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4 18:13:15
導語：在學生法律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1.法治環境的影響
受傳統的封建制度、歷史文化的影響，的現實法律環境亂象叢生，人們對法律的執行與實施抱有質疑甚至絕望的態度。走訪中的一些學生表示，他們有時候不得不“信人而不信法”、“信權而不信法”，“信教而不信法”，許多依照法律程序無法解決的事情，往往會涉及到一些特殊人員或特殊權力，權力濫用已經成為污染司法、污染行政、進而影響穩定的嚴重因素。
2.傳統文化的影響
受宗教文化、政教合一制度的歷史影響深遠。因而、權利信仰等代替法律信仰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校園的各個角落,使得許多藏區的大學生形成了義務本位、不重視自己權利的傳統觀念。在需要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權益的時候，一些學生從主觀上不會把法律作為保護自己的手段，從心理上排斥法律的適用，對法律表現出茫然退縮、猶疑不定的態度。這是因為在的現實生活中，還沒有形成對法律信仰這種價值觀的普遍認同，從而成為藏區大學生法律信仰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3.學校法制教育的缺失
我國的大學生法制教育課雖然已經開展多年，但卻一直從屬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疇。特別是2005年教育部將《法律基礎》課程與《思想道德修養》課程進行整合后，從2006年秋季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成為現階段非法學專業大學生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然而整合后的課程中法律知識部分被大幅壓縮，只占整體內容的1/3不到，使得一些老師、同學均認為此部分的內容不甚重要，造成了在授課與學習的過程中的忽略。高校也不例外，同學們往往針對考試突擊背誦課本內容，而對法治的精神與內涵則避而不談，更加不會對法律信仰進行深入探討。
4.學生自身的原因
大學校園是一個小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與真實的社會比較，顯得更為簡單和純粹。現在的大學生經歷挫折較少，社會經驗缺乏，對事物的認識不夠深入，理論思維能力尚未成熟，還沒有真正建立起自身成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當社會上一些不良思想涌入校園時，他們的觀念勢必會受到影響。很多同學往往重視專業知識的提高，來為將來就業做好準備，卻忽視了法律素養的提高，遇事容易表現出情感超越理智，不冷靜、易沖動的特征，甚至采取消極的應對行為。此類學生如果未得到長期、正確的引導，就很容易導致他們從內心深處藐視法律的威信，直接影響其法律信仰的形成。
二、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培養
1.凈化的法治環境
在目前的法治環境中，大學生們所見所聞的一些特權事件、不公事實等，使得他們極易對法律的權威產生動搖。因此,要維護大學生乃至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就必須對國家權力的行使進行合法有效地控制，全面提升官員的業務能力和職業道德，從根本上凈化法治環境，從而使學生確立“法治”優于“人治”的理念，正確理解“權”與“法”的關系。這是法治最終得以實現的關鍵環節,也是法律信仰得以產生的必要前提。
2.完善高校的法制教育
大學生法律觀念和法律信仰的培養是一個長期而系統的工程，這就需要高校在傳統的法制教育基礎上，改進教學方法，在灌輸法律知識的同時，注重法治精神的滲透和法律在實踐當中的應用，注重發揮理論與實踐的合力作用，積極組織學生對熱點法治問題進行模擬庭審、法律辯論等進行法治實踐，調動學生的興趣和積極性，激發學生學習法律的熱情，使他們能夠從實際生活出發，自覺遵守法律及相關規章制度，并學會運用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各高校還應營造依法治校、依章辦事的校園法律文化氛圍。要堅持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嚴格執行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發生違紀現象做到秉公辦理，在評優、評先的各項活動中，堅持“公平、公正、公開”，嚴禁走后門、弄虛作假、行賄受賄行為的發生。在師生權益受損時，學校應當為師生提供法律咨詢與幫助，必要時支持師生依法提訟，維護合法權益。在這樣的校園環境中，大學生們必然會體會到法律、紀律、制度的權威與價值，會自覺維護法紀，嚴格按規定辦事，從而逐步生成法律信仰。
3.注重大學生道德建設，提升法律意識
體罰學生是一種違法行為,侵犯了學生的健康權、身體權、人身自由權等權利。無可否認，體罰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現象，有著悠遠的源流。在現代，由于應試原因，體罰學生可謂是花樣翻新，程度更甚。雖然體罰這種現象已見怪不怪，但根據權威的心理學家統計分析，被體罰的兒童成年后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是正常兒童的兩倍，而且患上焦慮癥、行為傾向和抑郁的幾率大大增加。可見體罰這種行為不僅是給學生的生理帶來懲罰，更多的還是給心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本文通過對體罰學生的違法性問題、責任主體問題及承擔責任的種類問題進行分析和闡述，找出其存在的深刻原因，幫助家長、學校和社會對體罰學生現象有一個新的更加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體罰學生 侵權行為 法律責任 責任主體 建議
一、現代中國普遍性的體罰學生問題
據《報刊文摘》2003年6月18日報道: 2003年5月10日晚，陜西銅川市宜君縣棋盤初級中學初三（1）班學生楊宏和同學一起回家取生活費，次日，他和其他15名擅自出校的學生被校長教訓。楊宏被校長抓住頭發往墻上撞。楊宏挨打后一直感到頭暈頭痛。入醫院初期常處于昏迷狀態，但還能說話。6月8日晚，楊宏突然處于休克狀態，呼吸停止，血壓降低，脈搏減弱，雖經醫生全力搶救，但楊宏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于2003年6月10日0時20分離開人世。花季少年猝然身亡——慘禍在堂堂學校校長手下發生，多么令人震驚！不僅在大陸，海外和港澳臺普遍有這樣的事情，臺灣福安中學的一名女教師以考滿分為標準，少一分用棍棒打一下學生的手掌心，致使學生手掌瘀青，甚至有學生心理負擔過重出現自殘的行為。此事在臺灣各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現代社會，為了應試升學，體罰學生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社會問題。
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國、教師與學生的人格互為平等的今天，誰賦予一個教師有如此傷害學生的權利？體罰現象的屢禁不止又說明了什么呢？
《中華民族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五條規定: 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中華民族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 禁止侮辱、毆打教師、禁止體罰學生。
《教師法》第三十條規定:“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的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解聘:
（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給教育教學工作造成損失的;
（二）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
教師前款第（二）、第（三）項所列情形之一，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另外，《教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對教師體罰學生做出了相應的禁止規定。但長期以來，一方面是因為很多家長和學生并不清楚有這些法律， 另一方面，這些法律法規多為原則性規定，沒有具體可行的罰則，使得這些法律規定可操作性不強，這些法律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難以落實，不能對違法的老師起到實質性的制約。所以，體罰這種現象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體罰學生是一種侵權行為
我國《民法通則》第10條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這就是說，凡我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年齡、職業，也不論其政治態度、、財產狀況和健康與否等，都有平等的民事權利能力，有平等參與民事法律關系的機會。公民僅指具有一國國籍的自然人。我國公民是指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自然人。所謂自然人，是指基于自然規律而出生的人。結合本文，我們可以看出，學生與教師這兩種不同群體中的人，是基于自然規律出生的，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公民（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公民除外），他們的民事權利與能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說，他們之間的人格平等、法律地位平等。所以，教師體罰學生這種事情就是平等法律主體間的侵權行為。我國頒行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都對體罰學生的違法性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不管是否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體罰學生的行為屬性肯定是違法的。
三、體罰學生侵犯了學生的多種權利
一、體罰侵犯了學生的身體權。
法律規定：身體權是指自然人對其肢體、器官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完善和支配的人格權。具體包括完整性身體保護權和對自己身體組織部分的肢體、器官和其他組織的支配權。在體罰行為中老師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以其他強制性的手段侵害學生的身體健康。如罰站、罰抄、罰跪、扯頭發、打手心、打嘴巴、擰耳朵、打耳光等，雖未危及學生生命、損害其生理功能，但卻破壞其身體，構成了違法。
