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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物流業GDP回歸分析
現代物流業是在信息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的儲運資源整合而形成的一種新興產業形態，物流業與國民經濟各領域都有密切的關聯，已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現代物流業總體規模快速增長，服務水平顯著提高，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不斷改善，推動著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物流業對經濟的貢獻率加大
表1顯示：1991-2007年物流業對GDP增長的拉動力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并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物流對GDP的拉動力指標從1991年的6%增加到2007年的7.71%。從1991年到2007年的數據可以看出，物流增加值和GDP的增長變化狀況基本一致，在此階段，二者都處于較快增長的階段，其中，1994年和2005年是我國物流發展最快的兩年，這兩年的物流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28.13%和40%，這兩年也是我國GDP增長最快的兩年，GDP分別比上一年增長35.26%和33.16%。
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現代物流業的支持
從表1看，1991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GDP年均增長約10%，其中物流業功不可沒。1991年至2007年，全社會物流總額從3.02萬億元上升到75.2萬億元，增長了24.1倍，年均以22.3%的速度遞增，大大高于同期GDP16.5%（按現價算）的年均增長速度。“十五”期間，中國社會物流總額達158.7萬億元，比“九五”時期增長了近1.4倍，年均增長23%。2004年，我國社會物流總額達38.38萬億元，同比增長29.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2.9個百分點，是近十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2005年，我國社會物流總額達48.1萬億元，同比增長25.2%，增幅雖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仍呈快速增長態勢。2007年全國物流業增加值1.7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全國社會物流總額為75.2萬億元，同比增26.2%，增幅比2006年提高2.2個分點。2008年上半年，全國社會物流總額43.29萬億元，按現價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28.1%，增幅同比提高2.5個百分點。1991年到2007年，國民經濟發展對物流的依賴程度明顯增大，物流需求系數從1991年1.5增加到2007年的3.0，即1991年我國每單位GDP產出需要1.5個單位的社會物流總額來支持，而到了2007年，我國每單位GDP產出則需要3個單位的社會物流總額來支持。
現代物流業和國民經濟高度正相關
根據1991-2007年GDP和社會物流總額統計數據繪制被解釋變量y（GDP）與解釋變量x（社會物流總額）相關度散點圖，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GDP和社會物流總額之間高度線性相關。使用SPSS11.5進行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GDP和社會物流總額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90，進一步確認兩者高度相關。
查相關系數檢驗表得知：r0.01（15）=0.606<0.990
這說明在顯著性水平0.01下，GDP和社會物流總額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據此可以構建線性模型：Y=a+bx，其中，a與b是待估計參數，x為我國社會物流總額，y為我國GDP。
運用SPSS11.5統計軟件對表1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估算出參數a和b的值：a=2.843，b=0.306，于是得到回歸方程：Y=2.843+0.306x，R2=0.980。
該結果說明，我國物流總額每增加1萬億元，GDP增加0.306萬億元。其中GDP變異的98%可以由社會物流總額的變異來解釋。
但是回歸方程Y=2.843+0.306x是否能真實地反映GDP和現代物流之間的關聯度，能否合理解釋現代物流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還需進一步的驗證。因此有必要對回歸結果進行方差分析，分析結果見表2。
回歸結果方差分析顯示，F檢驗的顯著性概率為0，即檢驗假設“H0：回歸系數b＝0”成立的概率等于0，從而應該拒絕H0，說明回歸效果極為顯著。模型Y=2.843+0.306x可以用來描述現代物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綜上，現代物流業的發展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我國應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物流競爭市場，形成可控與自由運作的現代物流機制，降低物流成本；進一步推進物流信息化；積極推廣先進適用的物流技術；努力推動第三方物流的發展；加快物流亟需人才的培養，為物流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促進我國的物流產業不斷成長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懷政.全球物流管理[M].中國物資出版社，2006
2.李力，楊柳.物流產業與國民經濟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6（6）
關鍵詞：綠色GDP；傳統GDP；核算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11－0092-03
保護資源與環境，發展循環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從多方面努力。在國民經濟核算方法上改變現行的以GDP為主要指標的單一的投入產出核算體系，采用能夠反映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失的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實行以綠色GDP（GGDP）為核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可以更好地體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程度。
一、綠色GDP與傳統GDP的比較
綠色GDP（GGDP）是指在GDP的基礎上扣除對資源（包括土地、森林、草原、礦山、水）、環境（包括生態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后的余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環境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SEEA）的核心指標。綠色GDP是經濟凈增長的概念，其計算公式為：
綠色GDP=GDP-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其中，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包括：資源的損耗、環境破壞的損失和恢復成本、社會的人文的損失（如精神享受的損失）等。綠色GDP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是對GDP的修正和完善，對人類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在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GDP是國內生產總值（General Domestic Production）的英文縮寫，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通常為1年），國內所有居民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GDP通常用來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例如，GDP增長率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快慢，人均GDP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富裕程度，GDP的大小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濟總量的大小，等等。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SNA體系是以GDP為主要指標的單一投入產出核算體系，中國近年來也開始使用這種國際上通用的SNA核算體系。
采用GDP為主要指標的SNA核算體系，忽略了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和生態資源的巨大價值，忽略了資源和環境損害的經濟增長的負效應，甚至把對人類福利和社會進步有害的生產和活動當作國民收入來計算，掩蓋了其消極作用，是一種虛假的增長。把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快慢的結果，會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即經濟增長就是目的，是目標，是業績的體現，陶醉于GDP的增長，對浪費資源、破壞環境、損害后代人的利益的后果熟視無睹，對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沾沾自喜。正是這種思想的作用，導致了地球資源的銳減甚至枯竭，導致環境的污染和嚴重破壞。相反，綠色GDP的提出和運用，使人們認識到保護資源、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使我們看到很高的GDP在扣除自然資源和環境遭到污染破壞的損失后大大減少，從而促使人們拋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投資模式，實行以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保護環境和資源為手段的循環經濟模式。綠色GDP不僅能夠反映經濟增長水平，而且能夠體現經濟增長與自然保護協調的程度。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大，表明國民經濟增長對自然的負面效應越小，經濟增長與自然保護的和諧程度越高；反之，則負面影響大，和諧程度低。
