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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文化的概念，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泰勒的論斷據說是最早的文化定義之一：“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這是一個偏重于文化精神方面的定義。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把文化定義為：“人類對其環境所作的改變，我們稱之為文化。我們的文化就是人類心靈激發起肉體所作的各種動作的結果。”這個定義偏重于文化的物質方面。把文化理解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國符號學家莫里斯寫道：“文化是由人創造出來的。文化是特定個人所達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們保存下來作為社會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廣泛的社會現象，僅僅從某一角度對文化下定義是很難的，必須從社會的精神、物質和行為三方面來界定文化。張岱年、程宜山在《中國傳統與文化爭論》一書中給文化下了一個典型的定義：“文化是人類在處理人和世界關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動與實踐方式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活動方式與活動成果的辯證統一。”這里，文化是一個包含多層次、多方面內容的統一體系，主要包括物質的、思想的、制度的三個層次。
如果把社會文化整體比喻成為一個圓，那么，從圓心到圓周，大體以精神文化、行為文化、物質文化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內核，可稱為文化的深層結構，行為文化稱為中層結構，物質文化稱為表層結構。
二、文化與語文教育的關系
語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語文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與語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文化與語文教育的相互作用體現在：一方面，語文傳播、繼承、發展文化，語文教育的內容承載著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語文教育體制，不同的文化決定不同的選拔機制。教育對文化的制約作用表現在：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教育對民族文化傳統的作用，并不僅僅是保存民族文化傳統，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種強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實質是通過活化文化的方式來保存文化傳統。
民族文化傳統的特定內涵，需要通過教育來傳遞給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傳統將大大影響人們對教育內容的選擇。另一方面，價值觀念作為民族文化傳統的核心部分，沉積于人們深層的心理結構中，成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將極大地影響人們對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內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從而使語文教育體現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語文教育對文化也有體現作用。它的教育內容和方式體現文化的特征。下文從儒家文化和中國古代語文教育的關系、中西不同文化與語文教育的關系這兩點加以說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國古代，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形態，在這個漫長的歷史變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學術思想空前活躍，以后兩千多年的歷史，除一個短命的秦朝主張法治、廢除儒術以外，其他歷朝歷代沒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從春秋戰國的儒家到秦漢時期的經學，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到隋唐時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時期的理學、明清時期的科舉，幾乎無一不與儒家思想有關。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積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對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關注，“仁”和“禮”是這一倫理本位文化的兩大范疇。“仁”主要指一種社會倫理道德原則和要求。它以“愛人”為核心，包括禮、智、信、義、忠、恕、孝、悌等諸多內容。孔子曰：“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在諸多道德倫理原則中，儒家極為重視“孝悌”這一維護宗法血緣關系的紐帶，認為“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把這種家庭倫理層面的孝悌觀念推及社會政治，于國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愛國。“禮”是指維護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等級制度，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要求人們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成為對人的一切行動的約束準則。孟子在此學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說，宋明理學提出的三綱五常，實質上是對儒家政治倫理化統治方式的進一步發展。總之，儒家的“仁”是中國古代倫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則，而“禮”則是利用血緣宗法關系維護既定社會制度的一種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圖探求天與人的相通之處，強調“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的相通，以達到天與人之間的和諧。主要內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觀”、孟子的心性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說”。總之，“天人合一”思想體現了儒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關注，內容十分廣泛，但它的主導思想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便達到一種道德倫理層面人與人的和諧，最終實現天下穩定太平、統治秩序坦然的社會發展目標，成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學說的思想理論基礎。
2.儒家文化對傳統語文教育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寶庫中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承載著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幾個方面來談談儒家文化對中國語文教育的影響。
（1）對語文教育理念的影響
儒家文化具有以倫理為本位的基本特征，這種倫理型的思想文化滲透著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國所特有的德育為本的教育思想。這一教學理念強調德、智是衡量人才的兩條最重要的標準，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夠同時得到發展。儒家思想認為，德育的實施也能夠促進其他教學。儒家教育不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將智育視為德育的手段。這一原則對糾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識化教學，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導致重德輕智，過分強調語文教學為倫理、政治服務，不利于語文教學的發展。特別是到了隋唐，學校教育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語文教學只重視寫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們思想僵化。顧炎武曾經批評，這種文章訓練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學術日至于荒陋”。
（2）對語文教育內容的影響
我國古代沒有單純的語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倫理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在內的一種綜合性學科教育。比如我國奴隸社會的六藝教育，有“禮、樂、射、御、書、數”的綜合性內容。春秋戰國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經》《四書》。《三字經》有言：“凡訓蒙，須講究，講訓詁，明句讀。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這段話簡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學校教育的基本學科和古代學校教學內容的基本順序，即：小學―四書―孝經―六經―子書―史書。
古代語文教育之所以選擇《四書》《五經》作為主要教材，是因為：《四書》是儒家正統思想的精華，體現了由孔子經過曾參、子思、孟子一脈相傳下來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綱領、倫理思想、哲學觀點和教育教學思想，歷來被統治者所推崇，并規定為一切官辦學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經》也是歷代各朝宣傳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據。《詩經》相當于文學課本，《書經》相當于政治課本，《禮經》相當于道德倫理課本，《易經》相當于哲學課本，《春秋》相當于歷史課本。可見古代的語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連當時的蒙學讀物“三、百、千”也是識字教育與知識教育、道德教育結合在一起的，如“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闡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綱五常。
（3）對語文教育方法的影響
儒家教育家在長期教學實踐中，摸索、采用了許多教育方法，并對他們進行了許多理論性的探討和總結，如問答法、講授法、論辯法、誦讀法。這里僅以誦讀法為例來說明儒家文化對語文教育方法的影響。兩漢時期為什么流行誦讀法呢？因為內容多是《四書》《五經》，而儒家特別強調詩書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論語治國”成為當時的口頭禪。所以當時盛行記誦法。
3.儒家文化對當今語文教育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有著巨大的滲透力和傳承力，對當今的語文教學也會產生很強的滲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雙刃劍，其中的精華部分，如重人倫、中庸和諧、自強不息等精神，對語文教學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其中的糟粕部分，如過分注重倫理、忽視新知的探索等，對學生創造性人格的培養有負面的影響。積極影響，如傳統的德育理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使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對國家社會的高度責任感，始終是我們德育教育的首要內容。傳統德育的方法如講求“克己”“慎獨”，對于學生養成自我約束、愛護集體的習慣，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養學生的吃苦精神，如“頭懸梁，錐刺股”“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等，對于勵志、培養學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義。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對語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為時代的主流，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這種景象呈現了對立碰撞而走向統一融合的多維形態。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語文教育不斷更新其課程內容、教育理念、教學方式，以適應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語文教學中理應填充新鮮的時代意識和價值觀念。
