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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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結構參數結構核心筒墻厚隨樓層變化情況如表1所示，結構外框巨型柱截面尺寸隨樓層變化情況如表2所示，結構主要承重構件材質情況如表3所示。
1.2有限元模型通過MIDAS/GenV800版本建立精確的結構有限元模型，其中梁、柱采用梁單元模擬，核心筒墻體采用墻單元模擬，樓板采用板單元模擬(見圖2)。外框巨型柱為鋼骨混凝土，有限元模型中采用混凝土截面進行等效替換(外輪廓尺寸同原設計截面)，并采用質量等效和剛度等效雙重等效原則。模擬分析時考慮施工過程中混凝土收縮、徐變和強度發展等因素對豎向變形的影響，采用歐洲規范CEB-FIP(1990)，其具體參數如下:初始齡期2d，外部環境相對濕度60%，水泥類型為RS∶0.2(快凝高強水泥)，構件理論厚度按實際值。
1.3施工加載順序核心筒剪力墻領先外框巨型柱及鋼梁6層施工，核心筒內梁、板及核心筒外樓板落后外框巨型柱及鋼梁4層施工，地上部分施工速率為10d/層。外框巨型柱為鋼骨混凝土，且混凝土自重大于鋼骨自重的5倍，巨型柱主要彈性變形以及徐變收縮變形發生在混凝土澆筑后，因此外框巨型柱加載順序同現場巨型柱混凝土澆筑順序。
2施工全過程計算分析
本次豎向變形差分析根據施工方案及現場實際施工進度共分81個施工階段，主要施工步驟如表4所示。結構核心筒剪力墻和外框巨型柱的豎向變形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影響:①施工加載順序;②混凝土收縮、徐變及強度發展(包括齡期影響);③構件壓應力的差異;④施工過程中構件長度的調整。采用通用大型有限元軟件MIDAS/Gen進行施工全過程模擬分析，得到全部81個施工階段結構各樓層的豎向變形。計算外框巨型柱豎向變形時，取柱1～8在各樓層的變形平均值;計算核心筒剪力墻豎向變形時，取剪力墻4個角部在各樓層的變形平均值。
2.1結構豎向變形豎向變形測點位置如圖3所示，結構核心筒與外框巨型柱各層在施工階段最大豎向變形如圖4所示。由于考慮施工階段對各樓層標高進行補償，因此結構豎向變形在底部、頂部較小，在結構中部達到最大值。豎向變形分布規律與理論計算結果相符。巨型柱最大總變形為27.72mm，出現在第38層，其中彈性變形為17.40mm，徐變變形為8.71mm，收縮變形為1.62mm。核心筒剪力墻最大總變形為30.94mm，出現在第34層，其中彈性變形為16.78mm，徐變變形為10.18mm，收縮變形為4.11mm。外框巨型柱和核心筒剪力墻的豎向變形組成規律基本一致:都以彈性變形為主，其次為徐變變形，收縮變形最小;且非彈性變形所占的比例隨著樓層的上升而增大。核心筒剪力墻豎向變形中徐變變形約為彈性變形的60%，而外框巨型柱豎向變形中徐變變形約為彈性變形的50%。從圖4中可以看出，結構豎向變形在4個環桁架層及相鄰樓層處有相似規律突變，這是由于環桁架所在樓層豎向剛度和質量突然增大，其相鄰層成為薄弱層。
2.2核心筒與框架柱的豎向變形差結構施工階段核心筒剪力墻與外框巨型柱豎向變形差如圖5所示。結構在施工階段豎向變形差隨樓層上升而增大，最大值為5.76mm，出現在第56層。由于在施工階段，連接核心筒與外框的伸臂桁架在一端采用鉸接連接，且在構造上采用擴大孔，可豎向滑動，因此可認為伸臂桁架對減小核心筒與外框的豎向變形差無約束作用，從而避免了核心筒和外框之間的豎向變形差在伸臂桁架中造成過大內力。
2.3層間壓縮量核心筒和外框豎向構件各樓層段層間壓縮變形量如圖6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由于頂部荷載逐步減小，各樓層段層間壓縮量隨樓層上升而減小，由于環桁架所在樓層豎向剛度突然增大，導致環桁架層層間壓縮量突然減小。頂層層間壓縮量增大是由頂層層高增大至9m引起的。
3豎向變形差對水平構件受力性能的影響
結構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在施工階段產生了不同的豎向變形，其差值會在結構水平構件及樓板中產生附加應力，對結構安全造成不利影響。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結構最大的豎向變形差出現在第56層，取該層作為分析對象，將此最大豎向變形差以初始位移的形式施加于結構中，計算得到伸臂桁架最大初始附加應力為29.64MPa，鋼梁最大初始附加應力為13.61MPa，樓板最大附加應力為1.7MPa。
4豎向變形調整措施
在施工過程中，豎向構件隨著施工的進行不斷被壓縮，因此施工時應進行實時測量，并將相應施工樓層的標高調整到設計標高。根據上述施工全過程模擬分析的計算結果，并以正在施工的樓層達到其設計標高為標準，估算各層豎向構件在各樓層段的長度補償值。現場可參考此補償值進行調整，當補償值超出現場調整范圍時，可在工廠構件下料時進行長度調整。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豎向構件各樓層段長度補償值如圖7所示，核心筒和外框豎向構件每5個樓層長度補償值詳細數據如表5所示。
5結語
1.企業缺乏金融風險意識，法制觀念淡薄。當前全球經濟呈一體化發展，同時金融風險也成為廣泛存在的重要問題。但人們當前還缺乏一定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人們的思想認識還不能與經濟發展同步，依然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較大，很多外貿企業的領導者都沒有認識到金融風險的重要性，大量擴展本身業務，實行大量貸款完全不管存在的金融風險。甚至有的經營人員違規帳外經營，從而造成大量的呆帳和壞賬，嚴重干擾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成為導致出現金融風險的主要原因。
2.企業內部管理不完善。在我國的進出口企業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依據當前的發展形勢這些企業都沒有形成科學嚴謹的內部管理制度。管理人員素質較低，工作人員職業道德缺失并且不進行相關職業培訓，造成有章不循，違規操作現象普遍存在，在企業生產中形成一定的金融風險。還有，很多企業都沒有信用監管和合同監管，進行交易過程中不重視收集進口商的信息，不了解進口商的實際情況，不認真審核合同細則，因此常常造成自食惡果，給企業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3.政治及經濟環境的影響。國家對外貿易政策發生改變、國內出現重大事件、社會環境出現重大變化等都會嚴重影響金融風險。還有如歐美等國為了保護本國利益對我國實行商品反傾銷，對我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了巨大影響。再有，戰亂和經濟危機等都會直接影響金融風險的產生。
二、金融風險對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
1.金融風險使得企業資金面臨困境。在金融風險影響期間，會引起國內金融環境的不穩定，出現較大變化情況，如國內信貸收縮，企業無從得到貸款，同時壓縮出口退稅，此時國外進口商也會遭遇極大困境不能再繼續按照合同提品，因此很多中小外貿企業的運行資金出現嚴重問題。為了防止金融風險的進一步惡化，此時銀行部門采取的辦法就是緊縮銀根，銀行部門不再推行“還舊帳，貸新款”的辦法，實行“只進不出，只還不貸”的措施，不再對企業提供融資，所以我國很多外貿企業遭受重大影響，大量產品委托外貿公司出口工廠意識到危機的來臨，都會向外貿公司催要以前的貨款，但此時外貿公司無力支付只能以房產抵債，有的只能宣布倒閉。因為銀行部門不提供貸款，為了實現融資目的，很多中小外貿企業只能面向社會融資，公司的運行重心出現了偏移，對企業的正常運行造成了嚴重影響。
2.匯率存在風險對外貿企業的銷售產生不良影響。為了防止出現金融風險，國家會推行金融政策，也就是利用調節貨幣供應數量和貨幣匯率的辦法，國家貨幣政策重點調節貨幣供給和需求情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資金來源與運用。而這些對中小外貿企業來說，貨幣政策不但可以控制信用，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造成直接影響；而且可以利用貨幣的投入與回收，影響社會需求和投資需求，對企業的市場銷售造成不利影響。出現通貨膨脹和需求不足就會導致企業產品積壓，進一步使企業的生產原料和流動資金不能如期到位，生產出來的產品又不能順利出售，陷入進退兩難境地。企業生產和銷售出現問題，一定會嚴重影響中小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
3.金融風險的存在降低企業的信用。發生金融危機期間，大部分中小外貿企業和外國進口商都會缺乏流動資金，原來制訂的生產經營計劃不能完成，因此這些企業一定要考慮另謀出路，希望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有的中小外貿企業為了減少金融風險的影響，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只能節約各項支出，裁減內部員工，但同時也會使企業內部人員關系緊張，不利于企業提高工作效率，再由于企業所需的生產原料和流動資金不能如期到位，因此這些中小外貿企業的生產任務不能按期完成，造成這些外貿中小企業的信用不斷下降。
