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3:32
導語：在經濟史研究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資本市場，虛擬經濟，衍生市場，新興市場
次貸危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而是一次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危機。所謂資產價格泡沫，就是資產的價值與價格離得太遠。這里有一個常識的判斷，泡沫是非常脆弱的，泡沫的破滅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實上，華爾街金融巨頭，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證券，已經在虛擬經濟的泡沫中灰飛煙滅。
衍生產品與虛擬經濟
這次美國華爾街爆發的次貸危機的泡沫，包含很多內容，從信用泡沫－－產品泡沫－－資金泡沫－－價格泡沫－－市值泡沫，形成一條長長的泡沫鏈。
最底層的標的次級貸款是一個巨大的信用泡沫。抵押貸款是一個信用產品，信用產品應該帶給有信用的人。但是，次級貸款把一個信用產品貸給了一些低信用，甚至沒有信用的群體。而且附加了許多加大信用風險的優惠條件，比如零首付，比如，延遲本金還款等等。次級貸款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信用泡沫。
基于這個1.5萬億美元的信用泡沫，創造了超過2萬億的資產證券化產品（MBS），超萬億的債券抵押憑證的所謂結構化產品（CDO），近萬億的信用違約互換產品（CDS），為了這些證券的高評級，債券保險公司產生2.4萬億擔保產品，以及各自近萬億的信用卡證券化產品，汽車消費貸款證券化產品。眼花繚亂的產品泡沫以及伴隨的價格泡沫，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市值泡沫。超過美國4.3萬億的國債市值兩倍。一旦那些一廂情愿的假設，比如房價不斷漲、利率長期低發生變化，次貸違約率上升，危機就爆發了。
價格泡沫和市值泡沫的制造與巨大的杠桿交易放大資金泡沫密切相關。在次貸危機中倒閉的著名的凱雷資本下面的凱雷基金，泡沫高峰期間，其6億多的資本金，把管理的資產放大到200多億，杠桿倍數高達32倍。當市場下跌3%，凱雷基金面對巨大的流動性風險，不得不黯然退出曾幾何時還叱咤風云的華爾街歷史舞臺。
我們看到，這里最關鍵的部分是，這些也冠名為“產品”的東西，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上的價值，并沒有創造任何真實的財富。產品鏈越長，越不知標的為何物。次貸衍生品數萬億上十萬億的市值，是被虛擬貨幣托起的泡沫,是杠桿交易方式放大的虛擬財富，使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到危機四伏的地步。
美國前財長保羅·奧尼爾認為，“通過擾亂世界貨幣市場獲益的人是投機者。在我看來，他們并沒有提供多少有用的價值。”奧尼爾對金融市場的觀點以及其為金融市場制定規則的重要的職責，挑戰了金融機構的巨大利益，這可能是其被迫從財長位置上辭職的重要原因之一。
價格泡沫結局是危機
我們已經看到，次貸泡沫最后只可能是兩個結果。第一個結果，就是泡沫破滅，瞬息之間，數萬億數十萬億的虛擬財富消失，化為烏有，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幾乎摧毀華爾街。次貸危機從新世紀抵押貸款公司的關閉開始，次貸違約，沿著次貸產品的證券化產品、結構化產品、保險互換產品、債券保險、債券市場、信用卡證券化產品、消費信貸證券化產品直至債券保險公司，都深陷危機。貝爾斯登倒閉，把危機的嚴重程度提高到紅色警報，幾乎所有金融公司都陷入了次貸危機的漩渦。政府支持的最大的房地產抵押擔保機構－－房利美、房地美被接管，雷曼兄弟已經成為貝爾斯登第二，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美林證券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國際集團命懸一線。這些百年老店迅速從華爾街消失，宣布華爾街過度虛擬的經濟的失敗。試想，如果不是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聯儲可以隨心所欲發美元，華爾街大大小小的金融公司，完全可能重現1997年泰國一天關閉58家銀行，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的一幕。
次貸危機把另外兩大經濟主體拖入衰退。受次貸影響英國北巖銀行發生了百年不遇的擠兌行為，最后英國政府對其實施了國家收購。因為直接持有大量次貸衍生產品，歐洲成為重災區。雖然歐洲央行的大規模注資，使歐洲所有金融機構有了喘息的機會，但是因次貸延伸影響，一般滯后美國一年的歐洲經濟已經開始面對衰退。日本經濟也重返了負增長之途。
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通貨膨脹，全球經濟危機一觸即發。次貸危機爆發，華爾街以及全球金融市場幾乎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買，證券投資資本大規模撤出華爾街和其他國際金融市場，進入商品市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高了石油糧食價格，全球通貨膨脹急劇惡化，超過70個發展中國家通脹超過兩位數。美國的通脹已經5.6%，歐洲的通脹大大超過警戒線，使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處于經濟放緩與通脹的兩難之間。全球通脹是否最終引發全球危機還要拭目以待。
新興市場發展應“腳踏實地”
次貸泡沫使華爾街傷筋動骨，使全球經濟陷入深重的危機。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連華爾街都難逃劫數，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基礎和相應金融體系不足以與金融資本一較高下之前，切不可以身犯險。
新興市場多是初級市場，或者是不成熟的市場，夯實金融市場基礎，是初級市場的根本大計。次貸泡沫的危機給新興市場最大的啟示是，新興市場最應該夯“實”的基礎，就是不要遠離實體經濟，不要過度虛擬，要成為實體經濟的晴雨表。
新興市場要扎扎實實發展與實體經濟聯系最密切，有效把資源配置給有成長、有價值的行業和公司的不同層次的市場，比如創業板、中小企業板、主板、三板、企業債、公司債市場。只有以上市公司的價值增長和發債公司的價值增長為投資目標的市場，才是金融證券市場的基礎，也是金融證券市場發展的基礎。培育優質上市公司和發債公司，使公司業績不斷增長，做實做強做大基礎“標的”的市場，才能分享企業和公司的成長，才能分享經濟的成長，而不會被過度虛擬的泡沫經濟傷害。
論文摘要:邊疆企業要改變過去陳舊的經營思想，創立營銷新觀念。新經濟時代邊疆企業經營思想應以個性化的價值認知為導向;以全方位的資源整合為手段;以核心競爭力的不斷創新為動力;以多元化的價值增值為源泉，以跨部門的流程管理為特征。企業必須進行組織系統的重構，建立起以信息管理為基礎的管理體系，更新觀念，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創建積極的企業精神，增強競爭意識，以適應新經濟時代各種經營方式的變革。
21世紀，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中國經濟進入了全新的時代，國民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綜合國力得到了快速提升。按共同富裕的戰略思想，國家把西部列為重點開發的地區，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西部地區發展的優惠政策。西部邊疆地區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大力振興，發展邊疆企業，實現充分就業，促進邊疆的繁榮穩定和發展。
目前企業的經營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開拓市場和占有市場的思想;二是籌措資金和運用資金的思想;三是人才開發與培養的思想;四是構建企業精神，創立企業文化的思想。這些思想的確定與實施，使企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在市場中得了一席之地。
國企改革經過三年的“深水作業”，已經到了深化、完善的階段，百分百的流通企業完成了改制，企業產權得到了明晰，實現了一般領域的國退民進，產權主體實現了多元化，職工身份得到了置換。由于企業產權主體的變更和經營模式的改變，邊疆企業在乘勢發展的同時，也要面對新經濟時代的挑戰，改變過去陳舊的經營思想，創新營銷觀念。
市場營銷學本職上是一種經營哲學，其主要表現為企業經營者因企業內外經營環境的變化而導致的經營思想的變化，工業革命促使了勞動生產率的高速增長，使成本導向型的經營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以生產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暴發，使需求導向型的營銷觀念得以產生;全球化競爭勢頭的不斷加劇，使競爭為導向營銷新觀念得以發展;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網絡技術對各領域的全面滲透，又推進了企業經營思想的根本性變革。
新經濟時代，邊疆企業經營思想應有如下變化:
一、對需求的理解:趨向以個性化的價值認知為導向
市場營銷觀念產生以后，企業開始重視從市場需求的滿足為導向來開展企業的經營，但是在以制造產品為基礎的舊經濟時代，企業主要研究的是顧客對產品的功能性需求，如顧客買手表是為了計時，買汽車是為了代步，買化妝品是為了美容，所以需求同質性的一面比較突出，雖然市場細分和目標市場的策略，強調了對需求差異性的滿足，但主要也是體現為對產品功能價格，形態和服務等方面的差異。而且屈從于企業規模經濟的需要，只能對各種具有類似需求的群體提供差異化的滿足，而不可能對個別的顧客提供個性化的滿足。
要對以個性化的價值認知為導向的需求進行滿足，就必須強調對顧客需要的價值探索。其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不能停留于對顧客功能性需求了解，而必須對其整體的價值設計進行把握;二是必須了解需求的個性化差異，并盡最大可能予以滿足。
二、對資源的理解:趨向以全方位的資源整合為手段
資源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歷來被視為企業的內部要素，企業資源的規模和質量決定了企業的經營能力。即使涉及到對企業外部資源的利用，一般也是首先將其轉化為可控的內部資源然后再加以利用。所以在傳統的經營活動中，企業必須直接擁有同其經營活動有關的全部資源，由其來完成全部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從而導致經營成本居高不下和經營規模難以迅速擴張，企業也曾不斷探索通過外部的協作來降低經營成本和擴大經營規模，但溝通與協調上的不便經常會導致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對市場快速反應能力的下降。
要做到以全方位的資源整合為手段，關鍵是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對企業的內外資源整合的經濟性進行客觀評估，對利用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的合理結構進行系統設計;二是要建立以信息、管理為基礎的供應鍵系統，使內外資源得以有效銜接;三是進行全方位的關系管理，即對于形成企業資源的各方面關系(客戶、員工、協作公司和相關團體等)進行全面管理，協調各方利益，穩定協作關系，提高協作效率。
三、對競爭的理解二趨向以核心競爭力的不斷創新為動力
核心競爭力的提出，曾經使人們對競爭優勢的認識趨于具體化，即企業能否在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并不一定取決于它的整體實力和全方位的素質提高，而往往依賴于在某一競爭要素上的領先優勢和不可代替性，這就使各類企業都可能建立其核心競爭優勢。所以對核心競爭力追求成為企業經營目標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要能促使企業核心競爭的不斷創新，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密切關注顧客需求的變化趨勢，主動發現顧客的遞增需求，以不斷提高對顧客需求的滿足程度，緊緊跟蹤顧客的變異需求，以新的價值創造并予以滿足;二是應保持核心競爭力的延續性，即新的競爭優勢應成為傳統競爭優勢的延續，突出其系列性和相關性，以形成企業在核心競爭力方面的基本特色。
四、對利潤的理解:趨向以多元化的價值增值為源泉
對利潤的傳統認識是企業經營收入扣除其經營成本之后的差額。這一認識角度將企業的利潤來源主要集中在其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銷售上，從而使企業的經營活動也主要集中于此。提高銷售收入和降低生產成本是企業增加利潤的唯一途徑，所以導致一些企業為了追逐利潤甚至不惜損害顧客的利益和合作者的利益。
以多元化的價值增值為企業的利潤源泉，就必須綜合考慮，企業的經營決策對企業的各種價值增值源所可能帶來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為各價值增值源相互之間可能會有一定的沖突，如前所述，若為了提高交易的收入而過分損害中間商或顧客的利益，應有可能會對分銷網絡及忠實顧客的價值增值帶來負面影響，而使企業的長期利益受損;同時品牌資源，分銷網絡等非直接的利潤來源也可能變現。在必要的情況下，企業可能將它們出售以轉化為現實的利潤。所以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必須全面整合形成企業利潤的各種要素，促使整體利潤水平的持續增長。
五、對管理的理解:趨向以跨部門的流程管理為特征
分工與專業是管理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所以長期以來，企業的經營業務一直是通過各個不同的職能部門來完成的，各部門的職能分工促使了功能的專業化，從而使各種功能的運作效率達到了最高水平。在以制造業管理為基礎的經營時代，注重規模生產和低成本經營。所以功能管理為特征的分部門管理是與之相適應的。但是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也會因此而形成障礙。
企業跨部門的流程管理主要表現為企業根據市場個體化的需求形成產品研發和價值創造流程，訂貨分銷和價值傳遞流程，客戶維護和價值評估流程，以及貨款回流和利潤核算流程等一系列流程，形成企業由價值探索、價值發現、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和價值評估等功能所構成的完整的價值鏈，并以信息管理的方式使之緊密銜接，高效運轉，這就必須打破部門的隔籬，使之根據流程運轉的需求形成工作團隊。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各職能部門的消除，而主要是強調從團隊的形式對流程的管理形成統一的計劃，并要求各部門必須以統一計劃為指導，加強相互的協調，信息系統的建設與管理則能保證對各職能部門的統一協調得以實現。
新經濟時代市場經營環境和企業經營要素的變化導致了企業經營思想所發生的這些重大變革，體現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應。這也對企業的經營實踐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第一，企業必須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統，探索市場需求變化進行經營要素分析，整合各種內外資源，實施業務流程管理的重要平臺。新經濟因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導致了經濟活動諸要素及其組合方式的全面變革。企業生產方式方面，數字化控制技術己經使得生產過程趨于柔性化，能根據個性化的需求實現制定化的生產;在交換方式方面，互聯網的發展己使得市場空間得以大發展，交換的透明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在管理方式方面，信息化管理技術的發展己使各種資源的整合變得更加容易，系統優化的目標能真正得以實現;在競爭方式方面，信息及其傳輸網絡的控制己成為競爭的焦點，對信息的掌握程度及對市場的反應速度己成為競爭優勢的主要構成部分。:
