史”的“特定”，那樣的話，是在討論“詩”，而不是“詩史”。我們仍然追問“史”字自身：這個“文字記載”的“史”是由什么樣的“歷史本身”落實而來的?這需要我們回到“詩史”一詞誕生的歷史事實，亦即它的最初的歷史使用中去尋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詩史二字”，這是當今學界常識。晚唐孟柴《本事詩》“高逸”中記載：“杜逢安史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此處“當時”云云，似乎說杜在天寶末年即以“詩史”成名，這是不確的，因為這不符合關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實(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而且也無任何其他文獻佐證，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確證的，至遲在晚唐時杜甫開始享有“詩史”稱號，《本事詩》本身即證明這點。
對此事實，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別”、《哀江頭》、《兵車行》……等詩贏得“詩史”之譽，白居易也最為看重這些詩，并且認為杜甫寫得還不夠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與元九書》)。白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顯然是對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發揚光大，數量上并不輸于杜甫。那么，質量上呢?拿白居易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車行》，《石壕吏》等詩相比，如果我們掩上作者的姓名，懸置杜甫的“偉大”，不考慮時代背景等等，純粹進行一種文本的比較，恐怕面對這些同樣令人耳熟能詳之作，區分質量高下是很困難的。像現代——比如說在一些常見的文學史教材中，比較出杜甫的“現實主義藝術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認定杜甫偉大的追認說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詩藝高低。因為，根本就沒有絕對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證寫出哪怕是像樣之作。我們當然知道，杜甫的“偉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現在我們談得是晚唐的杜甫，把“偉大”暫時懸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說，單純從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當時的名氣，有跡象顯示在老杜之上。盡管從中唐開始，杜甫已獲得很高名聲，如韓愈《調張籍》曾宣稱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但從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這一段時間，我們甚至可以說杜甫又漸漸被人淡忘了，因為在此期間的文獻材料上很難找到杜甫的名字。對于白居易，則至少可舉三點以說明其名聲很大。其一是元白詩派的形成，這當然意味著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詩人的追捧。其二，白詩的廣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杜c元九書》中白氏就自云：“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師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逼淙?，直至北宋初年，學白仍是詩壇一大流派。
從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聲很大，并且“以韻語紀時事”之作并不輸于(至少不明顯輸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終享有“詩史”稱號，最簡單也是最合理的解釋：杜甫生在“安史之亂”的時代。
這是富有意味的，我們太習慣于“時代造就杜甫”之類的說法而往往放過這個意味：安史之亂是史，白居易身處的“和平時代”不是史——不是“詩史”所指的“史”。白居易無論怎樣“紀時事”——假設比他現在的作品更加貼切、細膩、深刻、動人……，恐怕都難以獲得“詩史”的稱號。
“詩史”所指的是什么“史”?這個問題就變得迫切了，因為這也意味著，我們上文指出的“歷史本身”，只是籠統的說法，需要更加細致地確定其意義。是否可以說，“詩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這么說，但“重大”含義有點模糊。安史之亂當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時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溫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難說“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亂那樣“重大”，不足以成為“詩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標準如何確立?
仔細觀察安史之亂的特征，由此可給“重大事件”下一個這樣的定義：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殺丞相”與“朱溫代唐”這兩件事，就可以把它們(以及類似它們的歷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圍以外了。因為前者與天下百姓并無直接聯系，尤其在一個地域廣大的傳統的農業社會，恐怕大部分人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件事，而這件事也不會對他們產生值得重視的影響。后者屬改朝換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影響了天下人的生存，但這個轉變是晚唐以來社會長期動蕩釀成的結果，對“小民”而言有一種“自然而然”的性質，并非急劇地改變人們的生存狀況。
這樣，“詩史”之“史”的特定含義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來了，而且可以說，將其定義為能“急劇地變幾乎所有人生存狀態的重大事件”并非我們的主觀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詩史”這一名號誕生的初期，在它的歷史使用中，通過杜甫、自居易同類詩歌不同命運的比較而自行顯現出來的，是客觀的。
這一定義也非“深刻”之見，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亂本身就直接顯示著這個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楊慎、王夫之貶低“詩史”稱號，除了硬性認定“詩史”之“史”為“一般史書”外，也不自覺地將其當作籠統的歷史。再舉前引楊慎譏諷杜甫“直陳時事，類于訕訐”句為例，且不論“直陳”如何理解，對杜甫詩藝的評介是否公允，單就“時事”而言，就暴露出楊慎無意識的對“史”的一種籠統認定。事實上，“詩史”這一名譽稱號并不接納“直陳時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時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詩史”譽杜甫和楊慎、王夫之對“詩史”的貶斥成了兩不相干的事。楊、王嚴格辨析詩、史兩個文類的界線，鼓吹詩的獨立價值，自有其意義，但這不妨礙人們贊揚杜甫以詩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現“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觀性的存在，使得人們即使對其沒有理性上的自覺，也直覺到其褒義性，決非王夫之斷言的“足知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賞”?！翱陀^的特定”最終使得楊、王從“一般史書”、“籠統歷史”的“史”之理解出發的攻擊，變得無效了。
