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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地區高校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的重要性
1.1高級宏觀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中的課程地位高級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博士進行經濟研究的基礎理論課程，在西方國家常常作為一年級研究生的宏觀經濟學教程，或結合中級宏觀經濟學教程作為具有良好數學與經濟學背景的高年級本科生課程[1]。在當前的中國，各個學校對這門課程的授課安排并不一致。由于講授該課程對師資水平和生源水平均存在較高要求，一些條件較好的學校能夠為一年級的碩士研究生開設這門課程，條件一般的學校也盡量將這門課程作為博士學位課的主要內容，而未對該課程引起重視或條件較差的學校則未開設這門課程。相比東部地區高校而言，部分西部地區高校對該課程的重視和準備還略為不足。
1.2西部地區高校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的必要性高級宏觀經濟學在多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學術科研中是必不可少的理論工具，許多經濟學熱點內容也能從中找到模型來解釋和衍生，當前的各類經濟學學術期刊論文中也常常能見到該課程包含的經濟模型與知識點。
從學生角度來看，學習高級宏觀經濟學能使西部地區的學生了解和掌握更多宏觀經濟學研究前沿的內容，在閱讀相關文獻時能盡快理解其中心思想和關鍵內容，從而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科研能力的提高，必然會帶來學術研究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加強，能夠運用更深入的經濟學思維、經濟學方法和更前沿的數學方法演繹與證明經濟學命題，針對實際經濟問題進行模型建立、經濟學分析、數學推導以及之后的實證分析。
學生學術研究能力獲得提高的另一個表現是學生發表學術論文的質量和數量的提高。由于國內外經濟學類排名較高、質量較好的期刊往往十分強調理論模型的嚴格推導與證明，因此學生在對高級宏觀經濟學進行理論和系統的學習之后，會對當前較新和流行的經濟問題、理論模型與數學方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掌握，從而更容易在較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相應學術論文。
從教師的角度來看，開設和講授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也是對教師自身的一種挑戰，能夠提升西部地區高校教師學習和研究高級宏觀經濟學的積極性，促使教師學習更多高級宏觀經濟學內容，了解更多經濟學流派的思想與主張，掌握更前沿的數學理論和數學方法，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對經濟學的其他方向進行研究時或許也能觸類旁通，有所裨益。
2西部地區高校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存在的問題研究
當前，西部地區不少高校逐漸向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開設了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在開課與授課中也反饋出一些問題。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兩點。
2.1缺乏系統的經濟學理論知識由于長期以來東部地區高等教育水平、教育資源等存在著優勢積累[2]，經濟專業排名靠前的名校大多數位于北京、上海等東部發達地區，東部地區高校（考研地區劃分的A區）的考研分數線總體而言高過西部地區高校（主要在考研地區劃分的B區）。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西部地區經濟類研究生生源對系統的經濟學理論知識的了解相對而言較為薄弱，對初級和中級宏觀經濟學的學習可能還較為欠缺。在講授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時，教師常常會為了照顧基礎不扎實的學生而調低授課難度，降低講課速度，并適當回顧復習一些初級、中級宏觀經濟學的內容，這導致了高級宏觀經濟學本身授課課時和難度的欠缺。
2.2缺乏相關數學知識數學是高級宏觀經濟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環，涉及的數學工具主要有動態規劃、常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測度和積分、隨機過程等，碩士研究生在修習此課時往往會因為相應數學知識不熟悉而難以理解課程內容。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國內多數高校經濟系專業的本科階段在開設課程時將高等數學、線性代數和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數學類課程在大一、大二就講授完畢。雖然學生在考研時會重新復習這三門課，但在大一大二的本科學習中可能由于不知道考研科目設置而對上述數學課程不夠重視，學習時一知半解，做習題時草草了事，對知識點掌握不夠透徹。同時，在大三、大四以及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中可能因為未開設或未選修經濟數學方法、隨機過程、金融數學等與經濟聯系度較高的數學課程而導致數學基礎薄弱，在接受高級宏觀經濟學教育時面對復雜的數學工具很難理解和掌握。
從教師的角度來看，西部地區高校在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①師資力量缺乏[3]。講授該課程需要較深厚的經濟學沉淀和數學功底，同時由于許多參考教材和相關文獻資料都是英文文獻，需要良好的專業英語水平予以支撐，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教師并不常見。②存在人才缺口。許多能力很強的教師或博士均由于待遇、福利和機遇等原因選擇了東部地區高校就業，導致西部地區高校相關專業人才引進不足。③現有教師專業知識更新速度。由于高級宏觀經濟學涉及經濟學和數學的前沿問題，若未一直關注該方向的國內外最新研究現狀，則很容易造成知識更新速度較緩，講授課程內容陳舊、不適用等現象。④授課方式。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包含了大量的經濟學模型和數學推導，若不注意授課方式和講課風格，則容易讓聽課學生有艱深枯燥之感，難以對該課程產生濃厚興趣。
3西部地區高校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的對策與建議
針對上面提到的西部地區高校在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中遇到的問題，分別從學生和教師的角度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如下。
3.1從學生的角度學生的主要問題在于前置課程知識欠缺以及基礎薄弱，針對性的對策有：①各高校經濟專業應該在本科教學階段就有意識地引起重視和加強培養學生的經濟學基礎和數學功底，在大三、大四階段廣泛開設經濟數學方法、中級宏觀經濟學、金融數學方法等專業選修課，并在大一、大二階段向學生強調經濟學學習和考研科目中數學的重要性，提升學生學習初、中級宏觀經濟學和數學課程的積極性，使學生盡量擁有系統的經濟學和數學知識體系，為進一步學習高級宏觀經濟學打下良好的基礎。②各高校經濟專業在對碩士研究生開設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同時，應該實際調查選課學生的相關知識儲備情況，做好課程銜接，最好在講授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之前先為有需要的學生開設中級宏觀經濟學課程[4]，并適當地增開與高級宏觀經濟學對應的數學課程，如動態規劃、常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測度和積分、隨機過程等。同時，為了增強學生閱讀相關外文文獻的能力，應該配套地開設專業英語課程。③為了保證學生在接受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及配套課程之后能真正達到課程要求，應該在出勤、課堂表現、習題和考試上適當嚴格要求，該課程中大量的模型推導必然需要學生花費較多的時間來理解、推導和記憶。適當選取考試的方式和考試的難度，使學生在有動力學習的同時又不至于背負太大壓力。④學生在學習了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并掌握了其中與自身研究方向相關的內容后，下一步必然是通過寫作和發表學術論文或畢業論文的方式來體現出學習到的知識。若缺乏相關培訓而導致學術論文寫作能力欠缺、寫作方式不規范，則很難體現學生的學習成果。因此，開設科研方法和學術論文寫作的配套課程與講座，提高學生的學術論文寫作水平也非常重要。
3.2從教師的角度教師的主要問題在于師資力量不足、人才引進缺口和自身知識更新，針對性的對策有：①設法增強師資力量，引進相關人才，擴充師資隊伍。注意有針對性地引進符合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講授條件（即經濟學、數學和英語均有較強能力）的人才，為此可以適當提高優秀人才的待遇，培養專業的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師。原有教師結構知識儲備落后，要積極地提高原有教師的教學科研水平。②形成高級宏觀經濟學研究團隊，吸納能力優秀的教師與學生加入團隊，設法增強團隊科研能力和合作能力，將教學與科研有機聯系[5]。由于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都需要在授課過程中大量學習新知識，一個良好的研究團隊能使團隊中成員對相關知識有更廣泛和深刻的了解，共同討論和研究也能使人受益匪淺。③針對教師知識更新速度問題，西部地區高校的經濟專業應該加大對外交流合作，積極派出相關教師與人才赴外學習深造，與國內外名校保持密切的聯系，學習他人長處，彌補不足。同時應該盡量保證學校外文期刊與中文核心期刊數據庫等更新及時，為教師和學生能及時獲得相關學科最新前沿理論提供有力保障。④教師在講授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時，應該努力提高授課水平，力爭講課能夠深入淺出、舉一反三，知識點要落到實處，模型推導應該根據學生能力來決定詳盡程度，布置數量和難度適當的習題并及時講解，保證學生盡量掌握重要知識點。同時教師還應該形成自己獨特的講課風格，風趣幽默、娓娓而談或環環相扣的授課風格往往能使學生更清楚明白地掌握知識點，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課程產生深入研究的興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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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煒華，胡春田.試論“中級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定位與教學[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6（4）：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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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股票價格；宏觀經濟；成本收益核算；貸款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8)05-0008-04
一、理論綜述
針對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問題，前人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部分西方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股票市場如何影響實體經濟上。M，Friedman曾指出，股票市場影響貨幣需求的途徑和機制體現在四個方面：財富效應、資產組合效應、交易效應和替代效應。財富效應、資產組合效應和交易效應會增加貨幣需求，替代效應則會減少貨幣需求。而另一些學者則主要關注貨幣政策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并提出了多種不同的解釋。
