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3 16: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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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農村信貸市場的需求主體實質上就是農村實體經濟主體，其構成主要是從事農村經濟活動的農戶，農村企業和農業產業代組織。從需求主體使用資金的角度出發，我國的農村信貸需求可以概括地分為農村生活需求、農業生產需求以及農民發展需求這三個層面。農民生活需求屬于農民家庭生活對貨幣的需要，但由于農戶屬于生產生活的綜合體，使得農業生產需求和農民生活需求經常性地交織在一起，而表現為農戶的信貸需求；農業生產需求主要針對的是農戶經營以及小規模農業生產組織在農業生產上的貨幣需求，是一般意義上農村信貸需求的核心內容；農村發展需求是從宏觀社會發展角度出發的一種對農村信貸需求的總括，含義上側重于農村社會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教育和社會文明的提高等社會綜合層面，是農村社會發展對公共產品的需求。
具體來說，農村金融市場的信貸需求主要來自以下方面：第一，農村個體私營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金需求。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農業規模化經營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起來的農村個體私營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近年來正處于創業階段，對資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第二，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及原有設施的“康復”所產生的資金需要。目前水利工程設施除了滿足機械化，規模化生產需要新建的以外，不少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功能日漸萎縮，加上受自然災害影響，水利設施急需維修，而僅靠信用社的小額信貸無法滿足；第三，發展現代農業生產的農用機具購置所產生的資金需求。隨著先進生產技術在農村的推廣應用，農業、農村和農民對先進農用機具的資金投入越來越大。據調查，農戶從事農、林、牧、副、漁雖然職業有差別，但投入資金很大一層都用在生產加工技術或設施上，農用機械所需資金仍有不小缺口；第四，農村日益增長的消費性資金需求增加需要融資解決。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全面推進，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普遍提高。農民對住房消費、醫療、子女教育、交通和通訊設施，以及家庭設備等方面投入增多，資金需求快速增加。
二、農村信貸市場存在問題
由于農村信貸市場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國家政策的制約作用，我國農村信貸市場存在以下問題亟待解決：
1.農村金融服務主體單一，信貸供給能力不足。“二元經濟”結構中，政府以城市工業優先發展為理由低成本地吸取農村剩余資金，造成農村信貸資本外流，使農村信貸供給先天不足，統計數據顯示，國家財政支農比重僅占財政總支出的15%以下，農業貸款也僅占貸款總額的5%多一點。政府對農村自由資金流通的管制措施使農村信貸市場的發育和信貸資本的供給受到嚴重挫傷，進一步抑制了農村信貸市場的資金來源。近年來，由于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商業化運行，在“三性”經營原則下，四大國有銀行逐步撤離了鄉鎮的經營網點，特別是本來以服務農村為主的農業銀行逐步撤離了鎮一級的營業網點，使本來資金融通不便的農村在發展中貸款難的問題更加突出，以信用社為主的單一的正規金融機構的局面也更加凸顯。
同時，在利潤目標的驅使下，眾多的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保險，郵政儲蓄等正式的金融機構實質上并未履行農村金融資金供給的責任：全國性商業性銀行在農村是存多貸少；城市商業銀行規模有限；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實際上只是糧棉油的銀行，還沒有深入到農村的各個環節；農業銀行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很多業務已經從農村基層轉移；郵政儲蓄只存不貸；保險和擔保發展緩慢，這讓信合不堪重負。
2.信貸的風險控制體系有待建立和完善。農業本身具有的弱質性、低利性和外部性的特征，使得涉農金融機構的運作存在高風險性。正規金融機構很難了解與應對農村生產活動中面臨的各類自然風險、社會風險和市場風險，而相對于較小的貸款本金而言，運用的信貸成本太高，且高到難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風險溢價去彌補。這種高風險與高成本并存的信貸市場，對于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性金融機構構成了很大的天然障礙。同時，在現行信貸政策條件下，擔保抵押資產是否充足，是決定銀行貸款的主要條件。由于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經營場所、產品和經營周期的特殊性，在涉農融資中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抵押擔保。加上小額信用貸款主要是用于農業領域，而農業生產由于其容易受到自然資源、氣候及市場等因素的多重制約的特點，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就加大了農村信用貸款的風險。由于目前與農村信貸相配套的農業擔保體系、信貸風險補償機制和農業保險制度尚未建立，信貸風險全部由貸款機構承擔。
3.農村信貸市場效益差，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由于政策作用的限制，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利率不能正確反映信貸資本的供求情況，使稀缺的信貸資本不能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合理分配，導致信貸資本的供求缺口和信貸資源分配上的官僚化和無效率。農村借貸尤其是小額的農戶借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滿足日常生活之需，這與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生產性用途相悖。而此外，由于農村信貸市場的利率限制使信貸供給在較大風險的前提下利潤回報極低，導致金融機構不愿意大量發放信貸。
4.借貸貸款成本高。由于農村信貸市場的需求主體是分散的小規模農戶和大量的農村中小企業，他們對金融需求期限短、頻率高、數額小，因此，金融機構對其服務的交易成本比較高。調查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財務報表和數據資料作為參考，農村信貸員需要與農戶進行較長時間交往才能采集足夠的信息，用于判斷是否提供信貸。由于貸款規模微小，正規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極度缺乏有關農村客戶特點及活動的私人信息，信息采集的時間和成本很高。而從農戶方面來說，貸款的手續費用高，貸款程序繁瑣，也抑制了貸款的需求。同時，根據有關法律規定，除信用貸款以外，貸款都需要有經過認證的合適的抵押物，而要證明一個合適的抵押物，需要經過繁雜的手續，以及一筆手續費，農民的貸款金額小，而抵押物認證的手續費是按交易筆數算，因此抵押物認證的手續費相對顯得很高，這就會影響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村金融信貸成本過高，限制了信貸總量擴大；信用貸款授信額度小，不能滿足農業產業大戶的需求，滯緩了產業規模化發展。由于小額農貸的管理成本高和風險較大，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大都成倍上浮甚至一浮到頂，使許多資金需求較大的農戶被高成本貸款價格擋在門外。
三、發展農村信貸市場的政策建議
根據上文中對我國農村信貸市場所存在的問題分析可以得知，我國農村信貸市場組織體系尚未發育成熟，存在明顯的功能不健全和脆弱性。從針對的問題出發，應該從以下方面入手完善和健全：
1.拓寬資金來源渠道，為農村信貸市場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1)進一步發揮農村信用社農村信貸市場主力軍作用，利用農信社改革的契機，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農信社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的改革。(2)引導農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進入農戶小額貸款領域，要建立金融信貸對社區服務的機制，明確縣域內各金融信貸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義務。結合商業銀行的性質，應加大對農產品加工業、服務業、勞動密集型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力度。這類企業對充分利用農村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全面發展農村經濟、拓展農村內部就業空間具有重要作用。只要符合安全生產標準和環境保護要求，有利于資源的合理利用，都應當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給予一定的信貸支持。(3)在對民間金融信貸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放開市場準入條件，吸收民間閑散資金，培育民間貸款組織，促進農村資金的回流。監管部門應努力把各類金融活動納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放寬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后，原本服務農村地區成熟的信貸機構可以考慮向村鎮銀行等信貸機構轉化。
2.穩步推進農村信貸利率市場化。現有的農村小額信貸市場除了農信社的貸款利率可以在基準利率2—3倍內浮動，央行特批的6省區試點地區可以在基準利率4倍內浮動，其余的只能按照商業貸款基本利率計算。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信貸機構應該制定適當的利率，以保證其短期和長期的持續經營。農村信貸市場的目標群體是低收入的農戶和微小企業主，他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彈性較低，對應與農村信貸市場的高成本和風險層次的大跨度，放開一定的浮動利率空間有利于調動金融機構的放貸積極性。國際經驗表明，只有在市場化利率條件下，小額信貸才能達到商業可持續。
3.建立以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的保障型農業保險。農業保險主要由政府自接經營，或政府委托保險公司經營，保險公司只向政府收取管理費用而不以收取保費贏利。政府經營的目的是保障農業生產鏈條的持續，減小農業風險發生帶來的損失，經營的原則必須是：低保費，高保障。針對保費收入不穩定的情況，可以預留部分支農補貼，轉為保險基金，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應當按比例給予參保一部分保費補貼。同時，政府要積極鼓勵和引導商業保險機構進入農業保險領域，充分利用他們的資金優勢和信息優勢。再者，便是加大宣傳動員力量，提高廣大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但最終必須依靠發展農村經濟來提高農業保險的規模。
4.加強對農村信貸的風險防范。(1)加大宣傳力度，培育良好的社會誠信環境。首先，相關金融機構應積極投身到誠信的宣傳中去，通過各種形式，在社會上營造出誠信的信貸市場氛圍。其次，工作人員要使農戶明確農村信貸的性質和法律責任，使農戶在思想上增強維護信譽、遵守法律的自覺性。再次，大力宣傳有關法律知識，增強農戶的法律意識，使之形成講信用的自我約束力。(2)規范操作程序，做到及時收貸。貸款的發放有一套自己的程序，要規范發放貸款的程序。(3)健全農戶貸款的擔保機制。建立信用檔案，篩選優良農戶。農村信用社的農戶信用等級評定要嚴格根據農戶的思想道德品質、資產、資信狀況、家庭經濟收入、償還能力等情況，建立起健全的農戶信用檔案，并進行動態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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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為適應會計國際趨同、經濟全球化的要求，使會計信息能夠更加準確、客觀地反映各種復雜的現實經濟業務，2006年財政部對準則進行了修訂，出臺了《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本文以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和2001年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為依據探討了有關債務重組的定義、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新準則執行中存在的問題等債務重組中的會計準則問題。
[論文關鍵詞]：債務重組會計準則公允價值現值
一、引言
為規范債務重組會計核算和信息披露，1998年財政部了《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1]。該準則以公允價值作為入賬基準，債務重組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然而實際工作中，許多公司卻利用準則中的這種規定進行盈余管理，一些經營困難的上市公司把債務重組視為保牌、摘帽的法寶。為了利潤操縱，2001年財政部頒布了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2]。將非現金資產抵債的計價基礎由公允價值改為賬面價值，債務人因債務重組產生的差額不再確認為債務重組收益，而是全部計入“資本公積”，從而避免了對公允價值的濫用，抑制了部分利潤操縱行為。但是這種規定有悖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難以協調。在充分考慮到經濟環境變化以及修訂前準則實施情況的基礎上，2006年財政部對準則進行了修訂，出臺了《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3]，重新定義了債務重組的概念，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本文根據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以下稱新準則)和2001年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以下稱舊準則)探討了有關債務重組的定義、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新準則執行中存在的問題等債務重組中的會計準則問題。
二、債務重組定義
