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33:56
導語：在工公司商管理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教學理念改變對教學方式等進行全方位改革
從教師為主的理論課堂轉變為學生為主的實踐課堂，注重學生的能力發展和自學能力，通過培養其合作精神，形成積極主動的以生為本的課堂氛圍。學生通過對虛擬公司的仿真實踐，達到提升專業技能、提高專業認知和增強團隊意識的目的。教師在這個過程中盡量滿足學生的要求，不做決定性的引導。以此形成新型的探究式教學模式。
（二）實施過程虛擬
公司作為一個教學平臺需要深入到大學的每一個學期中，對課程體系重新設計和編排，打破原有的教學計劃，成為一個相互促進的系統式教學方法。
1.實習階段
也就是在第一學期，對專業知識的掌握還不熟練。進入虛擬公司，首先對其環境進行熟悉，通過交流了解基本的業務崗位職能。對管理模式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同時，對類似的現實企業進行了解，利用講座等形式，對社會的熱點問題進行進一步專業性的關注，提升同學的專業素質水平，提高學習興趣。
2.發展階段
在這一階段，學生開始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與應用。對虛擬公司也有了全面的了解，成為其正式員工，開始進行各種工作。當學生對所接觸的工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就能夠感受到自己對本專業一些知識領域涉獵的匱乏，會對自己未來的工作、知識掌握、素質提高有更高層次的要求，主動地參與到學習專業知識的課程中去。這種情況下，教師進行課程的講授、專業案例的分析、特殊問題的解決等，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競爭階段
通過學生對專業課的學習，在工商管理方面也有了自己的認知，在管理方面也會產生獨特的見解，這個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與興趣通過職業規劃的形式將自己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中，參與虛擬公司之間的競爭。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創業計劃，創建屬于自己的公司，不斷進行改善和發展。在這段時間，課程方面的設置主要以選修和專業課為主，讓學生能有充分的時間和技術支持進行公司的組建發展與競爭。
4.過渡階段從虛擬向現實的過渡
這一階段，教師可以同企業一起組建成一個小組，對虛擬公司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評價，結合學生的能力進行培養計劃的制定。外來企業也可以根據虛擬公司情況進行人才選擇，達到虛擬與現實的接軌。一些同學還可以通過調研和實踐等手段對市場進行分析，在社會的支持下，達到創業的目的。
二、學生虛擬公司特點
（一）突出專業性工商管理的學生
在教學的過程中強調思維開放性、業務能力創新性與商業道德領悟性，在教學的過程中是針對知識進行強邏輯性的傳授。虛擬公司實際上是對社會進行校園化的縮影，使學生與社會的距離變近，適應市場需求。
（二）強調系統性虛擬公司改變了原有的教學體系
提出了工商管理的第三層發展，是在人才培養和制定培養計劃之后的再發展，在教學過程中輔助教學，同時做好了教學的收尾工作，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
（三）體現新型教育理念
以生為本，在虛擬公司中對學生進行技能培訓，增強學生團隊意識。學生通過適應企業的管理模式，畢業后能夠達到企業入職的標準，順利度過應屆畢業生的尷尬期。通過學生的實踐，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在知識講授過程中提高了自，使學生進行個性化發展。
（四）促進教學能力構建
在虛擬公司的創建過程中，不能依靠老師單獨的能力，在教學中也要采取團隊模式，教師也要根據自己擅長的領域進行輔導教學，使教師能夠對學生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及時解答。學生在成長的同時，教師也在不斷地進步。
（五）促進創業對于大學生創業
學校和社會都給予很大的支持。通過在大學期間對實踐能力的鍛煉，使學生接觸到企業的管理與經營，提高了綜合素質，培養了創業能力，使學生在畢業之后能夠有信心地在創業的道路上發展。
三、結語
1.1降低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
在當前社會，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接受國家和市場的雙重調控，價格遵循價值規律不斷變動，并對供求關系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供求關系的變化具有較大的風險，偶然性相對較大。在這種背景下，實施合理有效的采購管理能夠規避價格風險，抵抗經營風險及減少價格波動造成的成本、銷售壓力對鐵路商業公司發展的影響，不斷增強公司應對市場風險的基本能力。
1.2提升鐵路商業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較為強大的價格優勢往往是建立在商品本身較低的采購成本上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鐵路商業公司的最主要成本主要來自于商品本身的采購價格。在此前提之下，不斷完善鐵路商業公司的商品采購，能夠有效提升公司本身的價格優勢，不斷提升鐵路商業公司的市場競爭力，真正帶動企業的高效運營。
1.3提高鐵路商業公司的整體效益
商品的采購，特別是對大宗商品采取集中采購和集中供應管理，不僅可以增強鐵路商業公司的議價能力，獲得低于市場的平均采購價格，同時，由于采購數量大、配送較為集中，可以節約供應商的生產和配送成本，也使供應商獲得更多的讓利空間。鐵路商業公司與供應商獲得雙贏，進而提高鐵路商業公司的整體經濟效益。
1.4提高靈活性
鐵路商業公司的競爭能力之一是快速響應外部環境的變化，采購商品的準時交貨與商品庫存的控制都將影響公司的快速反應能力。
1.5影響質量
商品質量不合格或者不穩定，將導致成本的提高和市場份額的丟失。
1.6有利于加強與供應商的關系
采購管理還將影響供應商的關系，進而影響到鐵路商業公司業務的正常運作。因此，采購管理需要推動供應商不斷滿足公司需求，監控供應商日常運作，保持在技術、價格、交付、速度和創新方面的優勢，不斷增加或保持公司效益，致力于采購管理的持續改善，尋找理解溝通的平臺，發展長期的戰略協作關系，建立雙贏的供應鏈關系。
2鐵路商業公司采購管理的常用技術
2.1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一種經濟現象，由英國的經濟學家馬克西•希爾伯通提出。規模經濟曲線告訴我們：生產的數量越多，單位成本就越低。在采購實踐中，經常用到規模經濟。采購的數量越多，獲得的價格折讓也就越大。在采購談判中常常拿采購份額或者數量作為交換，就是為了尋求更低的采購價格。
2.2期貨采購
對那些價格不穩定且波動非常大的商品，可以采取期貨采購。期貨采購的關鍵在于盡可能準確地分析價格趨勢。在價格持續上升階段，簽訂大單，保持戰略性庫存，鎖定漲幅，防止價格持續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時候雖然庫存增加了，但因為價格控制好了，總成本仍然較低。當價格趨于下降時，盡快消化庫存，防止價格下跌帶來的被動局面，否則庫存將成為“燙手山芋”。期貨采購的風險較大，通常應請示最高管理層之后再做出決定。
2.3聯合采購
應對壟斷供應最常用的采購技術就是聯合采購。雖然“同行是冤家”，但是在共同面臨相對壟斷的供應環境時，“敵強我弱”，不進行合作可能連當“冤家”的機會都沒有。聯合采購讓相對弱小的公司形成采購聯盟，積少成多，可以增加對供應商的談判籌碼，獲得更有利的交易條款。聯合采購是競合關系的生動體現。同行在市場銷售時是競爭關系，但不妨礙在采購時進行合作，既競爭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環。聯合采購通常是公司高層之間良好互動的結果，采購部門主要負責具體的實施。
2.4合同管理
為什么需要采購合同？因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為交易雙方提供必要的保障。有了采購合同，一是建立評價與支付機制；二是規范采購人員的行為，令其正直行事；三是可追溯，便于審計；四是產生強制力，交易雙方必須遵守條款約定；五是管理采購風險。要進行嚴格的合同評審。合同評審要由專業的法律人士去做，要么是公司自己的法律部門，要么是公司聘請的法律顧問。
2.5庫存整理管理
庫存整理及管理也是商品采購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它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對于壓庫資金的減低，使得管理者不斷提升采購的合理性。一般來說，庫存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供應商管理、客戶管理以及聯合庫存管理3種方式。每種方式都有其不同的優勢，借助合理的庫存管理，能夠有效控制采購資金，提升公司的整體庫存水平。
2.6銷售管理
銷售管理在企業本身的整體發展過程中對采購起著極為重要的決定作用。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管理者要對銷售過程中的商品數量、價格及品種等進行切合實際的監督，并建立依托實際情況的銷售數據管理庫，為企業的整體發展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信息，借助合理的銷售管理，實現對于商品采購的合理控制。
3當前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管理所存在的問題
3.1采購的整體價格管理制度不完善
通過走訪調查，以及筆者的親身工作經歷發現，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鐵路商業公司都缺乏合理而完善的采購整體價格管理制度。認為采購就是殺價，越低越好，所以片面強調談判的技巧。實際上，在企業采購事務的整體發展過程中，管理者要充分考慮到包括規章制度、原料價格等多重因素，絕非是單純的線性管理。然而，當前絕大多數的公司都采用了較為傳統的管理方式：內部采購結構職能劃分不規范、人員配備相對不完善，進而導致了公司采購工作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沒有有效的管理。
3.2采購的管控具有一定缺陷
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使得大多數鐵路商業公司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價格挑戰。在這種背景之下，多數采購人員高度重視價格因素而忽視了產品質量、美譽度、售后保障因素，使得企業的整體發展受到了嚴重限制，忽視了公司整體的發展與利益，長此以往，極其不利于公司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3.3采購人員的管理有待提高
對采購人員的管理存在誤區，認為采購人員管理就是經常更換采購人員，以防腐敗。這種做法忽視了采購的專業性。采購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務性工作，而是充滿了技術與技巧，頻繁更換采購人員不利于采購專業能力的持續提升。
3.4忽略與供應商建立戰略合作關系
片面地認為采購控制就是急催交貨、慢慢付款，玩經濟魔方。拿貨的時候要求供應商趕快發貨，而到付款的時候反而一點也不著急了，甚至供應商催款多遍也不理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企業要避免這種錯誤傾向，應梳理新的采購思維，從傳統的采購走向戰略采購，尤其要具備戰略采購的思想。
4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管理發展的建議
4.1建立與公司相適宜的各項制度
任何一家獨立的鐵路商業公司的發展，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經營模式。公司管理者應當結合自身實際，逐步構建起一套合理而完善的管理制度，結合價格、庫存等多項因素，不斷探究能夠降低企業價格成本、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整體方式。同時，要學會“審時度勢”，及時依托社會及經濟市場的變化實現對資源的有效調控，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4.2發展和培育穩定的供應商，形成戰略合作
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不同于一般的采購，其對于穩定供貨商的整體需求相對較高。在實際操作中，相關管理者要特別注意發展和培育穩定的供應商，保證貨源整體價格低、質量高且售后服務到位，甚至可以依托本公司發展的整體需要，實現對供應商“一攬子框架協議”的簽訂，實現鐵路商業公司本身與供應商之間良好的交流與合作，呈現出互利共贏的良好發展局面。
4.3建立全面的采購信息系統
當今的經濟社會是發展的社會、變化的社會，在整體發展過程中，相關管理者要特別注意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建立起更為全面的采購信息管理系統，明確整體職責，實現對于企業的合理有效管理，并能夠輔助部門實現對于未來整體價格走勢的研究和預測，使企業的發展更加省心、更加“有底氣”。
4.4打造一支優秀的管理隊伍
采購管理并非簡單的購買，而是一項復雜而繁瑣的工作。公司要培育并打造一支業務能力強、邏輯思維好、綜合分析能力敏銳的優秀采購管理隊伍。在對采購工作進行整體整改之前，要特別注意對管理人員進行基于采購工作諸多方面的強化培訓，不斷提升采購人員的整體競爭力，實現公司整體采購能力的提升。
5小結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企業管理層的主要目標是在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的基礎上增加股東財富。Carrol（l1979、199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四個方面內容：盈利的經濟責任；遵紀守法的法律責任；行事正確、公正、公平的道德責任；為社會、文化及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慈善責任[10、11]。其中，第一個維度（盈利，即增加股東財富）構成了企業通過提高員工、顧客和社區生活質量在內的對社會負責的承諾基礎（即為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服務）。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2007年對4586位企業經營者的專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企業經營者普遍高度認同履行經濟、法律、倫理、公益4個方面社會責任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自身的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工具理論（Friedman，1970）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增加股東價值的一種工具，任何提倡的社會活動只有在能增加財富時才會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歐洲委員會于2011年賦予企業社會責任以新的內涵，這個委員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對其給社會產生的影響所承擔的責任。對適用法規和社會參與者間的集體協議的尊重是履行責任的先決條件。為了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應該具備將社會、環境、道德、人權和消費者關心的問題同經營活動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備和其利益相關者密切協作的核心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是使企業的所有者/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和整個社會的共享價值的創造性最大化。”上述定義都認同股東財富創造是企業進行社會責任活動的基礎，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業財務業績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且大多支持兩者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Ruf等，2001；沈洪濤，2008）。然而，由于反映財務業績的指標一般是通過會計報表數據計算得到的，而應計制記賬基礎下的會計數據存在操縱空間，因此，對財務業績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正向關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業真實業績的提高。基于此，學術界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達成一致的結論。兩種對立的觀點中，支持道德假說的學者們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該源于自身的慈善行為，源于對社會風險的管理，源于對綜合目標的平衡，也源于對最大化社會福利的貢獻等（李偉陽和肖，2011）[16]。支持利益假說的學者們則認為，企業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陳昕，2013）[17]，企業可能通過慈善來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其他不當行為的關注，從而降低企業的聲譽損失。
