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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十―五”社科規劃項目(08Q13)
作者簡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政治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城經濟合作、區域經濟政策。
摘要：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動態演化路徑是邏輯自洽的，當前泛珠三角地區存在的次區域跨邊界經濟合作現象。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與借助比較優勢互補的基礎上，推動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動力是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考察雙方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為雙方推進合作的重要考慮因素。
關鍵詞：區域經濟合作；泛珠三角；動態演化；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應運而生。由此，國內市場統合勢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概念一經提出，各種論壇、構想和項目協議不斷展開或簽訂。根據不完全統計結果，從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經舉辦以泛珠為名的論壇共31種46次。泛珠三角區域總計簽署各類合作協議65個，其中官方協議43個，非官方協議22個。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屆泛珠洽談會結束，合作各方累計簽約項目1.4萬個。總金額超過1.6萬億元。
伴隨著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推進。泛珠三角地區學術界和政府，尤其是廣東、香港、廣西、云南等地的學術界和政府對于該項議題的研究方興未艾，其中尤以廣東省為重。例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并在《廣東社會科學》上開辟泛珠三角研究專欄，深入探討泛珠三角區域的整合問題，并已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則借助學校中國一歐盟歐洲研究中心項目的資助，成功地舉辦了“歐盟經濟運行機制及其對泛珠三角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的國際研討會。2004年以來，暨南大學就主辦過數次有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國內大型學術研討會，并將參會論文整理成《CEPA與泛珠三角發展戰略》一書正式出版(龔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學珠港澳研究中心則已經在建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研究數據庫。政府層面，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員會專門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辦公室以協調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問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研究項目仍然是十一五時期廣州市和廣東省社會科學規劃招標的重要選題。
(一)學術研究的現實理性與技術缺陷 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倡導初期，多數學者則對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短期內，學術成果迭出。但也有厲以寧等甚至一度質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有的學者則認為泛珠整合與大小珠三角的發展實際上構成沖突，運作好后兩者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近期形勢發生變化，有關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驟然變冷，客觀、理性、冷靜且能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深度研究成果闕如。概括起來現有成果：一類是經濟學、管理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實證性的定量研究為主，但數據權威性且科學性也有待商榷，個別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結論。而另一類是國際關系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穎邏輯嚴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為主.以描述性的經驗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質量的技術手段。從整體上觀之，由于學科壁壘的存在.將戰略研究和技術分析結合起來的高質量研究成果還是非常匱乏。
(二)區域合作的功利導向與戰略缺位 有的省區政府和學術界的公開研究成果顯示，他們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建設實際上持觀望態度，立場含糊。對于自己在國內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定位不夠清晰理性.對于自己參與國際競爭的定位更為缺失。且研究者多從地區本位或行業本位出發來展開研究，具體表現就是不少省區盤算著如何從粵港澳地區承接產業、資金、技術轉移，通過比較優勢的探討來確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區域治理的利益博弈與機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內生性和外源性動力機制的研究是核心問題。當前各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都存在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預期，在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對己有利的就積極參與，不利的就消極對待甚至阻撓拖延。(周黎安，2007)在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區資源與跨國資本融合，這樣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績，雖然會因此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變弱。于是，在招商引資、主導產業選擇、對外貿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競爭與政績沖動(陸銘等，2006)。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區域所屬省區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區域整合缺乏明確的利益指向和戰略導向，那么泛珠整合勢必難逃短期行為的發展終局。
一、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態演化
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推進曾經如火如荼。在地區政府層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關泛珠三角區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討也是方興未艾。但是，這種區域合作形勢的背后實際上自其一出現起就存在重重隱憂，畢竟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運行規律是邏輯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當不存在發育良好的市場機制的時候，如果政府出面解決市場機制缺失或不完善問題，用政府職能發揮出類似市場機制的作用，填補因為市場機制不完備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會加速經濟發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過現代經濟發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強迫舊的社會經濟結構趨于解體，采取強制性的行動來完成制度變遷.并克服制度變遷中的搭便車問題。但是，政府層面的干預效應和影響多是雙重的，有時可能會產生諸多負面效應。尤其是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績沖動與發展戰略調整往往會帶來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擾甚至中斷，進而導致上屆政府的決策給下屆政府留下很多發展隱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區已經具有相對比較成熟穩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積極發展涵蓋粵港澳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處理不好，三個“成長三角”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抓不住區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微觀激勵機制的改進，借助增量改革進而松動資源配置制度，通過雙軌制形式推動價格體系的改革，與此同時通過新增資源的配置實現結構調整的漸進過程。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引發市場逐步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區經濟利益主體地位不斷加強，區域利益格局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基于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的區域分工與產業布局分散化平行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均和產業偏好，拉大區域之間產業發展的差異性。區域之間的交流合作發展變快，區域沖突開始日益嚴重(張可云，2005)。各種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大量涌現，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就是協調區域經濟關系的重要嘗試。泛珠三角區域
整合戰略首倡以來，不可否認，由于國內權威主義導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國家或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干預變量。
其實，政府與市場是區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動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顯然就不會有泛珠三角區域今天的快速發展形勢，背后越來越起支撐作用的變量還是市場機制與經濟利益。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自然有針對咄咄逼人的長三角等地區合作形勢的考慮，然而與長三角地區穩妥漸進的誘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區域經濟整合則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烙印(青木昌彥，2004)。從根本上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是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產物，在一個區域經濟體系中，發展的進程是趨向均衡還是極化取決于擴散效應占據優勢還是回流效應占據優勢(陳秀山等，2003)。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共同的利益訴求會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就是要為區域合作各方提供一個有效的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的平臺。哪個區域經濟合作體系對參與方更加有利與合適，他就會更愿意參與和推動該合作體系的建設進程.這實際上是一個合作契約的自由選擇過程。2009年1月8日國務院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其中將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納入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則時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面臨的尷尬問題與不確定因素勢必將會有所緩解。作為一種相對開放松散的區域合作組織體系，未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成員可能會有所變更，不能排斥會有成員的增減和進退。其實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市場統合不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層，也需要圈層。然而，只要核心緊密圈層成員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保持相對穩定.并通過擴散效應逐漸外延(克魯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層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能夠深化與推進，形成次區域的經濟增長極，這反而會推動未來泛珠三角區域更有力的經濟整合。國內的區域融合應該與市場統合協調并進(徐現祥等，2005)。所以，當前泛珠三角區域存在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現象不是國內的區域分割和制造區域大戰.而是在認同國內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區差距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市場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
二、區域合作的治理機制
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經驗來看.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除了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任何區域經濟關系的發展嬗變，首先是政府內部與相互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如果沒有政府間的協調，區域經濟的合作發展最終會導致無序發展和惡性競爭(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區域的建立和運作。需要考慮建立政府間的協調機制。這種協調可以體現在中央政府的區域戰略規劃和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更體現在泛珠三角區域各地區中長期規劃的協調、大型基礎設施的協調、大型項目的協調、產業發展方面的協調、政府間產業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協調、建立有序的產業轉移協調機制等(梁慶寅等，2007)。關于區域內部治理問題，筆者已經另有專文闡述。因此，下文主要側重外源性動力機制問題的研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內特定區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區域分工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強度的正相關。基于此，筆者判斷，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和借助比較優勢互補基礎上.謀求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和地區制度安排來實現區域戰略利益。在國際和區際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家和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必然在區域合作中謀求地區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中，中國與東盟在主導產業選擇和產業轉移、吸引外資和國際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競爭有增無減。加速地區經濟整合.不僅要靠中國與東盟之間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觀戰略利益捆綁，在區域合作的深化過程中，更加需要實實在在的區域性和次區域性合作的微觀經濟利益推動。合作與競爭是加快雙邊經濟一體化的兩個方面.關鍵在于秩序與利益、公平與效率的合理結合。
