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4 15: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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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當前我國大學生學習權益施行現狀，總體來說，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社會層面對教育日益重視，再加上人們對權利本位的關注，大學生對學習權益的關注度也在持續增強，其在學習實踐中的自由與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學習權益內涵、外延的發展有所拓寬，促進了當前我國方興未艾的科學教育事業。但與此同時，我國在大學生學習權益方面也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一)大學生及教師對學習權益的認知度不夠
從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錯位或缺位現象據筆者對所在學校師生調查發現，對學習權益有比較清晰認識的比例中，教師占比為46.9%，而學生則僅有31.7%的比例，總體來說相對較低。
(二)高校教育評價機制比較單一
目前各高校一般按照《學生課程考核辦法》，對學生學習成果進行評價，具體評價方式主要是筆試，對一些社會學方面的課程也進行了一些案例考核和口語考試，但真正與實踐聯系較緊的技能操作考核方面的評價方式，目前運用得還比較少，從而造成了高校教育與社會實踐有所脫節。
(三)現行教育方式很難讓學習自由進行選擇
從而影響了學生學習自主性的發揮一般來說，學習自由包括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主要是指對學生學習不作過多干預，給予其充分的發展自由;而積極自由則是指對學生進行積極引導，幫助學生拓展學習空間［1］。但目前的現實卻是，我國大學生課程教學幾乎全部由教師來控制，學生參與的機會較少，其只是被動地接受，這樣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大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積極性。
(四)基于高校資金匱乏和管理受限
大學生學習權益缺乏有效的物質保障據筆者調查發現，目前各高校校舍、圖書館、實驗儀器建設良莠不齊，一些不太知名的高校圖書館規模很小，連最基礎的實驗儀器有時也沒有配備到位，從而導致大學生沒有條件去進行自主地學習，限制了學生創新、創造能力的拓展和發揮。
(五)我國目前沒有形成具體明確的學習權益保障和救濟體制
學生很難進行有力地權利訴求和主張經筆者歸集發現，我國還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規對學生的學習權益進行明確規定，有的僅是根據“受教育權”來進行相應地引申和發展，大學生相關的學習權益保障和救濟更是無從談起。需要說明的是，在當前我國教育體制的大環境下，學生對學習權益關注還不多，因此在這些方面的司法和行政救濟應用還很少見，但隨著社會進步和權利意識的發展，未來這方面的實踐案例必然會日趨增多，并且會逐漸成為現代教育體系的重要議題。
二、大學生學習權益受損的影響因素分析
針對我國大學生學習權益受損的具體表現，經筆者歸集，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方面的，也有客觀方面的;既有師生個體方面的，也有教育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的，需要結合當前我國大學生教育的宏觀環境和微觀行為，進行分析和應對。
(一)從師生個體層面來看
基于學習權益意識的相對薄弱，從而導致學習權益的自覺性和自主性較差。學習權益從認知、認同到提出要求、權力救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由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學生對教師的順從和服從，教師對學生的命令和權威，目前仍在深深影響著每一個大學生的思想行為方式和教師的教育思維模式。據筆者在大學生中調查發現，他們對學習權益缺乏良好的認知，大多數學生均認同“老師所傳授知識的正確性、老師教育學生的權威性”，而他們對學習權益受損很難識別，自然也無從進行權益主張和救濟。與此同時，筆者對教師群體也進行了相應訪談，由于我國現代教育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真正擁有現代教育理念的教師還相對較少，在教學中能夠充分考量到學生的學習權益并進行有益的教學實踐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有比較多的高校教師仍然習慣于傳統的灌輸式教育，較少運用啟發式和創造式教育，長期以往，大學生個體為了迎合教育體制的要求，迎合教學考核的需要，自然也對學習權益有所漠視或忽視了。
(二)從學校教學管理層面來看
由于教學管理體制僵化和各種軟硬件的相對不足，造成了大學生學習權益缺乏良好的體制跟進和物質支撐。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也一度甚囂塵上，教育產業化作為其中一個典型代表，由于其與教育公益性價值取向不相匹配，后來就逐漸退出了官方的發展規劃。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在教學體制改革方面，遲遲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應試教育的弊端日益顯現，而素質教育一時也很難真正樹立起來，由此造成了包括學習權益在內的一些現代教育新理念，遲遲沒有在全國各級各類學校中得到充分體現，盡管高校相對要好一些，但由于我國教育經費的相對不足，真正的“大家”“大師”相對匱乏，再加上高校一直也沒有真正樹立起“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的教育成果與社會認可度、社會評價體系沒有進行有效接軌，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忽視了學生學習權益的構建和發展［2］。
(三)從法律法規層面來看
權利入憲和依法治國的具體跟進措施沒有及時地體現到具體法律法規中，客觀上造成了大學生學習權益受損后，在尋求相應的權益保障和救濟時卻無法可依。前文述及，我國法律法規沒有為學生的學習權益進行科學設計，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人為本”的社會理念并沒有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不可否認，在目前高校的發展規劃中，也提出了很多“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口號，但在具體落實上難盡如意。筆者一直認為，與我國教育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法規，若能在具體條文中給予學習權益以必要的關注，并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來推進，不僅有利于“依法治教”政策落到實處，也會進一步推進包括大學生學習權益方面在內的我國社會主義民利進程。
三、社會學視域下大學生學習權益的保障對策和提升措施
(一)加強培育大學生與高校教師個體良好的學習權益意識
對于大學生來說，首先要明曉自身的學習權益，并將其與個人素質提升、學習競爭力發展有機結合起來，通過爭取應有的學習權益，全力培育自身的動手能力、創新能力，特別是對事物的系統分析和科學研究能力，從而確保在大學畢業前打造出過硬的專業知識、業務技能和社會發展能力，為大學階段及畢業以后的成功人生奠定堅實的基礎。對于高校教師來說，要尊重學生的學習權益，在日常教學中要有意識地向大學生灌輸自主學習、快樂學習理念，在進行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等相關課程學習時，要將學習權益教育有機融入其中，引導大學生樹立起科學、健康、有益的學習觀念，實現大學生個性發揮與教育教學規范的辯證統一，使大學生在現行高校教育大框架內，能夠盡最大努力地提升良好的學習效果。
(二)吸引大學生主動參與，形成科學、多元的學習評價體系