如果將企業家或者企業看作道德主體，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是源于企業家或者企業的純粹道德良知。②企業社會責任道德理論指出，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道德約束（Phillips等，2003）[18]，這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指導性的道德準則。同時，Linthicum等（2010）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視為一種建立和維持聲譽的途徑。如果一個企業看重它的聲譽，那么保護這一聲譽的意愿可以抑制企業及其管理層參與不被社會接受的活動。因此，管理層可能基于加強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來降低對企業聲譽的潛在損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發現，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不佳的企業相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的企業有著可預測性更高、更加持續和平穩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對社會越負責的企業的應計質量越高，且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委托理論進行擴展，則委托人可能是社會或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在這種情形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降低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成本，緩解可能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上述理論均支持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這一關系也與Kim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國內亦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研究。朱松（2011）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市場評價越高，會計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鐘向東和樊行健（2011）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業績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鄧學衷等（2011）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盈余管理對社會責任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目標，出于建立和維護聲譽、提高財務業績的戰略動機，或者出于道德約束的利他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論（Simon，1955）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個體的理性被信息、時間或認知能力等約束條件所限制。盈余質量低的企業管理者可能通過“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帶來的聲譽效應掩蓋其所做的盈余操縱及其他不當行為，轉移公眾的視線（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會責任的履行很可能與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關聯（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機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和財務業績的判斷。
基于此，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發現，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管理層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不當行為。Petrovits（2006）研究發現，財務報告中利潤略大于0的企業會更傾向于履行慈善活動（如資助慈善基金會），這表明企業為了達到特定閾值（如利潤0點）、避免虧損，會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戰略性的運用企業慈善項目來加以掩飾。Prior等（2008）以26個國家的593家企業作為樣本，研究企業是否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從戰略上來隱瞞盈余管理。他們從SiRiproTM數據庫中選擇指標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使用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來衡量盈余管理，最終發現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Chih等（2008）從FTSE全球指數數據庫中選取46個國家的165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劃分為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和較差的兩個子樣本，研究了在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子樣本中的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們發現，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應計盈余管理中更為激進。在Kim等（2012）看來，企業可能將參與社會責任作為維持聲譽的一種手段，通過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為企業營造出一種透明的形象，以獲取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證”，從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會形象背后進行盈余管理。這一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Prior等（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企業基于機會主義，在從事盈余管理行為之后，會試圖通過履行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來掩蓋它們的盈余操控行為。高勇強等（2012）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企業可能會利用慈善捐贈來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員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的關注[6]。此外，通過在理論的框架下關注管理者的投機行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發現，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個人名聲的考慮，管理層可能也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投機取巧的動機和我們對“誠實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慮，基于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不當行為關注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基于此，我們提出與假設1存在競爭性的假設2：H2：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滬深兩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選樣本，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設計開發的CSMAR數據庫。對于初始數據，本文進行了如下的處理：（1）剔除歸屬于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PT的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樣本；（3）剔除在發行A股的同時發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樣本；（4）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樣本；（5）剔除總資產或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樣本；（6）剔除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根據上述標準進行篩選，最終得到9371個有效的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其中，觀測樣本的年度分布情況為：2005年1158個、2006年1147個、2007年1167個、2008年1289個、2009年1365個、2010年1448個、2011年1797個。此外，為了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模型中涉及的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和度量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借鑒沈洪濤等（2011）的做法，本文選用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會貢獻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具體計算公式為：每股社會貢獻值=（凈利潤+所得稅費用+營業稅金及附加+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本期應付職工薪酬-上期應付職工薪酬+財務費用+捐贈）/期初和期末總股數的平均值2.解釋變量———盈余質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現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過Dechow等（1995）的橫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具體來說，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業－年度回歸。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它是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計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總資產；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總額。此外，該模型在傳統估計方程中加入常數項，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和緩和模型缺乏規模變量而引起的計量偏誤。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為了綜合考慮企業對盈余的操縱情況，本文對DAj,t取絕對值后作為盈余質量的第一個變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業對盈余進行操縱的程度，所以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質量變量時，數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進（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還發現，在Jones模型下，企業的極端績效會對計算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為克服這種現象，同時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將公司的績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提出兩個改進的模型，其中之一為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ROAj,t-1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同時在銷售額變動的基礎上扣除應收賬款的變動，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總資產收益率。與文中計算DA1的方法一致，對模型（3）分行業-年度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得到盈余質量的第二個變量DA2。此外，Kothari等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與業績相關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業績與企業應計之間相關性。