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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烙鐵;引腳型元件;貼片型元件
現在電子元器件的封裝更新換代越來越快,電路板上的元件越來越少,越來越密,管腳越來越細,電路板越來越小。而且電路板上大量使用表面貼裝元件,倒裝芯片等元件,這無一例外的說明了電子工業已朝向小型化、微型化方面發展,手工焊接難度也隨之增加,在焊接當中稍有不慎就會損傷元器件,或引起焊接不良,所以工作人員必須對焊接原理,焊接過程,焊接方法,焊接質量的評定,及電子基礎有一定的了解。
電烙鐵是焊接中最常用的工具,作用是把電能轉換成熱能對焊接點部位進行加熱焊接是否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看對它的操控怎么樣了。一般來說,電烙鐵的功率越大,熱量越大,烙鐵頭的溫度也越高。像我們對硬件改造選用20W的內熱式(30-40W外熱式)電烙鐵足夠了,使用功率過大容易燒壞元件,一般二極管、三極管結點溫度超過200℃就會損壞。一般最恰當的必須在1.5~4s內完成一個元件的焊接。
現在常用的電烙鐵有外熱式和內熱式兩種,外熱式電烙鐵熱效率高,加熱速度快。內熱式電烙鐵功率較高,使用方法相同,但據筆者經驗發現在市場上內熱式電烙鐵的配件較多(主要是不同種類,不同價格的內熱式烙鐵頭在市場采購容易),所以建議使用內熱式電烙鐵。在許多文獻中都有闡述,如果電烙鐵尖被氧化后,要用小刀等刮除前端氧化層。筆者認為現在市場上普通價格的烙鐵尖(外層有電鍍層)都有防氧化層,在使用時不能刮,否則影響使用壽命,如果烙鐵尖上有氧化層,要用濕透的吸錫海綿擦拭干凈,后馬上鍍錫防止再次氧化。
助焊劑能使焊錫和元件更好的焊接到一起,一般采用得最多的是松香和酒精的混合物。現在使用的焊錫絲中,有一部分焊錫絲中心是空芯的內有助焊劑,使用這種焊絲作業時不用再另外使用助焊劑了,但如果是要焊接或修理的電路板焊點管腳表面已經變烏氧化,最好使用少量的助焊劑來加強焊接質量。
另外還有一些必不可少輔助工具,烙鐵架,吸錫器,鑷子,偏口鉗,毛刷等,烙鐵架應該是在其底座部分有一個或二個槽(用于放吸錫海綿)的專用架子,而并不是隨便的架子,這樣可以隨時擦拭烙鐵尖,方便使用。吸焊器可以幫你把電路板上多余的焊錫處理掉。
現在的電路板上主要有兩大類元器件,一類是直插式引腳式元件,另一類是貼片類元件。以下就按這兩大類,元件來具體的說一說每類元件的焊接方法。
1.直插引腳式元件焊接方法:
1.1烙鐵頭與兩個被焊件的接觸方式。
接觸位置:烙鐵頭應同時接觸到相互連接的2個被焊接件(如焊腳與焊盤),烙鐵一般傾斜30-45度,應避免只與其中一個被焊接件接觸。當兩個被焊接元件受熱面積相差懸殊時,應適當調整烙鐵傾斜角度,使烙鐵與焊接面積大的被焊接元件傾斜角減小,使焊接面積較大的被焊件與烙鐵的接觸面積增大,熱傳導能力加強。如LCD拉焊時傾斜角在30度左右,焊麥克風、馬達、喇叭等傾斜角可在40度左右。兩個被焊件能在相同的時間里達到相同的溫度,被視為加熱理想狀態。
接觸壓力:烙鐵頭與被焊件接觸時應略施壓力,熱傳導強弱與施加壓力大小成正比,但以對被焊件表面不造成損傷為原則。
1.2焊錫絲的供給方法
焊錫絲的供給應掌握3個要領,既供給時間,位置和數量。
供給時間:原則上是被焊件升溫達到焊料的熔化溫度是立即送上焊錫絲。
供給位置:應是在烙鐵與被焊件之間并盡量靠近焊盤。
供給數量:應看被焊件與焊盤的大小,焊錫蓋住焊盤后焊錫高于焊盤直徑的1/3既可,焊點應呈圓錐形。
1.3焊接時間及溫度設置
1.3.1溫度由實際使用決定,以焊接一個錫點1-4秒最為合適,最大不超過8秒,平時觀察烙鐵頭,當其發紫時候,溫度設置過高。
1.3.2一般直插電子料,將烙鐵頭的實際溫度設置為(350~370度);表面貼裝物料(SMT),將烙鐵頭的實際溫度設置為(330~350度),一般為焊錫熔點加上100度。
1.3.3特殊物料,需要特別設置烙鐵溫度。LCD連接器等要用含銀錫線,溫度一般在290度到310度之間。
1.3.4焊接大的元件腳,溫度不要超過380度,但可以增大烙鐵功率。
1.4焊接注意事項
1.4.1焊接前應觀察各個焊點(銅皮)是否光潔、氧化等,如果有雜物要用毛刷清理干凈在進行焊接,如有氧化現象要加適量的助焊劑,以增加焊接強度。
1.4.2在焊接物品時,要看準焊接點,以免線路焊接不良引起的短路。
1.4.3如果需要焊接的元件是塑殼等不耐熱封裝,可以在元件本體上涂無水酒精后進行焊接,以防止熱損傷。
1.4.4在焊接后要認真檢查元件焊接狀態,周圍焊點是否有殘錫,錫珠、錫渣。2.貼片式元件焊接方法:
2.1在焊接之前先在焊盤上涂上助焊劑,用烙鐵處理一遍,以免焊盤鍍錫不良或被氧化,造成不好焊,芯片則一般不需處理。
2.2用鑷子小心地將QFP芯片放到PCB板上,注意不要損壞引腳。使其與焊盤對齊,要保證芯片的放置方向正確。把烙鐵的溫度調到300多攝氏度,將烙鐵頭尖沾上少量的焊錫,用工具向下按住已對準位置的芯片,在兩個對角位置的引腳上加少量的焊錫,仍然向下按住芯片,焊接兩個對角位置上的引腳,使芯片固定而不能移動。在焊完對角后重新檢查芯片的位置是否對準。如有必要可進行調整或拆除并重新在PCB板上對準位置。
2.3開始焊接所有的引腳時,應在烙鐵尖上加上焊錫,將所有的引腳涂上焊錫使引腳保持濕潤。用烙鐵尖接觸芯片每個引腳的末端,直到看見焊錫流入引腳。在焊接時要保持烙鐵尖與被焊引腳并行,防止因焊錫過量發生搭接。
2.4焊完所有的引腳后,用助焊劑浸濕所有引腳以便清洗焊錫。在需要的地方吸掉多余的焊錫,以消除任何可能的短路和搭接。最后用鑷子檢查是否有虛焊,檢查完成后,從電路板上清除助焊劑,將硬毛刷浸上酒精沿引腳方向仔細擦拭,直到焊劑消失為止。
2.5貼片阻容元件則相對容易焊一些,可以先在一個焊點上點上錫,然后放上元件的一頭,用鑷子夾住元件,焊上一頭之后,再看看是否放正了;如果已放正,就再焊上另外一頭。如果管腳很細在第2步時可以先對芯片管腳加錫,然后用鑷子夾好芯,在桌邊輕磕,墩除多余焊錫,第3步電烙鐵不用上錫,用烙鐵直接焊接。當我們完成一塊電路板的焊接工作后,就要對電路板上的焊點質量的檢查,修理,補焊。符合下面標準的焊點我們認為是合格的焊點:
(1)焊點成內弧形(圓錐形)。
(2)焊點整體要圓滿、光滑、無針孔、無松香漬。
(3)如果有引線,引腳,它們的露出引腳長度要在1-1.2MM之間。
(4)零件腳外形可見錫的流散性好。
(5)焊錫將整個上錫位置及零件腳包圍。
不符合上面標準的焊點我們認為是不合格的焊點,需要進行二次修理。
(1)虛焊:看似焊住其實沒有焊住,主要原因是焊盤和引腳臟,助焊劑不足或加熱時間不夠。
(2)短路:有腳零件在腳與腳之間被多余的焊錫所連接短路,亦包括殘余錫渣使腳與腳短路。
(3)偏位:由于器件在焊前定位不準,或在焊接時造成失誤導致引腳不在規定的焊盤區域內。
(4)少錫:少錫是指錫點太薄,不能將零件銅皮充分覆蓋,影響連接固定作用。
(5)多錫:零件腳完全被錫覆蓋,即形成外弧形,使零件外形及焊盤位不能見到,不能確定零件及焊盤是否上錫良好.。
(6)錫球、錫渣:PCB板表面附著多余的焊錫球、錫渣,會導致細小管腳短路。
最后在說一下焊接操作的坐姿,由于助焊劑加熱揮發出的化學物質對人體是有一定的危害,如果操作時鼻子距離烙鐵頭太近,則很容易將有害氣體吸入體內。一般烙鐵離開鼻子的距離應至少不小于30cm,通常以40cm時為宜。
【關鍵詞】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正交設計
萘普生(naproxen)又名消痛靈,化學名為(+)-α-甲基-6-甲氧基-2-萘乙酸,為非甾體抗炎鎮痛藥。其療效確切,耐受性好,副作用較少,是目前臨床上解熱止痛藥中較為理想的藥品。
目前萘普生流通于市場的基本劑型有片劑、注射液、栓劑、膠囊、顆粒,收載于中國藥典05版第二部[1]。制成傳統劑型的優點為:口服吸收完全,起效快,生物利用度也高。但由于其分子中羧基的存在,對胃刺激性較大,常引起出血性潰瘍等不良反應,同時存在腎及肝損害。故本研究將萘普生制成β-環糊精包合物[2],以改善其在水中的溶解度,促進吸收,并降低口服后對胃黏膜的刺激,以提高其臨床應用價值。
1儀器與試藥
1.1儀器SHIMAZU-UV2450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日本島津),AB265-S型電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恒溫磁力電子攪拌器(常州國華電器有限公司),RS-8G智能溶出試驗儀(天津大學無線電廠)。
1.2試藥萘普生對照品(購于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批號100198-200403),萘普生原料藥(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惠贈,批號0710120),β-環糊精(上海化學試劑公司,批號T20010308),其余試劑為分析純。
2實驗方法與結果
2.1檢測波長的確立分別對萘普生對照品、β-環糊精的氫氧化鈉溶液在200~600nm范圍內進行全波長掃描,在330nm處萘普生對照品溶液有最大吸收,β-環糊精及溶劑均無吸收,與文獻報道相同[3],故確定330nm為檢測波長。見圖1、2。
2.2標準曲線的制備精密稱取萘普生對照品5mg,用0.1mol/L氫氧化鈉溶液配成0.2677g/L的溶液,再用相同溶劑稀釋成濃度分別為0.2008g/L、0.1606g/L、0.1004g/L、0.0803g/L、0.0402g/L的溶液,在330nm波長處測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D)為縱坐標,濃度(c)為橫坐標,繪制標準曲線,回歸方程為c=0.1631D-0.01406(r=0.9998,n=6)。結果表明,萘普生濃度在0.0402~0.2677mg/L范圍內線性關系良好。
2.3原料藥純度測定精密稱取萘普生原料藥5mg,計3份,分別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氫氧化鈉溶液適量,振搖使溶解,定容至刻度,搖勻。在330nm波長處測定其吸光度,利用回歸方程計算其純度,結果:其平均純度為82.93%,RSD為1.81%。
2.4包合物的制備根據文獻[3],按處方比例稱取β-環糊精適量,在一定溫度下制成飽和水溶液;另稱取4.6mg萘普生,用少量無水乙醇溶解;恒溫攪拌下將萘普生乙醇液緩慢滴入β-CD飽和溶液中,滴畢,繼續攪拌一定時間,得白色混懸液,停止攪拌,冰水浴冷卻,置冰箱中冷藏16h,抽濾,用適量乙醇、水洗滌,將濾餅于60℃真空干燥,即得。
