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15 09:49:12
導語：在唐代文學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現代教育技術，可以有效減輕教師備課壓力。比如有位教師在教學《五彩池》一課時，用投影膠片繪制了“五彩池底”“、五彩池水”等圖案用來幫助學生了解五彩池繽紛多彩的原理，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而且畫廢了多張膠片。有時畫得時間長了，眼睛有點花，稍微松口氣，手一抖就畫廢一張，還得重頭再來。這位教師曾在事后向我傾訴其中的艱辛。而這種因為一個小小的失誤就導致前功盡棄、功虧一簣的情況在運用現代教育技術的時候基本不會發生。同樣是教學《五彩池》一課，如果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制作課件，一方面教師可以利用數碼采集設備把書上的配圖直接存入電腦中，節約繪制的時間，另一方面繪制“五彩池水”（輪廓）時，電子繪圖軟件允許教師反復的修改和完善，這些都有效減輕了教師的備課壓力。
二、巧用現代教育技術，課堂教學效果更加顯著運用
現代教育技術輔助教學，課堂教學效果更加顯著。以教學《秋天的雨》一課為例，運用傳統的輔助教學方式時，大多數小學語文教師會使用投影或者掛圖展示淅淅瀝瀝的雨幕中，五彩繽紛的美麗秋色。有的教師就繪制了多張投影片，其中一張繪制的是許多“小雨點”（水滴狀空心圖案）從空中落下來，另外幾張有的是金燦燦的銀杏葉，有的是紅彤彤的楓樹葉，有的是紫瑩瑩的葡萄串。教學效果也確實不錯，但是因為沒有動態變化，課堂氣氛并沒有達到頂峰，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由于制作的數量和難度都不小，不僅畫廢了多張投影膠片，還耗費了三天的時間。這位教師的精神固然可貴，然而她的大量精力和時間都消耗在繪制投影膠片上，令人頗有事倍功半的感覺。而另一位語文教師在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制作輔助課件時，先是使用搜索引擎在互聯網上找到了需要的制作幻燈片教學課件所需的楓葉、葡萄、銀杏葉等圖片素材，然后把它們一一插入到PowerPoint制作的幻燈片中，又自己用Power－Point軟件自帶的繪圖功能畫了一個小雨滴，并通過“復制-粘貼”的方法把這個小雨滴變成了一片小雨滴，再運用Pow－erPoint軟件中的“自定義動畫”功能的加上一個動態效果。“秋天的雨”的教學輔助課件就制作成功了。后來這位語文教師又從網上下載了一首輕柔舒緩的鋼琴曲，前后耗時不到一個小時。而在實際教學中，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課堂氣氛空前高漲，特別是朗讀文中的經典段落時（課后需要背誦），因為有配樂，學生感到特別新奇，紛紛請求教師給一個朗讀的機會，后來教師不得不臨時加了一個全班齊讀的環節，而這時有部分學生已經能夠比較完整的背出該段文字了。這節語文課毋庸置疑是成功的。可見如果廣大的小學語文教師能夠巧妙地運用現代教育技術進行輔助教學，不僅能夠保證小學語文課堂的教學活動效率，還能極大地提高小學語文學科的課堂氣氛。
三、總結
一、合理確定提問內容
在“問什么”方面，首先要考慮的是問的目的。如在課堂導入時，要設計導入的問題；在檢查學習效果時，要設計與所授知識相關的問題。其次，要考慮的是題目的難易程度。往往題目太難或太容易都不是好題目，題目的難度要適中。再次，要考慮學生的興趣問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指出：“教育中要防止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將教與學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師主導作用的錯誤傾向。另一種是只管教，不問學生興趣，不注重學生所提出問題的錯誤傾向。”如果教師所提的問題能夠讓學生感興趣，那么，學生就會更重視這個問題，更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更有興致地學習接下來的課堂內容。在許多學生看來，《古代漢語》課程比較枯燥、難懂，因此，在趣味性方面，古漢語教師上課時就更得注意。
二、合理確定提問形式
1.判斷式提問
判斷式提問句式往往是讓學生有所判斷、有所選擇。
例如：在講到白居易《琵琶行》中“主人下馬客在船”時，我問學生：“該詩句的意思，是不是主人下馬后，在岸上揮揮手，和船上的客人說再見？”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果沒有掌握古代漢語互文的修辭方式，就容易出錯。該詩句的正確理解是主人和客人一同下馬，一同來到船上。
2.開放式提問
開放式提問往往是考察學生的知識面和理解能力。
例如：在講到《孟子?滕文公上》中“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時，我問學生：“你認為五尺之童有多高？如果按照現在的一尺等于33.3厘米來看，那么，五尺就有166.5厘米了，古代的兒童這么高嗎？”聽到這個問題，很多學生感興趣地想聽解釋，在問了一兩位同學后，我解釋道：“其實，在春秋時候，一尺大約等于23厘米，五尺大概是115厘米，這和兒童的身高就比較接近了。”
3.對比式提問
對比式提問往往是考察看問題的深度和洞察能力。
例如：在講到儒家的思想“仁愛”和墨家的思想“兼愛”時，我問學生：“‘仁愛’和‘兼愛’的異同點是什么？”學生大多能回答出這兩者都強調“做人要懂得愛他人，善待他人”，但回答不出這兩者的差別。我解釋道：“‘仁愛’更多強調的是有差別的愛。儒家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親疏厚薄的關系，所以愛也就存在差別。父母對自己小孩的愛往往勝過于對別人小孩的愛，所以我們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兼愛’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愛應該是無差別的愛。顯然，‘仁愛’更加符合人之常情。”
4.連環式提問
連環式提問叫追問，往往針對學生回答問題中的漏洞作進一步提問，以便揭示問題的實質。
例如：在講莊子《逍遙游》時，我問學生：“莊子認為‘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遙’？”部分學生回答：“不需要憑借外物就是逍遙。”我進一步提問：“你個人認為不憑借外物就是逍遙嗎？渡河的時候，借助船渡河，就不逍遙嗎？莊子提到列子御風而行，列子會飛，莊子說他逍遙了嗎？”學生回答：“列子也有憑借空氣，所以列子不逍遙？”我再進一步提問：“照你這么說，連空氣都不憑借，那就叫逍遙？人是自然界中的人，怎么可能任何東西都不憑借呢？如果逍遙是這樣理解的，那么，莊子的理論就和做人的基本方式不相一致了。”關于什么是逍遙，我解釋道：“莊子所認為的逍遙有兩層含義：一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需要和別人對比；二是在自己能力的范圍內，做力所能及的事。”許多學生聽后，驟然感覺輕松許多，感到自己還可以過得更“逍遙”。
三、合理把握提問節點
在課堂提問中，把握“提問時機”是發揮提問作用的關鍵。一般來說，課堂中存在三個提問節點，分別是課前、課中和課尾。
1.課前提問
課前提問是指剛開始上課時的導入提問，這主要是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例如：在講“古今詞義的異同”時，我問學生：“在電視劇中，我們經常聽到‘有請大理寺的王大人’。那么，這里的大理寺指的是什么呢？”聽到這個問題，某些學生就來了興致。在問了一兩人之后，我解釋道：“在古代，‘寺’字是官署的意思，后來才演變為寺廟的意思。古代的大理寺，相當于現代的最高人民法院，掌刑獄案件審理。”許多學生聽后，感覺這堂課挺有用，很感興趣地接著聽下去。
2.課中提問
課中提問是指上課過程中的提問，這主要是為了了解學生是否跟得上教師的上課節奏。另外，這可以起到吸引注意力、活躍課堂氣氛的作用。
例如：在講到同義詞“回”和“返”時，我分析道：“在上古，‘回’表示旋轉，如《荀子?致士》：‘水深而回。’大約在隋唐時代，‘回’才有了返回的意思。如賀知章《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于是‘回’和‘返’便成了同義詞。”我進而問學生：“說‘回家’，廣州話怎樣說？”許多懂廣州話的同學異口同聲回答“返屋企”。這個問題加深了學生的學習印象。
3.課尾提問
課尾提問指的是課程尾聲的提問，這主要是為了檢查學生對課堂所授內容的掌握情況。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適當提問，可以引導學生的思維，讓學生更好地掌握課堂的重點和難點。
例如：在講了“詞類活用”一節后，我讓學生分析：“‘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中哪些字是詞類活用？存在幾種判斷方法？”按照大多數流行教材的分析方法，在這兩個句子中，名詞“蠶”和“衣”都活用為動詞，判斷的方法有三，分別是：（1）名詞放在副詞后，‘蠶’字放在否定副詞‘不’后；（2）名詞用‘而’字連接，‘衣’放在‘而’后；（3）對應關系，‘不耕’對應‘不蠶’，‘而食’字對應‘而衣’。可以說，這個問題較好地檢查了學生對課堂重點內容的掌握情況。
四、合理確定提問對象
