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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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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試論政府在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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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競技體育 中國傳統文化 繼承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與完善，物質文明極大豐富，為體育運動事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撐力。在競技體育運動事業快速推進的同時，中國競技體育運動道德領域出現了諸多不和諧的因素，如斗毆、吸毒、服用興奮劑、黑哨等事件時有出現。如何推動中國競技體育運動事業快速、健康、和諧發展，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焦點。本文認為鍛造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的風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運動精神，需要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和批判性繼承入手，以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塑造中國競技體育運動之魂。
1.競技體育運動對中國傳統體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鑒
隨著競技體育運動逐漸國際化、市場化，物質文明對其影響日漸明顯，而競技體育運動蘊含的風骨卻被相對忽視。雖然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競技水平提高了，競技運動員的競技實力增強了，但中華競技體育運動獨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卻未能同步提升，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對傳統體育道德的學習。
1.1“射”――競技體育運動與儒家禮樂文化的結合。
西周的“射禮”是我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文化源頭。［1］“射”作為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的最早形式，與“禮”、“樂”、“御”、“書”、“數”并列，共同組成了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六藝”。“射”既有著體育運動的競爭性，也是西周禮樂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射禮有序賓之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從這一角度而言，我國競技體育運動從誕生之初時便與中國傳統儒家禮樂文化緊密結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準的技藝，更要宣揚道德教化。從“射禮”的舉辦者、舉辦目的、舉辦形式及效果來看，“射禮”具有極強的權威性、普遍性、規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射”既是一項體育娛樂活動，更是具有鮮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會文化活動。可以說，“射禮”是我國古代社會集政治、教育、文化、體育等諸方面因素于一體的競技體育運動形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競技體育運動既是體育運動，同時也應該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和道德教化服務，這也正是目前我國競技體育運動發展所應當注意的問題。“競技體育是隨著人類文化的進步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特殊的、禮儀化的戰爭”。在競技體育向國際化、科學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發展的同時，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中國競技體育運動與中國民族文化的結合。
1.2“淡泊寧靜”――競技體育運動精神對道家思想的繼承。
競技體育運動以其競技特點為大眾所喜愛，然而競技道路是永無止境的，競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運動能力與水平的不斷進步，勝者只是一時之勝者，對勝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為上，勝而不美”的競技心態，對待比賽結果“寵辱不驚”便是競技體育運動參與者需要學會的課題。以一顆淡泊寧靜之心投入到熱烈的競技氛圍中，“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2］如果每一位競技運動的組織者、參與者和運動員都能保持此種心態，則諸如黑哨、興奮劑、斗毆等現象便能從根本上杜絕，競技體育運動的風氣便可為之一變。
1.3“峻法”、“嚴刑”――競技體育運動對法家思想的繼承。
韓非子曾說：“峻法，所以禁過外私也；嚴刑，所以逐令懲下也。威不貳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峻法嚴刑是保證國家社會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樣，峻法嚴刑也是維護競技體育運動秩序的必要手段。從法制規范的角度明確競技體育運動行為的獎懲準則，對促使競技體育運動各類人員“以規矩為度”有著重要作用。可以說，在完善的競技體育法制規范下，完全可以達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辭，勇者弗敢爭”的效果。
因此，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的健康發展需要汲取中國傳統思想的精髓之處，尤其要學習儒、道、法家思想之長足，在注重提高競技體育運動水平的同時，促使競技體育為社會和諧、思想發展及群眾教育服務，使人們在淡泊寧靜的平和心態下，不斷致力于競技體育運動規范的完善，推進競技體育運動健康發展、科學發展。
2.競技體育運動精神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悖離之處
中國傳統體育道德作為中國傳統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體育實踐活動的客觀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會社會關系，尤其是經濟關系的制約，也受到中國儒、道、法家思想觀念的影響，同時還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統治階級體育道德觀的烙印。全面認識中國傳統體育道德是我們批判性繼承的前提。
