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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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創建到現在，不過是幾十年的歷史，然而傳播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現象則是和人類社會的產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傳者與受者兩者一樣，是作為最基本的傳播要素而出現的，它是信息傳遞和接受的手段、載體。在最初的傳播歷史中，媒介表現為語音、語言和一些簡單的符號等形式，隨著科技的發展，媒介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隨著現代印刷機的發明，傳播第一次有了現代性的意義，開始跨越以前人類想象力的極限，擺脫了時間性與地域性的制約，使地球上每一個個體都身陷于現代傳媒的巨大旋渦之中。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繼續發展，電臺、電視等媒介也競相躍上傳播的舞臺，并且，每一個媒介的產生，都在很大意義上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境況，甚至同人類社會的變遷與文明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系。特別是電視的發明與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這也使得媒介技術分析的現實意義迅速而明晰地凸顯出來。在媒介分析理論界中至今享有盛譽的理論大師：雷蒙·威廉斯、麥克盧漢、梅羅維茲都有著自己對獨特的理論思辯。
20世紀的最后十余年的時間里，更是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更新提速的年頭，數碼技術、光纖衛星通訊技術、電腦網絡技術大放異彩。在所有這些技術逐漸走向融合和協調的基礎上，世界性的因特網迅速崛起，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國家疆界，還打破了文字、聲音、圖象等各種符號形式的隔膜，更使得個人的單向傳播（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個層次類型和規模的傳播走向統一。其影響的觸角也正伸向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對于傳媒界而言，這些變化中包含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對于傳播學研究界而言，這些令人激動的變化構成推動媒介分析研究的動力：一方面，要對信息傳播新技術、新媒介、新環境、新實踐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傳播學理論的指導。另一方面，傳播領域層出不窮的新變化，將一系列有關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同社會發展的關系新傳播研究課題擺在了學術界面前。將傳播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從前人的成果中獲取啟示，而又追求聯系實際充實傳播學理論，這是時代賦予傳播學界的雙重任務。媒介分析作為以媒介技術為焦點、以媒介分析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的關系為核心的研究部類，正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論，很多人第一個想起的名字便是麥克盧漢，殊不知，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響，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稱為“良師”。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專著《帝國與傳播》、《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中廣泛分析了人類轉播的各種形式、各種技術手段，提出了一種把傳播技術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考察的媒介理論。比起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要早問世十多年。
英尼斯從20世紀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來個年頭里，他把傳播置于人類歷史運轉的核心位置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一切文明都有賴于對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與之相關的是傳播媒介的時空傾向性，因而文明的興起與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息息相關。英尼斯認為任何傳播媒介都具有時間偏向或空間偏向，也就是說，傳播媒介或具有長久保存但卻難于運輸的傾向性，或具有易于運輸卻難以保存的傾向性，前者便于對時間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紙、石頭等，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時間的媒介”；后者便于對空間的控制，如輕便的紙張，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空間的媒介”。根據英尼斯的觀點，就這兩種媒介同權利結構的關系而言，“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于樹立權威，從而利于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偏向空間的媒介”則有助于遠距離管理和廣闊地域的貿易，有助于帝國領土擴展，從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權但等級制度不強的社會體制。英氏還探討了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者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他的媒介理論認為，建立在強調時間偏向的傳播手段或強調空間偏向的傳播手段基礎上的兩種不同的權威和知識壟斷——宗教的或國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國興衰的主要動力、文明興衰的主要動力。這種理論還把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視為辨證的統一體，認為一味地向時間傾斜和向空間傾斜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離不開維護時間傾向和空間傾向間平衡地機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作者對科技理性的懷疑態度，盡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術發展史在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從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中看到解決現代文明中如下重要問題的希望：如何發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質科學所釋放出來的力量向抗衡，以維持一種社會的平衡。例如，他在《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一書中，英尼斯對知識的機械化中所隱伏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評論：“機械化強調了復雜性和混亂，它造成了知識領域的壟斷。對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這種知識的壟斷的影響，對此進行一些批判性的調查和提出批判性的報告已成為極其重要的事項。思想自由正處于被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機械化及伴隨他們的西方文明摧毀的危險之中?！币苍S盡管英尼斯在對待科技的態度方面的悲觀論調和懷舊情緒并不可取。但是他對現代西方文明過于強調物質科技的力量，忽視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確是每一個習慣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所必須尊重的。
假如說英尼斯是將媒介技術與人類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進行思考的先驅，那么麥克盧漢則是繼續開拓這一領域、并在傳播學領域研究中確立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研究傳統的關鍵人物。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理論以其一系列大膽新穎的論點，迅速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重視，非但如此，他還在美國媒體與大眾之間掀起了一陣麥氏風暴。
麥克盧漢最為重要的一個論點應該是“媒介即訊息”，這即是麥克盧漢與另一學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也是其媒介理論的發人深思的主題。麥氏從功能和效果兩個方面闡述了“媒介即訊息”的論點。首先，麥氏從媒介技術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內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內容”總是另一媒介。“言語是文字的內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一樣。而印刷則是電報的內容。如果有人要問，‘那么言語的內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說，‘它是思想的實際過程，這本身就是非言語的’”。此外，麥克盧漢還從媒介技術的社會影響、效果的角度賴理解“內容”，認為一種新的媒介一旦出現，無論它傳遞的是什么樣的訊息內容，這種媒介本身就會引發社會的某種變化，這就是它的內容，也就是它帶給人類社會的訊息。
麥克盧漢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其“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理論。他把媒介技術比作人體或人類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影響人類感覺的組織。例如，文字與印刷媒介是視覺器官——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聽覺器官——耳朵的延伸，而電視則是全身感覺器官的延伸。麥氏根據人類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傳播方式手段的演變，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口頭傳播時期、文字傳播時期以及電子傳播時期。在每個時期，人類感官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維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點。與此相應的是部落文化、脫離部落文化和重歸部落文化。他認為人的感覺需要平衡，任何一種感覺一旦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覺的作用被人們所疏遠，這樣的個體不會是健全的。而新興的電子傳播時期，將會使人重新走向和諧，使人的各種感覺重新達到平衡狀態。另外，麥還有關于“冷媒介、熱媒介”的理論。
