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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術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其產值增長速度遠大于整體工業的增長速度。2006年的美國國際數據公司(IDC)《軟件及IT服務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的研究報告指出，信息技術行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著眼于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的效率評價問題，同時，運用有關財務指標分析信息技術企業技術效率差距與財務指標間的關系。
目前，對上市公司的績效評價，傳統的方法都是通過股價變動，或者是通過一系列指標體系來評價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指標評價法逐漸完善，許多學者開始探討運用綜合的指標體系來考察上市公司的績效。國內部分學者已經將數據包絡分析法用于上市公司效率研究，胡洪力通過數據包絡分析對中國客車類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進行評估；并有學者運用DEA模型對農業、銀行業等做了效率分析。
本文運用的數據包絡(DEA)分析是以相對效率概念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一種效率評價方法，這種方法是使用數學規劃模型比較決策單元之間的相對效率，對決策單元做出評價。數據包絡分析與財務指標結合分析是一種不常用的方法，這兩種方法都是用來評價企業績效的，本文判斷兩種方法在評價企業績效中的相關性。
2 我國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效率分析
2.1 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效率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了47家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作為產出指標，主營業務成本以及期間費用作為投入指標(期間費用由營業費用、管理費用以及財務費用3項構成，是3項加和)，后面財務指標計算中的數據是依據不同財務指標的計算公式所得。
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來源于金融界網站中企業公布的基本財務數據，文章選取了2001年到2005年5年的企業數據進行分析。
在運用投入主導的規模報酬可變模型對上市公司的投入、產出指標進行運算之后，我們得出的基本結果見表1、表2、表3(這里給出的是技術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大于0.95、小于0.80的股票的效率值：并給出了規模效率大于0.99、小于0.90的股票的規模效率值)。
從2001年到2005年，整個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的效率平均值為0.8762，純技術效率的平均值為0.9056，規模效率的平均值為0.9666。數據所體現出來的效率值分布都很均勻，數值也比較高，這說明，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的效率差距比較小：規模效率的值也很大，5年平均值在0.99以上的上市公司有22家，約占47％。
47家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的技術效率值中，從2001年到2005年，效率值為1的企業在2001年、2004年、2005年這三年有5家，其余兩年有4家，占9.81％左右；這些企業可以視作技術有效率，處在生產前沿線上；效率值大于0.8小于1的企業數量最多，2001年處于該范圍的企業數為36家，2002年有34家，2003年有37家，2004年為36家，2005年為34家。5年技術效率的平均值大于0.95的企業有10家，約占21％；5年平均值小于0.8的企業有8家，約占17％。
2001年，純技術效率值為1的上市公司有12家，小于1大于0.8的上市公司的數量為30家；2002年純技術效率值為1的企業有12家，介于0.8與1之間的企業有30家；2003年純技術效率值為1的企業有10家，在0.8到1之間的企業的數量仍然是30家；2004年，效率值為1的企業有8家，比前面有所下降，介于0.8與1之間的企業數量為34家：2005年，純技術效率值為1的企業有12家，在0.8到1之間的企業數為30家。5年純技術效率平均值大于0.95的企業有13家，約占28％；平均值小于0.8的企業有6家，約占13％。
2001年，規模效率值為1的上市公司有17家，小于1大于0.9的上市公司有27家，0.9以下的公司有3家；2002年，規模效率值為1的上市公司為10家，小于1大于0.9的上市公司為34家，0.9以下的有4家；2003年，規模效率值為1的上市公司有7家，介于0.9和1之間的企業有38家，0.9以下的上市公司有2家；2004年，規模效率值為1的企業有7家，小于1大于0.9的企業有37家，0.9以下的企業有2家；2005年，規模效率值為1的企業有7家，介于1和0.9之間的企業有34家，其余的有6家。5年規模效率的平均值大于0.99的上市公司有22家，占47％；平均值小于0.9的上市公司只有3家，僅占6％。
2.2 效率分析與財務指標分析的相關性
效率計算結果中，技術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都大于0.95的股票有：方正科技、G中廣通、億陽信通、G天成、G亨通、國電南瑞、航天信息、中國聯通、華盛天成；G用友的技術效率值連續5年均為1；兩個效率都低于0.8的股票有：青鳥華光、G華電腦、上海郵通、G飛樂、南京熊貓、新太科技。
我們將運用這些企業的財務指標來分析，看技術效率是否和財務指標有關。
2.2.1 主營成本比例與效率的分析
從表4中可以看出：效率值最高的G用友，其主營成本比例明顯低于其它股票，G用友5年主營成本比例的平均值僅為0.0812，其余沒有任何一只股票的主營成本比例可以達到該水平。但是，兩個技術效率均高于0.95的股票與均低于0.8的股票，兩組別的主營成本比例卻并沒有明顯差別。青鳥華光技術效率與純技術效率都很低，技術效率的5年平均值為0.6546，純技術效率的5年平均值為0.6626，其主營成本比例5年平均值為0.5420，而技術效率高的組別中，大多股票的主營成本比例遠高于這個值。方正科技技術效率5年平均值為0.959 8，純技術效率5年全為1，而主營成本比例5年平均值0.9136，高于上面所列的所有股票。2002年其技術效率值為5年最低值，而主營成本比例也為最低值。
因此，可以看出，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反映經營效率的主營成本比例的變化關系沒有確定趨勢，除了G用友的主營業務成本明顯低于其它股票之外，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主營成本比例幾乎沒有聯系。
2.2.2 經營毛利率與效率的分析
從表5中可以看出，除了個別股票，技術效率高組別的股票經營毛利率普遍高于技術效率低組別的股票。
GN友的經營毛利率最高，為0.8969，遠遠高于其余股票。方正科技比較反常，經營毛利率為所列股票中最低，而其技術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卻都很高；青鳥華光的經營毛利率反而很高，5年平均值為0.4482，而且經營毛利率的變化與技術效率的變化不相對應。
就組別而言，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高的一組，其經營毛利率的平均值為0.4243，而下面一組的經營毛利率平均值為0.2023，兩組經營毛利率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可以看出：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高的一組股票經營毛利率普遍高于效率低的一組股票。
3 研究結論
通過分析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的技術效率、
原始數據來源于金融界網站中個股資料所公布的基本財務數據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可以得出結論，信息技術產業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都比較高，由于通過投入主導的可變規模的數據包絡模型分析的效率是相對量，因此，同時說明信息技術產業上市公司內部差距比較小。
關鍵詞：國際關聯；技術學習；技術能力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通過外資引進技術與真正意義上的本土技術發展之間存在著距離，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雖然能夠從對外合作的技術學習中獲得支持，但是技術發展最終的目的體現于技術能力的獲得，而不一定是僅僅以生產率的提高作為唯一的體現。本文從中國利用外資過程中主要關聯模式下的技術發展活動探索在產業全球化進程下跨國公司投資對東道國技術能力的效應以及中國相關的技術戰略。
1 國際生產網絡下的中國信息技術產業
目前我國信息技術產業推進國際關聯主要采取的模式是OEM(原廠設備制造)方式，OEM方式可以看成是一種企業之間的聯盟形式，主要做法是供應商企業按照購買方的特定要求制造出成品，在購買方的品牌下在市場上出售。OEM購買方在設計、包裝、造型和質量上影響制造方。同時，購買方干預供應商在設備、制造系統，以及質量控制系統上的水平，并給制造方提供建議，在許多OEM業務中，購買方對供應方企業的雇員進行培訓，幫助他們使用以及維護設備，以及協助提高供應商有關的技能。OEM目前是我國本土企業與外國跨國公司在生產合作上越來越普遍的方式。雖然OEM方式在本質上還是一種雙方就產品加工范疇內的合同關系，但是在目前我國的技術能力水平下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就該方式下產品購買方和供應方之間的技術關聯而言，由于雙方企業都有動機來保證OEM產品的質量，這意味著在許多情況下，購買方企業認識到提高供應方技術能力的必要性，在雙方簽定了協議之后，外國跨國公司(OEM的購買方)的工程師通常會駐在供應商企業中，推動技術轉移以及必要的能力建設。因此，這個合作方式對OEM的提供方，即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學習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一般而言，在尋找新的供應方過程中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所以購買方一般不會在短時間內更換供應方，雙方的合同關系一般能夠維持得比較長。OEM對外國跨國公司的好處是能夠使跨國公司找到低成本的生產者，同時也保持他們的技術優勢。