二、侵犯了學生的健康權。
法律規定:健康權是以自然人對其身體的生理機能的完整性和保持持續、穩定、良好的心理狀態為內容的人格權。其中包含有健康維護權和勞動能力的保有、利用與發展權。正處于身體發育期的青少年，各種身體器官的發育還不成熟，在體罰過程中，既有對學生身體的控制與損傷，也有對學生心靈進行的傷害。所以說，體罰侵犯了學生的健康權。
三、體罰侵犯了學生的人格獨立。
所謂人格獨立，是指民事主體在法律上均享有獨立的人格，不受他人的支配、控制。教師用強制性的手段對學生進行體罰，這本身就是將自己的人格凌駕于學生的人格之上，支配、控制學生的身體與思想，是一種法律主體間的不平等行為，是違法行為。
四、體罰侵犯了學生的人格尊嚴。
所謂人格尊嚴，是指自然人基于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程度、家庭關系等各種客觀條件所應有的最起碼的社會地位以及應受到社會和他人最起碼的尊重。《憲法》中有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五條規定：“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體罰中常有的形式，雖然只是觸及學生皮肉，但其實質是教師侮辱學生人格的一種表現，更有甚者，對學生的體罰不僅僅是表現在對身體的觸及，在其過程中，還會在眾人在場的情形，對學生進行尖刻的諷刺、嘲笑、辱罵，嚴重的傷害摧殘學生的心靈，使學生的自尊心遭到嚴重的破壞，直接影響到學生健全人格與健康心理的形成。
五、體罰侵犯了學生的人身自由權。
所謂人身自由權是指自然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享有人身不受侵犯和自主行為的自由。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人身自由權是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學生也是公民，所以也不例外。教師對學生實施的例如：罰站、罰抄、罰跪、放學后滯留學生長時間的罰作業、面壁等，無疑在一定的時間與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人身自由，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
六、體罰侵犯學生的受教育權。
學生的任務是學習，教師的任務是教書育人。學生到學校里就是為了接受教育。我國法律規定了受教育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4條規定：“學校應當尊重未成年學生的受教育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2、4條規定：“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國家、學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老師對學生罰站、罰抄、罰跪、扯頭發、打手心、打嘴巴、擰耳朵、打耳光等，直接影響了學生聽課；被學校老師逐出教室、罰學生站、罰學生勞動等不讓學生聽課的做法，更是剝奪了學生在教室聽課的機會，其實質就是使學生不能進行正常的聽課和學習活動，從而侵犯了學生的受教育權。
四、實施體罰的教師體罰學生的責任主體
（一） 體罰學生導致民事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
體罰、變相體罰學生雖然被法律定性為違法，但體罰、變相體罰學生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而引發人身傷害賠償的訴訟也越來越多。在這類訴訟案件中，如何確定承擔責任的主體，在現實中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1、由體罰學生的教師作為民事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因為該教師直接實施了侵權行為；
2、由于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承擔的是學校賦予的管理學生的責任，所以教師實施體罰其實是一種職務行為。由體罰學生的教師所在的學校作為承擔責任的主體，教師可以不參與訴訟。
3、教師和學校雙方構成共同侵權，學校承擔連帶責任。教師體罰學生屬于違反法的行為，負直接責任；學校對教師監管不力，對學生保護不當，負連帶責任；
4、如果教師體罰學生純屬個人行為，由教師本人承擔責任，如果學校有過錯，學校與教師共同承擔責任。教師是該違法行為的實施人，學校有對教師和學生同時監管的職責，學校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參加訴訟，
筆者認為，要確定因體罰學生導致民事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要有以下考慮：
一是要明確界定學校的性質。學校是培養人才從事教育的專門機構，也是法定的學生接受文化知識的場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具備法人條件的，自批準設立或注冊登記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在民事活動中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從法律規定的條文可以看出，學校是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學校作為一個具備法人資格的民事主體，其在民事活動中能夠獨立享有民事權利，也能夠獨立地承擔民事責任。
二是要確定學校與在學生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49條的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監護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條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配合學校對被監護人進行教育，因而認為“監護人與學校之間實質是一種委托教育管理關系，這種關系不能等同于或代替監護關系”。也有人認為未成年人的父母將其未成年子女送進學校學習時，已將監護職責移轉給學校，學校在特定的時間和區域內負有監護之職責，亦即是職責已經發生了轉移。
筆者認為，學校與在校生的關系既不像有的人認為的是法定的監護人與被監護人的關系，也不是監護職責的轉移關系，更不是委托教育管理關系。
1、 學校與學生之間不適用監護關系。原因在于不但這種提法沒有法律根據，在實踐中還會產生負面作用。我國法律的規定：監護人的職責主要是監護被監護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教育和關心被監護人；約束被監護人的行為等等，學校從其性質上說，是一個主要從事教育活動、以傳授知識文化為目的的專門機構，法律沒有賦予學校承擔監護人的所有職責。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了學校與其他教育機構的九項權利，其中第二項為“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第四項規定“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第二十九條規定了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六項義務，其中第三項規定“維護教育者、教師及其他職工的合法權益”，這些規定明確指出學校是國家法定的教學場所，它的主要職責就是實施和管理教學活動，對在學校注冊的在校生進行教學管理。
3、 根據我國義務教育法的規定：適齡兒童接受教育是兒童的監護人對國家應盡的法定義務。也就是說，學生與學校之間是一種法定的教育管理關系，不是一種自愿的委托教育管理關系。
綜上所述，在實施教學或管理過程中，學校方面侵害在校生合法權益的，就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既然學校與在校生之間是一種法定的教育管理關系，那么，按學校總體要求，教師從事日常的教學活動時，學校從事教學活動的法人行為就分解成教師直接開展教學活動的職務行為，這一點是符合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的。老師為維護教學管理正常秩序對違反校規校紀的學生進行體罰，是教師代表學校教育管理學生時產生的的一種具有違法性的過激行為，法律規定了職務行為由法人承擔責任，所以學校應當對教師的職務行為承擔民事責任。
（二） 體罰學生導致損害賠償的刑事責任主體
犯罪主體，是指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并且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人。從主體的自然屬性上分，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主體和單位主體兩種。單位主體在我國刑法中則不具有普遍意義，自然人主體是我國刑法中具有普遍意義的犯罪主體。教師體罰學生可能導致的犯罪主要有侮辱罪、過失傷害罪、故意傷害罪、過失致人死亡罪、故意致人死亡罪等。根據刑法第30條的規定精神，單位成為犯罪主體以刑法分則為限，因體罰導致刑事犯罪的責任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主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2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工作人員因職務行為或者授權行為發生的訴訟，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當事人。”由此可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只有以法人名義實施的執行職務或者授權的行為，才為法人的行為。不論該行為是否為經營活動，也不論該行為是否合法，均應由法人承擔民事責任。
綜上所述，教師因體罰學生導致犯罪的，其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只能是教師本人，而不能是學校。
五、體罰學生因該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一）行政責任方面
教師體罰學生是一種違法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37條規定“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除了以下（二）、（三）兩種情形外，即：造成損害要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責任以外，體罰學生的教師所在單位還要給其一定的行政處罰，以嚴肅單位對本單位教師的管理。