第二，充分發揮邊疆企業的優勢，努力開拓市場
開拓和占領市場是企業永恒的主題，邊疆企業受人才、技術、管理水平、交通、資本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為了爭取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首要的任務就是從它所要達到的經營目標和戰略思想來適應市場的變化。在對市場進行科學預測的基礎上，制定企業計劃，組織生產，指導企業經營。為此企業需做到:加強質量管理，開拓流通市場。名牌產品是企業的生命線，關系到企業的成敗，企業必須加強質量管理，提高信譽，開辦自己的名牌，力爭社會的承認。要保證產品質量，就要從原材料抓起，在生產過程中嚴格管理，引進先進的設備，采用先進的技術，實現生產體系的先進性。以價格低廉增加市場，建立起廣泛的銷售網絡，采用靈活的銷售技巧，擴大市場占有率，產品銷路的好壞，不僅要看銷路的多少，還要看銷路是否暢通。在這方面，云縣瀾槍江集團的做強、做大，為邊疆企業作出了榜樣。
第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
觀念陳舊、思想不解放是邊疆企業的通病，企業要發展，必須痛改之，要解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陳舊觀念，選好對象，結好聯盟，打破封閉向外走，搞好招商引資。靠政府投資來拯救企業的日子己一去不復返。企業必須建立同顧客及合作者最為便捷的溝通方式，使各種信息能迅速在企業與他們之間進行傳遞，是協調合作關系和提高市場反應能力的基本前提。
第四，營建企業精神，創立企業文化
全球化、網絡化、高新技術化和知識化的新經濟時代，對信息的要求越來越高，作為提供重要信息的會計必將為適應這種需求而發生重大變革。因為會計的發展歷來是和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的，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會計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會計要發展，教育是關鍵。會計教育，特別是高等會計教育的水平，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會計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質量，并影響著會計理論的進一步提高，它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深化高等會計教育改革，明確新時期高等會計教育目標，改革會計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提高師資隊伍整體素質勢在必行。
一、明確會計教育目標.培養高素質會計人才
新經濟時代對會計人才的需求已經從過去對數量要求轉化為對會計人才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要求，他們應扮演的是“企業伙伴”的積極角色，如何創造價值、解讀會計信息、解決問題、作長期策略規劃、評估客戶的選擇及作最優化的資源配置等是現代高素質會計人才的關鍵職責。專家認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高素質會計人才應具備的特質是：策略化的思考與行動、溝通能力強、富高度創意、熟悉資訊科技。也就是需要具有較高的創新意識，擁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富有變革和管理的能力和膽識。
如何培養具有這些特質的高素質會計人才，這與會計教育的目標、內容、方法、手段等密切相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的會計教育目標應如何定位?我認為應培養適應新經濟時代需求的、有道德、有知識、有能力、高素質的復合型會計人才。具體地說，我們培養的學生不僅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而且具有高度的事業性和責任心；不僅要系統地掌握本專業的知識，具備本專業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適應未來復雜多變的會計環境的能力。即有很強的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能力；有敏銳的獨立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把握事物本質規律的能力；掌握有效集體合作、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以及不斷吸收新知識和進一步發展的能力等。
二、改革會計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構建完善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
適應新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高等會計教育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設計應符合會計教育目標，注重高素質會計人才應具備的知識，構建完善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讓學生學會怎樣“做人、做事、做學問”。因此，除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外，還需要掌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法律等方面的知識，以及與本專業有關的相關專業知識。
首先，作為會計學專業學科體系的主干課程必不可少，學生必須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求掌握本專業的相關知識，如開設財經類專業相關核心課程：管理學、經濟學、統計學、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經濟法等等。應該說我國會計學科體系已基本上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但從目前會計專業整個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分析，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專業課比重過大，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借鑒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一些做法：合并有關課程。如，不單獨開設成本會計，把相關內容分別放人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中，而管理會計與財務管理之間的內容也應相互協調，盡可能地減少專業課程之間的交叉和重復。
其次，根據會計教育目標，體現高素質人才的要求，對學生除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外，還應開設適應社會需要的基礎性課程，如：運籌學、市場學、社交禮儀、職業道德、文學欣賞以及法律等知識。專業教師應在學生的選課上進行引導，對已開設的經濟學課程內容應予調整，以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要求。
再次，經濟全球化、網絡化、高新技術化和知識化的趨勢要求會計教育國際化、信息化。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在課程體系設計中應強化涉外課程的教學，如：國際稅收、國際法學、國際會計、跨國公司財務管理等等，使會計學科體系國際化；同時要加強信息類課程的學習，其內容應覆蓋與專業工作及日常生活有關的高新技術內容。
最后，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會計的結構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僅是財務會計、管理會計二元結構，新的會計分支已相繼出現。因此，應不斷發展新領域的課程，向學生開設一些如《環境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社會責任會計》、《所得稅會計》、《戰略成本管理》、《稅務籌劃》等新興會計學的課程乒這樣不僅有利于學生及時掌握會計管理新知識，拓寬學生的視野，同時也有利于教師專業素質的提高，更有利于這些新領域、新知識的更新、開發與傳播。
三、改進會計教學方法和手段，強化學生的創造能力和綜合應用能力
教師授課采用一言堂式的填鴨式教學方法，仍是目前許多課程教學的主要方式。雖然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之一，但這大概又是最沒效果的。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加上極度規范化的考試制度不足以提供給學生充分的準備去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因此，我們要改變目前的教學方式，注重方法教育，培養學生對所學知識綜合應用的能力，提高學生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第一，加強案例教學。案例教學是理論和實踐有機結合的一種方法，可以利用上市公司公布的會計報表，提供各種分析評價方案，進行預計發展前景和投資決策分析，提高學生的實際知識和實際能力，培養學生的研究興趣。
第二，靈活運用課堂討論式。在課堂教學中可采用小組討論式的教學法，教師提出研究向，學生分小組思考討論后發表意見，教師最后歸納總結。讓學生從中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并自己解決問題，掌握科學分析的方法，也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采用研究式教學方法。對學術前沿問題可采用研究式教學方法，可預先布置研究課題和參考文獻，鼓勵學生多進圖書館、資料室等，參閱古今中外的相關資料，找出有關規律性的東西，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引導學生對新理論、新發展、新趨勢的整體把握，以加強對學生創造能力的培養。
第四，創造更多實踐的機會。學校要加強學生基本技能的訓練，就應為學生創造一些實踐機會，如讓學生在模擬實驗室進行模擬實驗，甚至可通過Intenret進行跨國交流，讓學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還可讓學生利用假期進行調研，在假期之前，教師布置一些課題，學生可針對課題要求，利用自己學過的知識到公司或商界進行調研，然后形成調研或評論報告，回校后進行課堂交流，這樣不僅可以培養學生觀察、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適應社會的能力，而且可以培養學生正確處理人際關系，提高其書面和口頭表達的能力。
第五，及時更新教學手段。教學過程中，要更多地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普及多媒體教學方式，使之成為高等會計教學的重要輔助手段，提高會計教學方法和手段的科學化、現代化水平。
四、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師資隊伍整體素質
師資隊伍素質的高低，決定著培養出的會計人才素質的高低。因此，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意義重大。從目前我國高等會計教學的師資來看，許多教師基本上沒有從事過會計實際工作，可以說沒有任何實踐經驗，理論脫離實際，學校有責任也有必要提高教師自身素質。
(一)暢通師資繼續教育的渠道，鼓勵他們取得高學歷，如條件許可，可以出國培訓進修，掌握現代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
(二)鼓勵教師參與大型企業集團公司的財務管理工作，定期參與會計事務所的查賬、驗資、處理經濟糾紛等業務活動，增強他們的實際經驗。
(三)鼓勵老師積極參與科學研究，把其收獲帶人課堂，授予學生，以科研促教學，以教學帶科研，這樣才能使會計教師始終站在會計學科的最前沿。
(四)鼓勵教師開展不同學科間的學術交流以及校際間的交流活動，以此來博采眾長，提高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
經濟的發展必然伴隨著結構性的變化，而二戰后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必然引起產業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第一次產業中的科技含量在增加，第二次產業服務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另一方面是第三次產業的內涵、總量及其知識化程度在迅速擴大，以至于其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及其重要程度逐步超過第一、二次產業。在農業生產、經營與服務“一條龍”的情況下，產值、勞動力就業比例等在統計上就很難將各產業截然分開。而第三次產業中的科技服務、信息服務等在第二次產業中的作用份額的不斷增大，又使三次產業劃分無法反映當今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很顯然，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獨特性使人們按照其性質對其進行獨立的統計與分析，這樣對原來的三次產業劃分的理論和方法產生了影響，對原來的產業結構帶來沖擊，導致人們對產業結構理論與產業分類方法的進一步思考。
此外，隨著新興產業的不斷涌現，第三次產業所包括的內容也越來越龐雜。本來第一、二次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都歸入第三次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差別極為懸殊，從日常生活服務業到復雜的科技部門，從簡單的修鍋補盆到最繁雜的為航天事業服務的數據庫都包括在內，飯店、理發店、報社、科研機構、咨詢部門、政府機關、軍事單位和商貿公司等應有盡有，五花八門，這就很難總結出它們的共同特征和發展規律，從而難以制訂出共同的政策和管理方針。由此，也需要對三次產業分類方法進行修正、補充和發展。