根據斯克里文有關評價學說的理論，目前大學生的學習評價主要包括總結性評價和形成性評價［3］。但筆者調查發現，我國高校目前對大學生的評價以總結性評價為主，盡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為了跳出應試教育的怪圈，筆者認為，我國高校當前應將學生的主動參與納入到學習評價體系的核心地位，努力在構建科學、多元的學習評價體系中有所著力。
(1)注重形成性評價。高校教師要將注意力放在大學生掌握學習能力和技能水平提升方面，改變過去“一考定終身”的做法，通過高校教師在學習過程中的指導和幫助，在大學生學習結束后形成總結性的評語，提出大學生的優點和不足，使大學生對自己掌握某一門課程的情況有一個整體性的認識，從而有利于大學生明晰今后持續改進的方向并保持信心。
(2)鼓勵大學生進行自我評價。在高校大學生學習評價系統中，其對象是大學生，而要想使評價結果讓大學生真心接受，吸引大學生參加其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鼓勵大學生進行自我評價就是一個良好的嘗試。在大學生自我評價中，教師的指導和其它學生的反饋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相對客觀、公正的自我評價結果，理應納入教師的最終學習評價報告中。
(三)加快推進教學改革，不斷提升大學生學習權益的載體建設
大學生畢業后，最終是要走向社會的，因此建立起與市場接軌、符合社會要求的教育體制與教學機制，是我國當前提升大學生學習權益的重要內容。
(1)“喚醒”學生自主學習意識，使課堂教學以“學生”為本，以“學”為中心。建議在大學生課程設計中，增加有關的社會教育內容，促進大學生盡早向“社會人意識”方向轉變。
(2)以實踐性為著力點，不斷完善實踐教學制度，盡快扭轉我國大學生教育重理論輕實踐的局面。明確要求社會實踐教學內容在高校教育體系中的合適比例，特別是一些職業技術類院校，更是要將社會實踐作為教學考核的核心［4］。
(3)在教學考核體系設計中，還應結合課程要求，幫助大學生設定一個合適的門檻，不宜太高，也不宜過低，讓大學生通過切實有效的努力，以及積極的學習力，順利完成量身定做的學習目標，有利于提升大學生的學習效果。
(四)將學習權益納入我國教育法律法規，完善權益保障和救濟途徑
從現代法治社會構建上來看，學習權益作為人權的基本內容，理應體現在相應法律法規中，并通過明確而具體的權益內容規制，以及相應的權益保障和救濟，從而發揮出學習權益良好的法律效能。
(1)對我國現行教育法律法規進行完善，在增加或修訂大學生學習權益相關條款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大學生學習權益的具體內容，從大學生、教師、學校、行政主管部門、社會組織等層面進行規范設計。
從經典時代開始，社會學就開始對制度有所關注。馬克斯.韋伯將制度理解為是一種“權利和機會下存在的一種獨特結構”。［5］（p354）馬克思認為制度是“是個人之間迄今交往的產物”。［6］（p78）Hall和Taylor首次將在傳統社會學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以文化實踐而非單純的理性選擇為取向的制度分析視角稱為“社會學制度主義”。［4］一般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理論特點有三：（1）將制度與組織進行整合，關注組織和制度存在的場域。［7］（2）將制度與文化整合，修正傳統的“制度理性”假設。［8］（3）考察個體行動與制度之間的關系，既關注制度對個體的影響，也重視個體的偏好和理性選擇對制度的建構意義。［4］可見，社會學制度主義試圖將正式制度、組織與文化進行整合，并將其置于同一場域中加以考察。從社會學制度主義視角出發，制度①的共享性（廣義上的制度）是城市社區的基本屬性。社區成員不僅應遵守一般社會道德與法律規范，還應遵循社區中制定的規章制度，明確某些特定的文化符號，了解相應的實踐意識和話語方式。大體上，社區制度的共享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區成員對社區組織、權威和正式制度的儀式性遵從。這表現為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服從社區管理和對社區本身的歸屬與認同。其二是在社會行動中對社區平臺的偏好。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與行動者的偏好和身份認同聯系在一起。［4］
社區成員常常習慣將社區作為其目的行動手段。［9］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看來，討論社區中種種制度性因素如何發揮作用，不斷加強增強社區制度的“共享性”，努力構建作為“制度共同體”的社區應該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目標。總體來看，社會學制度主義蘊含著對社區建設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個是正式制度建設。大體上，城市社區的正式制度大體上又包括三類，一是政府和上級部門制定的法律法規和相關規范，這些是建立社區組織、管理社區事務、服務社區成員的指導性制度基礎。二是社區中主導性組織，包括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等制定的相關制度規范，這些制度針對性與領域性更強，是社區運作的主要制度框架。三是各類組織、協會和民間團體內部的正式制度。第二是社區組織建設。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與組織是不可分割的，強調正式制度建設的同時，不可忽視作為制度平臺的組織。目前社區內的組織機構既紛繁復雜，又發育不佳。以居委會、業委會為代表的自治性組織對自身的職能、權限和與政府的關系界定并不清晰，一些學者認為這些組織代表不了社區成員。［10］以物業為代表的市場化組織主要實現經濟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它們常常成為引起社區沖突的重要原因。以各類協會為代表的社區民間組織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居委會等組織的附庸，很難獨立發揮重大作用。如何實現這些組織的統和非常重要。第三是社區文化建設。作為廣義的制度概念的組成部分，文化因素在社區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當社區文化建設能夠指向社區文化價值認同、增強成員凝聚力、實現非正式的制度資源整合時，社區文化資源能夠最大可能地發揮對社區成員及社區本身的支持力量，這是社區建設中的重要能動因素。因此，將構建和完善社區制度共同體為重要旨趣，在正式制度、社區組織、文化建設等方面著力，可以看作社會學制度主義對于社區建設問題的答案。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以“制度共同體”為取向的社區建設中，存在哪些制約性的張力和整合契機。
二、“社區制度共同體”建設中的張力
“張力”一詞來源于物理學，在社會學研究中主要用以表達那些阻礙結構穩定的因素和力量。［1］當我們試圖將構建和完善“制度共同體”作為社區建設的取向時，我們會遇到種種撕裂這種“共同體”的因素，這些，我們可以稱之為社區建設中的“張力”。第一，社區成員角色的日益復雜性可能弱化社區“制度共同體”的根基。一定程度上，中國社區建設的最初動機就是為了應對社會成員的角色轉型，實現公民從“單位人”向“社區人”的轉變。［11］然而，角色的轉變遠不像最初設想的那么簡單，馬衛紅、桂勇（2008）指出，傳統單位制的瓦解并不意味著一個類似結構的出現，［12］社區成員同時也是其他組織機構的角色扮演者，多重角色身份意味著多重制度場域的交互作用，這將不可避免對社區建設產生影響。對很多社區成員來說，由于擁有大量的外部資源，社區中的支持可有可無，社區對他們而言只是住宅所在的區域，既沒有必要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也沒有必要對社區中所謂的“規章制度”做出回應，因此，他們很可能將自己作為社區“制度共同體”的“局外人”。在此情況下，當社區中固有的制度文化試圖對個體的行為做出規范時，這種規范一旦與其自身利益發生沖突，很容易形成強烈的反彈力量。