（二）民事責任方面
1、屬于普通過錯的一般性體罰，應歸為法人侵權而由學校承擔責任。
《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說明，法人不僅會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而且會實施侵權行為，這在實質上確認了法人與公民一樣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學校能夠承擔民事責任。
學校作為一個從事教育的社會組織，其活動必須通過身為教職員工的每個自然人的行為來實現。教師是學校的職員，是代表學校來向學生傳授知識并管理學生的，體罰學生只不過是一種不當的管理學生的方式。不論是民事法律責任，還是侵權行為等其他行為，都是教師的職務行為。當然，除極個別道德敗壞者，以教育為借口故意傷害學生外。因而，教師體罰學生屬于學校的行為，可以認為學校有過錯，老師沒有過錯，其民事責任里說當然應由學校承擔。
2、屬于共同過錯的一般性體罰，應由實施體罰的教師與學校按過錯大小分別承擔責任，學校應該承擔連帶責任。
我國《民法通則》第130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就是說， 共同過錯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過失致他人損害。
對共同過錯的界定，有人認為：幾個行為人之間在主觀上有共同致害的意思聯系，或者有共同過失，即是有共同過錯。也有人認為：要使主體各自的行為統一起來，成為一個共同行為，就必須要有他們的愿望的動機，即共同的意思聯絡，或曰共同通謀，或曰共同故意。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即共同過錯既可以是共同故意，也可以是共同過失，還可以一方是故意而另一方是過失，或者說，數個行為人對其行為或結果具有共同的認識或者對這種結果的發生應該盡到合理的注意而沒有注意，可以認為是具有共同過錯。
在這里，學校沒完善的規章制度，明確禁止老師體罰學生，或者對老師體罰學生放任不管，產生的教師體罰學生的情形。既然學校存在疏漏，教師實施了違法行為，應分別按照自己過錯的大小承擔相應的責任。
3、屬于學校、加害人（教師）和受害人（學生）混合過錯的一般性體罰，應由三方按過錯大小分別承擔責任。
混合過錯是指在損害發生時，加害人（教師）和受害人（學生）均有過錯。其一：體罰中學校沒有完善規章制度，明令禁止教師體罰學生，其二：學校對教師體罰學生處于放任的狀態，教師體罰學生，其三：體罰中學生自己也有過錯。混合過錯制度，體現了責任自負的精神，誰也不必為另一方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因而更加公平。
（三）刑事責任方面
根據其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可以判定體罰學生是否構成犯罪，比如，因體罰、侮辱學生而使受害人身體傷殘、死亡、自殺的，就可能因觸犯刑律而構成犯罪。
我國刑法中實行的是罪責自負原則，誰犯了罪由誰承擔刑事責任，而不能連累無辜者。教師對學生進行嚴重的體罰，無論是構成過失傷害罪還是故意傷害罪，犯罪的主體只能是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對于從事教育的教學機構學校來說，它可能會由于種種原因比如：制裁不守紀律的學生、維護正常聽課學習的學生利益、提高學校升學率，從而放任老師體罰，但卻沒有任何理由放任犯罪行為。所以，教師體罰學生構成犯罪的，其過錯肯定在與實施體罰的教師的主觀方面，在責任劃分中，實施體罰造成犯罪的教師承擔刑事責任，該學校應承擔連帶民事責任。
總之，需要用體罰來完成教育的老師是無德的教師。教師體罰學生是一種侵犯學生身體權、人格尊嚴權、健康權、受教育權等權利的違法行為。教師體罰學生的行為，屬于違反《教師法》的行為，應依法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由于其是學校的一分子，一般情況下屬于職務行為。情形較輕給學生造成人身傷害的，應有學校承擔民事責任；情形較重觸犯刑律構成犯罪的應由實施體罰的教師承擔刑事責任。
【參考文獻】
1、《教育法》
2、《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3、《教師法》
4、佟柔主編：《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頁
【關鍵詞】大學生，法律意識，問題，對策
1、大學生法律意識存在的問題
一方面，大學生整體法律知識水平較低。對河北地區五所高校851名大三學生調查表明，對問卷所列的14個法律法規的認識情況，58%的學生選擇“知道一些，但對內容不甚了解”。57%的學生對法律基本理論不感興趣，只對民法、刑法等實體法感興趣。調查結果說明，大學生的法律知識水平存在明顯欠缺。由于法律知識水平的欠缺，導致大學生的法律觀念模糊。相當多的大學生不能區分違法與犯罪的區別，認為違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違法。
另一方面，大學生法治觀念淡薄。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人生觀迅速泛濫，使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急劇變化，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學生是非觀念的模糊，法治觀念淡薄。大學里經常發生盜竊自行車的違法行為，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校大學生所為，還有的大學生自己自行車被盜之后為了報復就去盜竊他人自行車；偷看他人聊天記錄、手機短信已是習以為常的生活小事。很多大學生在生活中遇到不法行為時，不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權利。
2、大學生法律意識存在問題的原因
（1）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大學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必然會受到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的影響。當前我國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各種思潮魚龍混雜，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也趁虛而入，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追求物質的人生觀對青少年尤其是大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國法律知識的普及在大學才開始，法律意識的培養已經滯后，而現實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現象和一些國家公職人員貪贓枉法、、損害法律尊嚴、破壞法律公正，在廣大群眾和大學生中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特別是一些司法工作人員包庇縱容罪犯、、收受賄賂等司法腐敗行為導致大學生對司法公正的質疑，客觀上制約了大學生對法律的認同，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
（2）學校因素。學校是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主陣地，然而，學校的法制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由于法律課程知識多，課時少，許多老師為趕進度，不回去分析典型案例，不能去討論社會熱點問題，往往蜻蜓點水，點到為止，缺乏深入分析；教育法法單一，教學內容枯燥，課外實踐活動的缺乏使大學生很難產生對法律課程的興趣；采用大班授課的形式，一間教育容納一百多人，這使得課堂秩序無法保障，不少學生在課堂上閑聊、睡覺、聽音樂、讀課外書，好像一個“自由市場”，學生難以與老師充分地交流，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3）家庭因素。多數父母認為孩子考上大學，就是“天之驕子”、“國之棟梁”了，父母心理上有了成就感，放松了對子女的教育、監督，比如有的父母忙于工作，很少有精力去過問孩子的學習、生活；有的父母雖仍然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但對其思想道德確不太關注；有的父母在物質上對子女是有求必應，在對子女的過分溺愛中忽視了與子女的溝通；有的父母送子女上大學生，對子女不聞不問，孩子缺乏家庭溫暖等等。上述原因造成了部分大學生傲慢清高、孤芳自賞、任性自私、孤獨自卑困惑迷茫等心理特征，這些不健康的心理進一步深化了他們的法律意識，很容易為其犯罪行為埋下禍患的種子。
（4）大學生自身因素。大學生正處于青年時期，心理發展呈現出自我意識增強與認識能力不全面、情感豐富與不穩定、求知欲強與鑒別能力弱等矛盾，在遇到法律問題時，往往情感因素大于理智因素，遇事盲從，易于沖動，甚至采取消極的行為，而不考慮法律后果，特別是當今大學生多為獨生子女，個性比較強，自我為中心意識強，但心理承受能力較差，處事易走極端，如不加以正確引導，提高法律素質，很可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3、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對策和建議
（1）強化大學生的權利義務意識和契約意識。法律對人們的行為的調整主要是通過規定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的。因而法律的內容主要表現為權利和義務。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問題是法律的基本問題。公民法律意識的核心是權利義務意識。因此，要提高大學生的法律意識，首先要強化其權利義務意識。要讓學生知道自己依法享有哪些權利和自由，應當履行哪些法定義務，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大學生要有契約（合同）意識，一旦訂立了合同就要按契約的規則辦，要全面履行契約，不能隨意反悔，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如果違約要承擔違約責任。
（2）加強和改進學校教育。實行“依法治校”，為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營造良好的氛圍。改進課堂教育，提高教育質量。同時理論聯系實際，促進學生將所學的法律知識進一步內化為自身的法律素養。加強對大學生的心理素質教育。
（3）重視和完善家庭教育。家長應通過書信、電話等方式傳遞親情，保持與子女的聯系，積極與子女進行思想交流并及時掌握子女的心理需求與思想動態，給予子女相應的指導和關愛。使子女在父母的關愛、呵護下，樹立起樂觀向上的人生觀，形成健康的人格，增強抵御是不良誘惑的能力。
