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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語言；歷史性；語言本體論
哲學解釋學是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的一個流派，想探討哲學解釋學為什么屬于后現代的原因，得首先明白什么是后現代，以及其判斷標準。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理論的反叛、否定、批判和“超越”。而現代主義的重要支柱是理性和主體。其根本特征第一是向統一性宣戰，即向宏大敘事宣戰，主張個人。第二是向人類解放的觀點宣戰，即向主體性宣戰。“后現代主義哲學流派有共同的理論前提、理論傾向、基本觀點、思想實質。即他們從否定物質與精神、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統一關系的前提出發，拒斥“形而上學”（本體論），反對基礎主義、本質主義、理性主義，主張向統一性開戰、取締“深度模式”；宣揚所謂不可通約性、不確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終陷入了以推崇主觀性、內在性和相對性為特征的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伽達默爾的新解釋學，把語言過程獨立化，在語言的無限循環中，使“主體虛化”、“真理退場”、“客觀性喪失”，從而無視主客關系的方式，賦予自身以極端反傳統的后現代性質。”
那么哲學解釋學是如何具體的反理性、反主體的呢？哲學解釋學不承認理解具有確定性，同時對解釋學的客觀性也持否定的態度，這就解構了幾乎每一個解釋學命題的傳統意義。 先來解釋是如何反主體的，舊解釋學對解釋主體的理解依賴于西方近代哲學的理性主體觀。新解釋學則認為由于理解是此在（即某種主體）的存在方式，不是主體在進行解釋和理解，而是解釋和理解創造了主體。新解釋學認為作為主體的主體是不存在的，主體只能在理解的過程中生成，也即在歷史和語言中生成。理解沒有完結之日，歷史與語言永遠在向前發展，主體永遠是一個待定之物。因此進一步得出沒有了理性主體，何來主體的理性？因此新解釋學使主體虛化了。接著來解釋新解釋學是如何使得真理退場的。舊解釋學認為“我們必須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而新解釋學則認為這種重建既無可能也無意義，由于解釋主體和解釋對象的歷史性特征，不可能恢復那些早已時過境遷的事物。解釋具有了無限性，他們之間只能不斷地進行融合、無限循環。從而失去了真理，“真理”在解釋的過程中退場了。然后如何理解客觀性喪失呢？新解釋學把主客關系范疇逐出解釋學領域。并且把語言本體化，用解釋的語言游戲代替思維的客觀過程，由于語言決定了理解，理解決定了存在，而我們怎么存在我們就有怎樣的世界觀，因此，新解釋學便不僅導致了喪失了客觀性的解釋觀，而且也喪失了客觀性的世界觀。
綜上所述，哲學解釋學具有很多后現代主義特征（反理性主義、反主體等），所以哲學解釋學屬于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的一支流派。
二、對于文本研究的解釋學能上升到精神科學的理論基礎的原因的思考
后現代解釋學的一個重要表征就是，使在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那里僅僅作為一種技術性的方法，和作為處理文學、法學和神學文本的特殊學說的解釋學獲得了一種更為寬廣的哲學意義，解釋學要為一般人文科學承擔起方法論的功能。
第一，整個學問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科學”，另一類則是“精神科學”。誠如美國學者帕爾默指出：“解釋包含了人類對一任何形式、在任何時候和地點出現的有關原文解釋問題的全部反思。什么時候產生了解釋、理解或辨認原文的規則和體系，什么時候就有了解釋學”。哲學解釋學將文本的外延拓寬，按照傳統解釋學的理解，由于文本是作者的意圖與思想的“表達”，因此其外延包括科學理論、歷史文獻、法律條文、文學、音樂、繪畫、建筑藝術等在內的體現作者主觀精神的東西。而在后現代解釋學家那里，由于將“理解”本體化了，因此文本的覆蓋面無限地擴大了。在伽達默爾那里，文本幾乎是覆蓋一切的，泛指在任何時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統。“理解的現象不僅滲透到了人類世界的一切方面，它在科學范圍內也有獨立的意義”，對文本的理解構成了“人類整個世界經驗”。狄爾泰曾指出：“解釋學應當揭示構成精神科學基礎的一般的解釋規則”，因為這些學科通通依賴于解釋的知識。
第二，在伽達默爾那里：“解釋學在精神科學范圍內的核心作用，要歸功于歷史意識的出現。……歷史學的基礎也是解釋學。”人們之所以對同一組作品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正是因為人的歷史性。伽達默爾認為解釋是以此在的歷史性為基礎的，效果歷史意識在任何文本的解釋中都會發生作用，真理就是在不斷地對文本意義讀解和與文本的對話中產生的。在哲學解釋學體系中，無論是對藝術經驗的理解，對理解前見的堅持，還是對語言視域的擴展，都無不滲透著歷史的維度。故而解釋學便成為了精神科學的理論基礎，因為一切精神科學都離不開“解釋”。
三、對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的語言本體論的理解與評價
作為德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是哲學解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的出版標志著哲學解釋學作為一個哲學流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并且繼承了海德格爾的本體論轉變，將傳統的解釋學發展為具有本體論性質的哲學解釋學。
對事物的理解必須通過語言的形式而產生，語言是理解的中心。伽達默爾關于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問題的理論一般被稱為“語言存在論”或“語言本體論” 。伽達默爾不認為語言是事物的符號， 而認為語言乃是原型的摹本。“正如摹本具有使原型得以表現和繼續存在的功能一樣， 語言也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現和繼續存在的作用 。”“在解釋學中所預設的一切僅僅是語言。”伽達默爾認為語言即是人的存在，即是真理的展露。真理必須通過語言表達出來，但這并不是說，語言就是手段、就是工具。因為在伽達默爾看來，語言具有一種本體論的功能。它是理解的模式，也是人的存在的模式。“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將解釋學帶入本體論的語言學階段。
但把語言這樣一個“載體”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未免有些夸大語言的作用，顯得牽強。馬克思曾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無論是思想還是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他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語言說到底有其不可爭辯的客觀現實世界基礎，人們不是用語言來衡量我們的世界，相反都是在用這個世界自己的本質來衡量他們的語言，人們利用語言這種工具去越來越清楚的解釋這個世界，而不是像后現代哲學解釋學認為那樣使世界的本質變成無，絕不是在語言的游戲中無限循環而越來越面目不清。再來談談真理退場問題，歷史間距必然存在，因為時間的必然存在，但時間又不是瞬息萬變的，也有相對靜止和絕對運動之分，所以如果以歷史性來反駁真理的不可捉摸性，就顯然陷入了形而上學，走向極端。（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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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哲學解釋學》[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
內容提要: 在哲學取代權威成為法律制度的基礎的今天，哲學也成為了侵權法的時代標簽，哲學方法論武裝的狀況和水平便也成為了突破侵權法理論困境的根本前提和衡量侵權法制度體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侵權法的哲學基礎是由人性奠定的，需要從人性中找尋制度的表達方式;侵權法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元素以及那些被相信可以作為侵權法規范的正義觀念;社會事實是侵權法抽取其生命之液的秘密根莖，生活世界給予其真實的內涵和正當性基礎。侵權法理論的根本所在，需深刻洞察人們對其所身處的這個時代的社會理解力和價值觀，并最終回歸改善社會現實的智識努力。當代侵權法作為努力實現社會正義的工具，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補救人格尊嚴的損害，促進社會平等，加強人類團結與合作。
引言
隨著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不斷發展和演進，侵權法背后的利益衡量與價值判斷趨于多元和復雜，在理論與現實緊張關系的拉扯之下，侵權法開始表現出自負與貧困的雙重面向，一方面，侵權法通過不斷擴展適用領域而侵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卻是人們極力逃避侵權法的適用而尋求損害的極端救濟方式。中國語境下的侵權法實踐更是發人深思，一些侵權法軼事，如侵權法的羅生門———“彭宇案”、肖克軍案、藥家鑫案、三鹿奶粉案以及更為極端的“張海超開胸驗肺”案，甚至令人扼腕嘆息。探究侵權法的現實境遇會促成對侵權法理論與實踐之間實質關系的深刻理解，即:生存于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應當如何行為及如何相互對待。可以說，侵權法與人的自由和人格尊嚴緊密相連，因而有著一張“人類的面孔”;侵權法與人的日常生活親密接觸，因而說侵權法是“社會的形象”;侵權法反映民眾的個性、思想、情感、態度和文明程度，因而具有“文化的神經”。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侵權法都在構筑其市民社會的生活秩序和安全結構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哲學取代權威成為法律制度的基礎的今天，哲學成為了侵權法的時代標簽，哲學方法論武裝的狀況和水平便也成為了突破侵權法理論困境的根本前提、衡量侵權法功能迷思的深層標準、考察侵權法制度體系優劣的重要標志以及破解侵權法實踐難題的思想資源。
隨著侵權責任立法嘈雜的爭論之聲漸趨平靜，侵權法的研究開始淡出理論的整理而專注于文本的解釋，侵權法解釋的新時代已經開啟:力透文本的文字表達而進入妥切適用法律規范的現實世界。對于侵權法來說，無論是法學方法還是法律方法，為了避免“方法論上的盲目飛行”，需要先行“搜尋法律制度的哲學基礎”。［1］(p.80)努力保持法學領域自主性的時代已經過去，侵權法早就開始了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合作。侵權法學需要哲學上廣博的基礎知識，否則，就會使得侵權法由于先天不足而導致淺盤性格:離開哲學，侵權法學只是一種無根的驕傲。哲學對于侵權法絕不僅僅是一種方法，也反映出一種態度和深度。對于哲學性問題，侵權法必須通過社會實踐給出答案。侵權法背后隱含的人性基礎、社會事實基礎和價值基礎是侵權法豐厚的哲學資源，只有從侵權法的哲學關照中命定其當代的社會擔當，我國的侵權法倫理政策和立法技術才會更加接近正義。
一、侵權法的哲學基礎由人性奠定
法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它的產生與發展、制定與實施都無法脫離人的要素，這就決定了任何法的研究，如果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都必須從人的本性出發，這樣才能探查到法的根基，并尋找到開啟法律理解之門的鑰匙。關于這一點，霍姆斯的論斷是精辟的:“法律從人類本性的需要中找到了它的哲學。”［2］(p.134)
侵權法正是通過其理論生成和制度演進一次次地向我們展示其對人性關懷的堅持，侵權法從未停止關于人性的追問，其中除了概念，我們還能真切感受到歷史、哲學和社會的啟蒙。侵權法的哲學基礎是由人性奠定的，需要從人性中找尋制度的表達方式。侵權法最終是對人起作用，因而需要思考采取什么方式對待人，這一切的關鍵還在于對人的認識，它決定了侵權法的出發點和方向。因此，實證法在邏輯上首先要預設人的形象，作為法律秩序的必要前提條件。侵權法作為一種規范性秩序，包含一種應然性———建立在人性的認識基礎之上并符合人性，預設了作為規范的承受者和受約束者的人類形象:自然人、經濟人和理性人。侵權法預設的抽象平等的自然人特征暗合了形式正義的要求，與私法的自由權利和意思自治理念天然相依，為過錯責任和自己責任打下了堅實的倫理基礎。就法律制度來說，它不僅僅是一種滿足人們現存欲望和抱負的制度圖式，而且也是一種塑造人們未來欲望和抱負的遠景規劃。侵權法應當為人的自由保有空間，正確解決人的活動與損害補償之間的平衡關系，為人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和創新能力營造制度氛圍。正是由于這種“追求經濟利益的人”在侵權法中居于中心地位，侵權法即使意圖使其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也不應阻礙其追求經濟利益的動力。侵權法必須深刻清醒于這樣的制度使命，積極克服或抑制人性中可悲的弱點，而絕不是遷就它們，否則，要么是人性將侵權法引向歧途，要么是侵權法把人性導向深淵。人既然是有理性的，那么便是可以歸責的，當其意志和智力處于不良狀態并造成損害時，就可以將責任歸于其上。正是這種自主決定與自己負責的觀念奠定了過錯責任原則的人性基礎，并表達了侵權法制度的責難傾向。
