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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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大企業的發展是衡量一國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標志。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要落實到企業特別是大企業的經濟行為上，以大企業的發展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要承擔者。不僅一國國民財富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賴于企業活力的增強，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主要是彼此之間企業的競爭，特別是大企業之間的競爭。大型跨國公司、企業集團等日益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擁有一批大型的、先進的、在國內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場上占有穩定份額的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性大企業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體現。而現代市場經濟不僅需要微觀主體——企業的參與，而且需要政府作用和功能的有效發揮。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協調和服務者，致力于解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企業和市場機制所不能合理解決的問題。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動各產業的合理發展，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和協調發展就是一項重要的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最終要落實到企業主體的行為上，通過企業行為傳導其政策措施，來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我們應將以上兩項經濟任務結合起來，推動大企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實現良性互動，增強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業自身優勢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實踐都表明，在以結構調整、技術進步為主要內涵的經濟發展階段，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業具有融資、技術開發和資本經營等綜合，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有其他企業和政府所不具有的優勢。不僅是一國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體現者，而且可能并且應該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
首先，大企業具有規模經濟優勢，資金、技術實力雄厚，可持續發展能力強，能夠承擔起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資金數額大、技術含量高、建設周期長的項目的建設。這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所無法企及。
其次，大企業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支撐。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和高級化，而產業結構升級的支撐在于技術進步。大企業又是產業內技術進步的策源地，擁有大量技術人員，科研開發能力強，是推動產業技術進步和科研成果轉化的主體。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化活動不斷創造出新的產業群，把產業結構日益推向更高層次。
第三，大型企業集團內形成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共生關系可以將大企業的技術和管理優勢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中小企業，從而帶動大批企業乃至國民經濟素質的提高。因此，大企業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業能有效地執行政府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業一般以企業集團為其組織形式，集團內以大企業為骨干，集合眾多的中小企業。眾多中小企業的經濟行為依托于大企業的發展戰略和方向。大企業在政府產業政策和眾多微觀經濟主體之間起著政策傳導作用，能夠協助產業政策的調整，提高結構調整的有效性，保證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業在其經濟行為中不斷進行的兼并收購活動是結構調整的巨大推動力。頻繁的并購活動可以及時有效地調整和校正產業結構的扭曲現象，保證其按正常的軌道發展，而且其兼并收購活動造成的資產轉移本身就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當前我國產業發展中發揮大企業主導作用的必要性
產業間形成合理的具有動態發展能力的結構是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業結構滯后。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已經開始從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從滿足需要向選擇性消費轉變，但產品的供給結構卻不能與之適應。同時，產業結構也滯后于生產需求的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品仍然大量依賴進口。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顯示，我國達到買方市場狀態的工業品已占93％以上，絕大部分產品都處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狀態。整個經濟呈現出過剩經濟的特征。但這種生產能力過剩與裝備、工藝水平低，達不到規模經濟并存，與人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供給能力的相對過剩是在人民的消費和生產需求得不到更高層次的滿足的情況下出現的。產業結構相對于需求結構來說顯得過于滯后和低級，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障礙。
（二）產業的內在素質差。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技術結構水平低，裝備落后。從總量上看我國一次性能源、水泥、鋼鐵、糧食、棉花、油料、肉類產品等生產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國內生產總值只有近一萬億美元，我們用同樣的能源、原材料生產出的價值量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4甚至是1/6。產業技術落后，使對產業質量、性能以及生產過程影響較大的技術設備進口不斷增加。據調查，在我國15個行業中，關鍵技術的掌握與應用及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水平比國際先進水平落后5—10年，個別行業則落后20—30年。產業技術水平的低下造成了產品和服務的檔次水平低以及對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不斷透支著經濟持續發展的資源，使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只能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獲取很小的份額，而對技術水平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又表現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隨著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優勢也將逐漸被侵蝕。
（三）各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不僅包括三大產業間的關系，而且包括各產業內部的結構構成狀況。從農業的情況來看，我們一直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但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我國現有農業生產方式，糧食作物和其他經濟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遠未達到現代化大農業的要求。貿工農一體化程度不高，大量的農民依然進行著維持基本生活的糧食生產，農產品深加工程度不夠。從工業來看，如前所述，結構嚴重失衡，低水平過剩與高技術層次產品的短缺并存。進出口結構的不合理源于工業內部結構的不合理，反過來又加劇了這種不合理狀況。第三產業內部發展也不平穩。第三產業中的傳統產業居于主要地位，新興產業和要素市場發展滯后，特別是教育、金融創新和交通運輸制約更為突出。
（四）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狀況嚴重。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中部和東部工業結構的相似率為93.5％，西部與中部工業結構的相似率為97.3％，分別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對全國30個省（市、區）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匯總統計后發現，各地所選的支柱產業大多集中在汽車、電子、石化、機械等工業上，而且產業內重點發展的行業和產品也極為相似。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地區均衡化的發展戰略，各地區在產業發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產業結構體系。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由于市場約束機制、風險機制不健全，投資主體權責利不對稱，以致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一再出現，加劇了地區結構的趨同。同時，各地方政府由于原有財政體制和國有經濟的原因，也成為經濟利益主體，同時也作為“政治人”追求政績，這種雙重身份導致其行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產值和速度，加劇了產業結構的趨同現象，地區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破壞了地區間、企業間合理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協作，無法實現集約經營和規模經濟，使社會資源配置處于低效或無效狀態，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布局和經濟持續發展。
（五）產業政策與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國以往的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拉平補齊的適應性調整，這種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不僅具有滯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實施過程中與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從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與勞動就業、城市化的關系問題。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對滯后，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同時，產業結構升級調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原有企業不斷積累相對富余的職工，這使就業壓力不斷增加。而就業問題的壓力又使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目標與其發生沖突，從而阻滯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業結構的剛性固化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增加了社會負擔，又減少了用于改進產業結構的資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產業結構的政策效果偏離了目標。
另外，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現在，發達國家幾乎所有重要產業都是大企業唱主角，不少經濟學家說我們正處在以大企業為軸心的經濟時代。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些關鍵產業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國在1979年汽車、平板玻璃、汽輪機與汽輪發動機、家用冰箱與冷柜、電視顯像管幾個行業最大五家企業的集中率分別為99％、92％、90％、85％和83％。但是，我國企業普遍競爭力不強，特別是缺少足以在國際上立足的大公司、企業集團。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數與我國國民經濟的規模不相適應。而且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應有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體現。
首先，產業結構調整大多是以政府為主體來進行的，政府不僅制定產業政策，而且親自參與到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政府對產業發展的大量干預不僅使信息在部門和層級之間的傳遞發生扭曲，而且存在地方政府和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實際效果明顯低于對政策效果的預期。
其次，大企業在技術創新能力上與國際先進水平仍然差距明顯，難以較好地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以R&D投入一項來看，世界500強的R&D投入占其銷售收入的比大都在5％—10％，有的甚至更高。而我國2000年2655家企業集團中，R&D投入只占主營業務收入的0.9％，超過5％的很少。大企業技術競爭力的落后阻礙了其帶動產業結構升級的能力。
再次，很多大企業所進行的兼并收購等資本經營活動單純為“做大”而進行，不能很好地發揮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很多資本經營活動脫離其基本的生產經營活動，短期內把企業做成了“胖子”，卻不能增強其內在素質，對產業內行業的發展和產業間關系的調整作用甚微。
三、積極發展大企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對策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兩個重要特征一個是大企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另一個是政府對經濟運行所實行的宏觀政策，而前者是后者產生效果的基礎。因此，我們有必要把以上兩項經濟任務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以大企業的發展來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一）明確大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體地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利益為導向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應承擔起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任。大企業、企業集團的產權多元化有助于企業家的職業化，使多元投資主體有動力在全社會范圍內選擇優秀的經營者。而市場優勝劣汰的壓力會使企業家真正做到行為長期化，狠抓技術創新，培育新的增長點，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帶動技術體系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企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不僅能夠帶動產業升級，而且能對產業結構的布局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要改變以往產業結構調整以政府為主體的不規范現象，使產業結構的調整真正依賴于微觀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來進行。
（二）通過大企業技術創新，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是產業關聯的本源要因，技術體系的變動推動產業結構的變動，技術體系的升級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R&D是技術創新的源泉，而R&D投入低、技術人員少—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產品市場占有率低—低利潤—R&D投入水平低、高素質人員缺乏，形成惡性循環，導致產業結構的升級沒有依靠。因此，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培育和發展大企業、企業集團的關鍵。而大企業由于其本身的實力雄厚，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相對于小企業來說都占有優勢。因此，在技術創新上也占有相對的優勢，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大企業和企業集團在一個產業中居于主導地位，中小企業圍繞大企業形成競爭協作的關系，大企業的技術進步勢必形成技術擴散，從而帶動整個產業的技術進步。
