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2:01
導語：在屯堡文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地戲作為軍儺的遺存，其中的尚武精神一直流淌在屯堡人的血液中。地戲表演中的武打動作可以看到中國武術的影子。屯堡人關于地戲有這一種古樸的意識，那就是通過表演讓自己的武藝不被荒廢。所以不斷地進行地戲的表演，會強身健體，可以提高武術技能。在民國初年的《續修安順府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述：“草創開辟之后，人民習于安逸，積之既久，武事漸廢，太平豈能長保？識者憂之，于是乃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農之深意。”在這樣的“初元”意識之下，軍儺流變為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地戲中武打動作也就不足為奇了，并且是其整體動作風格的要領，貫穿于始終。經田野調查、資料查詢，發現其雖然有共同的特點和特征，但每個地戲表演隊所跳的動作，套路動作不一致，并且相同的節目如同一堂戲，每個村、每個人的動作也并不一致。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收集到、觀看到、學習到、訪談了解到的動作從身體完成的部位將其歸納在一起，提煉出基礎元素，即舞蹈“動作元素”最基本的單一動態，也有將某一個舞姿稱為元素的，對其進行分析比對，總結出他們的共同特征。
一、動作分析
將人體以胯關節為基點，上部為上身，下部為下身；上身包括：頭、頸、腰（包括：頸椎、胸椎、腰椎、尾椎{尾椎和胯關節保持動作的一致，當與上身動作有關系時，放入上身動作，進行分析；當與下身動作有關系時，放入下身動作，進行分析}）、上肢。下身包括：胯、雙腿、雙腳。這樣的分類是為了能夠更加準確的找出特點，是從理性角度展開的分析，再將其歸為各個系統，有利于掌握特征，便于從單純的形式層面把握動作要素。但也會出現一些問題，如動作內在的律動、上身下身的協調關系、影響動作的文化、信仰、動作傳遞的信息，等等是很難通過單一的分析將其說明清楚的。我們將這一系列問題包括感性的理解均放在下部分（體態、動律特征）展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動作、造型展現在面前時，往往是由身體多部位協調完成的，在做具體分析時，我們選擇主要表現力的部分，也是動作特點集中的部位，體現在運動中是線路最長、幅度最大、速度快慢明顯的動作部位，然后是一般表現力部位的分析。
1、上身動作。首先，因為“尚武”精神的存在，儺舞以兵器作為道具比較常見，也是地戲表演中必須的。在表演中，上肢使用兵器的動作表現力最強。表演的歷史人物用過什么樣的兵器，他們就使用什么樣的兵器，當然現在已經以使用木質兵器為主，有些部位上鑲嵌有金屬材質。而在過去，使用的都是真刀、真槍，是戰場上用的。上肢的動作均是和道具（兵器）共同構成的，通過上肢的運動，帶動道具的運動，運動的路線是由道具的用法所決定的。戰場的“再現”，以雙人對打形式出現，兵器以殺敵和防身之用為首，具有現實的功用，所以上肢的動作以：劈、砍、刺等動作為主，動作簡捷有力，粗狂質樸具有實戰的感覺。在運動路線上是：從上向下，左右前后直線運動，表明他的功用。近些年來，也有戲曲、武術方面的學者、地戲藝人等將道具使用的套路、單一動作做了些歸納，如刀就有：反刀、轉刀、穿刀、接刀等；槍有：撩槍、挑槍、掄槍、刺槍等，這一系列的動作名稱均和其用法緊密相連，多是以發力方式命名，從中能夠體會到上肢運動的多樣性。筆者在劉官鄉肖家村做田野時了解到，他們那里槍的使用就有12種之多，將這些動作與王秋桂、沈福馨編著的貴州安順地戲調查報告集中的部分資料圖片結合思考，探索出了一些舞蹈創編中的動作。
造型動作有較多的戲曲、武術元素動作特點，擰、傾動勢較為常見。通過腰部、胯部的前后轉動使上身與下身不在統一平面或向前向旁的傾倒，產生出多種造型。在這些造型的基礎上，進行多個動作的連接展示，此類動作藝術加工的痕跡較大，具有舞臺表演的特征。多出現在人物上場，自我展示，單獨唱段等時間出現，有個人能力展現的特點，也具有炫技的成分存在。使用道具做快速的旋轉，如‘三劍花’之類。
總體來說，上身動作運動幅度較大，前、后、左、右均有體現，動態沖擊力較強，力點明顯，韻律不多。
2、下身動作。在動勢方面：由于上身動作的特點，下身動作多以控制重心為主。小腿較為靈活，能夠快速的移動，膝關節受力強，多在彎曲的狀態下，降低重心，起到穩固的作用。胯部多為不動，配合上下身的協調。動作、造型方面有：弓步、馬步之類屈膝動作。足部動作造型有虛實之分，虛步為沒有重心，實步有重心。除去跳躍的動作之外，腿部幾乎沒有抬起完成的動作。腿以支撐身體重心的變化為主要目的。
3、步伐與跳躍動作，多種步伐交替出現，集體完成的較為統一、固定，少見跳躍。如：上場時的前虛點行進步：單腳前虛點地，之后抬起向前落下，換另一只腳前虛點地，交替行進。此步伐運動幅度小，節奏平緩，無跳躍感，儀式感較為強烈。左右后踏步：左右替向側后方向踏步，此步伐多在圈的隊形上完成，眾人集體做，常配合著唱腔一同進行。個人完成的動作變化多樣，沒有固定樣式，多根據個人能力進行臨場發揮式的出現，統一比對之后有這樣的特點：小腿和腳的快速、小巧的跳躍式運動，表現急切的心情，出征、殺敵之前，也會在逃跑之時運用此步伐。大幅度的單、雙腳跳躍，在對打時，雙方你上我下，腳下運動幅度極大，多伴有跳躍性動作，身置交換頻繁。
二、體態動律特征
體態是指身體的姿態；動律是指運動的規律。體態和動律是舞蹈形式上的重要構成要素，是對某一舞蹈形態分析的基礎，是舞蹈動作運動的規律所在。在舞蹈技術理論上來看，對形態的分析，可以有助于我們認清“這一個”區分“那一個”，是與他者（舞種）根本區別所在；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看，對形態分析，可以發現和理解“動作背后”更多的人文知識和信息。在舞蹈形態的層面對體態和動律進行分析，將有利于對該舞種風格的掌握。根據美國舞蹈人類 學家羅伊斯的觀點：“風格是人們通過組合一些事物從而標示出他們身份認同的整個復合特征。它往往是由符號、形式以及潛在價值觀組成的，包括：衣服、語言、音樂、舞蹈、房屋類型以及信仰等外顯的形式與符號。這些形式和符號又是被價值包括友誼、宗教倫理和教化所支撐的。”
文化的不同導致行為方式的差異，行為方式的產生必定有文化因素的影響。“舞蹈風格可看作是通過人們的身體動作與行為方式對群體文化特征與精神的投射。精神氣質也是風格化的。”什么樣的文化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心理機制，就會有相應的行為方式、運動習慣。分析今天屯堡文化的樣式，必定要從600多年前的那場戰爭開始，因為有了大明王朝“調北征南”的軍屯和“調北填南”的民屯，才會出現今天的屯堡村落。安順地區的屯堡人多是來自今天安徽、江蘇一帶，至今仍然保留有獨特的衣著、語言、建筑等生活習慣。他們不同于周邊的少數民族，也不同于今天的漢族，自稱為“老漢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由于他們是來自于江南、中原地區，有高于提高貴州土著少數民族的生產力水平。從環境的角度來分析，因為駐扎在安順這個地理位置優越，地式平坦，河流交匯，農業生產能力高于貴州其他的地區。從人文的角度來看，由于大量軍士的存在，“忠義”思想是大家的共識，在意識方面產生強大的“內聚力”。在這樣的形式下，其文化有較高的優越性，在時間的長河中，才未被完全同化，并保留至今。但也必須提到的是，文化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會有交流、融合、變遷，只不過地戲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體系保留至今。通過屯堡人的身世來源分析，我們發現：尚武精神和忠義思想是今天屯堡文化的高度凝練，轉化為外在形式就是地戲的表演。只演歷代的戰爭戲，不演生活戲、宮廷戲等，表現歷史人物以關羽、岳飛這樣的忠臣為最多，只跳英雄人物英勇殺敵，不跳英雄人物倒霉、不幸的內容是最好的說明。
在尚武精神和忠義思想及山區農耕文化的多重影響下，地戲表演者呈現的體態為：身體軀干部姿態呈現出自然彎曲，略有前傾之感，頭部略微上翹，雙腳在自然站位的基礎上有所擴張。亮相時，往往是一只腳的重心，進可攻、退可防。動律為：上身動作千變萬化，腳下運動靈活自如。上身動作多與道具結合產生，以直線、弧線運動，曲線未曾發現，動作力點單一、明顯，表意性強。重心始終平穩控制，隨重心移動產生相應步伐或跳躍，‘根’在腳下，表現出：穩、沉特點，快速運動起來有‘急如風’之感。技巧動作的英武感強烈。
地戲是貴州屯堡人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和族群特質的儺戲活動，傳承幾百年來以口傳身授的方式成為貴州屯堡人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生動形象地記載了屯堡人的來歷、社會生活和宗教信仰，是屯堡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情感交流、團結族群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當地群眾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儺舞也成為屯堡人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對其中動作的分析、研究必將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地戲的保護和傳承起到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樸永光.《舞蹈文化概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 第31頁
