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1 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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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之提出
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樣就使得原本活躍于各地少年司法實踐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正式被立法機關采納，也正式以法律規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從原本散落于各處的法律法規到如今法律層面上的正式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的少年司法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適用經驗，這對推動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著重要意義。雖然新刑訴法對社會調查作出了明確規定，但筆者認為，這一規定僅僅具有原則性的指導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社會調查的主體和社會調查的內容，但對于社會調查報告所應具有的法律屬性卻沒有明確規定。如果不能明確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就會使各地司法機關產生不同的理解，進而制定出不同的實施細則。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即破壞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削弱此項制度所應該具有的實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機關將其視為證據，可以在審理階段進行質證；而有的司法機關只將其視為量刑參考意見，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屬性自然會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現有法律規制的條件下界定社會調查報告屬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難題。
二、社會調查報告屬性之不同界定及評析
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源于實踐，其在施行初期并無普遍性法律的規制，所以各地司法機關對其法律屬性的認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蘭考縣法院將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使用，允許訴訟參與人提出質疑，然后由社會調查員進行解答。而江蘇省的部分法院將社會調查員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對待，賦予其類似鑒定人的訴訟地位。隨著社會調查司法實踐的不斷發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理論界對其研究也越發深入，總結各地的司法實踐經驗，學界大體上將社會調查報告界定為三種不同屬性：即品格證據說、鑒定意見說、量刑參考說。
（一）品格證據說
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較為普遍，其認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調查或是品格調查，而調查的主要內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為品格證據。之所以認為社會調查就是品格調查，主要是從人身危險性的角度來進行考量的。因為品格是人身危險性的重要表征，“通過考察行為人的人格特點并加以科學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險性的評估更加準確、可靠”。那么為何要考慮人身危險性這一要素呢？這主要是和社會調查的目的有關。因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的理論基點在于刑罰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他們的心理狀態往往不夠穩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響，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來潮、一時沖動等，他們所實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預謀和有計劃的，因此大多數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惡極”者。少年司法方針主要是考慮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這里就要放棄刑罰傳統上的報應和威懾功能，轉而找到案件處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結合點”。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將對其未來的教育改造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人格調查制度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其充分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通過審判前調查所獲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癥。”因此，社會調查報告所反映的內容便具有品格證據的性質。