我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匱乏，而且國內研究多偏重于股票市場對貨幣需求與供給的影響。易綱、王召(2002)和余元全(2004)基于經典的IS-LM模型，從宏觀上分析了股票市場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機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2002)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了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價格的上漲會使貨幣流動性有所增強。此外，還有黨芳(2004)，張笑冰(2007)，賈煒、蔡維、樊瑛(2007)等人在我國貨幣需求和股票價格的實證研究關系的問題上做過實證研究。
然而，上述關于股票價格變動與宏觀經濟關系的研究都是以傳統的經濟學存量流量模型為基礎進行的。本文試圖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下，基于企業成本收益核算模型，對股票價格影響宏觀經濟的機理進行解釋，重點關注股票價格變化對貸款的影響，最后用我國的股票市場數據和宏觀經濟數據對理論分析的結論進行實證檢驗。
二、基于企業成本收益核算的收入流量模型
在傳統經濟學流量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對企業成本收益的核算，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反映企業以貨幣量值為基礎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型。
關鍵詞：宏觀經濟；經濟管理；問題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加深，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在逐步加快。宏觀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部門的管理，唯有通過適當的調節，及時地對經濟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合理的應對才能真正保障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但是，在進行具體的管理和調節時，務必要對幾個問題進行注意和解決，從而消除阻礙經濟增長的不良因素，科學的認識經濟管理的本質，進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氛圍，實現社會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1宏觀經濟管理概述
宏觀經濟管理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工作中都屬于重點部分，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在不同程度的使用著宏觀調控手段，從而最大可能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事實證明，適量的宏觀經濟調控可對市場有較好的引導作用，而缺乏宏觀管理措施的經濟是不成熟的，也會經常遇到諸多問題。具體來說，宏觀經濟調控對于市場有以下幾點作用：減少壟斷行為，使市場趨于公平；平衡宏觀總量，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促進市場公平競爭，保障市場經濟的公正；適當提供公共物品，調節經濟發展；減少收入差距，避免兩極分化。但是，以上所列的宏觀經濟所表現出來的優勢唯有通過科學恰當的管理理論的指導，再加上嚴格的執行過程才能真正體現出來。因此，有必要對宏觀經濟管理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進行重視，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的優勢得以發揮。宏觀經濟管理，具體來說就是一個國家為了在某個時期使經濟達到一定的目標，采取一系列干預措施來對目前的經濟進行影響的活動，其主要包括了決策、預警、調控、組織以及監督等活動。另外，宏觀經濟管理的含義還可用三點來敘述：第一，管理的主要目標是使某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達到預期，具體來說就是盡可能達到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經濟快速增長的目的、經濟效益大幅提升的目的、人民生活得到較好改善的目的以及國家的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的目的；第二，宏觀經濟管理在本質上是國家或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和管理，其管理的主體也是國家本身，該種管理與政府管理有所差異，后者屬于前者的一部分，在具體形式上，國家管理還包括了司法機構和立法機構的管理；第三，從管理的具體內容上來看，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活動主要包括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宏觀收入的分配以及經濟總量的平衡等，可以看出宏觀經濟管理主要是相對于微觀經濟管理來設定的，其管理不等于國家管理，后者主要是相對于市場調節而言的。
2管理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2.1理論體系的問題。
在宏觀經濟出現之前，我國主要采用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對于經濟的調控力度比較大，政府相關部門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由國家來對經濟進行統一的決策。該種體質雖然具有一定好處，但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弊端，其發展到一定階段反而會對經濟的前行造成阻礙，例如對人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影響，降低經濟發展效率和質量。因此，在改革開放后，政府對于經濟的管理趨向于采用宏觀調控的措施，也因此產生了宏觀經濟管理的范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關于宏觀經濟的理論也在不斷地被完善。相關學者通過研究國外的先進經驗，并與國內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探索出一系列適合我國國情的理論和方法。但是，在這些理論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所研究的對象較為模糊。由于研究對象關系到研究所使用的具體方法和手段，同時還對研究的最終目標造成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研究對象進行仔細合理的確定。而目前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各個版本中，大多沒有對研究對象進行界定，最終對該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不好的影響；第二，理論體系不夠合理。在宏觀經濟管理理論中，有太多的內容是關于具體管理措施方面的，而在管理職能的方面的內容較少，宏觀經濟管理本身屬于方法論的科學，務必要以管理方法論來進行體系的建設。另外，宏觀經濟管理的內容只能作為管理活動的基礎，而不能成為其主體部分，若不能對其進行合理適當的安排，將大大影響學習人員的學習效果。
2.2管理目標和內容不明確的問題。
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管理目標的設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關系到所采用的具體管理手段的選擇，還對管理中的資源配置等造成影響，另外，管理內容的確定也是十分重要，這會對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較大影響，對管理目標的最終實現也有很大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管理目標和內容進行明確，從而保證宏觀經濟管理的科學有序進行。但是，在目前的經濟管理中，管理目標較為模糊的情況普遍存在，管理內容也不是十分正確，這就導致管理過程出現較大的混亂，進一步降低宏觀經濟管理的效益，對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3部分相關的建議
3.1完善理論體系。
理論體系的完善是宏觀經濟管理能真正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對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體系進行科學合理的完善，從而保證經濟管理方法所依據的各種基礎理論的有效性和準確性。具體來說，可采取以下幾種方法：第一，對理論重點進行提煉和突出。宏觀經濟管理的內容較為繁多，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也十分復雜，這使得相關人員在使用時極為不便，通過對理論重點進行有效提煉，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是理論體系的脈絡更加清晰；第二，改進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框架。要對理論的框架進行改進，使其更加符合一般管理理論體系的相關要求，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更加偏向于管理職能而不是管理內容；第三，進行定量分析。通過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可進一步發揮宏觀經濟管理的應用優勢，所以，有必要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建設和闡述時，運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輔助，利用多種決策和調控模型來幫助分析具體理論。
3.2明確管理目標和內容。
通過組織相關的專家進行科學的考察和學習，從而保證宏觀經濟管理目標設定的合理性和準確性，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管理目標：保證經濟的穩定；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對國際收支進行平衡；使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過對宏觀經濟管理目標進行準確設定，便于進行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保證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通過參考國外先進理論，來對目前的管理內容進行一定的調整和修改，從而確保管理工作的正常進行，提升工作的效率，保證工作的效果。宏觀經濟管理質量的高低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具有很大影響，較好的管理工作可大幅提升經濟的發展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國力的顯著增強，確保社會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對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問題進行重視，設定合理的管理目標，完善管理的理論體系，最終保證宏觀經濟管理的優勢得以發揮，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對目前的宏觀經濟管理進行了仔細分析，對其概念及發展現狀進行了詳細闡述，同時有針對性的提出了應注意的問題，最后給出了一些建議，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定幫助。
參考文獻
[1]張金才.論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系統[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5）：63.