――題記
2007年末，一具在中國遼西北票市四合屯發現的鸚鵡嘴龍化石經國際化石走私販子幾易其主后，以20萬美元的價格展現在德國法蘭克福一家自然博物館內。消息不脛而走，一時引起國際古生物學家的非議。專家們認為，任何收集和販賣走私化石的行為都將危害科學研究，助長化石走私者的囂張氣焰。該館館長、古生物學家弗里茨?施泰寧格面對輿論不得不承認，確實新收藏了一件鸚鵡嘴龍化石。這種黑市交易，使遼寧北票的古生物化石“地下”販賣現象日盛，私挖盜采情況十分猖獗。對此北票市公安、國土等主管部門對私挖盜采和販賣古生物化石亂象進行過多次嚴厲打擊。
這只被走私到德國法蘭克福某自然博物館的鸚鵡嘴龍化石，其特征是一種體長約1-2米的角恐類恐龍，被古生物學界命名為北票龍。北票龍是一種長羽毛的肉食恐龍，其身體由類似絨羽的羽毛所覆蓋，就像中華龍鳥，但北票龍的羽毛較長，而且垂直于手臂。成年北票龍體長約2米，是兩足行走的恐龍，它生存在大約1.25億年前的早白堊紀。這件化石顯示出越來越多的形態學特征，也顯示出越來越大的科學價值。
《經濟》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古生物學家首先在北票至朝陽盆地梅營子、波羅赤、九佛堂發現以鸚鵡嘴龍和華夏鳥為代表的鳥類化石。近幾年，又在金嶺寺至羊山盆地四合屯、尖山溝、義縣發現大量保存精美的以孔子鳥為代表的早期鳥類化石、帶“羽毛”的小型獸腳類恐龍、鸚鵡嘴龍、翼龍、蜥蜴類、龜類、兩棲類和哺乳類等化石。凌源大王杖子首次發現長頸水生爬行類和個體嬌小的鳥類。這些脊椎動物化石是熱河生物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到目前為止，遼西一帶已發現的脊椎動物化石，包括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類、哺乳類共50多個屬，60多個種。經過國內外古生物專家、學者的考察斷定，遼寧西部，擁有世界上罕見的古生物化石資源，是中國的侏羅紀公園。
原本輕盈矯健的翅膀被侏羅紀
沉重并石化
但你仍保持著執著的飛翔狀態
從遠古飛到現代
從此，天空因翅膀而生動
時空因意識而恒久
就像你的某次為了食物的俯沖
現在沒有誰會在乎你的終極目標
哪里是你展翅的天空
哪里又是你的棲地和森林？
選擇飛翔，注定背負青天
生有羽翼的物種因在高處而孤獨
因無法超越的高度
永遠要回到承載萬物的地面
成為恒久的定格
羽毛 被突如其來的震動凝固
塵埃落定 以第一個飛天的造型
匍匐成沉積巖
剝離了遠古的碎片
你展示永恒的飛翔。
―題記《行走的風景/鳥化石》
恐龍化石，民間稱為龍骨。民間還傳說其有鎮宅驅邪之功能，有“盛世顯形，亂世隱介”的神奇色彩。
1902 年，俄羅斯地質學家在中俄界河――黑龍江中國一側的伊春市嘉蔭縣黑龍江岸邊，一個叫做白崖的地方發現了恐龍骸骨化石，并把挖掘出的化石組裝成一具高4.5米、長8米的完整恐龍化石骨架，定名為黑龍江滿洲龍，陳列在圣彼得堡的原蘇聯地質博物館內。這條龍是中國出土的第一條恐龍，也是中國流落到國外的第一具恐龍化石，人稱“神州第一龍”，它是6500萬年前最后一批在地球上生存的恐龍之一。如今，這里已經是嘉蔭恐龍國家地質公園的所在。
時序又過了94年。1996年8月12日，一位來自遼寧北票的農民，帶著一塊長方形的石板來到了北京中國地質博物館館長季強的辦公室，農民稱這塊石板是從自家菜園子里挖出來的，石板上有一個清晰的恐龍造型：昂頭，翹尾，后腿蹬，狀如奔跑姿態。季強一眼認出，這是只食肉型恐龍化石。其實，這樣的化石在古生物學家眼里并不希奇，但季強憑著特有的敏感，發覺這只恐龍身上長著很短的纖維狀皮膚衍生物。從骨骼學上說，這是只食肉型恐龍，但從目前世上現有的資料看，所有恐龍化石都沒有這樣的纖維狀皮膚衍生物，眼下這個標本是世界第一例。這會不會就是學術界所說的那種由恐龍向鳥演化的過渡性生物？
之后，季強多次到化石的發現地――遼寧北票四合屯進行挖掘研究。1996年10月，季強根據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考察資料，將科研成果發表在《中國地質》雜志上，他聲明：“恐龍沒有滅絕，現代鳥類就是會飛的、長羽毛的恐龍。”
他在該文中正式將這種化石上的生物命名為“中華龍鳥”。1997年4月，季強將中華龍鳥化石帶到美國蒙大拿大學，請化石分析專家馬利西瓦爾教授對化石進行生物化學監定，證明中華龍鳥身上的纖維狀皮膚衍生物是羽毛，從而有力地支持自己的觀點。
1999年2月，世界著名古生物學家奧斯特隆在美國耶魯大學為中國科學家季強舉行大型新聞會，主題是“中國長羽毛的恐龍與鳥類起源”。奧斯特隆專門邀請了全世界500多名科學家出席。會上，耶魯大學公布了蒙大拿大學馬利西瓦爾教授對中華龍鳥的化驗結果，全場歡聲雷動，為中國的季強和他研究命名的“中華龍鳥”熱烈鼓掌。
最讓人感到意外和驚喜的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突然到會，手舉刊有季強論文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高聲說：“這篇文章我看過，現在我知道了鳥是恐龍變的，中國遼寧西部發現的中華龍鳥是本世紀重大的科學發現。”
隨后，以奧斯特隆為首的歐美專家科學考察隊，對中華龍鳥的出產地――遼寧北票市的四合屯化石產地進行了考察。專家們一致認為：中國遼西北票四合屯是回答鳥類起源與演化問題的最完美的地點！其中，中華龍鳥的發現改寫了教科書中鳥類起源于德國始祖鳥的學說。
《經濟》記者在國內的黑龍江、內蒙古、山東、陜西出恐龍化石的省份采訪時了解到，我國發現的恐龍化石從距今2億年前的三疊紀晚期一直延續到6500萬年前的白堊紀末期，構成了恐龍演化史中較為完整的記錄。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東起山東半島，西到天山之巔，北至黑龍江的中俄邊界，南達云南與廣東，70%以上的區域都有恐龍化石，是世界公認的恐龍化石出產大國，其中以侏羅紀和白堊紀時期的恐龍化石為主。
據資料顯示，世界上發現恐龍屬種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有64屬。另外，發現恐龍屬種較多的國家有蒙古國發現40屬、中國發現36屬、加拿大發現31屬、英國發現26屬、阿根廷發現23屬。
北票四合屯――生命起源地
這里曾是第一雙翅膀的天空
以及第一朵花蕾綻放的土地
一些魚和貝類以及植物以石化的狀態
把四合屯，一個小小的村落
讓世界發現和認識
沉積巖上，寫著侏羅紀―早白堊世
鳥龍的翅膀搏擊長空
魚兒在遠古四合屯的水域嬉戲
沒有人類足跡，因而水草豐美
到四合屯尋找侏羅紀
道路通向地質剖面坎坷而崎嶇
魚兒們固執地張揚在石頭上
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看著世界
鳥龍飛翔的樣子已經不再生動
但，人們在肅穆莊嚴的膜拜
四合屯，讓我們認識進化
在這里所有的石頭都讓我們另眼看待
它們因為生在這里而與眾不同
―題記《行走的風景/四合屯》
四合屯是個自然村落，屬遼寧省北票市上園鎮管轄，是個普普通通的小山村，30多戶人家。然而，如今的四合屯卻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到目前，這里已發現中華龍鳥、孔子鳥、尾羽鳥、遼寧古果、張和獸、翼龍等逾千件令世界古生物學家嘆為觀止的珍貴化石，其中中華龍鳥和遼寧古果，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原始的鳥、最早的花。
因此，四合屯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世界上第一只鳥飛起的地方，第一朵花綻開的地方。”
世界的目光，從此聚集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北票的化石種類之多、賦存之精美、科研價值之高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2000年，世界古鳥類大會把北票當作會議必經的一個參觀地點。美國專家稱：“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在如此關鍵的時間，保存如此完好、如此多的化石群落。”北票被公認為“世界古生物化石寶庫”，被譽為“坐落在化石上的城市”。
1997年，經遼寧省政府批準建立北票省級古生物化石自然保護區，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建立北票國家級古生物化石自然保護區，設立“中國四合屯古生物化石館”。
近年來，北票市委、市政府不斷加大古生物化石保護區的管護、開發力度，建立了國內首家古生物化石博物館、地質剖面篷戶走廊、古生物化石真跡展館。北票四合屯古生物化石自然保護區已經成為國家重要的科普教育和國際鳥類起源研究的科考基地，到目前，已累計接待境內外游客逾百萬人次。同時還加強了國際間的友好交流與合作，先后在美國、意大利等國家舉辦了帶羽毛恐龍的巡回展覽。