在課程設置上，應打破舊有的模式框架，恢復語文教育應有的鮮活生機、朝氣洋溢，為各種文本內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對話提供廣闊的天地。語文教育不僅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還應當反映當今社會時代的精神內涵，更有世界范圍內優質的異國文化，促使我們的語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對國外的教育理念，應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合理的吸收揚棄，取長補短，以形成自己的強勢文化。
參考資料：
1.張岱年、程宜山《中國文化與文化爭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關于旅游與茶文化的論文1
低碳經濟視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分析
摘要：近年來，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低碳經濟成為引領當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帶領下，我國的經濟也在逐漸實現轉型，而這種轉型對環境安全而言也是一個好消息。隨著低碳經濟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行業加入到這種新型的發展模式中來。旅游業作為嗅覺最靈敏的行業領導者之一，自然也率先引入了低碳概念。隨著人們出行觀念的改變，低碳旅游已然成為了大多數人的首選。在茶文化旅游中，低碳經濟的引入也更加契合茶文化發展的模式。本文首先對低碳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體的概述，接著對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茶文化旅游進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夠改變當下茶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良現象。
關鍵詞：低碳經濟;茶文化;旅游
當下，旅游成為人們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之一。每逢節假日，與家人朋友外出游玩也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為我國帶來了不菲的經濟收入。而與之前的傳統旅游方式相比，現在的人們卻愿意選擇更節能環保的方式。作為節能減排的代言人，低碳經濟模式的發展引領了一股新的旅游風潮，在低碳經濟理念下，旅游業變得越來越綠色環保。而低碳旅游的發展對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也大有裨益。茶文化旅游業的興起為人們提供了生態化的旅游樂國，它不僅能夠讓人們看到恬靜的茶園景色，也能夠加深人們對于茶文化的了解。因而，在此背景下，分析低碳視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將會為經濟旅游模式注入一股新鮮血液。
1低碳經濟與旅游的關系
1.1低碳經濟概述
20世紀九十年代，為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低碳經濟首次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與之前只顧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相比，低碳經濟將環境保護放在了更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低碳經濟的主旨是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在節能減排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更好的發展。低碳經濟不僅能夠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更能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土壤。在全民上下高度關注的背景下，低碳經濟的重要性也由思想意識高度上升到國家的政治高度。低碳經濟模式的實施也展示了我國負責任的大國態度，表明了我國在環境保護上的決心。可見，低碳經濟不僅是某個人的事情，或者某個組織的事情，它更應該是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所達成的共識。在全球化經濟融為一體的背景下，低碳經濟的發展也能夠改變某些國家對這方面認識的不足，提高他們對資源利用以及環境保護的意識。
1.2低碳經濟對旅游業的影響
在低碳經濟的影響下，旅游業也迅速的改變了之前的發展模式，朝著更加綠色、更加生態的發展模式前進。在有限的全球資源下，如何制造可再生的能源，實現經濟的可循環利用也成為時代關注的重點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于自己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人們也更注重提高自己精神上的幸福指數。因此，節能環保的低碳經濟理念也為構建合理的生態旅游產業鏈，優化旅游產業結構做出了不少貢獻。而將低碳經濟引入到旅游業中，也必將為旅游業帶來更加光明的未來。
2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是在當地茶葉資源以及茶文化背景的基礎上，整合當地的特色產業，為人們打造的一個更為貼心和環保的茶旅游方式。相比于其他行業，茶文化旅游本身就具有節能環保的特點，能夠給人們帶來更為自然的生態環境，而在低碳經濟發展理念下，茶文化旅游也開始著手籌建新的發展項目，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在中國，飲茶不僅是人們茶余飯后的一個活動，更是促進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無論是在重要的商業密會還是在老百姓的家中，都有以茶會友的習慣。可見，茶文化早已經深入到我國人民的心中，與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茶葉為主線，結合其他產業共同發展，不僅能夠大大的增加當地的經濟，更能促進當地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促進茶文化的弘揚。而茶葉生長的環境大都溫度適宜，環境優美，這些先天性的條件也為茶文化旅游奠定了可行性基礎。同時，茶文化的內涵也為當地積累了豐厚的文化底蘊，這都為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條件。
2.1合理配置：科學設計茶文化旅游的路線
對于旅游業而言，旅游路線的規劃往往直接決定著旅行的舒適度。因而，茶文化旅游項目以及路線的規劃，絕對不能一概而論。為了制定合理的路線，我們只有深入地了解每個城市茶文化的特點，才能夠利用這些優勢打造專屬的特色。中國地大物博，與茶有關的城市也有不少。而由于地理環境以及土壤環境的不同，茶葉的味道也各有千秋。為了凸顯當地茶城的特色，我們一定要對當地的茶文化旅游路線進行科學規劃和合理的配置。在設計茶文化旅游路線之前，我們要對茶城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調查，包括地理環境、人文景觀、歷史故事、風土人情。其次，我們要將這些內容進行合理的搭配，并進行進一步的修飾和刪減，當然，這其中涵蓋著可能對茶文化旅游造成污染的項目，也包括了可能破壞當地茶文化特色的因素。剔除了這些不符合低碳要求的項目之后，我們才能打造一條低碳環保的茶文化旅游路線。而適度的開發機制也是維持茶文化旅游城市長久發展的前提。因而，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對茶文化旅游區的開放程度進行慎重的考量，并不斷地進行修正和測試，才能夠促進茶文化旅游路線的優化升級。
2.2主打特色：開發低碳的茶文化旅游產品
在旅游中，旅游產品的開發至關重要。茶葉作為茶文化旅游的標配，成為了帶動茶文化旅游經濟發展的必需品。與茶葉有關的藥品和保健品業已經成為旅游業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當然，在研發與茶葉相關的新產品中，我們一定要將綠色安全、低碳環保放在首位。因此，在產品的生產環節，我們也要對產業鏈進行嚴格的把關。同時，在包裝銷售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注意資源的浪費問題，特別是包裝紙的運用。踐行低碳節能的發展理念，使用循環可再生的材料作為茶葉包裝，突顯旅游產品的茶文化特色。當然，同花哨卻毫不實用的包裝紙相比，人們更愿意購買環保實用的材料。所以，綠色節能的茶葉包裝更能滿足大眾的消費需求。茶文化低碳旅游模式下，有的城市還開發了茶文化生態游、茶文化健身游的項目，這些項目符合了低碳茶文化旅游的主題，能夠吸引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游客前來游玩。在低碳經濟的概念下，有的茶城還將當地的茶葉制成低碳茶餅，不僅方便收藏，更能夠吸引游客的興趣。可見，開發低碳的茶文化旅游產品不僅能夠增加當地的專屬茶文化特色，更能為游客量身定制專屬的旅游路線，為他們留下愉悅環保的旅游體驗。
2.3保護底蘊：深入挖掘茶城的文化內涵
旅游中真正打動人內心的絕不僅僅是美食的誘惑以及別外洞天的美景，在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之后，茶城如果想要得到更長遠的發展，就必須深入挖掘歷史所賜予的文化優勢。例如：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化之中，與色彩絢麗的服飾相比，更讓人心之所向的是一段段唯美的愛情故事。可見，文化內涵能夠為這個城市建造堅不可摧的城墻。這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而這些不僅能夠牽動人最敏感的神經末梢，更能為我們帶來精神上以及心靈上的鼓舞。民族文化特色是強烈的印記，而少數民族自然的生活狀態也能夠增加茶文化旅游的魅力，讓茶文化旅游低碳的主題表現得更為明顯。深入挖掘茶文化也能夠讓本地悠久的茶文化得到繼承和發揚，讓這些塵封起來的傳統文化重新被人們熟知，這對于文化本身也是一種很好的保護。僑香風情，文化圣海，人們在獲得了低碳生活的感受之后，更獲得了心靈上的低碳享受。
2.4貼心服務：營造輕松自由的旅游體驗
傳統旅游之所以被人所詬病正是因為大量的被迫消費。強制性的消費行為不僅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不適，也使得旅游的質量大大的下降。因而，基于低碳經濟下的茶文化旅游一定要改變傳統高消費給人帶來的感受。在低碳經濟的引導下，茶文化旅游應該是輕松自由的，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美好的低碳體驗外，其他任何不好的印象都不能留下。而貼心的服務不僅能夠給人們留下美好的旅游體驗，讓游客沉浸在自然的茶園美景之中，更讓人們不受強制消費的迫害，有了欣賞美景的心情。
2.5立足創新：打造茶城文明的茶文化品牌
旅游是城市對外宣傳的平臺之一，在當前的社會媒體中，僅靠電視以及網絡等新媒體往往不能夠讓人們全面的了解當地的茶文化，只有親身進入到當地，受到當地文化的熏陶，才能夠在不經意之間發現茶文化的韻味。在茶文化旅游中，茶城應該注重打造自身的專屬茶文化品牌。例如：加強對茶葉質量的監測，打造家喻戶曉的茶葉品牌;注重茶葉食品的開發，為人們獻上風味獨特的茶餐飲。這些不可替代的茶文化特色都能夠為茶城不斷積累名氣，也為茶城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通過一個品牌了解一座城市，這才是茶文化旅游對于這座城市最慷慨的回禮。而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低碳經濟模式的基礎之上，才能讓人們得到最舒服、最自在的體驗，才能夠讓每個人成為城市的發言人。這種力量要比廣告強得多，通過親身經歷建立的信賴提升城市形象，從而讓茶鄉的知名度愈來愈高。
3結語
綜上所述，在低碳經濟的引領之下，茶文化旅游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應該深入的挖掘當地茶文化的內涵，構建合理的旅游路線，搭配自由輕松的旅游體驗，并在其中建立具有形象力的茶文化品牌，才能夠使茶城的形象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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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旅游與茶文化的論文2
茶葉節發展中茶文化旅游開發思考
摘要：茶葉節是茶產業的經貿交流活動，也是具有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的。由于茶葉節對文化價值的忽視，導致很多地區開展的茶葉節活動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對茶葉節進行了介紹，然后對茶葉節開展過程中茶文化旅游開發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就茶葉節發展中的茶文化旅游開發提出了幾點看法，希望能夠對茶文化旅游領域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茶葉節;茶文化旅游;經貿展會;茶鄉經濟
