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4:55:09
導語：在錢幣文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摘要：資產證券化是指把流動性較差的資產集中及重新組合，并以這些資產作抵押來發行證券，從而實現相關債權的流動性的一項金融工程。實務操作中，她會涉及很多具體問題，稅收是其中一個關鍵。明確資產證券化在其所涉及的環節中是否需要承擔以及承擔多少稅收負擔，對于大金額的且在我國作為新生事物的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而言，十分迫切而且必要。同時它對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價值評估也至關重要。本文分三部分分析，在納稅環節角度的分析中提出了在資產證券化的不同環節所涉及的具體稅收問題；在納稅主體角度的分析中對當前中外資產證券化操作涉及的具體稅收問題進行比較；最后針對我國具體情況提出一些建議。
一、從納稅環節看資產證券化的稅收問題
1、資產轉讓環節
在資產轉讓環節中，發起人將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以一定的價格打包出售給特殊目的工具（SPV），涉及的納稅主體有發起人與SPV，可能涉及的稅收問題有：
1）發起人以確定的價格將資產售予SPV時，其成交價格與賬面價值很可能存在著差異，當成交價格高于賬面價值時，發起人的收入是否須交納資本利得稅；當成交價格低于賬面價值時，差額部分是否可作為稅前扣除項從發起人的總收入中扣除？
2）發起人與SPV簽訂轉讓合同是否要交納印花稅或轉讓稅？
3）發起人的轉讓行為是否要交納營業稅或增值稅？
4）發起人在轉讓資產時，為了達到相應的評級要求，常以一定的折扣銷售資產，或通過“超額抵押”等方式為SPV提供資產信用的內部增級，是否可將“折扣銷售”與“超額抵押”認定為發起人的成本支出并從其轉讓收入中予以扣除？
2、證券發行環節
在證券發行環節，SPV（或發起人）將資產擔保證券或受益憑證售予投資者，其中也存在發起人為提供信用增級，以優先／次級結構，購買次級從屬證券。這樣這個環節涉及的納稅主體就有SPV、投資者和發起人，可能涉及的稅收問題有：
1）PV銷售證券的收入與其購入資產的支出可能存在著差異，當收入大于支出時，SPV是否要交納資本利得稅？當支出大于收入時，差額可否作為稅前扣除項從SPV的總收入中扣除？
2）SPV發行證券是否要交納印花稅和登記稅？
3）投資者或發起人購買證券是否要交證券交易稅和印花稅？
3、現金流償付環節
在現金流償付環節，SPV將從服務人（通常是發起人）轉移來的資產債務人支付的權益（應收賬款，包括本金及利息）支付給投資者（及發起人，當發起人也作為投資者購買了次級從屬證券時）。這個環節涉及的納稅主體包括SPV、投資者，可能涉及的稅收問題有：
1）SPV收到債務人支付的現金流是否要交納所得稅？
2）投資者從SPV收到現金流是否要交納所得稅？
3）當投資者為外國居民時，SPV是否要交納預提稅？
二、從交易主體來看資產證券化的稅收問題
1、SPV的稅收處理
在SPV所得稅收處理的比較上，應主要關注SPV的組織形式、證券化現金流償付結構和所發行的證券形式三個焦點。因為前者關系到SPV是否可以獲得免稅實體的待遇，而后二者則關系SPV能否利用收入與支出相抵消的原理保持SPV的稅收中立從而達到減輕或免除稅收負擔的目的。
SPV的組織形式包括公司形式、合伙人形式和信托形式（包括所有人信托與讓與人信托）。現金流償付結構主要有轉遞結構（只允許發行一個種類的證券）和轉付結構（允許發行具有不同償付順序和不同到期日的證券）兩種基本結構，所發行的證券相應地稱為轉遞證券和轉付證券。不同的組織形式、償付結構和證券類型適用不同的法律，也往往處于不同的稅收地位。
作為證券化核心主體的SPV，其稅收處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SPV的組織形式、證券化現金流償付結構和所發行證券的類型，進而關系到證券化整體運作結構和融資特色。
1）美國
在美國，《1986年稅收改革法》創設的專門用于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的REMIC及《1996年小企業就業保護法》創設的可為多種資產提供證券化便利的FASIT，都是為聯邦稅法明確承認的免稅載體SPV。它允許發行人自由選擇SPV的組織形式：無論是公司、合伙還是信托，甚至REMIC還可以僅是一個既定的抵押資產池而無須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實體。該法也允許發行人選擇證券的形式：無論采取股票、債券、合伙權益還是信托利益的形式都可以被認定為屬于聯邦稅法上的債券，其權益的償付都可以作為稅前項目予以扣除，加上REMIC所要求的殘余利益可以不具有任何經濟價值的便利，這樣就可以使更多的資產運用于證券化操作以獲得更高的資源使用效率。FASIT同樣也是聯邦稅法上的免稅實體，不同于REMIC的是它可以應用于各種資產的證券化操作，而且它還享有資產替換、現金流再投資等權利，使得證券化的操作更有經濟效率。
2）中國
在我國，專門的資產證券化稅收法規還未出臺。在SPV稅收處理上，不同組織形式的SPV基本上都是按照一般經濟活動的相關稅法規定適用的，類同于公司形式的處理辦法，并未針對SPV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而在稅法適用層面上予以區別對待。對于目前推薦的信托形式SPV，由于我國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稅制主體框架建立時尚未明確，因此除對證券投資基金（信托關系）的稅法適用有特別規范外，也按一般辦法處理。采用公司形式SPV有如下的稅收問題：首先對SPV在各環節中的收入：如在證券發行環節中收到的現金流和權益償付環節中收到債務人支付的現金流，應視為SPV的應稅收入，課征所得稅；其次，SPV在各環節的支出：如在資產轉移環節及憑證權益償付環節的支出面臨著納稅扣除的問題。依據我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在進行納稅扣除時，有關支出應當先區分經營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經營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僅限于當期的那部分支出，而資本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涉及多個會計期間的支出。按照規定，經營性支出在當期直接扣除，而資本性支出則不得在當期直接扣除，必須按稅收法規的規定分期折舊，攤銷或計入投資的成本。因此，發起人與SPV之間約定的資產轉移方式及轉讓金額的支付方式都可能影響對支出性質的判斷，從而適用的納稅扣除方法也將有所不同。比如，一次性支付資產轉移的標的金額，應當視為資本性支出，并依據對于該資產規定的攤銷年限進行攤銷，這類支出通常不允許在稅前一次性扣除。如果是按債務的償還進度分期支付轉讓的金額，依據權責發生制和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應當認定為經營性支出較為合適。
對于SPV在證券發行環節及資產轉讓環節簽訂轉讓合同所涉及的印花稅或登記稅。我國僅對A、B股交易雙方征收交易印花稅，對進入市場交易的企業債券則免征印花稅。如果資產擔保證券被認定為具有股權性質就有可能負擔這一稅收支出，反之如果是資產擔保債券則可能免除這一稅收負擔；同時1988年《印花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規定，在我國書立領受該法規定的應稅憑證，按應稅憑證的性質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收。由于資產證券化中進行的是債權資產轉讓，因此在具體的操作中可能牽涉這一立法中所規范的應稅憑證的書立領受問題而須繳納印花稅：購銷合同的稅率為千分之0.3，借款合同的稅率是千分之0.05。
3）英、法、日等國家
針對SPV在其余環節中的稅收，英國在股票發行環節按1%的比例稅率向發行公司課征資本稅，而日本則按應稅證券金額的0.1-0.5%向發行公司征收登記許可稅，此外還按發行證券的票面金額課征一定數額的印花稅。法國FCC因不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而免于公司稅，由此使得其所發行的單位豁免于登記稅，FCC向投資者銷售單位也豁免于登記稅或印花稅。
2、發起人的稅收比較
1)英國
依據英國稅法，資產讓與方要對該轉讓證書按照其銷售資產額的1%征收印花稅，但對于抵押貸款資產的轉讓已在1971年取消了相應的印花稅征收要求。同時，轉讓資產不會產生增值稅負擔。但在資產轉讓價格的處理上，稅收當局不僅考慮未清償的資產本金價值與轉讓價格的關系，還評估資產的市場價值與轉讓價關系，如果資產的利率實質上超過了當前該項資產的市場利率，那么即使發起人按資產的面值進行轉讓，也要確認發起人存在著應稅收益，從而要交納資本利得稅。
2）法國
在法國，即時交易的轉讓協議，轉讓人并不要求繳納印花稅。如果當事人自愿達成書面協議，也只要按照稅法的規定，繳納數量微不足道的固定的印花稅。在法國資產轉讓豁免于增值稅。如果發起人以溢價或折扣的方式轉讓資產，所產生的溢價或損失通常被認為是相應一方的應稅收益或稅收損失，此外如果資產的賬面價值與轉讓價格之間存在著差距，則這項差距構成一項收益或者損失，可以在計算轉讓人應稅利潤或損失時予以增加或扣除。但是如果轉讓人銷售資產時以超額抵押的方式提供信用支持，并保留其在FCC中的清償權益，那么在這一項交易中稅收中收益或損失的確認則取決于清償權益的數量，并且清償權益在FCC的資產可能發生違約前不會貶值。這樣一方面，轉讓人在資產轉讓當時就能確認超過轉讓給FCC資產價值的任何收益，而另一方面在FCC清償期到來的時候轉讓人就不用為其先期確認的收益納稅。
3）日本
在日本按照1998年的《債權轉讓特立法》，雖然轉讓人和受讓人要共同提交轉讓應收款的登記申請，但轉讓本身并無任何登記稅負擔。
4）我國
在我國，根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如果資產實現了真實銷售，轉讓財產的收入在扣除相應的成本費用之后，發起人要繳納33%的所得稅。對于發起人為其“真實銷售”產生的財產收入或其他收入納稅時，相關的費用及資產轉讓所造成的損失是否允許發起人從應稅收入中予以扣除的問題，就目前的立法狀況來看并無相應的規定，這實際上意味著發起人無法將損失予以扣除。營業稅方面，則規定了一定的稅收優惠：如對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接受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則免征銀行銷售轉讓不動產、無形資產以及利用不動產從事融資租賃應當繳納的營業稅。對資產證券化發起人的印花稅，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票，依據書立時證券市場當日實際成交價格計算的金額，由雙方當事人分別按2‰的稅率繳納印花稅。而對于債權類證券則沒有這方面的規定。資產證券化涉及的證券主要有轉遞結構中的受益權證和轉付結構中的轉付證券。轉遞結構中的受益權證持有人對證券化資產具有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權益，因此歸屬于股權類證券比較合適；而轉付證券可以發行不同期限和到期日的債券，因此它主要以債券的形式出現，這種債券代表持有人對證券化資產的一項債權而歸屬于債權類證券比較合適。