國際上對債務重組所下的定義從總體來講反映了兩種思路，一種是廣義的債務重組，一種是狹義的債務重組。廣義的債務重組認為所有涉及修改債務條件的事項都應視作債務重組。最能體現這種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會計指南第11號將債務重組定義為：“為了改變或解除債務人對現存債務的責任而采取的行動，其中不包括債務的消除和可轉換債券轉為股權”。狹義的債務重組認為只有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且債權人對債務人做出了讓步事項的才視作債務重組。最能體現這種思想的是美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5號公告的定義是:“債權人因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基于經濟上或法律上的原因，對債務人做出的平常不愿考慮的讓步事項”。
新準則[3]把債務重組定義為：“在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的情況下，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法院的裁定做出讓步的事項”。新準則把“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作為債務重組的前提條件，把“讓步”作為債務重組的必要條件。而舊準則[2]的定義是：“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法院的裁決同意債務人修改債務條件的事項”。可見舊準則是廣義的定義，而新準則為狹義的定義。
筆者認為這樣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⑴債務人沒有發生財務困難時發生的債務重組的會計核算，其實質屬于捐贈，適用其他準則；⑵企業破產清算時發生的債務重組，屬于非持續經營條件下的債務重組，非持續經營條件下的債務重組不屬于債務重組準則涉及的范圍，其會計處理由相關的會計規范子以規定。在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時，情況比較復雜其債務重組無論是否屬于持續經營，本準則也不予涉及。⑶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時所進行的債務重組，如果債權人未做出讓步，則不涉及會計的確認和披露。因此將債務重組的定義恢復為1998年準則的定義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
雖然新準則對債務重組的定義在文字上與1998年準則的定義[1]一樣，但新準則的適用范圍比1998年準則的適用范圍廣，這是由于債務重組定義對“讓步”的判斷標準不同，1998年準則未采用現值計算，而新準則借鑒了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5號公告的做法，采用現值計算來判斷債權人是否做出了“讓步”。
新準則規定，以修改債務條件（包括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長債務償還期限并減少債務本金或債務利息等）進行債務重組中，債務人將來應付金額的現值與重組債務賬面價值的差額，作為重組收益，確認為當期損益。對于債權人而言，重組債權的賬面余額與收到現金、受讓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享有股權公允價值、將來應收金額現值的差額（已計提減值準備的，應先沖減減值準備），作為債務重組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受讓非現金資產按照公允價值入賬。現值更能真實反映債務人、債權人在債務重組活動中的利得和損失，現值概念的引入，使得債務重組具體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進一步趨同。
三、公允價值計量模式
（一）公允價值的概念。
公允價值亦稱公允市價、公允價格。各國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概念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樣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指出:“公允價值，指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交換的一項資產或清償一項債務所使用的金額。”英國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中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在一項公平交易而不是在強迫或清算拍賣交易中，交換一項資產或一項負債所使用的金額。”我國將其定義為:“以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
（二）用以清償債務的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的計量
債務重組采用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的，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應當按照下列規定進行計量:
(1)非現金資產屬于企業持有的股票、債券、基金等金融資產的，應當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確定其公允價值。
(2)非現金資產屬于存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其他資產且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其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但與其類似資產存在活躍市場的，應當以類似資產的市場價格為基礎確定其公允價值；采用上述兩種方法仍不能確定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的，應當采用估值技術等合理的方法確定其公允價值。
（三）恢復公允價值作為入賬價值的意義
從理論上講，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能合理、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①公允價值更能體現某一時點上資產或負債的實際價值。②有助于全面反映債務重組對企業的實際影響，正確分析企業的經營成果。如以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資產轉讓損益與債務重組損益的性質不同應分開核算，只有公允價值的運用才能清楚地將其區分開來。
恢復公允價值，保持會計準則的一致性。在新的會計準則中由于在《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企業合并》等具體準則中部分引入公允價值，為了保持會計準則的一致性，在債務重組準則中應引用公允價值計量。
恢復公允價值，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我國企業要開展世界貿易，就要提供符合國際慣例的會計信息。公允價值計量通常被認為能為決策者提供最為相關的信息代表了財務會計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公允價值已被越來越多國家的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采用。
四、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
（一）債務人的處理
債務人應當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超過清償債務的現金、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所轉股份的公允價值、或者重組后債務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在滿足《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所規定的金融負債終止確認條件時，將其終止確認，計入營業外收入(債務重組利得)。
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應當分別不同情況進行處理：非現金資產為存貨的，應當作為銷售處理，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的規定，以其公允價值確認收入，同時結轉相應的成本。非現金資產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的，其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營業外收入或營業外支出。非現金資產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其公允價值和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投資損益。
（二）債權人的處理
債權人應當將重組債權的賬面余額與受讓資產的公允價值、所轉股份的公允價值、或者重組后債權的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在滿足《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所規定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條件時，將其終止確認，計入營業外支出(債務重組損失)等。重組債權已計提減值準備的，應當先將上述差額沖減已計提的減值準備，沖減后仍有損失的，計入營業外支出(債務重組損失)；沖減后減值準備仍有余額的，應予轉回并抵減當期資產減值損失。債權人收到存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長期股權投資等非現金資產的，應當以其公允價值入賬。
五、新準則執行中存在問題的探討
（一）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實際操作問題
國際會計準則中涉及到公允價值計量的具體準則已有幾十個之多，公允價值會計在各國理論與實務的發展也正顯示出蓬勃生機。同時，我國的市場環境和會計人員的素質正在不斷的完善和提高，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將是必然的。而且會計本身就是要傳遞真實、公允的會計信息，公允價值應該是最真實、公允地計量企業的資產和負債。公允價值本身并不存在問題，它之所以會被利用來操縱利潤，往往是因為市場環境和人為因素。而在目前市場經濟不完善，尤其是生產要素市場存在缺陷的條件下，公允價值的取得和現值的計算在實際操科中可能存在不少問題。實際操作時能做到的只能是選擇最接近公允價值的計量，尤其在資產或負債不存在公平市價的情況下，需要通過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來探求公允價值的情況。大多數時候，公允價值的確認只能來源于雙方協商，那么公允的程度就有待提高了；同樣現值利率的取得也會存在具體困難。這些都給公允價值計量留下可選擇的空間。在日前市場機制不健全，投資者還要以企業財務報表指標作為投資決策依據，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尚不合理的情況下，不排除因受自身利益驅動的高級管理人員可能利用此進行利潤調節和會計造假的情況。筆者認為在目前的環境下，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要注重相關輔助機構的工作質量，如評估機構、工商管理部門、物價部門、稅務部門等，建立好相關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想辦法提高這些部門的工作質量，把市場環境因素的影響減到最低，恢復公允價值的公允。
（二）關于重組收益的問題
新準則規定，以債務轉為資本清償某項債務，債務人應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債權人因放棄債權而享有的股權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作為重組收益，確認為目期損益。相比舊準則而言，重組收益最終計入了目期損益，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之差作為資產轉讓損益。然而就如98年準則，一些虧損的上市公司就利用債務重組獲取額外的重組收益及巨額利潤，以使虧損減小或是扭虧為盈，維持報表利潤，使會計報表不真實。這就需要修改現金流量表的相關項目。由于債務重組不是企業日常的經營活動，它的損益并不能給企業帶來相應的現金流入或流出，因而對當前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所以，在編制現金流量表時，應把由于債務重組產生的收益或損失從補充資料的凈利潤項目中扣除，這樣對凈利潤調整后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才會是真實的數據，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現金流量表的主表和補充資料中所反映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項目相一致。因此為了保證新準則的順利實施，應在現金流量表的補充資料中增加一項債務重組凈損益，作為凈利潤的調整項目,專門反映債務重組產生的損益。這樣處理可以較清楚地了解債務重組收益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提高會計數據的質量。
六、結語
2006年我國財政部頒布的，是在2001年修改1998年公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的基礎上做出的進一步修訂，它更能反映現實經濟運行的特點，同時與國際會計準則在保持一致的基礎上更為其體，更其有操作性。新會計準則體系的貫徹和實施，對于進一步規范我國的資本市場，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建立和完善企業制度，促進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都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現階段企業市場營銷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暴露的愈發嚴重，但是由于企業管理層對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認識不夠全面，企業內沒有較為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制度，或是信息化管理工作模式不合理等，造成了信息化管理在市場營銷中的成績未能達到企業所預想的效果。信息收集不合理，統計不科學等問題都是影響企業目前在市場營銷過程中不能合理應用信息化管理的主要因素。目前有許多企業在市場營銷中對于引進信息化管理模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很大的原因是企業對于信息化管理在市場營銷中應用的好壞與否是直接或間接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重要因素的體會不夠深切，這種原因使得企業內部不能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信息化管理體系或是信息化管理機制，讓信息化管理在市場營銷中的開展與推進之路走得異常艱辛。
二、如何在市場營銷中落實信息化管理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經濟時代，大力推進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建設，成功的信息化管理模式能貫穿整個商品的價值鏈，只有落實好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工作，才能確保產品銷售量能在社會信息化不斷推進的時代中擁有與時并進競爭實力，與全面提升市場營銷效益的能力。以下從幾個方面入手，探究如何在市場營銷中落實好信息化管理的主要辦法：
