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09 1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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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男女權；中國社會；中國社會男女權
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秋瑾如是說。
于中國，從古代起便一直有男尊女卑的觀念，女子要遵從三從四德，女性從一出生便注定開始一生管理家中瑣碎事物的命運，同時兼顧了生育哺育后代的義務。若是哪一家的女人能干精明，會持家過日子，便會受到鄰居周圍親戚的羨慕和贊嘆，但對于女性的自我覺醒和追求自我價值并沒有正確合理的引導，確實是社會輿論導向的原因，也是中國男權社會制度下根深蒂固的弊病。現代中國禁止纏足，禁止查詢胎兒性別，使男女擁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等一系列保障女性的權利，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與法律系統的完善進步，現今的確是應當努力爭取女性權益的時期。
一、男女的不平權性
然而無論怎樣先進的思潮蔓延進入日常生活，大多數的人還是未能逃離傳統思想的禁錮與束縛，盡管已接受現論和高等教育的熏陶，內心還是缺乏與之對抗爭取權利的信念，或覺得無關痛癢，或認為習以為常，甚至早已接受默認。最常見的，如果某個用人單位的招人啟事上寫著“僅限男性”，大家都會見怪不怪，頂多感慨一下“女人找工作就是難！”真正的，切實的追求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已經刻不容緩，又有多少人能夠意識到呢？現代意識的覺醒以及權利的爭取才是社會不斷進步的動力，正是在爭取與運動，協商與妥協，求同與存異中，社會愈加多元、豐富和美好。我們追求的已不再是過去求溫飽的日子，而是更有品質，擁有更多精神內涵的生活。
可是，這絕非小眾的發言和想法，婦女受壓迫和男女不平等是階級社會存在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不同的社會分工模式決定了男女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階級分化是根源，女性受到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領域雙重的不公平對待。推動男女平權，并不是單純為了女性的解放和崇高，而是為了改變積壓已久社會對男女認知的偏見，為了追求更加平等的兩性關系，追求全人類的解放。另一觀點認為，生理差異是男女無法平權的原因。生理上的差異，形成思維的環境因素影響，這些客觀因素的確無法忽略，但這卻非無法追求平等的借口。有人認為，是因為女性力量的弱化和與生俱來的生理差異，才應該去保護女性，為女性爭取更多的權利，但并非如此，要求的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平等的權利，并不是特權。
二、國內外對男女平權的認識
全球范圍內，大部分女性是承擔家務勞動的，而這份勞動是無償的，這份勞動的存在保證了資本全球流通時降低人工成本的可能性，比如一個家庭，有女性作為家務勞動提供，可以減少飲食、衣服、清潔等人工，也就保證了資本家對于工人的工資的最低控制，不需要更多的錢，工人家庭也能也能生存下去，因為有女性的無償勞動，這些工人階級家庭里的女性不單單只承擔家務勞動，而且還要外出工作，也就是說往往承擔著雙重壓迫和剝削。
現代社會也大量存在著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十分嚴重。就業不平等就是性別歧視的常規現象。2014年11月安徽大學經法研究中心《我國女性就業歧視問題研究報告》中提到：96%應屆女畢業生存在女性就業歧視問題，61%應屆女畢業生曾親身經歷就業歧視。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李巾認為，關于現在女性在就業當中遭遇的不公平對待，有時候很難做到用法律去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女性進入用人單位后，大部分單位對于女性的權益保障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到位的，但問題出在進入單位之前。在最佳生育年齡婚育是多數人的主流觀念，可用人單位要考慮員工的穩定性和為企業創造的價值，就會避免錄用正值婚育年齡的女性。而他們通常不會直接用這個理由拒絕一名女性，這時，想要維權就變的很困難。”李巾表示，現在只能希望用人單位提高包容性，包容女性的正常生育需要，能夠換位思考，這也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還有就是普遍的催婚問題，八成以上女性網友表示被家人朋友催過婚。多數人則認為，女性超過25歲沒有穩定戀愛對象，超過28歲沒有結婚很難遇到優秀的伴侶。作為有經濟獨立能力的女性，雖然心里不愿意承認，但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女性的青春期很短，擇偶要抓緊時間。婚后的財產獨立問題，是否買房買車換工作，如何做出合理的財產分配，這些女性是否有絕對的發言權。其實，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不僅存在于婚姻、就業這些社會生活中常見的方面，很多隱性的性別歧視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那么相比之下，是否看起來走在這項運動的前列的美國，又是否實現了男女平等呢？很輕易地就可以找到例子，男女同工不同酬問題。白宮最近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工資的77%，而且這個差距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不斷加大。在《少年時代》中扮演者帕特麗夏在奧斯卡頒獎典禮后舉行的新聞會上，她進一步表達自己對男女平權問題的關注：“我們應該關注平權問題。一般來說，女人年紀越大掙得越少。貧困孩子多數都來自單親母親家庭。我們跑到全世界去宣傳男女平等，但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卻做不到這一點，豈不讓人笑話？兩年前一位大法官在一所大學演講的時候說：在美國，女人并不享受平等權利，因為當初寫憲法的時候并沒有這種說法。雖然今天我們常常覺得美國已經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美國1963年起頒布實施男女同工同酬法案，但直到今天，同工同酬的美國夢離很多美國人，特別是女性和少數族裔還有一段距離。在娛樂行業可以達到85%，廣告業和人事管理部門的男女工資基本一致。
三、男女平權問題的初步探討
那么我們是否又落后他們呢，也不盡然。呂碧城，民國四大才女之一，雖不如張愛玲、蕭紅有名氣，但她是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中國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中國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先例的民國奇才女。呂碧城別具一格：“世每別之曰女德，推其意義，蓋視女子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婦婦自應各盡其道，無所謂男德女德也呂碧城認為在這競爭的世界，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強國就必須四萬萬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視二萬萬女子的力量。解放婦女，男女平權是國之強盛的唯一辦法。她一生追求者無數卻終身未婚，遺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將骨灰和面為丸，投于南中國海。
身處于現代社會的我們，享受著現代化的資源和信息，卻在倒退？男女平權絕不是口號，我們生于在這個時代中，熱愛這個時代，也希望它更加的充盈和美好。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2）12-0003-04
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學生依靠自己的觀念控制自己的學習活動，因此傳統上把自我調節的學習主要視作學習者心理內部的活動，然而，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學生不僅僅是自我調節、自我反思的，而且自我調節的過程、策略、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等都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不深入研究制約自我調節能力的社會因素，就無法深刻理解自我調節學習的實質與規律。基于此，本文將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視角來考察自我調節學習的性質、發展階段與具體策略。
一、自我調節學習的內在規定性
自我調節的學習常常又稱為自主學習，通常認為是學生心理的內部活動，是由學習者個人所決定的。然而，社會認知理論對自我調節的學習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社會認知理論的奠基者班杜拉（Bandura）認為，人的行為是環境、個體特征、行為自身相互影響的結果，這三者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任何一個單一因素都不足以決定人的行為。個人的行為既受個體遺傳因素、心理特征（特別是認知活動）的制約，也受到環境（包括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個體也會根據行為所產生的后果來調整后續的行為。這就是社會認知理論的三維交互作用的觀點。
社會認知理論對自我調節的學習做出了獨具特色的解釋，指出自我調節的學習作為一種重要的能力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學習者個體在與社會的交互作用中逐漸形成的。自我調節的學習離不開學生的認識，但認知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必然會受到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制約。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學習可以說是學生自我調節的？齊莫曼（Zimmerman）認為，當學生在動機、行為和元認知等方面都能夠積極參與、且有明確的自我意識時，他們就能夠自我調節自己的學習了。進一步地說，如果學生能夠自己激發學習動機，能夠對自己的學習行為主動地作出自我觀察、判斷與反應，能夠依據對學習情況的判斷靈活地運用或調整元認知策略，那么，這樣的學習就是自我調節的學習[1]。他強調指出學習中的自我調節既包含學習者內部的心理活動，也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在不同的問題維度上，自我調節受外部社會因素影響的程度不同，自我調節的屬性與過程也不一樣。
二、自我調節學習的不同水平與影響因素
社會認知理論著重關注社會因素對個體認識活動的影響。依據社會認知理論，自我調節的學習是個體在與社會的互動中由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如表1所示的四個階段：