泛珠三角區域是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影響深遠的國內區域組織.從戰略和技術層面研究泛珠三角與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無疑將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供實質支撐和必要合作平臺，更是加快泛珠三角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銜接進程的重要路徑選擇。而且客觀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有著相通之處，前者作為國內的區域經濟戰略，將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與東部開放結合起來，實現東中西互動，尋求國內區域經濟的均衡良性發展與經濟增長。伴隨國內區域經濟梯度的拉大，彌補地區差異，協調國內區域平衡發展就具有國家戰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沒有進入國家戰略的規劃層次，一方面說明中央政府的審慎態度，泛珠三角整合還存在諸多戰略和技術障礙，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能變成政績項目和短期行為。另一方面意味著中央政府對于國內不同行政區域的自發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其中可能既有權力分配方面的考慮和對地區自治傾向方面的顧慮，涉及到一些體制改革中的敏感問題(布羅姆利，2006)。同時也是保持對地方自行發展的理性態度：鼓勵探索。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實際上是中國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嘗試，具有先行區的功能.帶有實驗性質，是我國從相對內生型的大國封閉模型逐漸向外向型的大國開放模型轉變。兩大戰略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且泛珠三角區域也有對外經濟戰略.但是對外開放優勢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區域經濟優勢。所以從地緣經濟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這樣就出現了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區域和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來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將泛珠三角區域的地緣優勢和區位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這勢必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在戰略層面加強協調和規劃，謀求實現公共權力對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與調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慮華南和西南地區的發展時.要注意將其和中國與東盟間的整體戰略以及政策進行協調安排，而在考慮和實施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時.泛珠三角區域的市場統合、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則要注意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進行籌劃和實施。泛珠三角區域在加強與東盟的區域合作時。則要注意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對接。
對于東盟國家而言，由于他們越來越將重點放在集體聯合自主的區域政策上，區域一體化不再將
國家經濟作為惟一的合作內容，東盟國家傾向于采取共同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來應對第三國或區域外集團，并希望協調立場與政策。爭取在更廣泛的包括貿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領域內重新定義區域合作的內容(Narine.shaun，2002)。與發達國家的區域一體化進程相比較而言.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在區域經濟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當的戰略風險，原因在于：第一，本國或者地區的發展目標和戰略取向成為東盟和泛珠三角地區采取區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動機，只有與本國或地區發展戰略相符的區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現實意義；第二，東盟部分國家內部近年來陸續出現嚴重的政府治理危機，維護政府權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區域合作的影響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東盟之間區域經濟合作建設進程勢必受到干擾；第三，伴隨東南亞部分國家與區域外部的美國、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國的關系演變。東盟和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逐漸趨向戰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雙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動力，因此，當內部約束條件和外部戰略形勢發生改變時.與泛珠三角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雖是東盟的其中一個重要選項，但可能不是最優選項。
三、余論
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而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從地緣經濟層面分析，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在考察泛珠與東盟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為雙方繼續開展合作問題的關鍵。從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對比或力量格局來看，西歐國家在區域合作下的機會成本比較確定.而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乃至中國的合作情況則比較微妙復雜，當相對獲益不利于東盟國家時。區域經濟合作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停滯。因此，滿足東盟國家的發展目標需要，又能確實對泛珠三角區域各個省區的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既不會造成各自部分國家或地區在區域利益分配中的邊緣化，又能提高整個區域的整體利益和實力的區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員或地區的大力支持和熱情擁護。東盟國家和泛珠三角地區在區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間的關系上.省略)
注釋：
①數據來自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工作簡報[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國內學術成果眾多，代表性研究參見趙偉、汪全.2005.產業轉移方式的動態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3)，程玉鴻，2005，長江珠三角經濟圈區域差異分析[J]，學術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獻如朱羿錕、馬慧凌2005.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法律保障[J].財貿研究(1).王麗.2006.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的利益沖突與政府協調[J].特區經濟(7).韋以明、周毅.2006.區域合作經濟的國家立法回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主例[J].學術論壇(10)等。陳瑞蓮、劉亞平.2007.泛珠三角區域政府的合作與創新[J].學術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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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擴散效應；產業轉移；粵贛合作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3-0011-03
粵贛兩省相鄰，雖自古以來便有經濟往來，然而受制于自然條件的限制，交通不便，導致粵贛兩省經濟交往并不是十分密切。但是隨著近二十年來粵贛兩省交通條件逐步改善，如京九鐵路、粵贛高速公路的開通，粵贛兩省經濟往來日趨緊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粵贛兩省政府多次簽訂合作協議，為粵贛經濟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2001年5月，粵贛兩省簽訂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兩省經濟技術合作的協議》；2003年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9+2”——廣東、江西、湖南、福建、海南、廣西、貴州、四川、云南9省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簽署為粵贛兩省進一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臺；2010年，粵贛兩省舉行了“廣東產品江西行啟動暨粵贛經貿合作項目簽約儀式”，進一步推動了兩省的經貿合作。
一、粵贛區域經濟合作觀點綜述
粵贛經濟合作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兩省旅游、交通物流以及農業等單獨某個行業的合作，以及閩粵贛經濟區合作和湘粵贛紅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等小范圍經濟區合作。旅游合作方面主要有鄭海燕（2011）從客家文化切入，認為閩粵贛客家地區文化底蘊豐厚、民俗風情濃郁，旅游資源和市場具有相似性，旅游開發潛力大，應該開展區域旅游合作，組成客家文化旅游大區，共打“客家文化”旅游牌，實現區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袁慶林、周運錦（2005）和鄧峰、曾天雄（2011）等探討了湘粵贛“紅三角”地區的旅游區域一體化問題。交通合作方面主要側重于粵贛高速公路和粵贛運河設想等方面。物流合作主要是對閩粵贛經濟區物流情況的分析。王鴻鵬（2008）分析了該區域的物流合作情況，認為各方應從共贏互融的理念出發加強物流合作，如物流園區建設、通關和口岸一體化、人才培養等方面。汕頭大學對閩粵贛經濟區合作已有相對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如黃燕等（1998—2002）從區域經濟學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閩粵贛”經濟區經濟差異、產業結構與產業素質差異，認為無論從構成城市或地理區域看三次產業構成均呈現明顯的差異性、工業化程度呈現明顯的梯狀性，經濟合作潛力巨大。
目前，關于粵贛兩省全面經濟合作研究的論文極少，只有陳恩、袁群華（2004）較全面地分析了粵贛兩省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差異，提出21世紀廣東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提升需要江西等其他地區為其經濟腹地，而作為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江西要實施“中部崛起”發展戰略，更應主動接受廣東經濟的輻射和承接產業轉移；粵贛兩省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明顯差異表明兩地具有進行產業梯度傳承和經濟資源整合的深厚潛力與廣闊前景。
二、擴散效應及其作用機理
所謂擴散效應（Gurmar Myrdal）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從而促使生產向其周圍的低梯度地區擴散，產生對周圍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其作用機理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使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的初級產品、初級產業得到發展。隨著高梯度地區的發展將會擴大對經濟不發達低梯度地區的原材料與初級產品的購買量，如果區域間產業結構形成了投入產出相互銜接的互補型關系，高梯度地區的產業為自己建立原材料與初級產品基地，常常會進行相應的投資與技術轉移。因此，高梯度地區產業的發展會促使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的相應發展。另一方面是產業變遷與轉移在動態發展中喪失比較效益或因過度集聚而不經濟的產業會逐步向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轉移，如簡單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擴散。隨著高梯度地區的產業部門由創新階段演進為成熟和衰退階段，便由技術密集型轉為勞動密集型，并向低梯度地區轉移，產生所謂“外流”現象。
三、粵贛區域經濟合作擴散效應分析
關鍵詞：區域經濟政策；區域經濟政策理論
引言
產業革命之后，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發現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各國政府開始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干預措施，好的經濟政策成為一國經濟的發展加速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區域經濟研究這一領域，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更加細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將從五個層面闡述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從區域經濟政策的共性與個性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一）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區域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世界各個國家都有，特別是國土面積大的國家。由于氣候地形的差異，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的不同等諸多因素導致了區域間的經濟不平等。為促進國民經濟整體健康快速的發展，絕大多數國家都正對自己國家區際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經濟政策。學界對發達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對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幾個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的進行研究。劉建芳（2002）分析了二戰后美國為縮小區域差距而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李亞琴（2011）分析了蘇聯時期、葉利欽時期、普京時期三個不同時期俄羅斯對遠東地區的區域經濟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闡述了戰后日本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地區振興與開發政策、區域產業布局政笨、縮小地區差距政策及促進落后地區發展政策，日本在實施區域經濟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進行統一規劃協調指導，給予財政金融支持，加強基礎設施推動和法律法規保障，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日本區域經濟政策；[1]李曉輝（2013）分析了統一后的德國為減小東德和西德之間的經濟差距所實施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目標、內容和實施步驟。而我國更是典型的區域經濟平等的國家，改革開放后更是進行了一系列推動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經濟政策，東部沿海開放城市、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經濟政策，眾多的學者從各方面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觀的區域經濟研究
在對各國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宏觀層面的研究之外，還有大量學者致力于區域經濟政策的微觀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分析各種區域經濟政策發揮的具體作用，例如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的體系構建、實施細則、取得的成績等；二、研究區域經濟政策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系，例如區域經濟政策與金融業、環境、民生以及公共產品與非公共產品的投資之間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相關內容，例如區域經濟政策法研究（紹躍，2008），區域經濟政策評價研究（樓海鵬，2007），區域經濟政策體系構建及評價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與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從理論層面看，當前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主要包括兩種情形：系統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產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礎理論與運用具體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博弈論上。
（一）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
當前關于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對現存的各種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和評價，還對區域經濟政策這一事物的產生、演變和發展從理論上進行闡述和支持，挖掘區域經濟政策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周毅（2003）在《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及其誤區超越》一文中闡述了區域經濟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論：地域分工理論、區域發展階段理論、非均衡協調發展理論。孔舒、李偉紅（2007）從區域經濟政策在區域經濟中的內在機理以及發展中的作用出發，從理論的角度闡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鑄（2013）闡述了區域經濟演化的理論基礎。
（二）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產生和演變外，一些學者還用個別理論深入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羅辰宇（2012）運用增長及理論分析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變遷。馬麗、龐效民（2001）針對傳統區域政策只基于目標區域利益考慮的缺陷，應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區域分工的動力機制，以及區域政策對區域競爭和分工過程及結果的影響。[3]葛新蓉（2009）運用增長極理論、循環積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羅斯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