三、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防范金融風險的措施
1.提高企業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我國當前的外貿企業都將工作重點放在擴展業務、增加生產規模、提高經營利潤等方面，都沒有深入研究金融市場，更沒有意識到金融風險的重要性。要想使外貿企業做到積極防范金融風險，首先應該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掌握科學管理與科學決策，密切注意各國基本經濟因素、金融因素，政治因素和傳媒因素，以及不同國家的央行政策，心理因素和市場預測因素，各種重大事件因素等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才能準確及時應對各種金融風險。為了充分發揮外資作用大力發展我國經濟，就是積極宣傳國際金融知識，不斷增強員工的金融風險意識，在我國外貿企業中不斷強化金融風險認識，在企業開展的各項業務中積極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
2.提高對外匯風險的敏感度。
第一，有效應對交易風險，對于中小外貿企業而言要掌握利用遠期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期權市場進行貨幣保值。在實際操作中又可以進行事前防范和事后防范。事前就是在企業制訂經營決策時，簽訂合同前就要利用各種方法防范外匯風險，如可以選擇應用有利的計價貨幣、合理調整商品價格、在合同條款中添加保值內容、以及增加匯率風險分攤條款等；事后就是指已經利用軟貨幣簽訂了出口合同或用硬貨幣簽訂了進口合同，不能再繼續利用合同條款進行補救，可以利用外匯市場從事遠期外匯交易和外匯期權交易等辦法來積極應對外匯風險。
第二，積極應對結算風險，為了防范風險首先可以利用資產負債保值的辦法。子公司可以利用減少風險或增加風險負債，從而促使總公司將資產負債表上的風險資產全部合并和風險負債相等。因為匯率的改變會引起外幣資產和外幣負債相等，所以不存在結算風險；其次，在防范風險過程中也可以利用遠期外匯市場保值的辦法，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出售風險貨幣，同時在期末即期外匯市場上采購同種貨幣，利用買幣的辦法實現遠期外匯合同交割。如果企業能夠準確預測將來的即期匯率，那么遠期外匯市場保值就會創造利潤，而且獲得的利潤完全可以抵消原來的折算損失。最后，為了防范風險企業也可以利用貨幣市場保值的辦法。企業可以先借入風險貨幣，接著利用兌換辦法使其成為本國貨幣，從而實現本國貨幣市場的投資行為，將投資總收入換算成風險貨幣，同時償還借款。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進行貨幣市場投資的時間要與風險貨幣的借款時間相同，借款數量要和折算損失相當。通過研究我國大量對外企業的實際情況，可以發現很多風險都是由于企業內部決策失誤和投資錯誤造成的。所以企業要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嚴格管理重大事物，科學確定企業負債規模，積極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將內部責任層層分解，并落實到每個員工身上，建立企業風險防范預警制度，同時建立完善的企業風險管理和控制分析報告制度。并以此為基礎企業要加強研究戰略風險、籌資風險、投資風險、經營風險，并形成工作制度。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1.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
我認為，在國際金融法律領域，有許多方面都要做跟蹤研究，但是目前首要跟蹤研究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二是國際金融交易高科技化對經濟發展和法律規則的影響。
一、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問題
我們要跟蹤研究當今國際金融交易與法律監控的目的，不單是一個“匯率”、“利率”或“市場監控規則”、或“合同法”，或“國際私法”等的金融與法律等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一個國家中央銀行與民間跨國金融機構的關系，還表現為一個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與國際金融交易的關系。因為金融交易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為“敵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額不大的時候，“敵意”性質的交易的破壞性不大，但是，當交易數額大到一定程度時，它對一國的經濟的破壞作用是相當大的，破壞后果不亞于戰爭，可見，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的安全是密切關聯性。
國際金融交易與法律監控的研究，從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觀察，其必要性可以從最近的亞洲金融危機來得到印證。1997年9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爾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發表了演說，題為“亞洲的機遇”（注：《金錢與夢想》俞岱曦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說中指出：貨幣買賣是沒有必要的，是不事生產力和不道德的，是應該禁止的，并使之成為非法。我們不需要貨幣交易。他還說，“買賣貨幣用于支付國家貿易是正常的，但將貨幣單純作為商品來買賣則是不可以接受的。國際上貨幣買賣的交易額比商品與服務貿易額多了20倍，但有關交易既沒有創造就業機會也沒有讓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產品或服務，真正獲利的只是外匯炒家，他們一年的平均回報率高達35%.而且，無論指數升降，這些足以通過巨額買賣影響匯率的炒家都是穩操勝券，而他是通過使窮人變得更窮而獲取盈利的。”馬哈迪爾總理說“最近外匯投機者對馬來西亞貨幣的打擊使我們的經濟倒退了10年，這是對馬來西亞市場的。”最后，馬哈迪爾總理說“民選政府有權控管市場，因為如果做得不好，選民將會讓政府下臺。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趕走外來的金融炒家”。
反對馬哈蒂爾的看法的是國際金融家，美國的喬治？索羅斯，他在同一個會上也發表了演說。他認為最近幾年來，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正在加速，資本流動使各個國家的匯率、利率和各種證券價格密切關聯，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有時興盛，有時衰退，使國際資本流動變得聲名狼藉。所以，國際資本市場的特征變得越來越制度化，但是市場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彈性。他還說，“我受到馬哈蒂爾的各種偽造的令人討厭的譴責，我成為他掩蓋自己缺點的替罪者，他在給國內聽眾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馬來西亞國內獨立傳媒的懲罰，他就不可能逃脫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信息自由再嚴也是必不可少的。”（注：《金錢與夢想》俞岱曦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
一個是國家總理，另一個是國際金融商人，兩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的公然對立發言，并且互相指責，在國際金融界的會議中還從未出現過。從前國家與個人的經濟實力怎能夠抗衡？但是，從1992年開始，直到前不久，亞洲幾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被一些國際民間金融機構在市場上給擊敗了，致使國際民間金融機構的實力超過了亞洲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
