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4 02: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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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時機理論認為：股票高估時企業會選擇發行股票，股票低估時企業會選擇回購股票，對企業來說并不存在最佳的資本結構。本文利用市場時機理論討論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
一、研究設計和樣本選擇
1.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考察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本文分以下兩個步驟進行回歸分析：
首先單獨分析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然后加入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公司擔保價值三個控制變量，檢驗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否還有解釋作用，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D：賬面總借款
A：賬面總資產
M：每股股票價格
B：每股資產賬面價值
PPE：固定資產賬面價值
EBIT：息稅前利潤
2.樣本選擇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在不考慮其他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的情況下，研究不同上市年度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影響的變化，以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我們以每個上市公司IPO 時間為一個時點，對每個時點的上市公司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發現只有在IPO當年和IPO后第一年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具有顯著的負影響，在其他年份均沒有顯著的關系。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加入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公司擔保價值為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見表。
市值與賬面值比（M/B）在IPO當年和IPO+8年與資本結構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IPO+1年卻與資本結構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其他年度與資本結構的關系均不明顯。這說明，在山東上市公司中沒有發現顯著的市場時機選擇行為，然而山東上市公司近十年的平均市盈率為73倍，公司管理者卻沒有充分利用市場對股票價格的高估狀況。山東上市公司的近十年加權平均平均收益率為4.36%，而《公司法》對上市公司增發的條件是最近3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山東很多上市公司沒有達到增發的要求。而且，在IPO+8年，我們可以看到，M/B與資本結構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符合市場時機理論。可見，再融資政策沒有消除市場時機的基本存在特征，但卻從市場外部對企業融資條件設置了制度性限制，影響了市場時機對企業融資選擇的作用機理。山東上市公司受到再融資政策的限制導致M/B沒有顯著地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再融資政策約束下的市場時機沒有對企業的融資行為產生影響，在IPO后的7年里，普遍的股權融資偏好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融資結果。
關鍵詞：旅游；霸王條款；示范合同。
近年來，隨著中國旅游業的不斷成熟和市場規模的擴大，旅游服務活動中的糾紛也日益增多，其中，旅游合同中的“霸王條款”現象尤為引人注目。據調查，僅2011 年，四川旅游投訴問題竟高達70%是在霸王條款上面，表現為旅游服務企業在旅游合同中設置了種種不對稱、不公平格式條款，達到減免旅游企業自身責任，增加消費者義務的目的。
例如：（1 ）“出現單身男女需自補房價差”；（2 ）“以出團確認的行程為準，本公司保留最終解釋”；（3 ）“旅行社有權臨時改變旅游行程”；（4 ）“旅客所住宿的是三星級標準酒店”或“準三星級酒店”等等。
（一） 旅游合同中“霸王條款”產生的原因分析。
何以在急速發展、競爭激烈的旅游業中會出現如此多的霸王條款，甚至一時成為整個行業約定俗成的“行業慣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四個方面。
1.由于旅游行業的特點，使得旅游消費者在對旅游信息的掌握方面，相對處于弱勢的地位。旅游者對于所要旅游的目的地，通常都比較陌生，因而對于旅行社所安排的具體景點、團費、食宿、購物、交通等究竟是否符合實際、是否合理可行，缺乏足夠的了解，對于旅游產品也就難以分辨其優劣。這種信息上的不對等，很容易使得旅行社有利可乘，使得旅游消費者不知不覺就踏進了霸王條款的陷阱。
2.絕大多數旅游合同是由旅行社為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的格式合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示范標準，這就使得旅游者根本沒有機會對于旅游合同中的每一條詳細磋商交涉。事實上，對于同一家旅游經營者所提供的旅游合同而言，旅游者只存在接受與不接受兩種選擇，非此即彼，并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選擇余地。而很多時候，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情況下，旅行社仍然敢于制定不平等條款甚至是霸王條款，是整個行業的風氣使然，因此，對于眾多的“行業慣例”，旅游者的選擇面就更小了。
3.中國旅游消費者大多維權意識淡薄，受傳統消費觀念的影響，常常是你怎么規定我就怎么去消費，不習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有些旅游者自身權益受到了侵害都不知道，有些旅游者即使稍有不滿也是能忍即忍，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懶得花費時間和精力去維權，再加上中國現行的旅游投訴機制確實成本比較大，很多人都選擇了隱忍，這也間接地對旅游合同中霸王條款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4.旅游合同中“霸王條款”問題的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旅行社經營過程的高風險、高不確定性。我們知道，霸王條款出現較多的行業，如電力、銀行、鐵路等，一般都是基于其壟斷地位，但是旅游業中的旅游經營者卻有成千上萬家，而且它們的產品具有高度替代性，競爭十分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現行行業中的霸王條款問題，可見并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企業的意志所決定的，相反是由于整個行業經營過程中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特點所帶來的。
（二） 旅游合同中“霸王條款”問題的解決之道。
針對“霸王條款”的問題，中國立法曾經多層次多方位地對格式條款做了規制，這些大多體現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如二十四條）和《合同法》（如四十一條）中，但由于缺乏對旅游業的行業針對性，且原則性規定多，可操作性規定少，往往難以滿足實際操作的需要。
筆者認為杜絕霸王條款等不平等條款在旅游合同中出現，要從旅游格式合同著手，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制定出完善的旅游示范合同，將旅行社和消費者的權利義務置于平等地位，達到社會示范和內容控制的作用。事實上，早些年，國家旅游局亦曾出臺《國內旅游組團合同》并使用至今，但由于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沒有強制統一使用規范的國內旅游組團合同，加之旅游經營者所提供的產品品種繁多，往往可以根據特定的情況進行靈活組合和調整，一份《國內旅游組團合同》難以滿足旅游業千差萬別的需要，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普及。這就需要旅游行政管理部門組織力量，制定出更加合理完善的旅游示范合同，這些合同的條款的編寫應以明確雙方風險為原則，同時也要適當考慮旅行社方面，減少旅行社經營的不確定性，規避旅游活動中的高風險性。
（三） 旅游示范合同制定過程中的幾點注意事項。
如何制定和完善旅游示范合同，使之在實際操作中真正切實可行，應當注意幾個方面：
1.編寫針對盡可能多情況的合同條款。旅游業具有其特殊性，一份示范合同不可能滿足旅游活動千差萬別的需要，這就要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門組織力量，編寫針對盡可能多情況的合同條款，供消費者同旅行社簽訂合同時作為參考，這些合同的條款的編寫應以明確雙方風險、公平公開、合理提示為原則。
2.充分利用標準合同中的備注條款，發揮旅游消費者的作用。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 致的，應采用非格式條款。”因此，在旅游合同中，由雙方磋商協議而寫入的非格式條款的效力是要高于旅行社事先擬定的格式條款的效力。考慮到滿足旅游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和切實維護其權益，在旅游示范合同中可以留有專門的“特別約定”或“補充約定”一欄，用以填寫旅游消費者和旅行社達成的個性化約定，充分發揮旅游消費者的作用。
3.平衡和征求旅游消費者和經營者雙方的意見。在合同雙方權利和義務上，應力求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在重視保障旅游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要維護旅游營業人一方的利益，減少旅行社經營的不確定性，規避旅游活動中的高風險性。
可采用聽證會的方式廣泛征求廣大旅游消費者和旅游經營者雙方的意見。
4.吸收借鑒國外旅游示范合同的成功經驗。中國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可以多吸收借鑒國外旅游示范合同上的成功經驗，如日本的“旅游業標準約款”就是日本旅游合同的范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成熟的立法經驗為中國旅游合同的規范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而在中國的旅游市場日益與國外接軌的前提下，這樣的借鑒和移植更能體現出它的價值。