對于信息技術產品而言，由于在價值鏈各個環節涉及的技術要求上巨大的差異性，以及產品自身鮮明的可拆分性和延展性，OEM方式作為與國外企業生產性關聯(主要供應鏈關聯)的初級階段，隨著產品供應企業技術能力的提升供求雙方的合作將沿著ODM(Of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設計制造方)和OBM(OriR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方)方式攀升，供應方占據更高的價值鏈環節并實現更大的利潤空間。這個過程與企業的技術能力之間形成相輔相成的關系。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市場活動的發展階段與技術發展的階段是密切相關的(見表1)。
1．1 OEM方式在我國的發展及其效應
目前，我國信息技術企業的對外合作模式主要表現為給大型跨國公司進行OEM生產，這個模式除了受跨國公司的戰略影響外，自身的市場活動的水平也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中國的信息產業發展階段在技術創新上處于較低的水平，同時也表現為薄弱的國際市場活動能力。在這個情況下，企業強大的生產能力并不一定導致出口的成功，隨著該產業日益競爭的激烈以及晶牌形象重要性的提升，勞動力成本上的優勢并不十分重要，在缺乏知名品牌的前提下，市場分銷和開拓仍然是依賴于跨國公司。
由于OEM方式在目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出口加工區內的中小型企業中廣泛發展，已經呈現產品生產能力過剩的趨勢，但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上，對一些技術要求較高的關鍵元件仍大量依賴進口。我國能夠完全自主生產的通訊類產品門類包括程控交換機、電話機，這些產品都已經進入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狀況，而且，技術水平越低的產品，生產能力過程的問題就越嚴重，1998年，我國手機市場主要由諾基亞、摩托羅拉和愛立信等品牌占領，國產手機市場占有率和生產能力都非常有限，而在此后的幾年里，手機的制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國產品牌手機的市場占有率從開始時的不到5％上升到30％，但在國產手機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仍停留在散件組裝和整機組裝階段，掌握手機應用層軟件和射頻模塊設計技術的企業不多，移動通信設備元器件與零部件的配套能力比較低，核心芯片(包括基帶芯片RF芯片)、LCD、RF器件主要依靠進口。
雖然在OEM的實行過程中，相關的技術培訓和技術轉移活動經常發生，但OEM方式并不是一個自動通往技術學習的一個渠道，它對于技術轉移的實現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從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東亞部分經濟體是唯一成功地實現了依靠OEM和OBM方式推動出口能力提升的經濟體，OEM和及其高級階段OBM方式的安排在這些經濟體中帶來許多創新性的因素，成為當地的企業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優勢的動態性源泉，雖然韓國已經走過了以OEM為起點借助跨國公司網絡的平臺發展自身技術能力的階段，但目前的中國并不一定就將經歷與韓國相同的過程。一些與中國開展OEM合作方式的日本企業認為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較低OEM方式對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的提升風險很大，因此日本企業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將自己的技術通過許可證來轉移(Tho，Urata 1995：303)。OEM方式本身并不一定自動決定企業獲得的技術能力的高低，有能力的學習者的努力會在OEM方式下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而對能力比較低的企業而言，OEM方式讓他們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只能靠低工資來維持其競爭優勢，企業所在的東道國必須維持這樣的工資水平來保持直接投資的穩定的流人趨勢。
1．2 外商與本土企業之間的技術關聯與本地產業技術能力
目前我國外資政策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提高本土創新能力，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鼓勵高技術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并以激勵手段刺激跨國公司的創新性活動。
我國自1996年開始推出的對于外國企業設立這類中心的激勵政策也促使了跨國公司本地R&D中心建設的快速發展。近年來，跨國公司建立本地R&D中心也成為跨國公司已全球戰略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類研究開發展中心大多是由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跨國公司設立的，例如，英特爾投資的Intel中國研究中心，微軟建立的微軟中國研究院，到2002年年末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約有400余家，累計投入研發金額近30億美元。
考慮到技術的保密性和技術在行業內的領先，跨國公司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更加愿意設立獨立型的研究開發中心。獨立型的研究開發中心占了國外企業在上海設立的研究開發中心的41％。這個狀況
在電子設備和軟件等領域尤其突出。
這類研究開發機構的功能導向存在著如下問題：一是大多集中在應用性研究和產品的開發，從事基礎性研究的很少，即以D(Development)為主，以R(Research)為輔，在創新活動上屬于“二次創新”范疇。目前的一些實例表明，大型跨國公司新近投資的R&D中心中，兼有創新性研發活動的中心也開始逐漸增加，但所占比例還比較低。二是與本地產業發展的聯系相對較弱，由于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一般直屬于跨國公司在上海的控股公司(非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一般被認為是企業的內部行為)，同時也是跨國公司全球R&D網絡的一個節點，因此在發展戰略上受制于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這對于研究開發活動中與本地的要素融合是不利的1。三是，在獨資舉辦的研究開發中心的投資模式下，研究課題的設立和成果的應用范圍都被納入到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下的技術發展和人力資源配置的政策框架下，與當地分支機構在跨國公司全球化價值鏈中的定位相一致。而且愈是技術領先的企業，愈是傾向于采取獨資的形式，以便自主管理，保護知識產權。不少跨國公司開始采取直接并購當地企業已有的R&D中心的方式，加以改造，為已所用，這個過程中往往削弱原有研究中心創新性研究的功能，或者被迫根據新功能進行轉型，導致現有資源因重組而引發的額外成本。
除了在當地建立研究開發中心外，跨國公司與本地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也構成了技術關聯的一種模式。但是，在外商投資企業與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合作開發過程中，跨國公司對合作的最終成果一般都提出了獨享知識產權的要求。
2 國際化開放背景下我國的技術發展戰略
對中國而言，現實的產業全球化發展趨勢與中國加入WTO的現實使外國廠商進入我國市場的限制越來越少，在信息技術產業中，核心技術的“先人為主”特性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產業長期性的創新水平提高。這里存在著一個利用外資與技術戰略的自主性關系的命題，兩者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在制定政策過程中，需要將產業發展目標融合到利用外資政策中，協助工業部門的技術升級。合理的戰略定位是在擴大外資研究機構的“二次創新”效應的同時加大本國自主性技術創新活動的力度，而后者的重點利用政府力量替代部分殘缺的市場，通過各方面政策及其相互協調，給技術創新以整體性的推動，探索技術創新的后發展道路。
對中國而言，除了以培育風險資本為目標的制度創新外，需要國家在以教育和科研資源儲備為核心的關鍵要素上發揮積極作用，提高信息技術產業的核心競爭力。韓國曾經是20世紀70、80年代整個亞洲地區OEM生產規模最大、最集中的國家，通過多年的OEM方式的實踐，成功地實現了從技術學習階段上升為技術能力的發展，其中很重要的經驗就是政府有效的干預手段。韓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見表2)有效地刺激了企業提高技術能力的努力，同時對全社會形成一批高質量的人才發揮了有效的作用，這些因素都貢獻于本國企業OEM的國際化生產活動中的技術能力建設，使韓國成功地以OEM生產為基礎推進了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力。
借鑒韓國的經驗，我國今后的技術政策應重點關注以下三方面領域：
一是加強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和共性技術的研究推動創新能力的培育。除了現有的針對企業創新活動的鼓勵措施以外，需要在政府相關部門介入下關注和重視基礎性的研究，它作為WTO規則下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The WTO Agreement on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簡稱ASCM)中被允許的國家對技術發展的資金支持行為，可以避免補貼活動中的爭議。根據因此，我們對技術創新的財政金融資助需要更多地放在支持產業研究和前競爭開發活動階段的R&D，把基礎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究作為今后我國科技補貼的重要對象。由于這個研究領域針對的技術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所獲得的收益在短期內不大，但是它們可以積累起來產生很大的長期效益，能夠像其他公共基礎設施一樣，使整個產業甚至整個國家受益，由于短期內的投資回報很少，企業一般不愿意投資，客觀上要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機構進行投資活動。這一投資行為在發達國家也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歐洲國家，這個措施已經成為政府公共政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國需要把技術政策和產業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技術培訓、咨詢、測試服務等方面的扶持轉移到基礎技術的研究范圍內，避免與對我們構成約束的WTO規則相違背。