至此，我們通過回答第一個問題，一方面為“詩史”做出了有力的辯護，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準備，可以直接回答第二個問題了。“為什么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此問題現在即可代換成“為什么對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對此的回答也是從正面為“詩史”名號的以史譽詩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詩”之“好”當然離不開杜甫詩藝的高超，但正如我們前文已指出的，“詩史”的稱譽中，“好”很程度上來源于“史”。我們撇開人所共知的杜甫詩藝，只關注這個“史”。
初看之下，這似乎不可能，單獨的“史”或“重事件”怎會產生詩之“好”?“一般史書”照樣記載、從而“反映或表現重大事件”，可它們連“詩”都不是，更別說是“好詩”。
可是，我們都知道，最好的史書——《史記》，無可爭議地置身于中國古代最好的文學作品行列，更享有眾所周知的魯迅美譽“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在這里是以詩譽史，詩也可以構成史之“好”。
這提醒我們，在某種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從一般的文類著眼，詩、史是相通的。正是這種“相通”，使得詩、史通過互喻而互譽，指示著那種最高程度。這就是以史譽詩、以詩譽詩的合法性所在。
哪種最高程度?我認為可借用海德格爾的“存在”一詞說明。
語文復習要兼顧知識、能力、方法三個層面。字音、字形以及文學常識、名句等的掌握屬于知識層面，是較松散的、零碎的，它是形成能力的基礎；能力的訓練，正是高考的終極指向，因此它應成為我們語文復習的最大目標；而方法屬于一種技能，技能不等同于能力，但它如一根紅線貫穿其中，它幫助我們獲取知識，獲得能力。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我們為什么學不好語文，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怎樣才能復習好語文。下面筆者就一輪復習備考談幾點看法：
一、見縫插針，識記基本知識
字音和字形較瑣碎些，所以應給學生印發一些歸納起來的知識，以便學生方便記憶，并讓學生把一些易錯的再整理在自己的糾錯本上，看起來就更容易了。默寫背誦的復習尤為重要，筆者讓學生利用早讀等小塊時間進行背誦，在課前三分鐘考查默寫，再每月組織學生進行一次背誦與默寫的較量，尤其是每到第三個環節，學生的熱情可謂空前高漲，異常興奮，于是，名句默寫這個專題也就在潛移默化中被消化掉了。成語歷來是記得快，忘得也快，筆者在高二的時候就讓學生堅持在做作業時積累三五個成語，日積月累，慢慢地也就為高三的一輪復習打下了基礎。
二、抓好課本材料，用活課外材料
曾經有其他學科老師開玩笑地說：“你們教的考試又不考！”這些話語刺激著筆者不斷思考如何用好課文中的這些例子。
課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教給我們閱讀方法、思維方法和情感思想，這些都不容忽視；課文也是作文材料的寶庫，是我們隨手可拈的寫作素材。善用課本：1.可以用課文的名人軼事作為佐證，這些名人或憂國憂民，關心人民疾苦；或正道直行，保持高潔人格；或胸懷大志，執著追求理想；或歷經坎坷，飽嘗人間艱辛。凡與作者相關的事例，都是寫作的好素材；2.選用課本事件做議論文的論據；3.靈活借用課本材料，并加以創造性引用，即從舊材料中提取新觀點。如諸葛亮、蘇武、杜甫、李清照等人的經歷在課本中都能找到，只要善于編織，課本材料也會熠熠生輝，這一點從歷年的高考滿分作文中就可以得到證實。
根據教學需要，在使用教本的同時，筆者經常印發、介紹一些優秀文章作為補充教材，供學生閱讀、體會、揣摩，增加學生的理解能力和賞析能力，也會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筆者還向學生推薦一些雜志，如《讀者》、《青年文摘》、《思維與智慧》等，其中一些美文都對學生有啟發。筆者自己也每天堅持利用課前三分鐘給學生講一則小故事，涉及道德、哲思、做人、時事等各個方面，讓學生能充分地積累寫作素材，不至于每到寫作文就是做“無米之炊”，內容空洞。
三、專項復習，強化閱讀能力
第一輪復習以專題為主，根據《考綱》的要求，可以分為基礎知識和語言表達、文學常識和名句名篇、文言文閱讀、古典詩詞閱讀、現代文閱讀和作文等幾個大的專題。這一階段的重點是古典詩歌鑒賞、文言文閱讀、現代文閱讀中的文學作品閱讀和作文。對文言文常用實詞，老師要將重點實詞給同學指出來，實詞的復習要注意古今異義詞語，不提倡一個一個地去背，要結合文段，一次重點解決幾個，重點詞義是古今異義詞語常見的一兩個義項。例如，“過”的“拜訪、責備”義，“易”的“輕視、更改”義。虛詞18個，要一個一個過關。加強現代文（文學作品）閱讀：梳理“表達技巧”知識，結合文本理解文句意蘊，分析把握層次結構。詩歌鑒賞，則要做到知題型、析解法、精訓練、答規范這四個步驟，有序進行。
四、學抓“兩頭” ，上好“兩課”
學抓“兩頭”即分層教學、培優補差。到了高三，有少數學生“吃不飽”，有的學生又“吃不了”，必須分層教學，培優補差。筆者采取的措施是“優秀學生重在服務、教學瞄準中層學生、輔導著眼下層學生”。對于尖子生，額外給這些學生“開小灶”利用業余時間對其進行輔導加大做題的難度；對于差生要進行雙重輔導，即心理輔導和文化課輔導，分析差的原因，從心里上打消他們的顧慮，使其樹立自信心，在文化課輔導上，多一些耐心和愛心，逐步進行轉差。復習中對“兩課”要十分重視，把復習課的重點放在幫助學生整合知識、構造知識網絡上。試卷評講課則定位于拓寬加深、培養能力、查漏補缺。
五、研究學生心理，優化訓練方法
選擇一種方案，只要師生能夠合理付出時間和精力，在相應條件下，這個方案就能保證教學、教育和學生發展三項任務的完成，獲得可能取得的最大效果。高三復習也不能搞成“訓練――講知識點――再訓練”的模式。所以筆者依然注重導語、板書和教法，如成語復習中，適當地模仿“開心辭典”的方式讓學生進行詞語轉換練習；在徽標類轉換時，讓學生試著給我們學校設計一個標識；在擴展語段時模仿青歌大賽讓考生即興組織語言，使學生在快樂中學習，在挑戰中提高。
例如，上作文的擬題專題時，筆者沒有列舉很多好的題目，而是從上一次學生的習作中找出不同的作文題目，一一寫在黑板上，問學生認為哪些更好些？學生一下子就找出來了原因：因為這些命題或運用修辭，或化用歌詞，或一語中的。那么，接下來的講習就順理成章了。
當然，一輪復習也絕不是僅僅局限在一本復習書上，筆者也組織學生看“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的視頻，也看一些有利于學習的電影，像《東京審判》、《鴻門宴》、《上學路上》等。
(一)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展戰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規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境
