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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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認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頂峰。該部巨著是一部描寫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百科全書；小說以上層貴族社會為中心圖畫，極其真實、生動地描寫了十八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稱是這段歷史生活的一面鏡子和縮影，是中國古老封建社會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的真實寫照。《紅樓夢》之所以成為“中國小說文學難以征服的頂峰”，不僅僅是因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還在于它非凡的藝術成就。全書規模宏偉，結構嚴謹，人物生動，語言優美，此外還有一些明顯的藝術特點值得后人品味、鑒賞。
從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間，《紅樓夢》出現了9種英譯本，成為中國文學英譯史上一道獨特而絢麗的風景。但譯本之間差異較大，有些源于譯者對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歷史因素對譯者的意圖和傾向造成的不同影響。在《紅樓夢》英文譯本中最為完整、影響最深遠的兩部作品是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夫婦的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1995年在其《譯者的隱性》一書中提出，文學翻譯中譯者可采用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按其說法，異化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而歸化法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1］。
楊憲益夫婦的譯本（以下簡稱楊譯）以原文文本為指導，選用與源語表達方式對應譯文，力求保留源語語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古典文化，多采用異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華文化韻味。而大衛?霍克斯的譯本（以下簡稱霍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以譯文讀者為導向，目的是讓讀者讀起來順暢、有趣，對許多中國文化進行了改寫，多采用歸化策略，但更見功力于語言、藝術的再創。由此看來，讀者可以從楊譯本中學到很多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知識，但在西方霍譯本卻更流行［2］。歸化與異化這兩種翻譯策略是譯者在翻譯時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及對象的差異而作出的不同選擇，孰優孰劣很難一語判定。只能說不同的翻譯策略會對讀者產生不同的影響，達到不同的翻譯目的。本文從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視角闡釋楊譯與霍譯采用不同翻譯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統理論
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爾的《歷史詩學論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polysystem）”這一術語。埃氏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視作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里各個子系統“互相交叉，部分重疊，并且又互相依存，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但是，在這個整體里，有的系統處于中心，有的系統處于邊緣，各個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處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心與邊緣也在進行著更替［3］。
在佐哈爾看來，翻譯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究竟是占據“強勢（primary position）”還是位居“弱勢（secondary position）”，具體要視該文化里當時其它文學的狀態而定。當翻譯文學積極參與建造多元系統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學多元系統內占主要位置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這時就占據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與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僅會為原來的文學注入新的思想和內容，而且會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經成為一種創造新詞和新的表達模式的途徑。相反，如果原來的文學系統已經發展完備處于強勢地位，那么翻譯便會居于下風處于次要地位，翻譯文學也會隨之在文化系統中處于邊緣地帶，其文學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譯策略
佐哈爾（2000）認為，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或邊緣地位取決于主體文學的發展狀況，而譯者又會據此來選擇翻譯主題和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直譯或意譯。也就是說譯者的翻譯策略常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這個大多元系統內所處的地位而定。當翻譯文學處于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主要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盡管譯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還是很大的。反之，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這時異化的翻譯策略常常是譯者在翻譯時所采取的選擇，即便以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譯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語言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過程中，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向西方介紹傳播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楊氏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異化策略。而對于霍克斯這個西方人而言，中華文化是異語文化，而英語文化是母語文化；相比之下，其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譯目的無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讀《紅樓夢》時所產生的快樂傳達給本民族的讀者，讓他們在順暢、有趣的閱讀中領略名著《紅樓夢》的魅力。這種翻譯目的就勢必使霍克斯在翻譯時以英語及其相應的文化為主導，而采取歸化策略。再加之舊中國時代，漢文化在西方國家處于文化邊緣位置，對于霍克斯來說，在翻譯時很可能相應地將《紅樓夢》的翻譯定位為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而楊憲益夫婦的情況卻不同，他們的翻譯目的是彰顯本民族文化，并且他們的翻譯實踐大多是從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的輸出（如亞非拉等國家），這就使得楊憲益夫婦采取了異化策略，將《紅樓夢》譯本定位于英語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下面我們通過譯文中具體的例子進行比較。
例1.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孫女似的……（《紅樓夢三回）
譯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譯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漢語中孫女與外孫女的遠近親疏是比較明確的，而英美國家的宗法關系卻不及中國這么嚴密。例1中霍譯旨在表達原文中“嫡親”這層關系，同時也并沒有表達出言者的原意：討好賈母。相比之下，楊譯則技高一籌，通過異化翻譯明確地交代了賈母與黛玉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將原文作者的意圖傳達給了讀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語言文化的特色。
例2.“瀟湘館”
譯文（1）：“Bamboo Lodge”（Yang）
譯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國人的腦海中，“瀟湘”意指綠竹，楊譯采用的是異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語文化的因素。因此楊譯本在地名的處理上會讓讀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圍。而霍譯中Naiad是希臘神話中河邊湖濱仙女，由此來看，霍譯在翻譯時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紅樓夢》第六回）
譯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譯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譯文中，楊譯使用了一個英語的諺語，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從而保留了源語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譯直接引用了英語諺語，未做改動，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這對英美讀者來說當然讀起來更自然順暢、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策略的應用
雖然許多文學翻譯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得到很好的解釋，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族文化屈居劣勢，本民族文化與異域文化伯仲懸殊的情況下，仍可以看到歸化、異化兩種翻譯策略并存的現象。這說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時期的文學翻譯，出現兩種翻譯策略并存、兩種翻譯派別明顯對立的現象，是用多元系統理論所不能解釋的。