3、投資者的稅收問題
投資者的稅收負擔主要是投資于證券收益的所得稅或預提稅。
1）英國
在英國，當SPV向投資者償付證券權益時，同樣也要征收一定比例的預提稅，發行歐洲債券可以避免引發預提稅，或者將投資收益作為原始發行折扣予以償付也不會產生預提稅，而且任何固定期限少于1年的票據如商業票據其利息的償付也不用負擔預提稅，如此就可以利用這些手段進行證券化操作減少投資者的預提稅負擔，增加其收益。
2）法國
在法國，投資者要對其持有的FCC單位所取得的收入納稅，本金償還無須納稅，并且轉讓該單位而取得的資本收益也要納所得稅，但有關購買和銷售FCC單位的交易免于交納印花稅。
3）日本
在日本，投資者要對其證券投資所得進行納稅，其稅收負擔與一般的證券投資者并無區別。
4）我國
在我國，投資者投資資產化證券涉及的稅種包括：證券交易環節的印花稅（參照前發起人的印花稅）及證券投資所得的所得稅或預提稅。對于投資者的證券利息所得和證券交易所得，我國沒有采用預提稅的方式而是將其作為收入進行征稅。如果投資者是個人，那么按照我國1993年《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應按其利息所得的20%征稅（不扣除費用），由所得支付單位代扣代繳，而對于個人在二級市場進行證券交易的所得暫時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如果投資者是國內企業，那么按照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其利息收入計入企業的收入總額納稅，而企業在證券交易中除成本之外的凈收益也計入企業利潤征收企業所得稅。當然在證券交易中的凈虧損可作為投資損失，在納稅時用企業的主營及其他業務的利潤加以彌補。
三、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稅收問題及其建議
1、我國目前資產證券化的稅收處理上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由于沒有專門的資產證券化的法律，稅法中也沒有針對資產證券化的特別規定，因此對于結構復雜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稅收處理來說存在著重復征稅的問題：對于發起人來說，資產銷售的收益要交納所得稅而資產銷售的損失卻無法被確認；對于SPV而言，要為證券化操作中的收入，如發行證券收入、權益償付環節收到債務人支付的現金流等支付所得稅；而對于投資者，仍要對其證券投資收益交納所得稅，這明顯導致了多重征稅的問題，違反稅收中性的原則，不利于證券化操作的開展。
對于SPV的組織形式，目前所推薦使用的是信托形式，但我國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稅制主體框架建立時尚未明確，信托活動稅收制度與信托制度不銜接，如在資產證券化操作中，由于信托中受益權證代表的是受益人（投資者）對信托財產的受益權，而受托人只是進行財產的管理或處分，因此對于資產在未來產生的可預見的現金流，受托人必須按信托文件的要求將其分配給受益人，從這個流程來看應該只有受益人要對其受益所得繳納稅收，而不是發行人、SPV和投資者同時都要為其證券化收益繳納所得稅。
對于在資產證券化操作中涉及的印花稅，按照1992年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有關稅收問題暫行規定》的要求對股票交易雙方各征收3%的印花稅，1997年5月這一稅率調整為各征5%，1998年6月12日起再次調整為各征4%，從這一印花稅征收的操作來看是套用《印花稅暫行條例》第11稅目“產權轉移書據”和第13稅目“權利許可證照”的臨時變通辦法，缺乏相應的理論依據，而且由于目前對股票交易實行電腦撮合進行無紙化運作，并沒有書立和領受憑證，這就使得股票交易印花稅的征收更為牽強。此外從國外的立法實踐來看，美國、瑞典、西班牙、南非、韓國等世界大多數國家出于鼓勵資本流動的考慮，已經停征了證券交易印花稅，現仍然征收的國家如意大利、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稅率也是很低的，最高不超過3%，最低只有0.5%，而且呈不斷下調的趨勢。因此一旦資產擔保證券在我國發行，如果仍然適用4%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必將不利于建立一個活躍的二級市場，不利于促進資本的流動。
2、建議
1）專門匯總立法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在法制傳統上我國屬大陸法系，如果按照我國現行《立法法》的做法，逐一地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中不適應證券化發展的規定，并補充調整證券化的法律空白，不僅不可行而且即使進行了部分操作，也會因為資產證券化的創新性而無法融入既有的法律體制中。從我國對待金融創新的經驗來看，大多是通過專項的立法來進行調整，如有關證券投資基金和資產管理公司的立法。同樣地作為金融創新的資產證券化，雖然現存立法中也有一些適應其發展的規定，但這些零散的規定一方面無法勾勒一個清晰的證券化過程，另一方面又與其他阻礙證券化發展的規定相混雜，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剛開始嘗試證券化操作的國家而言，通過專門匯總立法，遠要比讓人們毫無頭緒地尋找適用的條文來得既不浪費現有的法律資源又有調整的效率；再者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發達，不僅中介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有待提高，而且投資者的投資理念也有待增強，我們存在著認識乃至把握這一創新金融工具的問題，通過專門的立法無疑可以清晰地界定證券化各個操作階段、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有利于解決對民眾的證券化教育問題，而且可以以其中的規定為衡量標準規范參與者的操作，將證券化的風險控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
2）賦予SPV免稅載體資格
證券化的主要創新之處就在于創設了專門用于證券化操作的載體SPV，這一特殊的法律結構應在證券化專項立法中得到確認。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一方面可以采用《信托法》中的信托結構實現資產的破產隔離，再由信托投資公司等可以從事信托業務的法律主體充任資產受托人，以所信托的資產為基礎，按照發起人設定的受益權證要求，向投資者償付權益完成證券化的操作；另一方面可以設立公司形式的SPV，通過發行資產擔保債券來完成證券化操作。無論采取哪種操作模式，都應將其做為一個免稅載體對待，這樣才可以有效地避免多重征稅問題，促進資產證券化業務健康快速成長，更有利地服務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同時應加快信托稅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信托更好地為資產證券化服務。
3）出臺優惠措施減輕證券化參與各方的稅收負擔。
稅收負擔是關系證券化操作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大問題，不少國家都對證券化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稅收優惠，而有學者經過研究也指出證券化在我國尚處于萌芽階段，它對稅收成本比較敏感，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政府應提供稅收優惠。針對我國目前的稅制狀況，從有利于證券化發展的角度出發，在證券化專項立法中應規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措施。例如將發起人轉讓資產的收益和損失都作為計稅的依據，將SPV作為一個免稅載體對待，減輕投資者購買資產擔保證券所得的稅負和進行此類證券交易所要交納的印花稅負擔等。
參考文獻
1、《金融市場學》張亦春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住房抵押證券化》作者施方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3、《美國聯邦稅制》凱文E.墨菲馬克希金斯著解學智等譯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4、《資產證券化法律問題研究政策》洪艷蓉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兩分兩換；文化遺產；保護；必要性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0）11-0000-01
自2008年4月我市被列為省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區以來，市委、市政府按照先行先試、率先突破的要求，堅持把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一次重大發展機遇來抓，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真抓實干，綜改試點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初步走出了一條具有嘉興特色的統籌城鄉發展之路。為了確保綜改試點工作既能創新、突破、有實效，又能平穩、有序、協調推進，又在全市七個縣（市、區）先后啟動了15個“兩分兩換”試點，努力提升綜改試點工作水平和“兩新”工程建設水平。開展“兩分兩換”，對于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合理流通、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開展“兩分兩換”，是盤活城鄉統籌工作的良方。但同時，“兩分兩換”工作在對這座城市的影響日益顯現的同時，也對這座城市的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極大沖擊，文化遺產所承受的壓力和風險不斷加大。