二人把媒介技術置于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大背景進行考察，強調媒介技術本身的作用，在傳播學研究中開創了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新的研究傳統。這是此二人學說的重要歷史地位。但是，他們的理論也存在著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術決定論的悖論。他們的媒介理論都失之于過分強調媒介技術的作用，把媒介描繪稱導致社會變動的最大動力。從而被學界批評為陷入唯技術決定論的極端。這是我們在閱讀他們的著作，吸取其精華思想時所必須警醒的。除此之外，兩人在寫作中，常常對一些基礎的定義未作明確的界定，而為了追求一種夸張的風格造成了思維邏輯上的混亂。這一點也同樣需要讀者加以注意。
與此二人形成鮮明反差的是英國著名學者，西方批判學派中的社會文化學派的理論先鋒、西方的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畢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眾傳媒研究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個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首先，他認為，對媒介文化研究要運用一種整體的、歷史的、動態的觀點。其認為，文化現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會現象緊密聯系的一部分，它們的變化牽涉到所有社會現象包括內在結構的變化，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運動過程，“在任何時候，它都即包括對現代的反應，也包括對歷史的延續?！逼浯?，他把文化研究同社會制度聯系在一起，試圖探詢文化制品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這可以從他以下觀點看出來：第一，強調社會傳播過程就是意義和定義在社會上建立并且歷史地演變的過程，強調傳播和社會制度機構、習俗之間關系密切。第二，指出大眾傳播的商業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噓的那樣是自由的大眾傳播模式，而是一種實際上由商業系統控制社會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現象的復雜性以及傳媒文化中的種種問題的社會性。他反對非此即彼的簡單兩分法去看待社會文化問題，大眾文化中存在著內容低劣等問題，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張把他們看作社會問題，其背后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這其中包括：對過去真正的通俗文化傳統的蔑視；作為人類文化偉大成就的偉大文化傳統又被搞成少數人的獨占；投機商們的乘虛而入。
對于傳媒科技發展與社會關系這一問題，威廉斯批評了傳播界占有顯赫地位的兩位大師的理論，一是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二是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威廉斯對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頗為不滿，他認為這一模式遺漏了對真正社會與文化過程至關重要的“意向”問題，如果忽略了為什么目的而傳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會與文化過程。這涉及到傳播過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問題。他進一步指出，西方傳媒的真正意向常常與有關當局公開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區別，并與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會過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區別。只有對意向的正確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傳媒的內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幾個方面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提出了自己的批評，首先，他認為在麥氏的媒介理論中，實際上見不到社會的蹤影，它絲毫不能解釋不同的媒介特征與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間的相互關聯。麥氏的理論雖然關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們臆斷地指派給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麥氏的理論不但認可西方社會與文化的現狀，而且尤其認可這種社會文化狀況的內在傾向。也就是說，它缺乏對西方社會與文化狀況及其發展趨勢的理性批判，最后，麥的理論中還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混亂的缺陷。
在提出對這兩者進行批評的同時，威廉斯也談到了自己對媒介文化意向與社會科技發展關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術的創造與發展都是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類實踐，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卻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許多情況下，技術往往產生原先并未預料到的使用情況與效果，他們也是對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決定是一個過程，一個牽涉到整個現實的社會過程，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
總之，媒介技術是媒介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傳播方式的變革，從而導致社會本身巨變。所以媒介技術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定義，其蘊涵的社會含義值得更多有識之士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楊梅原產我國南部，距今有2000多年的栽培歷史，是我鎮的第2大宗水果（僅次于高橙、柑桔），種植面積約533hm2，其中1995年以來種植的占半數以上。但所種品種往往是果農自售的商品苗，不但品種雜亂，而且投產遲，產量低，價格低廉，導致果農楊梅種植的積極性不高，部分近十年生樹，成為“雄”株，出現撈樹現象。
為調整種植業產品結構，推廣“一優二高”技術栽培，提高果農經濟收益，我站同市有關技術部門聯系，積極爭取科技立項。1998年春季，首先在下洞橋村組織實施了楊梅成年樹大枝高接換種，對13hm2劣級楊梅進行高接換種獲得成功。高接后第2年投產，第3年盛產，單株高產達50kg左右，每千克售價在10元以上，經濟收入佳，深受果農歡迎。自2000年至今，我鎮已推廣高接換種良種“荸薺種、東魁、本地炭梅”約133hm2，計6萬多株，經濟效益明顯增加，給山區果農拓寬了致富門路。現將楊梅高接換種技術介紹如下。
1高接樹種的選擇
楊梅高接樹種一般選擇五至十年生樹，以切接，即枝接為主，接穗選擇生長強健、進入盛果期的豐產優良母樹，剪取樹冠上部向陽面的一至二年生枝條，一般是直徑1cm上下的健壯枝。接穗采集后，可存放在薄膜袋保濕儲用，高接時最好隨采隨接，可提高成活率。
2高接時間
因各地氣候而異，一般選擇在春季萌芽前。因楊梅樹液流動旺盛，以早接為好，氣溫升高后會因傷流沖動接口，降低成活率。我地適宜在2月下旬至4月上旬（清明前后）進行高接，成活率在90%以上。
3高接方法
采用切接法，鋸大枝高度在1.0~1.5m部位，選擇2~5cm的直徑為宜。鋸枝時必須留下1/3大枝。采用雙芽、多芽切接法和切腹接，一般果農都叫枝接法。掌握培養凹凸形豐產樹冠，一般高接20~30根接穗，穗長10cm，隨身攜帶手鋸、枝剪、切接銳刀，并做到隨鋸隨接。切接時用銳刀修好高接部位，細準縱切下形成層至木質部3~4cm深，并削取同樣長的平滑接穗至木質部，穗頭反面削斜刀，將插入的接穗對準形成層，可雙穗兩邊插入，用已備好切成長條形4~5cm寬的薄膜封閉包扎緊，并適當露出接穗芽眼，再在該部位上套上白色的薄膜袋密封保濕即可。4高接后的管護
高接后1~2周檢查其是否成活，若有接穗變黑未活，進行換方向補接。楊梅第1次春梢在4月下旬抽生后，將套在外部的薄膜劃破，使其新梢長出袋外。每穗保持各方向2~4頭生長，待新梢長8~10cm時摘心，噴0.3%~0.5%的磷酸二氫鉀，促進木質化。進入夏季高溫時，要割取柴草和鋸下的枝葉復墩保濕，防止日灼。7月上旬抽生夏梢前，要及時解掉上部包扎薄膜使苗成長。進入8月份枝梢生長旺盛達可生長30~40cm，對生長旺盛的新梢進行摘心，適當控制生長，適宜噴施15%多效唑500~800mg/L，使枝梢短而粗壯，能促進當年花芽分化，提高次年坐果率。因我地處沿海，常受臺風侵襲，要做好定樁捆綁高接部位，減少損失。8月中旬是楊梅秋梢抽發期，如管理得當，則高接后樹冠迅速生長，新生枝條初步木質化。10月份后，可將原留的大枝逐步鋸掉，涂液包扎好傷口防止病源侵入。并及時抹掉接穗下部的萌芽，減少養分消耗，促使新梢茁壯成長。
5生產管理
5.1施肥
楊梅施肥要以有機肥為主，速效肥為輔，重施鉀肥，適施磷肥。通常以草木灰為主，亦用土雜肥、廄肥。根據楊梅生物學特性，一般1年施2次，第1次在春梢萌芽前2~3月份，第2次在6~7月份采果后因樹重施，五至八年生樹株施廄肥30~40kg或菜餅3~4kg，追肥時可用硫酸鉀0.8~1.0kg，草木灰20~30kg混合施入。注意進行深翻擴穴，搞好土壤改良工作。
5.2病蟲防治
5.2.1癌種病防治。楊梅癌種病是致命的病害，如有發生要立即防治。對發病輕的枝桿可用利刀刮除后，涂抗菌劑進行防治，病重枝干可剪除集中燒毀。
5.2.2褐斑病的防治。在5月中下旬褐斑病孢子正在傳播擴散時，噴射1~2次0.5%波爾多液。在采收后，再噴1次800倍70%托布津液，結合培育管理，可以得到有效防治。
5.2.3柏牡蠣蚧防治。在8月中旬第2代若蟲初孵期，于樹冠噴施0.6~0.8°Bé石硫合劑。
關鍵詞：中職美術；問題；解決方法
在中職學校的教育中，中職美術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教學中我們要準確掌握中職教育的重點內容，并在基礎訓練中，為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缺點，找到解決方法，讓中職美術的教學前景變得更加可觀。