中國的旅游業發展迅猛但興起較晚，因此在許多旅游政策法規上相對還比較落后，無法滿足旅游業發展的需要，也就滋生了“霸王條款”等不平等條款問題，這就需要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自上而下地制定和完善統一規范的旅游示范合同，切實有效地保障旅游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當然，除此之外，還需要從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進一步進行統籌整頓和規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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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司法；公司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起源和涵義。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1916年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J.Maurice Clark）在《政治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刊》上發表的《改變中的經濟責任的基礎》一文中寫到“：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可查實的、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文獻。然而，克拉克雖然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沒有給出公司社會責任相應的概念或定義。直至近四十年后，鮑恩（Howard R.Bowen）才首次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鮑恩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其將“商人的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
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并非是絕對對立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若只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則會導致公司為了營利而不擇手段，爾虞我詐，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將導致整體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和不安，最終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發展；若只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則會令公司背上嚴重的負擔，挫傷公司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最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同時也損害了職工、消費者等與公司相關的主體的利益。因此，應當用公司“利潤最優化”取代“利潤最大化”，即公司在為股東追求利潤的同時，適當地兼顧公共利益，在滿足股東對利潤的需求時，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達到公司的營利性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兩者之間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國，公司的社會責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些社會利益包括債權人利益、雇員（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中小競爭者、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等內容。
二、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立法的現狀。
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條的形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采取了“應為”
模式的法律規范，強調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這顯然與授權性、鼓勵性法律規范迥然不同。從約束規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從約束主體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會公眾；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內容來看，這顯然應當理解為公司的一項硬任務、一項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義務。《公司法》的新規定，說明公司已經逐步成為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和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公司的一舉一動，將影響眾多與公司利益相關的社會利益。因此《公司法》對公司的社會責任加以規定，是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現狀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對減輕公司負擔、促進公司發展的考慮，《公司法》中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過于狹窄，不夠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關法規對公司職工的利益保護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然而它對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債權人、消費者、當地居民等，公司應當如何盡社會責任以及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限度卻沒有作出相關的規定。以當地居民為例，公司對其所在地居民的責任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上，但是在當前的公司法中對這方面的規定卻是空白的。而在相關的環境保護法規中，也僅僅是對公司的排污標準和處罰標準作了相關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在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后相關部門才對肇事公司進行查處整頓。
因此如何在事前對公司進行法律規制，防患于未然，這就顯得極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即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究竟是基于法律義務的要求還是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國《公司法》強調公司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卻沒有說明義務的內容，這又給人產生一種公司的社會責任僅僅是一種道德責任的感覺。這樣的一種模糊性的規定客觀上帶來了實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和其應盡的道德義務的關系。因此，明確公司的社會責任的性質，有利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落實，杜絕公司以道德責任無強制執行力為由而逃避社會責任。
再次，《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可訴性不明確。
《公司法》盡管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卻沒有對公司如果不承擔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后果、公司的利益相關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如果不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可訴性問題作出規定的話，公司的社會責任制度將僅僅成為一種擺設，而無法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中。
三、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與完善。
1.完善與公司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和司法的力度。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和性質，應當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確的說明，并且明確例舉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并通過《勞動法》、《消費者效益保護法》、《產品責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形成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體系。另一方面，勞動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弱者地位決定了要切實保護勞動者權利和消費者權益就必須輔之以行政行為，加強管理論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監督。因此在執法和司法上，應當加大監管力度，防止公司濫用經濟力量，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同時，加大對損害社會利益行為的處罰力度，將成為維持和貫徹公司社會責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線。
2.改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勞動者、消費者與其他非股東利益代表在公司機構中的參與制度。 轉貼于