文化旅游業是國內旅游業發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業屬于文化旅游業的一種，對于茶鄉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簡單來講，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與旅游業的結合體，是一種新型旅游業。茶文化旅游業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業的品質，同時也借助旅游業的形式給當地的茶文化交流創造了許多機會。由于茶葉節主要是針對茶葉經濟貿易展開的，所以茶葉節中的文化內涵在某種意義上被人們所忽視。為了促進茶文化旅游的開展，茶葉節組織者應該更加注重提升茶葉節的文化意蘊，將茶葉節的發展與茶文化旅游相結合。
1茶葉節概述
茶葉節事實上是茶文化和茶業發展的產物，是茶葉行業的大型經貿活動，是茶企茶商貿易交流的平臺。茶葉節的開展不僅針對茶商和茶企，其還為喜愛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機會。茶葉節的開展在較大程度上促進了茶文化和特色茶鄉的推廣，有利于提高茶鄉及該地茶葉在國內外的知名度，這對茶產業快速的發展，茶鄉經濟的興起有著較大的幫助。我國有著許多茶區，這些地區有著舉辦茶葉節的經驗。比如說，鳳慶縣就曾經舉辦過21屆的茶葉節。由于鳳慶縣位于我國西南邊陲，因此該地區舉辦的茶葉節也吸引了許多東南亞國家參展商的前來，這不僅有利于提升鳳慶縣茶葉的知名度，同時還使茶葉貿易變得更加頻繁。除此之外，國內還有很多類似的重要展會，比如溧陽茶葉節等。國內茶葉節的活動形式多樣，特點鮮明，且極具文化意蘊。此類大型茶葉節的舉辦促進了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提升了當地的社會影響力。
2茶葉節開展過程中茶文化旅游開發的問題
茶文化旅游屬于文化主題旅游，旅游者在茶區可以欣賞茶園風景，體會茶區文化百態。當然，旅游者參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為了欣賞茶文化的魅力。茶葉節是茶文化與現代經貿相互融合的產物，茶葉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開展。茶葉節對于我國茶文化旅游的幫助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夠忽略開展茶葉節時茶文化旅游開發所存在的問題。要是對這些問題置之不理，就會使茶文化旅游開發受到阻礙，這對于茶區經濟發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葉節中的茶文化內容不突出
國內一些產茶區開展了茶葉節，當然目的主要是通過茶文化交流推動茶葉經濟的發展。茶葉節與茶文化旅游相結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內涵。雖然茶葉節對于茶文化發展有著一定的推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區在舉辦茶葉節時忽略了茶文化內容的導入，這對于茶文化旅游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來，一些茶區舉辦的茶葉節主要只注重展會活動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廣和宣傳茶文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葉節對游客的吸引力就會大大降低。游客的減少會給當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賴以發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最本質的文化意蘊，就極有可能給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創。
2.2茶葉節的文化價值取向不明顯
茶葉節不僅僅是茶業產區的重大活動，同時也是當地實現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文化價值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這種理念下，人們也提出了很多觀點，比如“文化興旅”等。經濟發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現階段的社會實際出發，經濟效益應該與文化效益齊頭并進。就國內茶葉節相關資料記載分析，很多地區的茶葉節對經濟價值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文化價值，事實上這種形式的茶葉節并不能對當地茶文化旅游業的開展起到任何幫助。事實證明，茶葉節不注重文化價值的導入，就會使當地茶品牌的美譽度大大降低，同時也會使游客的數量減少。
2.3茶葉節缺乏宣傳力度
就有些地區的茶葉節情況來看，前來茶葉節參與文化經貿交流的茶葉展商主要為該地區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區的茶葉并沒有登上其他地區茶葉節的舞臺。這些因素都是對當前茶葉節缺乏宣傳力度的有力證明。那么大家一定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當前茶葉節的宣傳力度缺乏?”茶葉節的宣傳力度低，主要可以歸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葉節組織單位的投入資金較少，使得茶葉節的規模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規模自然也較難換來宣傳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葉節中茶葉市場管理存在許多漏洞，這給茶葉節的舉辦帶來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茶葉節的推廣效果。第三，茶葉節通常作為展銷活動開展，這就是茶葉節的參展對象，主要集中在茶葉參展商領域。很顯然，參展商的人數較少，所起到的宣傳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葉節發展中的茶文化旅游開發
3.1注重茶葉節的文化價值
茶葉節是茶葉展商之間的經貿交流活動，很顯然是具有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的。由于茶葉節對文化價值的忽視，導致很多地區開展的茶葉節活動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領域的不斷發展，很多經濟學家發現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對于很多行業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業就屬于這類行業。對茶葉節文化價值的不重視會使茶文化旅游的質量大大降低。該地應該在確保茶葉節經濟社會效益的基礎上，提升茶葉節的文化價值，確保茶葉節能夠促進茶文化旅游業的發展。當然，茶文化旅游業的發展不僅有利于茶區經濟的興起，同時還能夠提升茶區知名度。
3.2注重茶區特色品牌開發
對于很多企業來講，品牌優勢對于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很多企業直接將品牌開發作為公司頭等大事，因此品牌優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區的核心競爭力事實上就是該地的茶葉，要是茶葉的質量都不過關，或者茶葉毫無口碑，那么該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難開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茶葉是茶文化旅游開展的基礎所在。茶區應該重視特色茶葉品牌的開發與打造，并學會利用品牌優勢提升茶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品牌優勢與產業鏈的形成是相關聯的，茶區管理人員應該借此積極打造特色茶葉品牌，通過推廣和宣傳有效提升茶葉品牌的口碑。
3.3多層次開發茶區茶文化
事實上，茶文化旅游資源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高層次茶文化資源、中層次茶文化資源和低層次茶文化資源。其中，高層次茶文化資源主要指的是茶藝表演，比如采茶戲。中層次的茶文化資源主要包含茶文化習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層次茶文化資源主要集中于物質范疇，比如茶具和茶園等。傳統的茶文化開發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層次的茶文化資源開發，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業產業鏈的發展。開發者應該注重茶文化的多層次開發，在開發中低層次茶文化資源的同時還應該兼顧高層次茶文化資源，這樣才能夠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場競爭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圍的營造
茶文化氛圍的營造對于茶文化旅游的發展有著較大的幫助。而茶文化氛圍的營造工作主要可以分為兩點。第一，將茶區的生態環境優勢與茶文化相結合，塑造出適應茶人與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環境。當然，開發者在營造茶文化氛圍時不僅應該考慮自然生態環境，同時還應該在環境中導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間休閑功能的開發，使游客更好的感受傳統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圍的營造需要充分考慮茶文化要素，確保游客能夠在游覽的過程中體會“天人合一”的樂趣。
3.5有效結合其他旅游形式
認為，事物之間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就茶文化旅游領域而言，茶文化旅游與其它旅游形式事實上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他們屬于與旅游業，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我們在茶鄉地區發展茶文化旅游時不應該限制自己的思維模式，而應該有效結合茶文化旅游形式與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說，要是該茶區有著夏日清幽的特點，那么就可以考慮在該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礎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鄉地區還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產，比如我國景德鎮地區具有豐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開發者就可以將茶文化旅游與陶瓷文化旅游結合起來。旅游形式的結合對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強茶葉節的宣傳力度
茶葉節存在宣傳力度低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茶區經濟和茶文化旅游的發展。針對該問題，開發者有必要增強茶葉節的宣傳力度。首先，茶葉節組織者應該增加資金投入，延長茶葉節的舉辦時間，不斷豐富茶葉節的內涵。其次，還應該注重解決茶葉市場管理漏洞，給茶葉節的開展掃除障礙。再次，還應該將茶葉節與茶文化旅游相結合，通過茶葉節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檔次，并通過游客推廣和宣來提升傳該地的茶文化和茶葉品牌。
4結語
綜上所述，茶葉節開展過程中茶文化旅游開發存在許多問題，茶區管理者應該注重茶葉節的文化價值和茶區特色品牌開發，同時也應該注重茶文化氛圍的營造和增強茶葉節的宣傳力度，這有利于當地茶文化旅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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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啟蒙教育是通過對幼兒這一群體生命與成長的關注來實現詮釋現實中的教育品格；在培養精神層面的發展以及深化文化內涵的同時，提出發展與創新文化的可能。實現文化的發展創新，優勢與目標更多的蘊藏在幼兒這一群體中，中華文化啟蒙教育融匯了中華節日與飲食文化啟蒙教育、中華藝術與游戲文化啟蒙教育、中華禮儀與民俗文化啟蒙教育、中華人物與發明創造文化啟蒙教育等多種形式與類型的教育領域。
（一）豐富中華文化的課程資源
在當今社會轉型期，開展傳統文化啟蒙教育，有著其他教育模式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也能夠為保護和傳承我國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找到更適合的途徑和新生力量。我國傳統文化只有依靠民族、社會和家庭的力量，才能實現不斷延續、代代相傳。將中華文化的優秀元素融入課程設計環節，從不同領域豐富幼兒日常的學習氛圍，為幼兒成長增添更多的活力與動力，作為受教育者既可體驗中華文化教育層面的意義，又為自身的成長發展吸收多元化的文化氣息。
（二）促進幼兒民族情感的形成