關于課堂提問的對象，大多數情況下是面向全體同學的，這樣才能讓學生更廣泛地參與。但有時也可以只面向部分學生，甚至只面向個別學生，具體要看提問的目的。
1.面向全體
在課堂提問中，面向全體學生是課堂提問中最常見的。
例如：在講到“詩詞語言”的時候，我問全班學生：“大家認為李白的《靜夜思》寫得好嗎？好在哪里？”學生聽到這兩個問題，紛紛思考起來，并且饒有興趣地想聽聽老師怎么分析這首詩。
2.面向部分
在課堂提問中，有時面向學生也是可行的。比如，個別問題只面向男同學或只面向女同學。
例如：在講到《詩經?衛風?碩人》“膚如凝脂”時，我問道：“在座的各位女同學，知道該詩句是什么意思嗎？”我進而解釋：“可以說，這是化妝的最高境界。化妝如果要達到‘膚如凝脂’，那是極難的事情。凝脂是凝固的豬油，大家看，凝固的豬油有什么特點呢？一是白中略帶微黃。如果化妝后的臉是白色的，那就不好看了。二是固中略帶柔韌。皮膚是需要一定彈性的。三是光滑中略帶粗糙。如果化妝后的臉和玻璃的表面一樣，那也不好看。四是干中略帶水分。所以女子才要補水啊。”經過這一番解釋，學生感覺古人用的這個比喻，實在太恰當。
3.面向個別
在課堂提問中，偶爾可以面向個別學生。之所以面向個別，可能是因為某位同學在某方面的能力比較突出，或是因為教師發現有個別同學開小差，故意問他，起到督促課堂紀律的作用。
例如：在講到“漢字的構造”時，由于這部分的內容和書法有關，如果班里個別學生對書法比較有研究，那么，在課堂上，可以設計個別問題，與這位學生開展探討。在探討中，讓其他學生“旁聽”更多知識。特別是，這能夠讓其他學生佩服這位學生的見解，激發他們學習書法和學習漢字的興趣。
五、合理回應學生作答
在學生作答后，教師應該對學生的作答進行恰當的點評，該肯定的要肯定，該否定的要否定，該解釋的要解釋，這樣才能將有關知識點講解清楚。
1.作答后適當評定
在課堂提問后，對于學生的作答，往往需要適當肯定其中的合理之處，這樣才不會打擊學生的自信心。而對于不合理的地方，教師也應予以糾正。
例如：曾經在“古文今譯”課堂上，我問學生：“韓愈《師說》中‘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如何翻譯？”有學生翻譯為：“因此，無論地位高還是地位低，無論年齡大還是年齡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這個翻譯顯然是有誤的，但我說：“這位同學的翻譯，前一部分是對的，后一部分還要修改，正確的回答是‘因此，不論地位高貴還是卑賤，不論年紀大還是年紀小，誰掌握了知識道理，誰就可以作老師’。”
2.作答后適當解釋
在課堂提問后，教師是需要進行適當解釋的。回答好的地方，要解釋為何答得好；回答得不好的地方，要解釋為何回答得不好，這樣才能發揮更好地發揮課堂提問的作用。
在數學課題學習中，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個性差別，允許學生在活動中興趣轉移，以滿足學生多種興趣愛好的需求，適應每個學生不同發展的需要，讓每一個學生都“動”有所得。一節成功的數學課題學習課從學生是一個發展著的、有差異的“人”這樣一個假設出發，通過活動與親身體驗認識自己的潛能和優勢，使學生在小組活動中獲得成功的體驗，增強自信，促進發展。
一、關注學生差異，通過課題學習激發學生的興趣
愛因斯坦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非僅僅從責任感產生，而是從對客觀事物的愛與熱忱產生。”學生進入初中階段，兩極分化比較嚴重，我們教師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落后學生。雖然有的學生基礎知識掌握得不好，但是動手能力較強，課題學習為這部分學習有差異的學生提供了可發展的空間。
怎樣通過課題學習激發有不同差異學生的興趣呢？我的做法是：
1、將課題學習提到本章節的第一節課，引發學生的興趣。
在初四第二章學次函數時，我故意讓學生翻到課題學習這一節，展示我搜集的很多關于中國拱橋的發展及設計，激發我們班的愛好者的參與。可是這些拱橋的基本設計理論是什么呢？學完本章你就知道了，你也會成為設計家，動手能力較強的同學可別錯過了本章的學習。學生的求知欲望被激發起來了，在學習本章知識的過程中，所有學生都不肯錯過，真正達到了教學效果的高效。
2、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從身邊的小問題著手，激發學生的興趣。
在初四設計遮陽蓬這一課題的學習中，我讓學生觀察家庭、加油站、工廠等不同地點的遮陽蓬的特點，引導學生參與到社會實踐中。
有差異的學生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發展空間，有的學生甚至做了一個遮陽蓬模型來說明自己的設計。這些學生對自己作品的自豪感寫在臉上，他們再也不是課堂上的木偶，學生的興趣提高了，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學習的滿足感。
二、課題學習為學生提供了無限廣闊的時間與空間
結合教學內容，創設真實的、生活化的課題學習情境，達到不動聲色地激發學生的全員參與熱情，更有助于豐富他們的生活體驗，擴大他們的課堂生活交往空間。對于動手制作遮陽蓬的學生，我因勢利導，提出：你能讓你的遮陽蓬設計得更合理嗎？這些學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便自愿組成了合作小組，探討研究，達到了解決問題的目的。學生之間的合作加強了，使得所有學生自主愉悅地量力而學，實現了基于各自個性特點的最優發展，同時又促進了不同學生之間的和諧交融、共同發展。不再是老師口頭上說“下面我們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基礎知識不扎實的學生根本沒有發言的權利，他們只是被動地接受，而不是積極參與。在課題學習過程中，老師為他們營造了自愿自覺學習的環境，他們主動地參與到學習中來，再也不會感覺自己只是邊緣學生，討論只是好學生的事情，與自己無關，學習效果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三、課題學習更為關注學生的自主探索習得過程
數學的知識、思想和方法必須由學生在現實的數學活動中得到理解和發展。在“課題學習”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的角色都發生了變化。學生是“課題學習”的主人，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自主、合作、探究解決問題，并自己得出結論。課題學習的教學，是課堂基礎知識的延續。課題學習的學習空間開放，學習途徑開放，學習結果開放，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實踐與探索機會，學生在探索的過程中知識與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一、從科舉文學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臺灣的龔鵬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書中《文學化社會的形成》一章明確地提出了一個“文學崇拜”的概念，認為唐代存在一種對文學的全社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進士科舉，以至于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對文學有一種近乎著魔的崇拜，從皇帝到普通百姓，從讀書人到官員，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參與了起來［1］。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說是科舉———進士考試———影響了文學，倒不如說是文學崇拜影響了科舉考試，從科舉考試的名目以及考試內容來看，文學崇拜對科舉考試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然，科舉考試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對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唐五代時期的筆記小說來看，很多內容都是與科舉有關的。如《唐摭言》，幾乎就都是記錄唐代科舉的事，又《唐語林》、《北夢瑣言》等筆記小說中都記錄了大量與科舉有關的事。一些文學作品，如傳奇小說也是以進士科舉為題材，至于科舉詩則更不待言。從文體發展的情況來看，律賦的形成就不能不說與唐代的科舉有關了，彭紅衛的《唐代律賦考》對唐代律賦的產生及演變過程有詳細的考證。這些都是科舉對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明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唐代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很明顯，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影響是相互的，作為一種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應在文學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因為科舉的出現，在唐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科舉文學①。