（三）以大企業的發展，推動地區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的發展有很多途徑，主要是自身積累和外部擴張的方式，其中又以以資產為紐帶的兼并重組為主要方式。企業之間的資產重組要以完善的資本市場為依托，以取得規模經濟效益為目的，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企業通過資產重組組建企業集團的過程也是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企業的資產重組是產權轉移的過程，而產權轉移又涉及生產諸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通過優勢企業對被并購企業生產諸要素的重組，逐步實現生產組織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組合。企業通過資產重組組成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集團，可以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來調整國有經濟的產業分布結構，將生產資源進行再優化配置。同時，按市場經濟原則組建企業集團，加強企業多種形式的聯合、兼并、控股等活動，通過企業組建跨部門、跨地區、跨所有制甚至跨國的大型公司和企業集團，能夠打破地區、部門分割，修正地方政府對資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各地區和部門原來分散的矛盾和利益變為集中和統一的利益，促使地區和部門對企業的管理真正向間接管理轉化。為解決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問題提供途徑。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采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稻作的生產問題，作一些配合的探討，以供交流。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余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占2.12%；其余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并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從良渚以后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筆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國學者的座談中，一位美國學者說，據他所知，中國的犁是從歐洲傳入的，筆者即簡單介紹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說明對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國外多作介紹。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并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后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后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6]進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并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7]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于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9]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筆者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并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于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10]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11]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
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于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于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后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于宋以前的文獻。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關鍵詞：中華文化，江海文化，土壤，氣候，如皋諺語
如皋這個“中國長壽之鄉”，一經中央電視臺播出后，立即震驚海內外，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建設中的如皋港，如何抓住機遇，發揚地方特色文化，構建長壽文化產業，對推動本地的經濟的快步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下面我從自然、人文、歷史等方面論述長壽文化，從而切合實際地析出長壽文化產業的構建思路。
（1），如皋長壽文化與中華文化。文化即“以文化之”，以文來改變社會和自然，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可以分成很多類，諸如中華文化、民族文化、長壽文化、盆景文化、江海文化、飲食文化。論文格式。。論文格式。。每一種文化都凝聚著此文化的精神、靈魂、性格、習俗等精髓。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又離不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社會環境，是人們在共同從事的生產生活中創造出來的。
中華文化體現的是龍的協和性精神，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清代馬彇<繹史>卷一引<無運歷年紀>認為：盤古開天劈地，死后獻出身軀，造福人類。“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為四極，五體為五岳，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作為開天劈地的創生神,龍是多種自然物象集合而產生的一種神物，是融合、協和、團結、凝聚的象征，是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而中華文化的古老哲學就是將世界分為天地陰陽兩極，《易經。系辭上》：“一陰一陽謂之道”，已經注意到事物的兩面及兩面之間的轉化關系。易經里的“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龍躍在淵”“飛龍在天”說龍何時積蓄力量，又何時能夠騰飛等，反映了事物發展的過程。龍有一個從神物到皇權再到品德涵養和祥瑞和諧的體現過程，成為現代社會中華兒女騰飛、祥瑞、振奮、開拓的文化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婚姻、服裝、雕刻、建筑等，民間有舞龍燈、坐龍船的習俗。
龍的精神反映了中華文化的理性和早熟的特征，從盤古劈開混沌的陰陽世界看，《周易》和《老子》則是開啟中華文化哲理智慧的鑰匙。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可道，非常道”，有大道方有大德，德者壽，“無為而無不為”，老子還提出“貴柔守雌”的道德規范，認為水是天下最柔的東西，但可以沖毀一切堅強的東西。這叫以柔克剛，太極拳的精神從此化來，成為養生的拳道。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幾千年來，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中心思想是“仁者，人也”。仁者壽。以人為本正是中華文化的主體精神，與天主教的“神文化”和印度的“鬼文化”是不同的。我國古代用來規范人與人的
“五倫”“十義”，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關系，劈除被統治
者利用的工具外，在權利和義務上是有道理的，對社會和諧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
無論儒家的孔孟，還是道家的老莊，都主張和諧，中華文化講究的就是人自然的和諧。人本思想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由儒道兩種主導中華文化看，如皋長壽文化透出兩點信息：一是尊老愛幼在如皋早成風氣，即仁者壽；二是“天人合一”思想左右了如皋人的心態，滲透到如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即與天同壽。
（2），如皋長壽文化與江海文化。南通地處長江下游和沿海的江海平原，江海文化代表了南通地區的特色文化。江海文化既有長江流域的源遠流長，又有海般的博大精深。水具有鮮活和精深沉穩的特性，表現為文化浸潤的內質性。同時浪花飛濺，激情澎湃，張揚個性，表現為文化骨胳的外顯性。中國河網密度最高的是長江三角州，江海平原上的城市是水流出來的驕子，江河雕塑了美麗的江海平原。江海平原地處黃淮與長江及東海的交匯地帶，有過多次的海陸變遷，人們與水沙交往深厚，對百川歸海、細流與博大、水流如血管、一路滋潤、生命之源等文化情有獨鐘。
江海平原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南北中心地帶，文化上的最大特點是兼融性歷史上，戰爭迫使人口流動此地是重要因素，如公元473年，越滅吳，向北移民，形成吳文化北上的趨勢。晉時戰亂頻繁，北方人口又南遷，必定南北文化相遇。這里舉個例子，福建永定縣的土樓，上百戶人家住在一棟樓里，里一層外四層的巨大的團樓，都是戰爭南流的客家人，他們住在一起，易守易攻，對付外來勢力。那么，江海平原歷史上，流離失所的人們，更是向往社會的和諧、安定、融合是可想而知的。江海文化兼融了中原文化（特別是齊魯文化）和吳文化（即良渚文化）的優點，形成了兼融互補的開放性文化。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工具上的三角犁、半月形鐮刀，至今江海地區還能見到，上世紀大量使用，現在多被機械化代替。植物上表現為水稻、蠶絲、菱角、葫蘆等。齊魯文化（大汶口文化），農業以種植、飼養豬最為發達，魚鹽業也很重要，水井大量使用，釀酒、紡織是手工業。
由江海文化的特點看,如皋長壽文化透出追求安逸、涵養兼容的信息，從而滲透到飲食、起居等生活的各個方面，慢慢顯示出獨特的長壽文化來。
（3），如皋長壽文化與自然條件。如皋的自然條件對長壽文化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土壤和氣候兩個要素上。
先說土壤，如皋是江海平原上有名的高沙土地帶，是戰爭年代'蘇中七捷'的主戰場和革命老區。地質學家認為“由廢黃河下游及淮河下游泥沙沖擊擺尾形成的”。沿長江一線，多為水中陸洲變遷而成。如皋可謂“百川歸沙”。高沙土是一種干粉型的細沙土，特點是漏水、貧瘦、高低不平。旱作物產量低，過去是南通地區最貧的縣。諺語：“一場大雨淚汪汪，三日無水塵飛揚，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兒他鄉做新郎。”解放后，如皋人民提出削平高沙土的口號，開民河、修渠道、筑魚塘。。。改變了高沙土的面貌。論文格式。高沙土的種植以雜為特征，有一年十八谷之稱：大麥、小麥、元麥、高梁、蕎麥、大豆、綠豆、豌豆、蠶豆、玉米、花生、山芋、蘿卜、甜菜、芝麻、赤豆等，經濟價值不高。自如皋長壽之鄉發現后，中國微量元素學會對其土壤及農作物進行化驗分析，驚奇的發現：河流沖擊物的土壤含有多種礦物質，使果疏含有多種有益元素，讓人體細胞免受氧化損害，保持免疫力。主要是鎘、鉛、汞含量極低，而硒含量極高。植物學家驚奇的發現如皋的土壤尤宜銀杏樹的生長。來到如皋您會發現家家有種銀杏樹的習慣。兒時就知道，九華鎮趙家村有銀杏樹圍徑可放18輛獨輪車的事實。神奇的高沙土給如皋長壽文化透出的信息就是：土是長壽文化的金元寶。
再說氣候,如皋位于北緯32C，為亞熱帶濕潤氣候，年平均溫度14C左右，氣候溫和，舒適宜人。年降水1056毫米左右，雨水充沛，空氣清新。需要強調的是，它的理想的人居之地是人長壽的自然基礎，只是因素之一。也就是說世界人居理想的氣候的地方很多，但并不都是長壽之鄉。如皋與廣西的長壽之鄉巴馬相比，情況不一樣。巴馬在山區，是封閉的自然環境，用天然氧吧來調節城市的喧囂，開發長壽旅游文化。如皋在平原，是非封閉性的自然環境，樹木沿河網格狀覆蓋，圈起網格狀的綠色農田，又多一層網格狀的
河流環繞，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然景觀。奇妙的是，如皋人同時把花卉盆景的氧吧搬進室內，凈化現代社會的空氣。如皋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花卉盆景之都”，是華東地區最大的花卉盆景基地。這就說明，如皋長壽文化不僅只自然的，而且是人文的、歷史的、開放的、社會的。諸如如派盆景、哨口風箏等藝術形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就是說如皋人民的藝術審美情趣不是一天就有的，審美愉悅是人的健康長壽重要因素，所謂書畫長壽，道理是一樣的。如皋長壽文化的這種非封閉的自然性、沿海平原的唯一性、人文情懷的深厚性，對當今社會有著更大的指導意義，對如皋長壽文化的開發有著更廣闊的空間。
（4）如皋長壽文化與歷史價值參考。一個非封閉性中國長壽之鄉，沒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的支撐，是不可能的。恰恰它就是長壽文化的精髓。如皋長壽之鄉是有歷史的，散落在城鄉的百歲坊、百歲莊、百歲巷、百歲橋、百歲渠等文化遺址說明了這一點。還產生了許多長壽名人，如三國大司馬呂岱97歲，北宋教育家胡爰85歲，清代文學家袁枚109歲。。。甚至有徐神翁列八仙、樂子長奇遇得道的神話傳奇。與長壽有關的民俗如過百路、千家米、百歲碗、也隨之反映出來。再看2003年的調查：145萬人口，百歲以上有251人，90歲以上有4000人，80歲以上有40001人，平均75。5歲。聯合國標準為百歲0。75/萬人，比之多5。5，比聯合國確定的發展中國家63歲的標準多11。5，調查說明長壽之鄉是一個長壽歷史的延續過程。下面列舉幾個如皋民間諺語：“魚在鍋中顛，全靠出水鮮。”是說魚米之鄉，水網密布，魚講究現撈現蒸。“飽時不忘饑，一干和二稀。”是說饑餓養生，每天以一頓干飯為宜。“摻兒米打了底，吃了能活九十幾”如皋以產雜糧吃雜糧著稱。“麥見黃，冷蒸嘗。”用青麥仁做成的食品。“麥上場，焦雪嘗。”用新麥仁先炒后磨份，再調成食品。“魚上火，肉生痰，豆腐青菜保平安。”“如皋人好奇怪，春來田間割野菜”要數母雞頭菜家家都有。“秋吃蘿卜夏吃姜，不勞醫生開藥方。”如皋特產養生蘿卜，如皋蘿卜干以香甜嫩脆早就名著九州。從如皋傳世的三大養生專著《食暜》、《壽世秘典》、《秦定養生論》看，如皋菜系是集淮揚菜、魯菜和江南蘇菜的優點，以養生為核心而形成的淡、雜、鮮、野的四大地方特色。“家有一老，勝過一寶。”是說孝敬老年人成為習貫。“人窮露肉，村窮露屋。”是說對環境養生的關注。“美不美不要緊，只要家中有盆景”是說如皋人的審美情趣和養生心態。“田野不煩躁，手拉風箏聽口哨”是說放如派哨口風箏的快樂。“平安求福，自然生壽。”是說天人合一。“八十小弟弟，九十不稀奇，百歲古來稀。”“水長流，樹長綠，人長壽。”“橫喂蘿卜豎喂漿，出得豬肉生奇香。”是說如皋特產蘿卜山芋，山芋藤里有漿，對人體有益，用它喂豬，人吃此豬肉特別養生。如式肉松、火腿、香腸為何獲國際金牌，是其原因之一。透過如皋的幾只諺語，我們看到如皋長壽文化不是單一的，有著深厚的文化底韻，廣泛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
以上簡要分析了如皋長壽文化與自然、人文歷史的關系。那么，如皋港作為建設中的新型港口城市，國家一類開放口岸，將如何構建長壽文化及長壽文化產業呢？于是，我作了如下思考：
A利用開放口岸和世界少有的奇特的土壤資源優勢，在WTO的世界市場體系中，主打幾種世界長壽文化產品名牌，最終將此建設成為世界長壽產品的生產、加工和出口主要基地，完成沙土變黃金的偉大革命。
B利用如皋港十分發達的海陸交通通道主打長壽文化生態旅游業，重點開發以淡、雜、鮮、野為地方特色的如皋長壽文化養生飲食業。同時，整頓規劃江道河港，建設江河網狀結構的與飲食文化配套的垂釣休閑型綠色生態系統。
C將長壽文化資源納入港城建設規劃體系中，形成將古典與現代結合、突出地方特色個性的的市容文化景觀。
D在構建地方特色文化藝術的同時，主打特色長壽藝術，形成一系列長壽文化藝術產業和納入各個系統的長壽文化事業。
參考文獻：如皋港城市建設紀要
一、當代前輩學者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論述
關于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當代許多前輩學者，已經留下了不泯的業績，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裴文中先生，字明華，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一書中，指出：“在我國歷史的傳說中有一個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時代，也許就是由龍山文化過渡到殷代文化的時代，我們可以暫時就把這個時代的文化假定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論文集》中，有“小屯龍山與仰韶”、“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兩篇論文，論述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殷文化的聯系，是討論從原始制公社到奴隸制社會的一把鑰匙。郭寶鈞先生字子衡，則有《中國青銅時代》專著，指出：“從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頗進步的甲骨文字，已超過象形階段，發展到會意組織階段，跨入形聲階段的邊緣，它是后代漢字之祖，為擺脫野蠻進入文明畛域人標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國文明的起源》專著，指出：中國文明的個性，它的特殊風格和特征，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已具有帶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國文明的形成過渡是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發展的。但是文明的誕生是一種質變，一種飛躍。所以有人稱它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國學者譽之為稀見的學識淵博。蘇秉琦先生在《關于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確指出：“上面已談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獨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時期，執玉帛者萬國。”陳夢家先生，筆名陳漫哉，新月派詩人，著有《殷墟卜辭綜述》、《殷代銅器》、《西周銅器斷代》、《漢簡綴述》等多書，畢生從事甲骨文、殷墟銅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學勛卓著，影響深遠。
而在今天趙芝荃先生、鄭光先生之於偃師二里頭，鄭振香先生、陳志達先生、劉一曼先生之於安陽殷墟，都在進行發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學術研究水平。
二、我對文明起源的研究過程
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應該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因為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也是世界大國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對於這個問題，我曾多年作過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國私有制和階級的起源① ；繼而研究了中國的國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國文明可以區分為王國文明與方國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談王國文明。在這樣研究的基礎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國文明起源的標準（或標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國文明起源是有標志的，也就是說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國悠久歷史的長河中，什么歷史現象出現了，才算得文明出現了呢？按照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就是國家的出現，并且也只有國家的出現，才算作文明出現⑥。有了文字出現還不行，海南島的黎族，臺灣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畫，但是兩族都沒有達到建立國家的階段，所以有文字圖畫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現，因為兩族并沒有建立國家。
四、我對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國文明起源在青銅時代經歷了一定階段。
中國仰韶時期，應已經出現金屬，到龍山文化時期，山東楊家圈發現銅煉渣，三里河出現銅錐，在龍山文化之后的二里頭文化，發現了鑄銅遺址，當然是已經進入青銅時代一定階段的跡象。
2、中國文明起源的經濟基礎
中國文明起源的經濟基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樣，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二里頭文化為粟作經濟，已有六畜，《尚書·皋陶謨》：“濬畎澮距川”，“畎澮”歷來以井田界標作解。
3、中國文明起源與階級關系
私有制的出現，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號大木槨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環與豬頭骨，而62號小墓連陶器都不見，這樣財富不均的情況，亦即私有制出現的標志。中國階級的出現，是在龍山文化時期，邯鄲澗溝房基內的四具人頭骨，均有砍傷痕跡。
4、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的出現