筆者認為，產生于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其報告的法律屬性并不能簡單地納入“品格證據”的范疇。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也不能單純地等同于人格調查或品格調查制度。一是因為“品格證據”屬于“舶來”的法律詞語，其并沒有反映在我國的相關法律規范中。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現有規范來看，其法定證據種類中并不包含“品格證據”。如果將其納入現有的證據種類中，就會破壞證據適用的法定性。二是從《刑事訴訟法》第268條的規定來看，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為“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雖然“等”字屬于列舉未完，但從上述三個要素來看，社會調查的主要方向不僅包括犯罪主體情況的調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調查。所以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險性只是社會調查的一個調查選項，將其統稱為“人格調查”不免會以偏概全。雖然社會調查以行為人為核心而展開，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為人的個體情況，但是其最終目的是并不只是對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分析和預測，它還包括行為人社會危險性方面的分析，而這其中顯然又會考慮眾多的社會因素。再者，因為個人生活經歷的多樣性也就決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內涵具有復雜性，決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會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會對人格的形成產生影響，人格調查實際上就是追蹤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軌跡，其并不能脫離社會屬性。三是要對“品格證據”作出正確的理解。雖然對其概念的表面含義不難理解，但作為英美證據法中的一個重要規則，它的適用卻十分復雜。“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證據的目的有二：一是證明案件的某些爭議事實或附隨事實，二是攻擊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還會對被告人的定罪過程產生影響。因為未成年人品格證據的提出會給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審理帶來風險，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條件。而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它的調查內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實或爭議事實，而是犯罪原因的歸納，所以并不對定罪產生任何影響，主要作用是在刑罰個別化原則下對量刑和未來幫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訴法268條對社會調查的啟動并沒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條件。綜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證據”與我國少年司法實踐中的社會調查不可相提并論。
（二）鑒定意見說
將社會調查報告視為一種特殊的鑒定意見，是近來不少學者的主張。“無論從形式、內容還是形成的過程來看，社會調查報告的類型視為鑒定意見都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證據規定。國外立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條規定：進行前款規定的調查，務必調查少年、監護人或者相關人員的人格、經歷、素質、環境，特別要有效運用少年鑒別所提供的關于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專門知識的鑒定結論。美國也是采用類似的做法，由鑒別中心或鑒別所負責社會調查工作。”在部分地區的司法實踐中，也將社會調查員的地位等同于鑒定人，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
筆者不贊同上述說法，社會調查報告不能等同為一種特殊的鑒定意見。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部分地區社會調查工作由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承擔，其運用自身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理論素養，對調查中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通過分析和判斷形成一份高質量的社會調查報告，從某些方面看和傳統的司法鑒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筆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下規定的鑒定意見并不具有包含社會調查報告的可能性。第一，因為根據《司法鑒定管理決定》的要求，我國對于鑒定機構的資格和條件有著原則性的要求。鑒定機構的設立和鑒定業務的開展必須要經過相關機構的登記和公告，鑒定人的資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規定。而且從現有規定看，我國鑒定工作根據鑒定對象可分為“法醫類鑒定”、“物證類鑒定”和“聲像資料類鑒定”。將社會調查強行納入鑒定意見，與現有法律法規相抵觸，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國的規定在我國使用。第二，鑒定意見為“鑒定人對與案件事實有關的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斷”。可以看出，案件事實也包含了定罪事實，即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鑒定等同于事實調查，也就是對與定罪事實有關的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但是社會調查不涉及對被告人定罪情況的考慮，并不調查與犯罪構成有關的行為和結果事實。第三，從法律責任的角度考慮，如果鑒定人故意作出虛假鑒定或不實鑒定，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在第268條也沒有規定虛假調查報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貿然認為其屬于鑒定意見，也不能將國外的制度不加辨別地適用于我國的司法實踐。將社會調查報告等同于鑒定意見，其在形式上是想將社會調查報告納入法定的證據種類，但實質上是將由專業性工作人員作出的調查報告等同于“專家意見書”，這樣也是不妥的，同證據能力法定化和證據形式法定化原則相悖。雖然其中會包含專家事實意見，但對案件事實卻不是親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對案件事實的陳述。