綠色GDP核算體系是對傳統GDP核算制度的調整，是經濟凈增長的總量核算指標。由于它去除了環境成本和資源代價，反映了投資帶來的最終成果。如果投資者是社會責任型投資者，在投資時考慮環境影響，注意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沒有造成污染和資源損耗，沒有造成對人類的負面影響，那么，產生的經濟成果可以直接納入GDP中。
在綠色GDP的核算體系下，通過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準確計量，可以知道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為降低環境損失、提高環境效益指明方向。為提高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綠色GDP，政府必須通過有關措施，大力提倡和促進綠色投資的發展。
二、綠色GDP核算方法
綠色GDP的核算方法，有兩種思路：其一，非貨幣化方法。就是對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等進行多層次細分，對最低層次的子類提出分指標，再按照分指標的權重或其他統計方法，分層次得出綜合指標，使用綜合指標評價可持續發展。其二，貨幣化方法。1993年聯合國統計署提出生態GDP（EDP）的核算方法。雷明（1996）提出綠色GDP（GGDP）的核算方法框架。這兩個方法都與傳統GDP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相銜接，比較容易操作，易于為人們接受。在貨幣化核算方法體系中，一定年度的綠色GDP是通過統計方法，從各行業的年度會計報表中匯總而來的。
雷明（1996）博士在研究聯合國SEEA和世界銀行SNA的基礎上，提出了環境生產總值（EDP）的指標。他認為，從生產的角度看，非生產自然資產的使用正如同固定資產消耗一樣，應從傳統GDP中扣除，即：
EDP=GDP－固定資產消耗－非生產自然資產使用
這里的非生產自然資產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經濟資產中非生產資產的使用，如礦藏的耗減、森林的采伐、水土流失、酸雨等；另一部分是環境資產的使用，包括從海洋和河流中捕魚、采伐原始森林、獵取野生動物、人類對環境的污染及其他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等。
傳統GDP忽視了資源耗竭和環境破壞的自然的隱性投入，沒有把資源、環境成本計入投入成本中，同時，還把治理環境污染的未來投入排除在成本之外。分析投入產出的過程可以看到，在生產過程中，各個部門不僅生產了滿足自身需要的產品，還生產了副產品――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同時，為進行環境保護，又必須進行相應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此外，環保部門所創造的增加值，應被視為產出新增加部分。
三、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的難點與對策
實行綠色GDP核算在目前還存在一定的困難。20世紀70年代這個概念提出后，至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GDP核算體系。主要難點在于：
第一，核算技術上存在缺陷。截至目前，對資源和環境進行定價較難。價格機制不完善，難以準確確定環境的價值和資源的價格。在使用資源環境上，不考慮環境退化的成本，在現行的SNA中沒有扣除資源的耗竭成本。
第二，環境污染和資源損耗造成的損害通常存在滯后性。從環境污染看，許多污染在經過一段時間后，其惡果才顯現出來，甚至影響到幾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資源損耗后，當時看來取得了明顯的經濟增長，但是，長期的增長潛力受到損害。對長期損害和增長潛力降低的成本進行估算存在很大的難度。
第三，缺乏綠色GDP核算制度，比如，統一的統計標準，有關數據制度，一系列的檢測指標、核算標準等。綠色GDP是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之一，應當可以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比較，因而要求GDP的系列指標、測算方法、參數選擇和核算標準必須統一、規范。
第四，資源環境的產權還不明晰。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外部性等。資源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競爭性，但是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存在過度開采、缺乏保護的問題。
面對綠色GDP核算的困難和問題，在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時，可以考慮的思路是：
1． 以現行的GDP核算體系為基礎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綠色GDP統計數值計算可以簡化為：當年GDP-當年用于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費用-當年資源耗竭成本-恢復環境和資源的費用等+環境保護+資源恢復部門新創造的價值。為了計算綠色GDP，必須建立的資源環境核算體系包括：（1）礦產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的價值核算。（2）環境資源的耗減核算。（3）環境資源的損失成本核算。（4）資源環境的恢復成本、再生成本和保護成本核算。（5）環境資源的替代成本和機會成本核算。（6）環境資源的改善收入。其中（1）～（5）為GDP的減項，（6）為GDP的加項。
2． 建立資源環境的價格體系。資源環境價值核算要以實物量為基礎，對我國現有的資源總量和環境質量進行價值估算，根據國際市場相同資源的價格計算中國資源的價值，結合中國實際，確定相應價格體系。隨著中國自然資源產權越來越明晰，一些資源的價格逐漸通過市場確定出來，例如土地、水、森林、礦產資源等。但是，環境的價格難以確定，因為環境具有突出的公共物品的性質，不易分割、共享性大、產權的界定比較困難，因而交易起來困難。但是現在許多國家通過規定排污水平和排污權交易來實現減排的目的，為環境定價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3． 制定綠色GDP指標體系。綠色GDP的指標通常要包含三類：一類是自然資源指標，用來反映自然資源損耗的程度，主要有自然資源儲量指標、自然資源開采率指標、自然資源利用率指標、自然資源恢復率指標等。二是環境資源指標，用來反映環境質量變化、環境成本和環境效益。環境指標包括：環境投入產出比、環境恢復率、城市環境指標、農村環境指標、“三廢”處理率等。三是社會經濟指標，反映經濟發展與人口、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結構等的變化。其主要包括失業率、國民接受教育率、犯罪率、醫療保健水平、人均綠色GDP、城市化比率等。
4． 建立企業綠色會計制度。企業是進行綠色投資的主要承擔者。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的擴大，企業綠色投資更加頻繁。建立企業綠色會計制度，把資源環境成本納入企業會計核算，有利于企業加強綠色投資。在企業綠色會計核算中，設立資源環境賬戶，記錄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和資源損耗，將其記入企業成本，并對綠色投資產生的收益進行核算。例如，將改善環境、治理污染的投入作為生產成本的同時，將環境污染帶來的損失和資源耗費造成的不利影響作為環境成本進行核算。通過核算環境資源成本，將使企業增強環境意識，提高對資源環境的保護性投資。
5． 改變地方政府政績考察辦法，把綠色GDP作為考核首要依據。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業績考核方式和辦法，把綠色GDP增長作為首要的標準，也就是在考察GDP的增長情況時，把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循環經濟、社會就業、公平公正、收入差距等作為地方官員的業績標準，凡是有不良記錄的，即使GDP增長速度很快，也要進行相應的折扣；甚至在環境破壞嚴重、生態惡化嚴重、資源浪費過多、社會差距過大、就業狀況差等情況發生時，給有關當事人嚴重處分，同時，對綠色投資做得好的地方政府官員予以獎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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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曉十．綠色GDP核算的新思路［J］．生態經濟，2006，（3）．
一、全市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方法介紹
國民經濟核算是以整個國民經濟為對象的宏觀經濟核算，它對社會再生產全過程進行系統的計算、測定和描述，從數量上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及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使用各個環節之間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指國家或國際組織為國民經濟核算而制定的核算標準和規范，是全面、系統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數據體系。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為更好地進行宏觀經濟監測，評價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而建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四類主要指標：
一是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總量和結構狀態的指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一二三次產業增加值、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進出口需求，以及產業結構、地區結構、收入分配結構、財政收支、就業狀況、價格總水平等等。