所謂文學，《新編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以語言文字為記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散文等。”［2］從科舉對社會產生的影響看，科舉完全可以稱之為一種文化，而與之相關的一些作品，如詩歌、小說、散文，還有在科舉考試中產生的大量省試詩、試策、律賦，都是用語言文字記述下來的、反應客觀現實的藝術。由此，我們就找到了對唐代科舉進行研究的另一個視角，那就是，以科舉文學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唐代科舉對唐代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那么，單從詩歌或者小說的角度、從制度本身來觀照科舉文學是遠遠不夠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劉海峰在《科舉文學與“科舉學”》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舉活動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個案人物的科舉經歷和體驗的細節，有助于重構科舉場景，還原科舉實態，有助于加深對科舉的認識，研究科舉文學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舉制提供具體而生動的歷史圖景，可以豐富‘科舉學’的內容，拓展‘科舉學’的空間。”［3］從文學的角度進行科舉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經做過很多艱難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劉海峰在上文說的那樣:“從文學角度研究‘科舉學’，成果層出不窮，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試帖詩以外，還關注科舉制與《文選》學、與唐代進士行卷、唐詩及唐宋傳奇、唐宋的韻圖、唐宋律賦、元曲及明清小說等的相互關系，還有大量關于文學家的科舉生涯、文學群體的科舉生活與心態、文學作品與科舉的關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結、舉子與青樓文學等方面的論文出現。”雖然如此，我以為，既然能夠提出科舉文學這個概念，那么我們也能從科舉文學的角度對這一個領域進行研究，而不是把視角只限于“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唐代科舉文學，本身就是構成唐代文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為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對象，從文學的角度對之進行系統的研究。唐代的科舉文學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也是“文學研究”原本的任務。
二、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范圍
從筆者能查到的資料來看，現在對科舉文學的研究，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的，主要是在小說與詩歌，如鄭曉霞的《唐代科舉詩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詩研究》，還有一些碩士論文也是從落第詩的角度進行研究①。近年來，學界對唐代的省試詩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4］，但都還在詩歌的范圍。從小說角度出發的則應該是程國賦先生的《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的有關章節和王汝濤的《唐代小說與唐代政治》的有關章節。而從文學的角度對唐代科舉中的賦及贈序等的研究則極少見。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范圍，筆者以為可以包括以下內容:唐代科舉詩、唐代與科舉有關的筆記小說、唐傳奇、科舉賦、還有與科舉有關的各種贈序等。似乎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東西，但是我們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會發現很多新的東西。唐代科舉雖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變地沿用，而是有了較大的改變，對于隋代科舉的具體情況，杜佑的《通典》、《隋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提到過，《通典》卷十四《選舉二》說:“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謹、清平才干二科舉人。……煬帝始建進士科。”［5］《隋書》卷第三云:“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并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御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采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6］其實隋代的科舉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劉肅《大唐新語》卷十《厘革》云“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7］，雖隋代已經有明經進士之科目，但隋的科舉是如何進行的并不明確。按諸書所說唐承隋制，大概其內容也差不多，只是后來唐代的科舉制度發生了改變，如秀才一科最終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經本與進士一樣，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變為進士倍受重視，而明經則出現了“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的故事［8］。唐代科舉其實一開始與文學并未有多大的關系，《新唐書選舉志》說:“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能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第。”足見科舉與文學并沒有在一開始就發生了關系，《選舉志》又說:“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試。”［9］至此，科舉與文學才算正式發生了關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記考補正》《別録上》的按語中說:“按進士試雜文，先用賦，后增以詩，皆在玄宗時。”［10］那么至遲在玄宗時，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就非常密切了。談到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就不能不談到唐詩與舉的關系，自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11］關于唐詩與科舉關系的探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到現代也還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如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就談及這個問題，他認為進士試詩賦時唐詩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科舉對唐詩并無促進作用，相反還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①。筆者認為唐代科舉對文學的影響并不能只看到科舉跟詩歌的關系，而應該全面地考察。文學并不就只是詩歌，雖然唐詩是唐代文學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學樣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有道理，他說:“個人年來涉獵文史，鳩集了一些有關這些問題的資料，因而大致明白了進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進一步認識到，對于唐代文學發展起著進一步積極作用的，并非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12］確實，如果光從科舉制度本身來看，與之有關的只有省試詩，而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文學產生的一些新內容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對唐代科舉文學的研究，應該改變那種只把重心放在詩歌和筆記小說上的現象。當然，唐代詩歌作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體，受關注程度高這本身也無可厚非，但是，我們要做的是對科舉文學進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應當只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詩歌或筆記小說的范圍內，而應該把視野拓展到科舉文學的各個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對科舉文學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舉文學的演變