具體做法是，對于每個行業內的企業，按照總資產收益率排序并分組，然后為每一家企業選取總資產收益率最為接近的企業作為配對樣本，采用模型（1）、（2）計算每家企業的DA1，將企業與配對樣本的DA1相減（配對公司值為減數）作為該企業盈余質量的第三個變量DA3。綜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業年度的橫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業績調整和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別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考慮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對計算得出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均取其絕對值。作為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衡量指標的DA1、DA2、DA3，均為指標數值越小表明企業的盈余質量越好。（3）盈余質量的另一種衡量指標是應計質量。根據調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計算盈余質量指標（DD），這一指標廣泛應用于財務報告質量的研究文獻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為計算該變量，首先分行業－年度回歸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為j公司第t年營運資金的變動，具體地說，為應收賬款、存貨和其他資產的變動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和應交所得稅的變動；CFOj,t為j公司第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ΔREVj,t為營業收入的變動；PPEj,t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價值；TAj,t-1為j公司第t-1年末總資產。在對模型（4）分行業－年度回歸后，得到各企業各年度的回歸殘差，根據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歸殘差計算標準差，即得到企業第t年的應計質量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則表示企業的應計盈余質量越好。3.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變量，以避免可能影響盈余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遺漏變量問題。之前的文獻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強調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具有高度道德承諾的企業的市場價值更高，企業價值高的企業會承諾高水平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保持它們在市場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價值（TobinQ），并預測企業價值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正向影響。為了控制與杠桿作用相關的盈余管理動機以及杠桿作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加入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業增長機會的影響。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發現企業在自身財務業績不佳時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規避損失，因此參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反映企業虧損情況的虛擬變量（LossD）和反映企業現金流情況的虛擬變量（NegcfoD）。最后，我們還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見表1。
（三）實證模型參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計了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關系：在模型（5）中，CSRj,t為j公司第t年的社會責任表現；QAj,t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質量，分別由DA1、DA2、DA3和DD來度量。H1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小、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傾向于更多的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以回報社會。H2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大、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可能是為了轉移公眾的視線，掩飾其對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時，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鑒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歸結果在報告t值時，均采用公司層面聚類調整的穩健性標準誤。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1.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均值為1.0799，中位數為0.8536，但都與最大值5.4257相去甚遠。這符合預期，一方面，數據表明當前半數以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進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處理異常值，在樣本中仍包含個別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很好的企業，不過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如此超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值并不是普遍情況。（2）關于盈余質量的指標，在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業績調整以及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時，DA1、DA2、DA3的均值分別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盈余質量指標（DD）的均值為0.0334，中位數為0.0282，最小值為0.0047，最大值為0.1172，企業間總體變化不大。（3）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變量（Size）的均值為21.7099，中位數為21.5624，說明樣本企業的規模基本符合正態分布；企業價值（TobinQ）變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數值都超過1，表明大多數企業的估值都高于資產的賬面價值；企業資產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4847，中位數為為0.4996，表明樣本中半數以上企業的負債小于所有者權益，企業償債能力尚可；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均值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2008年觀察值的樣本中，仍能有這樣的結果，說明中國企業的成長性是非常不錯的。2.單變量差異性檢驗。如表3所示，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小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1），另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大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2）。在組1和組2中，分別計算盈余質量變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對組間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在組1中的均值小于在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標的組間均值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個結論初步印證了本文的假設H2，考慮到不同變量在差異性檢驗中存在的不一致結果，我們在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中予以進一步檢驗。3.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從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標，無論是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2、DA3），還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都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在之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本文將進一步展開檢驗。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企業規模（Size）正相關，表明大規模的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計算的三個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與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高度相關。表中各變量之間（除解釋變量的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表5檢驗了企業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列（1）到列（3）中，我們分別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關衍生模型計算的指標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后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進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業，其社會責任表現值（CSR）越高，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的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與“政治成本假說”一致，即大規模企業有著更強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這些企業受到媒體和投資者更高的關注，它們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眾形象。企業價值（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韓國的企業樣本研究表明，價值高的企業會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以維系它們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結論與這兩位韓國學者的觀點一致。總的來說，結果支持假設H2，即積極操縱盈余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以轉移公眾視線，掩蓋其對公眾不利的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1.交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構造了以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為被解釋變量，盈余質量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由于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轉換有利于解決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參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構造模型（6）進行檢驗。表6的列（1）至列（3）分別呈現了以可操控應計利潤值（DA1、DA2、DA3）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4）給出了以應計盈余指標（DD）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逆向的回歸結果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結論，即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存在負向影響關系，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企業價值（TobinQ）的回歸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有著高市價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2.解釋變量的選擇。為了減少盈余質量變量上的測量誤差，我們分別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兩個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四個反映應計盈余質量的指標，回歸后得到一致的結果。在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個衍生模型③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作為盈余質量的變量（分別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變量標準化處理。參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連續型變量減去其均值后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做是因為指標的單位不一致）。④我們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變量（即表8中帶有“_s”后綴的變量）代入模型，替換原變量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數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設置與檢驗。為了盡可能地減小模型中因疏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所有變量的當期值與上期值進行差分得到變動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帶有“Δ”前綴的變量），并用變動值構造如下change模型，對模型（7）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5.樣本期間的選擇。為了排除在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中金融危機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從研究樣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觀察值，并重新進行上述回歸。結果（見表10）與前文假設H2保持一致。