1加強市場營銷主管部門以及企業商品市場銷售部門對信息化管理工作的認識，樹立正確的信息化管理觀念。產品的市場營銷若想在競爭激烈危機并存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取得最大的銷售效益，就必須將如何在市場營銷中建立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工作推進的更加徹底，用更加智能準確且高效的方法進行管理統計，降低人為錯誤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風險。所以為了能讓信息化管理滲透到市場營銷各個階層，首先要加強管理層對信息化管理的認識，讓領導班子多參加相關的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建設專業知識培訓，使他們深刻的意識到在市場營銷中落實信息化建設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2完善市場營銷中的信息化管理制度，以及構建合理的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模式。結合產品市場營銷的實際情況對于影響產品市場營銷量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合理的給出產品市場營銷的信息化管理方式，統籌產品在市場營銷中所使用的各種營銷手段以及產品在市場營銷中的安排，這對在市場營銷中能貫徹落實信息化管理制度以及完善信息化管理建設工作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如今信息化普及的社會環境下，每一種產品在市場上的營銷都應該有一套完整信息化管理制度與之相匹配，這樣才能在電子信息化的時代中，集合相關電子數據為產品市場營銷決策層管理層給予最真實，最準確且最可靠的產品營銷信息數據報表，讓他們能清楚知道產品在市場營銷中的具體情況，更加清楚的了解市場中客戶的需求，然后對產品銷售所遇到的相關問題及不足有針對性的給出改善的方法和解決方案。圖一是信息化管理在市場營銷中的具體管理流程：
3加強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的建設，提高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目前在社會上大部分的產品都會實行信息化以及網絡化管理，這是實現市場營銷管理日趨智能化的前提。加強市場營銷信息化管理工作，軟件的投入是第一步，應用與信息化管理相匹配的管理系統可以及時有效的對產品在市場上營銷中各個階段的數據與銷售信息進行了解和分析，有效的實現提升產品銷售量。
三、結語
信息公開能降低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會計信息的披露會對資本市場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是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可一概而論。目前，我國已有的主板市場、中小板市場和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已經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其信息披露制度雖有差別但沒有根據市場微觀結構特征和公司特征建立起層次性的信息披露制度。針對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我們有必要建立層次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由于OTC市場的交易機制、企業特征、市場功能不同于主板市場，將主板市場的信息披露規則簡單移植到OTC市場會產生不良的經濟后果。研究發現，OTC市場的投資者更加重視公司未來成長機會的披露，但是如何披露、披露什么內容并未進行深入研究。OTC市場將焦點鎖定在非上市企業的股權轉讓上。相對于上市企業而言，非上市企業信息透明度低而且披露不及時。攻克OTC市場信息壁壘、提高OTC市場信息透明度、強化OTC市場信息披露監管制度迫在眉睫。
二、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的國際比較
我們從六個國家和地區中選取了七個場外市場作為本文比較分析研究的樣本。這些樣本或者具有區域乃至世界影響力，或者具有獨到的發展經驗值得研究。
（一）英美日韓OTC市場的會計信息披露
英美兩國場外市場發達，非上市公眾公司數量眾多，經過立法司法與市場自身的多年努力逐漸建立起多層次結構的非上市公眾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對我國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構建與完善有很大的啟發與借鑒價值。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包括上市前披露和持續披露。
1．上市前披露的主要形式是招股說明書。東京MOTHERS市場要求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中除了披露公司章程中所規定的內容外，還要求披露：對公司業務、未來發展計劃、公司與特定利益團體的關系、公司所處的行業環境和業務伙伴的描述；主承銷商提供的關于擬上市公司滿足上市條件的證明；公司承諾在上市之后頭三年內每年至少將召開兩次針對本公司的分析會議的書面文件。
2．持續披露，包括定期報告和臨時報告兩部分。定期報告除按年度報告和中期報告之外，還要求公司于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結束后一定期限內以季度報告形式披露公司經營情況和財務報表。臨時報告與現有主板市場相同。韓國海外創業板市場KASDAQ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四個方面的信息：
1．定期報告，包括年度報告、期間報告和季度報告。
2．特殊報告，披露公司管理方面的重要信息。
3．臨時報告，關于公司財務狀況重大變化的信息。4．強制性披露，披露KASDAQ認為有必要披露的信息。
（二）印度，中國臺灣柜臺買賣中心市場（GTSM）和興柜股票市場的會計信息披露
已上柜公司被要求不定期地及時披露重大事項，必須公布季度財務報告、半年度財務報告、年度財務報告，需要進行財務預測；每月公布營業收入、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及衍生商品交易等信息。信息披露方式主要為發行公司將相關財務和業務信息輸入股市觀測站系統，上柜公司若有重大信息可召開記者說明會通過媒體報道告知投資者。興柜公司對季度財務報告、財務預測公布方面沒有被強制要求，但必須公布半年度財務報告、年度財務報告。每月公布營業收入、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及衍生商品交易等信息、對重大事項必須及時披露。會計信息是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的核心概念，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制安排都圍繞著這一客體展開，會計信息是企業的一項重要資源，蘊含著公司與股東的利益，一般來說，投資效率與所獲得的會計信息有密切關系。然而會計信息披露不可避免地蘊含著企業與股東的利益沖突。過多的會計信息披露可能泄露企業的商業機密，更有可能造成高昂的成本。
三、建立我國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思索
（一）國內外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思考
會計信息披露所揭示的信號會對資本市場股票價格產生一定的影響，買賣差價的成本構成中與會計信息密切相關的是逆向選擇部分，只有對外公布的信息才會降低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西方學者的研究發現，盈余信息是影響做市商買賣價差的主要信息類型，披露后的盈余信息作為一種公用信息傳遞到OTC市場，將會降低私人信息搜尋的動力，有利于社會福利的提升。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有助于降低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縮小做市商的買賣差價。會計信息披露策略越透明做市商的買賣差價越低。買賣差價是投資者進行證券買賣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大小直接影響證券的交易量，即影響證券的市場流動性，國內外學者研究辨明，信息披露越充分，證券的市場流動性越好，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場的流動性，分析師的跟進有助于改善市場的流動性。由于OTC市場的市場有效性較弱，OTC市場的信息來源渠道較少，如較少的分析師跟蹤、媒體報道等。會計信息含量較高，價格對信息反應較為強烈而且反應滯后。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買賣差價越小，市場的流動性越高，做市商的收益越低。當做市商的收益低于做市商的做市成本時，做市商就會退出做市服務，造成市場的流動性風險增加。OTC市場的會計信息替代品較少，公司操縱信息的收益較高，當操縱信息的收益遠高于操縱信息的成本時，會增加公司操縱信息的動力。會計信息披露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助于提高市場透明度，又會大大增加OTC公司的信息披露成本，所以管制的適度尤為重要。
（二）我國OTC市場會計信息披露設想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市場營銷方法創新的發展趨勢，如政治權力營銷、綠色生態營銷、關系營銷、直接營銷、服務營銷、國際營銷、最終顧客營銷和網絡營銷方法等，并對市場營銷方法創新和發展的社會生活觀念、市場競爭、科技發展、市場營銷理論及其他社會科學背景進行了簡要分析。
一、市場營銷方法創新的發展趨勢
近十幾年來，尤其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出現了大量的營銷方法創新，營銷方法隨著營銷領域的深化和拓展，趨向多元化發展，這至少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由于考慮到政府的政治行為及權力對企業活動的影響，將政治以及權力因素納入了企業營銷領域，因而產生了所謂的政治營銷及權力營銷。政治營銷是指依據政治對營銷活動的影響范圍、程度和規律，借助政治權力和政府的政治行為來進行企業的營銷活動、達到營銷目的。權力是個人、組織對其他個人、組織和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借助個人或組織的某種控制力和影響力進行的營銷活動就是權力營銷。面對被保護的國內外市場，企業應考慮采用政治手段、借用政治權力打開市場。
隨著人類環保意識的增強，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成為各國的共識，人們逐漸崇尚綠色消費，諸多企業也開始從傳統營銷轉向綠色營銷或生態營銷，人們對營銷的視野更為寬廣，以更為長遠的發展眼光來看待營銷的作用和影響。綠色營銷就是企業順應綠色消費觀念，以滿足消費者的綠色消費需求為中心和出發點而進行的企業營銷活動。傳統營銷方法強調通過協調企業、顧客和競爭者三者來獲取利潤，而綠色營銷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還要考慮營銷活動同自然環境的關系。
關系營銷方法的產生和日益被重視，既表明人們對市場營銷的領域有了更廣闊的認識，也說明現代企業市場營銷的核心已從市場交易深入到各類關系。關系營銷以系統的思想來分析企業的營銷活動，認為企業營銷乃是一個企業與消費者、競爭者、供應商、分銷商、政府機構和社會組織相互作用的過程，市場營銷的核心是正確處理企業與這些個人和組織的關系。關系營銷方法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并維持與顧客的良好關系；促進企業合作共同開發市場機會；協調與政府的關系，創造良好的營銷環境。
由于消費者的生活方式變化以及科技發展導致各種現代大眾媒介的出現，使得本來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直接營銷方法，卻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的西方國家以及現在的我國流行起來，反映了在促銷手段、分銷方式上的多元化發展趨勢。直接營銷實質上是一種在零售店以外向消費者銷售產品的營銷方法或方式，它是借助廣告媒介傳遞商品信息的同時接受顧客的訂貨要求而將商品銷售出去。直接營銷與我們常說的廠家直接銷售不同，后者是由廠家自己的推銷員直接銷售給消費者，而不借助媒介或直接營銷公司。直接營銷方法與通常的傳統營銷方法相比，其目標顧客是單個個體，直接營銷方法使廠家能與顧客保持更為密切直接的關系，其營銷效果很容易直接測定。
具有與一般產品營銷不同特點的服務營銷，逐漸成為一獨立的營銷領域，并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表明市場營銷方法按其營銷對象的特征差異正逐漸分解和深化。服務與有形產品相比，具有無形性、差異性、不可分離性、不可存儲性和不發生所有權轉移等特征。服務的這些特征決定了消費者在購買服務時，通常相信從親戚、朋友、同事和專家那里獲得的信息，在評價服務質量時，價格、服務設施和服務態度成為重要的標準。這就進一步決定了服務營銷更注意樹立服務的質量形象，注重人們的口碑和企業的美譽度，注意在服務過程中加強與消費者的溝通。
隨著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企業市場營銷的地域范圍也由一國變為多國甚至全球，市場營銷的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營銷成為企業營銷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營銷學和國際比較營銷學也已發展成為市場營銷學重要的分支。從市場營銷的基本原理上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是相通的，但由于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自然因素在內的營銷環境的巨大差異，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消費習慣和消費行為也就十分不同，進一步也就決定了國際市場的營銷戰略、營銷策略組合和營銷行為與國內市場有顯著差異。對這些差異性的研究，就構成了國際市場營銷學和進一步細分的國際比較營銷學的內容。
基于對顧客概念的深入認識，企業市場營銷由不遺余力地滿足直接顧客的要求，發展為既分析直接顧客的要求，又注意“顧客的顧客”最終顧客的需求。長期以來，企業營銷的對象只是需求其產品或服務的直接顧客，企業沒有認識到自己的企業活動只是整個行業活動鏈的一個或幾個環節，自己的顧客能否有支付能力購買本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取決于本企業的顧客的顧客，直至最終顧客能否進行購買。每個行業的最終顧客或消費者才是該行業的所有企業的利潤源泉。因而，分析最終顧客用戶的需求對于任何企業都是必要的。這就要企業合理確定與最終顧客的距離，通過分析最終顧客的需求確定自己的直接顧客的競爭地位和需求發展，從而站在全行業角度，從企業長遠發展上制定自己的營銷策略組合。
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現代電子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自然也對市場營銷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出現了諸多與電子技術、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市場營銷方法。如網絡營銷、電子營銷、營銷決策支持系統和虛擬市場等。隨著現代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些營銷方法必然會逐漸取代傳統的營銷方法。其中，網絡營銷是利用計算機網絡所進行的營銷，尤其是專指在國際互聯網Internet進行的營銷活動。計算機網絡具有獨特的媒介功能，因此網絡營銷具有不可限量的發展前景。國際互聯網超越了時空限制，兼備多媒體聲光功能，既可以用于展示商品，聯結資料庫，提供商品信息查詢，又可以收集市場信息、進行市場試銷和消費者滿意度的調查。這種和顧客互動雙向溝通的特性使得國際互聯網成為一個十分有效的營銷工具。加之國際互聯網的發展迅速，網絡使用者數量激增并遍及全球，是一條極具開發潛力的營銷工具。