階級出現三、四百年以后，二里頭出現了宮殿址，證明已經有了國家的最高統治階級——王者，這種國家的出現，即文明出現的標志。
夏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宮殿，啟“大饗諸侯于鈞臺”。有神廟，《尚書》作夏社。有軍隊，《史記、吳太伯世家》：有眾一旅，旅是軍隊，一旅由五百人組成。
5、中國文明起源與文字
半坡陶器口緣上已見刻符，二里頭大口尊上已見近似文字的結構，為漢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僅是夏王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同樣它也提供了蜀方國文明和越方國文明。
6、中國文明形成的淵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跡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綠玉鏟、雞骨白玉臂環、陵陽河的玉壁、兩城鎮的玉坑和后來發現的饕餮紋玉錛等都是。
7、中國文明發展的不平衡性
當中原豫西伊、洛、河、濟之間，出現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時候，西北面甘肅仍見半山類型的彩陶，東北部內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壺，南方良渚文化更見黑衣陶簋，都沒有達到夏王朝的水平，顯示了不平衡性。根據以上對文明出現的一些認識，可以進一步探索王國文明與方國文明，而書經協和萬邦，是昭示王國文明、方國文明的最好啟迪。
五、王國文明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省偃師縣西南9公里二里頭村南，南面伊河，北鄰洛河，面積東西2.5公里，南北約1.5公里。《國語·周誥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證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記·正義》：“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這個洛陽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興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國之區，因而也是中國、中華民族進入國家階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區。
夏代已經進入青銅時代，當時的生產力，雖然二里頭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銅器的記錄，但是在二里頭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崗四期H617窖穴，已經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銅容器殘片。二里頭三期的銅工具，有銅錛、銅鑿、銅錐、銅刀、銅魚鉤。屬于兵器的有銅戈、銅戚、銅族，已有長兵和短兵。屬于飾物的圓形銅泡、圓形銅器、鑲嵌緣松石銅器。屬于禮器有銅爵，屬于樂器的有銅鈴。《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這些文獻都說明夏已煉銅鑄鼎了。
二里頭這個統轄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個首邑即首都，東西長五里，南北寬三里，中部發現了一號大宮殿址，在正方形夯土臺基上，筑成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的宮殿址，臺基中部偏北有一座東西長30米，南北寬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礎石的主殿，應是面闊八間、進深三間雙開門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宮門。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廡、宮門組成的偉壯宮殿。一號宮殿北150米處有二號大宮殿址，在二里頭像這樣的大片夯土臺基還有四十多座。當時必定是殿堂相連，坡頂櫛比，宮室之偉壯，正是我們祖國歷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總之，在二里頭出現了夏邑這個大都邑，出現了商人，出現了軍旅，出現漢字原始結構的文字符號，標志著從原始社會生產方式進入了奴隸制國家⑦
。這種奴隸制國家，也正是文明出現的標志，也就是出現王國文明的標準。
六、方國文明
方國為王畿以外之余國，夏朝商朝均有方國。《竹書紀年》相時，于夷來賓，少康時，方夷來賓，芬時，九夷來御，發時，諸夷賓于王門，而貢金九牧中的九牧，當為諸夷較大部落的首領，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應為方國。商代也有許多方國，即方伯，武丁時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亙方、羌方、龍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時有人方、盂方，這些方國的國家出現，即方國文明的出現。
蜀這個方國，也見于《殷墟書契乙編》5280卜辭，貞，蜀不其受年，即為例證。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國文明的對象，三星堆已經發現了燦爛的青銅文化，一號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龍柱形器，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銅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頭戴瓣狀冠，即資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顯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國青銅文化中也獨樹一幟。三星堆鑄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銅器，也正是蜀這個方國進入青銅文明的標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墻1800米，東墻1000米，西墻600米，北墻為鴨子河沖毀，周圍約十里，也正是蜀這個方國都邑的實態⑧。
七、結語
以上夏、商出現的王國文明，蜀出現的方國文明，都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出現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經濟為基礎出現的文明，如匈奴。有單于，匈奴稱為撐犂孤涂，匈奴語意稱天為撐犂，稱子為孤涂，即天子之。唯獨漁獵經濟不能產生文明。總之，文明的出現，既然是一些生產較發達的大的部族，從野蠻高級階段進入文明階段的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那就帶有廣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經歷的過程，那就帶有特殊性。方國文明賴王國文明以促進，王國文明賴方國文明而璀璨。這應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特點⑨。 注釋
①佟柱臣：《從考古材料試探我國的私有制和階級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從二里頭類型文化試探中國國家起源問題》，《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澤慶：《夏王朝——その傳承と文化財》，《人民中國》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問題》，《河南文博通訊》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國夏商王國文明與方國文明試論》，《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學習《起源》促進史前考古學的科學研究——紀念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發表一百周年筆談會》，《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
⑦佟柱臣：《二里頭文化和商周時代金屬器代替石骨蚌器的過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返回
關鍵詞：遺址遺跡；利用；綜述；研究現狀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148-04
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被稱為“無聲的紀錄片”。無論是站在建筑學、藝術學還是旅游學的角度，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我國擁有豐富的古跡資源，世界文化遺產多達28處，對其合理利用有利于延續傳統文化。有學者曾指出：文化是旅游之魂，為旅游注入品質內涵；旅游又為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提供廣闊市場[1]（張培端，2008）。
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載體，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的價值已得到廣泛認可，同時也是重要的、不可復制的社會資源。相關研究正不斷深入、范圍和方法也在不斷拓展。本文對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相關研究進展進行綜述，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作出展望。
一、相關概念界定
世界遺址遺跡研究領域的權威組織——國際古跡理事會（ICOMOS）于1964年頒布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威尼斯》）曾指出：“……歷史文物……不僅包含建筑，也包含任何能夠見證文明、社會發展及歷史事件的、來自于城市與鄉村的環境”；“它（遺跡）絕不局限于偉大的杰作，也可以是過去不太重要、但隨著時間流逝重新獲得文化象征的任何作品。”
遺址遺跡類資源應具備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反映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成就。在這一點上它與文物相同；但遺跡又是一種特殊文物，是不可人為移動的。
根據《文物保護法》，遺址遺跡類資源相當于如下范疇。
一是具有歷史文化、科學藝術價值的古遺址、建筑、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畫等；與著名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及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與教育意義、歷史價值的近現代重要史跡、建筑。
二是根據我國國情，具體表現為單體古建筑、歷史街區、歷史文化名城等形式。1972年法國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將文化遺產定義為“歷史文物、歷史建筑及人類文化遺址。”并進一步細分為“物質”和“非物質”兩種文化遺產。本文討論的“遺址遺跡”的概念則相當于“物質文化遺產”中“不可移動”這一部分。
《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將常見旅游資源劃分為8個大類、31個亞類、共計155種基本類型。其中遺址遺跡類（E類）旅游資源分類詳情，如下表所示[2]。
二、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及其利用研究現狀
參考文獻來自CNKI及互聯網等，年份從1999年至2011年。從研究方法看，早期以定性研究為主，兼有少量定量研究；近年來受國外研究影響、及數學建模工具大量引入，定量研究逐漸成為主流。
從研究內容看，1999年-2005年相關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資源開發、保護等領域；近年來在基礎研究繼續深入的同時，大遺址研究、旅游市場、資源開發與城鄉建設、公共管理及政府職能等逐漸成為新熱點。
（一）關于遺址遺跡類旅游地形象
旅游地形象是指旅游者對接待地旅游資源、產品和服務的總體印象及評價。由于資源同質化現象一直嚴重，鮮明的旅游形象便成為競爭力的基礎。
郭曉康（2011）針對山西平遙旅游發展現狀，提供確立當地旅游形象定位的一系列措施，如對建筑風格重新思考、引入“旅游形象識別系統（TCIS）”等[3]。李鋒（2008）借助Logit模型對影響古城鎮旅游前感知形象要素進行一系列研究，指出8個重要因子并分析其作用程度的大小[4]。陳建明（2008）利用SPSS從物質景觀、社會文化兩方面對鳳凰古城旅游形象要素進行分析，并研究旅游者類型對其影響[5]。
（二）關于遺址遺跡類旅游市場及旅游經濟
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市場綜合分析、旅游地經營模式的選擇等方面[6-10]。
侯建會（2009）通過比較山西、陜西兩省遺跡類旅游業發展特點及差異，指出并分析下列影響因素[6]：資源構成結構的差異；文化側重點的差異；價值認知與推介模式的差異。
他指出：“文化溝通與精神上的共鳴有助于提升旅游質量，因此應當建立文化產業與旅游業間的互動關系”。這也是未來開發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的必然趨勢。
劉青（2008）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四川成都主城區名勝古跡旅游行業競爭現狀[7]，結論可推廣到更大的市場范圍，為進一步研究同類市場提供參考。
當前，我國遺址遺跡類旅游區的典型經營模式有“轉讓式”和“管理式”兩種[8]。前者表現為政府向有關市場主體轉讓其對景區的經營、管理與收益權，傾向于市場化運作；后者需要行政部門直接推動，有一定的官辦壟斷性。
蔣滿元等（2008）針對文物古跡資源開發過程中涉及范圍的廣泛性、相關利益主體的復雜性，對有關經濟主體的行為進行博弈分析，認為在建立有效市場監管的前提下，輔之以恰當制度安排，才會推動各經濟主體由競爭走向合作[8]。薛婉珍（2009）認為評價文物古跡的經營管理應從保護狀況、經營績效兩方面考慮[9]。前者包括項目投入、政策執行力和完整性；后者包括經營管理活動帶來的實際收入、成本控制等。
多數遺跡類景點在開放后實行購票參觀，既是經濟手段又是管理手段。首先，為了避免過多游客活動造成破壞，門票起到控制游客數量的作用；其次，面對目前財政撥款不足的困境，門票收入也是景點經費重要來源。李曉東（2002）針對部分古跡景點門票價格過高現象進行研究，指出財政支持不力、彌補虛空、價格聽證缺失都不利于指導科學定價；另外商業化泛濫也使景區逐漸失去公益性質，成為某些單位賺取利潤的工具[10]。
近年來隨著大批景區實現免費參觀，這一問題已得到緩解。文物古跡的公益性質正在回歸。
（三）關于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
保護問題在全部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相關理論較為成熟的領域[11-21]。
隨著各地城市化進程加速，遺址遺跡的生存空間日趨狹窄，與外來開發的沖突也在不斷增多。寧夏曾發生一系列古墓葬在商業開發中被損毀事件，部分文物甚至被開發商私人占有[11]。2012年初重慶行營被開發商強行拆除事件[12]，再次刺痛了媒體及民眾的神經。城市建設規劃與文物保護兩者間的脫節，將考驗決策者的素養及政治素質[13]。
關于開發與保護的爭論由來已久，文獻頗多。王小斌（2009）結合四川彝族“漁沙拉聚落”保護規劃與當地旅游業發展，認為邊遠村落民族心理較為穩定，不易受外來文化沖擊。若在良性思想指導下適度發展旅游業，對其民族文化的保護、挖掘、整理和展現有積極推動作用[14]。宋子千、宋瑞（2010）針對周莊、宏村等4個古村鎮，在對居民、專家兩個群體調查基礎上利用成本—收益模型對當地旅游開發效果評價進行實證研究[15]，認為旅游開發總體來說是利大于弊。總之在這個問題上，一切偏激思想都是需要摒棄的。我們反對任何短視行為，也反對一味保護而放棄開發的行為。因此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還將持續存在。
張柏（2005）認為應關注對遺址遺跡周邊環境的保護[16]，包括物質環境與歷史文化環境。由于環境具有動態性，要根據變化的性質謹慎對待。羅述龍等（2010）根據深圳寶安區文物古跡現狀，運用“主因子法”對該區80余處文物古跡按其內在價值、保護狀況、影響因素等進行定量評估，劃分為3類預警方案，以此為依據制定保護與開發措施[17]。
古跡、古建筑作為城市景觀特色重要構成部分，通過科學規劃，完全會使歷史遺存及其周邊特色環境在新環境里繼續發揮功用。陳軍（2005）從寶應縣城鎮規劃案例出發，提出城市更新應考慮保護古跡、塑造特色、完善功能等方面，使古跡在當代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護[18]。吳良墉（2009）認為城市功能區、交通線及生態系統的設置都要針對“城市性質如何為旅游發展服務”這一問題，既保持古城整體性又要控制周邊環境[19]。鄒珺（2004）指出各地古跡規劃多隸屬于總體規劃，由于《城市規劃法》有其自身缺陷（如政府自由裁量權過大），古跡規劃很容易帶有傳統城市規劃的缺點；另一方面，當前各地建設規劃多委托專業機構或高等院校設計，較為程式化，往往脫離實際或違背設計者初衷[20]。于學文（1999）通過回顧北京市數十年來發展過程中古跡保護工作的經驗教訓[21]，認為應利用“控制性詳細規劃”對古跡周邊地帶提出明確的建設控制要求，并建議利用經濟杠桿協調兩者間的關系。
（四）關于“大遺址”類資源的研究
“大遺址”概念，是我國近年來針對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保護的需要而提出的。目前在我國2 351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古墓葬及古遺址占到710處，其中“大遺址”為583處[22]。
“大遺址”最早由蘇秉琦于1980年代提出[23]；1997年《關于加強與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首次以官方形式提出“大遺址”概念[24]，當時專指“大型古文化遺址”；繼2005年設立“大遺址”專項保護經費后，“十一五”規劃正式確定將重點保護100處大遺址；2009年“中國大遺址保護洛陽論壇”提出：我國初步形成“長城、京杭大運河、絲綢之路‘三條線’、西安洛陽‘兩大片區’為核心，100處重要大遺址”的格局[25]。一時間“大遺址”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
從“遺址”到“大遺址”，正是我國遺址保護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環節[26]。由于這是個相對較新的概念，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作出權威定義。相關研究集中于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規劃制定、大遺址與周邊環境及城鄉建設的關系等方面。
從屬性上看，傅清遠（2008）認為大遺址專指那些在規模及文化價值上突出的文化遺址，具有遺存豐富、信息量大、不可再生的特點[27]。張忠培認為大遺址除具有藝術、科學、歷史價值，還有文化價值[23]。指出大遺址“不但包括各王朝或民族政權遺留的、有代表性的遺跡、陵墓、地下遺存物及交通遺址，也包括根據歷史傳說修建的紀念性建筑物（如黃帝陵）等”。
從規模上看，孟憲民（2001）指出大遺址是古人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建設、從事生產生活的遺存[28]，是“大規模的文化、環境遺產”，認為它與自然歷史環境相關，具有一種自為或計劃的群體系統。董欣（2004）認為“面積在3km2以上、有明顯區域性”即符合大遺址特征[29]。朱光亞、崔明（2006）認為大遺址并非新的遺址類型，而是各種大型古代文化遺存[29]。張祖群（2006）指出大遺址可界定為“具有重要價值的大面積文化遺存”。其“大”的概念體現在相對規模大、綜合價值大、存在問題大、保護難度大等方面[30]。
通過總結思考，筆者認為“大遺址”應具備如下特征。
1.依托于單個或數個有關聯的文物單位。范圍除中心區域，也包括周邊任何相關環境、風貌等。
2.面積達到一定規模，埋藏有較豐富或重要的文物、古遺跡等。具有較高的科研價值和一定社會影響力。
3.周邊環境較為復雜，可能涉及多個管轄部門。
4.多為露天形態，易受外來損害。
《威尼斯》指出“保護文物建筑，意味著要保護其周邊環境”。白海峰（2008）以大遺址環境為切入點研究西安附近漢長安城、大明宮遺址等保護利用情況，認為大遺址環境整治應與所在區域發展相結合[31]。冀和（2007）以通濟渠為例探討“線形大遺址”這一特殊形態大遺址的保護問題，認為它實質上是穿越不同行政區域的“文化帶”，合理保護有利于沿線地區城鄉建設、提高社會經濟效益[32]。肖莉（2010）認為大遺址屬于土地資源，兼具土地價值與遺產價值。但兩者效益常存在矛盾，因此首先要從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入手[25]。事實上，對大遺址保護與利用并行、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已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樊海強（2005）認為實現大遺址的產業化經營應堅持主體多元化、保護展示現代化、開發深度化、商品市場化、管理科學化[33]。
