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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的學前教育專業本科學生的培養中,職業道德教育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
(一)學前教育專業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僅限于書本理論層面的死記硬背,不能夠有效地和將來的工作實際相結合。
在現有的培養方案中,職業道德教育通常和幼兒教育法律法規一起講授,更多的是給學生提供《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幼兒園管理條例》和《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等法律法規的分析。很少針對職業道德的內涵教育進行專門的授課。
(二)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并沒有高度重視幼兒教師職業道德教育。
一說到幼兒教師職業道德教育,學生認為自己走上工作崗位后不會在職業道德上出現問題。學生沒有正確認識職業道德的內容,把職業道德和一般的個人道德品質混淆在一起,不能分別兩者之間的差別。
二、教育學課程改革的目標
目前教育學課程體系的設置表現出較強的學科本位主義,課程設置比較隨意,缺乏先進性和科學性。如何體現以就業為導向的宗旨,培養學生運用教育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教會學生掌握教育學的學習思維和學習方法,提高學生教學能力等已成為教育學課程急待解決的問題。
(一)專業課程的改革目標
學前教育專業課程將改革的目標定位為:“提高學生綜合職業能力,服務學生終生發展。”通過對專業課程的改革,進一步強化實踐教學過程的落實,可以促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對課程的內容更好地把握,同樣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引導學生積極培養實踐能力,達到學習目標。
(二)文化課程的改革目標
文化課程做為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基礎性課程,對學生將來掌握精湛的專業技能,發展理論創新的能力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將學前教育專業文化課程的改革目標定位為:“夯實基礎,深化理解,服務應用,促進發展。”教育學課程作為學前教育專業的基礎學科,承載著提高學生教育素質、培養學生教育教學能力和拓展學生能力的任務。開設教育學課程的目標是實現義務教育階段的培養目標,在面向全體學生,著重強調學生個性發展的需要,盡量使每個學生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發揮各自的優勢,使不同的學生得到不同的發展。
三、教育學課程改革的總體思路
在傳統學前教育教學中,文化課和專業課都有著共同之處,那就是學生在腦海中形成的概念就是只要期末考試通過就萬事大吉了,這種學習概念造成了很多學生學習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日常教學中一些重點并沒有長久記憶在學生的腦海中,久而久之形成了消極應付的學習態度和學習心理。因此,在新的課程改革中,我們從改變教學和考核模式入手,構建“全程式、多元化、現場化”的新型課程教學和考核模式。而針對在實際的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培養中,職業道德教育存在的問題我們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解決:
(一)入學教育
在學生入學之初,通過入學教育中的課時,對學生進行學前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人才培養規格和具體的培養方案的分解、分析,讓學生了解自己在校四年中的主要課程的方向和內容,初步設定將來的就職方向,樹立最初的就職理想。讓學生在入學教育的過程中,熱愛并向往自己的專業。并且進行人生觀、價值觀教育。讓學生理解幼兒教師職業的偉大,增加學生的職業自豪感,啟發學生從心底里熱愛這份事業。
(二)心境教育
通過分析不同文件中關于職業道德的要求不難看出,熱愛的兒童、愛護兒童是我們職業道德的核心。所以我們需要培養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幼兒教師的工作是辛苦的、瑣碎的,只有擁有發現美的眼睛,才能在工作中調整心態,發現班內每個孩子的優點,才能發自內心的尊重兒童和熱愛兒童。
(三)承諾教育
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形勢相較于其他的畢業生有很大優勢,通過研究表明,幼兒教師對本職業作出承諾是很重要的。幼兒教師這個工作本身就是助人的工作,我們需要將我們工作的對象置于我們職業生活的首位。雖然有時我們身體不適也要堅持上班,但對我們選擇的職業要有職業的堅守。
(四)理論結合實踐教育
鼓勵學生利用志愿者服務工作積極參與到幼兒園一線,設身處地地像一線優秀教師學習職業道德,并將自己學習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中。也可以到幼兒園參加園內組織的關于職業道德的相關活動,體會職業道德教育的真諦。
(五)專題報告會教育
請優秀幼兒園園長和教師到校做職業道德教育的專題報告會。可以請專家用豐富的案例介紹在幼兒園中如何愛護孩子,如何尊重家長,如何支持幼兒的發展。真正把職業道德教育滲透到每一處教育契機中。
四、教育學課程改革實施計劃
(一)修訂和完善教學計劃
根據國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門對學前教育專業人才的要求,結合本學校對該專業的定位與服務方向以及本校學生專業素質的實際情況,確定學前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努力將學生的知識、能力與素質完美結合,打造出適應社會需求的全方位復合型人才,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
(二)調整專業課程體系
想要針對學前教育專業課程模式進行改革,就必須要見改革堅持到底,改革非朝夕間即可完成,更不是游走在紙上的文字,想要顛覆從前的教育模式,就必須要打破曾經的以學科理論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和課程體系,建立以職業和技術崗位群所需要理論知識和技術能力為中心的課程體系。逐步探索使用行業導向型的模塊式教學計劃,突出課程的實用性,增加輔修和選修教學內容的比例,全方位、立體地打造專業人才。突出技術應用能力和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和訓練,增大實踐教學的比例。新的課程設置緊緊圍繞改革目標,堅持培養目標的層次性、漸進性、梯度性、全方位性。
(三)考核形式和內容的改革
下面以幾處詩文語段為例,找點訓練,自主賞析,從檢驗的層面來看寫景文段的指導意義。
1.以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為例,賞析詩中寫景的句子。
首先從語言運用美(用詞的角度)來賞析景物的特點美:“折”體現了邊塞北風的狂暴猛烈,“八月”體現了邊塞雪下得早,天氣異常寒冷。“千樹萬樹”則體現了天異常寒冷,雪下得大而猛烈。同樣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句使用了比喻的修o手法,把雪壓枝頭的景象比作梨花盛開,生動形象地描繪了邊塞風光的綺麗壯觀,體現了詩人積極樂觀的情懷,符合詩人一貫的邊塞詩風,情景交融,令人感動。詩的前兩句從正面描寫邊塞風光,中間的“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兩句則通過寫雪花浸濕了帳幕,白天穿著狐皮大衣也不覺得暖和,將軍角弓凍得拉不開,都戶的鎧甲冷得難穿上,從側面襯托了邊塞天氣的寒冷。詩人運用正側面描寫相結合的手法,表現出戍邊生活的艱苦。
2.以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為例,分析小說中景物描寫的段落。
虎妞懷孕,一家人全靠祥子拉車掙錢。課文中節選的這一章正是祥子在天氣變幻無常的情況下,拉車掙命的情形。課文中第一段的第一句就從正面對景物進行了描寫:
