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1 09: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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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經濟研究方法實證研究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出明顯的數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新和完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出來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第一，實證研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規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的特點，不是由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決定的，而是有其客觀的理論和現實原因。
一、理論源流
規范會計理論與實證會計理論這兩大理論的基礎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具有意義的是方法論哲學基礎以及廣泛應用于研究中的經濟學理論。
對于規范會計理論來說：第一，方法論基礎，規范會計理論產生的“溫床”就是規范經濟學。在規范經濟學中，以政策行動為中心，對其福利后果進行推理，保證研究過程中的內在邏輯性是它的主導思想，這一主導思想的基礎比較多樣化。規范會計理論在方法論上有以下幾個特征：將價值作為判斷的基礎，它以評價標準來作為進行研究的對象或者是進行討論的基礎，然后又利用這種標準分析現象；研究內容缺乏客觀性、重復性。第二，經濟學基礎，規范會計理論的經濟學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激進經濟學、福利經濟學以及規范性思想。
對于實證會計理論來說：第一，方法論基礎。實證會計是由簡森與瓦茨等人提出的，他們以證偽主義作為主導思想。這種會計理論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以下三個特征：價值中立，在進行實證研究的過程中應該將個人價值判斷排除，通過經驗數據來證偽某一個假說。在這種思想下形成的會計理論在內容上是經驗的而不是價值的；保證可證偽性，在實證會計的研究初期，最基本的精神是證偽或者是“試錯法”；具有客觀性的同時還具有可重復性。第二，經濟學和財務基礎。在早期，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是有效的資本市場假設以及資本資產的計價模式等等；從70年代開始，它的研究對象變成選擇會計政策，主要的理論基礎是：管制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以及非零值契約成本等。
二、規范會計理論的基本思想
規范會計理論主要是指從會計活動的一系列規則中找到好的會計實務以及概括理論概念，它是運用演繹法、歸納法這兩種規范性方法形成的。我們可以將規范會計理論分成很多種類型，下面是其主流理論、基本思想。
（一）會計學理論具有規范性
會計理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由人創造出的信息系統，不像一個客觀世界。它的主要特征是會計環境會隨著經濟因素以及政治因素不斷發生變化。會計理論的研究不具有科學研究的純粹性，它只能通過與法律一樣的規范的科學法則來建立。所以說會計學是具有規范性的學科。
（二）會計理論的內涵
會計理論不僅僅涉及到“什么是會計”同時也包含著價值判斷，主要詮釋了“會計是什么”的問題。會計理論的研究應該將既定目標、價值判斷作為出發點，對會計活動提出一些具體的標準，用這些標準對會計實務進行指導、評價。同時也可以將這些標準用作分析會計問題的準則，以更好地處理會計問題。財務會計的概念結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內容：會計目標、財務報表、會計信息等，主要用以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對會計理論的科學性進行判斷的標準
我們沒有必要將會計理論與會計活動在事實和現象上對應起來。雖然會計理論中理性思維的部分遠離經驗、不具有可證偽性，但是它以經驗為基礎，并且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邏輯推理之后的產物，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會計理論也是有科學性可言的。
三、實證會計理論的基本思想
（一）實證性的理論性質
會計研究以會計客觀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這一客觀對象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為它是建立在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基礎之上，會計環境中存在著很多非決定論的因素，所以會計理論研究要以純粹的科學研究方式來進行，同時應該以實證科學為基準來確立會計理論法則。所以說會計學是一種實證性的學科。
（二）會計理論的內涵
因為價值判斷中有個人的偏見以及一些感性的主觀因素，缺乏客觀性、科學性，所以會計理論應該排除價值判斷的成份。會計理論應該將會計世界的客觀規律闡述出來，而不是單純地描述“會計是什么”。也可以說，會計理論研究要以會計事實和會計現象作為出發點，并對會計事實和現象的存在做出正確解釋，對其未來的發展進行科學合理地預測。對會計政策進行選擇是會計理論內涵的主要內容。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就是對理論進行檢驗的環節，這種檢驗主要有兩種：會計的選擇檢驗以及股票的價格檢驗。
（三）對會計理論的科學性進行判斷
對理論進行的研究只能在經驗的世界中。科學的會計理論一定要有可證偽性，其建立的基礎一定是經驗。以目標等概念作為出發點而進行邏輯推理之后的得出的會計理論缺乏可證偽性，我們無法對它進行檢驗，所以這樣的理論不具有客觀性、準確性，科學性。每一個科學理論都經過了漫長的形成過程，同時都有自己存在的理論以及社會基礎。不管兩個理論會不會被批駁，但是只要有一個理論能夠獲得經驗事實的證實，它與另一個相比就是最好的。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規范會計理論與實證會計理論有各自的優勢與缺點，在會計理論的研究中，我們不能偏廢其一，應該將兩者結合起來應用。這種結合主要可以分為階段上的結合和層次上的結合。
四、結語
但是，經過事后驗證，人們發現，僅僅依靠以大樣本公開數據為對象的計量經濟學方法來研究金融經濟學公司財務領域現象，以及其背后的經濟因素和原理遠遠不夠。西方金融經濟學學術界逐漸采用臨床診斷方法(ClinicalResearch)。
臨床診斷方法的特點
臨床診斷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規范與傳統大樣本計量實證研究有比較明顯的差別，其特點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傳統統計檢驗實證研究往往以檢驗金融經濟學理論為主；而臨床診斷研究可以驗證理論假說，但更主要的是彌補大樣本實證研究的不足，從實際參與者中獲得有價值的實踐信息，提供對企業和個體行為環境的豐富理解，為理論和大樣本統計檢驗提出新的思想、問題和研究線索。
其次，在研究對象數量方面，傳統的統計檢驗實證研究對象為大樣本；而臨床診斷研究則根據研究目的設置樣本，從一兩個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但大多數情況下，研究對象關注一個或少數案例。字串6
第三，在數據收集方式上，傳統實證研究通常被動地依靠公開標準化的數據；而臨床診斷研究的數據收集更為主動，需要獲得與樣本或事件相關的非公開信息，包括公司內部文件、管理報告、會議記錄等，還要訪談事件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者。
第四，在樣本分析方面，傳統的統計檢驗研究注重樣本數據的收集和數據的數學處理，難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響；而臨床診斷研究不僅進行數據分析，還包括對樣本事件的背景、發展演變過程調查訪問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響。
第五，臨床診斷應用時可以同時采用事件分析和長期業績法，以考察樣本企業事件的短期市場反映和長期實際運行結果。
臨床診斷方法的關鍵在于選擇研究對象。一方面要盡可能減少統計學角度的樣本有偏問題；另一方面，不宜選擇太早的樣本事件，避免企業內部調查和訪談時當事人難以回憶事件背景細節，使臨床診斷的內部調查信息內容和價值打折扣。
在我國的應用價值
與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帶動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榮一樣，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金融市場證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興起促進了對金融經濟學理論、實證研究方法的引進、消化和吸收。金融經濟學領域的大樣本計量檢驗實證研究開始活躍，實證研究的學術規范正在形成。到目前為止，產生了一批以國內證券市場及上市公司為樣本的實證研究成果。字串8
由于我國證券市場是在法制規范不完善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包括：1．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中，非上市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占絕對控股地位；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大樣本計量檢驗研究依據的公開信息非常有限；3．股票市場莊家操縱市場的行為比較普遍，股票價格與內在價值脫節嚴重，股票價格變化不能反映企業價值；4．證券市場發展和規范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發展環境變化快。多種因素錯綜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客觀上制約了傳統的大樣本實證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加上一些誤用，使人們產生實證研究有迎合大樣本計量檢驗方法、流于形式的感覺。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不符合西方金融經濟學理論預測的公司財務行為和現象不斷出現。同時，隨著我國監管機構對證券市場參與者，包括上市公司、中介機構、投資基金等加強規范，各種事件不斷暴露，提供了充分的過程信息。這些現象或者由于公開數據和樣本數量的限制，難以采用傳統的大樣本計量檢驗方法，或者采用大樣本計量方法難以獲得有價值的成果。而臨床診斷方法正好有用武之地，可以對這些特性相似的小樣本或者個案進行剖析，深入揭示當前金融領域中存在的問題。