事實上，作為三次產業分類法的最初思想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阿·費希爾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來的，他將初級階段生產的產業稱為primaryindustry，處于第二階段的產業叫做secondaryindustry，處于第三階段生產的產業叫做tertiaryindustry。費希爾所用的這三個單詞，primary有最初、初等的含義，secondary有中等的含義，tertiary有第三級的含義。所以，翻譯也有“第X個產業”（簡稱第X產業，反映產業發展時序）與“第X次產業”（反映產業的演進層次）兩種，只是歷史的局限，當時只劃分為三個先后層次。面對產業不斷分化、發展、演進的實際，我們可將這種劃分引伸為按產業的發展時序分類與按產業的生產力層次分類，前者可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信息產業、航天產業、生物產業、海洋產業等，其中農業為第一產業、工業為第二產業、服務業為第三產業、信息產業為第四產業、航天或生物產業等為第五產業。后者可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知識產業等，它們依次為第一次產業、第二次產業、第三次產業和第四次產業。顯然在前一分類中第四產業是信息產業，它包括信息工業（屬于第二次產業）、信息服務業（屬第三次產業）和信息開發業（屬于第四次產業），美國經濟學家拉波特就是持這種觀點。而后一種分類的第四次產業是知識產業，它由知識、智力密集型產業構成，包括高科技產業中的智力知識密集型子產業，如信息開發業、航天產業、生物產業、海洋產業以及服務業中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等。顯然知識產業作為第四次產業與作為第四產業的信息產業是不同層面的產業歸屬，二者是相交的關系。把信息產業等同于知識產業是錯誤的。
（二）
那么，第四次產業——知識產業究竟包括哪些產業或部門呢？對此，人們有不同的認識。美國學者馬克盧普的觀點是將知識產業作為與傳統產業相對應的產業，是指“這樣一些廠商或組織機構，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還包括家庭和個人，他們生產知識，特別是信息產品與服務，無論這種生產的目的為何。”由此，他把知識產業分為5大類共30小類，如表1所示。
附圖
我國學者對第四次產業的認識，首先是與第四產業相混淆，其次是對其所包括的內容有不同的認識。王樹林在1996年出版的《21世紀的主導產業——第四產業》一書中明確提出要“把第四產業從第三產業中分離出來”，并指出第四產業包括科學研究、教育、信息服務、咨詢服務、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文化、民間公證和法律服務等九種行業。顯然，這是把第四產業定義為精神產品的生產領域。魏建國等人在《統計與決策》撰文主張“從實物經濟與知識經濟的分野中，將知識產業作為與實物產品生產下三次產業相并列的第四產業。”我國著名的知識學專家宋太慶則把在“第四次產業大革命浪潮”中涌現出來的知識產業概括為科學技術產業、信息情報業、文化教育產業、傳播娛樂產業、智能智慧業、規劃產業、咨詢策劃產業和思想設計產業等8大產業群體。如前所述，國內還有學者簡單地把知識產業或第四次產業界定為高新技術產業或信息產業。
筆者認為，知識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越來越廣泛深入地應用，必然導致產業的深化，從而促進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形態演進。20世紀中葉以來，計算機技術、電子技術、生物技術和現代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使社會的產業形態極為豐富，出現了軟件產業、信息咨詢業、生物工程業和傳播娛樂業等新的產業形式。這些新的產業形式過去僅僅依附于傳統的產業形態之中，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將使它們作為嶄新的產業形態而獨立存在。為便于研究產業結構及其形態的變化，分析知識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我們有必要把知識產業從前三次產業中（而非僅第三次產業）分離出來，并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形態——第四次產業。因此筆者既不同意僅把知識產業視為信息產業或高新技術產業，也不同意知識產業僅是從第三次產業中分離出來的觀點，對知識產業是對應于實物產品生產部門的精神產品生產部門的認識也不敢茍同。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確是知識產業的主體、支柱，但畢竟只是組成部分之一，從對應的支撐技術和支柱產業層面上講，知識產業要比它們的范圍和內涵都要寬。雖然作為第四次產業的知識產業是在前三次產業基礎上的演進，但并意味僅從第三次產業中分離出來，它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都存在著滲透、融合，知識產業是前三次產業日益高級化的產物，既包括精神產品的生產，也包括物質產品的生產，它與前三次產業不同的是該產業的知識含量、科技含量（即知識技術密度）很高，即以知識創造財富，可以說，知識產業是相對于“非知識產業”而言的。據此，筆者認為，作為第四次產業的知識產業應包括下圖所示范圖：
附圖
（三）
對知識產業或第四次產業進行計量、核算是產業統計的一項新領域，主要困難在于缺乏來自上述產業部門的實物產量、市場交易以及某些服務活動的市場價格的數據，此外中間產品的采購、就業人數、生產率的變化等信息也難以掌握。針對現行統計體系和可取得的數據的不完備性，一個可行的嘗試就是將知識產業逐個從統計體系中挑選出來，然后逐個進行核算和平衡。馬克盧普正是按照這一思路并采用最終需求法來測度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過程的，最終需求法的公式為：
GD=C+G+I+(X-M)
式中，C代表消費，即消費者對最終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與消費量，G代表政府的需求量與消費量，I代表投資，即廠商對最終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與消費量，X、M分別代表進口額、出口額。這種經驗性統計核算方法的優點是可以根據不同的具體產業（部門）和環境考慮知識的分配及其構成，但缺點是數據要求嚴格且龐大，并且有擴大知識產業部門范圍的傾向。
除了核算其產值外，還應對知識產業勞動者、知識職業勞動收入進行估算，從而為知識產業經營規模與分配統計提供基礎數據。對此，波拉特的信息產業測度體系具有借鑒意義，它是先把信息活動劃分為市場信息活動與非市場信息活動，對那些向市場提供信息商品或服務并參與市場交換的廠商稱為“一級信息部門”，將僅滿足政府或非信息企業內部消費而提供信息生產與服務的部門稱為“二級信息部門”，然后明確信息資本、信息勞動者和信息職業等范疇，最后依據這些范疇分別估算、一、二級信息部門的增加值。
我國著名統計學家賀鏗以信息產品的性質為標志將信息產業劃分為信息生產資料部門、直接信息部門和間接信息部門，其中前兩個部門采用分離法從全口徑投入產出表中分離出信息業并求得總產出，間接信息部門則采用典型調查法取得基礎數據后在假設單位內部信息勞動者勞動生產率與所在單位全員勞動生產率相同的前提下推算信息產業的產值。這種方法可以用來核算知識產業的產值。
知識產業統計核算的另一種重要內容是計量知識產業的知識資源密集（集約）程度、豐裕程度、生產能力、發展潛力以及知識資本的存量與流量。知識密集量類似于勞動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是某種知識資源的消耗與產出之比，因而可視為科技活動的經濟標準或科技進步的標志。測度知識密集量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研究與開發性投入的費用與該部門的總產出或增加值之比，反映一般知識密集量；三是用產業部門內部知識勞動收入與非知識勞動收入之比，反映各產業部門使用知道資源的集約程度。根據這些指標，可以把各產業部門劃分為三類知識資源密集型部門：知識資源高度密集型部門，如電子、航天等；知識資源中度密集型部門，如石油化工、機械制造等；知識資源低度密集型部門，如冶金、食品等傳統產業部門。
知識資源豐度是反映知識資源豐富（裕）程度的指標，測度方法也有三種，一是反映知道資源生產力的指標，通常是用人均知識資源生產量來測度的，公式為：
R[,1]=(P[,1]+P[,2]+P[,3]+P[,4])/M
式中，P[,1]、P[,2]、P[,3]、P[,4]分別表示數據庫數量、專利和商標數量、書報刊量、視聽產品生產量，M為人口數。
二是反映基本知識資源儲備潛力的指標，通常是用人均擁有的基本知識資源量來測度的，公式為：
R2=(Q[,1]+Q[,2]+Q[,3]+Q[,4]+Q[,5])/M
式中，Q[,1]、Q[,2]、Q[,3]、Q[,4]、Q[,5]分別表示計算機、文化設施、新聞設施、娛樂設施、郵電信設施的擁有量。
三是反映知識資源處理潛力的指標，公式為：
R3=(T[,1]+T[,2]+T[,3]+T[,4]+T[,5])/M
式中T[,1]、T[,2]、T[,3]、T[,4]、T[,5]分別表示識字人數、各級教育在樣生數、科研人員數、政府部門人數和咨詢機構人數。顯然是用上述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反映知識資源處理潛力。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最有價值的是知識資本，它將企業信譽、商標、員工文化水平與技能、顧客滿意、組織文化、機制及經營關系等許多傳統管理理論所忽視，但卻日益成為企業重要資源或者說已經成為企業核心能力重要組成的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并與企業組織結構、生產能力、技術創新、市場開拓能力以及財務狀況緊密聯系在一起，共同構成企業的核心能力和經營資產。那么，如何衡量知道資本的價值呢？世界著名的金融服務機構、瑞典的斯勘的亞公司在90年代初推出的一項傳統會計系統不統計、但有價值的資產核算公式IC=MV-BV具有代表性，式中，MV為企業真正的市場價值，BV為帳面價值。顯然，知識資本是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差。斯勘的亞認為，一個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要比其帳面價值高3-8倍，這個差值就是隱藏的價值，由于它屬于非金融資本，會計學上把它列為債務類。因而，有必要將這種隱蔽資本浮出水面。為此，斯勘的亞公司于1995年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知識資本年報，它著眼于顧客、流程、更新、開發、人力、財力等因素，對知識資本進行分析與評價，還有人在此基本上提出了用增長和創新指標、效率指標、穩定性指標等三個動態指標來評定知識資本的價值。
知識的存量和流量是知識價值量的另一種表現形態，也是OECD關于知識經濟測度框架的一個重要方面。測度知識的存量比較困難，但可以用科學技術指標來估算，如對不同國家或企業的R&D年投入的積累可借助析舊率的假設進行成本分攤，然后再根據R&D存量指標估算R&D投資的回報率，或根據特定領域研究與開發人員年增量估算R&D人員的存量后再按照人員流動和職業變動情況進行折算。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建議將教育費用投入也列入知識的存量。教育雖然只是知識的傳播和積累，但教育是需要成本的，當人們投資于教育時，他們事實上犧牲了其它投資機會而換取了所掌握的知識，這類知識顯然是可以直接形成生產力的。把R&D與教育費用投入之和作為知識存量的計算公式為：
附圖
論文內容摘要：西方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理念經歷了末端治理、生態治理、深生態治理三個階段，在探索循環經濟的實踐中，我國也要注意循環經濟“循環量”的理性限度、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政策功能的終極性、循環經濟實踐過程中對“面污染”源與“點污染”源的倒置、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不是簡單環境保護手段等問題。
循環經濟思想源于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態系統的危機，即物質代謝結構的崩潰而撰文提出了“物質循環分析論”（也稱生態經濟理論）。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日本、美國和西歐各國積極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循環經濟的實踐與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循環經濟在本世紀初傳入我國，并成為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理想的經濟發展模式。
西方國家循環經濟的發展歷程
末端治理階段。20世紀70、80年代，德國、日本、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循環經濟的早期都經歷過末端治理過程。末端治理是“先污染，后治理”，強調在生產過程中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結果治理的技術難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生態惡化難以遏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都很難達到預期目的。
生態治理階段。末端治理雖關注環境問題，但只是就環境論環境，過分的依賴技術，一旦遇到技術不能解決的生態問題，就無計可施，甚至出現反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做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提出了生態治理的循環經濟理念，并通過立法加以實施。生態治理要求遵循生態學規律，強調在生態閾值的范圍內，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從原來的僅對人力生產力的重視轉向在根本上提高資源生產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切實有力地保護生態系統的自組織能力。這種理念遵循“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采用全過程的“清潔生產”，以達到減少進入生產流程的物質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復使用某種物品和廢棄物的資源化目的，是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
深生態治理階段。深生態治理是在生態治理的基礎上，不僅強調“生產—資源—環境”的關系，實行生產全過程治理，而且主張將制度、體制、管理、消費、文化等因素通盤考慮，注重觀念創新，注重生產、消費方式的變革，將生態治理的領域從生產、環境領域擴張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領域。深生態治理理念主要體現在綠色運營管理、綠色消費、綠色文化等理念上。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還形成了綠色運營管理的深生態治理理念，它將循環經濟的思想貫穿于企業的運營管理中，要求從產品設計、科技進步和科學管理全方位展開，包括綠色設計、綠色物流、生命周期評估等，它涵蓋工業、農業、交通、商業和消費各類社會活動，需要各種新技術和相應的管理方法的支持。
循環經濟模式的核心內容
