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1 02: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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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衛設施現狀及面臨的困境
（一）、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不斷增加，多數中、小城市日產垃圾量相繼已經達到200余噸。城市垃圾的處理也都只有一座簡易的露天鎮埋場。城區供居民直接傾倒的垃圾中轉存放點都不足6座，按照環衛基礎建設標準最低每平方公里不少于3個來定位，那可都是杯水車薪。就目前多數城市垃圾中轉點，且都是90年代初期建設，利用城區建筑工地廢料搭建的占地面積平均不足50平方米的簡易露天簸箕式存放點。如到夏季高溫季節，被腐蝕的垃圾臭氣熏天；如遇到雨天，則污水橫流；如遇到大風天氣，紙屑、塑料袋漫天飛，這種局面靠人力很難控制，以致周圍居民封閉垃圾存放點的事情屢次發生。
（二）、基礎設施設備投入不足。截至目前，環衛機械作業方面，多數縣城區僅有1輛灑水車，符合規定的垃圾清運車輛也很難超過3輛，且超期服役車占清運車的主要運輸車輛，油耗相對較高。由于車輛老化，現在已經不能達到密閉運輸的要求。面對機械投入的不足，作業時間超時超長，垃圾清運要連續工作12個小時才能清理完畢。
（三）、城市公益基礎設施特別是果皮箱、垃圾桶人為損壞、被盜嚴重，導致城市基礎設施功能不能正常發揮。
（四）、單位、居民樓院、住宅小區、商業區未建環衛設施，客觀上造成了垃圾無處傾倒，致使道路兩側暴露垃圾日益增多。
（五）、隨著各個城市正處于大建設時期，客觀上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難度。如建筑垃圾運輸車輛大部分均為不密封車輛，沿途揚、溢、灑、漏，帶泥上路現象特別嚴重，是“光灰”城市的主要制造者。
二、針對以上情況提出的兩點對策及建議
市位于省西南部，長江中下游北岸，市區人口57萬，城區面積550平方公里。2005年，全市生產總值429.64億元,增長12.6%；財政收入38.17億元，增長13%，其中地方財政收入19.55億元，增長8.4%。
曾是省會城市,自古就是商業貿易重鎮，長江沿岸重要商埠，是近代較早的對外通商口岸，曾以農產品出口為最,也是近代徽商的重要發祥地。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專業市場得以恢復，全市的商貿市場經歷了一個由低檔次、低水平的馬路地攤到集約化、規模化、專業化、信息化發展的過程后，依托物流配送和第三方物流，催生培育了幾個專業市場和商貿主導企業，已形成綜合市場與專業市場、大型購物中心與便民店、專業店與商業街、農村連鎖店與社區便利店競相發展的新格局。各類大宗生產資料基本實行了集團化經營，日用消費品、藥品、書刊、快餐已被規模化的物流配送中心連鎖經營所取代。特別是形成了幾個大的批發市場，僅在市區就有光彩大市場、汽車零件工業城、國際汽車城、鋼材大市場、煙草物流配送中心等。其中，開發區物流園區的光彩大市場居“全國十大工業市場”第六位，2005年交易額達130億元，實現稅收1億多元。
隨著流通產業的發展，市的物流產業規模和特色日漸凸顯。截止2005年底，大型物流園區建設投入資金逾10億元，半數項目已在“十五”期間開工建設并投入使用。主要有：開發區綜合物流園區、港口物流園區、農副產品物流園區、第三方物流園區，另有以企業為主的配送基地或中心。2005年底止，已注冊的物流企業有數十家，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規模。市委、市政府已計劃“十一五”期間物流園區的建設投資總額達到20億元。現在建的物流園區有總投資為9.5億元的港口物流園區，投資5億元的華東國際農業大市場。
市物流園區和各類批發市場著眼于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建設起點高，具有一定的信息化程度；入駐企業多，管理較為規范，能為商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務需求；輻射力強，輻射可達皖鄂贛毗鄰地區，起到了“長三角”與內地產品及商品流動的節點作用，同時對皖鄂贛三省周邊地區社會商品的流通起到了二傳手的作用，在當地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光彩大市場的建設和運作方式
市光彩大市場是由市政府開發、南翔集團建設運作的，是一個以商品批發、分銷為先導，集倉儲、配送、電子商務、商品加工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區域性商貿物流中心。該市場地處市開發區“黃金腹地”，規劃面積為3000畝，計劃建筑面積150萬平方米，總投資將達14億元。整個工程分四期建設，自1998年9月動工以來，現已完成三期建設，四期可望今本文來源：文秘范文年年底全部建設完成并投入運營。光彩大市場全部投入運營后，市場年交易額可達200億元，實現稅收2億元，安排6萬人就業。
光彩大市場的建設開發，其主要作用是：
（一）提升了城市形象。2003年三期工程完成投入運營后，躍入“全國十大工業市場”的第八位，成為市的一張名片。
（二）提供了一條重要的就業途徑。到2005年底，大市場吸納3萬人就業。
（三）對當地經濟發展起到拉動作用。拉動了周邊土地價格的上升，土地價格從五年前的10萬元/畝以內上升到了50萬元/畝；拉動了商品房價格的上升，商品房價格從五年前的630元/平方米上升到了1800元/平方米；拉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建筑、裝潢、餐飲等第三產業的收入，比市場開發前增長15倍；對當地財政貢獻比較大，市場全部運營后，年實現稅收2億元。
光彩大市場的建設，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扶持：
1.是輿論宣傳。市政府對園區的建設大造輿論，廣泛宣傳推動，形成了優先發展物流產業的共識，并作為招商引資項目積極推介，在全國各地開展宣傳造勢，吸引外地客商的關注。
2.資，連同征地費每畝土地成本達到了25萬元，而以7萬元的價格出讓給企業建設開發。
一、現狀
（一）城市規劃現狀。目前城市規劃建設是由縣城建和規劃局負責，近年來，縣城建和規劃局充分發揮規劃的引領作用，堅持外延擴張和內涵提升并舉，重點工程和民生工程并重，突出新城建設和舊城改造，加強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產業集聚區建設力度，提高了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提升了城市形象，城區暢、潔、亮、美，宜居環境明顯改善。
（二）城市管理現狀。城市管理是按照“條塊結合，以條為主”的模式。即：干道由城管執法局管理，背街小巷由所在街道社區管理。
1．街道社區僅就城市管理、創衛工作而言，主要承擔了以下職責：
（1）以市容義務監督員（紅袖套隊伍）和社區居委會為主體，維護城區環境衛生秩序、交通秩序、市容市貌整潔，監督“門前雙五”，夜間巡邏巡查；整治城市“牛皮癬”、清洗卷簾門等責任制落實；
（2）協助縣城管職能部門搞好治理無證三輪、車輛和行人亂行亂撞、清除臨街墻面灰層蛛網等城市管理集中整治活動；
（3）組織市民定期清淘陰陽溝、化糞池；
（4）整治衛生死角、小街小巷清掃保潔；
（5）開展以除“四害”為主要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
（6）負責小區管理，落實業主責任制，監督物業管理，確保小區衛生、有序、安全；
（7）利用各種陣地培訓教育市民，遵守《文明市民守則》和《文明市民“八不準”》爭做文明市民；
（8）多層次、多形式定期和不定期地向居民進行健康教育宣傳；
（9）按屬地管理原則，與機關企事業單位管理簽訂責任書，搞好“共駐共建”活動；
（10）負責轄區公路沿線衛生；
（11）為迎接重大會議、節慶活動進行環境衛生大整治；