4、結論
大學生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大學生法律意識的高低，直接關系著我國依法治國的前景，它是一項迫切艱巨的任務，需要集社會、學校和家庭之合力，才能最終完成這一系統工程，“依法治國”才有望實現。：
參考文獻：
[1]謝山河.關于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調查分析[J].教育學術月刊，2008.
[2]黃偉東.大學生法紀觀念調查與對策分析[J].科技信息，2007.
培養創業人才必須以課程體系為核心，并將創業法律教育作為整個創業教育課程體系中的基本框架，致力于課程教學改革，促進教學教育工作的改革和深化，促進學生創業法律水平的提升。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1科學的確立課程目標
雖然高職院校創業教育的開展面向全部學生，促進了學生創業意識與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社會需求的多元化和學生個體的差異化，使得每個學生不可能完全成為創業者。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應對創業法律教育目標進行科學的確定，并對目標進行科學的分層，一般應將教學目標分成兩個層級，第一層級，應將其面向所有的學生，并利用創業法律教育課程的開展，為全體學生創業法律基本知識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第二層級，主要是利用實踐活動中找尋具有創業意愿和創業特點的高職生，利用創業法律平臺和實踐對學生進行針對性和科學性的法律教育，從而更好地滿足不同層級學生的需求，確保有效資源得到最大化的配置。
1.2科學的進行創業法律教育課程的設置
對于全體學生的創業教育，在課程設置上，應以培養學生基本的創業法律知識和良好的法律意識，作為創業課程教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并在所開設的課程中增加法律方面的比重。若學生的創業特質較強，或者具有較強的創業意愿，并通過一定的培訓后，使其系統全面的掌握創業法律知識，選用具有較強實用性、基礎性的創業法律讀本，并從創業準備、經營到糾紛解決和企業社會責任等對教材的內容進行科學合理的選取，將其針對性和專業性體現出來，并以選修的方式促進學生法律知識與能力的提升，從而更好地促進學生創業精神和法律意識的有機結合和全面培養，使其創業過程中始終按照法律框架進行。
1.3注重知識傳授的同時加強實踐教學的改革
在日常教學中，教師不僅要注重基礎知識的傳授，還應加強實踐教學改革。剛入學的高職學生，應以基礎教學為主，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業法律意識，經過基礎知識學習后，就應引導學生將所學的專業基礎知識應用于專業實踐教學之中，注重創業主體的培訓和實體經營的管理，并在整個創業實踐過程中注重法律知識的應用，以促進高職院校的創業法律教育得到有效的改革。
2結語
1.1現行法律覆蓋面不足大學生實習期間的身份模糊，而我國《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實習生不具備勞動關系的主體資格，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致使大學實習生處于法律上的“真空地帶”，即使受到勞動上的權益侵害也不能用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進行維權。另外《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等教學類法規對實習生實習方面的細節沒有詳細說明和具體安排。政府、學校、企業、以及學生各方面的任務安排不清，致使實習達不到積累有效實踐經驗的目的；各方責任分工不明，再一次將實習生至于“三不管”的尷尬地位。
1.2校方管理失衡，校方權力過盛大學生實習主要為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校方共同組織的實習，第二種是學生個人尋找的實習。就校方組織的實習，往往是校方一手包辦，校方與用人單位簽訂實習協議，規定實習內容。學生只是服從學校安排，進入實習點，學生應有了解實習協議的知情權，但往往校方會忽略學生。校方沒有詳細的實習標準，實習內容不統一，用人單位嚴松難定，一旦發生糾紛，實習生離開用人單位，就得不到實習證明與成績，就使得實習生權益受到侵犯時也會保持沉默。而學生個人尋找的實習，由于多種原因，校方的管理失衡，落實實習不到位，實習協議簽訂有失公平，實踐中該類實習生常常會受到侵權傷害。
1.3實習單位強勢權力面對每年日益增長的畢業生，市場人才極度飽和，買方市場強勢。對于沒有工作經驗的大學生來講很難得到用人單位的認可。用人單位既擔心實習生工作效率不高，承擔商業機密被泄露的風險，又擔心一旦發生事故需要承擔責任。用人單位招收實習生實習的積極性不高。學生找不到實習，無法完成學校畢業任務，為了得到實習經驗與證明，往往會降低標準尋找實習單位，得不到應有的權益。
1.4實習生自我法律保護意識淡薄隨著應屆畢業生總數地增長，就業壓力也逐年成增長的趨勢，因此就業單位也隨此趨勢調整招聘標注。學生們會為了實習工作經驗而選擇對口專業進行實習，而找到合適的實習單位又同樣的比較困難。一部分學生會跟隨學校的安排進入用人單位實習，而學校與用人單位簽訂的協議學生往往不清楚，即使權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還有一部分學生會自己尋找用人單位，需要實習的學生多，但用人單位所提供的崗位有限，這種情況下，學生往往會成為弱勢群體，即使權益受到侵害，為了實習工作經驗也會忽略或放棄自己應享受的權益。
1.5實習崗位保證、實踐教學質量保障中政府作為低下就大學生實習及其權益保護方面國家政府沒有完善的法律和經濟稅收方面的支持。除了一些發達城市有相關的地方規定予以支持外，絕大多數城市，政府沒有制定相應的支持。面對中國人口基數大，每年有幾百萬的畢業生需要實習崗位的這一國情下，沒有政府強有力的法規規定和有效的經濟支持，很難保證足夠的實習崗位，更不用說大學生實習的質量與相應的權益保護。
2我國大學生實習期間權益保護措施與展望
2.1補充完善相關立法完善現行法律制度，把大學生納入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圍，給予處于法律弱勢地位的龐大的實習生群體以最可靠的保護。消滅法律上的“真空”地帶，使大學生有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權利，用勞動合同共同約束實習生與用人單位。這樣必能有效地減少侵權事件的發生，并且即使有侵權的事情發生也會有合法有效的救濟方法，從根本上實現對弱勢群體的保護。補充完善《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等教學類法規有關實習生實習方面的細節，使學校、企業以及學生做到分工明確，各有任務，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2.2制定完善合理的校方管理體系、校方與實習單位簽約計劃任務高校每年都有大量的學生要進入實習單位實習，就實習生管理方面學校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紙面工作，更重要的是落實詳細的實習計劃任務，與用人單位簽訂系統的實習安排，并將實習生的權益保護提到日程上來。高校應加強教育教學管理，明確實習是教學的一部分，從學校的管理層面落實每一位學生的實習工作。開設實習輔導課程，幫助學生了解實習內容、實習方向、實習單位等基本信息，對實習中的權益保護進行宣講，提高學生的法律保護意識。加強學校與學生的聯系，在實習期間要求學生及用人單位定期進行實習階段小結，按時完成各階段的實習任務，真正做到實習是教學服務的一部分。充分調動起各大院校就業指導中心的作用，集中對用人單位進行評估，聯系，保質保量地提供實習工作崗位。
2.3政府出臺企業招聘實習生相關政策，提升實習生市場地位解決每年幾百萬大學生實習問題，光靠學校單方的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使得處于法律弱勢地位的實習生，在市場地位上有所提高。在法律體系尚不完善的時候，這無疑是一有效的解決方法。例如早在2004年北京就出臺了《北京地區普通高等學校學生勤工助學活動的規定》，對學生實習及實習報酬進行了規定。該《規定》規定，用人單位招錄學生參加勤工助學活動前，須與學校和學生三方簽訂《北京高校學生勤工助學活動協議書》，校外用人單位須加蓋單位或人事部門公章，并按協議書規定支付學生的勞動報酬，且報酬標準不應低于北京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得克扣學生的合法勞動報酬。用人單位如果違反協議，給學校或學生造成損失，按規定應予以相應的賠償。對在勤工助學勞動過程中發生工傷的學生，由用人單位按照工傷保險有關規定給付一次性費用。德國經濟部明確表示，接受實習生的公司可最多獲得政府12個月的財政資助，整個扶持就業計劃的有效期為2年。如果有公司為缺乏經驗的德國年輕人提供12個星期以上的實習期，政府將為每位實習生每月提供192歐元的經濟資助，并且幫其交納102歐元的社會福利金。通過法律法規以及政府的財政支持，有效地提供大量的實習崗位，使企業自主積極的招聘實習生，從根本上提高實習生的市場地位，有效減少侵權事件的發生。
“國無法不立”，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就像鐵軌對于火車一樣，脫離了這條軌，必將導致國家的混亂甚至國家的存亡。法律對于國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國的法制建設雖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國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國公民在法律知識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別是位于西部邊陲的人們。因此，加強法制建設，大力宣傳法律知識，不僅是國家的事，更是我們每個法學專業者的責任。同時，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力普法宣傳，還是鍛煉自己的一個好機會。本著“學法用法，服務社會”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產生
據相關材料調查顯示，我國最早出現的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組織是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它是一家民間的法律援助組織。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幾年才產生的，還是個新生兒。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于9月1日頒布施行《法律援助條例》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進入了法律化的階段。那么怎樣來給法律援助定義呢？
