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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
2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
2014年我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利用外資，我國將形成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對外開放格局，有利于進一步推進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快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我國對外投資起步晚發展慢，2003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僅有29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0．45％，之后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年均約45％的速度增長，到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為1078．4億美元，是2003年的37．2倍，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之比為1∶0．92，基本呈現進出持平格局。這一比例雖然低于發達國家1∶1．4，但已經高于發展中國家1∶0．5的平均水平，可見近年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步伐不斷加快，成效顯著，我國也由此首次躋身世界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之一。2014年對外投資約1200億美元，超過利用外資水平，未來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今后將向著對外開放的“大進大出”格局轉變，這將意味著我國今后應繼續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更大程度上參與到全球經濟競爭之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給我國帶來的影響作用，不僅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實踐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還可以帶動推進更多的企業“走出去”。目前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作用也在不斷顯現。具體而言，其主要的影響作用表現為：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經濟帶來的最直接效應就是，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增加而形成經濟增長效應。二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影響。我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就是直接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投資主體的技術水平，形成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三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轉移國內剩余生產能力，延長產業生命周期，一方面獲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騰出發展新產業的空間，促進新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四是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促進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規避貿易壁壘，使企業更方便的進行產品出口貿易，帶來正的出口貿易效應。可以預期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會不斷發揮其加快經濟增長、技術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擴大出口貿易的影響作用。因此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更多企業走出國門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要想使我國經濟更廣泛深入融入世界經濟，最大程度的享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獲取更高的國際地位，就必須積極推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推進“走出去”進程，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發展，其對外直接投資到底對我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其影響作用程度如何，近年來成為關注的熱點問題。而跟蹤研究的目的在于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提高“走出去”的質量，為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狀況
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研究，主要還是從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等方面的影響狀況進行跟蹤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
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國內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態度，比如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同時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的國民收入，是一個雙贏的投資行為。因為發達國家向高度工業化國家邁進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和產品過剩提供進一步獲取高額利益的途徑，并且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旺盛的投資供需形成了當時的雙贏發展態勢。而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是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而開始被跟蹤研究的。國內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改變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帶動了我國國內經濟的產出增長。由于我國區域差異較大，進一步分析各區域對外投資的效應也具有現實意義，比如認為我國東、中和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時東、西部地區的GDP增長差異也由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引起。可見從不同層面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具有互相促進關系，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能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支持，但這種增長效應由于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較小而處于較低水平。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在資源配置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技術進步效應三個方面。肖怡楠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體現在平衡國際收支上，對外直接投資能夠加快資金流出，從而適當平衡國際收支順差。吳建軍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能夠促進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帶來的增長效應不明顯，表現為對外投資不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并且從短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對GDP的影響并不顯著，但長期則呈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可見，多數國內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但是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另一方面我國當前對外投資流向主要是資源類行業，可能對我國當期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時滯。所以，持續跟蹤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研究
目前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通過衡量生產率的變動，體現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小；另一方面是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分析。從對生產率影響看，國內學者主要是通過實證研究檢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存在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并且生產率的提升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資本存量較高的東部地區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果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認為這種促進作用小于國內研發資金存量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所以，自主研發才是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同時，還有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的觀點。從對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看，研究普遍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正的影響作用。白潔實證檢驗了1985年到2006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R＆D投入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發明專利和外觀設計表征的技術創新能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研發投入作用不顯著。也有學者加入技術吸收能力與國外研發資本存量溢出等指標，得出2003－2010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技術創新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并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對國內創新能力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但是持續對外投資會獲得更高的生產率及技術溢價。多數成果也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正技術溢出效應，而持不同觀點的認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還較小，產業和地區分布不夠均衡，導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未能充分體現出來。可見，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術創新能力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作為解釋變量，沒有考慮到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對提升母國技術創新能力的關鍵影響。在驗證逆向溢出效應存在性時，忽略了之后效應。而且，多數實證研究忽視了技術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對于能否消化吸收外來技術至關重要。因此，繼續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獲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調整效應也存在觀點不同的研究，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調整效應的驗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未能明顯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并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比例變化，僅與第二產業有正相關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宏觀績效分析，發現2009年以來的對外投資并未發揮出應有的效應，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國自身產業結構優化的進程也在加快。