二是提高公共科技水平與加強政府采購支持戰略性產業。信息技術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性產業，一方面需要國家擴大研發投入，提高公共科技水平。公共科技水平的提高對于縮短技術開發周期，提高研究機構進行技術轉讓的積極性有重要作用。高水平的公共科技水平能夠轉讓時要價太高，讓企業無法接受。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政府采購作為引導投資規模和方向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采購可以有效地降低創新企業進入市場的風險，現實中這個方式尤其對本地企業的創新有一定促進作用。政府采購實施的對象應放在處于產品開發早期或未成熟階段的產品，采購的策略包括預付定購金、以略高于成分和進口貨的價格購買等，當然，這類采購要有嚴格的標準，并堅持平等、公開的原則。
三是重視自主技術標準的發展，提高產業安全。技術標準的掌握在我國未來該領域中的技術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目標是在現有的國際技術標準中尋求中國的位置，盡快擺脫一直扮演的“快速跟蹤者”角色，挑戰占主導地位體系標準。中國開發自主技術標準是應對信息技術產業國際競爭不斷升級的一個積極的對策，是提高在該產業國際分工利益分配中地位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國在這方面存在兩方面有利條件，一是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為這樣一個潛在容量巨大的市場設立一套標準無疑是有可行性的；二是中國具備獨特的語言，構成一個天然的優勢，我國可以在漢語特有的平臺上在包括信息技術、通訊及生物技術等領域里開發相關的技術標準，并利用廣大市場來加速推廣的進程，從國內企業擴大到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公司，這無疑將成為我國改變在這些新興產業上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一個契機。
目前，在電腦和通訊產品領域，我國制定標準的一些事例已經受到廣泛關注，包括：自行研制的電腦微處理器(“龍芯”)；自主的DVD換代標準EVD(增強型多媒體盤片系統)標準；自己開發的新的數碼音頻標準AVS(數字音視頻編解碼技術標準)取代MPEG(活動圖象專家組)；自己開發用于數字設備交流信息設備資源共享協同服務標準(IGRS)；新一代的互聯網協議第6版(IPV6)。2003年底，我國信息產業部頒布了自己制定的WAPI無線局域網標準以來，引起了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的強烈關注，這個事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技術標準對技術和經濟競爭主導權的重大意義。
3 結 論
對中國的本土企業而言，真正意義上的技術發展不僅僅包括從“免費獲得的國際平臺”那里被動地獲得外國的技術藍圖，為了使能夠實現可持續的技術發展，他們必須在根本上改變國內能力。需要通過外資政策和國內技術產業政策的配合，在擴大外資研究機構的“二次創新”效應的同時加大本國自主性技術創新活動的力度，重點利用政府力量替代部分殘缺的市場，通過各方面政策及其相互協調，給技術創新以整體性的推動，探索技術創新的后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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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IT 產業技術 創新能力 評價
一、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
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可大概分為定性指標以及定量指標兩類。
定量指標包括R&D投入量、專利統計量、新產品有關指標量、開發研究人員投入以及開發經費投入。
首先，R&D的投入強度直接影響創新技術能力。由于技術創新也是建立在企業原有資本基礎之上的，所以對于技術創新的實際投入難以單獨的計算，R&D則不同，其投入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為后期的統計分析提供了準確的依據，所以R&D是反應技術創新評價的重要因素，同時經過對我國R&D投入量和銷售額之間的對比，能夠證實R&D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聯性。
其次，當技術創新進入中后段的時候，R&D就難以反應出技術創新的效益，于是變產生了一種新的評價指標，即專利統計量，并且在世界范圍內被重視，其依據專利的技術構成以及購買、申請的歸類統計分析，能夠得出企業相互間技術創新聯系的評價結果，主要是因為專利具有較強的指向性，集中體現了企業的技術創新，當企業申請的專利越到，說明其技術創新的投入和水平都較高。
再次，新產品有關指標量，這項指標主要針對已經產出的產品評價，有關指標量是指新產品的收益、開發周期、技術水平、技術轉讓收益等等，當中開發周期以及收益是比較能夠反映技術創新的質量和效率。指標量的大小的差異是因為技術創新中的差異。總的來說新產品有關指標量是一個較為有效的評價指標，具有可比性、實用性、規范性，但是由于是對最終產出產品的評價，無法對過程中的其他創新方式進行評價。
然后，開發人員的投入包括人員的數量以及能力，根據分析，人員投入比重與產品產值率有0.81的相關系數，由此可以得知，技術創新依靠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必須適當的增加高素質人員的投入，尤其是新產品后期的銷售人員投入。
最后，技術開發經費的投入和新產品的相關系數為0.8，同樣為重要的評價指標。
定性指標主要包括企業整體的技術水平以及國家對技術創新的幫扶政策。企業整體技術創新是對原有產業結構的創新，技術創新的基礎包括企業內部管理以及物化技術，這兩點直接作用于企業創新的全過程。基礎扎實會減少R&D的投入，并且能夠完全理由新增的資源發展技術創新，促進企業盡快的轉型為技術創新模式，而管理是技術創新的基礎，是保證技術創新成功的基礎。國家政策對于企業技術創新有很大的影響，主要因為：第一，企業技術創新受到外部環境的較大影響，而技術創新的結果往往也是服務于社會的，因此需要政策扶持使得社會環境更有利于技術創新；第二，政府能夠改善企業之間因為創新引起的競爭困境；第三，政策能對新興技術產業產生刺激作用；第四，政策能偶平衡技術創新的動、能力創新。
二、中國IT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首先，R&D投入量以及人員投入量方面。隨著我國對于信息技術產業的重視，已經樹立了正確的發展理念，即利用高新技術產業優化整個產業機構，拉動整個產業的發展，所以R&D投入量較大，但是與外國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較為落后。根據國際要求，R&D投入資金占銷售收入的3%以下將難以生存，在5%以上才可以保持發展狀態，因此我國IT產業必須要增強R&D的投入力度，將開發研究經費落到實處。
其次，我國當前R&D人員投入量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并且IT行業開發人員占有較大的比重，這說明我國IT產業的技術創新人員相比其他行業數量更多，而工程技術人員的數量少，但僅是與國內其它產業相比，而相比國外還存在較大差距。
再次，新產品產值率通過產品的創新能力以及新產品產值所占的比重等方面來反映創新情況。我國當前的IT產業創新能力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平均創新水平。
然后，我國IT產業的專利授權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體現在我國IT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不足，同時技術創新的力度不夠，因此一方面必須樹立IT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另一方面還需加大開發力度。
最后，隨著我國IT產業的不斷發展，我國IT產品在國際中的競爭力也得到了提升，并且不斷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而在IT產業增加值所占總產業值的比重還是較低，比重增加的進程緩慢，但是從長遠來開還是存在較大的發展潛力，只要堅持進行產業技術創新，便可以使這部分潛力得以發揮。
我國當前已經建立了大概的技術創新體制，技術創新能力有了較大提升。但是從局部來看，企業并沒有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創新的積極性不足，大多企業還沒有從生產型企業轉為創新型企業。由融資角度來看，風險投資薄弱，同時投資的約束、監督、考核以及效率都存在缺陷。對企業調查顯示大多的中小企業任務資金不足是開展技術創新工作的最大難點，資金不足會導致后期一系列工作難以開展，除此之外人才分配、激勵機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也制約了我國IT產業技術創新的進步。
三、結束語
總的來說，我國近年IT產業經過多次的轉型和調整，其發展進程、產業結構、出口貿易等方面相比之前都有了質的改變，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我國當前電子產品出口的比重呈現明顯的上漲趨勢，在這樣的大環境下IT產業的創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直接關系到產業結構的優化、發展進程等等方面，所以必須客觀分析我國IT產業的技術創新，實現企業向創新型企業的完全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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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突破型 高新技術產業 指標體系 江西