（三）量刑參考說
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我國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不涉及案件事實本身的調查，因為“調查報告的內容與犯罪事實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責輕重等均無關聯，不能稱之為刑事證據，只能作為法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時的一種參考。”該種觀點立論的主要依據便是證據的基本特征。根據通說，證據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社會調查報告之所以不是證據，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關聯性。因為證據的關聯性是同案件事實存在的某種聯系，因為證據是在案件發生過程中產生的，它同案件事實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和客觀的聯系，對證明案情十分重要。而這里的案件事實正如上所述，主要是關于行為和結果的事實，是定罪事實。而社會調查所反映的內容卻同案件事實沒有必然和客觀的聯系，例如社會調查中關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實的發生雖然有某種聯系，但卻不是必然聯系，只是偶然或間接聯系。而且社會調查中必然會涉及到第三人對未成年人的評價，這些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和案件事實并沒有客觀的聯系。
將社會調查報告視同量刑參考的觀點避免了前兩種觀點的“違法”嫌疑，從現有的法律規范上來說，確實沒有突破證據的法定種類的限制。但這并不表明將調查報告視為量刑參考是沒有問題的。筆者認為，從社會調查報告本應具有的“應然法律效果”和“應然社會效果”來看，還是有很大問題存在的。如果將其視為一般的量刑參考意見，則難以發揮社會調查報告應有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最終使社會調查的適用效果“大幅縮水”。因為量刑參考意見只是在量刑階段作為一種特殊的訴訟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內容只能依據法官的自由心證予以采納。但是依據刑事訴訟的證明原則，一項訴訟材料在取得證據能力之后才可以對它的證明力運用自由心證進行綜合評判。而證據能力的獲得要經過法定的調查程序。那么量刑參考能否獲得證據能力？另外，控辯雙方如果對其真實性產生異議，能否適用質證程序？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問。因此筆者認為，將社會調查報告視為量刑參考意見仍然不妥，因為不能對其內容的真實性經過法定程序的檢驗。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單純的量刑建議，勢必會使社會調查的內容形式化和單一化，使其無法真實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項情況，以至于法官無法把握刑罰的裁量和后期的幫教矯治，削弱社會調查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三、社會調查報告屬性之重新認識
上述幾種觀點都不能準確地界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這就需要以另一種視角來解析其法律屬性。可以說上述對社會調查報告屬性的認識都是在我國刑事訴訟傳統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進行的。能否以另一種視角重新審視社會調查報告的屬性？筆者認為這是可行的。在這里首先要重新認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之重新認識――定罪與量刑的分離
之所以要重新認識社會調查制度，是從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發的。一般來說我國刑事訴訟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實的認定并不需要經過獨立的訴訟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量刑前社會調查的發展和成熟已經使少年刑事訴訟體現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離。之所以得出上述結論，一是因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規范化和科學化，進而推進量刑程序相對獨立化。從社會調查的內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實，而是圍繞未成年人的個人家庭情況、社會環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來展開，這些因素都是量刑過程中法官所應考慮的酌定情節。考慮到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過程中或大或小的影響，加之對其未來人生發展的考量，法官必須在量刑時慎之又慎。繼續延續傳統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無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節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將量刑從定罪程序中分離。二是因為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的訴訟模式有法可依。根據《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法院在審理活動中應當保證量刑活動的相對獨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偵查機關或者辯護人委托有關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應當在法庭上宣讀，并接受質證。從上述相關規定可以看出，對影響量刑的社會調查報告可以經過質證程序，說明社會調查報告的適用便是在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會調查報告屬性在定罪一量刑分離模式下之重新認識