多數文獻的實證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升級效應，實際上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優化效應影響會不斷增加。有的研究從分產業角度研究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具有明顯的升級效應，但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實證結果有差異，也有認為我國第二、第三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第一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負相關［。但普遍認為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可見，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有影響，但其影響大小、方向（正相關還是負相關）有不同。多數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但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不佳，影響了對實證分析產業升級效果的全面認識。相信隨著研究方法的不斷規范，逐漸引入長期和短期影響，會使研究結果更客觀。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貿易效應研究觀點主要表現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互補作用，或同時存在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也有認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補作用，可見其研究結果的不確定。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效應的最早始于蒙代爾，認為資本越自由流動，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明顯。隨后國內外學者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斷進行論證。實踐檢驗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替代作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則相對較小。進一步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大小決定其貿易替代的影響作用程度。比如，項本武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但對外直接投資對從東道國的進口也形成了替代效應。也有從長期關系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和制成品進口產生替代，對初級產品進口和制成品出口產生補充。可見，在研究替代效應上并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多數觀點認為在短期內存在替代效應，但長期則是互補效應，或者局部是替代效應，但整體不是替代效應。總之，得出具有替代效應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貿易互補效應的分析認為，多數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的作用。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成果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出口具有補充和促進作用。國外學者一般認為對外投資和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為互補關系，在工業化國家則不明顯。大量的實證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不同的計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對出口貿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對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應，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處于較低階段，這種刺激效應還較為有限。而柴慶春引入時間因素后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在短期和長期中的表現不同，短期內直接投資的流量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從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可見，目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互補效應有著相似的研究結果。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產生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多數認為互補效應處于主要地位，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起到創造作用，對進口貿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過引力模型對投資與貿易的關系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既存在互補關系也存在替代關系，并且對零部件貿易的影響非常明顯。但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均表現明顯的互補關系。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都不明顯。顯然是否存在貿易效應與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實際上到2010年之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開始大幅增長，今后對外投資的貿易效應會日益顯著。可見，以后的研究會以更長遠、更全面、更系統的視角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觀點各異。有的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存在替代關系，并且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較明顯，但同時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高新技術行業的就業，一定程度上可以優化就業結構。與此相反，也有認為總體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刺激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對就業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效果較小。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效應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就業效應不明顯，但增加了我國建筑業的就業崗位。從對外投資對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影響程度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三產業的就業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效應程度較小，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會提高相應的影響程度。也有研究發現在短期內，我國對外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表現出在當期對外投資會減少就業，從長期看對外投資與就業表現出長期正相關，有利于增加就業。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效應研究的展望
1.1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投資形勢不斷惡化，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銳減根據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初步預測，200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降至1.45萬億美元，降幅達21%。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下跌40%。最令人關注的是全球并購發生根本逆轉。并購是全球FDI的主要組成，而杠桿收購和股權交換是跨國并購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縮水必然對并購產生重創。據畢馬威報告顯示，2008年全球并購資產規模減少30%，1309宗計劃中的并購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購交易額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來最低，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下降30%。根據UNCTAD測算，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下降為1.18萬億美元，降幅達27.7%。綠地投資有較強抗危機能力。2008年前10個月，綠地投資項目已經超過13000個，超過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隨著許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項目，其影響將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來。例如，中國香港和記黃埔地產是發展中國家最大跨國公司，也是全球建筑業的領先企業，已經宣布將暫停旗下所有新投資項目。
1.2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機使投資領域和結構深度調整國際投資理論通常根據投資動機的不同，將FDI分為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資源尋求型等三種類型。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沖擊的公司主要為市場尋求型，特別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導向的投資。危機對效率尋求型投資的影響難以一概而論。但資源尋求型投資的蕭條往往發生在一段時期的極度繁榮之后，危機一過，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會很快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與此相反，跨國公司在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則相對謹慎，僅有17%的公司表示將實質性增加其海外投資。特別是對紡織和服裝等中低技術領域，投資前景遠低于總體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機正在加速改變全球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使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出現新變化在全球FDI總流量急劇下降的背景下，作為危機中的資本運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資本稀缺地區。UNCTAD預測表明，2008年發達經濟體跨國并購降幅為33%，其中歐盟、美國及日本分別下降33.5%、17%和10.8%。而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總體增長15.7%。OECD預測，2008年非OECD國家跨國公司在OECD國家的并購將增加25%，成為金融危機下少有的亮點。從占全球跨國并購總額50%的100起最大的跨國并購交易趨勢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國家源自非OECD國家的跨國并購已達到710億美元，相當于OECD國家100起最大跨國并購交易額的15%，而2007年僅為9%。
隨著資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融資困難。OECD預計，2009年發展中國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達40%。只要發達國家深陷危機，資金就很難回流到發展中國家。
2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了較大突破，戰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仍處在初級階段，各方面經驗較缺乏，在客觀上中國的技術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難免出現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偏小，投資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近年來，盡管中國境外直接投資規模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在世界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從近年境外直接投資流向看，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的產業投資，忽視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偏重生活消費品行業投資，忽視生產資料行業投資；偏重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忽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由于投資項目的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技術和檔次較低，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資主體發育不成熟，政策支持與監管不到位目前國有企業由于產權所有者的虛置和缺位，產權約束難以到位，加上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容易造成企業盲目決策或缺乏投資動力。政府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主體重審批，輕監管；而國內母公司往往只顧及短期的利潤，同樣忽視對境外企業的資產和經營狀況的監管，導致國有資產在境外不僅沒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資者利用東道國法律與中國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個人名義用國有資產在國外注冊公司，然后加入該國國籍，給國有資產流失造成嚴重隱患。
