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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唐宋文學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1.誦讀教學的必要性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提出：“高中語文課程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學生受到優秀文化的熏陶。”要實現這個目標，語文教師改變教學方法、注重誦讀教學是可達到的。
葉圣陶先生早在60年前就批評當時學生“吟誦功夫太少”，諄諄告誡國文老師，學生對于探究所得的不僅是理智的理解，而且是親切的體會，不知不覺之間，內容與理解化為學生自己的東西了，這是最可貴的一種境界，才能終生受用不盡。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和語文教材 編寫工作的張中行先生也說過：“一面吟誦，一面體會，是舊時代讀書人練基本功的方法。據說清代桐城派大師姚鼐讀韓愈《送董邵南序》第一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要中間換氣才能成聲，可見體會格調的頓挫是多么認真。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寫三味書屋老先生讀‘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的情形更加形象，這種表現，狀貌也許近乎可笑，但那種認真體會其韻味的態度是好的。”學生誦讀是語文課應該重視的一項工作，老師帶領學生誦讀，學生自己誦讀，誦讀的過程是學生含英咀華的過程，也是把經典語言“化”人個人身心的過程，這是語文課區別于其他文科課程的主要標志之一。
2.誦讀的作用
①誦讀可以發現和糾正學生不正確的讀音和斷句。大家在課堂上大聲朗讀就可以及時糾正錯誤。如果仍是“啞巴語文”，錯誤也許就在沉默中湮沒。
②多誦讀有助于理解文意。誦讀是打開思路的鑰匙，多誦讀能培養我們良好的語感，誦讀出來才能更準確地理解課文內在的思想感情。如李煜的《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有人認為把“問君能有幾多愁？”讀成陳述句和疑問句都可以，但如果讀出聲來，會明顯感到，讀成疑問句的處理，則顯得平淡了。
③多誦讀能更好地理解詩歌的意境。語言的韻律和美感要通過聲音來體現。中國語言的美不僅體現在內容和形式上，還表現在聲音上，節奏、韻律、排比、對仗，只有用聲音才能充分體現出來。我們讀“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利用課件展示畫面再結合誦讀，學生讀后腦中會出現鮮明的形象，這樣學生的記憶背誦也快，記憶也長久。多誦讀，可使學生將文字、聲音、形象審美熔鑄在一起，挖掘出“聲音”這一語文教學中常被忽略的因素，復活語文本身的精神血肉。學生通過多誦讀，將文字轉化為飽含情感的聲音，培養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培養學生的語言感知能力，通過對作品的表達形式和情感內容的分析和領悟，豐富學生的思維和情感。多誦讀還可以使學生對文章語言有更深入的理解，使他們說話寫作時很自然的就能創作出優美的句子。背誦使他們積累了更多知識，對問題的理解更加深刻，對文學的審美有了更進一步提高，這不是以往苦求而不得的教學境界嗎？轉貼
3.誦讀的要領
重視學生的誦讀，教師應首先要為學生建立誦讀的規范。
①精神飽滿，眼到心到。讀書應該全身心的投入，朱熹強調讀書應“整頓幾案，正身體”等，正是這個道理。課堂上強調學生注意力集中，要有正確的坐姿，要看清每一個字，要發出洪亮的聲音，要積極思考所讀的內容。
②把握要領，營造氣氛。一是通過老師或學生領誦，可以直接把正確和積極的“讀書聲”傳遞給大家，便于盡快掌握誦讀的要領。二是放錄音，讓同學聽.可以配放背景音樂，以烘托閱讀氣氛。
③言為心聲，讀出韻味。對學生的誦讀要提出要求：一是言為心聲，即口中讀什么，內心也應該思考什么，不能“口誦心非”；二是直抒胸臆，能將胸中醞釀的情感脫口而出，將自己所理解的課文用聲音傳達給別人，要讓學生真切感受到，你讀書的聲音就代表著你對課文的理解和把握。
4.誦讀的方法
高中語文不僅要求學生有一定的閱讀量，也特別重積累，只有通過積累，才能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在誦讀的過程中，教師對誦讀方法加以指導，使學生對一些重點誦讀內容形成記憶，也是誦讀教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①字詞提示法。在閱讀教學的開始階段使用此法，可以培養學生踏踏實實一字一句認真讀書的良好習慣。具體做法是：選出若干起提示作用的詞語，經過熟讀逐步減少提示詞，直到取消提示，也就是幫助學生一步步“扔掉拐杖”獨立行走。
②聽寫法。這是一種老方法，但是現在還行之有效。聽寫可以強化學生的耳、手、心協調到位，強化學生“親自動手”熟悉字詞句篇。可采用生字生詞聽寫、句子聽寫、段落聽寫等方法。
③聯想記憶法。具體方式可靈活多樣，比如：把詩文聯想成畫面加以記憶；或由此及彼聯想記憶，如學《沁園春-長沙》寫秋景的詩句，可聯想起其他古詩詞寫秋的語句：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等。
5.誦讀教學應注意以下問題
①多讀少講。一節課40分鐘，學生多讀多悟，教師抓住重點講解，要把課堂上讀的時間還給學生。
會議期間，代表們圍繞議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研討活動。不少文章和發言對當前桐城派研究有所突破和刷新，是桐城派研究成果的新發展。其中值得注意的創獲有以下幾點：
1、對桐城派發展與成功原因的探討進一步深化。關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發展和成功的原因，歷來有多種說法。或認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謂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環境，還有認為出于桐城文士的職業選擇……，多停留于桐城派與外界關系的表象，此次會議上，楊義先生從清代文化中心的轉移和清代文化結構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認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學和清代學術的綜合體，它把中國傳統文章的精華、傳統道學的脈絡和傳統學術的精彩東西結合在一起，帶動了天下文章的寫作，占據了清代文壇二百多年。”他認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幟。”即所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 ，把程朱道統和韓歐文統結合起來，用文統蘊涵道統，用道統支撐文統，起到了對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二是宗師相承，不斷地給予同時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論。真正使正宗文章學形成體系的是姚鼐。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為三綱，“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八目，又提倡陰陽剛柔、相依為用，這是清代文章理論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養，創辦書院。總之，“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綱目清楚，所以能夠不斷發展。”他的這些論述從宏觀高度概論了桐城派傳衍發展的原因。而北京語言大學王兵教授則論析了清廷不同時期學術宗尚對于方苞、姚鼐、三位代表人物文論和選本實踐的不同影響和其差異；南京大學中文系曹虹教授則探討了清帝訓誥倡導的“清真雅正”的文統理念與桐城派文章風格形成的關系，從一個角度揭示出桐城派開宗傳衍的背景。他們的發言和文章從微觀上深化了對桐城派發生、發展的研究。
2、辯證地看待桐城派與“新文化”的關系，注意從桐城派中發掘對新文化建設有益的經驗。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王達敏在其《張裕釗與清季文壇》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了張裕釗、吳汝綸共同開創“蓮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歷史貢獻，文章尖銳地指出：“治中國近現代文學和學術史的一些學者，每在進化史觀籠罩下研究歷史，以新舊論學，并進新而退舊，少有追尋歷史之是的興趣。這就使得所謂舊，如張、吳及其弟子群體，在以新為主線的歷史敘述中被遮蔽，而長期沉沒于無言的歷史之海。”“那些舊人所創業績，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礎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壇、學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正面相呼應的是安徽大學中文系張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關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來隨著對國學的重視，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學與傳統文化關系時注意到了傳統文化中流淌著“被壓抑的現代性”。“但是人們一直沒有從晚清之際傳統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與新文學的關系論述古代文學的現代轉換，這是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他認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橋梁’。”而人們對近代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關系未能作出科學評價的原因則在于“西方中心論”、“新舊斷裂論”、“成王敗寇論”和“反傳統論”等錯誤觀點使然。
從桐城派及桐城文化與當今社會新文化建設的關系來看，還有不少論文注意到從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發掘那些對于新文化建設有益的思想、觀點和主張。如安徽大學周中明在其論文《論姚鼐鮮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進步性》中廣泛論述了姚鼐宣揚做“親民之吏”、贊揚“盡去苛政”、鼓吹“男女一也”、主張“與時俱進”等民主進步思想，指出這些仍是我們今天所應繼承發揚的優秀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皖西學院中文系盧佑誠在論文中指出：梅曾亮的“民頡彼枷胗邢嗟庇誚裉燜說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愛民、憂民，惠氏、利民，導民、順民之性的內容，是傳統的民本觀和柳宗元“吏為民役”思想的發展；還有安慶市圖書館鄒子榮剖析的張廷玉“疑罪惟輕”的司法理念等。這些文章觀點，對于我們今天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文化無疑都是俱有啟迪意義的。
關鍵詞：唐代方言；宋代方言；方言學；方言發展史