許多人對傳統文化往往存在誤解，認為是封建落后的一套，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讓孩子花時間和傳統文化接觸有些落伍，不如把時間精力花在學習外語等方面更務實。對傳統文化的誤解造成了目前幼兒教育在繼承發揚本民族優秀文化方面出現了偏差和缺憾。其實，中華文化中樂觀辯證地看待周圍事物的哲學思想，對于教育孩子保持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正確看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具有很現實的指導意義：民間諺語“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將心比心”、“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等，與目前的知識時代提倡的終生學習觀、換位思考、堅守誠信等不謀而合。傳統文化可以豐富幼兒的知識，開闊幼兒的眼界，同時培養幼兒的民族自豪感和熱愛祖國的情懷，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引導幼兒切實感受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播下傳統文化的種子，實現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二、中華文化啟蒙教育對幼兒民族道德感形成的影響
幼兒的道德情感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經過不斷地社會實踐逐步產生發展的，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會對一些行為產生具有一定道德意義的感受，從而認識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嘗試著采用一些道德方式去接觸周圍環境，以形成具有自身特點的道德結構。中華文化啟蒙教育的展開，進一步為幼兒提供了道德情感體驗的社會性刺激，使幼兒在成長中獲得具體的情感感知，使得個體道德要求與社會道德要求一致，豐富與提升幼兒的道德情感。
（一）豐富幼兒民族道德情感認知
中華文化在華夏民族傳承發展中，始終保持著一脈相承的文化氣息。中國地域遼闊，民族文化具有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性與象征性，通過認識雄渾奔放的黃河，了解北方的中原文化；認識清奇秀麗的長江，了解南方的楚文化；認識廣闊的大草原，了解西部的游牧文化。同時，幼兒對民間故事、民間藝術等有著較強的好奇心，可借此來進行道德感教育，符合幼兒的心理發展水平與思維的具體形象性特點。傳統作品來源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對幼兒來說，貼近生活，更貼近他們自身的道德需求，使幼兒在領略中華文化的同時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實現幼兒在成長中擁有自身的道德情感經歷。根據幼兒道德發展水平與特點，將中華文化中的道德知識以容易被幼兒理解接受的形式呈現出來，以提升幼兒對道德知識的獲取。在成人的道德評價和各種榜樣作用的影響下，幼兒自身的民族道德情感逐步形成，對于道德認知結構的形成，是從初步區分好壞的標準開始的。從最初只有同情感與怕羞等道德情感的萌芽，到集體生活中各種行為規范的掌握，是幼兒道德情感認知結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傳統文化要素在幼兒成長經歷中的滲透，對于幼兒道德認識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以傳統道德精神的存在影響幼兒民族道德認知的形成。
（二）幫助幼兒民族道德感行為的養成
中華文化啟蒙教育可以培養和熏陶人們的社會規范行為，也可以理解成對良好社會行為培養的影響。改善現實生活中一些不和諧的社會現象，如在家庭生活環境日益優越的情況下，幼兒與家長、伙伴交流的話語越來越少；獨生子女家庭中幼兒自我為中心的觀念，缺乏與他人分享、關心他人、主動去服務他人的意識。以上現象中的幼兒社會行為的培養就顯得尤其重要。《孔融讓梨》的古典故事、《三字經》中“父子恩、夫婦從。兄剛友，弟剛恭，長幼序，友與明，君則敬，匡則忠，此十義，人所同”等都體現了文化精神中的友愛與謙讓、忠孝思想，有助于提前學會與人相處，學會相關的為人處事的方式，懂得相關的禮儀，尊敬父母，更易于其認識如何表達關愛，最終幫助幼兒逐步養成關愛他人與生活的良好行為。同時，在現實生活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觀念中，從幼兒階段著手進行感恩教育的想法較少，從而導致幼兒只知索取不懂回報等不良現象的出現。進行傳統美德教育，讓幼兒學會尊敬老人、體諒父母、為家庭分憂解難，培養幼兒感恩意識并實現幼兒感恩行為的強化。
（三）促使幼兒民族道德情感提升
中華文化具有豐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內涵，不僅能使幼兒獲得熱愛祖國、熱愛家鄉、尊敬長輩的道德觀念，還能通過親身體驗，獲得伴隨道德觀念所帶來的愉悅情感。可通過情感環境提高自身的情感素質，實現民族情感的培養與表達。在新年吃年夜飯、拜年、走親訪友中，幼兒能感受到親友鄰里間的情感交流以及家庭生活的和諧安定，從而學會處理與父母長輩間的關系，實現與他人的情感對話與表達。在團圓的人倫精神影響下，體驗節日中的真實情感，在意識到被愛的同時，學會如何更好的愛他人。
三、中華文化啟蒙教育對幼兒民族理智感形成的影響
（一）激發幼兒民族智慧潛能
引導幼兒開展古詩吟誦、童謠吟唱、繞口令、歇后語活動，進行創編兒童詩、順口溜、相聲，聽成語故事、說成語活動，感受語言產生的魅力，對認知中華傳統文化、開發幼兒智慧有重要作用，以不同的視聽效果及傳統文化氣息感染幼兒的藝術表現力，激發幼兒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在對傳統藝術好奇與熱愛的基礎上，主動吸收與模仿好玩的情節，開闊眼界，同時領略中華民族地方特色語言的豐富化，并根據自身興趣深層次接觸這些文化，產生對家鄉對民族語言文化的熱愛，并進一步深入了解有關民間藝術的發展歷史與價值，從語言、思維及藝術方面實現智慧的發展。民間游戲同樣蘊含著較為豐富的教育資源，充分利用這些教育資源，有利于幼兒體能、認知、情感與社會性等方面的發展，民間游戲成為幼兒快樂成長的關鍵內容，為幼兒提供更充沛的探尋機會，為幼兒智慧的拓展提供更多的條件。例如，老鷹捉小雞的游戲中，幼兒借助游戲去進行好與壞、善與惡的道德認知，了解危險及安全的常識，已達到提升自身機敏靈活、判斷能力的目標。
（二）促使幼兒民族理智感行為的養成
在傳統節日活動中，因為環境與游戲的需要，幼兒會一起制作相關民俗事物。在端午節時，幼兒可通過參與包粽子、品嘗粽子、做粽子形狀的藝術品，去體驗傳統節日活動的豐富性。在此過程中，幼兒需要仔細傾聽，觀看教師操作時的動作，并在自己操作時鍛煉動作的靈活協調性。這一過程符合幼兒認知特點，具有較強的興趣性、游戲性，使其順利完成具有一定難度的操作認知活動。通過融入活動并體驗活動的樂趣，充分利用民俗文化產生的影響，進一步實現理智行為的養成。幼兒在認知基礎上實現自己理智思維活動的形成，再協調動作綜合完成活動的進行。更多的傳統民俗活動倡導尊老愛幼、懲惡揚善、文明禮貌等傳統美德，同時會體現人們對祥和樂利等方面的美好的愿望。在中華節日啟蒙教育實施過程中，成人積極的情感態度對幼兒具有強烈的感染作用，同時促進幼兒的認知活動。幼兒在學習與接觸過程中，不但認識中華文化，而且滿足理智情感方面的需要，誘發探究與學習熱情。
四、中華文化啟蒙教育對幼兒民族認同感形成的影響
（一）促使幼兒形成民族歸屬感
中華文化啟蒙教育根據年齡分期使幼兒體驗不同類型的中華文化，為幼兒自身創新與創作思維提供更豐富的文化源泉。在幼兒園集體教學活動中融入中華文化的優秀元素，可使幼兒充分感受中華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并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特色。可以豐富幼兒園園本課程，注入代表本地域鮮明特征的傳統文化色彩，通過幼兒園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打開幼兒教育領域的文化發展空間，實現幼兒群體的文化交流、傳承和發展，使中華文化具有更廣泛的包容性。以啟蒙教育的形式傳承傳統文化，目的在于拒絕文化的中斷與消失，通過優秀文化的滲透和有目的的創作實踐實現傳承。例如在幼兒認知自己民族的藝術作品時，通過動手制作簡單的作品、展覽與點評作品來增強民族意識，深刻感受自我創作所蘊含的民族情意。
（二）幫助幼兒增強民族使命感
中華文化中的審美教育培養人們欣賞美的能力，提升審美創造力，人在改造自然與社會的活動中，按照美的規律營造美的世界、生活及作品。對于中華民族來講，創新是更高意義的能力與精神，可以充分落實到實踐層面。在已有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將具有自身特點的創造思維運用到各種活動中，實現創新實踐與創新思維的結合，對于幼兒心智的發展會產生很大影響，從而使他們發揮更多的主動性去完善自身的成長，為民族發展增添創新的元素與思維，從而逐步培養對國家、社會及自身的責任意識，了解作為中華民族一員所應負的責任與義務。
（三）促使幼兒體驗民族自豪感
不同民族在交流互動時，通過對語言、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異同程度的觀察、比較會形成不同程度不同意義的認同，進一步形成了民族自我意識。在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中，各民族會在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上形成自己固有的特征，形成容易辨別的民族屬性，賦予強烈的民族情感，從而內化為民族的象征、民族個性。幼兒正是在逐步感知民族特征的過程中，形成了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意識及民族自豪感。將生活與藝術結合起來，并把民族文化象征深化為自我創造的資源，提升創新思維能力，使幼兒主動認識并選擇民族文化中感興趣的方面，圍繞興趣點去進行探究與創新，從實際操作中感悟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進一步體驗參與過程的真實性與趣味性，從而更進一步激發幼兒的民族自豪感。
五、結語
【關鍵詞】文化圖示 侗族傳統文化 英譯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過關鍵詞和主題搜索，當輸入“外宣資料英譯”、“民族典籍翻譯”、“民族文化英譯”、“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譯”等詞時，我們從中國知網2000-2012年不完全數據統計獲悉，涉及外宣資料翻譯或英譯的論文有34篇，涉及少數民族文化英譯的論文6篇，涉及侗族語言文化英譯的為0篇。根據筆者對國內研究現狀的分析發現，雖然中國典籍翻譯研究進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優質中國典籍英譯本，但涉及中國少數民族典籍英譯方面的產品較少。同時綜觀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風情旅游區，有關侗族民俗風情的譯文也較少，現存的譯文對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標識的英譯存在不統一性和隨意性，對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標識的英譯資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選擇從文化圖示視角探討侗族文化與西方文化構式的異同，深入研究侗族傳統語言文化的英譯策略，不僅可以彌補民族典籍英譯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譯與研究提供有益的幫助和新的研究視角。本文將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討。
一、文化圖示在翻譯過程中的運用
“ 圖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國 心 理 學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圖式是對過去經驗的反映或對過去經驗的積極組織。[1]圖式作為人們從自身的經歷中獲得的一種背景知識，在翻譯的理解與表達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示主要分為四類：即內容圖示（關于世界的基本知識）；形式圖示（關于不同文體的修辭結構的知識）；語言圖示（關于語言詞匯和語法的知識）及文化圖示（關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識）。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圖示的概念，即所習得的語言的文化背景知識（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簡而言之，文化圖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識，包括風土人情、歷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內容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
語言不僅是信息的載體，也是文化的載體。正如英國語言學家萊昂斯?約翰所說“特定的社會語言是這個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每一種語言在詞語上的差異都會反映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的事物、習俗以及各種活動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譯，已不僅僅被看做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是一種文化轉換的模式，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對原語的文化圖式進行正確的解碼，并將其移植到目的語中去，才能有助于譯語讀者的正確理解和語言信息的充分轉換，因此，譯者應該了解語言并使用的“文化圖式”，才能使譯文達到有效交際的目的.