（12）征地、拆遷、安置、補償、還房建設、城中村改造以及新城區的擴張等大量復雜艱辛的工作。
2．基層城管人員構成。街道辦事處設置了城管辦，人員2名（無編制，由其它部門抽調），遇大型活動全處人員參與；社區城管人員，目前是由社區三職干部和義務監督員（無報酬）組成。
3．城管經費情況。城管執法收費由縣城管執法局負責。基層城管單位無城管經費。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城市規劃還有待提升。規劃已經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部分居民城市化意識淡薄，違反規劃的行為時有發生。城市規劃缺乏文化品味和現代氣息，千房一面，開發建設檔次有待提升。
1．停車場地、公共廁所考慮不周。導致車輛亂停亂放，占用人行道，帶來較大的交通安全隱患；公共廁所布局不足造成居民在公共綠化帶亂拉，嚴重影響城市衛生。
2．城市建筑垃圾堆放無場所。造成建筑垃圾和裝修垃圾亂倒，影響城市環境衛生和形象。
3．城市排洪能力設計排洪標準欠長遠考慮，桿、管、線規劃滯后。一遇暴雨就形成城市內澇，亂開挖現象嚴重，給居民生活帶來不便。
4．規劃-建設-城管脫節。表現在部分小區化糞池、下水道、排污溝、垃圾堆放點的設計、規劃不合理、不全面、不配套，建設后竣工驗收移交責任主體不明確，規劃-城管驗收機制缺失，造成工程建設完工由規劃、建設驗收后開發商一經房子交脫，就撒手不管，埋下衛生死角和不穩定因素。如農機小區和陽光水城就造成住戶集體上訪多年，特別是農機小區因下水道堵塞問題上訪多年。均因對它進行徹底改造，居民戶有的要給數百元，就是小改造都要投人平幾十元到百元不等，再加上城市居民下崗多、交不起錢的也多，所以集資改造就成空話，最后形成集體，還是將責任交街道和社區，街道領導、社區干部只有到處化緣。所以，每解決一個問題都必須當一個大工程來做，
（二）城市管理力量有待加強。
1．基層城管人員和經費不足。街道辦事處，社區承擔著對全體居民和居住小區、小街小巷的每日周而復始的、持之以恒的、絲毫不能放松和懈怠的管理，一個城市絕對不能忽視這支管理力量。過去實行的是以“門前三包，共駐共建”為主的城管內容，現在看來也不落后。如果真正做好這些工作，僅靠社區三職干部和街道城管辦2名無編制人員及無報酬的義務監督員是無法管好的。同時目前體制下的只有支出而沒有收入，透支嚴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基層城管模式也無法提升城市建設管理上檔升級。就街道的城管工作而言，它的重中之重就是組織社區保潔和“創衛”工作。從近幾年的創衛工作來看，最頭疼、最浪費行政和經濟成本的工作，莫過于整治衛生死角，清除“牛皮癬”城郊結合部整治，至少要花上十天、半月，經費上多到幾萬，少則幾千，而且組織起來十分困難，用千辛萬苦、千言萬語、千方百計來形容都毫不夸張。
2．重視社區的“共駐共建”工作不夠。在縣城爭創“省級文明衛生城市”的活動中，街道辦事處根據縣上的精神和外地的成功經驗，在6個社區全面實施了社區居委會與所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共駐共建文明衛生社區”的工作。通過運作，確實收到了很大成效，但是也還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一些單位領導根本沒把這項工作當回事，采取不支持、不配合、不參與，有的甚至是態度蠻橫，惡語中傷社區管理干部，自認為是大機關、大企業，說權比你大，說錢比你多，瞧不起社區，更不理會“共駐共建”工作，社區對這類問題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有向上面叫苦。
3．“門前雙五包”管理沒有完全形成齊抓共管局面。“門前雙五包”也是縣城爭創“省級文明衛生城市”時采取的措施，它的特定含義是經營者和管理部門的“雙向五包”，街道辦事處與之簽訂了“門前五包”責任書。通過兩年的運作，確實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經營者的原因。門面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的不統一，經營者推卸責任而不管；門面以外確實人員復雜也管不了；白天開門，黑夜關門，店里不可能夜晚都“五包”；簽訂了責任書，而沒有辦法追究責任，無法制約，形同一紙空文，完全是靠店主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來接受“門前雙五包”。另一方面是經營者沒有認真履職。而街道辦事處無行政公權，只能進行宣傳教育、解釋，盡量進行啟發、動員，對不履行者，只有不了了之，存在問題另派人解決。
4．宣傳力度有待加強。城市的最簡單概念：就是人員居住生活、商業高度集中，足以影響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區域；它在這個地區具有總體形象和較全面的代表性；然而它又對這個區域的周邊環境產生巨大的帶動、影響和推動作用，繼而對這個地區產生革命性變化。所以對于一個地區而言，城市管理工作應該是重要的工作之一，然而建設一個城市，在各種條件比較具備的現階段較易，而管理好一個城市相對較難，因為它涉及改變人們舊的傳統生活習慣，轉變人們舊的傳統觀念，以新的、科學的、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來規范要求，從而實現人們身心健康，城市煥然一新，達到“三城聯創”之目的。要轉變人們的傳統觀念而非易事，只有持之以恒的宣傳、教育。在宣傳教育當中，要系統、具體地講解科學、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和意義、目的，簡明城市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確提出城市管理的對象和內容，約法三章，不得越雷池一步，違者必究。還可以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典型報道，達到令行禁止的目的。
三、幾點建議
（一）規劃更合理、考慮更長遠。合理規劃停車場地和公共廁所；設置城市建筑垃圾堆放場所；城市排洪能力設計多考慮城市發展面積擴大，集雨面積增加，行洪能力排洪標準設計提高防洪標準；桿、管、線規劃力求一步到位；城管部門應參與介入城市建設的專項規劃、設計和驗收工作，工程移交要有基層城管單位參加。
（二）加強基層城管隊伍，落實城管經費。成立街道城管中隊，編制設置應與鄉鎮有所區別，增加城管編制和社區城管人員，增加市容市貌管理監督投資，城管經費列入財政預算。
（三）重視社區的“共駐共建”工作，并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管理。縣創衛領導小組和縣城管局以及相關領導要給予高度重視，公開肯定和支持社區開展的“共駐共建”活動，批評有關單位的錯誤言行，在此基礎上，加強制度建設，從評選先進、申報榮譽單位、年終政績考核等項工作，都應該給社區有一定的發言權。只有這樣，才能更大的調動社區抓好“共駐共建”的積極性。
（四）“門前雙五包”管理應該納入齊抓共管范疇。縣創衛領導小組、城管局認真對“門前雙五包”工作搞專項調研，調動所有積極因素，啟動所有制約機制，實行有權管理者就有責任的原則，由政府職能部門（有行政公權單位）與經營者簽訂責任書，實行齊抓共管方能大見成效。
（五）加大宣傳力度，注重教育和轉化城市居民接受城管新理念，克服和消除在城市生活、工作上的不良習性。建議在縣電視臺，設立“城管之窗”專題欄目，每天在黃金時間報道5分鐘左右，參與城管報道的記者至少2人以上，并鼓勵業余記者參與，用宣傳輿論引導和樹立城市管理的正氣，伸張正義，喊響“遵守科學、規范、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為榮，違反城市管理規定的行為可恥”的口號，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并轉化為自覺遵守城管的自覺行動。
關系、負擔著繁重的家務,他們沒有資格享受本地醫保和各種老年優惠,他們是被遺忘的人群。老齡化嚴重的社會現實,鋼筋水泥林立的摩登城市,這個被忽視的人群,他們在城市的適應狀況是如何的呢?