宏觀環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4)替代能源引發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主要表現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展潛力仍很大；(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3)里海地區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展趨勢
1.現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其分布規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亞太地區，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角度，從能源發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出發，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000，合計為9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3.和諧發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定性。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我國應該繼續發揮能源外交優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體制，推進石油產業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管機構統一監管、企業商業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了規范的能源產業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石油企業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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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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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心雕龍;陶淵明;缺席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而代表了魏晉以來詩歌最高成就的陶淵明，其詩歌注重寫意的效果，充分發揮語言的啟示性，詩風自然渾融。然而，就在這樣一部文藝巨著中卻獨獨缺少了對陶淵明的評判，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有人論證劉勰編著《文心雕龍》時并沒有見過陶淵明的詩，但有考證陶淵明生于352或365年，卒于427年，而《文心雕龍》成書于公元501至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這說明，在劉勰生活的時代是完全可以看到陶淵明的詩作的，所以，只能從其他方面來論證劉勰不關注陶淵明的原因。
一、當時社會風尚并不重視陶詩
在當時的年代，陶詩并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劉勰也沒有看到陶詩的過人之處。因為對陶淵明的作品表示肯定的蕭統編選的《文選》，成書于劉勰的《文心雕龍》之后，以及在劉勰稍后的鐘嶸所著的《詩品》中有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也只是將其的詩作列為中品。在徐公持先生編著的《魏晉文學史》中提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歷數‘晉世群才’及于‘宋初文詠’，包括‘張、潘、左、陸’，郭璞、張協，以及‘袁（宏）、孫（綽） 以下’，終不言陶;其《時序》篇亦詳稱‘王、袁’，‘顏、謝’，‘何、范、張、沈之徒’，而無視淵明，與沈約眼光，幾同一轍?！边@表明在南朝時期，重“文”的時代風氣，使當時的人們并沒有真正感受到陶淵明作品中自然渾成、融理于趣的美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二、劉勰著眼點主要集中于貴族范圍
劉勰在《時序》篇中，對近世的一般文人只列舉了“王袁”、“顏謝”、“何范張沈”等數家，且都把數人合為一句評語，極其簡單。而且這幾家均為當時的名門望族，劉勰在其后補充說明“蓋聞之于世，故略舉大較”，這句話的潛在含義是指，文中所列舉的幾位代表文人是聞名于世的，這是世人之所見，而非其個人的看法，故略舉大較，而陶淵明在當時并沒有聞于世，便沒有列出了。
三、劉勰文中有其他詩人作為例證
對近世人物不作定論性評價似乎是古今一般學者的共同做法，因為一個作家被世人完全認識往往是需要一定時間的。陶淵明大致生活在晉宋之際，而劉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際?？v觀劉勰《文心雕龍》全篇，所論及的作家大體是宋以前的，而陶以后的作家僅寥寥數十位，且未作具體的評價，僅是一筆帶過，這與其論述和評價陶之前的作家的態度是有明顯不同的。本文論的主旨是論證“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所列舉的必然是這一時代主流的文學發展現象所代表的文人，來論證文學和時代密切的關系，所以所列的都是代表其時代主要創作潮流的文人，而對于疏離于時代文風的陶淵明，也便沒有列出來了。
四、劉勰與陶淵明為文原則不同
《文心雕龍》中的各個篇章，都離不開“為文之用心”這個宗旨：首先，“文之樞紐”闡明了為文的指導思想，即主張以儒家之道為根本，師法圣人之作文，以經書為體制，酌情汲取緯書的精華，變化于騷體來為文;接著，“論文敘筆”遵循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原則，具體論述了三十余種文章如何為文的要求、原則和方法;然后，“剖情析采”又在“論文敘筆”的基礎上闡明只有尊重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作者的主觀能動性，才可能實現成功地作文。而且劉勰極為重視語言形式的“麗”，這是劉勰對于文學作品形式主要包括辭藻、對偶、聲律、用典等方面總的美學要求。
而陶淵明的詩向來以平和沖淡為總的藝術特征，語言清雅脫俗、富有哲理。而雖然劉勰反對過分修飾和浮夸的文風，但在《情采篇》中卻否定了近乎口語般的文字。他講究“銜華佩實”，并在《熔裁篇》中論述注重詞句斟酌的重要性，認為文章如果太平淡那便不叫文章了，因此，劉勰與陶淵明在為文原則方面是有差異的。
五、劉勰對于玄言詩的偏見影響了對于陶淵明的評價
“淡”是玄言詩人的審美理想，是玄言詩的主要風格特點，玄言詩人將理想貫徹在詩歌里，便形成了玄言詩簡約清淡的美學境界。而生活在東晉中后期的陶淵明，將田園風光和個人情感融為一體，創造出一種寄托心靈而又能揭示客觀事物內在美的藝術境界，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純自然的態度，決定了陶淵明自然平淡的詩學風格。而田園所具有的這個審美本質，決定了人必須與它平等交流而非凌駕其上的審美態度，要人須有與它相一致的本質力量，從而結合出陶詩的完美境界。陶淵明的詩與玄言詩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陶詩源于玄言詩，而又超越其上。