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高風險、高附加值的特點，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巨大。大量研究表明。基于最新科技成果的高新技術產業對推動產業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國家經濟能力具有支柱性作用，是決定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是指基于產業中頻繁的突破性技術創新的一類高新技術產業，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技術產業、生物技術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技術產業、環保技術產業等。與傳統產業相比，該產業所依賴的關鍵技術是當前國際技術發展的主導潮流，具有超高的產業關聯度、影響力系數。由此對相關產業甚至整個產業發展有超強的帶動作用，其內涵體現在：1，產業技術上的關鍵性，即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必須是對科技和經濟發展有突破帶動作用的關鍵技術；2，產業創新的突破性和頻繁性，即產業內部所進行的突破性創新的強度和頻度比一般產業高，產生的影響大：3，產業關聯的高強度性，即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的關聯度必須比一般產業高，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顯著。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經常導致產業版圖發生劇變，并產出革命性的新產品或服務模式。規范型高新技術產業雖然也基于高新技術，但與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相比，其突破性技術創新的頻度、強度和影響度均有限，對經濟的發展并不具有明顯的、超強的突破性帶動作用。
面對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結合江西省自身的特點，科學地選擇對江西經濟增長有突破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對江西經濟發展及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意義重大。本文構建了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選擇指標體系，建立了相應的選擇模型，并對江西省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選擇進行了實證分析。
一、江西省突破型高新技術選擇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主要研究江西省5大高新技術產業：電子信息，航空航天制造業，光機電一體化制造業，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制造業，新材料制造業。根據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內涵及科學、全面、準確地選擇原則，其選擇指標體系主要由產業增長率指數、市場占有率指數、資金利稅率偏離度指數、需求收入彈性指數、區位商指數、就業吸納率、影響力系數、感應度系數等8大類指標構成。
(一)產業增長率指數
增長率指數主要是衡量某產業在特定時間內的產值增長狀況。增長速度快的產業。會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強帶動作用。設x：為第i產業部門初始的產品需求
由此可見，利用多元統計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得到江西省高新技術產業的綜合得分，從大到小的排位順序為：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電子信息、航空航天。
三、結語
利用多元統計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江西省高新技術主導產業的綜合得分，從大到小的排位順序為：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電子信息、航空航天。根據上述定量分析，并結合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未來一段時期內江西省應將前三類產業作為高新技術主導產業。但同時出現一些現象，也值得我們注意：
(一)通過數據可以看出，江西省的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已經具有相當強的比較優勢。但是其需求收入彈性不是很高，說明其市場需求潛力有待提高。
(二)新材料產業排位在第二，有很強的市場占有率、資金利稅率和就業吸納率，但是其產業增長和區位比較優勢不明顯。
(三)光機電一體化的資金利稅率最低，這表明光機電一體化產業的資金配置效率還不是很高，有待提高。
(四)光機電一體化，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新材料，電子信息影響力系數都大于1，說明這四個部門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超過全社會平均影響水平，這些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國民經濟有較大的拉動作用。
這四個產業的感應度最強，這些產業對江西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程度越高，具有基礎產業和瓶頸產業的屬性，應該得到優先發展，
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的選擇不是固定的，它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演化。因此，經濟管理部門應當科學地確定各個不同時期的突破型高新技術產業，以推動區域經濟結構的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湖南；高新技術產業
當前，湖南省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推進“四化兩型”、實現“兩個加快”的重要時期，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發揮科技支撐引領作用的要求十分迫切。將創新驅動作為我省經濟發展的核心戰略力量，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提高高新技術企業產值、促進新興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快速健康發展作為2011～2015年我省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
一、湖南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描述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湖南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從多個角度進行了研究，研究角度多從湖南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速度、發展領域、發展地域、產業結構和所有制層面進行了研究，并根據研究現狀指出我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在融資、產學研結合、人才機制、高新園區發展和政策支持五大方面的問題。[1]從總體上看，湖南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和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資金投入總量和高新技術產業活動人員規模偏小。從R&D投入角度觀察，湖南省投入總量呈遞增趨勢，但2008～2011年間投入量落后于上海、江蘇。2008年，湖南R&D投入占全國比僅為0.77%，遠低于上海、江蘇的7.41%和14.57%，2011年，湖南R&D投入總量為144500.7萬元，占全國比為1.17%，但仍落后于上海、江蘇的5%和14.03%。在R&D投入總量上江蘇遠高于上海、湖南，占到全過總值將近15%，體現其投入之高；上海市R&D投入總量在2008～2011年間，占全國比重呈下降趨勢，雖然總量逐年增長，但增加量低于部分省份；湖南R&D投入總量呈遞增趨勢，但2011年該值占全國比只有1.17%，凸顯了湖南省R&D投入的不足問題。從高新技術人力資本角度觀察，2008～2011年間從人員投入總量來觀察，湖南高新技術產業人員投入落后于比較對象。2008年，全國、上海、江蘇和湖南科技活動人員數量分別為564887、26444、80980、5883人，上海占全國科技活動人員比重為4.68%，江蘇為14.34%，湖南科技活動人員只占全國總量的1.04%，這顯示湖南省高新產業科技活動人員落后上海、江蘇較遠；2011年，湖南只占到全國的0.98%，這與湖南省作為中部人口大省的現狀極不相符，說明湖南省高新專業人才投入難以滿足產業發展需要。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資金需求旺盛，投融資渠道和結構單一。從融資總量來觀察，2010年湖南省固定資產融資總額分別為8493億元，2012年增長到13920億元，融資年均增長速度大概為30%。根據數據觀察，湖南省近三年的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占全省固定投資額的10%水平來計算，2012年湖南省高新技術產業融資規模低于1500億元，融資總額較低；從融資結構觀察，2012年湖南省固定資產融資種類有國家預算、國內貸款、債券、外資、股權融資和其他資金六大類，分別占到總量的6.9%、12.4%、0.1%、1.3%、63.7%和15.5%。根據數據可知，直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結構，融資總量低、融資渠道單一是湖南省投融資的主要特點。因此，湖南省在面對高新產業融資總量少、融資渠道狹窄的現實情況下，必須開拓新的融資渠道，優化融資結構，促進高新產業的合理發展。