六月十五那天,天熱得發了狂。太陽剛一出來,地上已經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霧非霧的灰氣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覺得憋氣。一點風也沒有。祥子在院子里看了看那灰紅的天,喝了瓢涼水就走出去。
“天熱得發了狂”與“地上已經像下了火”兩個短句分別體現了描寫的語言運用美:前一個短句使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賦予天氣人的情緒,生動地體現了天氣炎熱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后一個短句則運用了夸張的修辭手法突出了天氣炎熱的具體程度,側面襯托了祥子憋悶的心情。第二段中除了“處處干燥,處處燙手,處處憋悶,整個老城像燒透了的磚窯,使人喘不過氣來”是正面描寫外,還選取了柳樹、枝條、便道上的塵土這些自然景物從側面襯托天氣的干燥、炎熱、憋悶的特點。
描寫從暴雨將至到暴雨如注的過程時,除了體現景物特點之外,作者還非常鮮明地展現了寫景的層次:先寫雨星,接著寫雨點、雨道,然后寫雨瀑,最后寫一個水的世界,生動地呈現出暴雨將至到已至的全過程,寫出了天氣的變幻無常與異常惡劣。這樣的烈日與暴雨隱喻了祥子的生活狀態――水深火熱,從而起到了揭示文章中心的作用。
3.以晏殊的《浣溪沙》為例,分析詞中的景物描寫。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詞的下片抓住了暮春“花落去”的特點,表達了詞人對美好事物逝去的無比惋惜之情;又抓住了暮春“燕歸來”的特點,暗示了盡管花的落去讓人無限傷感,但又有似曾相識的燕子喚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香徑”抓住了暮春時節花香氤氳的特點,給詞人對自然與人生的思考渲染了一種美好而詩意的氛圍。
在我4歲的時候,一場礦難奪去了我父親僅有30多歲的生命,由于當時年齡還小,所以至今在記憶中父親的形象還幾乎是一片空白,當時母親沒有工作,一家4口人的生計全靠父親的工資維持,父親的突然離去隊這個家庭來說無異于晴空霹靂。出事不久,姥姥、姥爺見我們實在艱難,就把我們解答他們家去住,于是母親帶著我和姐姐搬進了姥姥家前面的廂房里。開始時我們和姥家人一起吃,但不久母親就提出要找工作,幾經周折母親終于在爸爸生前所在礦的一個家屬廠上班了,母親的工作很辛苦,而且要倒班,每月都要上20天的夜班,上夜班是母親最愁的,工廠離家有兩三里路,母親又生性膽小,幾乎每次都一路小跑來到班上或回到家里的,姥爺要送她或接她,她執意不肯,因為姥爺每都上白班,她怕影響姥爺第二天上班。
雖然辛苦,工資也不高,但母親還是不忘經常給我和姐姐買些營養品回來,然后微笑著看我們吃,自己卻一口也舍不得吃……
經歷了漫長的一個學期,我們終于迎來了上學以來的第一個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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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冬天很冷,雪天又多。冬天對于我們這些孩子來說,是無聊的季節,因為當時家里沒有什么可以娛樂的東西,所以只得靜靜的呆著。
當然冬天也并非一無是處,其中有一個盛大的節日就是我們久久期盼的,那就是春節。
一般企業在制定當年計劃后,才開始擬定人力資源招聘、資金支出等計劃。年度人力資源計劃一般來說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1.1收集有關信息
收集有關信息主要包括外部環境信息以及企業內部信息(1)外部信息主要是指當年的整體市場環境,也就是國家的宏觀經濟導向。同時還會關注企業所在行業的市場環境、競爭對手情況和未來發展走向。關于勞動力市場,企業一般會關注人才市場變化、城市人12'發展走向、當年人才供應整體素質等社會大環境方面的宏觀數據.這些數據主要跟企業所在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相關(2)內部信息一般是指企業'-3年的發展目標.企業人員組織架構的變化、企業在人力資源投資中所投入的資金比例.以及企業業務發展對人才需求的渴求成度等,這些信息都與企業自身發展息息相關。
1.2預測人力資源需求與供給
在未來一年內人力資源的需求和市場大環境的供應情況.通過對現有的外部和內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同時運用一些統計學方法.企業可以較為準確的預測本年度人才引進計劃。如果人才市場整體環境飽和、企業不需要太多引進人才就可以完成當年的發展目標.這是企業內部可能會有一些人力資源的流出;反之,企業會引進人才,相應的人力資源成本和投入就會發生變化
1.3編制人力資源計劃
人力資源計劃的編制與企業人力資源發展質量息息相關。人力資源發展目標、企業當年發展計劃以及企業所在行業整體大環境的競爭趨勢等.這些都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都決定了人力資源計劃編制的質量人力資源管理行動計劃一般由項目名稱和項目細則組成,在年度人力資源計劃中,行動計劃是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還要有相應的、明確的行動計劃。
1.4人力資源成本預算
所謂企業人力資源成本(以下簡稱為HR成本),是指為了獲得日常經營管理所需的人力資源。并于使用過程中及人員離職后所產生的所有費用支出,具體包括招聘、錄用、培訓、使用、管理、醫療、保健和福利等各項費用。人力資源預算對于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的意義.人力資源預算不僅有利于人力資源計劃工作。通過對前一年度人力資源投入和產出進行經濟分析.以此作為下一年度人力資源參考.企業有關人員招聘、內部人員晉升以及人員調整可以以此為依據企業人力資源預算的制定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而不是以靜態不變的。為了使人力資源預算方法具有現實可行性.一般調整需要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可以修改和變更,使之完善,在年末,人力資源預算還可以和實際發生費用相比較,這樣將更有利于人力資源的組織工作和控制工作。
2人力資源管理年度績效標準
企業人力資源績效指標考核的重要前期就是能否制定出合理的績效標準.這也是年度人力資源計劃制定是否科學有效的標準之一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年度績效目標一般是以上一年的年度績效目標以及完成情況作為參照,而不是上級或部門領導的隨意指定企業在制定完整的人力資源績效目標后還需分解到每個月執行。下一年人力資源績效目標的制定除了要有科學的參照物.同時也需要下達到企業員工中.明確界定當年的人力資源績效考核目標.同時將績效結果和激勵機制掛鉤通過逐級分解,在當年的工作中,員工要清楚的知道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企業人力資源領導要跟蹤,了解員工發展情況:建立績效檔案,對整個流程要有相關責任人要進行跟蹤考察,并就有關的問題進行處理。通過人力資源目標既定的范圍內不斷做出調整,回顧、反饋和調整,在不定期地對目標進行考核:以記錄有關人員的績效表現確保企業人力資源目標的制定和完成都有根有據,確保績效考評的公正。人力資源管理年度績效指標一般包括:人事費用率、人均費用、人均產量、人均產值、人均效益、招聘費用率、人均培訓費用、內部流動率、外向離職率等(見表2某一案例)。
3從經濟學角度看人力資源管理
3.1人力成本假設
每一企業當年的計劃位銷售額6個億左右。一般來說。該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效率應為6000萬元.也就是其1O%.這樣該企業明年銷售計劃和人力資源管理計劃就有以下兩個可能性:(1)假設該企業制定第二年的銷售任務為7億元,那么,第二年該企業人力資源成本效率我們不一定為l0%.因為人力資源的邊際成本要高于銷售額的邊際成本,當銷售額增長后.人力資源成本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出現下降.本案中假設為9%:(2)假設該企業制定第二年的銷售任務為8億元.根據上述分析,該企業第二年人力資源成本這樣分解:2億元(8億一6億)中有1億元的人力成本為9%,另一億元的人力成本為8%。預算整體的人力成本公式為:∑(月銷售額×人力成本率)=全年人力成本一般而言.企業的人力資源部在指定下一年的人力資源計劃之前要留出充足的時間來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假設該企業是11月份開始收集信息,篩選出變量因素。這時候.本年度12月份人力資源成本就可以采用以下公式進行計算:某月的銷售額×人力成本率=當月的工資總和.