而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提到：“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涂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彼?，劉勰對玄言詩批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詩歌原則，他繼承了先秦漢魏以來的詩言志的傳統，是從“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出發來反映現實的，但是他并沒有認識到玄言詩也是一種反映晉人心靈的現實詩作。因此，劉勰在作品中才沒有列舉出與玄言詩有淵源的陶淵明。
六、劉勰與陶淵明截然相反的政治觀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大部分是對自然景物、田園生活的欣賞和贊美，也有一部分是譏諷時事，抒發不滿，反映詩人質性自然、玄遠放達的適性之作。而劉勰的政治觀及處世態度完全是另一種類型。劉勰有著明顯的儒家入世思想，強調“君子處世， 樹德建言”，“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這可以說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他寫《文心雕龍》的動機不僅是要糾正當時的“訛濫”文風，但也不無把它當作走上仕途的敲門磚的意圖，書成之后他以此拜謁權貴沈約就是明證。
劉勰對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作出的規定性，就是“雅”。劉勰深受儒家傳統影響，這一傳統在文學上的突出特點就是政治功利性， 它要求文學必須為統治階級服務，這已經成為儒家長期以來文學批評的首要標準，劉勰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正是運用了這一標準。這種把作家的創作活動與政治功用統一起來的要求，實際是劉勰積極出世思想在文學方面的反映。從《文心雕龍》全書來看，盡管劉勰并未要求完全按照儒家思想來寫作，但至少對“達于政事”、有益時用的文學作品從內容上是極力褒揚的。
總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沒有提及陶淵明的現象，從古至今都有很多學者對其進行考證，有從外部因素，有從內部因素進行論證，綜觀全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我們需要全面完整的看待這種現象。（作者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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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想目標弱化。理想是一個人的奮斗目標，是個體所向往的或所要模仿的事物或人的主觀形象。不同的理想目標在教學工作中會產生不同的動力。當前，在我國的高等學校雖然有相對獨立的環境，但并不是完全脫離于社會。社會上不少職業道德的嚴重失范現象，諸如干部隊伍中的錢權交易、執法隊伍中的貪贓枉法、新聞傳媒的有償新聞、醫務工作者收受紅包等，對高校教師隊伍的沖擊甚大。在許多高校教師的心目中，“忠誠于人民的教育事業”、弘揚“蠟燭精神”、做“春蠶”、當“人梯”，已不再是響亮的職業口號，也很難化為工作的動力。在個別老師看來，自己能夠干好本職工作，又不違法亂紀，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那份工資就不錯了，什么崇高理想、無私奉獻、“為人民的教育事業奉獻終身”等等都過時了。一些高校教師的自我設計很簡單：搞好專業，保住飯碗。因而，他們只重視業務學習，輕視思想道德修養，認為自己業務學習和能力的培養是大禮，思想道德修養的提高是小節，大禮不可不講，小節則可以不拘。長此以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自然發生偏移。不少人以有高額存款、私家車、寬大的住宅、高額的“出場費”為榮，信奉“理想理想，有錢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圖”，給多少錢講多少話，做多少事，“按酬付勞”，甚至在對學生進行考評的過程中，也錯誤地運用等價交換原則，大搞“錢分交易”，使“禮物分”、“人情分”、“關系分”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些狀況都使人民教師的形象大打折扣。
2．育人意識淡化。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塑造高素質的人才，大學教育不僅要培養學生的做事能力，更要教育學生學會做人。但在當前的高校教師的教育實踐中，部分教師片面地理解教師的職責，認為教師的職責就是教書，教給學生專業技術知識，幫助他們掌握將來就業的一技之長；至于學生的道德素質的教育，是學校領導、政工干部和輔導員的事，與己無關。正因為有這樣的觀念，有的教師平時與學生接觸交流很少，也不愿意花力氣去研究和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對學生思想道德方面的缺點、錯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能有的放矢地對學生進行教育引導；還有的教師自由主義思想泛濫，講課隨心所欲，無所顧忌，動不動就發牢騷，講怪話，有的還以宣泄自己消極頹廢的思想為誠實坦然，靠奇談怪論來彰顯個性，用傳播小道消息來吸引學生；更有個別教師衣著不整，舉止粗俗，臟話連篇，有的甚至沉湎于社會上的一些“低俗之風”而不能自拔。凡此種種，完全有?！皩W高為師，德高為范”的古訓，不僅損害了教師的群體形象，也毒化了高校的育人環境。
3．敬業精神欠缺。所謂敬業，是人們基于對一項工作、一種職業的熱愛而產生的神圣感、使命感、責任感和勤勉努力的行為傾向。中華民族歷來有“敬業樂群”、“忠于職守”的優良傳統，但這些被視為“國粹”的優良傳統在當今高校校園內卻受到了挑戰。有的教師不熱愛教師職業，沒有職業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只是苦于“沒有別的地方好去”，暫時滯留在教師崗位上，因而他們不思進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工作上懶懶散散，出勤不出力，人到心不到，備課敷衍了事，上課照本宣科，對于自己的教學效果也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有一些教師到是看好這個職業，但也不過是把教師工作當作一只“穩定”的“旱澇保收”的金飯碗而已。他們愛吃這碗飯，但又不滿足，因而熱衷于第二職業，常常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教學胡亂應付，而主要精力則花在別的營生上。這種精力投入上的隱性流失現象在高校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還有的教師則是不具備基本的職業素質，工作隨意性強，自由散漫，上課遲到、早退，隨意調課、停課，對學校的紀律置若罔聞等等，這些都嚴重的違背了高校師德建設的宗旨。
4．學術浮躁功利。自古以來，教師的職責就沒有離開過“傳道、授業和解惑”。但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特別是在“產學研”相結合的辦學思路和“科研先導”的口號影響下，今天的高等學府，已不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榮，而是以學術成果的多少論英雄了。原因很簡單，科研成果、科研經費在教師評價中權重太大，可以說真正決定教師的獎勵、升職、待遇、地位的已不再是書教得怎么樣，而是所謂的科研成果多不多了。正因如此，教師們對自己的本職——“教書育人”并不那么關注，而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關注“有沒有文章、”“發了幾篇文章、”以及“發在了哪個刊物”上。然而，并不是每所大學都是研究型大學，都必須搞科研的，更不是每個教師搞搞科研每年都能發幾篇文章的，但是，情勢所逼，為了評職稱是鴨子也得上架。于是乎，校園開始躁動，學術也更加功利了。有的教師缺乏嚴謹治學的態度，熱衷于“短、平、快”，為達到一定的數量，形成“氣候”，常常脫離實際，粗制濫造，甚至篡改、偽造數據；有的教師甚至違背自己的學術良心，做出一些違反基本道德的事情，如抄襲剽竊、請人、署名不實等等。而且，即便千辛萬苦炮制出大作，往往還要托人情，找門子，化錢買版面，真是苦不堪言，面子失盡。