中圖分類號：H1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學史研究，既能填補此項斷代研究的空白，又為漢語方言學通史、唐宋語言學史、古代語言學通史等學術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參考；也能更正前人關于唐宋方言學的不妥之處。此外，唐宋方言學史中涉及的方言現象，還能為歷史方言、現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參考，為古漢語詞匯、語音、語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學史，目前可資借鑒的成果主要有：張永綿《論方言學遺產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鏞《漢語方言研究小史》[2]、華學誠《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綜述》[4]、華學誠《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5]、汪啟明《漢語文獻方言學及研究》[6]、儲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觀念》[7]等。總體來看，專門探討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適用于唐宋方言學史研究。有鑒于此，我們擬定了幾條研究唐宋方言學史的策略，這些策略多為前人未述及或語焉不詳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納入討論范圍
前人研究方言學史時，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慮在內，如《論方言學遺產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筆記等文獻中的方言記載；《漢語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現在何耿鏞同志把漢代經師的箋注和漢代語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現象、中古時期的方言記載等方言材料加進去，內容就豐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寶貴的，我們可以由此窺見漢語方言（學）發展的輪廓。”《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辭書和經注征引方言稱為“文獻方言學”，并指出：“中國方言學研究的古典傳統是口語方言學和文獻方言學并行。”《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認為研究方言學史的方法論原則之一是方言學史與方言史并重，文中說：“（漢語方言學史）更大量的工作則是從各個時代的辭書、類書、注疏、文集筆記中把關于方言語音、詞匯、語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羅，并按一定的組織方法進行科學整理。”《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系統清理周秦漢晉時期的方言學史料，并兼及這一階段的方言史料。”[5]該書共收王逸《楚辭章句》22條方言記載，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33條、鄭玄注群經67條、高誘注《呂氏春秋》和《淮南子》72條，復從輯本中獲得三國時期的方言材料50余條、兩晉時期45條等。魯國堯先生序該書云：“它（按：方言學史）就得囊括這一長時間內的有關方言記載、研究的各種史料，予以甄別、熔煉、分析，做出論斷，前人的觀點正確者闡發之，錯誤者駁正之，不足者補充之，還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見，這新見還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見，就更難能可貴了。”
前人論及唐宋方言學時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國方言學概論》第七部分“中國學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經音義》《切韻》系韻書均視為方言學史料 [8]；《漢語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點介紹唐代漢藏對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項目：2011年甘肅省社科規劃基金項目“唐宋方言學材料及其價值”（YYGGS201107）
作者簡介：王耀東（1970?），男，甘肅隴西人，蘭州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語言學文獻.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觀念》主要依據玄應《眾經音義》、窺基《法華音訓》和《妙法蓮華經玄贊》、慧琳《一切經音義》、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等音義書中的方言史料。
前輩學者把方言史料納入方言學史，原因有二：一是現存的方言學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蘊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學史時，我們要廣泛鉤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辭書、經注、筆記、集注、地志和佛經音義書中的材料。這些材料比較零散，須整合后分類述評；辭書和經注材料須考察其共時性；漢藏對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對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暫不予考慮。
二、文獻的全面考察和重點考察
相結合
前人對唐宋方言學史的研究，或是簡述性或是專題性。最早論述唐宋方言學史的是《中國方言學概論》，此文僅提及慧琳《一切經音義》《切韻》系韻書、顏師古《匡謬正俗》、莊綽《雞肋編》《宣和遺事》等，顯然沒有對唐宋文獻進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現的一批旨在構建漢語方言學史史學框架的專著和論文談及唐宋方言研究狀況時，總是舉幾個常見的例子，而這些例子都來源于明清學者的稱引。唐宋方言學史專題研究有劉紅花《方言詞研究》[9]、儲泰松《唐代音義所見方音考》[10]、王智群《顏注引方俗語研究》[11]、趙振鐸《唐人筆記里面的方俗讀音》[12]等。李匡乂《資暇集》、沈括《夢溪筆談》、王觀國《學林》、王楙《野客叢書》、周去非《嶺外代答》、洪邁《容齋隨筆》等書中的方言學成果鮮有提及，對《匡謬正俗》、陸游《老學庵筆記》等書中的方言研究亦未進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須從《四庫全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等大型叢書入手（據初步調查，兩種叢書共收唐宋文獻近千部）。還要適當考慮元明清以來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根據兩部叢書的《提要》，結合清代《續方言》系列書，初步確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學史料的文獻；微觀層面，把這些文獻粗略過一遍，確認蘊含方言學史料的文獻（據考察，涉及方言學史料的唐宋文獻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點考察以史志、小學書、筆記和地志為主。史書的藝文志通常刊載方言專著；小學書包括小學專著和辭書，如李涪《刊誤》《匡謬正俗》《切韻》系韻書等，佛經音義書也歸入此類；《資暇集》《夢溪筆談》《老學庵筆記》等唐宋筆記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論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記載外，還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內容，如《嶺外代答·風土門》有“方言”和“俗字”兩節。
三、合理利用清人輯錄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學史料的是清人《續方言》系列書。這些著作以續補揚雄《方言》為目的，輯錄古代方言詞語，并兼收少量方言學史料。這類著作有戴震《續方言》（二卷）、杭世駿《續方言》（二卷）、程際盛《補正》（二卷）、徐乃昌《又補》（二卷）、程先甲《廣續方言》（四卷）、張慎儀《新校補》（二卷）和《方言別錄》（四卷）等。影響較大的是《續方言》《廣續方言》和《方言別錄》（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國朝方言》），其中后兩部輯錄唐宋方言學史料較多（總量不及我們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別錄》把《匡謬正俗》《夢溪筆談》和《老學庵筆記》等書中成段的方言學史料壓縮成了簡略的方言記載，抹殺了作者對方言的認識和思考。
《續方言》系列書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遺漏尚多，不標原始出處，所注出處有誤，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錯訛脫漏，誤判方言史料，朝代名與地名相混，自亂其例等。如杭世駿《續方言》輯錄方言材料522條，時人評價很高。然《補正》校正67條，超過原書十分之一。《新校補》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補者十之五”。凡此種種，筆者暫不贅言，擬另撰《清人輯錄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詳敘。
盡管如此，《續方言》系列書仍是研究方言學史不可或缺的資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學史料的唐宋文獻時，可把《續方言》中出現的直接認定；同時，通過與《續方言》比對，彌補搜集時遺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點討論相結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學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體面貌和具體特點，又要重點討論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內容至少應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狀況，可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狀況，除介紹出現過的專著外，還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點和內容。據我們了解，特點有：唐宋學者多以“論述”的方式進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語音和詞匯并重，有些研究是無意為之，注重揭示古今詩文中的方言等；內容有：關于方言觀的論述，關于各地方言現象的論述，關于南北方言的論述，關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論述，關于方言名源的論述，關于詩文中方言的論述等。