由上表可知，自我調節學習的發展過程始于觀察。學生要有效地進行學習，需要觀察榜樣的學習行為，感知榜樣的學習規則與策略，但還沒有把這些規則與特征內化，還沒有真正掌握榜樣所示范的學習方法。在模仿階段，學生把知覺到的學習策略與技能付諸實施，應用于自己的學習活動。在模仿階段，學生對學習技能或策略還沒有完全內化，使用時還需要外部的支持。無論是觀察還是模仿，學生的學習都深受社會因素的制約，例如，在學生練習所感知到的學習策略時，如果榜樣能夠及時提供講解、指導以及反饋的話，會大大提高學生模仿行為的精確性。
自我調節能力發展的第三級水平是自我控制。在這一階段，學生已經能夠獨立地運用策略或技能去完成學習任務。這得益于學生已經內化了榜樣所示范的學習技能或策略，意味著學生開始能利用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調節學習了。最后，在自我調節能力發展的最高水平即自主水平上，學生已經完全內化、掌握了榜樣所示范的學習策略或技能，并且能夠依據不斷變化的個人狀況與學習環境而靈活調整學習的策略或方法，自主地、隨意地調節自己的學習活動了。綜觀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過程，前兩級水平主要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后兩級水平則主要由學生內部的心理活動控制，主要依靠學生自身的力量來調節學習了。
社會認知理論對影響自我調節學習的因素也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根據該理論，影響自我調節學習的因素包括內部因素、行為因素、環境因素在內的眾多因素。就內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學習策略、設置目標的策略、情感、歸因等，其中自我效能感與學習策略是影響自我調節能力的關鍵因素。行為因素主要包括對學習活動的自我觀察、自我判斷、自我反應，行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自我調節的學習的質量。環境因素包括榜樣示范、他人的幫助等社會性因素以及學習發生的物理環境，這些因素為自我調節的學習提供了物質的或社會性的支持。依據班杜拉的觀點，這三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學生學習中自我調節的發生及其成效。
三、社會認知理論下自我調節的學習策略
學生要對學習進行有效的自我調節，就必須采用科學合理的策略。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對于自我調節的策略，也應該關注其社會屬性。自我調節的學習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設置目標。設立學習目標是自我調節學習的首要工作，學生要對自己的學習進行自我調節，就必須具有引導、調整學習行為的參照點，否則無法比較自己當前的學習行為與預設狀態的差異。為了確定自我調節學習目標的個體屬性與社會屬性，賓特里奇（Pintrich）從四個維度剖析了自我調節學習的目標特點，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知，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學生如果設立的是表現性目標，那么，目標就主要受環境因素的影響，即這種目標是社會性的而非內源性的。在這種目標控制下，學生主要在考察他人學習狀況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學習動機與策略，以達到超越同伴的目標。所以，社會維度是表現性目標的主要特征，在這種情況下，自我調節的過程與策略和掌握性目標的調節過程存在很大的區別。
目標由學生自主設立，還是由他人指定或分配，對自我調節的進程也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研究表明，當學生自己設立學習目標而不是被動接受他人指定的目標時，他們對實現學習目標的承諾的感受更強烈，而且對自己的能力更自信。因此，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教師應鼓勵學生自己設立適切的目標，從而增強他們的責任心與自信心，而不能越俎代庖，影響學生對學習活動自我調節的效果。
觀察與模仿。社會認知理論認為，觀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途徑。如前所述，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就是個體把他人的學習技能內化為自己能力的過程，這一過程要先后經歷觀察、模仿、自我控制、自我調節四個階段[3]。個體的自我調節能力起源于對榜樣的觀察和模仿，經過練習內化為自己的學習策略，從而實現對自己學習過程的調控。個體不僅可以觀察他人的學習狀況，也可以以自身的學習為觀察對象，對自我榜樣的認知與反思同樣有助于發展自我調節能力。不論是觀察、模仿他人的學習，還是自我榜樣，都是發展自我調節能力的有效路徑。
社會性比較。當評價一個人的能力時，社會性比較可以提供必要的規范與標準。為了說明社會性比較所提供的標準的重要性，申克（Schunk）進行了這樣一個實驗：在數學課的教學中，被試組在每一節課都會被告知教學目標，并且會被告知其他同學解決了多少數學問題。這是一種社會性比較，讓被試意識到教學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對照組則每一節課都沒有被告知學習目標，教師只是簡單地鼓勵他們好好學。結果顯示，被試組的學習結果遠遠勝過對照組[4]。通過與他人的比較而獲得行為的規范與標準，可以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促進其問題解決的進程，從而提高他們的數學成績。社會性比較可以幫助學生設置有針對性的目標，并依據目標與標準不斷自我調節學習的過程。
歸因。歸因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成功或失敗所作出的因果解釋。韋納（Weiner）歸納了學生對學習成敗歸因的四種類型，如表3所示：
當然，學生在對自己的學業成敗進行歸因時，這四項因素往往是結合在一起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例如，如果學生把自己的學習成功歸結為能力強，把學習失敗歸結為努力不夠，那么，這樣的歸因就有利于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如果把學習成功歸結為運氣好，把學習失敗歸結為自己能力差，就會對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如果學生把學習失敗歸因于自己的能力不足，這是一種內部的穩定因素，學生會覺得難以改變，就會產生焦慮情緒，自尊心降低；如果學生把學習失敗歸因于可以彌補或糾正的原因，不論是內部的因素還是外部的因素，都有利于激發學生自我調節的行動。必須注意，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外部提供的歸因反饋對學生自我調節能力的運用也具有明顯的影響。申克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被試被告知其學習結果是由他的能力導致的，那么他解答的問題會更多；即使是被告知了其它的歸因，能夠接受到反饋信息總比沒有接到任何反饋要好。如果他人告訴學生其取得的進步是自身努力的結果，那么，學生的學習會更加努力，對后續學習的效能感也會進一步增強[5]。
出聲言語。自我出聲言語策略也是促進學生自我調節學習的有效方法。在一項研究中，第一組學生在本文轉自dylw.net解決問題時一直大聲地說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二組學生在學習的前半段大聲描述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過程，后半段則不再言語，第三組學生則一直不對自己的學習方法與過程進行語言描述。結果表明，第一組學生的學習效果最好。讓學生大聲說出自己的學習方法與過程，一方面是為了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自我意識，增強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教師能夠診察學生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實施有針對性的幫助。
自我指導。自我指導可以引導學生設置既具有挑戰性、又能夠實現的目標，還能夠督促學生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學習。研究表明，與沒有指導的狀況相比，不論是自我指導，還是他人的指導，都能夠加強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改善他們的學習結果。外部指導并不局限于課堂教學，誰是指導者也不是影響學生自我調節能力的關鍵因素，指導的方法與過程更重要，有條理的、詳細而又有重點的指導能夠幫助學生診察其學習過程，并提高他們對后續學習的效能感。
外部獎勵。合適的獎勵無疑有益于學生自我調節的學習。為了提高學生的期待，在學習初始階段，最好不要告知學生獎勵什么。不能無原則地給予獎勵。獎勵可以與學生的學習目標結合在一起。研究表明，當學生實現所設立的目標時對他們給予獎勵，能夠最大限度地促使他們調控自己的學習進程與策略。
反饋與評價。班杜拉指出，人們的行為主要是經由自我評價來調節的。自我評價一方面為個體的行為提供導向，另一方面，自我評價還是行為的動力源，積極的自我評價比物質獎勵更能促進學習。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自我評價究竟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還需要結合學習目標來考察。如果學生關注學習的過程，而且能夠不斷地得到反饋，那么，自我評價就能夠較好地促使學生調整學習策略。如果學生僅僅關注學習的結果，而且所設立的目標寬泛、模糊，自我評價就難以發揮調節學習的作用。
要對學習過程進行連續的評價與反饋并不容易。為了促進學生的自我評價，教師可以采取這些措施：在每次學習開始前，督促學生設立具體的行為目標，在學習過程中讓他們經常比照；教師也可以提供一些具體的標準，便于學生評判自己的表現；在適當的情況下，教師引導學生先對自己的學習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當學生自己的評價與教師的評價比較一致時，對學生給予表揚和強化。
參考文獻：
[1]Zimmerman， B.J. & Kitsantas， A.： Development phases in self-regulation： Shifting from process goals to outcome goal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7（89）.
[2]Elliot，A.J.& Church，M.A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2）.
[3]Schunk，D.H.& Zimmerman， B.J.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ssues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M]. Lawrence Erl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s，1994.219.
[4]Schunk， D.H.： Developing children’s self-efficacy and skills：The roles of social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and goal setting[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83（8）.
