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4 14: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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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流各試點地區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工作經驗，凝聚部門、地方和媒體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動試點地區加快改革創新步伐，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開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工作經驗交流會。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出席會議并作了講話。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和負責試點工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負責人、部分新聞媒體代表參加會議。
10個試點地區負責人分別就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城鎮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鎮體制改革和特色鎮建設、智慧城市等五個專題做了經驗介紹。
安徽省合肥市通過大幅降低落戶門檻、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讓農民工在城市里進得來、住得下、有保障，使其安心“扎根”城鎮。
福建省晉江市不斷豐富居住證制度市民化待遇內涵，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外來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讓外來人口“進得來、融得入、留得住。
重慶市扎實推進基礎設施領域PPP模式，努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有效解決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等多方面的融資問題。
湖南省株洲市通過設立新型城鎮化建設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形成了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投融資格局。
廣東省東莞市以創新理念推進“三舊改造”，在操作主體、改造業態、資金來源、利益分配、開發方式等五個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地促進了城市更新。
浙江省嘉善縣姚莊鎮以農村住房置換城鎮房產、農村宅基地復墾增量為核心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激活了城鄉實體經濟，拉動了城市消費需求。
浙江省蒼南縣龍港鎮以特大鎮體制改革為突破口，通過實行縣級單列管理體制、科學賦予縣級管理權限、推行“大部門”制改革等舉措，扎實探索行政管理創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設市模式。
江蘇省睢寧縣沙集鎮以發展電商產業為突破口，激發農民創業熱情，提高農民創業技能，并通過完善各種配套，用“城”為“產”做支撐，打造“以城促產”的特色小鎮。
湖北省武漢市通過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拉動大量電子信息產業投資，創造大量高質量就業。
廣州市番禺區以智慧城市為突破口，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構建精準、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務體系，形成對公眾記錄一生、服務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態化城市管理方式。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推動試點地區帶動全國城鎮化進程，更好地發揮城鎮化作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的黃金結合點作用。
今年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一年，必須樹立使命意識和責任意識，加快工作節奏和步伐。
一是試點地區要“闖”。銳意創新、率先突破，按照試點任務要求，明確時間表、路線圖，集中力量、調配資源，盡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資體制機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帶動效應。
二是有關部門要“幫”。積極支持、形成合力，盡快出臺已經明確的支持政策，進一步解放思想，協助推動解決試點工作中的問題，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形成推動試點工作的合力。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發展;經濟增長
一、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
新農村建設核心是解決農民的增產、增收問題,故發展農村經濟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而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的籌集和使用主要通過金融活動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認為金融服務在促進經濟增長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間關系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效果。根據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表現為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體系的關鍵在于金融功能的實現,而這離不開金融發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發展重要性之后,麥金農和肖通過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發展理論。國外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研究主要由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構成,且理論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談儒勇(2004)將金融發展界定為金融體系朝好的方面變化,所以,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是金融體系是否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論證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后期該類研究主要在金融發展理論框架下就金融擬制和金融結構角度進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中觀層面,其立腳點是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大都基于金融服務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假設下或計量驗證影響因素。后期研究開始由理論研究轉向實證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為研究目的進而證明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相關,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數學者用于證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國外的研究成果為國內學者研究該類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視角主要有全局、區域和農村,其中基于農村的視角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或農民收入增長)間的關系在隨著新農村建設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路徑中,針對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可分為農村金融深化和農村金融中介發展兩種。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討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對農村經濟的貢獻,通過數據分析找出重要影響因素并得出相應結論。而農村金融中介對農村經濟增長的研究則突出農村金融功能發揮,試圖解釋金融服務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具體研究中,張春喜、孫偉(2007)從金融演進的內在關系及更長的歷史視角下以農村金融的發展現狀為背景和李政(2009)用實證的方法證明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均衡關系,并通過因果檢驗得出相應的結果。而方金兵、張兵、曹陽(2009)基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選取農民收入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替代指標,通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兩者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并指出擴大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對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李廣眾、陳平(2002)利用我國1952-1999的相關時間序列數據對于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多變量VAR系統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提出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效率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丁曉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采用單位根檢驗和協整分析方法,同樣認為金融發展和我國經濟發展有存在雙向作用。姚耀軍(2004)從金融發展的視角根據1978-2002數據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利用因果檢驗法做出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影響到農村經濟增長。