2.5萘普生-β-CD包合物的定量分析稱取包合物,記錄重量。按式〔收得率=M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Mβ-環糊精+M萘普生)×100%〕計算收得率;精密稱取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約10mg,置于25ml容量瓶中,加入0.1mol/L氫氧化鈉溶液,振蕩,超聲10min,使之充分溶解,定容,搖勻,在330nm波長處測定吸光度,利用回歸方程計算樣品溶液中萘普生的含量,按式〔包合率=M被包合的萘普生/M投入的萘普生×100%〕計算包合物的包合率。
2.6正交設計為尋求最佳包合工藝,根據文獻及初步篩選的結果,β-環糊精與萘普生的用量比例、攪拌時間、包合溫度3個因素對包合物的包合率有較大影響。因此選擇上述3項為考察因素,每因素各取3個水平,因素水平安排見表1。表1因素水平表
2.7工藝篩選指標的確定包合率是衡量包合效果的重要指標。包合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因而權重系數定為0.7;收得率在大生產中也很有意義,在β-環糊精和藥物投入量一定的情況下,收得率越高,包合效果越好,故收得率作為次要篩選指標,權重系數定位0.3,將包合率和收得率的綜合評分作為工藝篩選的指標。公式為:綜合評分=萘普生包合率×0.7+包合物收得率×0.3。
2.8正交試驗及結果根據表1,選擇L9(34)正交設計表(表2),按上述方法進行9組實驗,每組平行3次,共制得27份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并測定包合物收得率及包合率,結果見表2。方差分析結果見表3。由方差分析結果可知,影響萘普生包合因素主次為A>B>C,最佳工藝條件為A1B1C1,即萘普生與β-環糊精的比例為1∶1、包合溫度70℃、攪拌時間0.5h。表2L9(34)正交試驗結果表表3方差分析結果
2.9包合物物相鑒別β-環糊精包合物的鑒定方法有相溶解法、薄層鑒別法、紫外分光光度法和熱分析法等方法。本實驗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進行物相鑒定。將萘普生、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β-環糊精的氫氧化鈉溶液分別做紫外掃描,掃描范圍為200~400nm。結果表明,萘普生已經與β-環糊精形成包合物。見圖3。
2.10驗證試驗稱取萘普生原料藥6mmol,按照以上實驗結果所得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最佳包合工藝,即萘普生與β-環糊精的比例為1∶1、包合溫度70℃、攪拌時間0.5h,共制成3份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并求得其包合率及收得率,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該法簡便易行,重現性好。表4驗證試驗收得率和包合率統計表
3討論
采用正交試驗設計,對萘普生-β-環糊精包合物的工藝進行篩選。確定最佳包合條件為:萘普生與β-環糊精的比例為1∶1,包合溫度70℃,攪拌時間0.5h。并在此條件下制備了3批包合物,其收得率和包合率分別為(52.93±1.08)%和(85.44±1.82)%,工藝簡單可行,且重現性好,得到的產品細膩均勻,質量容易控制,具有推廣應用價值。
包合時間可影響包合率,但0.5h包合率最高,分析原因可能是,當包合物形成后,繼續攪拌可使一部分包合物溶解于溶劑中,產生平衡,而使收率及包合率下降。
【參考文獻】
[1]國家藥典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版二部[s].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644-645.
關鍵詞:公共利益;現代公共;公共管理;管理本質
Abstrac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usuallyhastwokindofentirelydifferentstandpoints: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andpublic''''sstandpoint.Standsinsuperintendent''''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takesthepublicinterestspokesmanandvindicator''''sPublicsector,howcancarryontheeffectivemanagementtothepublicaffairs.Standsinpublic''''sstandpoint,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mainattention“howcanthecitizenobtainthethingwhichfromgovernmenttheretheyneed”(thenote:HowardFrant:UsefultoWhom?PublicManagementResearch,SocialScience,andtheStandpointProblem,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2,1999,p.324.).
keyword:Publicinterest;Modernagepublic;Publicadministration;Managementessence
引言
顯然,這兩種立場都沒有脫離公共利益這個核心問題:前者以“公共部門如何實現和服務于公共利益”為焦點;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樣被實現的”為焦點。進一步對比可以發現,前一種主張所說的公共利益多半是抽象的,而后一種主張則意指現實的公共利益,它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
事實上,研究公共利益時有兩個關鍵問題不容回避。第一,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虛幻的)還是現實的(具體的)?第二,公共利益與共同利益完全一致嗎?圍繞這兩個問題,本文將在區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概念差別的基礎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本質內涵;進而力圖闡明公共利益乃是現代公共管理的本質問題。
一、對“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兩者在詞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說的“共同利益”有兩個英文詞與其相對應,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的解釋,common在被解釋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時,是指“兩個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團體、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所享有的東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屬于他們的東西、對他們有影響的東西”。而general則被解釋為“普遍的、全面的”,此時它指“影響所有人或絕大多數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頁、第612頁。)
可見,“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數人”的利益。“多數人”可能是指兩個人、少數幾個人、絕大多數人甚至是所有人。他們都可能從“共同利益”中獲益或受其影響。這是共同利益的相對普遍性。
同時,“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擔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響的”。它與共同的立場、共同的行動相關。它不局限于某個單個的個體,不可能也不應該為其所獨有。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體利益,或是利益關系的產物。我們將分別闡述這兩種指代關系。
(一)共同利益與共同體利益
共同體是個寬泛的概念。一個組織、一個社區、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或是整個人類社會,都可以分別看作是共同體。作為現實的載體,這些不同層次的共同體都存在著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別被看作是利益共同體。在對這些利益共同體進行考察時,可以采取幾種視角:一是以單個的利益共同體為單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屬性;二是以不同層次利益共同體的相對關系為單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對性。
1.共同體的規模與共同體利益
共同體是由相關成員組成的。其成員數量的多少,影響著共同體利益的內容。既然共同體利益不局限于某個或某些特定成員,它就應該是絕大多數成員或者是所有成員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體規模越小,共同體利益的內容越簡單、越狹窄;共同體規模越大,共同體利益的內容越復雜、越廣泛。但無論如何,共同體利益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化的。這是由利益需求“總量”和利益差異程度所決定的。
最為主要的是,共同體規模制約著共同體利益的認可和確認。在共同體規模較小的情況下,利益聚合比較容易實現;或者說共同利益容易被認可和確認。隨著共同體規模的不斷增大,利益的差別性和多樣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來越困難,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來代表共同體利益。這在實踐中存在困境:“少數服從多數”的集中原則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數人的利益?