【關鍵詞】VAR模型；宏觀經濟；預警
宏觀經濟描述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總體的經濟活動和運行狀態，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的主要目標是保持經濟高速的發展、較低的失業率和穩定的價格水平。在實際中，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之中，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經常會出現起伏波動，要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抑制超常規的經濟波動，我國的管理部門就要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和預警。河北省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也在逐步向市場化方向過渡，要想實現河北省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就要密切關注全省的經濟走勢、制定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
一、研究現狀
我國宏觀經濟預警理論的研究是從經濟循環波動問題入手的，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顏德林、周鳴（1993）用經濟周期波動理論研究廣西經濟周期波動規律，對廣西宏觀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預警、預測。王慧敏（1998）從討論和分析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研究發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預期的AD-AS模型作為宏觀經濟預警的基礎，構建了基于理性預期觀的經濟預警系統。賀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統理論和神經網絡相結合，構建了宏觀經濟非線性預警模型。以往關于宏觀經濟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對宏觀經濟現狀的描述，無法實現對經濟的動態預警。采用VAR方法構建預警模型，它可以將變量當做相互影響的動態系統，符合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
二、VAR經濟預警系統的構建
1．建模思路。對于河北省宏觀經濟進行預警，實質就是對河北經濟運行中的“關鍵點”進行監控，我省多年來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充分”，所以本文選取了能充分反映三個目標的經濟變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河北省GDP反映的經濟增長速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長質量。在宏觀經濟預警中，要特別注意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在河北省的宏觀經濟預警中，還要研究宏觀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具有怎樣的關系，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2．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預警依賴于監測，監測離不開指標，宏觀預警指標體系通常只選擇反映經濟運行特征的指標。本文從宏觀經濟運行穩定的角度出發結合經濟增長、供需變化、內生增長動力等因素，最終選取了反映宏觀經濟增長情況的河北省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來構建宏觀預警的VAR系統。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 regres
sion）通常用于相關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隨機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模型避開了結構建模中需要對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關于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函數的建模問題；應用樣本可以確定一個多變量VAR系統的參數，從而得到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因而向量自回歸模型是分析多變量時間序列的有力工具。一個n維隨機向量服從p階向量自回歸過程，記為VAR（P），其數學表達式為：
（1）
其中，yt是m維內生變量向量，是d維外生變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有p和r階滯后期。是隨機擾動項，其同時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關，但不能與自身滯后期和模型右邊的變量相關。鑒于本文中所選擇的指標為河北省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故這三個變量構成的p階VAR模型可以表示為：
（2）
三、分析過程及結果
傳統的回歸方法一般假定所使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然而許多經濟現象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倘若采取傳統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就會出現偽回歸和無意義回歸的現象。基于這一原因，恩格爾和格蘭杰首先提出了一種處理非平穩序列的協整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兩個或多個非平穩的變量之間尋找均衡關系。因此，對VAR模型中各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是我們判斷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基礎。
1．單位根檢驗。由于討論序列協整性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所以第一步應該分別對各個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我們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的結果匯總在表1。
2．協整關系檢驗。為了檢驗上述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多變量Joh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和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2。
經過協整檢驗可知三個變量間沒有協整關系的假設，且均通過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故可斷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間有且只有一個協整關系，將協整關系標準化后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對序列vecm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其已經是平穩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動，再次說明協整關系是正確的，即GDP、CPI和PCCI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通過協整關系（3）可是，社會消費品銷售額對地區生產總值有正向的拉動作用，而CPI對地區生產總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3．VAR模型計量結果。根據以上對時間序列的檢驗可知，三個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且協整檢驗證明三者存在協整關系，故可對三者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經過初步計算可以得知，在滯后期為1的時候，VAR模型的AIC值最小，故建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為一階模型，系數估計結構和對單個方程的總結具體如下：向量自回歸方程總結：
從表可知，三個方程的F統計量都遠大于臨界值，故知三個方程式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是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調整的復相關系數分別為0.997670、0.747365、0.724552，說明三個方程的擬合效果都較好。且從參數的估計結果來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商品零售價格的變化影響較大，且均為正相關，這說明經濟增長的較高基礎和商品零售價格的增加都會帶來下一時期經濟的增長。同時結果也顯示，CPI的增加會給下一期的經濟增長帶來負效應。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1．從長期來看，河北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在短時間內，這些變量可能會偏離均衡值，這主要是因為市場隨機干擾的存在，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這些變量最終會回到均衡狀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人均現金收入的影響比較大，都為正相關，這就說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會刺激和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是CP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了不利于現在經濟的增長，所以當前的河北應該加大對物價的控制力度，增加人均收入。
2．人均收入對地區生產總值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積極的作用表現為人均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1.0965％的增長。CPI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負面效應表現為：CPI增加1％，就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下降0.4986％。在長期均衡趨勢收斂的作用下，GDP、PCCI和CPI分別是以12.87％、16.97％和6.23％是速度想均衡狀態靠近，但是由于隨機擾動的存在，非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靠近的實際速度往往慢于理論速度。3．本文構建的VAR預警系統中，主要是描述的是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可以直接根據被解釋變量的過去值來進行預測。本文的模型預測結果表明經濟的發展具有慣性，人均的收入對經濟增長也有正相關的拉動作用，在當前CPI較高的情況下，應想方設法使物價逐步回落，以減小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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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股票市場 宏觀經濟 影響 相關性
根據近年來大多學者關于證券市場、市場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可發現股票市場出現波動的決定性因素表現在宏觀經濟上，且能夠將宏觀經濟情況反映出來的又以股票市場為主。大多股票市場發生波動，多因宏觀經濟發展中存在較多政策性因素、規律性因素等，使股票市場難以保持持穩趨勢，可見宏觀經濟對股票市場的影響極為明顯。因此，無論從國家宏觀調控角度或股票市場發展角度，對宏觀經濟、股票市場二者關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基于理論視角下的宏觀經濟與股票市場關系分析
（一）股票市場受GDP影響研究
理論研究發現，宏觀經濟變化往往依托于以GDP為基礎推測的經濟增長率進行反映。若在外界環境處于穩定情況下，經濟增長率呈現出平穩持續增長趨勢，可判斷此時社會中的需求、供給保持正比關系，此時的經濟結構也較為合理。在此環境下，社會人群因對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預期值，便會向市場投入更多的資金，如典型的炒股現象，而企業在此背景下為進行自身規模的擴大，也開始進行更多的投資，由此使整個股票市場更為活躍。但假若經濟增長率呈下降趨勢，此時企業因盈利虧損，便減少投資，整個股票市場環境下，供給情況會發生一定的變化的，其中需求者，即投資者在收入預期方面不斷降低，對投資資金開始減少，這樣需求曲線會保持快速下降。由此看來，股票市場受GDP影響較為明顯[1]。
（二）股票市場受利率變化影響研究
關于利息率，其主要指利息與本金二者的比率。通常從債權人角度看，利率可作為收入來源之一。而從整個股市發展情況看，利率影響則極為明顯，利率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市場中資金的流動，資金流動性的高低將決定股票市場發展。以經濟學視角看，市場發展中資金供求關系主要以利率為決定性因素，其中的需求方與供給方分別為投資與儲蓄，而投資與儲蓄實質可作為表示利率的函數，所以利率的變化直接影響股票市場發展。
（三）股票市場受貨幣供給量影響研究
股票市場中，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不同的效應方面。例如，投資組合效應。其主要指當國內處于貨幣政策放寬條件下，個人持有貨幣增多，而投資效益表現出下降的趨勢，如果不存在其他外界環境干擾，因個人貨幣存儲較多，便會將其投放到市場，以此達到利益獲取目標，這樣股市價格會由此提高。再如，預期效應。其主要指在貨幣政策的放寬前，許多投資人開始預測貨幣市場走向，采取相應的貨幣投資方式，使股票市場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另外，也有增長效應在股票市場中存在，可將其理解為貨幣供給量上升情況下，整個市場中投資擴大、利率下降，此時股票投資會取得更多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推動股市價格的進一步提高[2]。
二、基于實踐視角下的宏觀經濟與股票市場關系分析
（一）20世紀前后中國經濟發展與股票市場關系驗證
本文在研究中選取上世紀國內經濟發展作為實證，原因在于該時期內國內經濟發展變化較為明顯。以1994年與1999年之間國內經濟發展為例，國內此時GDP在增長率上約下降5個百分點，整個市場環境下，個人與企業都難以獲取較多的收益，而且通貨膨脹率呈現上漲趨勢，直接導致股票市場發展受到挫折。而該時期結束后，國內經濟發展中注重不斷調整經濟結構，使GDP在增長率上到8%，此時股票市場逐漸回暖。直至2000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因經濟矛盾逐漸解決，使證券市場發展速度提高。然而能夠發現，在2002年以后，國內GDP增長率盡管提高許多，但此時股市的發展卻以“熊市”形式存在，完全與經濟發展相背離。而產生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表現在此時我國股市發展不健全，且較多投資者在未正確認識市場發展情勢的背景下便盲目跟風，導致股票發展較為扭曲，產生“熊市”。
（二）從供應角度探析股票市場與貨幣市場向關系
盡管在理論研究過程中，人均收入、貨幣發行與經濟增長保持正比關系，但從實際角度看，卻不具備較高的可信度。如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背景下，因貨幣流動率不斷出現變化，便會使股票市場因貨幣需求量變化而受到影響。綜合實際影響情況看，變化情況首先表現在股票價格提高后，貨幣需求量會因個人收入提高而上升，而這種股票上漲趨勢下，人們為進行風險控制便采取資產組合調整方式，如斥候貨幣量的擴充，使市場內貨幣需求量不斷上漲。另外，股市交易量因股價上漲而出現擴張的情況下，需依托于較多的貨幣供應才可實現。因此，綜合來看，股市變化、貨幣供應變化二者相互影響。
（三）利率變動情況下股票市場變化態勢
無論理論或實踐研究，都可發現影響股票市場的關鍵性因素體現在利率變動方面。當利率保持下降態勢時，由于企業成本有所降低，此時大多企業為擴大經營規模便會利用利率下降優勢，加大投資力度，使股票市場得到發展。自1996年起，我國的在降低利率方面連續八次，每次利率調整政策實施后都刺激股市的進一步發展。尤其利率調整消息傳出后，也會產生一定的預期效應，帶動股市的提前發展[3]。
三、結論
我國經濟發展中，股票市場已逐漸成為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從文章研究看，宏觀經濟的發展能夠帶動股票市場發展，而股票市場又是對宏觀經濟的具體反映。盡管在二者相關性研究中發現，存在背離情況，但其原因多集中在股票市場發展較為滯后等方面，在日后完善過程中，這些問題都可被逐一解決。
參考文獻：
[1]薛華林.中國宏觀經濟與股票市場相關性比較分析[D].南昌大學，2014.