二、現代市場營銷方法創新和發展的背景分析
現代消費者的生活觀念、價值標準和生活方式日趨多元化，人們的需求日益多樣化，人們的消費方式趨向個性化。這促使企業想方設法創新各種營銷方法，迎合消費者的多元化的價值觀念，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的需求，適應個性化的消費方式，如綠色營銷和生態營銷等。
企業間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常規的營銷方法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奏效，促使企業在營銷方法策略上另辟蹊徑，努力創新，如政治營銷、權力營銷、直接營銷、形象營銷和關系營銷等。
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尤其是現代電子信息技術，為現代市場營銷方法創新和發展提供了技術手段和基礎，而且，許多新的營銷方法就是現代科學技術直接創造的，如直接營銷、電子商場、網絡營銷等。
論文摘要：分析了中國移動通信業不同階段的市場競爭結構，運用博弈論對其競爭行為進行了討論，提出了中國移動通信企業實施差異化戰略的對策和建議。
在中國通信信息產業快速發展過程中，移動通信高速增長。根據信息產業部公布的數字，中國移動電話用戶2003年底已達2．69億戶，截至2005年底，移動通信電話用戶總數達到3．93億戶。而我國移動通信市場基本上是雙寡頭壟斷競爭格局，競爭主體是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家，雖然現在固話運營商(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推出的“準移動”產品——小靈通，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了移動市場的競爭，但其所分享的市場份額和用戶規模相對小得多，其對移動市場的影響仍可以忽略不計。
了解我國移動通信的市場結構，挖掘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不但會有助于推進移動通信的3G時代的到來，而且也會為世界移動通信產業的發展作貢獻。本文運用博弈論原理，對中國移動通信市場的雙寡頭壟斷結構及市場競爭行為進行分析，從而為其培育競爭優勢，提高核心競爭力提供理論依據，同時為確定科學有效的市場結構莫定基礎。
1中國移動通信市場競爭行為的博弈分析
我國移動通信企業之間的競爭分別經歷了進入期的阻撓博弈、成長期的價格博弈和成熟期的差異化博弈3個階段。下面分別就這3個階段進行具體分析。
1．1初進入階段的市場博弈
1994年以后，中國聯通進入電信市場打破了原來獨家壟斷的局面，電信市場上出現了企業競爭，這段時間電信市場上的博弈主要表現為處于絕對支配地位的在位者中國電信總局與弱小的中國聯通公司在市場進入與阻撓進入上展開的博弈行為。博弈模型見圖1。
這個博弈有兩個納什均衡，即(進入，默許)，(不進入，斗爭)。由于聯通公司由國務院批準成立，進入勢在必行。中國電信總局在市場進入博弈中的納什均衡行為應是默許，但事實上中國電信總局選擇的是斗爭行為。主要表現在對中國聯通公司的市場進入、互聯互通實行限制，在號碼資源的分配上對聯通實行歧視等方面。中國電信總局所以選擇(進入，斗爭)的博弈行為，其目的顯然不只甘于獲得納什均衡下的寡頭利潤，而是企圖以行政措施和不正當競爭手段扼殺聯通公司，以期保護壟斷利潤。這一市場進入未體現納什均衡的博弈行為一直持續到1998年，聯通公司成立3年后，聯通的電信業務仍然只限于移動電話和無線電尋呼業務。非正當的市場阻撓，嚴重影響和制約了聯通公司的業務發展。
1．2成長期市場博弈
1998年以后，隨著信息產業部的成立，企業間的競爭逐漸趨于平等，中國聯通公司在政府政策允許下，通過低價策略獲得后動優勢，迅速擴張市場份額，使得中國移動通信市場出現了雙寡頭壟斷的局面。中國聯通為了盡快地降低平均成本和收回投資，就通過降價策略來吸引爭取更多的用戶以盡快提高市場收益，而中國移動為了不失去已有的市場份額和利益，不得不加入降價的行列，由于兩個移動通信企業提供的服務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替代性，這就使得它們陷入了不斷降價的囚徒困境怪圈。博弈模型見圖2。
在該博弈中，移動和聯通都有兩個可能的策略：降價和不降價。就移動而言，無論聯通的選擇如何，降價都是它的最優策略。同樣聯通的最優策略也是降價。因此該博弈的一個納什均衡就是(降價，降價)，此時移動和聯通的收益分別是5和1，行業總收益為6。從上面的博弈矩陣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聯通和移動都不降價，那么二者的收益將會是7和3，總收益為1O，顯然是帕累托優于納什均衡。但是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就如兩個沒有條件串供的囚徒一樣，雙方都清楚地明白，如果雙方達成一致，形成協議定價，共同瓜分市場，在雙寡頭的市場形勢下，必將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但是，這種協議注定是脆弱的，由于擔心會被對方“出賣”，這種協議很快就會被打破。如1999年，山東聯通和山東移動為了解決曠日持久的降價大戰，于同年l1月簽署了帶有協議性質的公約，但僅在兩個月之后，山東聯通對資費進行大調整，山東移動也適時應戰，僅存在兩個月的協議就這樣宣告破產，價格戰繼續進行。由此可見，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之后，移動和聯通仍然會一直采取降價策略，不斷地陷入“囚徒困境”。
菩名的伯川德模型指出：只存在有兩個企業的伯川德博弈中，如果兩者邊際成本為常數且相等，所生產的產品具有完全替代性即產品是同質的，并且企業考慮的競爭策略是其產品或服務價格而不是其產量，則存在著唯一的納什均衡，即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等于其邊際成本，企業的利潤等于零。在我國移動通信市場上，當中國聯通的價格下浮幅度恰好能彌補兩運營商產品質量的差異性時，競爭的均衡結果將導致價格不斷下降，最終等于其邊際成本。這較好地解釋了我國移動通信市場上價格競爭的囚徒困境。
1．3成熟期的市場博弈
雖然價格戰是市場競爭的客觀需要，對培育市場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惡性價格戰是得不償失的，它不僅大大降低了行業利潤率，造成國家稅收銳減，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而且影響到整個電信產業的健康發展，嚴重削弱了電信產業未來發展的推動力。要使移動電信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能夠盡可能地逐步擺脫這種輪番降價的囚徒困境，實現企業之間的理性競爭，移動通信運營商應該從低層次的價格競爭，轉向差異化戰略。差異化戰略是指企業通過提供獨特的產出特性以及技術、品牌形象、附加特性和特等來強化產品(服務)特點，增加消費者價值，使得消費者愿意支付較高價格的戰略。
伯川德悖論的一個決定性假設是兩個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是相同的，價格成為用戶購買和企業出售的唯一決定變量。解開這一悖論的辦法之一是引入產品的差異眭，如果兩個企業提供的服務并不是完全具有替代性的，此時消費者面對的是互有差別、多樣化的市場細分服務，價格就不再是用戶唯一感興趣的變動系數，還有許多非價格因素。這樣的服務差異化就有效地防止了惡性價格競爭。因此要使現在的移動通信企業擺脫這種囚徒困境，必須要提供差異化的互有區別的服務給用戶。豪泰林模型指出：均衡價格：平均生產成本+產品的差異量。在平均生產成本一定的情況下，企業間提供的產品差異越大。均衡價格就越高，從而利潤就越大。原因在于產品間的替代性隨著差異性增加而降低，企業壟斷能力便增強，這樣導致競爭越來越弱，從而均衡價格將更接近于壟斷價格，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
低層次的價格競爭類似于博弈論中的“零和博弈”，僅僅在相互競爭的企業和消費者之間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零和博弈”是一種完全沖突的博弈類型，博弈各方的總得益是一定值，一方所得必是一方的所失。如果考慮到由此帶來的低效率及對未來的不利影響等因素，低層次的價格競爭甚至很可能是“負和博弈”，博弈各方的總得益在減少。差異化戰略則屬于“正和博弈”，它通過實行差異化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創造出新的價值、新的利益，博弈各方的總得益隨著市場蛋糕的擴大明顯增加。此時的博弈模型見圖3。
這個博弈存在唯一的納什均衡就是(不降價，不降價)，但二者的收益都增加了r，整個行業的收益也增加了2r，整個市場的蛋糕被同時做大了。現在應該是一個差異化戰略的時代，沒有差異化，就失去了競爭力。實施差異化戰略，是移動通信市場螺旋式上升發展，逐漸走向成熟的必然趨勢。
2中國移動通信市場差異化策略
2．1技術差異
電信是一個技術迅猛發展的行業，采用先進的技術提升網絡質量，提供更新更優的服務以適應差異化、多層次的市場需要，不僅能培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形成不易被對手效仿的更加持久的競爭優勢，而且能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中國移動在未來的3G時代，通過大量的技術投入獲得在某一技術領域的競爭優勢，其實施差異化營銷就會事半功倍。
2．2品牌差異
品牌上的競爭已經成為一個焦點，用戶對運營商品牌和服務(產品)品牌的忠誠度成為競爭的核心。好的品牌有助于監督和提高服務產品質量并能開發新的產品和新的市場。培養用戶對品牌的忠誠度，可以減少用戶對價格下降的敏感性。要通過主品牌和細分品牌的宣傳實現用戶對不同品牌價值認知的差異，另外還要積極尋找新的市場，實現準確的品牌定位，才能最終實現差異化策略。超級秘書網
2．3產品差異
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這兩大移動運營商都已經認識到語音業務市場可以開發的資源已經不多了，目前數據業務的需求劇增，成為移動通信新的利潤增長點，也是市場發展的方向。移動增值業務和移動數據業務在移動通信市場競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3G網絡的高速數據傳輸和多媒體特征將大大拓展移動通信的應用。會促成移動數據業務的大爆發，為差異化戰略的實施提供了舞臺。
2．4細分用戶目標市場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間，因國家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銀行業金融機構不斷緊縮信貸規模，部分企業和個人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資金短缺問題。民間融資借此契機得以迅速發展，民間融資規模不斷擴大。2008年9月至2010年期間，貨幣政策波動較大，但以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主線，國家存貸基本利率經過了6次調整，減幅累計達到0.418%。2010年下半年以來，國家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存貸款基準利率經過三次以0.25%上調，從而抑制了貸款需求。一些企業在經營困難急需資金時，卻遭遇到了銀根收緊的難題。貨幣政策呈現“緊”、“松”、“緊”的頻繁變化，而信貸規模又是計劃管理，這種國家宏觀政策上的不可預測性，使多數私營企業難以適應，給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生產經營帶來巨大沖擊。
我國貨幣政策一般是“逆經濟方向行事”，也就是說在經濟過熱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在經濟低迷時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對信貸市場的影響存在滯后效應。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增加信貸市場中的貨幣供給，降低貸款成本，非正規金融的信貸規模也隨之增加。但經濟在寬松的政策中仍處于低迷狀態，借貸資本一般會流向實體經濟這些收益穩定、風險較低的部門。而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貨幣供給，借貸利息上升，正規金融信貸成本上升，更多借貸需求者轉向非正規金融市場，此時經濟處于高漲狀態，因此借貸資本更多會流向房地產等那些收益高、風險大的非實體經濟部門。
非正規金融對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
評價一個階段的貨幣政策實施效果通常通過統計數據指標來反應，如貨幣乘數、貨幣流通速度、存貸款流量、利率變化等。由于非正規金融游離于監管之外，其發揮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響了對貨幣政策效果的正確評價。一是對利率的影響。正規金融機構利率由國家確定，而非正規金融的借貸利率是根據資金的供求關系決定。非正規金融信貸大部分都是在資金需求緊張、迫切而銀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發生的，是一個賣方市場，在供求極不平衡的情況下，利率水平遠比銀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單憑正規金融機構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國金融運行情況，從而對貨幣政策的全面實施也造成相當大的阻力。
二是對貨幣流通速度測算的影響。評價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貨幣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預測或在估算其變動幅度時出現小的差錯，都可能使貨幣政策效果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有可能使本來正確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隨著經濟發展，各種非正規金融機構不斷涌現，一些非存款金融機構也具有了一定的貨幣創造能力，從而使得以商業銀行為中心設計的貨幣控制方法顯得力不從心。現實中，大多數非正規金融交易是以現金方式進行的，大規模的現金交易勢必會導致統計過程中的現金漏損率的增加，從而影響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測算。非正規金融的現金交易并未被納入到官方統計范疇內，也很難被準確計量，這都增加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流通量控制難度和貨幣政策的制定難度，從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全面實施與綜合評價。
三是對融資總量與投資方向的影響。非正規金融體系資金融通過程中的顯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間的閑置資金和正規金融體系中相當一部分的沉淀資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規金融中去，從而導致資金從正規金融機構流出，這些脫離了政府監管的資金與民間資金匯集在一起，形成了規模龐大的隱形融資市場。由于非正規金融體系中的信貸活動未被納入國家統計和監管范疇，大量的民間資金游離于金融體系之外，使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信用總量被隱性放大，國家對全社會資金供給結構和總量無法準確把握，從而影響國家對區域經濟和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正確判斷。
非正規金融對金融秩序穩定性的影響