在國際金融交易中，亞洲的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被民間金融機構擊敗的情況，應該引起亞洲有關國家政府的極大關注，因為，中央銀行如果對本國的貨幣幣值失控，對本國的貨幣與外幣的匯率失控，對金融市場的積極干預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而且該國中央銀行和政府還面臨著政治危機，該國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脅，因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將下降，對政府抱怨的情緒可能化為不滿的抗議行動。所以，這些國家政府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與監管，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問題，不僅僅是社會道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關系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因為，一些國家的若干民間金融機構所聚集的金融資產比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還多，在國際金融市場交易中，國家的中央銀行反倒不是他們的對手，中央銀行與之較量，一旦失守，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要倒退，政局也會不穩。
在亞洲，一些國家政府和他們的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對本國的貨幣進行保衛戰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本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為了維護本國人民的經濟利益。一些國家在這場貨幣幣值保衛戰中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進行的仍然是正義之戰，是道德之戰。而對于一些國際民間金融機構在亞洲金融市場上的投機作法，正象馬哈迪爾總理所說，“這些億萬富翁其實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錢，但他們卻僅僅因為不愿看到發展中國家的繁榮而進行極不道德的破壞。”從受害的亞洲國家人民的角度來看，國際金融投機者所做的投機結果，使亞洲國家的人民受到了失業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最近，一些報紙上還刊載了韓國的個別婦女開始出賣自己的腎臟器官來維持家庭生活的消息。這些足以證明，國際金融投機者的作法是不道德的，是帶有敵意的交易。概言之，國際金融交易既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利益，也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我國的金融市場，在這場亞洲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直接的沖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進行的港幣保衛戰也獲得了成功。從國內的情況來看，國內資本市場由于沒有對外開放，國內外匯的資本賬戶也處于關閉狀態，不允許外資在我國的外匯資本賬戶兌換。我國也不允許外資以外匯形式直接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中買賣。正是依靠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法律保護，在這次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才免受襲擊，這是基本層面的原因。當然，我國的經濟狀況也比亞洲發生危機的國家好得多。例如，我國的外債結構比較合理，人民幣幣值比較穩定，外匯儲備數額比較大，經濟過熱情況已經得到控制等，這些屬于技術層面的原因。
我們需要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領域如何集中大規模的資金，如何進行各種復雜的組合交易，如何避免交易風險，如何利用計算機和軟件對交易進行分析，如何組織大規模的交易戰役和幣值保衛戰役等。然而，國內目前沒有這類的試驗場所，缺乏這方面的專門人才，理論研究也不夠，這對將來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是不利的。作為政府主管部門對市場的監控，必須建立在研究市場與精通市場運作基礎之上，我們制定的法律與規則，也應基于這一基礎。我國在這方面的交易市場，目前雖然還沒有開放，但是我們的研究不能沒有，研究的課題主要是跟蹤，要象當年科技上搞“863”計劃那樣，在金融領域的跟蹤研究也要搞“863”計劃，為將來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做好準備。
在我們搞跟蹤世界金融發展研究的同時，還要研究金融市場將來開放時，我國民族金融市場的特點是什么？我們的優勢、劣勢在哪里？得失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自由”嗎？這不僅僅是一個金融交易技術性的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的大問題。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有兩個基本點必須注意：一是，我國是一個大國，有12億多的人口，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養活得起我國這么多老百姓，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夠解決我國人民吃飯、穿衣、交通與住房等基本問題，只有立足于我們自己，所以，我國的金融交易格局，無論如何發展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堅持我們的民族性；二是，我國正因為是一個大國，對世界上的事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看法，讓世界聽到中國人的聲音。我國對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制定也應該參與。應該看到，當今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形成，都是將我國排除在外而制定的。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國的經濟還不夠發達，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貿易上還有關稅壁壘等等，從而將我國參與制定規則的機會排除在外。但是，從我國的角度來看，缺少我國參與制定的規則，就不能說得上具有世界性。當今世界貿易與金融市場正在向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我國應該向世界表達我們對國際貿易與金融等問題上的看法。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國一定要參與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制定，沒有代表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參與制定的規則，很難是合理的，在全世界上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行得通的。為了使我國的經濟與金融進入世界圈，我國不但要有強大的民族工業，要有強大的民族高科技產業，還要有強大的民族金融產業。所以，從現在起我國就要加強國際金融交易與市場監控的跟蹤以及法律上的研究，分析它消化它，將來才能使用它與發展它。
二、要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的高科技化問題
我們要跟蹤研究的另一個問題是，高科技在國際金融交易中的廣泛運用，對國際金融運作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金融高科技化之后對傳統經濟和法律產生的挑戰。
最近幾年，國際金融領域發生了至少兩項較大的變化：一是高科技在國際金融領域得到了最迅速地運用，即大型國際金融公司在采用高科技方面的投資，幾乎超過國際大型藥品公司在R§D的投資數額。所以，大型金融機構在全球信息的掌握、分析處理的能力上，可以同國家中央銀行與財政部相媲美；二是大型國際金融機構集中化程度越來越高。它們之間不斷合并，從大型變成超大型，從超大型變成巨型，再變成超巨型的國際金融機構。合并后的金融公司可以調動的資本金額也越來越大，已經大到以千億美元為單位來計算資產的程度，這個水平超過普通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集資的水平。因此，它們可以稱為“超級巨型國際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不斷集中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技術革命的推動力，因為金融高技術投資是巨大的，兩家大銀行投資相同的高科技是一種浪費，要想避免重復投資的最簡便方法就是兩家銀行合二為一。