經由近代侵權法發展而來的現代侵權法，就人性的理解始終內含著相互矛盾的方面，直至當代。一方面，侵權法需滿足尊重人性這一基本要求，因而賦予所有人以抽象平等的法律人格，并將責任限定在可預測的風險范圍內，通過自己責任原則與過失責任原則的制度化來反映這種思想。另一方面，侵權法還需克服近代侵權法在現代社會所起到的“輕視人性的作用”，基于侵權法制度在現實運行過程中帶來的社會惡果的反思，隨時追補人性理解的偏差以避免侵權法制度持續制造對人性的威脅，并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形成制度的平衡，進而在侵權法體系內生成了過錯推定責任與無過錯責任，并在體系外通過責任保險、社會保障等援制度共同搭建社會安全網絡，嘗試搭建人性的回歸之途。當代侵權法不斷受到現代性問題的挑戰，其對人性的理解也不再是單向度的簡單認識，呈現出多維立體的面向并因此而變得深刻和完整:個體性與社會性、利己心與有限的利他心、理性與經驗。人的個體性存在確證了侵權法中的自我人格———人的尊嚴、自由與侵權法的人權標準，人的社會性存在注定了侵權法的社會化發展趨勢。侵權法制度中利己主義要素和利他主義因子均有所體現，并通過相應的規范、標準等立法技術和司法實踐反映出來。侵權法所要表達的正是人性中相互矛盾的兩種訴求，一方面承認人的一己私利并予以保護，同時限定有節制的責任范圍為人們追逐利益劃定自由的疆界以實現個性化的幸福追求;另一方面也要小心呵護人類稀薄的利他之心，通過各種理念的強化培植人們的性格和美德，創設好的制度環境引導和說服人們追求向“善”的幸福生活。在認識論的視域里，人性中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經驗的因素，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對人性的這一層面的認識，會影響到侵權法制度的選擇模式和功能的作用范圍。侵權法中的利他主義的立法表現已清晰可見，如某些領域的高標準注意義務和好撒瑪利亞人的國外立法實踐。
現代侵權法對近代侵權法一路揚棄而發展到當代，其始終堅持對人性的關懷與尊重，伴隨人性的歷史性發展而完成了制度的啟蒙。然而，為了完成預設的制度使命，侵權法在努力克服傳統體系因對人性認識的單向度而導致的不良后果的過程中，呈現出價值悖反與社會生活失衡的矛盾運動態勢，甚至出現“無過錯的過錯責任”這種異化的侵權法制度，最終反而走向了人性的背離。當侵權法的這種矛盾性格表現為外在體系無法與內在體系相合致時，當其制度規則的運行結果已經背離了人們的道德直覺和倫理期望時，侵權法便被一片危機之聲淹沒了。不可否認，侵權法不僅僅為個體的權利和利益提供保護，它還具有積極的倫理功能: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如果不能將侵權法作為“一套個人對待他人的行為有關的倫理原則”［3］(p.26)來看待的話，就可能導致其背離人性從而引發倫理性危機。因此，現實生活中人的多義性與抽象掉了人的差異性的侵權法之間的矛盾應該受到足夠的關注:侵權法的類型化應與人的身份和角色相關聯;侵權法的物化趨勢必須摒棄對人的尊嚴的漠視;侵權法需要關注個體的內心感受和社會的理解。
二、侵權法規范蘊含豐富的道德元素及正義觀念
侵權法是追求正義的各項努力的記錄，起源于人類對倫理觀念的表達，其規則充斥著大量的道德術語。侵權立法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其自身演化的歷史進程記錄著人類社會受損利益救濟機制變遷的軌跡，其規范起源于公共道德觀念的一種表達，其體系是人類通過道德努力而獲得的。伴隨社會的突進和時代的變遷，侵權法的道德基礎早已超越亞里士多德的矯正正義和康德的權利哲學，以理性為基礎所凝練的道德共識———分配正義、共同體正義和社會正義已穩穩地高坐于侵權法的理念大堂。
實現正義素來被認為是侵權法的基本制度使命。古代侵權法由最初的同態復仇到報償正義的損害賠償，體現了人類的修養:是人類從野蠻、盲目的狂熱和復仇心向節制、自制和正義的進步。傳統侵權法深受古代哲學思想的啟蒙，從其產生之初便被烙上了清晰的道德印記，這樣的影響至今沒有消散，甚至仍然主導著侵權責任基礎的理論之爭。亞里士多德矯正正義觀因其所蘊含的、可供發掘的豐富道德思想而成為道義論侵權責任理論的哲學基礎和近代侵權法的思想淵源。阿奎那拓寬了亞里士多德矯正正義觀的思考范圍，為其填充了神學自然法的思想內容，提供了一種更好的侵權法表述。歐洲大陸的侵權法更直接的歷史根植于啟蒙時期自然法學家的批判研究，理性自然法學派對侵權責任的分析，直接影響了近代民法的制定，為大多數歐洲國家侵權法接下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最終成就了歐洲大陸的民法典。
18世紀康德提出了有力的平等自由概念，并視其為權利、正義與法律的道德基礎后，康德的道德與法哲學已成為近現代侵權法理論的重要支柱，直至當代仍然是侵權法學家論證侵權責任本質時無盡的思想寶藏，有非常多的極具影響力的現代追隨者。從哲學基礎上看，侵權法中過錯責任的張揚正是自由意志哲學發展的現實產物，是人的道德標準對法律不斷浸潤的結果。康德把法律的權威性淵源建立在倫理和道德的基礎上，他的法哲學概括起來就是尊重人，因為只有承認人的道德法則的存在，才能揭示出人的自由意志的本質。“人性尊嚴”所包含的“把人當作目的”之人性觀，以及個人承擔責任、受道德義務、社會責任約束的理念，均來自于康德的思想。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論，以及根據意志自由理論而形成的對于人的權利與責任的法律觀，奠定了近代侵權法的權利觀念和責任觀念。侵權法既要為行為自由劃出必要的界限:此界限要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自由，又要維護必要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公平。溫里布在《私法的理念》中聲稱:侵權法復雜的體系中隱含著矯正正義和康德的權利理論，他的目的就在于展現這種隱含的道德秩序并使之具有可理解性。
曾經在侵權法取得精神支配力量并促成其文化自覺和實證化潮流的理性主義自然法，經歷了18世紀末歷史法學派到19世紀末概念法學這樣一個理性主義不斷張揚的理論發展過程，至20世紀逐漸失去了公共意識的確認，在被掏空倫理內涵后發生崩潰并導致法律危機。現代技術主義的立法造就的是脫離生活質地的法律表達，異化為與民眾生活相分疏的工具理性，人們接受了法律的制度拜物教。實證主義法律方法的訓練使得法官對社會的實際需求漠不關心，對現實世界里不同利益和價值之間的沖突冷眼相對，將自己置身于政治與道德的論戰之外。于是，侵權法開始轉向新的哲學和法律意識以尋找文化的更新和正義的替代品。實現正義素來被認為是侵權法的基本制度使命，只是侵權法通過制度所表達的內容隨著人類對法與正義關聯的認識提升，不斷會有新的元素滲透進來，侵權法的正義觀在社會演進過程中不斷豐富著內涵。體現分配正義觀念的侵權法實體規范逐漸被整合到私法的、矯正正義的理論框架中去。當侵權法理論被要求揭開侵權實踐的面紗時，承諾實現個人正義的侵權法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卻是其持續制造的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社會惡果，微觀的個人正義導致了宏觀的社會不正義，作為私法之道德部門的侵權法變得極為空洞。20世紀以后，侵權法學理論的研究發生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傾向于受害人的意識形態開始占據上風，人們不再從侵權行為本身而是從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失中尋找責任的基礎，受害人被置于侵權法的核心地位。侵權法應關注實踐“隨之而來的社會后果”，［4］(p.48)完全忠實地遵循個人責任的規則和原則可能會以其他法律和道德價值(例如對非法或者不道德的行為的威懾)為代價，而且還會以更大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例如健康與教育為代價。新的貧窮理論認為貧窮很大程度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憲法將福利國家托付給法律制度，人身傷害與死亡的責任在世界范圍出現了社會化的趨勢，侵權法被注入政治哲學的正當分析，“抽象的個人主義正義原則向著新的正義觀念轉變”，［5］(p.6)共同體正義和社會正義觀念在侵權法領域與個人正義發生融匯。
三、社會事實賦予侵權法真實的內涵和正當性基礎
侵權法的概念和理論并非由人的思維憑空塑造出來，侵權法的規范也絕不是在別人起草的文本上加蓋自己的圖章那么簡單，無論是概念訴求還是形而上學，侵權法都是為了說明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并描述世界的真實存在方式。侵權法需更多地考慮所依據的或被適用的社會事實，并通過對它的詮釋進而影響社會的倫理和文化。為了通過法律達致正義，我們就必須系統地闡釋當下時代的社會理想，并且努力確使法律的制定能夠在實踐中推進和保障這種理想。侵權法作為一種意義體系，應將不同社會事實狀態下的倫理訴求傳達于規則世界，同時藉由制度性安排滿足價值追求，進而實現形上意義與形下利益的制度性和諧。侵權法學無時不在時代思想的浸之中:17、18世紀的人們信賴的是理性，19世紀的人們崇尚的是進化，20世紀人們開始向往福利國家，21世紀人們渴求一種安全和諧的社會氛圍。鑲嵌于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現實之中的侵權法，既要關注現代的問題同時也要關注未來的問題:在風險中謀求安全，在和諧中促進發展。侵權法應該通過它的理論創新、立法決策和司法判斷將人們的思維和社會的進化引至這樣的方向。
侵權法的規則世界必然要與倫理訴求建立起聯系，而溝通二者的只能是社會生活的需要。以主體性哲學為基礎的近現代侵權法認同擔當責任的自由，侵權法中的過錯責任正是以否定的、強制的形式限制個人濫用自由的行為，其價值在于協調人們之間的意志和自由。伴隨社會事實的不斷更新，侵權法的規則世界出現了與生活世界某種程度的背離，主體之間不同的倫理訴求無法在這樣的制度體系內求得和諧共存。基于對侵權法中主體性哲學的反思，侵權法的敘事方式開始發生變化:從人與人之間交往秩序的角度出發，呈現出主體間性的語言結構。溝通與協商的交往理性成為搭建在侵權法規范與社會事實之間的一座浮橋，倫理訴求于其上得以表達并達成相互妥協，侵權法在獲得社會認同的基礎上保持著與外部社會的動態適應性。侵權法是關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責任體系，因此侵權責任是一個人際性的概念和實踐，需要關注行為人、受害人以及更為廣泛的共同體和社會等多方面的關系，表現出對平等的執著追求。主觀間性所指的主體不再是自主的主體，而是作為關系性的主體，使在關系性中得到定位的人，能以自己的語言言說法律，通過主體間性的敘事方式在自我與他人之間建構侵權法的規范世界。這里所說的“關系”，實際上并不是從外部強加某種特定的地位乃至角色的類型性關系，而是通過彼此間的行為積累起來的具體的關系。“溝通也許會增進對于有益信賴和互惠互利來說必不可少的信任。當你在行動之前進行溝通時，就是向對方當事人表明你關注他的利益，他對你信任程度很可能由此得到提高”。［6］(p.93)在此意義上，要不辜負信賴，或是想繼續保持這種關系的話，就不能不考慮對方，這種對相對方的照應，可以被視為侵權行為責任的基礎。事實上，侵權訴訟已經成為人們命名社會問題的工具，如環境污染、醫療損害、食品安全，甚至性騷擾，早已通過侵權法的談判桌得以進入公共討論的渠道，最終創造了更為有效和妥當的救濟機制的產生時機。作為一個倫理的規范系統，侵權法規范本身要經得起倫理的檢驗和評估，其制度體系充滿了責任倫理的細胞。責任倫理的提出基于人類責任缺失的某種反思和自覺，賦予人類責任意識和倫理關懷，具有前瞻性、自律性、關護性和整體性。這種倫理觀念強調人們對自然、他人和社會的自覺關愛，注重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理解與信任，意在養成人類負責任地行為并勇于擔當責任的品性。侵權法的正當化一方面系取決于健全的個人責任倫理原則的體現程度，另一方面又取決于其對理想的人類和社會目的的促進程度。在社會責任的倫理觀念中，只有傷害者和被傷害者，沒有事不關己的旁觀者。當代中國已然顯現出諸多的“風險社會”癥候，而整個侵權法領域基本上還在運用19世紀的法律體制應對20世紀晚期形成的“風險社會”及其所帶來的危機，侵權法并沒有內化于“風險生產秩序”之中，而是遠離秩序成為一個駐足觀望的他者。如此下去，侵權法恐怕很難逃脫放縱風險的指摘。（注：張鐵薇:“風險社會與侵權法的新理念”，載《光明日報》2007年1月14日學術版。）面對這樣的社會境遇而又訴求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應該認真思考一下侵權法的制度使命，使得置身于“風險社會”的侵權法能夠努力兌現其時代精神，致力于調整其規范性基礎并轉換其現代性范式，而這一切則應首先建基于對侵權法制度理念的重新認識之上。