我國2002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一次以專章的形式規定了利益相關者，并明確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續發展、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關注所在社區的福利、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等問題，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然而，仔細研讀后卻不難發現，該項規定僅具有指導作用，對于公司卻并無真正的約束。其原因在于在當前的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中的權力機構———股東會，決策機構———董事會往往都由股東或者代表股東利益的人組成，因此在公司的運作和決策中，都是以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核心和出發點的。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當從公司的內部著手，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完善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使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到公司的治理中來，使公司的經營真正能夠體現社會整體的利益，維護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
3.建立披露信息機制和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
在我國當前的信息披露機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僅限于公司的財務和業務等信息。但是，隨著公司的壯大和發展，公司的一舉一動已經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擴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如公司的債務情況、企業內員工權益的保護狀況、商品質量及消費者投訴狀況、環境污染狀況、社區關系狀況等也應當納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圍。企業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行動綱領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激勵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因此，加強公司利益與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根本途徑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機制，能夠使公司的社會責任與營利性目標有效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企業發展的持久動力。
4.借鑒國際經驗，引導公司參與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公司社會責任的推展離不開相關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活動。一般而言，這類認證是在政府的指導和監督下，由非政府組織出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認證和審核機構，從社會、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給予客地的評估和審核，并定期公布評估結果，使之成為權威的參考依據。社會責任標準認證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約束機制，可以促使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政府應當引導企業參與社會責任標準的認證。以SA8000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國非政府組織———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社會責任標準，是全球第一個針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認定標準，其宗旨是規范企業道德行為。它把企業的非經營性、非技術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使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護人有了可衡量的具體量化標準。
5.加強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訴權保護機制。
目前我國新《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尚屬于一種倡導性的規范，缺乏訴權的保護。例如《公司法》第五條規定了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那么如果公司不履行社會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法官該如何作出判決，這些都存在一些法律適用的難題。因此，在以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中，應該完善有關公司違反社會責任時應承擔何種法律后果的規定，賦予利益受損的利益相關者以訴權，保證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濟，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公司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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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問題”的提出與早期爭論
從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們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學研究雖走過了不菲的歷程，其理論建構卻長期缺乏統一的哲學基礎。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歷史留給人們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識的積累、融合與揚棄，而是不斷的變化、中斷或革命，多元的、經驗的觀念變革或差異沖突壓倒了理論自身的演進邏輯。公共管理學研究沒有鎖定穩定的軌道，它的興趣范圍似乎是隨意和無限的;它沒有發展出一套方法論或主流意義上的研究綱領和范式，據此將不同的學者聯系起來，便于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對話;它的研究對象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仍模糊不清。這不僅使其無力有效應對實踐及相鄰學科特別是政治學對自己學科地位的挑戰，難以擺脫所謂的“認同危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學研究者的學科信仰及從業熱情受到挫傷。［2］“大問題”的提出從一個角度表達了人們為擺脫此類危機或困擾所做的努力。1995年，貝恩發表了《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一文，率先拉開“大問題”討論的序幕。
受物理學啟示，貝恩認為在公共管理學領域存在三個像物理學家經常討論的基本問題，稱其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微觀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組織運轉中“程序規則———不良業績———更多的規則”這種微觀管理的循環?公共管理的不良績效與圍繞管理關系存在的主體間的相互不信任有關，這種不信任會抑制公共組織的表現，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績效和規則制定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如何削減內在于不同主體之間的不信任，打破微觀管理中的這種循環，是公共管理學研究的一大難題。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激勵，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勵人們努力、智慧地為達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經濟學雖然將委托關系看作組織行為的中心問題，但由于它將控制而不是激勵看作有效委托關系的關鍵，使委托范式暗含著可能偏離實際的假定①。在經濟學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樣控制人行為為核心的委托問題，在應用中轉化成怎樣避免委托人試圖控制人時引起的功能失常行為問題。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樣更好地達到社會目標或什么目標應當被追求，如何激勵公職人員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為公共管理效率改進不能回避的又一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所謂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們機構的表現業績?為了知道一個公共機構或其成員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須界定完成什么對好的工作業績能做出貢獻，由此確定度量的對象。而確定與工作業績內在相關的度量對象常常是困難的。當投入和產出度量不能揭示組織真正所完成的業績時，較好的方法也許是去檢查組織運作的結果或影響。在工作努力和結果的關聯又不總是明顯的情況下，斷定組織成員工作的努力程度常變得相當困難。如何度量工作業績以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因此成為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3］313－324在貝恩看來，上述三個問題都基于這樣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僅僅是理解公共機構的行為，而且是如何改進公共機構的表現。如果研究者們能有效回答這些問題，則將為提高公共機構的績效做出貢獻。貝恩的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社會反應，紐曼(1996)和柯林(1996)的論文代表著最早的學術反應。針對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題為《什么使公共管理學成為科學?或“大問題”真的大嗎?》一文中，紐曼倡導在哲學層面上考慮學科的大問題。認為對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揭示必須在這門學科研究最基本的層面進行，且應當揭示該學科的本質和存在動力。真正的大問題不應當是貝恩意義上的應用問題，而應當屬于這類問題:什么是一個組織或公共組織的本質?公共組織如何與它的環境相關?管理一個組織意味著什么?［4］409－415