通常認為,不管采取怎樣的表達機制,共同體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殺其實質上的“普遍性”或“差異性”。如果少數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們就會游離于共同體之外,共同體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共同體總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勢群體的措施。其背后的邏輯是:這些少數人的“共同利益”雖然在形式上沒有得到確認,但在實際上應該得到實現。就是說,共同體利益并不以大多數人主觀的確認和認可為限度,它還包括一些客觀的、在特定時期內沒有得到確認和認可的利益。
比如,人們在和平時期可能并不會感受到共同體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體安全受到威脅時,任何成員都不可能否認共同體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體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體利益的過程中,共同體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可能被“無意”地破壞了,此前似乎沒有人意識到“外生的”自然環境也是共同體利益;當共同體的發展受到自然環境的懲罰或威脅時,保護自然環境就會理所當然地成為共同體利益。可見,形式上的共同體利益并不能抹殺那些客觀的、具有普遍影響力的潛在共同利益。
這表明,共同體利益并不否認差異性和客觀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觀的“普遍利益”。
2.共同體的層次與共同體利益
既然共同體及其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實體,那么就應該考慮到不同層次共同體及其利益之間的相互關系。從縱向一體化的角度而言,人類社會這個最大的共同體是由若干層次的次級共同體按一定規則組成的。高一層級的共同體利益制約著低層級的共同體利益,兩者之間也可能存在某種形式的沖突。比如,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看成是由國家組成的共同體,國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級的共同體。基于國家利益,一些國家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是對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威脅;同樣,一些核大國發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懾也是對人類社會安全與和平的挑戰。這是國家利益與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沖突。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國家間合作,則是協調國家間利益關系、維護人類社會“共同體利益”的措施。
3.共同體的性質與共同體利益
以上,我們只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上探討了共同體利益。事實上,除了規模之外,共同體的性質也是影響共同體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對于組織這類利益共同體來說,我們可以簡單地將其區分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這近似于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顯然,兩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為性質和價值取向的差異,其共同體利益也有所不同。這正如斯托克斯所說,“‘公共’與‘私營’之間的根本區別并不是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區別,而是追求公共利益與追求私人所得之間的區別”(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維護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門。這種傳統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挑戰。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見得能夠代表公共利益。事實上,這種沖突可以用共同體利益來解釋。布坎南等人所說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這個公共組織的共同體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說的“公共利益”乃是社會這個共同體的利益。傳統觀點認為,這兩種共同體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兩者可能相分離。可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這取決于共同體利益的指向。
這種邏輯同樣適用于對國家、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之間關系的分析。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政府部門、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純粹的利益共同體,但它們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體的某些特征。如果將國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體,那么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分別可以看作是次級的利益共同體。我們通常所說的“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在這里都可以理解為低層級的共同體利益。它們是其成員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圍內也都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它們與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并不少見。這種沖突再次表明:不同層級共同體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國家利益顯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體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體成員利益的綜合。隨著共同體規模的擴大和層級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過程涉及到復雜的利益關系。同時,在探討共同體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時,必須選定合理的參照系、辨別其適用范圍。因為低層級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層級共同體的共同利益。
(二)作為利益關系產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討共同體利益時,實際上是從靜態意義來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達了利益主體橫向的利益關系。通常認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會性的作用,任何利益關系中都包含著三種利益內容,即利益關系兩個原構利益主體的利益及其相互結成的共同利益”。確切地說,共同利益乃是“利益關系中的第三種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頁。)。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動態變化性
盡管利益關系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按照上述邏輯,如果利益關系發生變化,那么其所產生的“第三種利益”也會隨之變化。從這一意義上說,共同利益也具有動態變化性,而且在變化過程中其主體內容也將有所調整。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個難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僅僅是共同利益的內容發生變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會變化;如果兩者同時發生變化,那就意味著利益關系本身發生了變化。顯然,兩個私營機構為壟斷市場而形成的利益關系及其共同利益,與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而形成的利益關系及其共同利益有著本質的區別。這意味著共同利益作為利益關系的產物,可能在其動態變化過程中改變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屬性。
2.共同利益的本質屬性
如果我們承認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驅動假設的話,那么就同樣應該承認利益關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說,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可能會發生潛在的或現實的利益關系。但在利益關系形成的過程中,由于“原構利益主體”的性質不同,所產生的“第三種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兩個公共機構基于公共目的而產生的利益關系及共同利益,顯然與兩個私營部門基于私人目的產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換言之,不同利益關系產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質,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質。
由此可見,共同利益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難以分辨,這取決于作為共同利益基礎的利益關系的本質屬性及其動態變化性。或者說,不能僅僅從概念上將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盡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屬性。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質屬性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陳慶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載于《中國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頁。),盡管二者之間具有某種特殊的聯系。要揭示兩者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對“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內涵
按照《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的解釋,public意味著“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或者是“為公眾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頁。)在這里,公眾是一個集合名詞,公眾組成的群體可以看作是共同體。因此公共利益首先與共同體利益相關。不過這個由單個公眾以一定方式組成的共同體,與由單個個體組成的私人性質的共同體存在實質性差別。前已述及,共同體的性質和價值取向決定了共同體利益的性質。基于這種認識,公眾組成的共同體已經包含著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內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為“公眾的或與公眾有關的”,它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這也決定了現代公共管理轉向公眾立場是合情合理的)。不過,公眾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為公眾利益既有純私人性質的,也有公共性質的;公眾除了消費公共物品之外;還大量地消費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則應該代表公眾利益,否則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為一個純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與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給相關。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決定的。盡管在公共選擇學派看來,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誰都無法否認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這一方面,往往存在認識上的誤區:即因為政府是代表者和維護者,而認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來維護、增進和分配。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會主體的補充作用。事實上,西方國家大量出現的志愿性團體、社區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銀行:《變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參與也同樣可以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質屬性
作為共同體利益和公眾利益,公共利益是一個與私人利益相對應的范疇。在這一意義上,公共利益往往被當成一種價值取向、當成一個抽象的或虛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為本位,并沒有告訴人們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內容,它只闡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屬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觀性
公共利益不是個人利益的疊加,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個人基于利益關系而產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觀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體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這些利益客觀地影響著共同體整體的生存和發展,盡管它們可能并沒有被共同體成員明確地意識到。