如果社區不能對那些反彈力量做出必要的回應，社區中的制度根基可能就會受到挑戰和動搖了。第二，社區中多元組織力量的博弈可能導致社區制度場域的碎片化。社區中的各類組織既是部分社區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社區制度的執行者，更是“制度共同體”的維系者。然而，社區中組織紛繁復雜，既包括以居委會為代表的半行政半自治組織，又包括以物業為代表的市場化組織；既包括以各類愛好者協會為代表的文化性組織，又包括以業委會為代表的監督維權組織，還有大量的因各種利益關系形成的臨時性自發組織。各類組織、組織與社區居民的復雜互動常常導致大量的非理性后果。各類組織彼此爭奪對社區“制度共同體”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市場化規則（物業組織）、行政化規則（居委會）、自治化規則（業委會）等都是“制度共同體”性質的備選項，這些選項如果不能有效整合則很有可能導致這個“共同體”的碎片化。第三，社區場域與其他社會制度場域的互動可能對社區“制度共同體”造成沖擊。現代城市中的社區絕非封閉的，它始終與外部社會保持的密切的互動。這種互動有兩種形式：一是市場、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向社區傳遞資源、共享文化和制度規制；二是社區對外部世界的自我表達和信息反饋。在這些互動中，制度文化的互動占據著重要成分。相比較而言，社區可能更容易被外部的文化與制度規則所改變，特別是市場環境下的價值沖擊和來自社區外的強制性規劃都可能改變原有的“制度共同體”狀態。第，社區的流動性增加了“制度共同體”的不確定性。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之一，但從制度建設視角來看，人口流入之于社區建設也是一種挑戰。
挑戰來自兩個方面：其一，融入與認同。實現流動人口的社區融入是解決其社會融入的基本路徑，［13］但流動人口來自于社區之外，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認同和獨特的制度理解，對于新的社區場域中制度、文化與慣習，他們很難完全認同與接受，特別是對于那些臨時居住的流動人口來說，很難讓他們產生社會歸屬感。其二，接納與支持。從社區自身的角度看，外來流動人口是否能夠獲得與本地居民“同等資格權”也很難說。如果社區不能從文化價值層面給予流動人口以接納，在制度層面給予必要的資源支持，很難說服流動人口接受自己已有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流動人口可能改變了社區建設的基本格局，也是對社區制度共同體的一種建構，但建構的方向和結果是不確定的。可以說，以上個方面是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也是社區建設必須面臨的現實性問題。這些問題涉及社區成員、社區組織、社區外部環境和社區流動等多個方面，它們或獨立，或交互對社區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在廣義的制度層面上產生了張力作用。當然，一個健康的“社區制度共同體”相對穩定，但不是不可調試。面對諸多變動性因素，作為社區行動者的社區組織和社區成員應該充分把握制度文化整合的內在動機機制，進行合理的制度建構，實現“制度共同體”的理性變遷。
三、“社區制度共同體”建設中的整合契機
從社會學制度主義角度看，社區建設中的一系列張力因素可能撕裂作為整體的“社區制度共同體”，但并不意味著“制度共同體”不可實現。如火如荼的社區建設運動彰顯了構建和完善社區制度共同體的整合契機，這些契機指向于個方面：外部支持、內在動力、制度現代化自覺、文化-情感認同環境。
第一，支持社區建設的外部環境形塑了“社區制度共同體”的基本條件。不可否認，中國社區建設的最初動機是解決后單位制時代的基層管理與社會認同等問題。為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將社區作為它的“基層管理平臺”，并希望在這個平臺上使它的制度規范得到貫徹、治理組織得到發展、主流文化得到弘揚。基于此，在正式制度方面，國家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業主大會規程》、《物業管理條例》、《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制度規章；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國家積極推動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推動“和諧社區建設”等；在組織支持方面，近十幾年來，國家積極促進居委會建設，不斷強化居民委員會的自治功能，給予其更多資源，試圖構建新的基礎權力與認同中心。這些工作均能對形成整合化的社區制度場域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第二，城市社區中存在強烈的“制度整合”動機。如果說國家是從自身發展需要考慮建設“社區制度共同體”，那么社區居民對“制度共同體”的呼喚則基于自身權益維護和基本利益訴求。每一個社區成員都希望在社區生活中受到公正的制度對待，享受公平的社區服務，擁有平等的社區事務參與權利，能夠在自身權益受到危害時得到社區的有力支持。這些訴求只有在一個公正、平等、整合的制度文化環境中才有可能實現。這種“制度整合動機”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社會保障、文化資源和其他社區服務資源供給時，只有建立合理公正的正式制度，保證資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才能使社區成員建立對社區組織的信任，這種信任是得以維系社區管理的基礎。其次，在社區成員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只有當社區能夠通過制度手段和組織環境提供問題解決渠道，能夠在以社區居民權益為根本訴求的價值氛圍中妥善處理，公民的基本權利才能夠得到維護。最后，在社區內部出現或沖突時，不僅需要有立足于事實本身的制度處理基礎，還需要在社區的文化價值共識中尋找“交往合理性”，而這，必然需要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場域”中才能夠實現。因此，只有當社區是一個“制度共同體”時，社區成員的權益才能夠得到保障，社區的團結與和諧才能夠得到保障，這類動機可以說是我們努力實現制度共同體的內在動力。
第三，社區的制度現代化自覺推動了“制度共同體”的形成。所謂“制度現代化”是指正式制度適應社會關系的變革而發生的現代化轉型。［14］城市社區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持續現代化發展中的產物，也必然要對現代化發展做出回應，這種回應，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正式制度建設中。總體而言，我國的城市社區都建立了以《社區居民自治章程》為總綱，包括一系列科層制式的組織制度、管理制度、服務供給制度、社區參與制度等的社區正式制度網絡。這些正式制度的構建有外部力量的推動，但更是社區建設中的一種制度自覺。這些正式制度體系構成了社區制度共同體的總體框架和輪廓。
第，特定的文化—情感認同環境構成了社區整合的重要紐帶。城市社區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環境中，社區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看來，作為文化規范和情感價值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構成了社區整合的重要元素。劉遲（2012）描述了社區權威生成中文化價值元素的作用，并將其概括為情感、認知、習慣和方言個方面。［15］（p143-153）這方面的因素代表了兩類文化之于社區的整合：一種是基于傳統與歷史文化傳承的文化整合。這主要體現在了社區所在區域的語言、生活習慣和某些固有的文化刻板印象等。這些因素為社區中的居民提供了某些共享的文化資源。一種是基于社區內部的“亞文化”整合。隨著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和城市社區數量的不斷擴張，不少社區中包含著多元的文化背景，這種情況下往往需要形成與社區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整合機制。一般來講，這種整合是長期情感與認知積累的結果，同時，某些社區運動也可以激發出社區內的亞文化認同，形塑社區的主體意識與文化認同感。［9］無論如何，由文化—情感認同因素構成的非正式制度環境已經成為了社區制度建設中的重要整合力量。上述個方面分別考察了來自于外部支持、內在動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整合契機。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張力”還是“整合”，都是一種趨向，兩者的交互作用會對社區建設產生切實的影響。我們要進行社區建設，要構建“社區制度共同體”，應該充分發揮那些整合的力量，善于調整那些社區發展中的張力。