[關鍵詞]農民工體育 研究現狀 體育社會學
通過回顧農民工體育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分析農民工體育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問題存在的原因進行分析。為今后關于農民工體育的科研工作方向提供參考。
研究范圍與方法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為主要資料來源，以文獻資料法、數理統計法、邏輯分析法對1979年1月～2008年12月以來以“農民工體育”、“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流動人口體育”等檢索詞下的論文進行分析。
研究成果的統計與分析
論文的數量。研究成果的數量是反映該研究領域的研究發展速度、規模和受重視程度的重要依據。自1997年以來，截止到2008年12月份，有關農民工體育的研究論文共50余篇。
調查研究的區域分布。從區域分布來看，調查的地區有北京、上海、廣東等16個省市，涉及到北京、上海等30多個城市。
現階段對農民工體育研究所涉及的問題。一、農民工體育概念的研究。孫娟等在《對我國農民工體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農民工體育是社會體育的組成部分，是指農民工自愿參加的以健身、養生、醫療、游戲為手段，以健美、健康、康復、娛樂和休閑為目的的體育活動。
二、農民工體育研究意義。海勝華②等認為，“研究流動人口的體育問題，無論對提高民族整體素質，還是對貫徹落實‘全民健身計劃’，都有重要的意義”；魯長芬③等認為，研究農民民工體育問題，使我們能認識到“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支持的嚴峻性和艱巨性，同時也足以讓我們意識到體制轉軌時期實施全民健身的嚴峻性和艱巨性。怎樣維護城市農民工應有的體育權利，幫助他們擺脫困苦，喚醒他們健身的內在需求，走出目前參與全民健身的現實困境，已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民健身計劃’第二期工程全面推進中所必須嚴肅面對、認真研究和著力解決的社會問題。”
三、社會支持體系的研究。張廣林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針對城鎮弱勢群體體育健身的行為狀況存在的問題，提出必須建立城鎮弱勢群體體育健身社會支持體系。它是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由政府、社區和個人形成合力的綜合支持系統。
四、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的研究。胡科在其《關于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的探討》一文中，提出了兩個問題：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是城市還是農村?農民工體育是由國家買單還是農民工自己買單?針對這兩個問題，提出了造成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缺失的五個原因，并根據原因提出了單位體育是農民工體育由農村向城市社區過渡的中間環節的建議。
五、農民工體育現狀的研究⑥。有關農民工體育現狀的研究在所有研究成果中占的比例最高。關于現狀研究的主要內容涉及農民工參與體育的程度調查研究和農民工參加體育活動的結構調查研究。
關于農民工體育研究的評價
農民工體育的研究受到關注，但受關注的程度不夠。城鎮農民工是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弱勢群體之一，雖然他們為城鎮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勞動強度較大，工作時間較長，經濟收入較低，社會地位較低，而且勞動保護條件差，社會保障條件缺乏，因此，為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對農民工這一特殊弱勢群體的體育現狀予以關注。農民工體育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研究成果的數量也呈逐年增加的態勢。近年來，有關農民工體育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不斷增加，國家體育總局和各省市社科項目的立項也開始出現，這說明農民工體育研究的地位得到加強和重視。
農民工體育的理論研究滯后于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農民工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體育界對農民工的關注卻始于1997年。而從1997年至今，對于農民工體育的研究僅有50余篇文章，發表日期集中在2000年以后，這說明體育界對于社會問題的敏感程度不高，而且對于農民工體育研究和解決農民工體育來說，這些無異于杯水車薪。
研究內容涉及到的范圍小。有關農民工體育的法律保障問題、農民工體育話語權問題、農民工體育與城市群眾體育的融合問題、農民工體育教育體系的建立問題、農民工群體行為規范缺失與體育對策研究問題、農民工內部社會分層與體育關系的問題等，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
調查研究的地域分布過于集中。關于農民工體育的調查對象涉及到的地區，共有16個省市自治區。但這些地區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等大城市、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內陸的中等發達城市和經濟欠發達城市、西部開發地區農民工的體育研究不足。
沒有對農民工體育進行分門別類的調查研究。大企業單位農民工、合資企業農民工、小企業農民工、個體服務性行業農民工、事業單位農民工的工作性質是不同的，工作強度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參加體育活動的狀況是不同的，體育行為也是不同的，調查研究應根據不同對象的不同情況而進行，但在有關的文獻中，這一點沒有體現。
問題分析
首先，總體來說，體育發展相對落后于社會的發展，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相對落后于其母學科――社會理論的發展，因此，在發現社會問題、分析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時，體育社會學的動作是較晚的。其次，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和解決，主要集中在城鎮體育，對農村、落后地區體育的研究相對較少，這造成了體育社會問題研究范疇的縮小，使研究的群體主要落在了市民和發達城鎮居民身上。再次，造成農民工體育研究理論滯后，農民工體育研究較少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體育界對我國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相對于其他社會學科來說較不敏感。
最后，目前對于農民工體育沒有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主要原因是我國對于農民工體育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理論也較為薄弱，而且這一問題沒有進入大多數體育工作者的視野，因而對于農民工體育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結論與建議
結論。第一，現階段對農民工體育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農民工體育概念的研究、農民工體育研究意義、社會支持體系的研究、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的研究、農民工體育現狀的研究五個方面。
第二，從對論文的分析來看，體現出農民工體育研究日益受到關注、農民工體育理論研究滯后于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研究內容涉及到的范圍小，一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調查研究的地域分布過于集中、沒有對農民工體育進行分門別類進行調查研究等情況。
第三，論文的數量呈逐年增長趨勢，這充分說明體育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是跟體育社會問題、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
第四，關于農民工體育的調查已經涉及中國的一半地區，但主要集中在省會等大城市、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對中等發達城市、欠發達城市農民工體育研究不足。
建議。第一，體育社會學對社會變化不敏感，造成體育理論及體育實踐落后于社會的變化發展，致使中國體育社會學理論滯后于中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學的發展，因此，需要體育社會學工作者以敏銳的眼光審視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緊跟時代步伐。
第二，農民工體育研究還遠遠不夠，應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研究，以解決中國農民工體育的實際情況，使體育社會學理論與中國農民工體育實踐緊密結合，使中國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與實踐齊頭并進。
第三，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把研究對象所在的地域擴展到中等發達城市、欠發達城市等地域，以掌握中國農民工體育的總體狀況，為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和構建和諧社會體育提供依據。
第四，由于我國各地區的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因此必須對各地的實際情況作深入、細致的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針對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分門別類地進行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農民工體育問題，真正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作者單位：吉林大學)
注釋
①孫娟，蔣偉浩：“對我國農民工體育問題的思考”，《體育文化導刊》，2006年第8期，第7頁。
②海勝華、雷國梁：“我國流動人口體育問題的研究”，《武漢體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第1頁。
③魯長芬，王健，羅小兵等：“城市農民工參與全民健身的現狀調查與分析”，《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第10頁。
④張廣林：“城鎮弱勢群體體育健身社會支持體系”，《西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年第5期，第102頁。
關鍵詞：社會工作理論；社會教育學；結構性或系統性社會工作
一、不同社會背景下兩者的社會工作理論
1.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以社會教育學為體現社會工作理論
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以哲學問題：人的本質、人類社會的本質和教育學的問題：人的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他提出了人類學的基本觀點：人是由“自然”和“精神”兩種實體組成的，人類的三種發展狀態：自然狀態、社會狀態、道德狀態。“他的主要教育思想：適應自然性教育、‘愛’的教育、‘教育心理學化’教育思想、要素教育、道德教育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思想”[1]（吳值敬，2009）。