由于高科技在金融領域里的廣泛深入的運用，特別是超高速度電子計算機的信息處理技術、網絡信息交換技術、貨幣電子數據化技術等，使金融市場的格局與交易方式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交易活動將變得更加活躍，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時間更長，高技術運用于衍生金融工具領域，使數以百計的衍生金融產品出現于市場上。金融產品的契約交易表達的金額遠遠超過人類實際物質生產的價值20倍，甚至25倍之多。
早在許多年前，美國紐約的11家大銀行共同承擔了銀行間的支付清算系統，每天用電子轉移的資金超過萬億美元，這個數額超過美國全國所需的貨幣總額，在所有的交易行業中，用電子結算的占85%，用支票結算的占13%，用現金結算的僅占1%多一點（注：《金錢傳》（美）泰德？克羅福德著，段敏等譯，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5頁。）。相比之下，我國的結算系統中支票還占相當大的比重，現金在居民消費中占的比例更大。
在美國有2.6億人口，卻發行了10億張信用卡，75%以上的美國家庭有VISA卡或MASTER卡，或兩張兼有。我國有12億人口，現有信用卡8000多萬張，相當于臺灣地區的信用卡數量。1914年美國的一些商店和加油站開始使用這種小卡片，1947年鐵路和航空公司開始使用信用卡；1950年美國的進餐者俱樂部發行同今天一樣的新式信用卡；1951年美國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銀行信用卡。美國今天的信用卡都是銀行發行的，最大的信用卡銀行是花旗銀行。第二大的信用卡銀行是MBNA銀行（注：作者對MBNA銀行總部的考察資料。）。它們兩家銀行的信用卡覆蓋了美國市場的80%，其他數以千計的中小型信用卡銀行分享剩下的20%的市場。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所表明的不僅是消費觀念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電子高科技在金融領域運用的廣泛程度與深入程度。相比之下，我國的信用卡發行相當分散，都是小規模的經營，效益不高，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力。
支票轉帳結算在美國也是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美國每天銀行轉賬結算的支票大約有20億張，如果用人工來處理是不可想象的，都是采用機器自動處理的。美國也沒有支票掛失的法律規定了，因為電子印鑒和密碼，使支票丟失也不會損失客戶賬上的金錢。高速度和大規模的電子計算機的使用，就連使用信用卡時要核對簽名也不像以前那樣重視了。時下，美國客戶的信用卡丟失，只要給銀行掛一個電話就行了。
在今天，計算機和網絡通訊在金融領域的運用，使金融業正在變成一個金融數據處理行業。銀行和證券交易公司使用的計算機的數量是最多的，檔次與質量都是最好的，軟件也是最昂貴的軟件之一，而且計算機與軟件更新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行業之一，金融機構在這方面的投資越來越大。由于競爭的壓力，客戶的成本只能越來越低，所以金融機構只能從擴大市場規模上來降低成本了。
論文摘要:本文對增值稅轉型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當前可以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和對中小企業減稅，來進一步擴大內需。
關鍵詞:金融危機稅收政策減稅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各國相繼出臺了各自的經濟刺激方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我國政府也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中，稅收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稅收政策調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各項經濟指標出現了回落，這是本輪稅收政策調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機的蔓延，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增速放緩，出口下滑，市場流動性趨緊壓力激增，政策取向開始大幅調整，并定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我國經濟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經濟復蘇之路依然漫長從2009年的各項宏觀數據來看，宏觀經濟還處于艱難復蘇初期：盡管國家對相關行業多次出臺出口退稅政策，出口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大量的貸款投放并沒有使微觀經濟快速復蘇，實體經濟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企業的生產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機過后，資產大幅縮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勢難言樂觀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快速增長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經濟增速明顯減緩，盡管出口結構升級和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外部需求變化對出口的影響，但是較高的出口依存度將使我國經濟在歐美消費持續疲軟的情況下難以獨善其身。
（三）通脹預期不斷增強未來一段時間內，通貨膨脹形勢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存在強烈的通脹預期，將給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提出嚴峻挑戰。
二、稅收政策調整的效應分析
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財稅政策來提升市場信心、擴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
比如，兩次大幅度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和暫時免征存款利息稅、個人證券賬戶資金免征利息稅、抗震救災及支持災后重建系列稅收政策等。這些惠民生的舉措，受到老百姓熱情贊許。而在稅收政策調整中，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增值稅改革和大范圍調高出口退稅率方面。
（一）增值稅轉型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明顯2008年11月初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稅轉型方案，這是我國歷史上較大的一次減稅行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明顯。
基于宏觀層面的視角，此次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推動產業升級和轉型，有利于消除重復征稅和行業因資本有機構成差異造成的稅負失衡，有利于降低資本有效稅負，促進研發投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在出臺時機上，在經濟總體趨緊的情況下出臺這項改革避免了投資過熱風險，也有利于提高我國企業抗風險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基于微觀層面的視角，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將減輕企業稅負，降低投資成本，增加企業盈利，有利于鼓勵企業增加投資，尤其是機器設備投資比重較高、資產耗損較快、投資回報率較低的行業受益較大。轉型后的增值稅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更新，將對投資產生明顯的導向作用，而且會使企業的投資周期明顯縮短。同時，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統一調低至3%，也有利于減輕中小企業稅收負擔。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轉型將刺激企業增加投資，會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影響，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應防止實物資本投入對人力資本的過度替代，以免對就業產生消極影響。