關于大遺址與社區關系的研究，趙宇鳴、趙榮（2006）利用薩繆爾森的“外部性理論”分析大遺址保護區的居民行為，提出消除“負外部性”的措施是加大政府的購買支出[34]。張宏（2009）通過研究漢長安城內部聚落發展趨勢及其對遺址的影響，提出解決聚落搬遷問題的措施[35]。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指出“大遺址保護與利用應作為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內容，不斷創新展示與利用模式[22]”，近年來各地在不斷摸索大遺址保護利用的新思路。2001年浙江批準設立“良渚管理區”并設立專門管理機構、創新管理模式[36]；還有人建議在大遺址密集地設立國家級保護區[37]，認為有利于統一保護利用、取得政策技術支持等。
三、總結與展望
總體來看，關于遺址遺跡類資源與旅游業的研究仍有限，但涉及面廣，已有一定建樹。從文獻來源看，近年來核心期刊的文章數量有所增多，涉及各個領域（表2）
（一）研究對象
縱觀全文，目前遺址遺跡類旅游資源文獻多集中于旅游市場及目的地研究、旅游資源、綜合規劃、旅游與環境及社區的關系等；而有關旅游者心理及行為、線路設置、旅游產品開發等則是今后需要關注的方向。
由于遺址遺跡類資源研究處于學術交叉領域，文獻多以建筑類、高校學報及綜合性雜志為主，純旅游研究型雜志寥寥無幾。作為旅游研究的前沿陣地，旅游學術刊物應更加重視遺跡類旅游資源在旅游業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方法
未來旅游學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實證研究，可進一步分為數理研究、案例研究等，要求研究者能夠提出假設并加以驗證。相對于國外同類文獻以實踐性強、視野廣闊著稱的特點，國內文獻目前仍停留在感性階段，以理論構建與前沿性研究為主。近年來定量研究、個案研究已有長足進步，多為定性與定量方法兼備。但研究方法、研究領域等略顯單一，且多照搬國外相關經驗。這也反映了中西方旅游課程教育模式的不同。
（三）研究區域
目前研究以中東部旅游較發達省份最為活躍；西部地區則以大遺址領域為主，綜合型研究仍然匱乏。西部民族區域（、青海、新疆等）擁有豐富古跡資源及特色文化，近年來隨著區域開發的不斷深入，當地旅游業發展如火如荼，相關文獻已有一定數量，如羅會光（2008）分析新疆新和縣文化古跡資源開發利用的利弊[38]；次旺（2011）就的古跡資源及開發價值作了初步探討[39]等。受環境及研究方法所限，以基礎型研究為主，實證分析尚不深入；涉及宗教旅游、生態等專題性研究也相對缺乏。填補相關空白有助于全社會更好地了解當地旅游資源及旅游業。
（四）研究展望
隨著全社會對于遺址遺跡的討論不斷升溫，良好外部環境有利于推動相關研究進展。
我國擁有日益龐大和完善的旅游市場，面對劇增的境外旅客，遺址遺跡類資源日益成為對外宣傳本國悠久歷史及特色文化的重要基地，地位愈加明顯。在深入基礎研究的同時，以資源密集區為重點、以國內外相關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拓寬視野和方法成為當務之急。
通過回顧十余年來研究軌跡，旅游資源、旅游產業、旅游規劃等傳統領域仍占據主流；有關交通設施、旅游者特征、市場營銷、產業政策等新興研究仍具發展潛力。近年來隨著我國文化旅游業快速發展，遺址遺跡類資源商品化、產業化程度日益提高。由于各地的資源在規模、價值及功能上各不相同，如何合理選擇及評價開發方向、開發模式，值得探討。
從研究方法上看，針對前沿理論的綜述、定性研究將趨于穩定；針對實證的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將持續增長。由于研究對象的隨機性及建模的不嚴密性，研究結論存在局限。因此某些開創性研究仍有必要深入開展，在不同區域和文化環境中接受更多驗證。
從政府及社會扶持力度來看，近年來源于各級科研基金、特別是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正在增多，對旅游學術研究的重視度在加大。未來針對遺址遺跡類資源的研究需要更多聯系實際，真正服務于旅游學科及地方旅游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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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五次年會；環渤海考古學研究；論文綜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國考古學會主辦，河北省文物局協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辦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五次年會在石家莊市召開。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考古文博機構、高等院校等團體會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成員，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機構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會議。會議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王巍研究員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詢孫士彬，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等出會開幕式，并分別致辭。大會共收到論文及摘要139篇，根據提交論文所涉及的歷史時段及研究方向，與會代表分六個小組進行了學術研討和交流。與會的專家學者本著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精神，圍繞大會主題“環渤海考古學研究和其他考古學問題”展開認真研討，會議討論氣氛熱烈，收獲頗豐。現就本次年會的主要研究內容作簡要綜述。
一、環渤海考古學研究
中國考古學會年會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開，而以環渤海考古為主題的考古學會議，自1986年由蘇秉琦提出以來，已先后在長島、臨淄、大連、石家莊、天津舉行了五次，這是第六次召開。
（一）整個環渤海地區
甘才超在《環渤海地區舊石器考古及相關問題探討》中，系統介紹了環渤海地區舊石器考古發現及研究狀況，歸納出了這一區域內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一些階段性特點，并探討了該地區舊石器文化發展與自然環境演變的關系。周向永研究了環渤海背景下的遼北史前考古學文化變遷的歷程。在《環渤海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研究》一文中，霍東峰將環渤海沿岸地區劃分為六個地理單元，把該地區新石器時代劃分為三大階段五期，構建了環渤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從考古學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統三個不同的層次和角度，對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歸納和總結。段天在《夏時期環渤海地區文化互動的考古學觀察》中，對環渤海地區夏時期諸考古學文化遺存進行了梳理，將其分成環渤海地區東部的泰沂山地、膠東與遼東半島、環渤海地區東北部的下遼河平原與遼東丘陵北部、環渤海地區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區、環渤海西部和南部的華北平原等文化區域，揭示了各區域的文化結構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區域間的文化互動與交流。姚樂音的《試析渤海文化中的漢文化因素》一文，從史籍記載的思想意識形態、、社會習俗和考古資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類型等方面，展現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點探討了渤海文化中的漢文化因素。王永波認真研究了黃、渤海兩岸考古學文化與古族關系。
（二）燕趙地區
關于燕趙地區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遺存初探》中，對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進行了梳理，認為燕山南北地區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異，在較早階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來自北方地區持續影響的結果，而在相當于趙寶溝文化時期的第三期則表現出了燕山南北地區相互影響的態勢，最終燕山南麓地區逐漸脫離了筒形罐文化區。在《冀南豫北地區龍山時代早期文化初探》中，喬登云對冀南豫北地區龍山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的考古發現及研究現狀進行了梳理，探討了該遺存的文化內涵與特點、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問題。張曉崢在《試論邯鄲地區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遺存》中，將邯鄲地區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遺存分為六段，合并為早、中、晚三期：早期遺存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遺存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遺存年代定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據夏至早商時期遺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為界，將冀中地區分為南、北二區，冀中北區夏時期存在下岳各莊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及大坨頭文化，冀中南區以南馬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地處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地帶。石磊從燕的興起與滅亡、構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闡釋了燕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和諸文化之間相互影響，不斷發展，并逐漸融合為一個整體，形成更大的統一。張星德在《西寨遺址陶器再認識――兼談趙寶溝文化起源》中，對西寨遺址出土的陶器進行了詳細分期，探討了其文化特征與趙寶溝文化早、晚期的對應關系，認為西寨遺址遺存屬于趙寶溝文化，而趙寶溝文化是興隆洼文化三期與磁山文化碰撞的結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營子文化、凌河類型新考――關于遼西地區四種考古學文化遺存性質的再認識》中，趙賓福對遼西地區四種考古學文化遺存的性質提出了新認識：富河文化是趙寶溝文化分布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一個地方類型；小河沿文化與紅山文化中晚期同時，并且是紅山文化的平民遺存；魏營子文化是高臺山文化晚期拓展到遼西地區的一個地方類型；凌河類型是雙房文化拓展到遼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個地方類型。趙曉剛在《新樂上層文化聚落形態初識》中，從對新樂上層文化遺址在分布和選址，聚落內部環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遺跡形態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總結出了新樂上層文化聚落形態的一般特點，并對其中所反映出的人類行為或社會結構等進行了探討。張翠敏在《論雙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與雙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東龍山文化強烈影響的同一文化譜系下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主體均屬于遼南土著文化系統，雙砣子一期尚未進入青銅時代。賈笑冰以近年在遼東廣鹿島小珠山、吳家村和洪子東遺址的考古發現為基礎，對遼東半島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譜系問題提出了新的認識。朱乃誠根據之前的考古發現與反映紅山文化文明化進程有關的一些考古學現象，探討了遼西地區早期文明的特點及相關問題。楊建華在《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歐亞草原的遠程交往》中，將圖瓦阿爾然大墓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進行了比較，發現兩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說明了它們可能通過技術轉讓或者文化認同的方式進行了遠程交往，但它們的起源是各自獨立的。洪猛的《淺析冀北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與玉皇廟文化的發展及其相關問題》，探析了以冀北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與玉皇廟文化發展為中心的區域文化演進、生業變化和族屬等問題。在《昌平張營遺址與周鄰早期青銅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寧對北京市昌平區張營遺址進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較其與夏家店下層、朱開溝、岳石、下岳各莊、晉中、下七垣諸考古學文化與地區的聯系，總結了張營遺址與外界交流的特點及原因。王嗣洲以遼東半島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學文化現象為基礎，分析了其文化發展的強弱態勢和內在關系。肖景全、鄭辰以撫順地區的考古資料為中心，探討了遼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相關問題。
關于燕趙地區的遺址、城址研究。王法崗、謝飛在《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層中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指出，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層內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石器工業可以歸為石片石器的工業類型，屬于中國北方以小石器為主的主工業類型，表現出很強的繼承性，體現出區域漸進的特點。盛立雙、王春雪在《天津地區舊石器材料及石器工業類型的初步研究――兼論與環渤海地區石器工業之間的關系》中，對天津地區舊石器材料及石器工業類型進行了研究，認為天津地區和泥河灣盆地、東北地區南部等環渤海地區在文化面貌上有著密切聯系，同屬于一個大的文化區，這種文化上的相似，應理解為類同，而非趨同，是某種文化特征在時空上連續分布所造成的傳播遷徙。趙春青在《動態解讀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動態變化過程，認為北福地聚落開創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臺市文物管理處介紹了邢臺任縣南宋村商周遺址的考古發掘情況。廊坊市文物管理處對廊坊地區史前遺存的發現與研究進行了梳理。張童心、王斌對河北元氏龍正遺址與漢常山郡（國）發掘所出器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龍正遺址可能為常山郡（國）周邊一處制陶作坊遺址。張守義結合考古調查資料及相關史料，對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進行了考證。白瑞杰對豐寧境內遼金時期的古城址、遺址、墓葬、塔址等進行了研究。田淑華、白瑞杰對承德遼金元時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證。陳山、劉明對遼陽、沈陽、撫順境內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規模、結構、功能和歷史沿革進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嶺寺建筑址為“廟”說》中，對金嶺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質進行了研究，認為它的年代上限當晚于龍城始建的341年，是禮制性建筑，為“慕容廟”。胡強對州的歷史沿革及其官署遺址出土的建筑遺物進行了研究。劉子龍根據平泉會州城城址的現存遺跡、城內出土的文物和標本及附近的古遺跡情況，對其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進行了研究。徐文英對燕下都和靈壽故城的異同進行了細致比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陳偉、雷建紅的《論戰國中山靈壽城的“市”》指出，《戰國中山國靈壽城：1975～1993年考古發掘報告》中九號、十號夯土建筑遺跡的性質為“市”，并依據城址出土的相關遺物和遺跡，進一步探討了靈壽城內“市”產生的原因。黃信在《論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顧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并對進一步開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過對柿子灘遺址與南莊頭遺址進行細致比較，得出柿子灘遺址群可分三期的結論。
關于燕趙地區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繼紅在《玉皇廟文化青銅帶鉤研究》中，對玉皇廟文化的青銅帶鉤進行了分類及分型分式，并對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斷代進行了研究，從而總結出不同類別的幾種主要型式的帶鉤在發展演變過程中的規律性特點，并就青銅帶鉤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在《略論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中，胡傳聳考察了遼西大凌河流域的馬廠溝、北洞村、山灣子、小波汰溝等地先后發現的六處商周時代的銅器窖藏，對這六處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它們可能分別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個時期。秦進才對滿城漢墓銅器銘文紀年進行了研究。相軍在《京津冀地區兩漢諸侯王墓隨葬陶器和車馬研究》中指出，西漢中期偏早階段的仿銅陶禮器在陶器構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漢中期早段全國尚未形成明確統一的車馬隨葬制度，至西漢晚期，車馬隨葬制度逐漸統一。劉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陘盤龍冶爐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隨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體出土地點、窯口、產地、特征、窯口性質、意義等，這對進一步認識井陘窯具有重要意義，且為唐與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變和年代劃分提供了重要依據。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窯白瓷及其相關問題》認為，北宋早期定窯就已發明了覆燒工藝。在《我國北方瓷器出現及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以窯址為中心》中，王建保通過對臨漳曹村窯和鞏義白河窯等北方早期窯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認識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發展路徑，而白釉瓷器則是沿著“化妝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兩個軌跡發展。韓維龍、馮永驅在《河南境內發現宋金元時期磁州窯系瓷器的考古學觀察――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平頂山段考古發現為例》中，從種類、器形和裝飾等方面，將河南境內已發現的屬于磁州窯系的瓷器與河北觀臺磁州窯的瓷器進行了對比分析，探討了宋金元時期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問題。