關鍵詞：國際石油價格;產出;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5（1）-0028-05
一、引言
1998年國內石油價格與國際石油價格并軌，國內石油基準價與國際石油價格實現聯動，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國內石油需求的影響越來越顯著，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也隨之凸顯。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對石油的需求已經具有很大的剛性，在石油需求缺口越來越大的形勢下，國際石油價格波動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國際石油價格波動也會影響我國通貨膨脹。石油作為一種基礎性上游商品，涉及的下游行業眾多，石油價格波動對其生產和消費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石油價格的高企會推高眾多產品的生產成本和消費價格，對通貨膨脹構成上行壓力。據此，本文在總結現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溢出效應模型和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從經驗事實到理論解讀逐次遞進，對我國通貨膨脹波動中的能源價格因素問題進行詳細闡述。本文具體安排如下，第二節基于SVAR和BEKK溢出效應模型考察石油價格沖擊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的經驗事實，結合Blanchard Quah（1989）方法，分解出能夠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供給、需求和能源價格等結構性沖擊因素。第三節進一步建立一個包括石油價格因素的新凱恩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Neo-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Equilibrium Model，NK-DSGE），研究石油價格沖擊對宏觀經濟的作用機制和特征。本文最后給出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經驗事實――基于SVAR與溢出效應模型的視角
（一）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的估計
1、變量選取與數據處理。本文選取1996年1季度到2012年4季度的實際產出增長率、環比通貨膨脹率以及石油價格變化率3個變量作為SVAR模型所需要的變量，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本文采用 ADF 方法進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中可以看出，所有變量都拒絕了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差分變量都是平穩的。
對于3個變量構建的SVAR模型，由于時間序列數據點的限制，滯后期取4，使用 Eviews6.0軟件對構建的SVAR模型進行識別，VAR和施加長期約束SVAR的估計結果如表2、表3所示。
3、基于SVAR的結構性沖擊對產出、通脹波動解釋程度的比較。總的來看，國際石油價格沖擊對通貨膨脹和產出的影響在大多數時候要小于供需沖擊對通貨膨脹引起的波動。供給和需求沖擊解釋了大部分的宏觀經濟波動。事實上，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分水嶺，我國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危機之前，我國國內經濟受到國內投資和出口需求的強勁拉動，經濟增長迅速，外匯占款規模不斷提高;同時全球經濟向好也助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因此，受到國內經濟過熱、外匯占款增加以及輸入性通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這一時期的我國通貨膨脹面臨較大的上行壓力，這一點可以從圖1、圖2觀察得出。2008年下半年以來，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國際貿易大幅收縮，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包括石油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國內能源市場也不能獨善其身。因此，在我國對外貿易需求下滑、能源價格下行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國通貨膨脹暫時消除了之前的上行壓力。但是，我國在2008年末實施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所帶來的新一輪通脹壓力在2010年前后開始逐漸顯現。同時，國外各種版本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密集實施加劇了流動性涌入新興市場國家，原來跌入谷底的能源價格再次扭轉回升。在國內外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和作用下，我國通貨膨脹再次面臨上漲壓力，此時以石油價格為代表的能源價格沖擊也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后，隨著我國國內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美聯儲退出QE計劃預期等因素的影響，相比于供需層面的沖擊，近期能源價格的沖擊效應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開始減弱。
（二）波動溢出效應模型的估計
從表4給出的波動溢出效應模型估計結果來看，主對角項的參數α11、α22、α33、β11、β22、β33均在1%顯著，這說明產出增長、通貨膨脹與石油價格增長率均表現出顯著的ARCH、GARCH型波動特征，波動存在聚集性。對于非主對角項的參數，α21、β21、α12、β12均在1%顯著，說明產出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雙向ARCH、GARCH型波動溢出效應;α31不顯著，β31在5%顯著，α32在5%顯著，β32不顯著，說明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產出增長僅存在GARCH型波動溢出效應，對通貨膨脹僅存在ARCH型波動溢出效應;α13、β13、α23、β23則均在1%顯著。這一結果表明，相對于產出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緊密地波動溢出效應，國際石油價格對產出、通脹的波動溢出影響則相對較小，雙向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不夠暢通，石油價格波動對產出、通脹的溢出效應相對較小。但產出、通脹對石油價格的影響則十分顯著，說明我國宏觀經濟波動對國際石油價格的波動溢出效應更為明顯。以上結果事實上也從波動層面印證了上一節的研究結論，即這是由于國際石油價格對產出、通脹的波動溢出作用不夠顯著，使得產出在對石油價格沖擊的脈沖反應表現出與理論不相符的特征結果。
1、數據的選取與模型參數的估計
本文選取1996年1季度到2012年4季度的實際產出增長率、環比通貨膨脹率以及石油價格變化率作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貝葉斯估計所需要的數據，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并對數據進行逐期平減處理，盡可能消減政策或經濟周期對數據平穩性的影響。在估計中采用貝葉斯方法估計模型中的參數。具體來看，對于經濟穩態時的投資產出比率ky，采用消費、投資數據均值作為穩態均衡時的一個簡易替代，由此得到ky的校準值為0.4，即產出中投資拉動的占比大約在40%左右。對于貼現因子、消費慣性、零售商價格不變概率、貨幣政策調控平滑因子、技術進步一階自回歸系數均處于0到1之間，其先驗概率分布可設定為均勻分布和Beta分布。事實上，均勻分布是Beta分布的特殊形式，可通過變動Beta分布的參數設置而得到，考慮到參數先驗概率分布的普適性，本文設定上述參數的先驗概率分布為Beta分布。根據Zhang（2008）的計算方法，得到其先驗分布的均值為0.963。消費慣性系數h代表了家庭之間的攀比效應（Catching up with Jones Effect），根據Christiano、Eichenbaum 和Evans （2005）、Smets 和Wouters（2007）對這一系數設定的區間，本文將其先驗分布設定為先驗均值等于0.6的beta分布。關于國內產品零售價格的粘性概率ω，假定價格每年進行一次調整，則每季度調整的概率為0.25，不調整的概率為0.75。關于跨期替代彈性倒數（風險厭惡系數），根據顧六寶和肖紅葉（2004）的研究，分別按照歐拉公式和Arrow-Pratt Measurement of Risk Aversion得到的風險厭惡系數為3.169和3.916，本文取兩者的均值為3.565。關于勞動力供給對實際工資彈性倒數η，Smets and Wouters（2003）取之為4、王文甫和王君斌（2010）認為3比較合理，黃志剛（2011）給出的是5，本文取其平均值為4。利用最小二乘法對國內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得到相應參數的估計結果作為其對應的先驗均值分布如表5所示。
2、基于DSGE的結構性沖擊對產出、通脹波動解釋程度的比較。
我們基于DSGE得到結構性沖擊對產出、通脹波動解釋程度的比較，結果列入圖3、圖4中。結果顯示，石油價格沖擊相比于技術、貨幣政策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這與之前SVAR的結論一致，說明研究的穩健性和可靠性。事實上，我國宏觀經濟波動受到的沖擊因素眾多，供給和需求層面的沖擊是宏觀經濟波動最主要的因素。供給方面的沖擊因素往往與技術進步、結構性改革有關。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從上世紀80年代起于農村領域的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再到本世紀初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比較競爭優勢得以充分發揮，這些都是我國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環節，也是推動我國經濟長期增長根本動力。需求層面，一般來講需求變化是導致經濟短期波動的主要力量。我國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失衡，國內消費長期不足，次貸危機以后，受到人民幣持續升值和外需下降的影響，貿易部門的貢獻度也開始顯著下降，因此投資成為支撐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最主要力量，而我國經濟為保持一定增速也越來越倚重財政貨幣政策的調控。這些因素共同解釋了我國大部分的宏觀經濟波動。反觀以石油為代表的能源價格，由于我國依然存在較大程度的能源價格管制，我國國有經濟對能源成本敏感度低以及能源使用的低效率，石油價格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程度相對有限。