所謂社會適應，是個體與特定的社會環境相互作用達成協調關系的過程以及這種協調關系呈現的狀態。對于不同的個體來說，社會適應不是“是”和“非”的問題，即適應還是不適應的問題，而是適應程度的差異問題。對于進城老人而言，自身與社會環境的協調程度如何通過自我內部的生理和心理的和諧平衡程度來判斷。
從具體內容來看，進城老人的社會適應狀況包括四大方面：（1）基本生活適應，即進城老人在城市的生活中能夠自理、存活的程度；2）人際關系適應，即進城老人能夠與他人溝通、交流以及建立良好關系的程度；3）精神文化適應，即進城老年人能夠順應變化中的思想、觀念及各種文化現象的程度；4)個人發展適應,即進城老年人在城市社會生活中能夠發揮自身潛能、擴展自我價值的程度。
我們調查主要有兩個目的：1）了解進城老人的社會適應狀況，以婺城區為例；2）進而分析進城老人是否由于社會環境的轉變不能適應角色的變化、進城老人由于文化的程度影響社會適應以及進城老人人際關系。
1、調查方案
由于老年群體的特殊性，我們調查采取的是以訪談為主，問卷為輔的方法。在調查群體的選擇上，我們選擇了婺城區的進城老人，以人民廣場和師大社區的老人為主，其他婺城區小區和街頭偶遇為輔。考慮到老人的特殊性，我們兩人為一個小組，一人和老人進行交流，一人做相關記錄。老人們態度基本友善，問卷和訪談都基本順利。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穿們問卷的內容。本次調查采取的是滾雪球和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共發放105份問卷，收回問卷91分，其中符合樣本的是73份，缺失18份。
我們調查的是進城老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適應狀況，在調查中，我們將適應狀況界定為（1）基本生活適應，即進城老人在城市的生活中能夠自理、存活的程度；2）人際關系適應，即進城老人能夠與他人溝通、交流以及建立良好關系的程度；3）精神文化適應，即進城老年人能夠順應變化中的思想、觀念及各種文化現象的程度；4)個人發展適應,即進城老年人在城市社會生活中能夠發揮自身潛能、擴展自我價值的程度。調查中，將老人的適應狀況根據我們的理論假設的操作化化為以下三個變量，即1）進城老人由于社會生活環境突然改變不能很好的適應角色轉換；2）由于進城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導致社會適應能力差，無法融入城市老人的生活群體；3）進城老人人際方面受限制，可能會導致情緒低落，使精神抑郁的幾率增加。依照這三個假設的操作化，我們設計了一份二十一題問卷題目加上一個開放式的提問。
2、調查統計
當下的中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二元結構格局的打破以及戶籍制度的改革，許多老人離開故土，跟隨子女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或者從農村到城市。由此，一個特殊的群體產生——進城老人。
一、基本生活適應
進城老人并非我們所想農村老人進城跟隨子女養老。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這樣三類：一、農村老人跟隨子女進城；二、城市老人跟隨子女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三、從不發達的地方到城里進行打工者
們從圖一中看出，進城老人的年齡50%左右在60-70歲。根據我們的訪談，我們發現，在50-60這一年齡段的進城老人，有些是幫助進城打工的子女看店幫忙的。而60-70這一年齡段的進城老人主要在家里做家務、帶孫子女等。而70-80這一年齡段的進城老人主要以頤養天年為主，在家看電視、休閑活動為主。
從中，我們發現，經過交互分析后了解到，進城老人對于現在的生活狀態還是比較滿意的。在60-70這個年齡段，我們發現，老人們對于現在在城里的生活狀況態度不一，大多數趨向于滿意，但是也有個別少數老人對于自己現在的生活不甚滿意。而80歲以上的進城老人對于在城里的生活沒有想法。
在城里生活的習慣程度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進城老人大多數是和子女。孫子女居住在一起的，并且這個群體的進城老人對于城市里的生活都比較習慣，認為雖然城市和農村有所不同，但是可以適應。而在單獨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進城老人我們從分析中發現，他們認為在城市里的生活比較不習慣，想回到農村中去。在適應方面，我們發現三代同堂的進城老人適應的較好。
二、人際關系適應
我們根據人際關系適應設立了兩個理論假設，即1）由于進城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導致社會適應能力差，無法融入城市老人的生活群體；3）進城老人人際方面受限制，可能會導致情緒低落，使精神抑郁的幾率增加。
從中，我們發現，小學程度的進城老人對于在城市的生活最為適應，適應狀況良好。而文盲，文化程度相對于低的進城老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適應狀況較為差，他們對于在城市里的生活較為不滿意，不習慣在城市里的生活。而高中或者初中文化以上文化程度的進城老人，則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進城老人在這個城市生活的適應狀況很好，對于現在的生活很習慣，沒有出現什么適應中的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文化程度的高低影響到了進城老人的社會適應狀況。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進城老人由于文化程度的差異，他們的人際關系也有不同的差異。在文盲或者半文盲的進城老人中，不難看出，他們的朋友主要分布在小區和他們一樣的進城老人或者就是老家農村的老人。而高中以上的進城老人則人際交往比較廣，既和小區中和自己一樣的進城老人也和小區的城里老人，人際教我并沒有收到限制。
綜上，我們可以知道，文化程度的高低，影響到了進城老人的社會適應狀況。文化程度低的進城老人社會適應能力相對差一些，他們沒有積極去融入城市老人的生活群體中。
從中，我們發現，進城老人大多數認為自己和城里的老人是有區別的。他們很多認為，城里的老人看不起他們是進城的老人。而根據，我們對城里老人的隨機調查也發現，大多數城里老人覺得進城老人和自己是不一樣的。進城老人和城市老人的交際圈子基本是不同的。
自評與城里老年人是否有區別*在城里生活的習慣程度交叉制表