2.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結構性或系統性社會工作理論
“簡.亞當斯將社會問題和工業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強調運用‘非科學’的直接融入的方式與社區居民建立親密的、互動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種平等的而非專家指導性質的關系，她認為社工應該站在社區居民的立場上，發揮社區居民自身擁有的文化創造力，改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公平”[2]（吳雙，2012）。簡.亞當斯堅持認為，社會工作的目標和任務是把民主帶給社會生活，為人類生活的進步貢獻力量，人性的解釋和繼承基督學說。
二、對兩者理論的評價
兩者的理論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他們為社會工作的發展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但他們的理論也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1.對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理論的評價
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被后人稱為“貧民教育之父”，他對貧民教育有積極影響，他的教育理論對社會教育學的發展具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他認為，人是由“自然”和“精神”兩種實體組成的，自然狀態分“未腐朽狀態”和“腐朽狀態”。“未腐朽狀態”即“人之初，性本善”，“人的需要與滿足，個人與社會達到平衡”[3]（張威，2012）。這一主張讓我們在做社會工作時，相信我們的服務對象，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的，至今仍被社會工作者沿用，這也是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建立信任關系的基礎。“腐朽狀態”是指人的野蠻狀態即自我中心主義，“人的需求和自我權利欲望無限增長、膨脹，又沒有力量抑制，就會變成自私自利的人”（張威，2012）。這一觀點很具有前瞻性，說得很符合現今社會追求名、權、利的人，也是很多功利人士的典型表現。當今社會，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不幸福，就是因為他們擁有太多欲望，不安于現狀，永遠也不覺得滿足。
他主張對貧民、受歧視者、失足者進行教育，他認為：貧民收容機構與重新返回貧困環境：貧民根本得不到幫助，其中，“窮人只能被教育成窮人”的觀點備受爭議，我個人認為這一點是不對的，現今有很多名人的例子都可以證明貧窮的環境和挫折更能讓人成長，有時逆境更能讓人努力奮斗并獲得成功；社會政策性問題：刑法和犯罪預防，通過制定刑法解決社會問題，從而對犯罪進行預防這一觀點是很正確的，這也是現今刑法制定的主要目的。
他認為，所有教育的出發點是孩子未腐朽的自然天性，這一點為教育的社會化提供了一種思路，孩子社會化的第一場所是家庭，其次是學校。家庭承擔著孩子社會化的重要內容，所以家庭應該在孩子未腐朽的自然天性過程中給予正確的引導，讓孩子生活在正常且道德的環境中。教育就是用適當的方法，充分發揮人類自然和天性中所固有的力量和潛能。教育的最高宗旨：發現和激發一個孩子的自我發展力量和潛能。每個人都是有潛能的，這也是我們以往所學習的社會工作優勢觀點里的內容，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為服務對象賦權增能，使得服務對象的潛能得到最大發揮。每個人都是有潛能的，這也是我們以往所學習的社會工作優勢觀點里的內容，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為服務對象賦權增能，使得服務對象的潛能得到最大發揮。孩子的自我發展更是我們教育的重點，他們的未來必須接受正確的引導和啟發，他們才會沿著道德而有序的方向發展。“幫助我，自己做”教育：作為助人自助的方法，他認為這是教育者的角色與職能。這一觀點是社會工作的重要理念之一，隨時指導著社會工作者的方向，社會工作者的目標就是幫助服務對象找到自我救助的方法。
2.對簡.亞當斯理論的評價
簡.亞當斯的理論讓我們第一次了解到社會工作，她被認為是社區工作的建立者，她把社會工作認為是應用社會學，并且理論與實踐是緊密相關的。她的結構性社會工作理論一直以來都是英美實用主義沿用，她建立的赫爾館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創辦點。
她將社會問題和工業問題作為研究對象，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是階級的生態性、地域性分裂，當時黑人和白人分開居住，種族問題是當時美國的主要社會問題。雖然，現在美國的種族歧視基本上沒有什么表現了，但它還是存在的，種族歧視的消除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二是城市的男性、軍團主義組織，當時的權利組織都是男性掌權，隨著民主思想的深入發展及女性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們開始希望掌握權利為她們自己謀取利益，婦女運動開始興起，希望提高她們自身的社會地位。三是國際經濟集團的商業利益，經濟集團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之后，經濟生產力迅猛發展，商人為了謀利不惜雇傭童工為其工作，并盡可能的榨取他們的剩余價值。因而，她想要建立《國家勞動保護法》《禁止童工法》，維護某些人的利益。她主張的是宏觀的社會工作：從社會政策的角度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社會工作的發展需要社會政策先行，社會政策是社會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它指引著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為社會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她讓我們明白社會工作具有雙重職能：助人與監督，助人是針對服務對象；監督是對政府與機構，要評估兩者的利益，完全取決于社會工作者自己的價值觀。社會工作者也要服務于政府，穩定社會秩序的同時，要為政府所用。目前社會工作者在助人方面都能夠做得很好，但是監督方面的職能卻很少能夠做到，特別是對當前中國的社會工作來說，這個職能執行起來比較困難，但它會成為社工努力的方向。
她的和平理論中社會公正與社會意識、人權、和平的密切聯系，后來被蓓爾娜斯科尼沿用，而且別寫入了《美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之中。她主張構建高層次的社區和社會生活中心，她認為人與環境是緊密聯系的，要讓一個人的問題得以解決，首先要改善這個人所處的環境，這也是系統理論中的重要內容。她把社會工作與政治行為緊密聯系起來，這一觀點是很值得借鑒的，但是被很多國家所忽視。要想推進社會工作這一職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就不得不參政議政，從而能夠制定并執行社會政策。
三、兩者的理論對中國社會工作的借鑒與啟發
兩者的理論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對于我國來說都是舶來品，社會工作在我國是社會學的二級學科。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一直是困擾著社會工作界的一大問題，我們在借鑒國外理論的同時，也需要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
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的“未腐朽狀態”即“人之初，性本善”觀念中傳遞出的對案主信任的觀點，一直被社會工作者使用，甚至被編入社會工作的教材之中，這一觀點被認為是社工與服務對象建立信任關系的基礎。他的教育學的觀點被世界很多國家沿用，他是教育心理學的開創者，這為今后社會工作教育也提供了一個方向，社會工作教育不僅僅需要學習理論與實務的內容，而且也應該學習教育學和心理學方面的內容。雖然，現今社會工作學界提倡對社工學生進行通識教育，但是實際操作卻很困難。他言傳身教的教育方式和簡.亞當斯認為理論研究不是待在大學校園里得出的，而是通過實地來形成，要在實踐中總結與思考的觀點讓我明白，理論并不一定產生在實踐之前，它也不一定必須指導實踐，理論可以在實踐中產生，理論與實踐是緊密聯系的。我國學者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跟他的貧民教育有些相似的地方，但他們的出發點和對象是不同的。“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來解決中國人的‘愚’、‘窮’、‘弱’、‘私’四大基本問題”[4]（徐永祥，2004）這一運動是對我國農村社區發展的成功探索和實踐，他為世界社區發展運動做出了杰出貢獻，被譽為“國際平民教育之父”。
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認為教育就是要發現和激發孩子的自我發展力量和潛能，這是現今社會工作實務中堅持的重要觀點，也是優勢視角的重要內容，要相信每一個服務對象都有改變的潛能，社會工作者的職責就是挖掘服務對象的潛能，從而以適當的方式對服務對象進行賦權增能。這也是助人自助的關鍵所在，社工在挖掘服務對象的潛能時，也應該教會服務對象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從而讓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
簡.亞當斯的系統性社會工作理論認為，社會問題的產生是由人與人所處的環境造成的。這也是目前很多社會工作者堅信“人在情境中”觀點的重要來源，這也是心理學中人本主義的主要觀點。她的這一觀點是目前中國社會工作在談到社會工作理論背景中經常會提到的，她主張的實用主義一直被英美社會工作界效仿，中國的社會工作也主要是從英美了解社工的知識與實踐，我國的社會工作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中國社會工作要取得長足發展，就必須在借鑒他們理論的時候，還要注意與我國的國情和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相聯系，從而發展和創造屬于我國的社會工作理論。（作者單位：四川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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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心態；社會壓力感；政府信任感；社會問題感
中圖分類號：B8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3）01-0079-05
1.研究背景
中國的快速發展所引起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令世人矚目。在整個經濟和社會發生結構性轉型的同時，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態度和行為，已經發生了令人驚異的變化（周曉虹，2009）。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心態與社會現實交互作用，是社會現實的產物。社會現實作用于人，便形成了社會心態，社會心態又反過來作用于社會現實；同時，社會心態具有社會性和彌漫性，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心理資源，是了解社情民意、社會熱點和社會情緒的重要方面（李友發，2009）。因此，關注和研究社會心態，以幫助政府科學決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研究者對當今中國社會心態問題的關注，非常熱切。在中國期刊網中以“社會心態”進行題名檢索，論文多達數百篇，可謂研究者眾多，學科門類龐雜，涉及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學、人類文化學、歷史學等，但社會心態的研究絕大多數僅限于理論思辨或質性研究，較少實證研究，且為數不多的調查報告并沒有充分運用統計分析技術，去挖掘數據背后的意義。究其原因，與缺乏有效的社會心態測量工具有很大關系。因此，迫切需要編制社會心態量表，以便為今后深入開展該領域的量化研究有所幫助。