（3）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偏低，市場競爭能力有待加強。從高新技術產品產值來觀察，2008年，湖南省高新產值為575818萬元，占全國比值僅為0.44%，同期遠低于上海占比12.75%、江蘇占比17.79%；2011年湖南省高新產值增長為1980443萬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0%，但占全國比值僅為1.03%，同期落后于上海、江蘇占比4.84%、17.38%。根據注冊類型劃分，2011年，湖南省內資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高新產值分別為1261.6、140、143.2億元，而國有企業高新產值只有94.4億元，省內國有性質高新產值能力有待加強。2011年，湖南省高新產值落后上海3.81%，落后江蘇16.35%，按照當前平均年均增速0.2%計算，預計在2028年達到上海發展水平。因此，提高高新產值水平成為湖南省高新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
二、政策建議
（1）培育戰略新興產業，推進高新產技術產業鏈建設。打造一批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戰略新興產業作為我省新的經濟創新點，通過支柱產業的擴散和前后向聯動效應，拉動其他產業的升級發展，重點建設信息技術、環保、新材料和新能源、生物工程、先進制造和文化創意七大產業。通過利用高新產業龍頭企業的地區影響力，依靠高新技術園區的資源基礎，有效利用專業研究機構和重點院校研發資源，重點建設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鏈，提高高新技術企業的產業集群度。
（2）加強政策導向功能，促進高新園區的合理發展。在中央和中部地區發展戰略的整體目標上，依據湖南省已形成的高新園區建設整體框架，突出重點園區的建設發展，形成以點帶面的發展策略，重點建設長株潭國際級工業園區和衡陽、岳陽京廣一線產業園區。其次，在當今我國污染程度加劇的背景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積極開展循環經濟園區模式建設，通過政策引導低碳、少污染企業的進入，建立循環型、低碳企業發展的激勵機制，將未來高新園區建設與國際接軌，打造低碳園區。
（3）加強高新產業產權建設。高新技術產業產權制度建設一定程度影響了R&D效率，制度建設落后的區域，企業創新效率較低，R&D創新收益不確定。[2]因此，湖南省要提高高新產業產權制度建設，對高新產業企業提供政策支持，鼓勵引導其發展，提供較為寬松的發展環境；對企業高新產出實施法律保護，學習國內外關于維護知識產權利益的經驗，構建完善的法律機制，保障創新相關利益人的權益。
（4）人才隊伍建設。高新技術的核心在與人，湖南省以地區內豐富的高校資源為基礎，培養儲備一批高素質的技術人才。建立有效的人才引進機制，為海內外專業人才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和條件，設計科學的人才激勵制度，鼓勵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
（5）建立有效的融資和渠道，改善融資結構。目前，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融資結構構成不合理，高新技術產業融資形式以企業自籌為主，政府支持力度不夠，社會融資渠道狹窄，湖南省可借鑒國內外經驗，構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高新產業投融資體制。1）引導市場資金參與湖南省高新產業的建設發展，構建良好的投資環境，發展商業銀行、吸引風投機構等投資主體對高新產業的投資力度；規范資本市場運作機制，建立良好的資本退出機制，通過政策引導，鼓勵市場投資機構參與高新產業融資渠道發展。2）湖南省在引導市場非政府資金參與高新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傳統擔保模式進行發展，引進風投資金，建立多方擔保機制，分散高新投資風險；發展資本市場，實現外資投資和債券融資等多種融資手段的多級發展；建立規范、標準的高新產業企業信用機制，優化融資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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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智慧城市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新應用興起的時代，如何創新產品，如何為整個產業經濟的轉型升級做更大貢獻是全社會最為關注的話題。
新一代信息技術無疑將成為中國經濟和產業變革的新引擎，其所起到的支撐作用和一些重點行業信息技術的應用發展，讓人們對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充滿了信心。
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其相關領域的發展，為我國ICT企業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發展機遇。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和不斷涌現的新機遇，要求ICT產業務必做到以下幾點：一是緊跟國家政策，洞悉市場需求，認真學習研究國家相關的產業政策，在“安全自主可控”的新形勢下，抓住更多市場機會；二是加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集中力量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在加強與國際先進企業合作的同時，重視自主知識產權工作，做到以技術為核心，以用戶需求為導向，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三是結合自身能力和可獲取的資源，抓住不斷涌現的新機遇，培育新的增長點，調整產品結構，實現產品多樣化、差異化的發展；四是轉變產業的發展模式，重視應用、重視服務，緊跟時代步伐，采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型推廣和社交模式。
在ICT產業發展的大環境下，不同的細分領域，例如，智慧城市、信息消費、可穿戴式設備和網絡安全等，因為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者存在不同的關注方向和發展訴求，對于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經濟轉型升級的貢獻也大有不同。
大數據：城市的“智慧”預算
“智慧城市”已經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新范式和新戰略。我國近200個城市先后成為“智慧城市”的試點，邁入“知識社會下一代創新城市”發展進程，推進城市建設的頂層設計、系統設計、架構設計、制度設計的工作，并付諸富有前瞻性、科學性的“智慧”建設實施。當前，如何使一個城市在“智慧化”或“智能化”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除了城市之間的個性差異，大多數城市的建設思路都是先進行以物聯網、云計算為基礎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隨后通過搭建面向不同領域的智慧應用，完成一個城市在應用、模式、協同上的智慧創新。“城市的運營和管理需求”是這個課題的中心，一個城市的信息化設施或許可以通過短期投入得以配置，而獲得一個足夠智慧的“引擎”并非易事。
在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社區、智慧管網等關鍵智慧應用的建設中，能否充分發揮一個城市固有信息數據的價值是建設的重點和難點。以往的城市信息化建設相互孤立、分而治之、存用分離，數據分析能力受到嚴重制約，城市管理者只能截取數據片段進行分析處理，難以獲得一個城市信息數據的全貌。
由于在信息化過程中海量數據難以負載、難以利用，有些城市甚至存在擯棄、擱置數據的情況，因此能夠充分挖掘數據價值的大數據分析技術成為智慧城市“引擎”的必然選擇。對于智慧城市籌劃者和建設者來說，大數據就是城市“智慧”與否的關鍵因素，在智慧城市預算編制階段就應重視大數據技術的應用。
當前，嘗試將大數據“引擎”引入智慧城市“快車”的城市有很多，南京智能交通建設便是一例。像其他城市一樣，南京每年用于城市交通的監控攝像頭、出租車GPS、地鐵、公交等終端設備能產生百億，甚至上千億條數據，基于其構建的大數據綜合分析與決策支持平臺，從億萬條數據中分析出全年交通流量的變化并獲得規律，以用于城市智慧管理的進一步的決策，如公交站點設置、出行線路規劃等城市設施優化部署。考慮到依靠數據分析獲得的決策結果并非令人百分之百篤信，南京構建的決策模擬系統還可以驗證決策的正確性。比如在城市交通方面，借助大數據處理能力量化城市交通需求，根據歷史數據可以在智能交通平臺上模擬出單雙號限行等措施影響下的交通狀態，從而確信分析決策的合理性。
再者，通過智能交通的實現可以作為城市規劃管理的數據基礎，積累一定時間區間內的交通流量數據分析城市居民的出行規律，還有利于提供制定合理的城市商圈、公共設施、生活配套等城市規劃布局參考數據。圍繞智能化交通生態圈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就能為城市管理、公共服務提供有力的支持。
信息消費：區域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創新的不斷加快，信息消費逐漸成長為國內消費市場的重要增長力量之一。同時，我們也看到，加快促進信息消費，能夠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消費升級、產業轉型和民生改善。
2013年，中國信息消費產業規模已達4.69萬億元。到2016年，我國信息消費產業規模預計將達到6.51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1.5%。信息消費作為國家重點培育的新興消費熱點，以其創新活躍和拉動作用大的突出特點，將形成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支柱產業，成為我國區域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口。
我國信息消費產業發展的驅動條件已經成熟。日益明顯的硬件軟化和產品服務化的技術趨勢將深刻改變消費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云物移大智（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智慧城市）”等新技術和產品的出現，也大大豐富了信息內容的來源和構成，有效降低了信息產品的生產門檻，充分擴展了信息和傳播渠道，使得大范圍普及信息消費成為可能。
我國經濟發展中傳統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政策難以為繼，經濟發展需要進行產業升級，同時地方經濟增速放緩，尋求新的產業發展方向成為地方政府的工作重點。信息消費以其豐富的內涵和不受環境限制的特點，成了帶動產業升級和地方政府突破產業發展桎梏的重要抓手。