（四）內生性檢驗由于企業自身特征可能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為了克服樣本自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兩階段回歸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第一階段，參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慮公司規模、財務業績及成長性等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使用Probit模型回歸并估計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體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釋變量QA_dum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業年度中值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解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市賬率（MTB）、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同時在模型中加入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第二階段，將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該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選擇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表11的PanelA部分報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較小、市賬率較高、營業收入增長率較高、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為Heckman（1979）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選擇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2。此外，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也與文中主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
（一）企業股權性質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二十多年以來，民營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國有企業占優勢的局面并未得到較大改變。目前，60%以上的中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家。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多元化導致企業行為承載著太多的政治任務（如保障就業率、社會穩定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其經濟目標的實現是為非經濟目標的實現服務的，而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吳聯生等，2010）。因此，國有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動機而非投機動機。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產權更清晰，經營目標更單一。當非國有企業面臨較大市場壓力時，基于IPO動機、增發或配股動機、扭虧保殼動機，往往會更多地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劉鳳委，2005），通過供銷價格差異、資產置換、資產剝離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陳信元，2003），以調高業績。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完全來自于外部壓力。非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更傾向于“戰略慈善”，其對經濟動機的考慮更加明顯（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余質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負向影響應該更顯著。根據股權性質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用分組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以驗證在不同股權性質下，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國有企業的樣本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樣本組中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4.31，p值為0.0380；列（5）、（6）中DD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3.99，p值為0.0459。總的來說，非國有樣本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大于國有樣本組，組間差異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由此可見，由于非國有企業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質量水平的影響。
（二）企業股權集中度的影響自Berle和Means的經典論著《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于1932年問世以來，企業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問題就成為公司財務研究領域長盛不衰的焦點問題之一（陳德萍和陳永圣，2011）。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達到半強勢有效，大股東控制權對企業發展的干預仍然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因此，本文擬針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組，進一步考慮企業的股權結構對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間關系的影響。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的指標，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權分散的企業中，廣大中小股東“搭便車”的心理嚴重，難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地制衡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理論框架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假說，管理層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并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掩飾對盈余所做的操縱。此外，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潛在壓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對中小股東構成致命威脅。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其更有可能無視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及其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做的掩飾。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在非國有企業中，相對于股權集中的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更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組中，使用赫芬達爾指數（前10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股權相對集中和股權相對分散的兩個子樣本組，對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12的列（3）、（4）、（7）、（8）。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股權集中的企業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顯著性。進一步在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的組間進行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2.99，p值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數未通過差異性檢驗。因此，我們有所保留的認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歸系數大于股權集中的企業。由此可見，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管理行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的股權分散型的非國有企業中。
五、研究結論
（一）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股份公司的一種，指可以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其公司股票、證券等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公眾可根據各交易所規則，自由買賣相關的證券及股份，成為股東，享有股東權益。
（二）超募
在新股?l行開始“市場化”后，由于新股的定價機制缺陷，導致上市公司實際募集到的資金超過投資項目計劃募集的資金，這種現象稱為超募現象，由于超募所得的資金便被稱為超額募集資金簡稱為超募資金。
二、國外研究綜述
20世紀末，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在股權融資方式上，國外學者認為公司選擇上市的目的就是想通過股票的發行獲取企業經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上市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出現融資超募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國外學者主要專注于研究公司上市發行股票的目的和融資超募現象的成因。
Ibbotson（1975）研究發現，公司上市具有集聚現象，某一段時期內上市的公司數目明顯地多于另一時期。Taggart（1977）主要研究了企業的上市動機，研究發現，當企業的市場價值被高估時，即市場對公司資產定價的評估顯著高于公司的賬面價值時，相對于其他融資方式，企業更傾向于進行股權融資，獲得超過預計籌資額的資金即超募資金。Pagano、Panetta和Zingales（1998）選取了意大利的30000多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利用這些公司1982年到1992年十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是進行股權融資，用所獲得的超募資金調整公司的資本結構而不是將資金投向研發。
Carter（1990）認為承銷商的聲譽越好越有助于提高投資者對發行公司的價值判斷的一致性，降低發行公司的風險，提高發行價格，從而容易造成融資超募。
Michael C.Jensen（1986）首次提出了自由現金流的概念，當發生融資超募時，上市公司會擁有大量的自由現金，對資金支配更加自由。Michael C.Jensen（2004）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擁有的大量自由現金流的運用效果不佳，未能創造應有的價值。Fresard（2010）基于委托問題，闡述了上市公司擁有的閑置資金越多，公司的內部人員，尤其是高層，出于利己動機越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轉移資金謀求個人利益。Kim和Weisbach（2008）以全球38個國家新發行的16958只股票及其他12373只股票為樣本，對公司募集所得資金的投向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公司利用市場對其資產價值的高估，擇機上市，主要就是為了獲取股權融資超募資金，資金分配不合理，閑置會影響到企業發展。
三、國內研究綜述
自2009年10月30日我國的創業板上市以來，融資超募問題大量出現，國內廣大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首次公開募股融資超募現象。目前，國內的相關文獻研究比較少，其中絕大部分屬于描述性規范研究，主要集中在超募現象分析，融資超募原因、后果及治理對策方面。
方先明（2011）以創業板第一批上市的28家公司為研究對象，通過統計分析發現該批公司均存在嚴重的融資超募現象，平均超募率高達118.7%。這個現象也被稱為創業板市場“高發行價、高市盈率、高超募率”的三高現象。
周婷（2011）認為導致創業板融資超募的宏觀原因有宏觀經濟環境、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的客觀性和投資者的教育缺乏；直接原因則是我國當前特有的新股發行定價機制及現行的發行詢價機制自身存在的缺陷所導致“三高”現象。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尤其是審批環節并未完全市場化是造成創業板超募現象的根本原因。