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遺產，使整個人類文明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嘉興歷史悠久、歷史文化遺存豐富，如何在“兩分兩換”發展的進程中既統籌好城鄉發展，又保護好文化遺產，正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嘉興市的歷史文化遺產分布情況
嘉興人文薈萃，星羅棋布的文物遺存和蔚為奇觀的各類文物，生動而直觀地展示了嘉興七千年的燦爛文明。豐富的、遍布境內的古文化遺址構成了嘉興文化遺產的一個鮮明特點。建國后，通過多次文物普查和考古發掘，全市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208處，遍布嘉興的五縣（市、區）。如馬家浜遺址（南湖區南湖鄉馬家浜村）、雙橋遺址（秀洲區王江涇鎮雙橋村）、羅家角遺址（桐鄉市石門鎮利星村）、莊橋墳遺址（平湖市林埭鎮群豐村）等。很多市鎮歷史悠久：鹽官鎮始建于漢，澉浦鎮始建于唐代，崇福鎮建于五代。我市的市鎮特色明顯，很多市鎮歷史悠久。鹽官、崇福是有千年歷史的州、縣古城；澉浦、乍浦曾經是中國重要的海港；長安、斜橋、石門等古鎮是大運河上的交通要津。市鎮名人輩出，遠的不說，近現代頂尖的文化名人中王國維出自鹽官、豐子愷來自石門、茅盾來自烏鎮。
這些是嘉興文化遺產保護的特點和亮點，也是嘉興的文化優勢所在。我們要建設文化大市和文化強市、實現嘉興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必須要給予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足夠的重視。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扶持對重要文化遺產和優秀民間藝術的保護工作”。保護傳承弘揚市鎮歷史文化的意義不僅對實現嘉興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對市鎮建設本身也很重要。如果市鎮建設不注重自身歷史文化特色的傳承，新市鎮就會是“千鎮一面”，缺少文化特色，這樣的市鎮，難以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其本身的發展也會受到制約。全球《21世紀議程》指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做好這項工作有利于促進嘉興和諧文化建設，有利于促進嘉興的文化創新和發展先進文化，有利于提高嘉興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保護文化遺產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事業。
二、“兩分兩換”背景文化遺產保護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嘉興在西塘、烏鎮等歷史文化保護和旅游開發方面卓有成效，但從總體上看嘉興在市鎮歷史文化保護傳承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一是對保護市鎮歷史文化認識不足、重視不夠。市、縣政府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關于保護市鎮歷史文化的法規和文件，在保護市鎮歷史文化方面無法可依。二是在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重經濟發展、輕歷史文化的保護。在“兩分兩換”過程中或對文化遺產保護認識不正確，或出于經濟目的，導致破壞常常是在“加強保護”和“開發利用”的名義下進行的，使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的文化遺產，一旦破壞就無法復原。三是市鎮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識相對較淡薄。保護標準和目標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調查、記錄、建檔、展示、利用、人員培訓等工作沒有及時跟上，保護、管理資金和人員不足，導致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滯后。四是缺少一個對市鎮歷史文化保護的有效機制。由于長期以來受城鄉社會二元結構的影響，城市在歷史文化保護方面形成了比較好的資金投入機制，而對農村、市鎮歷史文化保護卻沒有較好的資金投入機制。
顯然，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工作。對于目前“兩分兩換”背景文化遺產保護中存在的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學習、借鑒國際，如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先進理念和技術來開展文化遺產的保護，同時更應該結合我國與嘉興市的發展實際情況，不斷探索符合嘉興市文化保護實際的多元化保護策略，形成相應的規章制度，細化并強化各級主體責任，探索保護義務與開發權力的制約方式，以實現文化遺產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歷史文化遺產凝聚著不同時代的精華，集中反映了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保護城市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對于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嘉興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切實重視、有效保護祖先留下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讓江南水鄉文化在打造人文嘉興、建設文化大市的進程中，散發出燦爛奪目的光彩。
參考文獻：
[1]《求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 2007年09月06日
[2]《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C3》《樂山文化遺產保護策略研究》俞曉萍
關鍵詞：理財教育 游戲 社會實踐
“理財教育”既包含了對錢幣的認識，同時也探討了行為層面的內容，對于幼兒來說，重要的不是讓他認識金錢，而在于從小培養其科學、合理的對待錢的態度，樹立正確的理財意識，養成良好的理財習慣，進而培養其較強的理財能力的教育。
一、在區域游戲中引導幼兒認識錢幣
在幼兒園中，游戲是兒童生活的全部，通過游戲的方式讓幼兒認識錢的作用和建立起一定的價值觀是一種很好的前途。幼兒可以通過平時的觀察，將大人的行為活動轉化為游戲。
中班年齡的幼兒，教師首先找出不同年份銀行發行的錢幣，并把這些錢幣打印下來，首先和孩子們共同觀看這些不同年代、國家、風格的各種錢幣，然后一起動手布置了一個“錢幣展覽館”。孩子們雖然還不能從風格迥異的錢幣中看出各國的文化風俗，但起碼對中國的錢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錢幣，不管是什么年行的，都有著不變的標志——國徽，從錢幣的人物變化上，讓孩子認識一些偉人和一些少數民族，讓孩子掌握一些錢幣的特征。
對錢幣有了初步的認識后，我們大班的老師就用一些仿真紙幣和硬幣，與孩子們在“點心店”、“超市”、“花店”等區域開展玩換錢幣的游戲。老師當“銀行的工作人員”將硬幣劃歸己有，將紙幣交給孩子，然后讓孩子在游戲的過程中按需要到“銀行”來兌換硬幣。比如：用5元、10元、20元的紙幣分別兌換成同樣面值的1元、5角或1角的硬幣；再用這些紙幣兌換不是同樣面值的硬幣。換成同樣面值的硬幣時，比如10元紙幣可以換成10個1元硬幣、20個5角硬幣、100個1角硬幣等，這個過程可以鍛煉孩子的加減計算能力。
二、家園合作理解錢幣和勞動的關系
爸爸媽媽可以告訴孩子錢幣是通過辛勤勞動換來的，孩子知道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道理，從而使孩子對勞動產生尊重和崇尚的心理。家園共同配合一起制定有效的方法，能讓孩子親身體會錢和勞動的關系。我們在幼兒園就利用活動場地做了一個“虛擬社區”，孩子們可以在“虛擬社區”中賺錢、看病、乘車、看電影，還可以賣報或賣廢品，孩子們在里面玩得不亦樂乎，不但體驗到了成人賺錢的辛苦，還能間接感受社會生活的“游戲規則”。
如：有的家長為了培養孩子從小愛勞動的習慣，在家里實行“有償勞動”，比如：洗一次碗給多少錢，疊一次衣服給多少錢……這樣做不失為一個鼓勵勞動的方法，但是切忌做過頭。家長可以適當使用金錢鼓勵的辦法，但更要鼓勵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讓孩子參加家務勞動，首先是要培養他的勞動觀念，同時體會爸爸媽媽的養育之恩，進而了解父母賺錢的不易。另外，還可以通過勞動來體會其中的辛苦，從而達到約束商品價格過高而產生購物欲望的目的，建立正確的消費觀。
三、社會實踐活動教會孩子合理消費
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理論，（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動教材。幼兒可以從社會實踐活動中看到有趣的景物，遇見各式各樣的人物，學到許多知識。而買賣的過程更是幼兒認識錢的最佳機會，帶著幼兒一起去購物，你可以讓幼兒幫助挑選所需要的物品，在挑選過程中教會幼兒挑選的方式，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貴，哪些便宜，什么是打折，什么是拍賣。與此同時，還要幫助孩子建立合理消費和選擇消費的觀念。
我們幼兒園就利用社區活動進行了多次很有意義的售賣游戲，教育幼兒懂得一定的商品知識和購物知識，知道如何挑選、購買、算帳、付款、找零。首先老師將孩子的玩具當成待售商品，一一估價，然后就分成兩堆賣。
比如：孩子的小熊估價8元，老師拿出10元，讓她找零；而孩子的玩具手槍估價4塊，老師出5元，繼續讓孩子計算找零。在這些練習中，孩子對錢幣的運用更加熟練了。老師還經常讓孩子去“超市”買東西，由孩子當顧客和營業員，自己付錢、找零。首先要讓孩子做一個規劃圖，把要買的東西畫在紙上（避免孩子進了超市看都什么都想要），還要讓孩子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來到超市，讓孩子邊選擇自己需要的東西邊把價格記在紙上，然后加起來看一下自己有沒有超出預算，超出的話要重新選擇商品。付賬的時候，老師可以問問孩子該找多少錢，看看營業員找的錢是不是和孩子計算的一樣。