在題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學大問題》中，柯林表達了與紐曼和貝恩皆有所不同的觀點。基于公共管理與政治、法律等社會因素的密切關系，柯林認為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確立必須滿足四個標準:根植于民主政治的達成;提高到社會的水平;面對集體行動手段的復雜性;強調更加有效的社會學習。在此標準下，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包括7個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動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體行動的手段，據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過程也向核心的社會價值負責?(2)什么是社會中集體行動的非政府角色，怎樣保護和培育這種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結構之間有什么適當的權衡?(4)怎樣解決國家和地方在政治舞臺上的緊張局勢?(5)什么樣的決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論原則可以被利用?(6)什么樣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領導之間應當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會的學習過程，改進有效選擇、可替代后果、達成目標、特別是培育和發展民主政體的知識?［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點和方法
基于人們對公共管理學學科建構的不滿及理論重建的需要，圍繞“大問題”的首輪之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認識到“大問題”研究的重要和激勵效應，美國《公共管理評論》不僅于2000年發表本刊編輯的專文(CamillaStivers，2000)，對“大問題”研究的意義予以肯定:跨越不斷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學科和特殊的讀者群體，給日益碎片化和微觀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務于公共管理的學術和實踐;［6］194－199而且在2001年開設專欄，給“大問題”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勵。柯林作為“大問題”早期爭論的特殊專家，在專欄開篇中發表了《大問題對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強調并闡述了“大問題”對民主社會公共管理學術研究與實踐的價值。柯林認為，有效認同并處理“大問題”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過度關注組織運行中的工具問題。“大問題”不應集中于工具而應聚焦于公共管理對社會的后果和價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樣影響社會應當成為聚焦的中心，“大問題”應當由此論域引申出來。除了自己倡導的傾向，柯林總結了“大問題”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繼續在機構組織工具層面及人管理方面開展工作，以期在微觀管理方面有所發現;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機制如何克服現代國家中存在的分散獨立和碎片現象，以期形成更為廣泛的治理、網絡和行政連接的理論;一些研究將視野從人操作層次拓展至非政府組織行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一些研究則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將焦點置于社會行為者對公共管理人的影響。柯林在堅持自己1996年觀點的同時認為，對于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來說，“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同樣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雖會得到改進，但有效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應當是理論堅定、經驗準確和可執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人類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機構。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層面，而在于它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久價值。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必須涉及怎樣使我們的社會對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這種持久的價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紀以來的“大問題”研究似乎并未朝著他期盼的方向邁進，其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分散的趨向。與20世紀集中于普遍性問題的爭論有所不同，認識到研究起點、觀察維度對結論的影響，一些學者以方法論變化為手段，尋求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突破。在他們看來，公共管理問題研究必須慮及管理過程依存的關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種管理行為，與將其置于網絡關系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對于“大問題”的確立也因此可能相異。關注公共管理行為的依存條件，既是對象世界的客觀邏輯，也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要求。艾格雷諾夫、麥圭爾(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漢(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達了這一傾向。與此同時，意識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關系，另一些學者將研究對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學科和應用部門領域，通過對區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為普遍性大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這包含有兩種學術趨向:一種趨向在尋求、總結“大問題”的過程中將研究視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學科內的分支領域，以此展示“大問題”存在的豐富內涵和微觀基礎，布魯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庫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體歸于這一傾向;一種趨向將“大問題”探究拓展到感性具體的應用管理部門，與此匹配的分析和觀點雖不具有普適性，對普遍性問題的概括和檢驗卻提供了一種經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論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對具體公共部門管理事務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研究傾向。就理論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的討論更具意義。和傳統公共管理研究給人的印象一樣，在對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梳理中學者們已經發現，研究方式或方法論選擇的過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學研究重蹈“認同危機”的舊轍。
致力于理論重建的努力雖然使“大問題”研究者認識到了集中統一的某種重要，但遠未達到貝恩設想的集中狀態。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論域的“大問題”越來越多并日趨多元和分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研究方法的差異是主要原因之一。觀察維度和邏輯起點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論的一種差異。貝恩和柯林在早期爭論中所以會各執己見，首先源于他們研究中選擇的邏輯起點彼此不同。貝恩的研究從機構開始，因而微觀組織和管理技術被賦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從制度開始，民主政治、社會參與自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為解決大問題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漢于2001年發表了題為《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方法中連結與隔斷的挑戰》的論文，主張建立一種包容廣泛、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連接起來的新的基礎或起點，用以克服單一維度或層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會作為研究起點或觀察維度就可能具有這種包容性。社會是一個廣泛系統，個人、團隊、組織、制度等各種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納入其中。當以社會為基點考察“大問題”時，人們必須顧及社會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種現象間的秩序與嵌套關系，對“大問題”的概括便容易趨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會角度看待組織與制度，以組織為起點的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為起點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現為形式上的嚴格沖突，而顯現為本質上的交融或趨同。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組織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行為方式。組織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組織得以建立和實施，它們皆屬社會系統互惠存在的構成部分。