2.公共利益的社會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響著共同體所有成員或絕大多數成員,那么它就應該具有社會共享性。這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所謂社會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對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謂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這種受益不一定表現為直接的、明顯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實上也是對公眾利益的潛在威脅。
以上兩種特性都是從抽象的意義上來講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虛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現實的物質表現形式。一般認為,“公共物品是指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貨物。非競爭性是指一個使用者對該物品的消費并不減少它對其他使用者的供應。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對該物品的消費之外”。(注:世界銀行:《變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如果將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產權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話,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證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質。而非競爭性則從實際上保證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這決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質表現形式;進而,公共物品的現實性決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現實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這種特征往往被誤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為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利益。不能否認這樣的公共物品的確存在,但不能借此認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應該具有這種特征。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利益事實上是通過多層次、多樣化的公共物品來實現的。
從縱向上來說,我們可以根據共同體利益的層次性來界定公共物品的層次性:(1)全球性或國際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種可持續的全球環境、一個統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務市場和基本知識,都是國際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銀行:《變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頁。)(2)全國性公共物品:提供憲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國家安全和防務,發展初等教育,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跨地區的公共設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國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礎設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處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屬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區性公共物品:社區綠化與環境、社區治安、社區基礎設施等乃是社區性公共物品。
從橫向上來說,同一層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化的:(1)基礎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礎設施一類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憲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國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會保障、疾病防治。(4)服務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醫療衛生保健等服務性公共項目。
由此可見,公共物品的層次性和多樣化實際上代表著公共利益的層次性和多樣化。在這一意義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現實的概念了。這是現代公共管理探討公共服務的供給模式,從而確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進和公平分配的基礎。
三、公共利益:現代公共管理的本質問題
從上述對公共利益本質屬性的闡釋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會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對普遍的影響力,那么確保公共利益的增進和分配就應當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開頭提到的那樣,對于這個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傳統觀點基本上秉持著管理者的立場,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為核心研究對象。這對于探討政府這個最大的管理主體如何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卻力圖改變這種立場,顧客取向和結果取向并不僅僅是政府公共價值觀念轉型的目標,它也蘊含著公共文化轉型的核心內容。同時,市場化供給機制的引入似乎并沒有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甚至是公民個人或公民團體的參與同樣能夠帶來有效的產出和更高的績效水平。因此,轉向公眾立場有相當的合理性和現實基礎。
站在公眾的立場上,公共利益是現實的。它表現為公眾對公共物品的多層次、多樣化、整體性的利益需求。這些需求與公眾個人對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區別。后者可以通過在市場中進行自由選擇、自主決定而得到實現;而前者則需要集體行動、有組織的供給方式才能得到滿足。毫無疑問,政府是最大的、有組織的供給主體,這由政府傳統的公共責任所決定。但僅僅有公共責任并不能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政府的能力和績效狀況是最終的決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是對傳統政府理論和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批判。批判的焦點在于政府組織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滿足公眾的需求。即使對這一相對普遍的現實忽略不計,也應當承認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這兩大前提,必然要求尋求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從西方七十年代以來的公共行政改革實踐來看,基本上都傾向于放手讓非政府組織和私營部門參與公共物品的供給。改革的成功經驗都貫穿著“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體信念。這一信念應當這樣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決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系是必然的理性選擇,也是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公共利益的組織基礎。
第二,這一信念意味著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過有效的、激勵性的制度安排來鼓勵其他社會主體參與供給,也可能通過集體購買的方式滿足公眾的需求。這樣,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況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夠保證公共利益的實現。
第三,政府雖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傳統責任和職能是不能放棄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來提供。也就是說,主張多元化供給并不能全盤否認政府的作用。政府畢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體。
同時,以公眾為立場并不代表公眾只是被動的、挑剔的消費者,因而也并不是與公共管理主體相對立的群體。既然公眾可以從公共物品中“共同受益”,他們也應該付出相應的“代價”。除了以稅收等方式集體地購買不特定的公共物品之外,公民參與也是實現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它不僅是集體表達利益需求的途徑,也是與公共管理主體合作從而降低管理成本的方式。
隨著衛生體制改革的推進,許多公立醫院已實行藥品零差價,醫院不能再從藥品上取得任何收益,醫院將面臨藥劑部門及物資管理部門費用的負擔問題。然而地方財政補貼有限,醫院不得不重新思考存貨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財政部門在設備投入經費上不足,醫院要想發展的更快更好,也不得不考慮資金使用的有效性。處于公立醫院資產管理中心環節的存貨,藥品和衛生材料已占公立醫院總收入的30-40%,較小的醫院比例會更大。公立醫院必須掛網招標采購的藥品價格常常為最高限價,各個供應商報價驚人的一致,致使藥品成本價難以降低。因此,怎樣用最少的資金做好后勤保障,通過規范采購保證物資的安全,通過合理用藥提高社會效益是公立醫院不得不認真思索的問題。管好、用好存貨資產,加速存貨周轉,保證供應鏈的順暢,對促進公立醫院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實現起著重要作用。
二、公立醫院存貨管理的主要內容
公立醫院存貨管理的重要環節包括計劃、采購、結算、庫存、消耗五個環節,公立醫院通過科室請購,形成采購計劃單,再按計劃單組織采購,經庫房驗收合格后進行貨款結算,再通過醫療服務活動耗用藥品材料等庫存物資,最后收取醫療費用彌補成本,形成一個完整的供應鏈活動。計劃作為供應鏈環節的起點,是物資配置是否得當的具體體現。合理有效的存貨配置,既能保證醫療活動的順利開展,又能安排好資金運用,提高存貨周轉率。因此計劃數量應是必須的、恰當的、經濟的。各科室根據自身的業務活動需要填制請購單,交物資管理部門,物資管理部門在充分了解家底的情況下,對確需購買的物資填報采購計劃單報分管領導審批。采購部門根據領導審批的采購計劃單組織采購。采購過程中,應嚴格執行相關采購規定。公立醫院藥品必須實行掛網采購的應掛網采購,使用財政性資金的必須認真執行政府采購。采購過程中堅持四比原則,比質量,比價格,比服務,比信譽,切實提高資金使用的有效性。物資采購入庫應嚴格按規定組織驗收,核對生產廠家、品名、規格、型號、生產日期等事項,確保與所訂購物資一致。驗收入庫后,及時將結算發票、隨貨同行聯、計劃采購單、入庫單、驗收單、合同等單證交財會部門入賬并辦理貨款結算。同時,通知各請購科室前來辦理領用手續,以保障各科室業務工作的正常開展。物資管理部門應隨時掌控物資庫存動態,物資庫房應做到分類清晰、擺放整齊、入出方便,注意防霉、防潮,設置近有效期的預警提示以及常備存量不足的預警提示,減少存貨過期失效,霉爛變質損失,保證常用物資的經濟庫存量。各科室按需領用物資,通過收取病人的醫療藥品費用彌補物資消耗成本,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益,為醫院發展積累資金。可見,只有抓好、管好存貨上述五個環節,才能實現存貨資金使用的科學合理,安全高效,實現醫院可持續發展。
三、公立醫院存貨管理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一)存貨儲備過多,資金積壓嚴重
出于業務工作考慮,各臨床、醫技科室總是希望隨要隨取,總是希望物資管理部門儲備更多他們需要的物資以滿足他們醫療上的需要。院領導也擔心因物資供應不足問題導致病員的流失,所以也要求物資管理部門儲備較多的物品,這往往導致資金在存貨上占用過多,存貨成本加劇,物品過期失效浪費較大。對于正處于發展中的公立醫院,資金需求本來就大,大量的存貨勢必減弱投資力度,甚至影響資金鏈的順暢。另外,各臨床科室濫用進口、高檔藥品,也增大了病人負擔,加大了病人人均醫療費用水平,影響到公立醫院社會效益的提升。
(二)管理認識不足,人員配備不當
存貨管理工作因屬于后勤保障工作,公立醫院對此均不太重視,而將管理重點全部放在臨床醫學上。人員配備也總是隨意用一些其他科室閑置人員擔任。這些人員常常不具備電腦辦公軟件知識,或不具備物資管理專業知識,工作效率低下。往往造成存貨賬實不符,核查起來耗時費力。
(三)內控制度不嚴,資產損失較大
公立醫院內控制度不嚴,管理、計量方式的不科學造成物資管理部門人員采購、驗收、發放的隨意性,賬實差距過大,導致侵吞國有資產行為的發生,同時,責任心的淡漠,也會造成過期積壓現象嚴重,形成資產損失。
(四)科室配合不到位,阻礙工作進程
物資管理部門與相關部門配合不到位,例如與財務部門的配合不到位:有許多物資到庫驗收后,由于結算憑證未到,常常沒能將物資采購入庫單交財務及時入賬,往往造成庫房已入賬而財務未入賬現象,形成資產賬實不符,時間長了對起賬來也比較困難。與請購科室配合不到位:物資到庫后未能及時通知科室領用,造成存貨積壓,同時也耽誤病人治療。
四、完善公立醫院存貸管理的建議
(一)強化存貨管理意識,樹立職工責任心
公立醫院應加強職工專業技能的培訓,物資管理人員應熟練掌握計算機操作知識,通過用計算機軟件管理庫存物資,進行數量金額核算,提高工作效率;通過信息化平臺,設置相應預警提示,實現實時管理;通過職業道德強化,樹立職工愛崗敬業的責任心,減少物資差錯及過期毀損情況的發生。
(二)加強內部控制建設,保證物資安全
公立醫院應建立健全存貨的內控管理制度,明確規定采購計劃的編制、審批、采購方式的確定、供應商的選擇、驗收入庫、履約付款、倉儲保管、領用發出與計量、處置損溢等環節的控制要求,明確職責權限,確保全過程得到有效控制。納入政府采購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范圍的,必須按照有關規定執行,確保物資使用的安全。減少物資耗用的浪費,提高存貨的使用效益。
(三)建立定期盤點與不定期抽查制度,確保存貨賬實相符
公立醫院存貨管理部門至少每年末應對存貨進行一次全面清查,由財務部門進行監盤。平時可采取不定期抽查,發現問題應及時查明原因,完善相應控制措施。物資管理部門月終應到財務部門核對賬目,看看物資部門的購銷存錄是否與財務部門一致,并分析查找不符原因,針對不符原因完善相應控制制度。對于已入庫,月末結算票據仍未到的款項,可與財務部門商定先以除發票外的其他單證進行入賬處理,財務部門可設置相應應付賬款明細賬進行專門核算,等結算發票到了,作相應調賬處理。這樣,物資保管部門的物資明細賬與財務部門物資大賬金額就會完全一致。
(四)探索最優存貨管理辦法,確定經濟庫存量