上述已經闡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離模式下生成的。社會調查報告適用于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屬性便是量刑證據材料，即用來證明量刑事實的載體。
有的學者認為，“社會調查不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實的調查，與案件本身沒有必然聯系。因而，顯而易見，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不是證據的屬性”。許多學者也認為社會調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實，所以其缺少證據所應該具有的關聯性。但筆者認為，上述結論都是在定罪量刑一體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區分定罪證據和量刑證據的基礎上作出的論斷。誠然，證據的關聯性必須要求證據同案件事實存在某種聯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離模式下，在量刑過程中也存在相應的影響量刑的客觀事實，即量刑事實。“案件事實”完全可以進行擴大解釋，可以分為定罪事實和量刑事實，這兩個因素合起來就影響了一個案件的定罪量刑。這里所作出的擴大解釋是有法可依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64條的規定，運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即包括了“被告人有無從重、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又包括“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其他事實”。這也就是說，影響量刑的事實完全屬于案件事實，而社會調查所記載的事實同定罪無關，但卻影響量刑事實的認定。
既然社會調查報告同量刑息息相關，那么接下來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即社會調查報告是否就是量刑證據？筆者將其認定為量刑階段的證據材料，而不是量刑證據。此處關于證據和證據材料的區分，一方面會涉及到二者屬性的認定，另一方面也同社會調查報告所記載的事項有關。
對證據和證據材料的區分關鍵是要明晰證據的定義。我國刑事訴訟法將證據定義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這里的“材料”不是指證據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實有關聯性的材料，并且經過各種證據規則查證屬實。那些同案件事實無關聯，或者未經證據規則查證的材料，則是證據材料，它只是案件證據的“來源”，并不是證據本身。證據材料只有經過各種證明規則查證屬實才能取得證據資格，才能具有證明能力。因此，證據資料和證據之間應該有證明規則的鏈接。在《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社會調查報告可以接受質證，表明報告所記載的事項需要經過法定的證明規則來查證屬實，進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證據材料，并不是證據本身。因為證據材料只有經過法定的證據調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證明能力，接下來才能對有關事實進行認定，才能納入法官自由心證的范圍并成為裁決的依據，而那些未查證屬實的事項則被排除在證據之外。所以說，社會調查報告所記載的事項只有經過法庭的質證程序后，才能取得證據資格，法官才會根據自己的自由心證對調查內容進行采納，那些被采納的內容才會對量刑事實的認定產生影響。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離，定罪程序在堅持“無罪推定”的原則下必須要對定罪事實堅持嚴格證明原則，對證據種類和取證方法必須堅持合法性原則，即證據資料必須為法定證據種類，獲取這些證據資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規定。而量刑程序是一個獨立的階段，是在認定行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啟動的，所以其證據材料的認定不必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以自由證明即可，證據種類和取證方式不受法定證據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認定為量刑證據也要遵循一定的證明規則。
另一方面，從社會調查報告所記載的內容來看，其也只是證據材料。因為社會調查報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況的多方面內容，包括成長經歷、監護教育、犯罪原因等許多情況，而這些內容又多具有社會屬性，其是通過調查員多方走訪而來的，其中必然摻雜著主觀的成分，加之調查報告一般都附有調查員的事實分析和法律建議，這其中也都包含眾多主觀因素。而證明案件事實相關的證據則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即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客觀性要求排除個人的主觀判斷，而且其來源必須保證客觀真實性；關聯性則要求其同案件事實必須要有某種聯系；合法性則要求證據必須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現階段來說，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規定過于原則化，其并沒有規定詳細的調查程序，且其調查內容并不都具有客觀性，其中必然摻雜著被調查對象或調查員的主觀判斷。因此，現在就貿然承認其為“證據”則操之過急，其只是由眾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證據材料。