2.1私有制社會經濟關系決定了傳統體育道德的性質具有狹隘性。
“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道德最深層的本質是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利益關系，因此，傳統競技體育運動在本質上是為私有制社會服務的。這體現在傳統競技體育為統治階級穩固統治，為其遴選才士，助其娛樂等方面，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而現代競技體育運動的目的在于鍛造奮勇拼搏的競技精神，形成良好社會氛圍，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了二者在本質上存有明顯區別。
2.2競技體育運動精神與中國封建傳統價值觀取向存在本質區別。
“封建文化從本質上講是和競技體育所提倡的價值觀念背道而馳的，是壓抑競技體育發展的，這是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和人才觀念所決定的”。［3］中國封建社會對競技體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生活內容較為單調，諸如“射”、“御”之類的競技行為被提高到禮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義等同甚至超過了競技結果和能力，對形式的過分重視限制了競技能力的提高。（2）中國傳統思想主張禮讓、和諧、輕利和內斂，注重約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禮”，這種思想意識使得人們在潛意識中抵制競爭，這使競技體育沒有適合發展的空間。（3）競技體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則作為思想基礎，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實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識，這使競技體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從競技體育運動的前身――“游戲”的角度來看，封建社會國民較為輕視游戲，深恐“喪志”，游戲時不夠投入，這也使競技體育活動的發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這些因素，我們便可對中國古代傳統競技體育喪失競技活力，直至趨于湮沒的原因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從而致力于使當代中國民眾正確對待中國傳統競技體育道德與文化。
3.正確處理競技體育運動發展與傳統競技體育道德的關系
中國競技體育運動與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有著不可分割性，同時它又具有自身發展的獨特性，因此中國現代競技體育運動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國的民族特點、時代特點，還必須符合競技體育道德發展的客觀規律。
3.1“淡泊無欲”、“重義輕利”的品格是保證競技體育公平競爭性的前提。
公平競爭是競技體育的靈魂，愈是競爭激烈的項目愈是需要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等競技體育工作人員具有平和、坦率、謙遜、超然于物外的心態與素養，以抵制橫流物欲的誘惑。倘若沒有“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精神，很難自始至終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這需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中汲取養分，尋求精神力量。
3.2禮讓、仁德是競技體育和諧發展的精神保證。
競技體育需要競爭，更需要和諧。體育運動對人的社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作用在競技體育上得到了極好的體現。在競技發展的過程中，人們的社交能力與身體素質、運動能力一同得到了鍛煉。處理好競爭好勝心與平和心關系、個人與他人關系，需要我們發揚禮讓為先、仁德揚道的優良傳統。此時，禮讓與仁德是調劑這一心態的良藥。只有每一位競技體育工作人員，以及欣賞競技體育的觀眾具有禮讓和仁德之心，競技體育的競技魅力才能更加凸顯，競技體育才能走上一條健康、和諧的發展道路。競技體育的社會教育價值需要被人們所重視，這尤其對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3.3以傳統文化的知識智慧為養料，提高競技體育的水平。
競技體育并不是一項單純的體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較量，競技者只有擁有高超的智慧才能獲得勝利。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們可以也應該成為競技體育的智慧養料，田忌賽馬的故事便向我們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21世紀的競技體育事業正在高速發展，與此同時，競技體育道德建設亟待加強。為使我國的競技體育具有自己的個性特點，我們需要從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養料，通過加強競技體育運動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設，使我國的競技體育具有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美、民族美與時代美。
參考文獻：
［1］史曉亮.射禮――中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文化源頭.體育文化導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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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促進；促進型經濟法；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經濟社會的驚世巨變，也使中國的經濟法應運而生。30年來，經濟法通過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保障，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促進發展的調整目標不僅已成為經濟法宗旨的核心內容，而且也逐漸與經濟法所內含的促進發展的規范結構和法律功能相得益彰。
從調整目的、調整手段、調整功能的角度，可以把經濟法規范分為兩類：一類以鼓勵和促進為目的，稱為“勵進型”或“促進型”經濟法；另一類以限制和禁止為目的，稱為“限禁型”經濟法。由于許多傳統法都更強調“限禁”，故相關的研究較多，而對于旨在“促進”的經濟法規范研究則相對較少，因此，促進型經濟法更值得重視和研究。
回顧中國經濟法30年的歷程，促進型經濟法對于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確實令人驚嘆。從研究價值看，提出和研究促進型經濟法，不僅有助于發現經濟法調整與其他傳統法調整的諸多不同，也有助于揭示經濟法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功用，有助于闡明經濟法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的重要價值，從而有助于推進經濟法的理論發展和制度完善。