公立醫院在經營過程中,存貨過多必然增加管理成本,并且加重醫院財務負擔;存貸不足則會影響醫院正常醫療活動的開展,不能滿足病人用藥的需要結果是留不住病人,導致醫院經濟效益直接下降,最終導致社會效益的降低。因此存貨應該遵循“定額管理,合理使用,保證供應,加速周轉”的原則,實行“計劃采購、定額定量供應”的管理辦法,合理確定儲備定額。對于低值易耗品采取“定量配置、以舊換新”等管理辦法,做好低值易耗品五五攤銷法下的管理工作。根據常用、特殊、急救用的不同特性分別確定安全存量。在滿足臨床開展業務工作的需求下,努力降低存貨成本。
(五)建立與供應商的友好合作關系,加強物資供應保障
為了保障物資供應的順暢,公立醫院應和供應商保持友好合作關系,條件允許的話,可按不同類別的藥品耗材與貨源足、信譽度好的商家簽訂長期供應合同,優先滿足醫院常用藥品耗材、特殊藥品耗材、急救藥品耗材、一般性藥品耗材的供應。明確雙方權利義務,醫院可作出收貨后多久結清款項的承諾。這樣,院方的物資得到了有力保障,就不必儲存太多的物資了,結余下的資金可用在其他設備項目投資上,以提高醫院的整體實力和市場競爭力。
(六)推進業績考核,實施獎懲制度
關鍵詞:明前期市舶宦官朝貢貿易
上世紀五十年代,史學大家李劍農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業關系,已呈變態”。具體表現在:以市舶附于貢舶,優于貢直而免市稅;有貢則許市,非貢則否;凡定期入貢,皆預給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憑公據,至明變為貢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盜劇烈,明初嚴禁人民下海販易,市舶司時置時廢,很不正常,等等。[1]以主管機構與官員而言,明前期朝貢貿易管理體制,也與前代大不一樣。永樂元年以后,命內臣提督廣東、浙江、福建三省市舶,在市舶司之上形成新的管理機構,取代了市舶司的職能,朝貢貿易管理體制為之改變。宦官主導貿易管理,不僅構成明前期朝貢貿易管理的特色,而且體現了明朝宦官勢力發展的一般趨勢,值得深入研究。
一市舶宦官及提督衙門
明初,鑒于漢唐宦官亂政的教訓,朱元璋制定嚴格制度,限制宦官人數,防止宦官干政。明成祖以藩王身份篡奪政權,宦官起重要作用,因而永樂年間宦官受到重用,勢力不斷增長。陸容《菽園雜記》謂:“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2]《明史》稱:“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3]
宦官涉足對外關系與對外貿易始于永樂。明人王世貞說,永樂元年遣內官李興等敕勞暹羅國王昭祿群膺哆啰諦剌,并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此內臣奉使外夷之始也”。三年,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忝烈昭平牙為王,“此內臣封夷王之始也”;是年,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此內臣將兵之始也”。鄭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太監。[4]內臣自鄭和、王(振)、(劉)謹后,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5]
明前期的朝貢貿易管理,具體由市舶提舉司負責。明朝初年,依照宋元制度,在太倉黃渡設置市舶司,設提舉、副提舉、吏目等官員。洪武三年二月,因地近京師,罷之。洪武七年一月,依“太倉體制”設置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和廣東。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貢使入貢,復罷三市舶司。明成祖上臺后,銳意經營海外,于永樂元年復置廣東、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設官如洪武初制”,同時派遣內臣提督,派往廣東的提督市舶太監為齊喜。[6]
市舶司隸屬于粵、閩、浙三省布政司,屬地方行政系統,“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閑其出入而慎館谷之。”[7]毫無疑問,市舶司是朝貢貿易的在地方的主管機構。然而,由于永樂朝派遣市舶中官,侵奪了市舶提舉司原有的職權,改變了明初貿易管理的體制。
永樂初派出市舶宦官,是為了加強朝廷對朝貢貿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宦官與三省鎮守、巡撫、三司等官,在市舶司之上構成朝貢貿易的多頭領導。正統十四年(1449),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稱:“廣東番夷往來,既有內使專統其事,又有鎮守、巡撫、三司等官,令其待宴足矣,乞免差京官遠行陪宴之禮。”從之。[8]弘治十六年林玭《福建市舶提舉司記》謂:“永樂元年,始置市舶提舉司于泉,設官掌之,又主以中貴一人。”[9]杭濟《提督福建市舶題名記》謂:
東南自浙江而閩廣為三省,其外大海多蠻夷,環水而島居者若干國,凌風駕濤,譯言贄貢,歲率以為常,故每省各該市舶司領之,又命中貴臣一人統其事,區劃周悉,蓋欲下通款附之誠,上以布我朝廷柔遠之意也。[10]
林文俊《送黃德恭赴廣東市舶提舉序》也說:
閩、浙、東廣近海之處,各立市舶府,領之以中官;而又有市舶司,分蒞其事。每番舶至,則先遣提舉閱實其貨,籍其入貢之數,有余乃聽貿易,而又為之平其物價,治其爭訟,蓋圣朝所以柔遠之意,固甚善也。[11]
市舶宦官以皇帝欽差常駐地方,來歷不凡,口銜天憲,權勢煊赫,特別是正統以后,宦官勢力膨脹,市舶宦官經常兼任或轉遷提督地方軍務、海道、鹽政、珠池等職,插手地方事務,凌駕于地方當局之上,在貿易管理中具有統領全局的權勢。
天順元年(1457),翰林院編修尹直奉旨到廣州祭南海神,兩廣地方長官陪祀,鎮守太監阮能居首,市舶太監杜喬居次,其后依次為副總兵翁信,巡按御史徐瑄,都指揮使胡英,左布政使韓陽等。[12]可見兩廣鎮守太監、廣東市舶太監地位高于兩廣地方長官。
市舶司在市舶中使領導下機構被架空,職權被剝奪,很自然的變成無所事事的清閑機構,這是古代市舶司制度的“變態”。張邦奇《西亭餞別詩序》指出:“其供應之節,控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儀,貢輸之數,主于中官;職提司者,不過檢視而已。”[13]清人梁廷枏說:“自洪武迄嘉靖,置罷不常;又始置三司,后復罷浙江、福建,而專屬之廣東,大抵歸其權于中官,凌轢官吏,古人互市之法,蕩然盡矣。”[14]
市舶中使多以太監充任,也有少監、監丞,并無定制。[15](見附表)明制太監正四品,少監從四品,監丞從五品,[16]可見市舶宦官官位并不高,但能量很大,不容小覦。
市舶中官有獨立的衙門,名目有“市舶府”、“市舶公館”、“市舶中官衙門”、“提督市舶衙門”、“市舶中官公館”等,直屬內府,與地方不相屬。成化中,廣東布政使彭韶奏言:
廣東市舶提舉司衙門,先于永樂元年八月內該內官齊喜欽奉太宗皇帝圣旨設立,彼時僉民殷實戶四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腳夫并跟撥皂隸等項,又名不簿,內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7]
可見市舶中使衙門不僅自成體系,而且支配了貿易管理中的各項資源。下面是粵、閩、浙三省市舶宦官機構的基本情況。
(一)廣東市舶公館
廣東市舶公館,初設于城南江邊,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觀舊址。嘉靖《廣東通志》謂:“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諸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舶,設公館于城南水濱,改建于城西仙湖。”[18]同書“公署”條謂:“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內宦。其館在郡西武安街宋轉運司舊址。”[19]嘉靖《廣州志》亦云:“市舶公館,在郡西武安街南,永樂元年建”。[20]
嘉靖初,廣東市舶公館衙門有正廳五間,穿廊三穿,后廳五間,左右廂房二十二間,儀門廳三間,東西耳房二間,大門三間,比廣東市舶司衙門規模大。[21]
萬歷《廣東通志》謂藥洲“南有千秋寺,被有八賢堂。洪武三年劈寺址為按察司,觀址為市舶公館。”[22]此說有誤,洪武三年并無市舶宦官,何來“市舶公館”?不過藥洲倒與海外交通有關系。該地原為南漢宮苑,有文溪流過,潴水成湖。湖中有洲,為劉氏“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建有長春宮、三清殿;藥洲“積石如林”,形成花、石、湖、洲并勝景色;藥洲四周“環以犀橋”,以通宮城,北橋名“寶石橋”,南橋名“仙童橋”,為藥洲勝景。[23]宋代藥洲為轉運司地,后有蓮池,建有奉真觀。紹興六年(1136)十月戊午改奉真觀為來遠驛,以備招徠諸國貢使。
(二)福建提督市舶公署
據弘治《八閩通志》記述,福建提督市舶公署在布政司東南光澤坊內,舊織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東。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監太監韋查與織染局互易創建。[24]同書“織染局”條謂:“在府治西南地平寺東,舊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東南光澤坊內。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為織染局。”[25]這里的地平寺,也就是法光寺。
光澤坊,一般認為在福州東街福建省立醫院內,因為道光時林楓《榕城考古略》提到:“鎮閩將軍署,舊染織局也。明成化間為市舶府,后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陳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屢增拓,規制益宏。國初為總督署,康熙十九年改為鎮閩將軍署”。民國《福建通志》亦從此說。該地為通往東城門的必經之地,故名東街。民國時鎮閩將軍署改為省立醫院。1966年以前,醫院內假山尚有督舶太監吟風弄月的詩刻一首,惜后來失落。不過,王鐵藩先生通過細致深入的研究,認為光澤坊不在福建省立醫院,而在今仙塔街街東,光澤坊宋為潤澤坊地。宋《三山志》所載之潤澤坊,五代為橫沖營地,內有義井,明改為光澤坊,明后期坊廢。[26]
此說還可以《閩都記》的記載為證。該書“光澤坊”條云:“閩橫沖營在焉,巷有二井,義井也;建坊潤澤,后更名光澤,井存,坊廢。”同書“察院”條曰:“其地舊織染局也。國朝成化間改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陳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屢增拓,規制益宏。”[27]
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又謂:“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監府于柏衙,市舶提舉司于澳橋,進貢廠、柔遠驛于河口。”這里的“柏衙”,在光澤坊之南。《閩都記》“柏衙前”條曰:“在察院之南。元行省郎中柏帖木爾居此,柏一門死事,宅廢已久,坊名尤存。國朝成化間侍郎黃堯存、尚書黃鎬二人故宅在焉,今俱易主。”可見福建市舶太監府原與市舶提舉司相連。成化十六年市舶府與織染局交換衙署,司府才分開。
(三)浙江市舶府
浙江市舶府,在杭州城內,原為宋德壽宮后苑。宋德壽宮,在大內之北,史稱“氣象華勝”,內鑿大池,引西湖之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以擬飛來峰,建有聚遠樓,“凡禁籞周四”;分四地,東為香遠清深(梅臺竹堂),月臺、梅坡、松竹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樨)、芙蓉崗;南則載忻(大堂乃御宴處)、忻欣(古柏、湖石)、射廳、臨賦(荷花山子)、燦錦(金林檎)、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樨)、瀉碧(養金魚處);西則冷泉(右梅)、丈杏館、靜藥(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澤華(羅亭)、旱舡俯翠(茅亭)、春桃、盤松。真是“亭榭之盛,御舟之華,則非民間可擬”。[28]明市舶太監以舊宮苑為官署,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5年度)、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04036092)。
[1]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7年,第160-173頁。
[2]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第41頁。
[3]《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傳》序。
[4]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一《中官考一》,萬歷四十二年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
[5]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二《中官考二》,萬歷四十二年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
[6]《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
[7]《明史》卷九十五《職官志》。
[8]《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五,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乙酉。
[9]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藝文”條,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10]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藝文”條,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11]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四,四庫全書本。
[12]尹直《御祭南海神文》,李福泰修、史澄纂:《番禺縣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同治十年刻本。
[13]張邦奇:《張文定甬川集》,《明經世文編》卷一百四十七。
[14]梁廷枏總纂,袁鐘仁校著:《粵海關志》卷七《設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頁。
[15]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16]《明史》卷七十四《職官志》。
[17]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議》,四庫全書本。
[18]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9]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0]黃佐:《廣州志》卷二十二《公署》,嘉靖殘本。
[21]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2]郭棐:《廣東通志》卷十四《郡縣志·廣州府》,萬歷三十年刊本。
[23]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四,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1977年。
[24]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5]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6]王鐵藩:《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70-75頁。
[27]王應山:《閩都記》卷三《郡城東南隅》,求放心齋道光辛卯年重刻。