在四合屯古生物化石保護區域內，已經發掘各類古生物化石包括爬行類、魚類、葉枝介類、介形蟲類、昆蟲類、雙殼類、腹足類以及蛋類和足印類等，共10類46屬80多種；植物化石從蕨類植物到高等的被子植物共10類47屬50多種，特別是出土了各類鳥化石400多片，達4屬6種。北票的化石資源無論在屬種上，還是在數量上堪稱世界第一。
2000年6月1日-4日，第五屆國際古鳥類與進化大會暨熱河生物群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召開。5月28日-31日，包括50名外賓在內的部分會議代表參加了會前野外旅行。代表們興致勃勃地參觀了遼寧北票地區的重要中生代鳥類化石地點和有關的博物館及地質景觀。本次大會吸引了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南非、日本等17個國家的110名正式代表，其中許多是國際知名的學者。科學家們稱：“北票的古生物化石解決了生命演化問題的懸案，在鳥類、植物的起源、被子植物的起源、現代哺乳動物的起源、昆蟲與開花植物協同演化方面，無疑是窺視大自然奧秘的一扇天窗。”
鸚鵡嘴龍又譯鸚鵡龍，在希臘文意為“鸚鵡蜥蜴”，是角龍下目鸚鵡嘴龍科的一屬，生存早白堊紀的亞洲，約1億3000萬年前到1億1000萬年前。體長約1-2米。兩足行走，頭短寬而高，吻部彎曲并包以角質喙。顴骨高向外伸，牙三葉狀，牙冠低，頸短，外鼻孔小，下顳颥孔寬闊，枕骨孔發達。在上頜和下頜上各有7-9個牙齒。頸很短，頸椎6-9個。脊椎13-16個，薦椎5-7個。前肢比后肢略短，前足有4塊腕骨，第四指退化，第五指消失。股骨比脛骨略短，跖骨約等于脛骨的1/2，后足僅第4趾退化，生存時代為晚侏羅世――早白堊世。鸚鵡嘴龍名稱的來源就是因為它們的嘴很像鸚鵡的嘴，故而得名。
陸家屯鸚鵡嘴龍化石，是最原始、生存年代最早的一種恐龍，2006年，由中國古動物學家周長付等人命名。化石為4個頭顱骨，發現于北票市上園鎮的陸家屯，生存年代是1億2500萬年前。陸家屯鸚鵡嘴龍是已知最早的鸚鵡嘴龍，其標本頭顱骨，長度為19厘米，而最大型標本的頭顱骨長度為20.5厘米。周長付由此判斷，它們的體型接近蒙古鸚鵡嘴龍、西伯利亞鸚鵡嘴龍。它們的眼睛前方有個小孔，類似蒙古鸚鵡嘴龍。顴骨向兩側突出，顱骨的寬度大于前后的長度，這就是陸家屯鸚鵡嘴龍。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如一切美好是事物一樣，人類在發現美的同時開始破壞美，古生物化石更是不能例外。由于恐龍化石，尤其是北票龍和鸚鵡嘴龍個體大小的特殊性，該品種化石民間收藏熱陡增。國際市場更是10年價格飆升10倍。
據媒體報道，恐龍骨收藏熱潮已席卷全球最大的拍賣網站eBay，在那里有各式各樣的古生物化石拍賣，包括恐龍牙齒與骨頭。《華爾街日報》曾專題報道：一只完整的三角龍頭骨在10年間升價10倍至25萬美元。專業機構也在化石收藏中現身，據說美國博物館是恐龍骨的最大買家。現在全球最貴的恐龍骨“暴龍蘇”收藏于芝加哥博物館，1997年，芝加哥博物館在麥當勞和迪斯尼的資助下，才拍得這副迄今最完整的暴龍化石，當時的成交價就高達836萬美元。與國際行情相對應的是，國內的化石價格也水漲船高，前幾年一塊疊層石的印章坯子，只要10元，而現在甚至出價到上千元。而風靡國內外的用化石制作首飾之風，更是帶動了化石的收藏。目前國內化石收藏者最喜歡的收藏品種是鳥化石、鸚鵡嘴龍、龜化石、昆蟲、蜻蜓等，其價值不菲。
《侏羅紀公園》帶旺化石收藏。科幻電影《侏羅紀公園》對化石收藏影響巨大，許多人正是看了這部電影后才對化石收藏感興趣的。在北票化石出產區域，前幾年有農民挖掘化石賺錢，也有的農民把自己包的山場轉租給別人挖掘撈“增收”等。近年，由于北票市主管部門的嚴管力度，這種現象有所改觀。
科考價值。恐龍有許多待解之謎，是人類尚在認識的事物。恐龍化石十分珍貴，是不可再生的古生物資源。揭開某一地區恐龍生存之謎、跨越時空之謎、無恐龍蛋之謎、滅絕之謎及生活在不同年代、毫不相生的植食性恐龍與肉食性恐龍同埋一堆之謎，對于考證古生物演化進程具有深遠意義；
科普價值。探尋遠古奧秘，遨游古生物世界，展示史前文化，對于喚起人們熱愛自然、保護環境、關注人類生存空間、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具有現實意義；
【關 鍵 詞】沙漠歷史地理學/理論問題/河西走廊
沙漠歷史地理學是我國著名學者、業師侯仁之院士奠基開創的一門新型學科[1]。這一學科研究歷史時期干旱、 半干旱（含部分半濕潤）地區由于人類不合理的開發經營活動，破壞其原有的脆弱生態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區出現了以風沙活動為主要特征的類似沙質荒漠環境退化的過程及其產生的機制。土地沙漠化是人類面臨的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歷史過程和產生的根源，因此沙漠歷史地理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
1 沙漠化發生的地域
據筆者的實地調查，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的沙漠化過程主要出現在內陸河流下游，特別是范圍較大的成片沙漠化區域更是如此。內陸河流中游亦可見沙漠化土地，但分布較為零星，且范圍較小。面積達1 000km[2]的民勤縣西沙窩一地，原為漢唐時期的一片古綠洲， 即位處石羊河下游，盛唐以后演變成沙漠。今地表景觀為，在遭受嚴重風蝕的古耕地上散布著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叢沙堆，間有少許裸露的新月形沙壟，其間廢棄的渠堤、阡陌遺跡斷續可辨，并散落陶片、磚塊、錢幣等漢唐遺物。這片茫茫的沙丘中還殘存數處沙井文化遺址和三角城、連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古城廢墟[2]。古綠洲的東部即為現代民勤綠洲， 其東北約10km為石羊河古終端湖-豬野澤的遺跡[3]。面積約1 200km[2] 著名的古居延-黑城綠洲，即位處黑河下游的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這是一片漢至元代的綠洲，今地表景觀為連片風蝕古耕地遺跡與吹揚灌叢沙堆、流動沙丘相間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時斷時續，歷歷在目。其間殘存K710城（漢）、K688城（漢）、烏蘭德勒布井城（F84，漢）、 溫都格勒日格城（K749，漢）、馬圈城（K789，唐）、綠城（漢）、破城子（A8，漢）、黑城（K799，西夏、元）等多座古城址。古居延澤位于古綠洲東北部的居延洼地，殘存6條呈平行環狀的古湖岸堤[4]。面積達650 km[2]的金塔縣東沙窩古綠洲，即位于討賴河-北大河下游， 亦唐代以后沙化。其地遍布高約2～4m的白刺灌叢沙堆和檉柳灌叢沙堆， 間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動沙梁，沙堆沙丘間古耕地成片出露，遺跡清晰。古綠洲上留存數處火燒溝文化遺址和西三角城、西古城、三角城、下長城、破城、黃鴨墩城、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窯破莊等10余座漢唐古城址，并有較多古陶窯分布[5]。再如，馬營河擺浪河下游古綠洲、 蘆草溝下游古綠洲、石油河下游古綠洲等莫不如此。不獨河西如此，塔里木盆地邊緣等干旱地區古綠洲沙漠化區域亦呈現出這種分布規律。如著名的樓蘭古綠洲即位于孔雀河下游、精絕古綠洲位于尼雅河下游、喀拉屯古綠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安的爾古綠洲位于安的爾河下游等。
古綠洲沙漠化區域多出現在河流下游，其原因在于下游地區位處綠洲尾閭，水資源狀況較差，易受水量變化的影響，且地當盛行風向（偏北風）前沖，干旱、大風等災害性天氣的作用較烈，又多與流沙、鹽堿地、戈壁等相間分布，甚至被沙漠切割包圍，其生態環境的潛在不穩定性很強，因而沙漠化過程易于被激發活化，在人類不合理的開發利用方式作用下易于向荒漠演替。故此防治沙漠化的重點應放在綠洲下游地區。
河流中游亦有沙漠化區域，但其范圍較小。如張掖"黑水國"古綠洲即位于黑河中游綠洲腹地，唐代以后發生沙漠化，面積僅約30km[2［5］]。又如地處石羊河流域中游的武威市高溝堡一帶，清代后期發生沙漠化，面積約45km[2［4］]。
2 沙漠化過程的途徑
沙漠化過程的途徑或曰沙漠化作用的方式，主要有就地起沙、風蝕綠洲、流沙入侵和洪積物掩埋綠洲，其中又以前兩者為最重要。沙漠化過程的途徑不同，所形成沙漠化區域的地表景觀形態亦各具其異。