此外，提出和研究促進型經濟法，既對總結回顧經濟法30年的歷程很有必要，同時對于明晰經濟法的研究方向也很重要。事實上，經濟法在過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成為人們努力深掘的重要法律領域；在未來，學界尚須研究如何通過經濟法制度的完善來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故此，促進型經濟法定會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領域。有鑒于此，筆者在此特提出經濟法的一種重要類型——促進型經濟法，以期學界對經濟法進行深入的類型化研究。盡管限禁型經濟法也很重要，但由于促進型經濟法在經濟法中所占的比重更大，且整體上的研究尚闕如，因此，筆者擬在提出促進型經濟法概念的基礎上，具體分析其與相關要素的關聯性、主要類型以及中國的立法實踐，并進一步揭示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推進作用。
二、促進型經濟法的關聯性分析
所謂促進型經濟法，旨在通過法定的鼓勵性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法規范的總稱。它與經濟法的特征、功能結構、制度設計原理等，都存在直接的關聯。
首先，從經濟法的特征看，經濟法與所有部門法相比，具有突出的經濟性、規制性特征。經濟法在制度構成上源于大量經濟政策及其經濟手段法律化(從而具有突出的經濟性)，因而能夠把積極的鼓勵促進與消極的限制禁止相結合(從而具有突出的規制性)，并且，鼓勵促進已成為經濟法調整的一類重要手段，這對于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非常重要。此外，同傳統部門法相比，經濟法還具有現代性特征，它是為了解決現代國家經濟運行中的大量現代問題而產生和發展的。30年來，人們已認識到，經濟法是促進發展的現代法，具有突出的政策性，是國家用以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工具。經濟法的上述特征表明，經濟法具有內在的促進發展的功能，因而在經濟法中必然會存在大量的促進型經濟法規范。
其次，從功能結構看，當代世界至為重要的主題就是發展，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發展、法律發展等。圍繞這些發展問題，已形成了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政治學和發展法學的研究¨。通過研究，人們認識到：新興的法律需要具備促進發展的功能，調整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制關系的經濟法，尤其要具備促進發展的功能。促進功能，離不開特定的規范結構，因為“特定的結構產生特定的功能”。只有在經濟法的體系構成中有一類旨在促進發展的規范，形成促進型經濟法，經濟法才能有效地促進發展。
從現實立法看，經濟法領域已形成了大量的積極的鼓勵性規范，其調整目標便是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這些促進型規范大量存在于經濟法的各個部門法領域，成為經濟法規范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直接發揮著促進的功能。
再次，從制度設計原理看，要體現上述的促進功能，必須把“促進”的理念和精神融入相關經濟法制度的調整目標、基本原則、主體架構、權義安排、行為規則之中，使促進型經濟法規范與經濟法的宗旨、原則、調整手段等直接相關。因此，在經濟法的宗旨中，要強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在經濟法的原則中，無論是總體上的適度原則或績效原則，還是體現在具體部門法中的公平原則或效率原則，都要體現促進的精神；在調整手段或行為規制方面，無論是總體上的調控或規制，還是具體的財稅、金融等調控，以及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等規制，都要側重于促進發展，并通過各類法律的主體制度、權義結構、責任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設計來加以體現，這樣才能形成一套內在協調、共促發展的制度。
促進型經濟法與經濟法的特征、功能結構、制度設計原理的上述關聯性表明：促進型經濟法的存在，是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重要不同，它突出地體現了經濟法的規制性等特征；同時，經濟法規范的特定結構，包括特定的主體結構、權義結構、責任結構、調制手段結構等，決定了經濟法具有特定的促進發展的功能。此外，從制度設計原理上看，促進的理念和精神，已經浸潤于經濟法制度的各個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促進型經濟法普遍存在于經濟法的各個領域。
三、促進型經濟法的具體類別
促進型經濟法的具體類別，與促進方式的劃分是相對應的。依據方式的不同，可以將促進分為多種類型。如積極促進和消極促進。通過鼓勵性措施所進行的促進，是積極的促進；通過限制性措施所進行的反向推動，是一種消極的促進，它是一種廣義上的促進。在研究促進型經濟法時，尤其應關注狹義上的積極促進。
此外，促進還可以分為直接促進和間接促進、個別促進與整體促進。對于某類個體、行業、區域的促進，一般可以視為直接的個別的促進；而對于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促進，則往往是在直接的、個別的促進的基礎上實現的，因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可以視為間接的整體的促進，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促進。
另外，促進還可分為一般促進和專門促進。相應地，在立法上可以分為一般促進立法和專門促進立法。經濟法領域的一般促進立法往往規定較為原則或較為分散。例如，在財政法、稅法、金融法、競爭法、產業法等立法中，都會有一些鼓勵、支持、促進某個領域發展的規定，這些促進型的規范散見于經濟法的各個部門法中，這屬于一般促進立法。而針x．-l某個行業、地域、產業、群體等特定領域做集中的、綜合的、專門的規定則屬專門促進立法。在研究促進型經濟法時，既要關注專門促進立法中的集中規定，又要注意從分散的一般促進立法中提煉相關的問題。
一般說來，專門促進的立法，旨在促進重要產業，地區、企業的發展，以解決其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好地保障實質公平和整體效率，體現的仍然是經濟法中的差異性原理。其中，產業發展促進，包括對農業、汽車產業、第三產業的促進，以及對流通業的促進，對畜牧業的促進等；地區發展促進，包括對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等大區域發展的促進，以及對沿海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老少邊窮地區等特殊區域發展的促進；特殊企業發展促進，包括對中小企業的促進、對鄉鎮企業的促進、對國有企業的促進、對民營企業的促進等。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三個方面的促進是緊密聯系的，如產業促進會直接影響產業所在地區及該地區的企業；對地區的促進直接影響該地區的相關產業和企業等。上述各種促進型經濟法，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促進“城鄉二元結構”、“東西二元結構”、“大小二元結構”之類的二元結構問題的解決，都在促進二元結構產生的效率與公平等問題的解決。
