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8 15:30:14
導語：在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辦法》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方法上的特點
1、改變附屬資本的計算范圍在2002年人民銀行制定實施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中將貸款損失準備分為一般準備、專項準備和特種準備三種，其中一般準備是根據全部貸款余額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用于彌補尚未識別的可能性損失的準備；專項準備是指對貸款進行風險分類后，按每筆貸款損失的程度計提的用于彌補專項損失的準備。特種準備指針對某一國家、地區。行業或某一類貸款風險計提的準備。
由于專項準備是針對貸款損失程度計提的用于彌補專項損失的準備，應該視為商業銀行經營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在《辦法》中專項準備不再計入附屬資本，但同時將可轉債和長期次級債務納入附屬資本，其中長期次級債務是經銀監會認可，商業銀行發行的普通的、無擔保的、不以銀行資產為抵押或質押的，納入附屬資本的金額不得超過核心資本的50%。
2、調險資產的權重
《辦法》對于風險資產的評估采取了更為審慎的標準，調整了風險資產的權重。主要表現在《辦法》借鑒新資本協議標準法，使用外部信用評級公司的評級結果確定商業銀行境外債權的風險權重；取消了對國家特大型企業。國家大型企業，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優惠風險權重；嚴格按照1988年資本協議認可實物抵押品，取消了土地房屋產權、居住樓字、動產物業抵押貸款的優惠風險權重；表外業務風險資產的計算，采用1988年資本協議兩次轉換的方法，商業銀行應將表外項目的名義本金額乘以信用轉換系數，獲得等同于表內項目的風險資產，然后根據交易對象的屬性確定風險權重。
3、計提市場風險資本
交易資產達到一定規?；虮壤纳虡I銀行必須單獨計提市場風險資本，新《辦法》規定交易總頭寸高于表內外總資產的10%或超過85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必須計提市場風險資本，并規定了包括利率風險、股票風險、外匯風險、商品風險以及期權風險在內的市場風險的計算標準法。《辦法》中所稱的市場風險包括交易賬戶中受利率影響的各類金融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風險、商業銀行全部的外匯風險和商品風險。
從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公式來看，資本充足率=(資本一扣除項)／(風險加權資產+12.5倍的市場風險資本)。由于《辦法》一方面調高了商業銀行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取消了對部分機構和資產的優惠風險權重，并在計算信用風險資本要求時采取了更為審慎的標準，使風險加權資產增加，部分銀行還要對市場風險計提資本，加大了分母；另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建立在貸款損失準備足額提取的基礎之上，貸款專項準備金不能計入附屬資本，若不考慮通過發行可轉債、長期次級債等再融資方案，分子將減小，因此《辦法》實施后，在短期內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由于我國目前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普遍偏低，實施新《辦法》后，即使是資本充足相對較高的上市銀行都很有可能面臨資本充足率達不到8%的合格線的尷尬局面。在上市銀行公布的2003年年報中，除了2003年上市的華夏銀行資本充足率最高為10.64%，招商銀行為9.49%，浦發銀行和民生銀行剛剛超過8%，分別為8，64%和8.62%，而深發展僅為6.96%。
根據《辦法》對資本凈額的計算方法可以來估算一下各家銀行2003年的資本凈額，以及這種調整對資本凈額的影響程度，
從估算結果可以看到，除了民生銀行于2003年2月發行了40億的可轉債，至年末已有面值20.29億的可轉債轉成股票，余下19.71億按《辦法》可計入附屬資本，增加了資本凈額，其資本凈額有所提高，其余幾家銀行的資本凈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深發展所受的影響最大，下降31.87%。
三、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的途徑分析
《辦法》之所以對資本充足率計算方法進行調整，主要是為了更真實的核算銀行資本，衡量銀行的抗風險能力，提高銀行體系的穩健性。由于《辦法》規定2007年1月1日是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最后達標期限，這為商業銀行及時調整自己的資產結構和化解風險留出了一定的時間余地，目前最重要的是商業銀行要在這種新形勢下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徑。
1、充分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強化風險管理，增強自我積累能力
《辦法》明確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應建立在充分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等各項損失準備的基礎之上。由于人民銀行在制定《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時，允許國內銀行無法一次提足貸款損失準備的，在2006年以前可以采取分年平均或逐年遞增(遞減)的方式，分年逐步提足各類準備，因此大部分銀行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時所采用的計提范圍和計提方式都不甚規范。本期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直接計入當期損益，貸款損失準備提取較多，意味著銀行的利潤的減少，進而會影響到核心資本的積累，銀行就可能通過會計手段來調節利潤和資本充足率水平。因此只有充分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基礎上計算的資本充足率才是真實可信的，在各行之間才具有可比性。同時我們注意到在5家上市銀行2003年的年報中，華夏銀行和民生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沒有劃分一般準備和專項準備，其余銀行基本將期末貸款余額的1%作為一般準備，余下的部分作為專項準備。由于《辦法》中規定只有一般準備可以計入附屬資本，因此合理區分和計提一般準備和專項準備以符合它們的特性，并及時進行信息披露是很有必要的。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就是為了提高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國內衡量銀行業的風險資產狀況最常用的指標就是不良貸款比例，近年來很多銀行通過擴大分母，即大幅提升貸款余額來稀釋不良貸款比例，因此不良貸款比例的降低并一定不意味著銀行抗風險能力的加強，而要反映商業銀行所面臨的不良貸款的壓力還應該綜合考慮貸款損失準備比例這一指標。
從表2中的數據可見，2003年除工商銀行外，所有銀行的貸款損失比例都比上年有所下降。因此雖然不良貸款的比例降幅很大，但銀行所面臨的化解不良貸款的壓力還是增大了。其中工商銀行2003年的貸款損失增幅較大，但是相對于7206.60億的不良貸款來說，其覆蓋率只有2.9%，是相當低的。事實上，在貸款增長的同時，貸款損失風險也在增加，尤其是盲目的階段性擴張貸款，很有可能在隨后的階段中因不良貸款的比例上升而嚴重影響銀行的經營業績，因此通過擴大貸款規模來降低不良貸款比例的方法并不是提高資本充足率、促進銀行穩健發展的有效途徑。
由此可見，國內銀行業應對貸款損失作合理、充分的估計，尤其是在貸款規?？焖僭鲩L的時期，更有必要實施審慎的會計核算，充分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其中的一般準備也是附屬資本的主要來源之一，利用專項準備加大不良資產的處理力度。同時強化內部約束和風險管理，控制不良貸款規模，提高資產質量，不僅可以加強自我積累能力，增加盈利，還可以減少專項準備，間接增加資本凈額，提高資本充足率。
2、發行可轉債和長期次級債券，補充附屬資本
在《辦法》頒布之前，我國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是附屬資本的主要來源，附屬資本的比例比較低，如工商銀行的附屬資本只占核心資本的24.4%，而按《辦法》規定附屬資本不得超過核心資本的100%，因此附屬資本有一定的增長空間。符合要求的可轉債和長期次級債可以計入附屬資本，這為商業銀行提供了擴充資本金的新途徑。如民生銀行通過發行可轉債，其轉股的部分可以計入核心資本，未轉股的部分可以計入附屬資本，對資本充足率直接起到了拉動作用。
而對于長期次級債，在歐美日等國家其發行非常普遍，銀行無論其資產規模大小，均持有相當比例的次級債務。據統計，平均每家銀行持有的次級債務占其風險資產的3.6%，在全球次級債務發行量最大的50家銀行，該債務占風險資產的平均比重達到5，3%，在德國、西班牙銀行平均每年發行次級債的頻率超過2次。在期限安排上，次級債務多以5-11年為主。次級債務在大多數國家已經成為銀行附屬資本的重要來源，對銀行提高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加強市場的約束力等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次級債只是在一定期限內具有資本的屬性，并非銀行的自有資本，最終仍需要償還。次級債券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資本的屬性，但是它卻不具備核心資本的抗風險能力。按照次級債券的定義，除非銀行破產或清算，次級債務不能用于彌補銀行日常的經營損失，即在正常的情況下，次級債務不能用于；中銷銀行的壞帳。附屬資本隨著到期日的臨近，可計入附屬資本的數量將進行折扣，在距到期日前最后五年，每年累計折扣20%，如一筆十年期的次級債券，第六年計入附屬資本的數量為100%，第七年為80%，第八年為60%，第九年為40%，第十年為20%。因此在次級債券即將到期需要償付的時候，銀行的資本會急劇下降。
從現實情況來看，銀行通過增資擴股、利潤分配等方式來補充資本金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發行次級債補充資本金所受的制約因素較少，具有操作方便、快捷的特點。尤其是在銀行因快速擴張而暫時出現資本充足率下降無法達到監管要求的情況下，發行次級債券是一種快速、高效、便捷的資本擴充方式，但主要還是補充資本的一種輔手段。
3.調整資產結構，降低風險加權資產
要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另一種方法就是減小分母，即減少風險加權資產，也有兩種途徑：一是減少商業銀行資產的總規模；二是通過調整商業銀行的資產組合，選擇風險權數小的資產來達到相對縮小分母的目的。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相對于西方商業銀行而言本來就表現出業務范圍單
一、資產規模較小、競爭力低下的特點，加入WTO后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要想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勢必要拓寬業務，加大規模，那么資產總量也勢必增加。所以，我國商業銀行現實的選擇就是調整資產結構，降低資產風險權數。
關鍵詞：《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征求意見稿》；國有五大行；實證分析
Abstract：In May 2011，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draft new“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and has handed out to all banks. The new“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contains capital management and measurement of BaselⅡand Basel Ⅲ，which implies that our country begin to implement new supervision standar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ur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ew standard will reduce capital adequacy of five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 Commercial banks can deal with the new situation by increasing capital，reducing risk weighted assets and improving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 (draft)，five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empirical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1）08-0073-04