三、政策建議
首先，要調整和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長期以來，我國能源消費結構占比最大的是對煤炭資源的消費，一直在70%左右。據測算，煤炭在能量轉化方面的效率要低于石油、天然氣等油氣資源。從發達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能源利用效率的上升有助于減少能源消費彈性，提高能源節約效率。因此，我國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必然涉及到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在未來能源消費中，應當逐步增加油氣資源的消費占比，適當減少對煤炭資源的依賴程度。同時，研究和推廣能夠降低能耗的新技術，積極開發新能源。盡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導向，但不可否認，受制于各種因素的限制，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方式依然存在著投資效率與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客觀事實，依靠生產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局面始終沒有形成，這表明我國在能源特別是石油資源的利用效率領域有著很大的節省空間。因此，應當積極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時開發可替代能源，從效率提高和能源替代的角度來減緩和抵消石油價格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其次，在石油消費加大的背景下，需要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來抵消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石油資源的相對匱乏，國內石油儲備總量偏低，我國人均石油儲備量也一直處于極低的狀態，與世界均值相比甚至不到10%。這一現實直接導致我國對外石油依賴程度一直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國際石油價格的不確定性對我國經濟穩定和能源安全構成了日益顯著的負面影響，成為我國經濟長遠發展的一個瓶頸問題。因此，應對石油價格波動的一個有效解決方案是構建我國石油戰略儲備體系，同時積極發展和完善國內石油期貨市場，使得期貨市場在價格發現、套期保值方面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和應用，以此來減緩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同時，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控方面，也要適時對國際石油價格波動予以必要關注，在石油價格波動所引發的經濟不景氣、失業增加與通貨膨脹上行之間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相應的政策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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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Shock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mpirical Facts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ENG Mengyu 1 WANG Jin 2
（1Yan’a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Yan’an Shaanxi 716000;
2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of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關鍵詞:能源稅;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經濟影響
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嚴峻問題。經濟快速使我國成為能源消費大國,由此帶來的環境問題顯得日益突出。2008年的“兩會”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加大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力度,并且強調改革資源稅費制度,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并將“加大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力度”作為2008年的主要任務。可見,能源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我國21世紀迫切需要破解的議題。稅收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在破解環境難題,促進能源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其他經濟手段難以替代的功能。各國的實踐表明,能源稅不僅有助于緩解能源需求快速增長,更有利于國家的能源安全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然而,能源稅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當能源稅政策被實行后,考慮如何降低它的負經濟效應,或是增加它的政策可行性十分重要。不適當的建立原則以及不好的實施方案都將會引起對經濟行為的扭曲,也會降低我國各工業部門的國際競爭力。
本文通過建立一個我國能源稅收政策的可計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比較不同能源稅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以期為未來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決策支持方向。
CGE模型在能源稅收領域中的應用綜述
CGE模型源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它使用一系列同步等式去描述宏觀系統中不同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它的基本理念是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生產者在決定資源閑置下選擇最優的供應量,同時,通過效用最大化原則,消費者在預算約束下選擇效用最大化。均衡價格時達到最優供應量和最優需求量,以至于資源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消費者可以獲得最滿意,經濟達到最優一般均衡狀態。
CGE模型是稅收政策分析的一種流行工具。國外有大量學者設計分析能源稅政策的CGE模型。Scrimgeour、Oxley和Fatai(2005)比較了不同的碳稅稅率對紐西蘭經濟的影響以及相應的碳稅、能源稅和石油稅的有效性。Zhang&Baranzizi(2004)給出了能源稅/碳稅的一個經驗研究回顧,指出了給定一個框架協議的最終目標,碳稅的稅率將會越來越高,對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大。他們還指出稅收回報循環的方式將從根本上決定能源稅的最終經濟影響。Zheng&Fan(1999),Fisher—vanden&Ho(2007)以及Garbaccio、Ho和Jorgenson(1999)也建立了中國能源稅政策的CGE模型。Zheng&Fan(1999)建立了一個相關的靜態模型,估計了必須的稅率以及5%,10%和20%的能源稅率的長期和短期經濟影響。Fisher-vanden&Ho(2007)分析了在能源稅函數下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影響。Garbaccioetal.(1999)建立了一個回歸動態CGE模型,估計了計劃和市場經濟共存的情況下碳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結果顯示把能源稅收入返還到家庭和生產部門將會刺激投資,從長期看,還會增加GDP和消費,因此他們得出能源稅征收會獲得“雙重紅利”。
目前,我國關于能源稅的一般均衡分析才剛剛起步。王德發(2006)利用一個地區CGE模型,研究了能源稅征收所產生的勞動替代效應。胡宗義、蔡文彬(2007)運用一個我國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MCHUGE模型,分析了在短期和長期的時間框架下,對能源稅的征收進行了政策研究。林伯強、何曉萍(2008)運用CGE模型分析了對油氣開采行業征收20%以下的資源稅,結果表明其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并不大,但是它顧及稀缺性資源耗減問題對后代福利的影響,從而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意義。
我國能源稅收CGE模型的構建
(一)我國能源稅收CGE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個我國能源稅收政策的CGE模型,是在Lofgran、Harris和Robinson(2002)的“標準CGE模型”的基礎上改進而來。模型包含四個模塊:生產者模塊、主體機構模塊、國際貿易模塊、系統平衡模塊。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給出了部分的方程式。
1.生產模塊。生產模塊描述了每個部門的生存行為,模型假設生產部門只生產一個商品,商品和生產活動是一回事。具體投入包括勞動、資本、能源投入以及其他中間投入。生產函數由兩層嵌套函數組成,最高一層的嵌套的生產函數有兩個投入:增加值QVA以及總中間投入QINTA。
(1)
QAa為經濟活動生產的商品數量以及相關部門a的數量。
嵌套函數的第二層,一個是增值,一個是中間投入。增值的生產函數為CES函數,有兩個要素投入,勞動QLD和資本QKD。
(2)
QVAa為相關部門a的增值投入數量。