在促進型經濟法中，促進手段非常重要，它通-g-是各類法律化的經濟政策T具，具體包括財稅促進手段、金融促進手段、競爭促進手段、產業促進手段、外貿促進手段等。多種法律化的促進手段，構成了促進型經濟法的核心內容。透過這些促進手段的規定，不僅有助于從一個側面來研究經濟法的特質，劃分促進型經濟法的類型，而且還能夠把經濟法的各個部門法串聯起來，提煉在促進法方面的共性內容。
上述各類促進手段，主要體現為各類鼓勵性的優惠制度。在各類優惠制度中，較為重要的有財政優惠(如財政補貼，專項轉移支付)、稅收優惠(如稅收減免)、金融優惠(如低息貸款)、競爭優惠(如適用除外)、產業優惠(如投資鼓勵)等。其實，各種優惠作為促進手段，一般都是基本制度的例外安排，可以在經濟法上集中進行研究。事實上，改革開放的30年，始終與大量促進手段的實施緊密相關，沒有大量的促進手段的有效運用，就談不上有效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就不會有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
四、促進型經濟法的立法實踐
(一)分散立法與綜合立法中國的促進型立法但)，主要體現在經濟法和社會法兩個領域。30年來，促進型經濟法的發展非常迅速，從開始的重視分散立法，轉向同時也重視集中的、綜合的、專門的立法，從而不僅在財稅法、金融法、計劃法、競爭法等領域有大量的促進型經濟法規范存在，而且在一些冠以“促進”字樣的法律或法規中，也蘊含大量的促進型經濟法規范。
目前，中國以“促進法”命名的法律，主要有《中小企業促進法》、《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就業促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口)。這些法律雖然促進的領域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著許多促進型經濟法規范。例如，《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在總則部分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把推進農業機械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采取財政支持和實施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金融扶持等措施，逐步提高對農業機械化的資金投入??促進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這一條款同時涉及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等多個經濟法部門法的規定。同時，該法還專門設第六章“扶持措施”，規定了旨在促進農業現代化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多種扶持鼓勵措施，很有典型意義。
在上述法律中，一般除在總則部分對促進措施做原則規定外，大都設專章規定“扶持措施”、“鼓勵措施”、“扶持與獎勵”等，對旨在促進發展的各類鼓勵措施做出具體規定，而這些規范又都可以歸屬于經濟法中的財稅法、金融法、計劃法等相關部門法。這是促進型立法的普遍做法。
除上述法律外，包含促進型經濟法規范的行政法規級次的規范性文件非常多。30年來，國務院的大量財稅、金融、產業、競爭等方面的法規中所包含的促進型經濟法規范自不待言，僅是國務院直接或轉發的規范性文件中包含“促進”字樣的規范性文件就超過40個，其中大部分都與經濟社會發展直接相關，涉及對多個行業、地區、市場等領域的“促進”。此外，與“促進”接近的，在形式或實質上旨在“推進”或“鼓勵”的規范性文件也不少。這些規范性文件大都是促進型經濟法的重要淵源。
上述國務院或轉發的各類規范性文件，在內容上主要涉及產業、企業，涉及地區、市場，以及外貿、價格等領域。其中，促進產業發展的規范性文件最多，從時間的早晚看，主要涉及汽車業、鋼鐵業、飼料業、農產品加工業、煤炭工業、流通業、畜牧業、奶業等，這些產業關系國計民生，具有基礎地位、支柱地位，但又大多比較薄弱，因此，需要通過法律化的經濟手段，予以有效促進。與此相關，國務院還專門制定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
此外，有關地區發展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涉及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而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市場，如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等，也需要促進其穩定、健康地發展。同時，中小企業、鄉鎮企業等，也是國家鼓勵促進其發展的企業形態，為此，國務院做出了促進地區、市場、企業發展的大量綜合性規定。
(二)立法的階段特點中國的經濟法發展，自1978年起至今，以1992年確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為界，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受改革的階段、經濟體制的變遷，以及法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濟法還很不完善，其功能定位、調整目標等都還不很明確，經濟法的立法數量和質量，特別是促進型經濟法的立法，也受到了影響。從總體上看，這一階段的促進型經濟法主要以分散立法為主，集中立法微乎其微。
考察上述“促進法”和國務院的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時間，所有的以“促進法”命名的法律，都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后，甚至是進入21世紀后才出臺。此外，國務院的促進型經濟法的規范性文件也大都在1992年以后。這表明，在第一階段，促進型經濟法的集中立法或綜合立法較弱，而在第二階段，由于政府力推市場經濟，需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實施來促進，從而使促進型立法發展迅速，并以政府利益的讓渡為重要特征。其實，政府的“放權讓利”作為一種促進發展的措施，不僅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基本取向，對于促進型經濟法的立法也同樣重要。無論是作為鼓勵措施的財政補貼，還是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都與政府的利益讓渡直接相關。政府通過讓利來促進某個重要領域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是以形式上的不公平來換取實質上的公平，以政府的利益損失來保障總體的社會公共利益，從而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
盡管在中國確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前，專門的促進型經濟法的立法屈指可數，但對于實質上的促進型經濟法應在更廣的層面上來理解。事實上，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雖然立法相對較少，但存在著許多政策性較強的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規范。因此，對于經濟法不能僅看形式上的立法規定，還要看在實質上真正起作用的、體現經濟法宗旨和精神的那些制度，正是這些制度構成了廣義上的具有實質意義的經濟法。