侵權法是各個階層的社會成員都有著強烈情感的主題，從機動車事故到專家不當行為責任訴訟，到性騷擾以及名譽侵權，其介入社會生活之深以至于會觸及到文化的神經。“在美國，很少聽到關于改革合同法或廢除財產法的政治運動，但幾乎每星期都被淹沒在關于侵權法目的的故事與攻擊之中，人們被侵權法新的改革主張或者徹底放棄侵權法的激進觀點所包圍著，侵權法甚至成為總統競選中頻繁出現的話題。”（注：leslie bender.tortlaw＇s role as tool for social justice struggle 1998 washburn law journal，p.106．）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的深刻變革，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元素的影響力漸趨凸顯并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侵權法不能低估自身的文化意義，文化共識可以獲得侵權問題解決的社會力量。侵權法這一法律體系作為文化的反映物之所以為公眾所關注并能夠成為政治性話題，其中的一個原因便是它能夠充當文化態度的指示燈，表達社會大眾的物質欲望和精神訴求。侵權法深刻介入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其實踐背后往往隱藏著很高程度的文化沖突，糾紛解決的表面雖然呈現出諸如過錯、因果關系、舉證責任等規則性探討，而這些技術上的爭論正是對于文化分歧的一種偽裝，它們以“碎片化”(馬賽克)的方式存在于侵權法思考與侵權糾紛解決的方式中。這種分歧以社會關注的形式表現出來，并深刻影響了立法與司法的態度。“同命不同價”、“錯誤出生”以及“高空拋物”等侵權糾紛的表達方式已經呈現出侵權法的文化跡象，不同群體表達的不同態度已經折射出社會沖突的文化征兆。在美國，產品傷害及醫療損害的訴訟已經越來越成為公開的文化戰爭。回顧美國工人賠償法產生的歷程，正是由于人們使用了“殘疾的工人、貧窮的寡婦”這樣的修辭表達了一種文化與態度，最終說服了美國侵權法的重構:工人賠償法最終脫離侵權法而獨立發展［7］。侵權法對于復制了各種文化分歧的相互對立的觀點的選擇與折衷———從原則、制度到規則，現實地代表了一種尋找社會靈魂的努力。文化共識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維系力，也是侵權法制度獲得有效性的基點。法律制度可以表達文化也可以生成文化，侵權法通過各種理念的強化和規則的訓誡能夠塑造人們的社會品性，引導和說服人們過良善的生活。
四、結語:哲學關照下的侵權法及其未來
侵權法一旦拋棄哲學，就會失去改變歷史和社會的力量，等于沒有認真思考“為什么”就直接給出了“怎么樣”的回答。侵權法學的研究如果失去哲學的導向作用，我們會發現自己或者在法律的叢林中迷失了方向，或者在社會事實的亂麻中喪失了判斷的能力。侵權法理論進化和制度演變也正是由于侵權法本身的哲學在起作用:哲學通過理論化身規則潛入實在法。因此，經過哲學“過濾”后所生成的理論才會促進侵權法的解釋和發展。對哲學和侵權法之間聯系的關注能夠開啟哲學進入侵權法領域以挽救其命運的多方途徑，或許侵權法并不需要哲學的挽救，但哲學確實能夠教會我們如何表達在侵權法中所面臨的難題。思辨性的哲學論證為侵權法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正確的方法論，開放性的哲學思考奇特地照亮了侵權法學的方向，侵權法實踐在哲學目光的注視下發生著內在的變化，開始從哲學批判性的思維中受益并促成了理念的更生和理論的演變。侵權法調整個體之間因傷害的發生而導致的關系問題，表面上是一個單純涉及到相關兩方當事人的微觀問題，但從社會的視角觀察，實質上是人與人該如何對待的宏觀問題。盡管司法體系運用侵權法的作用在于解決訴訟當事人之間的雙邊關系，但它在精神上和效果上往往具有公共性。法院對侵權案件所作出的賠與不賠只是分配損失的標志性開端，它最終會在法庭之外的社會中發揮作用。
侵權法理論的根本所在，需深刻洞察人們對其所身處的這個時代的社會理解力和價值觀，并最終回歸改善社會現實的智識努力。20世紀末，侵權法已經反映出社會沖突與矛盾的新動向，以往以物質占有和利用關系為中心的沖突協調開始向社會權貴這一問題移動，侵權法努力想干涉制度性壓制以及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希望破解影響社會團結實現的治理難題，其中包括不同的共同體或階層之間的關系問題。侵權法呈現出一種移動態勢，即從主要是一種補償機制(正如20世紀人們所理解的那樣)，面向21世紀開始漸變為主要是一種加強社會平等和人格利益的機制。侵權法，正如其在當代的理論化發展一樣，已經經歷了作為物質損害的一種補償救濟機制的階段。當代侵權法作為努力實現社會正義的工具，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補救人格尊嚴的損害，促進社會平等，加強人類團結與合作。侵權法應更加致力于建構人性化的規則體系，加強社會平等與團結意在推進社會文化的發展，促成和諧的人際關系。基于社會道德對協作的要求，侵權法的制度設計應注重人際關系的修復和信賴關系的維持。人的可誘導性能夠成就侵權法的塑造力，這種塑造力具備創造未來的功能，可以將人的行為和人際關系導向美好。
鑲嵌于中國現實中的侵權法，應思考的是如何致力于有效解決社會疾病而不是向社會輸送更多的社會問題。我們的侵權法立法體系與司法實踐曾在社會中生發很多歧義，如“同命不同價”、“撞殘不如撞死”、防御性醫療等，這些命題某種程度反映了侵權法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其中一些質疑通過修辭學或邏輯學根本無法解釋過關。（注：參見張鐵薇:“侵權法的自負與貧困”，載《比較法研究》2009年第6期。）考夫曼的提示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定的啟發，“歷史經驗昭示，不僅古典的自然法，而且傳統的法實證主義都不靈了。具有一成不變的規范體系的自然法，可能在一個結構非常簡單的社會還轉得開，之于一個帶著極其敏感的經濟體系的高度復雜社會，則可能顯得不夠用。另一方面，法實證主義雖在19世紀末取得了很大的立法成就，因為當時的立法者仍受濃烈的道德意識所引導，然而，在我們這個存有各種專制的時代中，此一前提不復存在，惡法不僅僅是課堂上的例子，而變成為現實，那種純形式的法律概念已不聽使喚了”［8］(p.119)。侵權法作為社會工程和社會規劃的一部分，負責任的立法和司法絕不應忽視侵權法在社會中的作用，也許一兩個“彭宇”的個人責任與財富轉移并不會使其淪落為社會底層，但是這樣的判決顯然會極大地攪擾人們的心理從而形成一種不良的社會生態。侵權法需要努力緩解社會的不平等但也不能蔓延一種道德恐慌，至少在確立不平等規則時要考慮社會理解與接受的能力。我們既不希望看到受害者躺在病床上絕望地，也不希望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對抗性的戒備和緊張關系。當侵權法最終不得不面對離散社會或者對某些無賴更有利的指責時，侵權法的“危機”就會變成“危害”。侵權法帶來的社會負作用才是其今天的問題所在，畢竟和諧社會無法與侵權法絕緣。
舉足輕重的侵權法正處于快速演進之中，剛剛告別的20世紀已經做出了“危機”的警示，當侵權法不得不用矛盾的制度和解釋應付現實的不盡權利索取時，我們在生活中便失去了一套有關常識性對錯的、具有內在一貫性的法律體系，古典侵權法精心構建的理論大廈正在失去它有序的結構，侵權法已經由概念的有序墮入混亂的理論困局。有學者批評美國的侵權法，“運用于日常決策的法律帶來了糟糕的決策，進而引來更多的法律問題，將人們與判斷是非的直覺隔絕開來。”“法律淹沒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無所不在。”［9］(p.7)這樣的現實，除了要反思侵權法權利文化、責難文化和賠償文化過度繁榮，制度構想執著于損害賠償的單向度思維模式而喪失了對社會團結的敏感性之外，是否還需回到思考的原點考察一下侵權法制度的所能問題:侵權法的邊界———侵權法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在多大范圍內能解決問題?如果缺乏可靠的法律邊界，不信任將會影響人們的日常交往。人們便開始相互防備對方，進而開始畏懼法律。非法律調整范圍的消失也許正是侵權法擴張的核心問題，一個秩序良好、人際關系和諧的社會需要多元的社會規范來調節和整合，法律、道德、宗教、倫理等均有規范社會成員行為、協調和化解社會利益矛盾的功能，它們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調控器。任何社會如果只剩下法律，這個社會必將是機械的、冷冰冰的社會。我們從一個法律制度中最多可以期待的就是“建立一個能使善良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實施良善行為的空間”，“設想一個僅僅由法律制裁和正式制裁加以推動的社會，等于是設想一個骨頭彼此相互摩擦的社會。我們需要具有某種軟骨組織，以期緩和不近人情的突然打擊，而只有當法律秩序不像摧毀所有非正式社會控制制度那樣毫不憐憫，那樣強人所難，這一希望才能實現。”［10］(p.449)美國一直以來所奉行的是拼命討好所謂的受害者的司法哲學，而正是這種哲學的實踐結果傷害了整個社會，當涌入侵權法空間的訴求逾越了某種界限時，造成了整個美國過度膨脹的“訴訟社會”。因此，有人批評美國的侵權法，是它“培植了一個討價還價的賠償市場”，一個“訴訟社會”。［11］(p.319)侵權法的哲學性思考也使得我們開始清醒于這樣一個事實:私法無法抹去人們眼中的每一滴淚水，侵權法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它不能解決它所面對的每一個問題。
注釋:
［1］［美］龐德:《龐德法學文述》，雷賓南、張文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蘇彥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3］［澳］彼得·凱恩著:《侵權法解剖》，汪志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美］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礎:財產、侵權、合同和不當得利》，張家勇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美］羅斯科·龐德:《普通法的精神》，夏登峻等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6］［美］亨利·馬瑟:《合同法與道德》，戴孟勇、賈林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7］［美］約翰·法比安·維特:《事故共和國——殘疾的工人、貧窮的寡婦與美國法的重構》，田雷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8］［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美］菲利普·k·霍華德:《無法生活——將美國人民從法律叢林中解放出來》，林彥、楊珍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關鍵詞: 喬姆斯基《句法結構》句法理論哲學角度
哲學是一般文化的核心和最高表現所在,是關于科學和一般文化的各種原理的理論。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經歷了一場“認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這一轉向是由近代西方哲學的鼻祖笛卡爾發起的,他把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從本體論轉移到了認識論,并規定哲學的任務是要回答“我們知道什么,我們的知識依據是什么?”的問題。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語言的重視,對語言研究的重視引發了哲學史的又一次轉向,即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轉向之后的哲學通常稱為語言哲學。語言轉向是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二次根本性變革。在這場變革中,一些哲學家把語言邏輯放到了哲學的核心地位,他們不再為知識的權利辯護,而是探索表達知識的語句的意義。這場變革不論是對哲學本身,還是對西方思想文化的所有領域都有深刻的影響。
一
在哲學上,喬姆斯基是唯理論者,認為理性、抽象思維是知識的源泉和真理的標準;人類在獲得知識方面,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外界刺激和周圍環境,而是人的內在心靈機制。喬姆斯基是典型的心靈主義者。他認為,人的語言能力是天生的,而且這種能力只負責語言行為,不同于主管其他行為的能力。在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中的行為過程中,喬姆斯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語言理論。他指出人類的語言行為與實驗室里的動物行為有根本的不同。人腦有推理、概括等功能,這是與生俱來的,是遺傳決定的。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理論語言學,基于一種語言基因反展學的觀點,一直試圖把語言官能的發展同人類大腦系統和身體其他器官的進化結合起來研究。
隨著生命科學中關于大腦機制研究(語言科學在加強語言與思維關系研究的同時,哲學界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異軍突起,逐漸為二戰之后英美哲學流派中的顯學。在分析哲學內部,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日常語言學派,都十分重視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顯而易見,分析哲學傾向“把全部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把語言分析看作哲學的首要任務,也是唯一“任務”。分析哲學如此看重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地位,不是沒有道理的。)的新進展和認知科學的蓬勃興起,語言與心智的關系,語言符號與心理表征的聯系,以及語言系統與認知圖式的問題等,引起了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喬姆斯基轉換生成理論的提出,特別是以心理語言學家斯金納(Burrhus Skinner)為代表的行為主義語言學的批判,普通唯理論再一次成為當代語言學研究的主干理論基礎(ef.Harris & Taylor,1997―1998)。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自然引起心理學家的極大興趣,激起了他們進行心理語言學實驗的。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做了大量實驗,來驗證喬姆斯基的理論。雖然沒有一項實驗得出無可非議的定論,但卻使我們從哲學角度認識到了喬理論哲學局限性。其優點:做大量實驗來驗證喬姆斯基的理論雖無定論,但這項工作推動了轉換生成語法的研究,而且大大發展了心理學實驗的方法和技術,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使用語言時心理過程的復雜性。