二、侗族傳統民俗文化外宣資料英譯
侗族傳統文化豐富多彩，表現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樸文明典雅風趣而且帶有幾分神秘；侗族傳統民俗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飲食到居住穿著，從文學藝術到，從社會組織到社會生活和生產，從體育到醫藥等等，浩如煙海，獨具特色。由于語言的隔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的經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與尊重，對外翻譯的現狀更不容樂觀，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關注的時代背景下，研究侗族這個少數民族傳統民俗文化的英譯，對增進各民族間以及中外文化之間的溝通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英漢兩種語言歷史悠久，侗族作為中國民族文化標簽的一支，積淀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因此在進行侗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翻譯時，必須對其所承載的文化信息進行充分而正確的理解，激活內化在記憶中的兩種相關的文化圖式，找到對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轉換成目的語讀者所能接受的語言信息，并盡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達方式，以達到忠實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傳統文化往往涉及其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習俗、神話傳說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因此，我們試從以下四個角度，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
（一）圖示對應
不同民族之間之所以能夠相互溝通，是因為不同民族之間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風俗習慣，在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有時會有著共同的文化認知基礎。[8] 例如：侗文化與漢文化就有許多融合或相似之處，而漢文化與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處。所謂圖示對應就是指用目的語中能準確、全面表達源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的現成的文化圖示來翻譯源語的文化圖示。在這種圖示下，采用直譯法可能是侗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翻譯相對簡單，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譯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語中找到與源語對應的詞匯。如在漢譯英過程中，侗族傳統文化中對于“煙”一詞的描述為“煙作為侗族人民傳統的生活調劑品，對煙具十分講究，素有‘茶三酒四煙八桿’之說。” 所謂的煙具就可直接英譯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樓（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詞語均可直譯。這些譯文不僅表達簡潔，而且建立在漢英民族相似文化圖示的基礎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減少文化沖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條件及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表現為開放流動性與封閉穩定性兩種不同類型。每個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礎上的民族差異。英倫三島四面環水，水產捕撈業在其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魚對大英民族有著不同的意義。而侗族和漢族同為農耕民族，既沒有游牧“馬背民族”的那種疆土擴張意識，也沒有“海洋民族”的那種海外擴張意識。漢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為“內陸型”，但是魚卻是侗族的主要圖騰之一，在侗鄉處處可見魚的形象，以鼓樓的雕飾彩繪最為常見。在貴州黎平、榕江一帶還有一種酷似漢族道家太極圖的“雙魚圖”（Double fish patterns）。在漢族神話中，魚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鯉魚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樣的魚文化內涵。所以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與fish有關的詞語進行英譯。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陽、月亮和風、雨、雷、電都當作神靈，則與世界各民族的神話相通。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臘神話中相對應的神進行英譯。當然，直譯法并不是萬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時候。例如：“蠻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譯成“the savage land”，從譯文讀者角度理解，該譯文容易被誤解成“荒原” 或“原野”。 筆者結合“蠻夷之地”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認為將其譯為“the untouched area”較適宜，這樣既不會讓讀者誤解該詞的含義，同時更易于讓讀者接受，從而可以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圖示沖突
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思維方式上可能有共同點，但由于人們對不同事物所蘊含的象征意義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對同一事物在表達方式上會存在差異，由此導致在兩種文化進行匹配的時候產生沖突。此時我們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語中能表達出源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圖示來翻譯源語中的文化圖示。這種方法要求譯者要正確地對源語文化圖示進行解碼，同時又具備大量的目的語文化圖示。下面來探討一下道德義務感和社會責任感在倫理道德實踐上存在的圖示沖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個體充分的道德覺醒的基礎上，自覺地去履行社會倫理綱常，把道德義務感和社會責任感付諸實踐。誠如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生取義”則代表了一種更崇高莊嚴的社會責任感、民族責任感。侗族也有與其相似的倫理道德，不過尚未褪盡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義務感體現在“補拉”文化中。補拉組織是遠古父系氏族組織的次生形態，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補拉組織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義務。如在補拉的自治規約的五個功能中，第一個功能就是互助功能。從添子到辦三朝酒，到結婚辦喜事，從建房扛樹、樹屋架，到老人過世的治喪，都要全補拉成員出動，并且不計報酬。這種一家有事大家相幫的習俗，侗族叫“尼補拉”，它其實就是一種原始古樸的道德義務活動。侗族補拉成員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復仇”，它表現了一種“原始形態”的社會責任感。這種叫做“起補拉”的“血族復仇”，是基于外人對本補拉組織的人或物的嚴重侵害而產生的。后來，它與抵抗官府對侗族的迫害、進剿的斗爭又重合在一起，更體現了侗族的社會責任感、民族責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還是中華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帶資本主義色彩的而中華文化中的家族則更帶有封建意味。不論是在侗族傳統文化還是漢族傳統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結難解，涉及后代子子孫孫的問題。然而在西方傳統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說，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傳統文化內涵――獨立的影響，仇恨只涉及本人這一輩。所以在介紹侗族“補拉”文化時，首先宜將“補拉”直接音譯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語言，借鑒現有的漢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的英譯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選擇性的加工和應用。在涉及“血族復仇”之類翻譯時，筆者從譯文讀者角度考慮大膽借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蒙太古與凱普萊特家族的典故，將侗族文化的“補拉”“血族復仇”英譯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這樣不僅能有效地表達“補拉”所承載的侗族傳統民族文化內涵，也避開了將“復仇”直譯為“revenge”時呈現出血淋淋的畫面，從而使譯文讀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圖示缺省
由于不同語言所表達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異，有時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文化圖示在另一種語言里會產生缺失或找不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在譯者大腦中也無法建立相對應的文化圖示，這時就會出現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譯者清楚地了解目標語國家和譯入語國家所處在的地理位置、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的差異，結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膽地對源語進行創造性的翻譯。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薩滿祖神，侗族各個村落紀念這位薩歲神的活動被稱為“祭薩”，在西方傳統文化詞匯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詞語，無法用貼切的詞語譯出其詞義內涵，因此將其音譯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儺文化，在西方傳統詞匯中也無法找到相對應的詞，則宜將其譯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譯加注法能夠幫助譯者構建新的圖示外，意譯法也能幫助譯者在保留原文交際意義的基礎上，用簡單描述性的短語將原語的詞義信息譯出來，達到引導解釋新圖示的目的。如侗族傳統木藝手工床：花床可英譯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則可譯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薩”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幾乎無所不能，翻譯時筆者避開音譯借用希臘神話的主神“宙斯”，將其意譯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創的巫儺文化，有極具的特色“趕尸”、“撐桿立米”、“晃雞定棺”、“巫師喚魂”等標簽，在外宣過程中，宜用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策略來翻譯，上述詞語可分別英譯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圖式錯位