計數
但是，我們也發現了，盡管進城老人覺得自己和城里的老人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這并不影響到他們在城市的適應狀況。大多數進城老人認為自己在城市生活還是比較習慣的。因此，他們在城市生活中的適應狀況也是良好的。
因此，我們發現進城老人人際方面受限制，可能會導致情緒低落，使精神抑郁的幾率
增加這一假設尚未得到驗證。
三、精神文化適應
我們根據精神文化適應設立了一個理論假設，即，進城老人由于社會生活環境突然改變不能很好的適應角色轉換。
從圖八中，我們可以看到進城老人的主要經濟來源于子女的每月供給。進城老人對于子女每月供給來自子女，老人們也不在家庭中處于核心地位，家里當家的往往是子女。他們基本沒有繼續從事工作也沒有養老保險，在經濟上的壓力轉化為子女身上。進城老人中養老保險是他們當前經濟來源的極為少數。在這一方面，我們沒有發現由于家庭地位的轉變，家里核心地位的變化，導致他們適應能力的轉變。很多進城L老人表示，他們自己現在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子女，吃住都靠子女，不在位于家庭的獨立地位，依附于家庭成員中的某一個人。
在傳統的農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根據圖九，我們可以看到進城老人中和鄰里關系不熟悉，相處的不好的群體中，他們對于城里的生活不習慣，在適應狀況上不及那些和鄰里關系熟絡的進城老人。但，我們也發現，進城老人和鄰里之間關系并不融洽，很多都是點頭之交或者認識，但是并不進行聯絡。這和農村中的，“你家吃完吃我家”“好東西大家分享”等觀念有不同。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進城老人由于社會環境的轉變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環境這一假設是尚不能驗證的。
四、個人發展適應
個人發展適應,即進城老年人在城市社會生活中能夠發揮自身潛能、擴展自我價值的程度。
與他人的交流語言*在城里生活的習慣程度交叉制表
計數
在城里生活的習慣程度
從圖十中可以得知，為了和他人順利交流，進城老人基本都使用普通話或者普通話夾雜著方言。由此，我們發現，進城老人在城市生活中也積極的發揮自己的潛能。很多進城老人來自農村，講了一輩子的方言，從來沒有學過聽過普通話，但是為了能更好的和他人進行交流，也學會了生硬了普通話。在訪談中，我們和老人的交談基本都可以順利進行，進城老人也基本理解我們想要了解的內容。
3.調查分分析（略，詳見文獻版）
小結
在我們對婺城區進城老人進行抽樣分析后，發現婺城區的進城老人在婺城區的社會適應一般，沒有出現極度的不適應，因此適應狀況也沒有我們假設的那樣差，或許和我們金華是個宜居的城市有一定的關系。
但是為了進一步提高進城老人的社會適應性，我們覺得還應該從以下方面加強：
1）自身調節含飴弄孫本是天倫之樂，城市里的精神和物質生活的豐富，確實也為“候鳥老人”，安享晚年提供了難得的條件。老人要多想想自己與子女在一起時快樂的感受和經歷，進行積極的心理暗示
2）多交朋友來到一個新的環境，要積極適應新的生活，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嘗試與其他老人交往，建立新的人際關系，結交一群新朋友，高興事、煩惱事一吐為快，從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增強生活的信心。
3）自找樂趣他們離開了農村老家，不再操心莊稼；退了休，突然無事可做最容易讓人產生失落感，所以要尋找新的生活興奮點，給自己確定一個新的生活目標，給自己找樂子。走出家庭，學點新東西，對消除老年的無助感會有所幫助。還要有一顆年輕的心，對新事物要抱著寬容的態度。
4）兒女陪伴白天年輕人上班，多數時候老人是自己孤獨在家，當兒女的在周末或者休息時要多陪父母聊聊天。還要重視“候鳥老人”心理和生理變化情況，多花時間陪陪他們。
普通話推廣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大中城市絕大部分由“單語社會格局”演變成“雙語社會格局”，即普通話和方言雙語并存和兼用。在語言接觸和文化接觸的雙語環境中，普通話和方言兩種生活語言從不接觸到接觸再到廣泛深入的接觸，兩者的語言功能和語言結構都隨之潛移默化地發生了變化。語言功能方面主要指語言使用比例的擴大或縮小和語言使用能力的增強或減弱。本文討論前者“語言使用比例”消長變化規律。以筆者土生土長的南昌為例，小時候（八十年代）南昌市“大街小巷不絕于耳”的基本上是南昌話，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很少人使用普通話，個別人偶爾說幾句普通話往往會被大家譏笑“打官腔”。可見在當時的南昌語言生活中說南昌話是普遍的，而說普通話卻是另類的，南昌話從使用人數、使用范圍和使用頻率上看都占有絕對優勢。隨著普通話的大力推廣和廣泛使用，南昌語言生活中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使用比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那么這兩種生活語言的使用比例在語言生活中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消長變化？變化的趨勢又是如何？本文以“南昌語言生活狀況問卷調查”為依據，探究南昌語言生活狀況之二：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使用比例的消長變化和趨勢。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筆者在南昌城區開展了“南昌語言生活狀況調查”，本次調查采取非隨機抽樣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有效問卷452份。調查的對象是具備語言能力的南昌市民，從幼兒園小朋友到老年人，年齡從3歲至80歲之間，最后有效調查人數共計452人，其中男女大致各占一半。在選擇樣本時，基本做到性別結構、年齡結構、文化程度結構、出生地結構和居住地結構等大致均衡、合理，因此樣本是可信的，具備對總體的代表性。通過對452位被試者調查材料的統計分析，可以大致宏觀地了解南昌語言生活中市民普通話和南昌話使用比例消長變化的
情況。
二、普通話和南昌話使用比例的消長變化和趨勢
普通話和南昌話使用比例的消長變化從三個方面考察：（1）普及率（使用人數）的消長變化；（2）覆蓋率（使用范圍）的消長變化；（3）使用率（使用頻率）的消長變化。
（一）普通話和南昌話普及率的消長變化