一、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黨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精神和省委十一屆八次全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會議精神及州委十一屆十次全會、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工作會議精神，緊緊圍繞中心大局，以提升公民法治素養為主線，持續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啟動實施“八五”普法規劃，著力在提高普法宣傳針對性、實效性上下功夫，切實推動全州普法工作高質量發展，使法治成為社會共識和基本準則，為建設美麗生態和諧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營造濃厚法治氛圍，以優異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
二、切實抓好法律普及工作，開展主題法宣活動。
（一）運用最融媒體平臺和已有各類普法陣地，生動闡釋法治思想精髓要義，推動法治思想學習宣傳貫徹向面上拓展、向基層延伸、向群眾貼近。（責任單位：機關黨辦）
（二）持續推進憲法學習宣傳教育。廣泛開展“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活動。加強對局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憲法教育，把憲法法律學習列為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的重要內容，納入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培訓教育體系，全面落實憲法宣誓制度。組織開展“12.4”國家憲法日、“憲法宣傳周”活動，持續擴大憲法學習宣傳覆蓋面。（責任單位：辦公室、政策法規科、市場運行與消費促進科、服務業發展協調科、經濟運行與對外貿易科、市場建設與秩序監管科）
（三）組織開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題活動。將民法典學習宣傳作為“十四五”時期普法工作重點，開展民法典網絡知識競賽、民法典“公開課”等專項活動。加強領導干部民法典學習宣傳，實現國家工作人員民法典學習宣傳教育全覆蓋。加強對民法典適用案例的“以案說法”。（責任單位：辦公室、政策法規科）
（四）加強黨內法規學習宣傳。注重黨內法規宣傳與國家法律宣傳的銜接和協調，堅持紀在法前、紀嚴于法，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做黨規黨紀和國家法律的自覺尊崇者、模范遵守者、堅定捍衛者。開展“黨建引領法治”專項活動，推動黨內法規學習宣傳常態化、制度化。（責任單位：機關黨辦）
三、加強對重點對象的普法宣傳教育，提升法治素養。
（一）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誰服務誰普法”普法責任制。持續推動落實"誰執法誰普法"制度。持續推動落實普法責任清單制，積極參與省級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履職情況報告評議制度試點活動。將商務合作行政管理和服務中主動融入法律宣傳教育。執法工作中適時組織對外貿易法、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直銷管理條例等商務法律法規的學習。推動開展全程說理式執法，落實行政執法人員以案釋法制度。繼續開展“誠信興商宣傳月”活動，舉辦形式多樣的誠信企業宣傳推廣活動，樹立誠信企業典范，著力打造商務誠信文化環境。結合商務工作實際，推進藏區依法常態化治理宣傳教育。（責任單位：市場運行與消費促進科、服務業發展協調科、經濟運行與對外貿易科、市場建設與秩序監管科）
（二）強化國家工作人員宣傳教育。深化“法律進機關”。探索建立領導干部學法清單制度，按分管業務領域明確領導干部應知應會法律和黨內法規目錄，將領導干部學法情況納入年度述法基本內容。落實黨組中心組學法、重大決策前專題學法等制度。進一步落實國家工作人員學法、述法、考法，強化結果運用。（責任單位：辦公室、政策法規科、機關黨辦）
（三）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法治宣傳和依法治理。圍繞常態化精準防控和局部應急處置部署，開展"線上+線下"法宣傳，引導群眾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推動領導干部學習相關法律，提高應對突發事件依法決策能力。建立突發事件應急時期法律服務機制，加強矛盾糾紛化解，及時為困難群眾和企業提供法律幫助。（責任單位：口岸物流科、外事科、港澳科）
四、加強機關法治文化建設，實現法治文化共建共享。
（一）推進法律進機關。全面落實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重點學習新修訂《憲法》等國家基本法律和新頒布的《監察法》等履職相關的法律法規。依托公務員培訓、會前學法等平臺，加強國家工作人員的法治培訓，推動商務合作系統廣泛開展法治工作座談、警示教育、觀摩交流等活動，努力形成國家工作人員積極學法用法、參與法治示范創建的生動局面。（責任單位：辦公室、機關黨辦）
（二）開展法制宣傳。在局機關張貼法治宣傳“宣傳畫，在宣傳欄增加法治宣傳內容。（責任單位：辦公室、政策法規科、其他業務科室）
為實現企業優強發展目標而努力奮斗
--在處2013年年中工作會上的報告
主管副處長 ***
（2013年6月27日）
同志們：
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回顧今年以來各項工作完成情況，總結經驗，分析形勢，查找問題，進一步動員全處上下明確目標、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攻堅克難、落實措施，全力以赴確保完成全年各項目標任務，實現企業又好又快發展，為創建一流品牌施工企業而努力奮斗。
下面，我講三個方面內容。
一、上半年工作回顧
今年是我處繼續深化、鞏固、完善“4+3”格局的一年，更是有效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有為之年。上半年，各單位、各部門嚴格按照處年初工作會議的總體部署，圍繞“穩中提升”的總體要求，超前謀劃，自我加壓，砥礪奮進，企業整體運行平穩，主要經濟指標完成較好，為確保全年目標任務的實現打下了良好基礎。
（一）主要指標完成情況