二、師德失范的主要成因
1．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沖擊，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所造成的某些領域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社會分配不公平以及多種經濟成分和多元利益格局，使個人主義觀念、拜金主義思想有所抬頭等等，這一切都使得整個社會的道德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學校不是世外桃源，也會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導致金錢物欲的上升，理想情操的失落和道德水準的下降等師德滑坡現象。再加上目前各高校擴招，教師教學科研工作量的增加，教學科研經費的不足，專業技術職稱評定和學術論著發表困難，缺少國內外進修機會，教師待遇改善緩慢等實際困難，也使得一部分教師的奉獻和敬業精神大打折扣。
2．對師德建設重視不夠。教學與科研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中心工作，具備深厚的知識底蘊和豐富的教研技能，是高校教師的一致共識，至于師德修養如何卻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正因如此，對高校教師而言，只要學歷符合要求，教學過得硬，論文發得多，就理所當然的被認為是優秀的教師，甚至在教師比較“敏感”的問題如職稱、中青年學科帶頭人等評審中，一般也只注重其科研、學歷，很少把個人的政治素質、師德、師風方面的內容列入考核范疇。這在無形中助長了教師重業務重科研、輕師德輕修養的傾向，這是其一。其二，長期以來，我國的師德教育工作經常被視為政治教育，師德的“德”字常被歸結為教師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觀點。其主要內容是讓教師參加政治學習和大量的社會政治活動，而不是對師德觀念、師德情感、師德理想、師德態度、師德法紀、師德作風、師德技能、師德良心、師德行為等一系列的師德規范建設工作的培養。同時，在師德教育的方法上，大多數也是以開會和學習有關文件的形式來代替師德教育，從而形成了事實上的形式主義，這就使很多教師對師德教育難以產生好感，也不可能重視。正是這兩方面的因素導致了師德失范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3．教育評價制度不健全。當前，我國高校相對寬松的教學環境，有利于教師教學思路的拓展，但也給高校教師的教育教學工作評價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由于沒有一個統一、全面的衡量教育教學效果的標準，在評價一個教師教育教學水平的具體操作中常常出現不規范、不科學、不公平的現象，甚至教學努力的人得不到獎勵，投機取巧的人反而得到肯定。而且，由于教育教學沒有量化標準，而科研容易量化，因此科研指標在各高校幾乎成了唯一的標準。當然，除了科研指標好掌握之外，學校重視科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這一指標決定著學校的排名、聲譽和地位，事關學校的前途命運(比如能否納入重點院校建設、能否得到經費支持等等)，所以，科研指標現在是指揮高校運轉的一支魔棒。為達到科研指標所規定的數值，各高校對科學研究給予名目繁多、“令人心動”的傾斜政策，如科研編制、項目經費、科研成果獎勵以及在評職稱、核定崗位時科研成果數量的“一錘定音”等等，在這種抓教學默默無聞，搞科研名利雙收的情勢下，還有誰愿意去精心備課，用心教學，辛勤育人呢?
4．教師收入狀況未改善。一方面，大部分教師有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希望以更好的姿態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去，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工作負擔重，強度大，收入低，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不少教師對職業產生倦怠心理。在國際上，我國教師工資收入指數只是同檔次發展中國家的1／4。不到印度的1／2。盡管近10年來，這種局面有了較大改善，教師工資收入連年增長，然而教師收入偏低的現實仍未扭轉。這種收入的低下的狀況，不僅讓教師教書育人的積極性受到挫傷，而且還導致大量高素質人才不愿從事教育工作。據北京商情咨詢公司和北京工業大學的一項調查，四十五歲以下的教師想跳槽的比率高達41．％，而他們跳槽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偏低。由于做教師工資偏低，許多優秀人才寧可到企業上班，留在學校的也大多滿腔熱情地投身于第二、第三職業。
三、改變師德現狀的對策思考
1．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增強高校教師使命感。同志在第三次全教會上指出“在當今世界上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為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三力)的競爭。無論就其中的哪一方面實力的增強來說，教育都具有基礎性質的地位。”“我們的各級各類教育機構，我們的全體教育工作者對增強包括民族凝聚力在內的綜合國力，承擔著莊嚴的職責”。高校是高級知識分子的聚集地，是國家先進科技的發源地。高校教師在參與社會生產的實踐中，通過大量的科技學術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與社會每一個角落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其思想素質修養的程度，職業道德水準的高低，對整個社會風氣、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道德水準都有著明顯或潛在的影響。同時，高校教師的教育對象是被認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的大學生。如果說以前高校教師認真執教，“對得起學生”、“對得起良心”已無可厚非的話，那么隨著時代的發展，教師的責任更加重大，對師德素質的要求也更高。對當代大學教師來說，師德的要求也具有“先進性”：它要求教師不僅要向大學生展示人生的最高境界，還要做大學生高尚的人格榜樣，不僅要把具體的道德規范踐行同最崇高的人生追求相結合，還要引導大學生確立人生的最高理想和高尚的人格追求，達到塑造完美的人性，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所以說高校教師的師德不僅僅是個人行為，而是直接聯系著整個社會。正因如此，我們說高校教師的職業道德建設必須提出更高的標準，這樣才能滿足其“既重塑自己，又塑造他人”的崇高職業要求。