貨幣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規金融市場，而對于非正規金融而言，雖然“非正規”不等同于“非法”，但對其監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誘發非法集資、非法放貸等非法金融活動，不利于金融市場和社會的穩定。民間借貸存在較大的自發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國家在資金上進行宏觀控制，不利于信貸結構的調整。
以高息攬存、非法融資為特征的地下錢莊，都以數倍于國家合法利率的高利率吸納資金，并高息放貸；個別擔保機構、典當行、房地產中介機構違規辦理墊資還款、短期資金拆借等金融業務，極易誘發償付危機。非正規金融體系的組織制度缺乏規范化，業務管理混亂，抗風險能力較弱且風險意識淡薄，對投放的信貸資金用途幾乎沒有約束，尤其是當正規金融體系進行信貸收縮時，大量的資金通過非正規金融體系流入到投機性的交易活動中，如股市、樓市的投機性買賣。這些都擾亂了我國金融市場正常的交易秩序和調控措施，非正規金融體系內在的金融風險一旦釋放出來，很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亂，影響金融穩定目標的實現，削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內容提要：本文運用協整檢驗方法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行計量分析，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實際進程進行經驗檢驗。結果表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有關政策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洲經濟一體化取得的巨大進展，集中體現在歐洲單一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建設進程上。由于銀行業在歐盟金融市場以及整個經濟中的關鍵地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在這兩個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國內外有關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經驗檢驗。本文運用經濟計量分析的協整檢驗方法，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實際進程進行經驗檢驗。
一、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政策
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標志是1986年歐共體通過的《單一歐洲法案》的提出。在這份法案中，歐共體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的目標，在這個市場內，實現產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完全流動。在《單一歐洲法案》框架下，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成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重點，而且隨著德洛爾報告的和《歐洲聯盟條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實施，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又成為推動歐洲向經濟貨幣聯盟邁進的關鍵動力。
《單一歐洲法案》只是明確了歐共體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方向性目標，具體的政策表現為歐共體理事會的指導性意見”。
早在1977年，歐共體委員會就了《第一號銀行指導意見》，其核心條款是允許外國銀行在符合東道國法規的前提下設立分支機構。它事實上打開了成員國銀行在共同體其他成員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大門，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義。但是，由于各國的立法差異并沒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號銀行指導意見》并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的跨國銀行活動。真正標志著歐洲銀行業和金融服務業走向單一市場的是1989年歐共體理事會的《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Directive89／646／EEC)，經過修訂，1993年各成員國將其轉化為本國的法律加以正式實施。這份立法涉及歐洲銀行業金融服務和跨國活動的各個方面，具有十分廣泛的內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監管規則下的單一許可原則和母國控制原則。根據這兩項原則，任何一個成員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只要在本國獲得了營業許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員國開設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納國的許可，其業務也只受母國監管機構的監督，而不受東道國的監督和管制。單一許可原則和母國控制原則對銀行業跨國經營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銀行不再需要為了申請在國外開立分支機構的資格而花費巨大的精力和時間，其經營活動也只由本國的監管機構監督，這樣就避免了成員國之間由于監管規則不同造成的麻煩。另外，這兩項原則也為歐盟各國提供了一個監管框架，這個框架有助于降低對歐盟各國之間進行協調的成本，并減少歐盟各國的監管負擔，同時也限制了潛在的各國監管者的偏見。1986—1992年間，歐共體理事會還制定了8個附加的指導意見，分別對銀行業監管、資本金要求、償債能力標準、洗錢活動、信貸風險、年報的要求和銀行并購重組各個方面做出具體的規定。
歐共體理事會的這些指導意見系統地闡述了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員國將這些要求轉化成本國的具體立法加以落實。因此，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不僅依賴于各項指導意見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員國的具體實施狀況密切相關。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單一市場指導意見在各成員國的實施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間，已經被成員國采用的指導意見占全部指導意見的百分比已經從58％上升到89％。對于《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截至1994年4月，12個歐洲聯盟的成員國中有11個已經根據指導意見的要求進行了國內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總體而言，在歐共體一系列的指導意見之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法律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法律一體化比市場的實際一體化先行一步。
二、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經驗檢驗
(一)假設和數據
首先，經驗檢驗主要是針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同時也涉及貨幣市場，因為銀行信貸市場利率是以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基礎的，銀行信貸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關系很密切。
其次，檢驗的指標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作為衡量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指標。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完全一體化的市場應該遵循單一價格原則，換言之，就是在完全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上，所有相同金融資產都具有相同的價格。由此，利率可以作為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衡量標準。在實際情況中，由于風險的不同，文化對銀行與客戶關系的影響不同，貨幣政策條件不同，以及各國銀行為解決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體化的銀行信貸市場內利率并不一定都實現均等化。因此，我們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檢驗不是以嚴格的價格均等化作為標準，而是使用協整的概念。協整分析認為，隨著銀行信貸市場日益一體化，區域內銀行的定價行為將會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言之，一體化地區內成員國的利率將表現出趨同的關系。而從具體分析的角度說，在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內，利率(非穩定時間序列)在短期內可以分離變動，但是在長期，市場力量將迫使它們恢復到一個均衡的關系。
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這是出于下面幾方面因素的考慮。第一，在金融市場上，名義利率能夠比實際利率更好地反映國際套利過程。借款者用以進行比較、評判的是經過匯率預期調整的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相應地，那些不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行跨國業務活動的銀行一般也只是對經過匯率預期調整的名義利率感興趣。上述兩者構成了國際套利過程的主要參與者，因此在國際套利過程中名義利率比實際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實際利率進行衡量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問題。一方面，實際利率以各國的貨幣分別表示，其差異無法比較，同時，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對跨國實際利率進行比較，因此對于單個投資者或借款者來說，實際利率差異并不能夠提供獲利機會。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實際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購買力平價，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在長期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偏離，也就是說各國平均實際利率在長期是基本相等的。這樣，使用實際利率進行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檢驗具有潛在的誤導性——無論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是否發生，實際利率本身的差異就很小。因此，我們選擇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作為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檢驗指標。
我們的研究范圍包括歐洲聯盟的六個核心國：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比利時和意大利。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歐盟GDP總額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歐洲聯盟的總體。同時，為了比較地區性和全球性的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
，我們把分析擴展到美國和日本。
我們將使用從1985年開始的月度利率對銀行貸款利率和利差進行協整檢驗。對于銀行貸款利率，選用各國的基準利率表示；為了計算利差，選用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銀行貸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的數據都可以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版的《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兩者都從1985年1月開始。利差有兩種形式：一是由貸款利率減去貨幣市場利率得到的絕對利差；二是由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得到的相對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協整檢驗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兩個時間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定義為I(1)序列，而且兩個序列的某個線性組合是平穩的或I(0)，那么稱時間序列Yt、Xt是協整的，或者說兩者具有協整性。協整意味著兩個時間序列變量之間存在某種長期的均衡關系，一個時間序列變量的變化總是伴隨著另一個時間序列變量的變化，兩者不會分離太遠。
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協整檢驗基本上是遵循恩格爾和格蘭杰(EngleandGranger，1987)建立起來的方法，按兩個步驟展開。首先，證明時間序列存在單位根；然后，估計協整向量。
協整檢驗的條件是待檢驗的時間序列是一階單整序列，定義為I(1)。為了確定貸款利率時間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們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為此，我們要構建關于利率和利差的時間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的回歸方程，然后分別進行t檢驗和F檢驗。兩個回歸方程都包括一個緊跟在利率的滯后差分項之后的趨勢變量：
零假設表示時間序列服從隨機游走，即非平穩。對于t檢驗，零假設是Ho：b＝0；對于F檢驗，零假設是H0：b＝d＝0。如果計算出的‘統計量或F統計量的值小于臨界值，那么我們不能拒絕零假設，也就是說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
一旦確定了貸款利率和利差的時間序列是I(1)序列，我們就可以從杜賓一沃森(Durbin-Watson，DW)統計量開始進行協整檢驗。杜賓一沃森統計量從協整回歸中得到，協整回歸使用單個國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為因變量，歐洲聯盟其余國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為自變量xt：