3.2崗位工資和績效工資
一般而言.企業員工S-資分為兩部分.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這兩種工資模式都屬于人力成本,統稱為基準工資。那么如何從經濟學角度看人力資源管理成本支出呢?舉例來說,某一公司當年1月份銷售任務是4000萬元.人力成本率為10%,公司制定的年終獎績效系數為2%,企業現有員工400人。2月份企業招聘人員2O名,銷售任務不變。(1)1月份人力成本:4000:,:8%=320(萬元);400人的崗位工資之和為250(萬元);績效工資=320—250=70(萬元)(2)1月份人力成本:4000~8%=320(萬元);400人的崗位工資之和為260(萬元);績效工資=320—250=60(萬元)就基準工資而言,基本工資和技校工資的比例.不同企業有不同的規律,一般情況下.崗位工資和績效工資的比例有幾種模式,例如對半、開、七三開等。如果企業的基準工資比例發生變化,例如原先基本工資:績效工資=5:5,現在調整為基本工資:績效工資=6:4.這說明員工的基本工資在增加.績效工資再減少。企業從人力資源成本節省角度考慮,可以適當減少人員的數量,為了進一步達到雙贏的機制,這種情況下,企業可以考慮采取績效工資還按原來的人數所得發給現有的人數所得,而基本工資的發放按減少后的人員數量發。
4人力資源預算管理的保障措施
4.1人員保障
企業必須安排相應的人員全程編制、執行和監督人力資源預算,如果人力資源預算的編制不能結合實際.就是失去了其指定的目的。有條件企業必須有相對應的單位和人員來保障,可以考慮成立專項人力資源編制小組進行預算編制工作。集團型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指定的人力資源預算編制要復雜.這是由于比一般的中小企業要復雜得多。在人力資源預算執行的監督和評估方面,為了更好地確保預算執行不偏離正常軌道.可以由單位領導或者相關的專業人士來進行
4.2激勵保障
在當年執行完企業人力資源預算后,要對其進行平復.一般分為兩種,完成和未完成。對人力資源預算執行結果評估和測算。并給予所有參與預算執行的單位相關質量考核,以確定是否給與獎勵以及獎勵金額的多少。值得注意的是。在預算執行過程中.造成預算的難以執行或者無法執行可能是因為有的單位遭遇外界環境的巨變或者企業內部的突況嗎.所以要區分對待
5結束語
關鍵詞:閱讀教學 提出問題 情境創設 和諧問答
古語云:“學起源思,思起源疑。”高中漢語文閱讀教學中問題情境是學生掌握知識,形成能力,培養理性思維,發展良好心理品質的重要源泉,是溝通現實生活與學習的橋梁。創設良好的“問題情境”,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使學生產生“疑而未解,又欲解之”的強烈愿望,進而轉化為一種對知識的渴求,為課堂教學創設一種緊張、活躍、和諧、生動、張弛有道的理想氛圍。而在實際教學中,有些教師對問題情境設計關注不夠、認識模糊,認為只有生活實例才是情境,似乎每節課都要實際情境,因而頻頻出現低效、無效、多余,乃至干擾學習的“假情境”。那么在新課程理念下如何進行有效的“問題情境”的創設,使數學課堂充滿生命活力呢? 漢語文閱讀教學中,問題情境可使學生置身于特定的認知任務之中,激發他們的認知內驅力,從而引發其解決問題的行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積極創設問題情境,以提高閱讀教學效果。那么如何在高中漢語文閱讀教學中去創設問題情境呢?
一、問題情境的創設要有針對性
問題情境的創設,必須基于深入分析和挖掘教材內容中蘊涵著的能力價值、情感價值,利用這些知識作為情境素材,創設問題情境,這樣才能激發學生探究的興趣。只有問題結構與學生的認知結構相匹配,才能在課堂上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教學才能達到目的。在設置問題情境時,應考慮內容、方式上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知識水平和能力水平,讓學生通過積極思索和探究,解決問題或得出正確結論,從而讓學生嘗到成功的喜悅,進一步提高學習的興趣。對學生來說,“心求通而未得”的問題類似“跳一跳才摘到的果實”,最有價值。因此,所創設的問題情境處于學生“最近發展區”的范圍內,才能激發學生的認知沖突,喚起他們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二、創設民主、和諧的問題探究情境
在創設問題探究情境時,教師應為學生創設民主、和諧的師生關系,應積極引導和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使學生對教師的發問樂于思考,并能夠各抒己見,在積極的思維中進行知識的習得、能力的提高。這樣的教學活動大大增加了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改變過去的單向度交往方式為多向度交往方式,師生關系更加親密,課堂氣氛更加活躍。
三、通過學生生活體驗創設問題情境
認知心理學中的建構主義學說認為,學習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經驗構成了一種認知的預結構,教師應該把學習者現有的知識經驗作為新知識的生長點,引導學習者從原有的知識經驗中生長出新的知識經驗。在課堂導入中利用學生已有的生活體驗與課文內容進行比較溝通,可以水到渠成地把學生的注意力和思路引入課文中,激發他們探究未知領域的興趣。比如,在教學《我有一個夢想》一文時,教師充滿感情地和同學們討論交流了這樣一個問題:請大家談談你的夢想是什么?學生各抒己見、各抒己夢,課堂氣氛變得熱烈起來。
這樣的設疑導入,既創設了問題情境,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又使問題的指向性非常明確,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四、利用學生的典型錯誤創設問題情境
在學生的作業、試卷和課堂回答、討論中,經常有一些錯誤的觀點,以這些觀點創設問題情境,具有針對性強、易引起學生高度重視的作用。問題情境創設后提出問題,再通過學生自評、互評或教師點評等方法,引導學生分析理解問題,其教學效果較好。有時為了教學需要,甚至教師可故意設計一些錯誤觀點供大家評述。在這個不斷解決問題的學習過程中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主體作用,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探究能力。
五、通過課外資源創設問題情境
如在教授魯迅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時,向學生提供以下兩則材料:美國學者采訪過許多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三分之一的人都表示“我想把這一切都忘掉”;巴金雖然多次建議建造“”博物館,但是他也多次表示不愿意回憶“”經歷。正是對于這些人的回憶和人類對于犧牲者長期所懷的負罪感,使一種無壓抑的文明的前景暗淡下來了。然而魯迅為什么要忍受兩次悲憤,經受了一次又再來一次?學生通過對這兩則與課文相類似的學習材料的解讀,獲得了關于制造屠殺者的殘忍與承受迫害者的悲慘等多重情感體驗,實現了課文內容的創造性構建,諸如“回憶是為了忘掉痛苦,燃起生的希望”、“重述一次是為了記住歷史,引以為戒,防止歷史的重演”、“以文章自責,解剖自己,讓自己輕松一下”等。
六、于無疑處創設問題情境
例如,在學習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時,師生先共同對“柳樹”這個傳統意象進行了分析:“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柳諧音是“留”,是中國文化中傳統的別離意象,古人早就有了折柳送別以表依戀與牽掛的習俗。接下來進一步提出能誘發學生發散思維的問題:這里的“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這樣一個生動的比喻還有沒有其它的意蘊?學生在充分誦讀和討論的基礎上,做出了個性化的理解,比如有的認為:那在風中舒展的纖細的枝條,讓他回想起那些偎依在她的身邊宛若紅袖添香伴讀書的往昔。長長的柳枝所牽動的,不只是一種心緒,還是一串故事。
總之,教師要善于創設問題情境,使教學內容產生巨大的誘惑力,使學生的思維不斷迸發出智慧的火花,從而有效地提高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張玉民,范天成.教師創設教學情境能力的培養與訓練[M].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關鍵詞:產業政策;市場失靈;能力建設;國際競爭力
現代西方經濟學誕生以來,自由與保護之爭就成為不同經濟流派之間永恒的爭論話題,而產業政策作為政府為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用來干預國家經濟的重要手段,不同經濟學派對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著種種爭議,本文希望對于產業政策對于現代經濟的作用的不同觀點進行梳理,以期能夠合理運用產業政策,從而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對于產業政策的批評
早在亞當·斯密的古典主義經濟理論誕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爾就已經提出貪婪等個人劣行卻能夠達到好的公共利益,從而否定政府的干預,倡導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對于斯密等后來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斯密開始,眾多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就一直推崇市場機制的功能,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發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規則,保證市場秩序的正常運作則可,政府只需要充當國民經濟的“守夜人”,而根本沒有必要通過制定經濟政策而對國民經濟施加影響。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反對產業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化的學者的觀點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個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分配社會資源的過程相對復雜,需要太多的信息以處理社會經濟事務。政府很難代替市場運行所必須的各個分散的信息過程,而市場機制自發的運行卻能夠獲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過其人從事相關決策行為,其委托關系也缺乏足夠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夠獲得充足的信息,也沒有足夠的刺激卻保證他能夠盡其最大努力去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換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夠的信息去選擇優勝者,反而容易誘使尋租行為的產生,從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預行為的初始目的。克魯格分析了對于進口的數量限制是如何導致企業間的競爭以獲得進口許可證,從而產生租,進而把資源浪費在非生產性尋租活動之中。張五常在研究產權制度時,提出集權國家推行有別于私人財產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對于經濟推行規則,如許口證等,往往導致普遍的賄賂現象(張鵬飛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義推崇市場功能與最小政府,認為市場能夠通過眾多獨立的決策行為自己組織運行。自斯密起,主流經濟學家就主張政府僅僅充當守夜人,而盡量減少對于經濟運行的干預,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保證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預,以及壟斷等非市場因素只會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從而損害社會的福利。因此,在經濟自由者來看,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是能夠保證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預只是扭曲市場機制的運行,從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為市場機制的運行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而無需運用產業政策影響市場的運行機制(張鵬飛等,2007)。