2．制定規范，明確師德內容。要提高高校教師的師德水平，光有認識是不夠的，還必須健全高校師德規范。自建國以來，我國師德教育的內容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政治教育、專業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質教育。政治教育的內容主要是時事政治，涉及階級斗爭，往往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專業思想教育則強調教師應該樹立獻身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的思想，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道德品質教育強調教師要熱愛學生，為人師表等。而總的說來前兩者重于后者，特別是在特定時期，師德教育就是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改革開放后這種狀況有了改變，1997年頒布實施的《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就反映了這種轉變，《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的頒布實施，對于改善和提高中小學教師的職業道德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要提高高校教師職業道德水平，也必須盡快頒布一個既具引導作用又有較強約束力的《高校教師職業道德規范》。至于規范的內容，要依據《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結合實際，研究制定貫徹落實的具體措施，把《綱要》的普遍要求與高校實際情況緊密結合起來，按照《綱要》提出的“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20字要求，制定高校自己的《教師職業道德規范》。這個規范必須突出高校特點，突出教師教書育人。通過制定、完善、落實師德規范，進一步規范教師的教育教學活動，教育引導教師自覺履行《教師法》、《高教法》規定的職責和義務，樹立正確的教育觀、質量觀和人才觀，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質、學識學風上，以身作則，為人師表。
3．完善機制，加強保障監督。高校師德建設是一項全局性的、長期性的工作，要真正落到實處、收到實效，就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機制作保證。第一，要建立和完善激勵機制。激勵機制是加強師德建設的重要手段。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各高校應對教書育人成績突出者予以表彰和獎勵，并在教師職務評聘晉升、出國進修和學術梯隊選拔等方面優先考慮。建議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各高校設立國家級、省級、校級獎項，對在教書育人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教師給予特殊津貼，以激發廣大教師教書育人的積極性；第二，要建立和完善考核機制。要把師德建設作為教育教學工作考核的重要內容，在考核的過程中應將考核指標量化，重點考核教師的職業道德狀況、教學態度、育人效果，形成優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個等次，考核結束后公開公布考核結果，獎優罰劣。對師德考核為優秀的教師應給予必要的物質和精神獎勵，對師德考核不合格的教師應進行必要的批評教育，情節特別嚴重的或連續兩次考核不合格的應撤銷其教師資格，調離教學崗位；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宣傳機制。要大力弘揚師德先進典型，特別要注意挖掘帶有普遍意義的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好做法，并運用多種形式加以宣傳推廣。在宣傳先進典型過程中，一定要避免人為地拔高，要實事求是地挖掘師德模范的真人、真事、真心、真情，使先進人物貼近教師、感染教師、引導教師，讓師德標兵可親可敬可學。
4．誠信治學，共創良好學風。學術研究本是為追求真理，容不得半點虛假，其最基本的科學態度是誠實。高校教師是傳播先進文化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其學術道德素質直接影響著學生乃至整個社會的學術風氣，所以高校教師特別需要培養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誠實可信的學術美德。古語說得好，“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在培養優良學術道德的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不把學術成果等同于金錢，要引導高校教師自覺擔負起學術道德建設的責任和使命；第二，不片面強調科研成果的數量，防止“科學的”和“學術泡沫”狀態，大力弘揚求真、務實、創新的精神和作風；第三，制訂學術規范，倡導“先進分子”的高尚人格；第四、“德治”和“法治”并舉，提高高校教師的法律意識，嚴懲學術道德失范者?？傊?，要發揚同志在考察人民大學時所提出的“堅持嚴謹治學、實事求是、民主求實的學風”，努力做到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潛心鉆研。要認真讀書、多思慎思，關注現實世界，注重學術積累；要厚積勃發，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強團結，和諧合作，在學術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進步。
新聞評論為何要拒絕“娛樂化”
根據丁法章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新聞評論教程》中給出的定義，新聞評論，是媒體編輯部或作者對最新發生的有價值的新聞事件和有普遍意義的緊迫問題發議論、講道理，有著鮮明的針對性和引導性的一種新聞文體，是現代新聞傳播工具經常采用的社論、評論、評論員文章、短評、編者按、專欄評論、述評等的總稱，屬于論說文的范疇。①而新聞評論的主要特點就是：鮮明的政治性、強烈的新聞性、廣泛的群眾性和嚴格的科學性。②
關于娛樂化的問題，近幾年來學者的表述并不統一，筆者以為，所謂新聞評論的娛樂化，是指對新聞進行評論的時候，忽視理性思辨，過于夸大新聞中軟性的部分，過于講求趣味性、刺激性，甚至通過文字游戲的方式來獲得受眾眼球。
雖然說，新聞評論不應該排斥多元化的表達，特別是輕松、自然、詼諧的表述方式更加容易為觀眾所接受。但有一點必須明確，新聞評論是以理性思考社會問題為生命的，對于新聞評論邊緣性、變異性的探索或嘗試，不能突破這一點。新聞評論從業者（主要是指作者與編輯）倘若利用市民文化批評能力較弱，利用當下浮躁的社會文化心態，以“貼近民眾”為借口而嘩眾取寵，將娛樂化“化”得越來越離譜，置剛剛重新起步的新聞評論發展方向于不顧，則是缺乏社會責任感之舉。
新聞評論因何難以拒絕“娛樂化”
凡是寫過或者做過評論的人，都會感慨做評論之“難”：既要最大程度發揮評論以思考、分析、批評等方式，通過思想“干預”社會的功能，又要考慮到轉型時期復雜敏感的社會環境，還要琢磨受眾是否樂于閱讀，是否能夠接受。在這種復雜的環境中，一些媒體無法做到每天都有新觀點、新視角，為了避免可能引發的諸多麻煩，便主動地逃避監督批評，開始以趣味性、刺激性作為取向，并在撰寫形式上強調“五花八門”，越來越多地開始走“文學創作”的道路，也就不是十分難以理解了。此為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由于轉型社會必然存在的現實問題，不正常、不公平甚至令人憤恨的事情的確很多，于是，一些文章空以一腔道德義憤，夸張地放縱嘲諷。沒有觀察、沒有思考、沒有分析、沒有追問，只有簡單的言語霸道。這似乎很“解氣”，也在短時間里能夠與讀者形成很好的情緒情感的共鳴，卻因為沒有思辨而彌漫著浮躁的情緒，造成了評論娛樂化取向的扭曲。比如，在今年爭論較多的打破水、電等行業壟斷的問題上，業內人士提出“行業內也有差異、要區別對待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問題”的說法，這原本沒有錯，但說這話的官員卻被套上了個人道德有問題的大帽子，甚至有的評論文章對其做出了人格上的污辱，迎合了一些讀者的不滿情緒，但就實質而言，卻是在毫無建設性的基礎上，放大了社會對立情緒。