2.3境外直接投資項目缺乏前期研究，導致投資經營風險偏高境外直接投資比在國內辦企業的風險更大，因此必須進行嚴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國某些企業對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不夠重視，對東道國的資源供求狀況、交通運輸條件、企業技術裝備、投資政策法規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論證，對境外投資的商機、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尤其是投資風險缺少深入和客觀的分析，從而導致了錯誤的決策。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境外投資企業中有1/3盈利，1/3持平，1/3虧損，其中盈利的多為非生產性企業，而虧損的多為生產性企業。造成這種局面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忽視境外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3當前發展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加快，我國經濟必將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經濟，我國企業也將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我國應積極面對新的挑戰，抓住新的機遇，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抓緊構建“走出去”戰略的政策體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對策，盡快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我國企業能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小，與我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很不相稱。2007年我國GDP總量已達到32801億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達到2360美元；國際收支多年來一直保持順差，2007年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5282億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雖然仍將繼續存在，但國家支持企業發展境外投資的政策導向是確定的。在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還要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現階段重點投資于三類產業：一是能滿足國內短缺要素需求的資源開發產業；二是能發揮本國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如輕工、紡織、家電等制造業；三是有利于推動我國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的高新技術產業，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技術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資主體，構建實力較強的跨國企業集團我國企業要走向世界，必須抓緊時機構建一批集團化的跨國經營企業，使其成為境外直接投資的“排頭兵”，經過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近年來的企業并購重組，我國已有一批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評出的世界500強公司名單中，我國共有35家公司入選，其臺地區有9家，內地公司有26家。但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企業仍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我國應該下大力氣，采取多種經濟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勵和扶持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為其迅速發展壯大創造優越的條件。誠然，在以大企業為主塑造我國境外投資主體群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經營機制靈活、應變能力較強的中小企業，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
3.3加強境外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規避投資經營風險境外直接投資是以整個世界作活動舞臺的，其所面臨的投資環境具有復雜多變性，往往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包括政治體制變動風險、匯率風險、國有化風險、法律對抗風險等。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實現預期收益，必須認真做好投資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認真做好投資項目可行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價各種利弊得失，才能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而可靠的依據，從而有效地規避境外投資中的各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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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購并
1我國經濟增長的戰略意義
現代經濟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進出口需求3個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為GNP=C+I+(X-M)。外商直接投資加大了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構成我國國內總投資的一部分,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從而實現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力推進。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廣泛影響表現在,他通過對生產活動的介入,實現了工業總產值及稅收收入的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勞動就業機會的創造。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2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新格局
2.1跨國購并成為主導形式
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大規模的跨國購并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并對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產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資本流動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以強化市場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國際購并異常活躍、迭起。跨國購并已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
世界購并活動不僅在數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購并規模上也創造新高。但是大規模的企業購并活動,將近90%都在歐美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如2007年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購并規模達到近2萬億美元。由于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購并已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將發生相應變化,從而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形式。
2.2服務領域投資比重顯著提高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跨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制造業領域,如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行業,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回避貿易壁壘進入當地市場。但是,近幾年內,服務業的跨國投資呈快速增長勢頭,占投資總額比重已經達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為:①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各國的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險、電信、商業流通等服務業的跨國購并成為跨國投資的主要力量,傳統制造業的購并主要借助于股權交易和資產重組的形式,對服務貿易的依賴程度顯著增強;③信息技術革命和新經濟導致與信息服務有關的技術開發和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引發了電信服務、金融保險服務和商業流通的革命,服務業的跨國資產重組與技術交易趨于活躍。服務業跨國投資的比重上升的傾向,不僅在發達國家之間,而且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表現明顯。
2.3國際引資競爭進一步加劇
亞洲各國從1998年開始大幅度的調整了本國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如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放寬外商投資領域和項目審批權限;擴大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開放債券、股票和短期資金市場,鼓勵外商兼并國內企業;簡化審批程序,完善服務體系等。正是由于上述這些積極的措施,以及亞洲各國經濟的逐步復蘇,貨幣貶值后價格、成本等比較優勢得到了迅速釋放。總體上看,發展中國家為了爭取從國際資本流動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額,在結構調整和適應資本流動政策與制度調整方面采取積極措施,相互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
3進一步引進外商投資的政策建議
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的巨大帶動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資是否能以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與該國能否制定恰當的外商投資政策,并適時加以調整有著很大關系。我國將繼續堅持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項長期的發展戰略。為此,結合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可能變化,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以下幾點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
我們必須堅持把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作為利用外商投資戰略的重點。根據實際需要出發,我國應該做到進一步修改貿易與投資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關稅貿易壁壘、對外國投資的內耗比例和外匯平衡規定,對國內采購的優先原則等;建立和完善與國內市場開放以及貿易投資活動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如利率、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外經貿行業協調體制、市場規范管理、金融服務體系、中介組織、信息與咨詢機構、法律援助和貿易保險制度;充分利用多邊框架下能夠享有的制度與政策自主安排空間,構筑有效的產業保護和經濟安全體系。通過這方面的制度調整將有利于改善投資環境、規范市場行為,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長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2創新引資方式