就地起沙主要出現在河流下游成片的沙漠化區域，這里的地表組成物資以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亞粘土夾層的沙質沉積物為主，當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為破壞大面積棄耕后，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人工的、自然的）保護的情況下，風沙活動迅速加強，其生態環境潛在的不穩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現吹揚灌叢沙堆或形成片狀流沙地，綠洲逐漸向荒漠演化。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窩古綠洲即是如此。今天這里所見為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叢沙堆，沙堆高約2～3m， 丘間距8 ～25m，白刺覆蓋度30％～40％，其間亦有少許裸露的新月形沙壟。 當接近沙窩西北部邊緣則白刺覆蓋度漸趨稀疏，以致出現大片流動沙丘；當靠近其東南部邊緣毗近現代綠洲處，因地下水狀況稍好，則綿延著一條寬約1km的檉柳灌叢沙堆帶，沙堆高約3～5m，檉柳覆蓋度60％～70％，檉柳株高1.5～2.5m。 西沙窩這種由東南向西北灌叢沙堆景觀的逐漸變化，反映了其地下水條件的逐步惡化和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也表明其地沙漠化過程應是漸次由西北推向東南的。古綠洲上分布的這些灌叢沙堆及其形態的差異，往往成為歷史上所發生沙漠化過程的主要標識和衡量其發生發展程度的標志。西沙窩沙漠化的途徑主要即就地起沙［2］，古居延綠洲、金塔東沙窩古綠洲等的沙漠化過程亦皆如此，地表形態也大體類似。
風蝕綠洲主要出現在以粘土亞粘土為主、沙質沉積物較少的古綠洲區段，這里因故棄耕失去植被保護后，在強烈風力吹蝕下，地表被蝕成條條壟槽，呈現出以雅丹地貌為主的景觀。此類沙漠化土地既可能出現在下游地表組成物資較堅硬的區段，如蘆草溝下游、黑河下游若干區域，亦可能出現在中游一些區地段，如疏勒河中游鎖陽城一帶。敦煌與安西交界處的蘆草溝下游漢唐古綠洲，南北寬8～13km，東西長約20km，總面積約180km[2]，所見棄耕地極目連片，皆呈現為遭受嚴重風蝕的光板硬地面，風蝕壟槽比高0.8～2.5m。河道、堰壩遺跡明顯， 并可辨出干渠、支渠之別。干渠以砂石筑堤，高出風蝕地面1.5m， 渠底寬約20m，殘深0.2～0.5m，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風蝕地面0.5～1m，底寬3 ～8m。支渠分列干渠兩側，呈較齊整的羽狀排列，其間亦有稀疏的灌叢沙堆分布［6］。
流沙入侵，主要出現在古綠洲邊緣臨近沙漠的區段。因其周緣固沙植被的破壞，導致流沙大量侵入，遂使這些區段逐漸形成密集新月形沙丘、沙丘鏈的景觀，或新月形沙丘與吹揚灌叢沙堆、風蝕棄耕地交錯分布。此種沙漠化土地一般面積稍小，不及就地起沙和風蝕綠洲的面積大。敦煌古陽關地區、武威高溝堡、民勤青松堡沙山堡一帶均屬此種景況。如古陽關地區沙漠化土地約50km[2]， 新月形沙丘鏈呈東北－西南向（與主風向垂直）排列，沙丘鏈高3～8m。丘間地寬50m，暴露大片風蝕古耕地，其上散落不少陶片、銅器鐵器殘片、古錢幣等物，當地俗稱其為"古董灘"。著名的陽關遺址即在這里［5］。
洪積物掩埋綠洲，主要出現在流域上中游洪積物豐富的地段。河流出山后攜帶大量礫石泥沙，一旦山洪暴發河堤決口，所攜洪積物傾瀉于綠洲農田上，遂造成其棄耕荒蕪。此類沙漠化土地亦面積較小。筆者曾查得，永昌縣亂墩子灘一帶棄耕地上平鋪著一薄層洪積礫石層，所見軸長數厘米至十數厘米的卵石遍地撒落，阡陌遺跡歷歷在目，并多見明代青瓷片等物。這里原為明永寧堡的墾區，位處石羊河支流西營河近側，因明清時破壞祁連山林木，致使其涵養、調蓄水源的能力減低，河流含沙量增大，水情趨于不穩定，終使這片綠洲被洪積物掩埋，又經風力吹蝕，細粒物資多被蝕走，只剩下較大的礫石殘留地面。其發生沙漠化的時代當在明代后期（注：李并成.武威-民勤綠洲歷史時期的土地開發及其沙漠化過程.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98.141～143）。
3 沙漠化發展的趨勢
近些年來，學術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認為在干旱地區隨著人類利用改造自然活動的加劇，沙漠化過程亦不斷強化，沙漠化土地不斷擴大，綠洲范圍則日趨縮小，今天的綠洲面積較之古代已經大大蹙縮了。
眾所周知，綠洲乃干旱荒漠地區水資源作用的產物，綠洲范圍的大小及其盈縮變化主要受水資源多寡的制約，而水資源的豐寡又直接取決于大氣環流狀況；只要歷史上大的氣候環流形勢及河流總的水量無大變化，則其所發育形成的綠洲總面積就不致發生大的改觀。因而考察歷史時期綠洲的盈縮演變，首先需要探討氣候干濕狀況的變遷。為解決此問題，筆者曾檢索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來的有關氣候旱澇史料，采用濕潤指數公式處理分析，較系統地研究了該地區歷史上氣候干濕變化的概況，得出如下結論：河西歷史上氣候干濕曾有多次波動，但波動的幅度不大，這種波動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河西干旱缺雨的地理景觀，并未動搖其干旱大陸性氣候類型的基本屬性［7］。本地區有關"流沙"、 "沙嶺"等記載從最古的史書起直到今日一直不絕于冊，即使在濕潤指數最高的年代，如清代前、中期亦莫能外。既然如此，則由其決定的河西走廊歷史上的水資源量及其所形成發育的綠洲面積就不致有大的變動，今天的綠洲就絕不會比古代大大縮小。
筆者曾依據敦煌文書百余卷，并經多次實地踏勘，考出唐宋時代敦煌地區曾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開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條，從這些渠道的分布格局來看，唐宋敦煌綠洲的范圍不僅沒能超出今天的綠洲，而且還較今綠洲稍小［8 ］。 唐宋敦煌綠洲的最西端起自沙州城西12.5km的馬圈口堰，最南端抵達沙州城南5km鳴沙山麓的神農渠； 最東南延至沙州城東20km外的官渠、三支渠尾閭；以上三端點分別與今綠洲西、南、東端點大體吻合；最北端則伸至沙州城北24.5km的北府渠尾閭，即今黃渠鄉馬圈灘村北部一帶，尚未達到今黃墩子國有農場，較今綠洲北端蹙縮約8km。可見唐宋敦煌綠洲的范圍除北部延伸不及今日外， 余皆與今綠洲相吻。
此外，敦煌城西南70km處還有一塊較小的綠洲，即今南湖綠洲，唐于這里設壽昌縣。當時該縣開有大渠、長支渠、令狐渠等多條灌溉渠道，其分布范圍亦大體和今綠洲相似。又據敦煌文書Φ.0366號記載， 當時壽昌綠洲以壽昌城為中心，南5km，東2.5km，北5km，西15km， 面積約120km[2]。而今天南湖綠洲則東西12km許，較唐代約縮短5km， 綠洲西部陽關一帶和壽昌故城及其以東、東北部分地區唐代以后逐漸沙化荒棄，因而綠洲東西蹙縮；但今天綠洲則南北長達16km，較唐向北推進約6km， 唐代灌渠尚未到達的南湖國有林場以至二墩一帶建國以來已被開辟利用。今天南湖綠洲總面積約130km[2]，較唐亦有所擴大。
由此可知，在千余年來人類活動的影響下，敦煌綠洲不是大大縮小了，而是有所擴大。隨著今天科學技術的進步，對綠洲地表、地下水資源的較充分開采，古代人們不能利用的湖沼灘地乃至鹽漬堿鹵之地已部分被開發利用，綠洲的范圍遂有所延展，而并非縮小。盡管今天的科技進步可使綠洲得以擴大，但由于受水資源的制約，綠洲范圍的擴大又是很有限的，切不可不顧及綠洲可資利用的地表、地下水量，盲目開墾，盲目擴大灌溉，否則必然給綠洲自身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危害，植被退化、水源劣化，乃至土地沙漠化過程即會接踵而至。
另需說明，本文論及敦煌綠洲未比古代縮小，但并不意味著古今地理就沒有變化。由于歷史上的濫墾濫牧、過度樵采、對水資源的不合理利用等活動，曾造成某些方面的惡果，綠洲東部甜水井漢代軍屯遺址和南湖陽關地區以及壽昌城的荒棄沙化即是例證。然而我們還應看到，這種沙漠化過程僅限于局部地段，并未對整個敦煌綠洲的格局造成多大改觀，此處發生沙漠化，彼處又有新的土地開辟。由于綠洲總水量古今無大差異，綠洲總面積自然亦不致相去過遠。在干旱地區地理上，一定的河流水量總是大體滋養、維持一定規模的綠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然對于盡管是局部地區的沙漠化也決不應掉以輕心。
不獨敦煌綠洲如此，筆者考得河西走廊其它一些古綠洲亦皆如此。如位于石羊河下游面積達1000km[2] 的民勤縣西沙窩漢唐古綠洲沙漠化以來，石羊河水在其東部又逐漸形成新綠洲，這即是元明清以來漸次開發今天仍在利用的現代綠洲［9］。又如位于北大河下游面積約650km[2]的金塔縣東沙窩漢唐古綠洲，在廢棄沙漠化的同時，其西側則形成了直到現今仍利用的新金塔綠洲；位于石油河、北石河下游面積約480km[2]的玉門市花海比家灘古綠洲沙漠化以來其東部又發育了新的花海綠洲；位于古昌馬河下游面積約500km[2]的鎖陽城古綠洲沙漠化以來其東北部該河大轉彎處遂形成了新的安西河東綠洲和玉門鎮綠洲；位于馬營河、擺浪河下游面積約450km[2]的酒泉、高臺接界處的駱駝城古綠洲荒廢之際則在其上游出現了屯升－新壩新綠洲等等［10］。這些古綠洲的廢棄同樣并未明顯引起流域總的綠洲面積的減少。
筆者還注意到，塔里木盆地邊緣的一些古綠洲亦皆如此。如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樓蘭綠洲、位于尼雅河下游的精絕綠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屯古綠洲、位于安的爾河下游的安的爾古綠洲等，均是由于中、上游地位的大量開墾引灌盲目擴大墾殖而導致其下游水源不及而荒蕪沙化的。