（二）出口退稅率提高是把“雙刃劍”
從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為穩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稅率，將綜合出口退稅率由12.4%提高到13.5%。長期以來，擴大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近年來出口退稅政策的不斷調整，對于優化出口結構，抑制外貿出口過快增長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從長遠看，出口退稅率的適當上調雖然對減輕國內就業壓力具有積極意義，但目前對于出口企業的實際影響不大。當前最主要的壓力還是整體的需求在下降，這并不是靠出口退稅就能解決的。以鋼鐵業為例，目前北美、歐盟等地區部分制造業的開工率還不到60%，因而對鋼材需求并不高。對企業而言，退稅政策只能惠及一時，長遠來看，最發愁的仍然是訂單。
而實際上，提高出口退稅率也是一把“雙刃劍”。出口退稅率上調后，外國采購商必然相應降低產品報價，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稅補貼了外商，出口企業的收益反而會小于外商采購商。同時，上調出口退稅率，有可能引發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出臺外貿政策尤其要謹慎和小心。對于政府而言，應抓住時機對稅收政策調整做出理性選擇。應借此機會推進出口稅收支持政策的轉型，按照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的要求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結合企業所得稅改革，取消針對外商投資舉辦出口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將其納入出口結構優化的調控范圍，消除由此引發的國際貿易爭端。
三、對金融危機下我國稅收政策再調整的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美國、歐盟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并伴隨著通貨膨脹的預期，對全球未來幾年的經濟前景形成了深遠的影響。在外需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要想保持可持續增長，必須要拉動內需和增強企業的活力。未來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國經濟“滑坡”和防止通貨膨脹之間找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我們認為，在稅收政策上應更多地發揮減稅的作用，同時加大財政對改善民生、自主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個人所得稅改革目前中國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內需也不足，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偏低。
如果要彌補外需不足帶來的影響，必須要提高內需。光靠投資，持續性不足，故只有擴大居民消費，才是長久之策。而居民消費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置于結構調整的首要位置，凸顯出國家解決目前投資與消費失衡這一問題的決心。目前我國財富過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這勢必影響民間的投資與消費。因此，“還富于民”將是未來政府必須要著力解決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由于當前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較低、稅率較高，加上實行分類所得課稅模式，使得個人所得稅的稅負基本上落在廣大工薪階層的身上。因此，改革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提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將分類所得課稅模式改為綜合所得課稅與分類所得課稅相結合的征稅模式等措施，將對刺激居民消費產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業稅負目前，我國各類中小企業已占我國企業總數的99.8%，其工業產值、實現利稅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60%、40%和60%左右。從就業方面而論，近年來，我國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業機會來自中小企業。
①長期以來，中小企業是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把錢留給它們去投資是最理想的。遺憾的是，中小企業長期存在融資難、稅負重的問題，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已在危機中倒閉。如果能給他們大幅減負，相當于為其提供了一筆難得的融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將是顯著的。然而，政府實施的5500億減稅方案，中小企業真正從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給中小企業減負，會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政府應該多給中小企業免稅，這將會明顯拉動就業的增長、促進經濟的發展。當然，減稅就是減收，在支出不變的情況下會擴大赤字。考慮到目前政府擁有良好的財政狀況和良好信譽，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并且發行成本很低。由政府發債來給中小企業減負，實際上是引導資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時中小企業的存活與發展會擴大稅源。這對于優化當前偏重重化工業、嚴重依賴投資的經濟結構和提升就業有“一石二鳥”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計金標《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稅收政策調整分析》《，財政與稅收》2009年第3期。
（2）安體富、林魯寧《宏觀稅務實證分析與稅收政策取向》，《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年第5期。
一、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是在不考慮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約因素的情況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證券或資產不存在從國際流動中獲利的機會的一種市場穩定性,這時,國際金融市場處于一種靜止平衡的狀態。其形成條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標價法下的即期匯率,F表示遠期匯率,以r、r*分別表示本國貨幣利率與外國貨幣利率(投資收益率)。假設從國內籌措的資金為一單位本國貨幣,從外匯市場上拋出得1/S外國資產,再把1/S外國資產投資于一長期投資項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幣資產,再到外匯市場上兌換本幣,可得(1+r*).F/S本質幣資產。同樣道理,投資者也可以從國外籌措資金,投資于本國資產,最終可得(1+r).F/S單位外幣,兩種投資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流動方向取決于兩種投資方式的最后收益率與投資成本的比較。以第一種方式為例說明,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入,遠期資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資于本國資產與抵補后的外國資產收益率相等,市場處于均衡狀態。
如果以f表示遠期貼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經過轉換,得出r+r*f=(F-S)/S。其含義與上三式相同。