圖式錯位指的是相似的意義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體現出來。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習俗、思維方式、價值觀等不同，兩種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會以不同的語言形式表達類似的觀念。譯者只有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內涵，才能呈現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會歪曲語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來講，直譯加注或代換法適用于這種文化圖示下的侗族傳統文化外宣資料翻譯。例如，侗族、漢族及西方社會神話中都有關于人類誕生的神話，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擁有不同的人類誕生神話。西方神話堅持是上帝創造了人類；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亞當，再用亞當的一條肋骨塑成夏娃，他們便是人類的祖先。而侗族的人類初生神話類似漢族女媧造人。祖婆薩巴天從自己身上扯下四顆肉痣，變成四顆蛋，然后孵化出人類的祖先松恩和松桑，兩人成親，養育后代，產生人類。筆者考慮到三個民族人類誕生文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采用直譯加注將侗族的人類誕生神話概括性地翻譯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僅如此，侗族神話體系中，還有類似的創世神話。與西方《生物進化論》不同，侗族的創世神話《人類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語中指似云靄、霧氣、煙光而彌漫未分的物質）的原始物質作為宇宙萬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斷進化。侗族神話從個別具體的事物入手，敘述沿著卵（神話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樹蔸白菌蘑菇蝦子額榮（浮游生物）七節松恩（人）發展，構建了一個初級的、幼稚的發展鏈條，鏈條中的部分環節的代表物仍能在當今找到活體，有的則已無跡可尋，所以在英譯時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進化論中約定俗成的生物進化的大致過程。筆者傾向堅持保留侗族生物鏈的特殊性對個別詞采用音譯附加類別詞的翻譯方法，將其英譯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沒有文字記載，只能以口口相傳的形式將文化和史詩傳承，在這個過程中時間跨度巨大，需長時間地溯源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譯者只能對上述生物進化鏈進行嘗試性翻譯。
三、結語
綜上所訴，在進行侗族傳統語言文化外宣資料英譯時，針對不同類型的侗族傳統語言文化，從不同的文化圖示視角，遵循不同的原則：侗族語言文化與漢語語言文化及英美語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圖示對應，可采用直譯法或半直譯附加意譯的翻譯方法；侗族語言文化在英美語言文化中難以找到內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達，既文化圖示沖突或文化圖示差異，可采用套譯法、直譯附加類別詞法、意譯法，直譯加注法等；侗族語言文化在英美語言中找不到相應的表達方式，既圖示缺省，譯者可以大膽創新，對文化缺省的翻譯進行文內、文外補償，文內直譯，有關文化缺省的說明則放在注釋中或結合語境采取意譯。但是，譯無定法，譯者應在明確外宣資料旨在盡可能的介紹給英語讀者的前提下，既忠實于“侗族傳統民俗語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歸化”，更好地傳播侗族傳統民俗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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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詞匯以及習語存在巨大的差異，例如：中文中的黃色影片在英語里可用bluefilms來表達。Blue翻譯成中文是藍色的意思，和中文中的黃色含義截然不同。好多英語學習者因為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可能會用Howoldareyou?來表示對英美人士的關心，或者是在沒得到允許的前提下翻看英美人士的相冊，這些事實上都侵犯了其隱私，成為跨文化交際的阻礙。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在于交際。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當我們與西方人交流時,我們所面對的是陌生的國家文化、思維模式、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這時交際就不單單是掌握一門語言知識那么簡單了，還要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知識。因此，英語學習者必須深入了解這些差異才能使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
二、西方文化教學的必然性
不同的民族可能在與大自然的共同斗爭中有相似的經歷或者體驗，這就使得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中文中有“同舟共濟”，英文中有“inthesameboat”；中文中的“藍圖”，英文用“blueprint”來表達。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由于處于不同的地域或者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導致他們對相同的事物和經歷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英文中的Heisawolf表達的含義是他是一個好色之徒，但不過英語學習者不知道相關的文化背景就會以為“他是一個很兇的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和西方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這就要求我們在不斷增強對西方各國的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時，不斷強化英語水平，這也是對我國英語教學提出的要求和目標。文化的載體是語言。任何一種語言的背后都是某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文化。我們只有了解了語言中隱含的文化內涵，才能真正了解語言所承載的真正含義，我們才能夠具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目前，由于大部分英語教師在英語課堂上過分側重語法、詞匯的講解，而忽略英美文化的灌輸，導致我國大部分英語學習者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較為低下，對西方文化了解甚少，這是我國目前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對西方文化了解的匱乏，導致英語學習者對中西文化差異缺乏敏感度、洞察力和識辨力。例如，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對一名美國女士說Youlookstrong，這種說法讓這名美國女士感覺心里非常不舒服，因為strong這個詞過于男性化，如果把strong改為healthy則表達的更準確，也會讓這名女士感覺很開心。因此不進行文化教學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在交際的過程中容易產生誤解；另一方面，使用中文習慣進行表達，造成語用失誤、交流受阻。因此，在英語教學過程中，我們不但要強化英語運用的能力，還要不斷增進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語言有各種適用的場合。我們要用心體會語言的真實語義，就需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知識。什么情形下該說什么樣的話，什么話題是禁忌話題，都和他們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關系。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核心內容是文化，同時跨文化交際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世界正處在全球化進程中，英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在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相當重要，因為英語學習者只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義，才能對西方人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等深有體會，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語。
三、西方文化教學的新途徑
西方文化教學的進行可以通過以下途徑。首先，我們應樹立正確的文化觀。世界上各種文化都是平等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說某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有優勢或劣勢。我們在繼承、發揚和傳播我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要不斷了解西方各國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其次，英語教師應在課堂教學中不斷融入西方文化教學。教師在制定教學目標時，除了明確語言點以外，還要明確文化點。文化點應主要圍繞影響語義和語用的各種文化因素進行講解，包括語言承載的文化內涵以及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等。教師在課堂上應強化學生語言的運用。教師應充分利用課堂時間讓學生進行分組會話、分組討論或演劇目等。在進行不同典型話題的語言運用過程中，比如如何問候、表達謝意祝福等，學生會意識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教學方法能夠培養學生對語言所蘊含文化的敏感度。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通過大量閱讀西方文學佳作，學生不但可以了解該作品體現出的某個民族的文化，還可以學會如何鑒賞文章。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應該相互滲透，有機結合。最后，教師在充分利用課堂時間之余，還應多組織英語課外活動，例如舉辦英語晚會、英文歌曲比賽、英文脫口秀、英文話劇、英語知識競賽、英語辯論賽、英美文化專題講座等。但這些活動的組織安排也應遵循一定的規則：英語課外活動應與課堂教學同步進行；教師只是活動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學生才是參加者和主導者；一切的活動要盡量營造一種輕松愉快的氣氛。時間的安排要恰當合理。
四、英語教學改革的啟示
傳統的只強調語法、詞匯等的英語教學已經不再適合時展的需要，我們需要對英語課堂教學進行改革。1.教師應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教師想要向學生滲透西方文化，就必須自己先找到相應的文化點，并具備介紹和說明這些文化點的能力。因此，教師在具備扎實準確的英語語言基本功的前提下，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國家的文化，同時也要讓學生不斷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學生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才能達到用英語交際的正確有效。2.教師應加強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教師應努力培養學生的自學意識，尤其是培養在課后積極主動豐富西方文化知識的意識，這種意識的提高會增進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學生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3.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教師是課堂的組織者、教學任務的決策者和教學內容的改革者。教師應充分發揮自己的指導作用，不斷加強對學生西方文化知識的灌輸，并通過制定合適的教學任務和實行可行的改革方案來提高學生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意識。4.教師要加強研究文化與語言、交際及英語教學工作的關系，不斷豐富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教師在課堂上如果只教授英語的單詞和語法，忽略文化知識的傳授，學生就會感到枯糙乏味，跨文化交際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再加上我們的學生身處中國，很難有機會去英美國家學習英語和感受英美國家的社會文化，所以教師應盡力引導學生沉浸到英美文化中，最大程度地理解英美文化的內涵。教師的英語教學應針對課本內容和日常交際需要進行，將中西文化共性和中西文化差異融會貫通，從而使文化學習和語言學習有機結合。在課堂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教師應盡最大可能在教學中融入英美國家歷史和社會生活全貌，最好配備DVD光盤，通過影像和聲音傳遞文化信息，使語言教學的內容形象化、具體化。具有新穎性和趣味性的影像資料應展現英美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自然景觀、民俗風情等。這種展示將有利于學生了解英語在實際場合中的應用。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還應設置合適的語境，組織一些可涉及英美國家社會文化層面的分組討論或會話，話題盡量是學生感興趣的，激發他們講英語的欲望。