二、模型構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現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主要從實證角度進行,盡管視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因此,在現有經濟體制下為更好的建設新農村,通過金融發展支持農村經濟增長是最優選擇。然而,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過金融發展支持農村經濟增長應先確定兩者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構建則探討兩者之間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標設計說明
1.分析方法。由于單方程的OLS法會出現自變量內生性問題,加之在非平穩變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現偽回歸問題,而李廣眾、陳平(2002)和姚耀軍(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的方法能較好的解決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鑒李廣眾、陳平(2002)和姚耀軍的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就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
2.指標設計。一般研究,將兩者關系置于資金供給、需求和成效角度上進行。所以,在設計指標時主要考慮農村經濟增長衡量和金融發展的供給及需求。具體研究中,設計農村經濟增長指標、金融發展規模指標、金融結構指標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標等四個指標。在對指標界定中:將農村人均GDP(RPGDP)作為衡量反映農村經濟增長狀況的指標。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發展與金融結構時指出金融發展規模指標(FIR),隨著農村金融發展研究深入,我國大部分學者開始計算我國農村金融相關率指標(RFIR),其中張兵等(2002)在農村FIR與農村經濟增長將農村FIR確定為農村金融資產和農村GDP之比。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RLTL)鑒于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設計了反映農村貸款結構的指標作為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即RLT/RL,其中RLT是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 RL是指農村貸款余額,將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簡記為RLTL。王志強、孫剛(2003)認為,可以用儲蓄與貸款的比值來衡量金融中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故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RLD)可定義為農村金融中介將農村儲蓄轉化為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經濟增長、促進農民增收的效率。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RLTL)鑒于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設計了反映農村貸款結構的指標作為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即RLT/RL,其中RLT是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 RL是指農村貸款余額,將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簡記為RLTL。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與農村貸款余額比率衡量金融發展結構規模。
(二)模型說明及數據處理
1.模型說明。安翔(2004)從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出發,以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創建農村經濟增長模型,并得出農村金融深化是解釋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結論。同樣的方法還被王瑩(2006)和邱杰、楊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斷兩者之間的均衡關系及影響方向,故直接設置若干個指標進行衡量。
2.數據處理本文數據均來自各年的《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由于未能獲得完整數據針對部分數據缺失的事實,在實際處理中僅選擇1988-2007年份數據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數據。同時考慮到農村經濟的根本是農業,本文在指標計算中利用所得的數據進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計算農村人均GDP時,在未能獲得足夠可信的農村人均GDP數據下,本文采取了用農業GDP除以農村人口進行替代,張兵等(2002)同樣采用農業GDP代替農村GDP。受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現實影響,我國農村金融資產主要是農民在銀行的存款,所以,在處理RFIR時用農民存款與農村GDO之比計算。農村存款余額和農村貸款余額在1978-1986期間主要在已給出數據的基礎上進行加總計算,在計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標時受條件所限,數據來源主要是《金融年鑒》和《統計年鑒》的數據未能完全描述農村金融機構的貢獻。
三、基本分析結論
通過運用EVIEWS5.0處理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農村人均GDP逐年增長。但與RLD、RLTL之間并未有之間的線性關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響本文認為兩者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知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均衡關系至少在93-07年間表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但農村經濟增長卻對農村金融發展沒有顯著的影響。
盡管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國有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為主,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補充的體系,從農村經濟增長不是農村金融發展的Granger原因看,雖然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但農村經濟增長并不是金融發展狀況的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農村金融發展嚴重滯后于農村經濟增長,證明了邱杰、楊林(2009)的觀點。從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改善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姚耀軍,2004)。實證得出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將會嚴重制約農業結構調整,進而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已成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要求。
根據金融發展理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應所存在的均衡關系,分析結果表明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存在上述關系。這也說明了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已經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內生式增長模式轉變。麥金農等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抑制問題,在我國就表現為金融制度變遷主要是政府主導,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鑒于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格蘭杰原因的事實,加快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即在農村經濟增長初期,應進一步強化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資金主導供給作用,適度放開競爭,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
參考文獻
[1]曹嘯,吳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格蘭杰檢驗和特征分析[J].財貿經濟,2002(5).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人力資本思想
古典大師通過勞動價值學說確立了人的勞動在財富創造中的決定性地位。其中配第把武器裝備的損失與人類生命的損失進行的比較，被認為是首次嚴格運用了“人力資本”的概念。斯密、李嘉圖等闡述過有關人力資本的思想觀點，馬爾薩斯得出了技術進步和財富的積累將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認為勞動報酬是工資，資本報酬是利潤。至多是在比喻意義上認為勞動也是一種資本，但從來沒有真正地把它當作資本。承認對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但是卻反對使用這種方法做任何計算。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人力資本思想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及其模型中，資本是指物質資本，雖然沒有提到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它引入了技術進步因素，并強調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從長期來看可稱之為唯一因素，而技術進步從廣義角度而言，體現為設備更新、勞動力素質和技能的提高、制度創新等，這些是由于知識的增加及應用所決定，因而教育對促進經濟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意識到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但卻把它看成外生變量，理論本身無法對勞動力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做出解釋。