當由方程(3)的回歸中計算出DW值比臨界值大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即兩個時間序列存在協整性。正如恩格爾和格蘭杰指出的，杜賓一沃森檢驗只是作為證明存在協整性的一個近似指標，它需要更詳細精確的其他檢驗加以補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檢驗和增廣迪基一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檢驗。迪基一富勒檢驗基于協整回歸方程的殘差構建模型：
這里，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表明了兩個時間序列變量的協整性。具體地說，按照絕對值進行比較，當t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說明兩個時間序列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另外，根據以下的回歸方程可以進行增廣迪基一富勒(ADF)檢驗：
這里，按照絕對值進行比較，當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即兩個時間序列變量具有協整性。
2．存在結構性突變的協整檢驗
凱普雷(Caporaleetal．，1996)認為，對于趨同之前和之后的時間序列變量間的長期關系，協整是一個強有力的檢驗，但是對趨同過程中的時間序列變量則不然，也就是說，在趨同發生的時期內，時間序列變量經常表現出非協整性。換言之，非協整性能夠反映時間序列變量的一種趨同進程，這一結論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時間序列存在結構性突變，這種結構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時間序列本身變化規律的結果。如果歐洲聯盟促進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單一市場法案》和《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有效，那么歐洲聯盟成員國之間的利率差異應該存在下降趨勢，或者說利率的時間序列顯示出結構性突變，歐洲聯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貸款利率出現趨同。根據上述觀點，如果存在結構性突變，那么樣本將要劃分為突變前和突變后兩個時期，然后分別對這兩個時期進行協整檢驗。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這種方法進行的協整檢驗，缺少協整性正好意味著存在趨同進程。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通過影響銀行定價行為和競爭狀況，從而對金融市場結構形成沖擊，貸款利率就可能顯示出結構性突變。因此，我們要對存在結構性突變的時間序列分別進行協整檢驗。《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于1989年通過，到1993年9月歐盟各個成員國將其轉化為本國的具體法律加以落實，因此大致可以認為結構性突變發生在1990—1993年9月這段時期內。如果考慮90年代初期金融市場也經受多方面嚴峻的外部突發性沖擊，如兩德統一、歐洲貨幣體系危機等，將突變性時期確定在1990—1993年這段時期內是恰當的。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整個樣本期分為兩個不同的子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政策和措施沒有實際實施的階段，可稱為前一體化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從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有關政策措施開始實施后的階段，可稱為后一體化時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間的這段時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證兩個子時期相互獨立，同時也力求減少90年代初外部沖擊對歐盟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
這樣，我們就對上一部分的檢驗程序加以修正，具體按如下步驟進行：第一步，對從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個樣本期，根據方程(3)進行協整回歸，得出DW、DF、ADF的各個值。但是，在存在結構性突變的條件下，這些檢驗的實際意義有所減弱。第二步，進行結構性突變條件下的協整檢驗，把整個樣本期分為兩個子樣本，然后分別應用方程(5)對每一個子樣本進行協整檢驗。
(三)模型檢驗結果
1．貸款利率和利差的趨勢：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了說明歐洲和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程度，我們將對歐洲聯盟六個核心成員國以及日本、美國的貸款利率和利差進行分析。
統計數據表明，整個樣本期內，歐盟各成員國的貨幣市場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異，最低的是德國(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
；各成員國的貸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國和荷蘭，它們的平均貸款利率大約是8．2％，意大利則高達12．86％。
如果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能夠導致金融資產價格均等化的理論假定成立，那么我們將發現各成員國的名義利率會減少到一體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國家的利率水平。統計數據表明，與前一體化時期相比，后一體化時期的貸款利率明顯下降。但是，這種情形并不是歐洲特有的，因為美國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現出同樣的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而不是由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政策的獨特后果。另外，在后一體化時期，各國的利率看起來更加接近，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導致利率之間的差距變小。而且，統計數據也不能夠說明利率實現了均等化，畢竟在意大利和荷蘭兩個國家之間，貨幣市場利率的差距達到4．97個百分點，銀行貸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個百分點。
對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時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國家，與前一體化時期相比，后一體化時期的絕對利差普遍減少。但是這本身不足以說明歐盟金融市場實現了一體化，因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國名義利率的下降。而且，對相對利差的分析表明，在這一時期內利差實際上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在前一體化時期，相對利差的變化范圍是從比利時的1．64的高點到英國的1．10低點；而在后一體化時期，這一變化范圍是從比利時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釋這種變化。銀行貸款利率可以表示為貨幣市場利率加上一個附加額，而相對利差又可定義為銀行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因此，當貨幣市場利率下降時，相對利差將會增加。但是，統計數據表明，在后一體化時期，除了比利時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歐盟成員國的相對利差都更加緊密地朝德國的利差水平靠攏。總體而言，描述性統計量并不能有力地說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只是在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國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單位根檢驗
首先，我們給出協整檢驗第一步的結果，也就是確定待檢驗的時間序列是否是一階單整的，即時間序列是否I(1)序列。為此，我們分別對利率時間序列及其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對所有的利率(包括貨幣市場利率和銀行貸款利率)，我們都不能夠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也就是說所有的利率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進一步地，我們能夠拒絕利率的一階差分序列的零假設，也就是說，利率的一階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所有的利率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序列，我們可以對利率的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同樣地，利差的單位根檢驗的結果也表明，絕大部分國家的利差時間序列都是I(1)序列，而僅有幾個國家(意大利、荷蘭和英國)的檢驗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這里的利差是由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而得到的相對利差。
3．銀行信貸市場以及貨幣市場的協整檢驗
(1)利率的協整分析
經過經驗分析發現，除了法國、比利時，歐盟其他國家的貨幣市場利率普遍表現出缺少協整性。在現實情況下，對歐盟貨幣市場利率起基準作用的并不是歐盟的平均貨幣市場利率，而是德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因此，我們對歐盟各國貨幣市場利率和德國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表1。
說明：(1)歐盟各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序列相對于德國貨幣市場利率序列進行回歸。(2)DW給出了的德賓一沃森統計量的檢驗值，100個觀測值的相應的臨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當DW值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表明存在協整性。(3)DF給出了簡單DF回歸的φ的統計量，其相應的100個觀測值的臨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據絕對值比較，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表明存在協整性。(4)*數據代表存在協整性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出德國貨幣市場利率和比利時、荷蘭、英國三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在兩個子時期都是協整的，在前一體化時期協整性表現得更加強烈。法國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檢驗統計量，表明它們的貨幣市場利率和德國的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非協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體化時期的檢驗統計量的值都比前一體化時期更低，也就是說協整性在后一體化時期顯得更加微弱，這一結果符合凱普勒(Caporale，etal．，1996)的觀點，即趨同進程中，能夠檢驗到的協整性會減少，換言之，缺少協整性可以被解釋為趨同進程的結果。總體而言，歐盟各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和德國的貨幣市場利率之間表現出較明顯的協整性和趨同現象。
貨幣市場利率通過固定匯率聯系在一起，從而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協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轉換成銀行貸款利率之間的協整性，但是這種轉換關系并不是很明確。從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時而言，在前一體化時期其貨幣市場利率是協整的，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也是協整的；但是對荷蘭而言，貨幣市場利率的協整性并沒有導致銀行貸款利率的協整性。因此，我們得出結論，即貨幣市場利率的趨同是銀行貸款利率之間出現協整性的必要但絕不是充分的條件。
(2)利差的協整分析
這一部分我們進行利差的協整分析。利差的協整性反映了能夠將市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確立一種長期均衡關系的套利力量。這種力量可能來自于貨幣市場一體化，銀行零售定價行為的趨同，以及信貸市場的套利過程，我們不追究這種套利過程背后的驅動力量，因為協整分析考慮的僅僅是長期均衡化的進程是否存在。
說明：(1)歐盟各國的利差相對于歐盟平均利差進行回歸，對每一國的檢驗，歐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該國的利差；美國和日本的利差相對于歐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歐盟6國)進行回歸。(2)DW給出了德賓—沃森統計量的檢驗值，100個觀測值相應的臨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當DW值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零假設，意味著存在協整性。(3)ADF(k)給出了增廣迪基—富勒回歸的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括號中的k給出了增廣迪基—富勒回歸的滯后項數，因此k＝0代表簡單的迪基—富勒回歸。100個觀測值的迪基—富勒回歸的相應臨界值為：4．07(1％)，3．37(5％)，3．03(10％)，100個觀測值的增廣迪基-富勒回歸的相應臨界值為：3．77(1％)，3．17(5％)，2．84(10％)。(4)表中*數據代表不存在協整性的結果。
表2給出了整個樣本期的利差協整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歐盟各國的利差序列較為普遍地表現出明顯的協整性。但是，將樣本分為前一體化時期和后一體化時期之后，檢驗結果會表現出許多結構性變化。一般地，在第一個子時期，檢驗結果總體上表明
存在協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國，只是部分地表現出協整性。在后一體化時期，我們發現協整性減弱。根據ADF統計量，在后一體化時期中能夠確定存在協整性的只有英國。
4．地區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和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