二是反映國民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指標，包括行業利潤、資金能源利用效益、勞動生產率等等。
三是國民經濟資金狀況的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資本市場交易狀況、銀行間資金拆借市場狀況、外匯市場運行狀況等。
四是反映國際經濟環境的指標，包括世界經濟增長狀況、世界貿易和資本流動狀況，以及主要商品市場運行狀況等。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主要內容，主要包括：國民收入帳戶、投入產出表、資金流量表、國際收支平衡表、政府財政收支平衡表和貨幣概覽等。
1、生產總值核算介紹
社會生產總值（也稱社會總產出）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間內（一年、季度）生產活動的價值總和。由于生產過程中存在生產要素的相互投入，社會生產總值存在重復計算的問題。社會生產總值的計算：全社會生產n種商品，第i種商品的產量為Qi，商品價格為Pi，那么第i種商品的產值就是Qi*Pi，所有的商品產值的總和就是社會總產值。在實際統計中，往往按產業部門計算社會總產值。
國內生產總值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間內（一年、季度）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由于扣除了中間投入，國內生產總值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是世界各國核算的主要內容。國內生產總值可以按生產法、收入法、支出法核算。
把各種產品的產值扣除原材料（也稱為中間投入）的價值，就是產品的增加值。所有產品的增加值之和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在實際統計中，按產業部門計算增加值。如第一產業：農業（包括林業、牧業、漁業等）。第二產業：工業（包括采掘業、制造業、自來水、電力、蒸氣、熱水、煤氣）和建筑業。第三產業：除第一、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各業。由于第三產業包括的行業多，范圍廣，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第三產業可分為兩大部門：一是流通部門，二是服務部門。具體又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和倉儲業；第二層次：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保險業，地質普查業，房地產、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游業、咨詢信息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第三層次：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視事業，科學研究事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等；第四層次：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體，以及軍隊和警察等。
——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值=總產出—中間投入。各產業部門增加值合計為國內生產總值。
——收入法國內生產總值：按生產投入的資源、固定資產、勞動等要素貢獻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勞動者報酬+固定資產折舊+稅收+營業盈余+資源租金。
——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按收入以后的支出去向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投資+消費+凈出口。消費按消費主體區分為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政府消費。
2、我委測算中主要考慮的因素
多年增加值率：統計部門計算當年價是在固定統計指標框架、指標體系范圍內，根據相應的產值、增加值統計辦法匯總而成。速度是根據可比價格（在90價基礎上調整）計算總量后對比測算得來。我委因無相應的統計指標來源，對GDP及其構成的測算只能抓住工業、農業、投資、消費等關鍵指標進行。首先考慮多年平均增加值率。即利用統計公布或部門預測的各行業產值以增加值率計算相應的增加值，如：一產增加值率一般掌握在60%～62%幅度內；二產中，工業增加值率掌握在40%左右，建筑業增加值率掌握在12%左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第三產業中除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用增加值率參照計算外，其余主要根據行業發展狀況用增長速度測算。貿易餐飲業的增加值率掌握在45%左右。各縣的情況可能有所差異，具體的增加值率要根據本地的統計資料進行計算。如：第一產業增加值率＝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率＝工業增加值/工業總產值；建筑業增加值率＝建筑業增加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
行業發展速度：除按增加值率測算外，行業發展態勢及其產值發展速度又是一重要測量指標，以保證產值與增加值增減相一致，正確反映客觀經濟發展狀況。主要方式為一產、二產按增加值率方法分別計算出增加值后，對照農業、工業、投資增長速度調整平衡；三產當前更多是以速度測算。
物價指數：我委對GDP的測算大多數是測預期數、當年價格數，其測算必須考慮物價指數。計算公式為：現價生產總值=基期生產總值×（1+增長速度）×物價指數。反過來，可測算增長速度。
其他考慮的幾個比例關系：規模工業增加值約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67～70%；5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70%～72%。各縣的實際情況也有差別，要通過歷史統計數據進行計算。
進行必要的預測結果校驗：經濟指標間存在一定的恒定關系。如國內生產總值、第一、二、三產業的增加值和增長率之間存在以下關系：地區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基期第一產業的比重×第一產業增速+基期第二產業的比重×第二產業增速+基期第三產業的比重×第三產業增速；同樣三次產業的預測數據也可通過類似關系進行校驗。
貢獻率的測算：投資貢獻率＝投資增量/GDP增量；消費貢獻率＝消費增量/GDP增量；三次產業對經濟總量的貢獻率也可根據上述計算方法類推。
二、主要經濟運行分析方法及實踐運用
1、主要經濟運行分析方法
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基礎上，需要對所獲得的數據信息進行加工整理，并得出相應的結論。常用的一些具體分析方法有：
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實證分析不帶有價值判斷，主要是陳述事實，討論經濟運行怎么樣；而規范分析則帶有價值判斷，主要討論經濟運行應該怎么樣，可能與經濟現實本身無關。經濟分析更大程度上傾向于實證分析，但是也包含了規范分析的內容。例如，在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第一、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本身是實證分析，但是在評價這種增長速度是快還是慢的時候，則帶有了價值判斷的色彩，而在進一步分析三次產業結構合理與否的時候，則更多帶有價值判斷的傾向。
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所謂靜態分析，也稱為均衡分析。所謂均衡，是所分析的經濟系統內各個變量經過彼此之間的調整后，在外部條件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維持穩定。而靜態分析或均衡分析則是指不考慮時間變動，僅對各變量之間的穩定關系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動態分析，則是探索經濟變量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規律。這在經濟監測中，是最為常用的一種方法。經濟在運行過程中，往往不是處于均衡狀態，而經濟變量隨時間變化的程度和趨勢，則是經濟監測中所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通常的增長率分析，就包含了動態分析的成分。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定性方法，是指在經濟監測過程中，對經濟變量或經濟事件的給出性質變化的判斷。如對投資狀況，給出的判斷是平穩增長，或者是加快增長。定量方法，是指在經濟監測過程中，對經濟變量或經濟事件給出具體的度量，如2006年我市投資為223億元，這就是從數量上說明了投資的規模，或者說投資增長15%，這也從數量上界定了投資的增長率。
2、經濟運行分析實踐
如何分析好經濟形勢，寫好季度經濟運行分析材料，是發改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現結合我委工作實際，將一些經濟運行分析的體會總結如下。
第一，總供給方面，從三次產業分析支撐經濟增長的因素。
首先對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特征要有一個初步了解。三次產業的劃分就是根據人類社會生產活動歷史發展的先后順序作出的，是人類對社會發展認識不斷提高的產物。因此，對應的發展階段也有三個。一是農業經濟時代。人類從依靠陽光、水、土地，自然界的植物、動物到種植狩獵，以自己的體力從事簡單的勞動，最后到馴養家禽家畜來繁衍后代，來發展自然經濟。農業時代的生產比較弱，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十分的緩慢，主要是依靠農業勞動以及其他的手工勞動發展生產。二是工業經濟時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帶來了經濟的產業革命，人類進入了工業經濟的時代（從英國工業革命起始到現在為止大致上300年左右的時間）。主要表現在以工業為主導的第二產業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占有絕對優勢，生產力快速發展，勞動生產率極大提高，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大為改觀，人們的生活水平已逐步由初期解決溫飽向中后期的發展型邁進。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即處于這一階段。三是后工業經濟時代，隨著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只需要少數勞動力從事第一、二產業就可以創造人類生存發展所需的物質生產生活資料，大量的勞動力從一、二產業中轉移出來，從事各種各樣的服務行業，服務業作為一大產業逐步取代第二產業成為經濟社會中的主導產業，人們的生活也由發展型向享受型邁進。如今的發達國家基本處于這一階段。