2011年5月，銀監會出臺了《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這將對我國銀行業的發展和經營產生深刻影響。本文主要以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為分析對象，研究資本充足率監管新規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征求意見稿》的出臺背景和基本內容
（一）出臺背景
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監管部門開始反思現有監管體系的缺陷和不足，不斷改進、完善監管框架，促使銀行提高風險管理能力，保持金融系統穩定。國際清算銀行吸取金融危機教訓，在《巴塞爾協議Ⅱ》的基礎上推出全球金融監管新框架――《巴塞爾協議Ⅲ》。
在新的經濟環境下，2007版《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已不能滿足監管需要，不能對銀行經營管理形成有效監管，不利于我國金融體系穩定性，有必要進行全面的改革。我國為適應全球金融監管新趨勢，根據《巴塞爾協議Ⅲ》，并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出臺了《征求意見稿》，以期逐步形成我國新監管標準體系。《征求意見稿》充分吸納了《巴塞爾協議Ⅲ》的精神以及此次金融危機的教訓，順應全球金融監管新趨勢，對于我國銀行規范經營以及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形成正面激勵。
（二）基本內容
《征求意見稿》完善了資本充足率監管體系，明確了銀行管理層的資本管理職能；提高了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為實現宏觀審慎監管需求，增加了超額資本要求；在風險覆蓋方面，增加了操作風險，逐步推進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進程；在資本定義方面，將銀行資本進一步劃分為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本等，增加了資本扣除項和調整項，提升了資本質量和標準；風險計量方面，新監管辦法為銀行可供選擇的風險計量方法更加多樣，使得銀行能夠根據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選擇風險計量方法，以更好地反映銀行的風險狀況?？偠灾?，《征求意見稿》較2007版《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呈現了顯著的變化。
早在《巴塞爾協議Ⅲ》出臺之際，就已經有關于修訂我國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的預測和猜想，因而現今出臺的《征求意見稿》的主要內容基本在市場預料之中，只是銀監會根據我國實際情況進行了微調，主要是提高了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墩髑笠庖姼濉纷鳛槲覈y行業監管新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有一定適應時間。為此，銀監會為監管新規預留了實施過渡期，以減少對銀行業經營發展的沖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見稿》比《巴塞爾協議Ⅲ》還略顯嚴格，加之還將實施其他方面的新監管標準，這種全新的監管體系正負面效應到底有多大還無法準確計量，需接受實踐檢驗。
二、《征求意見稿》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
《征求意見稿》提高了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要求，調整了資本組成和加權風險資產的計量方法，尤其是權重法下部分信用風險敞口的權重進行了較大調整，增加了操作風險的計量，這將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產生較大影響。
（一）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現狀
根據銀監會統計，2011年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1.8%，較上年末下降0.4個百分點；核心資本充足率為9.8%，較上年末下降0.3%。2010年，我國銀行業經歷了大規模融資后，行業整體資本充足率水平有一定提升，但是隨著信貸規模增長以及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房地產貸款撥備的增加，2011年一季度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水平又出現了下降。
2011年一季度，工行、農行、建行、中行、交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1.77%、11.40%、12.38%、12.45%、12.05%，較上年末有一定下滑，但仍符合現行監管要求。相比較而言，中行、建行、交行資本充足率水平高于同業平均水平，而工行、農行則低于同業平均水平。
（二）《征求意見稿》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靜態分析
靜態分析主要是以2011年一季度各銀行財務數據為基礎，根據《征求意見稿》的相關要求，重新調整了資本充足率公式中資本項和加權風險資產項，增加操作風險計量，以反映監管新規可能對銀行資本充足率所產生的影響。
1. 靜態分析的提前假設。
假設1：五大行使用權重法計量信用風險敞口①。根據《征求意見稿的》內容，《征求意見稿》對于權重法的調整主要體現在降低了非個人零售信貸權重，提高了同業資產、貸款承諾、公共事業實體貸款的權重。本文將上述四項信用風險敞口作為信用風險資產的主要調整項目。
假設2：五大行采用標準替代法計量操作風險?！墩髑笠庖姼濉芬幎ㄣy行資本所需覆蓋的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根據對實施《巴塞爾協議Ⅱ》的國際大型銀行跟蹤測算，操作風險所占用資本僅次于信用風險，其分配的資本約占總資本的6%―13%，均值為9%。我國銀行可以采用標準法、替代標準法以及高級法，本文采用替代標準法計算銀行操作風險。
2. 測算結果表明，《征求意見稿》將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產生較大影響。權重法下信用風險系數調整可降低五大行的資本充足率0.5個百分點。操作風險占有資本與國際銀行相似，占比約為9%―10%，從而使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下降0.65個百分點。
綜合看，五大行資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將在2011年一季度水平上下降100BP―130BP，五大行都無法滿足監管新規標準。如果要達標，預計五大行的資本缺口約為2000億元。《征求意見稿》極大提高了系統性重要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上調至9.5%②。由于信用風險系數的調整以及操作風險資產的加入，致使銀行風險加權資產大幅提升，進而降低核心資本充足率。測算結果顯示，五大行調整后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均無法達標，其資本缺口約為1600億元。
總體看，《征求意見稿》如果真正實施，將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形成較大沖擊，尤其是核心資本將出現較大缺口，這就需要監管部門給足銀行過渡期限，通過內外部融資和業務調整，逐步實現新監管標準條件下的合規。
（三）國有五大行資本充足率前景展望
在此，我們假設我國系統性重要銀行將在2012年底按照《征求意見稿》達標。在此基礎上，測算結果顯示，因2011年的次級債融資以及銀行留存收益的貢獻，2011年國有五大行資本充足率將會上升到12.35%左右。但是由于2012年實施《征求意見稿》，國有五大行仍無法滿足監管新規的標準，屆時會形成約1500億元的資本缺口。2013年，國有五大行資本充足率將有進一步提升，平均約為9.82%，實現合規。另外也可看出，五大行中農行、交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狀況稍遜一些，而建設銀行是五家銀行中資本充足率狀況最好的。
三、銀行對于監管新規的應對措施
監管新規雖尚未落實，但是各家銀行應積極評估新規的影響、提前制定應對方案和措施，主要是通過補充資本、降低風險權重等舉措。
（一）通過內外部融資補充資本
1. 股權融資。目前，國有五大行都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這為其拓展了股票市場融資途徑。2010年，我國上市銀行剛剛完成一輪股市融資，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16家銀行通過股票市場共融資約3590億元，其中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分別融資450億元、1503億元、600億元、617億元以及450億元。五大行在進行股票融資時，基本都采用了A+H兩市場融資的策略，降低對內地市場所形成的資金壓力。從2011年各銀行的融資計劃看，股權融資上沒有明確規劃，有可能會在2012年進行。
2. 債務融資。債務融資主要包括可轉換債券和次級債，2010年工行和中行分別發行250億元和400億元可轉債。2011年各銀行繼續加大次級債發行力度。根據已披露的計劃，次級債務融資量為2200億元，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將分別發行380億元、500億、320億、800億和200億元。銀行發行的債務工具占銀行間債券發行量10%以下，銀行債務融資規劃應盡量安排合理，以減少對資本市場的沖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1年持續提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及基準利率，使得發行利率有了明顯上漲，增幅約為100BP。
3. 提高留存收益。2010年工行、建行、中行、農行、交行實現凈利5390億元，占整個銀行業利潤的60%，但五大行的派息率明顯下滑，均降至40%以下，這表明銀行留存更多利潤以解決資金需求。預計未來2―3年銀行為提高資本充足率，有可能進一步降低派息率。各銀行積極提高自身盈利能力，更多依賴內源渠道解決融資問題，有利于降低市場資金壓力。
（二）降低加權風險資產
1. 優化業務結構。新監管標準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在此條件下傳統粗放經營模式將給銀行帶來極大的資本需求負擔，這就要求銀行轉變利潤增長方式，實施更加精細化的資本管理，準確科學地計量各類風險，提高風險定價水平，持續優化業務流程，加快各種資源的整合，走資本節約型發展道路。目前，股份制銀行已開始二次轉型，而以工行為代表的國有大型銀行也公開強調要走資本節約型發展道路。
中間業務具有收入穩定、資本消耗小等優勢，銀行需要積極發展中間業務。近年，我國銀行中間業務發展較快，非利息收入占比呈現穩步上升趨勢，2011年一季度五大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為25.77%，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該比例分別為24.7%、21.09%、35.9%、25.64%、21.51%，但是與發達國家銀行的50%還有一定距離。
2. 發展表外業務。在更嚴格的資本約束下，表內資產規模擴張難度加大，為此銀行將不斷通過金融創新發展表外業務，實現部分表內資產表外化。這方面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銀行理財產品、衍生工具的發展和應用，據統計，2011年上半年我國銀行發行理財產品的規模約為8萬億元。表外業務將給銀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同時相應的風險管理也值得關注，過高的杠桿率將影響銀行業經營穩定性。
3. 提高風險管理水平?！墩髑笠庖姼濉丰槍π庞蔑L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都有一般標準方法以及基于模型計量的高級方法。風險高級方法能夠更精細地計量風險，更準確地反映銀行整體風險承擔情況。以信用風險為例，相關研究表明采用內部評級法計算的加權風險資產要低于權重法，進而有利于降低資本充足率。因而，銀行需要提高風險管理的精細化程度，進而降低監管新規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三）強化資本管理水平
優化資本管理程序和流程，提高資本管理水平，根據業務需要和監管規則，合理配置資本，提高資本需求預測能力，及早制定資本補充計劃。國有五大行在《征求意見稿》出臺之前已進行了部分股權和債務融資，有利于避免與其他銀行同時融資，從而對市場產生過度負面影響。
注：
①銀行可以采用權重法及內部評級法計算信用風險資產，由于數據有限，本文僅假設銀行使用權重法。根據相關研究機構研究表明，采用內部評級法不僅不會降低銀行資本充足率，反而能夠提高資本充足率，此研究結果有待驗證。目前，我國五大銀行已基本具備采用內部評級法的條件。
②《征求意見稿》指出，系統性重要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8.5%，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5%，由于我國尚未有一級資本融資工具，此處將一級資本充足率視同為核心資本充足率。
參考文獻：
[1]由曦.資本充足率新規“劍懸”銀行再融資承壓[N].21世紀經濟報道，2011-6-14（3）.
[2]馬光遠.史上最嚴巴塞爾協議促銀行業轉型[J].中國外資，2010，（10）：13-15.