當前，因地制宜、開拓創新地建立適合本地消費特點的信息產業鏈、信息消費鏈，是實現區域經濟信息化提升、消費結構信息化調整的重要途徑。
建立適合本地消費特點的信息產業鏈和信息消費鏈要抓住消費者體驗和以技術驅動。首次是以消費者體驗為訴求，提升產品服務體驗，以概念引領區域信息消費能力。建設者要重點關注消費者的體驗訴求，加大信息體驗服務的規模與質量，豐富信息消費的產品概念，培養信息消費需求，形成快速發展的區域信息消費市場。目前，整個信息消費行為從“功能式”消費發展到“品牌式”消費再到“體驗式”消費。各地區要推廣成熟的信息消費產品，保證良好的產品服務體驗，創新信息消費概念，推進信息體驗的標準化建設，加強對信息消費體驗體系的宣傳，提高區域信息消費的能力。
其次是以技術趨勢為航標，提升產品設計層次，強化區域信息消費產業布局特色。建設者要順應國內外前瞻信息消費技術趨勢，以服務為核心，促進“云物移大智”等應用的發展，實現信息產業層次的提升。
各地區需結合地區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特點，有特色地開展信息消費試點示范，鼓勵企業合力推動技術進步，輔以政策支持，結合區域線下商業特色、消費習慣，在電子商務、智能信息產品、寬帶移動網絡等信息消費領域進行特色布局。
可穿戴式設備：2014年將走向現實
如果說2013年是可穿戴式設備的元年，智能手表、智能手環概念不斷涌現，可穿戴式設備開始流行，那么賽迪顧問認為2014年就是可穿戴式設備真正走向現實的一年，各大ICT廠商不遺余力將可穿戴式設備推向。特別是2014年舉辦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和世界移動通信大會（WMC），再次讓可穿戴式設備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2014年，隨著PC行業的不景氣，智能手機市場的逐漸飽和，可穿戴式設備無疑為電子信息產業內軟硬件廠商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和發展方向。從上游元器件供應商到下游終端產品制造商均將可穿戴式設備視為2014年全年布局的重中之重。從2014年CES和WMC上，我們可以看到，可穿戴式設備涵蓋的種類較多，從頭到腳都有相關設備，無論是產品終端形態還是產品應用效能都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可以說，2014年可穿戴式設備已經走進人們的生活。
可穿戴式設備作為下一代智能終端設備，是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市場，市場規模將快速擴大。這為智能終端廠商開啟了另一個市場空間，為智能終端廠商改變原有產品結構、擴展市場創造了良機。
可穿戴式設備作為顛覆式智能終端，功能涵蓋醫療健康、社交、娛樂等方面，具有交叉性。可穿戴式設備與制造業、商業、服務業的交叉將催生新的業態。因此，賽迪顧問認為，要從多方面入手更好地以可穿戴式設備為契機發展相關產業。
首先，推動企業間合作，構建產業生態系統。政府推動可穿戴式設備上下游企業間的合作，重點面向移動互聯網應用，研發可規模商用化的可穿戴式設備；支持可穿戴式設備應用程序和配套支撐系統技術的開發，通過應用軟件的推陳出新，實現可穿戴式設備價值；推動可穿戴式設備產業生態系統構建。可穿戴式設備產業內部環境中需要在軟硬件技術創新的同時整合相關資源，推動軟硬件企業和服務企業間合作，為可穿戴式設備用戶提供“硬件+軟件+服務”的一體化設備；可穿戴式設備產業外部環境中打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應用環境、網絡基礎設施環境，加強與醫療衛生、體育、娛樂等領域機構間合作，構建協同發展的內外部產業生態環境，為可穿戴式設備普及提供堅實基礎。
其次，研究有效的商業模式，推動企業發展。除了技術上突破創新和構建產業生態系統外，我們還需要加快產品推廣，促使可穿戴式設備企業盡快實現商業價值。目前，可穿戴式設備大多處于推廣實驗階段，有效的商業模式仍在探索，需要可穿戴式設備廠商積極研究可以產生增值效益的商業模式。當務之急，我們針對不同可穿戴式設備的特點，探索適用性的商業模式，尋找最適宜的商業模式組合。
再次，改變產品研發模式，注重消費體驗。用戶將可穿戴式設備穿戴在身上，勢必兼顧產品的美觀度。同時，我們還要提高可穿戴式設備產品附加值和品牌效應，提高客戶對品牌和產品認知度，培養消費者使用習慣，增強客戶對可穿戴式產品和品牌黏性，將工業設計與服飾設計融合起來，避免用戶產生“異物”感，讓產品變得時髦起來，激起消費者購買欲，使可穿戴式設備從“可穿戴”變為“想穿戴”，從而實現其價值。
企業級殺毒：誰主沉浮？
企業級殺毒軟件產品作為信息安全的重要裝備已經有十年的時間，早已不是一個新話題，特別是對于那些在信息一體化進程里走在前列的用戶群體而言。相對于個人殺毒軟件產品市場的廝殺競爭，企業級殺毒軟件產品市場似乎一直是風平浪靜。
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使得敏感的中國CIO再次開始顧慮起自己安全錦囊里那些非自主可控的軟件產品，加上今年云計算在數據中心、計算中心等信息系統設施和架構上帶來的變革，一場新的企業級殺毒軟件市場之爭正拉開帷幕。
互聯網時代的殺毒軟件產品由誰主宰？“用戶說了算”這個答案占據著較高的比例。金融、制造、能源、交通、醫療衛生、流通、建筑、物流等行業是中國經濟建設的主體，在GDP的貢獻規模上也占較大比重，其信息化發展趨勢、IT投資綜合特點、用戶選擇傾向等具有代表性特征。基于對這些行業信息安全建設的長期觀察，結合階段性殺毒軟件產品市場調查研究，賽迪顧問總結出以下市場特點，以期描繪出中國企業級殺毒軟件產品的市場格局。
互聯網時代獲取軟件產品的方式發生了徹底改變，一改產品光盤等介質的傳統方式。用戶在殺毒軟件產品的獲取方式和渠道上，免費下載的方式占據多數，通過集體采購、自行購買的方式成為第二類獲取方式，而以系統集成打包等方式獲取的則相對更少。
在免費下載的方式下，以奇虎360為代表的安全廠商以其具有的互聯網優勢盤踞首位；在集體采購、系統集成打包的方式下，以賽門鐵克為首的安全廠商則體現出其與系統集成商的合作優勢；在自行購買的方式下，賽門鐵克和瑞星的產品市場渠道優勢有所體現。
關鍵詞：金融支持體系高新技術產業產業生命周期多層次資本市場
本文將根據高新技術產業生命周期理論，細化高新技術產業的種子期、創建期、成長期和成熟期不同階段的資金需求和創業風險，同時通過綜合分析上海地區金融支持體系的構成以及對高新技術產業各個階段的具體投入和退出機制等，針對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的金融支持體系存在著天使投資部分缺失、風險投資不足的現狀，在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的市場失靈、系統失靈、制度失靈、人才失靈的狀況下，政府的引導作用顯得十分重要，對比分析美國高科技產業的金融支撐體系后，給出相關建議。
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的融資特征分析
（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的經濟特性分析
1、生命周期性：一般來講將產業發展過程分為種子期、創建期、成長期和成熟期等四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著各自的經濟特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多階段性更加的明顯，具有更加突出的S型曲線。一方面是由于高新技術本身是一個技術創新的過程，所需投入的設備、資金和人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術的產品是一種全新的產品或者服務，技術和產品的市場前景非常巨大，增長迅速而且能有機會獲取長期高額的利潤。
2、成本驟變性：在成本的經濟范疇內有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兩個部分。由于高新技術的研發是多學科交差創新，直接導致科研投入金額激增，固定成本較傳統工業經濟要高出許多。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術研發完成后，一般其復制或者重復再生產的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基本保持不變。
3、規模經濟性：在代工專業化的大背景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規模經濟性具有全球化的經濟特性，信息的流動成本越來越低，一個信息幾乎可以再同一時間在全球散播，各種壁壘正在逐步消除，全球商品化的實現成本較低。
4、速度經濟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經濟特性就是速度經濟性，在當今社會，新技術本身的先發優勢很容易被其他企業所掌握，陷入低利潤的尷尬境地。此外，新的替代技術發展也是日新月異，新技術的產業化競爭非常激烈。
綜合上述經濟特性，可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周期的多階段性和成本驟變性，將直接導致其投融資需求的多樣性，而規模經濟性、速度經濟性決定了金融支持的連續性和系統性。
（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融資特征分析
在上述的分析基礎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一個的具有多階段性的動態過程，是個連續完整的技術經濟行為。不同階段的特征分析如下：
1、種子期的融資特征
種子期具有與市場失靈相對應的“內部融資”融資需求特征。種子期企業基本處于產品技術研發的中后期，一般已經取得實驗室成果，還沒有對技術成功實現產品化，也還沒有建立完善的銷售渠道，無法從市場取得產品收入。資金需求量較小，但投資風險很大。
2、創建期的融資特征
創建期的高新技術產業具有與風險資本（VC）的“風險性”的融資特征。此階段高新技術企業將步入“死亡谷”階段，雖然技術風險已經能夠有效的控制，但是市場風險急劇增加，資金的需求急速放大。由于還是存在巨大的風險，只有專業的風險資本從戰略投資布局的角度會投資部分企業或者項目，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發揮融資功能。
3、成長期的融資特征
成長期具有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的“互動性”融資特征。在此階段企業已經有自身的經營特征，如果能夠有效的整合風險資金、商業銀行資源、政府減稅項目等各類資源，朝著資本市場的目標經營，將可以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但是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制約或者促進作用，政府的資本市場制度性的設計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4、成熟期的融資特征