四、學會理財培養奉獻愛心精神
我們教師在日常的教育中要有意識地引導孩子學會和父母、小伙伴分享。幼兒園就組織幼兒進行了一次愛心義賣活動，讓孩子把家中的閑置品帶來賣給有需要的家庭，賣得的錢由幼兒園統一捐給慈善機構，讓慈善機構的叔叔阿姨們在幼兒園的操場上感謝一下所有參與活動的幼兒，讓他們感受到幫助人的快樂。
在幼兒園的各種理財教育中，幼兒的種種能力得到了發展。在創設游戲和實踐活動中，幼兒能交往、協商、獨立思考，互相協作、處理事情等，所以理財的過程，是幼兒與他人與社會發生交往的過程。在理財教育過程中，幼兒的各種能力得到了充分發展，每個幼兒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做事比原來能干、懂事了。理財教育是一項系統，系統需要全社會各方面廣泛參與，需要家庭、社區及相關機構提供有組織、有針對性的具體指導。在孩子的世界里，“金錢”不應當成為可怕的字眼。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讓孩子早點接觸金錢、認識金錢、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是十分必要的。缺乏及時、正確的金錢教育，會導致孩子不會花錢，不知道勤儉節約，不懂得珍惜父母的勞動。
參考文獻：
[1]楊長江《中國孩子的金錢教育》[M]，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關穎“理財教育——從3歲開始實現的幸福人生計劃”[C]《少年兒童研究》
[3]劉克錦“理財意識，要從娃娃抓起”[J]《經濟論壇》
遼闊的內蒙古高原，地處我國北部邊疆，自古就是各民族生息游牧之地。除了匈奴、突厥、柔然、回鶻、蒙古等幾個為世人所熟知的民族外，黨項族人民也曾在這里生活繁衍，譜寫了祖國歷史的輝煌篇章。黨項族從唐代興起，以夏州為根據地逐步壯大發展，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國號大夏，定都興慶府，建立了地方封建割據政權。擁兵五十萬，扼控絲路，與宋遼三分天下，稱雄西陲。1227年在蒙古軍重大打擊下終于滅亡。西夏自建國到滅亡，共經十代皇帝，統治長達一百九十年。
西夏強盛時，領土面積很大，范圍大致包括今陜北、寧夏、甘肅、內蒙古大部及青海部分地區。今內蒙古的伊克昭盟、烏海市、阿拉善盟的全部，巴彥淖爾盟的大部分地區，都是西夏的版圖。
然而眾所周知，由于種種原因，西夏乃為“無史之朝”。連孔老夫子都曾感嘆“文獻不足征”，而難言殷周之禮。幸而近年來西夏考古蓬勃發展，不負眾望的肩負起彌補西夏史料短缺的重擔。內蒙古地區亦不斷考古發現大量西夏城址及遺址、墓葬、窖藏等，出土大量西夏文物。這不僅使我們對神秘的西夏王朝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亦為西夏學的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本文擬對內蒙古地區的西夏窖藏進行初步概述總結，筆者僅憑一腔熱血涉足門檻極高的西夏學，自知水平有限，加之資料缺乏，錯誤在所難免，賞祈批評指正。
在內蒙古河套地區的臨河、包頭、達拉特旗、準格爾旗等地區先后發現了大批西夏窖藏。窖藏文物，大多保存完好，其中有瓷器、鐵器和大量西夏錢幣。文物部門事后知悉，只能收回部分文物，很難描述其具體形制?，F分區并按發現時間先后順序作簡要描述。
二.鄂爾多斯市境內的西夏窖藏
鄂爾多斯市境內的西夏窖藏數目最多，總計13處。
1.準格爾旗境內窖藏（2處）
1.1納林鎮窖藏
納林鎮位于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境內。據相關報道，該西夏鐵錢窖藏于1949年發現，并出土錢幣約六千公斤，主要為“乾元寶”，也有少量宋“天圣元寶”鐵錢。1953年，又發現“乾元寶”鐵錢。從周邊農民處了解到，解放前，在暖水鄉樊家渠，也出土過一大批鐵錢，共裝了十幾車，被駐軍運走。
1.2敖包梁窖藏
敖包梁窖藏遺址位于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準格爾召鎮西召村敖包梁社紅不燦渠渠口處。遺址坐落于一條季節性河流東畔的第一臺地上，東側為山丘。
1982年10月被當地元姓住戶植樹時發現，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隨即展開調查并對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遺址中部置放內存瓷器大甕1支，甕口覆蓋鐵鍋，甕腹部套一鐵箍，各類鐵器堆放于大甕周圍。出土瓷器有甕、碟、盆、缽、罐、碗、瓶等21件；鐵器有生活用品等，生產用具鏟、鋤、馬銜等，以及拘役用具鐵手銬等54件。
這是首次在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大宗西夏窖藏。在西夏窖藏中，這是首次大量出土西夏鐵器，對研究西夏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有重要價值。
2.伊金霍洛旗境內窖藏（6處）
2.1白圪針窖藏
白圪針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紅慶河鄉政府所在地西北約1公里處的白圪針村東沙梁內。
薛玉亮于1985年放羊時發現了該窖藏。1986年清理，出土器物有醬釉剔花瓶、罐，醬釉罐等共十余件。其中出土的瓷器十分精美，不次于靈武窖中的同類精品。瓷器以褐釉為主，白釉次之。褐釉器物均未施釉到底，有的在肩部有一圈缺釉露胎處；白釉器物制作粗糙，釉色灰白，表現出了西夏瓷器的一些特點。
2.2牛其圪臺窖藏
牛其圪臺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蘇布爾嘎蘇木爾力湖溝三隊東北100米。
出土器物以鐵器為主，共計20件，還有銅器1件。主要有鐵鍋、鏵、鋤、銅鐲等。這批文物中亦分為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兩大類。
2.3陶家圪楞窖藏
陶家圪楞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納林陶亥鄉虎牙格圖村陶家圪楞腦畔。
該窖藏被山水沖刷而出地表，20世紀80年代高玉喜在放羊時發現。此窖藏出土鐵鍋兩件，鐵犁鏵四件，現入藏鄂爾多斯博物館。
2.4瓦爾吐溝窖藏
瓦爾吐溝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布爾臺格鄉巴兔塔村瓦爾吐溝河的第二臺地上。
出土的器物有醬釉剔花罐、杵、鏵、鍋等共13件。其中尤以兩件羊首鐵燈最具特點，羊首頂部及靠后有類似冠的裝飾，其后有卷曲的似帶子的裝飾。另外，作為照明用的燈上飾以羊首，反映出萬物有靈的神權思想在西夏社會的普遍流行，為我們研究西夏的宗教意識提供了材料。同時作為鍛制而成的羊首鐵燈，其造型生動，形態逼真，非一般工匠所能及，這與西夏統治者重視發展工業，重視冶煉技術是分不開的。
2.5根皮廟窖藏
根皮廟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桃林鄉三社根皮廟東的沙窩子內。
多數器物被毀或砸破，僅出土有褐釉瓷碗，鏃、刀等少數幾件器物。牛其圪臺窖藏目前地表沙化嚴重，只能看見地表散落的一些陶瓷碎片，很難描述其具體形制。
2.6阿日雅布魯窖藏
阿日雅布魯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蘇布爾噶蘇木阿日雅布魯村東200米。
遺物大部暴露地表。1988年清理，出土有醬釉小口壺，黑釉罐、鏵及“乾元寶”鐵錢等。
3.達拉特旗境內窖藏?新民渠窖藏
新民渠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鹽店鄉新民渠村南約1公里處的河邊臺地上。
1980年8月，窖藏被雨水沖毀，被農民吳羊保發現。除銹蝕嚴重無法辨識和錢體損傷者外，字跡較輕，方可辨認的有183204枚，計12種26式。有東漢“五株”、唐“開元通寶”、北宋“祥符通寶”、“元通寶”、“寶和通寶”、及西夏“天盛元寶”、“乾元寶”等銅錢。西夏鐵錢占99.45%。另外，在該處的“天盛”鐵錢中，還有背俯月紋一枚。從當地群眾處了解到，在1959年“”群眾打井時，還“挖出過兩處窖藏鐵錢，各約有十幾公斤”。
4.杭錦旗境內窖藏?廣豐窖藏
廣豐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勝利鄉廣豐村南約1.5公里。在一座土坑內出土有敞口盆2件和黃白釉敞口碗8件。
5.烏審旗境內窖藏?陶利蘇木窖藏
陶利蘇木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烏審旗陶利蘇木桃兒廟嘎查。陶利鄉在內蒙古烏審旗西，這里地處無定河上游，屬西夏夏州地界，是西夏王朝的發祥地。
1987年2月5日該窖藏由牧民朝勒蓋在西沙灣發現。由于底部鋪有栗糠，錢幣保存完好。該窖藏共出土錢幣605公斤，其中175公斤流失，烏審旗文物工作站收回430公斤，是最大的西夏銅錢窖藏。經整理共有古錢115707枚，其中錢體完整、字跡清晰的計115045枚。上起“秦半兩”，下訖西夏“乾元寶”，縱跨1300余年，計有秦漢、金、西夏諸錢計77種，402品。其中西夏錢中有漢文錢“天盛元寶”二千零七十五枚，“乾佑元寶”六枚，西夏文“福圣寶錢”七枚，“大安寶錢”二十枚。而隸書“元德通寶”三枚，在西夏錢幣窖藏中是首次出土，證明此錢是西夏錢而非安南錢。
6.東勝境內窖藏?板洞圪旦窖藏
板洞圪旦窖藏位于東勝市罕臺廟鄉元圪旦村南約3.5公里處。
1995年發現，出土有鐵錢，鐵鏵、鐵鍋、鐵圈等。錢幣多銹蝕嚴重，可文字者“宣和通寶”、“天盛元寶”、“乾元寶”，總共3936枚。
7.鄂托克前旗境內窖藏?二道川窖藏
二道川窖藏位于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南與鹽池縣交界處，二道川屬西夏鹽州。
該窖藏于1979年5月，由當地農民發現。有兩漢、唐、五代、兩宋、西夏和金等朝錢幣。西夏錢有“天盛元寶”、“乾元寶”、“天慶元寶”、“光定元寶”等錢。其中折二錢“元德重寶”是首次出土，為泉界人士所重視。
三.包頭市境內的西夏窖藏
包頭市境內的西夏窖藏總共有兩處。
1.土默特右旗境內窖藏?馬騮村窖藏
馬騮村窖藏位于包頭市土默特右旗水澗溝門鄉馬騮村北。1988年，旗史志辦公室進行文物古跡考察時在馬騮村后的馬遛溝西側發現散落的100多枚西夏鐵幣。經有關人員辯認考證有“天盛元寶”和“乾元寶”兩種年號。
2.沙爾沁鄉境內窖藏?阿都賴鐵錢窖藏
阿都賴鐵錢窖藏位于包頭市沙爾沁鄉阿都賴村。1981年4月，該窖藏由包頭市文管所派人考察時發現。該窖藏距地表深1.5米，鐵錢成串環列至陶罐中，上蓋方磚。有西夏錢和北宋錢。西夏錢中“乾右元寶”居多，余為“天盛元寶”。其中“天盛”鐵錢中有背穿上“西”字錢一枚，是首次出土錢背有文字的西夏錢幣。還有少量北宋背“陜”字“宣和通寶”鐵錢。
四.巴彥淖爾市境內的西夏窖藏
巴彥淖爾市境內僅一處西夏窖藏。