最后，我們從地區對比的角度分析協整檢驗的結果。具體地說，就是將歐盟6國作為一個整體，對比美國和日本研究其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主要目的是明確目前的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歐盟地區一體化政策的結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場全球化的一個結果。而根據前面部分的協整檢驗的結果(表1、2)，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貨幣市場利率還是貸款利率，歐盟和美國、日本都不存在協整性，利差也是如此。這說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主要是地區性現象，也就是說，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主要是歐盟政策推動的結果。上述結果的一個隱含結論是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水平遠遠超過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水平，從全球的角度看這可能會導致某種程度的歧視利損失：由于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客戶可能會偏向于選擇一體化區域內的歐洲銀行，而不選擇成本最小、價格較低的區域外銀行。為了減少或避免這種損失，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應加速發展，并最終趕上地區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在某種意義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務貿易多邊協議的達成為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三、簡要結論
根據上文的協整檢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簡要結論：
第一，歐盟各國貨幣市場利率表現出較好的協整性，說明歐盟貨幣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高；
第二，歐盟各國銀行貸款利率的協整性較差，說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程度較低，存在較明顯的市場分割；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洲經濟一體化取得的巨大進展，集中體現在歐洲單一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建設進程上。由于銀行業在歐盟金融市場以及整個經濟中的關鍵地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在這兩個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國內外有關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經驗檢驗。本文運用經濟計量分析的協整檢驗方法，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實際進程進行經驗檢驗。
一、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政策
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標志是1986年歐共體通過的《單一歐洲法案》的提出。在這份法案中，歐共體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的目標，在這個市場內，實現產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完全流動。在《單一歐洲法案》框架下，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成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重點，而且隨著德洛爾報告的和《歐洲聯盟條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實施，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又成為推動歐洲向經濟貨幣聯盟邁進的關鍵動力。
《單一歐洲法案》只是明確了歐共體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方向性目標，具體的政策表現為歐共體理事會的指導性意見”。
早在1977年，歐共體委員會就了《第一號銀行指導意見》，其核心條款是允許外國銀行在符合東道國法規的前提下設立分支機構。它事實上打開了成員國銀行在共同體其他成員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大門，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義。但是，由于各國的立法差異并沒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號銀行指導意見》并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的跨國銀行活動。真正標志著歐洲銀行業和金融服務業走向單一市場的是1989年歐共體理事會的《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Directive89／646／EEC)，經過修訂，1993年各成員國將其轉化為本國的法律加以正式實施。這份立法涉及歐洲銀行業金融服務和跨國活動的各個方面，具有十分廣泛的內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監管規則下的單一許可原則和母國控制原則。根據這兩項原則，任何一個成員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只要在本國獲得了營業許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員國開設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納國的許可，其業務也只受母國監管機構的監督，而不受東道國的監督和管制。單一許可原則和母國控制原則對銀行業跨國經營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銀行不再需要為了申請在國外開立分支機構的資格而花費巨大的精力和時間，其經營活動也只由本國的監管機構監督，這樣就避免了成員國之間由于監管規則不同造成的麻煩。另外，這兩項原則也為歐盟各國提供了一個監管框架，這個框架有助于降低對歐盟各國之間進行協調的成本，并減少歐盟各國的監管負擔，同時也限制了潛在的各國監管者的偏見。1986—1992年間，歐共體理事會還制定了8個附加的指導意見，分別對銀行業監管、資本金要求、償債能力標準、洗錢活動、信貸風險、年報的要求和銀行并購重組各個方面做出具體的規定。
歐共體理事會的這些指導意見系統地闡述了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員國將這些要求轉化成本國的具體立法加以落實。因此，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不僅依賴于各項指導意見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員國的具體實施狀況密切相關。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單一市場指導意見在各成員國的實施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間，已經被成員國采用的指導意見占全部指導意見的百分比已經從58％上升到89％。對于《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截至1994年4月，12個歐洲聯盟的成員國中有11個已經根據指導意見的要求進行了國內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總體而言，在歐共體一系列的指導意見之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法律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法律一體化比市場的實際一體化先行一步。
二、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經驗檢驗轉(一)假設和數據
首先，經驗檢驗主要是針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同時也涉及貨幣市場，因為銀行信貸市場利率是以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基礎的，銀行信貸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關系很密切。
其次，檢驗的指標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作為衡量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指標。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完全一體化的市場應該遵循單一價格原則，換言之，就是在完全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上，所有相同金融資產都具有相同的價格。由此，利率可以作為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衡量標準。在實際情況中，由于風險的不同，文化對銀行與客戶關系的影響不同，貨幣政策條件不同，以及各國銀行為解決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體化的銀行信貸市場內利率并不一定都實現均等化。因此，我們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檢驗不是以嚴格的價格均等化作為標準，而是使用協整的概念。協整分析認為，隨著銀行信貸市場日益一體化，區域內銀行的定價行為將會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言之，一體化地區內成員國的利率將表現出趨同的關系。而從具體分析的角度說，在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內，利率(非穩定時間序列)在短期內可以分離變動，但是在長期，市場力量將迫使它們恢復到一個均衡的關系。
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這是出于下面幾方面因素的考慮。第一，在金融市場上，名義利率能夠比實際利率更好地反映國際套利過程。借款者用以進行比較、評判的是經過匯率預期調整的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相應地，那些不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行跨國業務活動的銀行一般也只是對經過匯率預期調整的名義利率感興趣。上述兩者構成了國際套利過程的主要參與者，因此在國際套利過程中名義利率比實際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實際利率進行衡量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問題。一方面，實際利率以各國的貨幣分別表示，其差異無法比較，同時，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對跨國實際利率進行比較，因此對于單個投資者或借款者來說，實際利率差異并不能夠提供獲利機會。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實際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購買力平價，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在長期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偏離，也就是說各國平均實際利率在長期是基本相等的。這樣，使用實際利率進行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檢驗具有潛在的誤導性——無論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是否發生，實際利率本身的差異就很小。因此，我們選擇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作為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檢驗指標。
我們的研究范圍包括歐洲聯盟的六個核心國：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比利時和意大利。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歐盟GDP總額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歐洲聯盟的總體。同時，為了比較地區性和全球性的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我們把分析擴展到美國和日本。
我們將使用從1985年開始的月度利率對銀行貸款利率和利差進行協整檢驗。對于銀行貸款利率，選用各國的基準利率表示；為了計算利差，選用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銀行貸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的數據都可以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版的《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兩者都從1985年1月開始。利差有兩種形式：一是由貸款利率減去貨幣市場利率得到的絕對利差；二是由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得到的相對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協整檢驗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兩個時間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定義為I(1)序列，而且兩個序列的某個線性組合是平穩的或I(0)，那么稱時間序列Yt、Xt是協整的，或者說兩者具有協整性。協整意味著兩個時間序列變量之間存在某種長期的均衡關系，一個時間序列變量的變化總是伴隨著另一個時間序列變量的變化，兩者不會分離太遠。
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協整檢驗基本上是遵循恩格爾和格蘭杰(EngleandGranger，1987)建立起來的方法，按兩個步驟展開。首先，證明時間序列存在單位根；然后，估計協整向量。協整檢驗的條件是待檢驗的時間序列是一階單整序列，定義為I(1)。為了確定貸款利率時間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們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為此，我們要構建關于利率和利差的時間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的回歸方程，然后分別進行t檢驗和F檢驗。兩個回歸方程都包括一個緊跟在利率的滯后差分項之后的趨勢變量：
零假設表示時間序列服從隨機游走，即非平穩。對于t檢驗，零假設是Ho：b＝0；對于F檢驗，零假設是H0：b＝d＝0。如果計算出的‘統計量或F統計量的值小于臨界值，那么我們不能拒絕零假設，也就是說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