循環經濟模式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經濟增長的方式。與傳統經濟模式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忽略了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容量的有限性，經濟增長以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資源和能源以及大規模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為代價，造成了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傳統經濟模式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特征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它以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作為實現經濟的增長手段，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與此不同的是，循環經濟模式以生態學原理為基礎，以經濟學原理為主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運用系統工程方法，從最廣泛的范圍研究生態和經濟的結合，整體研究生態系統和生產力系統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會之間的本質聯系和規律，改變生產和消費方式，高效合理地利用一切可用資源。即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循環經濟以3R為原則，即減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資源化(recycling)為運行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次）生資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審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饋式流程。循環經濟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對于各國和整個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我國循環經濟實踐應注意的問題
（一）“循環量”的理性限度
國內部分學者認為，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對于解決環境問題和落實可持續發展觀都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存在對循環經濟概念泛化和任意夸大其作用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我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構建，也會拖延解決環境問題的最佳時機。如認為循環經濟是一個“資源—產品—再生產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首先，不管從經濟生產的有形排泄物還是無形排泄物而言，工業生產不僅生產我們需要的產品，也生產我們不需要的“產品”。其次，根據熱力學第二法則即熵增大法則的存在，一旦熵增大之后，如果熵不再增大，則絕對不能還原。再次，由于回收再利用的技術局限、使得現有的技術對現存工業“排泄物”尤其是氣體等無形的“排泄物”大部分不能回收，再加上國民回收意識的匱乏導致回收行為的“呆滯”，回收行為本身的不經濟性導致回收行為可能被經濟主體“理性的”短視經濟行為替代等。使得循環經濟在實踐中絕非理論上而言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二）發展模式的政策功能終極性
國內部分學者認為，發展循環經濟可以一勞永逸的處理好環境與經濟之間的協調問題。但筆者以為即便循環經濟模式可以按理論的要求予以物質循環，但是，世界各國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需求量都在不斷增加，資源的消耗必然要求再開采新的同類資源，那么在此情形下要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循環經濟視野下的資源需求量等于物質循環量加新開采量。因此，循環經濟的循環量絕對不可能完全等于原始投入量，由于不可生資源的存量在一定時間內是恒量，需求量的增加必然導致其存量的絕對減少。在此假設下，循環經濟也許只能相對延長攫取時間，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同時這與循環經濟理論建立的生態學理論基石也是相悖，在滿足環境容量下構建經濟體系和規模應是循環經濟實踐的第一要義。
（三）實踐過程中對“面污染”源與“點污染”源的倒置
我國循環經濟實踐中只重視“點污染”源（企業工業污染等污染源）的循環經濟探索，而忽視“面污染”源（生活、農業等污染源）循環經濟摸索，這種判斷是對世界環境污染“面污染”源與“點污染”源倒置趨勢的誤解。首先，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伴隨著消費能力日益增強，倘若沒有符合循環經濟價值理念的消費意識加以指引，通過“消費決定生產”這一市場指示，我國構建的循環經濟“點污染”源的控制幾乎要被釜底抽薪；其次，我國的農業“漫灌”現象嚴重，不僅導致水資源的浪費，同時導致甲烷（CH4）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再次，城市生活垃圾幾乎可以營造與城市同等規模的垃圾之城，生活廢水導致流經城市的污染指數和負營養值不斷攀升。而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次）生資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審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饋式流程。如果片面注重整個流程中的某一環節，可能會導致整個循環產鏈的斷裂，進而導致循環經濟這一制度創新的功能缺失。
（四）不是簡單環境保護手段
循環經濟模式與傳統經濟模式一樣，都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經濟增長的方式。循環經濟不能簡單地等同環境保護手段，其首先是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環境保護需要的資金和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求經濟的發展，因此，經濟的發展是環境保護的前提和保障。但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環境、社會發展上片面追求“經濟這一極”，在當代人和后代人環境福利分配上片面追求當代人的經濟利益，在國家、企業、個人等市場主體環境責任上片面強調企業、個人等市場主體的污染與受動治理，片面強調單純的國家末端治理和規范懲治。而循環經濟模式將環境治理從末端治理向整個生產鏈環節延伸，從單一治理主體向全部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和互相協調配合轉變。其實質是在環境容量的支配下安排我們的生產消費活動，促進和實現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王蓉.資源循環與共享的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
[關鍵詞]農村經濟CTI模式
從茂名這座城市的發展史來看，她是一座因石油而興起的年輕的油城，那么她又是如何成為我國最大的水果生產基地的呢？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探討。
經濟地理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對一個地方進行分析的時候，首先應當考察這個地區的區位因素。
一、茂名及周邊農村的區位因素
（一）自然資源
茂名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氣候條件，地處熱帶亞熱帶的過渡地帶，擁有大面積山丘屬微酸紅壤，日照時間每年長達2000小時。
（二）基礎設施
茂名擁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井然有序的城市規劃。公路、鐵路、水路和管道共同形成了茂名的交通網絡，同時茂名還有功能齊全的現代通信網絡和充足的水電供應。
（三）農業和工業
茂名是我國最大的水果生產基地，形成了以荔枝、龍眼、香蕉為主，多種經濟作物并舉的產業結構。同時茂名還是全國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之一，茂名石化公司目前擁有年1350萬噸原油加工能力和年100萬噸乙烯生產能力。
二、區位因素與政策分析
在對總體的區位因素進行分析之后，有必要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中央提出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就是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諸方面內容，每一方面的建設與發展都不是獨立的，而是與其它部分相互聯系的。就農村經濟發展而言，其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等因素都離不開工業和城市，其所生產的各種農產品的最終銷售也離不開工業和城市。因此如何用具體的措施將政策與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繁榮農村經濟的措施
在促進茂名周邊農村發展的眾多因素中，資金、科技和信息三大要素漸漸成為拉動茂名地區農村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對于繁榮茂名周邊農村的經濟，提高農業的產業結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資金是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前提，即工業反哺農業。其實質是解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資金來源問題。茂名既是工業城市也是農業城市，其工業企業納稅額占茂名市稅收比例35%以上.每年茂名市又投入大量的資金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農業生產的原材料進得來，生產出的農產品出得去。在資金鏈上形成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機制。工業成為了農業的重要資金來源。
（二）科學技術是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撐。從一定角度上講，科學技術的運用就是對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就是培養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這里不僅僅是怎么種的問題更是種什么的問題，即如何根據當地條件和市場需求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的問題。科學技術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得以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茂名市水果局曾在全市組織開展荔枝、龍眼等水果優良單株選育和提純復壯工作，普查篩選出50多個優質水果品種，并且建立種質資源園，逐步繁育推廣。
（三）信息為繁榮農村經濟提供方向指引。現在的市場是顧客主導、競爭激烈、變化迅速的市場，因此獲得及時準確地信息十分重要。經過近幾年的努力，茂名全市農村信息化建設已基本形成了以《茂名農業信息網》為龍頭，《中華金果（茂名）電子商務網》等專業網站為輔助，上聯省農業廳、下聯各縣，橫向聯接全國各省，縱向延伸鄉鎮、農產品批發市場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業生產大戶的信息網絡。四、致富模式的思考
通過對茂名市繁榮農村經濟所采取的各種有效措施的來分析，在工業發達地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濟建設中，資金、技術和信息是三個最為基本的因素，新農村的建設離不開這三個方面，這三個基本因素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基本的致富模式。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一位的直接需要時資金，沒有充足的資金投入，農村很難高效的地運轉。充足的資金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啟動和高效的運轉；科學技術是使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物質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在當今各種原材料都在漲價的背景下，提高生產產品的附加值是促進增收的好方法，在農業上的運用之一就是因地制宜的種植各種經濟作物，要想在保證質量的同時高產、穩產，這顯然離不開科學技術。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資金的投入，人才、技術的投入最終轉化為產品，產品是用來滿足需求的，只有滿足需求的產品才能使生產要素得到應有的回報，而需求來自于市場，要獲得市場，首先應到信息。因此，資金、技術、信息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三位一體的基本要素。
從上圖可見，資金、技術和信息之間與繁榮農村經濟的關系。新農村建設的啟動和運作離不開資金的投入，而在目前農村金融還未充分的情況下，這種資金的最初主要來源是政府，在這里就是政府每年從工業所上繳的稅收中提取固定的一部分用于新農村的建設，新農村的建設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繁榮的過程，因此，就要不斷地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而比較優勢的形成離不開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的運用實際上就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就是培養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源是稀缺的，因此要想合理的配置，就要將主要的資源投入到市場需要的產品的形成上，進而獲取最大的利潤，換句話說，資金和技術的投入要以市場為主導，而市場的獲得首先離不開信息的獲取。一旦啟動起來，賣產品所得到的一部分回報就可以作為進一步的投資來源，這對于擴大內需和繁榮農村金融有著積極的影響。其最終目的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
[關鍵詞]：經濟法、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經濟法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的日趨完善，為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迎來了中國經濟法空前發展的新紀元。在新形勢下，反思過去，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對經濟法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必然會形成某些新的認識。為進一步促進對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的研討，筆者擬就經濟法的概念、對象、體系等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略抒淺見，以就教于法學界同仁。