方軍雄（2010）從中國資本市場新發行制度變遷的角度出發，以此為時間軸，選取從1991年至2010年在中國上市的1220家上市公司首次公開募股的融資超募情況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我國的新股發行制度對我國上市公司融資超募程度的影響，認為影響超募程度的主要因素有發行市盈率、股票收益率、發行費用、通貨膨脹率以及發行制度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融資超募程度隨著新股市場化改革的深人呈現出顯著性下降。
張強、張寶（2012）利用從創業板市場上選取的2011年以前上市的200家公司進行實證研究，分析承銷商的聲譽、投資者情緒對創業板公司超募融資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投資者的情緒、承銷商的聲譽與承銷企業的資金超募率成正相關關系。
論文關鍵詞：成本，上市公司，并購效率
一、引言
從2008年美國華爾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到世界各國救市政策的陸續出臺，兩年之中，我國的上市公司也經歷了一場嚴格的洗牌。要想在危機中生存并取得長遠發展，并購重組已成為很多上市公司的制勝法寶。然而成本影響了并購的效率。雖然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都普遍采用委托-形式，但因所有制結構不同，中國上市公司的成本與國外上市公司的成本存在體制性差異。在中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成本的表現形式因治理結構不同而有區別，不同的成本造成了兩類公司不同的控制權收益，因而對并購效率的影響程度必然存在差異。
二、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說
（一）成本學說
在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經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這樣就產生了成本。Jensen和Mecking(1976)提出將股東分為內外兩種類型成本管理論文，內部股東擁有外部股東所沒有的對公司經營的決策權，由于股權分散造成外部股東的“搭便車”行為和內部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將影響公司績效。考慮到成本的存在，他們提出，通過提高內部人的持股比例會形成“利益協同效應(alignment effect)”，降低成本，并使內外部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提高公司績效[1]。
（二）并購理論學說
企業并購指在市場經濟下，兩個以上的企業根據法律所規定的程序，通過簽定合約的形式合并為一個企業的行為。一直以來，并購都被視為企業迅速擴大規模、實現戰略目標的有力工具之一期刊網。并購戰略自其誕生之初就開始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關注，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各國經濟和金融學家對公司并購重組進行了多視角的研究，其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并購的效率，即并購創造價值的能力。
（三）成本與并購效率
國有上市公司的成本主要表現為內部人控制下監督約束軟化引起的人在職消費等管理費用的提高；而民營上市公司最常用的控股形式為金字塔式，絕對控股股東、家族成員利用其資金和信息優勢，通過關聯交易等形式掏空上市公司，轉移資產，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其成本突出表現為通過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剝削少數股東形成的沖突[2]。成本的存在對并購活動產生負面影響，降低了整合效率。
由此提出以下假設:并購活動中的成本顯著降低了并購效率，但國有上市公司和民營上市公司的表現形式因成本差異而不同。
三、研究過程
(一) 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1－2008年間的深滬兩市上市公司并購事件作為研究對象，在保證樣本一致性、客觀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按簡單隨機抽樣原則并結合以下標準進行抽樣:
(1)以控制權為代表的控制權必須發生轉移。
(2)同一公司連續發生的并購活動的時間間隔必須至少大于一年。
(3)剔除上市日至并購宣告日少于150個交易日的樣本，以及利用市場模型法計算的參數(β系數)不顯著的樣本。
(4)剔除終極控制人性質不詳、無償劃撥、目標公司凈資產小于零、關聯企業間股權轉讓及含B股或H股的樣本。
最終得到的樣本數量為915個，其中國企樣本629個(包括盈利國企413個、虧損國企216個)、民企樣本286個。本文所用到的市場交易數據、上市公司財務數據以及股權轉讓等數據均來自于WIND資訊數據庫，部分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分省統計年鑒。
(二) 主要變量及變量定義
1、并購效率
以并購后目標公司最近的季報業績為研究起點，并購后當年年報業績為第二時點成本管理論文，并購后1年(年報)為第三時點，購后兩年(年報)為第四時點 [3]，在考慮并購后效率時，選取的財務指標有以下2種:
(1)凈資收益率(NROE):用以綜合反應并購后所導致盈利能力的變化，它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財務指標，不會受到股權稀釋對盈余指標一致性的影響；
(2)主營業務利潤率(CROA):也主要反應并購后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用這一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凈資產收益率縱作假的缺陷。
2、成本
國有上市公司存在所有者缺位及內部人控制問題，其成本的表現方式主要是由于缺乏監督約束機制而引起的人在職消費問題，表現為管理費用；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最常用的控股形式為金字塔式，這種控股結構下的成本已不是特權消費，而是剝削少數股東形成的沖突。作為企業的絕對控股股東，家族成員可以利用其資金和信息優勢，通過關聯交易，套用上市公司募集的資金，達到上市公司圈錢的目的，因而民營上市公司的成本更突出地表現為通過關聯交易轉移公司資產[4] 。對成本的所有變更及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成本變量說明
變量
符號
定義
管理費用
M-costs
目標公司管理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值減去前一年目標公司管理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值
關聯交易
Transaction
目標公司關聯交易的金額與凈資產的比值減去前一年目標公司關聯交易的金額與凈資產的比值
股權性質
建立現代化建筑企業的財務管理體系
1建立企業的權責范圍明確企業法人代表在財務管理上的權責，明確總會計師在財務管理上的權責范圍，明確企業財務部門的權責范圍，明確企業各職能部門的權責范圍，明確企業內部各級單位的權責范圍，明確企業財務人員的權責范圍，建立有條不紊的權責體系，通過建章立制達到提高財務管理水平的目的。
2依法建好賬目、管住企業錢財要嚴格按照會計法的規定建立各種賬目，把帳建真建實，做到會掙錢、會理錢、會管錢，建立和完善會計管理機制，做到從管理秩序看財務水平，從所建賬本看管理效果，建好賬目是管住錢財的依據，只有把錢管住了，反映的企業經濟效益才是真實的。
3加強會計監督，全面提升會計人員整體素質要建立好財務隊伍，它是財務管理上水平求突破的組織保證，對財務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及時進行整頓，作為財務人員不僅要學習貫徹會計法，還要學習國家的各種法律法規，規范財務秩序，加強財務人員的守法觀念。要明確責任、增強財務人員的自律意識，提高遵守財務紀律的覺悟，培養其敬業精神、責任意識、勤勉作風以及對企業的忠誠理念，繼續深化財務管理改革，規范會計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的真實、完整。
4積極盤活企業資產、使企業保持良性循環對建筑施工企業而言工程任務尤如農民的土地一樣重要。目前“墊資施工”和“工程拖欠款回收難”就像兩把插在企業背上的利刃，雖然未深及致命、但也構成嚴重的財務風險，因此，企業要嚴格規范“墊資施工”、下大力氣清收工程拖欠款，對惡意不償還工程款的建設單位要用法律的手段進行解決，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
總之，財務管理體現在企業各項工作中，體現在生產經營的全過程中，更體現了企業戰略管理的核心，企業的目標規劃、投資決策、資本運營、資金籌集等都與財務管理密不可分，可以說沒有高水平的財務管理企業就會喪失科學性的支撐、就會放大企業的經營風險。
建立現代化建筑企業的成本管理體系
1人工費的控制方法加強勞動工資管理，進一步深化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勞動有計劃管理，合理安排勞動，減少窩工浪費。分工種列出定額用工，作為人工費承包依據，全面考察施工人員的技術水平、工程業績。選擇好分包隊伍，對某些專業工程項目可實行分包，承包價應低于企業與業主所承包的這部分工程金額。壓縮非生產人員的比例，減少臨時用工數，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把臨時工作量分流到人工充裕的分部分項工程之中。采用工作量事先確定的方式，以做到在施工的初期就可基本確定人工費用的支出，便于準確地把握人工費用的盈虧情況。
2材料費的控制方法根據定額和施工進度編制材料計劃，并確定好材料的進出場時間，因為如果進場太早，就會早付款給材料商，增加公司貸款利息，還可能增加二次搬運費，有些易受潮的材料更可能堆放太久導致不能使用需重新訂貨、增加成本，若材料進場太晚又會影響工程進度還可能造成誤期罰款或增加趕工費。對采購的材料要認真計量驗收，如遇到材料數量不足、質量差，要及時進行索賠。在施工過程中應嚴格控制用料，實行限額領料制，加強現場管理，做好材料的保管工作，減少保管損耗。并充分利用邊角料，做好包裝品和余料的價值回收工作。加速周轉材料的周轉速度。在項目施工中，周轉材料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因此，施工企業在施工計劃安排時，應該本著經濟、有效的原則，盡量縮短周轉材料的周期，加速周轉速度，提高周轉次數，從而減少費用開支，節約成本。對于存在分包情況的，項目經理應根據現場實際情況，與分包商確定一個合理的材料損耗率，建筑材料由其包干使用。如果材料節約，則雙方分成;反之則按照超額量從分包款中扣除相關費用。這樣有利于讓每一個分包商或施工人員在材料用量上都與其經濟利益掛鉤，降低整個工程的材料成本。超級秘書網
3機械使用費的控制方法機械費的支出是否合理，其根本在于施工技術方的編排是否科學。在工程開工前期，施工企業就應針對施工方案，從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做好機械使用的成本預測，并在施工規范準許的范圍內，權衡整體效益，不斷完善和修改方案，最終制定出一個合理的機械使用安排。在施工過程，機械費的降低，應做好以下工作：
①根據工程特點和施工方案，從機械性能、操作運行和合理成本等因素綜合考慮，選擇最適合工程施工的施工機械，做到經濟與實用并存。②本著“利用率高、經濟適用、技術先進”的原則，做好工序、工種機械施工的組織工作，最大限度地發揮機械效能，節約機械費用。③要建立科學合理的內部施工機械設備管理體制，按計劃對企業施工機械設備進行維修改造和保養，保證機械完好，隨時都能保持良好的狀態在施工中正常運轉，提高機械利用率。同時開展對外經營業務。
4其他直接費的控制方法原則上，其他直接費是按以上費用分析轉入的。特別注意的是，現場材料二次搬動費發生的汽車、小拖運費，應按白班計價，經項目經理簽證后，分析記入此項費用。
5間接費用的控制方法項目部管理人員的工資、辦公費記入“間接費用”明細科目。按工程取費標準計取的施工管理費，由企業本部、工區(建筑分公司)、項目部三級按比例分成，上交部分記入“間接費用”;其他在施工中發生的費用歸入有關成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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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工程財務管理論文
2.建筑公司財務管理制度
3.建筑企業財務管理論文
論文關鍵詞：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金融支持，機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評及問題提出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重要動力機制。在我國，產業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是我國經濟發展體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核心支持機制。對于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金融學術界的重視。1970年以來出現的金融發展理論系統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金融發展在理論上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1][2]，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論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年來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金融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于產業結構問題的探討，就我國國內而言，談儒勇(1999)[7]運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對兩者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我國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叢林(2002)[8]、張金瑞(1990)[9]、莊衛民(2003)[10]等分別對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問題展開了探討，揭示了技術進步對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支持機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較為系統地探討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問題，為國內學者展開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導性作用。對于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探討，已經成為國內金融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剛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龔仰軍（2002）[12]等主要從宏觀視角探討了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并局限于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宏觀考察，沒有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劃分，來深入揭示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機理。顧海峰（2010）[13][14] 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進行了劃分，并構建了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整體性框架，該框架理論認為，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過程，應包括金融支持產業類型的優化選擇、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等過程。其中：產業類型的優化選擇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前提條件，產業結構合理化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中間環節與重要保障，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才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最終目標。而顧海峰（2010）[15]則討論了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演進的對策問題。