關于燕趙地區墓葬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韓立森在《趙王陵陵園規制初探》中，從陵區選擇、陵園布局和形制、陵區的防御設施、陵園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趙王陵的陵園規制。成瑭重新審視了燕下都辛莊頭30號墓的年代與性質問題，認為該墓葬的年代應該在戰國晚期，墓主應該是與東北地區及朝鮮半島有密切聯系的燕國將領。滕銘予、張亮在《葫蘆溝墓地的年代及相關問題》中指出，葫蘆溝墓地的年代跨度大體上從春秋中期晚段到戰國早期，墓主很可能是與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廟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間既有很緊密的聯系，又有所區別。張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區隋唐紀年墓葬類型分析》中，從墓葬形制和神煞俑兩個方面，對唐河北道南部地區隋唐紀年墓葬的類型進行了詳細分析。郭濟橋在《河北隆堯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稱考略》中，介紹了河北隆堯唐陵的勘探成果，確定了其范圍、布局。梅鵬云在《宣化遼代壁畫墓樂舞“大曲”說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遼代壁畫墓樂舞的情況，對“大曲”說表示質疑，并提出了新見解。在《試論大興北程莊遼墓墓門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興北程莊墓地中發現的遼代墓門仿木建筑進行了探討，將墓門的建筑情況分為四型，提出墓門的結構、裝飾與墓葬的年代有關，可能是建墓時所參考的現實中的建筑有所差異造成的。張林虎對2003―2004年石臺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進行了研究。
關于燕趙地區長城研究。李文龍在《河北北部戰國燕北長城的調查與研究――兼論東周燕文化的北漸》中，對河北北部戰國燕北長城的調查與研究進行了梳理，認為燕國北長城不是以“復線”的方式修筑了南北兩條，而只有南面一條，北側的“赤北長城”是秦代所修。鄭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長城碑刻，重點從功能和形制上對其進行了分類。鄭紹宗在《河北省古代長城綜合研究》中，詳細介紹了河北近年長城調查的情況，對明代之前的長城分布、走向以及長度、形制作了具體的介紹，特別是對長度的測量已十分精確。朱永剛探討了燕秦漢長城與東北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若干問題。
關于燕趙地區動植物研究。羅運兵在《華北地區先秦時期鱷骨遺存解析》中，對鱷骨骸遺存進行了分類梳理，著重討論了鼉類在華北的生態分布及其開發利用情況，特別是有關墓葬中出土的鱷皮制品，并對相關的古史傳說（如豢龍、御龍）作了解析。高建強等在《中國家豬的起源馴化研究――來自磁山遺址古代豬遺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距今約7400年的7個古代豬遺存的考古學信息和線粒體DNA，推測黃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遺址和以南的河南賈湖遺址范圍內，可能正是中國北方地區家豬的起源馴化中心。
（三）齊魯地區
關于齊魯地區考古文化的研究。劉延常、徐倩倩在《山東地區燕文化遺存分析》中，探討了燕文化與齊魯文化的關系。在《膠東地區周代地方文化遺存》中，王富強梳理了膠東地區周代地方文化遺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門文化晚期的一些遺址雖然發現了少量齊文化的繩紋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齊文化的影響所致，齊文化真正對東方的經營應該是從西周中期開始。
關于齊魯地區遺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試論高青陳莊遺址的性質》討論了該遺址的性質，認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滅薄姑之后，將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堅守的邊防要地。高明奎、鄭同修則討論了高青陳莊西周祭壇的性質，認為它是祭祀地的社壇，城址為齊國卿大夫級的城邑，故社壇可能為“置社”。方輝從山東滕州前掌大遺址的地望、墓地延續時間入手，結合歷史文獻及海岱地區商末周初聚落形態的變遷，推斷其屬于商周時期的薛國遺存。在《營丘考疑――昌樂營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認為營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營丘，也不會是春秋時期杞國之都緣陵，營陵城營建于西漢早期，或為始建于西漢早期的營陵侯國之都城，或為北海郡所營建之郡城。
關于齊魯地區的器物研究。陳雪香、方輝介紹了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錦炎對齊侯子仲姜鬲進行了考證。
關于齊魯地區的鹽業考古。黨浩在《齊國制鹽業探析――從昌邑鹽業調查看起》中，依據山東省昌邑市大規模的周代鹽業遺址群的調查材料，對周代齊國的鹽業發展狀況作了細致分析。
關于齊魯地區的動植物研究。宋艷波在《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出土魚骨研究》中，運用動物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分析了山東新石器時代先民對魚的使用情況。王芬在《即墨北阡遺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結構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漁業和農耕為主、狩獵或養殖為輔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稻作農業的植物考古證據》中，對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農業才從長江流域傳播到黃河流域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作為海岱地區核心地帶的山東高地周圍8000年前的遺址中已經有稻遺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學問題
本次年會除重點討論環渤海地區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國其他地區考古學研究的諸多領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馮小波以湖北省鄖縣人遺址和廣西百色盆地那賴遺址為例，總結了南方舊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國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對世界范圍的人類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遺存進行了細致分析，認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時代”應該摒棄，重新解讀了“新石器時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時期的中國南部和東南半島的北部區域，為掌握和平工業技術的北部邊緣人群，也即我們炎黃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結論。何金龍探討了哀牢國的發展歷程，認為哀牢國在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國境內存在過的唯一由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民族建立的古國。劉曉東認為，松花江上游的遺存主要有榆樹老河深上層遺存、永吉楊屯三期遺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貫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國時期，存在鮮卑、高句麗、三種文化因素，進而對遺存中文化因素進行了分期研究，并討論了這幾處遺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與各發展階段的對應關系。劉志巖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區新石器至漢代遺存，初步建立起了該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時空框架。陳淑卿以大南溝、姜家梁、哈喇海溝墓地為例，對小河沿文化性別進行了研究，認為前人所謂的小河沿文化“社會生產男主女從、社會地位男高女低”的結論并不成立。陳祖軍通過對曲貢遺址早期遺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態、類別等方面進行了比較，重新劃分了器物類別與型式，結合器物出土層位關系、組合與型式演變趨勢，認為曲貢文化可劃分為二期三段。趙東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進取模式和統治策略，以及隱藏在背后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深層原因。
有關遺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陸永福、李文鑫通過對貴州省貞豐縣魯容鄉灑若橋史前文化遺址所獲材料進行器物分類、特征描述、對比分析，探討了該遺址的文化特性。徐長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發現為基礎，推斷老虎墩上層文化遺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類型，距今約5000―4500年左右。林強對廣西近年出土的一種極富特點的大石鏟及相關遺址進行了介紹，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選擇、加工技術、文化性質等問題。何艷杰在《商代祭祀中“毀廟”遺跡假說――從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青銅構件談起》中，對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建筑構件的實物形制、埋藏地點、廢棄原因等進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構件應該是檐飾，是人為廢棄的，廢棄原因一是因為商代可能存在“毀廟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亂”中的人為毀廟。潘玲對內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內八個與鮮卑相關的遺存年代進行了探討。魏堅、張曉瑋從古城形制和建筑規模入手，對比居延地區調查測繪的漢代邊城考古成果，認為該城始建于漢代，并是漢代這一地區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晉以后沿用。何繼英對上海志丹苑發掘的元代水閘進行了細致研究，梳理了文獻資料，對建筑工藝以及成就形成了結論。王元林對東亞早期建筑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進行了考古學考察。樓建龍對福州城市考古進行了綜述。王志剛重新審視了國內城的年代問題，認為城的始建年代應不早于4世紀。孟華平探討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以及原因。王育龍對西漢時期的儋耳郡城與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況進行了綜述，討論了兩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亞岐從考古學視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顯現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層次結構，提出它們分別是秦都城、秦城與秦邑三類。戴向明介紹了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近年發掘的主要收獲。惠夕平介紹了滎陽官莊遺址2011―2012年的重要發現。何國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遺存考古調查的初步收獲做了簡述。高大倫介紹了米倉道考古探險調查的主要收獲。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對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進行了探討。李新全通過對神樹紋瓦當造型與紋樣的研究，揭示了天圓地方、兩極、統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頭在古蜀國，而不是燕國。宮希成介紹了安徽出土的5件銅鐃，對它們的年代即“最早為商代，最晚為春秋”提出了質疑，認為應是商代晚期，并探討了銅鐃的功能，認為小鐃是用來演奏旋律的，大鐃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風雨、雷電、星辰之神器。聶菲對湖南地區楚墓所出漆器進行了全面梳理，在對楚漆器進行分區與分期的基礎上，對各區漆器的特點、區域內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進行了探討。霍巍在《試論考古發現的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中，對近年來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屬器進行了考古學的年代學、類型學分析，認為從進入金屬器產生和流行的時代、金屬工藝的表現形式、金屬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個方面，都與周邊地區大體上同步或僅僅稍晚，其間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軍探討了我國北方系青銅器科學價值的意義，并提出了新看法。閆介紹了長寧遺址出土的細石器，比較了它與青海史前細石器之間的異同，認為長寧遺址出土的細石器歸屬于華北細石器傳統的延續，青海齊家文化的細石器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和甘肅武威皇娘娘臺等齊家文化的細石器工業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可能代表了青海齊家文化的地域特點。韓金秋在《從靴形器看騎馬術在北方地帶的出現和擴展》中，對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紅墓葬出土的銅靴形器進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興起與北方地帶傳統的低腰皮靴沒有必然的聯系，而與騎馬術在北方地帶的興起有密切關系；高紅靴形器的出現與商周之際北方民族游動性增強的趨勢相符，以高紅墓葬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導致了此后騎馬術在北方地帶的擴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現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影響的直接反映。黃錦前在《說“盞盂”――兼論楚系盞盂的形態與功能》中，從文字和器形兩方面加以考察，認為作為器物自名的、等字，應釋作“盂”，進而主要據楚系有自名的盞的有關材料，從器物形制、自名及古書的相關記載等方面作了綜合分析，認為盞與鼎、盆及盂等器類之間有著很密切的親緣關系，盞雖系楚系銅器中所特有的器類，但其部分類型明顯受同時期中原文化的影響，在禮器中的功用與地位大致與敦、相當。院文清對仿銅漆禮器的類別、造型、組合、性質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胡金華在對已發現的西漢黃金貨幣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西漢麟形象的考證，重新對《漢書?武帝紀》中記載的西漢麟趾金進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漢代出土陶圓爐的發現與研究》中，對漢代黃河中下游地區出土的陶圓爐進行了梳理，認為陶圓爐的時空分布特點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的，同時其時空分布的變化是與漢代氣候的變化相適應的，是人們適應氣候變化的產物。梁志龍根據帶扣外部扣環的形狀，結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裝工藝等的不同特征，將高句麗帶扣劃分為四種類型。丘剛依據海南島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絲綢之路。陳杰、夏浙新從考古實證與文獻資料兩方面，對歷史時期琮的意義進行了細致研究，認為琮在傳播的過程中雖然逐漸喪失了良渚文化時期原有的宗教觀念，但是作為玉禮器之一，卻被歷史時期的文獻典籍不斷強化，成為中國玉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強、何安益根據歷年調查、發掘、研究的相關成果，從廣西永福窯田嶺窯址青瓷器所體現的工藝特征角度考察，嘗試梳理該窯址的青瓷器技術發展脈絡，認為窯田嶺窯址不應完全歸入耀州窯系。
墓葬及相關問題研究。蔣志龍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結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會結構。史黨社探究了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的意義。丁巖以咸陽原戰國秦陵園布局模式為例，認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園布局模式的新發展，漢承秦制，西漢也實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園布局形式。孫偉剛從建筑結構、特點及管理等方面論述了秦漢帝陵寢園，認為秦漢帝陵的寢園開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側西部的陵寢建筑遺址為秦漢帝陵寢園的雛形，為秦漢帝陵中結構最復雜、形制最完善的寢園建筑，并奠定了漢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寢園的形制結構。申茂盛通過對秦陵地區考古資料的梳理、整合，認為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中必須建立起陵區、陵兆域、陵園、帝陵園的概念，明晰它們各自的范圍，理清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秦始皇陵應該是四墓道的“亞”字形大墓。田正標對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變遷與越國墓葬制度的形成進行了分析。梁云對涇河上游西周時期的殷遺民墓葬進行了系統研究，指出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應是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屬部隊的軍事將領，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邊部隊的駐地范圍。郎旭峰、楊金東從土墩墓的形制與結構、隨葬品組合及其演變規律、墓葬疊壓打破關系等方面，探討了杭州蕭山柴嶺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認為這批墓葬可分為七期，年代從商代中晚期延續到春秋末至戰國初期。李東通過對自己發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對以往所謂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將其認作元代器的觀點，認為岱吉屯、歡迎磚廠墓地和扶余油田磚廠墓地均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吳松巖通過對內蒙古中部早期鮮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隨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結合相關文獻的記載，認為這些墓葬是拓跋鮮卑聯盟時期的遺存，即以拓跋鮮卑為主體，同時包含匈奴、烏丸等其他民族在內的聯盟組織，年代應該在3世紀中葉至4世紀末。吳葒對河西魏晉墓葬的照墻進行了比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趙永軍在《金墓中所見墓主人圖像釋析》中，對金墓中以壁畫、石刻等方式體現的墓主形象題材進行了排比、分析，認為對墓主人進行供養，是這類墓主人圖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內涵。王會民、馬冬青提出在中國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異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觀念的影響，埋葬時的相對位置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展現出不盡相同的特點，主要經歷了一個從葬位尊卑不明顯到右尊主流再發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長、曲折的歷史過程。