一、在中職美術教學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在中職教育改革后，中職美術的教學開始進入穩步發展的階段，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在體制中、教學中的弊端。這些問題，對中職美術教學成果和水平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一）專業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的比例失衡
在中職美術專業中，課程種類比較繁瑣，但是也能夠區分成兩種：一種是專業課，另一種是專業基礎課程。素描、色彩、構成是基礎課程的組成部分，專業課是指PS、手繪POP、VI、UI等不同的設計內容。基礎課程的培養是對美術素養和功底的掌握，因此專業課是建立在基礎課程之上的。
中職美術的基礎課和普通高中的美術教學內容是相同的，教師首先教授學生點線面結合、空間、明暗關系、色彩等基本內容。但在專業課中就不一樣了，比如3D-MAX的軟件課中，所包括的范疇就很廣泛，如比例、體積、明暗、構圖、色彩、透視等，如果不具備這樣的美術專業素養，學生是很難理解這些內容的，這些素養的培養只能通過傳統的美術教學方式來講解。但中職美術專業的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是很欠缺的，大多學生都沒有理解基礎課程的內容，所以教師必須高度重視學生對專業課的掌握。
（二）實用性的過度突出
培養實用性的人才是中職美術教學的根本目標。由此可見，藝術性和實用性兩者是沒有任何關聯的。美術職業教育和現實應用是密不可分的，其最終目的就是到現實社會中進行實踐，因此，中職美術的教學就該遵循“面對社會，聯系實踐”的原則來進行教育，這是現代高等職業教育中的最終目的和原則，另外，中職美術教學也要遵循美術學的原則。中職美術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服務大眾，它的實用是建立在美術學的基礎上的。
然而在中職美術的教學中，它們兩者卻漸漸地背道相馳，中職美術的教學偏離了最初的軌道，過度強調實用問題，導致學生僅僅會使用操作軟件，卻很少能創造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東西。
（三）多媒體的過度使用
中職美術教育為了培養社會技能人才，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教學手段。隨著社會的發展，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教師在教學中運用多媒體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
中職美術教育為了實現形象、生動、靈活的教學，過度地使用多媒體設施，會漸漸分散中職學生的注意力。由于他們本身就對學習持有一定的懶散態度，這樣就會跟預期的教學目的越來越遠，偏離了中職美術的教學方向。
（四）教學內容繁瑣
現在各大中職院校的美術課程中，各種設計軟件越來越多，包括必須學習和運用的多媒體等工具，教學量也變得越來越大。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總是在趕進度，而不注意教學內容的質量，學生的水平也可想而知。
（五）師資水平有缺陷
中職各大院校都在師資水平上有所欠缺。其中很多教師都是趕鴨子上架，被臨時安排這樣的教學任務，在沒有大量知識的存儲之下，師資也成了很大的困難。
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思路
（一）加強中職美術教學的教育方式
為了淡化過分的實用性，教師一定要加強對自身人文精神的培養。要把課堂的教學作為很好的發展基地，強化教師的培訓，擴展教學的新觀點，實現以人為本的原則。
教師更要做好自己的職責，引導學生在美術學習中更好地學習基礎課程。同時，更要拓展學生的眼界和思路，使學生得到全面的培養，強化他們的綜合素質，讓學生加強藝術底蘊。
（二）讓專業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相互結合
在中職美術專業中，教師要首先安排學生學會素描、色彩、構成等多方面的基礎課程，讓學生對藝術性的認知加深一個層次，培養他們的藝術感知度和創新性思維。然后教師再讓他們進行專業課的學習，使學生準確地掌握藝術的語言和規范性，并能夠在他們的作品中體現出來。
（三）課程要優良挑選，學精而不能貪多
教師在中職美術的教學中要抓住要點，強調課程的主次，對于基本工具的操作必須要求學生牢牢掌握。另外，教師把課本的內容進行刪減做到精教學，也可以打破常規的教學知識點和知識體系，把課程安排的合理恰當，以提高教學的水平和質量，使學生更有針對性的學習。
（四）提高教師的水平
中職學校不能忽略美術教師的水平，要多方面擴招復合型人才，提高教師在美術方面的認知。教師應牢牢記住美術學的原則、精神，加強對基礎課程的教學，快速地提高中職學生的基本功，不要把美術課再當作計算機課程來上。
隨著教育體制的變化，中職美術教育取得成果是很明顯的，但是也確實出現了各種問題。面對這些問題的發生，我們要快速理清中職美術教學中的不足，樹立中職美術教學的正確標桿，堅持正確的教學原則和方式，讓我國的各大中職院校的美術教學大跨步地前進。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媒介批評的理論建設不僅體現在批評的理論研究上，而且體現在批評學學科的構建上;不僅體現于批評的理論性、學術性、學理性日益強化上，而且體現在批評與理論一體化，批評的理論化與理論的批評化的發展傾向上;從各學者的論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評的理論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
一、我國媒介批評現狀
從2002年起，《新聞記者》開設“媒介批評”專欄，接著，《新聞界》《今傳媒》(原為《報刊之友)))也開設了“媒介批評”專欄，而使媒介批評專欄出現在了新聞專業期刊上。不僅如此，網絡也是媒介批評的舞臺，是最活躍的媒介批評陣地。整體來說，媒介批評類文章的數量是在不斷增加的過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間。從這些專欄的研究中發現，我國媒介專欄議題主要分為主要議題、次要議題、涉及議題，其中主要議題包括業務探索、虛假新聞、職業道德、低俗化、價值觀與輿論導向、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次要議題包括廣告、媒體炒作、媒介對青少年的影響、媒介權力、新聞來源，涉及議題包括有償新聞、消費主義、媒介與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術、隱性采訪、有償采訪等。
我國現階段“媒介批評”專欄的作者主要有三類:傳媒研究或教育者、傳媒從業者和社會公眾，還有少數文章雜志未標明身份。其中，傳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評”專欄作者群中占據了絕大多數。
隨著媒介批評的持續升溫，專門的學術論文也越來越多。媒介批評按照傳播的門類走向專業分工，也就是有針對性的、相當內行地進行批評，如電視批評、網絡批評、報刊批評等。而新聞傳播專業的報刊是媒介批評的主要陣地。
我國媒介批評特征明顯。其一，媒介批評開始平凡化，但在專業化方面還不足;其二，媒介批評貼近實際，但在深度方面還需進一步加深:媒介批評使媒介報道的內容更詳實，提升受眾對媒介公信力，體現新聞職業專業精神。
對于媒介批評機制而言，我國現有的媒介批評機制包括黨政有關部門的組織監督機制、法律監督機制、傳播媒介的自我調適機制、受眾監督機制、學術輿論監督機制以及包括新聞傳播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價值評價在內的媒介批評機制，但這些機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新聞評價活動順利進行和新聞評價理論的構建。這些不完善主要表現在:批評機構和體制不能對媒介活動批評中迅速應對;媒介批評主體的不明確并有卻為現象;媒介批評的職業化、定期化程度不夠。
(四)要建立全面適用的評價方式
在對學生的學習進行評價時應該注意評定內容要全面,評定方法要定量和定性相結合,評定的方式要多種多樣。教學評價不僅要考核學生對運動技術和技能的掌握情況,還應建立過程化評價,根據學生個體的進步幅度和個體目標的達成度進行評價。此外還要對田徑知識、田徑技能和學習情感形成過程進行評價?？己嗽u價方面應包括學生體育成績的提高、學生體能和技能的提高以及學生田徑知識水平的提高。通過多次評價能夠向學生提供足夠的反饋信息,使學生及時看到自己的進步幅度以及不足,這樣既不會使學生因看不到進步而灰心喪氣,又可以使學生活動處于積極的認知狀態,能夠防止機械練習。田徑課程的考核形式可以采用教師評價、學生自評和互評相結合的方式,這樣才能使田徑考核更加科學全面合理,從而減少學生學習負擔,增加學生的信心,提高興趣。
石磊教授的《分散與融合――數字報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7月)一書，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他認為，數字技術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報業生態，但并不必然帶來報業的衰落。報業同樣可以采用新技術，在媒介融合中實現數字化轉型，實現與新媒體共生共榮。這種認識和論述，對報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通讀全書，我認為該書具有以下四個特色：
特色一：多年潛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現為四川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新媒體藝術與文化碩士點負責人、新媒體研究所所長。2006年7月，他發表了論文《媒介融合，報業發展新支點》，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從那以后，他發表了《從媒介融合看報業數字化轉型》、《數字報業內容融合與渠道融合》、《報業數字化轉型商業模式構建》、《媒介融合語境下媒介產品生產模式之變》、《培育跨媒體跨地域傳媒集團路徑選擇》、《新媒體語境下公共領域重構》等10多篇報業數字化轉型研究的論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體概論》，并被北師大等許多高校作為教材。專著《傳媒與文化――文化視角下的傳媒研究》獲得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他還主持國家社科項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傳媒發展對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項目“傳統媒體數字化轉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項目“媒體融合時代的傳統媒體發展戰略”、省教育廳社科重點項目“傳媒融合發展研究”，擔任“新媒體理論與實務”叢書副主編，四川省精品課程“新媒體概論”第一主講教師。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學攻讀文藝與傳媒方向博士學位期間，為構思撰寫報業數字化轉型的博士論文，并就相關問題多次與我進行研討。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目前國內剛剛起步，頗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論文初稿完成后，又認真聽取了許多老師和同學意見，多次進行修改，終于在2010年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專著《分散與融合――數字報業研究》。這是他長期研究的成果，是報業數字化轉型研究的集大成，是報業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構建數字報業研究的理論體系
