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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
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課題組《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報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二、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表3按照外商投資趨向分類的工業行業
注：分類是對資產產出效率、勞動密集型和平均稅負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得到的，其中在計算3個因素平均評價指標時，按照各自與外資行業偏向指數的等級相關系數確定了不同權數。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三、發達國家制造業今后產業轉移的可能趨勢——來自日本大型企業的調查結果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將對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792家在國外設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業提出今后3年將繼續加強和擴大海外業務(海外業務除了包括在當地投資企業的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生產、收購等)，而提出“維持現”或者“縮小、撤退”的企業僅分別占28.0％和0.4％。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比重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7.1個百分點之多，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產業轉移今后將以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擴大。其中82％的企業認為中國是最有前途的產業轉移對象國（可重復選擇），比2000年調查結果提高1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年居各國（地區）之首，此外，今后3年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中76.3的企業回答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參見表4）。因此，今后中國將成為日本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從不同產業的投資趨向來看，在日本的主要行業中，汽車工業生產企業計劃3年內擴大和加強海外業務的比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闭?，即保電量，保電價，?；貓?，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鐕驹谥袊倪\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1.引進資金。發展中國家往往要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在“比較優勢”理論下，國際援助、政府間貸款等方式或金融市場等是發展中國家獲取外部發展資金的主要來源。但是，開放型經濟給予跨國公司發展的空間，其直接投資則成為發展中國家獲取外資的主要來源之一?？鐕镜闹苯油顿Y降低了東道國融資的風險，因為直接投資沒有還本付息的規定，從而投資風險轉移到了跨國公司手中。更多依賴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總的來說是好事，因為外國投資者往往做長期承諾，而且與債務持有人相比更能夠容忍短期困難。
2.引進技術。技術引進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手段之一?？鐕緸榘l展中國家的技術引進提供了便利的通道。首先跨國公司到東道國直接投資需要的機器設備是跨國生產所需的。但是，即使沒有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跨國公司只是經營東道國的工廠和企業，效益也會提高，原因在于跨國公司帶來的技術除了硬技術，還有軟技術，例如，先進的管理制度能夠提高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的技術是附著在人身上的，所以，從廣義的角度講，跨國公司的人才和技術引進使得發展中國家既可以從跨國公司獲得技術來彌補技術落后的不足，也可以利用跨國公司彌補人才的不足。
3.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擴散效應和外部正效應。一方面，跨國公司的技術和人才引進通過運行網絡向上游（即原材料供應商）和下游（如銷售商）擴散。由于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嚴格的規格和標準，因此給予上游供應商和下游銷售商嚴格按標準供貨和銷貨的約束。無形中提高了其上游和下游網絡的技術和人才水平。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培訓的人才對發展中國家有很強的正外部效應。跨國公司職工或管理人員“跳槽”和獨立創業都使跨國公司的技術和管理不可避免地外泄。給社會帶來正向的外部效應。
4.跨國公司的“學習曲線”效應：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鐕镜纳a經營者還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了示范效應，大大提高了其產業競爭力。很多發展中國家借助于跨國公司的國際市場網絡大大提高了出口能力。
除了上述渠道，發展中國家還充分利用跨國公司的其他生產要素，以做到雙贏合作。但是發展中國家利用跨國公司提升本國的經濟也是有條件的?？鐕镜桨l展中國家投資，并非出于道義和政治考慮，而是出于其全球性戰略的動機。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戰略是其全國戰略的延伸，其本質是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以獲取最大利潤。因此跨國公司的投資一般流向企業交易成本低或存在優惠政策的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為了達到充分利用跨國公司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勢必付出一定的代價，協調跨國公司和國家的利益關系，尋找一個平衡點，以達到雙贏互利的目標。
二、跨國公司的本質及其與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關系特征
一國政府是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即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經濟發展、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而跨國公司首先是作為經濟人的企業，其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它又是一種全球化的企業，其生產、貿易活動是跨越國界的，因此模糊了它的國民性質，使之帶上了新的全球性的特征。
1.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及實質。主流經濟學派從價格和資源配置的角度，在傳統的價格體系框架內看待私人的外國直接投資，他們認為，廠商的設置地點和組成、有關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和分配取決于市場力量，把跨國公司簡單地看成是由資本收益的國際差別所決定的資本跨國流動。制度經濟學派則從經濟組織的角度看待跨國公司，海默（1960）認為，從事外國直接投資的廠商的動力主要是特定市場的競爭條件，而不只是利率差價?？鐕咀鳛楣芾斫M織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競爭戰略?？鐕救蚧偁帒鹇缘膶嵸|是壟斷市場，實現全球范圍內的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的投資可能形成對某一商品市場，特別是市場價格的壟斷，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給東道國帶來很大的影響，妨礙政府目標的實現。例如：中東國家由于跨國公司的壟斷，經濟命脈掌握在跨國公司的手里，限制了政府調節經濟的作用。