2.主體機構模塊。第一,居民模塊。居民的稅前收入包括從勞動,資本投入獲得的收入,加上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付。除去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剩余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YH。再減去儲蓄,由邊際消費傾向決定,可得居民的消費總額EH。居民的效用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函數,用shrhch表示居民群h在商品c上花費的份額,用mpch表示邊際消費份額,tih表示個人所得稅率,從而居民群h對商品c的需求QHch為:
(3)
其中,PQc為國內市場上商品c的價格。
第二,企業模塊。企業的主要收入為資本收入。上繳企業所得稅后,剩下的為企業的凈利潤。企業的凈利潤一部分以利潤分配的形式轉移給居民,剩下的為企業儲蓄。
第三,政府模塊。政府的收入包括各項稅收收入(增值稅、營業稅、關稅、消費稅、所得稅以及其它各種稅)以及國外收入。政府支出包括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費,以及對居民和企業的轉移支付。在這個模型里,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費外生給定。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為政府的凈儲蓄。
3.國際貿易模塊。國內市場銷售的商品QQ由進口QM和國內生產國內銷售QD兩部分組成。QD和QM可以相互替代,它們之間的關系用CES函數來表示,這個CES關系即為Amington條件。國內生產活動的產出商品QA分為國內銷售QD和出口QE兩部分,其替代彈性關系由CET函數代表,有:
4.系統平衡模塊。系統平衡條件,也就是所有市場出清。所有國內生產國內供應的等于所有國內市場需求。要素市場出清,要求要素需求等于要素供給。外匯收支平衡,由于模型假設匯率是固定的,因此外匯收支一般不平衡,可以是赤字或盈余,在模型里就體現為國外儲蓄的變化。
(二)數據來源與參數設定
1.模型的數據來源。社會核算矩陣(SAM)是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數據基礎。本文以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為基礎,將42個部門合并為5個部門,即農業部門、工業部門中的非能源部門、能源部門、建筑業以及服務業。由于假設每個部門只生產一種商品,因此商品賬戶與活動賬戶相同。要素賬戶包括資本賬戶和勞動帳戶。機構帳戶包括居民,企業和政府,考慮了我國特有的城鄉經濟的二元特征,本文把居民帳戶又區分為城鎮和農村帳戶。本文的數據除了來源于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外,其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8》、《中國財政年鑒2008》、《中國稅務年鑒2008》、《中國金融年鑒2008》、《資金流量表2007》以及《國際收支平衡表2007》。由于各年鑒的統計數據來源不同,所編制的我國能源稅收政策SAM的初始表并不平衡,對此,本文采用RAS法對數據進行更新平衡。
2.模型的參數設定。本模型的外生參數包括:各部門生產函數中中間投入與要素投入之間的替代彈性,資本與勞動的替代彈性、國內市場銷售商品中的進口商品與國內生產國內銷售的商品之間的Amington替代彈性,以及總銷售在國內消費和出口之間的CET轉換彈性。一共20個參數,在理論上,這些參數可以通過計量經濟時序估計法估計,但由于數據的限制,本文只能通過相關外文文獻以及經驗猜測外生給定。模型中的其他參數還包括:商品生產的CES函數參數以及份額參數,增價值投入的CES函數參數以及勞動份額參數,中間投入的投入產出系數,居民群收入對商品的消費支出份額,政府收入中對商品的消費支出份額以及各種生產稅稅率。這些參數本文都通過SAM表中的數據直接校調估算。
(三)能源稅收政策模擬
在模型里,本文假定能源稅由能源消費部門來承擔,并根據能源的消費量來征收,能源部門的消費量由2007年投入產出表中的煤炭開采和供應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五個部門的中間需求總和來表示。本文假定了三種能源稅率,分別是1%、5%、10%。
(四)實證結果
對能源部門征收能源稅后,相關宏觀變量的變化如表1所示,這里僅給出了部分相對重要變量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居民可支配收入,企業收入以及GDP以及就業都發生了顯著下降,進口關稅額只有略微的上升,而政府收入、支出和儲蓄都發生了顯著的提升。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建立一個我國能源稅收政策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能源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作用。分析表明,盡管征收能源稅有助于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然而,它對于GDP以及就業等宏觀經濟的影響作用不容忽視。隨著能源稅率的提高,GDP、居民收入、企業收入以及就業都發生了明顯的下降,而政府收入、支出以及儲蓄則出現了顯著地提高,因此,可以考慮把增加的政府收入補貼給居民和企業,例如降低居民所得稅率,加大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等。同時,征收能源稅受到最大沖擊的必然是能源密集型部門,因此,可考慮把能源稅收收入再補貼給這些部門以彌補其損失。
征收能源稅后,可以看出其對GDP顯著的短期負面影響,且這種影響隨著能源稅的增加而不斷加大,如何選擇一個有效的最有稅率,以平衡節能減排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將是政府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當然也可根據國外的經驗,通過市場的檢驗,不斷完善以逼近最優稅率。
最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沒有測算能源稅征收所帶來的環境外部性問題(即環境稅問題),這將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1.林伯強,何曉萍.中國油氣資源耗減成本及政策選擇的宏觀經濟影響.經濟研究,2008(5)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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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產業結構調整是政府的一項長期、重要的工作，但實踐中，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為此，就不可避免地產生這些問題:為什么長期的產業結構調整卻經常帶來后續的結構失調?什么樣的產業結構是合理的?產業結構的演變機制是什么?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職能是什么?這些就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①
一、產業結構調整程度與宏觀經濟運行穩定性的關系
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和投入產出理論認為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與產業結構的協調程度成正比。正是依據這種結論，一些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然而，實踐結果卻往往與理論相悖。橫向看，各國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程度往往與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成反比，如經濟自由度較高的美國的經濟運行穩定程度就高于政府干預力度較大的日本和歐洲。縱向看，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被認為是“無序”的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遠遠高于“有計劃按比例”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經歷了數次明顯的經濟周期并遭受多次外部經濟的沖擊，但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卻遠遠高于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隨著市場經濟程度的加深，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程度不斷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種可能性:過于均衡的產業結構反而會導致宏觀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
上述事實讓我們反思產業結構調整程度與宏觀經濟運行穩定性成正比的理論是否成立。西方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關于資源配置的均衡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認為資源配置的均衡點在各部門利潤率相等的位置;后者的均衡點在各廠商及各部門邊際利潤率相等的位置。①［1］前者反映的是市場經濟優勝劣汰規律，凡是(在一個較長時期)達不到平均利潤的廠商都會被淘汰;后者反映的是外部條件一定時，作為理性人的廠商會向最理想的目標努力。由于實際中兩種力量都對資源配置起作用，因此資源配置要達到均衡就必須同時滿足兩者的要求，也就是各廠商和各部門的邊際收益與平均收益都相等。然而，這個條件卻是不可能被同時滿足的。［2］這種情況表明，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永遠不可能達到均衡狀態。②［3］
從技術角度看，資源配置比例的完全均衡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因為，不同產品生產的技術要求不同，如有些產品的生產過程很長，需要的資本量(起始規模)非常大，建設的時間也很長;而有些產品的生產和建設過程很短，所需的資本也很少，要做到各部門之間完全均衡，所有部門不僅必須進行同步的投資，而且各部門的投資規模，必須以其中起始規模最大部門投資完成后對各部門產品需求(投入)或實現產品(產出)的技術要求來進行，這樣的投資規模是任何社會都無法滿足的;即使可以滿足，也不可能做到建設和生產時間的一致，所以，各部門之間比例的完全一致性在技術上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說，西方傳統經濟理論設計的理想狀態只是一個空想。