（三）新經濟增長理論與人力資本理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美國經濟學家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不滿意于經濟增長的外生驅動，開始致力于把索洛模型中的技術進步內生化的一系列新經濟增長模型的構建。以羅默的《遞增收益與長期增長》(1986)和盧卡斯的《論經濟發展機制》(1988)為標志，使經濟增長理論在經過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煥發生機。新經濟增長理論把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的定義擴大為人力資本投資，即人力不僅包括絕對的勞動力數量，而且還包括勞動力的教育水平、生產技能訓練等等，這些統稱為“人力資本”。將人力資本因素結合進嚴謹的經濟數學模型，使得能像生產函數方法分析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的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那樣分析人力資本，從而提出了一些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型。在羅默和盧卡斯的模型中，不僅將人力資本納入進去，并且使其內生化，同時也克服了經濟均衡增長取決于勞動力增長率這一外生變量的缺陷。在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中，阿羅、羅默、盧卡斯、雷貝多、阿洪等都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四）20世紀90年代后經濟增長理論與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經濟增長的研究更關注于經驗含義以及理論與數據之間的關系。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各種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國范圍內研究人力資本是否影響經濟增長、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方向等。特點是多采用回歸方法進行多國比較或在一個國家和多個地區之間進行比較，試圖找到有關經濟增長與教育投資或人力資本水平之間關系的經驗證據。
1.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關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有爭議的。盡管在理論上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有較為一致的觀點，即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實證研究表明：在微觀層面上大量證據表明教育能夠使收入顯著增強，而在宏觀層面上Klenow (2000)、 Mankiw (1992)等學者用招生率等相關數據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GDP)有明顯的正效應。而和Pritchett (2001)、Spiegel (1994)等發現運用受教育的平均年數等數據卻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無關甚至是負相關。即人力資本的存量和流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例如， Sala i Martin (1995)發現入學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而平均受教育年份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效應。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兩者的非線性相關方面。Johnson (1995) 以及Papageorgiou(2002)利用回歸樹模型和門檻回歸模型來解釋兩者的多重關系。Kalaitzidakis (2001)利用半參數估計法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在本質上是非線性關系。
2.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Judson (2000)研究發現雖然大部分學者都認為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正相關的，但是統計數據證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復雜。Fatimah(1994)通過研究亞洲地區的不同水平的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在發達國家初級教育對經濟增長存在負面的影響，而中級教育對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作用，相反在發展中國家初級教育對經濟增長具有正面作用而中級教育起著負面作用，高級教育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而在發達國家不明顯。這說明不同經濟水平下，教育投資的作用也不一樣。同樣Mamuneas 等(2006)通過研究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得出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圖，發現人力資本存量較低的經濟中，其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也較小；人力資本存量處于中等水平的經濟中，人力資本投資回報提高了；高水平人力資本存量的經濟狀況下，其投資回報是均衡而穩定的。此外許多研究人員認為教育的質量比數量更重要。例如, Kimko (2000) 研究發現, 國際性考試成績與接受教育的年數相比更能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當然，也有學者否認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Pritchett (1996) 認為，人力資本投資的變化幾乎不能解釋跨國經濟增長差異；Temple (1999)認為，1960年以前的韓國對教育投資的增加不僅沒有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相反卻帶來了勞動報酬的降低和較高失業率并存的局面。
3.關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度量問題。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那種理論上強烈正相關的關系與實證結論不一致，通常這種實證分析與理論的偏差被認為只是統計測量誤差造成的 (Portela，et al， 2004)；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發現，人力資本投資變量的測量問題被廣為質疑(Judson, 2002)，一些像“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規模”等常用變量并不能反映教學質量的差異性，不同的人力資本度量指標可能會造成不同的結論：Steedman (1996)指出社會受教育程度水平在OECD國家并沒有可比性。Mulligan (1995) 認為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指標可能具有誤導作用。Krueger (1999)討論了測量誤差問題，認為主要的困難是規范建立一個利用受教育程度變化解釋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但是通過這種方式，教育變量的一階差分將削弱該變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為了證明該論點，Krueger (2000)考察了測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變化之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相關系數很低，所以如果利用教育的變化去解釋增長往往是低估了他們的影響。
4.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研究。Bits (2000)在驗證學校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推導出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Toya(2004)為了證明Bits的觀點，對兩個國家建立了雙向因果關系的方程，利用 1960―1990年間登記入學人數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指標，利用自然災難的作用傾向作為結構變量，通過改進的C一D生產函數估計了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使用結構變量后得到的人力資本積累變量的系數比單純用OLS方法得到的系數偏大，并且發現人力資本是內生決定的。Glewwe (2004)發現受教育的需求與家庭收入和財富的增加存在正相關關系，推導出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雙向關系。
綜上所述，從舒爾茨提出一般人力資本理論，到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形成，把對一般的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強調變成了對特殊的知識和生產某一產品所需要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分析，使人力資本的分析具體化、數量化了，這給人們在實踐中正確認識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分析方法。
盡管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理論上已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利于經濟增長，但目前尚能從宏觀上定性地說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貢獻，而定量分析尚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由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與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力資本原有存量有很大的相關性，因而在實證研究中，要判定人力資本貢獻率高低一般應采用橫向比較，比較時應取相同方法計量的結果做參照。另外在實證研究時，由于人力資本計量問題和實證研究方法的差異而導致結論不一致的情況很多，因此很有必要在未來的研究中去開發出一套合理的關于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度量指標。
回顧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歷史，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還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在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普遍較關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數量而沒有對人力資本投資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理論分析。我們除了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的數量外，更要注重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構、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的匹配程度、人力資本投資的技術和制度選擇等因素，這些都影響著經濟增長的績效。
參考文獻：
許和連,元朋,祝樹金. 2007.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研究進展述評 ［J］. 財經理論與實踐，28(145)：87-90.