三、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從區域的大小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第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國際合作組織，現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國際合作組織是歐盟；第三、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當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級。
（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下，各國加強了彼此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現今世界，成立了多個跨國經濟組織。規模最大、發展成熟的是歐盟（EU）、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TTA），其中歐盟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跨國經濟合作組織，學術界關于歐盟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研究，從多個角度展開，例如現行制度框架中歐盟基金的分配機制問題（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歐盟多層系統內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財政負擔問題（Arthur Benz，2011）；歐盟經濟結構調整中結構政策和結構基金的設計與完善問題（周淑景，2002；馬穎，2000）；歐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布局與空間規劃問題（劉慧，2008）。[4]
（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關于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出發，對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討。例如，關于中央政府在區域發展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區域就業保障政策的效應評估（BarryMoore，1973）；國家區域政策成功經驗的分析和總結（沈建法，1996）；國家區域政策發展歷史的回顧及其發展趨勢的判斷（魏后凱，2010；湯學兵等，2013）；國家區域社會經濟政策績效的評價（淦未宇等，201l；賈彥利，2006）；國家區域政策對生產企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劉可文等，2012）；國家區域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逆向軟預算約束”現象及其原因等（楊愛平，2007）。[4]
（三）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相比于學界對國家層面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對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存相對不足。但是隨著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出現了一些省級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成果。促進京西南區域發展的地方性區域經濟政策趨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區域經湫的存在讎與形成原因――來自蘇北的經驗證據（徐龍字、黎歡，2013）；湖南省糧食主產縣的區域經濟政策調整研究（江紅梅，2009）；試論東南亞因素與中國發展戰略作用下廣西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1950――2006）（吳永威，2008）。
四、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
從研究的方法層面看，當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個案實證分析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
（一）個案研究
就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內容而言，學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體個案的實證分析。大量的論文都是闡述各國家、各地區的某個或某些區域經濟政策。例如，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王懷新，2006）；南太平洋區域經濟政策、體制和漁業開發（李令華，2003）；戰后日本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分析（張潔中，2013）；試論治理環京津貧困帶區域經濟政策（孟元新，2007）；論區域經濟政策中的政府干預―― 以江蘇省蘇北區域為案例（魏曉鋒，2005）等等。
（二）比較研究
相比個案研究，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而且集中在國外與國內的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上。例如中外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及其對西部大開發的啟示（頡雅君，龔勤林，2002）；中外區域經濟對比（呂允英、劉慧，2006）從歐債危機救助機制看中歐區域經濟政策的差異（時雨田，2011）。
五、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和針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從研究的對象的目的層面來看，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分為以研究成功區域經濟政策案例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的啟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國內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發現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凡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一系列的區域問題，如區域分工與合作不協調所產生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地區間競爭過度、市場分割、地方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所引起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5]而一些發達國家在解決區域經濟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區域經濟政策，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學界很多學者也致力對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為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給予啟示。例如，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路徑建構與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歐盟區域經濟政策學習與借鑒（張志強，2005）；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及對我國的啟示（張秉福，2006）；美、日區域經濟政策及其啟示（陳濤，2008）；美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機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張力、夏露林，2010）等。
（二）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對國外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是為我國制定更完善的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而學界對區域經濟研究的重點更傾向于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區域經濟政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機制（沈培科，2008）；我國區域 經濟政 策重心轉移及效應分析（李光德，2009）；我國區域經濟政策解讀（戴紹波，2010）；中國區域經濟政策演進與區域經濟發展變化分析（姚敏，2011）；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與展望（劉名遠，2014）。
結語
研究有關區域經濟政策的文獻，梳理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的內容、方向和方法，能夠清楚看到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高度關注，也能夠深刻認識到好的區域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還能夠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現有的研究成果，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區域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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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舒、李偉紅.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J].現代商業2007（23）：144.
[3] 馬麗、龐效民.區域經濟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
論文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簡稱APEC）自1989年誕生以來的發展歷程，不僅其成員數量、組織結構、合作機制、議事范圍以及作用與影響力都有了重大的擴展、變化和發展，而且其政治經濟影響與政治經濟色彩也日益凸顯和濃厚。主要表現于維護亞太區域政治安全形勢和秩序、協調實現各成員利益和地緣戰略手段。
首先，APEC的誕生，就是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與區域政治經濟戰略地緣變化的反應和結果。二戰結束以后，美國確立了在全球（包括亞太）經濟的主導地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東亞地區開始形成日本--四小龍--東盟相互間的區域產業分工結構，七十年代末中國也開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體經濟體系，而地處大洋洲的澳新也開始把經濟聯系的中心移向東亞。但是直到冷戰的結束，才“把亞太地區分割開來的''''柏林墻''''最后推倒了，亞太作為一個經濟區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從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說是冷戰結束的一種積極反應。”[2]
其次，APEC的發展特別是重要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使得APEC在建設和維護戰略地緣具有多樣性的、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政治經濟平臺作用。1991年11月中國以國家身份、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以地區經濟體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這“標志著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緣戰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導因是多重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以及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勢的特點及變化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獨特的組織框架與合作機制以及各主要成員地緣戰略的調整與互動則是推動APEC形成和演化的內部因素。從這些內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誕生和發展一直與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以及全球與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安全形勢息息相關。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魯與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響力擴展到南美洲地區，更增加了APEC的多樣性；特別是1998年俄羅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歐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這意味著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由中、美、日、俄組成的''''G4''''：四大國利用這個場所不僅可以進一步加深經濟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過雙邊會談，還可以就國際形勢進行定期磋商，并作為探索建立冷戰后新的國際體系的場所而發揮作用。”[4]因此，重要成員國的加入，更加突現了APEC在建構與維護和平穩定的亞太區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經濟和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第三、APEC的誕生和發展體現了各主要成員政治經濟地緣戰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員政治經濟地緣戰略互動的結果。就澳大利亞來說，一方面可以通過APEC積極改善和加強與東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的關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來協調東亞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更好地實現其“融入亞洲”的外交戰略目標。對日本來說，一方面APEC的成立與發展可以為其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和構筑新的區域秩序提供一個重要的平臺；另一方面“通過以APEC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動，為日本參與解決太平洋兩岸的分歧與沖突，充當東西方橋梁作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5]從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實現政治大國和主導區域秩序建構等戰略目標。對美國來說，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圈，既能主導和密切區域內的經濟合作與聯系，又可以此為更大依托而推動全球性的經濟合作和抗衡其他區域的經濟合作；另一方面推動APEC的發展，可以使其成為美國實現亞太戰略的一種重要手段和途徑。對東盟來說，其成員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應充當重要角色：通過自己小國外交的獨特魅力，在APEC的運作方式、發展進程等領域發揮重大作用，以小圈（東盟自由貿易區）推動大圈（APEC），爭取參與主導APEC的進程，使APEC成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國關系的一個重要機制，從而維護和發展有利于東盟政治經濟建設的亞太區域秩序。對中國來說，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動平臺，為中國進一步搞好睦鄰友好關系以及改善和發展中美、中日等大國間政治經濟關系服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參與相關活動來推動APEC的發展進程，在重大問題上發揮中國的優勢或施加獨特的影響，既有利于各成員增加對中國的理解并形成相關的共識，又有利于為中國國內經濟建設與政治改革的順利進行創設和發展一個和平穩定的區域政治經濟秩序。對俄羅斯來說，借助APEC，并納入其亞太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國互動關系中發揮獨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環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來自北約東擴造成的壓力。[6]對臺灣來說，“參與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亞太地區民主發展的前驅、自由市場的忠實擁護者以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經濟體等因素，通過參與亞太地區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社會活動，加強與亞太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塑造臺灣的''''國家''''形象，以增強其國際地位。”[7]
結束語
APEC的成立、運轉和發展既依賴于全體成員的積極參與、協調一致和承諾落實，同時又需要一個好的綜合環境：成員個體內部良好的政治經濟形勢、整個區域良好而穩定的經濟形勢、主要成員（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成員）能夠起帶頭作用以及各成員間穩定的政治關系。總之，APEC的政治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各主要成員的地緣戰略，客觀上或間接或直接地有利于維護亞太區域政治安全秩序，因而有力地促進了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以及APEC本身的不斷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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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常森.亞太地區合作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3.