廣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為經濟困難的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提供減收或者完全免費的法律幫助的一種制度。服務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和公正。狹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提供代表律師（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務，目的是確保任何具備充分理由提出訴訟或答辯的人，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或出于弱勢群體地為而無法打官司，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八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的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見，社會各界法律援助組織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據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依靠法學專業的法律知識資源優勢，經院團委同意，報校團委批準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長歷程
（一）、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內部組織結構
“大學生法律援助組織,是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面向社會,無償為公眾服務的公益性組織,它有著先天的優越性,對于培養法律后備人才和解決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著“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前身為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
該中心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工作原則，以義務法律咨詢、宣傳法律法規為其基本的工作內容；以論壇、講座等方式學習法律法規，總結實踐經驗；組織其成員深入社會開展多種形式的法律服務活動，并且積極開展同國內各法律院校同類社團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設團支部，主任，秘書處，事務部一部，事務部二部，事務部三部。秘書處（下設網絡組、刊物組、外聯組）的主要工作是辦公室日常事務，值班、負責接待來訪等。事務一部的主要工作為行政復議，勞動糾紛，婦女，兒童權益來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二部的主要工作為一部以外的民
事類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三部的主要工作為刑事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務范圍，法律援助審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則，以確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順利開展。
事物總在不斷發展中壯大，作為石河子大學學生面向社會開展的法律援助的專業性公益性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師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發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簡了一些部門，其內部組織結構為委員會，團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務部，檔案部，外聯部和宣傳部部門。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詢為日常工作。同時舉辦自成立以來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傳日活動。例如，舉辦每年的“3&61590;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園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12&61590;4憲法宣傳日”普法宣傳活 動；并成功舉辦了首屆“十&61590;一物權法宣傳”活動，承辦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大學生暑期三下鄉”送法下鄉活動，以及協辦每年的“西域法學高峰論壇”。
在活動中，我們組織學生參加，邀請指導老師帶隊，接受相關的新聞媒的采訪報道。我們發放各種法制宣傳單，接待來訪咨詢，現場為他們解決疑難問答，提供解決辦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則有專門人員負責接待，并給予滿意答復。在三下鄉中，我們送出了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援助，不僅發放法律法規傳單，接待咨詢，還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群眾，知群眾之所難，給群眾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學以致用，服務群眾，并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共接待來訪咨詢上萬次，接待案例上千個，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幫助了經濟困難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舉辦了“第三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我國著名法學家，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資深法學教授馬克昌來我校作專題講座，并高興地給法律援助中心題詞：“維護弱者權利，保護公平正義”。馬克昌教授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譽學界，與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教授合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馬老對法律援助中心給予厚望，他希望我們能夠運用所學知識為弱勢群體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傳工作，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真正做到保護弱者權益，維護公平正義，我們將繼續努力，不辜負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舉辦了“第四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主任姜明安，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院長王磊，刑法學研究室主任陳興良一行四人來到我校，分別作了專題講座，并分別高興地給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題詞，對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予了厚望。
三、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義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著多方面的意義，下面筆者結合以上論述來具體分析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
（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對學生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根據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務及開展的活動，（這些已在上文中論述過了，這里不在贅述）組織學生開展案例分析討論，論壇及模擬法庭等內部活動，提高了學生的基礎理論水平，使學生的專業技能更加堅實，還為對外援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首先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實踐平臺，有利于自身理論的提高，真正體現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學生提供了解社會法律需求的窗口，促進學生良好法律職業道德素質的形成。法援通過對外開展普法宣傳，法律咨詢與援助活動，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無償的法律咨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我們自己的專業技能，真正地做到了邊學習邊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能夠為貧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創造一種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辦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貧困者的案件,這有助于學生了解社會最普通民眾的法律需求，使學生在承辦具體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這樣的案件中進行律師職業道德教育所達到的效果是學生在課堂上不可能達到的。這有利于培養承辦案件的學生對于全社會特別是當事人的責任心,培養學生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的奮斗、獻身精神。學生在辦案中能夠培養社會正義感和職業道德,從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質量上的保證。”&61549;