[28]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南北內》,四庫全書本市舶宦官權勢膨脹
正統以后,宦官“干與外事”,在朝架空內閣,把持國柄,操縱廠衛,提督京營,如邊方鎮守、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宦官權力體系。武宗繼位,劉瑾擅權,打擊異己,朝政敗壞,史載:“瑾逐去不附己者,矯旨許進、馬文升、劉大夏、趙事賢、張津奸邪朋黨,為民。”[1]宦官還控制廠衛,開張皇店,監督征稅等。
市舶宦官在這一時期權勢大為擴張。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鎮守太監,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職,權勢更加顯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監董讓遷江西鎮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監尚春升御馬監太監、福建鎮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監趙誠升福建鎮守,都是很有勢力的人物。
成化間,浙江市舶太監林槐獲得提督海道的權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監賴恩,“比例乞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2]雖然兵部和都給事中鄭自璧皆上言反對,但有旨許之。
成化十一年,韋眷為廣東市舶太監,兼“采造進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監;[3]二十三年(1487),韋眷插手鹽政,奏請征廣州東莞西湖等村各埠場魚鹽之稅,“以備入貢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韋眷以內官監太監兼任兩廣鎮守太監,[5]成為集多種權力于一身的兩廣頭號實權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韋眷操控對外貿易二十年,胡作非為,臭名昭著,是成弘間權勢最大、為禍最烈的市舶太監。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還形成總鎮太監管帶市舶太監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廣東巡撫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歸并總鎮太監帶管,似亦相應,但兩廣事情與他省不同,總鎮太監駐扎梧州,若番舶到時,前詣廣東省城,或久妨機務,所過地方,且多煩擾,引惹番商,因而轍至軍門,不無有失大體。故臣愚以為不如令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6]
這段史料說明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宦官兼職情況有所不同。浙、閩市舶宦官往往由總鎮太監管帶,廣東則委派專官,原因是兩廣總鎮太監與兩廣總督駐梧州,市舶太監則駐廣州,兩地距離太遠,不能相兼。
正統以后,貢舶貿易日趨蕭條,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監無事可管,正如廣東巡撫林富疏言:“先年番舶雖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貢,則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監徒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7]相反,屬于非法的商舶貿易日趨興旺。兩廣當局面對緊迫的財政形勢,默許商舶貿易發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開始確立“收稅則例”,開征市舶之稅。正德四年,都御史陳金等提請對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戶部同意,“將貴細解京,粗重變賣,留備軍餉。”正德十二年降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開確立,成為“廣中事例”的核心內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圖,引起市舶太監的垂涎,廣東當局與市舶宦官的權利之爭隨之展開。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監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諸國商舶抽分,結果為禮部所劾,斥其“妄攬事權”,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監畢真援引所謂“熊宣舊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務要求:
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書所載,例不當預。奏入,詔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太監也,常以不預滿剌加等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謬以為例云。[10]
這次爭議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點在于商舶貿易稅收。宦官方面認為商舶抽分不宜由鎮巡三司兼管,而應由市舶太監專理;禮部以貢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貢舶屬太監,商舶歸地方,對商舶抽分市舶太監“例不當預”。當時劉瑾掌權,在他活動與支持下,武宗批準了畢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勝利。
[1]郭棐:《廣東通志》卷三十八《郡縣志·惠州府》,萬歷三十年刊本。
[2]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五《中官考》,萬歷四十二年刻本,四庫禁毀書叢刊。
[3]《明憲宗實錄》卷一百九十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阮元:《廣東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方向傳》,道光二年刊本。
[4]《明憲宗實錄》卷二百八十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亥。
[5]應槚輯、劉堯誨重修:《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一《歷官·總鎮》,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七《秩官上》,嘉靖十四年刊本。
[6]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7]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拙作:《明中期海外貿易的轉型與“廣中事例”的誕生》,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0年,第189-199頁。
[9]《明武宗實錄》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
[10]《明憲宗實錄》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
[11]《明武宗實錄》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三裁撤市舶宦官
宦官勢力的高漲引起朝野的抗爭,統治集團從王朝統治、維護集團利益出發,在力量制衡上做了一些補救,壓制宦官勢力過度膨脹。如仁宗時內官馬騏矯旨諭翰林院書敕,付騏復往交阯閘辦金銀珠香。本院官復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為言再往當有利于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乃至。[1]
宣德年間,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往廣東等處公干,以采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宣宗命凌遲琦,斬巨隊等十人,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官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升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為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寘極刑。……”[2]
一些正直不阿的地方官員,也懲辦了一些不法宦官。成化、弘治間,廣東市舶宦官韋眷等,先后受到廣東布政使陳選、彭韶、番禺縣知縣高瑤等抵制,威勢少殺。成化間,姜昂知寧波府,“中官以市舶至,怙勢張甚,公與之抗,其人反愧服焉。”[3]正德六年,張津知寧波府事,時市舶太監“怙勢不檢,公以法繩之。”[4]
世宗即位后,鑒于正德間宦官擅權干政之禍,“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5]宦官囂張氣焰大為收斂。嘉靖八年(1529),用輔臣張孚敬及兵部胡世寧言,革各邊各省鎮守中官。[6]同年,廣東巡撫都御史林富疏請裁撤廣東市舶、珠池內官,理由可以歸納為四條:
(一)市舶太監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各50名,徭役供應之費不少。
(二)多年來貢舶罕至,市舶太監無所事事。
(三)當時浙江、福建貢舶事務俱委總鎮太監兼領,廣東因省情不同,總鎮、市舶太監互不相兼;總鎮太監駐廣西梧州,市舶太監駐廣東廣州;梧州離海遠,如果總鎮太監兼管市舶,往來不便,且易興釁端,故粵省不宜仿照浙閩,應將市舶事務委巡視海道副使兼管。
(四)裁撤廣東市舶內官還有一大好處,即省內臣之費,“不啻齊民數十家之產,而地方受惠,邊檄獲安矣。”[7]
嘉靖九年以后,陸續裁撤派往各地的宦官,包括市舶宦官。該年以云南巡撫毛鳳韶言革鎮守太監。[8]十年,正式革去廣東市舶太監,巡按御史吳麟采納布政司參議王洙的建議,將市舶中官公館改為嶺南道公署。[9]十一年,保定巡撫林有孚疏方鎮守內臣之害,兵部尚書李承勛覆議,大學士張孚敬力持之,“遂革鎮守,并市舶、守珠池內官,皆革之”,一時皆稱快。[10]
此后,“終四十余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11]中官既罷,市舶管理權盡歸地方,形成以海道副使為主導,市舶司、府縣分權管理、互相監督的新體制。萬歷中礦監稅使復出,市舶制度又為之一變,此是后話。[12]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1]余繼登撰、顧思點校:《典故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第143頁。
[2]余繼登撰、顧思點校:《典故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第176-177頁。
[3]徐兆昺著、桂心儀等點注:《四明談助》卷十《北城諸跡二下·明賢牧》,寧波出版社,2003年。
[4]徐兆昺著、桂心儀等點注:《四明談助》卷十《北城諸跡二下·明賢牧》,寧波出版社,2003年。
[5]《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傳》。
[6]朱東觀輯:《奏疏》卷三,四庫禁毀書叢刊。
[7]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余繼登撰、顧思點校:《典故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第308頁。
[9]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0]《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張二果、曾起莘:《東莞縣志》卷二《事記》(崇禎刊本)作嘉靖十年五月。
在我國,公益廣告本身和權力具有著復雜的關系,公益廣告的實質是權力的體現。因此,它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場域,它同時體現了公益廣告管理的復雜性。在權力維度方面,中國的公益廣告尤其是政治型公益廣告具有以下幾個問題:廣告傳播的意識形態特征明顯;廣告傳播本身作為權力來源并沒有充分考慮受眾的具體需求;作為一種資本和場域,公益廣告充分體現出了它本身的復雜性。這些特點,給公益廣告的傳播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就目前來看,主要的是造成受眾的逆反心理、沒有抓住受眾的具體需求。同時,使得廣告的管理更加復雜。針對以上幾個問題應該在下面幾方面進行改進:淡化公益廣告的意識形態特征;淡化廣告的權力色彩,增強其服務性,同時充分考慮受眾的具體需求;理順公益廣告管理主體的關系,調整好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對于公益廣告的管理比較復雜。他們之間管理關系的復雜性實質上就是權力本身的復雜性,理順公益廣告管理自身的復雜性,既有利于調整廣利體制,也有利于整合相關資源,從而推動公益廣告的進一步發展。
二、經濟力維度的改進
目前,我國公益廣告管理方面在經濟力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我國公益廣告目前的人才投入、資本投入和制度的建設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就目前有限的資源來說,以企業為主體的公益廣告收益分配的動力機制也并不健全;以國家為主體的公益廣告收益分配的動力機制也并不健全。從管理主體上看,無論是在投入上還是在收益分配動力機制上,政府目前仍然是主體。因此,在整個調整的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同時,更大的發揮其他各個主體的重要作用,最終形成政府與其他各個管理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
三、知識力維度的改進
在我國的公益廣告實踐中,公益廣告的管理在上述幾個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因此,在以后的實踐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注意:一、在資源和資源的調配方面,應充分保障公益廣告行業資源的充沛。二、在知識產權方面,應更加注重對公益廣告知識產權的保護,這既有利于公益廣告的創新,又有利于塑造品牌形象,形成品牌的影響力。三、在在創新能力上應更加注重公益廣告行業中創新性人才的培養,同時形成創新的氛圍,當然也要通過具體的制度安排和獎勵以刺激公益廣告的創新欲望。
四、文化力維度的改進
文化力的主要作用在于塑造核心文化、形成相互認同和對某一個發展目標的認同。它是社會發展、國家富強和民族進步的靈魂。就目前來看,我國的公益廣告管理中,其文化力方面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問題,主要在于凝聚力不足、導向力不強、激勵力發揮作用小和輻射力的表面化等。因此,在今后的管理中,重點要從以上幾個方面予以解決:管理的目標是增強公益廣告的凝聚力,當公益廣告向自身回歸的時候,其對受眾的影響力自然強化,其凝聚力也就得以增強;強化公益廣告的導向力,要淡化公益廣告的政治性和商業性,在公益廣告的選題、制作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受眾的具體需求,將受眾的需求和傳播者的意圖有機結合,以受眾的實際生活的重點、熱點和難點作為切入口,以此來增強公益廣告的導向力;在激勵力方面,增加公益廣告傳播給受眾的力度,同時增加受眾接受公益廣告以后所獲得的利益,只有增強受眾接受公益廣告后的利益,才能對受眾形成相應的刺激,以進一步使得受眾行為朝向傳播者的意圖轉變;在輻射力上,擴大公益廣告的輻射范圍,突破地域的限制,使得介益廣告在整個社會會中形成規模優勢,而不僅僅只是局限于某一個具體的區域內。另一方面,公益廣告的輻射力不能僅僅停留在受眾的認知和態度層面上,而應該進一步深入到受眾的行為方式中,而這正是公益廣告實現傳播效果的關鍵。