[3]王嵎生.親歷APEC.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26.
[摘要]本文在分析絲綢之路旅游合作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了跨地域絲綢之路旅游合作的可行性;旅游合作開發的戰略,即“政府主導型”合作、“點―軸”式發展合作、“增長極”發展合作、“核心―邊緣”發展合作、區域分層開發合作、跨越式發展合作和產品創新合作等戰略;提出了絲綢之路旅游合作與開發的對策、建議等。
[關鍵詞]絲綢之路國內段;旅游合作;旅游開發
[中圖分類號]F5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09)16-0005-06
公元前2世紀,中國漢代的張騫從古長安(今西安)出發,開通了西域,開創了偉大的絲綢之路,出現了“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日;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的景象。這條了世界上最長的陸上經濟商貿之路、文化交融之路、科技交流之路,溝通了亞、歐、非洲各國、各民族之間的聯系與來往,成為東西方交流的大通道。東西全長7000多公里的絲綢之路不僅把中國的絲綢、陶瓷等物資帶到了亞、歐、非沿線各國,而且把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聯系在一起,使古老的黃河文化、恒河文化、古希臘文化和波斯文化在這里碰觸、交融。絲綢之路也使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得以傳播,并對億萬人民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一些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作用的科學發明,也通過它傳遍了全世界。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更是超出了絲綢和其他商品的貿易范圍,被中西學者譽為“東西方經貿交流的橋梁”、“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運河”、“東西方科技交流的紐帶”。絲綢之路在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文明、科技進步方面發揮了難于估量的巨大作用,同時,也使各國人民通過商貿交流能夠領略各地風光,考察文化異趣,了解異域風情,為原始旅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和平臺,是亞歐原始國際旅游的“源生帶”。
在新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區域聯合大發展的趨勢下,復興絲綢之路、振興絲綢之路旅游的聲音和反應越來越強烈,絲路沿線各國政府及國內省市對加強絲綢之路旅游聯合、共同開發旅游資源的愿望和行動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因此,切實、有效地加強絲綢之路旅游開發與合作,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絲綢之路區域旅游合作與開發存在的問題
(一)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導致旅游業發展不平衡
相關研究表明,旅游業的產業化和國民經濟所處的發展水平間存在一種必然聯系。只有在進入工業化,尤其是經濟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后,旅游業才可能進入成熟產業化階段,且旅游業發展和經濟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旅游業在一定階段,特別是發展的初期階段,并非是一個投入少、見效快的產業。
絲綢之路國內段沿線區域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絲綢之路旅游雖然得到了一定發展,但由于地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旅游業發展也不平衡,總體上還處在旅游開發的初級階段,交通可進入性、旅游資源的開發程度、旅游服務質量和旅游舒適便利及安全保障總體較低。目前絲綢之路國內段旅游發展現狀是:東段旅游發展較好,中、西段旅游發展較弱;局部地段中、小尺度旅游發展較好,大尺度的旅游發展較弱;國內旅游發展較好,國際、洲際旅游發展較落后;航空交通線發展較好,地面交通線發展較滯后;合作相鄰地域合作較好,非相鄰地域發展較滯后;部分區域旅游資源開發較好,多數區域旅游資源開發較弱。
(二)絲路旅游跨度大、地域廣,合作難度大
絲綢之路是一條“線形―廊道式”線路。在我國境內全長4000多公里,涉及河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省區。而“新絲綢之路”則貫穿中國東、中、西部的江蘇、山東、安徽、河南、山西、陜西、寧夏、青海、甘肅、新疆10個省區,還輻射到湖北、四川、河北、內蒙等省區。沿線地區人口約4億,占全國人口的30%,國土面積占全國的37%。開展大尺度旅游合作難度較大。
(三)旅游合作存在非物理
當前,絲綢之路國內段沿線省區間的經濟聯系日趨緊密,旅游聯系度不斷擴大。盡管沿線各省市在促進旅游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絲綢之路旅游過程中,人為的非物理性壁壘還是制約絲綢之路旅游發展的因素之一,利益間博弈造成旅游的速度慢、效率低,路程長、游覽少,游客多有不滿,嚴重阻礙了絲綢之路旅游合作的發展。
(四)自然及交通的物理障礙
自然條件的多樣性導致絲綢之路沿線交通網絡不暢,交通目前仍然是制約絲綢之路旅游發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1.交通、通訊干網的密度低,技術水平不高
絲綢之路中國段西部省區目前鐵路網密度和人均擁有量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 77%～79%,公路網平均密度和人均擁有量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 81%～83%,電話普及率也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0%。而且基礎設施裝備水平低,鐵路復線率、電氣化率占鐵路營業里程的比重與東部地區相比有較大差距。另外,沿線地區綜合通訊能力仍然嚴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
2.沿線運輸網絡布局不合理,運輸能力不平衡
絲綢之路中國段沿線東部地區地區鐵路、公路較密,西部地區較稀。民航機場尚未形成支干合理分工、銜接配套的合理布局,目前只有區域航班,很不適應旅游交往的需求。隴海、蘭新線的總體通道水平比較低,骨架十分薄弱。
5.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協調機制滯后
目前和絲綢之路基本一致的新亞歐大陸橋路軌已經接通,但基礎配套設施建設還沒有跟上,如車站、倉儲、通訊、供水及后勤保障系統等都不健全。
(五)信息化程度低
21世紀已是一個嶄新的信息化世紀,因此,絲綢之路將不再只是鐵路、公路、航運連接的物理通道,還將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及網絡建立起來的信息通道、數字通道。絲綢之路廊道橫貫不同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信息獲取能力的差距。這種差距表面上是綜合經濟實力的差距,如人均GDP產值、人均收入或電信投入不足等造成的,實際上是人對信息認識的觀念和能力的差距。
(六)旅游淡、旺季明顯
受氣候等自然條件和旅游資源結構的影響,旅游業淡、旺季十分明顯,旺季時旅游供給不足,淡季時旅游供給又相對過剩,既降低了旺季時的旅游服務質量,又抑制了淡季時的旅游經濟效益。
(七)旅游資源開發粗放,缺乏統籌規劃與協調
長期以來,由于缺乏規劃指導, 旅游精品開發較少,開發項目類似現象較為普遍。有些地方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而忽略了旅游業的增長質量,導致旅游景觀退化、旅游環境惡化、旅游效益降低,與絲綢之路沿線地區豐富的、高品位旅游資源不相符,不利于旅游資源優勢的發揮和由資源優勢向市場優勢、經濟優勢的轉化,是旅游業發展的障礙。
(八)旅游資源開發與世界級資源品位不相稱
一般的旅游資源都脫離不了資源的屬性――原真性,即未經人為加工的原生態資源。而品牌旅游資源則經過加工改造,可以作為產品出售。如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國家森林公園、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等,都具有資源的原真性特點,這是由資源的申報門檻決定的。所謂加工是指從行、吃、住、游、娛、購考慮,解決旅游所必須要求達到的基本條件,使旅游資源變為旅游產品。這些資源屬于世界級或國家級旅游資源。
旅游資源本身價值及其開發與各地的經濟狀況密不可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確實擁有許多特級的旅游資源,但是由于地處偏遠,缺少開發的經濟實力,不能把這些旅游資源包裝成品牌旅游產品,使得它們缺少能影響游客進行旅游決策的吸引力,旅游者的匱乏又使得他們缺少資源加工的資金動力,進而陷于惡性循環之中。
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旅游資源非常豐富,旅游開發潛力巨大,但是頂級旅游資源開發不足是其致命的創傷。因為只有頂級旅游資源經過開發轉變為現實的旅游產品或者品牌型的旅游產品,才是旅游業的核心吸引力,才能真正轉變為旅游經濟優勢,從而推動區域旅游業的發展騰飛。
(九)旅游企業總體競爭力較弱,產業結構不合理
絲綢之路地區旅游企業規模化、集團化、綜合化經營程度較低,旅游規模經濟不顯著,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產業內部競爭過度,外部競爭乏力,從而導致了區域旅游企業總體競爭力不強。同時,旅游產業結構也還處于不完整、不深入、不對稱的初級階段,沒有形成合理的旅游產業結構,旅游收入主要依靠門票等基本收入,使得旅游產業的綜合經濟效益不突出。
二、絲綢之路國內段旅游合作與開發的可行性
(一)不可替代的資源壟斷性決定其開發潛力巨大
古絲綢之路有其顯著的特點,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神秘性
古絲綢之路的神秘性既有人文景觀方面的,也有自然景觀方面的。這些神秘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使古絲綢之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文化性
古絲綢之路開通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歷史文化積淀,這條國際聞名的大道不僅具有經濟性,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性。在古絲綢之路上,宗教文化影響極大,佛教、伊斯蘭教等都宗教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大量的經卷、寺廟、禮儀、教規等都是宗教文化興盛的象征。民俗文化在古絲綢之路的文化園地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剪紙、雕刻、泥塑、傳說、建筑、制陶、皮影、戲曲等。這些民俗文化展示了絲綢古道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蘊。
3.經濟性