與卡拉漢直接從方法論角度尋求改進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諾夫和麥圭爾(2001)從公共管理對象及其存在方式與背景轉換維度，體現了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認知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管理對象應當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和管理理論，基于其上的“大問題”因此也應當是不同的。如果說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多以單一組織的研究為核心，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須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和規律。公共網絡管理提供了發現這種問題和規律的一個平臺。2001年發表的《公共網絡管理中的大問題》是二人基于這一觀點所做的嘗試。受數學學科的啟示，這篇文章首先也對“大問題”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說希爾伯特100多年前對未來數學研究提出待解問題被傳為佳話，那么它同時也向學術研究傳遞了一個信息:那些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不僅不是學科發展的障礙，而往往相反是學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學應該屬于這樣一個學科，它需要發現并解決屬于自己的核心問題。日益凸顯的公共網絡管理研究是這一學科的重要構成。網絡意味著對單個組織的超越，在組織群體的交織中看待并實施管理，這與傳統聚焦于邊界清晰的單一組織管理有所不同。當公共管理面臨的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重組織如多重政府交織的存在對象時，既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也難以依靠線性的組織權威和官僚層級指令，便需要建構超越傳統的管理理論，建立基于網絡關系基礎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學說。為建立這樣的學說，作者提出并討論了與公共網絡管理相關的七個“大問題”:(1)是否有一個等同于傳統管理程序的功能網絡，在網絡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計劃、組織、人事、指導、協調、報告、預算即POSDCORB①?(2)網絡管理中的群體決策與工作中那些基于行為科學或其他學習與決策過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網絡提供的靈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適應或程序調整?(4)網絡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責任?(5)網絡中與組織法律理性權威相對應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網絡中的權力如何展示，它對群體問題解決的影響是什么?(7)公共管理網絡產生不曾發生的結果嗎?［9］295－326
三、非營利管理研究對“大問題”的回答
除方法論上新的嘗試，將研究對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學科的分支領域，透過對分領域問題的微觀考察，尋求或檢驗對普遍性問題的回答，是新世紀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又一傾向。在此方向，布魯克斯和庫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發表的《非營利管理幫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問題》中，布魯克斯試圖通過對非營利管理問題的分析尋找公共管理“大問題”的答案。這種分析從非營利管理研究議題的分布開始，目的在于發現“大問題”集中的領域。根據《非營利管理和領導》雜志編輯丹尼斯•楊(DennisR．Young，1993，1997)對“當代非營利組織關鍵問題”的界定和歸類，布魯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該雜志的主題及所占比例，將其概括為如下幾類:委員會治理8%;行政領導8%;人力資源管理12%;財政資源7%;對變化的戰略適應9%;組織結構14%;表現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營利問題學術雜志發文的主題，發現基本議題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這些議題與貝恩的“大問題”多有重疊，通過它們可以對貝恩的“大問題”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據貝恩的觀點，公共管理部門中的委托人即被選官員不能通過規則的強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為，由此導致微觀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績效和更多規則的惡性循環。在缺乏較好績效控制技術的情況下，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削減不信任，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魯克斯認為，與一般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的行政等級更具模糊性。譬如，非營利董事會負責其組織高層的監管時，經常會被要求產生諸如負責籌款、協調管理等具體的功能行為，由此延伸了董事會的責任鏈。當董事會這樣去做的時候，意味著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這種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狀態會影響董事會的有效治理。為了提高非營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會的任務應當合理地限于政策層面。
有效的非營利管理董事會傾向于與組織的日常行政無涉，它們對于操作層面事務的干預僅僅限于危機時期。這些特點與公共管理明顯相似。在公共部門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也常常對組織運行的官僚程序感興趣，這不但會降低董事會的效率，還可能導致一類基于委員會介入細節而引發的危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操作干預都應限于危機時期，且危機干預必須是經濟的。雖然非營利董事和公共部門的委托人有所區別，但二者關于微觀管理的問題和答案是相似的。從非營利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為了消減公共管理領域委托關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將其在人層次的干預限于危機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門的雇員管理可以從非營利志愿者激勵問題的分析中發現啟示。雇員激勵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個“大問題”。公務員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難以像企業家那樣解雇或獎勵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績效認知的困難既意味著道德約束的失控，也意味著不當激勵出現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壞雇員驅逐好雇員的現象。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公共部門較低的工資，非金錢補償成為一種平衡機制。布魯克斯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雇員在任何領域掙得補償C，那里C=W+V。W代表著貨幣類收益如工資，V代表非金錢收益如工作滿意。想象一個雇員在兩份工作之間進行選擇:一份是私營公司的工作，貨幣收入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貨幣收入為Wg。如果Wp＞Wg，但是雇員選擇了地方政府工作，則存在Vg＞Vp，即非金錢收益在政府部門比私營部門更高。這表明公共部門對雇員的激勵主要來自非金錢收益。和政府一類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勞動力介入的貨幣收益為零(即W=0)，他們的收益補償全部來自非金錢力量方面(即C=V)。如果貨幣收益為零，激勵一個人成為志愿者參與非營利性活動的動力便只能從非貨幣收益方面去尋找。這種非貨幣收益雖然大部分不能為管理者所操縱，其主要方面卻可以被分離出來予以考察，它們構成激勵志愿者行為的主要因素。諸如:認識到活動的意義而為社會或社區改進而工作，做有責任的公民;表達個人態度，顯示對他人的關愛;學習新知識和技巧，增加職業生涯的選擇機會和能力;發展領導和團隊技巧，建構自我尊敬，提升或賦予生命以意義;經歷新挑戰，豐富自身閱歷，體驗積極的組織文化，享受特殊時光。這一切對志愿者來說都是與貨幣收益不同的獎勵。在志愿行為關系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會存在一種雙贏情景，志愿者在給他人帶來福利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雇員激勵雖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間的部分重疊使前者可以從后者得到啟示。譬如，非金錢雇傭關系在公共領域和志愿者領域應當是被認同的，認識到形式多樣的非金錢收益的激勵價值，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可能實現對非營利或公共部門工作的改進;營銷大部分無形收益對招聘、保留和激勵非營利或公共部門的雇員都會有所幫助。