普通話和南昌話普及率是考察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使用廣度，它是指該地區掌握使用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人數分別占地區總人數的比例。調查問卷中“現在能用哪些話與人交談” 一題的統計數據（見下表1）反映了被試人群普通話和南昌話普及率情況。
表1顯示：被試人群“會說普通話”的幼兒園小朋友比例最高，成年人比例最低。“會說南昌話”的成年人比例最高，幼兒園小朋友比例最低。從數據可以看出成年人普通話和南昌話普及率都在一半的水平；而未成年人中普通話普及率則遠遠高于南昌話普及率，可見未成年人中會說普通話很平常（比例高），但會說南昌話則不到半數。
綜上從普及率看，被試人群中未成年人普通話普及率均在80%以上，南昌話普及率均在一半以下；而成年人的普通話和南昌話普及率都在一半的水平。可見這些年來普通話不僅在未成年人教育中普及廣泛，在成年人中也得到了一定范圍的擴大。相反南昌話的普及率跟八十年代“幾乎人人都說南昌話”相比明顯降低了。從調查結果可見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普及率消長變化的趨勢是：普通話的普及率正逐漸擴大，已經滲透到城市的大部分階層人群中，逐步演變成為一種“全民語言”；相反南昌話的普及率正逐步縮小，其使用人數不斷
萎縮。
（二）普通話和南昌話覆蓋率的消長變化
普通話和南昌話的覆蓋率是考察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使用寬度，它是指該地區普通話和南昌話在日常生活的覆蓋面占總體語言使用面的比例。由于這個面積是抽象的，在這里根據調查問卷中被試者“不同場合語言選用”的調查統計結果，把各種場所使用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人數比例相加除以場所總數量的平均值來表示普通話和南昌話的覆蓋率，最后再計算出不同年齡段人群使用普通話和南昌話的平均覆蓋率。（見下表2-5。注：為排版方便，普通話簡寫為“普”，南昌話簡寫為“南”。另所有數字均為百分比數字。）
（1）幼兒園小朋友的語言覆蓋情況
表2顯示：總體看被試的幼兒園小朋友人群，普通話和南昌話的覆蓋面包括了被調查的所有10個活動場所，但普通話的覆蓋率遠遠高于南昌話。其中“上課發言”普通話覆蓋率最高（97.14%），相反南昌話覆蓋率最低（2.86%）；“在家與爺爺奶奶對話”南昌話覆蓋率最高（21.43%），相反普通話覆蓋率最低（也達到72.86%）。最后計算出普通話和南昌話在幼兒園小朋友日常活動場所的平均覆蓋率分別為88.86%和9.14%。由此可見在被試幼兒園小朋友日常生活中，普通話的平均覆蓋率占絕對優勢，高出南昌話近八十個百分點。
表2 幼兒園小朋友
（2）小學生的語言覆蓋情況
表3顯示：總體看被試的小學生人群，普通話的覆蓋面包括了被調查的所有11個活動場所，南昌話的覆蓋面包括除了“上課發言”和“下課后與老師對話”之外的其他9個活動場所，同樣普通話的覆蓋率遠遠高于南昌話。其中“下課后與老師對話”和“上課發言”普通話覆蓋率最高（分別為98.57%和97.14%），相反這兩種場合下南昌話的覆蓋率為0%；“在家與家庭成員對話”南昌話覆蓋率最高（37.14%），相反普通話覆蓋率最低（58.57%）。最后計算出普通話和南昌話在小學生日常活動場所的平均覆蓋率分別為82.47%和15.71%。由此可見在被試小學生日常生活中，普通話的平均覆蓋率占絕對優勢，高出南昌話近六十七個百分點。
表3 小學生
（3）中學生的語言覆蓋情況
表4顯示：總體看被試的中學生人群，普通話的覆蓋面包括了被調查的所有11個活動場所，南昌話的覆蓋面包括除了“上課發言”、“下課后與老師對話”和“文化場所參觀”之外的其他8個活動場所，同樣普通話的覆蓋率遠遠高于南昌話。其中“文化場所參觀”、“下課后與老師對話”和“上課發言”三種場合普通話覆蓋率最高（分別為98.25%、96.49%和96.49%），相反這三種場合南昌話的覆蓋率為0%；“在家與家庭成員對話”南昌話覆蓋率最高（31.58%），相反普通話覆蓋率最低（68.42%）。最后計算出普通話和南昌話在中學生日常活動場所的平均覆蓋率分別為88.52%和10.53%。由此可見在被試中學生日常生活中，普通話的平均覆蓋率占絕對優勢，高出南昌話近七十八個百分點。
表4 中學生
（4）成年人的語言覆蓋情況
表5顯示：總體看被試的成年人群，普通話和南昌話的覆蓋面包括了被調查的所有16個活動場所，普通話的覆蓋率略高于南昌話。其中“與非南昌籍朋友對話”普通話覆蓋率最高（95%），相反南昌話覆蓋率最低（5%）；“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菜場買菜”南昌話覆蓋率最高（66.67%和65%）；“在家與父母對話”普通話覆蓋率最低（13.33%）。最后計算出普通話和南昌話在成年人日常活動場所的平均覆蓋率分別為55.56%和42.04%。由此可見在被試成年人日常生活中，普通話和南昌話平均覆蓋率相當，普通話略高出約十四個百
分點。
綜上從平均覆蓋率看，在被試人群中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話占絕對優勢，普遍高出南昌話七八十個百分點；而在成年人日常生活中普通話和南昌話則相當，普通話略高出南昌話十四個百分點。這跟八十年代“幾乎處處都說南昌話”相比明顯大相徑庭了。從調查結果可見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覆蓋率消長變化的趨勢是：普通話的覆蓋面正逐漸擴大，已經滲透到城市的大部分場合中，逐步成為一種“全社會語言”；相反南昌話的覆蓋面正在逐步縮小，其使用空間日益萎縮。
（三）普通話和南昌話使用率的消長變化
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使用率是考察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的使用頻度，它是指該地區普通話或南昌話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的大小。這個指標比較難科學地測量，在問卷中則直接設計了相關問題考察被試者對使用頻率變化情況的評價。
（1）普通話使用率的消長變化
調查問卷中 “日常生活中說普通話的頻率比以前（80年代）”一題的統計數據顯示各年齡段人群中100%的被試者選擇“明顯增多”，由此可見“時下南昌日常生活中普通話的使用率比以前（80年代）明顯增多”已是被試者的共識。
（2）南昌話使用率的消長變化
調查問卷中 “日常生活中說南昌話的頻率比以前（80年代）”一題的統計數據（見下表6）反映了被試者對南昌話使用率的消長變化的評價。