第三,還有一些學者則通過實證研究,對產業政策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表示了懷疑(張鵬飛等,2007)。奧蒂通過對比巴西等拉美國家與東亞高增長國家的實踐,指出盡管拉美國家更早的經濟發展中推行了產業政策,可是由于國內購買力水平很低,市場規模不足,而產品的出口不擁有成本與質量優勢,從而政府產業政策對于國內產業部門保護的結果卻影響拉美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從而導致其經濟被東亞國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東亞高增長國家一直被視為推行產業政策,促進其發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國外的經濟學家也對此表示了懷疑。如1993年比森和溫斯坦通過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產業政策對于其各主要工業部門的扶持力度的數據,得出結論:日本產業政策并不影響日本各產業部門的發展速度,而與日本產業部門生產率和競爭力也沒有顯著的影響。
與之類似,維斯塔爾固然承認產業政策在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但他認為日本的產業政策僅在上世紀50年代表現出其積極的意義,而自60年代開始,其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就開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產業政策固然仍然表現出一定的積極的特征,但是從整體上已經是導致日本的經濟表現惡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的成功,應該說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躍的產業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應的產業政策。
擁有上述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一般都認為新自由主義方法是對于所有國家最好的戰略,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應該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戰略融合進全球經濟,應該通過自由市場分配資源,獲得它們的自然比較優勢,達成最優的動態優勢,實現可達到的最為穩定的增長,沒有政府干預可以促進發展,或者增加福利。在這種方法下,國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明確的游戲規則,對于國外產品與要素實施完全的開放,保證私人企業的領導地位,提供諸如基本的人力資本,公共設施等基本的公共產品。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看來,產業政策只會扭曲市場的調節資源配置時的運營機制,影響其效率,甚至對于社會總體的福利水平來說,會產生負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最好的產業政策是根本沒有任何產業政策。”
而在實踐中,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制度可以追溯到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導的新規則所應用,而且明顯的反映在“華盛頓共識”之中。
二、支持產業政策的觀點
漢密爾頓早在他的《制造業報告》中,就指出了市場機制對于創新產業的培育,對于創新投資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認為市場價格是在短期內調節需求與供給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號,但是他們對于引導對于創新技術的投資,產品選擇,或10年~15年內的生產規模方面的引導是不充分的。他還認為資本在供給創新生產時是任性而羞澀的,因此國家應該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資本家的信心,幫助他們克服他們實踐過程中的障礙。他的解釋也為現代產業政策論者反駁新自由主義觀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首先,他們批評了新自由主義者過于理想化的假設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評了新自由主義對于完全市場機制的假設,他指出: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數發展中國家,卻存在市場失靈與不完全。既然市場自身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就必須尋求政府通過一些合理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促進發展的政策來實施干預。
萊爾也強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他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市場是有效的,保證市場運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達不到最優,政府也無法提高效率(Lall,2003)。萊爾不相信自由市場能夠達成動態競爭力,而更趨向于發揮政府的作用,以實現更有效的干預,不能過于依賴市場而忽視政府的作用。市場力量是強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證市場更有效運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須利用政府來提升市場產出。萊爾承認過去一些產業化政策運作效果并不好,這就成為新自由主義者否認產業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認為過去的政策失靈不是被動的依賴市場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過加強對于產業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與執行產業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靈對于產業政策的執行效果的負面影響。
豪斯曼等則從市場失靈的角度指出產業政策對于調節由于存在協調失靈與信息外溢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的重要意義(Hausmann,2006)。所謂協調失靈是指市場是復雜的,以至市場中每一個人的收益都是取決于市場的其他參與者的行為。如果市場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參與者的行為協調一致,那么政府就應該執行產業政策,引導市場主體采取某一行為,甚至替代市場以直接執行某種投資行為。信息外溢則定義為在一個社會生產一種新產品過程中的成本結構的確定。比如一個人進行一種創新行為,如果他的行為容易讓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創新失敗,他將承擔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創新取得成功,就會有眾多的模仿者出現,從而使得其個人的收益少于社會的收益,在這種狀態下,一個社會的創新行為就難以出現,那么政府就必須采取行為來限制模仿者的出現或者補貼創新者,使其收入與社會收入相吻合。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最終將促使受保護的產業最終處于競爭的環境中,以提升該國的國有利益,糾正市場失靈所帶來的負的外部效應。他們通過森林的隱喻,闡述了一個國家如何推行產業政策以實現自身的發展。他指出產業政策不能指望無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須依賴信息表達機制。通過開放的體系、自組織和透明度三個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產業政策的有效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考慮產業政策對于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釋產業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較早的從增長理論的角度分析了產業政策對于市場失靈的糾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場的力量自身無力使得資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長產業,這就必須通過政府利用產業政策來引導資源從沒落部門,快速流向新興部門,以推動經濟的健康發展。
波特則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分析的產業政策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則應該通過產業政策來促使本國獲得國家競爭優勢,以實現自身的發展。波特所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使其企業或產業在一定的領域創造并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否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取決于該國的國家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又是由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支持性產業與相關產業、公司的戰略、結構和競爭等四組因素決定的。而政府則作為一種輔助因素,通過執行一定的產業政策來影響上述四組因素,從而建立一個擁有苛求的消費者,國內競爭,較強的供應商聯系,以及好的公共設施的環境。
布蘭德與斯賓塞開創性的把國際經濟學納入考慮產業政策在對于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影響之中,他們運用博奕論作為分析工具,提出“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的概念,并指出產業政策可以在決定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方面充當戰略性的角色。哲羅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過與國際市場相聯系,產業政策在決定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方面表現出重要的作用,產業政策影響著國內效率,生產率與技術改變,最終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隨著科學技術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日益提升,產業政策也被一些學者視為促進創新行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盡管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創造財富與保持貿易平衡時作用相當,但他們在決定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能力的就業,工資,勞動技能,生產效率,研發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卻是不成比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對于經濟的正的外部效應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費的研發投入也更高,就必須依賴于國家利用產業政策鼓勵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研發投入,促進其發展。