國際經驗表明,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和跨越式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而方式創新是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同樣如此,引資制度與方式的多樣化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分享更多份額的重要手段。面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和日趨激烈的引資競爭,傳統的制度方式已經進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形成制約作用,有必要從創新入手,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間。
首先,創新需要從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開始。目前的緊迫課題是逐步減少服務貿易領域的準入限制,有步驟的開放金融、保險、電信、外貿、商業、旅游以及會計、法律服務等行業。允許在這些領域根據我國有關規定設立中外合資、合作或外商獨資企業,并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其次,觀念更新是制度與方式創新的基礎和內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觀念更新的必要性。3.3配合結構調整戰略
隨著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推進,我國貿易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受到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于國內以信息技術產業為先導產業機構高度化發展以及高科技領域外商投資的帶動,機電等高科技產品的競爭力將繼續提高,并成為出口增長的增長點,從而將明顯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以紡織品為代表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又會大量增加,并帶動相關產業的擴張,從而將會重新提升傳統產業的比重,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長期目標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充分發揮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結構調整戰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體制環境,營造適合于高科技創業型企業發展和外商投資的政策、市場空間;②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知識水平,提升勞動要素與高技術產業資本的結合能力,激發傳統產業對高新技術裝備的市場需求;③在多邊規則允許的限度內,對不同商品和產業實行有所區別的貿易和外商投資政策,對有利于結構升級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資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和扶持;④完善企業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鼓勵更多的企業與國外跨國公司進行戰略聯盟和資產結合,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帶動國內產品、技術、勞動力與服務的輸出,促進跨國企業的對華投資;⑤積極引導外商直接投資“西進”,因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造成地區經濟差異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參考文獻
1張卓元.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2俞毅.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及其在我國的實證.國際經濟合作,2004(9)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經濟質量不斷改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但是，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中還面臨著結構失衡、生產過剩、國內需求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國內市場無法完成，必須借助于國際市場予以 解決與實現。因此，企業“走出去”與“國際化”就成為必然。根據我國的經濟現實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國際環境，“走出去”的主體應該是中小企業。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及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各國政府日益關注中小企業的重要地位及其不可替代性。對于剛剛起步的我國中小企業來說，他們的發展對于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極具戰略意義。
一、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發展現狀及優勢
（一）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現狀
根據我國有關部門的統計調查，我國已在境外投資設立海外企業6758家。投資涉及的行業從初期集中在貿易方面，發展到資源開發、生產加工、交通運輸、工程承包、醫療衛生、旅游餐飲及咨詢服務等領域。我國出口年增長速度為17.4%，高于全球平均增幅9個百分點，其中，中小企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成為我國外貿出口和外向型經濟的主力軍。[1]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是我國中小企業出口的重要方式之一。據估計，香港加工業有70%以上已轉移到內地，其中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型的中小企業。目前，我國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有近15萬家，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從業人員3000多萬人，約占城鄉工業就業總人數的35.4%，在加工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45.2%上升到72%。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來看，我國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規模相對較小。以中小企業占很大比重的浙江省來說，其境外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為58.78萬美元，中方獨資的平均投資規模僅為9.67萬美元。這樣的投資規模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約600萬美元的平均規模，也低于其他發展我國家跨國公司子公司平均約260萬美元的規模。[2]
（二）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優勢
1．速度優勢
中小企業在投資決策過程中政府干預較少，其決策行為更接近于市場決策。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本身資金實力有限，對外投資的規模較小，政府缺乏干預的熱情；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產權清晰，在人事和行政方面都有較大的自主權。由于政府干預較少，中小企業投資決策的經濟性大大強于國有大企業，這是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直接投資較之國有大企業的一個明顯優勢。約翰·奈斯比指出，小公司能夠較快地革新產品及公司內部經營以利用更新的技術。對小企業來說，速度就是小企業的優勢。當大企業對速度變化的條件反應遲緩時，雷厲風行的小企業家就可以利用他們的速度競爭優勢，在大公司做出反應之前獲取巨大的銷售業績。
2．低成本優勢
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我國的中小企業能夠動態地利用和發揮各類比較優勢，獲得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優勢，實現了傳統比較優勢的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許多中小企業緊緊抓住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我國家轉移的契機，在紡織、服裝、玩具等典型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廣泛形成并不斷擴大了低成本的競爭優勢， 取得了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促進高級生產要素（如資本與技術）的生成能力，為產業結構的進一步提升奠定了內部物質基礎。
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小企業的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將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與障礙。
二、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政策法規數量較少，且較為零亂，不成體系。一些主要的政策法規尚不成熟和規范，有些政策法規由于頒布的時間較早，其內容、手段和覆蓋范圍都不適應當前境外直接投資發展的需要。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一部系統化的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法，也缺少相關的配套政策法規。由于缺乏政策指導和立法工作滯后，導致我國境外投資中出現一定的盲目性，投資的區位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投資輸入與輸出的比例失調。
我國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缺乏應有的鼓勵和扶持措施，從而難以激發國內企業的境外投資熱情，妨礙了境外企業的長足發展。一方面，我國的境外企業還不能有效地運用各種創新的融資工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管理體制的制約，我國境外企業與國內金融機構的聯系仍停留在傳統的借貸關系上，還沒有形成一種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相互融通的格局。在稅收政策方面，我國至今尚無一套專門針對境外投資企業的稅收管理制度，這既使我國境外投資活動無法得到政府稅收的有力扶持，又使境外企業稅收征管處于較為混亂的狀態。這也大大限制了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
三、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對策與措施
（一）完善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融資政策
一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設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專項基金，根據中小企業和項目的不同情況，分別以各種方式給予支持，從而引導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社會資金流向外向型中小企業。二是鼓勵國有大商業銀行恢復和擴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配置，同時，大力保護和發展適合中小企業需要的中小型金融機構。對向中小企業提供跨國經營業務貸款的各類金融機構，政府要實行各種優惠政策和獎勵辦法。三是擴大中小型跨國企業的境外融資權。四是打破所有制和企業規模的限制，允許并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到證券市場直接融資，同時，鼓勵、支持和幫助中小企業到香港和海外證券市場上市，并且要加快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進一步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五是積極促進銀企合作。跨國銀行能滿足跨國企業的巨額資金需求并提供全面穩定的融資服務，而跨國企業作為跨國銀行的大客戶則能為銀行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和較低的風險。
（二）加快境外投資的法律體系建設
在總體法律框架方面，我國首先應制定一部既有我國特色又與國際投資法和國際慣例接軌的《境外直接投資法》，作為調整我國境外直接投資關系的基本法。該法律應該明確肯定發展境外直接投資對我國開拓兩個市場、利用兩種資源、實現內外雙向良性循環的積極作用，肯定我國企業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正確方向，這將有利于上下統一認識，調動各方潛在力量，促進境外投資事業的長足進展，在這個前提下，該法律應對我國境外投資主體、投資形式、審批程序、資金融通、技術轉讓、收益分配、企業管理、爭議解決等問題做出原則性的規定。還應考慮建立國家級的權威性的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并在《境外直接投資法》中明確其性質和地位。有的專家學者提出，可在國務院領導下建立由商務部及有關部門組成的常設性專門機構海外投資委員會。設立海外投資委員會，有利于國家對海外企業宏觀管理目標的實現：一是對海外投資的規模與總量進行控制；二是調整和優化海外投資的地區和行業構成；三是確保海外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設立這一專門的投資管理機構，既可以為改革目前過于繁瑣和低效率的審批程序作制度上的準備，也有利于貫徹國家宏觀產業政策，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
注釋
內容摘要：為了使我國對外投資達到“保持適度增長速度和適度規模，在國際某些產業、行業、領域有競爭力，能進入世界工業和服務業500強的跨國企業集團”這一目標，需要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功能，管理和構建新型市場經濟體制。從現行的我國政府目前對外投資的管理上看，我們距這一要求還有很遠的差距。如何支持我國企業及時搶灘國際市場，本文從政府層面談了一些認識和看法，以供參考。