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性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8-0183-02
一、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性的內涵
（一）資本充足率及順周期的含義
資本充足率（CAR），也稱資本風險（加權）資產率，是一個銀行的資產與其風險的比率。資本充足率是保證銀行等金融機構正常運營和發展所必需的資本比率。各國金融管理當局一般都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進行管制，從而監測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
順周期，即順周期效應，是指市場高漲時，交易價格升高的誘因導致相關產品價值高估；市場低落時，交易價格低落的誘因導致相關產品價值低估。即使在沒有活躍市場而需要建立估值模型的條件下，也因為不同模型以及諸多變量的差異，使估值結果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主觀性[1]。
（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性產生的原因
商業銀行會影響經濟形勢，自身也受外部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貸款需求相對旺盛；而在經濟周期下降階段，貸款需求相對疲軟。
1.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性的內生性原因。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的內生動因由內外兩種因素共同決定的，內部因素是市場約束下的盈利性目標，應具備兩個層次：一是商業銀行行為的順周期性，主要來源于信貸的順周期性，信貸雙方信息不對稱是造成信貸順周期性的主要原因。二是商業銀行資本的順周期性。外部因素是符合日益強化的監管要求。
2.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順周期性的外生性原因。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和銀行資本監管是導致銀行順周期性的重要原因。在經濟上行時期，銀行對經濟前景預期良好，放松對抵押品的要求，降低企業獲得貸款難度，寬松的信貸環境促使經濟發展。銀行資本充足率趨于下降，同時經濟狀況良好，商業銀行放貸行為可能成為驅動經濟進一步擴張的因素，使過熱的經濟更加膨脹。同時，該因素促使金融體系不平衡產生甚至加大，播下未來經濟衰退的種子[2]。
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現狀及問題
（一）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現狀
我國商業銀行的宏觀監管制度日益完善，資本充足率情況隨之得到改善。銀監會2009年年報顯示，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的銀行從2003年底的8家上升到2009年底的161家，資本充足率達標銀行資產占全部商業銀行總資產的比例由0.6%上升到79% [3]。從2010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6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來看，我國銀行系統資本充足狀況達到較為滿意的高度。
（二）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存在的問題分析
1.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單一。我國大部分商業銀行資本主要來源是實收資本，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其實收資本占總資本比例70%以上，即使在股份制商業銀行該項比例也在30%左右。在實收資本中，絕大部分屬于國家財政注資，銀行自身積累微乎其微。如果將資本充足性壓力全部放在資本金渠道來解決，將不利于資本充足率維持穩定。
2.商業銀行資本質量差。我國銀行的資產損失有信貸資產損失和非信貸資產損失兩方面。長期以來，貸款業務一直是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的資產業務，是商業銀行分配資金的主要方式。在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中，不良資產比率偏高，這是導致商業銀行風險資產較大的重要因素。因此信貸資產的資本準備遠高于其他形式資產。除了信貸資產損失外，我國商業銀行的非信貸資產實際損失數額也較大，這也是造成銀行資本充足率低的重要原因。
3.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渠道狹窄。我國商業銀行資本金補充基本上靠對外融資，而對外補充渠道主要包括IPO融資、增資擴股、國家注資和發行債券4種方式，資本金補充很大程度上依賴IPO和次級債券。IPO的一次性決定其不能成為補充資本金的長久渠道。另外，發行股票也并不容易，關系到銀行本身質量，還關系到市場環境，對一些中小型商業銀行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融資渠道。
4.次級債券發行過多。發行債券也是我國商業銀行融資的重要渠道，商業銀行在發行次級債時面臨需求不足的風險。次級債風險很大，普通投資者較少涉足，加上其投資格局極易導致商行間互相持有次級債，這就造成了巨大的道德風險。目前，許多商業銀行存在認識誤區，認為通過發行次級債就能大幅提升抗風險能力。帶著這樣的認識去利用次級債券，并不能真正提高銀行的資本金與抗風險能力。
三、政策建議
（一）國際上關于順周期性問題的政策
1.建立資本緩沖。2009年3月，英國金融服務局 《對全球銀行危機的監管回應》的評估報告，提出應該在資本、會計和流動性的監管方面做出改變，加入相應的逆周期因素，并在新資本協議的實施過程中考慮順周期因素的影響。針對緩沖水平，《報告》提出兩種做法：其一是將資本緩沖納入資本，從而使得資本充足率水平本身在周期內發生變動；其二是將資本緩沖作為一項儲備進行列示，而不將其列入資本。
關鍵詞：資本充足率；風險管理；資本金；信貸
資本充足率是銀行資本金與加權風險資產的比率，是衡量銀行經營安全性和穩健性的重要指標，是維持銀行穩健發展的重要保障。2004年巴塞爾委員會正式通過了《新巴塞爾協議》，建立了包括最低資本、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的資本管理規定，大幅度提高最低資本要求的風險敏感度，其資本充足率延續了8%的最低要求。在全面借鑒和吸收《新巴塞爾協議》核心思想的基礎上，我國制定并頒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商業銀行的監管已基本采用國際通用準則。依據規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且附屬資本不得超過核心資本的100%，長期次級債務（計入附屬資本）不得超過核心資本的50%。并在資本充足率測算規定的基礎上，詳細規定了資產損失準備充分計提、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市場風險資本等細節處理，資本充足率的監督檢查措施及資本充足率披露的具體內容。 [1]
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管理雖然在不斷地學習進步，但還是存在著許多問題，具體來說有：
（一）資本充足率水平總體有所提高，但資本金缺口依然較大：
1998年財政部為補充資本金定向發行2 700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拉開了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的序幕。之后，又通過剝離不良貸款、注資等方式來提高商業銀行的資本實力。2004年《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正式，意味著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日趨科學化、合理化。此后，引進戰略投資者、公開上市成為我國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的重要途徑。到2007年底，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首次達到國際監管水平，為8.4%。2008年資本充足率水平進一步上升，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08年報》披露，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達到12%，達標銀行204家，達標銀行資產占商業銀行總資產的99.9%。盡管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得較大提高，但通過2009年三季報數據可以看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都出現了下降勢頭，浦發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已經觸及監管底線。隨著監管層對資本充足率要求不斷提高，銀行資本金缺口依然較為龐大。西南證券預計，已上市銀行的資金缺口高達3 500億元，其中二級市場融資2 000億元。巨大融資需求也給資本市場帶來較大壓力。
（二）單一資本金來源狀況得到改善，但資本結構依然不均衡
《巴塞爾協議》規定，商業銀行資本由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部分構成。在國際大銀行的資本結構中，平均60%為普通股股本，25%為次級債券，其他形式的資本合計約占15%。從我國銀行資本結構來看，商業銀行資本金絕大部分都是核心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高達80%，附屬資本占比較小，核心資本充足率與國外銀行差別不大，而附屬資本充足率相對較低。資本結構不合理還體現在權益資本構成中股本或實收資本占比較高，而留存收益占比過低。
實收資本占比最高的是農業銀行，高達90.98%，最低的是交通銀行只有46.71%，平均為70.94%，留存收益占比平均只有5.47%，最高的是交通銀行也只有11.40%。美國銀行股本占比較低，大型銀行只有8.36%小型銀行也只有15.55%，留存收益都在45%左右。
（三）引進了先進的風險管理方法，實施新資本協議條件依然不足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本充足率進行了兩項重大創新：一是在第一支柱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公式中全面反映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二是引入了計量信用風險的內部評級法。我國商業銀行以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為契機，借鑒國際先進風險管理理念和方法，引進了內部評級法、壓力測試、市場風險內部模型法、操作風險計量模型等先進風險管理方法，有效提高了風險管理水平。盡管如此，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尚不具備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條件。一方面操作風險的資本配置需求不能滿足；另一方面在數據整理、IT系統建設、人員培訓等方面，沒有相應的基礎條件和管理水平，不具備實施內部評級法的條件。國內各商業銀行的管理水平參差不齊，許多商業銀行的貸款評級體系僅是套用了監管當局規定的貸款五級分類，或者是在此基礎上簡單做了一些細化，這樣的評級系統遠不能用來評估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對信用風險量化的精確度和準確性遠不能達到新資本協議規定的標準，要實施新資本協議，難度較大。[2]
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條：
（一）提高銀行盈利水平，擴大資本規模
銀行資本從來源上來劃分可以分為撥入資本和自籌資本兩類，而自籌資本又分為外部自籌和內部自籌兩種，而內源資本主要通過稅后盈利和計提的各種撥備來獲得。因而商業銀行要不斷拓寬業務范圍，豐富盈利渠道，實現有效積累，提高核心資本份額；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增加盈利能力；調整業務結構，降低銀行資本消耗，盈利能力強，形成的利潤多，就可以有更多的利潤來補充銀行資本，同時由于回報率高，也更有利于外部資本的補充。
（二）完善我國銀行的資本增補機制，保持核心資本與附屬資本的合理比例
可以通過發行H股、次級債、混合資本債券等創新型工具來作為補充資本金來源，還可以考慮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方式補充資本金。
（三） 有效控制風險資產增長
現在我國商業銀行目前利潤仍來自于存貸利差，商業銀行不會減少信貸，而如果信貸過分擴張，就會拖累資本充足率，增加資本金的壓力，所以要在擴張信貸的同時注意風險控制。一方面要調險資產的結構，增加風險權重較低的資產業務，減少風險權重高的資產業務，如擴大股票、債券、同業拆債等風險權數小的資產比重，縮小信貸比重，增加抵押擔保貸款比重。另一方面要加大不良資產的處置，通過經濟和法律手段，加快對壞賬呆賬的核銷。同時，有必要進行深層次改革，加強對信貸行為的監管，加強內部管理和內部控制，力求從根本上改變不良貸款形成，防止新的壞賬呆賬發生。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
商業銀行是經營貨幣和信用的特殊企業，主要依靠負債經營，自有資本比率低。銀行資本充足狀況不僅影響到銀行自身的經營和市場競爭力，而且關系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于2004年6月正式出臺、對全球銀行業監管起到重要作用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將資本充足性要求作為新框架三大支柱中的第一支柱，規定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即銀行資本與加權風險資產的比率，必須達到8%，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至少應達到4%。
據我國上市銀行披露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行業資本充足率達標狀況較好。但面對開放條件下銀行業的激烈競爭和國際監管環境的變化，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瓶頸問題仍然存在，必須尋求維持資本水平長期充足的有效機制。
一、我國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的現狀
（一）資本充足率比較
就表1進行具體分析，可以看出以下特點：
1、國家注資、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使得三家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的資本實力大大增強，近年來資本充足率都保持在較高水平。
2、由于新設商業銀行的資本起點較高，加之上市對資本實力的要求，以及上市后擴資渠道的增加，以招商銀行、民生銀行等為代表的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化程度整體上比較好。但2007年中期深圳發展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僅為3.88%，遠遠低于8%的要求；浦發、華夏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也只是在稍高于8%的水平徘徊。
3、相對于2006年之前資本充足率持續上升的狀況，部分上市銀行在2007年中期資本充足率出現了下降趨勢。這表明在金融業逐步開放的形勢下，如何翻越資本約束這道坎，加快與國際接軌，仍是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
（二）資本結構分析
通過對表2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看出：
1、2007年6月底14家上市銀行中，除深圳發展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僅為3.86%外，其他13家銀行均達到4%的最低要求。浦發和華夏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5.03%和4.54%，稍高于達標水平。
2、上市銀行的資本構成中，核心資本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浦發銀行和華夏銀行的核心資本占總資本比例略低于60%，其他12家銀行的核心資本占比都在60%以上。按照規定，附屬資本最高可達資本總額的50%。國際大銀行的附屬資本一般占資本總額的30%-40%左右。所以，我國上市銀行的附屬資本仍然有較大提升空間。
二、資本充足率要求下我國上市銀行面臨的難題
（一）資產擴張過快
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為“做大做強”，擴大市場占有率，資產擴張比較快。上市銀行由于有資本市場作融資后盾，更是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然而資本金的增長難以與資產的增長相匹配，造成資本充足率的下降。
（二）風險資產結構不合理
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資產結構單一、過于集中在信貸資產上。我國的金融體制是一種高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的體制，全社會對資金的需求旺盛，使得銀行信貸資產非常容易擴張。商業銀行長期忽視資本約束，過度擴張信貸資產規模，缺乏自身造血功能和風險控制機制，從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資本不足貸款規模受限增加資本擴大貸款規模資本再次不足，銀行的經營和發展始終處于資本短缺的窘境。