(一)我國工業能源消費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國能源利用的軟肋,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新型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一)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能源豐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儲量豐富致使我國工業發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為主。(二)我國雖然是經濟發展大國,但是科技創新能力偏低,對新型資源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技術不高或者意識不健全,沒能充分意識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國對核電的開發相對落后,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核電的開發和利用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明顯滯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費意義。
(二)我國經濟增長的發展形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開始逐漸強調協調發展輕工業與重工業,以出口工業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同時以進口替代政策,實施優先發展經濟工業的策略。通過這些政策的實施,我國經濟發展穩步上升,發展工業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占有比重越來越大,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占有的比重越來越高。另外國家加強了基礎工業的投資力度,引進外資和控制物品價格來促進工業產業化的不斷發展。
二、工業能源消費和工業經濟增長的關系
由以上內容和數據顯示,我國工業能源消費與工業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聯系。工業能源消費形式、耗源類型和能耗比重都與工業經濟持續增長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二十一世紀,現代化的工業要求運用科技提高工業經濟產能,建立自動化的高效生產和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來全面提升工業經濟增長速度,避免工業生產對能源的過分依賴。十以來,國家一直在對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進行改革和調整,目的是有效協調經濟發展和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發展,全面的實現國家經濟增長的二次飛躍。工業能源消費和工業經濟增長的辯證關系如下,
(一)工業能源的消費促進工業經濟增長;工業能源是工業經濟增長的關鍵,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能源能夠為工業生產提供電能、工業原料和能源產品。能源科技是現代工業經濟增長的創新力量,以科技創新帶動經濟增長是新世紀經濟發展的主體,是擺脫過分依賴能源消耗換取工業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能源的科技創新推動新型工業迅速發展,為工業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條件。
(二)工業經濟增長增加能源消耗需求;傳統意義上,工業經濟的增長一定會刺激對工業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機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交通運輸業飛速發展,從而對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來越大。新形勢下,工業科技和工業技術創新為新能源的利用和開發提供了技術優勢,能夠促進工業經濟增長由單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費轉型,促進工業經濟增長和工業能源消費的持續穩步發展。
三、總結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 經濟增長方式； 技術創新；人力資本； 現代產權制度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九五”期間就提出來了，十四屆五中全會的兩個轉變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但為什么十年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根本上說沒有真正轉變？為什么現在到了非轉變不可的地步？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靠什么來推動？筆者試圖用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
一、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與我國的經濟增長實踐發展經濟學在不同的時期為發展中國家提出了不同的經濟增長路徑。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強調資本和勞動的數量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屬粗放型的經濟增長路徑，很符合發展中國家早期的經濟發展實際，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發展經濟學家特別重視研究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屬集約型的經濟增長路徑，很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需要。筆者試圖把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與我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踐結合起來說明，作為經濟發展初期的手段，勞動和資本的作用在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已出現遞減，潛力不大，而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人力資本積累等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是巨大的，說明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性和所依靠的手段。
（一）貧困的惡性循環論與引進外資和政府投資
貧困的惡性循環論是發展經濟學早期的一個關于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1953年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一書中提出來的。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宏觀上存在著供給和需求兩個循環，這兩個循環相互影響，使經濟增長難以實現，使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的境地之中不能自拔[1]。
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模型如下：
低購買力低收入低儲蓄
投資不足生產率低資本形成不足
該模型的含義是：資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給和低水平的需求，低水平的供給和低水平的需求導致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不能自拔。
這個理論真實地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瓶頸是缺乏資本。有沒有辦法呢？有，政府集中投資和引進外資是促進本國經濟增長，走出貧困的惡性循環的有效路徑。
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是巨大的，或者說發展中國家政府對資本在初期的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的認識與納克斯的理論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方面大量引進外資，借助外力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進行集中投資。來自這兩方面的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巨大的。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講“從上個世紀80年代經濟起飛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長，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大多數中國企業經營狀況和生產率在整體上處于不斷惡化的趨勢之中，而且至今沒有造就許多與中國經濟規模和增長率相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自己的企業。于是問題就變成：在微觀經濟基礎上看來比較薄弱的條件下，中國經濟何以保持高速增長？結論只能是中國經濟高增長，主要不是靠本土企業，而是靠政府每年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投資與外企投資”[2]。但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外資的經濟增長路徑已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外資在給中國經濟帶來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民族經濟的安全隱患，這可以從外資對中國經濟的總量影響和對某些行業的壟斷控制進行判斷。商務部測算，如果按照現在的招商引資速度，到2009年直接外資依存度，即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將達到50%，若按投入產出比1:1計算，一半GDP是外資企業生產的，外資反客為主，左右的我們的經濟，這是非常危險的。從行業看，目前外資已在我國的一些行業形成了壟斷，控制了定價權，從而控制了這些行業，造成了對消費者不利的局面。明顯的是啤酒、水泥、感光材料和汽車，這是外資帶來的利與弊。中國因為傳統體制的慣性，政府投資主導經濟增長的特點比較明顯，下面以7年積極財政政策為例說明其利與蔽。