該書將報業的數字化轉型放到數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進行系統全面研究，認為數字化轉型是報業發展的的必然選擇。更為重要的是，他創造性地提出，報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技術轉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戰略轉型。他不僅強調報業在技術上與新媒體融合，還主張在組織構架和業務流程上進行重構和再造，破除阻礙報業數字化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找到數字化的商業模式，構建起報業發展新模式。這樣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數字化研究，使報業數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對國內外報業數字化轉型歷程進行了梳理和闡述，并將眾多的轉型路徑精當準確地概括為內容融合與渠道融合。在內容融合上，以前單一的報業內容生產變成全媒體的數字內容生產，報業由“報紙業”變成“報道業”。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獨立的報紙、廣電、新媒體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統一的數字平臺上，實現全媒體融合。內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將產生跨媒體跨地域的數字化現代傳媒集團。這些分析論述，對當前我國傳媒改革發展有一定借鑒意義。
特色三：多學科交融，理論聯系實際
該書以新聞傳播學為基本立足點，綜合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注重從經典和前沿理論中尋求支撐。同時，注重從中外傳媒實踐中尋找答案，以開闊、創新的視野選用大量鮮活、針對性強的案例應證觀點。將報業數字化轉型放到國際背景下考察，運用了大量的國外理論成果和跨國媒體的生動案例。同時，注重中國語境，對報業數字化轉型在中國遇到的特殊問題進行闡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經營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石磊教授在對報業數字化轉型情況進行細致考察、對傳媒發展眾多理論和實踐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抓住傳媒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探討了報業為什么要進行數字化轉型、什么是數字報業、怎樣進行數字化轉型，做到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具有學術價值、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
高校學報的信息傳播方式
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盡力借助各種網絡傳播形式等新的載體形態，改變信息的傳播方式，提升知識信息的傳播能力，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期刊在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方面,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學報目前的信息傳播模式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誕生至今已有340多年歷史，第一份高校學報《利濟學堂報》至今也有100多年的歷史，在科學技術進步和文化傳播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紀以后，人們傳播和交流知識信息的主要媒介是書籍，然而，用書籍交流存在實時性、互動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紀之后，信函交流成為人們傳播新思想和新發現等信息的熱門手段和主導傳播方式，同時以此來確立知識發現時間的先后順序。到了18世紀，由于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形成印刷商、書商、出版商等職業化的信息傳播者，科技期刊賴以發展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條件日漸成熟。到18世紀末，科技期刊開始向行業化、學科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到19世紀，專業性科技期刊幾乎遍及所有的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領域。20世紀以來，科技期刊（高校學報）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技期刊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科技期刊的種類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發展,使科技期刊逐漸演化為科學交流的一種主要的知識信息媒體。
高校學報的信息傳播模型概況及結構
（一）通用的信息傳播模型
1948年，美國數學家、信息論奠基人香農(Shannon)提出了信息傳播的一般模式，如圖1所示。該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傳播的整個過程，無論是人人、人機、人物、物物之間的通信都適用于該模型，因此該模型也適用于物聯網的信息傳播過程分析。無論是什么環境下的信息傳播，都應該包含四大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受傳者。
同時，⑴信息傳同時，⑴信息傳播是一種社會信息共享活動。信息可以同時為許多個個體擁有，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經過傳播之后，對受傳者來說，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傳播者并不因為該信息為受傳者所獲取，自己就失去這一信息，而是與受傳者同時擁有這一信息。⑵信息傳播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傳播活動的“人類社會實踐活動”性質決定了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只要有信息傳播活動出現，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發生的。信息傳播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社會成員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環境，還會創造新的社會關系。⑶信息傳播是一種雙向的社會互動行為。信息傳播是在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進行的，傳播者總是由于某種目的向受傳者傳播信息，受傳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總是要考慮所接收的信息與自己的關系：接受、部分接受還是不接受，而這一點正是傳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傳、受雙方具備共通的意義空間是信息傳播實現的前提。信息傳播必須以符號為中介才能實現，而符號的含義必須是傳、受雙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義空間指的是傳、受雙方必須對符號的意義擁有相同的理解。在廣義上，共通的意義空間還包括人們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
對于信息傳播過程，一些專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優劣的傳播模型，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對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進行分析，提出“5W”模式：誰(Who)說什么(SaysWhat)通過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對誰(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模式、施拉姆的大眾傳播過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動過程模式以及盧因的“守門人”模式等等，對于信息傳播研究和應用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同時也有一定的理論缺陷。本文主要依據Shannon傳播模式進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學報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型
根據高校學報對知識信息的編輯加工處理和出版發行過程，對照香農的通用信息傳播模型，具體分析模型中的各個要素可以得到：傳播內容（即信源）包括論文全部的創新性內容及其相關信息（如參考文獻等）；傳播者應該包括論文作者、編輯、審稿專家和印刷者；傳播媒介包括：紙質期刊和發行渠道等；受傳者包括：審讀專家、一般讀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學報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型如圖2。
1.信源：知識信息。這種知識信息是客觀實在的，知識產品是客觀的，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且這種知識信息由問題、事實、假設和理論等組成，具有復雜的結構，每一種知識信息都有自己的內核，或表現為一種邏輯結構，它們在變換中是不變的，但是內核的具體形式可能會發生變化。高校學報要傳輸的知識信息包括：傳承科學理論，如：研究報告、學術論文、綜合評述；傳播工程技術，如：新技術、新工藝、新設計、新設備、新材料等相關的知識集合及文獻信息。
2.編碼：信源的編碼涉及論文作者、編輯加工、專家審稿及印刷出版等多個方面的方法、技術和規范，編碼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信源的傳播質量和效率。其中論文作者通過自己的學習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討決定并給出知識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學報傳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編輯部包括編輯加工和專家審稿，其主要責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進一步選擇、處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證知識信息的質量和提高知識信息的強度，以求達到知識信息出版發行的目的。