表6顯示：所有各年齡段被試人群中選擇“明顯減少”的人數比例最高，均在30%以上。由此可見“時下南昌日常生活中南昌話使用率比以前明顯減少”是被試者中比較突出的第一感受。下面再進一步合并歸類后結果會更加明朗些：
由上可見，三類人群雖然選擇五個選項的比例前后不同，但分類歸納后三種結果的人數比例很接近。50%以上的被試者都認為日常生活中說南昌話的頻率比以前“減少”。由于小學生和中學生正處在南昌話不斷學習增長的過程，所以有二、三成人認為說南昌話比以前“增多”也是情理之中。而成年人由于語言比較定型，他們中一半的被試者認為說南昌話比以前“減少”，26.67%的被試者認為“不變”，這與他們的實際情況也是基本相符的。
綜上從使用率的變化看，全部被試人群普遍認為時下南昌語言生活中市民說普通話比以前（80年代）“明顯增多”了；一半以上的被試者認為說南昌話比以前（80年代）“減小”了，其中有30%的被試者認為 “明顯減少”了。這跟八十年代“幾乎時時都說南昌話”相比也是今非昔比了。從調查結果可見南昌市普通話和南昌話使用率消長變化的趨勢是：普通話的使用率正逐漸提高，已經頻繁地出現在市民的學習、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逐步成為一種“高頻語言”；相反南昌話的使用率正逐步降低，其使用頻度日益下降。
總結從普及率、覆蓋率和使用率三個方面的考察結果看，時下南昌語言生活中市民普通話的使用比例高于南昌話，變化呈現出“南消普長”的趨勢。在普通話日漸普及并深入人心、南昌話日趨邊緣并失去人心的今天，作為語言工作者對于今后南昌話的生存和發展應積極關注和保護，這樣古老燦爛的方言文化才能長久不衰，發揚光大。
三、結論
一、基本村情
××縣××村隸屬于縣城所在地××街道，地處縣城東南郊，是正在建設中的新城區的核心區域。該村共有14個村民小組，面積2.5平方公里，總人口3215人，耕地面積700多畝，村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水稻、蔬菜種植、在縣城打工以及店面出租。隨著縣城新城區××大道商住樓、汽運城和鳳凰山公園等項目的陸續開工，該村大量土地被征用，耕地由最多時期的xx多畝，縮減至現在的700多畝，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3畝，其中有6個村民小組的耕地全部被征用，1300多人成為無地農民。
二、存在的困惑與影響
在郊區城市化的進程中，××村大多已被不斷擴大的城市包圍，部分自然村文秘雜燴網實際上已經由郊區變成了市區，有的甚至已處在城市中心區域。失去了土地的××村，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道路上正發生悄然變化——村落社區化、村民市民化。但就目前而言，××村及其村民僅僅是實現了居住地域的變遷和身份的變化，而思想觀念、生產方式、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形態的轉變仍沒有及時跟上，政府的相關保障、服務工作也相對滯后。這種矛盾的現實，給××村及其村民帶來了一系列后遺癥。
癥狀一：保障缺失，被征地村民抗風險能力差
目前，農民基本上是自我保障，其主要形式是土地保障、家庭保障。農民的養老方式也主要是土地養老、家庭養老、村集體福利養老，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養老保障手段。××村村民土地當初被征時，均是采取貨幣安置、自主就業的辦法，沒有辦理相應的養老保險，只是為少數完全無地的村民辦理了農村低保。加上村民對土地征用補償費缺少合理規劃，沒有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再生產，而是用在消費上（如大多數人把征地后的補償費用于建房、供子女讀書等），這些有限的征地補償費一旦用完，他們今后的生活將逐步陷入困境。有的村民即使手頭上還有部分補償款，但由于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時間一長也將會面臨困難，其中的一部分人將成為無土地、無資金、無生活保障的“三無農民”。
癥狀二：再就業難，被征地村民無地即失業
目前，我國歷年垃圾堆存量已達60億t，占用耕地5億m2。全國為660個，城市中有200個城市陷入垃圾包圍之中。以城市人口2.6億為例，如每人每年產生440 kg垃圾計算，年產生垃圾量為1.14億t。
一.現階段我國垃圾處理問題的基本情況 ：
我國歷來重視廢舊物資的回收，但過去的廢舊物資的回收主要是受落后經濟的制約，物資匱乏而不得不采取的行為，并非出于保護環境和資源的目的。現在我們有必要把城市垃圾處理資源化與實行可持續發展及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努力在對垃圾資源化的認識上與世界上發達國家同步。2003年我國廢舊物資回收額達490余億元，資源再生企業就業人數約140余萬人，全國有18余萬個回收網點，再生工廠約有5000余家。北京市的廢舊物資回收量相當于垃圾產生量的8%;天津市的廢舊物資回收量相當于垃圾產生量13%，盡管如此，我國資源回收率仍低于世界上發達國家水平。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只有靠節約發展，才能使國家繁榮，富強，在人均自然資源偏低的情況下，進一步開展垃圾資源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合理處理垃圾問題的必要性 ：
垃圾中可利用資源門類很多，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中的無機物可制作建材;生活垃圾中以廚余垃圾為主的有機物可經發酵制肥或制作營養土，用于改良土壤;可燃物可焚燒供熱、發電;廢舊塑料可制作工業塑料塊、再生塑料顆粒及木塑制品;其它玻璃類、廢紙、廢織物、廢橡膠、廢家電及骨類等均具有利用價值。對垃圾中資源有不少人有認識誤區，認為經撿廢品的多次挑選已無可利用資源，事實是當前人們對垃圾資源化活動還不是完全的自覺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其行為受利益驅使。如目前主要回收金屬、塑料飲料瓶、書報、紙箱等高利潤物資，而對塑料薄膜、玻璃及織物等低利潤物資不感興趣，尤其是導致白色污染十分嚴重的塑料薄膜則很少有人愿意自覺回收。同時，生活垃圾中的有機物去除電池等有害物經生物發酵可生產為有機肥的基料或營養土用于改良土地，按生活垃圾中40%有機物計，營養土可用于土地改良、土地復墾將產生多么巨大而誘人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三.城市垃圾的處理方法：