重點討論的內容應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觀、方言專書和知名學者的方言研究，茲簡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觀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為通語之訛；方言多為通語音轉而來，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為古語之遺；南北方言具有互動關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隱《蜀爾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資深《方言》（二十卷）、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等。這些著作雖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記載，如《直齋書錄解題》卷3：“《蜀爾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3）唐代研究過方言的學者有慧琳、劉知己、李涪、顏師古、劉肅、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項安世、王楙、王觀國、朱熹、鄭樵、洪邁、胡仔、陸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學史要歸納他們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對前代方言學的繼承和對后世方言學的影響。對《匡謬正俗》《刊誤》《資暇集》《容齋隨筆·四筆·南北語音不同》（卷9）《野客叢書·俗語有所自》（卷29）《學林·方俗聲語》《老學庵筆記》等著作，既要進行宏觀評述，又要從微觀方面揭示作者表達的方言觀和反映的方言現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點討論、宏觀評價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唐宋學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論、經驗及歷史條件，探討唐宋方言學的發展道路及其內在規律，構建符合客觀實際的唐宋方言學史的史學框架。
五、參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羅常培《中國方音研究小史》是漢語方言學史學科的草創之作；[13]許寶華、湯珍珠《略說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發展》[14]《漢語方言研究小史》《漢語方言學導論》第九章“方言學史概要”、[15]張玉來《方言音韻研究小史》、[16]游汝杰《漢語方言學的傳統、現代化和發展趨勢》[17]等勾勒了漢語方言學史的大致脈絡；《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則是唯一的斷代研究。這些著作給我們提供了方言學史的寫作范式。
唐宋方言學史的研究，根據學者研究的自覺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上世紀20至80年代。這個階段的研究多為印象性的簡述或少量的材料輯錄，學者們還沒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學術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國方言學概論》、崔驥《方言考》[18]、周祖謨《問學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國方言學發凡》②和張永綿《論方言學遺產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階段為上世紀80年代至2010年。這個階段學者研究方言學史的自覺性加強，出現了方言學簡史和斷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學史的內容。主要成果有：《略說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發展》《漢語方言研究小史》《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等。也有專門探討唐宋方言學的論文，或是專題研究，如徐時儀《北宋王浩、王資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觀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綜述》。此類成果還有時永樂、門鳳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壽明《與方言》[23]、馬重奇《方言考——兼評張慎儀所輯唐宋方言》[24]、劉曉南《從歷史文獻的記述看早期閩語》[25]、馮慶莉《和的方言詞比較研究》[26]、劉曉南《從歷史文獻看宋代四川方言》[27]、劉曉南《朱熹與閩方言》[28]、錢毅《從筆記、文集等歷史文獻看唐宋吳方言》[29]等。
第三階段為2010年以后。這個階段人們開始全面探討唐宋方言學和方言學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觀念》首開風氣，談及如下內容：唐代文獻方言記錄概覽，唐人對方言的記錄和描寫，唐人對方言現象的認知等。其后王耀東《唐宋方言學材料考論》首次對唐宋方言學史料進行了大范圍的搜集和系統討論。[30]
上述成果能為研究唐宋方言學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觀點。
六、辯證對待前人觀點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時，我們也要對前人的某些觀點進行辨正，試舉數例。
（1）《中國方言學概說》、陳鈍《舊籍中關于方言之著作》[31]《漢語方言研究小史》《略說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發展》、陳炳迢《辭書概要》[32]、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33]等均認為唐宋時期未出現過方言專著。《漢語方言研究小史》說：“這一時期（按：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關于方言研究的專門著作幾乎沒有，我們只能從研究音韻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獻資料中找到這一時期方言差別的零星記載。” [2]何先生此說欠妥。首先，唐宋時期出現過方言專書。其次，我們從唐宋研究音韻的著作中很難找到理想的方言學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別的零星記載。
（2）許多學者在談及唐宋方言研究時總把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該書卷19有“俗語有所本”一條）作為代表。《論方言學遺產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學紀聞》和《齊東野語》；《略說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發展》只提了《匡謬正俗》和《困學紀聞》；《漢語方言學導論》也只提到了這兩部著作；[15]《辭書概要》說：“這段時期，兼錄方俗詞語的書有唐顏師古的《匡謬正俗》，宋趙叔向的《肯綮錄》、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陶宗儀的《輟耕錄》等。但它們都不是方言詞典專著，收錄也很少。”[32]經考察我們發現，《困學紀聞》“俗語有所本”一條中沒有出現一個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獻中找到了這些俗語的原始出處，該書與方言研究有很大距離。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綜述》認為：唐宋類書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輯佚著作如《小學鉤沉》《邃雅齋叢書》《漢學堂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小方壺齋叢書》《小學鉤沉續編》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學材料。這一提法也許適用于六朝，但未必適用于唐宋。因為唐宋類書中的方言學材料極少，即使有幾條，也因類書的抄撮性質，未必有共時價值；清代輯佚書所收佚書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鮮有唐宋方言學材料。
七、在漢語方言學史上定位
舉凡學術史，必是橫向分析和縱向比較相結合的。在對唐宋方言學史料進行大范圍的搜集和系統討論的基礎上，還須考察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和語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語言學史、古代方言學史的大背景下對唐宋方言學在學術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論之甚詳。南北朝方言學史料，據我們初步了解，只有劉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記載。出現這種情況，除了文獻大量散佚的客觀原因外，恐怕這個階段方言研究處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發展，出現了《蜀爾雅》，顏師古等學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從整體上看，這個時期方言研究仍處于低谷。宋代出現過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專著，沈括等一批學者也參與了方言研究，民間可能還印行關于方言的小冊子，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與宋代雜劇、話本等俗文學的繁榮有關。元代出現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韻》。明代有李實《蜀語》、岳元聲《方言據》等方言專書，也有《韻略易通》《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韻書韻圖，還有《問奇字》《菽園雜記》《字學元元》等記載方言的筆記雜記。至清代，方言研究達到全盛，具體表現在：編纂了一批續補揚雄《方言》的著作；撰寫了許多調查、輯錄和考證方言俗語的著作，如錢大昕《恒言錄》、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錢坫《異語》、翟灝《通俗編》、梁同書《直語補證》、張慎儀《方言別錄》、錢大昭《邇言》等；做了校勘疏證揚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證》、盧文弨《重校方言》、劉臺拱《方言補校》、錢繹《方言箋疏》、王念孫《方言疏證補》等；出現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韻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陳澧《 廣州音說》等；民間流傳著各種地方韻書，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廈門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廣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帶的《十三韻》、武昌的《字匯集》、江西靖口一帶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帶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戲曲聲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輝、徐沅《顧誤錄》和段玉裁參編的《富順縣志》、俞樾參編的《續天津縣志》和《上海縣志》、錢大昕參編的《長興縣志》和《鄞縣志》、杭世駿參編的《烏程縣志》和《平陽縣志》等。
縱觀古代方言研究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給唐宋方言學史做出比較合理的定位。《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際視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啟后的時 期[5]。《漢語方言學導論》則認為：“如果說漢代是傳統方言學的勃興期，那么隋唐宋元應該是衰微期。”[15]
注釋：
本文所說的“方言”僅指漢語的地方變體，不包括無地域名的俗語、少數民族語和社會方言。方言學史料須有明確地域名或根據語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國方言學發凡》載臺灣1955年《中國語文研究》，筆者僅見目錄而未見原文。
參考文獻：
[1]張永綿. 論方言學遺產的整理和研究[J]. 浙江師范學院學報， 1963（1）： 97?106.