實際上，在整個翻譯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的還有譯者的“主觀認識”，而恰恰是這種主觀認識在對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翻譯的實質是兩種語言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應該保持譯者與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僅于此，譯者是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二度創作，更要發揮譯者的主導性、能動性，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翻譯又離不開人的價值觀，特別是辨別是非、善惡等倫理觀念的支持與制約。而這正是多元系統理論所忽視的，它只考慮了目標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統中的“客觀”地位，并以此來判斷譯者的文化態度，卻忽視了譯者的“主觀意識”和文化態度及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實際上，翻譯策略具有很強的譯者的主觀意識。盡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觀上可能出于邊緣地位，但譯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觀意識支配的文化態度來判斷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由此可以看來，多元系統理論在其適用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與傳統翻譯理論相比，多元系統理論為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提出了新視角，它把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政治等諸多因素結合起來，提出了新的觀點，拓展了視野，豐富了翻譯研究理論，為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對其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6］。
五、結語
不言而喻，翻譯的標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目標文化和地位決定翻譯策略，譯本讀者和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決定翻譯策略，譯者主體性和倫理觀念標準也會決定翻譯策略。譯者不但要熟悉源語和譯語兩種文化，具備深厚的文化修養，而且要明確自己的責任，處理好譯者自身與原作者、文本及讀者的關系，才能創作出優秀的譯文。
參考文獻：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陳正發.也談“歸化”與“異化”［J］.外語教學，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張南風.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J］.外國語，2001，（4）：61-69.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文化學翻譯；對比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學翻譯學
翻譯的文化轉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討會。這次會議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統理論的學者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學者集中到一起，會上Lefevere指出翻譯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綜合性的能夠指導翻譯產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文學與語言學翻譯理論的構建都有幫助，這一理論是動態的，不斷演變的，時刻接受實踐的檢驗，理論與實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這一理論指導的翻譯實踐將會影響譯語文化的發展。Lefevere的這一言論奠定了翻譯研究下一個發展階段的基本原則，Lefevere言論的核心是反對傳統的評判式的翻譯立場，拒絕把翻譯研究單純定位于文學或語言學領域，這開辟了翻譯研究的獨立空間。最先在文化翻譯領域進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統理論學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創造了多元系統這一名稱。他指出，譯作與多元文學體系的關系不能簡單定位于次要與主要，或從屬與支配的關系，而是依據文學體系的具體情況而變化。
文化翻譯領域的另一學派――文學翻譯的操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與多元系統理論異曲同工。這一學派把翻譯定位于比較文學的一個下屬分支學科，其代表人物有荷蘭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國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學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經指出：“從目標文學的角度出發，所有的翻譯都隱含著為實現某一目的而對原文的某種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學操控學派一開始是和語言學翻譯學派針鋒相對的，不追求嚴格的對等而追求某種程度的操控。
概括來說，文化翻譯注重翻譯與譯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關系，關注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
與語言學翻譯觀相比，文化翻譯觀以譯文為重心，強調譯者的能動作用，重視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以及翻譯對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譯觀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翻譯的結果，把翻譯的結果放在社會文化語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側重文化交流與融合，并關注動態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譯文較為靈活，譯者的作用可以充分發揮。文化翻譯觀以雙語文化為取向，根據交流的需要，偏重譯語或原語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異性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積極進行交流與融合。
二、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是一個由中國學者首倡的翻譯研究的學問，是近年來在翻譯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構建的又一新穎嘗試。2001年以來，胡庚申教授通過其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及數十篇論文的深入論證，已基本確立起一套以生態學視角進行翻譯研究的話語表述方式、評估語言、評估方式和評估標準。
生態翻譯學的確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國翻譯》上發表的“生態翻譯學解讀”一文為標志；2010年11月在澳門舉行的“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更是讓學者們看到生態翻譯學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生態翻譯學在不斷充實和完善。然而這一理論的出現和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順應各種趨向、適應翻譯研究各層次生態環境的成果。
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主張用整體、立體、動態的眼光看待翻譯行為，探討翻譯生態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發展基本規律，從生態視角描述和解釋翻譯活動和翻譯現象及其成因，是能夠對翻譯本體做出新解的翻譯理論范式。生態翻譯學的代表人物是清華大學的胡庚申教授。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 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翻譯生態環境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生態翻譯學所遵循的翻譯原則一方面是“多維度適應”，另一方面是在多維度地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做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適應性選擇”，即概括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具體來說，“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原則上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地適應，繼而依此做出適應性地選擇轉換。生態翻譯學認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所謂“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某譯品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適應選擇度”也就越高。在翻譯的重心上，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中心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的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具體來說，翻譯過程是譯者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譯者為中心”是以突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為目的，以從譯者為視角對翻譯活動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為途徑，以彰顯譯者主體、發展譯者能力為特征，以譯者為終極關照的翻譯觀。“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使譯者真正成為“主宰”者，從而名正言順地由譯者來主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以至“譯有所為”地創生譯文、影響譯語的文化和社會。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生態翻譯學在很多方面與文化學翻譯學存在一致性，是對文化翻譯學研究范式的繼承，但同時在很多方面，生態翻譯學又是對文化翻譯學的發展。生態翻譯學在理論基礎、基本理念、翻譯實質、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譯評標準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語言文化的范疇，把翻譯置于整個社會的大生態環境之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雖然生態翻譯學的發展才不過十幾年的時間，但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具有不同于傳統譯論的理論體系，并在不斷完善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胡庚申.從譯文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應用例析[J].外語教學，2006，（4）：50-55.
[2] 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J].上海翻譯，2008，（2）：1-5.
[3] 孫紅梅.語言學翻譯觀與文化學翻譯觀之對比淺析[J].高等函授學報，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