如何進行具體的分析：第一產業，一是要把握氣候情況和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二要看結構調整形成的新增因素，如優質農產品種植面積的增加，畜牧業發展的情況以及農業產業化推進情況等。三要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及其對農業生產所發揮的作用。
第二產業，主要分析工業運行的情況，一要看規模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情況，可分輕重工業或行業進行分析；二要看重點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從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和產銷率來反映；三要看是否有新增生產能力、市場狀況是否有利于擴大生產以及煤電油運資金等生產要素供需情況。
第三產業，主要分析交通運輸、住宿餐飲、商貿流通等行業的發展形勢，近年來旅游業發展勢頭較快，可對其詳細分析。
第二，總需求方面，從投資、消費分析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著力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努力實現消費、投資、進出口相協調，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表明投資、消費、凈出口的協調和相互促進，對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需求角度來分析經濟增長，投資、消費是內需，凈出口是外需，三者被經濟學界稱之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按照三大需求口徑來看，我國近十年的經濟增長格局具有突出的“投資打頭、消費殿后”的特征。這種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格局的形成是由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加快必然帶動投資增長，具有其客觀必然性。但投資增長不是無限制和無止境的，同時，由于市場需求旺盛，也容易產生盲目擴張，投資過快增長，將帶來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在分析三大需求時，應當積極地去關注國家宏觀政策的變化和經濟發展的趨勢。如本輪國家宏觀調控，主要目的是要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其特點又是結構性的調控，不搞“一刀切”。對于農村、西部和社會事業等薄弱環節要加大投資力度；對于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加快和結構優化升級需要的投資，要保持一定的規模，進一步提高投資效益；而對產能過剩行業和盲目低水平的擴張則要嚴格控制，以期達到平衡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因為投資需求不是最終需求，項目建成后將形成新的供給能力，如不適當予以調控會導致供求關系的嚴重失衡，不利于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運行。
從我市來看，主要是分析投資和消費兩大需求，具體講：投資主要監測5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這一指標，包括總量和增速。一是從投資性質看，分基本建設、更新改造和房地產開發三類。二是從投資來源看，分財政資金、銀行貸款和其他資金。三是從重點項目實施情況來分析。
消費主要監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一指標，包括總量和增速。一要看消費能力是否提高，二要看消費預期如何，三要看消費環境是否有所改善，四是看有沒有新的消費熱點形成。
第三，效益方面，從三大收入分析經濟效益。
[關鍵詞] 最小離差平方和法 主要經濟指標 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又稱群分析，是多元統計分析中研究樣本或指標的一種主要的分類方法，起源于考古分類學。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結合了更為強大的數學工具的聚類分析方法已經越來越多應用到經濟分析和社會工作分析中。在經濟領域中，主要是根據影響國家、地區乃至單個企業的經濟效益、發展水平的各項指標進行聚類分析，然后根據分析結果進行綜合評價，以便得出科學的結論。聚類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快速聚類分析方法”(K-Means Cluster Analysis)，另一種是“系統聚類分析方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本文將根據2004年浙江省各市國民經濟主要指標，利用系統聚類的Ward’s Method，對浙江省11個市進行分類。
一、聚類方法簡介
系統聚類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是使用最多的一種聚類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
1.將全部n個樣品各看成一類，即得到n類；
2.確定樣品與樣品和類與類之間的距離；
3.計算各類之間的距離，并將距離最近的兩類合并為一類，形成一個新的類；
4.重復步驟3。這樣從有n類開始，每次合并一類，經過n-1次合并后，所有的樣品成為一類；
5.將上述合并的全部聚類過程用一個直觀圖形畫出來，即畫出聚類圖；
6.決定類的個數，并由上述步驟得到相應的聚類分析的結果。
以下我們用Gij表示第i個樣品與第j個樣品的距離，G1，G2，…表示類，GKL表示GK與GL的距離。本節介紹的系數聚類法中，類與類之間的距離與樣品之間的距離相同，即DKL＝dkl。
二、 數據處理
（來源：2005浙江統計年鑒，見參考文獻[13]）。
:國內生產總值 GDP（億元）；: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
: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
1.原始數據標準化
標準化后的數據
2.SPSS軟件處理結果
我們采用系統聚類分析法的Ward’s Method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處理，下面對軟件輸出結果進行詳細介紹。
使用SPSS的ClassifyHierarchical Cluster程序進行聚類分析。其中Method子對話框里，方法選擇最小方差法(Ward’s Method)，間距測度變量選擇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歐氏距離的平方），然后得出如下結果：
(1)系統聚類分析的概要結果，
從表3中可以看出，11個樣本都進入了聚類分析。
本表格的第一行表示，第4個樣本和第6個樣本最先進行了聚類，樣本間的距離為0.195，這個聚類的結果將在后面的第五步聚類中用到；第二行表示聚類的第二步中第8個樣本和第11個樣本進行了聚類，樣本間的距離為0.653，這個聚類的結果將在后面的第八步聚類中用到。其他行的含義和上面的類似。可見，經過了10步聚類，11個樣本聚成了一個大類。
該表格是樣本系統聚類分析聚成3個類時，樣本的類歸屬情況表。從該表格可以看出，杭州市，寧波市2個市聚為一類；溫州市，嘉興市，紹興市，臺州市4個市聚為一類；湖州市，金華市，舟山市, 衢州市，麗水市5個市聚為一類。
(4)聚類圖
這個圖是系統聚類分析的譜系圖(Dendrogram)。從圖中可以看出，各個類之間的距離在25的坐標內。借此可以直觀地顯示整個聚類的過程。
3.通過以上的分類表和龍骨圖（譜系圖）可以清楚的看到,離差法聚類分析結果
(1)較發達城市：杭州市，寧波市；
(2)中等發達城市：溫州市，嘉興市，臺州市，紹興市；
(3)發展中城市：金華市，湖州市，舟山市，衢州市，麗水市。
三、 結果分析
通過上面的聚類分析,根據2004年浙江省各市國民經濟的主要指標,我們將目前浙江省各市縣的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3個經濟區域：
1.較發達城市：杭州市，寧波市
2.中等發達城市：溫州市,嘉興市,臺州市,紹興市,金華市,湖州市,舟山市
3.發展中城市：衢州市，麗水市
從聚類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發達城市杭州市和寧波市，由于城市發展歷史悠久，基礎建設比較完善，產業機構比較合理，城市規模較大，城市經濟發展快，所以把它們歸類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而中等發達城市，湖州市、嘉興市和舟山市由于靠近上海，與上海的社會經濟關系比較密切，依托上海，大力發展外貿經濟。其他4個城市一般為沿海城市，對外貿易便利，而且這里有浙東兩條黃金旅游線（杭州―紹興―寧波―舟山；杭州―紹興―臺州），旅游業也很發達，因此經濟達到中等發達水平，而金華市跟多個市比鄰，所以跟其他市的經濟貿易也比較頻繁，經濟方面相對來說也是比較發達的。而衢州市，麗水市由于位于地理位置原因，基礎建設相對滯后，產業結構不夠合理，財政收入少，所以經濟會相對比較落后。
當然，以上分析結果僅是根據一年的經濟主要指標得出的結論，如果要想進行更準確合理的分析，還需要進一步結合其它的數據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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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民經濟國債規模財政支出國際比較
〖abstract〗Theissueingscaleofnationaldebtinourcountryhasexpandedrapidlysince1994.Thispaperrecommendfourindexeswhichcanjudgethescaleofnationaldebtandhasbeentestfiedintheworld,comparingandanalyingthescaleofnationaldebtinourcountrycombininngthesameindexofdevelopedcountry.Lastly,theauthordrowsomeconclusionsonthescaleofnationaldebtinourcountry.