本研究認為，產業優化選擇的主要目標是從低附加值的一般性產業樣本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因此，從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過程來分析，產業優化選擇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特別是國家進入“十二五”時期工商管理論文，隨著國務院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彰顯出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與實現背景下，本研究針對“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與對策”問題展開深入探討。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在金融發展視角下，以分析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與思路為切入點，針對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在此基礎上，選取上海市作為區域樣本，分別從政策性金融層面與市場性金融層面系統性地提出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對策。本研究將為政府制定科學高效的產業發展政策與金融財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決策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與思路
（1）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
①比較優勢準則。區域比較優勢基準的理論來源于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爾—俄林資源稟賦學說。雖然在區域各個時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區域都具有某種資源的相對優勢，但某一區域不可能同時具有各個方面的相對優勢，這客觀上要求重點發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對優勢的工業部門。區域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必須突出產業的地域屬性，即強調與外部環境的適應性。
②產業關聯準則。根據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提出的產業關聯度原則，優先考慮那些對較多產業有帶動和促進作用的產業。在他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依據投入產出的基本原理，對產業間關聯度與工業化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研究中發現，任何一個產業部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過供需關系與其他部門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并形成產業鏈條，產業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效應。產業關聯度越大，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就越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越大。
（2）產業優化選擇的思路
產業選擇的思路就是基于產業發展潛力指標，來實現從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篩選功能。其中，發展潛力標準包括三個方面內容:
①技術進步潛力。20世紀50年代，索羅運用著名的索羅剩余計算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大于資本的增長和勞動力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索羅之后，羅默、赫爾普曼等又進一步建立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內生模型。在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世紀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論文，80年代以來已經達到60%-80%。一般主要從科技進步速度、科技勞動者比率、勞動生產率上升率等指標來衡量產業技術進步的程度。本研究選用技術進步速度作為衡量指標，其中：
科技進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導所得， Y/ Y 為產業產出的增長率，K/ K為資本投入增長率，L/ L為勞動投入的增長率，α、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
②市場增長潛力。本研究選用需求收入彈性，作為衡量產業市場發展潛力的指標。所謂需求收入彈性是指某種產品的需求增長率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之比，反映隨著國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對各產業最終需求的變化，收入彈性大于1的產業和產品，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國。只有需求收入彈性大的產業，在未來的發展中才能占有較高的市場份額，獲得較高的利潤。
③增長表現:本研究選用產值增長率作為衡量產業增長表現的指標。
本研究通過給科技進步速度、需求收入彈性、產值增長率等指標社定一定的評價權重系數，即可得到任何產業的加權平均值，該數值就反映了每個產業的發展潛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過選擇加權平均值比較高的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就是本研究設計的產業優化選擇的戰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
產業優化選擇機制包括具有明確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的政策性選擇機制和市場性選擇機制。無論在何種機制下，金融都會發揮重要作用，因為產業選擇的過程就是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的過程，需要金融的資金形成和導向機制來實現。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機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選擇機制和市場性選擇機制。其中，政策性選擇是指在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干預來實現產業選擇時，金融的支持作用體現在通過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適當干預使金融資源流向優質產業，促進產業類型結構的優化配置。市場性選擇是指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使金融資源流向邊際收益高的優質產業。兩種產業選擇機制并非是對立的，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產業選擇也要通過市場性選擇來實現，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
本研究認為，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金融資源的初次優化配置來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優化配置的過程。也就是說工商管理論文，通過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從一般性產業樣本的順利遴選目標。需要說明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據政府產業目錄的比重大小，完全取決于金融資源在產業優化選擇過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以及下面將給出的金融支持對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其直接關系到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效率問題。本研究認為，金融支持產業選擇功能的實現應通過政策性金融和市場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共同完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應逐步提升市場性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作用程度，充分發揮市場性金融對產業選擇的作用機制，使我國市場性金融更好地發揮產業選擇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須重視政策性金融的產業選擇作用，特
別是關注政策性金融對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無法獲得市場性金融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國際上各國產業政策的實踐證明，在任何發達國家產業政策實踐中，市場機制作用總存在“失靈”的階段或范圍，一旦出現市場機制作用“失靈”的階段或范圍，政策性金融就要發揮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如圖3-1所示。從圖上可以發現，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和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之間相互協調作用，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工商管理論文，保障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圖3-1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圖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政策設計
產業優化選擇的目標在于從處于低附加值狀態的一般性產業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必須強化金融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應體現政策化扶持原則，這種政策化原則不僅體現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體現在市場性金融方面中國。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選擇的思路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或政府間接干預金融市場等手段，來引導金融對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活動，從而實現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功能，優化上海產業選擇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遴選效率。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方面給出支持政策：
（1）政府應積極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比較全國各個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產業生態環境、金融生態環境等優勢，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潛力水平指標值很大，但因其處于發展初期而導致產值較低的發展水平，這時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
①通過本研究提出的產業發展潛力指標評價模型，政府從中選取產業發展潛力指標居前的若干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然后重新對選出的若干產業進行反復比較篩選，確定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②一方面，政府積極引導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貸領域參與對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信貸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應引導政府全資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積極開展對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擔保業務，通過擔保方式來支持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
（2）政府應采取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這是通過政府干預商業性金融活動來實現產業選擇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標，也屬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疇。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所表現出的低產值產業發展水平，難以滿足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性金融資本的信貸要求，如果信貸利率過低，則損害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利益，如果信貸利率過高，則戰略性新興產業難以接受高啟的融資成本。這時工商管理論文，政府應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通過補償市場利率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發放給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實際貸款利率之間的差異部分，來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