文獻研讀中發現，研究者論述社會心態的論域和側重點各不相同，既涉及某一特定群體的特殊心理，也泛指大眾的社會心理；既分析社會心態現狀，也關注社會心態建設；既有針對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心態，也有針對某一特殊區域民眾的社會心態。概括已有文獻，社會心態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含義：（1）社會主流價值觀（徐勝，2009）；（2）認知狀況。包括個體、階層和社會三個層面的認知（王園園，2009）；（3）社會主體與客體的精神中介（程家明，1991）；（4）看法與感受（周東濱，2010）；（5）價值取向、社會共識、社會情緒和行為意向的總和（馬廣海，2008；楊宜音，2006）；（6）具體心態，諸如民族心態、政治心態、職業心態、婚戀心態、生活心態、教育心態、人際關系心態和價值觀等（潘澤泉，李超鋒，2010）。概言之，社會心態主要有三種界定：一是將社會心態等同于社會心理，認為是社會成員行為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心理狀態或其層面；二是將社會心態視為社會意識，在此意義上等同于國民心態、民族心態、文化心態或大眾心態；三是從哲學層面加以界定，將其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范疇，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中介環節，是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程家明，2009）。
綜合上述觀點，對社會心態做出如下操作性界定：所謂社會心態，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現實作用于社會群體，產生的具有彌散性和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感受與反應。這一操作性界定突出了社會心態的經驗性特點，即社會心態是人們對社會現實各個方面的感受與體驗。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既相對獨立，又互為交疊。
2.中國人社會心態量表維度的經驗建構
程家明曾提出社會心態的五層次結構（程家明，1991）：（1）本能――需要：社會非理性層次；（2）性格――態度：社會心理結構層次；（3）認識――評價：社會理性邏輯層次；（4）意志――選擇：社會實踐觀念層次；（5）文化――傳統：社會歷史沉積層次。這種結構具有明顯的思辨色彩，是邏輯建構的結果，跟人們的生活經驗相去甚遠，也難以對相關概念操作化。
還有人依據其對社會心態的概念界定（馬廣海，2008），提出從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意向四個方面對社會心態的概念進行操作化。然而，這樣的構建同樣失之寬泛，很明顯是比照“知、情、意、行”這一心理現象結構來建構的。若照此操作化，那么社會情緒該如何測量？社會認知的測量指標又怎么去界定？因此，這樣的結構實際上也是難以操作化的。
鑒于此，該研究認同社會心態即社會心理這一界定，在此基礎上，參照中國社科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及王俊秀等人（2007）的研究，確定以生活滿意感、社會壓力感、政府信任感、社會公平感、社會安全感和社會問題感六個方面的測量指標對社會心態進行測量。這六個方面的測量指標各自形成分量表，從不同側面反映人們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發展狀況的感知及情緒，較為集中地體現了人們的社會心態，且便于操作化。各分量表構念、指標及計分方式如下：
生活滿意感分量表。單因素量表，涉及職業滿意、收入滿意、社會地位滿意、人際關系滿意、工作單位滿意、生活環境滿意等指標，從“不贊同”到“非常贊同”5級計分。
社會壓力感分量表。兩因素量表，由家庭生活壓力和社會生活壓力兩個因子構成。其中家庭生活壓力包括子女教育、住房問題、務工就業、看病就醫和物價上漲等指標；社會生活壓力包括人際關系、人情問題、稅費負擔、交通問題、社會安全、受人歧視和結婚成家等指標。從“非常小”到“非常大”5級計分。
政府信任感分量表。兩因素量表，由中央政府信任度和地方政府信任度構成，包括總體滿意、服務百姓、政策評價、領導力、工作宗旨和辦事感受等指標。從差到好5級計分。
會議了信息社會50人論壇的首份年度報告——《邊緣革命2.0：中國信息社會發展報告》，集中展示了論壇成員最新研究成果，對中國信息社會發展現狀和未來進行了分析預測，提供了大量關于信息社會發展的新思維、新方法。
報告的主旨主線為用信息社會的眼光看世界。分為“我們在哪里”、“我們往哪里去”和“未來思考”三個篇章，從中國信息社會的現狀、趨勢和哲學本質進行了探討。報告共收錄了15篇獨立成章又緊密聯系的研究報告和論文，以邊緣革命2.0、信息社會、信息文明、信息生產力、信息哲學、中國特色信息化道路、農村轉基因工程、互聯網經濟體、網絡文化、大數據、智慧城市、復雜思維及復雜治理等不同視角對中國信息社會進行了審視，提供了大量的數據、方法和思考結論。
報告認為，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進程中，邊緣力量一直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說1980年代由邊緣力量發起的經濟改革可以稱之為“邊緣革命1.0”，那么2000年前后由草根網民推動的社會全面變革就可以稱之為“邊緣革命2.0”。與“邊緣革命1.0”相比，“邊緣革命2.0”在行為主體、行為方式、變革對象、影響的范圍廣度深度等多個方面都具有非常不同的特點。當今的中國改革與發展進程中紛繁復雜的現實問題需要用復雜科學的思維從文明發展的高度去尋找出路，充分尊重和不斷激發人民大眾的創新活力。
報告援引國家信息中心測算結果顯示，2001-2012年，中國信息社會指數（ISI）從0.232提升到0.439，正處在從工業社會走向信息社會的加速轉型期。北京、上海、深圳、廈門等17個城市率先進入信息社會初級階段。預計2020年全國信息社會指數將達到0.6，整體上完成向信息社會的轉型。
會議還了由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評選出的“2013年度中國信息社會發展十件大事”，分別為：互聯網金融成為熱點、大數據熱潮興起、“棱鏡”事件波及國際社會、《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出臺》、《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出臺、微信用戶超過6億、“雙11”全天支付寶成交額超過350億元、“3Q大戰”走向最高法院、4G牌照發放。
問：石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您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現在已經成為國內教育理論研究界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學者之一。豐碩成果的取得必定有一個長期積累和探索的過程。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教育問題并決定堅決走教育研究這條道路的？
答：謝謝你的褒獎，其實我對自己的評價沒有你的評價高。談到我對于教育問題的關注時間，大概是在1985年春天。在那個春天，作為師范生，我和我的同學們進入安徽省壽縣城北小學實習，每天有許多的工作，從聽課、備課、上課到組織學生活動、輔導學生學習、召開主題班會等。就是在這樣豐富而忙亂的實習活動中，我漸漸地對教育產生了興趣，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如有的學生學得快，有的學生學得慢；有的課學生喜歡，有的課學生則不喜歡。這些最初的也是最真實的教育問題引發了我濃厚的興趣，并促使我作為一個教育或學習的旁觀者開始最初的教育觀察與思考。也是這一年秋天，中國迎來第一個教師節，而我成為一名小學教師，走上講臺體味教書育人的艱辛與快樂、枯燥與精彩。實習階段碰到的那些困擾每時每刻都能碰到，并且作為一種緊迫的任務呈現在我的面前。我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解決，盡管很多時候思考得不深，解決起來也不那么容易。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教育研究”這個概念的，如果把“教育研究”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對于教育實踐中出現問題的自覺思考或理性反思的話，那么，我的教育研究生涯應該從1985年那個時候開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歷史了吧！
不過，那個時候我在觀念上還不知道何謂“教育研究”，更談不上形成“堅決走教育研究這條道路”的志向。真正從內心里把從事教育研究作為自己畢生后的職業理想應該要從1990年開始算起。當時，我在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系讀本科三年級。這一年的春節期間，我讀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卷本，對我影響很大，可以說我的內心深受震動。陶先生對現代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片癡情深深地、重重地觸動了我，沐浴著他高尚的人格光輝，當時我思想上的苦悶、浮躁、迷茫、自卑等不良現象一散而光。那個時候，我比較清晰地形成了一個觀念：教育在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建設以及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有了從事教育研究的志向，決心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奉獻給教育學事業，以一名教育學人的身份服務于國家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問：有人認為您的成名不在于對某個熱點問題進行研究，而在于引領甚至制造了很多學術熱點問題，從教育學文化屬性的分析到知識轉型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反思，從中國教育學研究中本質主義的審視到中小學校價值教育的大力提倡，從對教育實踐邏輯的重新闡釋到對“狼來了”道德故事型價值邏輯的深度批判等，引發了許多的討論甚至爭論。您如何敏感地抓住這些問題并決定對它們進行研究的？
答：我很熱衷于研究熱點的教育問題嗎？不是，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是能夠引領甚至制造學術熱點問題的人嗎？恐怕也很難說是，我甚至對“制造”學術熱點問題有些反感（當然，我對“制造”這個詞的理解可能與你的理解不一樣）。至于說我的一些研究引發一些同行的興趣、討論乃至爭論，這倒部分是事實。你提到的那幾項研究，其核心觀點幾乎都有人引用、討論、爭論，至今未絕。可能由于這些原因，它們被你或其他人稱為“熱點問題”。其實，在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根本算不上什么熱點問題，一點兒也不熱，甚至冷清得很。