可以認為，沙漠化過程的實質是一種因人類不合理的開發經營活動引發的，由于綠洲水資源的移動和重新分布而導致的綠洲的轉移過程，其轉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遷移，而并非綠洲的不斷縮小或消失。伴隨著這種遷移，造成原有綠洲的荒廢和新綠洲的出現。
4 沙漠化土地的逆轉
根據筆者體會，土地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能逆轉的，但逆轉的難易程度卻因干旱地區與半干旱地區的不同而有著顯著差異，有些地區的逆轉殆無可能。
干旱地區自然生境嚴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狀態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轉很難，特別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動，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過程極為困難，更無逆轉的可能。如民勤縣西沙窩古綠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來的氣候狀況下從未有過多少改觀。當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綠洲墾辟時，西沙窩古綠洲根本不堪復用，只能另擇它處，在西沙窩的東側另辟新綠洲，這即是今天仍在利用的現代民勤綠洲［9］。
位于黑河下游面積約1200km[2]的居延古綠洲， 以及前舉金塔東沙窩古綠洲、馬營河擺浪河下游古綠洲、玉門比家灘古綠洲、鎖陽城古綠洲、古陽關綠洲等，其沙漠化土地形成以來，均從未有過逆轉。因而對于干旱地區來說，一旦出現沙漠化過程就很可能意味著原有綠洲耕地資源的永遠喪失。可見保護綠洲現有土地，防治沙漠化的發生發展，在干旱地區就顯得尤為至關緊要。
與此有別，半干旱地區的沙漠化土地則較易逆轉。半干旱地區降水稍多，當不合理的人為經濟活動的壓力一經減輕，采取必要的封育措施，在天然狀態下就可能出現逆轉，已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可以向沙質草原或草原轉化，如科爾沁沙地所表現出的那樣（注：武弘麟. 科爾沁沙地沙漠化過程初探.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5.21～24）。如再加以必要的人工恢復措施，是其逆轉的過程當會更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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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并成.殘存在民勤縣西沙窩中的古代遺址. 中國沙漠， 1993，10（2）：34～42
3 李并成.豬野澤及其歷史變遷考.地理學報，1993，48（1）：55～60
4 李并成.古代甘肅沙漠化過程及其危害. 見：甘肅抗旱治沙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79～114
5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96～98，53～56，241～243
6 李并成.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洲.敦煌研究，1994，（3）：71～78
7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氣候干濕狀況變遷考略. 西北師范大學學報（自），1996，32（4）：56～61
8 李并成.唐代敦煌綠洲水系考.中國史研究，1986，（1 ）：159～168
國際音理會（IMC）成立于1949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屬下的音樂領域最高組織，總部設在巴黎，其宗旨為促進世界音樂文化、音樂教育與音樂研究的交流。亞洲大洋洲音樂學會是國際音理會下屬的四個區域性音樂協會之一，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強亞大地區音樂的交流與宣傳，加強和改善我們共同的活動，為各種各樣的音樂發展做出相應的貢獻和支持”。亞太民族音樂學會（APSE）是以搜集、整理、保存亞太地區傳統音樂、支持亞太地區的相關音樂研究、促進這個地區不同國家間的國際文化交流為目的的國際性組織，學會會員近千人，遍及亞太地區二十幾個國家。泰山學術論壇是山東省教育廳為推進山東高校“泰山學者”工程建設，擴大山東在海內外吸引人才工作的影響力，引領高校學科發展和人才工作設立的一個專門學術論壇。它以“泰山學者”特聘教授為主體，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等學科領軍人物，召開國際學術會議，舉辦學術講座，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跟蹤國際學術前沿發展動態，把握學術發展方向，促進學科建設和發展。
本屆“兩會一壇”共有來自包括中國、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韓國、柬埔寨等國家的近百位國內外學者參會，收到中外文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在為期3天的會議中，與會代表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民族音樂之間的傳播與交流，構建該地區各自國家民族的傳統音樂理論體系，區域音樂的傳承研究，山東民間音樂文化研究等議題，進行了主題發言以及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與探討，并對學會及各國民族音樂的發展進行了展望。
下面，從五個方面，對本屆“兩會一壇”的學術成果進行概括與總結：
一、關于兩個學會的發展與建設問題
亞太民族音樂學會會長王耀華教授《以學術年會為載體，促進亞太地區民族音樂學術交流——以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為例》的發言，指出通過該學會近年來在不同地區成功舉辦學術年會，探討了以學術年會促進各國之間音樂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可能性，既保護了不同族群音樂文化的特性，同時也促進了音樂文化的持續性發展。國際音理會亞大地區音樂學會會長海倫·蘭卡斯特（Helen Lancaster）《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在不同文化中的音樂特色建設》的發言，介紹了該學會的成立目的，即不同音樂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并分別列舉了兩個不同區域音樂合作的成功案例：一是2011年國際音理會在愛沙尼亞舉行的音樂論壇中的“圣靈世界”，即把以色列和加沙的爵士樂手聚在一起，他們共同表演、幫助彼此的案例：二是1999年四川音樂學院作曲家鄒向平與澳大利亞音樂家萬尼薩·湯姆雷森（Vanessa Tom-linson）和格瑞克·格里斯伍德（Grie Griswold）合作創作的《坦途》，體現了中西音樂間的對話。韓國漢陽大學權五圣教授（Kwon Oh-sung）的《21世紀亞洲音樂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提出“我們關注的是全球化程度越高，小國的文化特點將會逐漸消失，因為大國的文化團體將會戰勝小國文化特點，這就意味著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存在著失去文化多樣性的危險。因此，文化的原始性與獨特性在全球化時代顯得尤為重要”。另外，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理事、新西蘭的朱莉·斯佩琳（Jilie Sperring）的《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在地區協作中的支持一以新西蘭音樂與音樂家為例》從不同視角探討了區域合作與交流的現實意義與未來發展的展望：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理事、澳大利亞的邁克爾·索利斯（Michael Sollis）的《亞太青年音樂家國際交流合作的途徑》的發言也指出了亞太各國青年音樂家合作的現實意義、方法和途徑。
二、關于區域音樂文本研究、保護、傳承等專題，是本屆年會的重頭戲