[2]何耿鏞. 漢語方言研究小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37?44， 28.
[3]華學誠. 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J].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2， 6（1）： 66.
[4]柳玉宏. 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綜述[J].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 28（6）： 49.
[5]華學誠.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修訂本）[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 26， 17.
[6]汪啟明. 漢語文獻方言學及研究[A]. 中國語言學（第四輯）[C].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187?192.
[7]儲泰松.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觀念[J]. 語言科學， 2011， 12（2）： 113?123.
[8]何仲英. 中國方言學概論[J]. 東方雜志， 1924， 21（2）： 31?63.
[9]劉紅花. 《廣韻》方言詞研究[D]. 長沙： 湖南師范大學， 2002.
[10]儲泰松. 唐代音義所見方音考[J]. 語言研究， 2004， 24（2）： 73?83.
[11]王智群. 《急就篇》顏注引方俗語研究[J]. 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31（5）： 102?104.
[12]趙振鐸. 唐人筆記里面的方俗讀音[A].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第三輯）[C]. 成都： 巴蜀書社， 2000： 346?359， 268?293.
[13]羅常培. 中國方音研究小史[J]. 東方雜志， 1934， 31（7）： 141?154.
[14]許寶華， 湯珍珠. 略說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發展[J]. 語文研究， 1982（2）： 122?132.
[15]游汝杰. 漢語方言學導論[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89， 199.
[16]張玉來. 方言音韻學研究小史[J]. 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1）： 97?99.
[17]游汝杰. 漢語方言學的傳統、現代化和發展趨勢[J]. 中文自學指導， 2007（1）： 33?38.
[18]崔驥. 方言考[J]. 圖書館學季刊， 1932， 6（2）： 194?194.
[19]周祖謨. 問學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6： 494?656.
[20]丁介民. 方言考[M]. 臺北： 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66.
[21]徐時儀. 北宋王浩、王資深曾著有[J]. 文獻， 2005（2）： 279.
[22]時永樂， 門鳳超. 唐代的方言著作[J]. 文獻， 2007（2）： 66.
[23]汪壽明. 《廣韻》與方言[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1（1）： 33?39.
[24]馬重奇. 《類篇》方言考——兼評張慎儀《方言別錄》所輯唐宋方言[J]. 語言研究， 1993（1）： 136?143.
[25]劉曉南. 從歷史文獻的記述看早期閩語[J]. 語言研究， 2003（1）： 61?69.
[26]馮慶莉. 《廣韻》和《集韻》的方言詞比較研究[D]. 北京： 首都師范大學， 2008.
[27]劉曉南. 從歷史文獻看宋代四川方言[J].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2）： 36?45.
[28]劉曉南. 朱熹與閩方言[A]. 漢語歷史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6?78.
[29]錢毅. 從筆記、文集等歷史文獻看唐宋吳方言[J]. 社會科學家， 2010（1）： 150?153.
[30]王耀東. 唐宋方言學材料考論[D]. 北京： 北京語言大學， 2011.
[31]陳鈍. 舊籍中關于方言之著作[J].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 1929（8）： 112?122.
[32]陳炳迢. 辭書概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0.
[33]周振鶴， 游汝杰. 方言與中國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1.
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Mobile Station for the Post-doctors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論文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兩門基礎必修課和一系列選修課，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課程。但和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古代文學》課時卻被嚴重壓縮，在教學中，教師必須合理分配《文學史》與《作品選》的講解時間、各段之間的教學時間及各種文體之間的教學時間，爭取在有限的課時內，盡量完整和合理地講授出文學史和經典的文學作品。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兩門基礎必修課和一系列選修課。不計選修課，單從《文學史》和《作品選》來看，《古代文學》課程在整個高校中文系也是屬于重中之重的專業課。以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設置為例，在諸多專業課程之中，《古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文學概論》等七門課程被定為專業主干（核心）課程。而從學分和課時設置來看，古代文學憑借16學分、288學時的權重，遠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漢語》和《外國文學史》[1]，成為名副其實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課。但和古代文學大量的教學內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學時仍然顯得捉襟見肘。從先秦到明清近代，數千年的文學史和汗牛充棟的優秀文學作品，遠非288個學時所能講畢。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學的教學想要面面俱到，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且大多數高校在《文學史》和《作品選》之外，還開設有多門選修課，由古代文學任課教師結合自身的學術專長，對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專門文體進行講解，開設了諸如《詩經》、《楚辭》、《史記》、“唐詩”、“宋詞”等選修課，以之輔助《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教學。故此，《文學史》和《作品選》的講授內容須突出教學的重難點，而無需面面俱到。從課時分配來看，一般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學段分配學時較多，元明清段分配較少。講授內容主要以作家介紹、作品藝術風格的分析、文學現象、文學史流派、文學理論、文體衍生變異等為主。