要說清楚我是如何“抓住”這些問題的，還真不容易。可細細想來，卻又不復雜。其實，我就是在平常的閱讀、思考、觀察、學習以及與朋友們的交流過程中遇到它們、抓住它們或被它們抓住的。比如，有關教育學文化性格的研究，是在我閱讀了很多教育學教材和論文之后才想到的。通過這些教材和論文的閱讀，我一方面知道了歷代教育學者在為教育學的“科學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教育學又總是逃脫不了學科內外“不科學”的責難。基于這樣的閱讀，我在想：自赫爾巴特時代以來的教育學科學化運動是否是走錯了路？也許教育學的研究從其性質上說根本就不會是一種純粹經驗的或理性的科學？正是帶著這些閱讀時產生的困惑，我逐漸地將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定為《教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教育學的文化性格”是對于這個研究結果的一個表述。再舉一個例子，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關系的研究，竟然是肇始于1998年中國教育學會中青年教育理論工作者專業委員會（如今改稱為分會）一次會議期間與友人的交流。這個故事已經記錄在《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一書的后記中，詳細的情況你們可以去看。教育實踐領域中，教育問題很多，至于選擇哪些問題做研究，完全視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而定，沒有什么一般的規則。如果說有什么條件的話，那么我看就是對教育事業的熱愛、責任和擔當。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一個人就能隨時隨地發現有價值的教育問題。
問：我們知道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教育學的文化性格》是在您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論文獲得了首屆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該書時隔十幾年后讀起來還是讓我們感到其中思考的深度，這一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答：是有一些讀者和我這么說過，我也認為這本書值得教育學領域的同學們一讀。這并不是因為它獲得了什么全國百優論文獎，而是因為它所研究的問題以及所進行的系統思考值得關注。它所要分析的主要問題就是上面所說的教育學的學科性質。教育學作為人類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既具有人們一般性知識的特點，也具有教育知識自身的特點。那么這種屬于教育學自身的特點究竟是什么呢？論文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今天看來，這些分析有些粗糙了，但是在十多年前，其材料的豐富性、分析的系統性、結構的嚴謹性以及觀點的新穎性都是很強的。我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比較獨特的學術觀點：教育學是一類文化科學或價值科學，因而具有文化性或價值性；教育學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學傳統；教育理論是一種文化理論，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21世紀教育學的文化轉向，等等。這些觀點的提出，有助于解釋教育學界很早以前就有的“教育學不科學”“教育學不嚴謹”以及“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脫離”等問題，并意在提出新型的教育學文化和教育學者生活方式。十多年過去了，這個研究所針對的問題依然存在，它所提出的理論主張盡管已經引起不少的討論和批評，但是我覺得它并未得到教育學術界足夠認真的對待。無論別人如何看，老實說，它是奠定我自己教育學觀和教育學信念的一項工作。
問：長期以來，您對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或教育學的學科立場有獨到的思考，想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答：是的，博士畢業以來，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原因何在？你看，學界常說，沒有人隨便說自己懂數學，懂哲學，懂天文學，但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懂教育，都可以對教育事業評頭論足，發表高論。他們的這些意見甚至可以左右教育政策和實踐，比較起來，教育學者的聲音倒是變得無足輕重了。這真是中國教育學和中國教育的悲哀。發出這樣的感慨，不是主張教育學者壟斷教育的意見或知識，而是對整個社會輕視教育學研究的不滿。但是，反躬自問，相較于別的學科的人或大眾對于教育的意見來說，教育學者或教育學研究又能夠為教育實踐和決策提供什么樣獨到的、基于研究的見解呢？一個經年累月在某一領域開展教育研究的專家對某一問題的看法與一個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對該問題的看法究竟有何不同呢？這就提出了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或學科立場問題。比如，對于目前比較突出的大中小學并校、擴招、辦分校等問題，如果從政治學角度來說，可能擴大優質教育的資源，讓更多的人享受優質教育的機會，應該是個好事情；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有利于提高規模效益，也不錯。但是，若從教育學角度來說，伴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多校區辦學的出現、管理層級的增加，必然減少教師與學生之間、校長與教師之間、學校與社區之間交流和交往的機會，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關系，對教育質量的保障和提升、對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以及對豐富的教育內在價值的實現都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教育學科的立場就是教育的立場，教育學科的獨特性就是由教育活動的獨特性所賦予的。我目前正在寫作有關的論文，期望能夠早日完成，請大家批評。
問：當下中國社會問題，尤其是人們普遍的道德感的缺失和價值失序是您近年來一直深入思考的問題，并從教育學立場做出了很多具有見地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價值教育。價值教育在國內是一個新鮮事物，在國外也是教育研究的前沿領域，想聽聽您對價值教育的理解、主張。
答：是的，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道德滑坡與價值混亂問題，波及各個社會領域，也侵入到個人的生活當中。這個問題應該引發學界高度的重視，并加以系統研究。作為一個教育學者，四五年前我就將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價值教育領域，力圖從理論上清理和解釋價值概念的內涵，分析價值與行為的關系，并探討價值的來源、價值秩序、價值理性、共同價值建設以及與此相關的價值教育問題。我的思考得到了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資助項目的支持，已經開展了近5年的時間。四五年來，盡管我有非常繁重的教學、管理和人才培養的任務，但是我依然拿出了許多的時間閱讀文獻、深入學校、觀察社會，在價值教育研究方面積累了一些素材、思考和經驗。我發起成立了一個中國價值教育聯盟學校，是由一些對價值教育感興趣的中小學校自愿組成的，類似于價值教育的共同體，開展校長價值領導力提升、教師價值品質建設以及中小學生價值教育等工作。這個項目每年召開一次工作總結會，交流經驗，探討問題，分享收獲，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兩年，又有一些對價值教育感興趣的觀察校進來，大家懷著共同的使命和責任開展工作，我從中也很受鼓舞。有關價值教育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今后幾年會陸續出來，到時候也請大家批評指正，希望能對我國基礎教育的變革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并成為一個國際中小學價值教育的窗口。
問：您的專著《教育哲學》（原為《教育哲學導論》）被認為是近年來對這一學科所做出的不同尋常的努力，從理論架構到觀點都體現出這種努力，想聽聽您對國內教育哲學研究現狀的看法，對未來教育哲學研究的愿景。
答：我的專業方向是教育哲學，畢業工作后一直在這個領域從事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教育哲學導論》出版于2002年，2007年再版，增加“公正與教育”一章，改名為《教育哲學》。在我的寫作計劃中，該書還有幾章沒有完成，如“價值與教育”“幸福與教育”等，我希望剩下的工作能夠在最近兩三年內完成。這本書的體系和觀點確實比較新，更多地借鑒了國際上教育哲學的體例，當然在結構安排、主題闡述、學術觀點、分析材料等方面，也都有我基于中國社會和教育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希望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性強的教育哲學入門讀物。
探討國內教育哲學研究的現狀，我總的評價還是不錯的。在老一輩教育哲學家如黃濟先生、陸有銓先生的指導下，中國教育哲學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對于教育學術的繁榮和教育變革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教育哲學思考的領域非常寬廣，教育哲學的出版或發表也日益增多，國際教育哲學交流比較活躍，不斷深入，一些中青年教育哲學人才的成長也彌補了改革開放初期教育哲學隊伍規模偏小的問題。當然，教育哲學研究也存在許多問題，如哲學性和實踐性兩個方面都還亟須加強，國際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教育哲學人才隊伍素質還不能很好地勝任研究的要求等。這些都是需要中國教育哲學界進一步努力的。我對未來中國教育哲學的前景充滿信心，我覺得基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偉大實踐，沐浴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當中，借鑒國際上教育哲學豐富的思想資源，中國的教育哲學研究一定會越來越好，一定會與其他的教育學科一起，為教育科學的繁榮和教育實踐改革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啟迪。未來在于年輕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不斷地加入到教育哲學的研究隊伍中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為中國和世界的教育哲學作出新的貢獻。
問：您治學非常嚴謹，思維的邏輯性和縝密性在學界是很有特色的，您能否談一下這種特色與所受的學術訓練有什么樣的關系？您知道，青年學生一般在為一個觀點作辯護或者回應一個觀點時，這一方面做得非常欠缺。
答：呵呵，我確實比較嚴謹，這導致我對學生特別是我自己的學生要求比較嚴格，可能給同學們帶來一些心理壓力，請大家理解或諒解。我比較重視思維的嚴謹性和表達的清晰性，我甚至說過，清晰的表達是學者的美德。這種思維品質和文字表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也不是很能說得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與我的恩師黃濟先生的影響有直接關系。黃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知道你們讀過沒有，非常清晰、樸素、通暢，沒有或很少用一些生僻的概念，更沒有拗口的句子，不夸張，不矯情，不危言聳聽。黃先生著作的這個特點，我在本科階段學習他的《教育哲學》時，就有深刻的印象。我說不上什么刻意地追求什么文風，但是確實喜歡那種清晰、簡單、樸素但又深刻雋永的思想和文字。現代年輕人在為一個觀點辯護時，會出現不夠清晰的問題，有的還喜歡用一些生僻的名詞或概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文字功底不好，有的是沒有想明白，有的則可能是想顯示自己的博學，不一而足。當然，每個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強求一律。說到學術訓練，我覺得多讀經典、多提問題、多寫論文、多參加會議（向高人學習）、多反思自己的學術立場等，可能都是學術訓練的不同形式。