唐代科舉文學是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的出現而出現的，也必然會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而呈現出不同的演變方式，相應地貫穿整個唐朝。從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來看，初盛唐時的科舉制度尚處于制度建立的階段，這時雖然也有許多文人參加科舉考試，但總的來說，反映在科舉文學上，有關的作品不是很多。就科舉詩來說，這一時期的科舉詩也是相對較少的，現存的初盛唐的詩歌也是以應制詩為多，這一時期，科舉詩創作得較多的應該算是岺參、王維等人，而其風格也是具有明顯的盛唐詩歌的風格。《全唐文》中有關科舉的文章也大都是對科舉制度本身的討論，對及第和落第的心情的描述的文章相對少了許多，初盛唐可以算是科舉文學的產生階段。時至中唐，隨著科舉制度的逐漸定型，科舉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漸次提高，大多數文學家都是由科舉走上仕途，如柳宗元、韓愈、歐陽詹、劉禹錫、張籍、孟郊等，也已經漸次形成了龔鵬程所說的“文學崇拜”，這一時期的科舉文學大約可以分成大歷時跟大歷后兩個時段。作為從盛唐連接中唐的一個特殊時期，大歷時期的科舉文學也呈現出與盛唐和大歷后不同的風貌。
這一時期的科舉文學的創作者在詩歌方面主要以劉長卿、盧綸、李端為主，在筆記小說中也出現了與科舉有關的內容。大歷后至寶歷前，可以看作是科舉文學在中唐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是科舉文學的數量較前期又有較大的發展，科舉詩的內容與風格都跟初盛唐有較大的差別，逐漸出現了一些與科舉及第或落第相關的專用的詞語、意象。筆記小說中與科舉有關的內容大大增多，基本上涉及到科舉的各個方面。一個比較突出的變化是在文人的贈序中出現了大量的與科舉有關的文章，比如柳宗元、韓愈的文集中都有很多這樣的贈序。到了晚唐，時勢跟社會現狀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科舉在制度上也再沒有其它大的變化，基本上都是蕭規曹隨，即使有小的改變也是局部的完善，不影響整個科舉制度的實施。從中唐開始，關于寒畯與子弟之爭就已經開始，這一時期更加明顯，而貴族子弟的大量登第也讓許多的寒畯失去了登第的機會，入仕的途徑也越來越窄。大唐聲威的不再，也讓文人參加科舉的初衷有了一定的變化，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只是為了自己的文名得到社會的承認。或者為了擠進統治階級的上層，而“甘露之變”又使在朝為官的人如履薄冰。雖然這樣，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晚唐，只要善于鉆營，通過科舉考試者，可以在短短的幾年或者十幾年就做到平章事的位置，這無疑也刺激了士人參加科舉考試的積極性，并出現了以社會的不齒來達到登第的目的的情況，如“芳林十哲”，如盧延讓的“貓兒狗子”、李昌符的婢仆詩等。晚唐的科舉文學呈現出與前三期都不同的態勢，這一時期最主要的特色是科舉詩較前三期在數量上更多，更善于描寫登第的開懷與落第的痛苦，只要是有詩留下的詩人，幾乎都有科舉詩存在。其內容不僅僅只述說登第、落第的感覺，還有對有司不公的抨擊、對人生命運的無奈。同時在意象上也豐富了許多。如對落第的表現，就有三獻玉、桂玉無門、獨懷羞、天意難明、丹桂未入手、破琴孤劍、梯媒等，大大地豐富了晚唐科舉詩的反映內容和表現形式。
論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齊梁時劉勰的《文心雕龍》。在體例、框架、結構、論述的完整性、系統性上，可以說前無古人，后乏來者。它是經過劉勰的縝密構思所完成的，總結了自先秦到齊梁時代文學美學史發展及其現狀的豐富經驗，回答了文學美學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論文。其代表作是西晉陸機的《文賦》。《文賦》的最大理論貢獻是完成了文學審美的的根本性轉化，特別是其中論述“詩緣情而綺靡”，把詩與情相連結，規范了詩的審美性質是“緣情”、言情，這就從根本上對“詩言志”的傳統論述作了顛覆。由此，奠定了《文賦》在中國文學美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為某一書、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寫的序文、跋文，從而表達做序跋者的美學思想，例如南朝蕭齊詩美學家鐘嶸的《〈詩品〉序》。該序文建構了以情氣為本源、以感蕩心靈為方式、以悲怨為內涵的詩美學本體論，從而刷新了中國詩美學理論史。
他還建構了以“滋味”的審美感覺為中心的審美創作和鑒賞論，代表了那個時代文學美學的高峰水平，對后代的影響很大。南朝蕭梁時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認為文學“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提出的是審美標準。“綜輯辭采，錯比文華”，有美的文辭，文學應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談話。儒家美學的奠基作《論語》，是由孔子幾乎全部用談話方式表達的。例如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美學論，“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詩性特征論，“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審美理想論，“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談更廣，輯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語類》，其中涉及文道論、審美化育論、審美人格論、審美平淡論等。
通信。信函是中國文學審美論的重要載體。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提出文學審美中“發憤”說。魏代曹丕《與吳質書》，可看成是《典論·論文》的姊妹篇。曹植《與楊德祖書》成為表述其文學美學思想的現存唯一資料。西晉陸機的弟弟陸云《與兄平原(陸機)書》提出“清省”論，“清”乃潔，“省”乃約，以此作為審美標準;“盡定昔日文”，考量過去的文章。
劉宋時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提出當時文學美學界最需要解決的“文”“筆”論。白居易《與元九書》是唐代論述文學美學最重要的書信。韓愈《答李翊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為唐宋古文運動鋪墊了文學美學的理論基礎。其他，宋代的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蘇軾《答謝民師書》，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等書信都有很高的文學審美價值。
以詩論詩。所謂以詩論詩，就是用詩歌形式，主要是絕句論說詩歌美學。唐代詩人杜甫開論詩絕句之先河，寫有著名的《戲為六絕句》，涉及一系列詩歌領域，回答當時詩壇的重大問題，諸如詩美學的借鑒和吸受：“轉益多師是汝詩。”詩美學史的氣度和胸懷：“不薄今人愛古人。”詩歌語言美感：“清詞麗句必為鄰。”富于歷史感的宏觀評價態度：“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在杜甫論詩絕句的影響下，產生了南宋戴復古《論詩十絕》、金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清代王士禎《戲仿元遺山(元好問)論詩絕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遺山論詩三十八首》等。
詩話。這是中后期中國文學美學的主要存在形式。