解決垃圾問題的目標是將垃圾減容、減量、資源化、能源化及無害化處理。目前主要有填埋、堆肥及焚燒處理三種方法。
1. 填埋處理 ：垃圾填埋歷史久遠，是普遍采用的處理方法。因為該方法簡單、省投資，可以處理所有種類的垃圾，所以世界各國廣泛沿用這一方法。從無控制的填埋，發展到衛生填埋，包括濾瀝循環填埋、壓縮垃圾填埋、破碎垃圾填埋等。
采用填埋處理法，首先要防止從廢物中擠壓出的液體濾瀝及雨水徑流對地下水的污染。一般規范要求回填地最低處的標高要高出地下水位3.3 m以上，并且回填地的下部應有不透水的巖石或粘土層。否則需另設粘土、瀝青、塑料薄膜等不透水層。其次，填埋場應設置排氣口，使厭氧微生物分解過程中釋放出的甲烷等氣體能及時逸出，避免發生爆炸。回填后的場地，一般在20年內不宜在其上修建房屋，避免由于回填場不均勻下沉造成的結構破壞，但可作綠地、農田、牧場等使用。
2.堆肥處理 ：堆肥是我國、印度等國家處理垃圾、糞便、制取農肥的最古老技術，也是當今世界各國均有研究利用的一種方法。堆肥是使垃圾、糞便中的有機物，在微生物作用下，進行生物化學反應，最后形成一種類似腐殖質土壤的物質，用作肥料或改良土壤。
堆肥處理是利用微生物分解垃圾有機成分的生物化學過程。在生物化學反應過程中，有機物、氧氣和細菌相互作用，析出二氧化碳、水和熱，同時生成腐殖質。根據堆肥原理，可分為厭氧分解與好氧分解兩種。厭氧分解需在嚴格缺氧條件下進行，厭氧微生物分解生長較慢，故不多用。好氧分解過程可同時產生高溫，可以殺滅病蟲卵、細菌等，我國主要采用好氧分解法。堆肥技術的工藝比較簡單，適合于易腐有機質含量較高的垃圾處理，可對垃圾中的部分組分進行資源利用，且處理相同質量垃圾的投資比單純的焚燒處理大大降低。堆肥技術在歐美國家起步較早，目前已經達到工業化應用的水平。
3. 焚燒處理： 焚燒是指垃圾中的可燃物在焚燒爐中與氧進行燃燒過程。實質是碳、氫、硫等元素與氧的化學反應。垃圾焚燒后，釋放出熱能，同時產生煙氣和固體殘渣。熱能要回收，煙氣要凈化，殘渣要消化，這是焚燒處理必不可少的工藝過程。
焚燒處理技術的特點是處理量大，減容性好，無害化徹底，焚燒過程產生的熱量用來發電可以實現垃圾的能源化，因此是世界各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垃圾處理技術。
調查范圍：全國15個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武漢、成都、天津、青島、濟南、石家莊、鄭州、長沙、重慶
調查方法：在線調查
樣本量：數字100在線樣本庫，共2162個樣本
游戲的普及率較高，超過 80%的
被訪者玩過游戲
針對被調查的15個大中城市（見圖1），玩過游戲的人群比例均超過80%，其中北京、廣州、深圳、杭州、青島、鄭州、長沙七市的比例接近或者超過90%。從學歷上看，除了初中及以下群體的比例低于80%（76.9%），其他人群玩過游戲的比例都高于80%，并且呈上升趨勢;從婚姻狀況上看，“已婚無小孩”群體的游戲玩家比例最高，這個群體普遍工作穩定，生活壓力較小，有較多的時間投入到游戲中;從收入水平上看，無論高收入還是低收入，玩過游戲的比例都比較高，并且高收入群體的比例最高。
因此，從上面的分析來看，中國游戲市場早已進入了成熟區，普通民眾接觸游戲的門檻非常低，只要擁有游戲設備和網絡，就可以進入網游圈。而從人群上看，高學歷高收入的玩家所占的比例較高，他們有較強的消費能力，是一個需要重點關注的人群。
PC端與移動端PK，PC端“益智休閑”、“角色扮演”是主流
PC端游戲玩家比例高于移動端，PC單機游戲、網頁游戲、客戶端網絡游戲處于前三甲，比例均超過40%;移動端的單機游戲和網絡游戲玩家比例較低。無論PC端還是移動端，多數的游戲玩家選擇“單機游戲”;網絡游戲因需要多人參與、聯網等條件的影響，故低于單機游戲的比例。而最為玩家鐘愛的PC端游戲類型是：益智休閑類、即時戰斗角色扮演，這些玩家占PC端游戲的比例均超過30%。
手游是移動端網游的主流，“角色扮演”游戲最時興
針對移動端的網游玩家，使用手機玩游戲的比例遠遠大于Pad等設備，手游是移動端網游的主流選擇。最為手游玩家所鐘愛的手游類型是：角色扮演、休閑、益智和社交;這些類型的玩家比例均超過了20%，其中角色扮演類型的手游比例超過了40%，這些游戲有很強的趣味性和互動性，深受年輕玩家喜歡。（見圖2）
接近60%的移動端網游用戶選擇使用WiFi網絡，剩余40%的用戶依然在使用移動數據流量玩手機網絡游戲;移動端網游用戶月均花費在500元以上的極少數，40%的用戶月均花費在10～100元，有15.7%的移動端網游用戶表示沒有花過錢。移動端網游用戶普遍使用支付寶充值，占比為65%，其次是網銀付費、話費充值卡和手機支付，使用這些方式充值付費的用戶的占比也超過30%;而其他付費方式則比例較低。因此，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移動網游用戶的花費普遍較低，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移動端網游用戶需求多樣
移動端網游用戶的需求動機多種多樣，接近一半的用戶玩網游是為了“消磨時間”，超過30%的用戶選擇了“排解壓力、發泄情緒”，這兩個正能量不是太強的選項排在所有選項的前兩位。同時，也有不少用戶選擇了其他諸如“體驗操作樂趣”“完成闖關和挑戰”等選項。
在對移動端網游用戶的游戲年齡調查中，1～3年游戲年齡的玩家接近一半，移動網游用戶的游戲年齡分布中占比最大的是1～2年，其次是2～3年，而初玩家和老玩家的比例都較小，整體上呈現“棗核”趨勢，即“兩頭小中間大”。
啟示
1.普通人接觸游戲的門檻極低，游戲的推廣工作是重中之重。因為普通人接觸游戲的門檻極低，導致當前游戲行業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游戲的推廣工作就變得特別重要。游戲的推廣要考慮實際到達率的問題，游戲開發商和經營商一定要選擇合適的推廣平臺和方法進行推廣。
2.用戶對PC端小游戲需求旺盛，需要提升游戲創意和趣味性。雖然移動端網游的比例逐漸擴大，但PC端單機或網絡游戲的比例依然較大，很多用戶是在生活工作休閑之余來玩一些小游戲，不管是消磨時間還是獲得樂趣，都是這些玩家實實在在的需求。
政府管理部門和藥品生產企業都在關注：實行藥品分類管理后，零售終端的銷售行為都發生了哪些變化，而這些變化對整個藥品零售市場所帶來的又是些什么樣的機會等等。
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與致聯市場研究有限公司（URC）于今年五月共同開展了《藥店店員導購行為的研究》及《消費者自我藥療研究》。綜合考慮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等諸多因素對醫藥零售業的影響，本次研究選取了中國大陸地區七個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分別對消費者及藥店店員進行了抽樣調查。其中藥店店員訪問采用面訪的方式進行，每城市樣本量為50個樣本；消費者調查采用電話訪問與面訪結合的形式進行訪問，每城市樣本量為250個樣本。以下為本次研究的部分主要發現：