3.信道：紙質媒介或網絡傳輸，其主要功能是將作者和編輯部處理轉化過的信息符號，依照適應性和媒介性原則進行有效的技術處理和編輯（諸如劃版、標注、排版、校對、改版等），使之進一步具體化、暢通化和對應化，并最終通過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轉換（由手稿轉換成印刷符號）。而這其中只是將學報作為知識信息傳播的一個通道。
4.譯碼：對傳輸的知識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讀者或讀者群等。通常，讀者意味著高校學報傳播功能價值和功能意義的直接承接者、呈現者和評價者。
5.信宿：對信息傳輸的結果、效果進行評估，讀者經過理解和分析得出學報論文的學術水平和知識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論文價值高低的量度和讀者對論文的認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聯網的高校學報信息傳播體系結構
物聯網(TheInternetofthings)可簡單定義為：物物相連的互聯網。具體包含兩層涵義：第一，物聯網是互聯網的核心和基礎，是互聯網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第二，物聯網用戶終端延伸和擴展到了任何物品與物品、物品與人之間進行信息傳播。因此，可以說物聯網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各類傳感器、全球定位系統（GPS）、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照特定的協議，把各種物品與互聯網實現連接，進行信息處理、傳遞和交換，以實現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種網絡。為了實現物聯網的功能目標，其中的“物”應該具備：(1)要有唯一的身份標識碼；(2)要有存儲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數據接口；(4)要有處理數據的能力(CPU)；(5)要有數據傳輸通道(含協議)。否則，難以實現互聯互通、資源共享。
基于物聯網的高校學報信息傳播系統，其中的“物”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與知識源的真實性、科學性相關的所有“物”，如：實驗地點、實驗設備、實驗數據的原始記錄，還有分析檢測的、實驗驗證的相關信息、論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與信息受眾相關的終端設備，如：計算機、手機、電視和其它閱讀設備等等。這樣可以構建一個宏觀與微觀、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學報承載知識信息、編輯加工和專家審稿的水平、信息傳輸效率等功能的物聯網系統（具體如圖3），同時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論文作者的創新過程，增大受眾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驗證論文數據的真偽，防止實驗結論造假。該體系結構模型包含感知層、網絡層和應用層三個層次，在感知層實現知識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驗證性，在網絡層實現知識傳播的實時性和傳播信息受眾的廣泛性，在應用層實現多媒體手段的知識信息獲取和高校學報的綜合評估認證。需要解決的關鍵技術主要有：對各種科學實驗設備和檢測設備的感知和實驗數據的匯集，以及對這些設備唯一身份的編碼標識，對論文作者研究背景數據庫的建立和作者知識背景的溯源分析；還有高校學報知識資源共享平臺的建立和關于知識邏輯的云計算模型分析等等。無論怎樣，這些關鍵技術的逐步解決，對于高校學報數字化、網絡化的應用和發展，特別是基于物聯網的數字化、網絡化的應用，提高高校學報的協作效率和資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
關鍵詞：B/S；本科生；論文質量；創新
1 B/S技術概述
B/S（Browser/server瀏覽器/服務器）結構技術是由美國微軟公司研發，是WEB興起后的一種網絡結構模式，WEB瀏覽器（Browser）是客戶端最主要的應用軟件，這種模式統一了客戶端，將智能系統可實現的核心內容集中到服務器（Server）上，簡化了系統開發、維護及使用成本。在網絡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教育界提出“面向教育信息化”的教學管理發展目標。就本科畢業論文管理工作而言，以往論文寫作、指導模式主要是通過筆、墨、紙等傳統媒介實現，論文管理工作也主要是按照印發規章制度推行。這種管理模式在當今信息技術已滲透教育管理各個層面的形勢下為高度依賴網絡交流手段的“90一代”的“電子學生”所排斥?？梢哉f基于B/S技術下的論文智能管理系統是應人、應時而生。
2002年B/S計算模式與C/S的計算模式并存混合計算模式的提出，預示著B/S架構模式，跨入“大眾”門檻。我校引進論文智能管理系統，也是基于此技術研發的。首先，它是基于JAVA跨平臺語言的B/S智能論文管理系統，具有使用隨時性和便捷性的特點，不僅無需安裝任何專門軟件，且系統操作方便，用戶通過瀏覽器，輸入系統管理員分配的用戶名和密碼（系統設置為教師工號或學生學號）就能很方便地登錄并使用系統。其次，該系統日常維護成本低廉，作為技術成熟產品它已考慮多種應用環境，能針對不同的使用者身份設定權限，更可以讓用戶在不同的使用地點、以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LAN，WAN，Internet/Intranet等）便捷訪問，無需后期額外開發。再次，該系統穩定性強，能有效地保護數據平臺和管理訪問權限，服務器數據庫也相對安全。
2 論文寫作質量現狀
基于B/S技術下的論文智能系統優化策略分析是筆者對南京曉莊學院2009-2012級畢業生（部分）進行論文寫作模式、智能系統應用缺陷及論文管理方式缺陷等問卷調查及跟蹤數據基礎上提出，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準確性、應用性及創新性特點。同時針對性指出“傳統模式”（紙質材料為主要媒介）缺陷同時，也為論文管理的完善提供重要參考數據；強化智能管理系統與論文寫作之間融合度，以期幫助學生提高對論文寫作訓練功效的認知和對切實論文寫作總體質量的提高提供有效數據。筆者依據對調查數據的匯總、統計后發現目前論文寫作存在眾多問題：（1）論文重題問題不時發生；（2）論文抄襲現象普遍；（3）學生寫作素養較為薄弱；（4）部分導師指導能力有限；（5）論文管理人員工作方式傳統、單一和低效率。
在數字化、網絡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下，教育領域順應時代潮流，逐步向全面信息化發展目標邁進，在數字信息技術普及應用的當下，單一、低效的傳統論文管理模式已嚴重滯后于時展和教育改革方向的要求。2012年教育部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強化實踐育人環節，結合專業特點和人才培養要求，增加實踐教學比重，加強實踐教學管理，提高實驗、實習實訓、實踐和畢業設計（論文）質量。”這意味著畢業論文寫作要從質量逐年降低的頹勢中解放出來，必須尋找由傳統模式向數字信息模式轉變的自救創新之路。受此發展趨勢影響，基于B/S技術架構下的智能論文管理系統應時而生，其特點與優勢凸顯。雖然技術和時代優勢明顯，但根據調出數據顯示：仍存在一些問題：（1）使用者對論文智能系統操作不熟練；（2）論文智能系統技術漏洞有待完善（文件支持版本格式太低、軟件兼容性問題等）；（3）功能設置與論文實際管理有較多矛盾點等問題需要解決。
3 智能技術深入應用
3.1 B/S新模式與傳統模式的功能銜接
1999年國內高校開始大規模擴招，學生人數飆漲。論文傳統模式，歷史資料長期保存不易，參考時查詢異常困難，大量紙質材料的存檔浪費資源；工作程序繁瑣復雜需要耗費人力、物力和時間來完成；受現有條件所困，師生交流互動受限等諸多問題，都從側面上反映出我國的高校管理工作需要盡快實現數字化、網絡化新模式已迫在眉睫。B/S智能管理系統符合高校信息化發展特點，我們可以將一些先進的管理技術、智能技術等應用到論文系統應用中，從而提高系統的智能化程度，更好地為論文管理服務。論文智能管理系統依賴的是B/S技術優藎加以適當的優化而來。但系統研發的基礎是對論文傳統模式管理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兩者之間的是相輔相成，優勢互補的關系。所以，在調查數據的基礎上，認真總結出傳統模式的管理優勢，看準時機的融入到B/S智能管理系統中，達到新舊管理模式的和諧銜接。對此我們應依據論文成果質量和使用反饋的調查問卷為基礎，與軟件開發公司協調信息進行功能性的技術彌補和進一步完善，直至縮小智能系統與是實際論文管理間的距離或提高其相互間的融合度。
3.2 B/S架構下論文智能管理系統的優化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論文智能化管理的手段也得到很大提升，水平也得到快速的提高，并逐漸為高校的師生創造了良好論文寫作與指導新環境。較之發展，論文管理雖然在智能化發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高校圍繞論文管理而展開的各項工作，還遠遠沒有集成到各個管理系統中（論文管理和教學并沒有緊密結合）所以，未來的論文智能管理系統的優化應該重點考慮各種管理系統的高度集成化，并且以教務管理中的論文管理和教學工作為優化核心。同時，對于智能系統與實際管理中的時間節點、步驟安排、靈活機動等方面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優化及融合。
3.3 智能系統功能優化，應考慮不同學生的專業特點
對于B/S論文智能管理系統的研發應用，應考慮學生的不同院系、不同學科及專業性質等情況，區別對待，合理開發應用。根據學生所學學科，凡所學為基礎學科，考核標準應趨重理論，以培養學術人才為旨歸的，論文考核標準就需要求嚴格；而學生所學學科為應用學科范疇，考核標準英趨重實踐，以培養實用型為目標，應更看重大學四年平時考試或實踐成績為考核重點。對于智能系統的管理應將一定的權限劃分到二級學院，由他們根據專業教學大綱和培養目標設置論文完成步驟的各要求（質量、字數、時間節點、評優及考核標準等）為智能系統的“自”方面的技術設計應用提供合理思路，增加智能系統的操作靈活性，強化系統的應用體驗。例如英語學科論文寫作中存在機器翻譯問題、語法問題等這方面系統功能并未有效開發，導致教師認為智能系統并未真正體現“智能”不過是個重復工作步驟的“系統”而已。最大的優勢就是把紙質材料轉化成電子文檔，并未對論文指導工作的有效開展起到明顯作用，所以對于智能軟件的維護更新還應進一步多功能、多學科的角度進行優化，實現真正的智能。
4 結束語
在數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本科論文管理走上信息化之路是必然趨勢。本研究開展過程中將隨時跟蹤本科畢業生論文撰寫各環節的數據資源，進行及時的動態分析，并向相關領導和論文指導教師以及學生及時反饋信息，從而對學生畢業論文寫作進行全過程質量控制。此項就如何運用B/S技術論文智能管理系統以促進畢業論文質量大面積提高的研究只要各環節數據獲取準確、分析方法得當、對發現的問題能構想出有效解決路徑，那么研究過程中累積的成果必然會促進我院辦學質量的提高，也會有向其他院校推廣的價值。同時，B/S架構技術下論文智能管理系統的全面推廣應用，能夠有效減輕管理人員的工作強度，提高工作效率；豐富指導教師的論文指導方式，優化工作流程，促動指導熱情的激發與提升；滿足學生他們對電子技術應用教學模式的功能延續的“電子心理”。以上種種價值同時對促進論文寫作、指導與管理模式的變革，調動學生的寫作積極性與指導教師的工作積極性都有積極影響作用。最終為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提高創造了機會和新途徑。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N].中國教育報，2012，04.