古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經濟貿易之路,在 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絲綢之路的商賈們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和頑強的意志進行著經濟貿易活動,促進了中西方經濟的聯系和發展。隨著亞歐大陸橋――“新絲綢之路” 的開通,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積極實施,將會使古絲綢之路的經濟性特點重新顯現,在促進沿路經濟發展中重新發揮重要作用。
4.多樣性
絲綢之路沿途既有高聳入云的雪山冰峰、茫茫無垠的戈壁沙漠,又有碧野萬頃的高山草原、郁郁蒼蒼的原始森林;既有湍急奔瀉的河流、廣闊平靜的高山湖泊,又有阡陌縱橫、水網交織的戈壁綠洲。人文景觀也呈多樣性的特點。古絲綢之路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多樣性,是世界上任何一條旅游線路都難以比擬的。
5.民族性
古絲綢之路所經之地又是多民族居住之地,有漢族、回族、裕固族、東鄉族、維族、哈薩克族等眾多民族。各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既保持了自己獨特的風貌,又努力吸收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精華,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絲綢之路文化。
古絲綢之路獨具特色的特征,正是旅游開發的資本和依據。因此,將絲綢古道建設成為21世紀的國際旅游熱線有其獨特的優勢。
(二)經濟合作為旅游合作與開發奠定了基礎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用曾說過,“中國與歐洲的絲綢之路是早期的全球化”。從絲綢之路的形成歷史可以看出,絲綢之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是歐亞大陸各國、各民族經貿往來和科技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絲綢之路的形成,是古代東西方文明相互交流、對話與合作的共同需要,是早期國際經濟合作的直接體現。
(三)旅游合作是實現中西部經濟合作最易行的方式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世界經濟的顯著特征是區域化、集團化、一體化,由此推動著國際貿易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經濟全球化通常以多邊合作機制為基礎,而區域經濟合作則以雙邊或多邊合作機制為基礎。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迫切需要改革傳統的國際貿易運輸方式,大力開展便捷、高效、可靠的大陸橋運輸,以縮短運距,減少運費。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太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世界經濟重心東移擁有世界人口40%的亞太地區的趨勢更加明朗,亞太地區與歐洲的經貿交流不斷擴大。因此,要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積極實施新亞歐大陸橋地帶開發、開放戰略。
古老的絲綢之路在旅游資源密集度和影響力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絲綢之路旅游合作是我國中西部絲路沿線各省市共同發展的最好切入點。旅游產業是一個綜合性產業,產業帶動作用極大,對經濟刺激作用迅速、輻射作用強。因此,加強旅游合作,是推動絲綢之路沿線各省市整體合作的最好切入點,是實現各地域經濟合作的最簡單易行的形式。
(四)新亞歐大陸橋國內段建設為合作提供了良好平臺
在現代旅游經濟發展的今天,任何地區都不可能脫離其他地區而獲得單獨的發展。絲綢之路旅游已經被新亞歐大陸橋國際大通道,這一象征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平臺所推進,且地域影響更加廣泛。新亞歐大陸橋國內段的全線貫通,引起沿橋地域的高度重視,許多省市紛紛制定相應措施和對策,以期利用這條經濟走廊加速經濟和旅游發展,達到國際和國內雙向交流和輻射。
新亞歐大陸橋堪稱“新絲綢之路”,是貫通亞歐大陸、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交通線路,為中國西部地區走向中亞、西亞和歐洲,為形成統一的歐亞市場提供了現實性和可能性,預示了國際經濟合作的長期發展前景,為傳統絲綢之路的復興奠定了基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Fikret Akcura 先生說,古老的絲綢之路通過不同民族人民之間的商品交換和思想觀念的交流,從而保障和提升了絲綢之路沿途地區人民的生計條件。因此,今天的絲綢之路沿途各國各地區應該在交通運輸網絡、信息服務、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規方面相互學習,團結合作,通過開放旅游和實現游客、貨物和服務的自由流動,重現絲綢之路的繁盛。
三、絲綢之路旅游合作戰略
(一)“政府主導型”合作戰略
在絲綢之路合作機制的參與主體中,要明確政府和企業的不同職能和分工。政府的作用應突出地體現在建立跨區域政府協調機制、制定絲綢之路旅游合作開發規劃和運用政府引導企業合作行為等方面。旅游企業的作用則主要體現為在政府的規治下,自發地在成本分攤、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框架下構建與實現共同的利益空間,通過反復的“博弈―均衡”,形成一種“競爭―合作―共贏”的內在機制。通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理分工與定位,可以構建出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的合作框架。區域性合作組織在合作機制中發揮組織協調作用,將政府規治和市場機制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發揮區域優勢資源整合的功能。
(二)“點―軸”式合作發展戰略
絲綢之路地區是旅游資源豐富、旅游業有所發展但發展程度不高、旅游開發空間結構還不完整的區域, 但有交通干線與之相連與外界相通便捷的區域,特別是區域內的中心城市對絲路旅游合作開發的作用重大。因此,絲綢之路區域最適用于“點―軸”開發戰略。在旅游開發初期,絲綢之路區域旅游發展水平不平衡,隨著開發進程的延伸(軸線和“點”的延伸)和擴展,“點”和軸線的等級差異變小,相對均衡的狀態開始形成,即“點―線―面”的空間開發和發展狀態的形成,從而實現絲綢之路區域旅游的最佳發展。
“點―軸”開發可以順應社會經濟發展,必然在空間上集聚成點,然后產生集聚和擴散效應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各級中心城市對區域旅游的輻射帶動作用。“點―軸”系統反映了社會經濟空間組織的客觀規律,按照“點―軸”系統開發模式組織區域旅游開發,可以科學地處理好絲綢之路區域集中與分散、公平與效益、從不平衡發展到較為平衡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
(三)“增長極”合作發展戰略
根據空間經濟學理論,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極化和擴散過程。旅游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表現出較高的創新能力和增長能力,其發展能形成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比重的日益提高從而占據主導地位。當旅游產業在一定空間集聚到一定規模,從而形成城市發展的增長極,而旅游業發展的極化過程也是資金、資源向中心地域集中,從而表現出某一城市旅游業增長極化效應,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絲綢之路區域旅游線路跨度較大,要全線同時發展是不可能的。在現有條件下,先期的發展只有通過點的增長來帶動。因此,應該首先開發絲綢之路跨國旅游發展基礎條件好的各國重要節點城市,形成若干具有特色的旅游經濟區域,成為區域內的旅游增長極。利用這些熱點旅游城市在區域旅游經濟帶建設中的“增長極”作用,向其周邊擴散,起到輻射和聚集的效應,以推進絲綢之路全線旅游的整體發展。具體可選擇洛陽、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喀什為重點旅游發展城市,在約五年時間里形成絲綢之路旅游廊道。
(四)“核心―邊緣”合作發展戰略
運用空間經濟學“核心―邊緣”理論對旅游資源所存在的客觀差異進行空間辨識,突出世界級、國家級和地區級旅游資源的地位,以它們為核心,形成旅游資源開發的若干增長極。對“核心―邊緣”資源區的認知不是任憑這樣的格局繼續存在,而是貫徹鄰近聯動原則,突出“核心―邊緣”結構中的資源優勢互補,以旅游中心城市為核心,以重點旅游景區為支撐,以專題旅游線為紐帶,以旅游交通線路為廊道, 建立幾個特色鮮明的旅游區,構建旅游資源區域的網絡體系。
(五)區域合作、分層開發戰略
區域合作開發的目標為“世界背景,國家意志,區域規劃,城市協調,企業開發”。即利用國際社會和各機構對絲綢之路區域的發展項目和資金的機遇,在旅游合作中建立實際可行的合作機制:加強與周邊地區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對周邊區域旅游合作項目協調管理;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促進周邊區域旅游合作發展,制定周邊區域旅游合作長期發展規劃,加強對周邊區域旅游合作的綜合研究。
(六)跨越式合作發展戰略
絲綢之路旅游的發展是整體旅游發展水平的提升,按常規模式發展旅游業,旅游產業總體發展較慢,因此,必須采取跨越式發展戰略。絲綢之路旅游業發展應超前于當地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超前于旅游業的平均發展水平。行業得以跨越式發展來源于內外兩個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是外部資金和智力資源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利用內部資源優勢,集中發展潛力巨大的行業。
1.外部資源的引入
絲綢之路旅游合作與開發離不開聯合國和有關國際組織、金融機構的支持和幫助,如聯合國亞太社經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以及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這些國際組織的執行宗旨中幾乎都涵蓋了支持發展中國家優勢產業發展及拯救人類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使命,絲綢之路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見證,應該得到更好的保護。因此,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應在合作框架協議下集體爭取國際相關組織的資金支持,在完善保護的基礎上擴大宣傳,大力提升絲綢之路旅游在國際上的整體旅游形象。
2.內部優勢資源的集中
旅游產業是由眾多行業和部門組合而成的綜合性產業。因為旅游者需求的多重性,需要多行業和部門的協調支持,即通過協調有效的管理模式、經營模式、經濟手段、市場行為、技術手段等來整合、配置區域內的相關要素,從而形成功能與優勢互補的旅游產業結構、旅游產業集群,推動本地區旅游業和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
根據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經驗,區域經濟的發展可通過點―線―面結構而進行全面提升。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可通過建立產業鏈管理模式,圍繞相關絲綢之路旅游核心產品,將一切前向供應商和后向用戶集中到產業鏈上來,形成旅游產業各行業之間在國民經濟中的網絡關系,使旅游產業鏈上各環節形成戰略伙伴關系,相互依存,相互促進。通過相關行業資源優勢向旅游產業集中,不僅能使旅游業獲得更廣泛的經濟領域拓展空間,而且能促進旅游業相關產業的發展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旅游業的跨越式提升。