問：您作為學者所具有的魅力，一方面來自學術，另一方面來自做人。無論做什么，您對自己都嚴格要求，對工作認真負責。從學生的視角看，您作為教師的魅力還來自于課堂教學，每堂課都那么有啟發性，那么有吸引力，這一點是如何做到的？
答：評價有點高了，因為教育學部比我上課上得好的老師大有人在。如果說我的課還能夠被同學們接納的話，我想有幾點原因：第一，我在自己所教授的主題上都有些研究，因而可能有點深度；第二，我認真備課，每次上課前一天都要備課，不然上課心里沒有底；第三，我還比較注重與學生的交流，愿意傾聽學生對于教學的意見和建議；第四，在教學中努力將理論主題的學習與現實教育問題的分析結合起來，引導學生對現實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可能他們會覺得有啟發。教學是教師的基本工作，我從做小學教師時起，就不敢懈怠。博士畢業留校工作后，導師又教導我要好好教學、鉆研教學，把講臺站穩。
問：聽說近幾年中國教育學界很多同行表示，您擔任行政職務對教育學研究來說是一種損失，您怎么看待“學術”和“為官”之間的關系？作為新任的教育學部部長，想請您談談您的“學術”和“為官”理想？
答：呵呵，有朋友當面表達過這種擔憂和惋惜。怎么說呢，一般地說，大學教師確實應該以教學為本、以學術為基，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中去。但是，大學里總得有人去做教學和學術管理，為老師們、同學們服務，否則大學就不成其為大學。這種教學和學術管理工作不是什么行政工作，因此從事這種教學和學術管理的人也很難說是“為官”。大學里的管理職位從性質上說都是這樣的，具有很強的教育性、專業性或學術性。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社會上或大學內部將這種管理工作的性質看成是行政性的，并且將從事這種管理工作的老師稱為“官”。這真是混淆了大學管理與行政管理的性質！我不知道大學里的教學和學術管理者有誰將自己看作是“官”，反正我不這么看待自己，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管理崗位對我提出的要求是：我不僅要自己教學，還要研究如何整體地提高教育學部的教學質量；我不僅自己要搞研究，更要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更加良好的科研環境，提高教育學科研究的水平和質量。這恐怕就是我與其他教師不同的地方吧！我在教育學系系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教育學院副院長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研究生院副院長的位置上工作上了5年，現在又回到學部工作，觀察了大學管理的不同層級，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學是如何運轉的。我的《論教育實踐的邏輯》一文就是對我所觀察到的教育實踐邏輯的理論表達。談到學術和管理的理想，學術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夠啟迪更多人的思考，管理的理想就是按照大學精神來建設教育學部，使得北師大教育學科能夠不斷地進步，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問：謝謝石老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耐心地作了回答。相信這些回答有助于年輕學子更進一步地了解您的學術思想、治學精神和管理理念，并激發他們奮勇向前，成為卓越的教育科學人才！
答：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謝謝你的提問，給了我在忙碌之中反思自己的學術道路、管理實踐和人生道路的機會。希望我的回答不至于太讓讀者感到乏味，能夠引發大家的興趣和思考。
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把我們的認識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當下，舉國上下，為什么要反復強調、特別努力、鍥而不舍、踏石留印、抓鐵有痕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當下”何在？“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歷經磨難和奮斗，總算離民族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距離已可丈量。
但正因為越來越近，再往下走，每一步都是驚險一跳，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巨大飛躍。歷史上，一步走錯滿盤皆輸、功虧一簣、積重難返的教訓不少。世界銀行警告：“在過去50年中，許多國家從一貧如洗的收入水平升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只有少數國家從低收入水平躍升到了高收入國家。”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步子容易邁錯，機遇容易丟失！
“當下”事多！ 全面深化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堅決反對腐敗……，我們面臨的可以預見和不可預見的風險和挑戰太多。要走好民族復興這個“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最要緊的，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始終保持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氣，那么一種奮發向上的民族精神。
說，“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
一個民族的崛起或復興，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復興和民族精神的崛起為先導。一個民族的衰落或覆滅，則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頹廢和民族精神的萎靡為先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在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實現，現代化則要靠民族精神的堅實支撐和強力推動。核心價值觀，承載著這種支撐和推動的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我們是如此，別的民族、別的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就職演說中，也作如是說：“我們面臨的挑戰也許是新的，我們應對挑戰的措施也許也是新的，但那些長期以來指導我們成功的價值觀――勤奮、誠實、勇氣、公平競爭、包容以及對世界保持好奇心，還有對國家的忠誠和愛國主義――卻是歷久彌新，這些價值觀是可靠的。他們是創造美國歷史的無聲力量。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回歸這些古老的價值觀。”
而奧巴馬夫人在其助選演說中，同樣強調，“我們面對的挑戰似乎艱巨得難以克服，請別忘記開創不可能的奇跡，正是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給人們平等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美國夢！因為當塵埃落定，勝過一切的是這個國家的故事，一個希望不死、斗志永存的勵志傳說。”
我們有中國夢，他們有美國夢;我們強調踐行核心價值觀，他們呼喊“回歸古老的價值觀。”當然，我們強調的與美國不會一樣。我們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報告）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發展目標上的規定，是立足國家層面提出的要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價值導向上的規定，是立足社會層面提出的要求。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道德準則上的規定，是立足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要求。
歸結起來就是，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要在現代化的激烈競爭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必須保持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氣，那么一種奮發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我看來,法學不只是文科,而是和醫學一樣非常實用的東西,我經常拿它和醫學類比,一個是解決人的病痛,一個是解決社會的病痛。要解決某一個社會問題,最終要來為社會服務的學科,所以我把法學定性為一門科學,而不是文學。”
記者(下文簡稱“記”):您曾經選擇了物理專業,并讀到了博士后這樣一個階段,后來卻轉行學法學,您當初為什么選擇了理科,而后來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轉向了法學呢?
張千帆(下文簡稱“張”):我1980年高考考到南京大學,學的物理專業。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李政道、楊振寧等第一批留美學者回國介紹國外的情況,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因此物理的基礎理論這一方面比較熱,而且社會上崇尚理科,當時有句話叫“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當時國內的理科教學確實相當不錯,雖然“”耽誤了一陣子,但總體上還是很好的。
我想法改變是將近博士畢業的時候,當時在國外接觸到各種信息,看到國內的發展情況以及法制不健全所產生的各種問題,發現以前的很多看法是片面的。理科固然重要,但從對社會的貢獻來說,其實不如某些法學等文科專業重要,所以我就下定決心轉行學法學。
記:您是理工科出身,之前那么多年理工科的學習,思維方式對于法學研究有什么影響?
張:也許潛移默化有一些影響,往好處說是思維變得比較嚴謹,往壞處說也許是比較刻板僵化。學習文科,尤其是受到傳統訓練后,人的思維具有發散性;而學習理工科,思維多少具有單向性,比較注重邏輯推理,強調一個結論的依據。我想這個對于法學研究來說應該也是有好處的,法學在中國屬于文科,其實在國外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科,就是一種職業訓練,和醫學都是同一類的。法學在國內劃歸文科,比較容易產生文學化的傾向,大家過分注重用詞、文采以及和學術不是嚴格相關的事情。就我來說,我在寫文章,尤其寫短篇的時候,還是比較注重生動的,但是這對法學研究來說是比較次要的東西,甚至可能是一種誤導。在我看來,法學不只是文科,而是和醫學一樣非常實用的東西,我經常拿它和醫學類比,一個是解決人的病痛,一個是解決社會的病痛。要解決某一個社會問題,最終要來為社會服務的學科,所以我把法學定性為一門科學,而不是文學。這跟我以前的背景多少有些關系,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在這一方面多少會更注重嚴謹一些。
“從公民意識來說,千禧年之前公民也不關注憲法,憲法和我有什么關系呀?孫志剛等事件不僅使憲法學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些實實在在的數據、例子,還使中國的憲法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記:您最主要的關注學術方向是什么?