一、社會變遷與融合之道
對當今新聞傳播教育所處時代和媒介化社會的解讀是與會院長發言的普遍起點。外部世界的變遷,特別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業的“?！迸c“機”,傳統新聞傳播教育的困境,成為新聞傳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問題。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教育者所面臨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宋超在演講中提出,當代中國社會以及媒介生態的深刻轉型向今天的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戰,他提出了四個“融合”加以應對:傳承與創新的融合,本土與世界的融合,通識與專業的融合,教與學的融合。長期分管教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倪寧認為,經過多年討論,中國新聞學院院長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打好基礎平臺。在新技術媒介融合的態勢下,新聞教育應在知識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強培養。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則強調了“特色化”的新聞傳播教育需要注意的關鍵點。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Dean Mills在題為《新聞業與新聞教育中的失望與希望》的主題發言中首先檢視了美國的情況,認為從今天美國的一些報道來看,現在既是新聞學歷史上最糟糕的時刻,也是新聞界最糟糕的時刻,其表現是以報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大幅削減崗位,新一代的受眾逐漸拋棄傳統媒體轉而投向互聯網的懷抱?！熬蜆I”成為很多人對新聞學的擔憂。他駁斥了“新聞業已死”的論斷,認為教育者要開發創新性的課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僅更好地服務于新聞學生,也讓市民成為更好的新聞業消費者。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網絡媒體下的新聞教育》的主題發言中認為,我們處于新聞業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首先有必要把新聞的生產和它的傳播分開來看。新興新聞業有兩大特色:一是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連接性”(connectivity)。網狀的新型媒體結構改變媒體的消費和制作,而且影響深遠。就歐美的情況而言,目前媒體的改變不僅是內容的改變,也是商業模式的改變,同時也是在公眾領域,新聞從業狀態的一種改變。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組織,他們很多公眾職能都變成了媒體公司。我們新一輪教育是要不斷地挑戰新聞業者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價值以及新媒體的本質。
東京大學情報學環學環長石田英敬回應了新聞和傳播研究的四個課題。第一,21世紀是一個新的百科全書時代,要構架出新的百科全書式的組織,匯集多種不同的知識,建立一種跨學科的百科全書研究網絡。第二,面對技術革新,尤其是通信技術的發展,要與技術專家積極合作,應對技術革新的挑戰。第三,對于大學以及知識與社會關系的重新定義,與各類機構合作,他認為新聞和媒體研究是社會的一個接點或者說是“契合點”,現有大學與社會存在一定的脫節,而在媒介化社會下,大學與社會的融合成為一種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視野中亞洲新世紀已經到來,教育要用國際化的視野積極進行教育交流。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鐘蔚文在主題發言《尋找未來的傳播教育》中認為,我們可能正面臨著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來的最大挑戰,進入了后Google時代。對臺灣新聞教育而言,不僅有來自全球化、媒體匯流的挑戰,還有來自商業化的挑戰。他認為我們今天傳播教育者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將資訊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把媒介化社會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多年討論的最基本問題總結為三對概念: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新聞與非新聞。從“面向”而非“矛盾”的視角去理解這三對概念更有助于我們擺脫當前新聞教育的困境。他還構筑了一個由三對概念構成雷達圖,并給出了橫向(院校間)和縱向(歷時)比照的標準和建議。他認為各院校應該根據規模、需要、歷史傳統等建立平衡和協調的標準。
二、技術爭議與專業本質
“技術”是眾多與會代表關心的問題,同時也集中了較多的討論。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Evgeny Zaytsev認為要把新技術當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識才是新聞教育的兩翼。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認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費功夫,技能要貫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戴元光等認為,把學習現代技術作為新聞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應當受質疑的,過分的技術化取向對新聞教育是一種傷害。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傳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電臺訓練及發展總監張圭陽等。張圭陽認為,這種迎合市場即時需求的教育實踐被證明存在極大問題,畢業生們越來越擅長于播報即時短信息,而在分析性報道和深度報道方面頗為欠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楊志弘對媒介融合做了細致深入的介紹,他認為面臨數字科技的這場革命,新聞傳播學科首先要思考這場產業變革的本質,分析行業的關鍵技能何在,不能僅僅停留在擔心的層面。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嚴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培養情況調查》的報告,他認為不能泛泛而談新媒體與新技術,提供有說服力的事實可能更有利于問題解決。在他看來,技術是一種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
對新聞傳播學學科“專業”的討論是本次論壇的另一個熱點。對專業性的挑戰來自各個方面,既有與其他學科的比較,又有來自新媒介生態下諸如“公民記者”的挑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以重新審視新聞學教育的合法性為起點,對新聞教育的“專業性”何在進行了思考。他認為新聞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新聞實踐所處理的是變化無常的復雜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專業體系能提供一種完整的理論知識及支持這種視角的理論分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聞學的專業程度又嚴重不足,與其他專業相比,新聞專業的人才缺乏專業獨有的精神氣質。
威斯敏斯特大學中國傳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討論了數字化時代新聞業所面臨的一個悖論: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記者,那么專業的記者和采編機構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數字化時代不僅需要新聞教育,而且需要一種與傳統新聞學截然不同的,能夠將研究和傳播技術同知識與對公共世界的認識結合起來的新型新聞教育,這將為許多職業提供堅實的基礎。在他看來,新聞學比其他學科更適合作為一種基礎教育,新聞學是屬于21世紀的學問。南加州大學安尼伯格傳播學院院長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題發言中也強調了向本學科外推廣新聞傳播教育的必要性,認為所有的學生都應該有一些必要的新聞學常識。
美國富樂敦加州州立大學傳播學院院長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顧了美國新聞專業教育的發源正是在煽情主義泛濫的年代,作為這場黃色新聞的教訓,新聞學專業創立出專業化的課程計劃。準確性不夠和煽情主義是當時的一個很大困擾,而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并威脅著新聞專業主義的生存發展。同時,現在“專業”與“非專業”的壁壘在技術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來聲稱自己是記者,他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增加內容的附加值。在這種背景下,他們認為新聞學更適應于作為一種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廣,培養新一代的公民記者,以負責任的傳統新聞價值理念培養更多的公民記者、更多優秀的博主。
同樣面對公民記者的挑戰,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葉明德認為與公民記者相比,新聞學院培養的記者更要著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數字技術,成為更好的“講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觀點,有立場,大多數人要的是有意義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與成千上萬的網民競爭;第三,要重新界定媒體的公共性,在培養人才時要格外注意這一點,否則對社會文明的提高沒有幫助。
三、培養層次與教育創新
正如本次論壇中多位院長指出的,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自從被定為一級學科,已經建立起多層次的培養體系。在體系日趨健全的背后揮之不去的是各層次到底培養什么樣人才的疑問。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介紹了深圳大學實踐教學理念變革和實踐教學體系創新所取得的一些經驗,在廣告學專業實行實戰性畢業設計代替本科畢業論文的做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一做法搭建起從大學到業界的過渡橋梁。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蔣曉麗對新聞教育和傳播教育進行了區分,并針對網絡熱炒的四川大學擬取消本科畢業論文的事情進行了澄清說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畢業論文,而是想給畢業論文找出多種方式。她認為以往的畢業論文形式已經不大適應業界對新聞學科的需要。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在《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培養方案研究》中談到在研究生層面計劃從明年開始實行“3+2”模式,面向除新聞與傳播學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兩年新聞傳播碩士,從本科碩士跨學科的交叉來培養復合型的人才。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院長高曉紅則對高層次應用型國際新聞傳播專門人才培養提出了她的觀點。自2009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5所高校,試點培養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這一舉措是當前加強國際新聞傳播后備人才培養的重要步驟。