2.跨國公司通過游說和“投票”機制，削弱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鐕具M入東道國投資，把東道國作為其全球化戰略的一環，充分利用東道國的各種優勢以及全球網絡間的協同效應來實現全球利益的最大化。為了達到跨國經營的戰略目標，跨國公司必須通過政治影響、政治壓力和政治優勢，才能取得和保持有助于實現其擴張、降低成本的國際性網絡，以實現全球性戰略。
首先，跨國公司是資源配置全球化的載體?？鐕緩臇|道國獲得對各項資源的主導和控制，并通過自己的全球生產和貿易網絡重新配置，其次，跨國公司迫使東道國政府制定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比如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再者，跨國公司游說政府建立寬松的市場環境和投資環境?？鐕居握f東道國政府，創造有效率的市場和公平、自由競爭的制度，否則將資源轉移向其他國家?？鐕具€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投票”。如果東道國的政策對他們不利，即使其他的機會有限，他們也會轉向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前景的政府。
3.跨國公司的融資活動增加了金融風險的可能性。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而跨國公司的各種行為都有帶來金融風險的可能，使一國的金融體系受到破壞，甚至引起整體經濟的動蕩?？鐕镜拈g接投資規模巨大，并且由于跨國公司出于投機需要進出市場，使間接投資具有一定程度的投機性，容易造成金融市場的混亂。另外，跨國公司的利潤匯出及轉移，會使國際收支平衡失調，從而引發金融危機；三是跨國公司為跨國界的企業內部交易制定轉移價格，隱蔽地將稅前利潤轉出東道國，使其總的稅后利潤最大化，影響東道國的國民福利和政府財政收入，并產生誘發金融風險的因素，四是跨國公司的撤資容易引發金融市場的混亂。
4.跨國公司通過母國政府干預東道國政府的經濟決策和運行。由于跨國公司多來自于發達國家，而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尋求利潤的眼光投向世界各地，本國投資再生產逐漸淡出，大量資金、技術投向國外，甚至公司總部也遷往國外，使發達國家喪失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造成失業率增高，尤其是大量的稅收流失，財政難以維持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大量削減福利開支，這些勢必激化民眾與政府的矛盾，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懷疑。為此，發達國家在制定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時不得不力圖解決這些矛盾。許多國家制定了一些條款來限制跨國公司的活動范圍，使其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朝著更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5.對發展中國家自主性的影響。發展中國家通常發現，跨國公司的活動常常與本國的對外政策相抵觸。跨國公司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東道國除了考慮經濟增長問題，還要考慮社會的穩定、公平、民族工業的發展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跨國公司反對東道國政府的政策，他會做出限制或關閉當地生產而在其他國家生產的威脅。對于一些缺少社會責任的跨國公司，衛生要求、勞動安全、福利環保標準低的國家比較有吸引力。因此，想吸引外資的發展中國家很難設定這方面的高標準?？鐕驹谪斦投愂諆灮莘矫孢€能與東道國討價還價。
另外，跨國公司的國家貿易多為企業內貿易。由于企業內貿易屬于企業內部的事務，與國家間貿易不同（國家間貿易可以通過金融、價格、匯率等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并有效預期），政府不能明確地預期金融和財政政策對跨國公司的影響。
此外，跨國公司利用企業內部貿易的“轉移價格”來逃避稅收，跨國公司通常從工業國出口半成品到發展中國家，然后在那里加工成品在市場上出售，如果工業國實行低稅收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實行高稅收政策，那么跨國公司就提高轉移價格從而宣稱在工業國（母國）獲得高利潤。這樣，跨國公司避免了總稅單的增加，提高了稅后利潤，而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都會發現財政收入與預期的正好相反。
再者，通訊的全球化，尤其是國際互聯網的出現，使政府很難控制跨國交易，很難可能損害國家穩定和安全的信息的跨國界流動。國家控制邊界信息流動的自主性大大削弱。
跨國公司給予東道國政府的上述壓力迫使東道國政府修改政府管理方式、市場管理范圍以及勞動用工制度，甚至迫使政府修改或制定相應的政策來應對跨國公司的游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權力，約束了政府的經濟管理范圍和方式，甚至削弱了政府的經濟控制能力。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政府也面臨著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壓力。
三、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政策
政府和跨國公司的關系表明：首先，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經濟基礎的影響是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的統一，制定對跨國公司政策的目的就是盡量減少副作用，利用跨國公司的優勢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其次，政府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是有限度的，它直接受到其他國家跨國公司政策的影響和制約。第三，決定跨國公司與政府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各自擁有的優勢。對我國來說，是否對外國資本有吸引力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經濟增長潛力、市場潛力。基礎設施狀況、貿易壁壘、生產經營環境、政策的穩定性和對外開放政策等。
在封閉經濟下，發展中國家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國家設置各種貿易壁壘和投資壁壘，保護國內市場不受外來競爭者侵蝕，同時支持本國企業發展，支持他們占領國內市場。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內現有資源，傾向于實行“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的對外政策。在開放經濟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做出重大調整，由封閉式發展轉向在充分利用本國資源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在開放經濟中增強國家的競爭能力。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也由過去的以貿易和投資壁壘為主，逐步轉變為以改善投資環境，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資本、技術和專業人才向本國流動，并增強“本土”各種類型的企業競爭力為主。與此相適應，政策重點轉向在本國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為主。
1.更新反托拉斯政策，防止不正當競爭?？鐕镜暮喜⒑推渌袨榭赡軙е旅黠@的成本節約，但在全球提高企業效率的壓力給其帶來負擔。反托拉斯法劃定相關市場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確定適當的競爭地理分界線，需要改變傳統的關于市場范圍的概念。在全球市場中，原有的認為在國內可能相當集中的產業可能并不是很集中。如汽車、鋼鐵、化工等行業。目前在許多相當集中的產業中，當地公司正在與可能比他們大得多的外國公司展開直接的競爭。國外政府還可能對國際貿易進行干預（包括對本國公司的補貼及時外國競爭者的限制）。