對于計量科學的精確性、絕對性的探討由來已久，當前學術界的爭論只是對這一問題的深化。早在1939年，Keynes就指出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存在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理論的先驗正確性問題00，二是線性假設以及滯后期與趨勢決定的主觀隨意性問題,?三是計量經濟學的結構不變性問題。認為這三個問題造成了計量經濟學經濟分析的局限。相對于凱恩斯，Lawson的觀點相對來說比較極端，Lawson學建模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認為當前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在研究現實經濟機制方面作用甚微，模型未獲得關于經驗現實的真正洞察，其預測結果不具備經驗充分性。
而Juselius則更傾向于為現代計量經濟學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進行辯護H，認為計量經濟學本身不存在任何問題，只是在面對當前危機時應做一些轉變H。并指出正確設定的、具有經驗充分性的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可以實現這一轉變15。作為計量經濟學的擁護者，Hendry同樣對計量經濟學進行了辯護，指出雖然計量經濟學方法確實可能會產生謬誤回歸，但這種謬誤可通過檢驗進行回避與拒絕63;Hendry提出根據數據生成過程進行建模的理念，指出計量經濟學應根據DGP過程進行經驗建模，進而保證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的科學性與精確性。
國內學界對計量經濟學基本持肯定態度，李子奈認為，從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建立、估計與檢驗過程來說，其方法具有堅實的統計、邏輯基礎，符合科學研究的發現過程67。計量經濟學研究方法實質上就是回歸分析，是證實與證偽、歸納與演繹、檢驗與發現、相對與絕對相結合的過程。并探討了計量經濟學模型政策評價、結構分析、預測與檢驗功能上的局限。洪永淼認為計量經濟學模型面臨三個主要問題：非重要因素的影響問題、觀測數據問題以及樣本外預測問題°8。但計量經濟學理論本身已經發展得相對成熟與全面，只是由于經濟系統的時變性、不可逆性以及經濟數據的缺陷導致了計量經濟學的分析、預測沒有物理學那樣精確，這也是計量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區別。
那么計量經濟學究竟是怎樣的科學?它是否具有其自身難以避免的不足與局限?要對這一問題進行解答，就要從其模型方法的概率和統計學科基礎進行探討，從其表述語言、方法論及功用層面進行基礎研究，以提高其應用研究的科學性，使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計量經濟學的語言分析：模型語言經濟學表述的非充分性
經濟學語言學轉向引發人們對語言在經濟分析中作用的廣泛關注，進而產生一個問題，計量經濟學的主要語言是什么?計量經濟學語言具有什么特征?其在經濟分析中又處于什么地位?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從什么是計量經濟學的語言以及計量經濟學語言的方法論地位來著手。
要探討計量經濟學的語言，離不開對計量經濟學的界定及其基本分析結構的探討。計量經濟學是通過模型來表述經濟現實的，基于統計、概率方法的模型構建是計量經濟學經濟表述的主要手段與方式，也是計量經濟學進行經濟研究與分析，以及作用于應用實踐的基礎途徑。從學科的自我表述與實踐應用兩個層面來說，一方面，以概率和統計為基礎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是計量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主要表達方式，也就是計量經濟學的“語言”另一方面，從計量經濟學的基本分析結構來說，模型是計量經濟學分析的基本結構，是計量經濟學描述、解釋經濟現實的主要手段，也是計量經濟學進行學科表述與對外自我表達的主要途徑，可稱為計量經濟學的“模型語言”。以概率和統計為基礎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既是方法又是語言，在計量經濟學經濟分析中處于核心地位。作為經驗實證的計量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從方法論上來說是經驗實證的模型方法，其語言也必然離不開經驗實證的方法論基礎地位，是經驗實證的模型語言。
那么，計量經濟學經驗實證的模型語言在經濟學研究中處于何種位置?其經濟學的表述充分性如何?是否能夠替代自然語言?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就要明確經濟學學科本質與計量經濟學經驗實證模型語言的方法論地位。作為社會科學的‘‘皇冠”，其特殊的學科性質決定其不等同于物理學這樣的自然科學，同時人類社會也不等同于實驗室。經濟現實的復雜多變性，人性與人類心理的不可預測性，使得經濟發展過程成為一個異常復雜的有機體，這些必然復雜化經濟學的表述及其語言，單一的基于以概率和統計的模型語言難以完成這一任務。此外，從經濟科學理論表述層面來看，經濟理論并不必然由數學或統計學來證明。經濟學的語言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數學、統計語言是經濟學分析語言中不可替代一種，是“多元”中的‘‘一元”，但并不必然比其他語言更重要。當然，這也解釋了計量經濟學以概率和統計為基礎的模型語言在經濟分析語言中的地位。
計量經濟學經驗實證的模型語言是計量經濟學科學化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體現，但同時也難以避免其自身與生俱來的方法論局限：
首先，經驗實證的模型語言面臨經濟研究中價值判斷理念的計量化問題。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對
①李子奈在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若干問題’，“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功能與局限”中均有提到這一觀點。
經濟現實的表述是建立在表示現實經濟活動結果數據的概率分布假定基礎之上的，模型語言對經濟現實中不可度量的社會關系、政策和心理等價值理念的處理是通過主觀假定賦值或虛擬變量來完成的。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對價值判斷的這種表述稍顯隨意、主觀，是不精確的;此外，很多價值判斷理念難以通過統計語言或概率分布來表述。因此，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存在著價值判斷理念計量化的問題。經濟研究是以人及其構成社會的經濟活動與關系為核心的，而這種社會經濟關系的表述不僅是‘‘量”的統計，還包括‘‘質”的描述。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對經濟現實的解釋與描述是通過變量與現實經濟因素的映射來完成的，因此，模型對經濟現實的解釋是建立在模型方程涵蓋待解釋經濟變量這一前提之上的。那么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模型是否可以包含所有經濟因素，也就是經濟因素都可以通過適當量化的形式納入模型語言的表述范圍嗎?答案是否定的。很多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政策、環境因素以及微觀計量模型中的心理因素，都很難一一映射為計量模型中等價的變量形式。雖然虛擬變量是一種選擇方式，但現代計量經濟學中的虛擬變量通常是簡單的‘二進制”，這種“是與否”的極端表述方式很難精確描述經濟現實的漸變過程與漸變效應。
此外，即便勉強將價值判斷理念通過主觀賦值的變量進行計量化，還存在現實經濟因素與觀測數據統計方式的非‘‘一一映射”問題。很多模型表達的變量或符號在現實經濟中有多個對應統計方式，而每種方式的選取都代表著不同的樣本數據，有時甚至會影響到模型的估計結果。如探討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涉及到國家開放程度這一政策理念及其模型對應變量的選取。究竟用什么代表開放程度，現實中選取模型樣本數據時就涉及一個選擇的問題，有的研究者將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GDP占比作為一國開放程度的度量標準，有的將對外政策的頒布作為開放程度的度量。這種變量的選取通常以模型的估計結果是否更優作為條件，可以說這種選取模式是稍顯主觀隨意的，并不具備嚴格的科學性。
其次，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難以完全取代經濟學表述中的自然語言，一元的模型語言難以對經濟學進行全面、充分表述。第一，能夠表述經濟世界的是語言性的詞語而不是人為創造的符號、模型，計量經濟學的模型語言并不比自然語言更接近經濟現實，同時，經驗實證的模型語言所描述的邏輯建構具有其本身的局限，不能完全取代經濟學自然語言的使用。雖然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中的數學公式與統計推斷過程本身也是一種話語，但這種“話語”本身也有語言問題，愛因斯坦指出“就數學定律指涉現實而言，它們并不確定;就其確定性而言，他們并不指涉現實”。數學哲學的觀點展示出數學、統計的模型語言，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語言，其所構建的‘‘經濟世界”并不比自然語言的更準確，也不比自然語言的更接近現實世界。第二，人們生活的世界是詞語的世界而非函數的世界，對語言最重要的溝通與交流功能來說，經驗實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作為交際語言并不具備足夠的充分性。雖然其在統計推斷與函數符號表達上具有嚴謹性與便利性，并因此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科學性，但對于語言最為重要的交際功能，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并未表現出任何超越其他語言范式的優勢，尤其是在與公眾交流時。用函數與符號表達的數學語言是自然科學的通用語言“對自然科學家而言，它就像過去拉丁語對學者一樣，而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它不幸是希臘語”10,因之其模型方程與符號的表達范式可能更容易使人們感覺它只想通過深奧的數學讓人肅然起敬，而不是更有助于交流。