高油房窖藏。高油房城址位于巴彥淖爾盟臨河縣（今巴彥淖爾盟臨河區）五星鄉政府所在地，通稱高油房古城、古城圪旦。高油坊城址是已知西夏時期的最大的一座城址。城內出土文物很多。據統計，1958年城址東門內曾出土大批鐵錢；1959年4月城址內東北角曾出土金銀器約27公斤；1964年發現金器20余件；1966年5月發現影青小瓷罐1個，內藏金器約250克，文物考古部門聞訊后，從銀行和居民手中征集未溶毀部分金器，但大部分流失。高油房窖藏由于歷史原因，很難找到一個固定位置，更難述其形制。根據城內出土的大量文物，初步可以斷定城內存在多個不同的窖藏。
五.關于內蒙古西夏窖藏的幾點認識
（一）窖藏埋藏的原因方面
1.從窖藏地點看，窖藏多數在荒郊野外且沒有任何地面標志。多數是農民在勞作時偶然發現的；且窖藏多為臨時挖掘的土坑而非地窖。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埋藏時非常倉促，肯定在某種突發事件時埋藏的。
2.從這些窖藏的地理位置看，窖藏多處于與宋、遼、金的接壤地帶，西夏屢屢與周邊國家發生戰爭，特別是后期多次遭到蒙古軍隊大規模的侵略，這些窖藏或與歷史上的民族縐爭相關。通過里面出土的器物也能看出來，諸多窖藏里面都有西夏晚期的光定元寶，這與成吉思汗滅夏戰爭是分不開的。
3.戰爭的殘酷無情，給百姓帶來沉重災難?？梢韵胍娙嗣穹艞壺敭a、背井離鄉，痛失家園的痛苦。當然社會的不穩定，也對西夏經濟發展十分不利，阻礙了整個國家的發展。
（二）窖藏文物方面
1.鐵器 窖藏文物中鐵器較多，鐵器有生活用具和農業生產工具。農業生產工具占有相當的比例。
2.錢幣 窖藏中有大量的錢幣窖藏，出土了大量的錢幣。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西夏的流通貨幣。而且為我們研究西夏時期的錢幣制度、流通區域、冶煉鑄造等方面提供了豐富重要的實物資料。（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參考文獻：
[1]牛達生：《西夏遺跡》，文物出版社2007年。
[2]吳天墀：《西夏史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3]李蔚：《簡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
[4]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準格爾旗發現西夏窖藏》，載《考古》1987年第12期。
[5]高毅、王志平《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發現西夏窖藏文物》，載《考古》1987年第12期。
[6]何林：《淺談包頭出土的古錢幣》，《包頭文物資料》。原載《考古》第12期。
[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烏審旗文物管理所：《內蒙古烏審旗陶利出土窖藏錢幣》，載《內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牛達生：《一座重要的西夏錢幣窖藏―內蒙古烏審旗陶利窖藏》載《甘肅金融》1989年增刊五。
一、文化工作完成情況
㈠出色完成全市重大文化工作任務，不斷提升開封文化軟實力。
精心參與組織承辦 “中國收藏文化（開封）論壇”活動。參與組織4500件文物及展品參展、600件拍品拍賣、80篇論文學術交流，為群眾鑒寶1000件、300人次，完成了市博物館改造、宋都御街牌樓的修繕工程。依法征得伊朗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鄭州博物館、洛陽博物館等館藏精品參與展出，元青花瓷、明仇英《清明上河圖》等國寶文物精品，讓國內外來賓和開封市民大飽眼福，引起省內外媒體網絡廣泛關注。通過首屆論壇的成功舉辦，為把七朝古都開封建成一座享譽海內外、集收藏活動與收藏經濟開發為一體的有較大影響的收藏文化發展基地，推動我市文化產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切實抓好新鄭門遺址“城摞城”博物館的項目開發。開封地下構成的“城摞城”奇特景觀，是世界古代都城發展史上是非常少見的。為進一步發展宋都古城的歷史風采，在市領導的關心重視和大力支持下，積極主動地抓好項目開發的各項工作，組織制訂詳細科學的考古發掘方案，提供充足的專業技術材料，邀請相關專家召開研討會，采取招商引資的辦法，與澳大利亞裕萬責任有限公司投資方廣泛接觸談判，簽訂了項目合作意向協議書?！俺寝恰辈┪镳^的項目開發，對豐富開封文化旅游資源，提升歷史文化名城品位，推動我市大遺址保護工作，具有十分重大意義。
認真做好第25屆花會文化活動組織工作。組織舉辦了菊會開幕式大型鼓舞表演《萬人千鼓慶菊會》和菊會大型文藝晚會，舉辦花會文化活動20個。特別是開幕式大型鼓舞表演《萬人千鼓慶菊會》，匯聚市屬五縣五區1000名鼓手、1000面盤鼓，擂響開封，激越豪邁，營造了強烈的文化氛圍，讓人民群眾共享文化發展新成果。
全力組織好“文藝精品”《清》劇的進京演出活動。接到市委、市政府復排大型原創歌舞劇《清明上河圖》晉京演出的任務后，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將《清》劇晉京演出作為文化系統的中心工作，相關領導及全體演職員犧牲春節長假，不分晝夜組織排練，加工提高。3月7日、8日，在首都北京天橋劇場為全國“兩會”演出，受到與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廣泛贊譽，宣傳了開封，展示了開封文化風采，《中國文化報》以整版篇幅宣傳報道了演出盛況。 ㈡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文化產業發展彰顯良好勢頭。
一曰“愛”。“愛”即是喜歡。愛因斯坦說過：“興趣可以產生熱愛，而熱愛則是最好的老師?！蔽艺J為一名藏家首先要喜愛收藏，癡迷收藏。沒有喜愛就不會“入境”，沒有癡迷就會永遠徘徊在收藏大門之外。我在多年的收藏實踐中，始終把收藏作為自己的“主流”愛好，不論何時何地，腦袋里都繃著一根“收藏弦”，遇到自己心儀之物，必藏之而后快。
二曰“考”。“考”就是“研究”。在收藏過程中，我認識到，作為一名藏家，必須要學會研究藏品。研究不分深淺，也不分類別，遇到的每一種(類)藏品，收藏到的每一件(宗)藏品，都是值得研究的標本和教材。藏家只有通過不斷地研究，才能逐漸地擴充自己的知識儲量，增加自己的收藏技能；藏家也只有通過不斷地研究，才能提高自身的鑒賞能力和“淘金”水平。我在多年的收藏實踐中，邊藏邊考，逐漸掌握了大量的鑒賞知識和相關的歷史知識，從而為自己備下了一把打開收藏寶庫的金鑰匙。
三曰“專”。“?！本褪恰皩Ｒ弧?。俗話說：樣樣通，樣樣稀松。就個人而言，其精力、財力等是有限的，藏家不可能用其一生的精力和一室的財力，去藏盡天下物種，而且面對龐大復雜的大千世界，藏家若想有所建樹的話，也必須學會有所取舍：有舍才有得，有得必有失。我在收藏過程中，根據自己掌握的相關知識，確定出了自己的四大主流收藏方向或領域：瓷器、連環畫、錢幣和像章。通過幾年的努力，我這四大領域收藏均小有斬獲，僅連環畫藏量就達三萬余冊，是遼南連環畫收藏的“首富”。
四曰“辨”?！氨妗本褪恰罢鐒e”。我覺得藏家應當通過對手中藏品的研究，來不斷提高自己的鑒賞能力。收藏市場總是泥沙俱下、良莠并存的，作為藏家，必須練就一副火眼金睛，練就一身“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吹盡黃沙始到金”的真本事。這些年，我也曾在收藏的過程中“打過眼”，收藏過贗品。但是我通過對贗品和真品的甄別，掌握了很多實戰知識，有些知識是書本上根本學不到的。大約是2004年的時候，我收藏到了一件耀州瓷器，結果經專家一鑒定，才知是贗品。但是，我通過對贗品的甄別，進一步了解了真品的特征和特點，以后的幾年中，我逐漸收藏了數件耀州瓷器，經專家鑒定，全是真品。那種興奮的心情是難以用文字來形容的。
關鍵詞：順應論；翻譯；影視字幕
一、引言
近年來，影視字幕翻譯作為翻譯的一個新領域，備受各國翻譯者們的關注。
字幕翻譯即影視中把原語的口頭對話以共時字幕的方式譯為目的語，通常位于屏幕下方。由于字幕翻譯不僅可以大大節約成本（費用僅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而且能給觀眾帶來最真實的感受。所以，影視字幕翻譯近年來備受關注，這方面的研究論著也層出不窮。但是由于受到時間、空間、文本等因素制約，字幕翻譯的研究還存在著極大的局限性。本論文從順應論的角度出發，以《新四大名捕》為例來研究字幕翻譯的方法。《新四大名捕》是2012年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主要講述的是六扇門和神侯府偵查銅模失竊案。通過對影片的分析，作者探討出直譯、意譯、歸化、釋義、增譯、調節等翻譯方法。
二、順應論與翻譯研究
比利時語用學家耶夫維·索爾倫在他1999年的新作《語用學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理解和詮釋語用學。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順應論。順應論認為語言的使用過程是一個選擇的過程。自然語言具有三個特征：變異性（variability）、商討性（negotiability）和順應性（adaptability）。這三大特征確保了選擇的順利進行。翻譯作為一種語言的使用過程，也是一個語言的選擇過程。
三、順應論視角下字幕翻譯方法（以《新四大名捕》為例）
1.直譯。直譯是指將原語中的詞原封不動地譯入到目的語中。由于字幕和影視畫面同時出現和消失，觀眾在觀看圖像，聽取影片中聲音、音樂的同時，還要閱讀字幕，因此，字幕或多或少對影片中的聲像欣賞有一定的干擾。因而，字幕翻譯的最終目的是使字幕“融和于”節目的聲像環境中，要讓語言符號盡可能不引起觀眾的注意，最好的字幕追求一種讓觀眾不知不覺就能理解的境界，也就是說字幕譯員的最大目標就是讓觀眾沒有意識到在閱讀字幕。事實上，就是讓字幕的實體在我們眼前縮小并消失，留下的僅有信息為了達到這個效果，直譯是最佳翻譯方法。所以在《新四大名捕》中，譯者絕大多數都是采用直譯的方法。
例1：柳大人：還以為諸葛正我那么神通廣大，
I thought Zhuge Zhengwo had some incomprehensible power，
原來靠一個讀懂人心的小女子！
But the whole time he’s been relying on a minding-reading girl！
上面是柳大人知道諸葛正我主要靠無情的猜心術破案后，說的一段話。這幾句話，譯者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一一對應，簡單明了。這樣目的語的觀眾理解起來就無需費力，有利于他們欣賞影片。
2.意譯。影視字幕翻譯的目的就是讓目的語觀眾更好地欣賞影片。所以，當原語與目的語的概念意義或文化意義不同時，譯者通常會順應上下文，即從互文性的角度來選擇合適的意義進行意譯。
例2：你小心，這女的能讀懂人家的心。
Careful， that woman can read minds.