成熟階段高科技企業具有與資本市場相對應的“市場化”融資特征。因此，成熟的資本市場體系將對高科技企業的后續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整體來看，資本和技術以及信息的市場化機制已經發揮作用，但是后續的資本市場監管將會顯得更加重要。
二、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的金融支持體系現狀分析
（一）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現狀分析
1、數額巨大的上海地方政府財政投入
2010年，圍繞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上海財政在全市科技領域公共資源配置、加強基礎科研建設、推動自主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成果應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全市財政共安排科學技術支出202.03億元，是2004年的5.14倍，占比地方財政總支出也由2.8%增長到6.1%，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
2、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占據市場的主導地位
目前我國的金融機構類型有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郵政儲匯局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但夠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占據絕對的壟斷地位，國有商業銀行更是這個市場的引領者。
3、功能不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
我國資本市場主要由主板（包括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和場外交易等市場組成。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的上市門檻還相對較高，新三板市場主要是北京中關村的非上市高科技股份公司服務的報價交易系統，各場外市場主要由各個政府部門主辦，交易市場的定位不明確，分布不合理。整個資本市場結構層次單一，還有待進一步發展。
4、體系不完整的上海創業投資市場
上海市創投機構數量逐年增加，2010年共有各類創投機構313家，管理資本總量以及單個機構平均管理資本量已增長至866.96億元和2.77億元，創投投資總額為58.41億元，但是據對93家樣本創投機構調研，2010年共投資158個項目，成長期和成熟期的投資占比為75.21%，種子期的投資嚴重缺失。
（二）上海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支持體系的運行特征
1、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關系型融資體制與自主創新戰略間的矛盾
高新技術產業除了具有傳統產業的經濟特征外，還具有高風險、高收益、高投入等獨特的特征。這種高風險的特性，是無法與目前已經完成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策略和監管政策所契合的。
2. 信用缺失和退出渠道不完善造成資金供需渠道不通暢
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卻一直落后于世界主要的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的主板和中小企業板塊，面對的都是已經擁有巨額凈利潤的成熟企業，創業板的上市標準也出于種種因素，進入門檻相對較高。2010年創業板共有117家企業IPO成功，企業的最低門檻也遠高于證監會所規定的條件，整體來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退出市場渠道，直接擠壓了資本市場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熱情。
3、政府投入方式單一、邊際效率急速下降
上海的科技政策和財政投入，都面臨著法律層面和績效評估的約束，這種過分追求投入回報的政府投入，導致70%以上的財政投入都投入到了高新技術企業的中后期。不少中后期的企業都已經有利潤，這種政府投入無形中變成了補貼企業的凈利潤，使用的效率很低，而使用效率非常高效的早期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卻無法獲得足夠的政府支持。
三、美國硅谷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撐體系分析
在第三次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工業革命中保持了經濟的長期穩定的增長,加利福尼亞的“硅谷”是其中最成功的地區，綜合多數專家學者對美國硅谷的研究，與硅谷的金融支持體系，特別是風險投資體制和納斯達克資本市場，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發達的區域性金融服務機制
按照美國政府的監管規定，通常以資產規模的大小來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分類，將資產規模小于10億美元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歸為社區銀行。如果照此標準來分析，根據2006年美國公布的監管數據，全美國約有6995家商業銀行可稱作社區銀行，占所有參保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中商業銀行總家數的93.5％，社區銀行在美國的金融體系中占據著數量上的最大份額。社區銀行的主要客戶是農場主、小企業以及個人，主要業務形式是小企業貸款、農場貸款以及個人存款。可以說，社區銀行作為一種區域性的金融中介機構，在銀行體系中發揮著與大型商業銀行不完全相同的功能，為中小企業提供良好的金融中介服務。
（二）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
從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規律來考察，風險投資業的發展需要結合實體產業的發展，但是要想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及風險投資業，必須要有通暢高效的退出渠道。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證券市場分層體系，第一個層次是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納斯達克交易所（NASDAQ），第二個層次是公開報價系統，公開報價系統包括信息公告欄市場(OTCBB)和粉單市場(Pink Sheet)，第三個層次是地方性柜臺交易市場，第四個層次是私募股票交易市場。由上述四個層次構成的證券市場體系，為全美3萬家左右的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務。
（三）較寬的資金來源渠道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促進社會其他資本進行風險投資的扶持政策，同時也利用財政資金設立投資公司參與直接投資，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風險投資行業。自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美國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也在結構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許多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逐漸成為風險資金主要的投資來源，更加強調決策理論化和程序化，機構化的資金能夠以非常合理的方式來進行風險投資，使得風險投資產業成為了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行業，進入了一個良性互動的局面。
（四）繁榮的風險投資運營機制
美國擁有豐富人才渠道、靈活的公司體質、寬容失敗的文化，形成了一種多方共同參與、互動發展的良好風險投資模式，基本解決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高投入、高風險中融資難題，使得新技術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新的產品更新換代速度加快，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五）高效的政府扶持模式
美國政府在高科技產業不同的創新研發階段，都制定有不同的科技計劃以及相對應投入模式。美國政府的科技投入對不同的領域由不同的機構進行負責，如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健康研究院（NIH）、能源部（DOE）等部門主要側重于基礎研究；中小企業管理局（SBA）則是針對應用型的科研資助。
總之，美國政策、法律、經濟等各方面的支持充分體現了政府政策的引導作用，促進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所以，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政策上的支持是風險投資得以發展的前提條件。
四、上海和硅谷地區的對比分析
對上海和硅谷的金融支持體系進行對比分析可知，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的區別：
（一）在種子期，由于企業存在巨大的風險，導致市場失靈，社會資本不愿意進入此階段。對于此種情況，美國硅谷具有高效而全面的政府投入機制，而且美國政府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引導者社會資本對天使投資的支持，而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的這個階段政府支持的形式較為單一，顯得非常的不足。
（二）資本市場方面。美國擁有非常發達的OTC、納斯達克、紐約交易所構成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而且對上海的高新技術產業而言，缺乏有效的OTC交易系統、新三版市場（只對中關村開飯），創業板和主板的高門檻導致很多高科技企業很難獲得有效融資。