格申克龍則認為不發達國家相較工業化國家經濟上的落后,導致其必須跳躍式發展現代化,資本密集型產業,然而它們由于私人部門較弱,資本不足,所有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去動員并分配資源,這就產生了對于產業政策的需要。園山晴已提出,在現代經濟中,技術的發展需要共同之處的研發投入與更長的研發投入與獲取投資回報之間的時間間隔,因此,對于私人部門來說,現代研發行為的風險大大增加,因此,這就必須依賴政府在促進研發中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參與一些基礎性的研發行為,也可以通過提供補貼的方式推動私人部門的研發行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業保持市場份額,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護政策,對于那些遠離技術前沿的企業來說是合理的,因為若非如此,他們將沒有能力保持市場份額和收益,以支撐必要的研發成本,以保證國際競爭力。
盡管在西方理論經濟學發展歷程中,主張自由放任,反對產業政策理論的古典經濟學派長期處于主導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場失靈,以及制度建設對于經濟發展與創新活動的制約作用,從而產生了主張充分發揮產業政策作用,補充市場功能的創新經濟學派與演化經濟學派。正是在這些學派的指導下,以西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日益重視產業政策理論在其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產業政策理論也逐漸發展成為現代西方理論經濟學界的熱門研究領域而得到廣泛的重視。
三、支持產業政策理論的事實依據
在傳統的觀點中,美歐等發達國家是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搖籃,他們孕育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并在長期的發展中推行了自由主義思想,注重市場機制的功能,減少政府對于經濟的行政干預,在世界范圍內,發展自由貿易。然而,事實上,同時歐美國家也是現代產業政策思想的誕生地,而且在其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產業政策始終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張夏準(Chang,2002)分析了歐美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的歷史,指出,其實在歐美國家經濟發展初期,他們也是充分運用了各種產業政策對于本國的幼稚產業進行扶持,對于本國市場進行保護,通過行政手段鼓勵特定產業的發展,從而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而在經濟思想方面,他們卻成功的扮演為經濟自由主義者,鼓勵廣大發展中國家,摒棄產業政策工具,推行自由開放政策,他們的目的其實是在于抽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追趕發達國家的梯子,從而維護其優勢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指出其實自漢密爾頓開始,美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一直堅持運用多種產業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國的產業政策在解決功能性問題,在自由貿易環境下發展美國的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重建美國城市,保障國防建設,以及促進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方面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從事實了揭示了美國并非我們所設想的新自由主義的根據地,始終堅持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的一般觀點,美國其實是綜合運用產業政策的成功典范。
歐盟也是現代產業政策運用的成功典范,佩克爾曼針對整個歐盟范圍內現代產業政策的框架設計與具體運用的歷史透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歐盟的成立的歷程以及現代歐盟各國之間的政策協調也無不顯示出現代產業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與培訓,旨在提升歐盟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能力建設政策在現代產業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戰略的提出,就從整體了確立了以后10年中,歐盟各國的產業政策發展的指導思想,明確“使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富競爭力的、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最具有活力的經濟體,在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遠大目標。
盡管上文中,比森和溫斯坦對日本產業政策對其經濟的飛速增長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懷疑,但是更多的經濟學家,仍然是把日本的產業政策視為促進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因素。萊爾、羅德里克、張夏準等經濟學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產業政策對于日本,乃至其它亞洲高增長國家的經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經濟于上世紀末期陷入危機一度成為眾多經濟自由主義者攻擊產業政策的重要證據。針對拉美的經濟危機,在世界銀行、國家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以美國為首的拉美國家的主要債權國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針對拉美國家開出了一系列癥治藥方,也就是“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共識的指導下,拉美國家推行了一系列經濟自由化改革:減少政府預算赤字,防止通貨膨脹;實行利率自由化;統一匯率,并通過貨幣貶值來推動非傳統貿易增長;推行貿易自由化,以關稅取代數量上的限制,消除非關稅壁壘推行低關稅;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取消各種障礙;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對企業的管制和對競爭的限制;確保資產所有權等。然而華盛頓共識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但對于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并沒起到預期的作用,拉美國家仍然相繼陷入經濟危機之中。
隨著“華盛頓共識”無力挽救處于困境中的拉美國家被歷史的事實所證實,近年來,眾多國外經濟學家紛紛批判“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貿易無法保證穩定的發展,而重拾產業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經濟環境下,如何構建有效的產業政策體系,以提升拉美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通過對于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我們驚奇地發展,無論是主張自由主任的古典經濟理論占統治地位的歐美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還是上世紀末創造世界經濟發展奇跡的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經濟建設工作的拉美國家或轉型經濟國家,產業政策都在其經濟發展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研究產業政策理論也將對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歷程中,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彌補市場調節功能的不足,推動社會創新活動發展,全面提升本國國際競爭力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
盡管目前在經濟學領域,關于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的爭論仍然在繼續,但是從目前而言,在“華盛頓共識”破滅之后,世界各國基本都已經認可了產業政策在現代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意義,并將其直接體現于本國的經濟建設之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已經得到了一定的認可。
傳統產業政策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攻擊,其原因就在于其為了糾正市場失靈,往往更多的關注挑選贏家,限制市場范圍或生產組織條件,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的方式來影響市場的作用機制,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失靈,但卻容易導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尋租與腐敗滋生,從而形成了政府失靈。這也成為經濟自由主義者攻擊產業政策的重要證據,從而支持了產業政策無效論。超級秘書網
而現代各國的產業政策設計已經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預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經濟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規則許可的條件下,著眼于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創新能力的增強。在現代,如知識,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社會資本等無形資本在生產中的地位得到強化,在大規模生產系統中,研發與營銷環節,而非生產環節成為最能創造價值的環節。這一階段,創新與研發,區域集群中的企業之間的協作這兩個領域在產業政策理論以及絕大多數政治行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能力建設已經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的重要內容。
同時,現代的產業政策研究也將擺脫傳統的靜態思維模式,也更注重于促進產業部門的發展和實現企業面對競爭條件時的動態調整,比如通過創造比較優勢來引導新的企業或部門的產生,實現對于現有產業的結構改變等,這也將極大的提升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從歷史上來看,產業政策在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由于過多的政府干預而影響其效率,從而誘發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爭論。但從總體來看,在知識與創新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的現代社會中,一個國家充分利用產業政策來加強其能力建設,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將成為其加快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參考文獻:
一、高等學校的法律地位及相關問題分析
在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一審法院認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高等學校對受教育者有進行學籍管理等權力,有代表國家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職責。高等學校作為公共教育機構,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是其對受教育者進行頒發學業證書與學位證書等的權力是國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項的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3] 下面,就將圍繞學校的地位及由此產生的學生與學校的關系問題進行論述。
法國行政法上,認為學校屬于公立公益機構。公立公益機構是一個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機構,它在特定的范圍內提供一種或多種專門的公共服務,其有三個要求:專門服務,公共服務及人格化。[4] 而法蘭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學院校、公立中學和各中高教育學校等公立教育機構則均屬于國屬公立公益機構。[5] 因此,它們屬于公務法人的范疇,和地方團體以及國家一樣,是一個行政主體。[6] 那么,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地位有什么區別呢?韋德在《行政法》一書中認為,如果大學是依法規設立的,可以將它作為法定公共機構對待,歸入行政法的范疇,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設立的,則不屬于行政法的范疇,學生針對這種大學的權利便取決于契約。[7] 按照公私立標準來區別大學的不同地位,從而確定學校與學生的不同權利、義務關系及相應的救濟途徑,這一理論也受到了一些挑戰。在日本,1970年以后,認為將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對學生的法律關系加以區別,并不合理,并且與教育、研究之非權力性質發生矛盾,因此逐漸趨向于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其與學生間法律關系均屬一種“在學契約關系”。[8] 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將大學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來對待的,[9] 這在前述引用的判決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 更早一點是,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判決書中有相同的表述。這一判決得到二審法院的維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將其選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1] 這就實際上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件判決所作出的認可和支持。不過隨著今后私立大學的增加,其地位是否與公立大學有所區別,以及公立大學(或者包括私立大學)所實施的哪些行為屬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這些問題都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以期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上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標準。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一個問題是:授予學位行為的性質。《教育法》第28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下列權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三)招收學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五)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六)聘任教師及其他職工,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七)管理、使用本單位的設施和經費;(八)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我們注意到,法律在這里使用的是“權利”這個詞,而非“權力”。但是,第3項規定的招生權,第4項規定的學籍管理、獎勵、處分權,第5項規定的頒發學業證書權,第6項規定的聘任教師及獎勵、處分權等,無論是從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強制性,還是從對相對方的拘束力和權利、義務的巨大影響力來看,都更具有行政權力的性質。今后法律中應明確劃分“權利”與“權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學校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便于針對權力的行使設置相應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從而預防并減少權力的濫用,更好地維護學生、教師的合法權益。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1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準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20條第1款規定:“接受高等學歷教育的學生,由所在高等學校或者經批準承擔研究生教育任務的科學研究機構根據其修業年限、學業成績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發給相應的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和博士。公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學,其學業水平達到國家規定的學位標準,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授予相應的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3條規定“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第4、5、6條分別規定了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標準。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綜上所述,我國實行國家學位制度,高等學校頒發學位證書的權力來源于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從這一點上來講,高等學校的學位授予行為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應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疇。當然,高等學校頒發畢業證書的行為亦屬類似情況,在此不再贅述。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與高等學校的關系問題。德國行政法傳統上將學生、公務員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作為“特別權力關系”,從而區別于“一般權力關系”。特別權力關系的法律后果是:無法律保留、無基本權利的適用和無權利保護。[12] 可見,如果適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在此種情形之下,學生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慮的是學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國行政法上,關于一般權力關系與特別權力關系的劃分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關系”。在教育關系、公務員關系等表現為緊密型持續法律關系的特殊設計的法律關系中,不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決定,而且還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質的決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國家與公民之間“原本的”法律關系,而只僅僅關乎機關的正常工作。因而,烏利教授從法律上將其分為基本關系與工作關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與基本權利相關的決定屬于行政行為,而工作關系中的命令則不屬于行政行為。[13] 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學不承認學分事件”中,則提出所謂的“部分社會說”,其判決認為,大學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學生與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無特別規定時,大學具有以學校規則等付諸實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機能。故使大學形成與一般市民社會不同之特殊部分社會,對于其間所發生之爭端,并非全部當然得成為法院司法審查之對象。[14] 公法學者兼子仁教授則提出所謂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約關系說”。這兩者都放棄了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15] 我國目前在高等學校與學生關系方面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側重于管理和規范,對于學生權利的保障和救濟則相對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從一定程度上說,我國未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名,卻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實,這對學生權利的保障實為不利,也不符合當今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今后立法中宜明確學校與學生之關系,既不宜定為“特別權力關系”,也不宜劃入純粹的“契約關系”,應充分考慮學校與學生關系的特殊性和學校日常事務的復雜性,針對不同的事項確定不同的救濟方式與途徑,既給予學校以相當的自主管理權,又能對學生的權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圍問題及教育領域的法律救濟
“無救濟則無權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當把這句格言應用于高等教育領域時,就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引發的議論,人們開始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夠在多大范圍和程度上為學生提供救濟?司法審查的介入是否意味著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當人們為司法的陽光照進大學校園而歡欣鼓舞時,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帶來的可能不止是陽光,還可能引發暴風雨?