詩話始于宋代，清代沈濤在《〈匏廬詩話〉自序》中指出：“詩話之作起于有宋。”宋詩話又始于歐陽修，成為詩話的開山祖，以《六一詩話》最著名。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詩話》。他曾說：“(六一)居士退居汝陽，而集以資閑談也。”是一種集錄，實際上是對詩歌見解的語錄體紀錄。詩話自歐陽修開創以來，以其新穎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宋代司馬光有《溫公續詩話》。明代詩話是一個發展高峰，清代又是一個高峰。近年來相繼出版了《宋詩話全編》700多萬字，輯錄詩話562家;《遼金元詩話全編》300多萬字，輯錄詩話420家;《明詩話》800多萬字，輯錄詩話720家。如此驚人的字數、卷帙，就足以顯示中國詩話的盛況了。詩話涉及中國詩歌包括詩美學的所有問題。
詞話。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有《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1版)，收輯宋代至近代詞話專書85種，340萬字，可謂集其大成。
詞話的論說形式跟詩話有相同之處，是詩話的派生。北宋時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詞話，借鑒唐代孟棨《本事詩》的批評方式，做實證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屬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詞話在審美學上比較粗糙，后來審美因素逐漸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雞漫志》、沈義父的《樂府指迷》、張源的《詞源》、況周頤的《蕙風詞話》到近代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將詞話發展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上。《人間詞話》的話語形式雖是傳統的，但內涵卻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融入了西方傳進的文學美學理論，富于時代特點和論述深度。
評點。評點來自東漢以來的人物品賞，《世說新語》多有記載。品賞后來又稱之為批點、評點。就小說而言，首創者是宋代劉辰翁的《世說新語》評點。后來者有明代葉晝托名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回評》，更有清代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說文本的基礎上，用簡潔的話語表達評點者對評點對象的體察、認知和評價。“點”是體認方式，“評”則表明體認態度。評點涉及小說的意義、人物、情節、結構等諸多方面，有總批、夾批、眉批。
性格，作為一個明確的中國小說美學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嘆在評點《水滸傳》中提出的。他說：“《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個樣。”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就歷史小說創作、人物形象塑造、情節結構處理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富于小說美學意義的見解。他在小說評點上有方法論意義上的突破，不限于單個性評點，而是聯系式評點(比照、連接)，具有整體性。
戲曲評點。金圣嘆的《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其戲曲評點的成就突出。金圣嘆以最鮮明的判斷立場，指出“《西廂記》斷斷不是，斷斷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驚的文學主張，斬斷《西廂記》的第五本，反對大團圓。
綜上所述，中國文學美學存在的主要形式—— 論著、論文、序跋、談話、以詩論詩、評點等，其論述范圍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四大文體，文學美學的發展歷程、理論紛爭、文本解讀、審美主張、文學現象、范疇形態等領域和問題，記錄了文學美學的當時狀況和演變歷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學美學狀況及其發展的寶貴資源。
會議先后共安排了兩次大會發言和15場分組討論，均是采用先主題發言后評議的方式進行。會議包括八個主要議題：明代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等個體文學研究；明代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學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與文學關系研究；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之關系研究；科舉文化視野下的明人別集整理與研究；文學視角下的明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200余位與會學者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會議涌現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僅全面反映了正在進行的科舉文獻整理和科舉文化研究的新進展，也集中展現了明代文學研究的新風貌。因研究成果數量較大，擇要綜述如下。
一、科舉文化研究
科舉文獻的整理與科舉文化的研究是會議討論的重心。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介紹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項目“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的編纂和出版情況，引起與會者的強烈關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的內容重點包括兩個方面：反映科舉制度沿革、影響及歷代登科情形的文獻；與歷代考試文體相關的教材、試卷、程文及論著。第一批將要出版的書目包括《歷代制舉史料匯編》、《歷代律賦校注》、《唐代試策試律校注》、《八股文總論八種》、《七史選舉志校注》、《四書大全校注》、《游戲八股文集成》、《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明代狀元史料匯編》、《欽定四書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種》、《貢舉志五種》《<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欽定學政全書》、《<清實錄>科舉史料匯編》、《梁章鉅科舉文獻二種校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等17種，共計約3000余萬言，預計2009年上半年開始出版。陳教授將《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總序》作為會議論文提交，他在發言中對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義進行了闡述，他認為，整理出版歷代科舉文獻。“一方面是為了傳承文化，讓這份豐厚的遺產充分發揮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為今用，讓它成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資源”。參與“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編纂工作的有關學者羅積勇教授(武漢大學)、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學)、王煒博士(華中師范大學)、余來明博士(武漢大學)等也分別在發言中陳述了相關文獻整理工作情況和科舉文化研究的新發現。
科舉文化研究不乏熱點，如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胡小偉研究員的論文《關公：明清科舉神》首次指出，三國時代的歷史人物關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為科舉考試神。南京大學周群教授的論文《<四書大全>與明代科舉》認為永樂十三年編成的《四書大全》“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對明代科舉、教育等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科舉與文學的關系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中國藝術研究院趙伯陶先生的論文《明清八股取士與文學及士人心態》以“難以化解的矛盾”來總結士人對八股文的復雜心態：相信命數，卻又不甘心聽天由命，總希望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運的羈絆，實現理想。南京師范大學陳書錄教授的論文《崇禎辛未進士科與吳偉業的負恩愧悔心態及其雅俗文學創作》認為明崇禎辛未進士科造成了吳偉業的報恩、負恩及愧悔的心態，并可見于其傳奇與雜劇創作的實踐。臺灣嘉義大學徐志平教授的論文《科舉考試對明遺民杜濬及其詩之影響》則以明末清初詩人杜濬為個案，分析了科舉對身處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杜漕及其詩作、詩風及詩論的影響。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科舉文學與“科舉學”》界定了科舉文學的范圍，即以科舉考試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舉為題材的文藝作品。揚州大學黃強教授的《(游藝塾文規)正續編的文學理論價值》、哈爾濱師范大學關四平教授的《唐代科舉題材小說文化意蘊探微》、浙江工業大學萬晴川教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與科舉制度》、中央民族大學曹立波教授的《明代科舉對徐霞客游記成就的影響》、江西師范大學李舜臣副教授的《博學鴻儒科與康熙詩壇》等成果也對相關熱點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二、明代文學研究