四、結論與反思
（一）女性認識在城市化進程中萌芽
不同于鄉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選擇的自由性，是人類生活的最佳社會形式之一。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規模城市，這一過程中改變了人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形態，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類自身。人們開始倡導自由思考，隨著生活視野的不斷拓展，人們的基本素質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漲船高。伴隨著這一過程，城市婦女也得到了史無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環境中也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如今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經不再以體力決定社會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取更多的機會與權利，更加積極地對待工作、參與時政，也對傳統的社會觀念進行挑戰。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運動與女性主義是伴隨著城市產生的。
（二）城市所引發的女性問題
城市化必定是把雙刃劍，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女權意識不斷覺醒，但是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發現了一些女性問題，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惡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自鄉村的女性移民身體健壯、易于管理、工資水平低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也伴隨著一定的代價：健康問題、推遲婚姻等。
（三）性別歧視與城市化過程中女性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性別歧視意味著不同的性別所擁有的待遇是有差異的。為了消除性別歧視，使女性獲得與男性相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我們應在城市化發展中加入性別視角。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使她們往往對城市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更容易體會到城市社會的規劃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適當途徑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們合理的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學術界普遍認為，城市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財政資源、技術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就會弱化不平等這樣的道德問題，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納全體市民，特別是女性市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間
（一）傳統（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在女性社會很低的傳統社會，我們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為世俗的束縛，不允許她們出現在公共場合，她們日常的活動范圍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區域也是她們不能涉足的。在中國傳統的居住設計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中國傳統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動范圍和區域，前堂后室，以“中門”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這種格局看似保護婦女，事實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間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二）現代城市中女性空間的特點
醫學文化的社會功能包括：①教化功能，所謂“文化化人”即指此意。②傳承功能，醫學歷史、醫學經驗、醫學理論都須通過醫學文化傳給后人。③凝聚功能，特定的文化是維系特定族群向心趨力的情感紐帶。④標識功能，人們能準確識別和區分各種各樣的醫學現象，主要就是依賴醫學文化的標識功能。⑤編碼功能，醫學文化現象其實就是一組組既合目的又合邏輯，既合習俗又合規律地組合編碼。⑥驅動功能，個人醫學行為依靠主體心理程序驅動，醫學社會發展依靠社會心理機制驅動。此外還有歸向功能、解讀功能等。
【關鍵詞】 醫學文化 文化功能
Abstract：Social functions of medical culture include six different aspects.Firstly,it moralizes people,that also means“culture civilizes the masses”.Secondly,it is a carrier that passes down medical history,medical experience and medical ethic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Thirdly,it plays a role of centralization because a particular culture is the emotional tie that sustains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a certain collective.Fourthly, it identifies because accurate distinguish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edical conditions are based upon the identifying function of medical culture.The fifth function is coding,in another word,conditions in medical culture actually are combinations of codes that are abide by purpose and logic as well as conventions and rules.Finally,medical culture performs as a social drive.Individual medical behaviors are subjected to collective psychodynamic;medical-social development depends upon the drive of socio-psychological mechanism.In addition,medical culture performs as orientation and unscrambling.