五、結語
正是由于英語語言在世界文化范圍內基本成為了一種通用語（LingualFranca），被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人們當做成一種與外界溝通的媒介［5］，所以人們對于英語實用性的需求才越來越大。雖然英語作為通用語種被人們所使用，但當它在不同文化環境中被使用時，體現著當地的文化特色，正如在本文開頭提到的在不同英語語言使用國家對于cheers的不同使用方式。因此，在英語教學中，盲目地對文化進行介紹或教學是不可取的。文化教學所要達到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夠通過英語語言了解目標文化與自身所在文化的差異性，真正意識到英語語言在其中作為信息傳遞媒介的功能。因此，教師要盡可能地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突出英語作為通用語傳遞信息的功能，激發學生對于差異性探索的熱情，而并非強調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或是一門課程進行學習。這里所談的可以接受的范圍，指的是英語教學中不必完全被英語語言規則所束縛而導致其失去了真正進行信息交流的作用，例如在英語教學中過多地強調語法與拼讀的準確性、過多地糾正或是死記硬背的方法等，只會使學生對英語學習產生排斥性。Baker曾在泰國對幾個泰國的英語學習者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發現，泰國學生在使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進行交流時，其使用方式不同于其使用泰語的方式。這個結論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泰語與英文具有不同的語言系統，而且使用國家也有地域文化差異，這都可能導致泰國學生在使用英語時改變其固有的使用泰語的方式。然而，即使研究也表明，英語語言系統與文化都對泰國學生交流方式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但英語中的語言習慣并沒有在這些泰國學生交流中起到主導作用。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英語學習者在使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時，既脫離了泰語的思維束縛，同時也沒有被英語語言中的規則所禁錮。泰國學生在用英語進行交流時，甚至會利用英語語言規則并結合自己的交流需求進行調整來達到他們的交流目的。這同ScollonR.和ScollonS.W.得出的結論相似：外語學了可以作為文化溝通的媒介外，同時還要滿足使用者個人不同的使用目的，這其實也就是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之一。
2跨文化英語教學
跨文化英語教學的主要教學目標，既包括培養學生在聽、說、讀、寫方面使用語言能力外，還強調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inter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這種能力可使學生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能將英語語言看做是信息傳遞的媒介，將英語當做工具來使用，融合目標文化與自己所在國家文化。目前很多學生在英語學習時，通常把重心放在掌握更多的詞匯或是學習語法規則上，這都是老師在英語教學中不恰當的引導所導致的。英語教學中，知識通常被大量地灌輸，但學生缺乏在真實環境中使用的機會，使得在課堂學習的大部分知識被白白浪費掉。跨文化英語教學法的實施，不僅能使學生了解英語詞匯或語法的正確使用環境與規則，而且可以在考試中作為聯想記憶法的依據，使學生快速回憶詞組或語法的正確使用法則。但是包括Valdes在內的一部分教學研究者一直質疑在英語教學中植入文化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文化與語言不分家，語言教學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對文化元素進行講解。其實，語言教學中文化的教學部分遠遠不夠，這也就是為什么即使在國內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漢語，但仍要在中小學開設語文課程來提高學生對于祖國文化的了解。英語教學中的教科書，許多只是為了達到教學目的，有些甚至出現了在英語語言中都不常出現的用法，完全失去文化的真實性。最近Kramsch的一項研究同樣也證明了在教學中對文化進行教學或有意識地將文化融入課堂教學活動中的重要性、。Kramsch在其研究中分析了運用交際教學法（CommunicativeLanguageTeachingMethod）和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TeachingMethod）的效果。兩個課堂雖都很好地利用課堂活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例如課堂討論以及角色扮演活動等，增加學生對語言進行練習的機會。但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交流僅僅局限在對于語言語法準確性或是教科書中語言點的討論，絲毫沒有對教科書中文章真正要表達的文化意義感興趣，僅僅局限在學習語言學方面的知識。這樣的教學效果使得教科書中精心挑選的課文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即使語言教學中確實存在文化的因素，但對文化進行明確的教學也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幫助學生跳出語言的束縛，將語言真正地當做信息傳遞與交換的工具。當學生在看待英語語言時，能夠從單純地把它當做是一門課程轉變到把其當做是一種信息傳遞的媒介，英語教學也應該會變得更容易進行。Kramsch還提出，跨文化語言教學（InterculturalLanguageTeaching）是交際語言教學的升華，但似乎兩者其實并沒有先后順序，教學中植入文化甚至可以說促進了交際教學法的實施。
3課堂教學實例分析
這里要介紹的實例是澳大利亞悉尼TESOL專業（對外英語教學）課堂教學中，教師如何成功地將中西方文化元素融入教學中，使課堂氣氛變得融洽活躍。特別要聲明的一點是，以此課堂教學作為實例分析，主要是鑒于其對于我國國內高校英語教學啟發的特殊性。在TESOL專業，中國學生較多，與國內高校英語學習者相似，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在學習與使用。雖然與國內中學課堂還是有所區別，例如，授課教師母語為英語，班級中會有來自世界不同地方具有文化差異的同學，這些條件都更適合對于跨文化語言教學法的施行。但在課堂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教學模式是可以被用來借鑒的。在教學案例中，教師首先對學生進行分組，然后要求每個小組對兩段典型的分別為澳洲以及中國小朋友設計的寓言故事進行討論。小組先進行組內討論，之后再進行組間討論。澳洲的故事以袋熊（wombat；澳洲特有的動物）自我成長的故事為主線，而中國的故事是以3只小豬如何從不聽話的小豬變成聽媽媽話的乖巧3兄弟的故事為主線。故事顯著的區別激發了學生們很高的熱情，課堂上，很多中國學生都踴躍發言，從不同角度解讀故事背后所蘊涵的兩種文化間的差異，包括澳洲文化中的個人主義以及中國文化中的孝道。中國學生在討論中使用英語進行表達時，語法錯誤仍然很多，口語表達也不是很流利，但教師沒有刻意去糾正所有的錯誤，而是以抓住他們要表達的意思為主。由于有故事情節作為參照，雖然老師不會過多糾正語言上的錯誤，但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不少中國學生能夠根據寓言材料，自發對出錯的語句進行修改。討論之后，老師才開始對寓言中的一般現在時用法進行歸納。新鮮的文化差異能夠激發學生對于英語文化的探索，其中的過程便是學生進行自主性英語學習的過程，這比教師苦口婆心反復重復語言點效果要好得多。這樣的教學模式成功地在不降低英語語言學習效果的前提下，將英語課程轉型為文化差異性討論。在課程內容上，也更符合大學生的口味。
4結語
關鍵詞：福柯；話語理論；文學研究；文學接受
法國偉大的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憑借其深邃獨到的思想、宏大的著作、難懂的語言和不羈的個性聞名于世，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福柯的一生，研究的領域極為廣泛，跨越了文學、歷史、醫學和社會學等；著作也極為豐富，包括《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和《性史》等；其思想的深邃獨到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但是，縱觀福柯的思想軌跡，其核心部分也是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話語理論，探尋知識與權力的關系，福柯指出，話語不僅存在于文本上，它更包含了支配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法則和規范，“福柯的話語論揭示了社會、文化中權力和知識隱而不現的共生關系”。
在所謂的后現代社會，福柯的話語理論受到了諸多領域的尊崇，文學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話語理論既能對正確剖析文學作品提供指導，又能為深入研究文學作品提供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擺脫文本的局限，而把視野拓展到更為寬廣的歷史和社會方面，更為全面深入地解釋作品的產生過程與內在意義；與此同時，話語理論也賦予了讀者以一定的話語-權力，使其在文學接受中擺脫了完全被動的地位，也能夠憑借自身的話語-權力，質疑和反抗創作者的原意，而這種對文學作品與讀者互動關系的研究也是文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一、文學創作與話語-權力
話語-權力關系是福柯理論體系的核心，米歇爾?福柯關注的首要問題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及其對話語（discourse）與話語構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操縱。他認為現實產生于權力，而權力是通過話語機制生產出我們賴以信仰的知識和真理，因此，話語和知識是被權力構建的，話語的爭奪實際上就是權力的爭奪。福柯通過對醫學、人口統計學、精神病學、教育學、社會學、犯罪學和政府管理等進行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并不存在純粹客觀的知識和真理，因為看似客觀的瘋狂、犯罪和性等都是由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權力構建的。他的話語理論最初是針對醫學、政府管理等領域的，他所關注的話語也都是具有鮮明實踐性特征的領域，而非單純“形而上”的理論，他發現了曾經被奉為“真理”的“客觀知識”背后的權力運作關系，但由于話語理論的出發點在于文本和話語，它在被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迅速吸納的同時，也得到了文學領域的重視。
福柯的話語理論迅速掀起了軒然大波，他指出正是“權力”賦予我們說話和寫作的“權利”，為我們可以訴說的內容作出了限制，他認為一切社會文化問題的癥結，都在于“語言話語”以及各種話語的實踐和運用。而隨著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的出版，后殖民主義也方興未艾，福柯的話語理論在文學研究領域進一步為人接受。薩伊德在其書中對虛構類文藝作品進行了解讀，揭示了西方對于東方進行虛假想像，從而為其侵略占領東方提供道義支持。薩伊德指出，西方社會的理性、優秀和發達與東方的古怪、落后和貧瘠，都產生自“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正是西方行使其“話語-權力”的結果，薩伊德等人的后殖民主義明顯受惠于福柯的話語理論。繼之而起的女性主義、種族主義研究等，更使福柯的話語理論蔚為大觀。至此，話語理論終于在文學研究領域成為“顯學”，研究者紛紛發掘曾經被湮沒的聲音，第三世界文學、女性文學、黑人文學等都紛紛登場。而隨著改革開放后歐風美雨再次洗禮中國，話語理論也在中國的文學研究領域悄然落地生根，現實主義不再是文學研究領域唯一的尺度，甚至有人重新審視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