很準的！
Very well！
上例中的“很準的”沒有譯為very accurate 而是very well，主要是順應目的語表達習慣，以及目的語觀眾的閱讀習慣。Very well 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選擇出來的最佳翻譯。
3.歸化。歸化常用于文化詞或短語的翻譯。為了順應目的語文化，觀眾的心理世界（如個性、信念、情感、愿望、意圖），譯者常采用歸化的譯法。
例3：干什么！
Hey！What are you doing！
把貨還給我， 你的銅幣是假的！
Give that back， your coins are fake！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How could it be fake！
這段對話出現在影片的開頭?！般~幣”是一種特殊的中國古代使用的錢幣。觀眾只需理解影片，欣賞影片，所以翻譯成coin就可以了。如果我們直譯為copper，觀眾理解起來會更費勁。而且copper一詞在中英文的含義也不一樣，所以考慮到目的語觀眾的認知狀況，譯者采用了歸化翻譯法。
4.釋義。當原語在目的語種找不到對應詞，或者原語較難理解時，為了順應目的語觀眾的認知狀況，譯者常用釋義的方法，使影視字幕更簡單易懂。
例4：盾陣 Cage formation
是 Yes sir
開扇 Lock the top
“陣”是古代中國戰場專用術語，英語中無法找到對應詞匯。為了使觀眾盡快理解其意，譯者采用了直譯的方法。盡管目的語觀眾沒有相應的背景知識，但他們可以借助銀屏畫面理解其中之意。但是“開扇”并沒有采用直譯的方法。如果直譯的話，定會造成誤解。所以譯者根據目的語觀眾已明白的“盾陣”的背景知識，將開扇釋義為Lock the top，再結合畫面，意義就一目了然了。
5.增譯。盡管字幕翻譯有時間、空間等限制，但有時為了讓目的語觀眾更好地接受譯文，譯者必須在原語基礎上增加一些詞或短語使得譯文更簡明易懂。漢語是意合語言，而英語是形合語言。這很好地體現在了銜接方面，漢語句子常通過語義和邏輯來達到銜接的效果，而英語是通過各種銜接詞來進行句子的銜接。所以翻譯時，譯者必須順應英語的銜接。常用的辦法是增譯銜接詞。
例5：樓下所有人，有內功的只有五人，高手只有一個。
Downstairs，only five of them have qigong power，and only one is a master.
上例中漢語是意合句子，原語觀眾很容易就能明白其中的邏輯關系。而目的語觀眾卻很難理解通過語義銜接的句子。所以，翻譯時為了順應目的語的銜接手段，譯者增加了并列連詞“and”。
6.調節。由于受到中國人主觀思維方式的影響，所以，漢語句子多采用人稱主語。而受到西方人客觀思維方式的影響，英語句子多采用物稱主語。為了順應目的語觀眾的思維習慣，譯者必須重新安排句子順序并改變主語，即使用調節翻譯法。Fawcett將調節法定義為：“觀點的轉變所導致的形式的轉變?！?/p>
例6：在六扇門我們以功勞大小排名。
Here， rank is determined by skill and effort.
例6中的人稱主語“我們”譯為英語時成了非人稱主語“rank”。如果我們直譯的話，從語法上來講句子或許是對的，但對于目的語觀眾來說，讀起來會非?；逎?。所以，譯者調節了主語以符合英語的思維模式。
四、結語
――亞瑟?姆?塞克勒
傳奇人物亞瑟?姆?塞克勒(1913-1987)，美國最負盛名的藝術收藏家之一，以醫藥起家，被收藏界喻為“當代美第奇”(編者注：美第奇，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佛羅倫薩的著名家族，富可敵國，以收藏藝術品和贊助藝術家而著稱。眾多偉大的文藝復興藝術家，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多那太羅，以及科學家伽利略、米蘭多拉等，與美第奇家族都有著密切的交往)。
塞克勒認為自己首先并永遠是一個科學家，他一生發表有關精神病、代謝及營養學論文150余篇，但他同樣熱愛和注重參與藝術和人文科學，這與他多學科交叉的背景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1913年8月22日，塞克勒出生于美國紐約布魯克林。1933年，塞克勒在紐約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學業主要涉及藝術及人文科學。1937年，塞克勒在紐約大學醫學院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后一直從事精神病學的臨床和科研工作。1938年，在他年僅25歲的時候，塞克勒成立了自己的治療研究實驗室，并通過在美國進口和銷售安定藥物積累下自己的財富。1950年，37歲的塞克勒被推選為第一屆國際精神病大會的國際研究委員會主席，同年被任命為《臨床及實驗精神病理》雜志主編。在5a年代后期，他對精神病及代謝的興趣擴展到對飲食和營養因素在疾病病因和治療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盡管當時學術界大多數人對鮑林(Linus Pauling)(兩次諾貝爾獎獲得者)提出的維生素具有免疫調節作用并有可能在防治癌癥等重要疾病中起重要作用持懷疑態度，但塞克勒卻率先支持鮑林(到了20世紀80年代，鮑林的這些論點已成為醫學研究領域的主流，由此可見塞克勒的膽識與醫學方面的專業素養)。1960年起，塞克勒開始創辦醫學周報《醫學論壇報》，并將其推廣到20個國家，這是同類出版物中的第一份報紙。如今，這份報紙已用七種文字(包括中文版)發行，在二十多個國家中擁有超過一百萬的讀者。
“我像一個生物學家一樣收藏。要想真正了解一種文明或一個社會，必須擁有足夠的主體材料。如果只看畢加索和亨利?莫爾的作品是不能了解二十世紀藝術的?！边@是塞克勒的收藏名言――對藝術的熱愛以及資金上的雄厚支撐促使了塞克勒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收藏體系。
從20世紀30年代起，塞克勒開始收藏藝術品，他最初的收藏是美國藝術家的繪畫，之后又收藏文藝復興和文藝復興早期的繪畫以及法國印象主義和后印象主義的繪畫。1950年，塞克勒偶然中看到了一張造型簡潔優美的中國明代小桌，由此開始了他收藏中國藝術品的歷程。為透徹理解中國文化，塞克勒搜集了大量的中國古代文物，并成為國際最知名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藏品種類包括青銅器、玉石、陶器、金屬制品、紡織品、雕塑和繪畫等。
與眾多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一樣，塞克勒十分熱衷于慈善事業，而他的藝術興趣充分反映在他的慈善行為中。他出資在大都會藝術館和普林斯頓大學建成了塞克勒美術館，建造了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和華盛頓賽克勒亞洲藝術美術館及華盛頓塞克勒亞洲藝術美術館。1976年，塞克勒更不遠千里，首次來到他充滿好奇的中國。1980年，他將流失海外的一張原為頤和園的御座送還中國。1983年，他參與創辦了《醫學論壇報》的中文版。亞瑟?姆?塞克勒非常關注中國的文物保護事業，20世紀80年代，塞克勒選址北京大學，在這個古老國度的古老大學，一圓其建造考古教學博物館的夙愿。
塞克勒一直對幫助中國保存豐富的文化遺產懷有濃厚興趣，他憧憬可以建立一個匯集現代博物館學所有元素的“教學博物館”，希望這座博物館能夠成為一個現代博物館的范例，同時也為北大學生提供學習博物館學的場所，包括學習博物館的氣溫控制、藝術品的儲存與安全以及考古人員和博物館管理人員的培訓等。
1984年，塞克勒正式與北京大學展開關于在北大建造博物館議題的討論。在塞克勒看來，北京大學是建造博物館的最佳選擇――北京大學擁有廣泛的考古收藏，而且從1930年起，北京大學就開始在培訓中國的考古學家方面占據了領先地位。這個議題進展極其順利，后來，塞克勒與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簽訂了合作聲明，決定在1986年9月8日舉行博物館的奠基儀式。
博物館選址北京大學風景優美的西門一處，為了博物館的建筑風格與北大校園的風格能和諧相融不突兀，塞克勒特地從紐約邀請建筑師事務所進行設計，并與建筑師及北大人員反復磋商――新的博物館被設計成明朝建筑的風格，中間有一個庭院。然而，深為遺憾的是，塞克勒因心臟病突發，于1987年5月26日在紐約去世，未能親眼目睹博物館的落成。塞克勒去世后，博物館的建設得到了其遺孀吉爾?塞克勒夫人以及“塞克勒藝術、科學和人文基金會”的大力幫助和支持。博物館于1993年5月23日開幕，為了慶祝博物館開幕，從1993年5月28日到31日，舉行了為期4天題為“進入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學術會議，該會議由“塞克勒藝術、科學和人文基金會”贊助，并由北京大學考古學院承辦。來自美國、歐洲、日本、新加坡、香港、臺灣和澳門等國家與地區的考古學家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行，共計100多位學者應邀參加了會議，此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東方和西方考古學家的第一次隆重聚首，會議討論了中國藝術和考古領域的學術及進展，確立了中國考古學未來的合作議程。更有意義的是，《“進入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則在此次會議后編輯出版，成為寶貴的研究資料。
關鍵詞：徐天麟 西漢會要 東漢會要 廣西政區
談及兩漢部分廣西政區，就需要涉及徐天麟《西漢會要?右交州刺史領郡七》和《東漢會要?右交州刺史部》篇。本文以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所出版發行《西漢會要》卷六十四和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所出版發行《東漢會要》卷三十八作為底本，輔以班固等《漢書》、范曄等《后漢書》、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穆彰阿等《大清嘉慶一統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諸典籍，旨在初步勾勒出兩漢部分廣西政區之相關風物與人文變遷歷程，公諸同好，以待方家批評指正。
原文：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①。――徐天麟《西漢會要?右交州（當為趾）刺史領郡七》今屬部分廣西政區
蒼梧郡：廣信、謝沐（今湖南江永縣西南）、高要（今屬廣東肇慶市）、封陽、臨賀、端G（今廣東德慶縣）、馮乘（今湖南江華縣西南）、富川、荔浦、猛陵、鄣平。郁林郡：布山、安廣、阿林、廣郁、中留、桂林、潭中、臨塵、定周、增食、領方、雍雞。合浦郡：合浦、徐聞（今屬廣東徐聞縣西南）、高涼（今屬廣東陽江市北）、臨元（應為臨允，今屬廣東新興縣南）、朱崖（應為朱盧）②。――徐天麟《東漢會要?右交州刺史部》今屬部分廣西政區