二
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一書發表已近半個世紀,世界各地許多語言學家們,在喬姆斯基的引導或影響下,進行了多年的不懈努力,試圖尋找其所提出的關于人類語言的普遍語法。喬姆斯基認為,人腦的初始狀態應該包括人類一切語言共同的特點,可稱為“普遍語法”,簡單地說,“普遍語法”就是構成語言學習者的初始狀態的一組特征條件和其他東西,所以是語言知識發展的基礎(《規則與表達》,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兒童出生以后接觸具體的的語言材料,對其規則進行內化,形成個別語法。這種個別語法是下意識的語言知識,也就是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能力”(competence)(1965),以區別于語言運用(performance)。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的任務是要揭示人類的語言能力,反映這種語能力的語法,一定是一種生成語法,生成語法不以具體的語言的描寫為歸宿,而是以具體語言為出發點,探索出語言的普遍規律,最終弄清人的認識系統、思維規律和人的本質屬性。喬姆斯基本人為此更是奉獻了幾乎畢生的精力。但是,他和他的學生一直不斷地修改他們的模式,甚至術語,結果卻總是不盡如人意,至今也不曾聽說找到哪些或哪條規則能在某個方面或某種程度上揭示有關人類語言的普遍語法的奧秘和內涵。這使人不得不對普遍語法存在的可能性,進而對喬姆斯基的語言觀進行重新審視。喬姆斯基普遍語法的語言理論的哲學基礎存在著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錯誤,普遍語法并不存在(楊秀珍,2004)。喬姆斯基的語法學就是要探求一套制約人類語言的共同句法結構,共同句法特征即普遍語法。喬姆斯基的句法學就是要探求存在于人類語言中的普遍語法。
首先,從唯物論的角度進行,世界是物質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人類不能憑主觀臆斷捏造客觀上不存在的物質。喬姆斯基是唯理主義者,承認“天賦”,而且把“天賦”觀念作為其理論的開始,他認為天賦至上,理性至上。理性,又可稱為推理知識,是關于事物的共同概念和正確概念。它們是從真觀念推理出來的。喬姆斯基語言觀的本質就是普遍語法是全人類共有的一種天賦理念,人可以憑借天賦的力量來制造各種不同的具體使用語言。這些不同的使用語言就是普遍語法的新作品。實際上,普遍語法理論是表現在語言學界的哲學上的唯理論的回潮。如果把語言學與哲學割裂開來,不從哲學的角度來仔細審視,很難看出它在哲學原理上的誤區(文旭,匡芳濤,2004)。
其次,從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心理學家、生物學家、神經解剖學家通過多種方式作各種實驗來驗證LAD的存在,但尚未有定論。人們不能毫無客觀依據地主觀臆斷物質的存在,無論做什么,都要有客觀依據實證,尤其以摩爾和皮爾士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的創立和發展,使我們對LAD存在的可能性不得不產生懷疑。人類究竟如何把語言知識投入到實際運用被喬姆斯基認為無從可知,它與自由意志一樣,永遠屬于人類由于自身基因所限定的認知能力所永遠不能及的“神秘之物”范疇(Chomsky:2002,26―27)。如此這般,喬姆斯基實際上就是把語言能力的理論與語言能力的實踐割裂開了。雖然喬姆斯基極力想避開并且批判哲學上的二元論,但是由于把關于語言能力的理論與語言的使用割裂開來,又把語言能力歸入先天范疇,喬姆斯基實際上陷入了自己獨創的新的二元論中。喬姆斯基沒有把語言能力由初始階段的涵蓋一切語言知識的普遍語法向僅代表某種特定語言的穩定階段的轉變歸為神功,而是歸為人類大腦中天生的固有的言語習得機制的成長和發展,可以算作客觀唯心論或者科學唯心論。喬姆斯基費時費力地尋找并不存在于人類語言句法中的普遍語法,無異于水中撈月,或求證一道根本就無解的數學題。喬姆斯基想用普遍語法理論來回答的,說到底,仍然使一個古老的哲學認識論的問題,即人的能力和知識是哪里來的,是先天的還是后天的。
再次,認為喬姆斯基是唯理論者,甚至是唯心論者,一些西方學者早有評述。Michael C.Haley和Ronald F.Lunsford兩位作者把喬姆斯基的句法理論的前提基礎普遍語法理論歸為科學唯心主義。喬姆斯基把語言視為一種知識。他的“原則――參數”理論認為,語言器官在大腦內與其它各種器官交互作用。它要求其它器官能夠辨認語言器官生成的表達式。如果語言知識和能力是先天的,那么大腦中其它器官的能力,諸如思維能力、想象能力和作用于語言知識并且辨認語言知識的其它器官的知識與能力又都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否也是天賦?如果大腦中負責語言的機制中一定有先天的語言法則,那么負責思維的機制中是否應該存在先天的思維法則?負責感覺的機制中是否先天就存在各種圖像和色彩?是否也應該尋找一些先天思維模式或想象法則?實踐和經驗在人的認識活動中有什么作用呢?LAD及普遍語法是人的主觀臆斷,終究是假設而定,沒有人能驗證其存在。
最后,喬姆斯基的句法論在其研究的方法論上存在著局限性。喬姆斯基的理論屬于探索心智特征的心理學范疇。這樣的心理學與人類智力的研究方法大相徑庭,這種方法首先根據先驗的依據假定一些特定的機制,并認為這些機制必然是獲得知識和信念的基礎,它同17世紀物理學中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以牛頓為代表的一些物理學家接受了力是物質最終微粒的天生特性的原理,兩者之間有著方法論上的并行關系,他假設一種新的力來解釋物體的運動,假設有一種引力在一定距離之外起作用,指示和常識的清晰概念不相符的,這樣的一種力無非是另一個神秘的性質,即認為引力是物質所必不可少而且固有的。牛頓從常識出發認為物理學還沒有一個充分的根據,因為它假設了一個從距離之外進行活動的神秘力量。由于陷入了哲學中的唯心主義、經驗主義,牛頓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畢其后半生的精力也沒有再做出像前半生那樣的輝煌業績。喬姆斯基整個研究的哲學基礎哲學前提是唯心主義的,同樣,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的研究也陷入了這種心智主義的唯心主義,盡管他費時費力幾經修改,但仍無法取得重大進展。
三
如果要進一步弄清喬姆斯基理論語言哲學的局限性,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弄清其方法論――心理實驗上的局限性。
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氏屬于心理語言學研究的范疇,心理語言學原理的基本假設是:語法描寫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喬姆斯基以生成形式來表示語法規則,這種研究語言的方式是他的首創(Green,1972)。以前的語言學家主要研究如何分析語言資料中的句子,例如直接成分分析法。與此相似,喬姆斯基的理論則與講話者能夠說出無數從未聽到過的句子的能力有直接關系,他要求語法規則必須能夠生成一種語言中的全部句子(楊永林,2004)。米勒、加蘭特和普里布拉姆在他們的著作中闡述了喬姆斯基的這種獨到見解,并首次把他的生成規則系統納入心理學,認為這種生成規則系統與講話者說話時使用的方法相似。然而,在心理語言學簡短的歷史中,一個問題常常被提出來:“有多少理由可以把語言規定看成是語言的一種直接模式?”一方面,人們越來越懷疑按照語言學理論建立的心理模式有多大效用,另一方面,人們對于是否應根據心理實驗的結果改變語言學理論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喬姆斯基認為語言能力內化于講話者的頭腦之中,那會對心理學和語言學之間的關系有什么影響呢?
首先應該指出,語言學家越來越強調精神的作用,用心理實驗來驗證其理論。這是因為,通過觀察語言輸入和語言輸出之間的關系,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都可以聲稱,他們是在對語言過程進行推論。因此,通過比較兒童所接觸到的基本語言輸入和后來成人的語言輸出,喬姆斯基得出結論:兒童所尋找的語法必定是先天的。可是同樣,如果那些控制了語言輸入和語言輸出的心理實驗表明,講話者使用的操作規則與轉換語法毫無相似之處,那就會對這一觀點提出異議:兒童是通過掌握轉換理論所描寫的生成規則而學會語言的。并且轉換語法的規則代表了人類思維的活動方式。那么只要出現任何與此相反的證據,就會從根本上改變體現在語言運用中的語言能力的形式和組織。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面對這個問題在心理方面的證據,喬姆斯基及其同事的反應是退到語言能力的一個較為中立的定義,說這種心理證據與對語言資料的純形式上的分析無關(Haley,1994)。因此,喬姆斯基在《句法理論》中寫道:“當我們說語法通過某種結構上的描寫生成句子時,只是說語法指派給句子這一結構描寫。如果我們說某個句子時某種生成語法派生出來的,這時,我們并不是在討論講話者或聽話者怎樣以某種實際或有效的方式構成這種派生的。”喬姆斯基想以此來澄清一種持續存在的誤解,他認為,生成語法的目的是盡可能中立地概括語言知識的特點。這種語言知識是講話者――聽話者實際運用語言的基礎。無疑,語言用法的合理模式會把生成語法作為基本的組合成分,因為語言材料有的包括在LAD能力之內,有的超出LAD之外。生成語法說明了講話者和聽話者的語言知識。喬姆斯基說:“掌握了某種語言的人就是掌握了一個規則系統……可以用這個系統產生和理解言語。”需要用實驗來檢驗的正是這一論斷。心理機制方面的證據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純描寫性的語言分析。但是如果喬姆斯基純描寫性的語言分析用作認知過程――其中包括決定言語產生和言語感知心理活動――的理論基礎,心理機制的證據究起作用了。
概括起來說,轉換語法學家明顯地傾向于使用語言能力的第一種較中立的定義,這樣可以使其理論不受心理證據的檢驗,而同時在強式定義的掩蓋下,大說認知功能的心理學。語言能力的強式定義產生于一種人信服的假設:如果轉換語法對輸出的描寫式“最佳的”,是語言模式必須符合的,那么,它同樣能對講話者產生輸出時的心理過程作出“最佳”說明。雖然有理由認為,對“懂得”某種語言的人的潛在輸出所作的形式分析,也可以表示出講話者已經內化的語言知識,可這仍然是一種假設。盡管喬姆斯基慣于就人類認知心理學高談闊論,而又不承認心理學的證據,可是只要心理學家從認識上加以仔細分析,就能發現其矛盾之處。從心理方面研究語言運用,就可能對澄清語言資料又重要作用。
布羅德本特(Broadbent,1970)等心理學家對喬姆斯基的理論提出了批評。他們的理由是,講話者作出語言反應時,不是總依照轉換語法所規定的形式。這里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如何從語言學家所獲得的話語實例中挑選出正確的句子,并排除所有不完整和不正確的話語。如果評價語法的根據是看它能否生成正確的句子而不含有不正確的句子,那么區分正確和不正確句子的能力顯然就是很重要的了。其二是要求語法能夠生成新的句子,即在實例中沒有出現的句子,這就更為復雜。這需要通過推理得出一條標準,來確定所有潛在的話語是否合乎語法。喬姆斯基的解決辦法是,依靠說母語者對這種語言中可能出現的句子的語感。可是在研究這種語感知識的時候,喬姆斯基否認了實驗程序的效用。他的理由之一是,首先需要證實這樣的實驗技術能否成功地反映語感。這樣一來,就把這個基本的問題束之高閣了。
對于第一個問題有些實際存在的語言材料是可以被LAD可得的即正確的句子,有些語言存在的語言材料超出了LAD的能力范圍之外被視為不確定和有分歧的邊緣問題被認為是不正確的,特別是在某些語境中具有歧義的句子。但這些句子確實在生活中存在,也是人類的語言,也屬于普遍語法應概括在內的語言運用,卻把它排除在外,又怎能說普遍語法具有普遍性?(普遍語法具有語言的普遍特征)對于第二個問題:研究兒童生成語言資料以外的新句子的能力,人能生成無窮多個從來沒聽到的句子,生成的新句子無限多的,普遍語法是要能概括得了的,實證實驗主要是做無窮無盡的實驗。多年來實驗研究對那些存在于人類語言句法中的普遍特征仍不太清楚,我們仍沒有找到普遍語法,而喬姆斯基聲稱的LAD只有在某些合適的外部條件下才會發揮作用,而這些合適的外部條件究竟又是什么呢?對于現存的很多數據來說,有些LAD可以解釋,也有根本不是LAD的能力所能解釋的,更何況正有大量不斷生成的新句子,我們如何去概括其共性?LAD究竟存不存在?這種假設是否靠得住,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定論。因此,對于喬姆斯基理論中不能自圓其說、有矛盾的地方進行分析,不能不發現其局限性(徐烈炯,尹大貽,程雨民,1992)。
筆者從哲學角度分析了普遍語法、LAD存在的可能性,又從方法論角度分析了轉換生成語法的可能性,得出喬姆斯基的句法理論在哲學上存在重大局限性的結論,我們可稱其為先驗主義者、客觀唯心主義者,但我們又不可否認其對語言學研究的積極影響,而應對其進行辯證的一分為二的分析。
參考文獻:
[1]Chomsky,N.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MIT Press,1965.