另外，應該完善市場機制，采用適當的競爭政策。加強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防止跨國公司的壟斷或不正當競爭。
2.培育和完善符合全球化規則的市場體系。經濟全球化要求參與成員國增加其政策的透明度和外貿政策法規全國的統一性，必然對目前國內自成體系和按“條塊”分割形成的經濟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這有利于打破地區封鎖、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促進公平競爭，從而推動國內經濟秩序的整頓和統一，規范全國性市場體系的建立，逐步建立適應國內外兩個市場變化和資源有效配置要求的機制，打破壟斷和割據狀況，并使競爭范圍不斷擴大，競爭手段日益多樣化、科技化。
3.提高“政府競爭力”。由于各國的管轄權內規制公司行為的法律和標準不同，這形成了跨國公司設址的決定性因素的部分，也形成了他們開展業務的類型和他們建立的聯系。由此，跨國公司能夠從一個廣泛的規制框架序列中做出選擇（一個最優選擇模型或其他理論，如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公司有不同的最優選擇標準）。并且他們有時能夠暫時“離岸”或與在規制框架限制內更有優勢的公司組成短期的戰略聯盟來避免他們認為是“懲罰性”的政府規制。因此，發展中國家政府充分利用跨國公司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政府之間競爭的過程。
最近的10年,全球化過程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而外國直接投資(FDI)成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外國直接投資是全球性資本集聚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形式。FDI的上升的步幅遠遠的超出國際貿易和其他相關的投資形式。2006年全球FDI急劇地上升了34%,盡管最高的紀錄是2000年1.4萬億美元。FDI的持續的上升反映出高經濟增長和強的經濟實力。這種成長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發生。20世紀末的最后20年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中國政府提倡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初目的是鼓勵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獲取管理知識和自然資源。這些企業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非單純的對外貿易企業性質。在20世紀90年代,自由化和市場經濟的興起促使當地或省級政府有權激勵和監督對外投資企業事宜。21世紀初,一項新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走向全球”政策開始在中國實施。這項政策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了大力的、公開的政府支持和管理支持。在加入WTO之后,中國政府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二、中國ODI區域定位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放在制造業和自然資源獲取上。如今,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需要之一便是能源。未來2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將以75%的比例增長,而中國和印度將占其中的45%。單獨在中國的能源消耗預計在2000年到2025年將翻番,中國能源的消耗量大于其國內供應量,特別是石油。中國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全球能量儲備的10.7%,但由于其眾多的人口數量,人均儲備卻非常低。這讓中國越來越依靠能源的進口。在中國最重要的進口能源便是煤炭,中國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70%。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儲備國,擁有煤炭3340億噸,但其消耗也大,以自給自足來算最多維持200年的使用。然而,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帶來了新的能量需求,如石油,并且這種需求在國際油價確定上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2006年,這些項目的投資占了整個對外直接投資的60%。中國對能源和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資源的缺乏,導致自然資源的獲取成為其重要的環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引起了亞洲的強烈關注。然而,據2007的統計公報顯示,2005至2006年期間中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超過對亞洲的投資,這點引起世界的更大關注。拉丁美洲的投資說明中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拉丁美洲提供能源、水資源和各種各樣不同的滋養品。拉丁美洲最大的資源儲備區在亞馬遜叢林。中國已在該區建立了不少投資項目。其中,最大的項目集中在能源上,如自2006年中國在ANDES石油公司的投資超過了10億美元,而最近中國政府在核電項目的投資超過20億美元。
“走向全球”策略對中國企業增加對外出口額、開辟新投資領域和擴展市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三、存在的問題
盡管中國政府在對外直接投資上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但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水平視乎不能支持其對能源需求的增長。中國傳統的管理方法是計劃經濟下形成,它缺乏對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管理理念的理解。隨著中國經濟的演變和發展,掌握西方管理理念下的行銷、財政管理、存貨控制、人力資源和國際商法等管理人才明顯缺少。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市場由銀行控制,并且大多數公司的財務來自銀行業務系統。超過所有商業貸款的四分之三來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大多貸款去了國家部門——在2001年和2004年間,73%短期銀行貸款去了國有企業,對私有企業的貸款雖然在量上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然維持在總借貸的0.3%的低水平。
中國國有銀行在信譽客戶方面,缺乏商業性可行性強的信貸標準和良好的商業刺激機制。還有,中國政府能夠通過財政系統和國有銀行部門對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控制。此外,政府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辦理手續進一步控制對外投資行為。如此一來,對外直接投資只適合享有國家支持的大型企業和主要國有企業。
這不僅僅是中國能否獲得資源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實體本身也存在問題。更多的努力必須放在提高企業管理才能和改善金融制度方面,這兩者決定了對外投資的方向和程度。
四、結論
眾所周知,中國已經關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片面認為中國只關注當前資源投資的想法是錯誤的。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戰略政策途徑來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中國積極地參與對外直接投資,其輻射范圍不僅涉及在亞洲國家,還涉及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國。