績效度量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個“大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人們致力于量化標準的發現和應用，不斷強化投入產出意識，公共管理的績效評價依舊充滿模糊性。普遍認同的原因是，目標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難以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也缺乏讓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勵。布魯克斯認為，公共機構中也許不存在像企業生存必須維系的那種可測度的成本或利潤底線。非營利管理存在類似的情形。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必須擁有并認識到它的生存底線，以避免倒閉或消亡的風險;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存在目標的多維或模糊性，且經常被寄托或賦予公共使命。在此狀況下，發展一種績效評估的多維方法，是度量非營利領域業績表現的合理選擇。布魯克斯介紹了庫什納和普爾(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圍繞這一問題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從4個維度界定非營利組織的業績表現:(1)是否獲得機構運作需要的充足資源或資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產出所需要的東西;(3)是否以依據組織使命的要求達成了既定目標;(4)機構服務的顧客是否滿意。在目標多元的非營利系統，這些維度都存在于一個反饋環中。例如，資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擬制承諾的目標達成或傷害選舉人的滿意，而這些負面效果又會引起更大的資源危機。因此，任何對這些維度的忽略都會產生對組織績效理解的殘缺。績效考察的這種多維方法對公共部門管理富有啟示。全面質量管理在政府機構的應用就具有這種多維特點，涉及對“顧客”滿意、目標達成、持續改進、員工參與等多方表現的度量。比較非營利管理與公共部門的業績表現可形成如下共識:尋求單一公共機構業績表現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適的;業績表現的構成不僅包括組織的運作效率，選民滿意，也包括機構資金的重組和目標的達成。這些維度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反饋機制，忽略其中一個因素同時意味著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煩。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應同時在多個維度來展開。
四、延伸研究:對行政倫理“大問題”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義上應當有其規范的倫理基礎，但這種基礎具體是什么卻時常困擾著公共論域中的許多學者和實踐者。2004年，庫珀發表了《行政倫理的大問題:對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將“大問題”研究延伸到行政倫理領域，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的規范基礎給予說明。［11］395－407
對這一問題常見的非正規表述是:哪種倫理在政府行政決策中應當被采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經驗及其他社會化經歷之上有個性的倫理觀點。除此之外，社會上還存在稱之為“職業倫理”的行為規范，公共行政倫理既是這種規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縱深發展的重要領域。庫珀概括了這一領域備受關注、可視為公共倫理選擇價值基礎的5個議題:(1)政權價值與憲法理論。自由、平等和財產權是與此相關的規范價值。(2)公民權理論。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賦予的權力，并承擔責任代替公民處理公共事務。(3)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政府行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該原則雖從未單獨成為被接受的中心，卻是行政倫理主要的價值規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深奧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見的性格特點或道德現象，將其理解為行政倫理的特點之一是對理性主義的矯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為政策和行政決策的終極原則發揮作用，提醒并約束公共管理行為必須代表廣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體的獨占利益。這些具有美國特點的價值規范是否和怎樣適合于其他國家令人深思。行政倫理規范的創造因國家而異嗎?有沒有可稱之為全球行政倫理的東西?如果行政倫理是社會性建構的，當社會交往使世界正變成相互依靠的整體時，是否會出現或建構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倫理?與此關聯的公共行政倫理的一個“大問題”是:基于個別國家或地區社會基礎之上的行政倫理范式在全球適用嗎?庫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國世界的公共管理倫理》(2000)中，庫珀與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正面解答。他們考察了自1970年以來大量的國際條約、協定、合同、公約和項目，發現其中蘊含著一些彼此認可或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基礎:自主決定、自由、真誠、信任、善始善終。這些價值觀既與美國文化相吻合，也適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只是人們常常不知道它們怎樣被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采納。譬如，缺乏透明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或破壞作用使得任何一個政府都面臨壓力，如果某個政府期望它的國家能夠長期繁榮和穩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決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為對政府信任的基礎，透明度就可能成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倫理價值。如果全球性價值倫理確實存在或能夠為人們所重建，是否會導致多樣性世界文化的破壞或同質化、西方化?庫珀的回答是否定的。盡管不同文化覆蓋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們依舊可能在一個包容廣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與行為個性，一方面富有地區特點，同時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進行組織設計以支持倫理行為是庫珀認為的公共行政倫理的第二個“大問題”。以邁歐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魯所做的實驗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實驗為例，庫珀分析了層級官僚組織的兩個局限:不僅在激勵職員的行為方面是失敗的，而且常常阻礙他們產生正確的倫理行為。譬如，在邁歐格拉姆的實驗室中，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宗教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試者，在有關提示和組織文化的誘使下，多會產生拋棄個人倫理責任的異端行為，如以痛苦和危險的方式對他人實施電擊。邁歐格拉姆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角色轉變”，即通過心理角色的逐漸過渡，受試者從相對自治的主體存在變成了實驗意志的某種工具。
當人成為工具時，便不再為個人的行為承擔倫理責任。津巴多的實驗則發現，大學生在模擬監獄分配的角色中，很快會變成對犯人有虐待傾向的惡劣的護衛，或對其他人和護衛實施侵略性報復的囚犯。在此，護衛和犯人一樣被組織中關聯的角色所俘獲。這些與有關文獻用“組織人”、“微觀政府”或“組織支配”概念刻畫官僚組織對其成員行為的塑造作用十分類似。“組織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組織成員如何忠誠地被組織所捆綁，以至于毫無疑問地依據組織的期望決定自己的行為;“微觀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倫理和法律如何規定，雇員都被要求是他們組織監督者的命令服從者;“組織支配”范式則反映了組織通過強化能夠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脅支配它們雇員的生活，由此導致成員行為的單調或片面化。大量文獻和行政倫理案例顯示，組織傾向于剝奪或阻礙其工作人員堅守他們的職業良心或倫理自由。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傾聽并支持倫理訴求的公共組織，有賴于公共管理倫理專家和組織問題專家的合作努力。庫珀提出的最后一個倫理“大問題”是，為公正起見，什么時間應該平等或不平等對待人們?傳統觀點認為，為了公正地對待每個人，必須同樣地對待每個人。20世紀中葉后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對這一觀念提出挑戰。公民權運動、反貧困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其他倫理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訴求迫使人們意識到，同等待人未必對每個人就是公正的。在回應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其偏好與訴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標準化的傳統觀念有著名不副實的困難。客觀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機構為中心給予的服務時，許多公民經常覺得他們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個倫理問題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時候都同樣地對待人們。
在一些情況下，它要求給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需要差別待遇。但清楚理解這兩種公正方式的標準時常也是困難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能看到公正與差別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殘疾人待遇時給予的特殊照顧，在社會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卻茫然于明顯的觀念沖突，譬如，同性戀者們基于平等的觀念堅持維護他們結婚的權利，要求同性戀者之間對忠誠的承諾應該被像其他人那樣得到對待;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婚姻應該僅僅存在于異性之間。由此引起的激烈爭論是:什么樣的資格應同等對待，什么樣的同等對待應該禁止?以相同方式對待每個人也許不是理想的普世價值觀，但何時需要平等對待，何時需要不平等對待，則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總是等價的，我們必須解決這樣一些關聯問題:什么時候不平等對待是公正的，什么時候平等對待是公正的?是應該標準化每一個問題，還是給予一些情況特殊考慮?假若各個方面的情況都要考慮，又如何對標準化和多樣性進行綜合?
五、價值與啟示
論文關鍵詞：銀行不良資產；成因分析；風險管理；法律規制
一、金觸不良資產之現狀與成因
(一)金觸不良資產現狀