政府投資以1998―2004年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為例，中央政府共發行了9100億人民幣的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以及環境保護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國債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平均每年8-9%的經濟增長中大約有2%來自國債投資。但是巨大的國債造成財政安全存在隱患。因此，無論從財政安全上考慮，還是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考慮，中國經濟增長不能再依賴政府投資。不僅外資和政府投資不能無限依賴，任何資本都不能作為長期的無限的經濟增長手段，可以永遠依賴，因為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目前發達地區已出現了明顯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現象。因此，貧困的惡性循環論是早期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適應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無視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一味依賴資本就會出問題。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與發揮勞動的比較優勢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提出來的，比貧困的惡性循環論晚幾年，也屬于早期的經濟增長理論，但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經濟增長路徑比貧困的惡性循環論要寬。該理論認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只是資本，還有勞動，并且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替換，二者的比例由市場上兩種要素的價格比決定[1]（P30）。即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選擇勞動替代資本的低成本之路，實現經濟增長。這無疑對勞動力豐富的中國是很有意義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方面千方百計地引進外資，另一方面企業采用勞動替代資本，發揮勞動的比較優勢，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走低成本、加工業為主的發展路子。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道路，使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加工廠。但是，在繁華的背后，我們也依稀看到了比較優勢的悲愴。商務部統計數字顯示，出口工業創造的利潤中中國只獲得了8%，其余92%都歸外國了 [4]。盡管如此，反傾銷此起彼伏。我們氣憤，但我們更應該反省和深思。長期依賴勞動的比較優勢，以農耕經濟的心態忙于計算如何以更大量更低的價格占領地球另一端的低端貨鋪，卻不知道這種做法越陷越深，乃至無法脫身，一旦國際經濟有任何風吹草動，一旦對方不樂意，死亡的可能性就很大。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與貧困的惡性循環論都是發展經濟學早期的經濟增長理論，這兩個理論提供的經濟增長路徑對發展中國家早期的經濟發展很適用。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現象的出現，主要依靠增加資本和勞動的早期的粗放的經濟增長路徑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轉向以技術進步為主推動的經濟增長路徑。
（三）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理論與購買技術和市場換技術
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理論還是索洛提出來的，庫茲涅茨進行了補充和完善。在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模型中，技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經濟增長率=資本貢獻率×資本增長率+勞動貢獻率×勞動增長率+技術進步增長率 [1]（P31）。198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認為經濟發展階段越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大，技術進步不會出現邊際收益遞減。因此，技術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源泉。
我國在引進外資、增加政府投資、充分發揮勞動的比較優勢時，深知技術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勞動、資本、土地等傳統的因素潛力還較大，另一方面技術研發成本很高，風險很大，因此，理論界和政府部門都倡導進口技術和市場換技術。購買技術和市場換技術的選擇是理性的，但結果卻是悲涼的，總體上說，付出很大、收益較小，雖然既有企業的因素，也有體制的因素。但是，它告訴我們別人的技術不能成為我們發展經濟的杠桿，我們必須走自主創新的內源型的發展之路。
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傳統要素的潛力越來越小，主要依靠自有技術促進經濟增長已成為共識。但是，除技術以外，還可以通過制度創新、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等。
（四）全要素經濟增長理論與產權制度改革
全要素經濟增長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又叫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其含義是經濟增長除取決于勞動和資本的投入量以外，還取決于技術、制度、人力資本、知識、生產規模等。其經濟增長模型為：經濟增長率=資本帶來的經濟增長率+勞動帶來的增長率+全要素經濟增長率。即全要素增長率是指除資本和勞動這些傳統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帶來的經濟增長率[1]（P32）。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反映著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全要素增長率的高低是衡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綜合指標。我國以農村土地和城市公有企業為主的產權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舉世矚目的。目前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創造條件促進提升民營企業規模的擴大等實現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的潛力是巨大的。
二、發展經濟學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啟示
通過前一部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1、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2、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更新經濟增長理念
庫滋涅茨對經濟增長下的定義是最經典的，其含義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的長期上升，而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的相應調整的基礎上的”[6]。該定義包括兩個重要的內容，其一是，經濟增長的實質是提供經濟產品的能力的長期上升，即經濟增長不是單純的供給量的增加，而是滿足消費者需求的供給能力的提高，而且這種能力具有持久性，抵抗外力和不確定因素的能力較強；其二是經濟增長需要的條件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思想意識的進步，即經濟增長表現為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
3、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主要依靠科技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人力資本的積累等
經濟增長對科學技術的依賴隨經濟發展階段的推進而加深。我國從總體上說處于工業化中期，一些發達地區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科學技術的作用愈來愈顯著，自有技術成為支撐微觀企業和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同志認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技術進步是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環節”。目前，制約我國自主創新的因素既不是人才，也不是物質條件，而是科技體制。因此，進行科研體制改革，建立產研結合的體制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從而通過技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國大多數人口在農村，因此增加對農民的投資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之一。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分析了美國200多年農業發展的歷史，得出一個結論：美國農業的成功在于向農民投資，在該書中他提出了兩個著名的觀點；“一個受傳統農業約束的人，不論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產出很多糧食，節儉和勤勞工作并不足以克服這種農業的落后性。”“發展特別是農村、農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有實物資本的投入，更需要在農民身上的教育培訓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7]。。這些真知灼見對農業人口龐大的中國意義更大，如果我們不加大對農民及其子女的投資，就會導致“盲流的子女還是盲流，民工的子女還是民工”，集約式增長的后勁就不足。