具體來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是合《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為一體的課程：“史”是對文學發展脈絡的敘述，“作品”則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作為文學課的落腳點。大致說來，《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時間，一般是平分給《文學史》和《作品選》，二者各占一半。具體到某一階段，則會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講授元代文學時，筆者通過和學生的交流，發現只有極個別的學生會在課后閱讀《作品選》中的戲曲作品，絕大多數學生對元雜劇絲毫不感興趣，也就沒有自主地去閱讀《作品選》。因此在講授元代文學時，更需要教師在課堂上多講作品。在中國古代文學諸種文體之種，學生最感興趣的是詩詞。最為典型的便是唐詩宋詞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學生在小學、中學的語文課堂上就學習過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學之前，便被家長拿來作為啟蒙讀物來教授孩子。因此，學生對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詩經》、《楚辭》等作品，因時代久遠，文字艱澀，學生閱讀時有較大難度，對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與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雖然閱讀難度降低，但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唐、宋段相比，也大為降低，這既因學生對戲曲的興趣沒有詩、詞那么高，同時也因為有“一代之文學”之稱的明清長篇小說，篇幅較大。大學生的課后時間多花在對英語、計算機等科目考級、考證的準備上，他們不太愿意花過多時間去閱讀長篇小說。對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學生在考試答卷時，只能空談一些通過死記硬背得來的文學史概念、常識，而不能通過具體的作品來加以印證。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學時，作品的講解便顯得尤為重要，教學時間的分配上，也要適當傾斜于《作品選》，讓學生通過對具體作品的閱讀，找尋自己的感悟，而不是僅僅止于被動地接受文學史教材所提供的結論。對于中學教材已選的一些篇目，不能因為學生已經學過，便一筆帶過；恰恰相反，對于大多數將來要走向中學講臺的高師學生來說，此類篇目更需要精講、細講。對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學生背誦。事實證明，這一看似落后的教學要求，卻最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文學修養。“讀書百遍而義自見”的道理在今天并不過時。
文學史的教學內容，大多數高校是按照從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時間順序講授。這種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學的總體風貌，但也容易遮蔽文體發生、演變的歷史。在按段教學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突出文體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學史教學的重要任務是使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在知識上具有系統性。不僅如此，這門教學還要有一定的深度，對于相關的文學現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體落實到文體上，就是不僅要知道某種文體的生成根據、發展演變，而且要了解文體名稱的由來。而對于文體名稱進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學史教學和研究的薄弱環節。”[2]以時間順序進行教學，并無不可，但要有意識地突出文體的變遷。比如，在講授到唐代近體詩時，要對歷代詩體的發展作一綜述，讓學生了解《詩經》、《楚辭》、漢魏古詩、齊梁新體詩以來的詩體演變軌跡，從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體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講授元雜劇之前，應對中國戲曲的發展、成熟作一系統介紹，將中國戲曲成熟之前的諸種藝術形式如原始社會歌舞、春秋戰國的優伶伎藝、秦漢百戲、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戲、唐參軍戲、宋雜劇、金院本、諸宮調等略作介紹，指出以上藝術形式可以歸納為說唱藝術、歌舞戲、滑稽戲三類，而元雜劇正是在綜合這三類藝術形式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
另外，教師還應注意對教學內容的更新，關注學術界最新動態，及時將學界已經有定論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講義用數十年而不變。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在介紹清代小說家吳敬梓的著述時，說：“至于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說還有‘《詩說》若干卷’，可惜已失傳，只能從前人的詩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語。”[3]1999年，失傳已久的《詩說》被復旦大學學者周興陸于上海圖書館發現[4]，這自然可以修正文學史教材的舊說。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歸有光的散文名篇，還被選入了中學語文教材，但今天我們所見的版本實為刪節本，刪節本把寒花當做歸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為歸有光之妾的事實。復旦大學鄔國平教授從上海圖書館所藏《歸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補出今本所無的“生女如蘭”等重要內容，這就顛覆了對《寒花葬志》的傳統認識。在《作品選》教學時顯然也要將此成果及時加以吸收，對《寒花葬志》進行新的也是正確的解讀。如此教學，既能傳授學生最新的知識內容，也能調動學生的興趣，引導他們進行研究型學習。
注釋：
[1]古代漢語和《外國文學史》均為7學分，126學時，見http：///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2]李炳海：《關于中國古代文體的思索》，學術交流，2010年，第7期。
[3]袁行霈主編，黃霖，袁世碩，孫靜本卷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古代文學論文淺談元明清戲劇中的負心婚變劇
一、負心婚變劇的背景
棄婦的悲怨從《詩經》時期開端，就環繞在文學世界的天空。在《詩經》和漢魏六朝時期被棄的女性只是悲怨和乞求，女性的附庸位置決議了她們沒有為本人爭取對等和幸福的才能，更沒有譴責的認識。漢魏六朝之前封建禮法雖對女性有著種種請求，但是女子再嫁和改嫁仍是自在不受歧視的，社會并沒有根絕她們再婚的路途，她們的痛苦也僅止于情愛的失落。因此，這時期的婚變雖然頻繁，但不至于觸動人們激烈的道德感。
唐宋以后，婚變的內容和方式由于科舉制的實施發作了深入的變化。科舉制提供應士人了改動身份和位置的時機，不管等級貴賤，門第上下，只需考試得中就可做官。這時分，借助婚姻來改動位置取得富貴也就成了可能。特別是宋代以來，科舉便成了改動命運的重要途徑，但想要快速飛黃騰達，就必需尋覓靠山，捷徑之一便是與閥門大戶聯姻。于是，離棄寒賤妻、另娶富貴女，成為一局部追求閑適富貴的文人普遍的選擇。以往書生為了求的最初的開展而負心，是不公平考試制度下不得已的選擇，然后來開展為變本加厲，他們不只棄妻，而且為了掩蓋已有妻室的事實，還要置貧賤妻于死地。而此時，遭遇婚變的女性面臨的是生存絕境。發跡負心、負心再婚變便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在這樣的狀況下，比方絕境的婦女只能夢想以天譴、魂追等方式變大對負心漢的氣憤，求得內心的均衡。
這時期負心婚變題材的作品，不只事情凄慘，而且女性抗爭的劇烈也是絕后的。負心婚變題材也由于小說戲曲的昌盛有了正面的完好表現的可能。“負心婚變劇”因此成為古代戲曲開展史上一段意味深長的景色。
二、負心婚變劇的開展軌跡
負心話題題材的演進與戲曲方式的成熟簡直是同步的，在宋代南戲作品中，現存最早的劇目大多都表現的是這方面的內容。這類作品大致分為兩種：一類是書生遺棄明媒正娶的糟糠之妻，如《趙貞女蔡二郎》《李勉負心》《崔君瑞江天暮雪》等，一類是書生落難時受恩于貧女，并結為夫妻，發跡后則負心丟棄，有《張協狀元》《張資鴛鴦燈》等。這些劇作主要表達了沉郁下僚的書會文人對志自得滿的發跡書生負心惡行的憤懣和譴責，以及對深回禮教約束的貧賤婦女的深切同情。在內容方面，這些劇作中的女性對傳統倫常道德的維護增強了作品感動人心的力氣。元代前期，負心婚變劇沿著南戲譴責負心漢的創作思緒，能夠看作是宋元南戲的持續。元代中后期，負心婚變劇的創作發作了變化，道德指向從譴責負心郎轉向為負心文人“開脫”。發跡變泰是文人的理想，特別是關于仕途無望的文人更是一個承載夢想的白日夢。于是我們看到，發跡變成為元代中后期至明初的戲劇中重復呈現的內容，否極泰來背井離鄉，無疑是文人們在盼望抵達的境地。
至明代，掙脫出兩難境地而據守道德的文人成為維護風化的主要力氣，負心婚變中的主要力氣，負心婚變中招致婚變的緣由不再是文人負心，而是小人作祟或者權貴脅迫。劇作家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作祟小人或權貴階級，經過文人與小人，文人與權貴的斗爭著重表現文人不懼困難、不慕富貴、忠于愛情的節操。劇作的結尾都水落石出，主人公否極泰來，一夫二妻和美團聚。