泰國馬哈沙拉堪大學音樂學院亞利策·夏帕洛特（Jarernchai Chonpairot）教授的《學習演奏泰國肯（Khaen）的新方法》，探討了經過實踐的有效學習泰國口琴（Khean）的方法（技法方面），對于傳統樂器的傳承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中央民族大學毛繼增教授《雪域優秀傳統音樂是中華文化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的發言，凝聚了作者長達4年時間8次深入藏區潛心研究的心血。作者有選擇地研究了藏族一音歌曲“伯諧”，用“歐蓋”唱法演唱的誦經音樂以及史詩《格薩爾王傳》，指出了由于獨特的自然和歷史原因，藏族傳統音樂已經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中央民族樂團張振濤教授《走進現代的陜北民歌》的發言，以深層社會、政治為背景，關注20世紀以來陜北民歌的歷史變遷，論證了陜北民歌在20世紀傳遍全國是“政治層面的話語權威以及民間文化走向現代性的時代需求”。青島大學祁慧民副教授《論互助土族人的色彩觀念》的發言從一個民俗現象著手，通過對青海互助土族人Shaoso的文化解讀，得出“彩虹故鄉”是青海互助縣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其五種色彩在生活中的運用蘊含著土族人的信仰、觀念和文化選擇的結論。南京藝術學院孫明躍副教授《“白沙細樂”——多民族音樂文化的結晶》的發言，從樂器和曲牌入手，闡述了其文化內涵及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揭示了“白沙細樂”是納西族本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交匯與融合的產物的觀點。中央民族大學柯琳教授《貴州安順“地戲”發展路徑研究》的發言，以分布于貴州安順地區的“地戲”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該戲種如何適應區域環境、承傳區域文化以及創新與發展等問題。最后指出：“一粒沙知世界，一個屯堡文化或許是每一個民族和族群文化發展的縮影。”蘇州大學馮蕓教授《多元文化視野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通過對歷代編訂的昆曲曲譜在版本、譜式、制譜及多樣化的呈現與不同詮釋，折射出的珍貴文獻價值和理論價值。
三、關于亞太地區民族音樂傳播與交流的專題，亦成為本屆學術論壇的主題
其一，是對中國傳統音樂定音樂形態的傳播與交流的研究。如山東藝術學院“泰山學者”劉曉靜教授的《明清時期中國俗曲的發展與傳播》，通過對明清時期興起于北方、蔓延至南方，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中一種重要音樂現象的俗曲進行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特定歷史背景下俗曲的文化內涵，總結了俗曲“活潑清新，純真尚情”的藝術特質以及對周邊及其他地區所產生的廣泛而持續的影響。
其二，是對中華文化圈內的音樂傳播與交流的研究。如青島大學王靜怡教授《中國音樂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特點》的發言，通過對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音樂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史料的梳理，總結了其階段性、傳播媒體及途徑的社會性、傳播內容的偏重性以及傳播方式的多樣性等主要傳播特點。作者進一步指出，內容和方式的多樣性使得中國音樂無論在第一代移民還是新一代華人中都能被接受。無論在華人社會的傳統音樂、創作音樂中，還是在當地民族音樂中都能得以體現，從而真正地融入并植根于東南亞民眾，成為東南亞多民族音樂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山東藝術學院王東濤副教授《中日傳統音樂中幾個相同概念的不同內涵》的發言，以中日傳統音樂中諸如雅樂之類的幾個相同的核心概念的比較分析作為切入點，通過對相關史料的考證，揭示了這些相同概念的內涵的本質不同，同時也進～步探溯了古代中日音樂交流中，形成這些相同概念變異的諸多歷史原因。
其三，是中西音樂的交流方面。如山東藝術學院彭麗教授《中國音樂在美國西部大學的傳承與流變》的發言，介紹了中國音樂在美國西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課程設置、教學理念及藝術實踐等情況，指出了中樂作為傳承中華音樂文化的載體正以新的形式與內涵進行著流變的現實狀況。
此外，尚有關于特定區域和歷史時期內的樂器律制進行專題研究的發言，如韓國李輔亨（Lee Bo-Hyung）教授《十二聲或七聲：平均律樂器》的發言，則從樂器學的角度對東亞歷史上的平均律樂器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四、關虧山東民間音樂文化研究的專題發言，集中展示了山東當地學者對自身音樂文化的關注和重視
山東省文聯副主席、音協主席張桂林《齊魯傳統音樂的曾經發展和思考》的發言，以山東傳統音樂為線索，從歷史和現實的高度提出了重視民間藝術的保護，應從保存、繼承、發展三個層面對齊魯大地的音樂遺產進行傳承。山東藝術學院王世慧教授《“魯南五大調”的歷史淵源及在不同時期的社會影響>的發言，則通過剖析“魯南五大調”的地域特性、社會經濟特性入手，將“魯南五大調”與江南一帶的民間音樂相比照，勾勒出其流傳、變異的過程，同時對“魯南五大調”在不同社會時期的不同文化功能屬性進行了闡述。山東藝術學院周明副教授《文化生態學的“內循環”——挫琴，一件上古樂器的傳承與“旗城效應”的相對守護》的發言，對流傳于山東中部青州、臨淄等地的挫琴的歷史淵源，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內循環”文化生態特征，即“挫琴的存在與青州北城獨特的地理、歷史文化環境下而產生的‘旗城效應’的相對守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五、其他新的研究成果的專題發言
目前我國關于歷史文化村落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
1.1歷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學者從生態學、建筑學、景觀學、文化等方面對歷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構造、村落空間、村落景觀形態特征進行分析歸類.如彭一剛(1992)分析了傳統村鎮聚落物質空間形態特征[1].劉沛林(1998,1999)認為古村落的形態和空間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禮制、、風水觀念、防御意識和詩畫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
段進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鎮為例系統研究了古鎮空間結構與形態、群序結構和拓撲關系[3].孫大章(2004)將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線型式、街巷式、梳式、組團式、軸線式和圍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蘇莊歷史文化名村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與村落空間的耦合關系[5].還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為對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間形態以及價值等.
1.2歷史文化村落演變更新及動力機制研究
村落演變方面,趙勇(2005)將中國古村落的主要成因歸結為地理環境封閉、自然資源稟賦好、宗法制度較嚴和文化的認同.部分學者以特定地域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村落演變及其發展歷程:陳偉(2000)論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變與兩次文化嬗變的關系[7];周慶華(2009)結合陜北地區探討了聚落演化的生態動因、適宜模式[8];郭曉東(2007)從形態空間和社會空間兩方面解析了秦安縣葫蘆河流域鄉村的聚落演變[9];林濤(2012)對浙北鄉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間演進模式進行了研究[10];張杰,龐駿(2012)以歷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間演變為例,構筑了系統協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國家制度與大事件是引發古村落空間演變的關鍵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發展的背景之下,探討了傳統村落更新的動力機制[12].
1.3村落保護及規劃研究
該領域的研究包括保護理論研究、保護與發展的關系、評價體系、保護內容、保護措施與方法,整治技術,保護與發展的模式等.