總之,中國將建立一個嶄新的全球秩序。如今,西方國家的某些衰落,如錯誤實踐,缺乏對公司、產業和人的控制上,已成為現實。現在是中國成為全球重要角色的時候。然而,中國如果想要增加對外投資,發揮更大作用,必須解決其結構性問題。培養良好的管理才能和完善更有效的金融體系應該是目前中國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
參考文獻:
[1]ChinainLatinAmerica,Perez,2008
[2]StatisticalBulletinfromChina,2007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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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隨著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不斷凸顯,外商投資企業在中美貿易順差中的影響和作用也受到關注。經分析發現,貿易逆差轉移效應和貿易替代效應的發生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導致中美貿易差額形成的主要原因,這兩種效應的發生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由此,我國的外貿戰略應做出適當的調整,以緩解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形成的對美貿易順差的巨大壓力。
關鍵詞:中美貿易差額;外商直接投資;貿易逆差轉移;貿易替代
中美兩國的貿易差額問題一直伴隨著中美貿易發展的整個過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銳,已經成為中美兩國之間貿易爭議的焦點。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產生的原因,眾多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外資因素的作用不斷突顯,越來越受到關注。外資和外貿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何協調利用外資與我國貿易平衡發展是當前理論界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文以外資引致的貿易差額為視角,針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展開分析,從FDI的角度探討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相應的外貿戰略調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資引致效應的不利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5096.5億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億美元,增長了5.03倍,而與此同時,貿易順差從2001年的225.5億美元劇增至2008年的2954.6億美元,增長了13.1倍。其中美國是我國貿易順差主要來源地,以2008年為例,中美貿易順差為1708.6億美元,占我國貿易順差總額的57.8%。我國外貿順差規模過大蘊涵了國內經濟運行風險,也面臨著貿易摩擦等越來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對外貿易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尤其是中美貿易平衡發展就成為當前理論界研究的重點。
在注意到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同時,也注意到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2008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進出口額達到14105.8億美元,占當年全國進出口總額比重為55.1%。而且,1998年以來,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外貿易出口中,出口市場最大的是美國。2007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國商品出口達1590.04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美國總額的68.3%,占當年外資企業對外總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從美國進口商品總額為396.74億美元,占全國從美國進口總額的57.2%,占當年外資企業從外總進口的7.07%。兩者相比,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商品出口和從美商品進口是非常不對稱的。依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因此,外資因素是中美貿易順差形成的主導因素,而對于外資因素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以及形成貿易順差的原因則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話題。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
據中國海關統計顯示,1993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商品出口僅為67.4億美元,而到2007年這個數字已飆升到1590億美元,同期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從美國進口卻顯得相對滯后。兩者相抵,外商在華投資企業造成的中美貿易順差有了持續增長,由1993年的33.2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億美元,占中美貿易順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間,外商在華實際投資額也從1993年的275.15億美元增長至2007年的747.68億美元。由此可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
選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貿易以及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數據來源于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和中國商務部外資司),經過對各變量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判定各變量序列的一階差分是單整的,隨后應用協整方法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經過協整檢驗結果顯示,FDI與中美進出口總額、FDI與對美出口額、FDI與對美進口額、FDI與中美貿易差額之間都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外商在華FDI”這個變量在長期內確實對中美貿易總額、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國自美國的進口以及中美貿易順差等因變量有顯著影響,且呈同方向變化關系。尤其是FDI對中國向美國的出口以及中美貿易順差的促進作用很強,即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導致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增加,對美國貿易差額的擴大有引致效應。
具體到我國的主要投資來源國(或地區)如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他們各自的在華實際投資也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存在著同方向變動關系。依據相關性測算,1993-2006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美國在華實際投資之間相關度為0.97[1],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臺灣香港在大陸實際投資以及日本、歐盟的直接投資都存在較高的相關度(均大于0.89)。這與JiawenYang等(2004)指出的“中國大陸的外貿伙伴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已將紡織品與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大陸,通過在中國加工對美出口,這些產品占了美國從華進口的很大份額”的結論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