張: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憲法和行政法,我的主要關注點還是在憲法。我在美國學習的時候,積累了一些素材,漸漸形成了西方體系的書稿。一回國就有幸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遇到了丁小宣編輯,他很支持,于是《西方體系》比較順利地出版了,分上下兩卷。
我剛回國時,國內憲法學的氣氛比現在保守。到1999年,改革開放已經20年了,雖然有一些研究外國憲法學的著述,但對于中國憲法的研究來說還是局限于以前的那種套路,條條框框比較多,也不太關注現實問題,主要是對條文進行解釋。我覺得轉折點還是2001年的“齊玉苓案”和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從學術角度來說,在此之前憲法學的研究大多是從條文到條文,從書本到書本,講不出什么究竟來。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翻譯,通過自己寫書介紹外國憲法和的情況。
從公民意識來說,千禧年之前公民也不關注憲法,憲法和我有什么關系呀?孫志剛等事件不僅使憲法學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些實實在在的數據、例子,還使中國的憲法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從此以后,社會對于一些影響公民權利的事件反應特別強烈,尤其在互聯網發展起來以后更是這樣。
改革開放以后,越來越多的政府行為直接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公民的維權意識也在不斷提高。而且經過上個世紀90年代行政訴訟法的實施,讓很多公民看到原來政府的一些行為也是可以受到挑戰的,權利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可以利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雖然現在憲法不能在法院訴訟,不能成為法官判案的依據,但公民對于憲法越來越重視,憲法意識越來越強。比如拆遷問題,有些是違法征地,公民拿著憲法來阻擋拆遷的進程。雖然這個過程中很多制度問題解決不了,但是至少我們的權利意識比以前大有進步。這也為2004年的人權入憲等事件提供了一個鋪墊。我想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憲法研究進入到一個實質性的發展階段。
“我們雖然只經過了30年不到,或者從1949年算起的話60年,但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的實際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以一種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憲法,不能拿過去老的東西生搬硬套,這樣最后必然會阻礙中國社會進步。”
記:在憲法學的研究中,出現過大的爭論嗎?您的觀點是怎么樣的呢?
張:爭論是有的,比如憲法適用方面的“齊玉苓受教育權案”。2001年最高法院做出批復之后,學界討論得非常熱烈。雖然司法解釋有瑕疵,但總體上是對其肯定的。但是到了2008年末2009年初的時候,我們不進反退,把這個批復的效力給終止了,后來又引發了一場爭論。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一種退步。雖然當時的判決有問題,但方向是正確的。現在有些學者找了一些雞毛蒜皮、細枝末節的東西挑刺,為現在終止批復的行為提供正當性,但我不覺得這能改變我們的整體判斷。華政的《法學》出過兩期關于這個問題的爭鳴。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爭論的,需要澄清一些基本的原則。
此外在2007年物權法通過的時候,也發生過爭議。物權法對私權的保護是不是違反憲法?如何看待憲法對于公有制、社會主義的規定?這些爭議一方面是對憲法具體條文的理解,另一個方面是對憲法學方法論的一些不同觀點和立場。
我個人總的來講是站在功能主義立場上,和狹隘的規范主義相對。規范主義要求認真對待憲法條文,怎么規定就怎么做。我也是非常強調要認真對待憲法的,但我覺得要認真對待憲法,首先要建立憲法審查制度,否則憲法得不到實施,怎么認真對待?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前提。但我覺得認真對待憲法和認真對待憲法條文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時候,認真對待憲法可能還必須通過一種變通的方式。我們1982年制定憲法的時候,改革開放沒幾年,當時的思維還比較傳統、保守,尤其是很多地方都借用了1954年憲法的規定,1982年和1954年憲法是很接近。1954年與我們今天間隔了半個多世紀,其差距是何其之大?但1954年的有些東西還在憲法當中,而我們的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不斷向前發展,憲法本身也經過了四次修改。在這個過程當中,新的情況可能跟原來的規定不那么符合,所以新舊條文本身的側重面就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你究竟應該認真對待哪一個條文呢?認真對待社會主義,還是憲法第33條規定的平等保護,或者是對私有權利的保護?你選擇的條文不一樣,最后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過分機械地、教條地、靜態地看待中國憲法,因為中國憲法從一開始就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其他國家一開始制定憲法的總體精神在以后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像美國憲法制定200多年了,雖然也變化過,通過成文的不成文的修改,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改變了不少,但總體精神還是原來的。我們雖然只經過了30年不到,或者從1949年算起的話60年,但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的實際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以一種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憲法,不能拿過去老的東西生搬硬套,這樣最后必然會阻礙中國社會進步。
這是關于方法論的功能主義和規范主義的爭論,我覺得這個爭論對于中國社會也還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我并不是絕對否定規范主義,因為要認真對待憲法就必須認真對待它的具體條文,但問題是對待哪個條文,我們必須在方法論上對它有一個梳理,那個時候才能談得上認真對待憲法條文。但這件事情目前我們還沒有做,所以我們必須要采用變通的方式來看待這種現象。如果采用過分教條僵化的方式,首先會阻礙社會發展,其次會讓人們疏遠憲法。如果一部憲法對社會發展沒有好處,只有壞處,不再推動發展,反而束縛發展,最后必然會讓公民對憲法產生反感。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記:我國的憲法有關于公民權利義務的規定,國外憲法中很少規定義務,我國是否有必要調整,使憲法更多地保護公民而非約束公民?
張:這個問題我們也經常討論,但在學界不是非常熱烈,因為在現實社會中,我們也沒有實施憲法義務。所有的憲法義務都是由一般立法來規定的,憲法只不過是提到了這個義務而已,比如納稅的義務是通過稅法來具體規定,參軍的義務通過征兵方面的法律規定等等。所以說,憲法規定的義務至多只是發揮一種宣示的作用,不可能發揮實質的法律的作用。這也是憲法不夠完善的一個地方,我想今后是應該修改的,但是因為沒有實施,所以危害還不是那么明顯。
“法學研究最重要的素材就是司法判例,但我們現在司法判決的質量普遍很低。雖然司法改革的一個內容就是希望提高判決書的質量,目前也有所提高,但各地水平參差不齊,總體質量還是很低,八股文風非常嚴重。”
記:我國憲法學的研究現狀如何?
張:總體上我覺得憲法學的研究,跟其他國家尤其是跟美國相比落后很多。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們的學者學術水平的局限,因為以前大部分學者都是在國內接受訓練,而以前的法學教育水平就這么高,這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的制度。中國目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法學研究的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立法比以前大大增多,法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提高得不多,尤其體現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所以給學者的研究帶來很大的困惑。有些學科相對好一些,比如民法、經濟法、商法,包括刑法,因為他們有一些實際的素材,盡管這些素材也是有問題的。
法學研究最重要的素材就是司法判例,但我們現在司法判決的質量普遍很低。雖然司法改革的一個內容就是希望提高判決書的質量,目前也有所提高,但各地水平參差不齊,總體質量還是很低,八股文風非常嚴重。這樣一來,就給法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帶來很大的局限性。像美國的法學論文基本上是以某一個判例為起點,對它加以評判闡述。我們現在沒有,這樣就會造成從條文到條文,實質性的研究較少,而且局限在比較淺層次的水平上,簡單重復研究、熱點問題一窩蜂的現象很普遍。這就是總體上法學研究的狀況。
憲法學更是如此。別的學科問題是判例水平高低,而憲法學根本就沒有。原先一例絕無僅有的“齊玉苓案”,后來還被廢止了,所以現在就是零,完全沒有。當然我們還可以討論外國憲法學,但中國憲法學的研究必然就會受限制。我們目前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以外國憲法為參照系,討論同樣的問題。比如土地征收,國外怎么處理這類問題,然后我們來考察中國的土地征收中存在的問題,兩相對比探討中國今后該怎么做。但這樣的方式也可能存在問題,別的學者會說你不能把外國的東西直接用到中國來,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但中國憲法學現在有什么可以拿來研究呢?中國憲法只有事件、事例,從來沒有判例,所以我們只能根據理性,根據人們普遍的行為規律來探討如何解決憲法當中出現的問題。可能別人吃面包,我們吃米飯,但是都得吃東西,這是共同的,對不對?在很多地方,人們的行為都是遵循一種共性,所以說西方憲法當中的一些制度還是可以參照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的。這種討論一般不可能非常深入,但還是有價值的,我覺得比那些單純的生搬硬套中國憲法條文有價值的多,當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說,一方面是法學研究的低層次導致我們法治的低水平;反過來,法制的低水平又局限了法學的研究。怎么樣打破這種局限呢?我想兩方面應該有更多的合作。比如我們作為法學的學者應當推進法學教育和法治發展,從而提高判決書的質量;反過來,判決書說理更加充分,質量更高,也可以為學術研究提供更豐富的素材。這樣我們的法治和法學才能進入良性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