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問題，不論計量經濟學模型語言多么嚴謹、精確，也不可能做到對完整社會關系進行精確表述，這取決于計量經濟學模型設定的非精確性與局部性，因為任何模型都不可能把整個社會復雜多面的關系全部納入模型體系，無論從技術層面來說還是從方法論層面來說，這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三、計量經濟學的數理基礎：非精確數量關系的度量
由于計量經濟學以概率和統計作為其學科的數理基礎，其結論是基于樣本數據(總體樣本的一部分)的推斷做出的，而非真實的針對總體樣本進行的精確運算，因而其結論并非是確定的、精確的。而計量經濟學中以概率為基礎的隨機檢驗的不對稱性與非精確性、概率約化方法下統計推斷的非確定性，都導致了計量經濟學度量精確數量關系上的局限。
1.以概率為基礎的隨機檢驗的不對稱性與非精確性由于觀測值很少是現實經濟中經濟變量的真實值，因此隨機模型的存在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但隨機模型本身由于其概率基礎的非精確性以及兩類前提假定的不對稱性，使其模型檢驗的邏輯基礎受到質疑;同時其概率基礎的隨機性，也嚴重削弱了隨機模型的可靠性與精確性。
關鍵詞：制度差異；引力模型；對外貿易流量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09yja790198）。
作者簡介：闞大學（1982-），男，安徽合肥人，南昌工程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研究；呂連菊（1982-），女，湖北武穴人，南昌工程學院教師，經濟學碩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學研究；羅良文（1966-），男，河南商城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2-0055-06收稿日期：2011-10-08
一、文獻綜述
對外貿易是一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各國政府和學者們極為重視本國的對外貿易流量，因此，對于制度對對外貿易流量影響的理論研究較為深刻。新制度經濟學者最早從歷史角度考察了制度對對外貿易流量的作用，認為制度可通過人力資本、技術創新、規模經濟和交易成本對國家間對外貿易流量產生影響，并提出了制度啟動對外貿易的命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也提出，制度作用于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從而影響對外貿易流量；新貿易理論則認為政府通過制定制度影響本國對外貿易流量。
關于制度對對外貿易流量影響的實證研究方面，學者們主要是利用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提出的貿易引力模型，將制度作為解釋變量加入到引力模型中進行實證，得到的結論多是制度質量和對外貿易流量是正相關關系，制度差異和對外貿易流量是負相關關系。anderson 等（2002）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一系列經濟制度變量來實證制度對對外貿易流量的影響，結果發現交易成本與阻礙對外貿易的非安全因素顯著相關。de groot 等（2004）利用1998年100多個國家的數據，在引力模型中引入制度變量包括政治穩定性、政府效能和監管質量等六個方面，就制度對對外貿易流量的影響進行實證，結果發現兩國制度相似可提高兩國間對外貿易流量13%，依進出口不同，制度質量提高一個標準差可提高兩國間對外貿易流量30%～40%；beugelsdi 等（2004）以102個國家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制度差異與對外貿易流量是非線性的負相關關系，制度差異是以遞減的比例減少對外貿易流量。linders 等（2005）則考察了制度質量和制度差異對對外貿易流量的影響，發現進口國和出口國的制度質量均增加了對外貿易流量，也發現制度差異減少了對外貿易流量。
國內學者潘向東等（2004）采用假設因素檢驗模型對2002年133個國家與我國雙邊貿易的截面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對雙邊貿易影響最大的制度因素不是交易國的經濟制度，而是交易國影響企業運行費用的制度和正式約束的法律制度。潘向東等（2005）還采用ces函數，推導了包含制度安排變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1998年～2003年我國、美國、日本、韓國和巴西高技術產品出口的面板數據檢驗了該引力模型，發現進口國制度安排對兩國間高技術產品出口有顯著影響。潘鎮（2006）建立了一個包含制度變量的擴展引力模型，利用1995年～1999年15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制度對于雙邊貿易的影響，發現制度質量越差，雙邊貿易越不活躍，制度差異對于雙邊貿易起阻礙作用。吳丹（2008）則以東亞10個經濟體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制度對東亞經濟體間貿易的影響是顯著的，對東亞經濟體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有重要影響的制度因素并不完全相同。
國外學者的研究局限于發達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對外貿易流量，其研究結論對我國是否適用尚不清楚。國內學者更多地就具體制度質量對對外貿易流量影響進行實證分析，而對于制度差異對對外貿易流量影響的實證文章，并不多見。那么，制度差異和我國的對
外貿易流量究竟關系是怎樣的？筆者利用1996年～2008年我國與其他28個國家的數據就制度差異對我國對外貿易流量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又由于制度差異也可以細分為6個子指標差異，故筆者就6個制度差異子指標對我國對外貿易流量的影響進一步進行實證研究，并據此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實證研究
[關鍵詞] 李嘉圖惡習 研究方法 認識論 經濟學
一、李嘉圖惡習的概述
大衛?李嘉圖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寫作風格的特點是強調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復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量,然后通過對這些變量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
李嘉圖擁護抽象的演繹方法,它指出了通向現代分析的道路,并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李嘉圖創立了許多具有獨立性的抽象名詞來觀察經濟。他抽象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其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也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不及的。
二、李嘉圖惡習的分析
經濟學是實證科學。馬歇爾指出:“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學一樣,經濟學的工作是收集事實,整理和解釋事實,并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結論”。布坎南也指出:“在經濟學上可見到一種很有趣的發展,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基本原理在擴大,這種發展包括經濟史學家運用過去年代的資料來檢驗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這就是說,經濟學的實證方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實證材料的歸納提出假設,而另一方面是利用實證材料對經濟學提出的假設進行驗證。
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于把抽象直接應用于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說明了李嘉圖采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李嘉圖經濟學方法論的缺陷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這種缺陷是在克服了斯密的方法論的二重性后在一元的抽象想法的發展過程中的缺陷。經濟學抽象方法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學科分割活學科孤獨主義傾向。長期以來,經濟學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將大量社會現象抽象掉,研究純粹的經濟現象,標榜一種純粹經濟學。這事實上是一種學科孤獨主義。美國經濟學家勞埃德?雷諾茲指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經濟學的疆界具有明顯的縮小趨勢,而這完全是人們有意造成的。”他還指出:“今天,市場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形式,我們探索這些形式帶來的后果,但幾乎不去注意他們的歷史變遷及其相對重要性的變化。我們把這些交給了經濟史學家或其他社會學科去研究。”所以,與過去相比,“今天經濟學家所運用的變量更加數量化了,定理更加嚴密了,研究成果更加準確了。雖然準確性有所增加,但卻為此付出了代價,分析的范圍縮小了,不那么‘豐滿’了。”