（作者楊宏翔系紹興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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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希寧.當代西方經濟學簡明教程[M].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4
關鍵詞:VAR模型;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方差分解
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是經濟學中的兩個基木范疇也是國民經濟總體構成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生產總過程的角度來看,它們分別屬于生產和消費環節,產業結構與消費之間是一種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相互決定的關系。因此,有必要從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經濟增長。現有研究對這一問題進行規范研究的比較多,而進行實證研究的還比較少,實證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問題:一是關于消費結構升級對產業結構轉換的影響;二是產業結構轉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往研究往往把消費、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問題分開來研究。如杜俊平、葉得明對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與經濟增長相互作用的關系及其動態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經濟增長會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演變;文啟湘、冉凈斐通過建立了消費與產業結構兩者的和諧矩陣,測算了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和諧度;柯軍對安徽省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聯動性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經濟增長則不是產業結構升級的Granger原因。文章運用動態計量VAR模型的Johansen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方差分解,對安徽省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與經濟增長三者的動態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以期為安徽省產業結構升級及消費結構轉變提供理論依據。
一、變量的選擇與數據的處理
產業結構指標:本文采取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來反映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設某區域有n個產業,將這些產業由高層次到低層次加以排列,所得的比重分別記為q(j),則該區域產業結構層次系數為:■■q(j),該式實際上是對三次產業的比重進行加權求和,按三次產業的層次高低依次賦權。W越大,則該區域結構層次系數越大,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越高。該指標考慮到三次產業之間相對結構的變化,因而較勞動力、產值結構指標方面更為全面,且反映了產業結構升級的信息。結構層次系數的價值和意義“不在于反映某區域某年份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絕對水平,而主要在于進行不同區域之間和不同時間之間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比較和結構高級化變動狀況的考察”。
消費結構指標:按照中國的統計方法,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分為八項,如食品支出、衣著支出、住房支出等,各項支出之間的比例關系就是消費結構。為了著重分析安徽省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特點與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用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EC),即城鎮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作為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代表變量。
經濟增長指標:用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標反映安徽省經濟增長,為了消除物價水平的影響,用安徽省歷年生產總值指數對GDP進行調整,得到按可比價計算的生產總值,計算公式如下:實際GDPt=■,其中GDP■表示1978年按當年價計算的生產總值,It為歷年以1978年為100的生產總值指數。
本文所選變量數據均來自歷年的《安徽統計年鑒》,數據時間跨度為1978-2008年。由于安徽正處于工業化初級向成熟轉變階段,所以三次產業按二、三、一順序排列,按照結構層次系數公式,對三次產業產值比重加權求和得到結構層次系數,由于是比重關系,三次產業產值比重以當年價計算,未剔除物價因素,不影響分析目的。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對經過處理的數據取自然對數。分別表示為LNGDP,LNW,LNEC,輸出結果由Eviews5.1實現。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為了研究安徽省經濟增長(LNGDP)產業的結構層次系數(W)和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EC)之間的長期均衡和短期關系,以及在給定單位變化條件下各變量系統內相互影響的綜合動態反應,建立由這三個內生變量組成的并且不考慮外生變量的VAR的具體形式為:
Yt=A1Yt-1+…+Ap+Yt-p+εt
t=1,2…,T
其中,Yt=LNGDP■LNW■LNEC■,A1,A2…,Ap是要被估計的系數矩陣,P是自回歸滯后階數,εt白噪聲序列向量。
(二)單位根檢驗
考慮到序列可能存在高階自相關,我們采用單位根(ADF)檢驗法檢驗序列LNGDP、LNW、LNEC,及其一階差分序列LNGDP、LNW、LNEC,是否存在單位根。根據水平序列與差分序列的時序特征,水平序列檢驗方程包含常數項和線性時間趨勢項,差分序列檢驗方程僅包含常數項,同時根據AC和SIC準則確定檢驗模型的滯后階數,具體結果見表1。
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GDP、LNW、LNEC(即水平序列)是非平穩序列,而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時間序列。根據一階單整的定義:過程不是平穩的,而它的一階差分卻是平穩過程,記為I(1)所以原序列LNGDP、LNW、LNEC,都是一階單整的。
(三)協整檢驗
利用Johansen檢驗方法進行協整性檢驗時,由于在建立VAR模型結構的時候,需要確定變量的滯后區間。依據AIC,SC信息準則最小化,并考慮樣本容量較小的情況,初步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AIC=-13.04305,SC=-11.6032)建立三階滯后的VAR模型,并進行穩定性檢驗,所有根的模的倒數都在單位圓內,表示模型穩定。下面對其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本文采用觀測序列有線性確定性趨勢并且協整方程(CE)僅有截距,不包括常數和線性趨勢,變量間協整關系檢驗列于表2。
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性水平下,序列LNGDP、LNW、LNEC之間存在一個協整方程,即在研究數據期間的三個變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關系,系統未來能夠將新息變化帶來的沖擊加以吸收,使系統維持在一個均衡的狀態下運行。用方程來表示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令其等于vecm得:
Vecm=LNGDP+3.4459LNEC-4.90221
LNW-16.2546
[15.4561***][-13.8562***]
為驗證序列vecm的平穩性,對其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具體結果見表3。
由于檢驗統計量-4.9179小于顯著性水平為0.01時的臨界值-4.3743,因此可以認為殘差序列平穩,表明回歸方程各項統計檢驗通過,序列LNGDP、LNW和LNEC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因此,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
(四)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檢驗結果證明安徽省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間的短期與長期的綜合變化,需要構造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由Eviews 5.1輸出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檢驗結果可以看出VECM的整體效果,模型整體的對數似然函數值足夠大(調整前為206.0812,調整后為215.6348),同時AIC和SC值分別為-13.8181和-12.0761,都較小,說明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將估計結果寫成矩陣形式可以清楚地看到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影響:
ΔY■=ΔLNGDPΔLNWΔLNEC=0.04310.02060.0032+-0.08830.0778-0.1283vecmt-1+0.6292 0.7589 0.38010.0541 0.0742 -0.1973-0.1476 -0.6459 0.2302ΔYt-1+-0.02380.22410.2244-0.2169-0.16060.00820.1057 -0.4771 0.3019ΔYt-2
(五)格蘭杰因果檢驗
綜上可知,原序列LNGDP、LNW和LNEC,雖然不平穩,但都是一階單整且存在協整關系,因而可以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具體結果見表4。