我們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即是: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不屬于第12條規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頒發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與頒發許可證和執照的行為是否屬于同類行為呢?許可證和執照是直接賦予相對方從事某種職業或活動的資格,而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則主要涉及對學生學習情況的證明、學術水平的評價。當然,不可否認,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取得與否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收入、社會評價等息息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適用第11條第1款第8項的規定對于本案更為合適。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有更為明確的規定,其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權利:……(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評價,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對于這里的“依法提起訴訟”,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而在《學位條例》中,有關學位授予爭議的規定,主要有第16條:“非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團體對于授予學位的決議和決定持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異議。學位授予單位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當對提出的異議進行研究和處理。”第17條:“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第18條:“國務院對于已經批準授予學位的單位,在確認其不能保證所授學位的學術水平時,可以停止或撤銷其授予學位的資格。”而對于學位申請者的學生,卻無任何聲明異議、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救濟規定。應當說,《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為司法救濟進入教育領域提供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則是自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現,[16] 而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則使這條路徑進一步凸現和擴展。法院認為高等學校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對其經授權而行使的行政行為,應當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在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認為拒絕頒發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不屬于“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行為,[17] 則該行為是否又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的“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規中實無明確規定有關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爭議,學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條-“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和第2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則在目前教育領域缺乏應有法律救濟的情況下,將有關頒發畢業證書、授予學位的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進一步分析,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的行為屬于羈束性行政行為,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如成績合格,論文答辯通過,決議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等,就應予以頒發,在此意義上講,法院也有權對該種行為進行司法審查。
這里必須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其第1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這一規定沒有沿襲“具體行政行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為”,應當說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更為有利。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為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納入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必然日趨增多,甚至從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圍”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對于司法救濟在教育領域到底能夠走多遠,宜在法律中作出較為明確的規定。學校針對學生所作出的哪些行為可以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除了“開除學籍”之外,“勒令退學”是否也應納入?而對于學位授予這類學術性相對較強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是否合適?如果納入,法院對此是否應當僅進行程序性審查?同時,相應地,在《國家賠償法》中,是否也應當加入學生有權向學校求償的規定?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及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帶給我們很多思考,它使人們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對學生作出的退學、開除等處分,以及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決定,事實上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機會、收入情況等有著密切關系,是有關學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項,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濟的情況下,具有中立性、公開性的司法救濟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當然,對于有關學生紀律懲戒的爭議,是否可以考慮設置一個行政爭議前置程序,而對于有關學位授予的爭議,是否由有關的學術機構先行仲裁,或者由某類專門的行政裁判機構來予以裁決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但關鍵的一點在于-教育領域中的行政救濟應引入“準司法程序”,無論是復議還是仲裁,都應確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時有效性,以提高當事人對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審查作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審查的范圍,是僅限于合法性審查,還是將合理性審查也納入其中?是僅限于程序性審查,還是包括對行為內容的實質性審查?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確規定。但司法救濟介入教育領域勢成必然,這極大地利于對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學生的權利加以保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國外的情況。在美國,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受剝奪。但人們長期認為,社會對于由稅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種特權,因此對于公立學校的學生,政府有權對其受教育的機會加以剝奪。直到1961年狄克遜訴阿拉巴馬教育委員會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認為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須被看作是一種實體權利,因而要求在這一領域中適用正當程序。[18] 施瓦茨認為,在有關學生紀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財產權和名譽上的自由權都處于危險之中。[19] 自狄克遜案后,美國法院確認,正當程序條款適用于公立學校作出的開除學生的決定。1975年的戈斯訴洛伯茲案的判決則把正當程序擴大到了暫停學業的處分。該案中,法院認為,一位被暫停學業達10天的公立學校學生具有充分的財產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當程序。[20] 戈斯案件中所確立的原則在后來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在另一個案件中,法院認為, 一位因學業及臨床的糟糕表現而被學校勒令退學的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并不具有要求聽證的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學業失敗是一種例外,除非學校存在欺詐或不良信用。[21] 在德國,長期以來聯邦行政法院在考試事件內容上不加審查,但對考試機關的考試程序有無重大違規作審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規定,是否對具體事實有誤認,是否有偏離一般公認的評斷標準,是否參酌與考試事件無關因素之考慮。[22] 而1991年4月17日,德國聯邦于同一天作成兩項判決,改變了行政法院過去的保守見解,而主張應對考試爭訟的實質內容作深入審查。聯邦認為,聯邦行政法院態度保守,過于尊重放任考試委員的判斷余地,以至在判斷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評分錯誤,排除了法院審查權,致使判斷瑕疵造成的后果須由應考人自行承擔,實屬不公。[23]