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主任瀨川至朗介紹了日本在2008年才設立第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的背景。地處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創建于1882年,它以培養記者而聲名卓著,但一直沒有設置新聞學的系統課程。此前的日本新聞界一直堅持在崗培訓(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養方式,新進人員像白紙一樣直接被各個媒體涂上自己的“顏色”,已經帶有“顏色”的記者并不受媒體的歡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生院開始設立新聞學碩士學位,這也是日本第一個新聞學研究生院。這一轉變與大眾媒體自身不斷變化有關:24小時新聞播報使時限更為緊迫,記者們不再能從容地書寫故事,也不再有時間來訓練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環境的變化也讓人沮喪,媒體間的混戰、媒介入侵私人空間和錯誤報道導致一般民眾對大眾傳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時,新來者憑借對新聞業使命的認知、對法律知識的熟識,及實踐經驗為新聞界帶了一股新風。
悉尼大學媒介與傳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對博士層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對英國和澳大利亞關于專業博士學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專業實踐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傳統的博士學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討論進行了介紹,并集中介紹了國外對前兩者的爭議。與傳統的以學術研究為旨趣的博士學位(PhD)不同,專業博士學位(PD)的誕生較晚,在英國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它是以市場為驅動滿足于特定領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學博士等。PD與PhD的區分較為明顯。而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則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針對與藝術、創意等相關專業,它的出現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關于這類專業實踐型博士的討論集中了五種類型的話語:隔離主義的(Segregationist);PhD學位的墮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義的(Inclusive);(后)殖民主義的(Post-colonial);矯正或重整學術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認同第五種話語,認為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是一個反思學術何為的契機,也是反思大學傳統的契機。
本次論壇中多位來自英美的院長都強調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大眾傳播學院主任Judy Turk認為大眾傳媒生態的變化將帶來大量的外包業務,催生出個人工作者的職業模式,誕生不為任何一個雇主而為多個客戶工作的技巧嫻熟的自由職業工作者。這就意味著新聞傳播教育者要主動探討出新的教育培養模式,為新的現實環境、新的職業市場和新的職業途徑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更加強調新聞傳播基本的價值,但也要更加強調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畢業生們不僅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求職者,更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策劃人,為一個企業問題提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成為跨媒介和產業平臺的獨立工作者。
繼續教育和培訓成為新聞教育的新領域。新加坡傳媒學院副院長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個案為例,介紹了《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和碩士計劃》。Jackson Yip認為如今的媒體和創意產業正發生著結構調整,為就業準備的傳統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滿足傳媒業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靈活性的全新的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與解決方案來滿足不斷演變的技術發展。而整合多種資源的繼續教育和培訓則幫助媒體與創意人士的實踐工作更專業化。
10月25―26日，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印度、韓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中國8個國家著名學府的一流學者和業界專家齊聚上海大學，參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大學影視與傳媒產業研究基地、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共同舉辦的“新媒體產業國際研討會”，共同研討新媒體產業發展的前沿課題，探索在新媒體時代傳媒與社會和諧互動的關系與方略，這是新媒體研究領域一次空前的國際學術盛會。研討會上，各國學者、業界專家圍繞“新媒體產業發展的現狀與趨勢”、“新媒體產業發展的政策與策略”、“新媒體與人類和社會的發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互動”等主題展開了深入交流和探討，其中既有對宏觀層面的把握，也有對微觀、具體媒體形態的深度探究，對世界新媒體產業前沿發展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展示、交流和對話。
各國新媒體產業發展的宏觀態勢
來自印度克魯克舍大學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題為《淘金記！迅猛增長的印度新媒介產業中的全球化問題》的報告，他結合當前印度人口眾多、消費主義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現狀，介紹了電視行業、電影行業、印刷媒體、音樂行業、電信、外資電臺等相關領域的發展狀況。針對在通向市場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體所遇到的“政策體制”和“語言文化”的雙重阻礙，B K Kuthiala教授介紹說印度政府盡管不情愿全面開放，但還是給了私人企業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體的行業聯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項目共同開發；在語言方面，印度語、英語甚至中文呈現出混合與共存的現象，而且大多數印度本地的受眾已經習慣了這種語言融合，新媒體在印度的發展空間是很大的。
來自韓國水原大學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韓國IPTV用戶的觀看模式》一文則是從受眾研究的視角對用戶實際使用的IP－VOD服務展開調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內，韓國的IPTV有一個顯著的變量：不僅用戶數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頻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眾觀看時間每人翻了兩番。在內容方面，用戶仍然傾向于收看免費的電視節目。但是，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觀眾逐漸定制適合自己消費方式的電視節目，而這一服務IPTV完全能夠提供，事實也已經證明，IPTV是傳統電視的一個很好的補充，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徹底改變受眾觀看的模式。
中國的IPTV目前也處在關鍵的運行階段，而最初的兩大壁壘（政策與技術）正在弱化。上海文廣集團百視通公司在IPTV運營上已積累了可喜的經驗，其首席運營官李懷宇在《中國IPTV業務發展與創新》報告中指出，IPTV處于有線電視和網絡之間，并更偏向于電視的媒體渠道，在中國，IPTV的技術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線電視，而只能與有線數字電視實現差異化定位。他介紹了BesTV（百視通）在順應三網融合的發展下謀求IPTV的創新發展舉措。比如與Web2.0整合，實現跨終端社區視頻服務；個人用戶與家庭用戶透過IPTV家庭電視填補互動縫隙；個人用戶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薦要看”的內容在不同時段播看，等。他預測，在不久的未來：用戶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賓館、工作場所等，凡寬帶所在之處，IPTV均可實現互動視音頻服務體驗。
上海大學的青年學者，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的王雨瓊博士在《俄羅斯衛星電視產業》中重點介紹了俄羅斯衛星電視發展歷史和現狀，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質量內容的電視節目這一競爭法寶，已普遍被業內人士認同和遵循；另一方面，節目收視技術的競爭，也成為電視的新競爭重點。在這種趨勢下，俄羅斯衛星電視市場由于較好地發揮了衛星傳播手段的技術優勢，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運營策略，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對世界各大衛星電視公司和俄羅斯本國新興衛星電視公司充滿著巨大的魅力和誘惑。尤其在傳統媒體市場已充斥著近于飽和的激烈市場競爭的情況下，俄羅斯衛星電視市場更顯示出巨大的市場潛力。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的Alan Knight教授預測未來傳媒發展大致會出現以下幾個趨勢：內容獲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臺；傳媒發展更加個性化；媒體的公眾參與程度越來越高；受眾實現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趨集中化和數字化制作。