一、關于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的概念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是經濟法學體系和結構的支柱，也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能否科學地揭示和界定經濟法的概念，不僅關系到經濟法理論框架的構筑，而且直接決定著經濟法能否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因此，對于經濟法概念的揭示與探討，是經濟法學研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無論經濟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榮，在實踐中是多么的重要，其結果都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有鑒于此，自經濟法概念被引入我國后，二十年來，對經濟法概念的研討始終是我國經濟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所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人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經濟法的概念作出了種種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法學說。（注：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舉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縱橫統一說”、“經濟行政法說”、“學科經濟法說”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某些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頗有影響的經濟法學說已經逐漸地被放棄。順應時代的潮流，經濟法學家們對經濟法的概念又重新進行認識并另行作出界定。
盡管經濟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因素錯綜復雜，但考察經濟法概念產生的歷史過程，在筆者看來，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實際上就是對既存法律的一種分類和再分類的活動。在大陸法系國家，經濟法概念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法律突破了傳統公法與私法分類狀況的認可與折衷。由于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為了適應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秩序，資本主義國家從對經濟活動的自由放任并依靠“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經濟關系，開始走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國家干預。與此相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頒布了大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這些法律的出現，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關系滲透了國家干預的痕跡；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陸法系國家關于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傳統理論，使公法融入了對私權關系調整的內容。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演變，被法學家們概括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變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將那些介于傳統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概括為“經濟法”。由此可見，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的動因如何復雜，表現在法理上，則是因應變化了的法律，對原有法律體系的一種重新分類活動。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雖然也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其產生的基礎卻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國民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職能，特別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參與、干預和管理著社會經濟活動，甚至具體到某份經濟合同。加之社會主義國家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因此，規范國家行政活動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國民經濟管理法規。這種情況在以行政法作為典型公法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是不可思議的，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盡管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介入和干預的程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同樣是對傳統法律分類的再分類，但這種分類的基礎不是對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折衷，而是對內容龐雜的行政法的再分類以及對其他相關法律的重新概括。
綜上可見，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都意味著對法律體系的重構。既然經濟法是法律重新分類的活動和結果，而法律分類又是一種人的主觀抽象概括活動，那么，在對法律重新分類的過程中，基于主觀認識的不同，對經濟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本身就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這種分類絕不是主觀的隨意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對已有科學分類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歸納和概括。否則，經濟法就永遠無法獲得應有的獨立地位。
縱觀我國經濟法概念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不僅受制于經濟體制，而且還受制于法制的發展水平。首先，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受制于一定的經濟體制。在我國，雖然經濟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僅僅有著20年的歷史，但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產生著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產生著“縱橫統一說”等經濟法學說，而且這些學說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亦不無道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法學說，目前經濟法學界正在致力于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科學的經濟法學說的建立。這一狀況恰恰證明了經濟與法的關系，表明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其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還受制于法制的發展水平。在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臺前，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有些經濟法學說無節制地擴大經濟法領域，將傳統民法與商法的內容視為經濟法，有的甚至主張用經濟法取代民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無法使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反還導致了法律學科與法律體系的嚴重混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中國法制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日趨完善，特別是隨著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與頒布，那些“大經濟法”的主張及“綜合經濟法說”等觀點都相繼退出了法學舞臺，也相應地凈化了經濟法理論。我們認為，除了內容龐雜且沒有統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業已被確定地歸屬為某一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都不應再列入經濟法的范圍。不僅民法如此，商法作為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其獨立性亦應受到經濟法的尊重，也不宜納入經濟法的領域。否則，經濟法就無法擺脫“綜合癥”的困擾，難以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法制建設的發展與法律體系的完善，我國的經濟法理論研究亦日趨深化，人們越來越傾向于經濟法就是調整國家（政府）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關系之法。盡管在具體的認識和表述上仍有差異，但在原則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認為，我國的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法律表現，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關于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毫無疑問，經濟法的概念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任何對經濟法概念的定義都直接源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研究實質上也是在深化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在邏輯關系和認識順序上，定義本應結論于對事物本質的揭示之后或同時。本文對經濟法概念所作出的定義同樣不能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只是為了敘述的便利，才將對經濟法定義的結論交待于對調整對象研究的過程之前。
把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依據，是為法理學所確認的一項普遍適用的原則。因而，經濟法要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必須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即特定的經濟關系。從經濟關系的法律性質上考察，以經濟為內容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兩類，即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和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和商法統一進行調整，這就從立法上排除了經濟法直接調整此類關系的可能性。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亦即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發生于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以行政管理性為其基本特征，可以把它簡單地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發生在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在此類關系中經濟行政機關有無上下級之間的隸屬性，還可以將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不同層次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隸屬關系和不同職能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業務范圍上的管理關系。前者即上級經濟行政機關與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如上級稅務機關與下級稅務機關之間的關系；后者則是由于職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機關在業務職能上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發生的管理關系，如財政機關的決定對同級政府機關的約束。第二類是發生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引發此類關系產生的政府行為的不同，可以把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因抽象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和因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機關向市場主體實施抽象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特定政府機關向不特定市場主體頒發的行政法規或規章；后者則是特定的政府機關按照法律規定并依其職權向特定市場主體實施具體的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者的處罰。就上述兩類行政管理關系的性質而言，第一類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下級隸屬關系并不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規制內容；而第二類行政管理性的經濟關系則是經濟法的主要調整對象，并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要正確認識由經濟法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性質，必須澄清以下問題：