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與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劉案涉及博士學位授予這種學術性極強的行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會損害學術自由呢?通常認為,學術自由是指獨立地進行研究、教學的權利。德國漢堡大學教授Paul Kirchhof認為學術自由有五大內涵,即:不受駕馭,嚴謹地對知識進行探究及傳播;共通聯絡的自由;學者的行為可以自我決定,并且對其行為自我負責;防止國家侵害;國家提供財力及機構支援。[24] 學術自由并不是無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而對于學生學術水平的評價固然是學術自由的一個內容,但當這種評價與學位證書的授予聯系在一起時,這種評價就不再僅僅限于學術自由的范圍,它與學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這時就必然要求考慮對學生權利的保護,必然要求設置一個公開、公正的程序來實現這種保護。而當這種公開、公正的程序未被執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開、公正的程序時,則法院的介入就無可非議,而更多應該考慮的問題僅僅是-法院介入到何種程度。
我們認為,與開除、勒令退學等針對學生的處分相比,高等學校授予學位的行為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就目前而言,并沒有專門針對學位授予的救濟方式,在此種情況下,法院訴訟之門的開啟勢成必然。只有這樣,學生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當然,法院對于高等學校的這類行為,是僅作合法性、程序性審查,還是包括合理性、實質性審查?針對高等學校的相關決定(是否授予學位、是否頒發畢業證書),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形式的判決?即是說,法院僅可以判決“撤銷重作”,還是可以直接判決“責令頒發”?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所有這些問題的存在,應該說,在目前并不妨礙有關學位授予、畢業證頒發的爭議進入訴訟程序,畢竟,我們不能漠視學生的權利而輕易地關閉法院的大門。
【關鍵詞】中學語文閱讀教育 閱讀能力 審美能力 課堂教學 課外閱讀
1941年葉圣陶先生指出:“國文教育懸著明晰的目標:養成閱讀書籍的習慣,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訓練寫作文章的技能。”《初中語文課程標準》在教學建議部分中指出“閱讀是搜集處理信息、認識世界、發展思維、獲得審美體驗的重要途徑,”閱讀教學的重點是培養學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賞和評價的能力。可見,閱讀在語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在閱讀教學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1.中學語文閱讀教育的目的
錢理群先生曾指出,語文學習的基礎在于“打好兩個底子”,即“打好終生學習的底子與終生精神發展的底子”。從閱讀教育上說,“終生學習的底子”就是閱讀主動性和閱讀能力的培養,而“終生精神發展的底子”就是閱讀興趣和審美能力的培養。中學語文閱讀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就是要做到“授人以漁”,實現學生“學會學習”“終生教育”。培養學生的閱讀歸納能力,即在在閱讀中歸納和提煉閱讀材料的能力;閱讀理解力,即理解和感受文字情感的能力;發展思維能力,即獨立思考、批判思考和創造思考的能力。更主要的是,文學作品中積淀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對于學生人格的塑造、審美能力的形成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也就是先生所提出的“教育的終極目標,即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世界觀教育和美育教育”。
2.中學語文閱讀教學的現狀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許多的閱讀教學理論逐漸涌現,在經典閱讀的基礎上也不斷的吸收新的閱讀概念。但是,現行的語文閱讀教學的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導致學生的閱讀興趣淡薄、主動性較差和課外閱讀量較少等問題。主要表現為:
2.1 教法單一,教師的講授占據主導地位,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沒有積極閱讀的主動性;
2.2 學習緊張,時間緊迫,學生沒有時間去閱讀;
2.3 學生沒有在閱讀中體會到美的享受,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在課外時間,更愿意沉浸在電視和網絡中。
因此,我們要基于現狀,明確目標,才能在教學中做到有的放矢。
3.中學語文閱讀教學的探索
3.1 培根在《談讀書》中說過:“書有可淺嘗者,有可吞食者,少數則需咀嚼消化。”課堂教學以“精讀”為主,精讀的課文是“例子”,通過精讀體會作者的情感,理清作者的邏輯,體會遣詞造句的精妙,逐步掌握分析和鑒賞的能力。
3.2 在課堂教學中注重學生的主體性,積極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和參與討論。首先讓學生獨立閱讀,提出自己的感受,教師再引導學生進行體會和分析。
3.3 課外閱讀強調“泛讀”,即“學生從精讀方面得到種種經驗,應用這些經驗,自己去讀長篇巨著,不再需要教師的詳細指導。”
3.4 注重課外的廣泛閱讀
要縮減重復繁重的作業,要鼓勵學生大量地讀、廣泛地讀。不僅要讀經典的文學著作,體味其中的文化底蘊,現代作品的閱讀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不僅要了解作品的內容,還要了解這些作品的作者、生平事跡、社會環境、與作品相關的文化常識,更有助于對作品的理解。要涉獵不同的體裁,要引導: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還可以結合其他的媒介進行體味,如電影、舞臺劇等。
3.5 鼓勵學生積極討論和交流閱讀感受
鼓勵學生向全班同學推薦自己喜歡讀的作品,講述自己的體會。不僅有助于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同時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表達和交流能力。
3.6 學以致用。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根據實際情況,引導學生學會思
考和探究,通過查詢資料、同學討論、與老師交流等方式去自己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學生的第一愛好就應當是喜愛讀書,這種愛好就應當終身保持下去”。中學語文教師更要從實際出發,因材施教,使學生真正做到“好讀書,讀好書”。
參考文獻
[1] 初中語文閱讀教學方法淺析 嚴永義 教育學論壇 2012(5)
[2] 高效閱讀:讓語文學習學有成效 楊志遠 讀寫算 2012(18)
[3] 論葉圣陶的語文教育審美觀 徐龍年 學術交流 2003(8)
加強學習,提高教學理論水平
注重自身教學理論的學習 有句話說得好,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這句話經常見諸于報端,踐行于學校。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決策者和高級管理者,是學校領導集體的帶頭人,有什么樣的校長,就有什么樣的學校。現代教育的學習觀、人才觀、成才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作為一名校長,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密切關注發展動態,加強學習,不斷獵取新知識,促進學校管理工作與新形勢相適應就顯得尤為重要。
為了抓好教師的教學研究理論學習,作為校長的筆者把自己對教學理論的學習定為每天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重點精讀錢夢龍先生的“三主四式”語文教學研究理論,學習了邱學華先生的數學嘗試教學法理論、李吉林老師的情景教學法研究理論以及教學模式理論,拜讀了朱永新教授的《我的教育理想》《我的閱讀觀》,研讀了燕國材教授的“學生主體論”“素質教育論”“心理教育論”等教育理,并做摘記,使自己的教育研究管理不斷由感性思考躍升為理性思考。
帶領教師進行教學理論的學習 近年來,新疆博樂市第五小學利用教師業務學習時間,重點學習優化課堂教學的理論。通過系統的優化課堂教學理論學習并結合學習“情境教學模式”“導讀法教學模式”“嘗試教學模式”“三主四式”等教學模式,讓教師充分認識“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訓練為主線”的課堂教學改革指導思想。要求教師積極開展教學改革嘗試,優化課堂教學,提高教學改革,促進教學質量的大面積提高,促進素質教育落到實處。
鼓勵教師進行課題研究 有經驗的校長和教師都知道,一個好的課題可以帶動學校工作多個方面的良性循環,讓廣大教師參與進來,營造學習、合作、探究和變革的氛圍,激發他們的求知欲望和熱情,催生出新的研究成果。因此課題研究作用本身就在研究過程中提升自己,這本來就是一個大收獲。
因此,學校通過優化課堂教學論文的學習,提高了教師對優化課堂教學研究理論的認識,激發了教師參與優化課堂教學研究的積極性,同時鼓勵教師按各自選定的教學研究課題深入學習該課題的有關教學理論,使各自的教學研究具有厚實的理論背景,以保證課題研究成功完成。
深入研究,形成教學研究氛圍
發揮學科優勢,深入課堂教學 校長如能善于發揮自身的學科優勢,參與和引導教師進行學科課題研究,則有利于課堂教學研究的深入。
2012年筆者帶領學校語文組教師做了《博樂市第五小學“三主五步”課堂教學評價策略的研究》課題,通過2012年12月―2013年2月準備階段,2013年3月―2013年12月實施階段,2014年1月―2014年6月總結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語文教研組的課題研究和教學模式研究活動帶動了各學科的教學研究活動。這種良性循環對學校教學研究活動的深入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開展教學評比,鼓勵教師有所作為 為了激勵教師投入研究,學校給教師創造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表現的條件,如組織“素養大賽”活動,使教師們研究的成果在“素養大賽”活動中通過上課、說課、課件展示、素養問答、教學論文等形式展示出來。活動促進了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的積極性,鼓勵了教師在教學研究上有所作為。
抓好“模式研究”,扶植青年教師成長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肩負著開啟民智、傳承文明的神圣使命,承載著千萬家庭的美好夢想和希望,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育者。推動教育事業又好又快發展,培養高素質人才,關鍵在教師。沒有高水平的教師隊伍,就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建設一支師德高尚、業務精湛、結構合理、充滿活力的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為教育改革發展提供堅強保障,是推動新時期新階段教育改革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必須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