新媒體產業經營的創新視角
互聯網上電視新聞傳播有何新的動向？有何創新的機遇？針對這一課題，上海大學的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視頻網站上電視新聞傳播現狀與創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對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視頻網站上電視新聞在傳播形態、傳播技術、傳播方式以及傳播內容構成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詳細、全面的定性分析，認為國內互聯網現在對電視新聞傳播的使用與滿足狀態，只是互聯網發展中早期階段的一種狀態，國外則有更大比例的互聯網使用者運用視頻新聞傳播來觀察監測世界發生的新變動（新聞范疇的功能），來增益自身適應社會發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與學習范疇的功能）。這種需求的增長，無疑也為網絡電視新聞與信息的傳播拓開了日益增長的空間。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國內網站存在著電視新聞數量稀少、傳播情況欠佳的現狀，但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以前瞻的目光開發對電視新聞的傳播和利用，并根據互聯網的特性設計創新的傳播模型和體系。
同樣對視頻網站予以關注的有來自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對視頻網站中并非由商業機構提供而由用戶生成內容，并以表達自我為重點的媒體類型稱為身份媒體，比如Facebook和Youtube。這類“身份媒體”是技術和理念共同的產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媒體盈利模式。在業界主要有三種利用方法：1.市場營銷和審查；2.合作開發；3.購買網絡。
在手機媒體成為各界關注熱點的勢頭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的龍錦副教授在《新媒體發展：勿忘消費者――以手機電視為例》中指出，集各種利益關系于一身的中國手機電視已經步入嚴重的發展瓶頸。與手機電視發展密切相關的兩大政府部門在奧運會后仍未能進行有效的合作，廣電總局手中的“許可證”與工業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網證”仍互相牽制，各不相讓。在這種情況下，從這一產業鏈的終端著手，強化消費者在消費終端的拉動作用，無疑是手機電視市場發展的一個最好選擇。而要使消費者形成對手機電視的市場需求，關鍵在于如何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對手機電視產品的需要并付諸行動。上海大學孔秀祥副教授則詳細分析了手機廣告的類型、特征、市場規模、產業模式，介紹了國外的先進模式及其借鑒價值，并綜合各方數據，結合中國市場發展實際探討了中國市場手機廣告的發展趨勢。
針對當前炙手可熱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蔣曉麗教授、付玉杰在《互聯網的二度華麗轉身：從工具進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發展趨勢》一文中指出：互聯網的發展史本質上也是互聯網這種生產工具不斷進化的歷史。文章從生產工具進化的角度對Web1.0到Web2.0的轉變進行了闡述，并對未來Web3.0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判斷，主要有信息表達方式轉變、網絡使用方式轉變和信息搜索模式轉變三個方面，而這種轉變和Web3.0的主要內涵還有進一步可待探討的空間。
政策與策略制定的新影響因子考量
德國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體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內在關聯》中指出：新媒體環境給傳統媒體和傳統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網絡媒體成為一個最大的檔案，它的雙向交流特點和受者與傳者互換造成了社會分散化，進而對20世紀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權形成了一定沖擊。網絡媒體在作為宣傳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間存在一種博弈，就德國自身的情況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國公民在線。尤其是年輕的80后一代，他們有自身更顯著的特點，在所有上網的動機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費信息和娛樂。媒介化所帶來的對民主的改進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的現象。
上海大學的張詠華教授的《博客現象和網絡時代公共空間的拓展》一文，從對中國大陸若干網站上的博客內容的實證分析出發，探討在當今中國大陸，博客同網絡時代公共空間的拓展之間的聯系。在研究中發現，博客內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意見的表達，盡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議題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規時期還不大，博客行為也還不夠成熟，但是在公共話語空間的建設尚較薄弱的中國大陸，博客空間和在其中展開的公共議題討論的出現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論文同時指出，博客形式的社會空間作用的進一步發揮，博客空間中非理性、極端化等問題的克服，呼喚著公民公共參與意識和積極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強。
來自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大學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務廣播的信息化與轉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廣播機構在互聯網上有兩個新角色是商業廣播無法滿足的：一是帶給公眾有來源的信息和材料，盡管商業公司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雙方的興趣和動力不同，無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網絡提供的豐富資源那樣；另一點是功能上的互動，它將個人博客、新聞機構、社會團體的媒體代表整合為一體，以跨越時空的方式在機構與用戶，用戶與用戶之間實行互動，及時提問、發表觀點和議論。這在客觀上也為公眾的民主表達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徑。
對于新媒體產業而言，版權問題已然成為新媒體內容生產和經濟模式的重要問題而凸顯出來，來自英國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論文《數字音樂的未來》，中國傳媒大學胡正榮教授和徐聰的《中國網絡
電視盜版與公共利益的維護》的論文，都對此作了探討。
從人文視角對新媒體產業的反思
新媒介為大眾又開拓了一塊極具誘惑力的虛擬空間，催生了許多新的大眾文化形態，對大眾文化注入了新內涵。上海大學許正林教授的論文《新媒體的崛起與大眾文化新癥候》則對這種新的文化形態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讀。他指出一系列大眾文化的新癥候，主要有虛擬交往、文化拜物教、負價值迷狂和政治參與4種表現類型。他認為，新媒體一方面促成了大眾文化人性化回歸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體又產生了一種社會負價值迷狂癥、一種人性的異化……。在新媒體未來發展的道路上，這些表現出來的大眾文化新癥候是在觀照新媒體與大眾文化關系中應該警醒與批判的。
復旦大學孫少晶副教授在《新技術環境中的傳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當今新媒介環境中存在著：人－信息互動：思維與認知陷阱、人－機互動：控制與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動：溝通與關系陷阱三類傳播困境。盡管因特網、手機、互動電視等新媒體技術賦予了受眾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方便性和互動性的增強更增加了人成為媒介奴隸的可能性。Email、PDA、手機、IPOD等占據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時間。網絡上癮癥（Internet addiction）、網絡依賴癥（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癥狀越來越盛行……總之，傳播手段的豐富性表面上讓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維護更加容易，實際上它也間接創造了人際關系的一些危機。因而應充分重視新技術的傳播陷阱，同時加強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和傳播素養（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孟威副研究員的論文《新媒體話語的文化影響力》針對新媒體話語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從議程設置、互動、文化意識、價值觀、社會文化秩序、意識形態等方面討論新媒體文化功能及其雙重作用，進一步思考應對新媒體挑戰的文化策略。同樣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趙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網絡技術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網絡的出現，為中國民眾提供了一個虛擬的自由發展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中，通過網絡互動激蕩出公民觀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識等才是網絡的真正使命。雖然這個空間也受到統一運作的束縛，但是對于中國民眾來說至關重要。
德國包豪斯大學、同時也是同濟大學的Lothar教授的論文發出了《創意尚有空間否》的提問，他結合自己主導參與的創意產業項目和跨國教學經驗，指出創意是生產力，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在于創新。目前新媒體等通訊行業也在產業化，而這個行業的發展更需要創意。他認為目前中國的標準化教育體系對于培養創意型人才不利。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培養情況調查》指出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同樣關注此問題的還有中國礦業大學新聞系張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國動漫業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環節人才，而是前期規劃和創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養動漫人才時，首先要堅持創意從文化中來的觀念，從課程設置上注重培養他們的文化素養，增強文化敏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