首先，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的區別。有的同志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或者認為隸屬性是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征。（注：李中圣：《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期。）我們認為這種概括并不確切。如前所述，嚴格意義上的隸屬性只存在于上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并無隸屬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將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較為準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不僅包括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那些應由經濟法調整的具有行政隸屬性特征的經濟關系。
其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聯系。有的同志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管理主體包括國家機力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注：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頁。）誠然，廣義上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可以具體化為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絕不能因此便得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是經濟管理機關的結論，更不能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看作是經濟管理行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由憲法、訴訟法和有關的組織法等予以調整，此類關系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無干，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必將重蹈“大經濟法說”之覆轍。國家立法機關主要是以經濟立法的形式去表現和實現國家的經濟意志，要實現國家權力機關的經濟立法意圖，離不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都是由政府來完成的，都要轉化或表現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因此，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實質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再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市場主體行為的聯系，即與平等主體關系的聯系。有人認為既然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既然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應由民商法來加以調整，經濟法就不應涉足于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關系，其實這是不應產生的誤解。必須看到，經濟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基礎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一般說來，只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在民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就可以排除經濟法的介入，而由民法來加以調整。在民法調整的范圍內，主體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權。但當市場主體的行為超出了民法調整的范圍，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民法無所作為時，即可能引起經濟法的介入，而當作為經濟法主體的政府機關依據其管理職能及管理權限介入該經濟關系時，此種經濟關系即成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隨之成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例如，當市場主體依法公平競爭時，其相互關系為民事關系；當市場主體實施商業賄賂、降價排擠、強行搭售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就會引起有關管理機關的介入，在有關管理機關與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市場主體之間就會形成反不正當競爭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由此可見，那種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用于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擯棄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無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無所指向，從而實質上導致了對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否認。有人把國家通過政府根據經濟法的規定對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評價比作體育競賽的裁判，我們認為不無道理，體育競賽的裁判雖不能直接參與競賽，但裁判的對象卻是競賽場上運動員的競技活動。在運動員違例犯規時，裁判員就要主動干預，對犯規的運動員及時判罰，以恢復競賽秩序并保證競賽的公平進行。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情同此理。復次，必須搞清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手段及其相互關系。有人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就會過分強調國家行政權力因素，使經濟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其實這種認識至少存在著兩個誤解，一是將經濟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混為一談，二是將經濟法的調整手段簡單地等同于行政手段。對此，我們認為，其一，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不會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經濟法所固定化，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廣度與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不等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那種認為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觀點，直接源于對經濟、行政、法律三種手段關系的誤解。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三種手段視為并列關系。然而，從經濟法的角度觀之，這種認識并不科學。因為健全完善的經濟法制必然要求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經濟法就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現。在經濟法中，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現為法律形式。例如，稅收、稅率、利率、價格等作為經濟杠桿是實現國家調控的重要經濟手段，但這些經濟杠桿在經濟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當然地又成為法律手段；又如，計劃、命令、禁止、許可、確認、撤銷、罰沒等都是國家管理經濟的行政手段，但這些行政手段在經濟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國家干預和管理經濟應當一準于法。經濟法作為國家管理經濟之法，是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綜合運用，并非單純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強調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并不是抹煞這兩種手段在性質上的區別，而是強調它們在經濟法形式上的統一。
最后，要正確認識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還必須搞清經濟法規制此類關系的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始終存在著市場主體自利行為失控的可能。為確保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動的有序進行，就必須有效地強化政府權威，充分發揮政府干預和管理經濟的職能，以防止市場主體自利行為的失控。同時，由于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享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為防止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犯，還必須嚴格地限定政府的權力，保證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許政府對市場主體活動的法外干預。這就決定了經濟法不僅是國家或政府干預社會經濟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預政府之法。經濟法既要為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設定權利和義務，也要界定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權力和責任，這就是經濟法規制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全部內容。
三、關于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體系是指對已有的或應有的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邏輯關系建立起各個經濟法部門，由各個經濟法部門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經濟法系統。對于經濟法體系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二是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和應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就二者的關系而言，應然的經濟法體系是對實然經濟法體系的理論指導，而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則是對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現實反映。無論建立實然的經濟法體系，還是構筑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實質上都是對經濟法律、法規按其內部邏輯關系（或依其特有的調整對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領域）進行的一種分類或再分類。建立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用來指導經濟立法活動，確立一個科學的立法規劃，使之成為內部和諧統一的法律整體；構筑實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法律、法規的分類，使龐雜的經濟法律、法規條理化、部門化，以便于市場主體知法、守法，并便于經濟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經濟法的準確適用。
經濟法的體系是由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決定的。這一方面說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不同，將直接決定經濟法體系在結構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在建立經濟法體系中的決定作用。例如，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縱橫統一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學派，勢必將經濟合同法作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主張經濟法調整綜合經濟關系的“綜合經濟法學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權制度、法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都視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顯然基于此種認識所建立起來的經濟法體系，不僅無助于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確定，而且還人為地造成了現存法律體系的混亂。可見，能否建立起科學的經濟法體系，首先取決于對經濟法概念與調整對象的正確認識。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經濟法學界對于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也日趨一致，這就為科學的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由于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經濟法首先應當包括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法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法部門。對此，我國經濟法學界已經基本取得了共識。此外，我認為，資產資源管理法和涉外經濟管理法也應當成為我國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宏觀調控法