從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資的最終收益與資本不一致時,國際金融市場就失去均衡,資本流動就會產生。事實上,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和規模是變化莫測的,如果一國的經濟基礎、金融監管手段或金融市場建設等不相適應,就有可能釀成金融風險,并有可能傳染、擴大成國際金融風險。那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釀成風險的呢?下文將從國際金融市場其本身的內生變量進行分析。
二、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與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主要由國際金融投資者主觀預期、投資交易成本、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和一個國家本身的金融市場狀況等因素引起,這些因素的變化內在地使國際金融市場失去均衡,導致國際金融資本流動變化無常,如果資本流出流入國家沒有防范能力,就極易產生金融風險。下面是具體分析。
(一)主觀預期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一般由外匯交易商和金融投資者充當主體。無論是套利保值還是投機,都是以匯率和利率的預期為基礎。“外匯交易商制訂買賣外匯的決策奠基于他們的匯率預期,而匯率預期又取決于他們對匯率趨勢相關的政治、經濟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資者對未來匯率或利率的預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對匯率和利率預期的差異直接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
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預期均衡是指合理預期和預測。即是對所有現在可得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所作出的預期和預測。只要市場參與者都能根據自己現在所能得到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來進行預測,那么最終結果必然是與從市場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達到預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資者或投機商發現市場的實際情況與他們的合理預期有差異,他們就會改變其定價策略,利用市場差價獲利。各投資者主觀預期的差異可以內生地擴大或縮小資本流動的波動性。
主觀預期對國際金融非均衡性的內生作用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1.通過對匯率的主觀預期產生預期差異,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內生因素
我們知道,“價格大幅度的急劇變化和持續易變性是證券化票據市場的特點,由可以覺察到的有關風險與利潤的變化來驅動投資也是市場的特點。”“當進行匯率是否呈無偏性波動實驗時,有效的匯率預測者能更容易地解釋遠期匯率的情況,同時,也能更容易地判斷呈什么趨勢變動及其左右因素”。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投資者的未來收益決定于兩國資產之間的有效收益與成本差,而“外國資產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幣利率加上匯率的預期變化”。如果把遠期匯率F加上預期因素,就是預期未來即期匯率,可以表述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對r-r*f=(F-S)/S式兩邊同時減去匯率的預期變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資者必須承擔的風險升水或貼水(F-Et+1)/S,即國內外兩種資產的收益差取決于遠期匯率F與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遠期匯率成為未來即期匯率的有偏預測指標。假設即期匯率不是按隨機走動方向式運動,那么即期匯率St可以表述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種其他變量,如貨幣存量,α、β、γ、δ是參數,U。是預測隨機誤差)
因為S和Z的過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個時期的合理預期遠期匯率也根據過去的S和Z值來推測,可以用Et+1St來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現將B式減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風險中立,則D式左邊表示:在t-1期簽訂一個按合理預期遠期匯率(即Et-1St)買進外幣的遠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將該外幣即期賣出所得到的收益。這種預期投資收益的大小由預期匯率Et-1St決定。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也正是這個由預期遠期匯率決定的投資收益決定國際資本的流向和規模,當不同投資者在同一時期的預期大致相同時,這時大量國際資本就將同時流入或流出一國金融市場,增加該國金融市場的動蕩性。
2.對利率的預期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
按利率平價理論,利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相對的利率在影響金融分配別重要,促使資金從利潤率低的地區或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地區或部門。”按照歐文·費雪提出的費雪方程式r=I+π,名義利率等于實際利率I與預期通貨膨脹率π之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可以將其分解為本國和外國兩個方程式,分別為r=I+π和r*=I*+π*。
如果國際上的實際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義利率r和r*僅因預期的通貨膨脹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與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國內外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差(F-Et+1)/S由預期的通貨膨脹率π-π*、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和即期匯率S共同決定。這種收益率差影響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其波動性成為國際金融風險的一個助長因素。
現實中,當利率和遠期匯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時,兩國利率的差距等于遠期升水或貼水。遠期匯率經常被看成是未來即期匯率的市場預測,利率差也大約等于即期匯率的預期變化。因為,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時,預期高利率貨幣會對低利率貨幣貶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會趨于一致,因此,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的唯一辦法就是預期高利率貨幣貶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觀察到的利率r,因為預期貨幣貶值,即F
另外,主觀預期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決定因素,而具有長期性。本文不作具體論述。
(二)交易成本機制分析
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的交易成本是買賣價差。買賣價差由二部分構成:第一是國內借款利率rB,國內投資收益率rL,國外借款利率rB*,國外投資收益率rL*四者之間構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匯買賣價差。投資主體必須考慮利率差和外匯價差,以調整其資金投入方向及投資規模。這種交易成本是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性的一個內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有四種方式可供選擇:
1借一單位本幣(美元),投資于外國,再賣出遠期外匯,最終得(1+rL*)。F/S美元,這時報酬率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資者作反向投資,此時報酬率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國而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4在外國借一定資金,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投資者對四種投資方式進行不同的效益比較,決定資金的投資方向。
以1和2的比較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步,假設銀行外匯買賣價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項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設投資者同時面臨四種利差和買賣價差構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別表示即期外匯和遠期外匯的買價(ask)和賣價(bid)。那么(1)式將轉換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對其進行變形移項,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據同樣方法對其他五種投資選擇進行比較,得出其余五種結果,分別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資者可以對上述六種投資結果進行比較,取出最優解,作出投資選擇,從而決定國際金融資金的流向和規模。而且兩種價差引起不同投資方式的效益差別大小直接影響著資金流動的波動及幅度,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別表示未來即期市場的外匯買價和賣價,以1.a式作為分析對象,并把它加上預期因素,列括號內容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資本流動正好相反。
所以說,不同國家的存貸利率以及外匯的買賣差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和規模,當兩者產生變動以及投資者對其變動的預期估計產生偏差時,就必然有大規模的不穩定性流動資金,當其波動幅度超過一個國家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監管能力時,就有可能醞釀成金融風險。
(三)投機行為分析
國際金融投機主體經常以各種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現,其資金具體表現為國際游資(HOTMONEY),投機行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機手段,獲得正常投資收益以外的資本利益。當投機基金非常龐大,達到對特定的匯市形成和匯率趨勢基本控制的程度時,投機行為就會給金融市場產生直接沖擊,導致一國金融市場風險的產生。
投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市場參與者在預測到經濟政策或諸如匯率和利率等經濟變量不能維持時,突然進行大幅度的資產重組,“投機性沖擊是在市場預測經濟政策不一致時所作出的理性反應”,“不一定要將投機性沖擊視為市場的反常行為,相反,它被看作是競爭性市場在預測到經濟政策的不連續性后的典型反應”。投資者的大幅度資產重組還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種:第一,投資者為避免損失,在即期市場上賣出外匯;第二,投機者為獲取利潤,在遠期市場中賣出外匯的空頭頭寸。
在投機活動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下列因果關系:基本經濟因素的錯位程度、收支衡的頻率和嚴重性引起資本流量的增加,資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伴隨著資本流量的增長,外匯需求規模擴大,不穩定性出現增強,發生動蕩的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如果外匯具有作為一種理想資產的特征的話,那么,隨著外匯價格越來越大的波動,從中投機的機會也將增加,只要投機主體存在,就會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
投機活動量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三個效應:第一,投機活動量的上升直接導致外匯需求規模和不穩定性的上升,金融動蕩增加;第二,投機活動量的增加造成匯率沒有穩定點或者基本走勢不能獨立于投機影響的狀態;第三,金融機構在外匯交易活動中的投機行為大大增加。與傳統銀行業務獲利性減少相聯系,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使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重點越來越傾向于貨幣投機,隨此重心的轉移,外匯市場的任何波動更有可能引起投機性的買進和賣出,使金融市場的波動更加復雜化。
(四)市場因素
1.信息傳遞與預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約了市場主體對匯率、利率或其他金融變量的預期。勞倫斯·科普蘭認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聞”,市場主體對新聞作出預測性反應。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么,即期匯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匯率由前一時期的遠期匯率ft+1、目前到期的遠期合同在當時簽訂確定的風險報酬-ρ(t-1)和關于對基本因素的所有未來值(即“新聞”因素的影響)三個部分組成。“新聞”作為市場主體預期之外偶然出現的事情而導致的隨機誤差因素,包括內生影響因素,如利率、通貨膨脹等,也包括外生影響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蘭認為,基本變量中使人吃驚的成分能否解釋匯率波動的百分比,取決于我們觀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資料,也取決于我們選擇的貨幣和觀察到的其他因素。“新聞”事件對匯率的影響有一定范圍,“外匯市場對市場的反應不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是‘好’還是‘壞’,而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比預期是‘更好’還是‘更壞’,預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現在的市場匯率之中,匯率只對未預料的信息作出反應。”比如,當政府公布貨幣供給、貿易差額等統計數字之后,市場匯率的變化并不取決于這些數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決于這些統計數字與人們預期之間的差額,只有這種“新聞”才會影響匯率的變化。
其次,“新聞”信息的滯后是金融風險的一個內生因素。“滯后”是指新聞變量的發生日期和實際公布日期之間缺乏同步性,市場主體不能對其資產進行合理的組合調整,導致滯后摩擦成本。這一點決定于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投資主體對信息的反應靈敏度。
再次,信息約束還表現在市場的進入障礙。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奧德和威斯等認為:由于市場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資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他們以國內信貸市場為例加以證明。假設有A和B兩組投資者,其投資預期收益為Ra和Rb,由于A組的工作特點或銀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銀行看來,對A組進行貸款的預期收益Ea相對于Ra來說大打折扣。相反,銀行對B組熟悉,而且B組的工作穩當,風險較小,因而在銀行家眼中,對B組的貸款預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對于B組而言,A組投資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貸市場之外。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國際信貸市場中也存在、甚至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充分問題,嚴重影響了國際借貸資本的流向和規模,加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