總之，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僅可以使法援的成員學到法律方面的知識，更能學到社會實踐的本領。我們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服務于社會，不僅把我們所學的理論得到了應用，還鍛煉的我們的溝通交際等綜合能力。
（二）、大學法律援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學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從該中心的性質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對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節假日和法制宣傳日開展的法律宣傳活動，大力宣傳法律法規，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識，增強了他們的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使廣大群眾受益。另一放方面也為國家普法，進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四年來，法援通過定期的普法宣傳，法律知識講座和舉辦法律咨詢等多種活動方式，使法援在學校師生和觀大市民及周邊團場連隊里有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近兩年來，該中心立足于團場，扎根團場，在團場司法辦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實踐基地，為團場職工全心全意服務。另外，法援以節假日為契機，廣泛開展市內街頭的法律咨詢活動，接觸到諸如勞動糾紛，債權債務糾紛，離婚財產等各種常見的法律問題，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員值班，接受來訪、來電咨詢。一旦遇到無法一次性給予答復的疑難糾紛，我們會向我們強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門法的老師請教，集體協商爭取找到最為經濟有效的方案，以解決當事人的困難。
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研究
宋慧宇1，2
（⒈吉林大學，吉林長春130012；⒉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長春130033）
摘要：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具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把握及培養將對中國法治建設產生積極的作用。據調查，大學生整體上對法律充滿信心和信任，但對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和關注度不夠；對涉及自身的權利和利益比較關注，但缺乏維護權益的能力和手段；能夠正確認識法律的作用，但缺乏挺身而出護法的勇氣和信心。因此，針對大學生法治意識培養的現狀，必須創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充實高校法治意識教育內容，營造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形成以民主機制為核心的高校決策管理體制。
關鍵詞 ：大學生；法治意識；法制教育理念；法治文化氛圍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07（2015）09－0045－07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簡介：宋慧宇（1978—），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
法治的要義不僅在于完善的法治體系，更在于其蘊含的法治精神能否得到貫徹落實，而這必然依賴于公民個體共同參與的實踐行為。因此，法治意識作為支配公民外在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就構成了法治實現的主觀要件，或者說公民法治意識的高低將決定著法治國家的實現程度。我國目前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專科生人數達2000多萬，①作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和國家未來建設的主力軍，對他們法治意識的把握及培養將對我國法治建設產生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
一、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現實功能
公民法治意識構成了法治國家建設的評價尺度和精神支柱，它能夠促成公民守法的行為模式進而形成良好的外在法律秩序，同時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有助于法律制度的良性實施、運行和完善。但是，對大學生群體法治意識的培養又有著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功能。
（一）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是大學生未來立足社會的基本條件
在知識經濟時代，“個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日益被看作是他們個人生活質量和強大社會實力的關鍵”。[1]隨著我國建設法治國家進程的快速推進，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法律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法治意識和法律技能已經成為當代大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從在校時期的勤工儉學、畢業求職到日后步入社會生活和工作中誠實守信、平等交易、按章辦事、合法維權等，無不與法律相關。從某種程度上說，基本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的優劣將關系到一個人能否順利與人交往和穩固立足于社會。
（二）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是大學生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必備條件
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知識層次較高的群體，其法治意識如何將對我國的法治建設產生重要影響。僅僅奉公守法、以法律來規范自身行為還遠遠不夠，是否具備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和法律信仰，能否以法治意識支配自己的外在行為，主動捍衛法律，在國家事務管理中發揮重大作用，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帶動一般公民的行為，最終推動法治社會的發展，將是衡量大學生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重要指標。
（三）培養大學生的法治意識是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的迫切需要
大學生正處于生理和心理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家庭和校園走向社會的過渡階段，經濟能力和社會閱歷的欠缺使得大學生缺乏保護自己的意識和能力，比如勤工儉學和求職過程中用人單位不簽訂合同、收取押金、扣留證件、拖欠甚至拒發工資等。面對這些情況，很多大學生或者忍氣吞聲，或者過激對抗，維護自身權利的內在心理準備嚴重不足或手段欠妥，給高校對學生的管理和權利維護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等教育不能僅局限于傳授知識，而應當針對大學生如何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給予方法上的指導。因此，培養大學生的法治意識，讓其學會運用法律的途徑和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是當前有效維護大學生合法權益的迫切需要。
二、大學生法治意識現狀調查與分析
為了解當前大學生法治意識的現狀，本課題組選取了吉林省長春市三所高等院校（包括部屬“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學，省屬重點大學以及省屬公安高等院校）不同專業、不同年級、不同性別的本科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按照隨機抽取的方法，共發放學生問卷600份，回收問卷595份，有效問卷594份，有效回收率99％。本次調查題目設計包含大學生法治意識狀況的三大方面：對法律的理解與認知、涉及自身具體法律行為的觀點和看法、對學校法制教育及其他問題的看法和處理。
（一）大學生對法律的理解與認知
本部分題目涵蓋了大學生對我國法律的宏觀理解和微觀掌握，側重個人的主觀感受、評價和情感。
⒈大學生學習和了解法律的途徑。對法律學習和了解的程度是正確運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礎。在多項選擇中，大學生群體了解法律的途徑接近和超過50％的前三位分別是：電視、廣播、報紙等新聞媒體（77.4％），學校課程（63.58％）和網絡（47.89％）。從中可以看出：⑴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信息傳播方式了解法律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特點與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在我國仍然是受眾最廣的渠道有關，這些方式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大學生群體，同樣適用于全體社會成員，因為覆蓋面廣，也成為法律宣傳的主要陣地。⑵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決定了他們的很大一部分知識來自于學校教育，特別是作為義務教育非重點內容的法律更多被安排在大學階段講授，這就使得大學課程成為大學生法律知識的主要來源。⑶網絡作為新興的信息傳播方式在青年人中更為盛行，其具有快捷、簡便和豐富的特點，當然也會存在良莠相間的問題。盡管褒貶不一，但不能否認大學生們與網絡的不可分性，除了學習、娛樂、社交等用途之外，通過網站了解法律也成為近一半大學生的選擇。⑷在其他的較少選擇中，僅有1／5的大學生選擇通過書籍和論文的形式來深入學習和了解法律。這與當前通過購買圖書獲得信息資料的成本遠遠高于其他方式有關。另外，法律論文多為學術型，除了法學專業的學生之外，很少有人會選擇這一方式來了解法律。