關于明清小說戲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當豐富。香港中文大學周建渝教授的論文《解構批評：論(三國志通俗演義>文本意義之不確定性》以解構批評的視野來解讀小說中的曹操、劉備、魏延等人物，發現“奸雄”、“仁義”、“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結論并不具有確定性。中央民族大學傅承洲教授的論文《天許齋小考》通過相關文獻證實，晚明時期著名書坊天許齋齋主就是馮夢龍。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的論文《如何正確理解“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說”》探討紀德君教授關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說”的學術質疑，認為徐先生更重視考察這個漫長的動態的累積過程本身，而紀教授更關注這個動態過程的最后定點，兩者結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學的認識。程國賦教授的論文《論明代書坊對通俗小說體制發展的貢獻》指出，明代書坊及書坊主促進了演義體小說的演進和定型，加快了演義體小說通俗化的進程。武漢大學吳光正教授的《<金瓶梅詞話>的宗教描寫與作者的藝術構思》認為《金瓶梅》中的宗教描寫是作者的精心設計，是作家用來表達創作意圖的重要手段，借此可以對作品更好地進行還原解讀。此外，臺灣彰化師范大學許麗芳教授的《章回小說敘事之內在展現：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的韻文運用為中心之考察》、東南大學徐子方教授的《朱權及其“二譜”》、北京外國語大學羅小東教授的《論“三言”“二拍”的時間操作藝術》、臺灣中正大學毛文芳教授的《黃向堅“萬里尋親”紀程與圖繪探析》、湖北大學宋克夫教授的《的正視與人生的警戒》、暨南大學王進駒教授的《論明代戲曲創作的“自況”現象》、上海財經大學許建平教授的《<臨清州志>與<金瓶梅>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江蘇教育學院馮保善教授的《論凌瀠初的<喬合衫襟記>傳奇》、北京外國語大學魏崇新教授的《<金瓶梅詞話>的欲望敘述》、香港嶺南大學劉燕萍副教授的《遺憾、補償與惡勢力》、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周艷博士的《欲望與詩：明代中篇傳奇的題詩唱和與性別表現》等著也多有新見。
日本學者多從文獻角度梳理小說故事情節或人物的發展演變歷史，顯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宮崎大學上原德子的《關于劉東山的故事》將《初刻拍案驚奇》第3卷中的劉東山故事與其它多個版本的劉東山故事進行了比較，早稻田大學松浦智子的《“楊家將”故事形成史資料考》以山西楊忠武祠的文物資料為線索，考察了“楊家將”故事在楊氏家族內部的傳承，揭示了楊家將故事的“世代累積型”發展、體系化的過程。早稻田大學巖田和子的《楊忠愍蚺蛇膽表忠記考》以“蚺蛇膽”為中心，探討了王世貞與楊繼盛的關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創作此故事的背景等問題。
論文摘要:虞世南《泳彈》與駱賓王《味坪》同為唐代味物詩中味彈名篇，運用“知人論世”之法，從作家生平，我們大致可對作品作出分析，而相比較而言，皮詩的創作背景并沒有駱詩那么具體清晰，駱詩已知是作于獄中，且基本上可認定創作時間是在唐高宗儀鳳三年(678年)，但虞詩卻’不明確，本文試圖以詩史互證之法分析之。
垂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虞世南《詠蟬》
該詩首句便以蟬起興，“飲清露”，“出疏桐”，通過寫蟬的高潔來暗喻人的高雅。古人認為蟬居高飲潔，故曰“含清露”，也表現了作者鄙棄世俗污濁、清高幽靜的品質o’后句寫作者由衷地感概，“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從字面上看似寫蟬聲的傳播是因為身居高處，并非依靠秋風之力，實則表達了作者孤傲清高的品格;人之所以能美名傳播四方，是因超俗的學識和才干，并不是借助于某些手段或某些“達官貴人”。此詩通篇寫蟬，但人的影象無處不在，作者寄寓了蟬以深厚的感情，使讀者從中體會到作者高潔的人格。正如清人沈德潛評:
“命意自高，詠蟬者每詠其聲，此獨尊其品格。”
然而，我們之所以能對該詩作出以上分析，是因為它是詠物詩，且有所寄托(寄情于物、托物寄興)，此詩既寫蟬，又寫人;再者，我們分析詩歌素有“知人論世”的傳統，我們可以根據作家的生平來分析其作品。從《唐書》虞世南傳不難了解其為人，太宗嘗稱其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并手詔魏王泰曰:“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就其詠蟬詩來看，確實反映了這一點。該詩狀物形神畢肖，寓意巧妙自然，格調清雋高遠，同后來駱賓王、李商隱的同題之作，被推為唐人詠蟬詩的“三絕唱”。但與駱、李兩詩相比，雖都工物比興，但在物象交融方面卻稍遜一籌。一者虞詩是清華人語，而駱詩是患難人語，李詩是牢騷人語，自然不如后者感人。其二，與駱詩相比，我們雖對虞世南其人有所了解，但對其詠蟬詩具體的創作背景不夠了解，而駱詩則在題目中點明此詩寫于獄中，若非有“在獄”兩字和詩前小序，讀者亦只能從詩中“南冠”所用典故去推斷詩人有可能在獄中，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作者用“南冠”二字之巧妙，(駱賓王確實在獄;且駱賓王是南方人)既暗示自己在獄之身份，點題，又對應“西陸”二字，工整之至，簡直是不露痕跡，天衣無縫。所以當我們讀到“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這句時，覺得它既寫物又寫人，物象交融，語意雙關，作者確是真情流露，自然不做作。而且我們可從駱賓王在獄中作詩這一點確定作品的具體創作時間，據清陳熙晉考，該詩作于唐高宗儀鳳三年(678)，一說是儀鳳四年(喬象鐘、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上冊》主此說)。
那么，虞世南又為什么寫《詠蟬》呢，從“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來看，其言外之意，當是有人認為他之所以身居高位，名望大，乃是“藉秋風”，借助達官貴人引薦或其他一些手段。虞世南由陳經隋人唐，資歷甚老，在陳時即受到當時著名文學家徐陵的贊賞，由是有名，曾以文學侍陳。陳滅，與其先兄世基同人隋京長安，被時人譽為晉之二陸。在隋作秘書郎，是場帝重要的文學侍臣。場帝頗愛其才，卻嫌其剛直，故居于七品，十年未摧升。人唐，任秦王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為十八學士之一。太宗即位，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貞觀十七年，太宗建凌煙閣，圖畫二十四功臣像以供之，世南亦居其中。可謂位極人臣，尊崇無比。一般來說，居高位者，易遭人忌。李靖，初唐第一名將，南平吳會，北滅突厥，西定吐谷渾，居功至偉。每參議，詢詢似不能言，以沉厚稱，然猶遭人誣陷，先是侯君集向其學兵法，未能盡其術，誣其謀反，后又有高生和唐奉義誣其謀反。魏征，良臣也，甚為皇帝所倚重，常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余奏，無不切中要害。
論文摘 要：陳寅恪先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學術大師，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從根本上分析歷史現象，闡釋歷史原因，從而解釋文學上的現象。這種歷史社會文學研究法對古代文學研究，尤其是小說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中國近代的學術大師中陳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點的一位。正如學界所說的，是哲學家，俞平伯是文學家，王國維的優勢在政治和理論，而陳寅恪卻是歷史學家。與在學術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證的方法不同，陳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從根本上分析歷史現象，闡釋歷史原因，從而解釋文學上的現象。他將考證的方法與與文化研究相結合，打通了文學的內部與外部。陳先生正是以這樣的研究開辟了古代文學一種新的研究方法。