[2]Chomsky,N.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2.
[3]Green,J.Chomsky and Psychology[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2.
[4]Haley,M.C.& R.F.Lunsford.Noam Chomsky.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4.
[5]Harries.Roy & Talbot T.Taylor.1997/1989. 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 I:The Western Tradition from Socrates to Sausure[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6]楊秀珍.普遍語法真的存在嗎?[J].國外外語教學,2004,(2).
[7]文旭,匡芳濤.哲學的語言轉向及其語用學的貢獻[J].外語教學,2004,(1).
那么，企業是誰的?歷史地考察這一問題，我們會發現，答案是不同的。而且，這不同的答案，導致不同的企業目標，導致不同的企業行為，導致不同的企業管理方式，導致人們對企業不同的認可程度和不同的企業發展未來方向。因此，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顯得那么輕松。
從最初的角度看，毫無疑問，企業是所有者的企業。作為生產力發展到機器大生產的產物，企業在其產生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比土地還要稀缺、并且可以轉化為其它一切生產要素，資本的重要性是無可比擬的。企業受資本所支配。資本的所有者——資本家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企業的主人。只要擁有資本，并把這種資本投入生產，就可以獲取利潤。因此，這時的企業也就只能成為資本所有者的企業，不管這些資本最初從哪里來，也不管它為多少人所有。
這時的企業目標就只能是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說是股東利益的最大化。直到現在我們觸目所及這樣的企業依然比比皆是。然而，由于單個資本及單個資本家力量的有限，更大規模的生產只能采取聯合資本的形式，馬克思稱之為資本的集中，股份公司成為了企業的主要的形態。當這種聯合發展到足夠大時，勢必就要有一些人失去對其資本的控制權——企業體現的是大多數資本的意志，而不是每個資本的意志。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一些資本的所有者雖然掌握著資本，但他的才能不足以使資本產生利潤，如果他再不滿足于他的資本在銀行里的那點利息，那他就只能把他的資本投入到那些有才能的資本家的企業中。否則怎么辦呢?
一些微妙的變化就這樣發生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市場范圍的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更加復雜了，那些駕馭企業的資本家們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了。出于對牟取最大利益的考慮，他們把控制權轉移給了那些有才能管理企業的人一一現代意義上的經營者應運而生了。原來的資本家的任務，不再是親自去管理企業，而是去尋找有才能的經營者，然后把企業交給他們去經營。如果找不到這樣一個好的經營者，那他的資本也許不會賺錢，甚至還要賠錢。經營者的才能在創造利潤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突現出來了，經營者的重要性超過資本了。
這時的企業，還能叫它所有者的企業嗎?沒錯，雖然從法理上講，這些企業終究還是他們的，但“企業是經營者的企業”或者說“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的理念已經被人們普遍接受了。這時的企業目標是什么?雖然所有者們找那些經營者還是基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但這些在創造利潤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經營者們是不會那么俯首貼耳的。這些在企業中也許連一股也沒有的人，這些憑自己的才能吃飯的人，當他們在企業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的時候，他會象原始所有者那樣只顧賺錢而不顧其它嗎?
比如，當企業和環境發生沖突的時候，如果是原始所有者掌控企業，那他完全可能為自己的利益而不顧環境；但如果是經營者掌控企業，他就不會和環境那么直接沖突。他可能這樣提醒自己：嗎要為少數人的利益而損害社會?因此，這時的企業目標，已經有所偏離了。
讓我們再前進一步。當企業的發展已經不再決定于一兩個有才能的經營者，而是決定于全體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時，就象現在的那種知識型或技術型企業，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還能說得通嗎?人們都說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本家取代了資本家，那些擁有知識、并能創造性地運用知識為企業創造價值的人，成為企業創造利潤的主角。而這些人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這時的企業既不能說是所有者的企業，也不能說是經營者的企業，而只能是全體員工的企業，正像硅谷的大多數企業一樣。這時的企業目標是什么?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經營者利益最大化?全都不是。這時的企業目標就只能是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或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在這一目標下，所有參與企業活動的人，其利益都最大化了——既不存在為了所有者利益而坑害工人，也不存在為了經營者利益而內部人控制，更不存在為了公司利益而損害社會!
轉貼于
當企業的所有者越來越多而且趨向社會化時，當企業的生產規模越來越大而且趨向國際化時，當企業的管理者越來越通過社會機制進行篩選時，這時的企業也就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企業了。企業的目標，不再是為少數人牟利，而是為了增進社會福利。雖然這一點在目前還不能實現，但已為期不遠了。
中國的企業到了哪一個階段?從目前的情況看，各種階段的都有。因此也就有了公司目標和企業行為的各種爭論。有的要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有的要追求企業價值的最大化，還有的要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等。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認為，制定一個讓所有企業都來遵循的企業目標和行為準則是不合時宜的，不同類型的企業應該有不同的目標和行為準則。就國有企業而言，鑒于其特殊的歷史沿革和財產狀況，應當以明晰產權為基礎再造企業體制。首先需要的是：把企業變成真正的企業。因此，必須強調股東的利益，以改革其恒久以來無人對財產使用負責的歷史弊端。因為就中國目前進行的工業化而言，資金還是非常稀缺的，資本的作用還遠遠沒有達到要整體地被知識或其它要素取代的程度，如果不能明確這一點，社會資源必將繼續被無謂地浪費下去。
對于那些已經脫離了草創階段的大多數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及其它一些家族企業，應當在公司外部引進智力，以接續那些喪失經營能力的原始所有者。在保證對經營者道德風險進行約束的前提下，應提倡“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這一理念。事實上，許多國有小型企業在完成轉制后也正在向這一方向邁進。企業的目標，也不能再僅僅局限于為股東創造利潤，還要顧及到職工和社會利益，在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使各利益主體獲得利益均衡。
對于那些為數不多的依托風險資本而產生的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主的科技型公司，企業的發展依靠團隊的協調及其成員的積極性、創造力，這種企業應當成為全體員工的企業。企業的目標，理所當然地應為企業價值的最大化——不僅追求利益各方的利益，而且追求企業的社會價值。而那些靠社會資本支持的(比如國家科技創新基金)、依托社會技術(比如國家863計劃)進行社會化生產的企業，他們則更容易和社會保持融合，成為真正的為增進社會福利而運作的企業。
關鍵詞大學生 德育 虛擬實在
作者簡介：常青，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1)06-234-02
我國歷來重視網絡技術的研發與網絡文化的發展，中央對此明確提出了“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的方針。黨的十七大也強調：“要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截至2010年底，我國高校在校生總人數超過了2300萬，其中95％大學生都是網民，“每日必網”、“無網不在”已成為當前大學生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營造一個綠色、和諧的虛擬空間已成為高校德育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網絡虛擬實在技術的本質和特征
虛擬實在是指由高速計算機系統創建的一種可以讓使用者人獲得環境交互體驗的，與現實社會類似的虛擬世界。虛擬實在使數字化信息變為人們所能感受的多維信息，并對使用者的控制行為做出動態的交互反應，從而使其獲得身臨其境的感受和體會。
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看，虛擬實在環境是指在網絡虛擬實在空間中影響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的形成、發展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開展的一切外部因素的總和。在思政教育活動中，虛擬環境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剝離的生活環境和教育實踐背景，并在與現實環境的互動作用過程中重新建構和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從這個角度看，虛擬技術對高校思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具體說來，高校思政教育的網絡虛擬實在環境具有交互性、沉浸性、構想性等諸多特征。
（一）交互性
交互性是由埃弗里特·M·羅杰斯首先提出的，他認為交互性是指“在傳播進程中參與者能交換角色、并對他們的雙邊話語具有控制力的程度”。網絡虛擬實在的交互是一種人機交互，使用者利用計算機與網絡進行互動，計算機根據使用者的操作來調整系統呈現的圖像、聲音、影像等。使用者通過操作計算機就能對虛擬環境中的對象進行考察或操作。
（二）沉浸性
芝加哥大學的MihalyCsikszentmihalyi博士于1975年首次提出了沉浸理論，他指出所謂的沉浸是指使用者感到自己作為虛擬環境中的一部分存在于虛擬環境之中，對虛擬環境有“真實”的體驗。在網絡虛擬環境中，隨著使用者操作計算機對網絡做出的反應，虛擬環境中的物體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就像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一樣，一切感覺都是那么逼真，有如身臨其境。
（三）構想性
網絡虛擬實在技術給使用者帶來廣闊的可想像空間，可大大拓寬使用者的認知范圍，不僅可再現真實存在的環境，也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愿構想客觀不存在的甚至是不可能發生的環境。網絡虛擬實在的交互性正是基于構想性的存在才得引起使用者的興趣，并進一步引起了使用者對網絡虛擬實在的沉浸性，可見構想性是網絡虛擬實在交互性、沉浸性的存在基礎。
二、網絡虛擬實在技術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應用形式
網絡時代，誰把握網上主動權，誰就能搶占現實制高點。高校如何適應網絡發展趨勢，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為重大而緊迫的研究課題。虛擬技術中，高校思政教育可以通過以下幾種形式加以展開。
（一）虛擬社區
以電子公告欄(BBS)、網絡聊天室、虛擬論壇、虛擬討論組、郵件列表、網絡游戲及其結合體為表現形式的虛擬社區已成為廣大大學生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平臺，大學生通過虛擬社區進行學習、求職、戀愛、交友等各項活動，大大拓展了大學生的活動半徑。目前，國內各大高校中開始的較為典型的學生虛擬社區有清華的“水木清華”社區、交大的“兵馬俑”社區以及上海大學的“樂乎論壇”社區等。虛擬社區可以讓我們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和內容有機融入網絡生活，在看似漫不經心的網絡聊天中，在看似日記隨想的博客中，在看似無關痛癢的言談和生活碎片中，開展思想教育。
（二）虛擬班級
目前，全國部分高校在教育教學改革過程中紛紛實行了選課制。選課制的實施雖然為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作了有益嘗試，但也應該看到這對學校對學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形成了新的挑戰。“同班不同學”、“同學不同課”以及高年級學生分散實習就業等現象，大大降低了學生日常管理的效率。虛擬班級的建立，給輔導員和學生搭建了一個網絡對話的平臺，順應了當代大學生網絡生活特性，將教育服務功能與學生的現實需求在網上進行有效融合。虛擬班級能將各類班級事務網絡化、便捷化，比如網上公示、班級事務決策等，使輔導員開展思政教育的模式發生轉變，工作更直接、更有效。
（三）虛擬教學
網絡虛擬教學平臺可以讓專業教師走進了一個個“網上班級”、通過將課件上傳到班級空間、為學生在線答疑等，將育人體現在教學服務中。此外，在虛擬教學平臺上，各類海量資源的共享也大大提高了大學生們的學習效率。在網絡虛擬教學平臺上，大學生不僅能夠在自己的空間里充分表現自我，還可以在“網上班級”討論問題，更可以進入覆蓋全校的公共網絡社區跨班級學習討論。網絡虛擬實在教學有利于促進高校教育教學改革，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形式將會被改變，以學生為中心的個別化教學、合作化教學和環境中自我探究得以真正實現，從而真正實現全面育人、全員育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
三、網絡虛擬實在技術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應用的現實困境
網絡虛擬實在技術的運用使高校學生豐富了知識、開闊了視野，更培養了其獨立、平等、自主的意識和開放、創新的精神，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現代化的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間和渠道。然而，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網絡虛擬環境下的無政府主義沖擊著主流的道德觀、價值觀，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陷人了困境。
（一）平等性困境：教師權威下降