例如，早期蘊含著“促進”理念、體現經濟法精神的那些制度安排，其實就是萌芽階段的經濟法。其中，較為典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強調“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種鼓勵措施作為一種廣義上的財稅制度安排，屬于經濟法上的“促進型”安排。它克服了計劃經濟時期分配制度的一些弊端，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中國的農村改革取得了最初的成功。同樣，在城市的企業改革過程中，“利改稅”的制度安排，也是對企業和個人在分配制度上的重要激勵，它使市場主體逐漸獲得獨立地位。上述萌芽階段或朦朧階段的經濟法上的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更經濟，提高了社會福利，體現了促進型經濟法的重要功用。于此類促進功能，在未來的經濟法研究中尤其應當重視。
五、結論
論文摘要：介紹了循環經濟的概念、基本原則和主要模式，闡述了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經驗，提出了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的思路。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自身發展引來了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生態環境惡化、水體環境的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滅絕等一系列的事件，使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巨大挑戰。面對挑戰。人們開始對傳統工業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探尋新的經濟發展道路。在這一背景下，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開始考慮形成并逐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提甘j“宇宙飛船理論”，可以作為循環經濟理論的早期代表。鮑爾丁的這一比喻凸顯了地球的狹小、擁擠和資源有限性；必須避免毀滅性的沖突以及要像由不同的人組成的機組人員那樣和諧共處．形成一種世界共同體的概念。可見在“宇宙飛船理論”看來。人類要想在地球上生存更長的時間．就必須要努力提高地球資源的循環利用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仍然更主要采取的是末端治理的環境保護方式．8o年代人們開始全面重視資源的回收利用以及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90年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盛行尤其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推進，使得人們更加重視從源頭進行污染治理，并且注重通過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提高經濟增長效率。降低環境和生態成本。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是該發展觀形成的重要標志，循環經濟的概念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了。
l循環經濟的概念及基本原則
1．1循環經濟的概念
循環經濟(CyclicEconomy)的概念是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按照清沽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一產品一消費—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機械論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基本要點是：以生態思維傲經濟活動全過程的總體設計，使經濟活動像生態系統那樣，自我調節控制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傲到綜合、反復利用資源．變以往末端治理污染為源頭消除或最大限度減少污染，保護自然環境，從而產生最大社會效益。
與傳統經濟相比．循環經濟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一產品一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人們以越來越高的強度把地球上的物質和能源開發出來，在生產加工和消費過程中又把污染和廢物大量地排放到環境中去，對資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導致了許多自然資源的短缺與枯竭，并釀成了災難性環境污染后果。如“倫敦煙霧事件”“切爾諾貝利核泄露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就是突出代表事件。與此不同．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范式．其實質是以盡可能少的資源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從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
l，2循環經濟運行遵循的原則
作為一種先進的經濟形態．循環經濟不但要求人們建立“資源一產品一再生資源”經濟新思維，還要在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領域倡導新的行為準則，也就是著名的“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環(Recycle)”。“3R”原則是循環經濟理論的靈魂和核心。“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是循環經濟最重要的實際操作原則(3R原則)。減量化原則屬于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量，從源頭節約資源使用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要求產品和包裝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減少一次用品的污染；再循環原則屬于輸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再生資源，俗稱“吃干榨盡”，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廢品的回收和綜合利用。
“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原則在循環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環經濟不是簡單地通過循環利用實現廢棄物資源化，而是強調在優先減少資源消耗和減少廢物產生的基礎上綜合運用3R原則，3R原則的優先順序是：減量化一再利用一再循環。