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宏觀調控法并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現出來的部門經濟法，而是對調整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調節是基礎層次的調節，但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因而當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失控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為此，就必須建立必要的宏觀調控體系，用國家的自覺調節來彌補乃至于在必要時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與市場主體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宏觀調控關系，調整此類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調整宏觀調控經濟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經濟發展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優化資源配置，優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衡平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引導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價格法等，它們分別采用或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對宏觀經濟關系進行卓有成效的調整。
（二）市場管理法
市場管理法亦稱市場規制法，是對調整國家管理市場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市場管理法也不是統一法典化的經濟法，而是概括同類經濟法律、法規所形成的經濟法部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為市場主體合法、公平地競爭創造必要的外部環境。然而，由于競爭存在著副作用以及市場主體自利本能的驅動，在市場活動中主體破壞公平競爭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行為的出現，都會妨礙市場功能的發揮，擾亂市場秩序。壟斷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是市場自身所無力消除的，也是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民法所無能為力的。這就需要國家的干預，需要加強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國家在管理市場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市場管理法的調整對象。市場管理法調整市場管理關系的目的是反對壟斷，制止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以確保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市場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證券管理法及房地產管理法等，是對統一的市場管理關系進行整體的法律調整。
（三）資產資源管理法
資產與資源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廣義的資產不僅包括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還包括資源性資產，即能給主體帶來收益與財富的自然資源；而狹義的資產則僅指經營性資產與非經營性資產。盡管對資源性資源也要實行資產化管理，但由于資源性資產在價值量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在管理上的特殊要求，故本文采資產的狹義概念，并將其與資源并列。
資產與資源是物權的基本客體，是主體賴以進行經濟活動的基本條件。而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源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物質基礎，是國有財產的基本構成。如何管好用好國有資產與國有資源，不僅關系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鞏固和完善，同時與國計民生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與資源的管理，國家十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在經濟法體系中已經基本形成了國有資產資源管理法這一相對獨立的經濟法部門，成為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資產資源管理法，主要包括國有資產管理法和國有資源管理法，其中國有資源管理法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及礦產資源法等。
（四）涉外經濟管理法
涉外經濟管理法是對調整涉外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盡管我國復關在即，有關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地與國際上通行的慣例接軌，涉外國內法漸趨國際化，但為了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對外貿易秩序，我國對涉外經濟的管理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們認為涉外經濟管理法因其調整對象的特殊性，仍可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法部門。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需要對財務報告進行規范
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主要有兩種觀點：市場調節論和政府規范論。
(一)市場調節學說
市場調節學說認為，如果市場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的財務報告如何呈報應由市場調節來決定，沒有必要做更多規范。支持這一學說的有理論、信號理論和私有合同理論。
1.理論
理論認為：公司的投資者與公司的經營者之間存在委托關系，這種關系是通過簽定契約來實現的。在簽定契約時，雙方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契約的實現就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的實現。財務報告體現的是經營者管理公司的業績，是投資者評價公司的經營者是否履行契約的最可靠的依據。因此，公司的財務報告呈報是經營者自愿履行契約的行為。如果有人懷疑公司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那么投資者可聘請審計師，通過審計鑒證來解決。
在公司經營者的報酬與公司的利潤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的前提下，對財務報告的規范越多，公司編制財務報告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公司的經營者就不會贊成市場對財務報告需要規范。從投資者的角度看，只要他們手中有衡量經營者業績的依據，即契約中的各項規定很詳實有效，他們也不希望對財務報告有更多的規范，因為規范越多，他們支付的監督費用也就會越大。
2.信號理論
信號理論源自于市場競爭，市場競爭向供求雙方發出產品供銷的信號。公司定期向市場呈報財務報告，這也是市場經濟競爭機制的產物。如果公司自愿向市場公布財務報告，公司財務報告披露的信息越充分，公司的籌資成本就越低，公司就能贏得競爭，帶來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個結論已被美國許多學者的實證研究報告證實。因此，經濟利益的驅動是公司能夠向市場公布財務報告的核心。公司自愿呈報財務報告信息有三種情況：經營好的公司，有動機公布公司好的財務信息，因此，這些公司會自愿公布財務報告；經營中等的公司，因為怕被認為經營不好，所以也有自愿呈報財務報告的動機；經營不好的公司，如果不呈報財務報告，就可能被市場默認為是經營不好的公司，因此有壓力去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營業績，也會自愿呈報公司的財務報告。
因此，信號理論認為，市場已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規范公司財務報告的呈報，就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對公司財務報告的規范。
3.私有合同理論
對于上述的兩種觀點或許有人會提出：公司呈報的財務報告的信息并不能滿足個別使用者的需求。對此私有合同理論認為，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設法得到它，即通過簽訂私有合同或出資去購買。
如果市場上存在職業的財務分析家，那么財務報告的信息使用者就可以通過與職業財務分析家簽訂私有合同，來獲得需要的信息。如美國證券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另外，信息使用者也可以通過購買專業的報紙或雜志來獲得所需的信息。購買時發生的支出，就是信息使用者為獲得財務信息所支出的成本。這也可歸結為是市場常常利用“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信息產品的供求關系和價格，從而達到對市場上的信息產品進行合理的配置。
私有合同理論進一步提出，公司的財務報告是一種信息產品，政府并不需要對公司的財務報告的信息如何披露，進行強制性的規范。公司的財務報告如何編制和呈報，完全可以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來決定。因此，對公司財務報告的規范應采用放權(Deregulationofdisclosure)的政策。
(二)政府規范論
政府規范論認為，一個完全有效的市場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必須對公司的財務報告進行規范，同時，這也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利益的。
1.市場并不是一個完全有效的，有時往往失靈。有以下三個具體理由：
(1)如果政府不對公司的財務報告進行規范，那么市場上就會出現生產信息產品的壟斷者。
如果市場是一個競爭的、但不規范的市場，那么生產的競爭就會帶來壟斷。其后果是，壟斷產品的價格提高了，生產的數量減少了，最后導致市場上產品的短缺，使產品的使用者購買和消費這一產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財務報告在市場上是一種信息產品，它同樣符合其他產品在市場上進行競爭的一切規則。因此，根據成本效益原則，政府應該對財務報告這一信息產品進行規范，才能有效抑制信息產品生產壟斷者的產生，降低全社會信息產品的購買和使用的成本。
(2)財務報告和審計報告的失誤，會導致財務報告的信息的質量下降。
盡管公司有向市場自愿公布財務報告的動機，但是如果政府不對財務報告進行規范，就可能會影響到公司財務報告的質量。因為公司經營者對財務報告編制的方法的選擇性一般較大，各公司間的財務報告的信息的可比性較差，如果沒有統一的財務報告信息規范的標準，就市場的總體來看，財務報告信息就會失去可比性，導致財務報告的信息質量不高和有用性程度的下降。而如果審計師在審計時缺乏統一的審計依據，則可能導致審計的失誤，即沒有發現公司財務報告中存在的問題。
公司的財務報告的信息的質量問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要依靠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而投資者對資本市場建立的信心來自于高質量的財務報告的信息。因此，政府必須對財務報告進行規范，使會計信息能夠滿足財務報告使用者的需要。
(3)公司財務報告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
公司的財務報告作為該公司會計的信息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最明顯的有兩個：一是消費的非排他性；二是生產的非競爭性。消費的非排他性表現為可以被所有與它相關的使用者免費使用，因此它的生產成本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如果在一個市場生產的產品是可以被消費者進行免費使用的，那么生產者就不愿意生產這種產品，導致這種產品在市場上的短缺，這就是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的表現。顯然，如果會計信息產品是短缺產品，這樣的狀況是不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的，因此政府必須對財務報告進行規范，以防止和解決信息產品的短缺問題。
但是這樣做也會帶來另一個問題，即規范所帶來的成本應由誰來承擔。如果由政府承擔，就成為政府對財務報告信息呈報的公司的一種“補貼”，這會導致公共產品的生產過剩；如果由公司承擔，就會增加公司的經營成本，公司則不會贊成政府這樣的規范。對于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我們將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討論。
2.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和社會經濟利益的驅動，要求政府對公司財務報告進行規范。
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是：能夠使全社會的資源得到最優的配置，使社會獲得最大的利益。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僅依靠市場的調節是不夠的，政府必須對市場進行必要的規范和調整。因為在一個不規范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信息產品的生產者和使用者各自所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如果不糾正這種信息的不對稱，那么市場的競爭就可能不公平。對此，政府規范學說認為，規范財務報告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使市場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具有對稱的信息；法典理論解釋：規范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各個集團之間的利益的合理分配。規范具有公開性和民主性。因此，對財務報告進行規范，是完全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和基本利益的。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對財務報告進行規范