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J?M?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一種科學,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熊彼特指出:“‘科學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一切對經濟課題進行思考、談論與著述的人們的區別,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術,而這些技術可分為三類: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結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可見,經濟學是有一定的研究方法的,是具有認識論意義的。邏輯思維方法有歸納法、演繹法、偽證法。
1.歸納法。歸納法是由個別、特殊推論出公共、一般,其創法源自F?培根。培根十分重視一般活公理。他在《新工具》中說,歸納法“從感性與特殊事物中把較低級的公理引申出來,然后不斷地逐漸上升,最后才達到最普遍的公理。”A?孔德所創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就主要是采用歸納法。但歸納法也有它自身的缺點。早在18世紀初,D?休謨就指出,歸納法是建立在未來與過去相似的假設上,然而,“自然的途徑會發生變化,過去不能成為將來的繼續持的規則”休謨的批評否定了歸納法可求得因果關系。“歸納邏輯的最大缺點是它所有的命題都是單稱命題,積累同樣命題愈多,愈屬可信,但終非全面”
2.演繹法。演繹法是由一般公理、定律推論出個別、特殊,結構嚴密。演繹法不僅能確認已知的存在,還能推論出未知事物的性質,這是演繹法最大的功效。在演繹論證中,普遍性結論是依據,而個別性結論是論點。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論據與論點之間由一般到個別的邏輯關系。演繹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論,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大前提是一般事理;小前提是論證的個別事物;結論就是論點。用演繹法進行論證,必須符合演繹推理的形式。經濟學從李嘉圖起,就傾向于用演繹法,邊際主義出現后全用演繹法。1883年奧地利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方法論之爭”,實際上就是演繹法與歸納法之爭。
3.偽證法。1934年奧裔英人K?R?波普爾發表《科學發展的邏輯》,提出偽證邏輯。他的偽證論是一大發明,任何理論都需要偽證。正如恩格斯所說:“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人士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后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但糾正錯誤不一定全部否定它。波普爾理論最大的缺陷是他不該完全否定歸納法。早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就說過歸納法“很不中用”,歸納法的結果“每天都被新的發現所”,但也不能否定它。“歸納和演繹……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注意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補充。”
參考文獻:
[1]吳承明: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3]詹姆斯?M?布坎南: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4]高德步: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歷史的視角.經濟學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勿庸質疑,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已成為當代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的兩種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兩種研究的支持者們互不相讓,曾掀起一場理論大“論戰”:規范會計研究者們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只注重對細枝末節問題的糾纏不休,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人們已經熟知的既定事實,因而對整個會計理論并無貢獻;實證會計研究者則抨擊規范會計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認為規范會計研究忽視對已有會計理論的檢驗。結果,整個會計理論框架仍擺脫不了“空中樓閣”的尷尬〔1〕〔2〕!而這場論戰也恰恰反映了我國會計研究者對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存在著的普遍模糊認識。進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會計學界已經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這兩種各具特色的會計理論研究〔3〕,本文將結合目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現狀,來客觀地評價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希望能對我國的會計研究有所啟發。
一、名稱考辨關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基本內容,馬克·圖恩曾作過一個簡明扼要而又比較全面的對比分析〔4〕,即:
實證是手段事實現實描述真或假精神的問題解釋分析
規范應該目的價值理想規定好或壞心靈的問題評價政策
我們可以看出,上述的區分涉及語言形態、研究領域、內容性質和作用特征等多個方面,如果具體到會計理論研究中來,多數會計學者首肯實證會計研究主要回答會計“是”什么,認為進行實證會計研究時應該超脫或排斥一切價值判斷,只考慮建立會計信息系統運行之中的會計處理程序之間關系的規律;而規范會計研究一般著重回答會計“應該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價值判斷,需要提出某些準則,作為進行會計處理的標準和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進一步詳細來講,規范會計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會計實務,從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會計實務,并作為日后指導會計實務的標準;(2)規范會計研究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試圖從邏輯性方面指明怎樣才算是良好的會計實務;(3)規范會計研究往往以演繹法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歸納法〔5〕,而恰恰從利用歸納法得到少數基本概念出發,然后演繹出會計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再從中推出與之相適應的會計程序與基本方法,用來指導會計實務。
而對于實證會計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國近年來還處于介紹和初步運用階段,所以對“實證會計研究”不可避免地還存在著一定的模糊認識,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析。關于實證會計研究的“實證”一詞,我國會計學者在引入的過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絕大多數同志從“positive”和“positivism”(實證主義)詞根的相似性入手,從哲學角度探討實證會計研究的哲學基礎,試圖從中概括出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對“實證”一詞最權威的解釋應該來自“實證會計學派”(或稱羅切斯特學派)。按照實證會計學派的代表——瓦茨和齊默爾曼的解釋,“‘實證’一詞來自于實證經濟學,之所以將其研究冠名‘實證會計研究’,主要意圖是為了區別于業已存在的傳統的規范會計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實證”一詞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呢?筆者在查閱了大量相關的經濟學文獻(樊剛,1995;光,1997;張宇燕,1993)和典型的實證會計研究經典文獻(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或階段——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理論實證的目的是用來提供一個基本體系,對現實會計實務本身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論實證過程包括(1)三個基本要素——有關會計問題的基本假設、一套邏輯嚴密的系統化的推理機制和方法以及最終的理論結論;(2)提出理論假設、建立分析模型以及進行邏輯推理和證明三個緊密聯系的步驟。經驗實證是指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進行經驗檢驗的過程。對于經驗實踐和理論結論相符合的部分,就應該當作正確的理論加以運用,直到被經驗證偽為止,而對于被經驗直接所證偽的理論結論,就必須逐漸修改原有的理論假設,再次進行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二、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之比較
1、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分化——一個簡單的回顧。