2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從世界范圍看，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中形成了以發達國家為主要代表的不同模式：
2．1杜邦模式—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模式
通過組織廠內各工藝之間的物料循環，延長生產鏈條，減少生產過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盡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的耐用性等。
2．2工業園區模式
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產業問的代謝和共生耦合關系，使一家T_廠的廢氣、廢水、廢渣、廢熱或副產品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業生態園區。典型代表是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區。
2．3德國DSD——回收再利用體系
德國的包裝物雙元回收體系(DSD)是專門組織回收處理包裝廢棄物的非營利社會中介組織，1995年由95家產品生產廠家，包裝物生產廠家、商業企業以及垃圾網收部門聯合組成，目前有1．6萬家企業加入。它將這些企業組織成為網絡，在需要回收的包裝物上打上綠點標記，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業進行處理。“綠點”計劃的基本原則是：誰生產垃圾誰就要為此付出代價。企業交納的“綠點”費由DSD用來收集包裝垃圾．然后進行清理、分揀和循環再生利用。
2．4日本的循環型社會模式
日本在循環型社會建設方面主要體現3個層次上：一是政府推動構筑多層次法律體系；二是要求企業開發高新技術．首先在設汁產品的時候就要考慮資源再利用問題．如家電、汽車和大樓在拆毀時各部分怎樣直接變為再生資源等；三是要求國民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不要鄙視垃圾．要把它視為有用資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類存放就是資源。
3國內外發展循環經濟的經驗和對策
目前，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已經比較成熟，也給我們帶來諸多啟示，其巾有許多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3．1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經驗
發達國家循環經濟主要經驗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有效平衡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三者關系的經濟發展模式，首先被經濟發達國家所采用。
(1)通過立法．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目前發達國家有關循環經濟的立法模式大體上可分為兩種：一是污染預防性．如美國、加拿大等國，此模式雖然比末端治理進了一步，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發展與環境的矛盾與沖突：二是經濟循環性．如德國和13本，它將整個社會活動納入循環經濟軌道．建立循環型社會，杜絕了污染問題。
(2)政府制定各種激勵政策，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第一．政府獎勵政策。發達國家政府獎勵政策中比較有影響的有：一是美國的“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該獎1995年設立，為了重視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礎性和創新性、并對工業界有實用價值的化學工藝新方法，以通過減少資源消耗來實現對污染的防治。二是英國的Jerwood—Salters環境獎。該獎于2000年開始設立．用于資助在綠色化學方面卓有成就的年輕學者。三是日本的資源回收獎。這種獎項旨在鼓勵市民回收有用物質的積極性。
第二，稅收優惠政策。對發展循環經濟有成就的企業，發達國家政府要給予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予以鼓勵．如美國亞利桑納州1999年頒布的有關法規中，對分期付款購買回用再生資源及污染控制型設備的企業可減稅(銷售稅)10％。日本對廢塑料制品類再生處理設備在使用年度內．除了普通退稅外，還按取得價格的14％進行特別退稅。
第三，政府優先采購政策。對發展循環經濟有利的項目或產品．發達國家政府還要通過自己優先采購行為來予以鼓勵，如有再生成分的產品在政府采購中就占據優先地位。
第四，價格優惠政策。價格優惠是發達國家鼓勵發展循環經濟的又一重要政策。如日本有關法規中規定廢舊物資要實行商品化收費，即廢棄者應該支付與廢舊家電收集、再商品化等有關的費用。目前，日本規定的4種廢舊家電的再商品化費用，每臺電冰箱平均4600日元，每臺室內空調器3500日元．每臺洗衣機2400日元。
另外，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的切入點、明確企業在發展循環經濟申的主體作用、加強政府監管、開展宣傳教育、提高公民的循環意識等方面均是不錯的經驗。
3、2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
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我國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推動經濟發展的“3+1”模式，即小循環、中循環、大循環．加上資源再生產業(也可稱為第四產業或靜脈產業)。
(1)小循環—企業層面。選擇典型企業和大型企業，建立以清潔生產為核心的物質小循環，根據生態效率理念，通過產品生態設計、清潔生產等措施進行單個企業的生態工業試點，減少產品和服務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實現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2003年我國頒布了《清潔生產促進法》，標志著我國依法推進和實施清潔生產新階段的開始。目前，陜西、遼寧、江蘇等省以及太原、沈陽等城市均制定了地方清潔生產工藝政策和法規。我國已在20多個省(區、市)的20多個行業、40O多家企業開展了清潔生產審計，建立了20個行業或地方的清潔生產中心，l萬多人次參加了不同類型的清潔生產培訓班。有5000多家企業通過了ISOI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幾百種產品獲得了環境標志。
(2)中循環——區域層面。按照工業生態學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業間形成工業代謝和共生關系．建立工業生態園區。在區域層面．國家環保總局于1999年開始．在山東魯北(化工)、內蒙古包頭(鋁業)、廣西貴港(糖業)、新疆石河子(造紙)等地進行了生態工業園區建設試點。目前，通過國家環保總局批準建立的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已發展到l7個。其中行業類園區8個，占總數的47．1％．綜合類園區9個，占總數的52．9％；西部地區(內蒙古、新疆、陜兩、貴州和廣西)6個．東部和中部地區l1個．另外還有十幾家生態工業園Ⅸ正在規劃中。