Key words：medical culture;cultural function
醫學活動是與人們實現高水平的生活質量和高水平的生命質量關系最為密切的社會活動之一。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中，協調、維系人們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元素是文化。人類的一切醫學實踐，其由始由生、所興所盛、至極至衰，最根本的驅動力量和影響因素便是醫學文化。文化是以意會符號承載的族群主觀信息，它包括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創造、所產生的一切物質方面的內容、精神方面的內容以及驅動人們進一步進行社會實踐的心理程序；醫學文化則是通過一系列具象符號和抽象符號所表現的與醫學這樣一個特定族群有關的主觀信息，它在驅動、指導人們醫學實踐的過程中主要表現出以下一些社會功能：
1 醫學文化的教化功能
文，所以載道也，“文化化人”主要就是講文化的教化功能。醫學文化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醫學觀、醫學態度、醫學精神、醫學行為及習俗、醫學倫理、醫學道德等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內容不僅對醫療主體，而且對醫療對象都起著重要的教育作用。
自父精母血凝聚成胎生存于世，人要食用五谷雜糧，歷受風霜寒暑，時而遭火炙水，偶爾遇蚊叮蟲咬，大自然的風寒暑濕燥火，人世間的喜怒憂思悲恐，都可能對人的健康構成不同程度的威脅。追求身心健康是人們的普遍愿望，而如何在健康時恒久地保持健康，在不健康時盡快地消除影響因素而恢復健康，則取決于人們對待醫學的觀念和態度。敬畏生命，崇尚醫學，尊重科學規律，恪守保健規則，是人們須切切謹記的基本原則和正確態度。如何才能夠樹起科學的健康觀、自若的生命觀、正確的醫學觀、理性的求醫觀，關鍵還是看人們對醫學文化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或者說，關鍵是看醫學文化對人們的教化和影響程度。
醫學是崇高的事業，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都對醫學職業者之倫理道德有著極高的要求。醫乃仁道仁術仁功仁業，自古以來無仁不成醫，普天之下無醫不守仁。盡管在現實社會中確有一些不良不肖之徒借醫謀財，傷天害理，然而從總體上說，行醫者都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品質。誠如《醫學生誓詞》所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為醫者須“……獻身醫學……恪守醫德……竭盡全力……維護醫術的圣潔和榮譽……。”這些都是醫學文化對醫務人員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一代代的醫務工作者，都是飽受醫學文化中倫理的濡養和道德的熏陶，在醫學實踐中堅持著“人性至上，生命至重，健康至高，人格至尊，和諧至要”的醫學文化之本質，視病人如親人，為其傾注至愛至親之情感，精益求精，全心全意為人類健康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可以說，醫務人員之道德品質、理論素養、技術水平、執業態度等都是醫學文化教化的結果。
2 醫學文化的傳承功能
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與大學生成才
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期間強調，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八榮八恥。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對于正在成長中的大學生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校大學生的榮辱觀如果按照科學的程度來分，可分為三個層次：社會主義榮辱觀層次高的是少數；中間層次的是多數；層次低的也是少數。總的來講，在社會主義榮辱觀方面，大學生的主流是好的。他們不僅思想觀念新，創新意識強，而且正在學習和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和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的生力軍。從大學生的數量和他們未來的重要作用看，在他們身上，寄托著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
論文摘要：音樂教學模式的發展是音樂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傳統的音樂教學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構建新的音樂教學模式有很大的啟發。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實現人的社會化。教育的功能就是把宏觀的社會文化結構轉化為學生微觀的個體心理結構，而轉化必然要通過學生的內化才能有效達成。因此，教育必須要以發揮學生的主體性為前提，從而促進個體的發展。
傳統的音樂教學模式過于重視知識的傳授，忽視作為個體的學生情感、主體性、創造性的培養。教學模式的單一，使學生的主體性沒有得到有效地發揮，更不用談潛在于學生身上的個性、意志、情感的培養。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音樂教學必須不斷更新觀念，從培養學生主體性、促進自我發展的角度構建新的教學模式，以適應新時期的教學要求。
一、構建主義對音樂教學模式的思考
音樂教學模式和整個音樂教學改革的發展正著眼于培養學生的主體精神、創新精神和實踐精神，著眼于培養學生的自我發展能力。傳統的教學模式要解決的是如何控制教學過程以實現知識的傳授，因此不能有效達成上面所述的目標，而現代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則為此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建構主義認為，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世界的理解和賦予意義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由于個人的經驗不同以及對經驗的信念不同，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也各不相同，所以應該更關注如何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墓礎來構建知識。從這個角度出發，建構主義理論強調學習的主動性、社會性和情境性，強調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在已有經驗墓礎上的主動建構，強調發揮學習者的主體意識，從而促進人的整體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種思想正體現了音樂教學模式發展和音樂教改的價值取向。
作為學校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課堂曾經以其豐富的內容、活躍的氣氛、多變的形式而傲視諸科、獨樹一幟。隨著教學改革的推進和深入，各科教學都已上升了一個層次，而音樂學科相對顯得滯后，在很多音樂課堂上仍然演繹著我教你唱、我說你聽、我動你跟的陳舊方法，導致了學生音樂知識貧乏，創造能力差，學習方法被動，缺乏自主意識的現象。
長期以來，教師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教者”的形象，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傳道、授業、解惑”，就是教知識，“教書”、“教師”、“授課”這些詞語一方面顯示了長久以來的課堂狀態，一方面則又使這種思想得以根深蒂固地延續。其實，這種“行為主義”的做法就是把學生當作了灌輸的對象、外部刺激的接受器、前人知識和經驗的存儲器。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教學，教師不自覺地成了課堂的主體，學生便自然形成了“從教師那兒學音樂”的思想意識。實際上，這種課堂教學是沒有充分尊重學習主體、忽略學習者的音樂潛質和成長的能力、甚至可以說是扼殺他們“創造力”的課堂。
20世紀9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建構主義理論則給陳舊的音樂課堂帶來了新的活力。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特別強調以學生為中心，要求學生由被灌輸的對象轉變為信息加工的主體和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教師的角色則由“傳授知識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幫助者”、“促進者”。
二、音樂教學模式的構建
首先，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要主動參與知識建構的過程，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事物的理解。個人有獨立的理解，同時又通過合作獲得的全面理解。音樂學科具有獨特的靈活性和模糊性，有足夠大的空間讓學習者發揮主觀想象。同樣的學習內容往往會因個人經驗、經歷、價值觀的不同而產生獨到的見解。在教學中，音樂教師要尊重該學科原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在教學模式設計中要設法讓學生主動參與其中，學生主體參與教學使學生在教學中自始至終充當著主人的角色，他們把教學看作是“自己”的責任，而不光是教師的事情。從教的主體而言，為了使學生主動性參與教學，教師通過一系列的設計安排盡可能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從學的主體而言，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會滿足學生的各種求知需求。“主體一發展”為特征的音樂教學模式的構建，應立足培養學生的主體性，并以促進學生發展為最終目標。作為人的本質所在的主體性，實踐性、創造性和個性特征是其基本內涵。人的主體性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并只有在生命活動中才得以生成和提高。學生主體性在學習上主要表現為態度積極和行為積極，能自覺地參與、交往與合作;在行為方式上主要表現為理智與情感、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和諧統一。“主體一發展”音樂教學模式側重在教學活動中，突出培養學生的主體性意識，在豐富的音樂教學活動中收獲自己的學習心得，促使學生形成良好的發展意識，能自覺地提出自我發展目標。
其次，建構主義情境教學模式使學習在與現實相類似的情境中發生，以解決學生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為目標，學習的內容要選擇真實性任務。學習者在情境中模擬實際情況并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獲得實際中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并不是將提前準備好的內容教給學生，而是在課堂上展示出與現實中專家解決問題相類似的過程，提供解決問題的原型，并指導學生的探索。