會計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學科的影響。哲學家、科學家關于方法論的論述(如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科學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都對會計研究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真正對會計學產生直接影響的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和發展。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和變遷對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直到本世紀初以前,經濟學方法論的討論,都主要是圍繞著抽象演繹法和歷史歸納法哪個更適合于經濟分析而展開〔7〕。在此影響下,會計理論研究亦是以這兩種方法為代表,如佩頓(WilliamPaton)、坎寧(Canning)、愛德華茲和玻爾(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繹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爾頓(Littleton)等則極為推崇歸納法——一言以蔽之,該時期的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為主,十分注意會計理論之間的內在邏輯而忽視對既有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的檢驗,我們將之總稱為規范會計理論研究。一般認為,本世紀60年代末期以前,會計理論研究中是規范會計研究占統治地位的時期。規范會計研究的形成,一掃19世紀末期以前會計理論研究混亂、無目的的狀況,在其大力推動下,會計理論體系于19世紀末20世?統醴礁娉醪叫緯傘5詼?從本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的擴大化和廣義化,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滿足于定性的演繹或者歸納推理,而是逐步轉向實證分析。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財務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目前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學者更直接地從財務學中獲得或移植某些科學的研究方法,實質上財務學承擔了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會計理論研究產生影響的“載體”和“催化劑”的作用),一大批年輕的會計學者(以羅切斯特學派為主要代表)逐步豎起實證會計研究這面大旗,并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給會計理論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震撼。(1)1968年,鮑爾和布朗的“會計收益數據的經驗性評價”一文標志著實證會計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羅切斯特學派”代表人物簡森(Jensen)的“關于會計研究現狀及會計管制的評論”一文可視為是向規范會計研究挑戰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齊默爾曼(Zimmerman)1978年“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導論”、1979年“實證會計研究的供需:一個借口市場”兩篇論文的發表及1986年《實證會計理論》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實證會計研究已逐漸與規范會計研究分庭抗禮。乃至1986年-1989年期間提呈給美國權威會計刊物《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的論文僅有一小部分可歸類為規范研究〔8〕。
2、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優缺點
規范會計研究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作用表現在:(1)規范會計研究對理論的論證具有重要作用,規范會計研究從假設或初始理論命題推導出下一層次的理論命題,并可對某一個理論命題作出演繹證明。這樣,在對理論進行實踐檢驗前,可預先對理論進行檢驗以使理論具有更加嚴密的邏輯性,這在會計基本理論和對整個會計理論體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義。(2)規范會計研究可從理論命題推導出事實命題,也可用來解釋已知的會計理論或會計行為。(3)規范會計研究同時還對已有會計理論進行邏輯檢驗,以發現錯誤理論及現存理論的內部矛盾。但是,規范會計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統性缺陷。這表現在:(1)規范會計研究忽略了對作為演繹邏輯推理起點的假設或前題的判別和檢驗。(2)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忽視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不重視會計主體的行為因素,僅將會計環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團簡化為一個總體來看待。(3)運用規范會計研究得到的結果往往由于缺乏經驗支持而僅代表了“閉門造車”式的個人觀點和論斷。實證會計研究的作用表現在:(1)實證會計研究從評價規范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前提入手,對規范理論賴以依存的前提的現實有效性進行檢驗,進而肯定或否定規范研究成果。(2)運用實證會計研究得到的實證理論不僅對所觀察到的會計實務提供解釋,說明現存會計實務程序、方法在應用程序上存在差異的原因,而且還對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實務和那些雖已發生,但尚未通過數據搜集和分析獲得系統性證據加以證實的現象和實務提供解釋。實證理論不是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而是告訴人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能夠做些什么。可以說,實證會計研究使會計理論研究的目標從理想轉向現實。(3)實證會計研究十分重視對會計主體行為及其動機的研究,并大量引進了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如產權理論、契約理論、企業理論,拓寬了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圍。實證會計研究將市場條件下的企業視為各種“契約關系”的結合體,對各種利益集團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對會計準則呈現出的態度行為進行了大量的經驗分析,得出了許多規范會計研究所不能認識的有益結論。
實證會計研究的局限性表現在:(1)實證會計研究力圖使用有限的事實和現象去證明普遍命題,因而其研究結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實證會計研究過分強調模型化和定量化,經常由于忽略某些想當然是次要的因素,結果有時會導致研究對象過于簡化和研究的系統性偏差。(3)實證會計研究在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完全排除價值判斷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因為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作為“經濟人”的會計研究者,在進行實證會計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個人偏好所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干擾。(4)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如對與具體某項會計準則相關的問題研究總是在會計準則公布之后若干年,確切地說總是等到有足夠的樣本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經驗分析時才能得以實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Watts/Zimmerman在《實證會計理論》一書中認為實證會計理論的作用只在于解釋和預測,而并沒有提及實證會計理論具有對會計實務的指導作用。
3、關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總的評價
(1)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規范會計研究在理論證明和構建會計理論時具有優勢;實證會計研究則具有獲得新知識、新理論的優勢作用。
(2)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在運用時應該相互依賴、互相滲透。規范會計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賴實證會計研究來進行經驗檢驗,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賴規范會計研究。
(3)單純依靠規范會計研究或實證會計研究都有其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統缺陷。如實證會計研究結論的概率或然性質,規范會計研究大前提的來源及正確與否的問題。
(4)規范和實證會計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認識本來就是從特殊到一般,又從一般到特殊的不斷往復的過程,是漸進性和飛躍性,邏輯主義和非邏輯主義的統一。因此,片面強調任何一種方法都是不科學的。
(5)實證會計研究往往適合于對具體的會計理論問題進行證實或證偽,但如若涉及到對整個會計理論框架的研究則無能為力,而此時便必須依賴規范會計研究。
本文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存在著相互結合的必要性,以下將兩者的結合簡稱為規范—實證會計研究。
三、試論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互補性
1、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互補性——會計理論發展模式的啟迪〔9〕