(3)大循環——社會層面．重點進行循環型城市和省區的建立，最終建成循環經濟型社會。在社會層面，從2002年開始，國家環保總局率先在遼寧省、貴陽市進行了循環經濟省市的試點工作，2002年5月貴陽市被國家環保總局確定為全國循環經濟生態城市首家試點單位，同時也成為聯合國環境規戈Ⅱ署全球唯一循環經濟試點城市。目前已在東、中、西部地區開展了建設循環經濟省市試點，由國家環保總局主持論證的循環經濟試點省市達到8個，其中包括2個循環經濟試點省和6個循環經濟試點城市，分別為遼寧省、江蘇省、遼寧盤錦市、山東目照市、河南義馬市、河南鶴壁市、甘肅武威市和貴州貴陽市，其中東部省市4個，中部2個，西部2個。
(4)資源再生產業——建立廢物和廢舊資源的處理，處置和再生產業，從根本上解決廢物和廢舊資源在全社會的循環利用問題。目前我國在資源再生利用方面的主要障礙是缺少有效的組織，未形成產業規模，缺少技術研發。我國在廢物的再回收、再利用、再循環方面存在較大的潛力，大力發展資源再生產業，盡快出臺相關政策，形成產業規模，會較大地緩解我國資源緊缺、浪費巨大、污染嚴重的矛盾。
關鍵詞：國際貿易 環境問題 貿易政策 影響
一、中國國際貿易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貿易進口國，據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貿易累計進口總值達2686.3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02.76億美元，同比增長7.7%；2012年1～11月，我國進出口總值已達到35002.8億美元，比2011年同期增長5.8%，由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貿易進口總值增長速度之快，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增長的同時難免也會存在很多問題[1]。
1.進口產品產生污染
隨著中國進口總額的不斷提升，很多國外易污染產品也趁勢進入中國，使我國的生態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這樣的進口趨勢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類產品在滿足人們日常需求的同時也對我國環境構成嚴重威脅。比如一些進口的農用塑料薄膜、農用殺蟲劑等在使用結束后無法進行有效處理或存在殘留，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
2.對資源消耗型產品依賴性增加
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部分資源消耗性產品在進口產品中呈大幅度增長趨勢，特別是石油天然氣等相關產品的增長尤其明顯。在看到進口資源消耗型產品帶給我們好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帶給我們的巨大負面影響。數據顯示，我國對油氣產品的需求呈逐年增長趨勢，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國際油氣市場依賴日益嚴重。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進口原油2.5億噸，進口依存度高達55.3%.。大量的新建煉油化工、煤化工企業集中在沿海和部分內陸地區，碳排放及含硫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給空氣、水質、土壤等生態環境帶來很大的危害。
3.廢棄物轉移進口
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間貿易的不斷發展，很多發達國家利用各種方式和機會向中國轉移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包括： 含氰廢物、含多氯聯苯廢物、石棉廢物、廢酚和酚化合物、醚類廢物、廢有機鹵代化合物、廢無機氟化合物等。有些西方國家在帶動中國就業的幌子下將一些危害性物質轉移到中國大陸生產或者銷售，在中國建廠、設廠進行產品生產。根據國家質檢總局統計，去年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共查出環保項目不合格廢物原料267批，重2.9萬噸，同比增長分別為2.3%、54.7%。截至今年9月28日，就已經查出不合格進口廢物原料226批，重5.4萬噸。在進口產品中，部分國家將本國禁止使用的產品轉移到我國，給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
4.重污染類產品轉移生產
在進出口貨物貿易增長的同時，我國對外吸引外資逐年增加，中國的沿海、沿江以及部分發達內陸地區，已經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在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的背后，也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威脅。發達國家有著非常嚴格的環境管理法規，排放標準要求高，企業環保成本高昂，許多醫藥、化工中間體等高污染類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既降低了生產成本，又避免了對本國的環境破壞。
二、完善國際貿易環境下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具體措施
在當前國際貿易環境下，中國面臨著國內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同國際上來自發達國家的環境貿易挑戰的雙重壓力。作為新興的貿易大國和環境大國，我們必須積極面對國際貿易中的環境挑戰，積極參與國際環境競爭和合作。既在競爭中贏得利益，又在合作中抓住機遇，在爭取主動權的過程中更好地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2]。
1.積極適應國際環境標準
面對國際上各種環保法規的出臺，我們必須及時掌握信息以增強我國對外貿易的適應性。因此國家商務部、環保等相關部門應當擔當起自身責任，及時保持對外消息的暢通，加強對世界各國有關貿易法規情況的調查和研究，充分掌握各國法規下環境標準的新走向和新動態，及早采取措施掌握主動權，避免新貿易措施的實施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同時政府要積極鼓勵我國企業爭取早日拿到ISO14000認證書。我們還可以以國際協議為后盾，合理利用國際環保組織和協議抵制綠色保護主義。
2.積極開展環境外交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開展環境外交，為了更好地保障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提升我國環境貿易的影響力，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以增強我國在國際貿易環境中的影響力。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有責任和義務來推進國際貿易的合作和發展。在堅持國際貿易共同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關于環境與貿易的談判，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公正、更合理的規則和制度。同時在國際環境公約立法中發揮應有作用，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和環境標準的制定。還應當加強同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的多邊合作，建立相互認可的機制，共同抵制國際貿易壁壘。此外，在處理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關系時要采取積極靈活的外交手段，在爭取利益的同時做到不損害我國可持續發展利益[3]。