（三）不良貸款侵蝕銀行資本
在風險資產中，不良貸款是具有重大影響的一項，不良資產嚴重侵蝕銀行資本，直接形成對銀行資本的消耗，因此各銀行均努力降低不良貸款率。
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整體上呈下降趨勢，而且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明顯低于非上市銀行。世界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般保持在3%以下。2007年6月底，除深圳發展銀行、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外，其他上市銀行的這一指標都在3%以下。但在看到不良貸款出現“雙降”的同時，應看到不良貸款的規模還比較大，一些銀行某些季度還出現不良貸款反彈現象。各行應當進一步控制和降低不良貸款率與不良貸款總額，提高資本充足水平。
（四）盈利能力偏弱
一方面，盈利能力不強，總資產收益率較低，致使資本自身積累不足。面對規模的快速擴張，上市銀行近幾年不斷再融資，力圖增加資本。但在這種外延式增長方式下，盈利能力卻沒能相應增強，利潤留存跟不上經營規模的擴張速度，資產收益率反而降低，從而使得通過利潤留存來增加資本積累的內涵式融資渠道難以奏效。
另一方面，從盈利來源看，我國銀行業的主要盈利來自于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在總收入中占比很低。而在歐美發達國家，商業銀行非信貸業務收入占全部收益的40%以上，中間業務是銀行重要的收入來源。過度依賴利息收入的單一收入結構，使得銀行利潤來源單調，經營風險無法分散，造成風險資產急速增加、資本充足率降低的后果?，F階段，這種盈利模式已經面臨很大挑戰。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銀行業存貸款利差的縮小是必然趨勢，因此中間業務是具有發展潛力的業務模式。目前，上市銀行開展的中間業務產品依然未擺脫種類少、收入占比低、盈利能力較差的狀況。招商銀行近年來由于中間業務的市場定位明確，產品創新能力強，在中間業務規模與效益上領先于同行。
（五）資本補充困難
商業銀行有兩種途徑增加資本量：內源資本策略和外源資本策略。
內源資本策略，即通過累積利潤轉增資本，稅后利潤補充資本公積金和盈余公積金以提高核心資本，提取一般撥備提高附屬資本。但是現在上市銀行的利潤率普遍不高，通過累積利潤轉增在短期內難以實現資本金的迅速補充，而且要協調股東的利益，不能滿足上市銀行快速發展的要求。
外源資本策略，即通過一定的渠道向社會募集銀行資本。對于上市銀行而言，外部融資渠道較多，可以增股、配股、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和次級債券，還可以在海外上市。從實際情況來看，上市銀行在資本市場上的持續融資并不太成功，融資渠道在具體運用中也受到諸多限制。發行次級債券和可轉換債券同樣受發行條件及比例限制；增股和配股在短期內對股東權益和每股收益有攤薄影響，容易遭到股東特別是流通股東的反對；海外上市由于國內市場很多方面不能和國際市場接軌，面臨一系列現實問題，如定價問題。因此，上市銀行仍存在著較大的資本缺口和融資需求。
三、我國上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對策
（一）尋求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現實途徑
1、提高資本水平。引進戰略投資者和民營資本，提高核心資本，同時通過與這些戰略投資者在更深更廣領域的合作，改善自身的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水平。進一步發行可轉換債券、次級長期債券、混合資本債券，擴大銀行融資渠道，提高附屬資本比重，改善資本結構。
2、降低風險資產。改變以高成本的信貸資產為主的外延式資產擴張模式，向外延擴張與內涵增長并重的發展模式轉變，達到控制資產規模、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目的。調整資產組合，優化資產結構。在堅持發展的同時，合理調整資產結構，向收益率高、風險權重低的資產傾斜，降低高風險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減少資產對資本的耗用，達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低風險業務將成為各銀行搶奪的重點。提高資產質量，降低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額。一方面加大對不良資產的清收力度，使自身的資產質量好轉；另一方面對新增資產嚴格把關，控制不良率和不良額的增長。
（二）建立提高資本充足率的長效機制
1、轉變經營理念。首先，樹立銀行價值最大化的發展理念，控制不計資本占用、盲目追求規模增長的行為，謀求規模、質量、效益的協調發展，實現銀行價值的最大化。其次，從以信貸規模和財務費用為核心的傳統方式向以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方式轉變。在后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下，資本必須覆蓋風險，因而要求提高銀行風險控制水平和管理能力。
2、強化風險管理體系。建立和健全內部信用評級體系。內部信用評級的功能已不僅僅是用來識別惡化貸款和問題貸款以確保正確地進行貸款控制，還要用來進行資本配置，這就要求建立比較完善的評級模型。商業銀行應努力借鑒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評級模型，積極引進高素質的風險管理人員，真正建立起量化的內部評級模型，制定出符合自身業務特征的、有效的內部評級方法。
3、提高盈利能力。積極拓展業務渠道、實現業務轉型，是我國商業銀行穩步提高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率、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長效機制之一。在這一過程中，隨著網絡銀行、零售銀行、基金托管、銀證合作、投資銀行、資產管理等業務的興起，銀行間的差距將逐漸拉大。上市銀行可將中間業務創新作為突破口，大力發展私人業務，做強理財業務，促進戰略調整，優化業務結構和增長模式，并在市場上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4、組建金融控股公司。在當今銀行業逐漸走向混業經營、集團化經營的趨勢下，我國上市銀行有必要通過多種方式組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可以獲得所屬金融控股公司的注資，從而提高其資本充足率水平，這是一種比較穩定和長效的資本來源方式。從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實踐來看，中國中信集團公司是經國務院批準的金融控股集團，它包括中信控股、中信銀行、中信證券、中信信托投資、信誠人壽保險等眾多知名金融機構。隨著中信公司業務重心的不斷調整，中信公司向中信銀行注資的力度越來越大，中信銀行的競爭實力更加穩固。
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課題組.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狀況研究[J].金融會計,2006(7).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大銀行中，工行自2006年上市以來的后四個年份（2007年至2010年），每年都是加權風險資產的增速高于同年資本凈額的增速，即使在2010年工行向資本市場補充融資750億元的年份也不例外。中行、建行比工行上市早一年，雖不是年年風險資產增速高于資本凈額增速，但也有部分年份呈現類似工行格局。而且2010年中、建兩行均補充了巨額資本，才在當年保持了資本凈額增速高于風險資產增速10個百分點左右的景象，為其2010年資本充足率高比例達標且2011年不再向社會股權融資吃了一顆“定心丸”。這種情況是否常態或者說是否能長期持續下去呢？筆者認為，對各行的境況需要進行“一行一策”的分析，但由于三大銀行都是匯金公司絕對控股的銀行，因此，對三大銀行的共性問題需要統一厘清，不僅控股股東、散戶投資者要明白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銀行的管理層和全體員工也要了解自己的家底，管好自己的錢包，落實自己的責任。
三大銀行近幾年的利潤增長和分紅情況
眾所周知，三大銀行是依靠國家對三大銀行進行兩次不良資產剝離和兩次外匯資本注資后才基本甩掉了歷史包袱，輕裝前進，并一舉走上財務重組、股份改革、公開上市、穩步發展的道路。關于各行上市以來實現凈利潤和對股東分紅的情況，可從表2中一見端倪。
從表2看出，三大銀行在2008年以前各自的分紅比例不完全一樣，但自2009年起則基本趨于一致，即分紅比例逐年下調，2009年接近45%，2010年計劃為40%，實際可能在39%左右。由此可見，三大銀行從2010年起基本上有60%以上的凈利潤可用于補充資本金。按此利潤留存比例補充資本金，是否三大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就安然無恙甚至綽綽有余呢？筆者的回答是：不一定！原因在于，影響資本充足率的因素較多，與分子分母都有很密切的關系。目前從外部環境看，銀行對資本充足持續達標的壓力較大。一是受2009年、2010年國內比較寬松的貨幣、財政政策激勵，各類銀行風險加權資產的增速大大提高了（三大銀行兩年平均增速都在20%以上），對資本占用的要求陡然升高，估計2011年還有“快車剎不住”的慣性，2011年風險資產增速會在16%以上。二是在2008年后，國內外監管部門總結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逐步提高了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監管標準，特別是“巴塞爾資本協議Ⅲ”后，中國銀監會明確提出對大型銀行資本充足率不低于11.5%的監管紅線，并擴大了表內外風險資產的計量范圍。三是三大銀行表內資產于2011年上半年均超過11萬億元，其中工行接近15萬億元。預計到2011年底，三大行總資產每家都會超過12萬億元，其中工行可能接近16萬億元。
近幾年大型銀行利潤分紅比例基本適當
或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四大銀行的分紅比例是怎樣決定的，目前40%的分紅比例是否過高？回答這個問題，也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幾大銀行上市的歷史。
在2003年底，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分別對中行、建行注資225億美元之后，為中行、建行在2004年完成股改、2005年起先后在香港H股首次公開上市（IPO）創造了條件。在頭兩年匯金公司對中行、建行的利潤分紅比例要求是不強烈的。但在2006年10月工行上市后，特別是2007年9月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司”）成立、并把匯金公司作為全資子公司并入中司后，中司因為承擔了每年要為國家財政發行特別國債1.55萬億元購買央行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償付利息的責任，就只能從匯金公司投資控股的幾大銀行收取利潤分紅來償付每年數百億元的利息。按照當時匯金公司對工行、中行、建行的持股比例和有關銀行的凈利潤水平，必須保證分紅比例不低于50%才有可能償還利息，并留有適當資金滿足中司、匯金公司日常的經營管理支用。隨著2008年匯金公司繼續向國家開發銀行、農業銀行、光大銀行等注資，也隨著工、中、建三大銀行凈利潤增長額度的提高，通過測算，匯金公司逐年減少了對三大銀行收取分紅的比例，也使三大銀行自我補充資本金的能力逐年提高。到2010年底，匯金公司對工、中、建三大銀行的利潤分紅比例統一調整為40%，由于農業銀行2010年才上市，暫時還未將農行的分紅比例提高到與三大銀行相同的幅度。據筆者初步分析，如果僅僅從滿足中司支付特別國債利息的目標考慮，對三大銀行的利潤分紅比例還有一定的下調空間。但是否下調或下調多少才合適，不能僅僅看匯金公司的需要，還要看銀行利潤分紅水平是否能夠滿足投資者的基本回報需求。
以2010年工行利潤分紅數據為例，工行披露2010年每股收益為0.48元/股,按當年每股分紅0.184元（分紅比例38.33%）、2010年底其A股價格4.24元/股計算，每股分紅收益率為4.34%，雖然高于同期存款基準利率（2.75%）1.59個百分點，也略高于當年CPI（3.3%）1.04個百分點，但卻不及很多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該分紅跑贏了CPI，但趕不上理財收益步伐和投資者的期待。如果將2010年利潤分紅比例降低為30%，則每股分紅收益率就只有3.40%，基本與當年CPI持平。照此測算，2010年匯金公司對工行最低分紅比例應不少于30%，才不至于讓股東和投資者在高漲的CPI前吃啞巴虧。此外，如果從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的承諾考慮，把利潤分紅比例確定在40%左右是基本適當的。事實上，上市銀行年年都給股東和投資者適度分紅，相比那些多年來都不分紅的“鐵公雞”那樣，三大銀行的口碑還是要好聽得多。
大型銀行利潤分紅比例具有多大下調空間
判斷這個問題，一定要從多個方面進行觀察分析，一要看銀行資產業務的發展速度有多快，盈利增長水平有多高；二要看國內CPI的漲幅有多大，投資收益率能否跑贏CPI；三要看控股股東有無特殊需求；四要看上市銀行如何兌現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的承諾；五要看有否其他更合適的分紅方式。從這幾個方面看，最主要的因素取決于銀行的利潤增長水平能否持續穩定或提高。從前幾年情況看，三大銀行每年的凈利潤增長速度都能超過當年GDP增長速度一倍以上，但二者賬面數據是不完全可比的，因為反映GDP增速用的是不變價格，而反映凈利潤增速用的是現價，如將GDP換算成現價，二者之間的差距在有的年份（如2008年、2009年）是比較接近的，參見表3。
進入“十二五”時期，我國已經度過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從2011年開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逐漸走向正常軌道，因此，類似2009年那樣超高速度發放貸款的年份估計將不復存在。“十二五”規劃的GDP年平均增速為7%，信貸年均增速在14%～15%之間，從理論數據和歷史數據測算，即使銀行大力進行內部挖潛，適度向國際市場拓展，估計凈利潤增幅再想保持30%左右的增長速度幾無可能。如果金融決策機構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步伐，減少銀行存貸款的利息差水平，銀行的平均利潤增長水平就可能下降到接近或略高于貸款增速的水平。在維持現有外部環境、宏觀政策不做重大調整的前提下，筆者預測，在“十二五”時期四大銀行如果凈利潤年均增長能達到16%～18%以上，凈利潤分紅比例調整到30%并五年不變，風險加權資產的增速控制在14%左右，那么，幾大銀行通過自身利潤留存補充核心資本，基本上能夠滿足資本充足率的達標要求（平均不低于11.5%）。如果再輔于適時、適量的非股權融資補充合格的附屬資本，四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保持在不低于12%的水平也是可以實現的（參見表4）。換言之，在上述幾個前提條件共同作用下，國家控股股東對四大銀行現行40%的利潤分紅比例或許還有10個百分點的下調空間，是一步到位還是分步實施，需要瞻前顧后、從長計議。話又得說回來，如果“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速低于9%或CPI年均漲幅均超過5%，上述預測就需要調整了。
表中“利增”是指凈利潤增長速度，“利補”是指用凈利潤留存補充銀行資本的比例。
那么，表4將銀行利潤留存比例擴大到70%后，對匯金公司等大股東會有重大影響嗎？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匯金公司2010年從相關銀行獲得分紅的情況。
從表5可以看出，按照2010年計劃40%的分紅比例，匯金公司按規定和持股比例可從四大銀行獲得2010年度利潤分紅875億元。即使從2011年起將利潤分紅比例下調為30%，只要四大銀行今后幾年凈利潤平均增長保持在18%以上，匯金公司對控股銀行持股比例也不減少，那么匯金公司2011年度仍將獲得分紅878億元，與2010年基本持平。如上述相關條件不變，從2012年起，匯金公司從四大銀行獲得的分紅數額均可比上一年度增長18%。應該說這個增長比例是能夠滿足匯金公司（或中司）現實和潛在的正常開支需要的（包括中司支付特別國債利息和匯金公司支付自身發行債券利息）。何況匯金公司還有從國家開發銀行、光大銀行和其他參股控股單位等獲得的分紅利潤還可做補充調節?？梢?，匯金公司將四大銀行的利潤分紅比例適當下調是可行的。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預測是根據幾個假設的前提條件模擬靜態計算的，而現實經濟、金融生活是變化復雜或難以捉摸的，俗話說“計劃趕不上變化”，因此上述預測僅僅是提供一種分析參考。從中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只要外部環境不發生急劇變化，大型銀行不再搞大規模資產擴張（加權風險資產增長控制在14%左右）、年均凈利潤保持適度穩定增長（增速18%以上）、對凈利潤實行“三七開”分配（30%分紅、70%留存）等情景都能滿足，銀行利潤分紅比例也能滿足投資者不低于CPI漲幅的投資收益率，大型銀行靠內生利潤增長是能夠實現資本充足自我補給、良性循環的。但是，如果上述任何一個前提條件發生變化，包括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監管標準、通脹水平等有顯著調整，就需要另行籌劃、另謀對策了。
商業銀行如何應對資本充足率管理新規定
中國銀監會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在完成征求意見后，預計將從2012年正式實施。對此，各家銀行都在尋找對策以求既能發展，又不至于違規受限。商業銀行如何應對資本充足的嚴格管理標準，筆者認為需要做到“五個結合”。
資本開源與資本節流的結合