評價體系方面,朱曉明(2001)從古村落歷史價值、基礎評價和居民意向三部分價值評估內容,提出古村落的評價標準[13].趙勇等(2006,2008)從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個方面遴選了15項指標構建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評價指標體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國的歷史文化村鎮的特色以及價值評價為基礎,對綜合評價的特征與方法進行研究,闡述綜合評價體系建立的目的、原則、層次和框架[16].周軼軍(2011)等探討了《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評價指標體系》在地域化實施中的問題,并對其進行了調整和補充[17].
保護內容方面,趙勇等(2004,2008)提出歷史文化村鎮的概念類型和確認標準以及保護原則及措施,保護理論、內容與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歷史文化名鎮(村)的保護要按保護歷史文化街區的辦法來保護它的整體環境風貌[20].方明等(2006)提出歷史文化村鎮中的傳統建筑保護采用修復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廢物利用三種方式[21].余壓芳(2011)認為文化空間是村寨保護當中最為敏感的區域,將文化空間分為地點主導型和時間主導型并提出保護建議[22].
保護與發展模式方面,趙勇等(2012)回顧30年來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發展歷程[23].不同學者從多學科角度探討了生態博物館模式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中的實踐[24-26].樊海強(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護與發展三位一體模式,由保護、經營和監管三個子系統構成[27].劉奔騰(2012)探討了社會轉型期江南歷史文化村鎮保護模式[28].
? 在措施與技術方面,朱曉明(2000)探討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問題[29].鄧曉紅,李曉峰(1996)認為按照生態控制論原理來控制聚落發展是解決文化傳承和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30].黃家平(2011、2012)等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規劃基礎數據指標體系進行了建構,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歷史文化村鎮保護規劃技術路線,導控體系[32-33].
1.4旅游開發研究
鄉村旅游研究近來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具體到歷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開發對策、發展與管理、旅游對村落的影響、市場與旅游行為等.
吳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為實例分析,認為旅游地的發展一是由非理想區向理想區方向發展的良性持續演進模式;二是保護、開發狀況不斷下降的非良性演進.
劉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國村落旅游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解決策略[35].吳承照、肖建莉(2003)結合高遷古村,[36]從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文化經營與社區旅游、生態安全與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約因素及對策.汪森強(2002)以宏村為例,認為應創新保護體系才能處理好政府、旅游企業和村民的關系[37].馮淑華(2002)認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場主體[38],古村落與中心城市空間關系影響著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車震宇(2005)以黃山市、大理州和麗江市村落為例,研究了旅游開發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形態變化,把旅游村落分為漸變型、穩定型、突變型和恢復型4類并總結了它們的主要變化特征[39].程靜靜(2012)等以安徽黟縣6個村落為例,構建了生態環境、規模、景觀特色和管理服務4個因素的20個三級觀測指標因子組成的旅游村評價指標體系[40].關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實性"古村落旅游產品的游客認知為古村落旅游產品設計和主客互動平臺搭建提供意見和建議[41].戴林琳(2011)以鄉村節事及節事旅游對不同類型鄉村聚落的影響差異為主要關注點,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對同類節事的感知差異[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齊云山為例探討了旅游對傳統村落的影響[43].
1.5其它
預警及監控研究:趙勇(2008)以周莊為例,探討了歷史文化村鎮的保護預警及方法[44].張淞茜(2012)胡瀟方(2008),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監控系統,歷史文化村鎮文化空間保護預警系統搭建及指標體系中評價因子的選擇進行了探討[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對傳統鄉村聚落二維平面整體形態進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過聚落配置圖的數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領域與聚落形態的關系[48].防災研究:賀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討了村落防災綜合規劃的歷史經驗[49].法律法規研究:如王曉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為例,對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鎮、村)的地方立法展開研究[50]. 1.6小結
綜觀近十幾年國內歷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規劃、旅游發展、特征價值和形成演變幾個方面,并形成了多學科參與的局面.由上個世紀重視特征價值研究轉向演進及動力機制的探討,對指標體系的研究日益深化.歷史文化村寨的保護內容、保護規劃是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的領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體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更多探索,但距離體系建立尚有一定距離.對歷史文化村寨保護與發展的保障體系及保護制度等問題有所涉及.量化、防災及保護預警等研究尚處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貴州歷史文化村寨概況
貴州省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環境的封閉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數的聚落空間保留了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濃郁的民族文化.上個世紀90年代,在貴州境內建立了中國第一批生態博物館;2002年6月貴州省民族村鎮保護與建設聯席會議辦公室以"黔聯呈(2002)3號文件"向全省各地下發了《關于公布全省20個重點民族文化村鎮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個村寨;2003年至今貴州共11個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的共計5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的名單,占全國總數的8%,居西南地區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名單的通知(黔府發〔2009〕29號)公布省級歷史文化名村18處;在2012年和2013年分兩批公布的"中國傳統村落"名單中,貴州共計292個村落進入名錄,占全國總數的18.7%,居全國前列.