補注：郁林郡：古郡名，即秦代桂林郡（以多樹而少雜草而得名）。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后設（以所貢物而得名），王莽改為郁平郡。西漢時戶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每縣平均戶數1034.58，每戶平均口數5.73③ 17。治布山（今廣西桂平市西）。統領布山、阿林（今廣西桂平市東南）、安廣（今廣西橫州境內）、廣郁（地有郁水，今廣西田林、樂業一帶）、中留（地有留水，今廣西武宣縣南）、桂林（今廣西象州縣南）、臨塵（原象郡所治，漢昭帝廢象郡而地入郁林郡。王莽改為監塵（今廣西崇左市）、潭中（王莽改為中潭，今廣西柳州市東南）、定周（地有周水，今廣西宜州市）、增食（今廣西隆安縣東）、領方（以山得名，今廣西賓陽縣西南）、雍雞（今廣西龍州北，東漢時省并）等十二縣④ 429-432。西漢時屬交趾刺史部，東漢末年地歸交州刺史部。西漢零陵泠道人劉外曾任該郡太守⑤ 97-98，東漢張國、谷永、陸績等曾先后任該郡太守⑤ 270-273。近年考古先后發現隸屬該郡所轄之領方城址（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賓陽縣蘆圩鄉古城村西北的領方山上）、勒馬城址（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來賓市武宣縣三里鄉勒馬村東南）、增勁塘城址（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市勾漏鄉印塘村增勁塘屯）等⑥ 43-46，發掘出土不少反映這一時期的生產和生活遺物，為研究廣西兩漢時期郡縣情況提供重要考古與文物資料。此外，近年李毓麟在《秦漢布山古城考》（《廣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一文根據古今有關史志、文獻資料、地理特點、實物依據及實地考察，認為桂平是漢代布山縣地而得出了布山縣治就在今桂平市蒙圩鎮新德古城村的結論。陳小波在《布山縣治考》（《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三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文利用文獻史料、地理位置、地名起源以及考古材料指出了桂林郡與布山縣之位置以及相關可能存在的古城址所在地。陳小波在《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廣西地方志》，2007年第2期）一文結合文獻資料和壯語語音以及地形地物特點，對桂林、布山地名起源進行探討。陳小波在《布山治貴港說質疑》（《廣西博物館文集》第四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根據文獻記載、考古材料和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對布山治貴港一說提出若干辯駁，并進一步提出貴港不是郡治所在地，而是帶有“屯墾”性質的駐軍機構的新觀點。藍日勇在《布山縣治桂平說引證上的若干問題》（《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五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從地名考究、文獻釋義、考古資料等三個方面否定了布山縣治桂平說。覃國生在《我對壯語“布山”地名的看法》（《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五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從壯語入手，探討各家見解而認為“布”作“泉”解釋最為恰當。陳小波在《貴港郡治說之非》（《廣西博物館文集》第六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從郡治位置、郡名起源、墓葬文化、城址性質等方面開展分析，否定了“貴港郡治說”。藍日勇在《論“布山”為壯語地名的不確定性》（《廣西博物館文集》第六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從語言學入手，認為“布山”應為漢語地名而非壯語地名。覃正在《“d林”古地名考釋》（《廣西地方志》，2011年第3期）一文圍繞“郁林”古地名的由來，對現存類書中相關的記述進行比較深入的剖析，并從歷史發展、地理形勢和民族語言諸方面加以論述，得出古地名“郁林”為壯族少數民族先民所命名的江河地名的結論。
蒼梧郡：古郡名，秦朝屬桂林郡。地因南越王趙佗封趙光于此建立蒼梧國而得名。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后設，王莽改為新廣郡。西漢時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每縣平均戶數2437.90，每戶平均口數6.00⑦ 17。東漢時戶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每縣平均戶數10126.82，每戶平均口數4.19⑦ 25。西漢時相當于東漢郡國區域所有之口數146160，兩者相較增數為820815，百分比為319%[⑦ 33。治廣信（王莽改為廣信亭，今廣西梧州市）。統領廣信、謝沐（地有謝沐關，今湖南江永縣西南）、高要（今廣東肇慶市）、封陽（地有封水，今廣西賀州市南）、臨賀（王莽改為大賀，今廣西賀州市東南）、端G（地有端山，今廣東德慶縣）、馮乘（地有馮水，今湖南江華縣西南）、富川（今廣西鐘山縣）、荔浦（今廣西荔浦縣西南）、猛陵（今廣西蒼梧縣西）、鄣平（今地不詳）等十一縣④ 432-434。西漢時屬交趾刺史部，東漢末年地歸交州刺史部。西漢舂陵戴侯熊渠子劉利曾任該郡太守⑤ 97-98，東漢杜穆、豫章鄱陽人雷授、丹陽人甘定、陳敘、零陵人劉曜、潁川定陵人陳稚叔、陳國人地余、史璜、長沙人吳巨、陳臨、令狐溥等曾先后任該郡太守⑤ 270-273。近年先后考古先后發現隸屬該郡所轄之臨賀縣城（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賀街鎮）、高寨城址（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鋪門鎮河東村北）等⑥ 43-46，發掘出土不少反映這一時期的生產和生活遺物，為研究廣西兩漢時期郡縣情況提供重要考古與文物資料。此外，蔣廷瑜在《試從考古發現探尋漢晉廣信縣治的地理位置》（《廣西地方志》，2001年第5期）一文從考古發現的角度，對漢晉廣信縣治的地理位置進行了探尋。張弛在《秦漢蒼梧郡“南移”初探》（《桂林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14年第1期）一文認為漢蒼梧郡得名因南越國與漢長沙國之間尖銳矛盾而立蒼梧國遙領漢長沙國之蒼梧郡而得名。陳曉林在《賀州古道對接瀟水與漓水（桂江）探釋》（《廣西博物館文集》第四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通過綜述的形式，以漢置富川縣為例，分析了賀州古道對接瀟水與漓水（桂江）之重要作用。
合浦郡：古郡名，秦朝屬桂林郡。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后設，王莽改為桓合郡。西漢時戶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每縣平均戶數3079.60，每戶平均口數5.13③ 17。東漢時戶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七，每縣平均戶數4624.20，每戶平均口數3.75[③ 25。西漢時相當于東漢郡國區域所有之口數78980，兩者相較增數為7637，百分比為110%③ 33。治合浦（王莽改為桓合亭，今廣西合浦縣東北）。統領合浦、徐聞（今廣東徐聞縣西南）、高涼（地有高涼山，今廣東陽江市北）、臨允（王莽改為大允，今廣東新興縣南）、朱盧（都尉所治，今地待考）等五縣④ 436-437。西漢時屬交趾刺史部，東漢末年地歸交州刺史部。東漢犍為南安人費貽、會稽上虞人孟嘗、來達、嘉興人王晟、虎旗、蒼梧廣信人士壹等曾先后任該郡太守⑤ 270-274。近年韋革在《從歷史學和考古學方面對漢代合浦郡縣設置的一些認識》（《廣西考古文集》第二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一文聯系史籍和歸納合浦郡相關著述而結合歷史學和考古學方面對漢代合浦郡縣設置進行分析探討。陸露、張居英在《西漢合浦港口考辯》（《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歷史文獻以及考古、地質資料分析，認為合浦大浪城址是北宋開寶五年至太平興國八年（972―983年）的廉州治所遺址而非廣西文物工作隊課題組所推定的西漢合浦港址并推斷漢代合浦港應在今廉州鎮西南一帶。顏潔在《南海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合浦興衰史考證》（《東南亞縱橫》，2013年第12期）一文利用史料和考古研究成果與相關學者研究，論述了兩漢合浦港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發展和繁榮與在涉外經濟貿易交流中的貢獻而說明了廣西沿海地區和海外東南亞等地區所存在的悠久歷史聯系。吳錫民在《合浦大漢古港對外交往論》（《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一文從各種證據指出兩漢合浦港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地位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對合浦大漢古港對外交往史進行論述。杜樹海在《試論兩漢時期合浦郡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關系》（《廣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 一文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方面指出兩漢時期合浦郡成為國防前線，成為兩漢對外聯絡與交往的重要窗口，成為兩漢用兵海南等地的軍事陣地。廖國一在《漢代合浦郡與東南亞等地的“海上絲綢之路”及其古錢幣證據》（《廣西金融研究》，2005年第S2期）一文以古錢幣為索，對漢代合浦郡與東南亞等地的經貿關系進行了分析探討。梁旭達、鄧蘭在《漢代合浦郡與海上絲綢之路》（《廣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通過考古材料和相關文獻資料，對漢代合浦郡治、合浦港口的具置和漢代繁榮興旺的歷史面貌等問題進行論述。蔣廷瑜在《略論漢“徙合浦”》（《社會科學家》，1998年第1期）一文聯系《漢書》和《后漢書》等史料，對兩漢因罪“徙合浦”現象進行了綜合分析。
結合以上資料與釋讀不僅可以明晰徐天麟《西漢會要?右交州刺史領郡七》和《東漢會要?右交州刺史部》篇之部分風物而為進一步探討部分兩漢廣西政區提供了新方向與新思路進以啟示今人為此開拓方法和領域，而且也對深入挖掘以會要體所代表的相關中國古代歷史地理景致供給了緣由和契機。從而將歷史發展予以縱向把握，以發展的視角聯系古今，更好地適應現當代學術旨趣以及治史要求。此外，相關記載與表述也對探究相關人文地理內容大有裨益。再者究其相關研究成果而言，近年廣西兩漢時期相關郡縣研究獲得了許多之收獲和進展，但美中不足的是，仍然存在著論文選題重復（如合浦郡與其所承擔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地位等論題）、內容集中（如著述較多集中于桂東南或桂東北等區域，桂西南或桂西北等地限于資料缺乏而顯得研究不夠深入等）。相當問題如廣西兩漢時期郡縣空間形態、相互之間聯系狀況等都有待于進一步深化挖掘拓展。