五、結語
醫院人本管理的對象主要是包括兩大群體,一是指醫院的所有員工,二是指醫院的所有患者。因此,醫院人本管理的的解釋可以概括為:以滿足員工和患者的需求為目標,對患者的服務形式和對醫院員工的工作方式運用管理理論與手段對他們進行人性化的組織管理。[2]通過在醫院人員管理中應用人本管理,有利于了解員工的工作動態與綜合能力,根據員工的具體情況做到為每個員工合理安排適合的工作崗位,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整合醫院資源,共同為醫院長效健康發展做出努力。
二、人本管理的重要意義
(一)實行人本管理是符合醫院現實的發展需要。醫院作為向大眾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要求每位醫護人員依靠自身的專業技能和優質服務滿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每位具備這種能力的醫護人員都是醫院稀缺的寶貴資源,是醫療衛生行業難得的知識型員工。醫院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醫學人才,人才是醫院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醫院的醫護人員每天服務的對象成百上千,每位患者的病癥情況又有不同。通過專業醫護人員對患者不同病癥的需求提供一對一的治療和服務,有利于幫助患者加快治愈時間,利于間接宣傳醫院的良好聲譽,對維持醫院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實行人本管理是滿足新時期社會的要求。圍繞著“為患者提供優質服務”的醫療改革出臺之后,醫院針對服務領域進行了相應的醫療衛生改革,要求每個醫護人員把患者當成是服務的中心,圍繞患者展開人性化的服務工作。然而出臺鼓勵的醫療政策與現實踐行的結果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成效,當前醫院在運用人本管理方法對醫院員工進行管理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醫療衛生改革市場與政府監管機制不協調,出現醫療機構變相競爭逐利現象嚴重;醫療機構自身沒有把發展內部服務管理與外部擴張發展有效結合起來,甚至出現舍本逐末的現象,過度追求外延式發展;醫護人員對患者進行醫療服務的時候,沒有對自身形成有效的控制與管理,對患者的反饋與需求沒有能很好地進行分析和滿足,缺失合理的人性化服務。當今新時期社會要求的是具有專業技術與優質服務的醫療隊伍,繼續實行人本管理有利于完善醫院員工管理制度,促進醫院的健康良性發展。
(三)實行人本管理符合當今時展的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生活資料已經基本能夠滿足的人們對溫飽的需求,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更多優質服務的需要。在當今時代的發展的背景下要求醫院員工能夠進行運用創新化的管理方式進行管理。在醫院員工管理制度中引入人本管理符合當今時代的發展要求,從人的角度出發,根據每個員工的具體情況進行創新化管理,助推醫院管理體系向著創新化道路的發展。
三、如何把人本管理與醫院員工管理相結合
(一)創建和諧的人文環境。醫院管理層通過加強醫院的人文關懷,從人的需求出發,打破職位產生的等級制度,加強醫院人員之間的交流學習與合作,與各個階層員工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在自己的崗位上以身作則努力奮斗,給基層員工做出良好的工作榜樣,調動各個員工的工作熱情;針對員工的需求給予員工適當的人文關愛,與員工一起攜手創建和諧的、人文氛圍濃厚的醫院環境。(二)完善醫院人事制度與考核制度。完善醫院人事制度,是進行人本管理的措施要求。這就要求在用人機制打破干部終身任職制度,打破干部壟斷醫院職位的嚴重局面,在社會上進行公開招聘人才,創造健康的醫院用人制度。完善人事制度的渠道可以走群眾路線,根據基層員工的要求,多多聽取醫院基層群眾的聲音,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進行制度完善。通過完善醫院績效的考核制度有利于調動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并同步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獎懲制度,鼓勵員工多勞多得,投身廣大的醫療工作事業。(三)提高員工的自我管理意識。人本管理的中心是人,對員工進行管理的同時要兼顧員工的自我管理意識,強化員工的自我參與行為。在參與的過程中能夠充分表現員工的個人需要,從而加強員工的內在責任感與人文價值觀念。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保證員工的全面發展建設團結合作的隊伍,從而保障醫院的常態化健康發展。
(四)人本管理是以人的全面發展而進行的管理,在醫院運用人本管理的方法對員工進行管理,利于激發全體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凝聚員工的向心力,全面增強醫院對外的競爭力。在新時期須結合人本管理對醫院人員進行科學管理,發揮管理與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企業也有自己的組織機構,股東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股東是公司財產的所有者。一般來說,企業在創辦初期,股東的主要目的是擴大企業財富,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企業價值有多方面體現,主要包括企業股東出售股權、獲得股利和股東分紅等。其中企業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股東持有的股票。股票價格在市場環境下,隨價格的波動而變化。一般情況下,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通過市場上股票價格的高低反映出來。因此,股票價值對股東財富有著重要影響,換句話說,也就是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對企業股東的財富的重要影響。股票價格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市場競爭環境、企業管理決策和企業外部發展環境等,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對企業的股票價格產生影響。因而,合理控制企業生產經營成本,降低企業成本,保持企業股價保持持續穩定,使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得以實現,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雙贏局面。
(五)成本控制是實現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根本方法。現代企業財務管理是適應市場經濟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企業要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管理科學”就是要求企業采用現代管理制度,運用先進的管理手段加強企業成本控制和財務管理,不斷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適應市場的發展變化。企業財務管理的好壞直接影響企業整體的經濟效益,在整合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加強企業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形勢下,企業只有采用科學的管理手段,加強成本控制,才能實現財務管理的目標。企業財務管理狀況可以簡單概括為四個字“開源”、“節流”。“節流”指的就是成本控制,“開源”指的是企業的投資活動。企業加強成本控制的方法很多,比如研發新產品,采用先進技術降低成本,合理配置資源,節約資源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達到降低成本的功效。而企業的投資活動不僅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而且在投資過程中也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加強成本控制不僅能夠為企業的投資活動提供資金支持,而且能夠降低企業的投資風險。
在新醫療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公立醫院的財務管理目標分為短期現實目標、中期規劃目標、長期戰略目標。下面將對公立醫院財務管理的三個目標一一闡述。
(一)短期現實目標
短期現實目標是實現資本的結構優化,控制財務方面的風險,追求合理的利潤。短期現實目標是公立醫院維持正常運營的基礎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立醫院是醫療競爭行業當中的主體,如果單單依靠政府的資金扶持和補助,那么公立醫院得不到更好的發展,難以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立足。不難看出,在醫改背景下,公立醫院越來越注重經濟效益,因此,為了使公立醫院的資金能夠得到良好的運轉,應建立一個合理的資本結構,以較少的資金和較低的風險,獲取最大化的經濟效益。為了保障醫院能夠合理地利用資金,公立醫院應該強化成本,對醫療成本和費用構成等存在的問題及時解決,正確分析各項成本,在降低醫療成本的同時應以不降低醫療服務質量為基礎,采取合理的措施,為醫院的正常運轉和合理運營提供經濟保障。
(二)中期規劃目標
公立醫院財務管理的中期規劃目標是在提高公立醫院的持續盈利能力的基礎上,積蓄力量,繼續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都要遵循市場的競爭機制,近幾年,改革力度的不斷加大,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醫療行業的需求不斷增加,隨之而來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在經濟與科技飛速發展的年代,醫院工作人員需要不斷提升自我修養和專業素質,才能應對醫療器械更新速度快、醫療水平不斷提高的節奏,這也對公立醫院提出了更大的挑戰。過去,無論是醫護人員的工資還是醫院的醫療器械,都統一由國家財政撥款,現在,隨著物價水平的提高,醫療成本大大增加,國家的財政撥款已經無法滿足公立醫院在引進高端醫療器械和頂尖醫護人員等方面的需求,如果公立醫院繼續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其輻射的社會服務范圍將會減小、服務水平會降低,長此下去,會嚴重限制公立醫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公立醫院的經營效果不佳,無疑加重了老百姓的醫療負擔,新型醫療改革就是讓老百姓人人看得起病,減輕民眾負擔,顯然這與新型醫療改革的初衷相違背。
(三)長期戰略目標
公立醫院的長期戰略目標是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不變,通過低成本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履行促進人民健康、提高國民體質、服務廣大群眾的社會責任,充分彰顯人文主義情懷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國家設立公立醫院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全體國民健康水平。公立醫院的財務管理活動需要與其長期戰略目標相結合,利用合理的運營方式,在增加醫院收入的基礎上,合理引進高端技術和優秀人員,降低患者看病成本,提高患者看病質量,緩和日益尖銳的醫患關系,給國民提供良好的醫療環境和優質的醫療服務,履行好自己的社會職責。
二、新醫改下公立醫院財務管理目標的實現措施
(一)采取動態式管理
動態式財務管理包括財產管理、負債管理和盈余管理。公立醫院的資產包括兩種: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在新型醫療改革的大背景下,出于對公立醫院資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慮,應建立健全資產監督管理機制,采取制度化、標準化的管理。根據醫院的實際需要采購醫療器械,減少器械閑置,提高醫療器械的利用率,這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醫療成本;在醫院器械采購招標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規則,將招標信息到社會各界,做到信息透明化,避免因個人原因造成醫療器械水準不達標;定期核對財務,明確資金去向,避免資產流失;建立健全資產管理體系,將所有的資產進行評估,合理融資、投資,公立醫院的合理盈余應當在不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的前提下進行。
(二)利用網絡進行管理
提高財務管理水平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各類操作和管理都趨向于電子信息化,因此,實現財務管理目標可以通過網絡進行管理,從而提高財務管理水平。計算機辦公是對傳統管理模式的進步,將計算機運用于公立醫院財務管理能夠大大提高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的速度。要善于引進先進軟件,組織財務人員學習,盡快掌握軟件使用。同時,公立醫院也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引進和培養會計算機的專業人員,提高醫院計算機網絡應用范圍,定期檢查財務類軟件,針對可能發生的狀況做好預防措施,對于已經發生的事情,及時采取補救措施,確保醫院財務信息準確、真實、全面。此外,還應建立應急管理處,制定應急方案和預備方案,在最大限度上減少因計算機故障而給醫院和患者帶來的損失。
(三)開展全面預算管理并嚴格執行
公立醫院財務預算管理是指對醫院內的醫療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統一配置、考核、調整等。當前因為公立醫院現已成為全國醫療市場的競爭主體,開展全面預算管理是其發展的需要,且國家在財政補貼方面的不足,使得公立醫院必須開展全面預算管理,才能增強資金的利用率,增加收入。為了開展全面預算管理,醫院應當科學、合理地考慮影響醫療收支的因素,再制定全年預算,對重大科研項目和常規醫療等方面,做到統籌兼顧。當醫院全年預算制定完畢后,應必須進行嚴格審查,而后執行,對沒有列入計劃的部分應作出相應的調整,確保財政管理目的實現。
(四)建立健全財務內部控制制度
公立醫院內部財務控制制度是為了能夠保證醫院資產安全、完整。在新醫改背景下,公立醫院內部財政控制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業務程序中的漏洞,也是保障財務會計資料真實的保障。因此,公立醫院需要加強自身的制度建設,將管控的關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完整、有效的控制制度是加強內部財政控制的前提,公立醫院應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從細節上進行完善財務制度,包括對固定資產的控制、貨幣資金的控制等。此外還需要建立能夠與之相制衡的監督機制,明確各個人員的職責,保證醫院財務安全。同時綜合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手段,提高財務人員的自覺性,保障財務決策的科學和高效。
三、結束語
關鍵詞:以人為本,公共政策,價值取向