【內閣大庫檔案檢索】
“內閣大庫檔案”包括詔令、題奏、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稿本、各種黃冊、簿冊、內閣各廳房處與修書各館之檔案，以及試題、試卷等各色文書約31萬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會、經濟、軍事、法律的珍貴史料。這批檔案在清末由于庫房損壞而被移出大庫，輾轉遷播，現為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
到目前為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已完成檔案登錄155,000多件，撰寫提要98,000多件，掃描檔案38,000余件，出版《明清檔案》370冊，共約50,000件。目前所有文字提要與全文影像已實現網絡檢索，其中包括對外開放的文字目錄檢索和授權使用的全文影像檢索兩部分。
內閣大庫檔案的文字檢索內容包括事由（檔案內容的提要）、時間（檔案發下、進呈或移會的時間）、職官（檔案上奏人的官銜與姓名）、冊別件號、登錄號、文件別、備注等。如在具奏欄中輸入“張廷玉”，便可從數萬件清代檔案中輕而易舉地檢索出這位清朝重臣的945件奏折所在。
【臺灣中研近代史所藏清代文獻檢索】
這個資料庫似乎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內部使用資料庫，資料庫沒有導航頁面，也缺乏相關說明，但沒有檢索限制。包括近代史所藏經濟檔案函目匯編、近史所藏外交檔案函目匯編，內閣漢文黃冊、內務府奏銷檔四個子錄。此外，網絡上還有近史所藏刑科題本提要目錄、近史所藏俸餉冊提要目錄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外交檔案，也都沒有必要的說明。
【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
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包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漢學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以建置聯合目錄與篇目索引兩大功能為主，具備文集書名、作者、版本及館藏地多項檢索功能，并可全文檢索作者小傳及序跋、附注等。
二
受到時限和周期的限制，傳統的論著索引的動態信息相對滯后。而以網絡為載體的論著檢索數據庫具有信息量大、更新迅速的特點，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視。
【中國考古學資料庫】
這個數據庫由臺灣史語所開發，主要是搜集中國的考古學報告及研究目錄，內容系以《中國考古學年鑒－－考古學文獻資料目錄》為主，主要包括考古學專論、分論、田野考古資料、美術考古、古代工藝科技等，增加史語所研究人員所搜集的相關專題研究書目，并對照日本《東洋學文獻類目》加以補充。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檢索】
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根據漢學研究中心民國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1988-1992）兩冊印刷本資料匯整而成。資料收錄范圍涵括公元1912年至1992年八十年間臺灣、大陸及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總共收錄經學研究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報紙論文等35,900余筆。提供全文檢索、類目瀏覽、關鍵詞查詢、作者、書（刊名、期刊、論集名）索引瀏覽。
【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檢索】
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內容系根據臺灣漢學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的《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6）》印刷本目錄制作完成，收錄范圍含括公元1912至1996年間臺灣、香港、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旁及國內所能收集到的日文西文論著，兼及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所收藏有關兩漢諸子研究的相關資料，可提供全文檢索、類目瀏覽、關鍵詞查詢、作者、書（篇名、期刊、論集名）索引瀏覽。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檢索】
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開發，內容系根據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印刷本目錄匯整而成。資料收錄范圍涵括公元1908年至1997年間，海峽兩岸、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學者之研究成果，并旁及海外漢學家各研究目錄，總共收錄敦煌學研究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報紙論文等12,000余筆。提供全文檢索、類目瀏覽、關鍵詞查詢、作者、書（篇名、期刊、論集名）索引瀏覽。
【史語所同仁輯唐宋明清史書目】
收錄了臺灣史語所研究人員所輯錄的有關唐宋明清史研究的中日文論著多種，但體例不一，范圍不詳。
【郭店楚簡論著檢索】
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竹簡中，發現了大量先秦佚籍和與傳世典籍的早期寫本，在學術界引起轟動，成為近年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熱點所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開發的“郭店楚簡資料庫”，不僅能夠檢索郭店楚簡的全部釋文，還提供了近年來郭店楚簡研究的主要參考論著檢索。
【《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檢索】
由臺灣史語所生命醫療研究室開發，包括“傳統時期中國的《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傳統時期日本的《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當代《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當代日本《黃帝內經》研究論著書目”、“當代日本《黃帝內經》研究論文書目”、“當代西文《黃帝內經》研究論著與文獻書目”、“當代韓文《黃帝內經》研究文獻書目”、“當代臺灣《黃帝內經》研究書目”“中文研究文獻書目”等幾個子數據庫。
【唐宋文學研究論著檢索】
由臺灣元智大學“網絡展書讀”中華典籍網絡資料中心開發，可檢索相關論文的著者。刊名、卷期及論文關鍵詞和提要。
【紅學研究資料庫】
由臺灣元智大學“網絡展書讀”中華典籍網絡資料中心開發，包括紅學研究計劃檢索、紅學學位論文檢索、紅學期刊論文檢索、紅學研究論著檢索幾個相關數據庫。
【宋代詩詞論著檢索】
由臺灣元智大學“網絡展書讀”中華典籍網絡資料中心開發，可檢索題名、著者等內容，編碼為簡體中文。
【佛學書目檢索】
由臺灣大學佛學數字圖書館暨博物館開發，包含書籍、期刊雜志、博士碩士論文等資料。
【國際漢學博士論文摘要數據庫】
這個數據庫以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典藏的海外漢學博士論文為主，搜藏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等，總計約有9,000種，皆為國外大學從事漢學研究的博士論文。數據庫提供全文檢索、論文題目（作者）、畢業學校、學位名稱、主題分類等索引瀏覽。
【史語所同仁著作目錄】
收入了臺灣國學研究的核心機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眾多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
三
除文獻提要和論著檢索外，網絡上還有一些構思新穎，功能實用的數據庫。
【兩千年中西歷轉換】
中西日期轉換是歷史研究者經常遇到的問題，曾有多位史學家窮數年之功編制了多種中西歷法轉換的工具書。臺灣中研院根據薛仲
三、歐陽頤的《兩千年中公歷對照表》編制了“兩千年中西歷轉換系統”，只要輸入國號、帝號、年號、干支、朔閏等內容，便可進行中西日期轉換。遺憾的是，這個系統只從西元公元元年，即漢平帝元始一年開始，對于公元前的日期，尚無法檢索。
【搜文解字古文字資料庫】
由臺灣史語所開發，資料庫分甲骨文、金文、周文字三部分，選擇偏旁字型總表，可進入相應的資料庫，資料庫內容包括字頭、字形、析形、詞性、詞義、辭例、出處、語義和說明，部分辭例可鏈接拓片圖像，以便使用者參考。