目前，思想政治理論課依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思想政治輔導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而主陣地、主渠道作用的發揮必須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與學生的虛心學習，即學生存在對教師的敬畏、教師在學生心理具有權威性。然而，在虛擬環境下信息總量劇增和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考驗著師生關系，即使是老師也不敢說自己擁有的知識量一定多于學生。教師成了“學習的促進者和問題解決的指導者”，教師傳遞的只是信息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信息只有通過學生的主動建構才能成為其認知結構中的知識。同時，維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權威性的傳統師生關系在網絡虛擬實在中也受到了沖擊，在網絡虛擬實在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教師和學生之分，所有人都成了一個個平等的網絡代碼，學生自然少了些許對老師的那種敬畏。
（二）匿名性困境：約束機制缺失
所謂網絡匿名性，實際上是網絡行為主體身份的不可識別性，也就是說在網絡虛擬世界中，網絡行為主體社會屬性的不完備，造成主體身份的缺失。目前，我國還未實行網絡實名制，大部分的網絡行為主體都是匿名實施網絡虛擬行為。近年來，網絡中出現的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現實個體在參與網絡社會活動的過程中，其社會身份的不完備或者缺失所促成。網絡虛擬實在的這種匿名性使得網絡成員間既相互熟悉又彼此不相識，道德教育賴以實現的社會道德外在約束機制無法發揮作用。同時，在虛擬實在世界里，網絡成員都存在主體身份不明、懲罰對象不清的心態，自然而然的降低了道德教育實現的社會道德內在約束機制作用的發揮。
（三）自由性困境：育人實效削弱
高校思政教育的目標之一就是為社會培養遵紀守法的合格人才。但是網絡虛擬實在中的自由性即無政府主義，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帶來了嚴重挑戰。大學生思想和心智還未完全成熟，自制力不強的大學生在網絡虛擬實在中很容易表現出自我約束力不強、道德自律意識淺薄的弱點。同時，由于學業、家庭和現實等方面的多重考驗，大學生在現實世界中往往有巨大壓力，現實又往往缺乏壓力緩解渠道。因此，網絡虛擬實在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會誘使大學生在網上充分暴露壓抑在心靈深處的欲望，，追求個人的絕對自由，進而無視規則，自然也就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
四、高校思政教育中網絡虛擬實在技術應用的改進措施
網絡虛擬實在已成為大學生的一種生活方式，網絡虛擬帶來的問題也不斷沖擊著高校的各項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更好的應用網絡虛擬實在技術對于做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關重要。
（一）提高認識，重視虛擬實在技術應用
網絡已經滲透到高校工作的各個方面并對大學生的思想意識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須轉變觀念，不要把網絡當成猛虎，而應科學合理利用網絡虛擬技術并服務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時，各大高校也應變被動應對為主動適應，給予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足夠的重視，并制定統一的長遠規劃，為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打下基礎。同時，還應從制度完善入手，制定合理的網絡行為規范準則和監督體制，正確引導大學生的思想意識形態，幫助大學生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引導大學生樹立崇高的人生追求，促進社會主義網絡道德規范的構建。
（二）重在實踐，完善校園網絡虛擬系統
近十年，博客、SNS社區、微博等社會網絡文化產品層出不窮，而校園網絡文化產品開發單一。目前，只有部分高校建有校園BBS，但在還沒有形成全國或地區性的大規模學生網絡互動社區。因此，各大高校應緊緊圍繞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和成長需求，在不改變虛擬社區賴以存在的、能夠吸引青年大學生的注意力的優勢特色的基礎上，根據大學生的時代特點進一步改善校園網絡虛擬系統。如，目前上海市在大力推廣的“易班”，就是集成了BBS、SNS、博客、微博、手機應用等多種新型互聯網應用。此外，還能通過共享各所大學教師的課件資源，讓學生不但能掌握自己學校的教學內容，更能了解到其他優秀大學教師的課件教案。并能幫助輔導員有效管理班級，并能正確的引導教育學生有正確的思想觀、人生觀。
關鍵詞：哲學專業學習；人文學科；思維能力訓練；理論素質培養
北京市教委2017年1月4日了《2016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詳解了2016年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報告》顯示，有91所高校畢業生就業率超過90%，而在本科及以上就業中，哲學專業的就業率最高。為此，《光明網》特刊發評論員文章《哲學何以成為就業率最高的專業》，文章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哲學是非常典型的具有長線學習邏輯的學科，與很多專業不一樣，它的精準就業一一‘從事哲學研究’，事實上是以博士教育打底的。所以，選擇哲學專業的人會有更長的深造預期，而就業率統計是包含深造率的，即考研和讀博同樣歸類于所在教育階段的‘已就業’類別。”“二來，哲學是人類文明最早熟的學科之一，幾乎是人類一切學科的母體，也表征著眾多學科的價值歸宿。”文章最后指出：“這兩點，可看成‘哲學就業率最高’的解釋，換個角度，也是對‘如何選擇專業’的回答，甚至可以對‘怎樣判斷人生選擇的得失’有所啟發。”這個看似肯定哲學專業的結論卻是存在很大疑問的：第一，真的是因為考研和讀博歸于“己就業”類別而使得哲學專業的就業率提高？第二，選擇哲學專業真的與“怎樣判斷人生選擇的得失”有關嗎？由于《光明網》的評論員文章流傳甚廣，看似也回答了人們心目中的“哲學何以成為就業率最高的專業”這個問題，因此這里有必要對此加以澄清。
大學哲學專業的性質定位問題
哲學專業在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究竟如何？根據即將出臺的由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制定的《哲學類專業本科教學質量國家標準》（2015），“哲學類專業屬于人文學科，又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密切相關。作為基礎性學科，哲學對公民素質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哲學類專業培養具備扎實的哲學專業基礎知識、較強的理論思維能力和能夠運用哲學思維認識、分析理論及現實問題的能力，良好的人文基礎和自然科學素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寬廣的國際視野，良好的人際溝通和社會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團隊意識和一定的創新、創業能力的專門型或復合型人才。”這表明，哲學專業屬于人文學科，哲學專業培養應當以塑造理論思維能力和良好人文與自然科學基礎為主要目標。這樣，大學哲學專業的性質定位就很清楚了。
首先，哲學專業是一門人文學科，而不是技術學科。所謂“人文學科”（Humanities），是指不同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人類文明和文化的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了哲學、歷史、文學和藝術，還包括宗教與文化等，總之這些都是與人作為個體的存在所需要回答的問題或必須解決的問題為主要熱蕕摹R虼耍哲學作為人文學科，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問題。這些問題都與現實的經驗生活距離較遠，也與人作為社會存在所需要的生活條件等現實問題相距甚遠。這就意味著，哲學專業培養的目的并非為了職業的需要，也不是為了滿足社會上的某些特殊崗位的需要，而是為了培養具有健全思維能力和深厚文化素養的理論人才。哲學專業的畢業生除去哲學專業的基礎知識外，還必須具備以下的基本能力：（1）創造性地學習哲學專業知識的能力，（2）將所學哲學理論和思維方法用于處理具體問題的實踐能力，（3）能夠以哲學思維方式進行理論研究的創新能力，（4）較強的專業文獻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5）較好的外語聽說讀寫能力。
創造性地學習，是指能夠融會貫通地理解所學到的哲學史和哲學基本原理，并能夠用這些知識去解釋哲學上的重要問題，學會從理論上把握哲學基本觀點和思想，并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辨別和分析一切哲學理論和觀點。要做到這些，的確需要超強的理論思維能力和分析論證能力。這些能力不僅可以用于解釋所有的哲學理論，更可以用于解釋一切理論觀點，因為理論思維和分析論證原本就是鍛煉人們思維能力的重要內容。當這些內容被用于解決現實的實踐問題，就成為哲學專業培養所需要的實踐能力。抽象的理論思維與嚴密的分析論證，經過哲學專業的嚴格訓練，就可以成為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我們能夠推進社會進步和思想變革的重要方式。因此，哲學專業訓練就是要使學生熟練掌握思維上的抽象能力和論證上的推理能力，能夠以哲學的思維方式從事理論創新和觀念創新，為新思想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識儲備和能力鍛煉。顯然，這些都與學生畢業后所要從事的職業無關，而是與他們走入社會、進入工作后所要面對的問題有關，與他們將來要為國家和社會做出的事業有關。這才是哲學專業的畢業生所要具備的基本素質。
其次，哲學專業雖說是屬于人文學科，但與文學、歷史以及藝術等人文學科不同，這個專業更多承繼的是邏輯的思想訓練和理論的概念分析工作，突出對已有哲學思想和理論的剖析考察，強調對邏輯論證的細微入理，提倡對哲學觀點的思想闡述。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哲學專業教學中貫穿始終。或許有人會問，這是否意味著哲學專業完全是一門陽春白雪的學問，或者說是一種純粹精英培養的方式？其實，細想一下，這不過是哲學專業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并不完全是少數人才能掌握的專業。相反，邏輯思維能力和概念分析的訓練恰好是我們從事任何問題研究時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試想，如果我們無法從一個具體的經驗現象得到對相近事物的普遍認識，如果我們無法對一個概念的使用形成觀念或想法，我們如何能夠從中得到教益呢？邏輯思維是幫助我們能夠形成正確判斷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面對各種復雜的情形，如何能夠通過分析梳理形成對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正確理解，這就需要基本的邏輯思維能力。哲學專業學習正是要培養學生具備更強的邏輯思維能力。
從概念到判斷再到推理，這是我們通常了解的認識活動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是我們得到判斷和進入推理的第一步，也是關鍵一步。這就需要對概念的意義和用法作出清楚的界定，了解概念的內容和出處，并能夠恰當地使用概念形成判斷和推理等。對概念意義的澄清，始終是學習推理論證的第一步，也是構成推理的重要內容。只有當我們可以正確地理解概念內容，可以恰當地運用概念的時候，我們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斷和有效的推理。例如，對于“人”這個概念的意義和用法，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語境中使用這個詞，就會產生不同的判斷和推理。抽象地使用這個詞，就意味著不考慮語境和用法，就會導致很不同的結果。這就意味著，任何概念的使用，首先需要對概念所出現的判斷或句子有清楚的說明，只有在這些判斷或句子中才能真正理解概念的意義。孤立地使用概念或對概念的用法提出問題，都無法真正理解概念的意義。這些都是邏輯思維訓練中的基礎，但卻是我們在日常思維中經常出錯的地方。哲學專業學習就是要反復訓練這樣的推理能力。
哲學專業教育在對這種能力的訓練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對寫作能力的培養，通過論文寫作檢驗邏輯思維能力是否得到了培養。論文寫作是哲學訓練的綜合性考查，其中包括對資料的收集、整理和歸納，也包括對重要觀點的提煉和分析，特別是對自己觀點的邏輯論證和對重要文獻的使用。這些都必須通過文字的方式加以表達，輔之以口頭陳述和討論等。由此，哲學專業的培養方式應當包括這樣一些重要環節：文獻閱讀、難點講述、問題討論、觀點論證、文章寫作、文章推敲和修訂。由于思想觀點的形成必須借助于文獻的閱讀，而對觀點的表達則需要嚴密的邏輯論證方能成立，這樣文獻的閱讀能力和觀點的表達能力是需要著重鍛煉和培養的。應當說，這些能力培養并非只有哲學專業的學生所需要的，而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都必須具備的。但哲學專業教育更強調把這種能力作為一種專業能力加以鍛煉和培養。這如同音樂是人類共同的愛好和朋友，但把音樂表演和創作作為一種專業來培養卻是專業的音樂學院所要做的工作。哲學專業就是如同音樂專業一樣，是對人類共同的邏輯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的專門培養。
必須特別說明，哲學專業培養的目標并非哲學家，更不是思想家，而是從事哲學專業教學和研究的專門人才，以及具備以上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從嚴格意義上說，哲學家和思想家從來都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由時代造就的，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大學的哲學專業既不可能也o意培養哲學家或思想家，只能致力于對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寫作能力的培養，注重學生的文獻閱讀和知識學習，掌握更多以往人類的文明和文化。這就意味著，哲學專業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為了使學生能夠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運用邏輯分析和理論思維能力處理更為復雜多變的情況和問題。因此，哲學學習是一種思維能力訓練，也是一種培養學生能夠更好地成為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才的方式。
哲學專業學習對未來生活的影響
《光明網》特約評論員在分析“哲學何以成為就業率最高的專業”這個問題的原因時，提及深造率被歸為就業率統計的問題。的確，哲學本科專業畢業生的深造率（包括讀研、考博和出國等）一直比較高，許多畢業生選擇深造，為自己的未來發展打開更為寬闊的道路。這恰好說明哲學本科專業學習的重要特點，即哲學專業不是為了傳授某個特定的知識體系，或者培養某類專門的人才。換言之，哲學專業學習不是一種職業教育，而是一種特殊的素質教育，或者說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通識教育。