⒉大學生日常對法律的關注程度。社會的不斷發展決定了法律經常處于變動之中，新法的實施、舊法的修改和廢止，這些信息是否會受到大學生的關注？根據調查，近七成的大學生偶爾關注法律變更信息，僅有14％的大學生會經常關注并主動了解具體內容，有16.76％的大學生基本不關心這些法律信息。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今天，增強全民法治意識是一項重要任務。大學生作為國家未來建設的主力軍，更應該將法律知識、法治觀念作為自身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規范自己的行為，帶動和促進全體社會成員加深對法律的理解和認同，推進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但從調查結果看，大學生日常對法律信息的接受和認知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很多人若非涉及自身利益都不會關心，由此說明大學生自覺學法的意識不強，這也嚴重妨礙了大學生主動運用法律知識進行行為選擇。
⒊大學生對當前法律的信任度和整體評價。公民對法律的感知和評價將會影響和支配公民的外在行為方式。根據調查，接近10％的大學生對法律有堅定的信心，相信法律能夠維護公民的切身利益，67.28％的大學生在認同法律正面功能的同時也看到了法律自身的局限性，能夠辯證地看待法律的功效。這些正面評價代表了大學生對法律擁有信任和依賴的情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學生對當前我國法治的整體現狀不滿意：有3.88％的大學生對法律完全持否定態度，根本不相信法律能夠維護自身利益；19.06％的大學生對法律沒有信心，認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錢、權力和人際關系的影響。這種調查結果與當前我國社會的大環境相關，如很多立法存在缺陷，暴力執法，司法腐敗，權大于法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給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形成帶來了負面影響，導致一部分大學生法律信仰的缺失。對于這些消極思想如果不能予以正面引導，在他們步入社會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權益受到侵害時，就可能做出比較極端和錯誤的行為選擇。
⒋大學生對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勞動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勞動法》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大學生即將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對于勞動者享有的基本權利應當有所了解。試用期上限的規定是勞動合同中保護勞動者的重要條款。我國《勞動法》規定，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但根據調查，只有不到50％的學生回答正確，在即將走向社會的大四學生中，回答正確的不足17％。調查結果一方面反映了大學生對于一些具體法律知識的掌握并不全面、準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高校在大學生就業指導方面工作不力。因此，高校除了關注大學生就業率之外，對大學生就業中的權益保護也應引起高度重視并成為重點關注的內容。
（二）大學生對涉及自身的具體法律行為的觀點和看法
本部分題目涵蓋大學生對具體公民權益的認知以及維權意識，側重調查大學生具體的維權行為選擇。
⒈大學生對隱私權所持的觀點。隱私權是一項基本的人身權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2]根據調查，90％以上的大學生對于本題目涉及的“私自拆看他人信件”和“偷偷尾隨他人并私拍其生活照片”兩項侵犯隱私權的內容都能正確認知，但也有8％的學生將“背后議論他人”錯誤地判斷為侵犯他人隱私權。關于學校公開公布學生考試成績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學生隱私權一直存在爭議，但通常在法律上認為考試成績屬于學生隱私，不應當張榜公布，而且也有學生因此起訴學校并勝訴的先例。[3]所以，“學校在網上公開公布補考學生名單”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侵害了學生的隱私權，但在此次調查中，只有不到三成的大學生認為這是侵犯了個人隱私權。可見，對這個問題而言，大學生的認識并不清晰，這與我國長期以來重管理權力、輕學生權利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有關。
⒉大學生的護法意識。護法意識是公民自覺、主動維護國家法律，同違法行為做斗爭的心理和信念。根據調查，僅有36.58％的大學生在目睹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堅定地選擇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接近40％的大學生只會匿名提供線索，22.74％的大學生不能確定如何選擇，1.37％的大學生明確表示不會提供證言或出庭作證。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大學生具有一定的正義感，能夠辨明是非曲直，愿意維護社會正義，但在具體行為選擇時卻有所退卻，缺少維護法律權威的堅定意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0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所以，大學生應當認識到出庭作證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這也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護法意識。
⒊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維權意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能靠單純的想法，必須體現在具體行為之中。根據調查，44.09％的大學生在購物后能夠保留消費憑證，以備日后出現問題留下有利證據。42.91％的大學生只會保留大件商品購物憑證，說明雖然他們意識到消費憑證的作用，但并不十分重視。13％的大學生完全忽視購物憑證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放棄了出現糾紛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有力證據。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對相關證據的保存和收集，可以在出現糾紛時避免因舉證不能造成不利于自身維權的法律后果，在這方面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和維權意識。
⒋大學生遇到糾紛時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消費者在超市購物遭遇商場人員無理搜身或搜查隨身攜帶物品而引起的糾紛屢見不鮮，遇到這種情況如何處理，能夠反映大學生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根據調查，絕大部分大學生在遇到這種情況時都會選擇拒絕，但仍有4.81％的大學生選擇忍讓，缺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和勇氣。在對糾紛處理手段的選擇上，由多至少依次為：報警、抗議、找商場領導、到消費者協會投訴、訴訟，極個別的大學生在選項之外填寫了暴力、謾罵等方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超市作為企業法人無權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即使懷疑消費者有盜竊行為也必須通過公安機關進行處理，否則就是侵害了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權，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明確這一點，首先，大學生有權拒絕搜身或搜查隨身攜帶物品，不應當選擇忍讓；其次，在處理方式上，報警、抗議、找商場領導、到消費者協會投訴、訴訟等方式都可以選擇，并且可以同時進行。但一定要避免采取暴力、謾罵等不理智的方式，否則，不但會導致不應有的沖突，而且還會對自身維權產生不利影響。
（三）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及其他問題的看法和處理
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范圍主要在校園內，本部分題目重點調查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及處理與學校相互關系時的態度和行為選擇。
⒈大學生對學校法制教育的看法。“法律基礎”是高校本科層次的必修課程。根據調查，超過50％的大學生認為學校的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很有必要，對其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38.7％的大學生雖然認為有必要，卻覺得作用不大，原因在于當前高校對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如專業課程，教育方式相對簡單、松散、枯燥、僵化，沒有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造成學生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趣和學習動力。7.7％的大學生則完全不重視或者根本不關心學校的法律公共課或法制教育，反映了一部分學生對法律漠視和輕視的態度，或者針對學校法制教育持否定態度。