資本開源就是要擴大資本的來源渠道，目前的來源渠道有七八條，但最主要的還是內部利潤的留存轉化。由于商業銀行增加利潤相關的途徑較多，銀行應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用在凈利潤的良性穩步增長上。以前述表4計算，如果各家銀行能把利潤年均增幅擴大到20%以上，銀行補充資本金的寬裕程度就會更高。同時，筆者認為20%的年均利潤增幅也是有可能實現的。因為在幾大銀行上市的第一個五年里，年均利潤復合增長率都在30%以上。只要外部經濟環境不再發生類似2008年、2009年那樣的嚴重危機，在上市的第二個五年期內，把利潤增幅調整到18%～20%左右是能夠實現的。至于節流，途徑就更多了，以前銀行一門心思琢磨如何把家底、實力、規模做大，考慮廣開源的事多，而對節流的事想得少、談得少，做得更少。“十二五”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調結構轉型調整，這就給商業銀行提出了新課題、新挑戰，也增加了節流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主要的節流渠道就是要減少資本占用，擴大資本收益；減少成本消耗，擴大收入留成；減少低（無）收益資產，擴大高收益資產等。
資本管理與資產管理的結合
資本管理與資產管理是息息相關的。過去，很多銀行對資產管理投入的精力、資源較多，而對資本管理投入的精力、資源較少。因為資本不夠了可以向股東要（注資）、向社會求（配股或增發）、向市場買（發行可轉債或次級債）。如今看來對這兩者都必須精心管理、科學合理地搭配，不僅要尋求期限平衡，而且要確保收益大于風險的正向回饋。目前一些銀行已經開展了經濟資本的分配、運用和考核管理，建立了經濟增加值（EVA）、風險調整后的收益（RAROC）、關鍵業績指標（KPI）等考核評價制度，這些都是非常適用的。應向全部經營機構包括附屬子公司和利潤中心等擴展。關鍵是要把這些先進的考核評價制度落到實處、扎根基層、滲透民心、不斷完善。在資產管理方面，最主要的要把核心資產――信貸資產管好用好，做到發放前先算賬而不是先發放后算賬甚至只發放不算賬、不重管。此外還要把自我投資資產和代客理財資產、托管資產、表外資產等逐一管好用好。這方面的途徑是很多的。過去那種靠傍上幾個大客戶就可以衣食無憂的日子不能再指望了。相反地要從更為廣闊的小企業客戶、個人客戶上去動腦筋、做文章。大型銀行為小企業分憂解難，實際上也是在為自己開辟一條利潤成長的新跑道。
境內發展與境外發展的結合
大型商業銀行走國際化的發展道路，方向是正確的，但一定要把握好時機，選擇好地點，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不講成本和不顧風險。當前國際金融環境異常復雜，美國、歐洲、日本等都一片蕭條，許多國家評級均被下調，說明在那些地方其本土的金融機構日子都很難過，最近紛紛在其以前高調“走出去”的國度出售機構，裁減人員，關閉業務，力圖減少成本以拯救本土機構度過難關。我國商業銀行一定要汲取外國銀行的經驗教訓。前些年國內有家銀行到境外收購一家銀行機構，市凈率（P/B）高達3倍以上，給自己帶來沉重的資本負擔；還有一家銀行到美國去收購一家上市銀行部分股權，意圖抄底讓自己壯大國際實力和形象，卻因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不可測，導致該行投資的數億美元因對方銀行倒閉而顆粒無收、損失慘重。筆者認為，中國銀行業還不發達，實力也還欠缺，經驗也不豐富，應對復雜外部環境的專業管理人員匱乏，不能過分、過急地追求要把老牌的國際銀行一步比下去。任何時候，境內是根，境外只是枝葉，不能做到境內根深穩固，堅不可摧，就不可能實現境外枝繁葉茂、開花結果。更何況目前境外分支機構普遍的ROA、ROE水平都遠不及境內銀行機構，各家銀行千萬不能用境內的優良業績去粉飾境外機構的一般業績或潛在風險。
主業經營與副業經營的結合
國內大型銀行目前都在走集團化、綜合化、國際化的經營道路，在綜合化方面，除了證券業務受監管嚴格約束尚未突破外，其余租賃、基金、信托、保險等業務都已成為銀行傳統業務外的副業。以主帶副、主副結合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首先要做強、做優、做好主業，副業不能喧賓奪主，更不能拖累主業?，F在有的銀行副業已經開辦了好幾年，但似乎并未給主業帶來多大貢獻，有些副業還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主業申援、救濟，或者成為“準主業”的替代副業，但其成本不低，回報卻遠遜于主業機構。如果長期是這樣的結局和效應，那就不是商業銀行謀求綜合經營的正確方向和理想效果，必要時就要進行調整、改革、割愛。筆者認為，即使是搞綜合經營，也要發揮主業優勢，揚長避短，不宜面面俱到，項項逞強。如果某些附屬子公司經營數年后，既不能達到同業的先進回報水平，也不能帶來高于或至少等于母公司主業經營的ROA、ROE、RAROC、EVA等水平，就應考慮對其轉型或轉讓。國外許多大型銀行都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最近許多歐美銀行都在做這方面的明顯調整，我們應該充分學習和借鑒。
長遠利益與近期利益的結合
關鍵詞:資本充足率；商業銀行；貨幣政策
風險指的是可能發生的危險，由風險因素、風險事故和損失三者構成，具有客觀性、偶然性、損害性、不確定性、相對性、普遍性和社會性七種性質，一般通過多樣化選擇、風險分散和保險三種途徑來實現對風險的降低。根據不同的標準進行劃分，風險有著不同的分類：按照性質，風險分為純粹風險和投機風險；按照標的，風險分為財產風險、人身風險、責任風險和信用風險；按照行為，風險分為特定風險、基本風險等。商業銀行區別于國家最高貨幣金融管理組織機構中央銀行和資本市場上的主要金融中介投資銀行，是通過存貸款之間的利差作為營利的主要途徑，以多種金融負債籌集資金，多種金融資產為經營對象的儲蓄機構，具有調節經濟、信用創造、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金融服務五種基本職能。與一般風險的不同，商業銀行風險指的是在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造成銀行實際收益偏離預期收益，從而導致遭受損失或不能獲取額外收益的可能性，分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和操作風險四種類型。
一、貨幣政策和商業銀行
1.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指的是以影響經濟活動為目的，以中央銀行為頒布單位，以全社會總的購買力為調節對象，通過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三大工具對市場利率進行調整，從而利用利率的變化對民間資本的投資產生不同的影響。中央銀行主要通過控制貨幣發行、對政府的貸款、推行公開市場業務、改變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再貼現率、選擇性信用管制、直接信用管制這幾個方面來實現對貨幣政策的整體調控，具體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兩種類型。擴張性貨幣政策指的是通過利用一般擴張性貨幣政策控制工具和選擇性擴張貨幣政策控制工具這兩種工具來提高貨幣的供應速度，從而實現刺激社會總需求增加這一目的，因此貨幣政策多用于經濟蕭條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相反，指的是通過減少和降低貨幣的供應速度，從而促使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減少，一般用于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經濟增長過熱，通貨膨脹大的經濟環境當中。不管是緊縮性貨幣政策還是擴張性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希望通過貨幣政策來實現其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平衡收支的最終目的。
2.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歷程
我國商業銀行經過1977年至1986年的改革初期階段和1987年至2002年的深化改革階段以及2003年至今的改革攻堅階段，從而形成如今的商業銀行體系。當前我國的商業銀行主要被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國有商業銀行例如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第二種是股份制商業銀行，例如中信銀行、招商銀行、中信實業銀行、浙江商業銀行等；第三種是城市商業銀行，例如深圳市城市合作銀行、江蘇銀行、錦州銀行、農村信用社等。我國商業銀行的監督機制由外部金融監管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組成。當前我國的商業銀行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在發展中存在著不少的問題。為了促進我國商業銀行更好的發展，需要從堅持市場化的發展方向、加速多元化的金融創新、強化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加速實施國際化戰略和增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構建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及激勵機制這幾方面來做起，從而實現我國商業銀行可持續的長遠發展。
3.二者關系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指的是運用貨幣政策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過程。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需要根據中央銀行頒布的貨幣政策對本銀行相關的貨幣規章制度進行調整和改變，從而對商業銀行的儲蓄、貸款、投資等經濟活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由此可見，貨幣政策和商業銀行之間有著重要的關聯和影響。特別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帶給商業銀行帶來的作用更加明顯。因此，當前應該加大對貨幣政策和商業銀行兩者之間關系的重視。首先，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下，一方面為商業銀行帶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但是另一方面也對商業銀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商業銀行為了更好的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獲取更多的利潤勢必需要淘汰傳統落后的監管體制，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為其賦予新的內容和含義。與此同時，市場化改革對處于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商業銀行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市場化改革和監管體制改革的雙重影響下，商業銀行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從而加速了商業銀行的市場化進程，導致商業銀行的趨利動機更加強烈，造成風險管理的第一步風險識別、數學領域的測度和市場營銷的定價在商業銀行決定資產組合行為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等方面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其次，與國外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不管是在信用環境還是在風險管理等方面都同國外銀行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從而使得我國商業銀行為了減少銀行自身所承擔的風險因此更加偏好抵押貸款，認為即使貸款人無法按期還貸，還有同等價值的抵押物來償還給商業銀行，以此來降低銀行所承擔的風險。而當前我國的抵押物多以房地產、車等一些硬件資產為主，因而在這種背景的影響下，房地產等資產變成影響我國商業銀行風險識別和測度的重要因素。風險識別是風險管理的基礎，以全面周詳、綜合考察、量力而行、科學計算為原則，識別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生產風險、財務風險和人事風險六個部分。最后，當期我國很多銀行在業務內容等方面有著很多的重復部分，市場上有著很多同一種性質和類型的銀行，使得銀行和銀行之間的競爭十分的激烈，銀行規模和所占市場份額的多少也成為衡量一個銀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標準。隨著資本的全球化，更多的外國的銀行開始在中國建立，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我國銀行市場規模競爭行為的發生。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在改革開放和大的環境影響下，我國銀行大部分都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國有控股銀行仍然有著絕對的影響力，而這些銀行或直接或間接的都受制于國家，因此國家頒布的各種貨幣政策對其都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從而大大增加了貨幣政策救助行為的發生。除此之外，雖然近年來我國試圖通過多種方法讓我國的貨幣調控體系與歐美一些發達國家接軌，但是受制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和銀行的現狀，使得我國的貨幣調控體系與歐美國家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差距。我國銀行在利率方面當前還是由中央銀行統一進行制定，并沒有完全實現利率的自由化，而且貨幣政策的實施也主要依賴于價格型工具和非市場化的直接調控工具。
二、貨幣政策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理論機制
傳統的信貸渠道理論認為貨幣政策和商業銀行風險之間的關系主要通過利率這一個中間媒介產生影響，具體表現在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兩個方面，以此為基礎從而對微觀主體的投資和融資成本以及信貸產生影響。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是信貸渠道的組成部分。資產負債表表示的是一個企業在一定日期內的財務狀況，具有揭示公司的資產及其分布結構，反映公司的資產來源及其構成，了解企業現有投資者在企業投資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評價和預測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的作用。資產負債表渠道是在1989年由Bernanke和Gertler所提出的，以利率為對象，在市場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下，因利率的上升造成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從而導致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惡化，最終使得企業的投資減少，企業所獲得利潤降低，阻礙了企業的發展。銀行貸款渠道是一種典型的信用傳導機制理論，強調的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銀行的準備金數量的影響。傳統的信貸渠道理論只是將關注的重點投放在信貸提供的數量上，至于信貸所提供的質量是好還是壞，并沒有給予關心和重視。資本充足率指的是一個銀行的資本總額對其風險加權資產的比率，反了映商業銀行在存款人和債權人的資產遭到損失之前，該銀行能以自有資本承擔損失的程度，是一個用來衡量金融機構資本與資產風險預防程度相對而言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標。隨著國際銀行數量的增多，不同的銀行為了謀求更多的經濟利益，紛紛采取更有利于本身的制度，從而加劇了銀行業在國際范圍內的競爭，增加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各種摩擦不斷，擾亂了國際銀行的正常發展。為了避免這類事情的再次發生，通過巴塞爾委員的努力，終于在1988年簽訂了一份巴塞爾協議。該協議主要包括建立內部風險評估機制、加大對銀行監管的力度和市場對銀行業約束的三個部分，并且對資本充足率的標準和各個方面有著一個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具有扼制與債務危機有關的國際風險的功能。隨著2006年《新巴塞爾協議》的實施，資本充足率在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方面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以美國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為研究基礎而提出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理論與傳統的信貸渠道理論有著十分顯著的不同，該理論以“金融加速器”機制、“追逐收益”機制、“習慣形成”機制、“央行溝通”機制為作用機理，強調銀行在經濟周期波動與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主動性作用。因此從理論上而言，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收入和估值效應。估值效應是指給定國際投資的資產，負債結構和規模不變，由匯率，資產價格和收益率變化所引起的國際凈投資頭寸的變化。當前商業銀行在進行貸款業務時，主要就是通過貸款監督和抵押合約這兩種途徑來減少銀行本身所需要承擔的各種風險。當中央銀行實施的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帶來物價的上漲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與此同時，由貸款人抵押給銀行的抵押物值也會隨之上漲，從而容易讓銀行放松警惕，片面的認為既然抵押物的價值如此之高，貸款違約的可能性會隨之降低，因此降低了信貸的標準，導致銀行對風險識別和測度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但是銀行忽略了貸款人所處的復雜的市場環境，除了貸款人的主觀還款意愿之外，重要的是貸款人掙錢的能力并不會完全隨著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因此使得商業銀行所承擔的風險上升。第二，競爭效應。在保持其他因素不變，而保持貨幣政策這一個變量的情況下，當實施的是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時候，因為利率比較低，使得很多的人不愿將錢存在銀行當中，造成整個銀行市場資源變得減少，但是商業銀行的數量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在蛋糕減少而分蛋糕的人數并沒有減少的情況下，勢必會加劇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一些商業銀行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謀求發展，往往會采取通過降低貸款利率和放低貸款標準的方式來爭取更多的客戶，雖然從短期來看在這些優惠政策的影響下，會為商業銀行帶來不少的利潤收益，但是與此同時，也埋下了風險，增加了風險資產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無疑加劇了商業銀行所承擔的風險。第三，保險效應。當貨幣政策變得更加透明化和準確化時，會有效避免因猜測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道德風險，從而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但是一旦貨幣政策變得不透明，勢必會引起市場的恐慌，一些投機分子甚至會利用信息的不確定來進行投資或者貸款，從而使得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上升。而從某個層面來講，這個問題屬于道德范疇內所引起的道德風險問題。