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首先，政府對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信貸支持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等商業銀行，實行財政補貼或貼息，引導商業銀行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活動；其次，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來引導商業性擔保機構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擔保。再者，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來引導信托機構、金融租賃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活動。
（3）政府應通過制定地方性產業政策，來積極引導資本市場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并購活動，并利用資本市場強大的資金支持功能，從而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資本市場的金融支持。
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政府制定地方性產業政策，明確對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給予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收優惠，并引導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功能，通過增發或配股方式來并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營企業股權，一旦并購成功，意味著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
四．市場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政策設計
市場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選擇的思路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手段，來引導市場性金融對上海產業選擇的支持活動，從而實現上海市場性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功能，優化上海產業選擇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轉換效率。市場性金融支持活動必須基于市場化原則開展金融支持活動，這明顯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預原則的政策性金融。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方面給出支持政策：
（1）政府應積極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推進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良好協作機制的構建，并充分發揮上海地方性金融組織在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體的政策支持組成體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應積極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金融環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動的開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工商管理論文，政府要加強企業的誠信建設，發起建立企業誠信信息數據庫，確定企業的信用等級，公布企業的信用執行狀況，為金融信貸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于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市場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為金融信貸風險的發生，不僅僅取決于產業（項目）本身，還取決于信貸主體（企業）的誠信狀況。
②政府應積極推進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機制，良好的銀企協作機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貸風險的發生。商業銀行信貸是基于風險內部化的，如果沒有貸款抵押或質押標的，則商業銀行將承擔全部風險，根本無法實現風險的轉移與分散功能，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承擔載體往往處于發展初期而無法提供足夠的貸款抵押或質押標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業銀行與貸款企業之間存在較大的信息不對稱，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而放棄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提供貸款。于是，由政府推進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機制，對于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顯得尤為重要。
③政府應充分發揮上海地方性金融組織在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呈現低產值發展水平狀態，難以獲得一般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青睞，而這時作為市場性金融機構的上海城市商業銀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賃公司、上海財務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機構，在堅持市場化運作原則下，優先為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當然，這需要政府的引導與協調，因為政府畢竟擁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機構的控股權，所以這樣的政策性協調、市場化運作機制對于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論文，也是容易操作的，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還可為其他非地方性商業金融機構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活動啟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導作用中國。
（2）地方性產權交易市場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盡快建立與完善上海的產權交易市場，形成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引導機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可能因無法獲得銀行信貸支持而缺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這時，如果上海具有一個完善的產權交易市場，則載體企業可以在產權交易市場通過企業產權的轉移，使擁有資金實力的新股東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載體，從而有助于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建立與完善上海的產權交易市場，實際上為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了一種直接融資的可行路徑，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完善，有助于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資金引導機制的形成，也是對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間接融資的重要補充，拓展了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渠道。政府應盡快進行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籌建工作，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籌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產權市場的參與主體、產權市場的交易標的形式、產權市場的交易標的的評估與定價、產權市場的交易規則、產權市場的監管制度等交易監管政策，并提供科學有效的交易風險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軟件、固定的交易場所、專業化運作的工作人員等一系列軟硬件設施。
五．結論與展望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的過程應包括產業選擇、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三大過程，其中，產業優化選擇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比例結構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技術結構的優化配置。而在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整個過程中，產業優化選擇過程的主要目標是從低附加值的一般性產業樣本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產業優化選擇過程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重要前提，而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討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與對策問題。本研究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和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論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之間相互協調作用，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保障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順利實現。該研究成果將為政府制定科學高效的產業發展政策與金融財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決
策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對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戰略意義是顯而易知的，在國家關于培育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現實背景下，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金融學學術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別是進入“十二五”時期，國務院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彰顯出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為了更好地指導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與高效性，從事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無疑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將為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礎，為金融學術
界繼續深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鋪墊。
參考文獻
企業管理論文3000字(一)：大數據時代下企業管理會計的發展問題與對策研究論文
【摘要】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給企業管理會計的發展又帶來了新的挑戰。對于這些挑戰，企業一定要形成認識，通過合理的對策推動管理會計的發展。論文基于大數據時代的背景，首先針對管理會計的內涵展開分析，然后論述了目前管理會計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對應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大數據；管理會計；發展問題；解決對策
1引言
管理會計最初由成本會計和管理控制兩部分組成，即管理控制功能在成本會計上的疊加。管理會計在會計上比較靈活，運用使用的會計方法比較新穎，并利用統計學、管理科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知識對企業的大量信息進行分析總結。在考慮到會計的及時性和相關性特點的基礎上，為財務會計、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隨著理論和技術的發展，管理會計涵蓋的內容越來越多。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夠為企業的決策提供參考，這也主要受益于數據處理技術的進步。
2大數據時代下管理會計發展存在的問題
2.1對大數據在管理會計的運用認識不充分
提到大數據在會計工作中的應用，大家會很自然地將其歸結為大企業的專利，許多中小企業認為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與自身關系不大，沒有對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給予足夠的重視，缺乏對大數據的正確認識。目前數據處理技術取得巨大進步，如何將其與管理會計融合，在理論和實踐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知。很多企業管理者人還認為財務會計為主，管理會計作用可有可無。由于對大數據認知不足，大數據技術在企業中的應用效率較低，在中小企業的現象更加明顯，這些企業無法充分利用大數據達到管理會計與網絡信息技術相結合。以上對于管理會計的忽視和對大數據運用的不充分直接制約了管理會計的發展。