(七)絲綢之路旅游產品創新模式
上世紀80 年代后期,我國國家旅游局將旅游產品劃分為國線產品、省線產品和專項線路產品, 產品開發中的整體性和協調性得到了加強。進入90年代后期, 旅游產品創新進入區域系統型發展階段,旅游產品開發以一個旅游目的地為中心放射成面進行旅游板塊系統建設。
絲綢之路旅游產品應重點進行跨地區的區域性產品創新。進行旅游產品的創新開發要求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門加強橫向溝通和協作, 共同進行區域旅游產品規劃設計和區域旅游產品形象建設。
1.區域內旅游產品的發展轉變
絲綢之路國內段全長4000多公里,貫通全線的整體旅游難以實施。因而,首先要鼓勵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實現兩個轉變:國內旅游向絲綢之路入境旅游轉變,絲綢之路中小尺度旅游向大尺度旅游轉變。
2.成熟產品優先發展
首先開發比較成熟的旅游線路,繼而開發潛力型的旅游線路,把發達地區旅游市場和崛起中的旅游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以達到貫通整個絲綢之路國內段旅游的發展目標。
3.重要節點旅游城市優先開發
利用中心地和“點―軸”開發理論,先期開發各國的重點旅游城市,利用這些旅游城市的輻射和擴散效應,以點帶面,帶動整個擴展軸線的發展。重要節點旅游城市包括洛陽、西安(絲綢之路起點、古都長安)、天水(隴東重鎮、古秦州)、蘭州(古金城)、銀川(西夏古城)、西寧(絲路重鎮、古湟中)、武威(河西走廊重鎮、古涼州)、張掖(河西重鎮、古甘州)、酒泉、嘉峪關(邊陲鎖鑰、古肅州)、敦煌(河西重鎮、古沙州)、哈密(絲路重鎮、古伊吾)、吐魯番(絲路重鎮、古高昌)、庫爾勒(絲路重鎮、古渠犁)、庫車(絲路重鎮、古龜茲)、阿克蘇(絲路重鎮、古姑墨)、喀什(絲路重鎮、古疏勒)、和田(絲路重鎮、古于闐)、伊寧(絲路重鎮)等。
4.多元化線路開發
為滿足現代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在常規旅游形式的基礎上,著重開發自駕車旅游、專列專機旅游、專題文化旅游等,形成全方位、立體化的旅游發展體系。根據季節變化,提供“一路多線”、“一線多樣”的復合性旅游產品線路,滿足不同旅游者的需求。旅游產品的主題可分為飛越絲綢之路觀光體驗游、絲綢之路休閑觀光游、穿越絲綢之路自駕車探險游、絲綢之路世界遺產朝圣體驗游、中國絲路環游線路觀光體驗游、絲綢之路佛教文化探秘游、玄奘取經追蹤體驗游等。
四、絲綢之路國內段旅游合作與開發的對策及建議
(一)積極推進絲綢之路沿線世界文化遺產的成功申報
絲綢之路整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認識和全世界的共同呼聲。絲綢之路的申遺工作已進入沖刺階段。要按照完整性、系統性、原真性原則,認真進行絲綢之路遺產類旅游資源的保護和開發,按計劃、分步驟、依程序積極推進申報工作,使這項多國受益的工作早日獲得成功。
(二)積極推進絲綢之路沿線城市信息化建設進程
加快絲綢之路沿線各旅游中心城市信息化建設,是促進絲綢之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要建立統一的區域協調機制,對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求得共識。重點是通過加強信息基礎網絡的建設,真正做到網絡互通、功能互用、信息共享,完善城市旅游服務功能,提高人民生活和城市環境的質量,并將旅游中心城市的經濟優勢輻射到周邊地區,以減少和消除區域內發展的不平衡,帶動整個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
(三)先易后難,以梯度方式推動絲綢之路旅游業合作發展
絲綢之路旅游的發展具有梯度推移的特點。一些資本、技術和基礎設施集中的地帶,旅游的發展和市場化速度較快。因此,絲綢之路沿線的大城市群和特大城市地域首先應得到快速發展,然后向周邊地區輻射,形成產業優勢和地域發展特色。這種梯度推移不是傳統的經濟開發的均衡推移方式,而是“蛙跳式”的推移方式。絲綢之路沿線的大城市是“蛙跳”的支撐點,不僅要成為發展旅游產業的驅動力,同時,也要肩負區域內旅游產業擴散和應用的責任,最終實現絲綢之路全線旅游的全面發展和進步。
(四)創新旅游合作模式,消除旅游合作開發非物理障礙
從發展遠景和實踐運作層面來看,創新旅游合作模式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為使絲綢之路旅游合作進入實質運作階段,應建立絲綢之路沿線城市間的旅游合作制度,以期通過開放旅游,推動旅游業發展。
非物理障礙也是制約絲綢之路旅游合作發展的重要因素,要從合作制度、優惠政策、服務質量、旅游安全等方面入手,建立絲綢之路旅游合作開發雙邊、多邊地區間良好的旅游軟通道,有力促進絲綢之路旅游的全面繁榮。
(五)建立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旅游合作協商機制
形成絲綢之路區域旅游發展的協調協商機制,建立相對固定的,由各地政府相關領導、主管部門、專家學者、旅游商等多方組成的,高層磋商協調機構,就旅游區域合作中的重大問題和重大政策進行協商;進一步加強區域間橫向聯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實現旅游資源有效整合,從而形成規模優勢;開展對旅游政策的清理,廢除制約跨地域旅游區域合作的政策障礙,使絲綢之路旅游合作盡快實施。
(六)積極實施“核心―邊緣”合作發展戰略
為實現“核心―邊緣”合作發展戰略應注意以下幾點:樹立大旅游觀念,打破傳統的地方保護主義,建立絲綢之路旅游廊道;在開發旅游資源時,塑造和保護其獨特性和個性魅力;應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和絲綢之路沿線文物古跡的資源保護;突出投資重點,進行多渠道籌資;整體規劃,合理布局,突出重點,循序漸進;加強旅游信息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絲綢之路沿線旅游網絡體系;加強絲綢之路沿線區域各地的產業旅游合作,發揮產業聯動開發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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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 東盟 農產品 貿易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系日趨緊密，有關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研究成果也頗豐碩。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后，掀起了對該領域的研究熱潮，涌現出了一大批論文和著作。本文對此進行了綜述。
一、關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關系的研究
王國平等（2007）針對“早期收獲”計劃，具體分析了云南—東盟農產品貿易。他們從研究“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產品與東盟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業造成的影響，進而研究云南農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標、政策措施，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陳俊偉（2006）主要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域分工進行了研究并著重討論了廣西的應對策略。他指出：“東盟是熱帶農業、林業資源豐富的地方，橡膠、棕櫚油、椰子等都可成為各種工業原料。中南半島幾條大河：紅河、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質肥沃的三角洲，是東南亞的“糧倉”。在進行農業合作與農產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機。泰國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國。在木薯生產上泰國與中國廣西開展技術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國可以對泰國開展技術輸出型合作。緬甸的各種林產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經濟林產品有松脂、桂皮、八角，這些與我國廣西的林產品恰好雷同。對此可進行技術交流合作。”鄭一省(2002)提出：“農業方面將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合作的重要領域。”其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雙方都重視農業發展，相互之間互補性明顯，合作潛力很大”，但是沒有做更加具體的分析研究。孫林(2003)研究表明雖然中國在一部分農產品上和東盟國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兩者的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為主。朱允衛（2005）對中泰兩國1996—2003年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分析表明，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貿易結 構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
二、關于影響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廣(2002)等對中國與東盟在經濟雙向開放與國際合作中的農業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都不是很發達，都面臨著歐美加澳新（新西蘭）等國發達農業的沖擊。因此，中國與東盟有必要加強合作，共同面對外部競爭。孫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數、需求反應度指數以及貿易分散度指數分別從產品和市場的角度分析和比較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出口結構。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三國的農產品貿易無論在市場結構還是在產品結構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對世界需求反應程度方面，中國的產品結構反應水平高于東盟三國，但是市場結構反應水平低于東盟三國，反映出中國農產品出口開拓市場的能力不足等問題。彭茵（2006）分析了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優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獲計劃。通過對早期收獲計劃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和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并提出了應對措施。她認為應該加強雙方在農產品貿易的經濟合作，取得共贏。在研究農產品貿易方面運用比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場份額分析。(Constant Market Share Analysis，簡稱CMS)模型。Kevin Z. Chen，Lian Xu和Yufeng Duan（Kevin Z. Chen，Lian Xu and Yufeng Duan，2000）利用CMS模型對中國1980－1996年農產品出口競爭力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在此研究時期出現了下降趨勢，而政府農產品貿易政策改革加劇了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國外還有不少研究涉及到東亞和中國農產品貿易問題，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側重分析國家和區域之間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變化的研究。在針對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雙邊貿易關系實證研究不斷增多的前提下，能夠發現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在1998年之后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并且利用CMS模型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波動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文獻還是不多的。