會計理論體系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保持會計基本理論與結構不變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導會計理論研究,對會計理論研究起到規范的作用。同時,它一般經受得住某些“反常”的沖擊、詰難,具有一定的彈性,并通過對理論的局部調整或修改輔前提、假說,把反對轉化為支持,此時會計理論就處于上升時期。但是,任何會計理論總并非盡善盡美,總有其賴以存在的會計環境,一旦其在強大的“反常”面前一籌莫展并不能將其納入自己原有的理論框架之中時,就勢必將會被新的會計理論代替,這時就需重新調整會計理論的內涵及其基本結構。此時,會計理論就處于顯著變動狀態,就強烈需求質變。但是,新的會計理論并非對舊的會計理論的完全拋棄,而是一種“揚棄”。新舊會計理論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包含或對應關系,新理論是對舊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整個會計理論的發展過程是前進的上升運動,是向絕對真理逼近的過程。由此可見會計理論的發展過程是“相對穩定顯著變動相對穩定…”這樣一個不斷往復的過程。這樣,在會計理論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相應的主要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也應有區別:在會計理論體系相對穩定的階段,會計理論表現出對會計研究的指導作用并具備應付反常沖擊的彈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論和思路指導下,主要運用規范會計研究(收斂性思維)繼續進行研究,通過輔命題克服理論的困難,使理論作為規范較好地發揮作用。當會計理論發展進入顯著變動階段后,原有的會計理論如果繼續存在勢必會產生阻礙作用了,因而必須另辟蹊徑,從新的角度解決問題才能克服困難,因而主要采用實證會計研究(發散性思維),持批判的態度從會計實踐、現象的經驗分析中創造出新的會計理論。總而言之,只有在會計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著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進會計理論的發展。但是,需要明確的是在會計理論發展的特定階段,采用某種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時使用另外一種研究方法。我們對會計理論發展階段的劃分是人為的,而事實上,會計理論體系中不同會計理論的各個發展階段又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所以科學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綜合的而非單一的,是各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是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統一。如美國“財務會計概念結構(SFAC)”便是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共同配合、協作成功的范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學研究從問題開始。”會計理論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須從問題著手進行研究。作為會計理論研究起點的問題可以直接來自于會計實踐,也可以來自過去會計實踐的產物——已有會計理論。因此,我們必須重視長期會計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已有會計理論,同時不斷從會計實踐中吸收“營養”,發現新問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絕不允許忽略會計實踐。但是,從實踐中得到的會計知識由于其歸納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須從會計理論高度運用規范會計研究進行演繹推理,以發現其有無邏輯矛盾,得出正確的認識然后上升為會計理論。所以會計理論研究的整個過程可歸納為“會計理論會計實踐新的會計理論…”這一不斷往復、逐漸完善的過程。相應的,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也可歸納為“規范實證規范…”這樣一個循環過程。概括來講,規范—實證會計研究是會計理論研究者根據已有的知識,對會計實踐和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假說,并通過對假說的實踐檢驗、修正,逐漸使假說演變為新的會計理論。
2、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互補的可能性
如果詳細比較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大量會計文獻之后不難發現兩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這些重要方面,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需要互補:
（1）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從少數幾個基本會計概念(會計基本假設或會計目標)出發,主要運用演繹法來推出一套用來指導會計處理的基本原則。而大凡實證會計研究,一般總是先根據大量的會計現象歸納出一個或多個命題,然后利用來源于會計信息市場的若干會計數據來進行經驗檢驗;或者對規范會計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進行證實或證偽。一言以蔽之,規范會計研究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一般到具體的認識,而實證會計研究則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具體到一般的認識。根據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我們對會計現象的認識是由一般到具體和由具體到一般的有機結合,因此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不應有所偏頗。
（2）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從較高的會計理論層面上來把握整個會計理論框架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如對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結果往往會作為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而實證會計研究則往往是針對具體的會計理論如存貨發出的計價在什么情況下采取先進先出法,在什么情況下采取后進先出法等。近年來,實證會計研究的趨向是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小、越來越細致,一些規范會計研究者借此攻擊實證會計研究對整個會計理論體系沒有貢獻。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實際上,實證會計研究是規范會計研究的基礎,因為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會計現象的本質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種會計現象的本質,才能從邏輯高度上來進行探討會計應該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問題;規范會計研究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和終極目的,因為研究會計現象的最終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探討會計是什么,而必須研究會計應該是什么。可以這么來講,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與會計目標系統的層次相關(實際上,Trueblood報告就曾指出,會計目標是一個多層次的系統),會計目標層次越低,其研究的實證性就越強;會計目標的層次越高,越需要對之進行評價,因此其越具有規范性。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是對會計目標不同層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聯系、相互?鉤?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研究整體。
（3）規范會計研究的較高層次性決定了其必然涉及到價值判斷,而實證會計研究則由于側重于在較低會計目標層次上進行研究,則涉及到事實判斷。那么,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關系如何呢?兩者的關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實存在人類經驗認知或判斷事實判斷主觀需求與客觀環境制約價值判斷（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見,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具有相互關聯性的,因此規范會計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實判斷,實證會計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棄價值判斷。此外,按照哲學觀點,“是什么”(事實判斷)先于“應該是什么”(價值判斷),所以實證會計研究是規范會計研究的基礎;但是由于“是什么”總有些捉摸不準的味道(如會計基本假設來自于客觀會計環境,具有客觀性——“是什么”,而會計目標代表了會計信息使用者的主觀需求即“應該是什么”,但是會計界卻并沒有厚此薄彼,而是兩者并重,這是否對我們有所啟發?),所以需要對“應該是什么”進行某些規定,這樣規范會計研究同樣必不可少。
3、小結
（1）會計理論研究之中,“是”與“應該是”,或者“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往往交織在一起,并無明確的界限可以辨別或者有意識地去遵循。