2.2信息儲存空間有限，分析方法欠缺
數據處理技術的發展可以提高企業信息收集加工的能力。在信息海量增長的今天，大量的數據需要存儲和處理。數據是會計工作的重要信息。信息技術分析方面的短板致使企業自身難以保存太多的數據量，讓數據分析變得困難。目前管理會計和數據處理沒有取得很好的融合，或者沒有很好地利用數據技術的強大處理能力，這也是讓管理會計難以發揮幫助企業決策，促進企業發展的作用的原因。想要使信息化取得顯著的進步，需要海量的資源分享平臺作為前提條件。信息技術的發展需要先進的技術作為支撐，其核心云計算剛剛起步，發展距離實際運用還有一定的距離，這必然會限制信息技術的發展。
2.3有關專業技術人才缺乏
作為一種管理技術，管理會計的發展也基于成熟的人才。這就要求管理會計人員必須具備基于傳統技能的數據處理和現代的分析技術能力。只有兩者都具備的復合型人才才能將管理會計帶入快速發展的軌道。目前，我國這類人才很少，培訓需要一定的時間。實際情況是，許多管理和會計職位僅從財務會計轉移到會計或直接兼職。這些人員的專業技能水平不高，導致管理會計的效率低下和績效低下，并且無法履行其應有的職能。還有一類員工，他們的工作時間長，對新知識和新技能的接受程度低，甚至更多會直接抵制新知識。這些因素都限制了管理會計的發展。
2.4管理會計信息管理存在風險
大數據技術一方面合通過網絡搜集海量的信息，并將其分類匯總，這給傳統管理會計帶來巨大的挑戰。但是網絡收集的信息是否真實可靠有待商榷，過度的尋求網絡信息會不會侵犯企業的隱私信息也值得關注。企業的管理會計信息屬于企業的核心秘密，高難度的數據處理、病毒、黑客攻擊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會計工作的安全性，導致會計信息的丟失或泄漏。要想確保企業管理會計信息不被竊取，需要面臨的困難重重。首先，企業的信息越來越多，保證所有信息的安全成本巨大；其次，移動智能產品的層出不窮讓企業的信息接入端口和接入設備增加，難以對所有的接入設備進行控制；最后，外部獲取信息的手段在不斷改進。以上三點造成目前的現狀就是企業信息安全性不高。
3大數據時代下解決管理會計發展問題的對策
3.1樹立對大數據的正確認識
隨著技術的進步，單一的傳統財務會計無法滿足業務發展的需求，多樣化的會計管理模式已成為許多業務會計改革的重點。管理會計服務于公司的管理，并集成了數據的收集，處理和分析功能，在公司的決策中起著重要的參考作用。大數據技術為管理會計的轉型提供了機會。一方面，其帶來了思想上的變化，另一方面帶來了管理技術上的創新。大數據與管理會計的結合應該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如果公司希望在復雜的經濟浪潮中快速發展，則必須實時更新業務管理的概念并增強關注度。因此，經理層需要更新觀念，發展創新觀念，增進對行政會計理論的理解，制定有效的企業管理會計制度和公司章程[1]。
3.2提高信息化建設水平
信息化的發展限制了管理會計的發展，想要實現管理會計的發展就必須提高信息化建設水平。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數據和信息不斷涌現，用科學方法整理數據，從不同角度準確分析和判斷企業管理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設具有較強數據共享能力的信息平臺，在這些平臺上把企業經營過程中產生的生產信息、財務數據、人力數據等進行處理和共享[2]。企業需要哪些信息可以隨時從平臺獲取，從而提高數據分析的科學性、完整性和及時性，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競爭優勢。
3.3對會計人員進行培訓，加速轉型
提高管理人員綜合素質是解決企業管理會計應用問題的關鍵。首先，轉變輕視管理會計作用的意識。如今，許多業務經理專注于在公司任職期間的短期利益，忽略發展管理會計和員工培訓。這將導致公司財務管理混亂，阻礙管理會計的發展，并不可避免地給公司帶來不可控制的風險和損失。其次，進行大數據和信息技術培訓，招募高級人才來培訓公司會計人員，提高會計人員的業務技能和技術水平。這樣隨著其業務技能水平的提高，將為公司帶來先進的管理模型和概念，提出創新的想法，并增進對管理會計和大數據的正確理解。最后，采取有效的方法引進專業人才。通過外部招聘和內部培訓，促進管理會計人才隊伍的建設[3]。
3.4加強會計信息安全管理
會計管理方面的數據是企業發展的關鍵，為有效防范信息安全風險，企業應根據自身需要，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并嚴格遵循實施[4]。首先，有能力的大中型企業可以開發保護信息安全的技術系統，并引進相關安全技術人員，不具備自身開發信息安全系統的中小企業，可從可靠的供應商購買安全的技術軟件，并運用到信息安全防范中去；其次，企業應提高網絡安全的防范意識，加強網絡的安全監管力度，對管理會計的全過程進行監控，對存在風險的環節及時預警，這樣可以盡早發現會計信息中的安全問題；第三，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要建立健全關于網絡安全的法律法規，從法律的高度去約束泄漏和盜取企業信息的行為，對違反網絡安全的法律法規的個人或者單位按照法律嚴懲。
大數據時代對社會的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企業的經營環境、經營理念、經營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傳統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模式等都受到了挑戰。要積極面對和解決管理會計在大數據時代遇到的問題，轉變觀念，提高對管理會計的重視，保證信息的安全，促進管理會計的高質量發展，以進一步在新時代背景下增強管理會計為企業持續創造價值的能力。
企業管理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淺談如何實現企業政工工作與企業管理的共同發展論文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首要內容，是黨的優良傳統。思想政治工作不僅能夠為企業發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力量，而且還能引領員工思想狀態和價值觀的發展。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我們在以人性化和科學化管理的同時，更要密切聯系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企業管理中，政工工作開展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企業管理人員，要充分發揮政工工作的重要性，保障企業管理，為企業營造和諧氛圍。
關鍵詞：政工工作；企業管理；共同發展；研究對策
一、政工工作在企業管理中重要意義
政工工作不僅可以促使企業員工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在獲得教育的前提下，形成正確的價值觀；還可以提升企業凝聚力，更好的發展團隊意識和進取精神，進而推進企業的整體發展。開展政工工作，為了提高企業員工精神的提升以及企業內部文明精神的提升，可以通過發展企業文化建設，系列的文化宣傳和企業活動；加強員工之間在交流以及思想的統一，減少企業管理人員與員工的距離，以達到強化凝聚力，營造良好文化氛圍。開展政工工作，為了提升員工的工作激情以及積極性，挖掘企業的增長潛力，以達到提升競爭力。同時黨員要在政工工作開展中起到模范帶頭作用，通過支委聯系黨員、黨員聯系群眾等形式，了解員工思想動態、幫助員工解決問題，將工作有序的推進。可以說政工工作的有效開展對實現企業長效發展是至關重要。
二、企業政工工作現狀
（一）政工工作理念僵化
政工工作被忽視，政工人員的工作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很多企業由于政工工作的滯后導致員工的積極性沒有得到調動，人力資源沒有得到有效配置，部門之間關系沒有理順，員工缺乏正確的輿論導向，員工與員工之間、員工與領導之間沒有形成健康、和諧的工作關系。員工的工作效率低、主動性差、隨大流的思想，個人發展缺乏有效規劃、動力不足。政工工作的不被重視，與部分企業落后的、僵化的工作理念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二）政工人員素質不高
大部分企業的政工人員的自身專業素養不高，導致無法提升政工工作的質量，再加上政工人員本來就比較少；另外企業對政工工作的忽視，導致政工人員的培訓力度不夠，政工人員也因為一些客觀的因素，在工作上趨于形式化，創新的力度也不夠，嚴重的形式主義再加上專業知識的退化，導致政工工作在企業的成效顯得微不足道。
（三）政工工作方式缺乏創新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信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信息互動的方式也越來越媒體化，網絡已改變了多數人閱讀的習慣。而企業沒能很好地利用網絡平臺，仍停留在以學習報刊、紙質文件等為主的宣傳模式來開展工作，導致上令不達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政工人員到生產現場較少，與員工之間缺少溝通交流，不了解員工真實想法，因此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沒有針對性，工作效率低，而且也難以有效激發員工參與的主動性。
（四）政工隊伍建設不重視
企業忽視對員工思想的引導，導致企業內部出現小團體等不和諧的情況，甚至可能還存在一些比較自私的政工人員，對自身的小利益斤斤計較且不顧全大局，由此阻礙了政工工作的開展。另外，由于大部分企業缺乏政工工作的獎懲機制，從而導致政工人員的熱情降低，從而導致政工工作的效率降低。
三、企業政工工作與企業管理共同發展的對策
（一）加強對政工的思想認識
要重視企業的政工管理工作，并對企業員工做到人性化且科學化的管理。在工作的過程中，員工作為企業的一線工作人員，不僅僅決定了企業的運行生產，還會直接影響到一個企業的經濟效益與發展，所以應當對企業員工積極的開展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并且重視政工工作的價值及其作用。企業的管理人員應當起到領頭的作用，積極主動的去接受政工教育，為企業的政工工作做好表率，結合自身的特點，創新工作方式，打造良好的工作氛圍。
（二）轉變企業老舊的管理觀念
管理人員應當尊重員工的個人意愿，并對于員工所提出的建議適當性的進行吸取，從而發揮員工的個人能力，使其能夠更好的投入到企業的運作當中；員工通過參與培訓，從而了解到自身的價值，充分提升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讓員工在充滿熱情的情緒下更加配合企業的管理，使其為企業未來的發展提供有效的動力，并且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
（三）提升企業凝聚力
很多企業都只注重于業務的發展，從而忽略了政工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導致政工工作人員素質都普遍較低。政工工作對企業業務有著積極的因素，不僅促進了企業業務的發展，并且提升了員工的政治覺悟，從而提升了企業的凝聚力，這樣不同部門的合作效率也會隨之也提升。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工人員能夠具備高的工作素養，并且對企業內部的業務工作越來越熟悉，使員工能更快的融入到其中，并在企業發展的過程當中可以發揮自身的作用。
（四）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在實際開展政工工作的過程當中，應該積極的做好黨員模范的帶頭作用，且企業應當結合自身的發展優勢，營造出一個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使得政工工作在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中更好的開展，保障了政工工作的順利開展。另外，企業還可以通過定期對政工工作積極配合的員工進行評選，針對這些優秀員工進行適當性的獎勵機制，從而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并促使其他員工對自身要求的加強。
（五）完善企業政工工作
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說，企業的評價管理機制上的工作實效性，往往決定了一個企業的經濟效應，但是政工工作的開展卻總是被忽視，甚至有的企業管理項目并未包含政工工作，所以企業應該積極完善政工工作，另外還要及時轉變企業思想工作人員的觀念和方法，并積極鼓勵創新，不斷地引入現代化的企業管理理念，使得政工工作能夠更加順利的開展，使得企業能夠更加適應時代的發展，并且能夠達到理想的發展效果。
各行業的領先企業漸漸發現，運用戰略性營銷策略來指導業務流程重組，優點甚多。企業各部門在重組自身流程之前，首先要對潛在市場機遇有明確一致的遠見。而營銷部門恰對顧客、產品及競爭對手有獨到的見地，所以應該帶頭尋找市場機遇、并調動整個企業予以支持。當所有職能部門都心甘情愿將新的營銷機遇作為共同目標時，業務流程重組這個通常令人痛苦的變革過程，就成為達到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了。
但在流程重組過程中，營銷仍常常受人冷落。據波士頓顧問公司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近半數公司稱已經"重組"了銷售流程，實則只有15%的公司做到這點。為什么營銷沒有更好地推動這些業務流程重組舉措呢？
流程重組過程中常置營銷于不顧，原因與流程重組的操作方式有關。為了更便于重組活動的管理，大部分企業試圖找出傳遞顧客價值的幾個跨部門流程。他們往往先界定以下四個核心流程：
創造新的報價：開發新的產品或服務。
從報價到訂貨：吸引顧客購買。
從訂貨到收款：生產、送貨、收款。
售后顧客服務：處理問題，收集反饋。
接下來的程序通常是，將這些流程再分成若干明晰的子流程。然后，流程重組小組在每個子流程中尋求更好地滿足顧客需要的方法。
多數職能部門與滿足顧客需要之間有著直接聯系。例如生產部門的職責是，以有競爭力的成本生產有價值的獨特品質；銷售部門的使命則是加強與顧客的聯系；研發部門則旨在填補需求空白，集中縮短開發周期。
但營銷部門在取悅顧客方面，作用卻不太明顯。營銷人員既不直接接單、生產產品，也不聯絡分銷商、受理投訴，更不記帳。
促進協調
企業重組流程的變革進行到這個階段后，企業會將各子流程合在一起并不能自動凝成一個最優化的整體。其中欠缺的就是通過營銷準則，把顧客導向流程中的各項日常工作融到一起，聯成一體。
營銷正好是彌補這一不足的部門，它能解決這類問題：我們希望吸引哪類顧客？什么對他們至關重要？怎樣才能極有效地爭取他們、服務他們？
尤為關鍵的是：如何才能從中取得持久的優勢，給股東帶來高回報率？
只工營銷工作做得好，就能掌握回答這些問題的信息。對這些信息加以分析和理解，就能為企業打開增加價值的機遇之門，如市場份額增加、高定價、不斷增加的產品和服務等。
協調的營銷戰略可確保把長期目標落實到各項日常工作中，將所有顧客導向的流程聯為一體，同時也將戰略與戰術掛起鉤來。
在將所流程凝成一體的過程中，營銷做出的另一項更有價值的貢獻是，它能夠在各部門、各流程間收集、分析和傳遞信息。無論對哪個部門或流程，營銷都應能回答如下戰略性問題：
帶來最大利潤的顧客（分銷商和最終用戶）是誰，為什么？
令我們和競爭對手的顧客不滿的是什么？最不堪一擊的是哪些競爭對手？在哪部分顧客、銷售渠道或產品線上？營銷的整個周期是：將假想顧客變成潛在顧客，潛在顧客變為顧客，再發展成忠誠顧客。
通過完善營銷周期來加快增長和提高盈利，其中有哪些機會？作用點在什么地方？
在從媒體宣傳、銷售，到回收帳款和售后服務這一系列與顧客互動的環節中，我們想傳遞給顧客什么樣的信息？
營銷應非常善于解答這些戰略性問題，令其他部門紛紛要求營銷經理出席每個規劃會，參與所有顧客導向流程的再設計。
經驗之談
在波士頓顧問公司的調查中，97％的公司聲稱已經對營銷進行了結構調整。那些走在結構調整最前列的公司根據他們的切身體會提供了四條寶貴經驗。
先制定協調的市場導向戰備。企業有對機遇遠見共識，才能知道如何從貨類優勢、產品價值及顧客關系中獲益。將流程與戰略聯系起來。每個職能部門都必須清楚，自己該如何為支持戰略的關鍵流程服務。
把信息與激勵結合起來。企業應當有一套簡易衡量標準，告訴每位員工他們對企業的長遠市場定位做出了多大貢獻？甭想一夜之間就能天翻地覆。營銷文化的力量強大。必須留出時間，讓人們逐步適應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