三、小結
綜上所述，貨幣政策和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之間具有十分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并且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有著關聯。與此同時，收入和估值效應、競爭效應和保險效應也成為貨幣政策來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主要表現形式。
參考文獻:
[1]趙雨潔.試析如何提高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J].時代金融,2008(06).
作為巴塞爾系列協議以及各國監管當局的監管指標，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進行監管被認為能夠約束商業銀行的風險行為，增強其穩定水平。資本充足率越高，銀行承擔的風險越低。本文使用銀行風險加權資產作為商業銀行資產風險的度量指標，通過分析影響銀行資產風險水平的不同因素，建立理論模型，對資本充足率和銀行資產風險的關系做實證檢驗，并以實證結果為依據提出對策和建議。本文選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的2004年至2010年的面板數據。使用的數據來自商業銀行的年報以及中國金融年鑒。
二、變量選取
1、風險度量
Shrieves和Dahl（1992）認為銀行的資產風險主要由銀行資產的質量和各種資產的組合所決定，提出采用風險加權資產比，即風險加權資產總額除以總資產來衡量銀行的資產風險。本文同樣使用這一比值作為資產風險的度量值，數值越大表明銀行承擔的資產風險越高。
2、資本充足率
資本充足率監管強調了資本在商業銀行資產組合配置中的作用，限制了商業銀行的風險資產的過度擴張，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從資本的定義和用途上可以認為資本充足率與風險水平負相關。資本充足率越高，銀行承擔的資產風險水平越低。但是從各種文獻中不難發現，資本充足率的監管是否降低了銀行的風險至今仍然沒有定論。
3、其他變量
研究資本充足率與銀行承擔的資產風險的關系時，需要對影響銀行承擔的風險的因素進行綜合分析，這樣才能有比較客觀和清晰的認識。其他變量包括：銀行規模SIZE：本文引入銀行資產的對數，考察規模因素對銀行承擔的風險的影響；規模越大的銀行一般擁有較多的營業網點，能面向更廣泛的客戶群，享有更多的顧客、更低的成本，更容易取得規模效應。財務杠桿率LEV：本文使用資產負債率作為商業銀行的財務杠桿率，資產負債率等于負債余額與資產余額的比值，反映了企業的舉債水平。資產收益率ROA：ROA為凈利潤與總資產之比，該指標反映了銀行的獲利能力。貸款占比LAR：LAR就是用貸款及墊款余額與總資產的比值，反映了貸款在總資產中的比重；貸款占比越高，銀行的信用風險就越高，資產風險就越高。GDP增長率GDP：GDP增速反映了一國的整體經濟水平，本文使用滯后一期的GDP增速作為影響風險的因素。
三、實證檢驗
本文建立以下實證模型：
RISK(it)=a0+a1CAP(it)+a2size(it)+a3lev(it)+a4ROA(it)+a5LAR(it)+a6GDP(it-1)+E(it)
根據本文研究的對象的特性，選擇面板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結果為：資本充足率（CAP，系數：-0.673985，Prob值：）；銀行規模（SIZE，系數：0.002279，Prob值：0.9106）；財務杠桿率（LEV，系數：-2.323963，Prob值：）；資產收益率（ROA，系數：0.377146，Prob值：0.8850）；GDP增速（GDP，系數：-0.510586，Prob值：）；貸款占比（LAR，系數：0.437288，Prob值：）。
從實證結果分析可得到：
1、資本充足率和資產風險的關系。
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與銀行承擔的風險呈較穩健的負相關關系，說明資本充足率的提高能降低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這與吳俊、張宗益和徐磊（2008）以及陳冠華和楊曉奇（2010）的結論相近：提高資本充足率對降低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有正面作用。
2、其他變量和資產風險的關系
財務杠桿率與風險呈穩健的負相關關系，與本文的假設相反。這與本文對財務杠桿率的定義有關，本文的財務杠桿率的定義為：總負債除以總資產。銀行業與普通企業的很大不同正在于其高負債。資產負債率作為衡量企業財務風險的指標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企業融資能力。負債吸收的越多能夠利用的資金越多，以此創造更多的利潤。就能有越多的資本來抵抗風險，銀行的承擔的資產風險就越低。貸款占資產比與銀行風險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貸款作為銀行較高風險的資產，貸款占總資產比例越高，資產組合的風險就越大，銀行承擔的風險就越大。滯后一期的GDP增速與風險呈顯著負相關。當GDP增速回落時，由于滯后效應，各部門的需求在來年可能會減少。相應的，銀行的利息收入和中間業務收入會隨之減少，同時經濟不景氣會影響企業的效益或生存，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可能會提高。這些影響都會使第二年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水平上升。
銀行規模和資產收益率與風險正相關，但不顯著。
四、對策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為確保我國商業銀行的穩定運營，針對我國資本充足率現狀，結合當前形勢，本文認為銀行需提高盈利能力，降低風險水平。加強資本管理，建立多渠道的資本補充機制。監管層應完善資本監管，嚴格執行相關規定；加強信息披露，推動市場約束機制的形成。
參考文獻：
[1]巴曙松，朱元倩．巴塞爾資本協議Ⅲ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85．
[2]陳冠華，楊曉奇．資本充足監管與商業銀行風險的實證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0，5：69-73
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約束;資本充足率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海嘯橫掃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大破壞力,使得對于目前金融監管系統普遍產生了質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更是倍受關注,特別是資本約束的有效性問題。我們既不能完全將次貸危機的責任推給資本約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預防危機發生中的失職之責,需要全面對其有效性進行評價。2009年倫敦G20峰會前夕,周小川行長發文明確指出資本約束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資本約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資本約束有效性研究最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1988年《巴塞爾協議》頒布后研究開始全面展開。資本約束有效,一般指在對宏觀經濟和銀行業的長期競爭力影響不大的情況下,資本約束提高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風險。本文從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及風險、宏觀經濟和商業銀行長期競爭力三個方面對資本約束有效性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全面評價了資本約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試圖指出資本約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資本約束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風險的影響
一般來說,在資本充足率管制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水平會有所提升。然而還需要進行進一步分析,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資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資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還要看商業銀行風險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資本約束主要經歷了主觀資本充足率、客觀資本充足率和《巴塞爾協議》三個發展階段,不同時期的管制所帶來的效果不一樣,不同時期的學者對不同時期的管制效果的結論也不一樣。本文根據資本約束的發展歷程進行介紹。
(一)主觀資本充足率標準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監管部門設計了一套ABC率制度對資本充足率進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機構對個別銀行的考察結果的主觀資本標準,典型的辦法是把同一組內(根據共同特征如資產規模分組)不同銀行的資本―資產比率相互比較,促使資本比率低于同組平均水平的銀行提高資本比率。
最先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Peltzman(1970),他對美國銀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商業銀行投資的資本投資模式,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銀行的投資行為并沒有與監管部門頒布的標準相對應;二是政府部門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規定可能會削弱存款保險制度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最后Peltzman總結說,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制并沒有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分支機構的設置產生影響。[1]
隨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礎上對原來的模型和數據進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國銀行的數據,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2]Dietrich和James(1983)繼續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國銀行1971到1975年的數據,并且增大了銀行數量,得出了類似Peltzman的結論,他們認為Mingo的結論是受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響。[3]
(二)客觀資本充足率標準
1981年12月,為了迅速脫離這種管制的主觀形式,給資本管制帶來統一性和客觀性,美國三個聯邦管制機構宣布了專門的最低資本標準:除了最大的17家跨國銀行以外,所有銀行和資產少于10億美元的銀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級資本至少應為銀行資產的6%;資產在10億或10億以上的機構應為5%。1985年,美國宣布全國性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7%,地區性銀行資本充足率為6.5%。對這段時期資本約束進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國商業銀行業1981-1986年的數據進行研究,不過他的研究說服力不夠,因為他不能夠決定非管制因素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國1800家銀行1983到1987年的數據,利用考察管制資本標準影響外部股權注入商業銀行之程度的雙對數模式,分別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變化和風險變化兩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結論顯示,在資本約束下,資本充足率小于7%的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顯要大于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平均每個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爾資本協議
1988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頒布的巴塞爾資本協議,規定國際業務的銀行,到1992年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并對相關方面做出了統一的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進入了一個新全球化的時期,而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不僅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資本充足性原則對大BHCS的影響,結論顯示,在1989年大多數美國銀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場壓力和幾乎不存在的監管壓力去調整他們的杠桿比率,然而當監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監管壓力時,大多數銀行在這三年里都對杠桿比率進行了調整,并且在后兩年的調整速度會更快。同時研究認為在任何時期,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實際變化是因監管壓力變化和因市場壓力變化兩者間的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對美國銀行1990至1991年資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進行研究時,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進行了進一步發展。他們對風險的變化只采用了一個方程表示,對目標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影響因素分析也有所改變,對監管的壓力的表示也不同。綜合起來,Jacques和Nigro 認為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受這些因素的影響:銀行規模(LNSIZE)、是否屬于某個集團(BHC)、銀行財務杠桿率(LEVD)、銀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凈收入與總資產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礎之上對美國銀行1991到1993年資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進行研究。[7]與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棄了銀行財務杠桿率(LEVD)因素,并且對監管的壓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帶來的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水平壓力時,他們可以將銀行分為資本充足率很好、資本充足率達標和資本充足率不達標三種。因為面對資本充足率管制時,銀行資本不足的銀行為了逃避因為資本充足率不夠帶來的懲罰時可能會做出更大的反應。得到的結果與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們特別檢驗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矯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對銀行業的影響,發現資本不足的銀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資本的銀行在提高資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國銀行業1989-1995年的詳細數據,包括銀行資產負債表狀況、收益和損失狀況等,在他的計量方法中運用了隨機效果縱向回歸模型。研究結果顯示,英國實行資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在不影響銀行對資產選擇的情況下增加了銀行的穩定性。研究發現,在實行資本充足率管制時,資本充足率在監管最低標準附近的銀行做出了較大的反應,并且大多數銀行是通過增加資本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縮減信貸來提高自己的資本充足率。[8]