【漢代墓葬與文化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是對漢代物質文化研究成果的系統整理，由臺灣中研院史語所開發，包括漢墓資料庫、銅鏡璽印資料庫、漢畫資料庫三部分，收錄了相關的文物的圖像、形制、出土地點、日期及著錄期刊。
1、學生缺乏濃厚的學習興趣
從古代文學自身來說，入門并不容易，古代文學作品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有著深厚的底蘊和獨特的魅力，但因年代久遠、語言文化環境的變遷，對于很多初入大學、古代漢語基礎薄弱的學生來說，閱讀古代文學作品有一定的困難。程度稍好的學生，之前接觸過的古代文學作品多是近代白話小說或是流傳廣泛的詩詞，距今越是久遠的作品對于他們而言就越為隔膜。古代文學課程起始部分即是先秦文學，對于初入門徑的學生來說，興趣的培養又是極為重要的，有的學生因為讀不懂、讀不通，而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去理解和感悟，因而始終徘徊在古代文學的門外。另一方面，新的時代環境對學校的學習氛圍和學生心態影響很大，高校連年擴招，生源質量參差不齊，也使大學生的就業形勢面臨嚴峻的考驗。學生在面對專業、課程的時候，更為關注的是“這個專業好不好就業？”“這門課程有什么用？”這樣一種功利思想使很多學生心態浮躁，缺乏坐冷板凳、扎實學習、深入探究的精神。
2、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對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提出的新要求
所謂應用型人才是指能將專業知識和技能應用于所從事的專業社會實踐的一種專門的人才類型。它要求人才既要有一定的理論素養，又要求具有各種實際操作能力，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實踐需要。古代文學課程是一門傳統的課程，要與新的時代要求接軌，必須將課堂教學從傳授知識為主轉變為為人才培養服務。本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培養目標是要培養具有扎實的語言文化基礎理論知識，有較強的文字功底，具備實戰策劃操作能力和綜合工作能力，同時具備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的專門人才。圍繞這個培養目標，古代文學課程改革應側重于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和人文素質兩個方面。
二、古代文學課程改革探究
1、加強專業技能和人文素質的培養
（1）培養探究意識，增強學習興趣。
探究意識是一種主動發現問題并進行思考的學習能力，它可以從某一門課程的學習中養成，并在日后的工作和學習中應用到各個領域，終身受益。因此，培養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是任何一門課程的重要任務。在古代文學的課程教學中，教師十分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對問題的發現，善于利用知識點調動學生思考的興趣。例如，古今詞義的差別和詩歌平仄格律限制等因素決定古代詩歌常會出現生僻難解的字，如《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和“芼”的釋義，對于缺乏預習習慣和疏懶于查閱工具書的學生，大多根據詩句復沓的章法，統一將三個字理解為“采摘”。這時便要引導學生根據詩情的前后變化體會比興手法的作用，“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是寫實，“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想象，因為“琴瑟”往往象征夫妻，“鐘鼓”是在重大儀式中使用的樂器，這里可以推知為婚禮，這些都是主人公想象中求娶的場面。因此，荇菜作為比興意象，它之后的三個動詞也是富有情節感的，統一理解為“采摘”是不合適的。在學生思考討論之后，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礎上，作者為學生提供了姚際恒《詩經通論》對“流”字的解讀：“此處正以荇菜喻其左右無方，隨水而流，未即得也。”查閱工具書，“流”可通“摎”，因此，將“流”字理解為求取是比較合適的。
（2）通過三個環節培養口語表達和書面寫作能力等應用性技能。
一是課前演講環節。口語表達能力相對于中文專業的學生來說是一種比較重要的技能，但是大多數學生的實際情況是缺乏表達的愿望和勇氣，或是條理不甚清晰，或是平日沒有思考所得。課前演講環節要求演講內容與課程內容緊密結合，可以是對學習或閱讀中產生的一個問題的思考，可以利用PPT做輔助，脫稿演講。實踐證明，課前演講是卓有成效的，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在進步，站在講臺上和眾人面前說話的體驗是難得的，機會是可貴的，任何口語表達的缺陷都被他們充分的自我感知，并且為了準備演講，他們有意識地思考問題。還有些學生精心準備演講素材，設計演講環節，最后呈現出的儼然是精彩的一段課。二是課上討論環節。作者有意識地在課堂教學中適當通過古代文學作品對學生進行賞析評論的訓練，為學生創設思考和發言的機會，鼓勵他們主動回答問題，并適時對學生進行積極評價，調動他們參與的熱情，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如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是體現岑參邊塞詩藝術特點的代表作，我首先提出的問題是讓學生分析一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好處，學生經過思考得出這句詩以春花春風比冬雪冬風，除了描繪出邊塞風物中天降大雪之狀很形象，還將一種溫暖之感替代了蒼涼之感，冬雪和梨花的共性除了都是白色，還有梨花讓人聯想到高潔胸臆和故園之思，以梨花喻雪為雪灌注了情感和生氣。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引導學生總結出岑詩擅寫邊關風物，擅用想象的手法，并且想象具有綺麗的特點。課堂討論既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思考習慣也為他們提供了語言表達的機會。三是布置課后書面作業。課后的書面作業是對課堂教學內容的延伸和補充，通常是作品鑒賞和小論文兩種形式。在幾項基本的應用技能中，中文專業的學生是長于寫作的，但是他們的評論文和研究論文的寫作水平卻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們缺少對問題的思考，缺少寫作實踐訓練，沒有掌握論文的寫作思維方式和方法。日常教學中，論文的寫作訓練是督促他們深入學習的有效手段，也是培養書面表達能力和理性思維的重要途徑，為他們日后的畢業論文寫作做積累和鋪墊。書面作業一個月不少于一次，教師應仔細批改做批語，并在課堂上講評，從選題到寫作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逐一總結，務使學生都能夠認真對待并有所獲益。
（3）挖掘古代文學對現實人生的啟示與審美教育。
中國古代文學中包含哲學、歷史、人生等重要的人文資源，應當充分利用這種特質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潛移默化滲透審美與人格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做人做事的態度，使之成為素質教育的有效手段。古代文學作品中蘊涵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如儒家之德強調的君子氣節、禮儀之道、孝悌之義、愛國主義精神等，正是當今大學生需要培養的修養品質，應在教學中充分挖掘這些內涵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素質教育。古代文學作家中多有人格操守的典范，應成為后世崇效的榜樣，對于現代人的人生都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例如陶淵明的隱逸就是在對人生真義的自我思辨中完成了對人生價值的選擇，學習陶淵明不是效仿他的人生范式，而是學習他對人生真義的追尋和人格情操的堅守。通過教材上古代作家的生平介紹，學生可以對作家的簡歷做一個了解，但教師更應引導學生在可信的文獻資料基礎上，認識詩人的某種特質和品格，讓學生從這樣的特質中感受其人格魅力，進而內化為自身的涵養，用以指導現實人生。古代文學作品還具有豐富的審美價值，其中不乏山川風物的自然之美，還有詩詞的韻律之美，這些是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的極好素材。
2、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
（1）調整課程及內容設置。