(2)從邏輯上來講,事實的描述先于價值的形成,盡管在現實的會計研究之中,由于會計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總有點捉摸不準的特點。
(3)雖然在會計理論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個人先入為主的干擾,但是追求實證會計研究的“純潔性”,將人為的干擾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種會計研究者所應該具備的科學精神。
(4)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之間并無人為的鴻溝,作為實證會計研究精神的對事實解釋和預測最終必須過渡到規范會計研究的主旨——會計應該是什么上來,換句話來講,實證會計研究應該以規范會計研究的目的為歸宿。
（5）在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由于兩者的互補性,絕對地將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對立起來的態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絕對抹殺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的做法也同樣不可取。
（6）規范會計理論研究由于是從邏輯高度來把握整個會計理論研究過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會計實務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實證會計理論研究則立足于會計實務,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與會計實務中的結果比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這并不能夠說明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孰優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規范會計研究的成果說到底是把會計實務界暫時認識不到的結果展示給會計界,在理論的指導下,我們雖然不能改變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借此改變會計人員的認識格局,并可能最終因此影響他們的選擇。
四、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比較及應用
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的區別大致有二:
（1）實證會計研究以有用事實為基準來檢驗假說,但“有用”并無一確定標準,對某一利益集團有用未必對另一利益集團也有用,因而實證會計研究的檢驗標準實質是以利益為導向并由此制約的社會需求為標準。而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以社會需求確立的課題為出發點,這既是形成會計理論的最終歸宿,也是逆向思維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具體應用。概而論之,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檢驗標準是思維模擬檢驗和社會實踐檢驗的統一,其中思維模擬檢驗大量運用了形象思維,直覺邏輯思維的方式將從會計實踐中抽象出的理性客體蒸發、升華為理想客體,使其既保持了本質特征,又保持了思維過程的邏輯性;社會實踐檢驗則是對假說概念予以具體化,使之具備可度量性,從而將理論性假說轉化為可實踐性假說。
(2)實證會計研究片面強調感性經驗對假說的檢驗,卻忽略了作為會計理論研究主體的研究者的能動認識能力以及其創造性思維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終也未逃出對會計實踐進行描述和解釋的傳統思維的來源。規范—實證會計研究辯證地運用發散性思維和收斂性思維,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及認識活動所應遵循的思維規律,因而具有明顯的綜合及辯證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認識階段調整認識方法和認識手段的內在調節機制。
眾所周知,我國會計準則是按規范(演繹)方法制定的,是準則制定者在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基礎上做出的主觀規定,它代表了規范會計實務的理想準則。但是,我國會計準則的實施環境是一個在經濟體制改革下不斷發展變化的環境,因而對準則的實際效用及預期目的之間關系的檢驗就變得尤其重要。準則制定者必須了解,現有準則的執行是否提高了會計信息的質量,是否強化、規范了企業的財務行為,是否增強了外部利益集團及企業內部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重視程度,而要獲得以上各項認識,既不能依賴研究者的個人主觀判斷,又不能從原有理論中演繹推理而知,而必須展開廣泛的會計實踐,通過調查、征集意見,獲得有關會計準則實施后的反饋信息,才能不斷修改原有準則,使會計準則不斷地發展完善。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吸取了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優點,不僅彌補了傳統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方法論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觸會計實踐,按科學的程序,從會計實踐中獲得對會計準則更深刻的認識。
五、關于進行多樣化會計研究的建議
誠如本文上述,實證會計研究具有時間上的相對滯后性,并不能在會計準則制定之前就為準則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見,因此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也并非盡善盡美。為了克服這個缺陷,筆者建議:
（1）在會計理論研究中大量開展實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盡管這樣做并不一定能夠完全證實和證偽什么,但是卻可以力求在會計準則制定之前對會計實務和會計現象的本質及其矛盾運動過程作出恰當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應該盡量學習美國和臺灣目前應用較好的實驗會計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過建立會計實驗室,模擬與所要研究的會計準則相似的會計環境,對搜集的專家或專業人士的意見進行分類、分析和概括,事前為會計準則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見。
(3)在會計研究之中大量運用數學方法、模型開展量化研究。也許有的同志認為鑒于我國目前證券市場還不太成熟,會計信息失真現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會計數據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質疑,因而提倡在應用數學方法和數學模型進行研究時應該謹慎,并對國外會計文獻中充斥著數學表示擔憂和不理解。筆者認為這些同志混淆了會計研究中數學模型的兩種類型——理論模型和計量模型,前者是用數學符號對會計理論研究過程進行的表述,無須使用來自于會計信息市場的具體會計數據;而后者則必須帶入會計數據,并要設定某些參數。筆者此處主要提倡會計研究的理論模型,因為數學語言表達最為簡潔明了、無歧義,可以加強對會計理論問題的論證力度,邏輯嚴密并且更容易被證實或證偽,因而更符合科學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要求——一門學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馬克思)。此外,筆者也贊成利用恰當的計量模型進行會計研究(實際上,與國外的會計數據相比,我國的會計數據來源也許更加可靠),關鍵在于建立我國自己的大型數據庫,為日后利用計量模型進行大量的會計研究奠定條件。
注釋:（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關于市場條件下會計理論與方法的若干基本觀點”,原載于《財會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馬克·圖恩:《自決的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9,第279頁。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劉峰:“實證會計的方法論基礎及批判”,《會計研究》,1997.7。
〔7〕樊剛:“思維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載于《讀書》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參考了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玻普爾和拉卡托斯的觀點,如“范式理論”、“證偽主義”和“科學研究綱領理論”,是將上述理論應用于會計理論研究之中并結合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情況后得到的結論。
〔10〕陳秉漳:《價值社會學》,臺北市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0.8第314頁。
主要參考文獻:〔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陳岱孫:“規范經濟學、實證經濟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科學》,1981年第三期。
〔3〕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4〕光:“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載于《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一書。