Rime(1998)認為很多文獻集中于監管資本要求對于美國的影響,而對歐洲(除了英國外)銀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驗證了監管資本要求對瑞士銀行業的影響。研究發現,瑞士的大銀行并沒有比其他銀行持有更高的資本比率,可能是因為大銀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普遍地持有資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雖然瑞士所實施的資本監管比美國和英國更為嚴格,瑞士銀行業的資本比率對實施資本監管要求的敏感程度(為2.4%)低于美國銀行業和英國銀行業(分別為5.6%和4.8%)。這反映了瑞士銀行業,尤其是小銀行在一個相對流動性低的市場里,調整資本是很困難的。瑞士通過留存收益和發行股權的成本比調整資產組合的成本要低。[9]這與Aggarwal和Jacques(1997)發現美國銀行中資本不足的銀行更能降低其資產組合風險的結論是不一致的,這反映了美國的資產抵押證券市場發達為其調整資產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徑。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對1997到1999年印度銀行研究發現,資本管制對銀行行為的影響已經超過了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目標對銀行行為的指導,更重要的是銀行主要通過調整資本來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風險貸款。[10]總體來說,印度資本管制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加強了銀行的穩定性又沒有影響到銀行對貸款的選擇,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資本充足率管制能夠影響到銀行的決策,高水平的資本能夠有效地阻止系統性災難,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沒有發生像廣泛的觀點認為的,在監管的壓力下,銀行資產將大規模從貸款轉向債券。銀行資產組合在管制的壓力下確實會發生一些變化,譬如像上述現象,但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經濟處于高度發展階段,對貸款的需求量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國存款銀行對資本和風險資產的調整。與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對銀行資本和風險資產產生影響的因素進行約束。研究發現: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調整資本的速度要大于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試圖去建立一個合理的資本結構,通過增加資本金和降低風險資產;資本充足率較高的銀行試圖去保持他們的資本充足率,當資本增加的時候,會相應去增加他們的風險資產,然而當風險資產發生變化時不會去調整資本;資本充足率適中的銀行基本上不會去調整他們的資本和風險資產。[11]
張強,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國銀行業從2002-2005年間的數據。分析表明:不管是資本充足情況較好的銀行,還是資本充足情況不好的銀行在資本約束的壓力下都提高了資本充足率;資本約束促進了商業銀行風險的降低。不過,這個效應正在減弱。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資本約束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其提高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風險能力也不斷增強。從上述各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爾協議》頒布后,在全球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貸危機中大量銀行倒閉說明資本約束降低銀行風險的能力還待提高,各位學者也需要從一個更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二、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和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順周期性在次貸危機中遭到了廣泛的批評,認為資本約束對經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般學者認為,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可以從間接和直接兩個方面來影響宏觀經濟及經濟周期。間接方面,資本約束可以通過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也就是宏觀經濟;直接方面,資本約束可以通過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而影響宏觀經濟。
(一)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
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是指資本約束引起的商業銀行資本水平變化,不同資本充足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目前在該方面的研究爭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商業銀行資本水平是否會對貨幣政策傳導有影響;二是不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如何。
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忽略,直到《巴塞爾協議》實施一段時間后?，F任美聯儲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銀行資本“信貸渠道”的存在及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他們將“信貸渠道”分為三個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主要通過借款者的財務狀況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銀行信貸渠道”主要通過銀行貸款供給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銀行資本渠道”是指不同資本充足水平銀行的資產風險度不一樣,所以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也不一樣。[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對于不同資本充足狀況的美國銀行,利率的變化引起他們信貸的變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對中小銀行來說。[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奧地利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1997-2003年的數據,研究銀行資本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研究發現了奧地利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而對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資本,研究不能夠去證實銀行資本渠道發揮的效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存在影響。劉斌(2005)通過顯性解的形式研究資本充足率對貨幣政策傳導、信貸及經濟的影響,了解資本監管與準備金管理對信貸及經濟影響效果和途徑的差異性,并為協調兩者的關系提供建議。[14]
大多數學者研究表明,資本約束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產生影響。不過也有些學者不這么認為。Borio et al. (2001)研究認為經濟周期會影響到銀行信貸的變化,資本充足性要求要遠遠小于經濟周期對信貸的影響。
在得出了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可能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后,學者們開始研究保持怎樣的資本水平會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較大,關于這個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長期對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影響依賴銀行資本充足狀況;資本充足率較差的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資本充足狀況較好的銀行;同時發現了“銀行信貸渠道”和“銀行資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資本充足狀況不同的銀行通過信貸對貨幣政策和GDP的影響也不同。研究結果顯示,資本充足好的銀行能夠有效的抵御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影響,這和“銀行信貸渠道”理論一致。同時,“銀行資本渠道”也發揮了效應,尤其是對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銀行。
也有學者認為不僅僅是高資本充足水平會影響貨幣政策傳導 ,資本充足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其有影響。Tanaka(2002)在理論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非常嚴格或者銀行資本充足性不好都會使貨幣政策傳導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進行了很好的綜述和總結,大多數研究認為,資本約束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資本充足水平較低的銀行更能反映貨幣政策。
(二)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約束是否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二是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
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發現,資本約束將會影響到資本在銀行間的分配,而資本在銀行間的分配對宏觀經濟的活躍性有很重要的影響。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個關于包括家庭和商業實際資產借貸增長的銀行資產組合調整模型去測量銀行的資本壓力、全國經濟環境指標、該州的經濟環境指標和其他指標。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家庭居民借貸,實際商業借貸更容易受到銀行資本變化的影響,商業借貸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會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證實了資本約束這個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要大于貸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響。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國銀行業1988-1992年的年度數據去檢驗在資本約束壓力下是否小型銀行(總資產小于3億美元)的貸款供給減少會被大銀行增加信貸所抵消。研究結果表明,小銀行資本每減少一美元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要大于大銀行資本減少一美元,資本約束對中小銀行貸款行為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對大銀行的影響。G.Choi(2000)對韓國銀行和宏觀經濟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韓國金融危機后實行的資本約束導致了銀行貸款供給的下降,從而直接影響了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融資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宏觀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論為:第一,資本約束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銀行尤其是資本實力較弱銀行的信貸供給,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要大于發達國家;第二,對金融危機后實行資本約束的國家而言,這一負面影響更大;第三,資本約束對國外大型銀行分支機構影響較小,開放銀行市場將有利于減少管制的沖擊。Hahn(2002)采用奧地利銀行業1996-2000年數據,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資本充足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結果發現,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將會通過銀行信貸影響宏觀經濟。我國學者劉斌(2005)運用中國16家商業銀行實際數據,從分機構和總量兩方面研究資本約束對中國貸款的影響,研究結果,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貸款的影響程度不同,資本約束對不同銀行的貸款影響程度不同,特別是對于資本相對不足的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對貸款的影響程度較大。從總量數據來看,監管當局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一個百分點,使貸款下降2.6個百分點,使GDP增長率下降0.27個百分點,使GDP平減指數同比增長率下降0.25個百分點。劉瀾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測算方法,通過計算和分析亞洲各國(地區)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加強資本管制、提高資本充足率對該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時發現,這樣的舉措在經濟低迷時期不但不會改善宏觀經濟狀況,反而會惡化經濟的發展。[15]