關鍵詞：跨國經營 宏觀管理體系 對外投資 外匯資金
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我們對外投資“要保持適度增長速度和適度規模，在國際某些產業、行業、領域有競爭力，能進入世界工業和服務業500強的跨國企業集團。”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需要我們一方面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功能，管理和構建新型市場經濟體制。
20余年的改革實踐表明，政府過多地關注微觀層面，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而管理資源的稀缺性又決定了政府如果將過多精力放在企業經營上，其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就會被弱化。現階段這個職能的轉變必須加快，包括實現政企分開、讓企業走向市場，制定政策法規，通過對市場的調節引導企業經營等等。
對現行體制的認識
我國目前對海外企業的宏觀管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外匯資金的調出入管理、財務管理與會計制度的業務管理、利潤分配的管理、國家資金的管理規定。我國有關境外企業的管理體制和政策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逐步形成的，這些政策措施對于引導境外投資活動，使之符合國家總體利益要求方面無疑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通過總結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經驗以及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政策，筆者發現現行體制存在以下缺陷：
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的界限不清。現行管理制度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將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微觀管理）的職能與宏觀管理（調控）職能交織在一起，表現在政策措施上政府未能很好地發揮宏觀引導的作用，同時又采取行政手段不恰當地介入企業的經營活動。如：“要求境外企業努力完成國家賦予的各項任務”，“國內企業主管部門對派出人員的審批”，“國內投資單位每年應給境外企業核定利潤任務”相對境外企業中由國內派出人員的工資標準的規定等，反映了政府對企業經營自的干預。
審批環節與審批標準復雜混亂。審批環節太多，不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也容易引起審批標準的混亂，尤其在多個審批機構同時并存酌情況下，不利于符合國家總體利益的宏觀引導措施的正確實施。
政策性法規和條文缺乏完整性。由于對境外投資管理涉及多個部門，各個部門公布的一些政策文件難免有出入。有的政策文件在制定時較為倉促，個別條文含混，使人很難理解其本意。如“凡應當列入生產經營成本（費用）和在所得稅前列文的，不得留在所得稅后的利潤中開支”就很難理解，試問哪家企業能把打入生產經營成本的開支留在所得稅后利潤中列支?另外，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一批經濟法規的出臺，有些政策文件的部分條文已不再生效，但新的政策文件又沒有出臺，原有的文件也未宣布廢止。
政府的服務功能明顯不足。尤其在有關國外一般性商務信息和政策法規的情報搜集相傳遞方面，還未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渠道。
投資保護制度有待完善。目前，我國雖與發達國家和少數發展中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但就其目的而言主要在于擴大引進外資，而且由于我國國內沒有相應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從而“使得協定對保護我國海外投資的規定僅僅限于形式，未能發揮實際的作用”。
對完善現行體制的建議
根據我國國情，如何支持企業及時搶灘國際市場，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提出建議。
充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作用
加強對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總體規劃和政策。走出去的主體是企業而不是政府，而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服務和保障，政府應做好境外投資的總體規劃，明確指導思想、發展目標和重點，本著優勢互補、講求效益、統籌規劃、合理布局的指導方針定期選定和公布海外投資的重點鼓勵行業；制定有利于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政策措施，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項目。
國家在組織上做好參與國際競爭的準備進行計劃調節，以核心企業為龍頭，整頓規模過小的基礎企業，采取國家組建或收購兼并等措施在若干行業形成少數幾個足夠規模的大型集團，否則，如果沒有外力作用，這種規模過小，數量過多的企業會在區域屏蔽下繼續存在，不利于企業進行對外投資，走向國際化。
健全企業國際投資的法律體系
盡快研究制定《中國對外投資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部關于海外投資方面的法律，這已成為我國海外投資健康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建立和完善我國企業國際投資的法律體系已勢在必行。當前，急需制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法》、《海外投資企業所得稅法》、《海外投資公司法》、《海外投資保險法》、《對外援助法》等。通過以上法律可以使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享受充分的法律保護，使海外投資企業生產、經營的管理自和合法權益不致受到侵犯。
積極推進同有關國家商談并簽訂投資保護協定。簽訂投資保護協定的目的在于保護我國對外投資者，使其免受因發生戰爭、沒收、匯款限制等非常風險而帶來的損失，促進同締約國之間互利的投資合作。
積極推進同有關國家商簽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為了簡化對外投資的國際稅收處理問題，減輕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負擔，應把同有關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作為對外工作重點來抓。
完善對外投資的管理制度
建立管理機構。為保障對外投資項目的健全經營，應建立由幾個相關部門聯席組建的對外直接投資管理機構，該機構有權對對外投資企業提交的報告是否屬實、是否有非法轉移國內資產行為和從事未經許可的投資項目或向第三國投資、會計帳簿情況及對外投資項目終結時的財產處理情況進行監督，對于經營不良的對外投資項目有權采取必要措施，不準其進行再投資。
規定企業對外投資的條件。規定企業對外投資項目應根據批準的條件，有義務以現金或實物形式回收次本金、貸款、利潤及技術服務費用等。對對外投資項目進行結算時，應將分配所得的剩余資產及時回收至國內投資母體。對外投資企業應向管理機構及其他有關部門提交當年的投資實績、經營實績、利潤分配、利潤匯出等報告。
加大對資金稅收及保險等的政策支持。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是企業的單獨行為，但沒有國家金融機構作為企業籌資融資的后盾，加強財稅、金融、外匯等方面的配套服務，跨國經營活動也難以展開。因此，政府有必要制定有關金融政策，以保證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業務健康、有序地發展。
加強企業境外投資服務體系建設
既要充分發揮駐外使館經商處的第一線作用，加強對駐在國經貿信息的收集及反饋，又要充分調動各類涉外中介組織的積極性，發揮其專業性強、聯系面廣、信息靈通的優勢，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行業協調和中介服務。
國家有關部委可考慮組建全國性的跨國投資統一管理與協調機構，成立一個將外貿、外資、外匯、計劃、管理集于一身的類似于“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委員會”的機構。將該機構作為宏觀管理層次的政府代表，負責海外經營戰略的制定和經營目標的開拓，提供信息咨詢服務、防止跨國公司之間、國內貿易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為地區或企業的利潤而惡性競爭，為企業創造更多更好的國際投資機會。
處理好與其他發展戰略的銜接問題
“走出去”戰略是企業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因而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它的實施還能脫離其他戰略的配合和呼應，必須和其他戰略有機結合起來，否則，就無法確保對外投資的成功。近年來，國家實施的其他戰略有：科技興貿戰略、市場多元化戰略、以質取勝戰略、國有經濟調整戰略、經濟結構調整戰略、環境戰略、資源戰略、西部開發戰略等。
參考文獻：
【關鍵詞】 本土事務所； 國際化； 路徑選擇
近年來，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部署下，我國大批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紛紛“走出去”，不斷拓展海外業務，擴大對外投資。企業“走出去”催生對了會計專業服務的巨大需求，而服務客戶及維護國家經濟信息安全要求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簡稱本土事務所或事務所）國際化發展與之對接。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如何在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國際化發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擬在分析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現狀及困難的基礎上，探討其國際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的現狀及困難
在國家政策指導下，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通過實施行業人才培養戰略、準則國際趨同戰略、事務所做強做大戰略、新業務拓展戰略和行業信息化戰略“五大戰略”舉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12年，全行業實現收入509億元，增速超過15%，其中收入超過億元的會計師事務所47家，超過10億元的事務所11家，為包括2 000多家上市公司在內的350萬家客戶服務。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經過數次合并浪潮，規模日益壯大，業務能力逐漸增強，國際化發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目前，我國內地共有12家大型事務所取得從事香港H股企業審計資格，20余家會計師事務所加入國際會計公司，70余家事務所在境外發展設立了分支機構、成員機構或聯系機構90余家。2012年，事務所境外業務收入為37.3億元，約占行業總收入的7%左右。截至2012年5月8日，共有40家本土事務所在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登記注冊。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實現了向中國香港、美國、東盟、西亞等境外市場業務的拓展，涉及中國企業海外上市投融資審計、企業集團境外分支機構延伸審計、跨國公司中國區的審計分包、并購重組、管理咨詢、稅務服務、會計外包、中外準則轉換、境外工程承包相關鑒證和咨詢等領域的服務。
“十一五”期間，我國累計境外投資2 289.2億美元，年均增速34.3%，約為同期GDP增速3.3倍。國家《“十二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境外投資突出科學發展理念，從注重規模速度向注重質量效益轉變，這對會計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土事務所在現有鑒證及咨詢服務的基礎上，還需要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戰略規劃、風險控制、金融顧問、環境分析、審慎調查、資信評估、信息咨詢、價值管理、內部控制設計等系列服務。中注協“十二五”行業發展規劃中提出加快事務所國際化發展步伐，全面提升事務所“走出去”的能力，扶持具備條件的事務所“走出去”，從而更好地服務企業。
然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國際化發展現狀與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形勢還不相匹配，無法很好地滿足“走出去”企業的需求。目前事務所國際化發展面臨的困難主要包括：第一，國際化人才不足。近年來，注冊會計師行業人才戰略的實施為本土事務所人才匯聚提供了較好的制度保障，但因事務所收費增速跟不上人工成本的增長速度、事務所工作強度過大等原因，造成本土事務所人才流動頻繁，難以引進或留住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第二，事務所規模和能力不能滿足客戶國際化發展的需要。前百強本土事務所中，大多數仍是中小所，他們需要服務的客戶可能是大型企業、超大央企乃至世界排名500強的企業，事務所窮其所能也不能滿足這些企業“走出去”的需求。第三，本土事務所的業務領域比較單一。傳統的鑒證服務依然是本土事務所的主導，為“走出去”企業提供稅務服務、管理咨詢等系列非審計服務的人員儲備和技術支撐都非常有限。第四，本土事務所品牌知名度不夠，在國際市場上開展業務競爭力不強。第五，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定位不準，路徑不明。不少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的整體思路模糊，沒有明確的市場定位，沒有設計系統的國際化發展路徑。
本文以下內容僅對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的路徑設計進行探討，其他對策另文研究。
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的路徑設計