一旦確定了貸款利率和利差的時間序列是I(1)序列，我們就可以從杜賓一沃森(Durbin-Watson，DW)統計量開始進行協整檢驗。杜賓一沃森統計量從協整回歸中得到，協整回歸使用單個國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為因變量，歐洲聯盟其余國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為自變量xt：
當由方程(3)的回歸中計算出DW值比臨界值大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即兩個時間序列存在協整性。正如恩格爾和格蘭杰指出的，杜賓一沃森檢驗只是作為證明存在協整性的一個近似指標，它需要更詳細精確的其他檢驗加以補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檢驗和增廣迪基一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檢驗。迪基一富勒檢驗基于協整回歸方程的殘差構建模型：
這里，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表明了兩個時間序列變量的協整性。具體地說，按照絕對值進行比較，當t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說明兩個時間序列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另外，根據以下的回歸方程可以進行增廣迪基一富勒(ADF)檢驗：
這里，按照絕對值進行比較，當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即兩個時間序列變量具有協整性。
2．存在結構性突變的協整檢驗
凱普雷(Caporaleetal．，1996)認為，對于趨同之前和之后的時間序列變量間的長期關系，協整是一個強有力的檢驗，但是對趨同過程中的時間序列變量則不然，也就是說，在趨同發生的時期內，時間序列變量經常表現出非協整性。換言之，非協整性能夠反映時間序列變量的一種趨同進程，這一結論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時間序列存在結構性突變，這種結構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時間序列本身變化規律的結果。如果歐洲聯盟促進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單一市場法案》和《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有效，那么歐洲聯盟成員國之間的利率差異應該存在下降趨勢，或者說利率的時間序列顯示出結構性突變，歐洲聯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貸款利率出現趨同。根據上述觀點，如果存在結構性突變，那么樣本將要劃分為突變前和突變后兩個時期，然后分別對這兩個時期進行協整檢驗。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這種方法進行的協整檢驗，缺少協整性正好意味著存在趨同進程。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通過影響銀行定價行為和競爭狀況，從而對金融市場結構形成沖擊，貸款利率就可能顯示出結構性突變。因此，我們要對存在結構性突變的時間序列分別進行協整檢驗。《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于1989年通過，到1993年9月歐盟各個成員國將其轉化為本國的具體法律加以落實，因此大致可以認為結構性突變發生在1990—1993年9月這段時期內。如果考慮90年代初期金融市場也經受多方面嚴峻的外部突發性沖擊，如兩德統一、歐洲貨幣體系危機等，將突變性時期確定在1990—1993年這段時期內是恰當的。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整個樣本期分為兩個不同的子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政策和措施沒有實際實施的階段，可稱為前一體化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從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有關政策措施開始實施后的階段，可稱為后一體化時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間的這段時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證兩個子時期相互獨立，同時也力求減少90年代初外部沖擊對歐盟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這樣，我們就對上一部分的檢驗程序加以修正，具體按如下步驟進行：第一步，對從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個樣本期，根據方程(3)進行協整回歸，得出DW、DF、ADF的各個值。但是，在存在結構性突變的條件下，這些檢驗的實際意義有所減弱。第二步，進行結構性突變條件下的協整檢驗，把整個樣本期分為兩個子樣本，然后分別應用方程(5)對每一個子樣本進行協整檢驗。
(三)模型檢驗結果
1．貸款利率和利差的趨勢：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了說明歐洲和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程度，我們將對歐洲聯盟六個核心成員國以及日本、美國的貸款利率和利差進行分析。
統計數據表明，整個樣本期內，歐盟各成員國的貨幣市場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異，最低的是德國(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員國的貸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國和荷蘭，它們的平均貸款利率大約是8．2％，意大利則高達12．86％。
如果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能夠導致金融資產價格均等化的理論假定成立，那么我們將發現各成員國的名義利率會減少到一體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國家的利率水平。統計數據表明，與前一體化時期相比，后一體化時期的貸款利率明顯下降。但是，這種情形并不是歐洲特有的，因為美國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現出同樣的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而不是由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政策的獨特后果。另外，在后一體化時期，各國的利率看起來更加接近，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導致利率之間的差距變小。而且，統計數據也不能夠說明利率實現了均等化，畢竟在意大利和荷蘭兩個國家之間，貨幣市場利率的差距達到4．97個百分點，銀行貸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個百分點。
對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時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國家，與前一體化時期相比，后一體化時期的絕對利差普遍減少。但是這本身不足以說明歐盟金融市場實現了一體化，因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國名義利率的下降。而且，對相對利差的分析表明，在這一時期內利差實際上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在前一體化時期，相對利差的變化范圍是從比利時的1．64的高點到英國的1．10低點；而在后一體化時期，這一變化范圍是從比利時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釋這種變化。銀行貸款利率可以表示為貨幣市場利率加上一個附加額，而相對利差又可定義為銀行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因此，當貨幣市場利率下降時，相對利差將會增加。但是，統計數據表明，在后一體化時期，除了比利時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歐盟成員國的相對利差都更加緊密地朝德國的利差水平靠攏。總體而言，描述性統計量并不能有力地說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只是在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國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單位根檢驗
首先，我們給出協整檢驗第一步的結果，也就是確定待檢驗的時間序列是否是一階單整的，即時間序列是否I(1)序列。為此，我們分別對利率時間序列及其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對所有的利率(包括貨幣市場利率和銀行貸款利率)，我們都不能夠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也就是說所有的利率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進一步地，我們能夠拒絕利率的一階差分序列的零假設，也就是說，利率的一階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所有的利率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序列，我們可以對利率的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同樣地，利差的單位根檢驗的結果也表明，絕大部分國家的利差時間序列都是I(1)序列，而僅有幾個國家(意大利、荷蘭和英國)的檢驗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這里的利差是由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而得到的相對利差。
3．銀行信貸市場以及貨幣市場的協整檢驗
(1)利率的協整分析
經過經驗分析發現，除了法國、比利時，歐盟其他國家的貨幣市場利率普遍表現出缺少協整性。在現實情況下，對歐盟貨幣市場利率起基準作用的并不是歐盟的平均貨幣市場利率，而是德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因此，我們對歐盟各國貨幣市場利率和德國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表1。說明：(1)歐盟各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序列相對于德國貨幣市場利率序列進行回歸。(2)DW給出了的德賓一沃森統計量的檢驗值，100個觀測值的相應的臨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當DW值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表明存在協整性。(3)DF給出了簡單DF回歸的φ的統計量，其相應的100個觀測值的臨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據絕對值比較，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非協整的零假設，表明存在協整性。(4)*數據代表存在協整性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出德國貨幣市場利率和比利時、荷蘭、英國三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在兩個子時期都是協整的，在前一體化時期協整性表現得更加強烈。法國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檢驗統計量，表明它們的貨幣市場利率和德國的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非協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體化時期的檢驗統計量的值都比前一體化時期更低，也就是說協整性在后一體化時期顯得更加微弱，這一結果符合凱普勒(Caporale，etal．，1996)的觀點，即趨同進程中，能夠檢驗到的協整性會減少，換言之，缺少協整性可以被解釋為趨同進程的結果。總體而言，歐盟各國的貨幣市場利率和德國的貨幣市場利率之間表現出較明顯的協整性和趨同現象。
貨幣市場利率通過固定匯率聯系在一起，從而貨幣市場利率之間的協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轉換成銀行貸款利率之間的協整性，但是這種轉換關系并不是很明確。從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時而言，在前一體化時期其貨幣市場利率是協整的，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也是協整的；但是對荷蘭而言，貨幣市場利率的協整性并沒有導致銀行貸款利率的協整性。因此，我們得出結論，即貨幣市場利率的趨同是銀行貸款利率之間出現協整性的必要但絕不是充分的條件。
(2)利差的協整分析
這一部分我們進行利差的協整分析。利差的協整性反映了能夠將市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確立一種長期均衡關系的套利力量。這種力量可能來自于貨幣市場一體化，銀行零售定價行為的趨同，以及信貸市場的套利過程，我們不追究這種套利過程背后的驅動力量，因為協整分析考慮的僅僅是長期均衡化的進程是否存在。
說明：(1)歐盟各國的利差相對于歐盟平均利差進行回歸，對每一國的檢驗，歐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該國的利差；美國和日本的利差相對于歐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歐盟6國)進行回歸。(2)DW給出了德賓—沃森統計量的檢驗值，100個觀測值相應的臨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當DW值大于臨界值時，拒絕零假設，意味著存在協整性。(3)ADF(k)給出了增廣迪基—富勒回歸的估計參數的t統計量，括號中的k給出了增廣迪基—富勒回歸的滯后項數，因此k＝0代表簡單的迪基—富勒回歸。100個觀測值的迪基—富勒回歸的相應臨界值為：4．07(1％)，3．37(5％)，3．03(10％)，100個觀測值的增廣迪基-富勒回歸的相應臨界值為：3．77(1％)，3．17(5％)，2．84(10％)。(4)表中*數據代表不存在協整性的結果。
表2給出了整個樣本期的利差協整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歐盟各國的利差序列較為普遍地表現出明顯的協整性。但是，將樣本分為前一體化時期和后一體化時期之后，檢驗結果會表現出許多結構性變化。一般地，在第一個子時期，檢驗結果總體上表明存在協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國，只是部分地表現出協整性。在后一體化時期，我們發現協整性減弱。根據ADF統計量，在后一體化時期中能夠確定存在協整性的只有英國。
4．地區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和全球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