情境性的學習呈現了知識的生存力和學生對知識的運用能力。建構主義認為，知識若是有助于解決具體問題或是能夠提供有關經驗世界的一致性解釋，就是適應的，就是有“生存力”的。音樂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生活中處處可見音樂的運用，它涉及情感、人生，又包羅一切學科。社會生活中與音樂相關的問題也非常多，如對某一歷史人物、事件或者某一種文化傳統如何評價，如何透視、分析和評價某一社會現象等等，這一系列緊密聯系社會、實用性極強的問題本身具有復雜性和挑戰性，勢必會激發學生學習音樂的欲望。查閱資料、調查訪問、填密思考，不斷從書本、社會中汲取文學、文化、歷史和科學等各方面知識，再通過討論、辯論、演說等多種交流形式達到共融和逐步解決問題，這就必然會大大提高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增強他們的音樂運用能力，培養他們的創造力。構建音樂情境教學模式，將音樂的學習放到各個有趣而有意義的活動中，在問題的解決中掌握音樂知識，一定比課堂上簡單的講授更容易培養學生的能力和創造能力。這種情境化的教學可以不只依賴獨立的測驗來評價學生的表現，對間題的解決本身就反映了學生的學習效果，或者僅僅對學生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進行功能性評估。以每一個學生的相對進步來作出評價，既有積極促進進步的意義，同時也能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把學生從書本中解放出來。
再次，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獲取知識的過程，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的，而是學習者在一定情境下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獲得的。這個“必要的學習資料”不是支持“教”的，而是為了支持“學”的。鑒于這樣的出發點，在音樂教學中構建信息技術教學模式，不僅有利于豐富音樂教學環境本身，同時對培養學生的信息搜集、處理能力，擴大自身周圍的學習資料范圍，促進主動學習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音樂學科在廣義程度的理解上，其知識的來源為一種工具和手段自然而然地滲透到學科的學習中，既優化了學科教學的教學過程，提高了教學質量，同時又加深了學生對信息技術的理解和應用的層次，使信息技術與音樂教學在整合的過程中相得益彰。墓于信息技術的音樂教學模式目前主要有教師運用投影、圖片、錄音磁帶和計算機多媒體制作的課件等手段，學生墓于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自主性學習和研究性學習。
最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增強個人合作的能力，主要關心這樣一些社會關系的范型，如協商、合作、沖突、修辭、禮儀、角色、社會場景等。他們還認為，學習首先是進入某一實踐共同體的文化進程，這包括對社會交互作用的參與以及按文化方式組織的能影響學習和發展的活動。在建構主義教學中廣為采用的合作學習、交互式教學模式同樣也為音樂教學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
關鍵詞：高校；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
中D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03-0138-03
2016年12月，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堅持不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廣大師生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范踐行者。”[1]大學生作為當代社會的青春力量，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其價值取向將決定整個未來社會的價值取向。因此，教育引導他們認同并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
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工程，它需要多方主體長期共同努力。高校文化建設作為高校實現文化傳承創新職能的重要途徑，既是大學生廣泛參與其中的有效形式，更是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重要載體。強調，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廣泛開展文明校園創建，開展形式多樣、健康向上、格調高雅的校園文化活動，廣泛開展各類社會實踐”[2]。本文試圖將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融入高校文化建設之中，通過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改善校園文化環境，加強文化宣傳，豐富文化實踐等途徑達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獨特效果。
一、弘揚傳統文化，增進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認同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3]因此，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必須立足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使其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4]。
立足文化傳承，要通過優秀傳統文化“進課堂、進教材、進頭腦”工程，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使廣大學生深入體會“茍利國家、不求富貴”“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愛國思想；“專心致志、以事其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敬業精神；“輕諾必寡信”“言而有信”的誠信觀念，以及“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的友善理念等等，增強青年學子的文化自信與價值觀自信，從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強大的文化認同。
二、改善文化環境，增強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心感悟
“環境文化是文化內核的物化顯示和涵育載體，蘊含文化品格的良好校園環境，具有重要的隱性育人功能。”[5]每所高校都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物質文化基礎。獨具特色的建筑景觀、造型別致的藝術雕塑、歷史積累的語錄事跡、莊嚴肅穆的校徽校旗、賞心悅目的綠化景觀等，它們對于大學生成長成才都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要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環境的育人功能，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浸潤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比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字段對道路、樓宇、雕刻等校園景觀進行命名，努力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著力打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公園、文化長廊、文化墻等建筑景觀，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圖文并茂的形式增進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解。總之，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融入到校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之中，學生置身其中感受美麗與文明，領略自由與和諧，內心深處產生強烈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增強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心感悟，從而自覺約束言行、提升修養、健全人格。
三、強化文化宣傳，激發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情感認同
積極有效的文化宣傳會為大學生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因此，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要在宣傳和普及上下功夫。經過長時間發展，無論是以校報校刊、校園廣播、宣傳櫥窗為代表的校園傳統媒介，還是微博、微信、貼吧、QQ群等為代表的網絡新媒體平臺，均已在廣大青年學子中具備了廣泛的影響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園媒體平臺的輿論導向功能，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廣泛宣傳。需要注意的是，在宣傳途徑的選擇上，要主動占領新媒體平臺，靈活應用微博、微信、貼吧、QQ群等學生日常接觸較多、互動及時方便的網絡平臺和工具，搭建網絡交流平臺，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僅會激感的共鳴，還能更好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在宣傳內容的選擇上，只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與大學生密切關注的社會熱點和息息惦念的成長成才問題相結合，才能激活他們內心的積極情感，加強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情感認同。
四、豐富文化實踐，提升學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動自覺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常識；知識社會學；社會學智商測驗
論文摘要：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但當今社會學概論教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卻往往存在偏誤。本文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教師(研究者)與學習者的角度和專家與大眾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評述，指出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不僅僅是對立的關系。只有綜合三種不同角度的觀點，才可以更為全面、深刻的理解這對關系的涵義。
社會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之一。其中，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和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時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它也是社會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社會學家們在林林總總的教科書中多少都進行過論述。不過，國內專家在介紹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注意不夠，要么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要么是只論述其中一點，而不顧及其它，造成誤會甚至偏見。由于教科書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大學生，他們是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書的偏誤不可小視。本文在以往學界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的探討的基礎上，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梳理和綜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會學教科書中能夠較為全面的介紹這樣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