(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造成的貿易逆差轉移效應
研究發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造成美國大部分進口商品的生產從投資國或地區轉移至中國,從而導致美國從華進口商品持續增加,美中貿易逆差不斷加大。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5%是這種“轉移效應”產生的結果[2]。
1.東亞①國家在產業轉移的同時,也將部分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至中國。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轉移,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也紛紛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工序通過在華設廠的方式向中國轉移,其產品在中國加工、組裝后按原來的銷售渠道,主要經香港等地轉口到美國、歐洲等傳統市場。這種貿易流程導致了中國大部分的加工貿易進口原輔材料、零配件市場與出口市場的分離,加工產品的出口國就轉移到中國,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國也轉移為中國。與中國成為美國主要貿易逆差來源地相對應的是,中國對東亞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逆差也在增加。
從統計數據上看,雖然中美貿易差額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但中美貿易差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卻幾乎一直穩定在20%-30%之間;與此同時,整個東亞地區對美貿易差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卻急劇的下降(從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顯然,美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主要是日本和東盟。中國加入WTO以后,美中貿易逆差明顯背離了整個東亞地區的下降趨勢,而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態勢,因此,有理由認為,東亞地區的部分對美的貿易順差已經轉移到了中國。這與徐明珠(2009)進行實證計量分析的結論“美國與東亞各國的貿易逆差越小,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就隨之擴大”是一致的。
2.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之間發生的貿易逆差轉移,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中國臺灣和香港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部分地對中美雙邊貿易逆差增長負責。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990-2006年期間,美臺貿易總額占美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與此保持一致的是,美臺貿易差額占美國貿易差額的比重也從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與此同時,這種變化趨勢更為明顯的體現在美國和香港之間的貿易上,美國和香港貿易差額占美國貿易差額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國香港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額比重到2006年為-0.65%。那么,美國與臺灣、香港地區的貿易逆差轉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作為一個大中華區加總起來考慮,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中貿易逆差占美國貿易差額比重不斷上升的同時,美國對臺灣和香港的貿易差額所占比重卻一路下降。與美國同大陸、香港、臺灣貿易差額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2006年間,美國同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貿易總額和貿易差額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穩定,而中國大陸對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貿易逆差的貢獻率卻從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額變化在時間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貿易差額是隨著中國大陸承接香港和臺灣的產業轉移而轉移過來的。而這種差額的變化與香港、臺灣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變動趨勢也表現出超乎尋常的一致性。
3.隨著美國的產業升級和對華產業轉移,通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所產生的貿易逆差轉移放大了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國和外資來源國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國在華累計投資項目達到56610項,實際投資累計達到595.15億美元,僅次于香港的在華投資。美國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環節通過FDI形式被轉移到了中國,把原本由本國生產的大量商品和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和出口,并相應的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在大量最終產品返銷到美國市場的同時,也擴大了中美貿易之間的差額。比較典型的如美國耐克公司在中國廣東、福建設有10余家鞋廠,其產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銷美國市場,年出口額達2.5億美元[3]。
可見,美國在華投資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美的出口和對美貿易順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國在華的投資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等資源優勢在中國投資生產了美國國內不愿生產但又必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然后出口到美國;另一方面,美國的在華投資企業利用中國生產加工方面的優勢,采用來料加工等形式生產了特定行業資本密集和技術成熟型產品,然后返銷回美國。由此,美國的在華投資發生了貿易逆差轉移效應。陳艷林、方齊云(2007)通過對美國FDI和中美貿易數據進行協整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華美國FDI每增加1美元,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會增加約7.5美元[4]。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通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影響的協整分析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即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每增加1%,中國對美國的總出口將增加1.02%[5]。