3、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研究進展
3.1綜合調查研究
20世紀初期,日本學者鳥居龍藏(ToriiRyuzo)對云南、貴州、四川一帶少數民族進行"文化尋根"田野調查[51].2000年受國家建設部委托,阮儀三教授組織和指導同濟大學師生進行了黔中地區歷史村鎮的調查,調查結論認為黔中地區的歷史村鎮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52].21世紀以來,云南大學組織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調查,涉及到貴州境內大方縣紅楓村調查和黎平縣九龍村調查[53-54].1983年開始,貴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貴州民族研究學會具體組織了大型的綜合性的民族調查,該調查以貴州省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內的六座大山、六條大河命名,涉及了貴州大部分范圍,稱為"六山六水"調查,最終匯集為《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查資料選編》,共計10卷,600余萬字[55-57].這些田野調查及基礎資料收集匯編,為歷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構造、村落空間結構、村落景觀形態研究等,形成了較為豐富的著作成果、論文成果以及圖集等.
涉及到貴州歷史文化村落空間及景觀形態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國民居研究》、《干欄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腳樓》等,主要著眼點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紀80年代之后,從單一的民居建筑保護向聚落整體保護方向發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區的傳統村落與建筑》、戴志中與楊宇振《中國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剛《生態視野-西南高海拔山區聚落與建筑》、楊昌鳴的《東南亞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建筑文化探析》.這些著作以西南地域為研究背景,涉及到貴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建筑形式、構造、與地形地貌結合以及聚落空間形態研究.
進入21世紀后,隨著對少數民族村寨調查工作的推進,涌現了一批以貴州地域作為背景的研究成果,貴州省建設廳編著《圖像人類學視野中的貴州鄉土建筑》(2006)、羅德啟《貴州民居》(2008),針對貴州典型民居及鄉土建筑進行了詳細介紹和展示.此外,民族類別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規則、空間藝術、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帶來的影響等[58-60](顧靜、周振倫、蔡凌,2005).在村落景觀形態方面,余壓芳(2010)以六枝梭嘎為例,剖析了低碳景觀在村寨中的要素構成、成因與趨勢,并探討了適應性的文化保護模式[61].王紅(2005)以貴州增沖為例,進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態空間形態現狀分析,運用彈性理論進行空間的預測分析,分析了其斑塊-廊道-基質空間生態模式[62].各專業人士(余壓芳、劉建浩,2011;周穎悟,2008;周真剛,2013)針對貴州特定村落的空間形態、景觀格局、自然環境等在各自領域內進行了調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護與規劃研究
隨著《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的頒布實施以及新農村建設的廣泛實施,城鄉規劃、建筑設計、市政工程等相關專業結合實踐項目,探索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
羅德啟(2004)梳理了貴州村鎮保護實踐歷程經歷,提出了相應的保護措施,[66-67]并認為保護和利用的矛盾中,應多利用,少開發;村鎮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載體,其變化不可避免,"變"應在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基礎上進行.胡朝相(2011)對貴州民族村寨兩個任務--保護文化和消除貧困,提出了具體措施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協調方式[68].
各設計機構設計人員(張奕龍,2005;余軍等,2012;趙愛克,2005)以特定歷史文化村落規劃為案例探討了規劃編制原則、整治規劃、保護措施、保護整治技術等方面的內容[69-71],從工程建設角度梳理了保護整治規劃的作用和基本內容(陳隆詩,單曉剛2011;羅松華,2006)[72-73],其中,貴州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承擔了"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大項目"村鎮小康住宅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子課題之一"貴州民族村鎮住宅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研究與應用",結合實踐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鎮保護的保護實施技術.王紅(2013)以貴州"那灰村"為例探討了GIS在保護規劃前期現狀分析評價中的應用[74].
3.4生態博物館研究與實踐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對30多個少數民族村落的調查之后,遴選出來進行試點建設的雷山縣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確將整個村落視為博物館的單位界域,成為貴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館(吳正光,1985)[75].也是我國最早的生態博物館之一.1997年開始,中國和挪威合作,陸續在貴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錦屏隆里村、花溪鎮山村建立了生態博物館.貴州省文化廳、貴州省博物館編《朗德苗寨博物館》對中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朗德的建設歷史和實踐情況做了較為全面的調研和探討.部分學者(余壓芳2006,2012;楊政文2008)對生態博物館理論及應用方面進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態博物館理論及應用,貴州各生態博物館實施情況及效果跟蹤[24-26].
3.5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研究
對村落文化內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間,解讀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間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蘭;彭麗莉;王蕾
蕾,何穎嫻2006)[76-78],認為文化空間是歷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區域,文化格局顯著地影響著當地傳統鄉土聚落的空間形態、文化釋義、民俗表達活動等的發展與變遷(余壓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華,2011;劉俊娟、李海,2012;龍啟德,2008)主要關注了貴州村落旅游發展的模式、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策[79-81]:如蔣煥洲(2010)提出貴州村落應堅持以文化資源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開發理念,強調保護文化的原生態;并認為建立政府、企業、村民之間合理的責權機制是保護與發展的核心問題,主張構建村寨旅游開發的社區居民參與機制[82].隨著近年保護開發歷程的推進,村落景觀、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遷.余壓芳(2009)根據鎮山村變遷,認為保護理論及措施的變化與村寨景觀形態變化之間呈現中度相關,而村民價值取向的變化與村寨景觀形態變化呈現高度相關性[83].何景明認為旅游并非造成當地傳統文化變遷的主要因素,東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決定權",政府在旅游市場形成后應規制與民爭利,并實現政府角色的轉換讓位于社區主導[84].楊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發展旅游與文化保護方面多年的探索與經驗[26].楊建春、吳建國(2012)以"經濟-文化人"假設作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邏輯起點,結合貴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旅游經濟發展互動的原理和機制[85].
3.6村落保護規劃管理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相關法規的完善,貴州歷史文化村寨的保護工作日漸規范:大部分進入保護層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資源檔案,對各級文物實行掛牌保護;規劃的編制、審查及審批情況更加規范嚴謹;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護辦法,使保護工作的管理、執行與地方情況相結合;對國家專項補助資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完善和文物古跡進行修復.近年來貴州各地州陸續組織了歷史文化名村規劃的編制工作,如鮑屯村、樓上古寨、上朗德村、增沖村等已完成歷史文化名村規劃編制審批工作1).
4、結論
貴州歷史文化村落在全國范圍內占有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學、城鄉規劃、景觀生態學、民族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參與的局面.其中關于少數民族建筑特征、少數民族村落景觀特征以及生態博物館的研究對我國歷史文化村落理論體系的完善有一定意義和價值.相較于國內有關歷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現狀而言,以貴州作為地域單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統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領域空白,亟待補充和深入,具體如下:
1)防災及市政基礎設施研究尚未起步:貴州省超過73%的面積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為集中分布的地區.陡峭的山地環境,臨水而居的聚落選址,隱藏著滑坡、泥石流等災害隱患;此外,村落大多數都采用木結構建筑形式,火災一旦引發后果不堪設想.目前,大部分歷史文化村落存在著防災薄弱,市政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的現實處境,而針對貴州特殊地理條件的村落防災及市政設施研究成果幾乎為零.
2)資源普查鑒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實:在2012年傳統村落普查行動開展期間,貴州歷史村落資源普查鑒定得到極大的充實,但目前尚未體現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開發對村落保護的影響反饋研究不足:村落的保護預警系統研究和旅游開發行為的評價反饋機制及環境影響預測等研究尚未起步.
4)歷史文化村落近現代空間形態演進、動力機制探討研究有待加強:對貴州歷史村落近現代演進變化,演進模式以及動力機制缺少系統性深入的研究.貴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數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區別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強對其近現代空間形態演進及其規律的研究和動力機制的探討,才能為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和指導.
5)保護規劃與整治技術存在缺乏整合性的可推廣的應用技術體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