2.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和交易約束
首先,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投資主體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遠期市場交易中,客戶必須交納一定的保證金,以保證遠期市場交易人履行承諾。這筆保證金將使交易人承擔機會成本,因為它不能被用來投資以取得收益。這種機會成本有礙于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正如勞倫斯·科普蘭說:“國際貨幣市場均衡必須有充足的套利資金作為條件,換句話說,某個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資金以驅使相應的比率達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資產單一化使國際金融投資者無法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一旦遇到風吹草動,加上主觀預期,資產無法在國內金融工具之間進行轉移,這時只有大規模地逃離本國市場,從而誘發金融風險。
金融市場的流動性越不足,金融資產轉換的成本就越高。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只有匯率預測貶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資產的轉換成本,一旦在流動性不足的市場上售出大量金融資產,就會因供求關系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從而使國際金融市場嚴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外國投資者大約擁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失去信心,就出現了因流動性不足而找不到買主的現象,需要進行金融資產轉換的投資者面臨嚴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預期變得更壞。
3.金融市場壟斷的存在有害于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
金融市場的壟斷者往往擁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資金以及高明的投資或投機技術,操縱市場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在當前的國際外匯市場中,集中與壟斷現象相當明顯。根據英格蘭銀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調查,在倫敦外匯交易市場上,銀行間的交易集中在少數大銀行之間,前20家銀行控制了整個倫敦匯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場主體的集中與壟斷,人為操縱市場的行為,勢必增加匯市的波動,醞釀金融市場的風險。
三、結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加入WTO,金融國際化是必然的選擇,但是完全開放一國的資本市場要有一個過程,這里是指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國金融市場在交易制度和監管體制上還不完善,市場信息傳遞不暢、金融工具短缺,投機操縱行為等非法現象還比較嚴重,在此情況下,對幾萬億美元的巨額國際游資“開綠燈”,無異于“引狼入室”。東南亞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教訓,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了國內資本市場,加上金融市場管理混亂,為投機者提供了大量的條件和機會。世界銀行經濟顧問穆斯地塔法·納布利說得好:“一個國家應該尋求國內金融體系及資本帳戶的自由化,但進行這些改革的時機選擇和次序安排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和風險是關鍵。”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
盧正昕董事長對中國金融業在新世紀必須面對的三大挑戰進行了詳細具體的分析：
1、來自新經濟風潮
國際化程度不足，包括國外據點不夠普遍，以及事業體內部通曉國際事務及外國語言的人才仍屬有限。科技及創新與事業經營的結合不足，包括新科技及新設備在業務上的應用，以及產品及服務上的創新在內。人才的質與量亟待開拓，特別是在人才的彈性與容量方面（譬如能不斷地吸收新知識與新觀念，并將之融入自己的專業領域中）。
2、來自互聯網科技
發展網站的內容網頁、交易平臺、安全機制等的技術人才缺乏；事業體內部了解互聯網的人也不很多。可用于互聯網線上交易的支付工具（譬如信用卡）還不為一般民眾普遍持有。網路傳輸環境（譬如線路鋪設）還不理想（速度等），網絡使用費率偏高，上網人數還不夠多。全面性的網路安全認證體系尚待建立。
3、來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產品線居于劣勢（金融商品種類有限、配套靈活程度不夠）；顧客服務力較弱（顧客滿意及顧客需求較不重視）；政策配合負擔重（國企的支援）；對市場反應鈍化（習慣于固定的利、匯率）。
盧正昕對中國金融應對挑戰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
一、市場自由化
包括利率自由化（逐步取消利率上下限、建立利率指標、建立短期票券發行及交易市場）；匯率自由化（建立外匯市場、設置外匯經紀商、準許民眾及企業持有外匯、逐步放寬匯出入款限額等）；開放本國民營銀行設立，鼓勵銀行合并；鼓勵中外合資銀行設立，或外資入股本國銀行。
二、業務自由化
參考國外做法，擴大銀行間辦理之業務范圍；獎勵銀行采用自動化設備；準許并鼓勵銀行設置網路銀行；準許銀行經營金融周邊事業。
三、金融監理合理化
加強控管金融機構之經營風險；金融統計資訊公開；檢討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
四、督促金融機構改善體制
強制處理不良債權；金融機構與國營企業脫鉤。
五、提升金融機構經營效能
注重人力資源發展；推動以顧客為尊的服務方向；以營運績效為獎勵及報酬的主要依據；兼顧資產品質與業務量；分散風險與收入來源；導入顧客關系管理（CRM）之類的機制，深化顧客往來關系；建立內部管理情報系統，明確營收成本之責任區分；發展內部及外部網路系統，凝聚員工及顧客之向心力；積極與國外同業合作往來，導入新的產品知識及管理觀念。（摘自《中國金融面臨沖擊2000-05-30
“新經濟風潮的出現，互聯網科技的崛起及加入WTO是中國金融業在新世紀面臨的三大嚴峻挑戰”。這是美國遠東國民銀行董事長盧正昕先生日前在2000年外資銀行重點項目合作研討會上演講的基本觀點。
盧正昕董事長對中國金融業在新世紀必須面對的三大挑戰進行了詳細具體的分析：
1、來自新經濟風潮
國際化程度不足，包括國外據點不夠普遍，以及事業體內部通曉國際事務及外國語言的人才仍屬有限。科技及創新與事業經營的結合不足，包括新科技及新設備在業務上的應用，以及產品及服務上的創新在內。人才的質與量亟待開拓，特別是在人才的彈性與容量方面（譬如能不斷地吸收新知識與新觀念，并將之融入自己的專業領域中）。
2、來自互聯網科技
發展網站的內容網頁、交易平臺、安全機制等的技術人才缺乏；事業體內部了解互聯網的人也不很多。可用于互聯網線上交易的支付工具（譬如信用卡）還不為一般民眾普遍持有。網路傳輸環境（譬如線路鋪設）還不理想（速度等），網絡使用費率偏高，上網人數還不夠多。全面性的網路安全認證體系尚待建立。
3、來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產品線居于劣勢（金融商品種類有限、配套靈活程度不夠）；顧客服務力較弱（顧客滿意及顧客需求較不重視）；政策配合負擔重（國企的支援）；對市場反應鈍化（習慣于固定的利、匯率）。
盧正昕對中國金融應對挑戰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
一、市場自由化
包括利率自由化（逐步取消利率上下限、建立利率指標、建立短期票券發行及交易市場）；匯率自由化（建立外匯市場、設置外匯經紀商、準許民眾及企業持有外匯、逐步放寬匯出入款限額等）；開放本國民營銀行設立，鼓勵銀行合并；鼓勵中外合資銀行設立，或外資入股本國銀行。
二、業務自由化
參考國外做法，擴大銀行間辦理之業務范圍；獎勵銀行采用自動化設備；準許并鼓勵銀行設置網路銀行；準許銀行經營金融周邊事業。
三、金融監理合理化
加強控管金融機構之經營風險；金融統計資訊公開；檢討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
四、督促金融機構改善體制
強制處理不良債權；金融機構與國營企業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