1999年底，國家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華融、信達、長城和東方，目的在于協助消化四大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的19001)億元不良貸款。2001年底，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指出，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已達18001〕億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20001〕億元。據統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信貸資產，1990年為2952億元，1996年達9500元億,6年間增加了兩倍多。至1999年高達18001〕億，3年間幾乎又翻了一番。國有銀行在近五年間消化了將近15001〕億元不良貸款(尤其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現的不良貸款總量幾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國務院批準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是我國借鑒國際經驗和方法，處理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重大舉措。但是，五年過去了，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總量卻有增無減，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從多角度、深層次分析金融不良資產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資產現狀的成因
1.國家所有“虛位”、具體責任“真空”、金融風險意識淡薄、銀行經營管理不善。
2.銀行體制弊端、金融監控缺漏、銀行職員素養缺失、金融犯罪問題嚴重。
3.銀行有法不依—法治觀念淡薄。
4.國企效益低下—債務轉嫁銀行。
5.誠信觀念缺失—逃廢金融債務。
6.人情關系文化滲透—銀行借貸關系扭曲。
二、金觸不良資產之法律規制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應認真學習、研究和借鑒西方銀行管理經驗，健全完善風險管理機制。
(一)巴塞爾原則及經臉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7月通過、于1997年4月補充修訂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衡量和資本標準的協議》(通稱《巴塞爾協議》)規定:資本對風險加權資產的最低目標標準比率為896，其中核心資本成分至少為496。該協議出臺之后，德國為首的歐共體各國紛紛響應，英國、日本等國銀行均嚴格達標。美國銀行不僅確保資本充足標準，并創造性地建立了資本風險預替系統，從而保障監管機構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進了美國金融業的穩健運行。1997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通過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規定了有效銀行監管的條件、審批程序、持續監管手段以及監管權力等有關方面的25項原則。巴塞爾委員會于1998年9月針對銀行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頒布的《銀行內控制度的基本原則》，先后在內控文化、風險識別評價、內控措施與責任、信息及其溝通和內控制度監測等方面，規定了13項原則。同時，巴塞爾委員會在吸取一些銀行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了《關于操作風險管理的報告)(關于銀行透明度的建設》等文件。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上述一系列原則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員國與眾多的非成員國的高度重視并適用，就在于這些規則和要求是巴塞爾委員會聚集了大批業內專家，針對銀行金融業務數年開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深人研究的結論、對策和成果，符合國際商業銀行發展的趨勢，具有內在的科學性和外在的權威性，是巴塞爾委員會與許多國家和國際性組織共同合作的結晶。
(二)西方銀行風險管理
金融業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對風險管理理論和實踐的不懈探討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經驗。20世紀30年代由美國建立的存款保險制度，有力地促進和穩定了美國銀行制度，亦先后為日本、聯邦德國、英國等國家所借鑒。目前，許多國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保險制度的創立和完善，豐富和發展了銀行監管體系，已成為防范金融風險的行之有效的舉措。
德國商業銀行在風險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風險度量法以及綜合運用風險規避、風險分散、風險轉嫁、風險補償等多管齊下的策略，加強金融監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風險。
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場可謂是剛剛踏上征程。我國加入WTO之后，商業銀行無疑要在經濟全球化的大市場中運作、經營和發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控制、減少、避免不良資產，應當認真汲取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監督管理水平和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水平。
(三)確立風險防范理念
學習和借鑒西方商業銀行管理經驗，牢固樹立風險防范理念。金融風險防范應是整個國家、銀行系統和銀行全體職員共同的事業。風險管理、風險防范、風險控制的觀念和意識，應根植于整個銀行系統內的每個部門、每個崗位、每位職員的靈魂深處。正如巴塞爾委員會頒布的“銀行內控制度的基本原則”的報告所要求的，董事會、管理層與全體員工應該在銀行內部營造一種“內控文化”。銀行的所有職員都應該了解各自在內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內控制度建設。
(四)建立完善風險管理機制
借鑒巴塞爾委員會頒布的原則、規則、標準和建議，汲取西方發達國家商業銀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建立和完善我國銀行系統的風險管理機制·，應是我國商業銀行防范金融風險，減少、避免金融不良資產的系統性工程。巴塞爾內控基本原則強調，內部控制是需要董事會、高級管理以及全體職員不懈努力而實現的過程，是一個能夠不斷進行風險控制信息反饋并能進行自我調整的動態過程。巴塞爾委員會在《有效監管核心原則》中指出，在有效銀行監管體系中，監管者必須具備操作上的獨立性和實施監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須全面了解各類銀行業務性質，并盡可能確保銀行自身適當風險管理，使各個銀行的風險水平得以評估，確保銀行具有充足的資源承擔風險。有效的銀行監管體系，必須具有統一、明確的責任和目標，必須具有銀行監管的適當法律框架，包括銀行機構的許可規則和持續性監管規則，監管者實施法律和執行審慎監管權的規定以及對監管者的法律保護，還應建立監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據巴塞爾委員會上述有關原則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應是有效的銀行監管與銀行內控制度的有機結合。
(五)健全銀行內控制度
從銀行內控制度而言，首先應建立決策科學化、管理規范化、運作現代化的風險管理機構。建立由董事會直接領導的、監控全面風險的、相對獨立的風險管理決策機構，決定銀行風險管理原則和風險管理程序，制定風險管理政策，監督評估執行管理層控制風險的管理狀態，提出風險管理的改進建議并監督其在限期內完成改進任務。風險管理決策機構下設獨立于銀行業務部門的風險管理職能部門，具體跟蹤監督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執行，開發風險管理技術，監管授信業務的授權和受信決策程序，識別評估銀行風險，分析確定可控性風險與不可控性風險，并對可控風險提出相應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關業務部門提出;對不可控風險，要及時報告風險決策機構，以便迅速采取相應對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風險、管理風險、經營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等所有各種風險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實現制度化、流程化、規范化的管理，杜絕任何一個不受制度約束的職員，避免任何一項不受規范監控的業務。第三，要不斷創新風險管理措施，積極借鑒西方商業銀行風險規避、風險分數、風險轉嫁、風險補償等風險處置策略和經驗，建立健全配套規范的風險處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體優化的員工隊伍。1995年1月，巴林銀行因資不抵債，被荷蘭國際集團以1美元的價格收購。幾代人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廈，被一個普通操盤手毀于頃刻之間。因此，“當銀行行長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個普通員工的一個違規操作，都可能誘發火山爆發而導致災難性后果”的說法不無道理。這正是金融企業不同于其他企業的特別之處:企業安危不僅僅系于管理層面，而且系于每個普通員工的手里。因此，商業銀行的員工隊伍務必整體優化。首先要創新隊伍建設理念，確立“員工為主人為本”、“我與企業共長久”的隊伍建設戰略，促使企業與員工目標一致、員工與企業同步發展。著力營造了解員工、理解員工、關心員工、尊重員工的人文氛圍，給予員工自我發展的空間，滿足員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員工均有成就感和歸屬感之時，也就是商業銀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員工培訓機制。通過有計劃、有步驟、分層次、分業務持續性地對不同崗位的職員進行系統性地培訓，以全面提高全體員工的綜合素質，日益增強每一位員工的風險防范意識和廉潔敬業意識，不斷提升員工的職業道德素養。第三要建立合理規范的工資福利制度。通過對不同崗位績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確定相應的工資福利待遇，同時輔助以獎勵機制。第四要創立科學的業績測評和職務晉升制度。針對不同的崗位和不同的層次以及不同的類別，分別確定相應業績質和量的指標，定期對每位員工的業績和潛能進行客觀全面的測評。確立科學的人才觀念，建立公平競爭、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寬晉升渠道，從而形成良性循環的激勵機制。
關鍵詞：互聯網 著作權 集體管理
分類號：D923.41
引用格式：魯冰.互聯網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探討――以文字作品為例[J/OL]. 知識管理論壇， 2016， 1（1）： 53-60.[引用日期]. http：///paperview？id=7.