更嚴重的是，完全均衡的結構不利于經濟的穩定運行。假設一國的產業結構達到完全均衡，那么該國的經濟不是陷入停滯就是大起大落。這是因為，在完全均衡狀態下，該社會將沒有任何的新增投資機會，任何一個部門進行增量投資所得的邊際收益都將是負數，其中也不存在任何損人利己的機會，③從而也就不會有任何新增投資的發生，沒有新增投資也就沒有增長，所以在完全均衡狀態下，整個經濟將陷入停滯狀態。在這種體系下，要避免經濟陷入停滯的唯一辦法，就是所有部門進行同步性的投資，而這種投資能力是任何社會都不具備的，即使有這種能力，也不可能做到投資和生產過程的一致。更進一步，假設社會具備相應的投資能力并做到投資與生產步調一致，那么它帶給社會的也不是福音，而是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因為所有部門進行同步性的投資，那么它們也必然在同一時間停止投資，所有微觀部門投資規模同步性的變化，必然引起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見圖1)圖1A中灰影部分代表原有存量，無灰影部分代表增量。圖1B曲線代表A部分各部門的運動軌跡及它們的疊加。這也就是說，如果人類真的實現“完全均衡”理想，那么它給人類帶來的不僅不是福音，而是不幸。
與此相反，產業結構非均衡時，在各自供求和利潤率結構非均衡的作用下，它們之間進行的非均衡投資結構及其疊加的結果，將帶來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見圖2)這種情況說明，過于均衡的產業結構，既會因為缺乏動力機制而不利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有較大投資規模及其持續增長的基礎上，較大規模和持續的投資增長只能建立在較高的利潤率基礎上，較高的利潤率只存在于非均衡結構中的短缺部門，所以較高均衡程度的比例結構不利于經濟增長)，①也不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這就是說，傳統上那種認為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運行，不僅不能帶來宏觀經濟的穩定，反而會導致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這種情況反過來說明，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失調和相對無序的微觀經濟活動，反而是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條件。這也說明，在保證宏觀經濟穩定運行方面，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要遠比計劃經濟的有形之手有效。
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的非均衡是經濟體系保持動力的基本條件。只有在非均衡的結構中，才會產生高低不同的利潤率部門，由此吸引投資的進入和資源不斷的重新配置，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在完全均衡的結構中，不存在吸引投資和資源再配置的條件，因而阻礙經濟增長。這種情況說明，傳統上被認為是經濟秩序破壞者的市場經濟基本矛盾，實際上是推動經濟增長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二、市場經濟中的產業結構演變
平均力量與邊際力量的共同作用，決定了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沒有均衡，這就是說，市場經濟的結構一定是非均衡的。非均衡的產業結構必然會引起非均衡的產品比價，即比例結構不同部門之間的產品比價存在較大不同，如短缺部門的產品比價會處在投入品價格(成本)低廉與產品價格(收入)高昂的有利狀態;過剩部門則會處在投入品格(成本)高昂與產品價格(收入)低廉的不利狀態。非均衡的產品比價則會產生非均衡的利潤率結構，即比價有利部門的利潤率高，而比價不利部門的利潤率低。在市場競爭規律發揮作用或者說資本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市場經濟中的一切都處在不斷變化中。利潤率的非均衡會產生投資結構的非均衡，也就是利潤率高的部門會得到較多投資，利潤率低的部門得到的投資少。非均衡的投資結構則會改變原有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市場經濟中，任何部門都不可能長期保持某種狀態，即使是壟斷部門也難以做到。
市場經濟中的產業結構演變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假設社會由甲、乙、丙三個部門組成，各自互為投入產出關系，即甲部門的產品全部出售給丙部門，所有的投入品全部來自乙部門;乙部門的產品全部出售給甲部門，投入品則由丙部門提供。在非均衡的結構中，甲部門處在嚴重短缺狀態，丙部門則嚴重過剩，乙部門處在兩者之間。產業結構的非均衡，使它們之間的產品比價也出現非均衡，如甲部門的產品價格高而投入品價格低;乙部門的產品價格雖然低，但投入品價格也低;丙部門則是產品價格低而投入品價格高;比價的非均衡，必然會產生利潤率結構的非均衡，即甲部門利潤率高，乙部門次之，丙部門最低。利潤率的非均衡，在市場競爭機制和資本性質的作用下，必然會產生投資結構的非均衡，也就是甲部門獲得的投資多，丙部門則不僅得不到投資，甚至會在各部門資本追逐投資機會的過程中向甲部門轉移投資。理論上看，這種非均衡的投資結構符合資源優化配置和價值規律的要求，因為只有非均衡的投資結構才能改變非均衡的經濟結構。但在市場經濟競爭下，尤其是基本矛盾和資本對投資機會爭奪的作用下，這種調節總是矯枉過正。因為在高利潤的刺激下，不僅本行業的各資本會竭盡全力地擴大產出以獲得更多的利潤，而且其他行業的資本會紛紛進入該行業以爭奪投資機會，所以會導致該部門出現嚴重的矯枉過正現象，由此使得該行業會由原來的短缺變為過剩，同時也會由原來的高利潤率變為投資實現后的低利潤率。但這種對一個行業來說的災難的結果，對其他一些行業和整個宏觀經濟來說卻是有利的。因為該行業過度投資產生的巨大有效需求，為其提供資本品的部門和整個宏觀經濟的擴張創造了條件，所以對個別部門的不利往往會為其他部門和宏觀經濟提供發展的動力。
顯然，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帶來各部門之間利潤率結構的變化。當甲部門由短缺變為過剩而陷入困境時，為其提供投入品的乙部門卻會由原來的相對過剩而變為短缺，同時丙部門會因投入品由原來的短缺變為過剩而受益，但受有效需求的制約，利潤率的回升較為有限。投資結構由利潤率結構決定，利潤率結構的改變必然會引起投資結構的變化。這時，乙部門會因高利潤率而成為社會投資的重心。自然，其投資的過程和結果，會像甲部門一樣，也會由短缺變為過剩。這時，丙部門會像它原來取代甲部門一樣替代乙，但丙部門在投資機制的作用下也會矯枉過正而最終變成利潤率最低的部門。市場經濟的各部門之間，就是在這種矯枉過正的投資機制作用下不斷地做非均衡運動。
以上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每個廠商從歷史經驗中知道，當某種產品因短缺而價高利大時，一段時間(完成投資需要時間)后，一定會變成過剩而價低利微。這是因為，如果不參與該過程，同時受沉沒成本的制約而又不能完全退出，那么它就不能分享該過程的好處;當部門處于不利情形時，它不僅不能因為未參與該過程而免受懲罰，反而會因為競爭力弱(技術落后、規模經濟程度和市場占有率低等)而首先被淘汰，被市場淘汰對廠商來說意味著再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沉沒成本會因此變得毫無價值)，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任何行業的運行都是周期性的，只要挺過困難時期，仍有轉敗為勝的機會，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困難，廠商不得不參與這個明知前面是個陷阱的過程。由此，我們才能理解一些行業，如汽車、家用電器等出現過剩兆頭甚至已經出現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不僅不壓縮生產和投資，反而都在竭盡全力地進行擴張，這并非如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非理性的，反而是最理性的選擇，它關系到企業“生”與“死”的選擇。然而這種對所有個體來說的理性選擇的結合，卻會產生極端的整體無理性，會導致整個產業更加嚴重過剩。
市場經濟中存在投入產出關系的各部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非均衡的結構變化，緣于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最基本矛盾，也就是在分工協作體系中，各部門之間本應是一種利益互惠的共同體，只有彼此精誠團結，才能取得最大的整體利益。但在市場經濟中，彼此間的聯系和協作卻是通過商品交換或買賣方式實現的，由此也就將原來彼此協作的互利關系變成了利益對立關系。因為在商品買賣中，一方的付出也就是另一方的收益，由此必然會形成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損的結局，所以必然會產生雙方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些利益沖突，必然使他們之間不可能協調行動，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他們之間行動的非協調。
不過，如前文所述，這種彼此間運行的非協調，雖然會導致每個部門不斷地大起大落，但對宏觀經濟卻不僅不會產生劇烈的波動，反而是保持穩定的基本條件，更主要的是，它還是保持經濟活力的基本條件。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一個部門投資矯枉過正而陷入困境時，不僅極大地改善了(下游)產品需求部門的處境，降低了它們的成本，而且為其提供各種投入品的(上游)部門提供了投資動力，所以，雖然市場經濟以交換為媒介的聯系方式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的出現，但卻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永不停息的動力機制，即使在經濟最蕭條時，由于結構的非均衡而總是存在高利潤的短缺部門，因此總能產生投資機會，①這是經濟總是能夠保持自身相對穩定性的基本條件。
三、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產業結構問題
既然市場經濟的產業結構運動總是非均衡性的，同時還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基本條件，這一方面使得如何判斷產業結構是否失衡變得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開放系統頻繁的進出口調節，更是加劇了這種困難;另一方面則表明產業結構失衡也許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宏觀經濟問題，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失衡甚至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實際上，產業結構問題之所以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因為市場機制具有對產業結構失衡進行調節的能力，而且前文所述，這種能力是十分強大的。因為市場經濟是一種由資本支配的利益經濟，資本是追逐利潤的，而利潤是由相對價格(成本價格與收益或產品價格)決定的，相對價格由比例結構決定，當某個部門處在過剩狀態時，不僅會降低資本利潤，而且在資本價值由利潤決定的機制中，會導致資本的嚴重貶值，優勝劣汰機制就會將其中的弱者驅逐出去，所以市場經濟的機制對產業失衡的調節十分有效，在市場經濟中，如果由受預算硬約束的企業決定資源配置，是絕對不可能出現某種產業長期脫離社會需要的均衡狀態，即出現長期的過剩或短缺狀態。資本的逐利性質決定資源一定會由利潤率低的過剩部門轉移到利潤率高的短缺部門，各部門的供求狀況從一個較長時期看，一定是供求相對均衡，得到的利潤率也大致相等。