陳寅恪用這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對唐傳奇的研究。對唐傳奇興起原因的探討一般認為“溫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陳先生亦引用趙彥衛《云麓漫鈔》中的記載說明這一點。但認為對唐傳奇影響更大的是古文運動。早期寫傳奇小說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運動的主將。所謂的古文與小說是二者一也。而古文運動的興起與安史之亂有很大的關系，由安史之亂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興起，河朔文化與唐代的種族分布又有很大的關系。通過這樣的研究方式，就說明了唐傳奇的興起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文學現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興起與唐代社會種族之間的關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時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陳先生的學生劉開榮在《唐代小說研究》一書中繼承了他的這一研究方法。目前學界，陳寅恪關于唐傳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陳寅恪先生對學界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唐傳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成為了后世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說研究中，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廣泛地運用。
在《金瓶梅》成書時間與作者的考證上這種方法運用得最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專家在20世紀30年代先后寫了三篇文章論述了《金瓶梅》的成書時間是在萬歷年間。他的依據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馬價銀的細節。歷史上只有在萬歷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馬價銀的次數和數量越來越多，先生據此推測《金瓶梅》成書時間的上限是萬歷十年。其次，根據小說中戲曲的演出情況，《金瓶梅》中的戲曲唱的都是海鹽腔，而此唱腔在萬歷時期很盛行。再次，根據歷史上萬歷時期佛教的興衰情況。確定了《金瓶梅》成書于萬歷年間，先生以他深厚的歷史功底與史實的證據使得萬歷說壓倒了嘉靖說。
黃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認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在萬歷17年到萬歷24年之間。黃先生認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與兩個壬辰年有關系。一作者選擇小說的開場時間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倉促成書，全書年月干支甚是混亂，獨人物生肖從其壬辰年為立足點推算往往不誤。說明作者可能是從這一年開始創作的，因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來構思歷史故事的發生和借用現實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齡都比較方便。黃先生更進一步由此推測《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這時已故的李開先、薛應旗、馮為敏、和將死的王世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漁。并且認為笑笑生在抄《水滸傳》時所作的改動，暴露了他習慣用吳語和對山東地理十分模糊情況，而且如果是山東人的話也沒有必要在描寫山東發生的事情時加入吳語。并且在小說中存在著不符合山東口氣的地描寫。所以作者應該是一個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話、方言和習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黃先生發現了屠隆曾經用過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測《金瓶梅》的作者試屠隆。
黃霖先生對《金瓶梅》成書時間與作者的推測也是建立在社會與歷史的基礎上進行的，亦是一種文化的闡釋方式。
這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說史中也是常見的研究方法。陳大康的《明代小說史》應該是典型的例子。陳先生主張，當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現象時，一般都應將它置于“豎”與“橫”的交叉點上現實價值與意義。所謂“豎”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說創作的影響，以及它對后來小說創作的推動作用；而所謂的“橫”則是把握它與當時的小說創作以及時代、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橫向考察時，小說與時代環境之間關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將小說與它所產生的時代環境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說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產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說史》中陳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說創作的蕭條期，通俗小說在這一階段中的創作竟是一片空白。對這一特殊的小說史現象進行解釋時論述了明初文學創作的概況與氛圍，通過對明初詩文、戲曲與說書等文學樣式發展狀況的考察，說明在當時陰冷肅殺的環境與氛圍中，整個文學的創作都步入了低谷，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文學樣式的之一的小說自然也不能例外。從文學創作的大背景上為小說創作的蕭條進行了解釋。隨后，從政治的角度解釋了小說發展停滯的原因。考察統治者對小說的具體態度。明初統治者一方面對意識形態領域進行高壓控制，同時又在全國大力推行儒學。文化思想界這種環境與氣氛，正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已問世的作品在很長的時期內無法廣泛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從傳播的角度上，闡釋了小說創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業的落后。這就將通俗小說的流行與明初的經濟技術的發展情況聯系起來了。陳先生的這種觀點，在明代小說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獨到的。陳先生在對明代小說的研究上運用的亦是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這種將明代初期社會政治經濟情況與通俗小說聯系起來的考察方式填補了明代小說史研究上的空白。
陳寅恪先生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學界廣泛運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學現象背后社會歷史經濟上的深層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運用的時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學作為某種社會歷史經濟現象的注腳。
參考文獻