〖Keywords〗ThenationaleconomyThescaleofnationaldebtThefinanceexpendTheinternationcontrast
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國債規模進一步膨脹，因此，不免使人們產生了一些擔心：現有的國債規模是否過度了？這樣的國債規模是否會造成沉重的償債負擔從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學術界和實際決策部門普遍關注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要對此作出理性而準確的回答，不但要對中國現在的財政經濟狀況及其未來的走勢作出準確的分析，還要通過對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經濟指標的國際比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下面，本文就通過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來分析一下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及合理走勢。
一、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國際比較。
國債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范疇，它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斷與確定一國的國債是否適度不能僅僅看國債本身的絕對值，它不能準確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應債能力與財務負擔狀況，而必須用被國際上公認并經常使用的指標和經驗數據來對各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并依此對中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1）國債負擔率＝當年國債余額／年度GDP;（2）借債率＝當年國債發行額／GDP；（3）國債依存度＝當年國債發行額／財政支出；（4）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財政收入。前兩個指標是從國民經濟大局角度考察國債規模，而后兩個指標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來考察國債規模的。對于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具體比較分析如下：
（一）對國債負擔率的比較。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和國債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集中在一點，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換句話說，影響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那么，考察國債的相對規模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國債負擔率。自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都有大幅度的擴大，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國債負擔率）都幾乎翻了一倍，不過，在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國家中，債務規模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的債務規模只相當與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國家超過了120％（比利時）。而發展中國家的國債負擔率則大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國債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并在與國外的這一指標進行比較時，不能僅看數量上的對比關系，還必須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則有可能對我國的國債取向產生誤導：其一，隨著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增長的趨勢。1980年僅為1％，1990年為4.8％，1995年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長的勢頭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應債能力比較強。而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家的財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各種預算外收入，也僅為20％左右。因此，從整體上講，我們對債務的承受能力比國外要相對弱一些，債務負擔率不能簡單的和國外進行對比。其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國債的累計規模之所以年能達到今天這樣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計下來的結果。而我國舉債的歷史不長，從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年的歷史，但我國的國債規模按目前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0％左右）就很可能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會趕上有著較長舉債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四，各個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債務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在進行債務規模的國際比較時，，要充分考慮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方面的制約因素。一般的，證券市場越發達，對國債規模的承受能力也將越強。一美國為例，1995年的國債余額約為3.6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51％，但由于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政府債券市場，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一直較為通暢。這主要得益于美國政府債券是證券市場中流動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數證券中介機構和美國居民都青睞政府債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雖然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到1998年僅有8.2%,但考慮到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和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在近期內不易過高。
（二）、對借債率的比較。國債借債率是指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當年GDP對當年國債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發達國家的借債率一般在3％…10％，而中國的借債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即使與借債率較低的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個百分點，這說明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我國的年度國債發行規模還是存在一定的空間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從1994年起，中國的國債增長率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大體在25％－－30％，遠遠超過了GDP8％左右的增長速度，所以，借債率這一指標肯定還將不斷攀升。而大多數國家的這一指標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的狀況，維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國和西班牙等少數財政陷入困境和失業率較高的國家在90年代初出現了較快的增長。
（三）債務依存度的比較。國債依存度是任何一個國家考核國債規模是否適當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是值財政支出依靠債務收入來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為國債依存度＝國債年度發行額／財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義看，至今為止我國國債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發行公債的。這樣，依靠國債滿足財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國債依存度這一指標對中央財政才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在作比較分析時，實際上是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即年度國債發行額與中央財政支出之比）與西方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來作對比。我國的債務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高達29.65%和71.12％，幾乎高出日本、英國和美國的3－10倍。目前各發達國家的債務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間，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難時期債務依存度也不過37％。顯然，我國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體格局的中央財政支出，其資金來源一半以上要依賴發行國債，不僅與政府本身的性質不符，而且，長此以往，恐怕難以維繼，其潛在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由于各國的財政體制和預算編制方法不同，在對國債依存度進行比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這個計算指標中，“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僅包括政府預算內支出，而在當前政府收支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占相當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離在政府預算之外，保守的估計，預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預算在整個政府預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是被低估了，具體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則被高估了。第二，我國的財政預算編制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債務利息的規模已越來越大，但尚未編列在預算支出中，使帳面上的中央財政支出小一塊。又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塊。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就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嚴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壓縮國債規模的結論。但不管這個指標被怎樣高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則是不爭的事實，應該引起警覺，絕不能掉以輕心。
（四）償債率的比較。國債償債率是指一年的國債還本付息額與財政收入的比例關系。債務收入的有償性，決定了國債規模必然要受到財政資金狀況的制約。因此，要把國債規模控制在與財政收入適當的水平上。這一指標，國際上公認的安全線是8－10％，我國在1994年以前，由于國債的發行規模不大，國家財政收入用于債務支出的也就不多，償債率較地，如1990年不過是6.5%。但從1994年起，國債的發行規模劇增，由此導致的債務支出總額迅速上升，國債償債率從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線。
二、基本結論。
通過以上對四個指標的對比分析，關于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結論：1、西方國家國債依存度較低，國債負擔率較高，與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國家年度國債規模發行絕對量較大，但與其年度巨額財政收入相比，相對量顯得較小。以美國為例，1993年的財政收入高達11535億美元，而同期我國財政收入僅有4398億元人民幣。若按現有匯率計算，相當于我國財政收入的22倍。二是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比較長，因此，國債發行時間也早，尤其是以發行中長期（10－20年）的國債為主體品種，因此，歷史累計額較大，比較起來，其國債負擔率自然比較高。2、從上面判斷國債規模的主要經濟指標來看，很難簡單講，中國國債規模是大了還是有較大的回旋余地，一個讓人們較易接受的事實是，中國國債規模處于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寬松而財政債務重負的矛盾當中，即既有寬松的一面，也有嚴峻的一面。那么，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要充分發揮國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及對經濟運行的反周期調節作用，又要防止國債規模過大對財政收支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避免像某些發展中國家那樣因政府債務問題而陷入信用危機和財政危機。3、從動態趨勢看，中國國債發行規模經歷了自1994年以來的以30％多的速度急劇擴張，正面臨者巨大的壓力和與日劇增的風險。今后的若干年內，只要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發生大的突變，對國債發行規模進行增長中的“微調”或許是一種有效的政策選擇。考慮到國債總量政策的慣性作用，未來幾年要壓縮國債發行規模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客觀要求，但國債發行規模要想連續保持這幾年的增長勢頭也是難以維繼的。所以，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增長中的“微調”，而且，這種“微調”只能建立在“振興財政”和“優化國債結構”的基礎上進行，即要在提高“兩個比重”的或國家可支配財力水平的基礎上適度擴大國債規模。同時，要繼續調整國債政策，規范國債市場，優化國債結構，是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得到較好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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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國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問題上存在不足，本文將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因素分析為出發點，系統思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演進及運行過程，以求能夠更加科學、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成果，從而有利于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對比，找出能夠真實反映不同經濟體在其所處的經濟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方法。