也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大。Heid(2005)通過建立一個能夠準確反映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性影響的模型,研究發現雖然資本成本是不斷變化的,但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不是十分劇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對1994-2004年德國銀行業的研究得出了與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結論。研究發現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非常微弱,實證結果出現了與理論的背離。
從以上研究來看,資本約束會在短期內影響到宏觀經濟發展。但在長期內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研究結果還存在比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從理論模型上分析了銀行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可能會擴大經濟周期。在經濟衰退時,總需求下降導致對貸款需求減少,而資本約束進一步使銀行緊縮貸款,從而影響生產投資和宏觀經濟,具有順經濟周期效應。Tirole(1997)用靜態模型研究,同樣也表明了由市場確定的資本充足率具有順周期特征,這種順周期特征在經濟衰退期將進一步加重經濟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卻表明資本約束有利于穩定宏觀經濟,減少順經濟周期效應,他們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銀行業季度數據,解釋了由于銀行資本和風險厭惡,銀行借貸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不對稱性,發現資本充足性較好的銀行相對來說順經濟周期性效應小。
從上述研究來看,大家普遍的結論認為資本約束確實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不過在其對宏觀經濟周期影響時,并不是所有學者均如次貸危機下大家所指責的那樣認為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是順周期的,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同樣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資本約束對銀行業長期競爭力的影響
如果資本約束能夠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風險,同時也不對宏觀經濟構成影響,我們也不能認定資本約束是完全有效的,因為資本約束還影響到銀行業的長期競爭能力。關于資本約束是否會傷害銀行的長期競爭力,許多學者進行過不同的研究。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與證券市場相比,是否降低了銀行業在金融系統的影響力;二是是否影響了銀行的盈利性。
(一)銀行業與資本市場比較
銀行業與資本市場競爭力的比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為巴塞爾協議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規定和風險權重的擴大導致銀行業相對于證券市場融資功能的下降。許多國家都已經注意到資本的融通從銀行逐漸轉向商業市場和證券市場的趨勢,但是很難去判斷這種轉變有多少是由資本約束引起的。研究者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還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變動;二是信息技術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國管制較松銀行的競爭力。因此,我們不能就銀行在不同市場占有份額的變化去判斷資本約束對銀行長期競爭性影響造成的。
有的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損傷了銀行競爭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論上分析了資本約束對借款者融資的選擇。研究認為,質量中等的借款者數量會因銀行資本約束而減少,這是因為資本約束會提高借款成本和銀行重組不良貸款的積極性下降,這些都會引起銀行貸款需求減少;質量好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選擇資本市場融資,他們認為面對資本約束時,資本市場流動性更強。
也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提高了銀行競爭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資本約束對銀行業內部競爭的影響。他們認為,在資本約束更有利于銀行業的優勝劣汰,尤其是在對國際銀行業的開放下。結論認為資本約束可以提高銀行業整體水平,從另一個層面上來看,其提高了銀行業與其他非銀行業的競爭力。
同時,還有學者認為資本約束對銀行競爭力影響不大。Arikawa(2008)對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資本市場和銀行之間融資的選擇進行了研究后認為,公司在資本市場和銀行間進行融資選擇時,主要依據公司在這段時期發展的機遇及所面臨的風險。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發展機遇且面臨風險較低時,會傾向選擇資本市場融資。相反,則會選擇銀行貸款融資。由于對于影響銀行和資本市場間競爭力的因素太多,導致學者們研究結果各異。
(二)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
直接研究資本標準頒布后銀行盈利性和銀行業成長性的變化可能價值不大,因為在短期內,他們與宏觀經濟關系有很高的相關性。一個檢驗資本充足率管制對銀行盈利性影響的方法是觀察市場對管制的反應。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通過對銀行股票價格進行研究來檢驗資本約束對盈利性的影響,在資本標準頒布前后很短的時間內對股票價格造成的影響應該不會被宏觀經濟和其他長期因素的影響。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對主要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發現這三個事件造成了股票價格的反常下降。這三個事件為:一是美聯儲頒布被提議基于風險的資本標準(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聯合聲明確定一個最低資本充足率的意圖(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爾協議的頒布(1988年7月11日)。這三個事件造成27個大銀行股票價格的下跌,這說明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影響了銀行的長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與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們發現那些超級大銀行股票價格會因為資本約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國和美國四個國家27家大銀行在12次資本約束條例宣布時股票價格的反應。研究發現,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銀行股票價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國最為明顯,而日本銀行股票價格變化沒有明確結論。隨后Wagster(1996)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將資本約束條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國、荷蘭和瑞士三個國家,銀行數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對模型也進行了進一步深化。研究發現,這七個國家每個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價格反應是顯著的,但是整體上只有日本銀行是顯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銀行面對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應,是否銀行會增發股票去達到資本約束要求。研究認為,如果資本充足率標準明顯改變了銀行目前的最優資本結構,迫使銀行增發股票或者債券,這都會影響到銀行的股票價格。然而,如果銀行自覺地去增發股票或債券,說明銀行所有者對銀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為資本約束,并不能說明銀行前景不好,所以應該不會使股票價格下降。那么資本約束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是十分不明確的。他們對1983-1989年美國176家銀行的491次股票獲債券發行進行了分析研究,對非自愿發行證券銀行發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價格變化與那些沒有發行的銀行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由于資本約束導致的銀行非自愿發行證券對股票價格的影響要明顯小于自愿發行;投資者對非自愿發行的銀行預期要好于自愿發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對美國商業銀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證券發行進行了研究,這段時期剛好是美國資本約束完成時期。研究發現,一般的股票發行會讓股票價格下降1.6%,而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股票增發會讓股票價格下降2.74%。雖然這個反應比較小,并且也沒有十分明顯的經濟含義,但它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投資者對資本約束會影響銀行長期競爭力的預期。
盡管這些研究得出了比較一致的結論,但是仍存在一個問題,即是否投資者短期的反應造成的股票價格變化就一定能反應銀行的長期競爭性。也有少數學者從理論模型上對其進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雙寡頭模型來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利潤的影響。研究發現信息不對稱會加重高質量銀行的負擔,并指出管制仔細調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雙寡頭模型(BDM)來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利潤的影響。研究認為,資本約束對資本狀況較差銀行利潤的影響要大于資本狀況較好的銀行;當銀行在面對非管制金融機構競爭時,由于資本約束導致銀行利潤的減少程度明顯要高于銀行在與同樣管制金融機構競爭或者是沒有競爭時利潤的減少。
四、結論
眾多學者研究來看,實行資本約束比較有效的提高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風險,尤其是在《巴塞爾協議》頒布后,然而次貸危機爆發說明資本約束在降低風險上還做得不夠;在資本約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上,學者的研究出現了分歧,部分學者認為資本約束是具有順周期性的,也有學者認為其具有逆周期性,還有學者認為其兩者都有;而關于資本約束對銀行業長期競爭力影響,在影響銀行與資本市場競爭上沒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結論,大部分研究表明資本約束會影響到銀行盈利能力。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次貸危機,我們認為資本約束還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強:
一是提高資本約束降低風險能力。次貸危機表明資本約束并沒有很好的控制商業銀行的高杠桿化運作,未能有效的監管表外風險。
二是降低資本約束的順經濟周期。雖然從理論分析資本約束確實具有順周期性,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風險資產權重的重新設計或者其他政策與其配合來降低其順周期性,讓資本約束能夠起到穩定宏觀經濟作用,緩解金融危機的產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資本金補充渠道。眾多研究表明,資本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損害資本約束的長期競爭能力,這主要表現在資本約束對信貸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資本金補充渠道更加豐富和有效,商業銀行更容易獲得資本金,那么銀行就不會面臨縮減信貸給其競爭力帶來的影響。■
參考文獻:
[1]Peltzman S. Capital Investment in Commercial Banking and Its Relation to Portfolio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1): 1-26.
[2]Mingo J. Regulatory Influence on Bank Capital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 1975, 30 (4): 1111-1121.
[3]Dietrich J K, James C. Regula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Bank Capital Changes. Journal of Finance, 1983, 38(5): 1651-1658.
[4]Shrieves R E, Dahl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2, 16(2): 439-457.
[5]Wall L D, Peterson D R. Bank Holding Company Capital Target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Regulators versus the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5, 19(3): 563-74.
[6]Jacques K T, P Nigro. Risk-Based Capital, Portfolio
Risk and Bank Capital: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97, (49): 533-547.
[7]Aggarwal R, K Jacque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on Bank Capital and Risk. In: 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Crossroads: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onference February 1998.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1997, 26-27.
[8]Ediz T, I Michael, W Perraudin. The impact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on U.K. bank behaviou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October, 1998, 109-120.
[9]Rime, Bertrand.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ur: Empirical Evidence forSwitzerland. Swiss National Bank, 1998, 5-10.
[10]Ghosh S, Nachane D M, Narain A, et al.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u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ian Public Sector Ban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3, 15(12): 145156.
[11]Heid, Porath, Stolz. Does capital regulation matter for bank behaviour? Evidence for German savings bank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 Banking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2004, (3): 230-248.
[12]Bernanke, B.,and Gertler, M., 1995,“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4), pp. 2748.
[13]Kishan, R. P., and Opiela, T. P., 2000, “Bank Size, Bank Capital and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32, No. 1, pp. 1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