一、樂器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的研究現狀
國內有關樂器學綜合研究的著作比較罕見，臺灣音樂學者鄭德淵在1984年曾出版了《中國樂器學——中國樂器的藝術性與科學理論》，為目前我國比較全面的中國樂器學研究著作。全書由五編組成，第一編簡要介紹了中國古代到近現代樂器的沿革與發展。從第二編開始按照我國傳統的民族樂器分類法分別介紹了“擦弦樂器”、“彈撥樂器”、“吹奏樂器”和“打擊樂器”四大類，特別注意的是作者將我國傳統的“吹、拉、彈、打”中的“拉弦樂器”更名為“擦弦樂器”，使得樂器分類更清晰科學。②這是筆者到目前為止發現的我國唯一的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樂器學著作。該著作的特色在于除簡要介紹了中國傳統樂器的發音、音域、定弦、藝術表現等“樂器法”常識之外，還對其進行了較為科學的分類，尤其對于中國樂器的形制、制作材質、音響、聲學原理及樂器改良等多方面問題都進行了比較詳盡的介紹，雖然還遠不能涵蓋中國56個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樂器資源，但是這部著作對于我國樂器學研究的創建與發展必然具有開創性意義。而目前國內外對于樂器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分支學科之中，包括以下幾個領域：
1.樂器分類法如何對世界各地的樂器進行系統、科學、正確的分類始終是中外音樂學家長期研究的重要課題。國內在此領域的主要著作是鄭德淵先生著《樂器學研究——樂器分類體系之探討》。③而國外樂器分類法研究的專門著作則有澳大利亞音樂學家瑪格麗特J.卡托米（MargaretJ.Kartomi）著《樂器的概念與分類》。④兩部著作雖側重點稍有不同，但研究成果卻有殊途同歸之感。而除這兩部著作之外，目前中外學者對于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成果則散見于大量音樂史學、樂器學著作中，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八音分類法：中國的《周禮》中首次全面記載了一種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樂器分類方法——八音分類法。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國內大多數學者普遍認同這是按照樂器材質進行分類的方法。美籍華裔著名音樂學家程貞一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則提出了與多數學者不同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的八音分類是音色的分類，并不是樂器的分類”，他認為古人在很早就注意到發音材料各具其本質的特定音色，并產生了以發聲材料來分辨音色的措施。⑤這種觀點對于我們研究八音分類法無疑是一次全新的理解。（2）管弦樂隊分類法：該分類法起源于歐洲，是隨著西洋管弦樂隊的誕生和成熟逐漸形成的一種按照樂器聲部進行分類的方法。該方法將樂器分為弦樂器、管樂器和打擊樂器三類。但是這種分類方法存在明顯的問題：弦樂器和管樂器是按照樂器本身的結構特點分類，而打擊樂器又是按照演奏方式分類。而我國的民族管弦樂隊的分類則完全按照演奏方式分為“吹”、“拉”、“彈”、“打”四大類。（3）印度的四分法：印度早在笈多王朝（公元320-495）時期就已出現了四分法，印度著名的梵文著作《戲劇論》（Natyāsastra）中在章節的劃分方面已經有意識地將當時的樂器分為弦樂器、氣樂器、皮樂器。日本著名學者林謙三經過多方面考證得出結論：印度早在笈多王朝時期已經將樂器歸納為弦、氣、皮、體四大類⑥。（4）薩克斯-霍恩博斯特爾分類法：在印度分類法的基礎之上，比利時人馬伊永（V.C.Mahillon）將樂器分為體鳴樂器、皮樂器、氣樂器和弦樂器四大類，這是根據發音體的物理性質確立的分類體系。在馬伊永的基礎之上，德國音樂學家霍恩博斯特爾（E.V.Hornbostel,1877-1935）和薩克斯（CurtSachs，1881-1959）增訂創立了著名的霍恩博斯特爾-薩克斯分類法（Hornbostel-Sachs，簡稱H-S分類法）。該分類法具有邏輯清晰，涵蓋范圍廣泛的特點。尤其在世界民族樂器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價值。臺灣學者呂錘寬在他的著作中將其稱為“博物館式樂器分類法”。他認為該分類方法具有細膩性和科學性，但是從知識性或實際音樂生活的角度而言，該分類法的作用仍有待觀察。⑦國內也有學者和他具有相似的觀點。然而隨著樂器分類學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們普遍意識到霍恩博斯特爾-薩克斯分類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在世界范圍的樂器中，發音體也不是單一的。如單簧管等簧管類樂器的發音就是人體口腔噴出的氣流（即氣鳴）和簧片振動（即體鳴）雙重作用的結果，因此嚴格上應將這類樂器歸類為氣鳴與體鳴相結合的樂器。（5）其他分類法：除了上述樂器分類法之外，世界范圍內還廣泛存在多種樂器分類體系，如阿拉伯的二分法，即把樂器分為固體樂器和空穴樂器兩部分，所謂固體樂器包括：擊奏、彈奏、擦奏樂器；所謂空穴樂器主要指有共鳴腔的吹奏樂器。我國的著名樂器學專家應有勤教授認為“任何樂器上都有一套操作決定音高的系統，它可以位于樂器的發音部位，也可以位于樂器的不發音部位，是為演奏者編排的音高信息界面，由演奏者的操作來決定音高的系統。”[4]作者從樂器的音位模式、音位特性、音位激發因素和運行因素出發，并把它們作為分類的階元，從而在樂器學上形成與民族音樂體系相關的分類法——樂器音位分類法。此外，近年來國外對于樂器的分類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創立了音區分類法、頻譜分類法、聲功率分類法、元素分類法等多種分類方法。但這些分類方法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仍然有待實踐的檢驗。
2.樂器史學樂器史學是研究樂器起源、產生、發展的學科，屬音樂史學下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樂器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樂器歷史的研究必然與樂器形制的變遷、樂器所蘊含的民族、民俗等問題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樂器本身所蘊含的有價值的信息遠不如古代文獻那么直觀，且樂器的種類紛繁復雜，因此對于樂器史學的綜合研究目前在國內外仍是一門難以觸碰的學科。到目前為止，世界范圍內最為權威的樂器史學著作是世界著名的美籍德裔音樂學家科特•薩科斯（CurtSachs，1881-1959）于1940年完成的著作《樂器的歷史》⑧。該書是首次全面介紹世界范圍內樂器歷史的著作。全書闡釋了樂器從遠古到近代演變的過程，融入了音樂學、美術學、人類學等多門相關學科，可以說是一部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樂器學著作。上世紀90年代，美國音樂學家AnthonyBaines完成了兩部樂器史學著作，分別是《WoodwindInstrumentsandTheirHistory》（《木管樂器及其歷史》）⑨和《BrassInstruments:TheirHistoryandDevelopment》（銅管樂器：歷史與發展）⑩兩部書分別闡述了對西方音樂產生深遠影響的兩類不同材質的樂器發展史。書中將木管和銅管樂器的歷史與當今使用的各種樂器的解釋與圖樣相結合，對樂器的制作工藝和樂器的發音原理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在亞洲，日本的樂器史學研究較為深入。1948年，著名音樂學家岸邊成雄的著作《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是亞洲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區域性樂器史學著作；著名音樂學家林謙三于1956年完成的著作《東亞樂器考》則成為近半個世紀以來東亞和部分東南亞地區樂器史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該著作匯集了作者針對東亞各國——主要是中國，以及日本、印度、朝鮮、緬甸、柬埔寨諸國的古樂器的著述考據論文共四十篇及附論四篇，作者采用樂器分類法的四大綱目，針對前人之所未致，論述了“體鳴樂器”、“皮樂器”、“弦樂器”、“氣樂器”中各種樂器的起源、沿革、樂律以及樂器名稱的語源等問題。在我國，1996年，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等部門共同發起的《中國音樂文物大系》開始出版。該項目以音樂學家黃翔鵬為總主編、王子初為執行副總主編，匯集了全國數以百計的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方面專家指導或參與編撰工作。2006年，由王子初擔任總主編推出的《中國音樂文物大系II》也陸續出版。這部鴻篇巨制按省份分卷，每卷均有對該省音樂文物按朝代劃分的綜述，及出土的樂器、圖像等多方面文物圖文并茂的闡述和研究。中國大陸對于樂器史學的研究主要散見于多位學者的論文中，這些論文主要針對的是樂器個案或某一類樂器個案的歷史研究，包括琵琶、臥箜篌、笛屬樂器、拉奏弦鳴樂器等方面。
3.樂器聲學樂器聲學是樂器學理論研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從理論上闡明樂器的發音原理、結構與功能的關系，而在實踐方面則對樂器工藝學與樂器演奏學等學科的研究提出指導性意見。我國是樂器大國，各民族都有著豐富多彩的樂器，同時又是樂器生產大國和樂器銷售大國，但是對于豐富多彩的樂器的聲學性能卻罕有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目前我國對于樂器聲學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罕有專門的樂器聲學著作，一般相關的內容都散見于音樂聲學著作中的“樂器聲學”章節，以及對樂器個案的聲學研究領域。近年來國內比較有影響力的樂器聲學著作是中國音樂學院韓寶強教授著《音的歷程——現代音樂聲學導論》。該書為目前為止國內最權威的一部音樂聲學的專著。在著作的第三部分“音的色彩”第九章至第十四章中運用了大量的篇幅全面系統而又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樂器聲學的基礎知識。而在國外，有關樂器聲學的研究起步較早，著作較多。澳大利亞音樂學家NevilleH.Fletcher和美國北伊利諾伊大學科學家ThomasD.Rossing合著的《樂器的物理學》，它和日本音樂學家安藤由典著《樂器的音響學》均為全面介紹各類樂器聲學特性的權威著作，只是側重點略有不同。而針對某一類型的樂器聲學研究方面，該著作的其中一位作者ThomasD.Rossing還著有《打擊樂器的科學》，該著作與美國音樂學家CornelisJ.Nederveen的著作《木管樂器的聲學領域》同為對某一類型樂器的聲學原理的研究。國外的音樂聲學著作中也有大量關于樂器聲學研究的章節。早在上世紀20年代，ThomasD.Rossing就曾參與編著《聲音的科學》一書，書中運用五章的篇幅分別介紹了不同類型的樂器的聲學原理，如今已推出三版；美國的約翰•巴克斯教授在他的著作《音樂聲學基礎（第二版）》第四部分“音樂聲音的產生：樂器”中用了6章的長大篇幅介紹了弦樂器、木管樂器及其他、銅管樂器、鋼琴及其他、打擊樂器、電聲樂器的發音原理及音響特征。到了80年代，美國的多納德•E•赫爾教授在他的著作《音樂聲學》中也運用了大量篇幅介紹了常規樂器的聲學特性，包括“打擊樂器及其自然模式”、“鋼琴與吉他琴弦”、“弓弦樂器”、“吹管樂器與長笛”、“簧片樂器”、“人聲”等多個領域。英國音樂學家戴維•霍華德和電子學家杰米•安格斯合著的《音樂聲學與心理聲學》也在第四章“樂器的聲學模型”中介紹了各類樂器的發音原理。該章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黑盒子”模型的概念。作者認為所有的聲學樂器都由兩大部分組成：聲源（即樂器的振動源）和聲音修飾器（即樂器的其他部分），在簡單模型中將聲源稱為“輸入”，聲音修飾器稱為“系統”，輸入系統后產生的效果稱為“輸出”。運用這一模型可以分析任意一種樂器的聲學特征。作者有意忽略了樂器在結構上產生的復雜的聲音變化過程，只關注樂器的聲源和樂器產生的效果，運用這種簡便易于理解的模型可以針對弦樂器、管樂器、打擊樂器以及“歌聲與語聲”（即嗓音樂器）的聲學原理進行系統化的分析。從近幾十年來國內發表的學術論文來看，國內對于樂器聲學研究主要經歷了由普及基礎知識到微觀的樂器聲學個案研究再到宏觀的樂器聲學體系的創立三個層面的研究過程，體現了我國在樂器聲學領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快速發展。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南京大學聲學研究所的包紫薇教授就曾在《樂器》期刊中編譯發表了《聲學和音樂》的連載文章，對于普及器樂聲學基礎知識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國內的一些相關專家也開始關注樂器個案的音響分析與研究。1978年，隨著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國內專家展開了對編鐘這一古代重要青銅樂器的全面分析研究，而對于該樂器音響層面的研究則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成果豐厚。除編鐘之外，上世紀80年代之后出土的其他樂器中大部分都進行了測音研究。如賈湖骨笛、良渚文化玉璧、三星堆樂器、青海喇家遺址玉石器等，這些測音的研究對于我國音樂考古事業尤其是古代樂器音響標準化的認識都起到重要作用，相關著作如《曾侯乙編鐘研究》、《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等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列出了切實可靠的數據，成為至今都被學者廣泛引用的重要參考信息。此外，國內對于樂器聲學的個案研究還包括彈撥樂器（以琵琶為主）、拉弦樂器（以二胡為主）等領域，對于管樂器和嗓音樂器的研究則相對偏少，而對于我國各地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樂器研究則更顯單薄，僅限于新疆維吾爾族的個別傳統樂器聲學的分析。上世紀90年代末，國內學者在關注樂器聲學個案研究的同時，開始關注從宏觀角度探討民族樂器聲學問題，即如何運用樂器聲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切實保護我國各民族豐富多彩的傳統樂器。目前對于民族樂器聲學領域的關注層面主要集中在民族樂器聲學品質問題、民族樂器音響標準化問題、民族樂器改良過程中的聲學問題，直至“中國民族樂器音響標準庫”的創建問題等多方面。而這些方面的問題又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對于民族樂器聲學的理念創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4.樂器工藝學樂器工藝學是研究、總結利用材料的自然屬性，以建構集中產生聲音能量的樂器的工藝化過程和工藝形態的規律，及其所蘊涵的人文特色和科技因素的一門應用性學科[5]。樂器工藝學是樂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涉及樂器材料、樂器制作、樂器裝飾、樂器改良等多層面問題，又與樂器聲學等上述多門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上世紀70年代末，由CharlesFord主編的《制作樂器——弦樂器與鍵盤樂器》是一部較早的介紹弦樂器和鍵盤樂器制作工藝和技術的書籍，全書由5位樂器制造師根據自己不同的技術背景，分別介紹了維奧爾琴、琉特琴、小提琴（含巴洛克時期的小提琴）、古典吉他和羽管鍵琴的制作工藝和流程，并配有插圖。最后一章則介紹了古樂器的復原與保護。美國音樂家、樂器設計師BartHopkin（巴特•霍普金）1996年完成的著作《Musi-calInstrumentDesign——PracticalInformationforInstru-mentMaking》（《樂器設計——樂器制作的實踐信息》）是一部通俗化的介紹樂器設計、零部件構造和制作工藝的書籍。2007年，中央民族大學民族樂器項目課題組在全國55個少數民族的500多種樂器中遴選了23個少數民族的69種樂器進行傳統生產工藝和技術保護工作，并重點對每一種樂器的形制結構、材料的選取，工藝流程，重要技術參數、特色生產工具和演奏技巧進行捕捉，并對每種樂器從材料到成品的全過程用文字和圖片加以記錄和整理，并完成了《中國少數民族特需商品傳統生產工藝和技術保護工程第三期工程——民族樂器》一書。該工程的實施和著作的完成無疑是對我國少數民族樂器制作工藝技術的全面“普查”，對于研究國內民族樂器的制作與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
二、近年來學科發展概況
1.國內舉辦的學術會議概況學術會議的召開是體現某一學科發展最新動態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國內主要舉辦過三次全國范圍內的樂器學研討會。（1）2006年上海研討會由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主辦的“樂器學在思考——樂器研究的挑戰與轉機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6年9月22日-23日在上海音樂學院召開。參會人員包括來自澳大利亞、英國、新西蘭、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樂器學研究專家學者。各國學者們分別從民族音樂學、人類學、考古學、博物館學的理論與方法論研究角度，從樂器學的研究主體、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等多個方面來呈現樂器學研究的重要性及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2）2010年北京研討會2010年9月18日，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主辦了“樂器學國際研討會”。來自大陸、美國和香港的二十余位專家參會。此次研討會針對樂器分類學的新方法、樂器與文化、樂器考古等方面問題進行了探討。（3）2012年北京研討會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音樂學院音樂科技系主辦了第三屆全國樂器學研討會。此次研討會吸引了國內15所高校的20余位專家、教授，以及中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多位音樂聲學專業和樂器學專業在讀博士生和碩士生參與。他們針對樂器學學科建設、樂器與文化生態、樂器學專題研究等方面問題進行10余場學術報告，所涉及具體內容包括樂器學專業學科建設、樂器分類法研究、樂器生態、樂器文化、樂器工藝學、樂器聲學、樂器史學、電子樂器等。2.國內樂器學學科概況在樂器學學科的創建方面，國內在上世紀90年代的各大音樂學院中已開始有鋼琴調律和樂器制作方面的專業，但是系統從事樂器學研究的專業還未出現。走在前列的主要是沈陽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等專業音樂藝術院校。沈陽音樂學院與2000年成立了樂器工藝系，發展到今天主要設鋼琴調律教研室、弦樂器制作教研室，主干課設有樂器聲學與律學基礎、樂器木材學、計算機制圖與力學基礎、手工工藝基礎、樂器修理修復、油漆工藝等；南京藝術學院在以陳建華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的引領下，已創立了中國最早的樂器學理論碩士學位授權點和樂器學專業博士學位授權點；中國音樂學院于2011年創立了音樂科技系，并已開始招收了樂器學專業的本科生。這些學科的發展對于培養我國樂器學的專門人才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創新社會管理；成人通識課；開放教育；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 G64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458x（2013）04—0058—05
一、成人通識課教學模式
改革實踐的背景與目的