福柯在話語理論中提出，“話語通過三種途徑發揮作用，分別是賦權、限制和建構” 。研究者們在文學研究中逐漸注意到了話語-權力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他們基本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對文學作品本身暗含的話語-權力進行揭示，二是對不同版本的翻譯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前者對文學作品內在的人物角色和創作者對他們的情感評價進行分析，進而探討作者在創作時所持的權力角度及對話語權力的運用。雖然不同研究者針對的是民族、性別甚至時代特征等不同的角度，但是他們秉持的都是作者對一方話語-權力的賦予和對另一方的話語-權力的剝奪。例如：學者寧俊紅在《女性形象漫說―兼談的“話語”》一文里，對《水滸傳》中典型的女英雄形象和、形象進行分析，進而揭示出作者在創作時所持的男性權力的觀點，因為其中的女性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她們也具有了武藝高強、講求義氣等男性特征，而則都是阻礙男性追求“義”的絆腳石。宋來根在《福柯話語理論視域下的》中揭示了福克納對南方種族關系的憂慮與無奈，小說正是通過《去吧，摩西》的主人公麥卡斯林最終無法挑戰根深蒂固的黑人異質性話語來表現作者的憂慮。相比于直接探討文學作品內在的權力-話語關系，對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對比研究或許更能說明文學創作中的權力。翻譯的母本固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翻譯者對原著的不同理解、翻譯者的不同立場和所處時代都可能導致譯作的差異。譯者的翻譯活動，在權力話語的視角下，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游戲，而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權利功能，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在有意無意地行使其話語-權力。例如閆玉在《從的翻譯看譯者話語權》中，比較了不同譯者、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譯本所蘊含的譯者權力，而劉娜則在《從的三譯本看時代權力話語》中指出，不同譯者不僅受到自身話語權力的影響，還往往受到譯者所處時代的權力話語的制約，正是處于不同背景下的翻譯者的不同，才導致了不同譯本的產生。
福柯的話語理論使研究者們擺脫了傳統意義上對文學作品的頂禮膜拜，特別是對具有現實主義特征的文學作品的無上尊崇，使他門能夠深入作品，通過對文學作品所凸顯和隱藏的內容，揭示出文學作品背后的權力關系，從而使得文學研究不僅有了新的視角，也進一步闡明了文學作品所能發揮的實踐性意義。
二、讀者接受與話語-權力
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視域，也有助于讀者的文學接受。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并不能完全放松，而應該提高警惕，才能發覺并反抗創作者的話語-權力。在這層意義上，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接收，就是創作者與閱讀者的話語-權力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的博弈。“話語生產、傳遞并強化了權力，卻也在同時破壞并揭穿了權力，使人們看到了權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福柯的話語理論闡明了讀者并不一定必須遵從創作者的原意，而是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場，對創作者隱含的話語-權力進行批駁和反抗，這也是后現代社會多元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體現。
讀者在運用自身的權力時，實際上就是參與了文學作品的話語建構，這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含義，也是打破作者中心主義、破除創作者主觀偏見、揭示作品真正含義的必由之路。
三、話語理論視域下的文學研究方法
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范圍，也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福柯是通過知識考古學，對醫學、生物學等領域的日常行為進行歷時性考察，追蹤各種“真理”和“知識”等話語的痕跡，從而揭示出其中的話語-權力關系。雖然福柯更多著眼于“真理”等看似客觀的話語，但是其深入不同文本的內部、比較分析它們異同的方法，為眾多的文學研究者采用。例如上述論文中對文學作品不同譯本的話語體系進行對比，就化用了“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對于擁有數千年文化傳承的中國，尤其是存在眾多版本文學作品的傳統社會，知識考古學更有其發揮作用的空間。
在歷時性考察中，福柯重點分析了“話語的形成”過程，即為什么最終會呈現出這樣或那樣的文本和話語形式，這也為深入分析文學作品與作者提供的方法。作為藝術的文學領域，人們往往把文學中的人物角色、地理環境的描寫和評價看成是創作者無意地流露或者看成是為了增強作品藝術性，因而不會過多地牽涉到政治或權力。但福柯的話語理論打破了這一“神話”，話語無處不在，正如權力無處不在一樣，甚至正因為文學的藝術性、閱讀者在欣賞時也更為放松，它在運用話語-權力時也更為隱蔽而不為人知，其權力的行使也從而更為有效。例如，在《三國演義》“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中，諸葛亮的仁義與智慧為人津津樂道，但深入分析文本，作者的漢族立場就昭然若揭：漢軍多從高地上俯看孟獲的軍隊；南蠻的丑陋“不類人型”；南蠻地區蛇蝎遍地；而南蠻的結局就是被漢人“規訓”，這一切都是作者行使話語-權力的體現，而只有基于話語理論，我們才能有意識地去發現這類文本中暗含的權力。
由此可見，話語理論指導研究者對文學作品的內容進行挖掘，不僅僅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對作品中的人物關系、主動與被動等進行揭示，從而發現創作者的立場，這正是福柯的話語理論給文學研究提供的方法論意義。
綜上所述，福柯的話語理論，闡明了權力與話語的內在關系，為研究文本、話語與權力的內在關系開辟了新的境界。福柯話語理論在文學領域的運用，揭示了作者在文學創作中話語-權力的行使，從而為拓展研究領域、挖掘內在意義提供了借鑒；福柯對文本進行歷時性考察從而提出話語理論的方法，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與此同時，福柯高度重視話語所蘊含的權力關系，為讀者在文學接受中賦予了更多的主動性和權力，這也是進一步完善文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把福柯的話語理論放置在后現代社會文學研究之中，其認識意義和方法論意義都是具有開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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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傳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發展文化產業促進西部大開發
一個國家或民族強大與否，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不僅取決于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同時更取決于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亟須通過先進文化建設，將億萬群眾的創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種強大的合力，為其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這種巨大的精神需求為文化產業的勃興，提供了無比廣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先進文化是文化產業之魂，而文化產業是先進文化的實踐基地和傳播途徑，是它的血肉之軀，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關。面對國際社會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不同民族、國家也紛紛依據新的特點改變自己的文化發展策略。由于我們多年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人為地把文化產業和意識形態對立起來的傾向，成為了阻礙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黨的十六大報告根據當前的特點，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統一到社會效益的原則下。文化事業與產業分立，通過提高文化事業的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程度，雄厚文化事業基礎，重視經濟效益，文化產業又成為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這種改變，是根據意識形態新的特點和規律做出的與時俱進的重大理論創新，也為文化產業的勃興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迅猛發展，提供了以前人們難以想象的變革世界、開拓世界的嶄新手段和無窮力量，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生產、生活、消費等諸多方面，也為文化的開發、傳播、消費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國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積累深厚，文化類型極其豐富，文化資源難以估價。但由于地域、交通、傳播等多方局限，價值大多沒有完全體現出來，甚至有的瀕于消亡。而以數字技術革命為代表的高科技進步，為激活文化資源實現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了條件。現在許多發達國家在完成了通信、傳媒、信息產業的第一次制度創新后，正在進行第，文化內容的填充，發展與信息產業相關的文化產業，正在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制定知識經濟時代的國家發展戰略，以及進行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在這方面，我國匯入世界潮流也正當其時。我國在“十五”期間擬投入40億元開發軟件產業，傳媒業正在成為我國第四大產業，文化產業與信息產業對接更有了現實可能性。
據有關統計，我國每年文化市場消費可達4800億元，而現在我們的文化產品市場實際份額只有1800億元，國際文化資本看好我國的廣闊市場。200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500億美元，成為世界引資第一大國。這些資本雖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電信和農業，但隨著資本形式在新時期發生的重大變化，有的已從單一的貨幣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今年我國將在市場經濟和旅游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允許美日德三國投資旅游業，上海將和美國某公司合作，共同設計興建和經營國內首家世界級環球影城主題公園等。這些當然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帶來機遇，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通過合資、參股方式大量注入國際文化資本，甚至徹底購買、兼并國內較有實力或前景的文化產業，我們的版權經市場轉換可能為外國所有。另外，他們通過雄厚財力和優越條件，吸引國人為其打工，按照好萊塢等國外模式“包裝”中國題材文化產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國市場，贏得巨額收入的同時，也勢必將國外文化價值觀滲入國內。面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驗，我們應在啟動“搶救和保護中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工程”的基礎上，盡快制定中國文化資源保護法。而這些只有通過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來完成。從國內民間投資來看，其份額已接近國有經濟投資。如果將這部分資本吸引轉移到文化產業中來，必將使其能量得以釋放。可見文化產業的確立，也為國內外資本增值開辟了新的渠道，也從根本上消除了文化產業的資本瓶頸制約。
文化資源一旦與科技等產業融合嫁接，就會顯露出巨大經濟意義，成為一種新經濟資源進入經濟開發中心地帶，實現關聯度極高的拉動效應。文化產業在美國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在英國的平均發展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兩倍，在日本已達到其汽車工業的產值。這種新經濟資源的轉化和實現過程，就是通過文化作為要素在其它產業的滲入融合，或發生漸變，實現優化升級，或發生質變，成為新的產業形態和產業分支，使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調整，打破行業界限完成重組。以新的內容和賣點進入以網絡業為主的科技產業市場，誕生了信息文化產業；以新的產品和服務進入旅游市場，形成了旅游文化產業；將游戲與娛樂注入到教育中，改變舊的知識傳播方式，創造了新型的教育娛樂產業；加大體育健身的娛樂開發力度，實現體育娛樂產業質變；以文化品位、設計、策劃進入城市規劃、建筑、裝潢、廣告、環衛環保、標志制作、汽車美容、美容美發、形體塑造、大眾攝影、環藝、工業設計等為主的形象領域，甚至餐飲、花卉等服務業，完成文化與物質的互動。從更深層次說，經濟制度的變更，經濟戰略的提出，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向和方式的選擇，都有文化因素在發揮著驅動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化產業是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因此，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具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