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趕超成本
中圖分類號：F11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0-02
一、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過程與規律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開展國民經濟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構成的統計信息系統，它為國民經濟核算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和科學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統一的分類標準，綜合利用統計、會計和其他核算方法，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起源于SNA，該賬戶體系是在系統總結和繼承之前國民收入估算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聯合國公布的。此后，隨著經濟形勢和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還在不斷向前深化，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按照其核心指標GDP所考慮的經濟活動范圍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傳統GDP、綠色GDP和可持續發展GDP三個階段。
1.傳統GDP與綠色GDP概述
傳統GDP核算的主要理論成果可以被劃分為兩大體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國際普遍采用的經濟核算體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蘇聯提出并推廣的，簡稱物質平衡表體系。兩大體系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兩大體系產生的現實經濟基礎不同；第二，兩大體系的核算范圍不同；第三，兩大體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綠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對環境資源進行核算的基礎上，從GDP值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所得到的計算結果。目前國際上幾個重要的核算體系主要包括《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SEEA）、《歐洲環境的經濟信息收集體系》（SERIEE）、《包括環境賬戶的國民核算矩陣體系》（NAMEA）等。
2.可持續發展GDP概述
可持續發展GDP又稱廣義綠色GDP，其核算范圍要遠遠大于綠色GDP的核算范圍，可持續發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考慮的資源環境成本之外，還要包括社會成本，從而綜合反映以經濟發展為支撐的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前該領域內最具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于1990 年開發的人文發展指標（HDI），經濟學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斷進行完善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以及聯合國提出的真實發展指數（GPI）等。
現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規律主要表現為“做減法”，即從傳統GDP到綠色GDP是從GDP中減掉資源環境成本；從綠色GDP到可持續發展GDP是從EDP中再減去各種性質的社會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階段所關注的核算對象的范圍不同，傳統GDP關注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綠色GDP關注經濟系統和自然環境，而可持續發展GDP在此基礎之上還要關注整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各種相互關系。
二、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續發展GDP核算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對整個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或意義深遠的問題上，目前該領域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人口增長、國民素質、貧困、腐敗、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會性費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等。長期以來，各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都很難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即：國民經濟核算很難準確反映一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1.收入因素與成本因素
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因素一般包括兩大類，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一般只考慮收入因素對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影響，而忽略了同樣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謂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特定支出類因素。為了便于說明，我們假設有兩個家庭A和B，每個家庭都有三位成員，即爸爸、媽媽和孩子，兩個家庭的生活環境大體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B家庭年收入為15萬元（視為長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從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來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約為50%。但是以下幾種情況卻給出了我們懷疑的理由：
情況一：假如兩個家庭的孩子都在讀大學并且自費，A家庭的孩子在國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國內，由于留學費用要遠比國內學費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內會下降很多。
情況二：假如兩個家庭持有不同的風險觀念，A家庭是典型的風險規避型，因此買了大量的各種類型的保險；而B家庭則是風險偏好型的，對待風險的方法是風險留存，因此相對于A家庭來說B家庭節省出了大量的保費用于當期消費。
情況三：A家庭的運氣很差，他們在一次外出時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醫藥費；而B家庭則平安無事。
情況四：A家庭雖然收入較高但是嗜賭成性；B家庭則安分守己，保持著良好的生活習慣。當然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但以上幾種情況足以說明成本因素對于生活水平的影響至關重要。本文認為，現實生活中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還應該考慮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即：趕超類成本、防御性開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習慣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況一”就屬于趕超類成本，它是指一國居民為了能夠在未來達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當期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職培訓等。事實上，這一類成本因素所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是成本類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因素，本文在下面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究。“情況二”屬于防御性開支，是指為了規避未來因不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損失而在當期必須支付的成本，例如購買保險等。“情況三”屬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災害和自然災害兩類，例如地震、水災、勞動事故、犯罪等。“情況四”屬于不良生活習慣的影響，除了賭博外，該類成本還包括吸毒、浪費等。
2.趕超類成本的進一步研究
趕超類成本指一國居民為了能夠在未來達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當期及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持續支付的成本，趕超類成本廣泛存在于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根據其性質不同主要分為三類，即：實物類、虛擬類和心理類。
（1）實物類趕超成本。該類成本的支出形式為具體的實物，例如某人為了在將來過上更富裕的生活而進行創業，為此需要購置的機器設備廠房等都屬于實物類的趕超成本。
（2）虛擬類趕超成本。在形式上不體現為實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參加業余電腦技能培訓，這一行為影響到的他當期生活水平，但卻提升了他的勞動能力和個人素質。
（3）心理類趕超。該類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趕超類支出，主要指既未產生實物資產又沒有提升該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壓力等原因所造成各類“支付”。
目前的可持續發展核算指標體系在反映生活水平問題時一般都未考慮趕超類成本，如HDI只考慮收入因素、ISEW只考慮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慮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趕超類成本具有廣泛性，核算難度較大，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來說，使用賬戶式的核算方法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核算并不經濟，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趕超成本又能夠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將要論述的趕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這一問題提出的。
三、趕超成本模型的理論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設
以兩國模型為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造成兩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認識到這種差距后，落后的一國便會產生趕超先進國家的客觀意愿和要求，進而將其付諸行動，但是趕超的過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這部分成本來自于落后國家的各期GDP，因為這部分產出以投資、科學研究、教育培訓等形式被消耗掉而無法用于居民的現期消費，所以國民經濟核算在考慮居民生活水平時，應將這部分成本從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設如下：
（1）兩國國民生活水平或者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決于兩國的科技或生產力發展水平。
（2）落后一國的國民有加快發展本國經濟以達到先進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內在動力。
2.模型的構建
（1）前提假設
為了簡化最初的模型設計，有必要在基本假設下進一步提出以下四條前提假設：
①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風險中性的，從而折現率r使用無風險利率。
②加班時間占總工作時間的比重較小，可以忽略。
③趕超成本連續投入，逐年遞增，并保持與GDP的預期增長率相一致。
④各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可以準確的評估，即關于各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信息完全，從而趕超年限可以準確估計。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現金流折現法，即：以各年的趕超成本作為當年的現金流量，以當期時點為折現點，將各年預期的趕超成本折現。借用現代金融理論中“有效市場”的概念，本文認為這一折現值應該等于以目標國家勞動生產率（集中反映一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為評價指標的趕超國家與目標國家當期的經濟增長差距值，也就是說，趕超國家為了能夠達到目標國家的勞動生產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趕超成本應該等于以期望將來達到的勞動生產效率在當期進行生產所能達到的潛在的生產價值減去當期實際的生產價值的差值。其中，所謂的趕超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一國，所謂的目標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發達的一國。
（3）四個基本變量
①趕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國試圖從科學技術、生產條件、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社會制度、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達到或接近更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的過程中所必須支付的成本。
②趕超年限：趕超國家用于追趕目標國家所預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現率：即無風險利率。這里之所以使用無風險的折現率在于前提假設1中設定各國為風險中性的國家。
④發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進國家的生產效率核算出的本國潛在國民收入減去本國目前生產效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的差值。此處的發展增加值與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預期趕超成本折現值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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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規模急劇膨脹。本文引用國際上國際上公認的衡量國債規模的四項指標，并結合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些指標狀況，對我國的國債規模進行了理性的比較分析.最后，得出了關于我國國債發行規模的一些基本結論。