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下，專業的課程設置有了新的變化，縮減專業基礎課的教學時數，增加了一定的專業方向課。古代文學課程作為一門主干基礎課，必須將課程與本校、本專業的實際情況結合，首要解決的是教學容量與教學時數的矛盾。首先，要處理好作品選和文學史的關系。作品選與文學史的開課時數比例應作調整，減少作品選的開課時數，必要的時候，作品選可以不作為單獨開設的課程，融合在文學史的教學中。其次，在文學史的課程內容設置上，在傳統的以史為線、梳理知識、面面俱到的教學內容設置的基礎上突出主題線索，例如，某一文學樣式的發展脈絡、某一風格流派的形成壯大，或縱向或橫向，在新舊知識的講授與復習過程中通過史的主線貫穿起來，這樣既可以在有限的學時內達到有效教學，也可以培養學生專題研究的能力。同時在授課方法上做到重點突出，每次課的講授圍繞兩到三個問題展開，講授之前，先向學生介紹本次課的重點問題，使學生明確教學思路和學習目標，使課堂教學條理清晰。第三，將選修課與必修課有機結合。在專業課教學時數緊張的現狀下，開設選修課仍是十分必要的。選修課主要是進行專題教學，可以培養學生的專題研究能力，是在掌握一定專業知識基礎之上的提升。選修課的開設應避免與文學史的授課內容存在重復的現象，如開設了《唐宋詞研究》的專題，在文學史的講授中可以只就唐宋詞的發展脈絡做一縱向梳理，節省了文學史的授課時數，同時在專題課進行更為深入的學習。
（2）改革課堂教學方式方法。
首先，要變教師主體為學生主體。傳統課堂教學學生處于被動地位，知識內容由教師決定，講授方式是教師從頭到尾一言堂，學生不預習，很少有思考，是名副其實的“填鴨”，最后只有為了應付考試臨時記憶的知識，內在的學習能力沒有得到提升。課堂教學方式方法改革不僅僅是形式上增加一些學生活動，其本質是要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通過預習、課上討論、教師答疑等環節，使學生成為教學活動的主體，培養學生的思考探究能力。第二，要豐富教學手段，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設施增加課程的趣味性，擴充課程的容量，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其中多媒體是課堂教學必備的手段，有些內容比如詩人的作品集，用一張嘴一支粉筆介紹，遠不如將書籍版本的圖片展示于大屏幕上形象，更令學生產生閱讀興趣。有的內容則是靠一張嘴一支粉筆難以完成的，尤其是古代文學涉及很多史傳或前人批評等文獻資料，多是文言，在黑板上手寫要浪費大量時間。在講評作業的時候，將需要舉例的學生作業拍成圖片，用多媒體展示，方便直觀，更容易讓學生理解，大大提高講評的效率。第三，要改革課程評價體系。改變傳統單一的期末閉卷考試為多元評價體系，考評分為平時和期末兩大塊，分別占30%和70%，平時成績包括演講、作業和課堂討論三個部分，各占10%，期末采用閉卷的形式，均為主觀題。這個測評體系將平時課堂教學的各項要求與最后的成績緊密關聯，強化課程改革內容，豐富評價指標，融入素質教育理念。
三、總結
一、以考扣本
上學期繼續是高中語文學養形成及向高二逐步過渡的階段，基礎意識的滲透，應狠抓落實。每個單元的字詞，文言詞匯的積累，唐詩宋詞背誦，都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否則到高三再回頭已晚矣。為此，我堅持做到每課一小查，單元一測試，并建立學情檔案，定期復查，夯實基礎，關注學情。
二、以讀悟本
必修四第一單元是戲劇單元，我采用了朗讀教學法，讓學生在讀中悟，悟中品，朗讀方法多樣化，分角色，分小組，分聲部，從而避免了一味看片子，讓學生沉浸在生動形象的畫面中，而忽略了對語言文字本身的理解和感悟。《竇娥冤》、《雷雨》、《哈姆雷特》這些精品戲劇學生在讀中可以自我感知原貌，發現問題，擁有自己的個性解讀，這樣也培養了學生的合作意識、競爭意識，又提高了他們的語文閱讀能力。
三、以說析本
如果一堂課沒有教師和學生的雙向互動，就不利于課堂教學有效性的實現。所以課堂我多是采用師生對話的形式，使師生都處在對文本的自我解讀中。譬如必修四隨筆《信條》一文的學習中，我和學生邊讀課文，邊談對課文中種種“信條”的感悟，并都交流了各自的生活信條。在共同質疑中，吃透文本，把文本作為載體，走進生活，使學生的應用能力、審美能力、探究能力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亦增進了師生思想感情的交流溝通。
四、以聽會本
《林黛玉進賈府》是名著《紅樓夢》序幕的第三回，它在小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極其重要的。為了創設情境我特別在教學過程中分別串聯了《引子》、《枉凝眉》、《聰明累》等幾首電視劇插曲，讓學生在聽中讀本，這些曲子不僅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頗富感染力，而且能夠加深對小說人物的把握及主旨的理解。
五、以講拓本
必修三四冊將議論文作為本學期寫作的訓練重點，為配合作文教學我把“課前三分鐘演講”的形式定為“新聞述評”，內容不限，這一活動讓學生對社會的關注意識大大增強，同時通過互評師評也迅速提升了他們的思考與認識能力。從另一層面看，大大拓寬了議論文本的范圍，豐盈了學生的寫作材料。
六、以寫摹本
必修四第二單元是宋詞的學習，精選了柳永、蘇軾、辛棄疾、李清照等代表作品，不論婉約，還是豪放，學來都美不勝收。為學以致用，我引導學生進行了仿寫訓練，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學生對宋詞的知識和對其的品味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七、以抄活本
上學期我還增設了課內拓展摘抄，以期增強課堂實效。譬如《紅樓夢詩詞曲賦》、《老人與海》電影插曲、民歌《蘇武牧羊》。從詩詞到歌曲……學生的認識與表達、思想與情感在這形式多樣的積累中日漸豐富鮮活起來。
不論師生，都要有大語文的理念，只有堅持讀書摘抄，才能保證教與學的源頭活水。為了加深對讀本的解讀，保證教學的質量與鮮活，我本人一面堅持閱讀書報，在教學戲劇單元時我還同步閱讀了《唐宋傳奇故事》、《元曲故事集》、《中國古代戲曲故事》等三部書籍。
余英時先生在2006年11月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克魯格獎，為該獎設立以來，首位獲獎的華人學者。克魯格獎被譽為人文社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此公由是再次成為海內外學界矚目的焦點人物。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贊他學識非常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作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近年經國內多家出版社之推介，其著作已廣為國內學界所知，有學者甚至力捧其為海外華人學者第一人。于今觀之，余英時的著作與治學方式，對國內治中國史者的影響匪淺。余英時雖對中國史的諸多方面均有涉及，但更為國內學界關注的則是，在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之反思上，余英時著力良多。
從士到知識分子
余英時在漢學的諸多領域均有建樹。漢代思想史是其專攻領域，他在美國發表的少數幾篇學術論文，均是早年他在漢代思想史上的研究。唐宋以前古典文學研究，海內外鮮有與之匹敵者。此外，余在明清思想史、學術史等方面均有扛鼎之作。
余的研究，上繼皖派學者(以戴震為宗)的漢學(與“宋學”相對而言的“漢學”)淵源，下承錢穆、楊聯的文化史觀，識斷精審，考據精當。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如《朱熹的歷史世界》、《論戴震與章學誠》，都是在考據之上的義理闡發。如果要看他的考據功夫，《重尋歷程》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更為人稱道者，則是《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在此書中，余闡述了中國古代知識人(余先生不認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等同于“士”)即“士”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幾千年的沉浮論蕩。這些“以道自任”的士人，秉承“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的千載良訓，在與“勢”抗衡的過程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倘若以當今的“知識人”比照當年的“士”，可稱為“士”者恐怕無幾。中國知識分子脫胎于中國文化這一母體之中，無法超脫出來，以知識分子的使命，解決當代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余英時的論著中，闡述了中國的知識人如何才能從“士”進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對中國學界來說，應是一大幸事。
海外的中國人
余英時自謂，他讀史、治史的“唯一指導原則”即是“知人論世”(見《朱熹的歷史世界》自序二)，誠哉斯言。此話出白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諸余先生的著作，無一不先知人而后論世。余對中國文化、中國史的縝密觀察，均是建立在對人的還原基礎之上，給著作命名，多數也是以人為主語。
余英時是海外漢學界少有的堅持以中文寫作的學者，他與許多老一輩華裔漢學家一樣，是不被“主流”漢學界認可的，甚至評價也不甚高。一些華裔學者曾說過，這些老一輩華裔漢學家在西方(至少是北美)漢學家看來，根本就沒進入“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