（1）流行音樂。流行音樂有多種定義。威廉斯認為流行音樂“1）意味著為多數人所喜聞樂見的。2）處在高級文化與通俗文化的比較之中。3）用于描述一種人們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著大眾媒介通過商業利益對人們的強力”。《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認為流行音樂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輕松活潑、易于流傳、擁有廣大聽眾”，“有別于嚴肅音樂、古典音樂和傳統的民間音樂”。綜合以上界定，我們認為流行音樂，專指那些在我們當今生活中廣泛流傳、內容通俗、貼近生活，主要為青年人所喜歡，且伴有較強商業目的的音樂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指的是吸收、借鑒和利用了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語言美特點，高雅含蓄的流行音樂歌詞。
2新時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產生與發展。古典美歌詞是伴隨著流行歌曲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經過了長期的積累和沉淀。新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優秀音樂作品，較早的有20世紀80年代鄧麗君的個人專輯《淡淡幽情》（1983），收錄的12首歌曲的歌詞全部選自中國古典文學唐詩宋詞里的名作。此外，還有香港的詞作家黃霑的作品《滄海一聲笑》和《梁祝》等。20世紀90年代有陳小奇的《濤聲依舊》《白云深處》《巴山夜雨》和黃安作的詞作《新鴛鴦蝴蝶夢》等。隨著流行音樂的不斷發展，21世紀的詞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樂人也創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詞，如《千里之外》《東風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現了霍尊的《卷珠簾》，被劉歡譽為“具備大家閨秀風范的中國風”。（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特點。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長處，語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體化、人文精神大眾化，給人帶來獨特的美感享受。與很多流行音樂的歌詞毫無意義，創作低俗、浮躁、無病、沒有邏輯、無聊煩瑣，意義表達模糊、感情表達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鮮明對比。（3）流行音樂歌詞與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樂歌詞的創作中，不少詞作者嘗試著將古典文學、古典文化運用于歌詞的創作中，不僅提高了歌曲的藝術欣賞價值，也從側面間接地傳播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流行音樂歌詞與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種形式：1）直接運用古典文學詩詞。這類形式以鄧麗君為代表，如《但愿人長久》的歌詞出自蘇軾的《水調歌頭》，《獨上西樓》的歌詞出自《相見歡》等。在這之后，又陸陸續續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歌曲，如根據白居易的《長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詩詞譜寫的歌曲。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散發著濃厚的古典文學的清雅意境，最終成為經典歌曲而廣為流傳。2）化用古典文學詩句。作詞家在創作中，將古典文學中的美詞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優美，更符合時代特點。例如，陳小奇的《濤聲依舊》，借用了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黃安的《新鴛鴦蝴蝶夢》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3）采用古典文學的形式或意境。詞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學的形式意境進行創作，把中國文學含蓄、委婉的特點，巧妙地用于現代的白話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黃霑作詞的《滄海一聲笑》《上海灘》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學的形式與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為代表的“中國風”歌詞，《發如雪》《千里之外》《臺》《青花瓷》《東風破》等。這類歌詞通過詞中的意境或情境，體現了流行音樂歌詞與古典文學的關聯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研究現狀
根據掌握的文獻，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鄧麗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為代表的“中國風”歌曲上。由于研究點處于文學和音樂的交叉領域，研究者們有從音樂學角度出發，有從文學角度出發，還有從文化學或社會學角度出發來研究的。而對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研究，研究者們大多從文學角度來加以研究。對從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庫檢索到的文章分類后，可以得到關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曲的研究現狀。對于鄧麗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是音樂方面的研究，如楊艷麗《從城市民族音樂學視角看“鄧麗君現象”——關于鄧麗君歌曲在大陸、臺灣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黃金蟬、揭冰《鄧麗君音樂形象的建構與塑造探析——以古典專輯<淡淡幽情>為例》、陳奕虹《鄧麗君音樂中的美學研究》、彭英姿的碩士論文《鄧麗君音樂對中國內地流行樂壇的影響研究》等。二是文學方面的研究，如陳湘輝《淡淡幽情聲律兼美——鄧麗君與張曉農古典詩詞歌曲專輯演唱風格之比較研究》、莊宏道《一縷芬芳，幾絲情愁——聆聽<鄧麗君歌曲精選80首>的隨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國風”歌曲的研究性論文，有以下幾類：（1）音樂學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國風”——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壇中國風”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學研究。例如，宋秋敏《試論周杰倫專輯中歌詞意象的古典化傾向》、趙瀾濤《日月潭洗青瓷——淺析周杰倫歌詞對古典詩歌的傳承》、羅涵的《從文學與語言的角度分析周杰倫成功的原因》、段麗的《方文山“中國風”歌詞的藝術質感》等文章從古典詩詞出發，闡釋中國古典詩詞對以“中國風”為代表的現代流行音樂歌詞創作的影響，以及“中國風”歌詞如何繼承古典詩詞和在此基礎上的創新。（3）文化學研究。例如，黃彩萍《返回古典與文化鄉愁——方文山歌詞的文化闡釋》、曹軍英《論方文山歌詞中的文化意蘊》等論文認為方文山創作“中國風”歌曲是一種文化上的“尋根”。（4）社會學研究。例如，馬珺的《“中國風”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趙[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 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dylw.net]樸的《從“西北風”到“中國風”——社會文化環境對流行音樂影響芻議》等論文，主要從社會文化經濟和文化環境、傳媒、明星影響力、聽眾的審美趣味、創作者的觀念以及音樂方面分析“中國風”產生和流行的原因。
綜合以上，從文學角度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研究文獻還很缺乏，尚存在較多的研究空間。參考文獻：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會的詞匯山.劉建基，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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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音穎.略論流行音樂歌詞創作中的古典文學元素.藝術評論，2007（7）.
晨楓.中國當代歌詞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劉芳智.方文山“中國風”歌詞研究.湘潭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