這里的“通識教育”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素質教育，如目前各高校開設的各類通識課程。哲學作為一種通識教育，是指“哲學”的本義就是使人變得更為智慧的學問。我們知道，“哲學”本身并非智慧，而是對智慧的熱愛和追問。早在20世紀初，當哲學專業從日本引入中國之后，哲學教育就被當作哲學學習的主要內容。很多大學的哲學系甚至就直接稱作“哲學教育系”，如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即現在的北京師范大學）。哲學教育被李達、潘光旦、馮友蘭等哲學家看作是哲學專業的重要內容。如今，在各師范類院校以及其他大學中設置的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最初就是以哲學教育為核心內容的。一些師范院校的哲學專業就是根據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發展出來的。由此可見，哲學教育原來就是哲學專業的本義，哲學專業就是以培養學生掌握能夠更好地尋求智慧的方式為目的的。所以，自從哲學專業設置以來，哲學專業本身并無專門的技術和知識需要傳授和掌握，而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更好掌握人類一切知識去做好準備，是為了使學生具備在一切知識中分辨真假對錯的能力，是為了使學生武裝自己的頭腦，以便能夠對一切問題提出分析判斷和形成理論觀點。一句話，就是為了使學生有一顆求真之心和理性大腦。而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人們總是誤解哲學是“無用之學”的問題了。
的確，從功利和實用的角度看，哲學專業屬于“無用之學”。不僅如此，一切人文學科都應當屬于這樣的“無用之學”，因為它們都不能給人直接帶來任何實際的好處，也不會傳授某些專門的知識或技術。它們只是關乎人的精神世界，關乎人類自身的認知方式，關乎個人的人文素質培養。這樣，包括哲學專業在內的人文學科都是僅僅與人的精神世界相關，與人類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關。進一步說，如果說歷史、文學、宗教、藝術等學科還可以給學生提供一些專門領域的知識的話，哲學專業則基本上不提供這樣的專門知識，而只是幫助學生訓練自己的理論思維和邏輯推理能力。雖然哲學專業學習也要了解大量哲學史和各種哲學理論觀點，但掌握這些內容并不是哲學專業學習的最終目的，它們不過是幫助學生更好地進行能力培養的訓練手段，類似于數學學習中要做的大量習題一樣。所以，死記硬背地掌握哲學史的知識并不是哲學學習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相反，掌握這些知識是為了從歷史中發現規律，通過對各種哲學理論觀點的分析，更好地訓練理論思維和邏輯推理的能力。這才是哲學專業學習的最終目的。
既然哲學專業學習本身并不是對某個具體學科領域知識的掌握，而是一種思維訓練，這樣，哲學專業的畢業生就有了更大的空間去選擇自己進一步發展的領域，并在自己所選擇的領域中更好地運用在哲學專業中所得到的能力訓練。所以，哲學專業的本科畢業生中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時，更多會選擇非哲學專業，其中既有與哲學專業密切相關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也有關系較遠的自然科學或實用學科等。而最后選擇哲學專業作為自己進一步發展方向，或許更有機會從事哲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這也說明，為什么哲學專業的本科畢業生有比較高的深造率，而哲學專業畢業生的深造率被納入就業率也就順理成章。
另一方面，哲學專業學習是否能夠有助于學生未來人生發展？其實這個問題與哲學專業學習本身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通常會認為，哲學是一門愛智慧的學問，所以能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人生，考察人生，過上更好的生活。的確，蘇格拉底說過：“未經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似乎是在暗示，只有通過哲學的思考才能了解人生的意義。從廣義上來說，哲學的確可以并且總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但哲學專業學習與此不同。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會熱愛音樂，這是人之常情，但要把音樂作為專業來學習則是另一回事情。嚴格地說，哲學專業學習不是直接地考察人生的意義，也不是對智慧的追問，而是為更好地考察人生的意義做好準備，是為更好地追問智慧而鍛煉自己的能力。所以，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哲學專業本身并不培養哲學家，而是培養哲學研究者，是培養有可能成為哲學家的候選人。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西方法哲學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焦點，然而法律與道德的本質聯系決定了對法律進行道德批判的可能性。法律作為制度的道德這一命題為法律的道德批判提供了批判的前提公設。也正是從這一前提公設出發，不斷地對法律實踐進行批判揭示了法律的實踐理性，從而使法律實踐最大限度地符合我的全面自由發展與完善這一根本尺度。
『關鍵詞法律、道德
通過人的內心自覺和社會輿論自發調整社會關系的道德與通過人為地調整人的外部行為的法律之間存在著本質聯系，這是對法律進行道德批判的前提公設。這種本質聯系具有價值判斷性，全面性、超驗性。也正是由于本質聯系的形上性，決定了道德對法律進行批判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道德對法律的批判是法哲學的本質要求與客觀的外在表現，道德若要對法律實踐有所助益，就必須超越法律實踐。這種超越性表現為道德為法律實踐進行批判，通過這種批判來指明現實的法律實踐的缺陷和弊端，在此基礎上揭示法律發展的未來憧憬，這樣道德才能對法律實踐真正有所意義和幫助，因此，我們只有從道德對法律實踐的批判性出發，才能真正理解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一、兩個學派的爭論
法律與道德的內在關系是西方法哲學領域內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西方影響極大的自然法學派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正是由于對此問題的不同回答而成為彼此對立的兩大學派，這也就是說，對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不同回答決定了法律的不同走勢，決定了法治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與存在樣式的不同內涵。
自然法學派，主張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據和評價標準。在他們看來，道德法則是自然萬物的理性最高法則，一切其他的法則都應當符合而且必須符合這項原則。因此道德法則不但是法律制定的根本依據，而且是評價法律的最高標準。道德法則是自然法的核心法則，自然法的一切觀點都是在這項核心原則上展開與豐富的。
到了現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西方法學的領域中，新自然法學進一步興起，它拋棄了自然之類的虛構，直接訴諸于道德。
然而，自然法的理論，也有難以避免或無法解答的理論困惑：首先，自然法學者宣揚的道德是永恒的、抽象的、虛幻的假設的道德規則，這類道德規則并不是在具體的時空場境中生成的；其次，自然法學者沒有也無法在理論上徹底化解道德義務與法律義務的混同而最終不得不承擔破壞法律統一性的風險。換句話說，自然法學者必然把法律引入道德的“胡同”，使法律最終失去其生存的“息壤”。最后，道德作為法治的一個必備要件，那么，道德的合理與否又該由誰來證明，這勢必會使道德的批判功能喪失。
立基于自然法學派的上述諸多困惑與擔憂，實證主義法學派主張法律與道德相分離。認為法律與道德之間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著名實證主義法學代表人物奧斯丁說“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優點，是另一回事。”
導致自然法學派和實證法學派在法與道德的關系上的分野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二大學派僅以各自的視角出發，進行線性思維而未看到法與道德的關系在價值層面、規范層面、秩序層面等的多維系統性。因為自然法學派更多地注意從價值層面出發來論及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這一命題；而實證主義法學派則更多地從規范層面和秩序層面出發來論及法律的實際效力及排除法律概念中的道德因素。這也就是說，自然法學派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論證是觀念對觀念的抽象思維，因為他們沒有到具體的時空維度中尋找它們的契合點，而實證主義法學派則過分強調法的獨立品格和形式性特征，過分強調法律實踐對法律的作用。
二、法律作為制度的道德
無論是自然法學派還是實證主義法學派在法律與道德關系這一問題上都存著缺陷，我個人認為作為“自律”的道德與作為“他律”的法律是有區別的。用于“自律”的道德，往往強調“自治”。“自治，往往是向內的，意味著自己決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約束自己。”強調自己是個人行為的判斷者，而“他律”則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道德和個人良知是靠不住的，因為人們在物質、欲望的誘惑下是不堪一擊的，“即使有善良傾向的人，若他從損害他人的行為中獲得的快樂遠大于不愉快的間接內心感受，那他們中許多人就可能犧牲自己的良知，而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受損之上。”在規范和秩序層面這種區別具體表現為：（1）生成方式上的建構性與非建構性；（2）行為標準上的確定性與模糊性；（3）存在形態上的一元性與多元性；（4）調整和評價方式的外在側重與內在關注；（5）運作機制上的程序性與非程序性；（6）強制方式上的外在強制與內在約束；（7）解決方式上的可訴性與不可訴性。然而從人的生存狀態、生存價值和生存目的，即從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與完善的角度來思考，法律和道德存在本質的聯系。法律要從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終級意義上對現實的人的現實生活給予關切。以求得實在的真；法律要對人的法的生存方式與存在樣式的現實意義和理想的道道價值作出回應，以導向倫理的善；在此基礎上力求達到的恰是人的法的生存方式與存在樣式的理想與現實、事實與價值、真與善的高度統一，以尋求生活的美。因此真正的法律必須體現和保障并維系社會的基本道德義務，這是法律與生俱來的使命，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類創造出來服務于人的生存發展，最終實現于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終極道德性。“道德因不再強調服從而是主張自由進而不再只具有工具意義，道德上的選擇自由和自我決定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同樣，法也不再只具懲罰性，而是傾向于對人權和自由的保障進而具有至上的意味，法治內在的道德指向和形式正當性使法治成為一種根本性的道德，即制度的道德”。法治作為制度的道德的含義是（1）法治涵蘊著尊重人權和自由的實質取向；（2）形式上的合理性本身就是正當和道德的；（3）法治是經由形式合理性而實現實質合理性的正當化過程。過程本身的正當化是法治之德的核心所在。從這種意義上說，法律是一種價值的存在，是一種道德的存在。因此，我把法律的這種價值的存在、道德的存在稱為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前提公設。
三、法律的實踐理性--法律的道德批判的理路
法律的道德批判，是一種自覺的，具有明確目的指向的批判。它在認知和理解現實的法律的基礎上，依據具體的道德標準和尺度不斷地對法律實踐活動進行責難與發問，總是用懷疑的眼光審視、檢測、反思和揭示法律現實與道德的關系，并從道德的層面對法律現實提出改革與完善的基本構想。它要求批判者不斷地在觀念上否定既存的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目的、法律理想，并在觀念上不斷建構符合現實道德要求的法律實踐模式，從而構成法律實踐活動中最符合人人眾的生存方式與存在樣式的理想圖景與目的性要求，即實現道德上最大的“善”。因此，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實質就是比照“法律作為制度的道德”這一前提公設不斷地對法律實踐進行反思、檢驗、測試和鑒別，從而在最大程度上踐行法律的實踐理性。與此同時，對“法律作為制度的道德”這一前提公設的批判，即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前提批判或自我批判。法律的實踐理性是實踐著法律的人的一種選擇和從事法律實踐活動的機能和能力。其最終根據在于作為法律實踐者的人在具體的歷時性的語境中進行現實交往和溝通時，一方面能夠描述人們進行法律選擇和從事法律實踐活動的縝密思考以及對其自身行為加予必要的控制；另一方面能夠對自己的法律選擇與自己對未來的期待聯系在一起進行一種共時性的思考，經此展示人在自己生命過程中不斷開拓與追求作為人的生存方式與存在樣式的法律實踐。法律的實踐理性主要包括經下4個方面的問題：（1）法律實踐中的理性，即法律實踐中作為一個理論問題的問題形態和問題之所在的實踐理性；（2）法律實踐推理的基本根據和影響因素，即法律實踐中，實踐推理與理性的關系以及法律實踐的 基本結構；（3）法作為實踐理性的存在物的存在機制，即法律實踐賴于存在的制度條件；（4）尋求法律實踐的合理性，即如何建構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實踐模式。這樣，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實踐批判就指向了法律的實踐理性。道德不斷地在法律實踐層面對法律實踐進行批判與反思，從而是不斷地揭示法律的實嚇理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豐定與完善，最大限度地接近法律實踐的真，導向法律實踐的善，實現法律實踐的真、善、美的統一。這也就是我年說的法律的道德批判的理路。
通過以“法律作為制度的道德”為前提公設進行法律實踐的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的實踐理性，不僅僅意味著法律實踐手段的功利性，而且意味著目標的價值性選擇。這種目標價值性不同于從人的需要、情感、愿望、興趣和意志等非認知理性的心理體驗和心理狀態的角度來理解的價值，也不同于將價值與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關系獨立開來的抹殺其內有本質聯系的近似于宗教幻化般的超驗價值，而是建立在主體之間的關系的客觀性基礎上，以權利義務為核心的，以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與完善為終極的生存價值。
首先，通過對法律實踐進行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實踐理性所體現的價值是在充分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前提下，通過人們比照作為批判前提的道德，實際處理人際利益關系而生成的。人的一系列的法律實踐活動都是法律實踐理性的載體。因此，法律實踐理性所體現的價值不是對客觀效用的簡單確認，而是法律實踐主體通過法律的形式對這種客觀效用的確認。
換句話說，經過對法律實踐進行道德批判而形成的價值是對應然道德所體現的客觀效用的法律化而形成的一種法律價值。
其次，通過對法律實踐進行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實踐理性所體現的價值是以法律的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統一表現出來的。在學理上，學者們普遍接受的是將正義分為實體主義和程序主義。這兩種正義是“互為前提和基礎、互為支撐和保障的，在理論認識上將二者分開并不表明，也不能在法治實踐當中把二者分開并確定誰先行后行的次序”。道律對法律實踐的批判是從這個兩個層面著手的，任何重實體輕程序或重程序輕實體的作法都是對法律實踐理性的一種異化。因此法律的實踐理性所體現的價值是通過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統一來為人們所感知的。