原因之三，新聞評論理論支撐的缺乏。坦率地講，新聞評論的娛樂化傾向，作為一種相對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是客觀存在的，在某些時候，也有一定的探索空間，稍有嘗試、謹慎探索未嘗不可。但堅守的底線在哪里？“化”的最低限度在哪里？怎樣的探索才不會背離評論的本質？在這些問題上，都缺乏業務理論研究的成果作為支撐。
原因之四，新聞評論的娛樂化有強烈的社會背景，因為當前我們整個社會都在泛起一股強勁的娛樂化傾向。反映到媒體上，文娛娛樂化、體育娛樂化、社會新聞娛樂化、國際新聞娛樂化，甚至時政新聞也有了這種傾向。這些表象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新聞評論的操作思維。
新聞評論娛樂化傾向的社會對策
1、 首先需要明確地認識到這股“娛樂化”潮流發展的終極方向
對于這個社會的娛樂化傾向，很多人的態度是悲觀的，認為這股勢頭將“不可逆轉”，筆者倒不這樣認為。隨著國民素質的提高，民眾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受眾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總是以庸俗化、膚淺化來迎合受眾，最終也會被受眾所唾棄，這是必然的走向。
很多人以為，今天的讀者不喜歡嚴肅的東西，看不進去理性的思考，這是嚴重的偏見。以《華商報》的“華商時評”欄目為例，自從開辦以來，不少人曾提出疑問，“沒有視覺沖擊的大圖片，“沒有醒目的大標題，干巴巴的全是緊湊的文字，你們再不迎合讀者情緒，經常跳出來‘罵一罵’，會有讀者嗎？”盡管沒有固定的版位安排、沒有固定的版面大小，版面忽大忽小，忽前忽后，但操作一段時間以后，報社的各項數據調查表明，閱讀率、精度率都“出人意料”地高，讀者的反饋、來電來稿來信也很多。這讓很多人意外，卻也表明讀者并非都是愛看娛樂化的東西，隨著思辨能力的提高，他們具有強烈的“消費觀點”的需求。整天對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搞一些不痛不癢的小議論，讀者是會厭倦、逆反的。這也是這股來勢兇猛的“評論娛樂化”之風最終必將歸于沉寂的群眾基礎――用葛優的臺詞來說，“要相信群眾”。
2、必須從觀念上無條件地堅持四大基本規律
近來的新聞評論有一些非常錯誤的傾向：對于沒有明確的新聞作義正言辭的批評，當新聞明確了之后卻又沉默不語；評論文章常常建構在“假想觀點”的批駁之上，以某個網民某句及其特例的話為靶子；只要有人愛聽，不講邏輯起點、推理方式……這些都是損害新聞評論生命的行為。
新聞評論從本質上說是新聞傳播的一種，所以必須無條件堅持新聞的傳播規律：真實性、準確性、權威性、可信性。在泛濫的新聞娛樂化大潮中，無論哪一種類型的新聞方式，哪一種類型的娛樂化取向，最低限度都不能忽視這四大基本規律。
3、加強新聞評論理論的實務研究
對于新聞評論的理論問題，學院派研究過多地注重評論的結構、寫作的方式等表象化的東西，常常缺乏對現實操作的個案研究。廓清必要的概念界限，為評論的整體操作設置好“淪落”的底線，這是新聞理論研究者責無旁貸的義務。
從一名新聞評論實際操作者的角度來看，筆者以為下面這些議題似乎需要做出明確的理論回答：新聞評論的娛樂化傾向有哪些分類？哪些是可以做的探討、哪些是絕對的誤區？最近興起的電視讀報對于報紙的評論文章有哪些引導與誤導？電視評論與報紙評論無法做到的同質化有哪些？時事評論與雜文的相通之處與最大界限又在哪里？等等問題都有待理論界作出更加明確的應答。
4、傳媒工作者需要做好自律
面對新聞娛樂化與評論娛樂化，在新聞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和法律對其作出規范之前，作為新聞把關人的新聞從業者，需要先給自己的價值取向“把好關”，對自己這艘航船找好準確的方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以娛樂的筆法游走時，不能忘記道義的重擔。
注釋：
由學生到教師——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點!想想去年的這段日子,我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著,矛盾著,斗爭著……
2002年的6月份,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由那有"寒裝素裹"之稱的北國來到了秀美的江南水鄉;從那一刻起,我真正領略到了江南風光:"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碧如藍,誰不憶江南?"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這風景,而是這里的人!!!他們的熱情好客,他們的團結進取,他們的精明強干,他們的年輕有為……無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我帶著一顆赤誠的心踏上了工作崗位,來到了這美麗的萬紅小學,在這個全新的環境里,又一次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們身上那獨有的特點!正是因為他們的熱情,讓我感受到了家的溫馨;正是因為他們的團結,讓我感受到了集體的力量;正是因為他們的精明強干,年輕有為,讓我有了一股向上的沖勁!
在這里,我的收獲很大,我不但很快地適應了新的環境,而且還結識了新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接受了一個全新的教育!
在這個上下一心,團結向上,共同進取的集體里,學校為了幫助青年教師提高業務水平,迅速成長起來,制定了培養計劃和實施方案,各教研組組織了"結對子"活動,以老帶新,有經驗的老師發揮傳,幫,帶的作用,積極地挑起了這副重擔子.聽過一節節的師傅示范課以及優秀教師的公開課后,我收益匪淺:他們的課讓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合作",什么叫"個性",什么叫"創新"……是啊,作為教師,把課上好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對我們青年教師而言,要想取得令人滿意的教學效果,那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但正是因為有了師傅的帶領,有了優秀教師的示范,才讓我們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俗話說: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天職,它們就象一對孿生兄弟,密不可分.的確,在這里,不但我的頭腦充實了許多,而且我的心靈也得到了進一步凈化:老師們的那種兢兢業業,勤于奉獻的精神更為讓我感動!我們都知道,教師不是偉人,不能象偉人一樣成為偶像,受人景仰;教師不是英雄,不能象英雄一樣樹碑立傳,流芳千古;我們更知道,教師不是明星,不能象明星一樣婦孺皆知……相比之下,教師所做的一切,是那么普通,那么平凡,那么瑣碎!但是他們又是怎樣做的呢?每天晚上4:30是老師的下班時間,但是當那下班的零聲敲響時,卻無一人準時走出辦公室,好象那就是正常的下課零聲一樣,老師們皆扶在案上,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批作業的批作業,輔導學生的輔導學生……有的老師甚至加班到9點,10點!究竟是什么力量讓他們如此敬業呢?那就是教師對事業的這份執著的追求!是啊!青年就該有青年的干勁!正是因為我們年輕,所以我們要有所追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一直相信初中的班主任對我的寄語:"勤奮,進取,不斷地追求,總有成功的一天!"