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路徑需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何時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即市場定位問題；二是路線怎么設計，即區域發展路線問題；三是以什么樣的方式走出去，即國際化的方式問題。事務所作為市場的參與者，提供審計、咨詢等服務，市場需求決定供給，“何時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客戶的需求以及事務所自身的實力有關，滿足客戶“走出去”需要的是事務所國際化的市場定位。路線問題主要解決發展步驟問題，從哪里開始更合適，發展路線如何設計，這與本土事務所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以及市場對本土事務所的接受程度有關。進入市場的能力取決于自身的實力，市場的接受程度則受到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響。國際化方式的選擇與事務所國際化的程度和風險偏好有關，因不同事務所而異。
（一）市場定位
會計師事務所作為會計服務的供給方，其市場定位取決于企業的服務需求。我國企業紛紛走出國門實施國際化擴張以來，由于對當地法律法規不熟悉、海外融資能力差等原因，海外經營失敗的例子屢見不鮮。大多數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前期，因沒有充分利用法律、會計、資產評估等相關中介服務，造成投資項目決策失誤。大型國有企業雖有很多海外擴張成功的案例，但他們多是在國際“四大”及投資所在地會計師事務所的幫助下完成的。由于政治、文化差異等原因，國外事務所可能會從自身利益、民族利益出發，難以真正站在我國企業的角度提供會計服務，效果可想而知。本土事務所與我國企業不存在政治、文化差異，雙方的立場也會更趨于一致，基于海外投資成本效益原則，中國企業更希望本土事務所提供優質的會計服務，國家出于經濟信息安全的考慮，也希望通過政策扶持幫助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實施國際化擴張，更好地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
本土事務所發展水平決定其國際化發展的市場定位只能是跟隨我國企業“走出去”。由于本土事務所因發展歷史短、品牌知名度低、規模與業務能力不足等原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如果直接與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爭奪市場份額，失敗的可能性很大，定位于服務中國企業的海外需求，可以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借助客戶的“強大”推動事務所海外擴張。同時，本土事務所應該認識到，如果客戶“走出去”了，為其提供服務的事務所不跟隨客戶“走出去”，其后果是不僅要放棄客戶的海外市場部分，還可能危及對客戶的服務。事務所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跟隨企業“走出去”。
（二）區域發展路線
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的市場定位為其區域發展路線提供了方向，事務所“走出去”戰略方向和重點地區應該是中國境外投資密集區。目前中國海外投資業務已擴展到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是亞洲和拉丁美洲，其次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加拿大、巴基斯坦、英國、澳大利亞、俄羅斯、南非等地也都有覆蓋。從2010年的數據來看，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歐洲、北美洲，有46%的企業在亞洲投資，23%的企業在歐洲投資，27%的企業在北美洲投資。亞太地區是海外投資熱點，其中屬于大中華經濟圈中的港澳地區無疑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最熱點，占對外投資總額的61%。這里的會計服務需求也必然更多，本土事務所首先應從這些地區發展國際業務，以企業的海外服務需求為導向，制定正確的發展路線。
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擴張路線還應該考慮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理論上講，心理距離和文化差異會對國際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在國際化發展的初期，選擇文化差異程度小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擴張更容易取得成功。
從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的探索來看，大多是在企業海外投融資集中地區，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執業網絡。比如，立信在新加坡建立了分所，在蒙古國發展了合作所；信永中和自2005年開始先后建立了統一品牌，且有控制權的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墨爾本、日本東京4家分支機構，2011年3月，正式簽約成為普安西提（Praxity）聯盟的成員機構；中瑞岳華、天職國際和大信也都在香港地區成立了分所或者聯系所等。本土事務所海外擴張取得的一定程度的發展，與他們所選擇的合適發展路線分不開。
綜上，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需要重點關注兩類國家和地區，一是中國企業海外經營比較集中的地區；二是與我國文化差異相對較小、市場進入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具體路線可以是從中國香港、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到非洲發展中國家，再到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有條件的事務所也可以考慮適時直接進入歐美或者同時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展業務。
（三）國際化方式
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的路徑可以分為內向延伸路徑、外向發展路徑以及兩者相結合的雙向國際化發展路徑。結合本土事務所發展的現狀，本文認為較切實可行的是以下三種方式。
1.加入知名國際網絡
本土事務所國際化發展初期，可以通過加入知名國際網絡的方式實現國際化，利用海外執業的機會積累國際化經驗，還可以憑借國際網絡知名度以及為成員所提供的專業咨詢、培訓等服務的機會，較快地了解國際環境，提升自身業務能力和知名度。這是當前比較可行的方式，也是被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廣泛采用的一種方式。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有20余家本土事務所加入了國際所的國際網絡，并且越來越多的會計師事務所傾向于加入排名靠前的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如，中瑞岳華、國富浩華、致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分別加入了羅申美（RSM）國際、國富浩華國際（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均富國際（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現中文名稱改為致同國際）、德豪（BDO）國際等，成為它們在中國的成員所，并且都得到了迅速成長。
2.與國際所合并
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另一種內向化發展路徑是與國際“四大”進行合并，借助大品牌來擴大在國際市場上的業務范圍，開拓新的市場領域。例如，2001年上海大華會計師事務所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合并；2005年北京天健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深圳天健信德會計師事務所先后與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合并等。這種國際化方式特別容易出現由于雙方合作地位不對等而導致本土事務所消失的情形，上海大華會計師事務所在與安永合并之后出現了員工流失、客戶數量下降，并最終導致民族品牌喪失。大陸事務所在選擇此種合并方式時可借鑒臺灣模式，盡可能做到做強做大而不失去“自我”。
3.外向國際化
本土事務所還可以實施外向國際化，采用在境外直接設立分支機構、合并當地事務所使其成為其分支機構、發展當地事務所為其成員所或聯系所等方式。這種方式對事務所的要求較高，建議本土事務所在國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再采用。目前而言，有條件的事務所可以先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等中國企業投資密集、文化差異小的地區，采用高度介入的模式，通過設立分支機構等方式在當地發展聯系機構或者業務分支實施擴張。合并當地事務所或者發展當地事務所作為其境外分支機構也是比較可行的，但是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對象，便于進行后期的整合，減少不必要的沖突，以實現順利平穩過渡。
值得強調的是，同一家事務所在國際化發展的不同時期或不同區域，可以采用不同的國際化方式。
三、研究結論
目前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程度整體不高，為了適應企業海外擴張速度及質量效益的需求，建議本土事務所正確定位國際化發展戰略，基于服務企業“走出去”視角，選擇文化差異小、比較優勢明顯、境外投資密集的區域發展路線，籌劃適當的國際化發展方式，在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國際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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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多元化
1992年由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以下簡稱《基本方案》)成為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下簡稱“農保制度”)的根據，到1998年底參保人數達到8025萬。但此后，由于管理機構變革、農保制度規定本身及實踐中出現系列問題，1999年7月國務院決定對已有的農保業務實行清理整頓；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農保制度探索基礎上，2009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標志著全國性新型農保制度試點工作正式啟動。這兩項制度的核心在于農保基金的管理，即農保基金籌集、保值增值和監管，因為只有在有效管理基礎上，才能為參保農民提供有效支付。
一、老農保制度——《基本方案》中農保基金管理的相關規定與實施效果
(一)農保基金的籌集。基金籌集堅持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撫持的原則。個人交納要占一定比例；集體補助主要從鄉鎮企業利潤和集體積累中支付；國家予以政策扶持，主要是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體現。個人的交費和集體的補助(含國家讓利)，分別記賬在個人名下；交費標準每月最低2元，最高20元，共設10個檔次，可以補交和預交。
(二)農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保值增值主要是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入銀行，不直接用于投資。即便用于地方建設時，原則上只能采取先存人銀行，地方政府再向銀行貸款的辦法實施。
(三)農保基金的監管。基金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設立農保險基金管理委員會，實施對基金管理的指導和監督。委員會由政府主管領導任主任，其成員由民政、財政、稅務、計劃、鄉鎮企業、審計、銀行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和投保人代表組成。鄉(鎮)、村兩級群眾性的社會保障委員會要協助工作，并發揮監督作用。
不可否認，老農保制度中基金管理的有關規定與當時農村經濟狀況有著廣泛適應性。但實施中，由于“集體補助”大多難以落實到位，“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載體缺失，結果80%以上的參保農民全部為“個人繳納”，加之農保基金籌資額較低，結果參保農民不及應參保農民總量的6%。基金保值增值“主要以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人銀行”來實現，不能直接用于投資，這雖有利于資金安全，但銀行利率的不斷下調，加之通貨膨脹等因素影響，農保基金保值已相當困難，更何況增值。基金監管雖名義上由多部門構成，但實施中投保人代表的缺位，加之政府未提供行政管理費用，結果導致一方面管理機構侵占農保資金現象嚴重，個別地方管理費用占到實收保費的30％以上；另一方面，農保資金被挪用、擠占等現象屢見不鮮，個別地方農保資金流失占資金總額的35%。由此看，農保基金管理中系列問題的存在導致老農保未能有效開展。
二、新型農保制度——《指導意見》中農保基金管理的具體要求及突破
(一)新型農保基金籌集。新型農保基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構成。其中，個人繳費標準目前設為每年100—500元5個檔次，參保人自主選擇檔次繳費。有條件的村集體應當對參保人繳費給予補助。政府對符合領取條件的參保人全額支付新農保基礎養老金，其中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按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給予全額補助，對東部地區給予50的補助。地方政府對參保人繳費給予補貼，補貼標準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及其他經濟組織、社會公益組織、個人對參保人繳費的資助，地方政府對參保人的繳費補貼，全部記人個人賬戶。
(二)新型農保基金保值增值。按規定，個人賬戶儲存額參考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計息。可推斷其保值增值的方式就是按一年期銀行的存款利率計算。