(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造成的貿易替代效應
貿易替代效應是蒙代爾(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爾認為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兩種方式進入他國市場,投資是對貿易的替代。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或非關稅貿易壁壘時,投資對貿易的替代就會加速[6]。不過,當前投資對貿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價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銷售市場的考慮,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有相當部分是基于這種目的到中國來的。對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對于國內生產,外國生產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較低的可變成本。這意味著在東道國市場擴大的時期存在著一個時點,在這個時點上由出口向在外國生產的轉變是有效率的[7]。更進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FDI和貿易可以是同時存在的。但是隨著不發達國家市場的擴大、要素稟賦的變化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它們之間的要素稟賦越來越接近,這時跨國公司的國內和國外生產會趨同,也就是說會出現FDI對貿易的替代[8][9]。
1.隨著中國市場和投資環境的不斷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場效應利益和母國集中生產效應利益之間的權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資企業就會越來越多地從對華出口轉向對華直接投資,從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說,隨著中國經濟條件的改善,在進口替代部門的直接投資會越來越多,而這種投資是替代貿易的。而且根據Blonigen(2001)的論述,如果發生投資對貿易的替代,那么這種效應不是漸進式發生的,而是短時間急劇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看,隨著美資企業更多地從對華出口轉向直接投資,在短期內直接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會很大。
當然直接投資的流入對進口也會有促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投資必需品(如資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內,投資引致的需求沒能夠抵消替代效應的影響。李捷(2004)通過面板數據模型方法,采用中國7個行業同美國進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分析發現,在進口方程中,直接投資變量前系數為負,說明在這些行業內來講,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進口貿易在短期內具有替代作用。另據調查,2004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共銷售了750億美元的產品[10],這750億美元的美國企業生產的產品銷售作為貿易品的替代,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2.中國廣闊的市場特別是招商引資的各項政策,使得許多跨國公司把中國看作為外貿出口的生產平臺。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是中國勞動力廉價所致。實際上,一向被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狀況正在發生變化。資料顯示,外資企業的中國職員的勞動力成本已高于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而且,隨著外資大量流入和國內企業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對合格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加上中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斷完善,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資成本。因此,影響中國外資流入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開始下降。其實,真正影響和加快外資流入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如投資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和加入世貿后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保障,都堅定了跨國公司的投資信心。僅從中國的外資政策方面看,2007年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了修訂,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的領域。鼓勵類比原目錄增加了94條,占目錄的比重由原來的69%提高到73%。
近幾年來,由于中國的外資政策中明確了高新技術產業和跨國公司政策為引進外資的戰略重點,美國大公司利用其技術優勢,在對中國的投資和技術轉移中,更加強調和尋求中國市場的開放。
3.美國在華直接投資通過生產技術知識溢出,金融和營銷基礎設施的構建,以及中間商和貿易公司網絡的建立,直接促進了中國出口部門的增長和競爭力。這種間接效應的結果一方面是使美國對華出口受到影響,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美國在中國設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國出口的大量商品轉化為在華子公司的生產與出口,由此美國在華生產企業能夠替代美國對華出口銷售;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不斷提高,使得生產的供應配套能力得到增強,國產化率越來越高,減少了對中間產品、資本品和配套服務的需求,產生替代出口效應。因此,隨著美國對華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造成美國對華出口份額的進一步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因此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4.從投資的行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角度分析,由于國際分工格局的轉變,直接投資的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代替了中國從美國進口。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其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業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和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體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體系。這種分工體系反映在商品結構的變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現大量逆差。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在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國向美國的總出口、總進口、工業制成品進出口等數據進行協整檢驗表明,在短期內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替代了美國向中國的總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5]。另據美國海關統計,美國在機械設備、電機電氣、家具玩具和服裝等商品上對華逆差增長較快,2008年1-12月占美國對華逆差總額32.4%的機械設備(HS84)逆差額達到553.98億美元。由此大量外資在華投資生產替代了美國的出口。