【中圖分類號】I29
七世紀下半葉印度作者檀丁所著的集詩身、莊嚴、詩病等為一體的《詩鏡》在十二世紀下半葉時首先由薩迦班智達將其有選擇性地翻譯到了所著的《智者入門》中，他的著作中將《詩鏡》中對所提到的詩德、風格和及個別的莊嚴進行了簡單的介紹。他在書中重點介紹了味，為十三世紀進一步將《詩鏡》完全翻譯到藏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在八思巴執政時期藏族文人逐步認識了《詩鏡》的重要性。并在尼泊爾的班智達勒金噶熱的協助下最初由藏族譯者雄頓多吉堅參翻譯，其后由邦洛追單巴對譯本作了簡單的注釋，并取名為《邦旨》（即：“幫”為作者姓氏，“旨”在古梵文中指注釋的意思。）之后在各教派中主要以《邦旨》為教材興起一場學習印度《詩鏡》的，且由各教派的知識分子以此為基礎依照自己對《詩鏡》的不同理解各自作了不同的注釋。1526年由仁蚌巴阿旺吉扎著的《無畏獅孔》、1647年由五世達賴著的《詩鏡注妙音戲曲》、1770年由康珠旦增曲吉尼瑪著的《詩鏡注妙音戲海》、1909年由米旁朗杰加措著的《詩鏡注妙音戲說》等著名的《詩鏡注》在文學史上相繼問世。在近四百余年《詩鏡注》的歷史上產生了以薩班為代表的“莊嚴派”。他們認為《詩鏡》里主要講述的是詩的莊嚴而由此得名。另外是以仁蚌巴為代表的“詩理派”。他們認為《詩鏡》主要講述的是詩的相關理論而由此得名。此外也有個別學者認為《詩鏡》里講述的既有莊嚴也有詩學理論的，但主要有兩大派的代表居多。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在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之后由于“文學”和“文學理論”、“寫作”等概念被現代藏文學界的學者所接納，并結合這些相關知識對《詩鏡》作了新的注釋?！对婄R》也有從前簡單的“莊嚴派”和“詩學派”的理解上升到了“文學理論”和“寫作”等不同層次上的理解。從十二世紀末至今近八百余年的藏族文學歷史長河中《詩鏡》以不同層次的理解一直被不同時代的學者、文人所重視和學習著。東噶洛桑赤來的《詩學明鑒》和次旦曉忡的《詩學通論》斯滄洛桑班單的《詩鏡注》多識的《詩學要義通俗解說》桑達多吉的《詩學聞思智囊》等近一百多部對《詩鏡》的不同解釋。重點針對《詩鏡》第一章進行闡述的由周毛吉的《詩學探析》和關卻加的《詩學概論》洛追堅才的《詩學新光》貢嘎的《藏族文學理論注疏》等。
本文中本人對上述幾個不同理解為依據主要以《詩鏡》及整個古印度梵語詩學作為研究對象，結合區內外專家對《詩鏡》的研究成果為參考資料，研究《詩鏡》在藏族文學理論中的地位。
本文中首先以七世紀《詩鏡》先后的古代印度詩學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梵語文學的系統理論總結是從戲劇學開始的，婆落多的《舞論》是印度現存最早的戲劇學著作。《舞論》重視戲劇藝術實踐的具體經驗，這是優點，美中不足的是，它對具體經驗的總結偏重于形式主義的繁瑣分析和歸類，帶有比較濃厚的經驗注意色彩。在梵語文學理論發展史上，《舞論》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味。后來的梵語文學批評家加以發展，運用與一切文學形式，使味論成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梵語文學批評原則之一。同時，《舞論》中對梵語詩歌理論的初步總結，也為后來梵語詩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在《舞論》中，詩歌被視為戲劇的輔助因素，歸在“語言表演”類中論述。脫離戲劇學而獨立的第一部梵語詩學著作是七世紀婆摩訶的《詩莊嚴論》，莊嚴指詩歌修辭?？煞帧耙羟f嚴”和“義莊嚴”兩類，莊嚴論是一種探討詩歌形式美中的修辭手法。這是一種很不很備的詩歌理論。但它作為最早出現的梵語詩歌理論，在自覺地探索詩歌藝術魅力方面起到了先驅作用。與婆摩訶同代的檀丁，在莊嚴的基礎上，提出了風格論。他的詩學著作《詩鏡》共分三章。第一章論述文學的分類、風格和詩德，第二章論述“義莊嚴”，第三章論述“音莊嚴”和詩病。九世紀和十世紀是梵語詩學發展的鼎盛期，產生了兩位杰出的梵語詩學家歡增和新護。歡增著有《韻光》，新護著有《韻光注》和《舞論注》。他們兩人的詩學以韻論和味論為核心。與莊嚴論相比，歡增和新護的韻論和味論顯然觸及詩歌審美因素的更深層次。它們代表了梵語詩學所取得的最高理論成就。直至十六世紀古代印度詩學家對詩的各種理論加以注釋和補充，整個詩學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世主的《味?！返某霈F，標志著梵語詩學的終結。梵語詩學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形成了世界上別樹一幟的文學理論體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評概念或術語，如味、情、莊嚴、詩德、詩病、風格、韻等。就梵語詩學達到的最終成就而言，這個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可以說是以韻和味為核心，以莊嚴、風格、詩德為。它對文學本身的特殊規律作了全面細致的探討。綜歸上述，我們可以得知檀丁的《詩鏡》總結了七世紀前的詩學理論知識，論述了“詩德、風格”等重要的詩學理論概念，為七世紀以后的詩學理論的形成作了理論性的鋪墊。
《詩鏡》被介紹到藏族社會后，藏族上層社會的學者隨之而學習運用，形成了作家詩中的又一流派。歷代學者注釋《詩鏡》時所寫的例詩，實際是新的詩歌創作，只是限于為原文定義服務，難免有些刻板效顰之嫌，且其內容多涉宗教。因此，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兼優者，為數不多。長篇巨著而出之以《詩鏡》之指導這，則以五世達賴之《王臣史》和次仁旺杰的《青年達美》、《青頸鳥的故事》為最著名的代表。這種文體，注意修辭技巧的運用和詞藻的雕篆，講究形式，提倡“雅語”，鄙棄所謂的“粗俗俚語”，即群眾語言，發展了唯美主義的文風，與民間創作的樸素自然，充滿勞動生活氣息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風格。當然，作為理論性的著作，《詩鏡》豐富了藏族的文藝理論和修辭學理論，增添了文學藝術領域中新的學科，對藏族作家文學的一個方面起著一定的指導作用。當然對于早在七世紀的一部理論性著作，我們用今天的學術眼光去看的話，還會有許多缺陷與不足，任何智者想創建完整的藏族文學理論體系，必須以《詩鏡》作為基礎加以論述，所以說，《詩鏡》是藏族文學理論中的處于基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