1 國內外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的基本情況
1.1 國外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相關情況
19世紀中期以來，全球相當數量的國家設立了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組織模式、管理模式、運維模式等多個方面不盡相同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和團體相繼成立。雖然許多國家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主要內容大致相似，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模式卻存在較大差異。競爭性模式與壟斷性模式是現今主要的兩種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競爭性模式允許多個組織針對同類或者同一作品實施管理，權利人可以在多個組織之中根據需要自主選擇權利人，采用此類模式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等；壟斷性模式則是指在一個特定國家或者地區范圍內，同一種類作品的著作權只能通過唯一的管理組織進行管理，并由這個唯一的管理機構向使用者發放作品的一攬子許可以及提供相應服務，西班牙、巴西等國家采用的就是壟斷性模式。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性質也是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著作權集體管理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民間性團體組織、官方性組織機構、半官方性組織機構是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主要的3種類型，一般都會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法規中予以明確規定。在英美法系國家，著作權集體管理活動在法律上被視為商業行為，作品的著作權被視為動產，一般情況下，依據公司法和競爭法予以規范，并受到反壟斷法的制約。因此，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運維和發展一般不會受到當地政府過多的干涉和干預。
1.2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相關情況
1.2.1 概況
我國法律法規針對著作權集體管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等概念和相關內容已經有了相對完善的闡述。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經權利人授權，集中行使權利人的有關權利并以自己的名義進行的下列活動：與使用者訂立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許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向權利人轉付使用費；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等。第三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指為權利人的利益依法設立，根據權利人授權、對權利人的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進行集體管理的社會團體。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八條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被授權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并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規定所謂的作品主要包括多種形式創作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作品，其中包括文字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規定文字作品，是指小說、詩詞、散文、論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由于現今作品的形式多種多樣，每種作品的權利維護不盡相同，所以本文只針對文字作品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進行探討。
1.2.2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基本模式
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除依照本條例規定設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著作權集體管理活動。第七條中規定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具備下列條件：發起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權利人不少于50人；不與已經依法登記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業務范圍交叉、重合；能在全國范圍代表相關權利人的利益；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章程草案、使用費收取標準草案和向權利人轉付使用費的辦法草案。第四十四條規定擅自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或者分支機構，或者擅自從事著作權集體管理活動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或者民政部門依照職責分工予以取締，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以上法律法規決定了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具有壟斷性質，也就是說，對于具體權利只能有一個管理組織管理，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的開展是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所以，中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應該屬于壟斷性模式。
1.2.3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八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等由國務院另行規定。可見，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主管，設立條件在法律法規中有明確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七條規定依法享有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發起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據此可以判斷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性質為民間性團體。但是根據國內現有部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審批、建立、業務開展及發展現狀來判斷，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運維或多或少還是能夠發現官方力量介入的痕跡。
我國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下的管理組織很顯然帶有壟斷性質，管理機制不夠靈活，管理效率相對低下，某些環節的管理權力被濫用，服務價格不能及時調整，有些方面存在服務歧視等問題在具體業務工作中時有出現。這些不合理、不完善、不成熟之處，特別是在互聯網絡高速發展的當下，使得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提升授權效率、降低流通成本、遏制侵權行為、平衡相關利益乃至促進文字作品的推廣和傳播等方面的作用大幅度降低。例如，互聯網絡作為新興媒體的代表徹底改變了傳統媒介時期的出版格局，近年來自出版模式的悄然興起及迅速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當作者希望將自行編輯、出版、發行、于互聯網絡的文字作品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實現權益時，相關管理組織卻還把文字作品必須在國家批準的新聞出版單位發表或出版作為享受相關服務的基本條件，這樣的規定是不能夠滿足不斷變化的需求的。在互聯技術方面也有不少實例，比如先進的著作權保護技術可以將文字作品授權工作進一步細化，云技術可大大豐富著作權管理的實現方式，大數據可以使延伸性集體管理工作開展得更加便利等。陳舊的管理模式顯然不能適應時代的高速發展，因此創新管理模式勢在必行。本文試針對開放型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作簡單描述，希望對著作權集體管理事業的發展有所裨益。
2 開放型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初探
開放型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是指在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基礎上引入著作權集體管理服務機構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形成由原有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著作權集體管理服務機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等3個管理層次構成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的新的整體機制，原有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的工作重點轉向規范、管理、監督、創新、發展和規則的制定，著作權集體管理服務機構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則致力于技術、應用、服務、產品和市場，從而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由于開放型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的提出借鑒了CNNIC域名注冊管理機制，因此作者先從CNNIC域名注冊管理機制的介紹入手來簡單闡述開放型著作權集體管理模式。
2.1 CNNIC域名注冊管理機制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簡稱CNNIC，是1997年組建的行使國家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職責的管理和服務機構，負責我國域名注冊管理和根服務器運維。具有代表性的域名系統包括國家頂級域名.CN和中文域名，可為全球用戶提供不間斷的域名注冊、解析和WHOIS查詢等服務。
通過CNNIC的官方網站可以了解域名注冊的基本流程。以CN域名為例，大致為：選擇注冊域名和年限；查詢域名信息；選擇注冊服務機構；聯系注冊服務機構，并向其提交域名注冊信息、申請材料，簽署注冊協議；申請材料核實與域名信息審核。如果確定啟用域名，則須完成網站備案和域名解析工作。以上流程的幾個環節中都出現了“注冊服務機構”這樣的詞匯，可見注冊服務機構在域名注冊工作中不可或缺。在CNNIC的官方網站，注冊服務機構被定義為受理域名注冊申請并完成域名在國內頂級域名服務單位數據庫系統平臺中注冊的機構。注冊服務機構承擔了信息采集、材料初審、進度查詢、域名解析等工作，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形成很好的互補。在域名注冊管理中通過注冊服務機構的設立，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使得產品、價格、服務等因素圍繞著滿足最終用戶的需求而合理變動。注冊服務機構在域名注冊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要想從事域名注冊服務工作，或者說普通企業要成為注冊服務機構，需要經過CNNIC、工業和信息化部等有關部門的考察、審核與批準，并且需要簽訂相關合作協議。注冊服務機構可以授權注冊機構提供相應的域名服務產品。這樣，CNNIC、注冊服務機構、注冊機構就構成了域名注冊管理的整體機制，CNNIC偏重于管理、規范、發展和規則的制定，服務機構、機構則致力于服務、產品和市場的開發。
域名注冊管理機制的形成除了遵循其客觀性質和市場規律，還要有相關法律法規作為堅強的后盾和強有力的保障。《中國互聯網絡域名管理辦法》《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域名注冊實施細則》《中國互聯網絡域名爭議解決辦法》《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域名爭議解決程序規則》等法律法規均為域名注冊管理事業的發展保駕護航。與此同時，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執法司法部門、仲裁機構等也給予了相當力度的保障。例如，《中國互聯網絡域名管理辦法》對于域名、域名注冊管理機構、域名注冊服務機構等概念均有明確的定義，對于管理服務機構的設立條件也有明確的規定。
2.2 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借鑒
那么著作權集體管理可不可以采用域名注冊管理的方式呢？下面以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為例進行分析。
從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門戶網站可以了解到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于2008年成立，是由中國作家協會等12家單位和多名著作權人共同發起，從事著作權服務、保護和管理工作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是我國唯一的文字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其業務范圍主要包括：文字作品的登記、管理和信息的收集；維護會員的相關合法權利，阻止侵權行為；與使用者簽訂使用合同、發放許可證并收取相關費用；向著作權人分配使用報酬；代收轉非會員作品的使用費；與國外同類組織簽訂相互代表協議；從事相關內容的調查研究、對策建議、宣傳推廣和咨詢培訓等工作。在實際工作中，該網站也提供了對應的應用窗口來開展相應的服務項目。僅從業務范圍來分析，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承載了作品著作權生命周期過程中全部的業務活動，那么根據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的規定，可以判斷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具有一定的壟斷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