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國債規模進一步膨脹，因此，不免使人們產生了一些擔心：現有的國債規模是否過度了？這樣的國債規模是否會造成沉重的償債負擔從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學術界和實際決策部門普遍關注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要對此作出理性而準確的回答，不但要對中國現在的財政經濟狀況及其未來的走勢作出準確的分析，還要通過對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經濟指標的國際比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下面，本文就通過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來分析一下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及合理走勢。
一、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國際比較。
國債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范疇，它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斷與確定一國的國債是否適度不能僅僅看國債本身的絕對值，它不能準確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應債能力與財務負擔狀況，而必須用被國際上公認并經常使用的指標和經驗數據來對各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并依此對中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1）國債負擔率＝當年國債余額／年度GDP;（2）借債率＝當年國債發行額／GDP；（3）國債依存度＝當年國債發行額／財政支出；（4）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財政收入。前兩個指標是從國民經濟大局角度考察國債規模，而后兩個指標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來考察國債規模的。對于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具體比較分析如下：
（一）對國債負擔率的比較。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和國債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集中在一點，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換句話說，影響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那么，考察國債的相對規模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國債負擔率。自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都有大幅度的擴大，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國債負擔率）都幾乎翻了一倍，不過，在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國家中，債務規模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的債務規模只相當與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國家超過了120％（比利時）。而發展中國家的國債負擔率則大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國債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并在與國外的這一指標進行比較時，不能僅看數量上的對比關系，還必須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則有可能對我國的國債取向產生誤導：其一，隨著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增長的趨勢。1980年僅為1％，1990年為4.8％，1995年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長的勢頭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應債能力比較強。而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家的財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各種預算外收入，也僅為20％左右。因此，從整體上講，我們對債務的承受能力比國外要相對弱一些，債務負擔率不能簡單的和國外進行對比。其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國債的累計規模之所以年能達到今天這樣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計下來的結果。而我國舉債的歷史不長，從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年的歷史，但我國的國債規模按目前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0％左右）就很可能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會趕上有著較長舉債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四，各個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債務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在進行債務規模的國際比較時，，要充分考慮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方面的制約因素。一般的，證券市場越發達，對國債規模的承受能力也將越強。一美國為例，1995年的國債余額約為3.6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51％，但由于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政府債券市場，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一直較為通暢。這主要得益于美國政府債券是證券市場中流動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數證券中介機構和美國居民都青睞政府債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雖然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到1998年僅有8.2%,但考慮到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和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在近期內不易過高。
（二）、對借債率的比較。國債借債率是指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當年GDP對當年國債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發達國家的借債率一般在3％…10％，而中國的借債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即使與借債率較低的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個百分點，這說明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我國的年度國債發行規模還是存在一定的空間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從1994年起，中國的國債增長率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大體在25％－－30％，遠遠超過了GDP8％左右的增長速度，所以，借債率這一指標肯定還將不斷攀升。而大多數國家的這一指標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的狀況，維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國和西班牙等少數財政陷入困境和失業率較高的國家在90年代初出現了較快的增長。
（三）債務依存度的比較。國債依存度是任何一個國家考核國債規模是否適當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是值財政支出依靠債務收入來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為國債依存度＝國債年度發行額／財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義看，至今為止我國國債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發行公債的。這樣，依靠國債滿足財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國債依存度這一指標對中央財政才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在作比較分析時，實際上是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即年度國債發行額與中央財政支出之比）與西方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來作對比。我國的債務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高達29.65%和71.12％，幾乎高出日本、英國和美國的3－10倍。目前各發達國家的債務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間，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難時期債務依存度也不過37％。顯然，我國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體格局的中央財政支出，其資金來源一半以上要依賴發行國債，不僅與政府本身的性質不符，而且，長此以往，恐怕難以維繼，其潛在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由于各國的財政體制和預算編制方法不同，在對國債依存度進行比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這個計算指標中，“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僅包括政府預算內支出，而在當前政府收支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占相當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離在政府預算之外，保守的估計，預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預算在整個政府預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是被低估了，具體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則被高估了。第二，我國的財政預算編制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債務利息的規模已越來越大，但尚未編列在預算支出中，使帳面上的中央財政支出小一塊。又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塊。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就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嚴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壓縮國債規模的結論。但不管這個指標被怎樣高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則是不爭的事實，應該引起警覺，絕不能掉以輕心。
（四）償債率的比較。國債償債率是指一年的國債還本付息額與財政收入的比例關系。債務收入的有償性，決定了國債規模必然要受到財政資金狀況的制約。因此，要把國債規模控制在與財政收入適當的水平上。這一指標，國際上公認的安全線是8－10％，我國在1994年以前，由于國債的發行規模不大，國家財政收入用于債務支出的也就不多，償債率較地，如1990年不過是6.5%。但從1994年起，國債的發行規模劇增，由此導致的債務支出總額迅速上升，國債償債率從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線。:
二、基本結論。
通過以上對四個指標的對比分析，關于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結論：1、西方國家國債依存度較低，國債負擔率較高，與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國家年度國債規模發行絕對量較大，但與其年度巨額財政收入相比，相對量顯得較小。以美國為例，1993年的財政收入高達11535億美元，而同期我國財政收入僅有4398億元人民幣。若按現有匯率計算，相當于我國財政收入的22倍。二是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比較長，因此，國債發行時間也早，尤其是以發行中長期（10－20年）的國債為主體品種，因此，歷史累計額較大，比較起來，其國債負擔率自然比較高。2、從上面判斷國債規模的主要經濟指標來看，很難簡單講，中國國債規模是大了還是有較大的回旋余地，一個讓人們較易接受的事實是，中國國債規模處于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寬松而財政債務重負的矛盾當中，即既有寬松的一面，也有嚴峻的一面。那么，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要充分發揮國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及對經濟運行的反周期調節作用，又要防止國債規模過大對財政收支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避免像某些發展中國家那樣因政府債務問題而陷入信用危機和財政危機。3、從動態趨勢看，中國國債發行規模經歷了自1994年以來的以30％多的速度急劇擴張，正面臨者巨大的壓力和與日劇增的風險。今后的若干年內，只要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發生大的突變，對國債發行規模進行增長中的“微調”或許是一種有效的政策選擇。考慮到國債總量政策的慣性作用，未來幾年要壓縮國債發行規模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客觀要求，但國債發行規模要想連續保持這幾年的增長勢頭也是難以維繼的。所以，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增長中的“微調”，而且，這種“微調”只能建立在“振興財政”和“優化國債結構”的基礎上進行，即要在提高“兩個比重”的或國家可支配財力水平的基礎上適度擴大國債規模。同時，要繼續調整國債政策，規范國債市場，優化國債結構，是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得到較好的釋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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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農業大省，從全省來看，許多經濟指標與全國相比還較為落后。工業反哺農業，時機成熟嗎?