轉貼于
三、關于CAFTA建設對農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推動了廣西對東盟貿易的發展。從2004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的農產品關稅開始下調后，廣西與東盟各國的貿易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增幅大都超過20%，增長幅度最大的文萊甚至高達167%。與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貿易的增幅都超過30%。“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進一步挖掘潛力。盧肖平（2006）對中國東盟十國農業具體的現狀貿易方案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應的政策建議。韋紅（2006）運用區域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的理論：指出了CAFTA對中國南方農產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農產品的觀點。吳士存、朱華友（2006）具體分析了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五國的經濟現狀，指出了具體農產品種類的互補性和競爭性，并簡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國應采取的對策。劉仁伍（2006）具體分析了2006年東南亞經濟運行情況，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國農業的出口機會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呂玲麗（2004）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中國和東盟各國農產品的出口比較優勢進行對比，認為：隨著CAFTA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規模將不斷擴大，貿易的種類將呈現多元化；中國與東盟主要農產品比較優勢呈現互補;盡管中國在農業上的比較優勢不及東盟主要國家，但在農產品加工方面卻顯示出了非常強大的比較優勢。孫雨嘉（2007）認為：中國與東南亞發展農業合作潛力巨大，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已處于起步階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加強雙邊的農業合作可以通過加強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現有資源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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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
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
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
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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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年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協議實施加速了香港和內地經濟的融合，促進了兩地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和經濟的協調發展。本文回顧了cepa實施以來的進展情況，分析了cepa對香港和內地經濟的影響尤其是珠三角各地區的經濟的影響，并以此為前提，分析在cepa協議的基礎上內地與臺灣經貿關系的發展方向。
1 cepa協議的簽署
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安排》(kong，簡稱cepa)在香港簽署，并于2004年1月1目的正式實施。在香港與大陸簽定cepa后，澳門也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
cepa是在一個主權國家內兩個獨立關稅區之間建立起來的經濟合作框架。是區域貿易自由化的一個新嘗試。這是中國簽署的第一個實質性自由貿易協定，是在對外經濟貿易領域所采取的又一重要舉措，標志著中國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在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中邁出重要一步。
2 cepa協議的內容和背景
在2003年6月與香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之后，又分別在2004年10月27日簽署的《(安排>補充協議》；05年10月18日簽署的《<安排>補充協議二》；2006年6月27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三》。2007年6月29日簽署《<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四》。2008年7月29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商務部簽署新一輪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五也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cepa其核心內容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三方面。總體目標是逐步減少或消除內地與港澳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最終實現內地與港澳的貿易自由化。
香港是內地最大的轉口基地、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而內地作為香港經濟的腹地，已是香港最大的港產品貿易出口、進口及轉口對象，為香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此外，香港也是內地的最大投資者，截至2008年12月底，內地累計批準港資項目298620個，累計吸收香港直接投資3495.7億美元。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內地與香港的經貿合作關系越來越緊密，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著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再提升一個層次，就需要在經貿合作機制和合作體制上有所創新。減少和消除內地與香港經貿交流中的體制性障礙，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各項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和經濟上的融合，成為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與經濟發展內在要求。
3 cepa協議對港澳及內地經濟的影響
自2004年1月1日cepa實施以來，促進了香港產業結構升級。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民生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cepa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金融旅游合作和專業人員資格互認等方面對港澳作出了開放程度較大的優惠安排。
在貨物貿易方面，目前已享受到零關稅優惠的港澳產品已達2178種。基本囊括了港澳全部現有產品，并為未來有可能在港澳地區投資生產的產品預留了發展空間。截至2008年5月底，內地累計進口港澳零關稅產品16.6億美元，免征關稅額12.3億人民幣。在服務貿易方面，內地在金融、法律、會計、建筑、旅游、醫療、物流等40個領域分別對港澳實施了221項和209項開放措施，涉及內地30多個政府部門。多數行業對港澳投資放寬或取消股權限制，降低注冊資本、資質條件等門檻，放寬投資地域和經營范圍等。已有2322家港澳企業按照cepa的優惠條件申請投資內地。在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內地與港澳在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化，電子商務，法律法規透明度，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標準，中小企業合作，產業合作、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和品牌合作9個方面加強了合作；已有1154家符合cepa服務提供者資格的香港公司按照有關優惠條件投資內地；內地累計赴香港“個人游”旅客超過2500萬人次，占同期內地赴香港游客的41％；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累計達439家，市值占香港股市總值的58％。
cepa是類似于自由貿易區的協議。遵循了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的原則。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產業有明顯差異，互補性較強。在內地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內地引人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主要來源的就是香港。cepa建立后，可以通過這樣一個經貿合作機制進一步促進兩地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優化資源配置，推動雙方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因而，cepa的積極影響不僅僅限于香港，而是對內地的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有促進作用。粗略分析，cepa對內地經濟的影響大概有幾個方面：第一，港澳對內地的擴大投資，進一步促進內地產業升級和調整，從宏觀層面促進內地產業競爭力；第二，有利于內地和港澳資中小企業的發展；第三，由于更低的門檻，鼓勵港澳資金流向中西部地區，帶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第四，奠定三地經濟—體化基礎。