最后，通過對法律實踐進行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實踐理性所體現的價值是給具體的法律實踐確定的一個批判的尺度。一個法律或是符合技術標準的具有完美形式的體系，或是符合功利標準的具有效率的運行過程，或是兩者都符合也不一定是一個完善的法律。因為法律還必須具有其所形成的法律的實踐理性。這一批判的尺度是不以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為基礎的，而是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所體現的人的終極道德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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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育觀賞含義。體育觀賞包含甚廣，包含了美學、體育學、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等多個方面的知識，采用觀和賞所具備的動機、過程和結局等各種要素有機結合串接起來，這樣就建立山觀賞體育之系統工程。
二、體育觀賞的性質。體育觀賞就是那些體育愛好者到體育競技現場，為自己所喜歡的團體或者運動員吶喊助威。還有一些通過媒體觀賞體育競技，無論哪種方式都體現出觀賞者對運動員及體育項日的愛好、興趣及支持，通過觀賞體育競技來滿足自己內心功利及審美，滿足觀賞者的精神需要的休閑活動。
三、體育觀賞的特征：
1. 民族性。各個民族在各種體育競技舞臺上施展才能，展示民族個性；國際的體育競賽，就是各個民族之間的競爭，能夠激越、喚醒及振奮民族意識重要手段。而且通過體育競技，運動員所展示出來的拼搏精神，不但震撼著全民族的心靈還維系著萬千民眾的民族感情。
2. 文化性。國際上的體育競技，不僅僅是體育健兒技能上的較量，智能上的比較，還是各族文化間大碰撞與大交融。體育觀賞不僅僅是體育競技的聚合，還是彼此間的交流、借鑒及補充，合理吸收外文化，用米完善與豐富自身文化，進而推動人類的文化進步與發展。
3. 社會性。當社會學家對體育進行觀賞時，競技將體育娛樂視為社會焦點、社會縮影及社會折射。體育運動上人人都是公平，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遵從社會與自然發展法則即“優勝劣汰”，進而超越極限、超越自我，展示出更高、更快、更強的主體精神。
4. 層次性。觀賞者存在認識上、理解上以及文化上差異，自然對體育挖掘出來的美以及享受到美也存在差異，導致體育觀賞存在層次性。
四、體育觀賞作為體育娛樂休閑的哲學思考
體育運動有兩大突出功能，其一就是能夠強身健體，其二就是成為體育觀賞供人休閑。
1. 休閑體育與體育觀賞間的關系。人們用休閑態度參與到體育中，從體育中得到健康、樂趣、教益以及自由，那么任何體育都能夠成為一種體育娛樂休閑。休閑體育不遵從刻板規則，也不進行強烈的訓練，僅僅是自發的、非形式體育活動，進而追求身體舒適與放松。休閑體育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到比賽現場觀賞者，這些人不但享受到了如戲劇、電影及音樂一般文化娛樂，還能夠享受社會娛樂，和其他觀眾一起尋找群體感；其二是通過各種媒體觀看各種賽事，享受這種文化娛樂。人們通過休閑體育能夠得到學習、行動及發展，還能夠影響環境以及其他愛好者反應。
2. 體育觀賞。從其本質來看，體育觀賞自身就屬于體育娛樂的一種休閑活動，這也是休閑體育所要表達的意思。體育觀賞依據其途徑可以劃分兩個大類，即是現場觀眾及媒體觀眾，比如奧運會現場觀看人員即是現場觀眾，而坐在電腦或電視前觀看人員即是媒體觀眾。體育觀賞所面對的對象就是競技比賽。作為體育客體，體育觀賞既屬于現場的觀眾，也可以經過電視、電臺及網絡等多種媒體受體。水平較高的比賽大都同時具備藝術性和功利性雙重結構，由此而產生出了美與力，就擁有了吸引體育觀賞者的動力和源泉。體育觀賞真正目的就是得到精神滿足，包含了娛樂性、功利性及審美性等各種精神要素。
3. 體育觀賞展示的教育性
（1）體育觀賞教育的對象和教育方式之間的關系；事實上體育觀賞教育的對象包含了所有的體育觀賞者，因此教育方式就包含了自我教育、社會教育；自我教育是通過體育觀賞來不斷積累經驗，進而自我認識及捉高。而社會教育主要通過大眾傳播（比如報刊分析）與人際傳播（比如球迷的組織）等各種途徑。
【關鍵詞】學科特點 學生事務角色轉變 人才培養質量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30-0051-02
黨的十報告強調，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著力培養信念執著、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新時期、新特點，要求教育方式要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轉變。這些都對高等學校人才培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生事務管理也應該結合所在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定位。
一 新時期研究型大學學生事務管理角色定位的理論思考
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理念大致經歷了“替代父母制”“學生人事”“學生服務”“學生發展”和“學生學習”的演進過程。20世紀90年代，為了應對高等教育出現的質量危機等諸多問題，隨著“學生學習（SLI）”理論的興起，美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和管理者提出必須加強學生事務與學術事務的合作。在“學生學習”階段美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角色定位是面向學生學習的，他們與學術事務共同分擔學生學習的責任，著力營造一個緊密結合課堂內外且具有教育目的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學生學習和發展。
國內有學者從學生參與度的視角，綜合分析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近年來大學生發展方面的實證研究和數據，總結我國高校學生工作與學生發展的關聯性，提出要重新認識高校學生工作的角色定位，構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高校學生工作系統。這與美國高校強調加強學生事務與學術事務的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學習的理念是一致的。相關的研究還表明，大學生課外活動參與有其適度性，學校提供給學生的課外教育及活動需要明確重點，有所規劃。
中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理論近十年來汲取美國等發達國家及地區學生事務管理的有益經驗，結合我國學生工作的特點，就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的角色定位做了諸多探索。相關文獻大多認為學生事務管理角色定位在教育、管理或專業化服務上，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但沒有考慮不同類型大學的差別。由于高校學生事務的角色定位直接影響著學生事務工作體系內容的構建，一定程度上也對機構設置、隊伍保障等問題帶來影響。因此，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現有運行體系內容繁多、重點紛呈、工作任務重，考慮計劃和方法層面的問題較多，但對學生事務管理自身的理論思考不夠，尤其缺乏對角色定位、目標理念等更高層面問題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另外，高質量是新時期教育改革發展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這從客觀上要求高校學生事務管理就自身所在高校的人才培養工作中，尤其在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方面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角色和任務進行必要的反思。
研究型大學是國家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在人才培養模式上對學生的知識、能力和素質結構的構建與實現的方式上有自己特色。新時期培養眾多的精英人才客觀上需要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事務管理者積極轉變角色定位，加強學生事務與學術事務的合作，強調以質量為本。學生事務通過緊密聯系第一課堂，整體規劃課外學習和課余活動等教育、管理及專業化服務活動，以提高學生培養質量為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 緊密結合學科特點，推動學生事務管理角色定位的轉變
華中科技大學物理學院在教育現狀問卷調查、文獻調研的基礎上緊密結合學科特色，對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事務管理者的角色定位進行了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認為現階段學生事務管理者應該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充當更重要的教育伙伴角色，在提高學生培養質量方面承擔比以往更大的責任，在教育、管理、專業化服務角色的基礎上凸顯質量意識。通過構建學生事務與學術事務主動配合的工作機制，緊密聯系第一課堂整體規劃所有課外活動，以提高學生培養質量為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從而推動學生事務管理者角色定位的轉變。
1.調整工作定位，以提高學生培養質量為工作目標
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質量是必須保障的，提升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不能以犧牲培養質量為代價。把提高培養質量當成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院系的學生事務管理和學術事務管理工作也就有了緊密配合的堅實基礎。當學生事務管理主動配合學術事務管理一起著力培養品德優良、知識豐富的人才時，學生事務管理對院系學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貢獻也就體現了出來。這為學生事務管理工作融入院系學科建設等中心工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工作定位的調整必然帶來工作重點的轉變。不同的學科領域對學生的基本素質和特點要求是有一定差別的，如學生的鉆研精神、思維活躍、表達能力、邏輯分析、吃苦耐勞等素質均十分重要，但不同學科的側重點又各有不同。院系學生事務管理要考慮各個學科的背景，要有差異性，通過緊密結合學科特點，在紛繁復雜的工作中屏蔽掉外部過多的影響，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將工作重點放在與學術事務主動配合，共同培養本專業需要的學生基本學科素養上。
2.轉變工作方式，推動學生事務與學術事務的深度融合
學生事務管理與學術事務管理工作“兩張皮”的現象在現實中是普遍存在的，不利于人才培養水平的整體提升。應轉變現有學工教務各自為政的理念，在學生事務管理工作中積極探索學生事務與學術事務緊密配合的機制和體制，以此作為營造的全員育人氛圍的著力點，從而有效地促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
這一工作方式要求建立一個質量導向的運行模式。新的學生事務體系一定要緊密聯系第一課堂展開，切實發揮第二課堂對第一課堂的促進作用，不能自行一套理念，讓第二課堂與第一課堂成為兩條平行線。學生事務管理部門與教務部門一起整體規劃第二課堂和社會實踐活動，通過將思想教育、課余活動與課堂教學、課外學習的有機結合，切實發揮第二課堂對第一課堂的促進作用。
3.擴充工作隊伍，建設職業化與專業化結合的學工隊伍
推行職業化與專業化相結合的方式建設學工隊伍，以彌補大多高校現有輔導員隊伍專業背景不足的弱點，以便更好地推進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重點的院系學生事務管理新體系的實現。職業化是指輔導員以教育學、心理學等知識幫助學生應對成長中碰到的各種問題，專業化是指本專業的優秀教師為學生提供專業學習方面的良好引導。
輔導員在落實各項教育管理工作任務的同時，還應積極搭建各種交流平臺，以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努力營造良好的學術文化氛圍，以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幫助學生提高學習的質量。積極推動聘任有影響力的教師擔任本科生年級導師和班主任，利用學術優勢與輔導員一起探索多層次、多渠道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的機制；在與學生交心談心的過程中開展專業引導，讓學生對專業充滿興趣。
三 以理科為例，推行緊密聯系第一課堂的學生事務管理模式實踐探索
圍繞“打造培養科學家搖籃”的人才培養目標，從研究型大學學生事務管理的角色定位出發，華中科技大學物理學院構建了一個有物理特色、緊密聯系第一課堂的學生事務管理新模式并予以實施，現已初見成效。這一新模式著力營造培養科學家苗子的有利環境，本著少而精的原則，就有限的活動做出亮點。
整個工作體系以學生事務和學術事務緊密配合做為構建大德育體系的著力點和出發點，重在強調責任感教育、專業興趣培養和學習主動性激發。通過提升學生在課堂學習和課外學習的參與度、調整學生對課余活動的參與量，致力于提高學生的第一課堂學習質量，使學生打好本科階段知識和能力的基礎。其主要內容是：
第一，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激勵其立志投身科研事業。現階段我國十分需要高水平的基礎學科人才為振興國力貢獻力量。就理科而言，培育學生對民族振興大業的社會責任感十分必要。學生事務管理者要強調重視專業語境中的科學精神、價值觀、科學態度的宣傳，激勵學生樹立投身基礎學科科研事業信念。
第二，密切關注課內學習效果，立足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培育良好的學習風貌。定期開展本科生教育現狀問卷調查，了解學生的學習現狀、教學狀況、對學風建設的意見和建議，每學期對學生的學習成績做關聯分析，找出問題所在。實施適度的嚴格管理，如鼓勵認真遵守學習紀律的學生和班級，嚴格執行管理制度，注意加強溝通贏得學生對管理制度的理解。營造高品位的物理學術文化熏陶師生，如在教學樓建立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事跡墻、在宿舍張貼物理學家畫像等。
第三，整體規劃課外學術活動，立足于激發學生的專業興趣、著力培養學生的學習主動性。通過課外學分的實施，整體規劃第二課堂的學術活動，有效地促進學生第一課堂學習質量的提高。包括：學術交流定期化，如開設博學講堂，定期邀請物理學大師和杰出的青年學者為新生做報告，激發學生對物理學的興趣；研究機會大眾化，鼓勵本科生早進科研團隊，將科研優勢轉化為育人優勢，讓有潛力且對物理有濃厚興趣的學生得到名師的悉心指導和言傳身教；專業導航深入化，面向中年級學生開展定期的“專業導航”活動，為學生保研、考研、出國、就業做專業方向上的導航，加強對學生繼續深造的引導力度。
目前，物理學院近幾屆畢業生在入校之初第一志愿率不高的情況下，讀研比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學生們不斷受到北大、科大、中科院物理所等校內外深造機構的好評，在研究領域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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