一、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
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是指從專業／學科分類體系中怎么確立社會學自身的立足之地這一點來考慮問題的。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從19世紀社會科學建立和發展起來以后，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來。在已經擁有制度化支撐的社會科學諸學科面前，社會學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須擁有與其他先制度化的社會科學諸學科更為獨特的地方。
在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從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會學”概念到涂爾干(EmileDurkheim)最先獲得法國大學的社會學教職，早期經典社會學家雖然沒有明確就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說明，但實際上他們有一個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就是科學自然優于常識。比如孔德，他把人類觀念進步的階梯分為三個階段，即神學的階段、形而上學的階段和科學的階段。孔德認為，社會學在時間上是最晚出的，在邏輯層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學科都為它做了準備，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學科作為源泉。在他的科學分類里，所牽涉到的問題不包括常識，因為在科學理性的關照之下，沒有任何屬于常識的藏身之地。
涂爾干則在孔德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涂爾干指出，“孔德這種用歷史發展的觀念來解釋社會的方法，與人們用常識來解釋社會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從表面上看，歷史提供了社會進化的一個簡單程序……因此，對于解釋社會進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這樣來解釋社會，不僅是陷入意識形態決定論，而且是將與社會學毫無關系的概念當作社會學對象了。”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方法要求人們不要用常識代替科學，凡是未經科學檢驗的概念，不能隨便使用，更不能用來代替事物本身。”在涂爾干看來，由于社會現象的異常復雜性，所以當時的人們就用常識來解釋它們。可是，社會學家不能這樣，他指出，“社會學者在決定研究對象時，或者在講授他的研究結果時，都不能亂用科學以外或沒經過科學研究檢驗的概念。社會學者還應該清除常識導致的謬誤和前人傳下來的習慣中成為科學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應該明白這類常識和習慣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才不致于讓這類東西在學說上占據重要地位。”
涂爾干關于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張，在其《自殺論》一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涂爾干挑選了一個常識看來無非是極端個人化的行為，如自殺現象進行研究。通過對自殺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識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當然也包括當時心理學界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通過這樣具體的研究成果，涂爾干清楚的表達了他在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上的立場。
總之，在這些經典社會學家的眼里，樹立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顯然是要把它不僅與常識而且要與其他已存的社會科學的學科相區別，這在他們說來顯然不僅是樹立學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須的(我們只要看到孔德、涂爾干、馬克思和韋伯在創始社會學時在將她和其它學科區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看，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也不僅僅存在于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在社會學家作為專門職業的層面，也需要考慮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很多社會學家為了求證社會學研究自身對于常識的合法性，往往對此加以說明論證。據美國社會學家的看法，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有三個基本的區別：(1)目標。常識性知識關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動，是怎樣以一種有意義的、可以預料的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相反，科學知識的基本目標是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識。當科學家出于個人的原因而盡力“證明”某種理論時，指引著他的就是常識，不是科學。(2)支持其理論的證據。常識性知識建筑在現行事物的基礎上。科學則需要遠為廣泛的證據，他們是按照明確的規則收集起來的。在積累知識的過程中，科學家們甚至將努力證明其理論之不成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們才能向任何一個接受所運用的證據的規則的人提供系統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證據，證明其理論之成立。(3)系統性。科學理論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過系統闡述的，而常識性理論則是想當然的，并且可能難以用文字來表達。
常識性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這種區別也同樣適用于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上。
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透視
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主要是指社會學家作為教師怎樣在教學中闡明這對關系。在現代大學教學體系中，社會學概論課程是很多大學生的必修／選修課，對學習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專業的學生來說，則是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在這門社會學的入門課里，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同學們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問題之一。理解好這個問題，可以為同學們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學習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幾乎每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都會涉及到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E．Snizek為美國大學選修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會學智商測驗(SociologicalI．Q．Test)。
這份測驗由30個陳述組成，依一般常識來看，進行判斷是沒有問題的，難度似乎不大。但根據社會學的科學調查或社會實踐表現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陳述的對錯與常識的觀點幾乎都是對立的。這份測驗其具體內容，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其結論不一定還適合已經變遷了的社會情境。但同時，這種測驗的思路體現了撰寫教材的專家們在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上希望透露給這些專業修習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測驗，使學生們能夠理解，常識的種種觀點和看法并不一定經得起社會學研究的推敲和考驗。
在大陸，目前很多社會學概論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國社會學教科書的思路，提出了社會學知識可能迥異于常識的觀點(甚至在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證也是與美國教科書所引用的例證相同)。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社會學家劉少杰就在訪談中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進行過評論，其主旨也是與美國社會學概論教材的提法沒有什么兩樣。國內近幾年來出版的一些社會學概論教材，如張敦福主編的《現代社會學教程》、風笑天主編的《社會學導論》，朱力主編的《社會學原理》，王思斌主編的《社會學概論》等等，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國內教科書中關于社會學與常識的評論，仍是立足于社會學與常識的對立或者至少是有優越性的地方。也許，在他們的視野里，社會學當然與常識不同，甚至與常識的觀點正好相反，否則就沒有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從專大眾的角度透視
如果說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還是從知識本身的角度來考察這對關系的話，從專家與大眾(門外漢，layman)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則遠遠超出了知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討論了社會學與常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從使用的角度來看，社會學知識至少不比常識擁有更多道德優勢。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會學與常識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而考察他們各自在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范圍、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體的作用機制等等。