(一)財務報告規范的性質
對公司財務報告進行規范，看起來是一種經濟行為，實質也是一種政治行為。規范本身具有政治行為的性質，它與政府行為具有密切的關系。如我國對財務報告規范機構主要是政府，財政部代表國家政府行使規范的職能。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盡管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得到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強有力的支持。SEC是美國的一個準立法機構。1973年SEC公布的第150號公告(ASR150)，闡述SEC與FASB的關系。“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通過其公告和解釋性文件所頒布的原則、標準和實務，將由本委員會作為具有重要的實質性的支持來加以考慮，而那些與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公告相對立的意見將被認為不具有這方面的支持。”
(二)財務報告規范的行為
財務報告規范的行為是指參與制訂規范的主體的行為。規范的成功與否，規范的參與者就顯得特別重要。特別是政府作為財務報告規范的主要參與者，對規范行為有著極大的影響。以美國為例，FASB在制訂會計準則的過程中遵循的程序是，準則的起草、準則的討論、舉行聽證會、投票表決。而最后準則是否能夠在市場上由各公司采納，取決于SEC的認可程度。從美國的歷史看，國會和SEC都曾有否定FASB已制訂的會計準則的先例。SEC的官員曾這樣認為，由民間組織FASB制訂會計準則、然后由SEC批準會計準則的實施，這是最好的模式，因為既能發揮專家在制訂中的作用，又能體現準則實施過程中所必須的政府的權威性。而我國的財務報告的規范主體是政府，這樣的規范主體顯然代表了我國國家和政府的利益。
(三)財務報告規范的影響
財務報告規范的影響是指財務報告規范實施的后果。財務報告規范的實施會影響到方方面面的財務報告的使用者，涉及到他們各自的經濟利益。
WattsandZimmerman(1978)的實證研究表明，對于即將公布的規范財務報告的新準則，財務報告的使用者的影響是不同的：1.對于政府來說，政府一般會支持新準則的制訂與實施，以更好地規范市場經濟的運行。2.對于公司的經營者來說，如果新準則能夠給公司帶來更多的收益，那么公司的經營者會積極地應用新準則；反之，則會反對應用新準則。3.對于審計師來說，在一般的情況下，審計師會支持新準則的應用以減少審計師的審計風險。但是，如果新準則要求公司財務報告的信息披露越多，那么審計的風險就會越大，審計師就可能反對新準則。4.對于財務報告信息的免費使用者(Free-riders)如財務分析家來說，他們一般都會支持新準則的應用，并希望新準則越多越好。在這種情況下，準則的制訂者就應十分謹慎，因為財務報告的規范越多，就意味著公司編制財務報告的成本就越大，這些成本應由誰來承擔?這是準則制訂者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務報告規范理論給我們的啟迪
(一)在制訂財務報告規范時，必須要考慮它所產生的經濟后果
既然財務報告規范的主體是政府，它的行為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是經濟行為，那么規范所產生的影響有多大、經濟后果如何就應成為規范時最重要的問題。如美國把財務報告規范研究歸為“會計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ofAccounting)。在美國會計學術界，如何規范財務報告、改進財務報告已成為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
我國目前正處于市場經濟的形成和財務報告的規范的探索階段。1992年至今的8年中，我國頒布了十多個會計準則，但對會計準則的頒布和實施產生的經濟后果、經濟影響，會計學術界卻研究得不多。如我國在八十年代初就引進了西方國家固定資產采取加速折舊的思想，但至今在企業的會計實踐中卻應用得并不廣泛;穩健性原則是西方會計中常采用的一個基本原則，但為什么在我國應用時有些企業愿意采納，有些企業卻不愿意采納；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采用會計準則來規范公司的財務報告，可使公司會計人員有更多的選擇公司會計政策判斷機會，但我國會計準則實施后也會產生如此的影響嗎？
筆者十分贊成劉峰、李少波(2000)的觀點。他們撰文認為當前我國在制訂會計準則中存在的問題，可歸為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會計理論的研究不夠而引起的知識存量不足，對會計準則制訂產生不良影響；二是我國制訂和公布的各項會計準則都體現了很強的英美取向，即會計準則無論在外表上還是在具體內容上，都借鑒了英美模式。他們認為：我國目前為止的會計研究總體水平不高，很多研究是對同一問題在低水平上的重復。
(二)重視對公司財務報告規范所產生的成本，解決好“公共產品”的成本分配問題。
公共產品的成本分配問題，是由政府對公司財務報告的規范具有強制性這一特征所帶來的。如果規范財務報告的準則過多，就會帶來公司編制財務報告的成本的增加和準則在應用上的困難。盡管人們認為美國是一個對公司財務報告規范比較完善的國家，但是美國也有許多會計學家批評FASB制訂的準則過多，目前FASB制訂的準則有130多個，每年的費用高達1500萬美元，制訂的成本過大。我國在制訂準則的過程中必須引以為戒，不能認為制訂的準則越多越好，也不能認為大、中、小公司都必須應用同一的準則，更不能認為所有的企業都應與國際接軌。會計準則的制訂和實施應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結合，以減少不合理的成本的支出。另外，過去對于“公共產品”的成本分配問題，會計界研究的不多。SEC曾設想：隨著財務報告規范的增多，編報成本的增加部分應由財務報告信息的使用者來承擔。但究竟如何操作還有待于在實踐中探索。
參考文獻：
1.王松年，薜文君.(1999).《論財務報告的改進》.《會計研究》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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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家澍.(1999).《美國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討論及其對我們的啟示》.《會計研究》第5期
5.湯云為，錢逢勝.(1999).《會計理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摘要：本文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方法，分析了中國證券市場各個利益主體的行為與市場秩序形成之間的相互影響，并對如何形成良好市場秩序提出了行為建議。
關鍵詞：利益主體；證券市場；秩序
一、證券市場秩序的內涵
證券市場秩序意味著按照一定的規范和準則，對證券市場系統進行有效的控制，使市場按照特定的規則運行。證券市場制度提供的正是這種內生的規則體系。證券市場的秩序由市場內的行為主體相互作用而形成，但政府作用比較特別，它可以出現在更高的秩序形成與控制層次上。在一般意義上，市場秩序指依據規則和準則進行控制下的市場運行狀態。市場的公平與效率是市場運行狀態的主要指標，也是制度規則體系的評價標準。
國內對證券市場效率的實證研究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數據得出的結論是非市場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市場秩序混亂，市場公平和市場效率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市場的運行是在制度的約束下進行的，要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必須從形成秩序的市場主體的行為出發，建立相互制約、平衡的利益框架。
二、利益主體行為與市場秩序的相互影響
證券市場行為主體在相互的交易中會自發形成一種市場狀態，可以稱為自發秩序。每個行為主體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將擁有的資源投向能獲取較高收益的股票，這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自發秩序的優勢必須在長期和重復的交易關系中逐漸形成。如果交易者的行為預期不確定時，極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這就會增加市場的交易費用。從長期看，某個市場體系要生存下來，必然能逐漸調節糾正交易機制，取得交易費用上的優勢，但要達到良好的狀態可能要經過相當長時間，在調節過程中也會浪費巨大的資源。下面從幾個主要利益主體行為對秩序的影響進行分析。
1．政府。從證券市場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初步形成看，政府是證券市場制度供給和運行的核心，其他主體大多通過影響政府決策而獲利。強勢主體（上市公司和機構投資者）能對政府的決策施加較大的影響，但并未能控制政府的行為。而政府過多涉及到證券交易中的具體利益，一是政府對證券市場目前的定位與期望過高，二是政府自身利益和其他市場主體過于密切地混雜在一起。在國內證券市場中，國有性質的主體占據了主要的地位。上市公司中國有企業占絕大部分，機構投資者中，國有企業也占據了重要地位，而媒體更是政府或國有資本主辦的，它們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通過政府整個權力機構發揮了作用，對證券市場的秩序形成與變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2．上市公司。由于占絕大部分比例的國有上市企業采取的都是增量發行，國有股仍占有控股地位，外部股東無論在控制權還是在信息上，都處于十分不利的狀態，公司經理等“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為了獲取更多的融資，欺詐發行，虛假信息披露等情況時有發生。由于上市公司都屬于利益既得者，其利益主要在一級市場的發行中，而在證券交易市場上，上市公司間難以形成比較普遍的共同利益。而且由于國有上市公司仍然承擔了政策性負擔，國有企業固有的“預算軟約束”弊病也移植到上市公司身上。上市公司的利益一致性不夠，難以采取集體行動。但上市公司與政府的利益密切相關，分別對各自的管理部門有較大的壓力。
3．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不僅實力雄厚，而且數量比較有限。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規模很大，因此它受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也很大，對環境的變動比較敏感。在外部環境中政策和市場景氣是最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具有集體物品（它的收益者只是一個局部的集體）的特點。機構投資者通常能夠組織起來，爭取更有利的外部條件。
機構投資者個體參加爭取集體物品（政府有利政策）行動的條件是，它從這個集體物品中獲取的收益大于它付出的成本。每個參加者的成本包括行為成本和組織成本的一部分。但集體物品能夠為所有投資者共同享用，而不僅僅是付出努力爭取的機構。每個機構投資者都希望別人去爭取而自己能夠“搭便車”。如果努力者分享的集體物品低于其付出的努力成本，它是不會去爭取這個集體物品的；如果即使與別的機構投資者共同分享，它從集體物品中獲得的收益仍高于它為爭取這個集體物品付出的成本，那它有提供的激勵。機構投資者的數量較少，在爭取能夠帶來足夠大收益的集體物品時，通常每個機構投資者能夠分享的收益大于它為集體行動付出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也會權衡不作為的機會成本，在不作為的損失大于作為的成本時，他具有參加集體行動的壓力。因此機構投資者經常能夠組織起來爭取對他們這個群體有利的集體物品，如對政策改變的影響，對政府支持股市的需求，都比較明顯的表現出來。但集體物品量總是低于最優水平，因為搭便車者的存在，使得努力者總是無法獲得它所爭取到的集體物品的全部收益。
4．一般投資者。在國內不規范的證券市場上，受到損害最大的是一般投資者群體，一般投資者的個體力量弱小，更應該聯合起來采取集體行動。但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是機構投資者經常聯合起來，集體要求某些對他們有利的政策，而一般投資者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極少有集體行動來申訴自身的要求。一般投資者參與爭取集體物品的條件和機構投資者個體相同：他從集體物品中獲得的收益大于他參加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本。但一般投資者數量眾多，任何投資者能夠從可能的集體物品中獲利都極為有限。而對一般投資者進行廣泛組織的成本都極為驚人，除非某個組織的成本已經為它的其他職能承擔。一般投資者從集體物品中的獲利微小而成本高昂，搭便車的傾向同樣廣泛存在。他們預期的成本和收益極端不對稱，通常沒有參與集體行動的激勵。一般投資者不能形成有效的壓力集團，不利于市場均勢的取得，應該在制度上有一個一般投資者保護協會之類的組織，它由某些具有政治、地位要求的個體來推動，同時可提供其他非集體物品，這個組織的真正目的：組織一般投資者，維護自身利益服務。而先例也可以改變一般投資者對爭取自身合法利益行為的預期。如對上市公司管理層的失職和違法及中介機構的虛假審計行為，投資者也許有通過訴訟等法律途徑來保護自己的意識，但個體能獲得的利益有限，而個體在對公司和中介機構的訴訟中又明顯處于人財物的劣勢，在證券市場現實中，個體訴訟行為也沒有取得明顯的成功。如果法律的變動使投資者個體有合適的訴訟環境，出現了較為成功的訴訟案例，形成“選擇性激勵”的效果，其影響可以從個別到普遍，逐步改變投資者對訴訟的收益——成本預期，使更多投資者愿意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也即成為制度變遷的路徑。
三、良好市場秩序的形成路徑
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等強勢主體群體與一般投資者弱勢主體群體的力量極度不平衡，欺詐行為、虛假信息泛濫，操縱市場行為流行，市場規則有向不利于市場長期利益方向發展的趨勢，市場的秩序陷入混亂。在此階段一種比較有效的解決辦法是政府的強力介入。政府必須充分尊重并利用自發秩序，但這不意味著政府對制度體系形成與變動的不參與，自發秩序需要通過政府的行為來調節。政府的制度創新應該和市場主體的創新互為補充，要相信在良好規則下的市場制度能夠帶來社會福利的整體增進。政府確定交易的基本框架和公平原則，在證券市場已經建立起來的現在，應該放寬其他由市場主體自發創新的空間，政府則致力于提升自發創新的層次，消除市場主體創新的外部性，最終形成互補性的制度創新框架。
證券市場的長期利益一是公平；二是效率。自發秩序也許可以提高市場的效率，但自發秩序通常不能帶來公平。政府是證券市場中最重要的主體，他供給證券市場制度，調整并維持公平秩序的形成。但統治者也是經濟人，他也面臨有限理性的制約，且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不能指望政府的制度供給和秩序調節就必然能帶來良好的證券市場秩序，增加社會的總體福利。當政府的利益來源與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一致時，它的行為會促使社會的進步；反之，它會導致市場的混亂，阻礙良好秩序的形成。這時就要調整政府的收入來源，使得從降低市場交易費用中獲得的利益大于從尋租中獲得的利益，而且實現這一點，可以削弱個別市場主體群體對政府決策的嚴重影響或控制，擺脫不利路徑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