（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服務機制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美國硅谷的社區銀行與上海的小額貸款公司在運營、考核機制都存在巨大的差異。
五、關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金融支持體系的改善建議
（一）資本市場方面創新建議——推出更加適合高科技創業風險的區域性產權市場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由于風險很大，因此有很大比例的企業將部分創業成功或者不成功。鑒于此種特點，建議推出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根據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征，瞄準融資功能，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降低企業進入區域性產區交易系統的門檻，規范交易系統的監管，引導企業提高經營水平。此外，通過政府與銀行的合作機制，使得進入區域產權交易系統的企業可以較為便利的獲得銀行的貸款支持。
（二) 政府投入機制方面創新建議——成立專門的天使投資管理機構，引導社會參與天使投資，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位
根據上海市創投業發展現狀，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遇到的資金瓶頸問題，基于創投產業鏈的運動軌跡，從政府資金使用效率和融資周期的角度，進一步優化政府支持的環節，建議加大對種子期創業企業的投資力度。
（三）金融市場方面創新建議——建立區域性的科技型金融服務機構，提供符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律的金融服務
面對全國統一監管的商業銀行的關系型融資體系與高新技術產業融資需求之間的矛盾，依靠銀行自身的改革是無法解決的，靠行政的手段可以暫時緩解此種矛盾，但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因此我們建議參考美國社區銀行的運營經驗和做法，新成立一個面向高科技產業的區域性金融機構，按照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高收益等特征來設定經營目標和措施以及考核目標，專注于服務區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
（四）服務體系方面創新建議——做好金融市場的政策體系和市場服務工作
金融市場的高效運行，還需要信用擔保、人才培養、交易市場現代化和法律完善等多個方面的跟進，特別是在政府支持方面，創新融合各類金融支持政策，形成優惠政策體系，集中關注金融支持的風險和成本兩個方面。
參考文獻：
[1]張陸洋.高技術產業發展經濟學特性的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1;03
[2]羅正英.信譽鏈假說:中小企業融資能力的放大[J].上海經濟研究，2003;5
關鍵詞：光信息科學與技術；產業人才培養；地方高校
作者簡介：劉雁（1975-），男，湖南邵陽人，三峽大學理學院，副教授；藍嵐翎（1982-），女，福建漳州人，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實驗師。（湖北 宜昌 443002）
基金項目：本文系三峽大學教研重點項目（項目編號：J2010014）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31-0021-02
我國的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本科教育在過去的10年中經歷了從少到多的快速發展階段，為我國的光信息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保障。[1]
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學生的就業一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領域，不僅僅對重點高校，對地方院校都一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2]
總的來說，希望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學生能熟悉光學、電子學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具有本學科及跨學科的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的基本能力。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不同的學校有自己不同的思考，或者說是培養特色。[3，4]
三峽大學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從2004年創建以來，對本專業產業人才的培養一直進行著摸索，希望結合地方經濟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產業人才培養路子。爭取在未來5年左右的時間，把本校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學生培養成讓企業認可、有一定特點的受社會歡迎的學生。
一、光信息產業現狀分析
“光谷”最早是由美國人在1998年提出來的，在亞利桑那大學附近的吐桑，美國人最先提出了“光谷”的概念。“光谷”出現后，各國紛紛響應，包括法國、英國、意大利、中國都有響應。2001年7月，在武漢東湖國家高新區建立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也就是“中國光谷”。2010年，武漢光谷的光電子信息產業總收入突破千億元。在產品產業化方面，光纖光纜的生產規模居全球第一，光纖光纜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55%，國際市場占有率達到15%；光電器件國內市場占有率達到60%，國際市場占有率達到12%；激光產品的國內市場占有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5]伴隨著武漢光谷的建立，我國相繼出現深圳光谷、上海光谷、長春光谷、廣州光谷等光電產業基地。
全世界光電子技術產業的市場規模己達1萬億美元。國外光電子產業主要集中在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近十年來，中國光電子技術產品市場的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隨著信息光電子技術、激光加工、激光醫療、顯示、照明等光電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形成市場可觀、發展潛力巨大的光電子產業。
2006年，《國家信息產業科技發展“十一五”規劃和2020年中長期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未來5～15年15個領域發展的重點技術中就包括了光電子技術，聲明要重點發展激光器、光電探測器、光傳輸和光傳感設備、微光機電系統、半導體照明等產品。[6]2010年10月，國務院正式《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光電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新型顯示器件、LED等在內的細分產業都在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中明確提到。[7]
可見，在光電產業相關技術和生產能力快速提高的情況下，對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人才的需求量也將逐年增大。
二、產業人才培養方案
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處于高速發展時期。目前，在光通信、光電檢測、光電照明、光學元件與系統、光伏產業、激光技術、光學設計、光學材料等方面都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對社會的發展和貢獻不可估量。
作為高校，除了科研、教學，還要服務于社會，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這些不僅體現在科學研究和教師兼職方面，也體現在人才培養目標和方案上。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同光學、機械、電子、材料、計算機、自動控制等多學科的知識息息相關，但也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十分有必要結合當地企業的發展，調整學科的發展、人才培養計劃，為地方經濟服務，加強科學研究，引領社會的發展。
三峽大學地處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宜昌，經濟活躍，交通方便。現在高鐵開通后，宜昌到武漢的時間已經減少到2小時左右。隨著國內光電照明、太陽能、光電顯示產業如火如荼地發展。宜昌太陽能、光電照明等光電企業也有較大的發展，如中國南玻集團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一期項目已累計投資20多億元，專門從事高純多晶硅材料、太陽能硅片及電池片生產的大型制造企業）等等一大批光電企業。這些企業主要集中在光伏產業、節能照明、LED、光學冷加工等方面。這些光電企業有著旺盛的人員需求，對本專業產業人才的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11年出臺的《宜昌市科技發展“十二五”規劃（2011至2015年）》明確提出，在節能環保領域的發展方向要圍繞光電子產業核心技術開發，搶占背景光源行業技術創新制高點，加快液晶照明燈、LED背光源及照明產業化。圍繞太陽能技術開發，加快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系列開發及產業化。[8]由此可見，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光電子相關產業會得到快速發展，這些都為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結合本地進行產業人才培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根據三峽大學理學院發展的需要，結合產業的蓬勃發展，產業人才培養措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