第一部分《藥店店員導購行為的研究》結果
《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得到藥店店員的充分認可，近90％的藥店店員認為《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的實施對于藥店的銷售工作起到了促進作用
自2000年《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實施至今已有三年多的時間，截止至第五批非處方藥物名單的公布，非處方藥的數量已經近4000個。藥品分類管理工作已經取得一定的效果，也得到了作為藥品終端零售人員的藥店店員的一致認可。本次調查中，高達92％的藥店店員認為《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的實施有必要，他們認為藥品分類管理有利于藥店的銷售工作。本次調查中，絕大多數藥店店員能夠準確地判斷出問卷中列舉的幾個藥品類別是否屬于OTC藥品。這些數據從一個側面充分說明了《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對于理順和改善藥品銷售終端工作所起到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
約有70％的消費者會受藥店店員的導購行為的影響
藥店店員大多接受過系統的專業培訓，掌握一定的藥品使用常識，在藥品銷售過程中能指導消費者正確用藥。調查結果顯示，七城市中70%的消費者的實際購買過程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銷售人員導購行為的影響。
進藥店購藥的消費者，無論他們是否清楚或是否已經決定了要購買什么品牌或什么類別的藥品都會不同程度地受藥店店員的導購行為的影響，轉而購買店員向他們推薦的品牌。因此，從積極推行自我藥療的意義上講，加強對店員用藥知識的培訓，務求提高他們對于藥品使用常識、產品具體藥效及使用方法的掌握水平具有長遠的社會效益。而對生產企業來講，如何有針對性地對店員進行教育，提高他們將自己的品牌作為首推品牌的幾率，也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本研究還對店員對推薦品牌及其推薦原因作了詳盡、深入的分析。
各城市藥店平均進貨頻率不同，生產廠家銷售人員應注意進貨數量及缺貨情況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在被調查的七個城市中，廣州、深圳、成都的藥店進貨頻率最高，沈陽市藥店的進貨頻率最低，各生產廠家應針對不同城市的情況做好藥店進貨、存貨的跟進工作，提高銷售人員的工作效率。近年，國內大中型城市的藥店呈現連鎖化趨勢，但由于連鎖發展歷史短，可借鑒的經驗少，仍存在不少問題，因此，如何在進貨價格、庫房資源利用等方面加強管理，探索一條適合中國藥店連鎖發展的道路，是藥品生產企業和零售業界共同面對的課題。
超過80％的藥店店員具有中專及職高以上學歷，77％的藥店店員從業后接受過系統的藥品知識培訓
醫藥零售從業人員的學歷及接受專業培訓的程度普遍較高。被訪者中，超過80％具中專/職業高中以上學歷，77％受過系統藥品知識培訓，69％擁有相關證書。這與政府部門有效管理及生產企業為醫藥零售行業提供各種相關的培訓不無關系。
在快速消費品中常用的促銷模式對OTC藥品的銷售也有相當的促進作用
研究發現，消費品領域中常見的一些促銷方式也在OTC藥品零售中被采用，如：產品包裝模型陳列、燈箱、海報及派送禮品等，對藥品的銷售也有相當的促進作用。但國家明令禁止的坐堂醫生、派駐促銷員等不法方式仍然存在。被訪者對各種促銷方式進行了詳細的評述，這將有助于生產企業合理調配資源，在合法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促銷活動。
外資企業銷售代表的工作及針對藥店進行的培訓普遍得到認可
調查中，店員分別從拜訪頻率、專業形象、產品知識、溝通技巧和銷售技巧等方面對銷售代表進行了評價，發現他們普遍對外企的銷售代表評價較高，而關于企業對店員培訓對銷售的作用的評價也出現相似的結果，這些應引起本土企業的高度重視。本研究詳細分析了各類培訓的優缺點，供企業在制訂培訓計劃時參考。此外調查還就企業對店員所采用的激勵機制的有效性進行了研究。
第二部分《消費者自我藥療研究》結果
超過半數的被訪者有堅持鍛煉的習慣，定期服用維生素的比例超過20%
研究發現，經常運動、科學飲食、服食保健品、戒煙戒酒是被訪者最常采用的保健方式。被訪者中的33％有經常運動的習慣，22％會不定期運動，只有11％表示從不運動。
此外，20％的被訪者會定期服食維生素，72％的被訪者為非吸煙人士，其中不吸煙的女性占92％，而不吸煙的男性只占43％。
消費者對常見病進行自我藥療的比例較高
超過70％的被訪者會對“小毛病”作自我藥療，小毛病包括：感冒、皮膚疾病、腸胃病、神經性痛癥等癥狀較輕微的常見病。仍有約10％的被訪者習慣有病就看醫生。消費者在進行自我藥療的過程中表示非常需要獲得相關的藥品知識和信息。
三成被訪者知道非處方藥，這其中75%的被訪者清楚OTC藥的購買不需要醫生處方
約30％的被訪者知道藥品分類，其中的75％清楚“不需要醫生處方即可購買”這一OTC藥品的特點，但了解 “可自行診斷病癥并按照使用說明書服用是安全的“這一特點的被訪者不到20％。
調查發現，超過半數被訪者能讀懂60％以上說明書的內容，但令人擔憂的是有15％的被訪者僅能明白說明書中不到兩成的內容。絕大多數被訪者表示能嚴格按照說明規定劑量服用，超劑量服用者不到10％。
國家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已經對藥品使用說明書的格式、內容做了嚴格的規定。相信隨著藥品使用說明書內容的逐漸規范，藥品使用說明書將幫助消費者更多地了解具體的藥品使用知識，為消費者提供安全、方便的自我藥療條件。
本土藥品品牌的知名度超過外資品牌，消費者對中藥制劑情有獨鐘
調查發現，消費者對藥品的品牌和廣告的關注遠低于快速消費品，而且品牌的認知度相對較低。同時某些本土品牌的知名度和廣告認知度已經超過了外資品牌，但本土企業在產品忠誠度、藥效的準確傳遞、有效布貨和缺貨防范等方面仍需加強管理。我們還對消費者購藥地點的選擇及品牌選擇的趨向進行了深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