圖一：西漢交趾刺史部地圖（含郁林、蒼梧、合浦三郡）⑧ 35
圖二：東漢交州刺史部地圖（含郁林、蒼梧、合浦三郡）⑧ 63
注釋
① 徐天麟，著.西漢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7：643.
② 徐天麟，著.東漢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78：552-553.
③ 梁方仲，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④ 周振鶴，著.漢書?地理志匯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⑤ 嚴耕望，著.兩漢太守刺史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
⑥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二輯）[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⑦ 梁方仲，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⑧ 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參考文獻
[1] 徐天麟.西漢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7.
[2] 徐天麟.東漢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78.
[3] 班固等.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 范曄等.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6] 王存.元豐九域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4.
[7] 樂史.太平寰宇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7.
[8] 穆彰阿等.大清嘉慶一統志[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9]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
[10] 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廳，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二圖書館合編.廣西歷代郡縣沿革簡編（初稿）[M].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廳、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二圖書館合編，1963.
[11] 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 李曉杰.東漢政區地理[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16]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17]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8] 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9] 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20]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二輯）[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
[21] 曲英杰.古代城市[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22] 王先謙.漢書補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3]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24] 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
[25] 蔣廷瑜.廣西境內的秦城和漢城[N].廣西日報，2007年9月24日（第11版）.
[26] 蔣廷瑜.廣西地區最早的縣――洮陽[J].學術論壇，1981（06）：82-83.
[27] 蔣廷瑜.略論漢“徙合浦”[J].社會科學家，1998（01）：87-90.
[28] 蔣廷瑜.試從考古發現探尋漢晉廣信縣治的地理位置[J].廣西地方志，2001（05）：46-50.
[29] 蔣廷瑜.廣西考古四十年概述[J].考古，1998（11）：1-10.
[30] 李珍，藍日勇.秦漢時期桂東北地區的交通開發與城市建設[J].嶺南考古研究，2001（04）：90-93.
[31] 陳小波.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J].廣西地方志，2007（02）：41-45.
[32] 廖國一.漢代合浦郡與東南亞等地的“海上絲綢之路”及其古錢幣證據[J].廣西金融研究，2005（S2）：98-108.
[33]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編.廣西考古文集（第五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34]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廣西考古文集（第二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5] 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西考古文集（第三）[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36] 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西考古文集（第四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37] 陳代光.秦漢時代嶺南地區城鎮歷史地理研究[J].暨南學報，1991（3）：81-90.
[38] 韓光輝.廣西桂林地區城鎮體系的形成與發展[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1）：91-105.
[39] 史念海.漢代零陵郡始安縣城址芻議[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3）：1-8.
[40] 錢宗范.秦漢統一嶺南和桂林建城年代研究[J].社會科學家，1999（6）：65-69.
[41] 李珍.漢代零陵縣治考[J].廣西民族研究，2004（2）：108-110.
[42] 李毓麟.秦漢布山古城考[J].廣西社會科學，2006（1）：87-90.
[43]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三輯）[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
[44] 陸露，張居英.西漢合浦港口考辯[J].廣西民族研究，2007（1）：172-178.
[45]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廣西博物館文集（第四輯）[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
[46] 錢宗范.秦漢時期嶺南歷史地理若干問題的探討[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8（1）：121-124.
[47]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五輯）[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
[48] 韋曉.廣西古代城池的出現與發展略述[J].廣西地方志，2010（3）：39-43.
[49] 覃正.“d林”古地名考釋[J].廣西地方志，2011（3）：53-56.
[50] 后曉榮.新莽置郡考[J].中國史研究，2013（2）：63-74.
[51] 張弛.秦漢蒼梧郡“南移”初探[J].桂林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14（1）：49-56.
[52] 賈軍仕.兩漢經略嶺南述考[J].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14（4）：131-134.
[53] 劉俊珂.歷代王朝經略廣西地區述論[J].欽州學院學報， 2014（3）：91-98.
[54] 王子今.秦漢“五嶺”交通與“南邊”行政[J].中國史研究， 2014（3）：17-21.
[55] 顏潔.南海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合浦興衰史考證[J].東南亞縱橫，2013（12）：62-68.
[56] 吳錫民.合浦大漢古港對外交往論[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13（3）：146-150.
[57] 曾國富.古代嶺南區域史研究30年回顧述要[J].中國史研究動態，2010（3）：15-23.
[58] 張帆.從考古遺存的區域分布談秦漢時期嶺南的開發[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9（12）：100-102.
[59] 秦邕江.廣西簡史[J].廣西地方志，2006（3）：12-27.
[60] 杜樹海.試論兩漢時期合浦郡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關系[J].廣西地方志，2005（3）：45-50.
[61] 梁旭達、鄧蘭.漢代合浦郡與海上絲綢之路[J].廣西民族研究，2001（3）：86-91.
[62] 段塔麗.秦漢王朝開發嶺南述論[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0（2）：92-98.
[63] 莫鳳欣.廣西歷史沿革述略[J].廣西地方志，1998（5）：29-33.
[64] 李三謀.東漢王朝的邊疆經略[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3）：21-34.
[65] 顧頡剛，譚其驤.關于漢武帝的十三州問題討論[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