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是通過檢驗有限制條件回歸和無限制條件回歸的殘差平方和是否發生顯著變化來實現,因此檢驗統計量是F統計量,對于第一、第四零假設其F統計量分別為1.07174、0.48179,相應伴隨概率為0.30974、0.49354,大于0.1的顯著水平,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所以認為消費結構(LNEC)不是引起經濟增長(LNGDP)和產業結構(LNGDP)的格蘭杰原因;在0.1的顯著水平下,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是雙向因果關系,同時經濟增長是消費結構的單向因果關系。
(六)方差分解
格蘭杰因果檢驗只能說明多個內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不能確定因果關系強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可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給出對VAR模型中的變量產生影響的每個隨機擾動的相對重要性的信息。
表5中給出了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方差分解值,可以看出:GDP對變量ln(GDP)的影響較,且GDP的沖擊影響是遞減的,在第10年到達50.8912%;而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沖擊影響是遞增的,在第10年分別到達33.5726%和15.5360%。由此可見,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沖擊大于消費結構的變動,而且其沖擊基本保持增長趨勢;同時消費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沖擊也表現出持續增強趨勢。方差分解的結果說明:相對于消費結構,安徽省產業結構的變化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忽視消費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而,當前在繼續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改善消費結構、擴大內需對拉動安徽省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三、結論
運用動態計量經濟模型VAR分析方法對安徽省的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構表明:
第一,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從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來看,在0.1的顯著水平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互饋關系,亦即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經濟增長也加速了產業結構調整,兩者互為促進。
第二,消費結構演變并未引起產業結構的改變: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安徽省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之間存在單項因果關系,即產業結構促進消費結構的轉變,但消費結構對產業結構升級拉動作用不明顯,分析原因,是因為安徽省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不相適應,因此,企業要根據消費需求變化及時調整生產規模、投資方向、產品結構等,要按照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市場需求配置資源,充分發揮消費需求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導向作用,從而使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之間相互適應。
第三,消費結構演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明顯:在0.1的顯著水平下,安徽省的消費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人們的消費結構從單純的生理物質需求向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層次轉變,但是,消費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卻不明顯;方差分解也表明消費結構演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小于產業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分析原因可能是一部分消費需求被壓抑,特別是廣大的農民消費需求還未得到釋放,以及傳統落后的消費觀念制約。因此,一方面,政府部門要從調整收人分配結構入手,縮小城鄉居民收人差距,提高收人水平,為消費結構升級創造條件;另一方面,要積極調整消費政策,鼓勵發展新的消費熱點和消費方式,引導居民把更多的購買力更多地引向勞務消費特別是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消費上去如文化消費、信息消費、旅游消費等從而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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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投資；經濟增長；貢獻率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7-0102-02
一、引言
江蘇省是處于東部沿海地區比較發達的省份之一，在其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公共投資呈現了一種什么變化趨勢，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變化如何？這些都是關系到江蘇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問題。
二、理論分析與模型選定
公共投資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即：財政用于形成物質資本的支出、用于提高勞動力素質即形成人力資本的支出以及用于促進技術進步的支出；其次，從供給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在內生經濟理論的框架下，構建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模型。如果一個地區的經濟產出的增長可以看做是勞動力投入增長、固定資本投入增長和技術進步共同作用的結果，技術進步是廣義的，同時屬于希克斯中性，則相應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有如下的形式：Yt=AKαtLβt
其中，Yt、A、Kt、Lt分別是一地區的經濟產出水平、技術進步狀態、固定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α、β分別為固定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在不存在規模經濟的前提下，α+β=1。
如果將固定資本分為公共投資和非公共投資（私人部門投資）兩部分，則相應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Yt=AKαtsLβtPtγ
其中，Kts、Pt分別為非公共投資和公共投資，γ為公共投資的產出彈性，α、β分別為非公共投資和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在不存在規模經濟的前提下，α+β+γ=1。
三、對江蘇省的實證分析
1.江蘇省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
從國家統計局近年公布的有關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數據可以看出，有兩種分類可以用于區分公共投資和非公共投資的方法：一是按國民經濟行業分的固定資產投資，可以分為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建筑業等16類。雖然這些行業已經有了民間投資的進入，但由于這些部門通常被認為是公共部門，其資本積累仍可以看做是公共資本，這樣得到的數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公共資本；二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投資資金來源上分，可以分為政府預算資金、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其中政府預算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可以被看做是公共投資。
2.實證模型的確定
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為了更加準確地了解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在，我們除了測算公共投資整體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外，還具體分析了公共投資內部各投資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為達到這一目的，將公共投資按照其性質作如下的分類：第一類為公共基礎設施，包括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及供應業；地質勘察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第二類為社會服務及文化體育福利事業，包括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第三類為教育與科技事業，包括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第四類為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
從而，實證過程中的估計模型有如下形式：
其中，i=1、2、3、4分別為公共投資的四大類，ε為殘差項，Y為經濟產出，Ks、P分別為非公共投資和公共投資，L為勞動力投入量。
為了進一步計算公共投資及其各類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對上面的實證模型進行進一步變形，對上面兩方程進行兩邊求導，可得：