(三)新型農保基金監管。在監督上，主要實行社會監督、部門監督、參保村民群眾監督方式；在管理上，則將新農保基金納人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單獨記賬、核算。試點階段，新農保基金暫實行縣級管理，隨著試點擴大和推開，逐步提高管理層次；有條件的地方也可直接實行省級管理。
由上可知，與老農保制度相比，新型農保制度在基金籌集、保值增值、監管等諸環節都有了新的突破，更符合當前我國與農村的現實。
一是在基金籌集上強化政府經濟責任。顧名思義，“社會養老保險”的主體是“社會”，即包括政府、集體、農民及社會組織等多元化的基金籌集主體。這與老農保相比是根本性的突破。雖然老農保制度也要求集體補助，政府予以政策扶持，但由于集體經濟的衰退及政府扶持政策與集體經濟的一致性，結果絕大多數集體、政府并未對農民參保給予任何補助。這自然不利于農保制度的開展。而新農保明確了政府的經濟責任：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單獨(對中西部地區)或與地方政府一道(對東部地區)對養老保險金領取者提供每月55元的基礎養老金，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對參保者個人賬戶每年貼補不低于30元的保險金。這就明確了各級政府在新型農保制度中的經濟責任，使農保制度回歸社會保險的本意。
二是在基金保值增值上，強化了基金安全。當前參保農民的養老金待遇由中央確定的每人每月55元的基礎養老金和參保農民個人賬戶儲存額除以139的月計發標準構成。由于基礎養老金部分實行現收現付制，由財政直接支付，因此不存在保值增值的壓力；而個人賬戶儲存額參考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計息，其保值增值的方式就是存銀行。這顯然有利于基金的安全。
三是在基金監管上，一方面實施多元化監督，即采取社會監督、部門監督、群眾監督的方式，另一方面將新農保基金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單獨記賬、核算。這種監管方式有利于農保基金的安全，保障農保實施的公正、公平、公開、透明。
但在新型農保基金管理的諸環節上，仍有亟待完善之處：一是對不同農民(包括純農戶、農民工、被征地農民)的籌資主體具體安排不足；二是因過于強調資金安全，對農保基金采取單一存銀行的方式，不利于農保個人賬戶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未體現投保人代表者的監管責任，忽略了參保農民的主體性。
三、多元化——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基金管理機制的優化
(一)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基金籌資機制——籌資主體多元化
由于農民已分化為純農戶、農民工、被征地農民三者收入來源、面臨的生活風險各不相同，因而其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投資主體也應有別。
1．個人、地方政府、(集體)兩方(或三方)共擔——純農戶的新型農保個人賬戶籌資機制。對純戶而言，其個人賬戶基金不可或缺的兩個主體是人和政府，至于第三個主體——集體能否真jt成為繳費主體，則完全取決于集體經濟的發展程度。于集體經濟較差的地區來說，集體出資能力有限，根本無力出資，農民的養老個人賬戶基金主要由民個人和地方政府出資構成；對于集體經濟較好的地區，則形成農民個人、地方政府、集體三方共同出資的保險賬戶。
2．個人、地方政府、用人單位、(集體)三方或(四方)共擔——農民工的新型農保個人賬戶籌資機制。當前，對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部分城市正在試行既區別于“城保”又不同于“農保”的“第三條道路”。對選擇該模式的農民工而言，其養老保險采取“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賬戶”相結合。如果農民工選擇了新型農保，則其個人賬戶的繳費主體就應包括農民工個人、用人單位和地方政府。我國新《勞動合同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因而用人單位為農民工交納社會養老保險費是法定義務。無論他們選擇在城鎮還是在農村參保，用人單位的繳費義務不可推卸；至于集體能否真正承擔繳費責任則像對純農戶的分析那樣要看集體經濟的發展狀況。
3．個人、地方政府、集體三方共擔一一被征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籌資機制。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補償款一般在四個主體之間進行分配：農民、農村集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為全體農民提供基礎養老金的前提下，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就應由其余三個主體構成。被征地農民與純農戶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不同之處在于，后者中集體的繳費可能是缺失的，但這里集體的繳費義務是必須的，因為在土地補償費的分割上，集體也獲得一定的收益，其用途可由集體興辦實業，為被征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或用于公益事業。而為被征地農民補貼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就是重要公益事業之一。在具體出資比例上，地方政府出資部分不低于保險資金總額的30%，從土地出讓金中列支；集體補助部分不低于保險資金總額的40%，從土地補償費中提取；個人承擔的部分不高于保險資金總額的30%，從征地安置補償費中抵交。
(二)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基金投資選擇機制一一投資對象多元化
投資對象多元化是指農保個人賬戶基金投資渠道的多元化，這既是投資理淪的要求，更是我國投資環境使然。因為現資理論認為，有效的多元化的投資組合，能夠盡可能地分散系統風險，獲取比較穩定的收益。而現實中，由于資本市場不成熟，相關法律不健全，市場參與主體難以有效運作市場等因素的影響，單一的投資渠道很難既實現資金安全，又保證資金的效率，故需要多元化投資。在投資范圍和投資比例上，《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也作了規定：社保基金投資的范圍限于銀行存款、買賣國債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證券投資基金、股票、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企業債、金融債等有價證券。其具體比例銀行存款和國債投資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業債、金融債投資的比例不得高于10%，證券投資基金、股票投資的比例不得高于40%。
基于上述規定，作為社會保障基金組成部分的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基金可以選擇包括從實業資產到金融資產在內的多種投資工具，具體包括：
1．買國債和存銀行。這是我國當前養老保險基金最重要的常規性投資渠道，由于有國家信用擔保，其安全性較其他投資工具有明顯優勢；尤其是國債，風險低，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稅，這也是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于國債長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我國目前國債品種單一、期限結構不盡合理、對利率風險敏感，收益率較低。至于銀行存款只應作為短期投資工具滿足流動性需要，故投資比例更不宜過高。
2．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基金人市。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入市已成為基金增值的主要方式。社保基金資產規模從2o01年200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7765億元，年均投資收益達到9．75，尤其是2007年社保基金股市收益曾達到創紀錄的1453．5億元，收益率高達43．19。當然股市風險較大，在2008年后由于股市下跌，當年社保基金股票資產從浮盈轉為浮虧，基金權益投資收益為一6．75，因此在基金的選擇上應采取多元化戰略。
3、養老保險基金境外投資。之所以投資境外市場，其原因有三：一是可以擴大養老基金的投資范圍，調整其資產結構，促使養老基金投資多元化；二是根據投資組合理論，當不同資產收益的相關性較弱時，將這些資產納入一個投資組合，可在保持平均收益不變的情況下，降低投資風險。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社保基金通過境外投資，使其資產結構多樣化，可有效降低投資風險；三是將社會保障基金投資于境外也是中國政府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一種方法。為規范保障基金的境外投資，2006年3月，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聯合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境外投資管理暫行規定》，開啟了全國社保基金境外投資戰略的序幕，迄今已兩次選拔境外投資管理人并進行投資。據最新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849億元，投資收益率16．1%，其中新增境外股票投資收益率達53．26%。
4．投資金融機構股權。社保基金在金融股權投資上的收益率遠高于銀行存款、委托理財、資產證券化等投資項目。目前，社保基金已投資于中國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其占有的股份價值超過1600億港元，并每年獲得數十億元的分紅。可見，社保基金成為國有銀行股改最大的獲益者之一。正是由于投資收益的拉動效應，社保基金承諾向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投資人民幣200億元人民幣和150億元人民幣。
5．加大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投入力度。我國正處于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急需大量資金，這為養老保險基金開辟了新的廣闊的投資渠道。因此，合理選擇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將基金投入到電力、通訊、交通、能源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這些項目的特點是建設周期長，規模巨大，投資回收周期長，且有國家政策資金的優惠，所以投資收益不僅一般要高于其他行業，而且具有穩定性，投資風險較低，能夠同時滿足基金對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
(三)新型農保個人賬戶基金監管機制——監管主體多元化
國際上，基金監管的模式主要有審慎監管模式和嚴格限量監管模式。由于前者須具備充分發育的資本市場、相當數量的專業人才、豐富的基金運營和監管經驗、完善的法律和行政體系等條件，而這些條件在我國目前尚不具備，因此只能采取規定明確、便于監督檢查的嚴格限量監管模式，明確基金在各領域投資的比例。從《暫行辦法》的規定看，我國采取的正是這種監管模式。要進一步強化對新型農保制度的監管，則需要構建多主體參與，尤其是將真正體現所有者權益的投保人代表納入監管主體之中。
按《暫行辦法》，基金監管的主體有三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基金投資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理事會負責管理基金，制定基金投資經營策略并組織實施，選擇并委托社保基金投資管理人、托管人對社保基金資產進行投資動作和托管等業務；投資管理人負責對社保基金的專業性投資；基金托管人則是取得社保基金托管業務資格、根據合同安全保管社保基金資產的商業銀行，其職責是執行投資管理人的投資指令，并對社保基金投資管理人的投資進行監督。也就是說，按《暫行辦法》規定，理事會作為基金主管部門確定基金投資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并對二者進行監督；基金托管人受理事會委托對投資管理人進行監督，并對理事會負責；基金投資管理人利用基金進行投資并保證保值增值，對理事會及托管人負責。三者中，理事會處于主導地位。
關鍵詞：境外企業 檔案 檔案管理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日益加速、我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我國企業紛紛“走出去”，在境外開展業務、設立駐外機構、建立海外子公司，從而產生了大量境外企業檔案。這些境外企業檔案是我國企業檔案全宗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企業境外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筆者對1992年至2012年我國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研究文獻進行了調查統計與分析評述。
一、文獻統計分析
筆者于2012年7月22日，以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4大數據庫為基礎，用“境外檔案”、“跨國檔案”、“境外企業檔案”、“海外企業檔案”、“跨國企業檔案”5個關鍵詞，分別進行題名檢索，檢索精度為模糊，共檢索出有效的相關文獻33篇。
從文獻發表時間來看，1992年首次有人提出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問題，2001年之前有關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研究的文獻較少，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相關文獻數量開始增加（2002年為3篇），尤其是2010年以來增幅明顯（2011年為8篇）。可以預見，隨著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逐步推進，有關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研究的文獻數量將呈快速上升的趨勢。
二、主要研究成果
（一）境外企業檔案的價值
學者們都認識到，境外企業檔案作為一種原始憑證，是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重要武器，尤其在是贏得法律訴訟、規避合同風險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一些學者還認為：