1、煤炭產量：全處1～5月份計劃產量207.8萬噸，實際完成228.6萬噸，比計劃增產20.8萬噸，完成月度累計計劃的110 %。其中：**煤礦完成 61.8萬噸，比計劃增產10.8萬噸 ；青崗坪煤礦完成61萬噸，比計劃增產0.4萬噸 ；柳巷煤礦完成35萬噸，比計劃減產4.17萬噸；大同焦煤礦項目部完成70.8萬噸；比計劃增產13.8萬噸 。上半年，全處預計完成275.3萬噸，完成全年計劃的 46.7%。
2、掘進進尺：全處1～5月份計劃進尺10192米，實際完成9415米，比計劃減少777米，降幅7.6%。其中：**煤礦完成3132米，比計劃減少488米；青崗坪煤礦完成 1205米，比計劃增加8米；柳巷煤礦完成1906米，比計劃增加209米；大同焦煤礦項目部完成2286米，比計劃減少317米；劉園子項目部完成 1201 米，比計劃減少189米。上半年，全處預計完成11238米，完成全年計劃的33.32%。
3、營業收入：全處1～5月份實現收入 33098.93 萬元，完成考核計劃 27868萬元的118.77%，完成處全年指標的44.73%，比上年同期增加收入5134.85萬元，增幅為18.32%。其中：**煤礦完成7006.83萬元，比計劃減少178.17萬元；青崗坪煤礦實現收入6477.75萬元，比計劃減少216.25萬元；柳巷煤礦實現收入4130.10萬元，比計劃減少1001萬元；大同焦煤礦項目部實現收入 8329.64萬元，比計劃增加4597.64萬元；劉園子項目部實現收入3140.51萬元（其中2012年收入1559.68萬元），比計劃增加1504.51萬元；安裝一公司實現收入97.6萬元， 比計劃減少38.4萬元。上半年，全處預計完成38373萬元，完成全年計劃的51.85%。
4、利 潤：全處1～5月份實現利潤2507.24萬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5.85萬元，增幅12.87 %，完成處全年利潤指標6500萬元的38.58%。其中：**煤礦實現利潤443.58萬元，比計劃欠盈306.02萬元；青崗坪煤礦實現利潤499.49萬元，比計劃欠盈 347.44萬元；柳巷煤礦欠盈 320.61萬元，比計劃欠盈1053.11萬元；大同焦煤礦項目部實現利潤36.85萬元，比計劃欠盈159.4萬元；劉園子項目部實現利潤653.87 萬元，比計劃超盈611.37萬元（其中含2012年收入1559.68萬元，如扣除2012年收入欠盈948.31萬元）；安裝一公司實現利潤40.31萬元， 比計劃超盈14.95萬元。上半年，全處預計完成3236萬元，完成全年計劃的49.79%。
5、安全情況：實現了安全生產。全處1～5月份共治理“三違”73起。
6、職工收入：1～5月份，全處在崗職工人均29649元，同比增長9%。
7、應收賬款：全處5月末應收賬款達到3.32億元，比年初增加1.05億元。其中：**煤礦5156.84萬元，比年初增加3078.21萬元；青崗坪煤礦4709.86萬元，比年初增加1734.72萬元；柳巷煤礦3280萬元，比年初減少271.52 萬元；大同焦煤礦項目部 1.29 億元，比年初增加 4588萬元；劉園子項目部7007.44萬元，比年初增加1389.27萬元；安裝一公司92.14萬元，比年初增加12萬元。
（二）今年以來工作的主要特點
1、原煤生產體現在“量”上。
上半年，我處各生產單位積極排除煤炭市場疲軟和斷層等自然條件給生產帶來的影響，與業主一道，千方百計保煤質、促銷售、創效益，原煤產量穩中有升的勢頭得到延續。1～5月份全處共生產原煤228.6萬噸，比去年同期增加67.4萬噸。**煤礦響應業主號召，通過控制水炭、減少含矸量等有效措施，保煤質、穩產量、促銷售，1～5月份，生產原煤61.8萬噸，完成年度計劃的42.9%；青崗坪煤礦，克服工作面瓦斯濃度不穩定、業主限產等困難，以開展積極有效的勞動競賽活動為抓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時開展創高產活動，2月份生產準備工區創出了月產原煤16.4萬噸的建礦最好成績，1～5月份實現原煤產量61萬噸；柳巷煤礦，在停產、限產等不利因素接踵而至的情況下，積極配合業主找市場、抓銷售，并在銷售形勢好轉時積極開展創高產活動，6月17日原煤產量首次突破萬噸大關，企業形象得以提升，職工的安全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大同焦煤礦項目部，注重潛能發揮，1～5月份生產原煤70.8萬噸，較好完成了目標計劃。
2、安全管控體現在“嚴”上。
上半年，基層各單位扎實安全基礎、強化現場管控，嚴格檢查考核，安全生產形勢日趨穩定，實現了安全生產。一是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體系。先后下發了《2013年安全工作意見》、《2013年安全管理規定》、《2013年安全生產標準化考核實施辦法》、《2013年達標工程創建規劃》、《2013年安全風險臺階收入實施辦法》、《基層單位領導班子成員安全履職考核辦法》等文件，明晰了安全責任主體，安全管理機制更加完善。二是安全基礎工作進一步鞏固。在加強職工安全培訓教育的同時，各單位積極開展了“保護礦工生命，礦長守規盡責”主題實踐活動和六月“安全生產月”活動。特別是安全月活動中，各單位都結合現場實際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啟動儀式，貫穿全月的系列活動，既體現灌輸教育，又突顯寓教于樂，形式靈活，效果明顯。認真學習貫徹《徐礦集團安全紅線管理規定》、《煤礦礦長保護職工生命七條規定》，切實增強了干部職工的安全作業意識。分88個工種，統一制作發放了2919個流程卡，促進了職工的規范作業；認真落實平衡計分卡、“手指口述法”及流程卡內容，提升了職工規范操作意識和自我保安能力。三是安全生產標準化工作得到有力推進。3月份，公司安全生產標準化現場會在青崗坪煤礦順利召開，有力推動了我處各單位標準化創建的熱潮。各單位積極開展樣板頭面、場所、運輸一條線和“安全誠信區隊”建設，嚴格檢查考評，提高了基層單位創建自主性。今年以來，評出樣板頭面2個，樣板場所2個，安全誠信區隊3個，安全先進個人28人。四是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高了本質安全程度。1～5月份，投入安全培訓經費23.45萬元，培訓一般和特殊工種108人，培訓各級管理人員13人。計提安全費用661.98萬元 ，實際使用711.63萬元，共投入裝備資金153.4萬元，添置了斜巷視頻監控、人員定位擴容、調度絞車等裝備，提高了本質安全程度。五是突出安全管控重點，全處共實現安全開窩14處、透窩12處，安全拆除綜放工作面2個。進行超前預控，加強“一通三防”、頂板、礦井水等安全管控重點，解決了青崗坪煤礦工作面瓦斯居高問題，回風流瓦斯濃度由原來的0.65%下降到0.5%以下；確保**煤礦1121運順兩次安全通過破碎斷層帶；解決了柳巷煤礦30103、青崗坪煤礦42102工作面水處理問題；開展了機電運輸專項治理“回頭看”等工作，強化了機電“三基”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