率，即各變量的產出彈性系數與該自變量變化和產出變化比值的乘積。
3.基礎數據的獲得
在進行測算時，經濟產出用地區生產總值來表示，這是國際公認的反映經濟增長比較有效的指標，公共部門和非公共部門投資按照分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來獲得，勞動力投入量按照從業人數來計算，從業人數是按照從1990年的調整數據，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利用情況。所有的數據都來自于《江蘇統計年鑒》（1991―2004），樣本區間為1990―2003年。
4.實證結果及分析
按照上面的模型及數據，首先估計一個不區分公共投資具體類型的方程，然后再估計區分公共投資各具體類型的方程，其結果見表1、表2。
從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投資增長對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巨大作用，其產出彈性系數為0.499，也就是公共投資額每增加1%，經濟產出值就會增加0.499%，顯著地大于非公共投資增長的產出彈性系數0.206。可見，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公共投資所起到的作用要遠遠大于非公共投資，這也說明了要保證公共投資增長的重要性。在表2中，將公共投資具體分為四大類，可以看出，公共投資中的教育科技事業對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系數最大，為0.299，即教育科技事業投資每增加1%，經濟產出就增加0.299%，其次是公共基礎設施，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的產出彈性系數為負值，雖然其t統計量不很顯著，但是零假設檢驗表明該數值明顯不為零。
通過上面的估計結果并結合貢獻率測算公式，我們可以進一步測算出公共投資及各具體類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小。經計算，由表1中的數據可得，非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1.47%，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5.48%。由表2中的數據可得，非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2.69%，在公共投資各具體類型中，以教育科技事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大，達到了39.47%，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小，僅為17.16%。
四、結論
通過以上利用生產函數模型，我們評價了公共投資對江蘇經濟增長的效應，其產出彈性系數大致為0.5，貢獻率達到了45%，都比非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大。可見，公共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從該結論中，可以得出，政府在支配各種公共財政時，政府投資應逐漸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或行業，重視對公共部門或領域的投資，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教育等來促進經濟增長，減少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公共投資，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從而更加合理的利用公共資本，使其效用發揮到最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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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弗里德曼并不認為經濟發展本身并不足以帶來在所有環境下的人類自由，甚至常常是產生社會和政治沖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增長也提供了解決沖突的方式，從各主要國家的實際例證中，弗里德曼得出了一個大致相同的結論：當公民們的生活水準上升時，社會就更加可能取得道德進步，而當生活水準停滯時，就更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移動。
弗里德曼事實上指出了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人民的重要性，“如果經濟增長要孵化社會和政治進步，那么它就必須具有廣泛的基礎，這種進步要求一個國家的人口中有足夠廣泛的群體能享受到正面的經歷。”
正是基于這種原因，弗里德曼憂心忡忡地指出了近二十多年來以美國社會為典型的問題根源所在，“美國在過去30年中經濟增長的成果大多流向了一小部分美國人”。這種情況的后果之一，就是“最近美國社會上顯著存在的不斷上升的不寬容、缺乏公民意識，以及逐漸減弱的大度和開放性”。其原因就是“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美國中產階級在20世紀最后1/4的多數時間內生活水平停滯的結果”。弗里德曼指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來，美國人民一直可以在經濟增長中得到大致同步的獲益，這也是促進美國社會各項變革的重要推動力量，但過去的30年卻是個例外。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當大多數人難以感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而表象的經濟增長仍然呈現高歌猛進之勢時，危機已經近在眼前了。弗里德曼由此得出結論：美國經濟已經到了十字路口，因為這個時間已經過于漫長。
果不其然，這本書問世兩年后，危機就降臨了……
《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
作者:(美國)(Benjamin M.Friedman)弗里德曼
譯者:李天有
關鍵詞：進口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92
一、我國貿易現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體出口貿易水平不斷提升，大量國貨被運往世界各地，出口貿易得到更大程度的發展，但是進口貿易相比于出口貿易水平便是相差較大，一方面在國家政策層次來說我國對出口貿易實施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非關稅限制措施等給出口貿易活動帶來了極大的契機和便利，而對進口貿易方面相關政策較少，另一方面在總結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更多的將重心放在了出口或者是貿易順差，而忽略了進口貿易的貢獻，所以個人認為在貿易經濟整體發展的同時應統籌全局，重視進口貿易的作用。
二、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情況分析
（一）外國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一些國家想要經濟平穩發展，進出口貿易是重要組成部分，以美國為例，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實現了產業升級，將國內經濟整體水平又上升到了一個層次，主要就是依靠技術創新和擴大進口，創造了“低通脹、低失業、高逆差、高增長”的新經濟模式，通過美國的事例可以看出進口貿易對國家的發展的影響。再比如20世紀60年代以前尚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日本，當時日本企業競爭非常激烈，一方面國內新興企業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商品量也十分龐大，同時國家實施低關稅和高進口戰略，在這樣的國情下日本企業的發展反而更好，企業自身的發展也帶領國家的經濟實力水平的提高。通過對美國和日本國家的相關數據分析，得出進口額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 進口促進經濟增長是通過國際競爭力的加強以及獲得更好的中間產品來實現的，進口貿易的實施情況也直接關系著人民就業率與幸福指數的高低。
（二）中國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我國學者對進口貿易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也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總體上普遍認為進口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下圖為我國1952年至2001年GDP總量與進口總量表，根據1952年至2001年我國進口總量和GDP總量數值可以發現，兩者的
pearson相關系數達到了0.9887，表明進口量與GDP緊密的關系，一方面進口增加可以帶動GDP增長，另一方面GDP增長也可以影響來年的進口數量，兩者相互影響相互合作，通過一系列數據表明：我國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互為因果關系，我國的經濟增長對進口貿易有著促進作用，而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機制分析
隨著進口貿易的持續發展，可以預測進口貿易對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貢獻率是很大的，而進口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進口貿易使得要素供給增加，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生產企業的發展，而由于每個國家內的資源都不是能夠完全供應本國生產生活，都需要進口原材料、半成品來滿足本國的需求，而這種模式就可以在彌補本國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提高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和利潤率，一方面滿足本國內人民生活，另一方面給企業和國家也能帶來較大的收益；而欠發達國家在生產過程中一些設備和技術欠佳，則可以向發達國家購買設備和技術，以求提高生產效率，達到共同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總結：進口貿易對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容小覷，進口貿易同樣也是新時代新背景下符合潮流的必然趨勢，與出口貿易共同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