第一，境外企業檔案是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基礎。王強、唐振華指出：“境外檔案工作也是加強境外單位內部管理和控制的重要基礎，是檢驗境外單位整體管理水平的抓手”。[1]羅亞利提出，跨國企業參考總部和境外子公司的檔案材料可以加深對彼此的了解，促進企業內部的文化融合，還能為企業總部管理層決策提供重要依據。[2]
第二，境外企業檔案是企業重要的信息資源和知識資產。張斌指出，境外企業檔案“不僅記錄了境外企業經營管理的活動過程，同時也沉淀了境外企業經營管理的經驗，是企業不可或缺的知識資源和財富”。[3]王強、唐振華認為，境外檔案是境外單位的重要知識資產和核心信息資源，為境外單位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資源保障，在服務國際化經營上發揮著重要作用。[4]
第三，境外企業檔案對促進我國境外企業的整體發展意義重大。李向群認為，“加強境外企業檔案管理是加強境外資產管理的重要內容，檔案工作對境外中央企業資產保值增值意義重大。”[5]吳廣平認為，管理好國有境外企業檔案，不僅是國有境外企業自身經營和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政策研究及經濟戰略發展的需要。[6]
（二）境外企業檔案的特點
境外企業在資產屬性、經營模式、管理方法等方面，與境內企業相比存在諸多不同之處，相應地作為境外企業活動伴生物的檔案也有著不同的特點：
第一，形成與保管的分散性。許多學者提到，跨國企業的境外企業或駐外機構點多面廣，涉及多個國家、地區，檔案的形成地域很分散，檔案保管也是分散的，基本上是誰經辦誰保管，甚至留存在個人手中。
第二，來源及內容的單一性。高衍[7]、郭潤華[8]、林阿娜[9]等認為：境外企業在文件來源上，基本上是本公司形成的，境內主管機關的文件一般不發至境外企業，文件來源比較單一；在文件內容上，主要以商貿往來文件為主，黨群類的文件較少。
第三，語言文字的多樣性。檔案記錄語言文字的多樣性，一直是困擾跨國企業檔案管理的一大難題。郭潤華指出，中石化公司的駐外機構檔案材料語種復雜多樣，不僅僅有中文，還有相當一部分涉及駐在國的語種，如英語、德語、法語、日語等。[10]王強、唐振華也指出：“石油企業境外單位較多分布在非母語英語國家，文件檔案記錄的文字往往涉及多語種問題，如果這些外文文檔得不到及時翻譯，就容易造成利用上的困難”。[11]
（三）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現存的問題及原因
學者們認為，目前我國境外企業檔案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境外工作人員檔案意識淡薄，檔案工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國內檔案法規對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缺乏有效制約，境外企業檔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文件形成和保管分散，檔案收集困難；缺乏有力的檔案業務指導，檔案專業人才不足。境外企業檔案的知識產權歸屬、價值鑒定，電子文件的收集、保管與利用等也是困擾檔案部門的難題。究其原因，學者們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內有關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法規不健全。目前，我國已頒布的有關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部門規章或規范性文件主要有《關于加強境外投資、承包工程、設計咨詢科技合作和勞務合作項目檔案工作的通知》（國家檔案局、國家計劃委員會、對外經濟貿易部1993年）、《關于加強駐外機構和境外企業檔案工作的意見》（國家檔案局2005年頒布）、《關于加強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2009年證監會、國家保密局和國家檔案局頒布）。此外，一些地方了一些相關的地方性法規制度，如《廣州市境外企業檔案管理辦法》（廣州市政府1994年頒布）、《廣東省駐境外及港澳地區國有企業檔案管理辦法》（廣東省人民政府2002年頒布）等。但總體而言，國內有關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法規不夠健全，使得境外企業檔案工作面臨無法可依的困境。鄧達宏認為：“企業‘走出去’戰略實施后，境外國有企業檔案的監管仍缺少明確的法律法規。我國的檔案法規中涉及到關于境外國有企業檔案管理的條款太少，且規定不甚明確。”[12]
二是受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限制。境外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對于企業檔案有著不同于國內的法律規定，從而增加了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復雜性。例如，郭潤華論及，英國規定，與企業稅務有關的檔案材料最少要保存6年以上，以備稅務部門檢查；也門、沙特等國不允許將地質檔案材料帶出國境。[13]任鳳仙指出：對于企業財會檔案，日本的民法、商法、稅法中明確規定，在規定的保管期限內，企業有保管這些檔案材料的義務，而超過保管期限的檔案材料如何處置由企業自己決定；有的國家或地區規定企業形成的財會文件材料須交由當地律師樓保管；香港地區的法律對有裝訂痕跡的證據材料是不承認其法律效力的。[14]孟秀麗提到，中原油田對境外項目產生的會計檔案要按當地國家稅務審計的要求而存放在境外，接受當地國家定期或不定期的稅務審計和稽查。[15]
三是受分散式管理體制的制約。張斌指出：“我國企業檔案管理遵循集中統一管理原則，實行企業檔案綜合管理。而一些國家的企業檔案大多處于分散管理狀態，沒有統一的管理體系和制度加以約束，我國一些境外企業的管理模式或組織設計基本上模仿所在國的企業管理模式，這樣往往會帶來文件檔案流向不清、管理缺失的問題，而一些境外企業卻沒有認識到這種管理上的漏洞，極有可能造成企業知識的流失以及國有資產的流失。”[16]
四是跨區域、遠距離的障礙。王勤[17]、孟秀麗[18]認為，由于距離遙遠、境外企業駐地分散，母公司檔案部門對境外檔案的業務指導難以開展。張斌指出，跨區域是企業境外檔案管理的兩大難題之一，跨國企業的境外企業往往涉及多個國家或地區，使文件檔案具有明顯的分散性。[19]
五是檔案人員多為兼職且流動頻繁。中石油檔案室指出：“針對資源國對外籍員工勞務簽證的嚴格限制，以及嚴峻的政治、安全風險，同時為提高海外業務國際化程度，境外基層檔案隊伍一般都是兼職人員。”[20]
（四）加強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策略
第一，強化檔案意識培養。鄧達宏指出，要樹立“大檔案”的理念，提高境外國有企業檔案意識，把大檔案的理念貫徹到企業的生產、經營、銷售的始終，貫徹到企業的檔案工作中。[21]任鳳仙認為，要將檔案工作列入境外企業國內主管單位舉辦的境外企業管理人員培訓內容，培訓工作應重點提高境外企業專兼職檔案人員的思想素質、業務素質以及語言素質。[22]中石油檔案室認為，針對公司人員輪換頻繁和基層檔案隊伍兼職的特點，加強培訓工作成為培養員工檔案意識、規范公司檔案管理的有效途徑。[23]潘艷敏等提出應有計劃地實施檔案培訓，對海外項目員工采取“普及”培訓的方式，側重檔案宣傳教育；對海外兼職檔案員采取“一對一”培訓的方式，側重檔案工作操作規范和技術標準。[24]
第二，完善檔案法規體系。吳廣平認為，要加強對國有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立法，以法律的規范約束國有境外企業檔案工作行為。[25]鄧達宏認為，要分階段進行立法，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要加強調研，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搞好規劃、現行試點，制定地方關于境外國有企業檔案方面的規章制度。[26]
第三，理順檔案管理體制。郭潤華指出：應堅持“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檔案管理體制，形成檔案管理部門、外事管理部門、駐外機構主管單位齊抓共管、分工負責的運行機制；應確立駐外機構和境外企業檔案工作由主管單位的檔案部門指導和監督的原則。[27]許多學者提出，境外企業檔案管理應制定專人負責并與領導責任及經濟利益掛鉤。中石油明確了各級領導的檔案業務管理職責，公司建立了以國內總部檔案室、海外單位檔案機構為業務管理主線，以各專業系統和海外項目兼職檔案員為基層工作隊伍的檔案工作網絡體系。[28]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規定由駐外辦事處總經理、項目負責人負責檔案工作，檔案部門提供的各駐外機構工程項目歸檔情況作為年終獎金發放的依據之一。[29]中原油田對外經濟貿易總公司規定，項目經理為境外項目檔案管理的第一責任人，實行檔案“一票否決”權，將檔案歸檔情況與項目經理工作業績和經濟效益掛鉤。[30]
第四，健全檔案管理制度。王勤建議，將“實施檔案檢查”的內容加入到對下屬境外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中。[31]宋瑩認為：對于境外項目檔案管理，“‘項目經理負責制’是最好的辦法，以項目經理為主，如何操作則由其根據工程的具體情況指定專人或兼職人員管理，就可加強境外檔案管理。”[32]許多企業針對境外企業檔案的特點與管理要求，制定了因地制宜、針對性強的規章制度。例如，中原油田對外經濟貿易總公司修訂了《關于加強境外項目檔案的管理辦法》，并建立健全了境外企業（項目）檔案管理制度和辦法。[33]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有限公司制定了《關于加強海外檔案管理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海外檔案工作的通知》《境外檔案工作管理實施細則》和《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公司境外檔案工作考核辦法（試行）》等。[34]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制定了《駐外機構工程項目科技文件資料歸檔辦法》。[35]
第五，創新檔案管理機構。一者建立信息中心。鄧達宏認為：“境外國有企業應建立起檔案信息資料中心，統一、動態地管理本企業的文件信息，并定期地傳送給境內企業總部，以便總部的監督。”[36]任鳳仙認為，要以企業檔案工作為依托，成立海外市場信息服務中心，建立網上檔案管理系統，為企業搜集情報，提供咨詢服務。[37]二者建立寄存中心。張斌指出：“可以將非核心機密的文件檔案交由當地信譽度較高的文件中心，文件檔案寄存或保管機構代為保存。”[38]任鳳仙[39]、吳廣平[40]認為，可以嘗試采用托管方式，在境外成立服務性的檔案托管機構保管企業檔案資源。
第六，應用先進信息技術。境外機構與境內機構相距遙遠，使得境內母公司對境外子公司的指導和監督比較困難，互聯網技術的應用有助于克服這一難題。例如，2010年國資委對駐港澳臺地區的中央企業的檔案工作進行調研后，認為要“確立中央企業檔案信息化和企業信息化的關系，將檔案信息化納入企業信息化總體規劃，通過技術手段推動境外中央企業檔案管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41]中國中化集團公司在集團公司 IT 部的支持下，通過全集團的局域網，在 NOTES 平臺上建立了“檔案專欄”，使境內外機構的檔案人員可以了解到檔案工作的政策法規、行業標準、檔案知識等方面的內容，并與集團公司檔案部門進行業務交流。[42]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公司總部機關搭建了檔案資源管理遠程檢索信息平臺，建立了檔案管理系統，各境外單位可以通過網絡遠程把數據上傳到服務器，實現了檔案信息的網絡管理。[43]中原油田外經貿總公司的檔案人員用內部管理系統登錄公司網站，在“業務往來”中對境外公司進行業務指導。[44]
第七，多種收集方法相結合。田巧玲認為，境外項目檔案不方便帶回時，可以按照年度向國內主管部門移交當年的歸檔目錄，如所在國不同意帶回的，應將復印件或備份件報國內主管部門統一備案后歸檔移交。[45]宋瑩認為，可以采取定期收集、隨時收集與重點收集、跟蹤收集相結合的辦法進行資料收集工作，采用光盤或電子文件的形式是境外項目檔案接收最有效的方式，針對其中重要的、最有法律效力的紙質文件進行接收。[46]楊琦認為，對于境外企業檔案的管理，要有適當的靈活性，重點要求境外企業做到重要文件，如企業注冊登記、業務檔案、法律文書、合同協議、資產權屬證明、業務經營權的批準文件等重要文件予以歸檔。[47]
三、總體評價
（一）研究不足
總體上，國內在本領域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視野高度不夠。多數學者僅從企業檔案部門的自身業務或者從本行業，如檔案收集、項目檔案、會計檔案等出發，著眼于確保境外檔案完整齊全開展研究，未能從服務企業整體經營戰略，促進企業全面發展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亦未能順應全球化趨勢，從國家推進“走出去”的戰略高度出發，立足于維護國家與企業權益和安全進行審視。
第二，研究深度不足。許多論文僅從表面論述境外企業檔案管理的現存問題和應對策略，沒有透徹分析問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未能提出一套科學有效的境外檔案管理體系。
第三，思想理念陳舊。多數學者未運用現代檔案管理理論來指導實踐工作，或者試圖套用舊的檔案學理論分析新出現的境外企業檔案問題，未能“跳出檔案圈看檔案”，運用新的管理理念開展研究。
（二）研究方向
筆者認為，將來可從著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
第一，加強境外國家或地區企業檔案法律研究。跨國企業檔案管理的基本原則之一是“雙重遵從”，即既遵從母公司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檔案法律，同時又遵從子公司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檔案法律。因此，我國應加強對“走出去”的重點國家或地區檔案法律的研究，深入了解這些國家或地區對于其管轄范圍內企業的檔案管理有哪些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從而才可能提出在“雙重遵從”原則下境外檔案管理的可行解決方案。
第二，運用先進的管理理念。應該突破原有理論框架，“跳出檔案圈看檔案”，從企業檔案作為企業核心信息資源、重要知識資產，作為內部控制、國有資產監管重要工具的角度出發開展研究。
第三，開展案例分析及實證研究。鑒于目前本領域內宏觀研究較多、具體研究較少，理論研究較多、實證研究較少，可以選擇幾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國家或地區的幾家具有代表性的境外企業作為典型個案，開展案例分析和實證研究。通過分析這些境外企業檔案管理面臨的問題，提出因地制宜、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進而探索我國如何建立境外企業檔案管理體系。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有企業境外檔案監管體系研究”（批準號：12CTQ036）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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