〔5〕[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黎明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6〕關士續等編:《自然辨證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會計研究方法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場經濟下會計基本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5/13。
〔13〕劉元亮等編著:《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參見俞洪紹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廈門大學會計系的報告稿。
關鍵詞：正義；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1—0142—02
約翰·羅爾斯是美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倫理學家，被譽為“正義理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正義理論震撼了整個社會理論學界，他對正義原則的嚴密證明使人們驚嘆于哲學的可想望性與可行性被結合得如此美妙。
一、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
正義原則的證明離不開對古典功利主義的批判。為了證明自己所提出的正義原則會在人們的反思平衡中被擇出，羅爾斯考察了諸多的制度安排，重點是當時所盛行的功利主義和直覺主義。
功利主義有許多不同的變種，羅爾斯所針對的主要是古典功利主義。古典功利主義的主旨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夠達到總計所有屬于它的個人而形成的滿足的最大凈余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被正確地組織的，因而也是正義的。古典功利主義認為一個人在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時候會自動地衡量得失，并且可以忍受以目前的自我犧牲來贏得未來的較大利益，那么也有理由相信一個社會也可以以相同的原則行動，即為了總體的較大利益而損失部分成員的局部利益。“一個人類社會的選擇原則就被解釋為是個人的選擇原則的擴大。”在利益分配上，功利主義觀點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里分配他的滿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因此，原則上就沒有理由否認可用一些人的較大得益補償另一些人的較少損失，或更嚴重些，可以為了使很多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正像最大限度地滿足一個人的欲望體系對他來說是合理的一樣，最大限度地增加一個社會所有成員的滿足的凈余額，對這個社會也是正當的。
在與作為公平的正義的契約論的對照中，古典功利主義明顯呈現出了這樣一些弊端。
首先，雖然功利主義者承認，他的理論嚴格說來是與這些正義感相沖突的，但他還是主張正義的常識性準則和自然權利的概念作為次一級的規則具有一種從屬的有效性；而契約論在其完全意義上認可我們有關正義優先的信念。
其次，功利主義者把個人的選擇原則擴展到社會；而作為公平的正義則持一種契約論的觀點，認為社會選擇的原則（因而也是正義的原則）本身是一種原初契約的目標，假定一個人類社團的調節原則只是個人選擇原則的擴大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功利主義是一種目的論的理論，先獨立界定出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善，然后規定凡是極大化這種善的行為便是道德上的正當行為；而作為公平的正義卻不是這樣，達到滿足的最大凈余額的問題決不會在作為公平的正義的理論中產生，這個最大值原則在這里完全是多余的。
社會的每一成員都被認為是具有一種基于正義，或者說基于自然權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甚至是任何別人的福利都不可逾越的。正義否認為使一些人享受較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功利主義絲毫不考慮個體之間的差別，只將全部個體的利益加總，從而忽略了個別需求和個人尊嚴。另外，功利主義若想得以實施，必然要求個人具有強烈的利他主義動機，時刻以集體的利益為念，并為了集體的利益隨時拋下個人的利益，這種對個體的要求顯然過高，是難以實現的。
二、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引發對經濟學科的思考
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在倫理上實際上就是羅爾斯所批判的功利主義。因為要考慮效用和邊際，所以難免會產生比較。而這種比較依據的標準就是經濟價值，較優者勝出，較劣者淘汰。而這一優勝劣汰的過程當中，起決定作用的不過是一串冷冰冰、缺少人情味的數字。當然了，這一決策規則在私人領域里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在社會事務的決策過程中，如果僅采取這種功利的決策方式就難免要損害到正義。比如，政府想要制訂一個學費標準，按照經濟學的決策方式就要根據實證的方法擬出一個上學人數與學費關系的模型，然后用數學的方法求出模型當中橫縱坐標乘積最大（矩形面積最大）的點，這一點所對應的學費就是經濟收益最大化的學費標準。如下圖，隨著學費的增加，上學人數在減少，所以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如果能證明出A點與橫縱坐標之間所夾的矩形面積是所有曲線上的點與坐標之間矩形面積最大的，那么A點所對應的學費a就是應選擇的學費標準。很顯然，這一決策規則是僅就學校的收益制訂的。然而，如果制訂的學費標準是針對基礎教育階段，由于高昂的學費會有一部分孩子因為上不起學而退學（即便是很少一部分），使一部分人失去教育機會成為文盲，那么這部分人的人生就被完全置于了一種風雨飄搖的境地，這顯然是不正義的。按照正義的原則，如果學費是0的時候不會產生失學者，那么政府就應該對基礎教育實行0學費的政策。可見，在越來越倡導
實證化的經濟學中，引入以倫理學為指導的規范分析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
三、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
實證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各種現象間的相互聯系，但回避做出社會評價的經濟學。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891年第一次以是否涉及價值判斷為標志，把經濟學區分為規范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近三四十年來，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廣泛地使用著這兩個概念。按照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說法，實證經濟學是可以如同天文學和氣象學那樣超脫于階級利害關系而客觀地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行規律的科學。經濟學的實證傾向產生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化時期。十九世紀上半葉就開始出現把資產階級經濟學變成為超脫于價值判斷的純粹經濟學的意圖，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的薩伊和英國的西尼耳。薩伊認為經濟學只應該以關于財富的知識為它的內容，經濟學要根據人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來探討財富的本質，推斷創造財富的方法，闡明財富的分配和消費，在此基礎上建立一些永恒的、普遍的經濟規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奧地利的門格爾、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提出的邊際效用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向實證化演變的過程中，跨出了從純粹邏輯推理到數學公式演繹的一大步。從凱恩斯起到現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流一直是實證經濟學。
規范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的價值判斷準則的經濟學科或經濟學理論的類別之一。經濟學的規范性，作為一種傾向古已有之。從古代奴隸制經濟思想一直到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漫長發展時期，都可以說是規范性的經濟思想或規范性的經濟學。在古代歐洲，經濟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那時的經濟思想都是在政治學、法律學等學科中提出來的，具有很強烈的倫理觀念，也就是價值判斷。這種奴隸制的經濟思想是以希臘、羅馬的道德哲學作為“規范”的。中世紀的封建主義經濟思想，也是從屬于倫理道德的，對經濟問題的分析離不開規范性的價值判斷，它是以中世紀的神學教義作為“規范”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規范則是個人主義倫理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完全從利己立論，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是以人類物質福利的增進為判斷一切經濟行為的價值標準的。可見經濟學的規范分析并不是一種創新，而是向古典道路的一種復歸。
另外，出于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處于市場經濟階段的人們一般會具有追求自我利益的動機和行為。當自我的逐利行為與他人利益受到碰撞的時候，如果缺少充滿正義精神的社會制度作為規范，人就可能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這是追求和諧的中國社會所不能容忍的。要在制訂經濟規則和制度的時候引入倫理學的分析和指導，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人”成為有道德的“經濟人”。
[參考文獻]
[1]羅爾斯著.何包鋼等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