2006年初，由省發改委編寫的《2006年四川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報告》出爐。該《報告》對我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結論：四川進入工業反哺農業階段。
現實：工業發展迅速，工農及城鄉差距拉大
四川工業基礎較為薄弱，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農業為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積累，農業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成為工業積累的主要來源。工業和城市是在不斷地汲取農業的資源中獲得發展和壯大的，這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省經濟發展水平增長迅速，農業和工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經發生顛覆性的變化。1978年，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4．5％，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到2004年下降到21.3％；與此對應，1978年，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35．5％，到2004年第二產業生產總值為2690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目前，在我省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工業占據主置，成為國民財富的主要來源。我省的經濟結構已經完成由農業經濟為主體向工業經濟為主體的轉變。
隨著工業取代農業成為經濟發展主體，工農及城鄉差距日益擴大。
――工農發展的差距明顯。四川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農村人口所占比重，相對于其他省市比較大。而占據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工業，在裝備、能源、化工、通訊等領域形成了較強的生產能力，推進工業現代化進程已成為現階段的核心任務。近十幾年的快速工業化進程，加速了農業和工業發展之間的差距。
――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長期以來，財政投入偏重工業和城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嚴重滯后，農村就業嚴重不足。城鎮居民與農村農民權利和發展機會不平等，城鄉結構失衡。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已成為根本矛盾。雖然改革以來，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逐步改善，但農業和農村在資源和國民收入分配中仍處于不利地位，農村存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機遇：我省已經具備反哺農業的條件和能力
《2006年四川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報告》分析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通過對當前四川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的測算，與國際參照指標進行比較，我省總體上已經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條件和能力，已經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階段。
――2005年，四川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表明我省從經濟總量規模上已具備工業反哺農業的能力。
――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農業稅收所占比重減小。2004年農牧業稅在稅收性收入總額中所占比重為4％。農牧業稅收對目前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貢獻作用已不明顯。
――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九五”期間到現在，農業在GDP中的份額呈現加速下降的趨勢，二、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已占主導地位。農業份額的加速下降在理論上決定了反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農業就業比重逐步下降，非農產業就業持續增長。就業結構中非農產業將取代農業成為就業的主體地位。
――人口結構發生改變，城鎮化進程加快。當前我省城鎮化已經進入快速成長時期，以城鎮化和城市經濟帶動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已具備一定能力。
――恩格爾系數下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城鄉居民生活質量提高，消費結構升級，為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工業競爭力不斷增強。我省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已經大大減少，出口商品結構初步實現了由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向制成品出口為主的轉變，農業在出口創匯、支持工業品進口方面的作用已經減弱。
影響：工業反哺農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隨著我省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戰略。促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對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建設“和諧四川”的奮斗目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扎實推進工業反哺農業是實現我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我省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提升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形成一二三產業互動、城鄉經濟共榮的發展新格局，是促進農產品轉化增值，保障農業持續增效和農民穩定增收的現實需要，更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
――扎實推進工業反哺農業是實現我省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和工業強省轉變的現實選擇。“工業反哺農業”促使農業按照農產品加工業的需要進行標準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是提升農業產業化經營總體水平，推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有效途徑。我省正在實施“工業強省”戰略，緊緊抓住當前我國消費需求升級的機遇，發揮我省農產品的資源優勢，對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加工業在全省工業中的比重，對推動我省由傳統的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工業強省轉變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審計；糧食安全；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政府審計維護糧食安全的依據及路徑選擇
收錄日期：2012年2月22日
一、政府審計維護糧食安全的基本依據
糧食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審計要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理所當然包括糧食安全。我們認為，審計維護糧食安全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依據：從理論上分析，政府審計維護糧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經濟責任拓展的現實需要；從法律上的要求，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是政府審計的法定職責；從現實層面而言，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是充分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的必然要求。
（一）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經濟責任拓展的現實需要。按照“受托經濟責任觀”這一審計學說，審計是隨受托經濟責任的產生而產生，并隨受托經濟責任的發展而發展的。政府審計產生于公共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確立，其首要或根本目標就是促進政府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切實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經濟責任內涵的拓展要求政府承擔保障和維護國民吃飯的責任。政府審計作為促進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一種監控機制，其功能也隨著公共受托經濟責任內涵的拓展而不斷拓展。因此，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經濟責任拓展的現實需要。
（二）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是政府審計法定職責的基本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一條規定：“國務院設立審計機關，對國務院各部門、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對國家的財政金融機構和企業事業組織的財務收支進行審計監督”。2006年新修訂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在第一章第一條中將立法的目的規定為：“為了加強國家的審計監督，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促進廉政建設，保障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糧食安全是“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與“保障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兩項目標的重要基礎；“財政資金使用效益”關系到國家成本與國家效能，對國家經濟安全有著重要的影響；“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條件就是國家經濟安全。因此，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是政府審計法定職責的基本要求。
（三）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是充分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的必然要求。2008年劉家義提出了“國家審計免疫系統論”這一重要觀點，指出“應充分發揮審計保障國家經濟社會健康運行的‘免疫系統’功能”。在“國家審計免疫系統論”這一觀點下，政府審計的功能就是通過發揮經濟監控作用，使國家機器能夠健康有效運行，而糧食安全是“國家機器能夠健康有效運行”的重要基礎，理所當然是政府審計的重要保護對象。因此，政府審計維護糧食安全是充分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政府審計如何維護糧食安全
政府審計要有效發揮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中的監測、預防、預警、糾偏及修復作用，必須依賴于一定的途徑；此種途徑是聯系國家糧食安全與政府審計工作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結合當前國家糧食安全形勢，政府審計可以通過以下路徑充分發揮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作用：
（一）明確糧食安全審計的目標、對象和內容
1、完善政府審計目標。政府審計目標是政府審計行為活動意欲達到的理想境地或狀態。政府審計目標隨著審計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隨著審計職能的發展而發展。當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公共受托經濟責任內涵的拓展，要求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成為政府審計的基本職能時，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就理應成為政府審計的基礎目標。
2、深化政府審計對象。政府審計部門通過開展各項審計工作，可以在不同的領域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當前，我國政府審計在維護資源環境安全、制度與政策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發揮。因此，通過深化政府審計對象，大力推行資源環境審計、制度合理性審計、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橫向拓寬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領域，能夠有效發揮政府審計在上述領域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作用。
（二）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實現機制
1、建設糧食安全審計預警機制
（1）構建糧食安全審計預警系統。糧食安全審計預警系統的構建可以綜合利用政府審計各項工作所收集到的信息，縱向深化政府審計工作成果的利用，充分發揮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系統與事前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功能。
信息收集系統通過審計活動，負責歸集各種經濟安全信息；信息評估系統利用收集到的糧食安全信息，對國家糧食安全運行中的風險進行評估；信息分析系統，通過評估出來的風險級別，對國家糧食安全進行綜合評價，并根據結果發出糧食安全警報；信息處理系統利用特別審計權，負責對發現的國家糧食安全風險因素進行處理。
（2）設計糧食安全審計預警指標體系，構建糧食安全審計綜合指數。我們認為，可以設計一套糧食安全審計預警指標體系，包括生產、儲存、流通和消費四大領域。上述四大領域之下，分別設計一些主要指標。各領域主要指標的選取以政府審計科學研究與實踐經驗，設置各指標相應的安全值范圍，并賦予相應的權重。通過比較審計工作中所收集到的各項指標實際值與安全值范圍，就可以識別威脅國家糧食安全的風險因素。
通過計算糧食安全審計綜合指數，并與預先設定的安全值范圍進行比較，就可以對國家糧食安全進行評價，并根據情況進行預警。
2、完善調控、協調機制。國家糧食安全是在糧食生產、流通與消費之間進行有效平衡，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影響因素眾多。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糧食安全要建立與國家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機制，充分利用財政、農業、央行和稅務等部門的監督檢查信息，這實際上是一種調控與協調機制的體現。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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