改革之初,為了抓住機遇促進發展,我國公共政策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僵死局面,調動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使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同時也使得自然生態矛盾突出,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極不諧調。這些沖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會全面改革和轉型過程中的價值偏頗的集中體現。面對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公共政策的人本價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第一次把以人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價值的地位,明確了我國公共政策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
我國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第一,“以人為本”是哲學的基本思想,是對哲學的總概括,是的實質和精髓。哲學蘊含著豐富的人本思想。在哲學視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認為人是世界的本質和終極本質;人是價值之“本”,認為人是世界上最有價值意義的生命存在;人是歷史之“本”,認為歷史是人的活動史,人是歷史的主體,人類創造并主導著歷史。
第二,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價值理念,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協心、共同奮斗,我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其實,這種小康只解決了人民的物質層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僅僅滿足了人民的物質方面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時,又要以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為目的,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才能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
第三,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置于首位,強調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把滿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公共政策的終極目標。這就要求我國的公共政策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追求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我國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社會的內涵就是要讓社會各成員、群體、階層、集團之間的關系融洽、協調,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幫助,氣氛良好。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過渡和變革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極化、利益差別顯性化、利益矛盾尖銳化。在這樣一個不穩定的特定狀態下,如何有效整合社會各成員、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各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關鍵在于我國公共政策秉持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
“以物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目前,無論從人均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城鄉勞動生產率、工農技術裝備水平等經濟差距看,還是從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差距看,我國城鄉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現出繼續擴大的趨勢。衡量城鄉差距是否適度的標尺,通常是基尼系數。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均在波動中呈現擴大的趨勢。1990年,我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為0.31,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0.23;到2002年,我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上升到0.365,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32,從中可以看出擴大的趨勢是十分明顯的。
第二,地區差距不斷擴大。我國實施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稟賦、歷史基礎、區位條件、政策取向等種種差異,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間的差距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在不斷擴大;東中西部地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東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失衡。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與市場機制作用的強化,社會公眾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為市場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則成為市場化的負收益者。因此市場機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最優,但無法矯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體利益失衡,具體表現為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利益失衡。在現實中,強勢利益群體已經結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團體,有能力利用各種資源,以各種形式訴求自身利益,影響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強勢利益集團在某些地方政府決策中甚至會影響政府,使得政府決策向強勢利益集團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勢群體自身既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利用資源,缺少有效途徑和渠道來訴求利益,他們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往往被邊緣化。弱勢群體本來在市場機制過程中利益已經受損,而其利益訴求在某些公共政策過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會利益格局愈發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體應用
(一)建立“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決策機制
公共決策要堅持以人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筆者認為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首先,決策目標人性化。決策目標人性化就是決策目標不僅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而且也要滿足人民的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種需求,切實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把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的利益作為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使人民不斷獲得經濟、政治、文化利益,為人民群眾造福。
其次,決策程序民主化。決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決策以人為本的關鍵之所在。所謂決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揚民主,調動全體決策參與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正確決策。無數的事實證明,凡是堅持以人為本,按民主集中制進行的決策,決策方案一般來講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即使有了缺點或錯誤也比較容易發現和糾正;而凡是搞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專斷所作出的決策,由于沒有決策的民主化,決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夠,決策過程簡單,缺乏科學可靠的依據,主觀隨意性大,根本談不上科學,決策失誤就在所難免。
再次,決策主體群眾化。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決策一直實行“精英”決策模式,公共決策由少數人操縱,而普通人民群眾被拒之門外。這種不民主的決策作風,必然導致決策失誤。所以,公共決策必須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克服決策中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獨斷專行的作風;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筆者強調人民群眾是決策的主體,并不是否定領導者在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決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們只是想通過強調人民群眾在決策中的主體地位,使領導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廣泛集中民智的基礎上作出的公共決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
(二)構建“以人為本”為核心價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這就意味著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時,都必須把尊重人民群眾的意愿、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人民群眾的權利作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顯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為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會利益,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必須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許多學者都將公共政策的目標導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實現,認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和邏輯起點,是公共政策的本質與歸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對于公共政策應該與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這個問題,絕大多數人將選擇公共利益。”堅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須反映、綜合、表達絕大多數人們的利益,滿足絕大多數人們的利益需要,必須從維護和謀取人民的利益出發。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接受,才能調動人民群眾執行政策的熱情,才能維護社會穩定,才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其次,探索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將更加重視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民主基礎上通過充分討論來完成政策制定過程。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的獨立自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斷增強。一方面,探索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組織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訓練、基層意見搜集法、聽證制度和網上公開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門戶網站、個別接觸、輿論擴散、集體推動、游說工作等政策參與渠道。
(三)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應弘揚公平原則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公共政策是實現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代內公平,即當代人之間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階層之層、不同地域之間在機會選擇和成果占有上差別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尤其把消除貧困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二是代際公平,即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公平。代際公平強調,人類賴于生存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所以,當代人不要為自己的發展和需要而掠奪式地使用資源,從而損害后代人發展和需要的條件,要給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權利。因此,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要在其目標取向上做到:以橫向的代內公平,促進經濟社會現實的發展;以縱向的代際公平保障經濟社會未來不間斷的發展。公共政策要以立體公平為目標,促進和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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