全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變化提出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課題，公民素養和就業競爭力直接影響到創新社會管理成效。成人教育“以個人的發展與完善、適應社會變化、促進社會發展為根本目的，是終身學習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重任”[1]，在創新社會管理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通識教育是近代西方大學普遍推崇的教育方略和教育思想，它是“關于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知識和所有學科準確的一般性知識的教育，是把有關人類共同生活最深刻、最基本的問題作為教育要素的教育”[2]，是“人人必須接受的非專業性、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能力、態度與價值的教育”[3]，是為培養當今社會需要的“厚基礎”、“寬專業”的合理知識結構及終身學習能力的“全人”教育。相對于“有用有所難用”的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無用無所不用”，是高等教育“培養人”的使命所在。在成人教育中融入通識教育，提升成人基本素養和通用能力，抵御職業風險，增強就業競爭力，是教育目標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和終身教育的要求，也是成人高等院校突破發展瓶頸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需要。
通識教育在西方各國研究和實踐較早，被許多學者廣泛地應用于成人教育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北歐各國有專門的成人通識教育機構和相關的法律制度保障。國內通識教育研究與實踐起步較晚，據1994年以來中國知網數據統計顯示，1994—2000年間理論界對通識教育關注較少，2000年發文數量有所增加，2003年發文數量相對大幅上升，每年發文數量在40篇左右[4]，普通高校2006年前后開始普遍關注和重視全日制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當前，國內成人通識教育研究和實踐剛剛起步，只有少量成人通識教育研究論文散見于各種刊物，所實施的通識教育處于專業教育的點綴或裝飾階段，已有實踐甚至未觸及通識教育的根本精神，成人通識教育理論和實踐嚴重滯后于成人教育發展。
成人教育的龍頭學校——中央電大為提高成人開放教育學生的基本素養和滿足更多學生興趣發展的多樣化需求，在2009年秋季開放教育本、專科教學計劃中首次設置人文、社科、自然科學與技術、個人發展與興趣等四大類共80門通識課程目錄，由各省級電大自主選擇課程并負責課程資源建設。臺州電大隸屬的省級電大——浙江電大從本、專科80門課程中選取并建設了20門課程供全省電大系統各級學校自主選課。開放教育通識課程由于開設時間短，理念認識和理論研究相對缺失，課程資源比較缺乏，部分師生不夠重視，有的粗淺理解為是在原來教學模塊中另選一門選修課而已，甚至有“2個學分隨便應付”的心態。理念上的認識不足和科學理論指導的缺乏使教學實踐中隨意性、盲目性、片面性和被動性時有發生。為使全校開放教育學生能學、可學、樂學通識課程，探尋成人通識課程教學實踐經驗，向通識教育目標邁進，臺州電大在2010年秋季開始把開放教育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實踐列為重點教學改革項目（以下簡稱教改項目），成立教改項目小組，探索構建成人通識課的教學新模式。
二、臺州電大開放教育通識課
教學模式改革實踐
（一）調研論證，明晰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實踐的理念與目標
臺州電大教改項目團隊成員查閱大量國內外通識教育理論與實踐成果的文獻資料，尤其是西方國家和我國臺灣的成人通識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了解國內各級電大開放教育通識課教學現狀，并就本校全體開放教育學生的通識課學習意愿與要求進行問卷調查和代表座談。根據調研論證和開放教育學生現實需要進行開放教育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實踐，以“人人能學，人人可學，人人樂學”為導向，讓學生通過通識課程學習和訓練，使其具有“可以發掘更多知識的能力，具備可遷移的跨學科的適應能力”[5]，為成人教育發展提供新的活力與動力。
（二）整合資源、多元教學，建構通識課教學新模式
1.“整合資源”主要表現為“課程開設統籌，教學師資共享，教學服務協作”
依據通識課教育本質和學生規模，為優化教學，學校通識課程開設本、專科兩個層次，學生選修課程時只分層次、不分專業。打通不同專業通道，即同一層次選修學分的課程不受專業限制，每學期為要修學分的同一層次不同專業學生統一開設課程，具體課程選擇根據學校教學實際和學生學習需求統籌安排，每個層次在省電大提供的10門通識課程中按需選擇課程。教學根據課程特點從全校師資中擇優安排，有些課程聘請校外優秀師資參與教學和實踐活動。教學服務協作是教學、教務、學生管理等各部門通力合作，為通識課教學改革實踐提供支持服務。
2.“多元教學”即采用“專題講座+社會實踐考察+學習輔導”等多種教學形式
一是專題講座，普及、激趣。由于開放教育學生面授學習時間有限，而且通識課選修人數較多，精彩的講座能在短時間內達到知識傳遞和興趣激發的最佳效果。教改項目團隊深入研究，精心策劃課程講座的選題，因為它直接影響到聽講人員積極性和教學目標的實現。單門課程在講座內容設計上以點帶面，舉一反三，并往系列主題縱深拓展。如《地域文化》課程系列講座之一的主題是“浙江地域文化入門——從我們百代之前的祖先談起”，即以浙江良渚文化為切入點，激發學生對文化源頭的好奇；《地域文化》課程系列講座之二的主題是《臺州文化漫談》，則側重對臺州歷史人物的評價和本土名物的介紹，激發學生對鄉土文化的認同感。課程綜合選擇上力求統籌兼顧：既關注社會熱點，如2011年春季《經濟學與生活》課程講座主題是“通貨膨脹！政府怎么辦——通貨膨脹的影響及貨幣政策”，2011年秋季《實用法律基礎》課程開講“婚姻財產漫談”；又聚焦日常生活，如《科學的生活方式與健康》、《個人理財初探》、《如何愛孩子》等主題；還考慮個人發展與興趣，如《社交禮儀》、《領導科學與藝術》、《演講與口才》。精心選擇主講人，要求知識與口才并重，專業與普及兼顧，避免學究式的高深知識介紹，代之以主講者的深入淺出及風趣幽默的個人魅力，讓講座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是社會實踐考察，體驗、反省。社會實踐目的是為了讓學生理論聯系實際，通過身處實地的考察，體悟山水人文精神，反省自我，在潛移默化中增長知識、陶冶情操、改善品質。一個主題就是一面旗幟，活動的目的和意義即包含其中。如《地域文化》課程實踐考察活動設計的“走近佛國仙山，探訪詩蹤道源——天臺山文化實踐考察”，重在探尋臺州文化中的佛道淵源；設計的“千年府治，文物日常——臨海古城文化實踐考察”，重在體驗文化在當下的影響及日常生活中的滲透，了解臺州文脈的綿延。實踐考察時除了課程責任老師和旅游、中文等專業教師隨隊指導，還特邀當地有名望的地域文化研究專家、學者實地講解介紹，以期更好地深入理解文化的精髓。
三是學習輔導，系統、深化。每門通識課程除講座外均安排適量面授輔導課，為學生構建系統課程知識，為自學解疑答惑，指導學生完成形成性考核測試。另一方面安排遠程教學輔導，由課程責任教師通過電大在線和QQ群及微博等途徑為學生提供日常答疑和自學指導服務。
（三）團隊攻堅、整體運作，構建教學模式改革實踐保障體系
1. 組建教改項目研究和管理團隊
團隊以教改項目小組負責人和主要成員構成，分別是主管教學副校長、學校教務處長和開放學院院長、主管教學副院長、教學科長、課程骨干教師等。他們長期從事開放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對開放教育有較深入的研究，對成人通識課程教學研究充滿熱情。合理的研究和管理團隊結構不僅保障了教學模式創新研究的科學性，也為教學模式改革實踐順利推行提供了組織保障。教改研究團隊定期召開研討會，對教學模式以及相關的教學組織、教學管理等方面進行研究探討，堅持每學期對開放教育學生、課程責任教師、外聘專家、管理人員及班主任進行調查，收集反饋，在每學期通識課程教學結束后總結經驗并進行新一學期的選課、選師及主題講座、社會實踐考察等有關工作的安排部署。
2. 組建教改項目執行團隊
通識課程開設統籌安排后采用多元化教學，選修學分的人數較多，加上又倡導不修學分學生跨專業、跨層次參加每學期通識課的學習，使得專題講座和社會實踐考察的宣傳發動和組織工作的艱巨性尤為突出。為保障教學模式改革實踐的順利推行，組建了項目執行團隊，以教學科、教務科、學生科負責人和課程責任教師、班主任構成。具體執行工作由教學科牽頭負責，課程責任教師負責具體課程，其他人員負責執行性事務，團隊成員分工合作，責任到人。為集聚講座和參加實踐活動的人氣，每學期第一次通識課講座前都專門召開團隊成員會議，要求精心安排、多管齊下做好宣傳發動和組織工作。如張貼講座宣傳海報；通過班級QQ群、群發短信、電話等通知；社會實踐考察則在主題設計、任務布置、指導人員配備、學生組織、交通服務等各方面都詳細地計劃和安排。
3. 制定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實踐的制度規范
2011春季學期結束前，教改項目研究和管理團隊根據教學模式改革實踐實際情況和調研、座談反饋結果，對課程的開設、教學和管理進行深入研究分析，制定了《臺州電大開放教育通識課程開設及其管理辦法（試行）》，較詳細的規定了課程開設方式與流程、課程講座和實踐考察的組織實施、相關人員的職責分工等，使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實踐步入初步規范化階段。2012秋季學期，在總結4個學期教學模式改革實踐基礎上，制定了《臺州電大開放教育通識課程開設及其管理辦法》，對教學模式改革實踐進行了更加全面和具體規定，執行性更強，使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實踐進入規范化階段。
（四）優化師資、拓展資源，實現教學模式改革實踐可持續性
為優化師資結構，針對課程特點首先對校內優秀師資進行專業摸底；二是通過各種途徑找尋與課程相關的校外專家、學者、專業人士以及職業經理人的信息并建立聯系；三是要求課程責任教師隨堂聽課觀摩學習，定期召開教學研討會。截至目前，針對現有課程建立了備案登記在冊的校內外近40人的優秀師資庫。
在教學模式改革實踐中注重課程資源庫的建設拓展和豐富通識課程學習資源。教學過程中對每門課程的講座和實踐活動進行整體規劃，分步推行，每次講座與實踐活動既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點，又是課程系列主題的一部分。每次講座和實踐活動都安排專人全程錄像，并刻制成光盤收集歸檔和上傳電大在線學習平臺，積累和拓展課程學習資源。此外，鼓勵課程責任教師自建和參加省級電大課程資源建設。
（五）營造氛圍、創設條件，發揮教學模式改革實踐的放大效應
講座現場懸掛主題橫幅，講座和實踐活動現場攝像與全程錄像，學校或學院領導主持講座并參加聽講，全體選課班級專職班主任隨堂聽講，任課教師參與聽講，教改項目小組成員與開放教育學生一起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等，營造了良好的教學氛圍，發揮引領和示范效應。
教學模式改革實踐要求在通識課程面授、講座和社會實踐活動時間，全校開放教育學生都不開設其他課程，動員和鼓勵不修學分的學生參加學習。同時在“臺州電大在線”平臺專門開設了“通識課程與講座”專欄，及時將講座和實踐考察活動視頻上傳，供學生隨時點播學習與觀看。按照每學期2-3門課程計算，學生從入學到畢業兩年半的時間除了要求必選一門通識課程外，還有機會選聽10余門不同課程的專題講座和參與多次社會實踐活動。
三、臺州電大開放教育通識課
教學模式改革實踐成果與反思
（一）教學模式突出特色、彰顯文化，向著通識教育目標邁進
打通專業通道，整合資源，統籌安排，根據現有條件和學生現實需要有所取舍選擇課程，合理安排課程學習時間，精心設計和組織教學形式，多元化教學，拓展學習資源提供等教學模式改革實踐，豐富了通識課程的學習內容，增加了學生學習通識課程的機會，激發了學生學習課程的積極性和自主性。精彩的主題講座和親臨其境的實地考察交流體驗，大大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學習課程的熱情倍增，在全體開放教育學生中產生了鯰魚效應，由不參加到開始參加，由一次到多次，不能參加面授和實踐活動的到電大在線平臺參與視頻點播學習也變得積極了。近4個學期學生參加講座簽到、參與實踐考察和視頻點擊等統計數據顯示：學生聽講座到課率呈持續上升趨勢，從改革初第一學期到第四學期上升了近20個百分點，超過50%，遠超此前作為一門普通選修課程時30%左右的到課率，位居開放教育所有面授課到課率前列；視頻點擊率呈倍增趨勢；參加實踐考察人數成倍增長，詳細數據見表1。這種教學模式不僅有助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養和滿足學生多樣化發展需求，而且發揮了實體校園和遠程網絡校園的親和力、感染力和滲透力，促進開放教育校園文化建設，開放教育學生講座文化正在形成，通識課教學的正能量效應不斷放大，向著通識教育目標邁進。
（二）教學模式改革實踐成果具有應用推廣和共享價值
為了解教學模式改革實踐成果的應用價值，在每次通識課講座、實踐考察結束后及學期末三個時間段，向學生發放“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滿意度評價表”，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統計數據表明，隨著教學模式改革實踐與探索的持續推進，新的教學模式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和高度認可。按照滿分5分計分，評分在2分以下的只占10%左右，評分在4分及以上的超過70%（見表2）。新的教學理念、教學模式與管理方法可為其他基層電大通識課教學以啟示和借鑒，從而共同推動開放教育通識課教學改革。另一方面，教學模式改革實踐中積累起來的通識課課程資源可以共享，從而不斷豐富和拓展通識課程學習資源。此外，通識課教學模式改革成果可為探索其他課程模塊的教學改革提供啟發，使開放教育教學改革不斷推陳出新。
（三）教學模式改革促進了教學、科研良性互動和教學、研究人員的發展
一方面，教改促科研、科研為教改服務。教學模式改革實踐中出現問題的解決需要通過科學研究提供對策，促使教改研究人員不斷主動學習最新研究成果，積極思考和創新，認真尋找有效的解決辦法和教學策略，教學模式改革實踐研究有效促進了教學質量提高和學生全面發展。另一方面，教學模式改革實踐與研究過程促進教學、研究人員教育觀念的轉變，并不斷產生新的研究啟示，發展了他們的專業能力，提高了教學和科研水平，個人整體素質也得到全面提升。在近兩年的教學模式改革實踐過程中，教改項目小組成員進行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科學研究，為教學模式實踐改革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具體研究成果見表3。
關鍵詞：河口濕地 服務功能 價值評價
中圖：X826
濕地是具有獨特功能的生態系統，是重要的生存環境和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景觀之一。國際《濕地公約》將濕地定義為:“濕地是指不論其為天然或人工、長久或暫時之沼澤、濕原、泥炭地或水域，靜止或流動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體，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海域[1]。”
河口濕地是指位于河流入海口的濕地，是我國濕地類型中的3個大類之一。河口是許多遷徙生物的棲息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景觀和人類最重要的生存環境之一，它較易受到人為開發的影響。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是咸淡水交匯、陸海鄰接的交錯區，具有獨特的結構與功能。由于其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和重要性，使得河口濕地已經成為當前濕地研究的熱點。
生態系統服務是指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所形成及所維持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與效用，強調人類的需求及在生態系統中的獲益[2,3]。濕地對人類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但由于人類的破壞性使用，有些濕地生態系統已失去了基本服務功能，嚴重影響了區域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根據生態學、經濟學原理對濕地服務功能進行研究和評價，對濕地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以河口濕地的基本特征為出發點，從資源、環境和人文功能三個方面綜述了國內外河口濕地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價研究的內容，為科學地保護和合理利用河口濕地資源提供依據。
1 河口濕地的基本特征
盡管對河口濕地概念的界定眾說紛紜，但一般而言，眾多學者都認為河口濕地是一類內部過程（生物過程；化學過程；物理過程）長期為水所控制的海陸過渡的復合生態系統。它是既不同于海洋，又不同于陸地的特殊過渡類型生態系統，為海生和陸生生態系統界面相互延伸擴展的重疊空間區域。
如同所有的濕地一樣，河口濕地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1）濕地必須有水的存在；（2）濕地常常具有獨特的土壤條件而區別于相鄰的高地；（3）濕地生長著適應濕生環境的植被，缺乏不耐水淹的植物[4]。
1.1 河口濕地水文
水是濕地生態系統中最重要的物質遷移媒介，水文過程如降雨、地表徑流、地下水、潮汐及河道的溢流水將能量及養分傳輸至濕地或由濕地中帶走。水深、流況（流量和流速）、延時及洪水頻率等濕地水文條件是水文過程的結果表征，能夠決定濕地土壤、水分和沉積物的物理與化學性質，進而影響物種的組成和豐富度、初級生產力、有機物質的積累、生物分解和營養循環及使用，進一步影響到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5]。
Freeman C等[6]和Alm J等[7]的研究都表明，土壤CO2通量與水位高度變化呈負相關關系。吳春篤等研究了鎮江北固山濕地水文情勢與植被分布的關系，得出不同淹水深度、淹水時間及其季節變化模式是控制濕地植被分布的關鍵因素的結論[8]。白軍紅等發現土壤解凍期霍林河不同淹水頻率的泛濫平原中沼澤土壤無機氮含量空間分布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淹水頻率的影響[9]。
1.2 河口濕地土壤
濕地土壤是構成濕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環境因子之一。在濕地特殊的水文條件和植被條件下，濕地土壤有著獨特的形成和發育過程，表現出不同于一般陸地土壤的理化性質。
濕地土壤對濕地植物有重要的影響，焦玉木等從濕地海拔高度的不同及土壤含鹽量的差別兩個方面綜合分析了影響河口濕地植物多樣性的原因[10]。徐治國等通過研究發現，濕地土壤pH值的變化與物種豐富度有密切的關系[11]。濕地土壤對濕地水文過程也有重要的影響，例如土壤的理化性質會直接影響到界面水文通量和水質[12]。Reeve A S等認為泥炭濕地的地下水流主要由土壤的滲透性決定[13]。
1.3 河口濕地植物
濕地植物是濕地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它能從無機環境中吸收眾多元素，其中包含氮磷鉀等營養元素及一些重金屬元素，并且濕地植被對濕地水循環的各個環節如降水截留、濕地蒸散發、徑流過程等都有顯著的影響。
吳沿友等通過比較春季和秋季的不同植被下不同層次的土壤金屬元素有效態含量可以看出，不同的植物對土壤有效鉀、鈉、鈣、銅、鋅、鐵、錳的空間分布有著差異顯著的影響，而對鎂的空間分布不存在春秋兩季的差異[14]。陳剛起在三江平原沼澤徑流的實驗研究中認為，當大氣降水和地表徑流補給沼澤濕地時，來水首先為草根層所吸收，隨著補給水量的逐漸增加，直到整個草根層飽和、潛水位到達沼澤表面時才產生表面徑流[15]。Hayashi M等研究加拿大Sakatchewan流域濕地蒸散發時，發現濕地蒸散發比同地區大湖的蒸散發小，原因可能是濕地周圍森林植被減小了濕地空氣的流動和水汽湍流傳輸[16]。濕地植被可以減緩洪水流速，使洪水以表面水或地下水的形式儲存在濕地中，從而直接推遲了洪峰的推進時間，減少了下游的洪水量[17]。
2 河口濕地生態服務功能
Costanza等（1997）將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劃分為17類，即大氣調節、氣候調節、干擾調節、水調節、水供給、侵蝕控制和沉積物保持、土壤形成、保持營養循環等[18]。參考Costanza等研究成果，并根據河口濕地生態系統類型、結構及生態過程特點，將河口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劃分為三大類九小類：①資源功能――物質生產、成陸造地；②環境功能――大氣調節、水文調節、污染物凈化、生物棲息地及護岸減災；③人文功能――科研教育、旅游休閑（見表1）。
2.1 資源功能
河口濕地生態系統的資源功能主要由兩個方面組成：一是可以直接利用的實物資源，如濕地生態系統的植物資源和由灘涂和水域內自然生長或人工養殖的經濟動物資源，鳥類、哺乳類動物等動物資源。二是生態系統資源的存在，使人類可以在此進行物質生產和經濟建設，主要是成陸造地功能。
2.1.1 物質生產功能
河口濕地生態系統蘊藏著各種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許多資源與人民生活和國民經濟建設息息相關，具有重要的物質生產功能。物質產品包括直接獲取于濕地內的所有動物、植物和礦產物。主要有：木材、魚類、鳥類、蘆葦、藻類和藥材等等。