⒉大學生在處理與學校相互關系時的態度和行為選擇。新時期大學與學生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學校在管理模式上也應當從傳統的單一行政手段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轉變。根據調查，在多項選擇中，大學生對學校的教學及服務不滿時選擇向學校和有關部門反映問題的占最多的兩項，說明學生有積極的維權意識并能夠選擇正當、合理的渠道。但仍然有超過1／5的大學生選擇沉默和忍受，甚至有大學生在選項之外填寫“不滿的地方太多，敢怒不敢言”。說明在與學校的關系上，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仍然沒有擺脫傳統附屬、屈從于學校的心態，沒有積極的維權意識。另外，還有少部分大學生選擇網上發泄或采取一些消極行為表示抗議，這種非正常表達意見的方式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學校應當拓展和設立多種投訴渠道，主動關注和了解大學生消極的群體行為和網絡信息，從中分析大學生所反映的問題，對合理的意見要積極予以解決，對不合理的意見要正面解釋和引導，不能以簡單的處分方式來阻止學生的維權行為。
三、大學生法治意識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大學期間正是大學生法治意識逐步形成、穩定并且能夠支配大學生行為的關鍵階段，因此，如何改革和創新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模式，幫助大學生樹立先進、理性的法治意識是當前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一）更新高校法制教育理念和目標
“人才培養既是大學功能的歷史起點，也是大學功能的邏輯起點，而知識傳承、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等，都是圍繞人才培養產生的輔助功能。所以大學功能是一個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的綜合體系。”[4]什么樣才算是合格人才？相信僅僅是專業知識優秀而缺乏適應未來社會的綜合能力和整體素質絕對達不到當今時代和社會對大學生所要求的高度，而法律素質將是人才構成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根據1995年國家教委頒布的《關于理論課和思想品德課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德育大綱》，法制教育是高等學校德育內容的組成部分，是大學生的必修課程。“法律教育的目標不外乎兩個，一是為法律行業培養新人，一是為更廣泛的社會成員提供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5]實際上，長期以來，對大學生“法律知識與意識上的訓練”都只是被當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當前高校教學實踐中，“高校法制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自身并沒有獨立的地位”；[6]部分教師因法制教育課是基礎課而產生輕視和應付的心理；學生只會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這些消極思想嚴重影響了法制教育的實效性和完整性。
為此，高校應當充分重視法律基礎課程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將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在教育體系上，賦予法制教育與德育教育以并列、與專業課同等重要的獨立地位，并合理設計教學計劃和大綱，突出法制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在師資結構上，配備專業出身、具備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人員授課。其次，充分發揮大學法制教育在培育法治文化和傳播法治理念中的積極作用，在傳授法律知識的基礎上，將平等、民主、公平、正義、自由、人權等法治精神融入其中，讓大學生真正理解法治的精髓和意義所在。
（二）創新高校法治意識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
當前，高校法制教育在內容上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教學和實踐體系，偏重法律知識的籠統講解和普及，忽視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使得法律之于大學生僅僅體現為外在的、疏離的存在，而缺乏對法律所蘊含的精神和價值的感悟和內化；在教學方式上側重單方面知識的灌輸和說教，忽視法律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法律知識的實際運用，無法幫助大學生運用法律思考和解決在社會中遇到的現實問題。
對此，高校應當注重法制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的豐富性、靈活性和實用性。首先，改變將法制課程僅僅作為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識普及的做法，樹立以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為中心的教學制度改革理念，使大學生真正從內心深處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維護法律，而不僅僅因懾于法律而遵守法律。其次，脫離社會法治建設實際的法制教育是失敗的，“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殊規律”，[7]以實踐性和應用性作為法制教育的評價標準，將課堂教學知識與課外實踐相結合，提高大學生運用法律思維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課堂講授之外，法律專題講座或沙龍、校園法律知識辯論或競賽、模擬法庭、社會調查、法庭庭審、廣播、電視、網絡、報紙等方式的宣傳等，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法制教育媒介和手段。再次，在法制教育的內容上，應當更加貼近和針對當前大學生直接面對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力求讓每個大學生學會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貫穿在日常行為中。比如：大學生勤工儉學、求職就業中合同如何擬定，應當警惕的陷阱；日常生活和交際中應當提防的詐騙手段；權利受到侵害時要即時采集證據，能夠運用和求助的救濟手段等。
（三）營造培養大學生法治意識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
大學生法治意識的培養要從自身日常生活場景開始，“使現實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通過對法治的近距離甚至面對面的直觀感悟，逐步確立起對法治及其規范與制度的信任和耐心”，[8]直至建立起對法的神圣信仰。大學生最經常的生活場景就是大學校園，并且在學習和生活中接受學校的管理，因此，學校的教育管理實踐將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思想和行為。
筆者認為，學校應當堅持“依法治校”，充分發揮法治在學校組織運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良好的校園法治文化氛圍。首先，以法治精神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作為學校制定各項規章制度的基本依據；其次，在學校組織運行管理中嚴格依法、依章辦事，保障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決策過程的公開性、決策行為的程序性；[9]再次，維護學校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各項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嚴肅性，減少決策管理中的隨意性和違法違規做法；第四，提升以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各類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并貫穿于學校改革發展的始終。
（四）形成以民主機制為核心的高校決策管理體制
“民主是法治的基礎，社會主義法治必須以民眾的廣泛接受和積極參與為基礎”。[10]可以說，民主是法治的靈魂，而“法治的本旨在于實踐性而非理論性，法治是直觀的生活方式而非抽象的玄思妙想，每一個具有直觀生活感受的民眾都可以成為實踐法治的主體”。[11]所以，實踐法治和實踐民主要從自身做起，民主參與學校決策管理是大學生培養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的有效途徑，而大學生在校的實踐經歷必將與本科教育一起為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作必要的準備。
對此，學校應當尊重大學生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為其提供民主參與學校決策管理的渠道。首先，在允許大學生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決策方面，歐洲的大學顯得更為民主和開放，如法國大學的理事會、英國大學的校務委員會、德國大學的學術評議會等都有大學生代表參加，其中，德國的“學生們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大學的決策。1967年以來，大多數學生組織都提出要求，主張所有決策機構中席位學生代表應占三分之一”。[12]而我國高校長期以來對學生慣性的壓制和專權管理使大學生少有這種“主人翁”意識，有“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只有以開放的態度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比如建立校務公開制度、學代會制度，這樣，才能使他們真正從內心信服并遵守和維護學校的規章制度。其次，學校在處理有關學生學習考核、評獎評優、貧困資助、行為處罰等事務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大學生的表達權利，建立一個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允許利益相關者或其他大學生對處理決定和過程提出意見、疑義、辯解、申訴等，在雙方充分博弈的基礎上形成決策并予以實施，從而保證兩者更為理性地進行選擇。這樣，既可以有效約束學校單方面的行為，也可以培養大學生的民主權利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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