四、結論
綜上所述,外資企業對中美貿易順差具有促進作用,在華外商通過貿易逆差轉移以及貿易替代效應直接或間接的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外資因素成為引致中美貿易順差的主導因素。因此,我國的外貿戰略特別是外資策略應當作出適時地調整。
1.從重視外資數量向強調外資貢獻轉變,把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新技術產業以及吸收外資研發、設計、品牌和營銷技術等方面。有選擇地吸收外資,并從技術、產業、環境等多個角度設立外資進入標準,注重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或者產業競爭力的帶動作用。
2.進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資政策,加強對外資流向的引導,加大對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的引資政策支持,最終抑制美國、亞洲各國或地區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降低其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引致”擴大效應。
3.正確處理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資,建立有效的投資和貿易預警機制,引導優化外資企業出口的國別結構,加快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避免造成投資-出口-貿易逆差的簡單循環,從源頭上防范外資利用的低效率。
4.促進加快與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活動,通過對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來減少中美之間的巨額順差。進一步融入全球生產網絡,不斷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層次,緩解外商直接投資引致的對美貿易順差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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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產業結構一直處在不斷的完善之中。近年來，歐盟產業結構調整主要在三個領域展開，即大力發展“新經濟”、致力于發展經濟多樣化和積極推進企業重組。歐盟追求“新經濟”發展，有其自身原因，也有歐盟東擴帶來的壓力。
歐盟在“新經濟”的發展中落后于美國，是歐盟及其成員國致力于發展“新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為縮小與美國和日本在R&D方面的差距，歐盟理事會提出了到2010年將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到3%的戰略目標。歐盟東擴完成后，東西歐之間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存在的較大差距使歐盟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更加艱巨。東西歐在經濟實力上的巨大鴻溝將直接影響新歐盟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東擴后的歐盟各成員國能否在政治、經濟及科技領域真正融合、歐盟能否團結一致是大家擔心和關注的重點。
歐盟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是其重視發展“新經濟”的又一重要原因。原歐盟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其產業結構狀況相對劣于美國、日本。歐盟第一產業比重明顯高于美、日，而第三產業比重雖稍高于日本，但卻低于美國較多。
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直接投資戰略
歐盟未來產業結構的調整給中國對其進行直接投資提供了機遇。我國企業和政府應做好多方面的準備，力爭抓住歐盟東擴的有利時機，積極貫徹“走出去”戰略，主動擴大對歐投資，以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
投資主體培育
我國企業要實現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發展，需要做好企業改革工作，培育出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要求企業具有自己的核心產品、核心市場和核心技術。新入盟的東歐地區與發達國家經濟聯系極為密切，發達國家在其中投資環境較好的國家早已捷足先登。我國企業如果缺乏核心競爭力，就難以在該地區立足。因此，企業只有具備了雄厚的資金實力、一流的技術水平和良好的管理體制，才能問路歐盟市場。投資產業選擇
中東歐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東擴后投資法規逐漸完備，勞動力素質高且工資成本較低，對我國企業是有吸引力的。中東歐國家普遍缺乏適合一般消費水平的輕工產品，而這是我國具備優勢的項目。企業從自身優勢出發，選擇對本企業而言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國家和投資領域，是較為可行的選擇。從歐盟產業政策、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觀察，我國企業對歐盟投資則可選擇高技術行業。從歐盟的產業政策導向看，高技術行業是該地區鼓勵發展的領域，優惠和扶持政策較多，當地也非常歡迎這類企業的進入。具備條件的高科技企業可考慮在波蘭、捷克、匈牙利、斯羅文尼亞等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國家投資生產處于前沿技術的產品，積極參加高科技領域的競爭。
投資機會把握
理論分析表明，當資本流入國經濟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時，外來投資不會減少就業量，也不會使貿易條件惡化，相反還會產生就業效應。歐盟一些成員國失業率較高，我國企業對其投資就會增加其就業量，從而受到歐盟社會的歡迎。因此，我國企業可選擇歐盟失業率比較高、工資水平比較低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投資建廠。UNCTAD對129家大型跨國公司所進行的調查表明，中東歐國家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資對象國。60%被調查的公司表示，自己對增加在中東歐國家的投資有興趣。由此可見，歐盟東擴以后確實存在著較多的投資機會。我國那些在資金、技術、管理上擁有一定優勢的企業，應該盡量創造條件到歐盟去投資獲益。
政策支持體系
歐盟在加強中歐關系、指導歐盟企業進入中國方面出臺過一系列的文件，我國政府在這方面也在積極改善。比如，2003年《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和《在中東歐地區開展家用電器加工貿易類投資的國別指導目錄》等。我國企業進入歐盟進行直接投資雖然屬于企業行為，但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歐盟東擴為25個成員以后，其市場機會明顯增加。政府應在這方面做好宣傳引導工作，讓投資者充分了解歐盟的經貿政策和法律環境。此外，政府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也應盡量采取扶持措施，為國內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的條件，從而確?！白叱鋈ァ睉鹇缘某晒嵤?，培育出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1億美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量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相比，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處于較低水平，中國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比較薄弱，海外投資企業數量、每年海外投資的金額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還比較小。而且，中國的海外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業500強中，僅有35家中國企業，且排名大多數位于下游。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業—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同時，由于國際投資環境日益改善，資源開采業對外投資的環境極為優越。對于一些行業，如采礦業、林業、石油開采業，世界上一些國家資源的供大于求，我國企業應該因地制宜的到國外去投資，開采、加工和運回國外的資源以滿足國內需要。