上海長江口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該區域漁業水域面積超過2000km2，提供了大量的水產品，包括淡水魚種、半咸水魚、溯河性和降海性魚種、海水種，同時又是中華絨螯蟹和日本鰻鱺繁殖的天然的優良場所，盛產大量的蟹苗、鰻苗等， 豐富的水產品為當地居民創造了生產價值。此外，河口地區的植物如蘆葦、海三棱草等為農業提供了飼料，也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19]。雙臺子河口濱海濕地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產品主要包括蘆葦、水稻、水產品(淡、海水產品)及原鹽。水產品種類繁多，淡水魚類67種，海域魚類120種，此外，還有蝦蟹貝類及海蟄等。蘆葦濕地是全國最大、世界第二大葦場，國家重要的造紙原料基地之一。水稻經濟居全市農作物經濟之首，是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20]。
2.1.2 成陸造地功能
由于徑流攜帶的大量泥沙在河口沉積，河口岸線有不斷向外海淤長的趨勢，通過成陸造地可以為河口地區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陳吉余等人在對長江河口治理研究中指出長江口濕地年自然造地15～30 km2／a，而通過圍墾，使長江河口濕地的成陸造地最終得以實現，從而緩解了上海市人口增長隊土地的需求[21]。黃河水攜帶大量的泥沙(37 kg／m3)，平均每年有12億噸的泥沙在黃河口地段堆積，河口不斷淤積延伸，每年以5 km的速度向渤海推近，年均造陸32．4 km2[22]。
2.2 環境功能
濕地與人類的生存、繁衍、發展息息相關，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景觀和人類最重要的生存環境之一，它不僅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多種資源，而且具有巨大的環境功能和效益。在大氣調節、水分調節、凈化水體、生物多樣性以及護岸等方面有著其它系統不可替代的作用。
2.2.1 大氣調節功能
濕地內豐富的植物群落，能夠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氣體，并釋放出氧氣，能改善區域環境的空氣質量，但是同時濕地生境也會釋放甲烷、氨氣等溫室氣體，對空氣具有負面影響。長江河口、黃河河口、遼河河口等河口濕地的綠色植物通過光和作用和呼吸作用與大氣交換CO2和O2，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大氣中的CO2和O2的動態平衡。
2.2.2 水文調節功能
水分調節是濕地的重要功能之一，濕地具有巨大的滲透能力和蓄水能力。由于濕地植物吸收、滲透降水，可以儲存暴雨和河流漲水期過量的降水，均勻地把徑流放出，減弱危害下游的洪水。
濕地滯洪蓄水功能早已被人類所認識，我國1998年發生在長江和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再一次從反面證實了濕地的水分調節功能，并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關注和反思[23]。研究表明，吉林省西部大面積天然濕地在洪水調節方面所起的作用極為顯著，霍林河和挑兒河流域的濕地在1998年洪水期間，共蓄積洪水達60×108，其蓄積能力相當于一個大型平原水庫[24]。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查爾斯河，沿著主水道的800hm2濕地，以其天然河谷儲存大量洪水，如果該濕地被開發，洪水造成的損失每年可達到1700萬美元[25]。
2.2.3 污染物凈化功能
濕地有助于減緩水流的速度，當含有毒物和雜質（農藥、生活污水和工業排放物）的流水經過濕地時，流速減慢，有利于毒物和雜質的沉淀和排除。此外，一些濕地植物（蘆葦、水湖蓮、香蒲等）能有效地吸收有毒物質。
曲向榮等通過對遼東灣蘆葦濕地對陸源營養物質凈化作用的初步研究發現， N、P營養物質經濕地系統過濾后可滿足海水水質2類標準[26]。烏干達坎帕拉附近的天然濕地可以用來吸納污水和凈化水質，是一種廉價的污水處理方法，可以代替污水處理廠[27]。由于以色列Hulavally（呼拉河）流域的Papynls濕地被排干，造成這個沼澤濕地過濾能力的喪失，導致下游Lake Kinaeret中沉積物三角洲的形成，使湖水渾濁度增加，水質下降[28]。Nedwell認為，紅樹林濕地扮演污水營養“窟”的角色，將已經初級處理后的污水排放到紅樹林系統內，能有效地減輕污水的富營養化效應[29]。
2.2.4 生物棲息地功能
河口濕地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生境為生物多樣性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是珍稀野生生物的天然衍生地，是鳥類、魚類、兩棲動物的繁殖、棲息、遷徒、越冬的場所，特別在保護珍稀、瀕危物種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
賈文澤等對黃河三角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進行了研究，得出黃河三角洲在區域上生物多樣性較高，特別是鳥類，無論其物種的多樣性還是珍稀性價值都很高[30]。杭州灣河口海岸濕地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河口性魚類豐富，是多種降河性洄游魚類產卵生活的場所，盛產鰻魚苗，冬季水鳥富集；植被共有5個主要群落類型，以互花米草群落、海三棱蕉草群落和蘆葦群落居優勢[31]。
2.2.5 護岸減災功能
濕地中生長著多種多樣的植物，這些濕地植被可以抵御海浪、臺風和風暴的沖擊力，防止對海岸的侵蝕，同時它們的根系可以固定、穩定堤岸和海岸，保護沿海工農業生產。
大豐市灘涂生態系統有著寬闊的灘面，成為風瀑潮災害的天然緩沖區，有利于減緩風瀑潮災害，防止海堤直接受到海浪攻擊，并為野生動植物提供了生境與棲息地，提高了生物多樣性，成為大豐市城市發展的生態屏障[32]。2005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海嘯專家會議上，科學家認為，在海岸地區種植紅樹林可以有效減輕海嘯的災難程度。與會科學家認為，紅樹林可以起到生物“盾牌”的作用，減緩海浪的速度，同時還可以減輕海岸地區遭受颶風、海岸暴風雨襲擊的程度[33]。
2.3 人文功能
河口濕地生態系統不僅給人類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實物資源；提供了環境調節與維護的一系列生態服務功能；還以其獨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著人們的關注，給人類提供了一系列的人文功能，包括文化科研和旅游功能。
2.3.1 科研教育功能
河口濕地復雜的濕地生態系統、豐富的動植物群落、珍貴的瀕危物種，在自然科學教育和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們為教育和科學研究提供了對象、材料和試驗基地。有些濕地還保留了具有寶貴歷史價值的文化遺址，是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場所。
扎龍濕地原始的濕地自然景觀、豐富的生物資源、重要的鶴類保護區，吸引著國內外的學者對扎龍濕地進行科研考察。其中東北師范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等都在扎龍濕地設立了研究站，對濕地的水文、地貌、鶴類資源等進行研究，對濕地的保護和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34]。雙臺子河口濱海濕地內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態系統，其獨特的生境與生物多樣性，以及復雜的結構和過程，是從事近海海洋研究、內陸濕地生態系統研究、內陸和海域交錯帶生態系統和物種生態研究的最佳基地，具有極高的科研教育價值，引起國內外許多學者和相關組織的關注，中科院、國家林業局以及一些高等院校也對其展開了研究[35]。太湖濕地區廣泛分布著數量眾多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以來的古文化遺址。現已發現200余處。在馬家濱文化遺址中發現典型新石器和泥質黑陶、紅陶、四不象鹿、水牛、亞洲象等20多種動物化石及稻谷等，該區良渚文化遺址有130處，發現有砂陶、稻谷、絹片、麻布、竹編等，這對研究該時期人類文化活動具有重要意義[36]。
2.3.2 旅游休閑功能
隨著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休閑、娛樂和美學享受服務要求也越來越迫切。人們渴望重回大自然的懷抱，與自然和諧相處，享受她賜予人類的各種休閑、娛樂活動和美感體驗。豐富多樣的生物，優美的環境，使得濕地成為了為人們旅游休閑的好地方。
蜚聲海內外的紅海灘，世界第二、我國第一的蘆葦蕩，盛產“天下第一鮮”文蛤的蛤蜊崗以及丹頂鶴、黑嘴鷗等珍稀瀕危鳥獸類資源吸引了眾多的海內外游客到此駐足觀光[20]。扎龍濕地建成了以保護區管理局為中心的人工園林，1984年開辟了3條觀鳥線路，形成了以觀鳥和濕地觀光為主的網絡結構，游人可步行或乘船以觀賞原始的濕地景觀[37]。美國的佛羅里達、泰國的普吉島、新西蘭的北奧克蘭半島、孟加拉的申達本等都開展了紅樹林生態旅游[38]。
3 河口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評價
濕地功能評價是濕地功能研究的重要方面[39]，主要是針對濕地本身內部過程的分析，以此來評價濕地的作用與特性[40]。服務價值的評價主要以人的支付意愿為根本出發點，同時結合區域的社會、環境條件，它可以反映區域社會需求和資源（服務）的稀缺性特征。
濕地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多種多樣，既有直接產品與服務，又有生態環境功能作用，還有文化旅游功能作用。根據濕地的地理位置、規模、生態特征以及所處的人類社會經濟環境來確定濕地的服務功能的種類，并選擇適合的評價方法。就河口濕地而言，其功能價值評價主要采用市場價值法、影子工程法、生產成本法和價格替代法等進行評估
3.1 資源功能評價方法
資源功能價值主要指濕地生態系統產生的產品的價值，一般采用市場價值法來估算。市場價值法適用于沒有費用支出的但有市場價值的環境效應價值核算，這些自然產品雖然沒有市場交換，但它們有市場價格，因而可以按市場價格來確定它們的經濟價值。
3.1.1 物質生產價值
濕地生態系統提供物質產品的功能最早被人類認識和利用，其價值可以使用市場價值法進行評價。市場價值法是對有市場價格的生態系統產品和生態服務功能進行價值估算的一種方法，公式如下：
其中V表示物質生產價值，Si表示第i類物質生產面積，Yi表示第i類物質單產，Pi第i類物質市場價格。
辛琨等在香港米埔濕地生態功能價值估算研究中得出，米埔紅樹林濕地的物質產出主要包括人工魚塘、基圍蝦塘每年的水產品產出以及為棲息的鳥類提供食物兩部分，物質生產總價值為HK$20.93×106[41]。翟水晶等對泗洪保護區物質生產功能價值從漁產品，水、濕生植物產品，木材3個方面進行估算，得到物質產品價值約0.66億元／a[42]。李建國等以白洋淀濕地主要物質產品蘆葦和養殖水產品為評價對象，計算出白洋淀濕地的物質生產價值為1.82×108元／a[43]。
3.1.2 成陸造地價值
成陸造地價值多采用市場價值法進行評估，成陸造地價值（V）計算公式如下：
V=當地土地使用權轉讓價格×每年造地面積
吳玲玲等人在對長江口濕地成陸造地功能的評估中，采用了市場價值法，以當地平均土地使用權轉讓價格450000元與每年造地面積2000 hm2的乘積作為其經濟價值[44]。韓美等根據東營市土地利用現狀及潛力分析，東營市沿海新增加的土地每公頃使用權轉讓價格為300~1500元，取其平均值900元／hm2，每年新增土地面積取平均值2 650 hm2，計算出黃河三角洲濕地每年造地價值為0.024億元[45]。
3.2 環境功能評價方法
濕地生態系統環境功能產生的效用無法商品化、缺乏實際市場，但具有替代市場的那部分功能價值，這種價值可以從市場上尋求替代產品來估算，其評估需根據各自的特點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估算。
3.2.1 大氣調節價值
大氣調節功能分為植物固定CO2、釋放O2以及排放溫室氣體三部分。由于溫室氣體對大氣環境具有負面效應，所以大氣調節價值＝植物固定CO2價值＋釋放02價值－溫室氣體排放價值。根據光合作用反應方程式，植物每生產1 g干物質可以固定1. 63 gCO2，釋放1. 19 gO2。
采用中國造林成本250元／t和國際慣用的瑞典碳稅150美元／t（按2005年人民幣匯率1:8計算，折合人民幣1200元）的平均值725元／t作為碳稅標準，釋放O2價值采用O2造林成本352.93元／t和工業制氧價格0.4元/kg的平均值376.5元/t計算。
吳玲玲等認為濕地溫室氣體排放價值為溫室氣體排放通量與排放時間、自然濕地面積、溫室氣體散放值四者乘積[44]，即：
V氣=Q通×T×S×V散
式中，V氣為濕地溫室氣體排放總價值；Q通為溫室氣體排放通量；T為排放時間；S為濕地面積；V散為溫室氣體散放值。黃國宏等對遼河三角洲葦場195天內排放的溫室氣體進行觀測研究，得到CH4和NO2平均排放通量分別為0.52mg/?h和0.029mg/?h[46]。
楊慧玲等在雙臺子河口濕地服務價值評估中計算出濕地固定CO2價值16.61億元；釋放O2價值6.35億元；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經濟損失為0.09億元，因此得出雙臺子河口濕地的大氣調節價值為22.87億元[35]。韓美等計算出黃河三角洲濕地每年固定CO2為9.52億元；釋放O2的價值為8.35億元；甲烷排放造成的經濟損失為79.17萬元，得出黃河三角洲大氣調節功能價值為17.86億元[45]。
3.2.2 水文調節價值
水文調節價值利用影子工程法進行計算。影子工程法是假設當環境破壞后，用人工方法建造一新工程來替代原來生態環境系統的功能，然后用建造新工程所需的費用來估計環境破壞（或污染）造成經濟損失的一種計量方法。通過建立蓄水量1t水庫影子工程的費用來估算涵養水源的價值，水文調節功能總價值為總水分調節量與單位蓄水量的庫容成本二者的乘積。
濕地的總水文調節量Q可以根據如下公式求得：
式中：Q為總水文調節量，Si為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Di為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的蓄水深度。
單位蓄水量的庫容成本以1988～1991年全國水庫建設投資計算，以每年新增投資量除每年新增庫容量，計算出每建設1m3庫容需投入成本為0.67元，目前國內在此方面的研究多采用此數據。
劉紅梅等按平均蓄洪水深度2 m計算，得到崇西濕地可蓄洪0.06億m3；單位庫容需年投入成本按0.67元計算，計算出崇西濕地蓄水功能價值為402萬元／a[47]。陳慶等將蚌埠市三汊河自然濕地的最大蓄水深度計為2.5m，得出蓄水總量為8.40×106m3，根據以上公式估算出自然濕地的水文調節功能價值為56280萬元[48]。
3.2.3 污染物凈化價值
濕地的凈化水體的價值為濕地去除營養鹽和重金屬的價值之和。運用生產成本法來估算長江口濕地生態系統去除污水中營養鹽價值；運用專家評估法來估算去除重金屬的價值。生產成本法是通過為恢復、保護和或重建被破壞生態功能而實施的工程或項目所需費用估算，獲得生態功能價值的評價方法。根據以下公式計算去除營養鹽價值：
式中，Et為濕地凈化N、P的價值（元/a），Ej為濕地凈化河流污水的量（t/a）。Pj為污水處理廠去除污水單位費用價值（元/t）。Tj為濕地去除N、P的量，Nj%為河流污水中的N、P含量，Tj／Nj%的最大值為濕地凈化河流污水的總量即Ej。
根據專家評估法，以濕地去除重金屬的環境效益價值占總環境效益價值的40%來獲得去除重金屬的價值。
辛琨等在對海南東寨港紅樹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研究中，估算出土壤吸附重金屬的功能價值為5462萬元[49]。劉廣平等根據以上公式得到長江口濕地去除營養鹽價值為1.33 億元／a；此外，根據專家評估法，以濕地去除重金屬的環境效益價值占總環境效益價值的40%來估算去除重金屬的價值，也就是說濕地去除營養鹽的價值占60%，則濕地去除重金屬價值為0.887億元／a。濕地水質凈化的總價值約為2.22 億元／a[50]。
3.2.4 生物棲息地價值
生物多樣性價值常用價格替代法進行評估。計算公式如下：
V生 =V單×S
式中，V生代表生物多樣性價值（元），V單代表單位面積濕地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元／m2），S代表濕地面積 (m2)。
童春富在河口濕地生態系統結構、功能與服務中，對長江口濕地棲息地價值評估參照Costanza對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結果，其中鹽沼／紅樹林棲息地價值為169美元／(hm2?a)。根據上海地區和美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進行換算，長江口地區生物棲息地價值為912元／(hm2?a)，最后得出長江口濕地整體生物棲息地價值應為4.38×104萬元／a[51]。侯春良在唐海濕地棲息地功能價值估算中采用Costanza研究得到的單位面積濕地棲息地功能價值$3191／hm2來計算，在唐海濕地中，動物棲息地以葦地林地為主，葦地林地面積為4200 hm2，由此可得到唐海濕地棲息地功能價值為1.11億元[52]。
3.2.5 護岸減災價值
護岸價值評估目前多采用Ledoux L的研究成果[53]，即岸灘防御風暴潮的價值為9140$～30,760$／hm2。計算公式如下：
V護=V單×S
式中，V護為濕地護岸價值；V單為單位面積濕地防風暴潮價值；S為濕地面積。
陳鵬認為廈門濕地中具有消浪護岸和抵御風暴功能的濕地類型包括灘涂、沙灘，面積為88.43km2，按照Ledoux L的研究成果估算出兩類濕地每年該功能的服務價值為15.82億元；紅樹林消浪護岸和抵御風暴功能價值為24.42萬元，最后得出廈門濕地消浪護岸和抵御風暴功能的總價值為15.83億元[54]。據范航清研究，紅樹林對岸堤的生態養護功能可新增效益64.7萬元?km-1?a-1，該值乘以紅樹林岸線長得紅樹林的生態養護功能總價值[55]。
3.3 人文功能評價方法
人文功能價值是既缺乏實際市場又沒有替代市場交換商品的功能價值，是類似生態資產這樣的“公共商品”的價值，其價值評估方法多采用價格替代法來評估。
3.3.1 科研教育價值
文化科研價值評估目前多取我國單位面積濕地平均科研價值382元／hm2和全球濕地科研教育功能價值861$／hm2 （即6888元／hm2）的平均值3635元／hm2作為計算參數。計算公式如下：
V研 =V單×S
式中，V研為濕地教育與科研價值；V單為單位面積濕地的科研價值；S為濕地面積。
索安寧等對遼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評估時，遼河三角洲濕地類型總面積的文化科研價值為1.543億元[56]。高元競在對閩江河口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評價中，以881美元／hm2作為閩江口單位面積的科研價值，根據閩江口濕地保護區的面積得到其文化科研價值為1821.39萬元[57] 。
3.3.2 旅游休閑價值
旅游價值一般采用價格替代法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V旅=V單×S
式中，V旅為濕地旅游價值；V單為單位面積旅游效益；S為濕地面積。
加拿大的Yound選擇了加拿大西部省Saskatchewan的Lost River濕地和King George濕地為研究對象進行濕地功能與評價研究，得出這兩個濕地的年均娛樂效益為1.40×104加元[58] 。曹月采用遼寧省2000年單位面積旅游效益223.1元／hm2作為遼寧省濕地旅游價值的估算參數，計算出遼寧濕地的休閑旅游價值為2.72億元[59] 。
4 存在問題及展望
河口濕地生態系統作為一個獨特的、脆弱的生態系統，容易受到人類開發活動的影響，在河口濕地服務功能研究中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由于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水平差異導致了物品、人力、資本等要素并未真正的全球流通，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只能做到國家統一或地區統一。因此，需要對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建立一整套完備的評價理論和指標體系。
2）國內外對于河口濕地生態系統價值評估集中在資源和環境功能價值，主要探討了物質生產、大氣調節、水文調節、污染物凈化、生物棲息地等主要功能，而對于科研教育、旅游休閑等人文功能價值，計算方法比較單一，不能真正體現各項功能的真正價值。因此，要得到更合理的估算結果，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這些功能的評價方法，形成合理可行的評價體系。
3）目前河口濕地的評估主要側重于靜態評估，動態研究較少，伴隨3S技術的發展，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動態變化研究將會越來越多。
4）河口濕地服務功能評估較少考慮人類活動的影響，評估結果缺少說服力。故應該把人類活動對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影響考慮進來，為河口濕地生態系統的保護和管理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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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海洋公益性行業專項（200805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