3.發展環保產業
隨著國際市場上環保商品和技術需求的擴大，龐大的綠色市場也在逐步興起，并不斷影響著國際市場的結構。我國環保事業起步晚、技術落后、經驗不足，需要借鑒并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同時抓住當前國際環境的合作性趨勢的機遇，利用外資加大對環保的投入，提高環保技術產業。另一方面可以從金融信貸、稅收等方面出發大力開拓環保產業市場，扶持環保產業，進一步爭取國際環保市場份額。同時積極開發綠色產品，在產品設計和包裝上增加環保因素，并提高產品質量。政府積極鼓勵企業爭取拿到國際綠色認證，以符合國際環境標準的綠色產品打開國際市場，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
4.加大進口產品檢驗和環保監測力度
隨著國際貿易產品安全標準的不斷提升，我國也要不斷加強進口商品檢驗和環保監測力度，積極應對我國進口貿易所存在的問題。首先在進口易污染產品的時候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檢驗和監測體系，根據我國自身情況進行科學分析然后進一步完善我國監測體系，對有害我國環境的產品拒絕進入或者高門檻進入。比如針對一些資源消耗型產品的進口，應該先分析它對我國環境帶來的影響再決定是否進入。同時針對部分國家轉移廢棄物到中國的情況更是要加大環保監測力度，嚴格執行國際安全標準，堅決抵制危害我國環境的產品進入我國。
5.建立健全環保標準，加強新建項目審查力度
環保部門應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和今后加大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項環保標準。對于新建項目，要加強環境影響評估，達不到標準的，不準開工建設和試生產。開工生產后，還要加大其監測檢查力度，同時從外資引入的源頭上加強審核，對于環境危害的項目，要加強評估，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對環境帶來長久危害，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2012年2月份我國對外貿易主要國別進出口總值分析.中國行業研究網. http：//
(一)關于中國煤炭消費量的預測
煤炭消費量從2013年起由42.44億噸開始下降，2015年消費量為39.65億噸，2016年進一步下降為38.5億噸左右。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煤炭消費彈性減弱，若未來供給側的改革力度持續加大，政策效果明顯，電力對煤炭的依賴逐步減小，那么伴隨清潔能源的發展、能效的提高，煤炭消費量每年一3%左右的增長率有可能成為未來2}3年的常態。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理想的情景。預計2017-2020年年均經濟增速在6.5%左右。煤炭消費GDP彈性系數在0.3左右，煤炭消費年均增速接近2% , 2020年全國煤炭消費量控制在43億噸內。這是比較保守、謹慎的情景。
鑒于供給側改革目前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效果，本文將基準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一1.5%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一1.2%;低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一3% ,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一2.8 %;高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2%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1.7%
在2017-2020年時間段中，3種情景下煤炭消費增長率和能源消費增長率的指標變化率如表2所示。
在表3設計的3種情景下，對每一種情景下2020年前中國煤炭消費量進行預測，得出到2020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分別達到36.43億噸、34.19億噸標準煤、41.39億噸標準煤，如圖3所示。
(二)關于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及消費結構的預測
1.能源消費總量
據初步核算,2016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43.6億噸標準煤。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能源消費量有所放緩。在2000-2010年間，中國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速為9.7 %;在2010-2016年間，這一增速下降到3.8 %。由于宏觀經濟放緩和國內外能源市場綜合因素的作用，2015年和2016年的能源消費增長率較低(均不到2%)，但考慮到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2017-2020年間能源消費增長率可能有所回升。因此，在此假設“十三五”期間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將會在2.5%左右。這一預測與國家能源局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相一致。
本文將2017年和2018年基準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年增長率在設為2.6%，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2.4%。在低能耗情景下，供給側改革加快推進，政策落實較好。中國產業結構將得到較快優化，工業部門能效大幅提高，特別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能效提高較快，有色和化工行業的增速相對較慢，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重將會有較大幅度的提升。考慮到中國可能已經進入能源強度大幅降低的階段，本文將低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1.5 % ,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1.3%。高能耗情境下，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降至3%左右。本文將高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3%，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2.8%。
根據表2所列的3種情景，本文經過測算，得出到202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分別達到48.13億噸標準煤、46.09億噸標準煤、48.88億噸標準煤，如圖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