與內地其他地區相比，cepa對珠三角的意義尤為明顯。雖然ce-pa打破了珠三角獨霸港澳的優勢，但是同時也給珠三角與港澳進行更深入的經濟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和優越條件。cepa協議中的各項優惠條件清除了兩地在經貿往來上的制度障礙，使得珠三角與港澳經濟合作的成本進一步下降。在日益激烈的區域競爭中，珠三角將在cepa框架下尋求新的定位。
cepa對廣東省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創造不少新的就業崗位。據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統計，2004年廣東省港澳企業增長較快，全年新登記港澳資企業5066戶、投資金額96.7億美元、注冊資本63.1億美元。分別比2003年同期增長17.9％、2.3％和7.1％。其中，港澳服務業企業增長迅速，全年新登記1259戶，投資總額28.9億美元，注冊資本17.8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56.9％、11.6％、14.8％，占全年新登記港澳資企業三項指標的24.9％、29.9％和28.8％。與香港經濟聯系密切的地區，如位于珠三角東部的東莞、深圳等地受惠更大。
在制造業充分合作的基礎上，香港和內地在服務領域上也有進一步的發展。根據廣東省政府的“十五”規劃，第三產業規模從2000年的3600億人民幣的增加值上升到2005年的6800億元，幾乎翻一番。而這一時期，香港服務業的強勢無疑將對廣東經濟發展形成新的動力。由于香港服務業的介入，廣東在印刷業、旅游業等方面居全國領先地位，中介、市場調查與咨詢等服務產業也將加快發展。更加便利化的服務對廣東的招商引資提供的良好的環境。除此之外，隨著在2009年1月1日cepa補充協議五的實施，旅游、醫療、教育、福利機構等更多的專業領域進一步擴大對香港的開放，粵港兩地的服務貿易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4 cepa協議對兩岸經貿關系的影響
內地與港澳cepa協議的取得了較明顯的效果。與此同時，與內地隔海想望的臺灣是否也能夠參與自由貿易的過程當中，取得和港澳同等的貿易地位，也是我們值得考慮的問題。
王國平等（2007）針對“早期收獲”計劃，具體分析了云南—東盟農產品貿易。他們從研究“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產品與東盟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云南農業造成的影響，進而研究云南農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和產業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標、政策措施，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陳俊偉（2006）主要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域分工進行了研究并著重討論了廣西的應對策略。他指出：“東盟是熱帶農業、林業資源豐富的地方，橡膠、棕櫚油、椰子等都可成為各種工業原料。中南半島幾條大河：紅河、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質肥沃的三角洲，是東南亞的“糧倉”。在進行農業合作與農產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機。泰國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國。在木薯生產上泰國與中國廣西開展技術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國可以對泰國開展技術輸出型合作。緬甸的各種林產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經濟林產品有松脂、桂皮、八角，這些與我國廣西的林產品恰好雷同。對此可進行技術交流合作。”鄭一省(2002)提出：“農業方面將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合作的重要領域。”其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雙方都重視農業發展，相互之間互補性明顯，合作潛力很大”，但是沒有做更加具體的分析研究。孫林(2003)研究表明雖然中國在一部分農產品上和東盟國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兩者的農產品貿易關系以互補為主。朱允衛（2005）對中泰兩國1996—2003年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證分析表明，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貿易結構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
二、關于影響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廣(2002)等對中國與東盟在經濟雙向開放與國際合作中的農業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都不是很發達，都面臨著歐美加澳新（新西蘭）等國發達農業的沖擊。因此，中國與東盟有必要加強合作，共同面對外部競爭。孫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數、需求反應度指數以及貿易分散度指數分別從產品和市場的角度分析和比較了中國與東盟農產品出口結構。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東盟三國的農產品貿易無論在市場結構還是在產品結構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對世界需求反應程度方面，中國的產品結構反應水平高于東盟三國，但是市場結構反應水平低于東盟三國，反映出中國農產品出口開拓市場的能力不足等問題。彭茵（2006）分析了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優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獲計劃。通過對早期收獲計劃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獲計劃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和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并提出了應對措施。她認為應該加強雙方在農產品貿易的經濟合作，取得共贏。在研究農產品貿易方面運用比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場份額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簡稱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對中國1980－1996年農產品出口競爭力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在此研究時期出現了下降趨勢，而政府農產品貿易政策改革加劇了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國外還有不少研究涉及到東亞和中國農產品貿易問題，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側重分析國家和區域之間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變化的研究。在針對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雙邊貿易關系實證研究不斷增多的前提下，能夠發現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在1998年之后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并且利用CMS模型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波動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文獻還是不多的。
三、關于CAFTA建設對農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推動了廣西對東盟貿易的發展。從2004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的農產品關稅開始下調后，廣西與東盟各國的貿易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增幅大都超過20%，增長幅度最大的文萊甚至高達167%。與泰國、菲律賓、柬埔寨貿易的增幅都超過30%。“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進一步挖掘潛力。盧肖平（2006）對中國東盟十國農業具體的現狀貿易方案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應的政策建議。韋紅（2006）運用區域經濟學和地理經濟學的理論：指出了CAFTA對中國南方農產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農產品的觀點。吳士存、朱華友（2006）具體分析了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五國的經濟現狀，指出了具體農產品種類的互補性和競爭性，并簡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國應采取的對策。劉仁伍（2006）具體分析了2006年東南亞經濟運行情況，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國農業的出口機會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呂玲麗（2004）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中國和東盟各國農產品的出口比較優勢進行對比，認為：隨著CAFTA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規模將不斷擴大，貿易的種類將呈現多元化；中國與東盟主要農產品比較優勢呈現互補;盡管中國在農業上的比較優勢不及東盟主要國家，但在農產品加工方面卻顯示出了非常強大的比較優勢。孫雨嘉（2007）認為：中國與東南亞發展農業合作潛力巨大，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已處于起步階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中國與東南亞的農業合作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加強雙邊的農業合作可以通過加強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現有資源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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