20世紀70—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專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此外，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也對社會學知識本身以及社會常識做了建構論的解釋。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常識定義為行動者關于社會生活的陳述性信念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他認為主流社會科學——慣以糾正常識為己任，這就是偏見。在吉登斯看來，正統共識的支持者“設想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具有一種技術形態。社會科學糾正行動者關于社會行動或制度的虛假信念。如發生在自然科學中的情況一樣，隨著我們對社會的了解不斷加深，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但是，這樣一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確包含了對常人行動者所持的關于社會世界虛假信念的批判。但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論得以構成的背景、其實踐的意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大為不同。社會科學關注持有觀念和創造觀念的行動者，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以及如此行動的條件做理論概括。社會科學涉及一種雙重解釋，因為在那里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理論要發生效力的那個世界，是由進行概括和理論思考的個人的各種行動構成的。社會科學不必向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解釋社會世界的意義。正相反，社會科學的技術觀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觀念之上的。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制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并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并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并融人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這從社區、社區建設、社會指標、社會發展、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等等社會學的專業詞匯逐步推廣到變成大眾的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所以說，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它不會局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
吉登斯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平也認為，與自然不同，在社會一人文環境中，每一個被專家視為“外行”的社會成員作為具有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行動主體都在時時處處參與著社會的建構過程；并且，這既是行動的過程，也是闡釋的過程，而他們對在自己的行動參與下建構起來的社會生活的闡釋，若照專家看來也許無非是“常識”而已。不過，情況也有正好調轉過來的時候，所謂的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知識，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來，也不過是用某種學術語言講述的常識。而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識者和闡釋者，任何一種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理論都是在被常人從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斷進行再闡釋著。正是這種“雙向闡釋”構成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質。
因此，從反思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等角度來看，常識與社會學的關系就不像前人所認識的那樣是簡單對立的。這些方面的認識，也使我們更加關注社會事實的主觀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與生活，因此，實際上也是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認識。
四、結語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三個角度考察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常識的關系，我們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會學知識與常識性知識二者之間種種變化的關系。從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結果來看，我們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社會學與常識之異
社會學包括的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知識，還包括社會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常識也包括常識性的知識、直接經驗的獲取知識的方法、直覺從眾的思考方式。社會學與常識的區別關系也可以參照前述的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之間的區別來看待。由于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憑個人經驗和普通常識來處理日常事務與解釋社會現象，這種方式也可以發展出知識來，就像傳統社會以經驗累積與傳承來建構知識一樣。“社會學”不必也未必能“導正”所謂“偏頗”的想法(因為“正”與“偏”是相對地)，但至少能提供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而這個解釋通常是經由實證資料的搜集來支持或是經由理論邏輯的推演結果。由于現代知識的建構方式，通常強調“系統”而不是零散，重視“累積”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統”與“累積”的知識成為現代學術的特色。“社會學”的特色就在強調“系統與累積”，主要能提供我們一般性(即大數法則)的知識。當然這并不能說是“正統”知識，只不過是能透過現代“科學”技術或程序的“實證資料”來加以支持的說法而已。透過社會學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一般”現象(而不是和一個人的想法)，這或許可以幫助一般人跳脫出以自己經驗為主的“認知”與視為當然的“常識”。同時，熟悉(常識)使我們“視而不見”，“去熟悉化”則是社會學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開我們的社會觸覺，讓我們“見人所不能見”，看清楚這個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幾乎是命定的必須以“常識”為探討對象的社會學讓人們往往以為社會學并無舉足輕重或者對實際人類社會貢獻——甚至有些人直覺地就去質疑(或者否定)社會學的科學地位。但其實，社會學的知識具有強烈批判品格(盡管社會學之中的某些說法被視為是保守、靜態且傾向于維系“現狀”(htestatusquo)的)，社會學的這種批判品格也是常識所不具備的。
另外，在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早期的社會科學家在其研究和理論中，也使許多他們那個時代的相當普遍的常識性假設成為理所當然(take—forgranted)的東西。社會學最近幾十年的進步，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對常識性假設進行再考察，對它們做出批判性評價，在必要的地方以經過科學的證據嚴格驗證的觀點來取代。
因此，現在也有一些關于“社會學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會學庸俗化”問題提出來，希望使社會學學科的特性更加凸顯。在這些論者看來，對社會學家而言，常識只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一個題目，而不是社會學理論的源泉。這種提醒顯然是必要的，由于社會學家們都生活于常識的世界里，他們對自己所利用的常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這樣一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學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識當成了社會學知識(當然，反過來說，有些社會學家不是從學科、專業的角度出發做出的社會評論，我們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會學的知識或者社會學的理論成果)。
2．社會學與常識的聯系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學對社會的介入越來越廣泛、深入，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也由原來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社會學與常識相對”的態度要變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會上，一方面，社會學家通過電視、廣播、報刊雜志、書籍等等媒介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似乎什么樣的情況下社會學家都可以發言且常有驚人之語，另一方面，有些輿論把社會學家的工作稱為“花大量的錢財去發現盡人皆知的事實”，把社會學家在大眾傳媒中傳播的很多“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學的視角”所作的分析稱為“庸俗社會學”。社會學家對社會現實的全面介入與社會輿論對社會學的譏諷之間的張力使得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又重新成為社會學家反思的對象。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危機”，更是促進了人們對社會學與常識(實際上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講也可以說是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出反思。
如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香港的社會學家張德勝在其著作《社會原理》中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評論。張德勝的基本觀點是“道不遠人”，社會學的規律來自于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它自然不會與人們的常識認識太過疏遠。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績、不足與未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