2.以制造業和貿易替代為海外投資重點
對我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我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這些技術易于為他們所接受。
3.以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為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
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相一致的標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該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并購當地高新技術企業或與當地擁有高新技術的企業合資合作，可以直接獲取一般技術貿易和引進外資所無法獲得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播回國內運用，從而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例如。聯想集團收購IBM的PC事業部。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戰略
1.以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選擇
我國地處亞洲，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需求偏好等使得進入障礙較?。恢袊募徔?、服裝、家電、機械等技術成熟且競爭激烈的邊際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大，投資機會較多；還可以利用東道國享有的優惠貿易條件，把產品銷往第三國。
2.有選擇地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是目前世界上對跨國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因為其擁有優良的投資環境：經濟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社會穩定，投資法律法規健全，金融市場發達，各類人才豐富，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理想場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把掌握的高新技術反饋回國內。
3.積極謹慎地發展對獨聯體和東歐國家的投資
這些國家正處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進行直接投資。這些國家擁有僅次于發達國家的工業基礎、民眾的教育和工人的技術水平，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是其產品出口能力較差，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中國產品物美價廉，比歐美產品更適合于該地區的市場需求。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戰略
1.重點發展具有壟斷優勢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其直接的效果是創造經營的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避免外部市場交易的風險；使資金的轉移、稅賦的合理避逃有了通暢的渠道；同時降低了談判、詢價等交易成本；保證本企業的技術、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續獲得利益。對資源尋求型的投資還可以保證母公司所需資源的穩定來源。
2.大力發展具有經營特色的中小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目前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大部分卻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業由于其擁有獨具特色的生產經營優勢。我國許多中小型企業都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勞動力成本低，產業轉移產品的原材料等要素價格也比較低廉；產權關系明晰的基礎上形成了簡明高效率的組織結構優勢；擁有符合當地市場需要的實用技術。
3.促進企業集群的對外直接投資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力理論，一個國家的成功是來自縱橫交錯的產業集群。國內有大量的企業集群地，如寧波的服裝、北京中關村的電子產業等。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選擇的重要戰略。從跨國公司成長的角度看，
企業集群可以作為一跨國公司成長發展過程中內部化優勢的一種替代。
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1.根據跨國公司的投資目的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尋求國外的自然資源和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自然尋求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有利于沖破對于自然資源開發的控制以及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學習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并購、合資為主。這種進入方式能夠直接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東道國的人才資源培養自己的人才，掌握先進技術，充分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
2.根據中國的行業特性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一些中國有優勢的行業在進行產業轉移的時候，中國跨國公司應該以新建企業和合資進入方式為主要進入方式?，F階段，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制造業和機床、自行車、鐘表等機械加工業是中國技術方面比較成熟的，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投資優勢，這些行業投資市場主要是經濟技術水平與中國接近的發展中國家和某些發達國家。
3.根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新建、合資為主，有利于發揮這兩種投資方式的優點，避免并購、獨資的劣勢。選擇新建和合資方式可以節約外匯資金，有利于利用當地企業的市場開發優勢盡快占領市場、彌補新建企業所需時間較長的不足，新建投資風險相對較小，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新建合資企業比較歡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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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鐕镜慕洜I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