市場經濟中產業結構調節機制的建立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各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是否過剩或短缺，只能由市場來決定;二是產業結構調整屬于市場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范圍，除非在經濟發展初期或者是為了實現某些戰略產業的趕超目標，政府可以對某些產業實行傾斜和管制政策，正常情況下并不需要政府過多地參與其中。政府過多的參與，只會擾亂市場秩序，反而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市場經濟中，一個行業是否真正過剩，主要看該行業中的絕大部分廠商是否能夠得到正常利潤而得以生存下去。只有當其中的大部分廠商難以生存而面臨停產或轉產時，才能判斷出該行業已出現過剩或嚴重過剩。一個行業一旦出現利潤率較長時期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率，眾多廠商無法生存下去時，市場機制和資本性質的作用就會得到充分發揮，就會將那些競爭力弱的廠商淘汰出局。這個過程，雖然會造成一定的資源浪費，甚至引起局部的經濟波動，但沒有這種過剩引起的結構調整，就不會有不斷提升的資源優化配置。整個社會的進步總是以局部的犧牲為代價的，沒有代價的進步是不存在的。一些被人為判定為過剩，但其中的大部分企業卻能夠正常生存，甚至有許多資本還想進入的行業，如石化行業、鋼鐵行業、汽車制造行業等不僅不過剩，而且還可能處在短缺狀態。所以，各行業是過剩還是短缺，只有由市場認定，才能得到正確結論。人為地認定一些部門是過剩還是短缺進而采取調節措施，最終只會扭曲資源配置。
產業結構問題需由市場解決而無需政府過度干預的最主要原因是只有通過市場調節結構問題才能夠最終得到解決，而通過政府干預的結構調整往往不是社會所需的最終的產業結構。這是因為，市場機制的調節以利益為核心，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為了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而努力，如果某個行業無利可圖，那么在利益驅使和預算硬約束的作用下，廠商必然會脫離該行業而轉移到利潤更高的行業，絕對不可能出現長期過剩而得不到有效調節的情況;同樣，當某個部門因短缺而出現高利潤率，大量的資本就會涌入該行業而使其很快得到調整，這種速度往往要快于過剩產業的調整，因此也不會出現短缺長期存在而得不到有效調整的現象，所以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任何部門都不可能長期偏離正常狀態，各部門的長期收益一定是大致相等(其中包含風險等因素)。正是在資本逐利機制的作用下，才會產生社會平均利潤率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才能得到發揮。
與此相反，那些不是經過市場調節，而是人為調節的結構，由于是以行政干預方式而不是利益調節來實現的，因此不能客觀地反映被調節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必然會導致調節后各部門之間利益的非均衡。因為被調節部門中的大部分廠商在被調節前能夠正常生存，說明他們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潤率，被調節后，許多廠商被驅趕出本行業，行業供給能力大幅減少，由此該部門必然能夠獲得高出市場水平的利潤率。在高利潤率的引誘下，大量被驅趕出的資本和其他部門的新增資本必然會重新涌入該部門，由此被調節的結構很可能會回到原來的狀態，這正如我國的許多產業，如轎車、家用電器、鋼鐵、化纖等由政府主導產業結構調整，每次調整效果的不理想充分說明了政府調節作用的有限性。所以說，只有經過市場調節的比例結構，才是真正有效的。
我們知道，政府對產業結構的調節，是建立在政府有充分的信息基礎及其決斷準確的基礎上，然而客觀事實證明，政府并不具有這種能力。同時，從利益關系上說，政府對一般性產業結構短缺或過剩的調節，有意壓縮某些行業而保護另一些行業的利益。一般來說，除了關系國家戰略發展而對某些產業，如軍工和關系國家長期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實行特別的保護外，政府不應該介入一般產業的管制和調節(這些都是不屬于國家利益的范疇)，政府的過度介入，反而會加劇產業結構的失衡，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產業結構的長期失衡狀態就充分反映了這點。
四、我國產業結構失調的主要原因
產業結構失調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長期痼疾，由此結構調整也就必然一直是我國經濟工作中的重心，但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存在很多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本身作為利益主體參與其中。改革開放以來，凡是出現結構失調比較嚴重的行業，一定是計劃經濟色彩比較濃厚的行業，如20世紀80～90年代的家用電器、鋼鐵、化工產業，90年代以來的家用轎車、石化、造船等行業。這些行業的典型特征就是計劃經濟成分占有較大比例，并且往往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如鋼鐵行業、大型石化行業、汽車制造等。這些行業雖然不斷受到政府的調節，如鋼鐵行業，政府就一直在進行調節，如強制各地淘汰“落后”產能，甚至強行關閉一些企業，但我國的鋼鐵產能卻在政府持續的調節下快速增長，目前，各鋼鐵廠仍然在擴張產能;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汽車行業這方面的情況也比較典型。所以說，如果一些行業出現長期過剩或失調，那么原因一定是非市場性的調節過度。
政府大力調節產業結構而這些被調節產業長期以來不僅得不到有效調整，而且還逆調整而擴張的原因，一定是其中存在較大的經濟利益，尤其是在政府認定這些行業嚴重過剩而大量民營企業卻想方設法要加入其中，就更反映了這種情況。政府對某些行業過剩的判斷，也許是從部分國有企業的低效益甚至虧損的實際狀況中得到的，或許這種狀況確實反映所在產業的供求狀況，但只要仍然有民營企業想加入這個行業，就說明其中一定存在巨大的利潤。在行業存在過剩的狀態下仍然有大量民營企業十分渴望的利潤，問題必然出在原有企業的低效率上。這種低效率使得新進入企業可以通過效率上的優勢獲得較高利潤。
盡管從形式上看，經過一系列改革后留存的國有企業是我國各行業中的佼佼者，不僅擁有巨大的資產和較雄厚的科研力量，而且得到政府在資金、稅收和股權分紅等各方面的支持，它們本應成為在各行業中起到推動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引領作用，但其中部分企業的低效率和高福利，長期以來一直成為整個社會詬病的對象。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之所以長期沒有取得較大成效，就是因為部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因效率低下而處于不利地位時，就會求助于各種非市場手段來保護自己。
實際上，技術是否先進、規模是否合理的標準只能由市場來選擇，而不能由政府或者是“技術專家”來確定。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在市場經濟中，最先進的技術往往并不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技術，只有能取得競爭優勢，即能夠獲得較高利潤率的技術，才是最好的技術。在這方面，政府沒有能力來判斷各種技術的優劣。這就是說，在政府進行產業調節時，政府要做的只是設立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等標準，而不應該設立技術、規模門檻，因為技術和規模等方面的問題，市場會通過優勝劣汰的方式加以選擇，其效果要遠比政府行為有效得多。如，那些能耗和資源耗損率高于行業平均水平的企業，它們的成本必然也較高，市場機制因此會對它們進行強制淘汰，并不需要政府人為的調節。至于高能耗造成的環境破壞，則應通過強制性的排放標準來控制。只要達到環境排放標準，政府就無權對企業的技術和規模等選擇進行干預。
導致我國產業調整效果不佳的另一個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在“承包制”體制下為取得一定的經濟成績而對當地經濟進行過多的人為干預。一旦社會出現某種具有一定發展前景或現行效益較好的行業，各級政府就會調動一定資源蜂擁而上，如汽車產業，曾經大部分省份都在規劃中將其作為支柱產業;當其出現嚴重過剩或過剩苗頭，中央政府對它們進行調節時，地方政府則會找各種借口對當地企業進行保護，這種保護往往使得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變得無效，如房地產業、鋼鐵業、汽車業都因此而難以得到有效調整。
這些情況說明，要使我國的產業結構符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就必須減少調節的計劃經濟色彩，加強市場經濟力量。市場自發形成的產業或區域經濟，如浙江的“義烏小商品”、“永康五金”等為代表的區域經濟，都是在市場競爭中自發產生的，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如五金加工、家用電器等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形成的。在市場經濟中，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絕對不可能是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
從理論上說，現代國家擁有征稅權和貨幣發行權，政府不應該在市場上與民爭利，因此除了矯正市場缺陷，執行政府職能而保留少量的政企合一①的國營企業，而那些不再執行政府職能的國營企業，政府必須完全退出，這樣政府才能夠從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執法者和經營者的多重角色中解脫出來，市場經濟的秩序才能夠真正建立。很顯然，當市場機制能夠在結構調整中充分發揮作用時，產業結構間的演變將遵循前面分析的這種狀況進行，也許每個產業會比現在發生更大幅度的失衡，但它卻是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穩定性的必要條件，同時它波動產生的優勝劣汰機制會推動各產業技術和資源優化配置的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