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3 09:24:45
導語：在全球貿易治理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對中國來說，新環境意味著新的戰略機遇。
未來，中國在全球治理當中，會是怎樣一個地位？有學者認為，中國可能會成為全球治理的領導者，我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如果中國能成為領導者，這無疑是很振奮人心的。但是在能夠預見的未來，中國作為一個更好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可能更符合自身實際，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要求。在貿易自由化、氣候變化治理等方面，中國都可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還是要慎用“領導者”的定位。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分別由美中主導的貿易協定：TPP和RCEP。首先看TPP，美國即將要退出的TPP，其實設計之初不僅是一個區域貿易安排，也是美國借助這個平臺制定了新一代的經貿規則，包括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等一些措施，從經貿規則角度來看，不得不承認TPP是一個相對高水平的自貿協議。
雖然RCEP從涵蓋的總人口來說超過了TPP，但如果從經貿規則角度來看，其實我們還不能說RCEP是一個高質量的、高水平的區域貿易安排。像RCEP這樣的區域貿易安排，還是要強調成員之間的舒適感，不能讓成員感受到壓力太大，因為一旦成員壓力太大就會導致談判特別難，而且談判以后可能還有很多負面的問題。
TPP的擱置是不是一定會轉化為RCEP的機遇呢？我認為，既有機遇也有挑戰。RCEP的吸引力確實會進一步提高，但是16個談判成員各自的想法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推進RCEP談判仍然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如果想要更好地為全球治理做出貢獻，首先要有一些更加符合全球治理演變的理念。
西方大國過去強調比較多的是自由貿易。但自由貿易在推動全球化的同時，也帶來了收入差距擴大等負面效應，而且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美國人現在特別強調公平貿易。很多人把公平貿易和自由貿易對立起來，我個人認為這兩者其實不是對立的關系。
全球治理的目的應該是增強全球經濟的活力，使所有國家都有平等參與全球經濟增長的機會，實現全球共贏。
世界經濟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達到空前的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獲得了世界經濟和貿易自由化的巨大紅利，獲得了迅速擴張的世界市場，實現了長時期的高就業、低通脹，享受著高度富足的生活。發展中國家也有了發展的機會，由于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產國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來勢兇猛使全球經濟版圖逐漸改觀，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所謂的“新興經濟”的崛起。主要工業發達國家向高盈利的服務業發展，制造業迅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解除了發達國家的環境惡化之憂。跨國公司海外投資膨脹，積累了巨額財富，但同時為追逐低成本高利潤也不可避免地將某些藍領就業機會轉移到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切都是市場力量所驅動，本沒有什么可以非議的理由。但工業化發達國家有些政客對全球化可以說是愛恨交加。愛的是那巨大的紅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競爭對手。他們的心態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富足了還想更富足，讓他們分擔一份結構調整的義務，使發展中國家也有發展的機會，那就一百個不愿意。這就是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基本原因。從戰略上考慮，他們擔心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行世界經濟秩序受到沖擊，從而失去主導權。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世界經濟多極化是不可阻擋的。七國集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謂全球治理說到底就是七國集團共謀對策防止全球化影響工業發達國家富足而悠閑的生活方式。
七國集團依然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主導著全球經濟的方向，但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新興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全球經濟活力之所在，全球市場擴展之源泉。全球治理要有全球的治理方式，全球治理應該更加民主，更加公平，充分考慮全球經濟利益，而不僅僅是七國集團的利益。當前的緊迫任務是遏制貿易保護主義。
9月25日下午召開的第五屆“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第四分論壇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治理與改革創新。與會嘉賓圍繞構建全球金融治理新型構架、“一帶一路”戰略的金融支持及風險管控、新國際貿易安排框架下的國際金融合作等議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交流，并提出了體系化建議。
建立有助于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回顧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進程，指出了現行金融治理體系的缺陷，分析了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對全球金融改革的重大意義，認為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要適應全球化多極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一是要構建“5+1”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即美國、歐元區、中國、日本、英國五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并指出“5+1”各方要定期召開會議，加大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力度，及時化解各種潛在風險，有效減輕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負面溢出效應。二是要推動2010年IMF份額和治理改革落實，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程度。三是要改進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完善包括SDR定值和發行方式，擴大SDR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機救助中的使用，擴寬SDR作為計價單位的使用范圍。四是要擴大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影響力，使之成為全球多邊開發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完善全球金融監管體系方面，徐洪才認為，全球金融監管的目標是建立全球統一、完整、具有前瞻性的監管體系，既包括宏觀層面的審慎監管框架，也包括微觀層面的監管制度，形成以三個層次為主的監管體系：一是知識體系，二是統一的監管框架，三是全球性經管主體的協調機制。
建立與投資貿易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指出，美國積極主導TPP及TTIP的目的在于重返亞太，主導全球新規則，同時抑制中國的崛起，但TPP的高標準很難轉化為全球統一標準，發展中國家尤其難以適應。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應該繼續維護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貿易體制，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自貿區談判進程，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進程，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穩妥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進程，支持正在形成的新增長極，加大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工業2025、現代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堅持以開放理念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
在應對世界經貿新規則的試驗推廣方面，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盧進勇認為，中國應該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廣東等自貿區培育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建設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治環境規范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完善與國際投資貿易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建立起高標準的環境保護、勞工條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提高措施有效性，加強對債券市場的風險防范
摩根大通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濱通過數理模型分析指出，當前結構性債務問題較為突出，強調了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性。目前，國內債券市場機制并不完善，相較于《巴塞爾協議》等銀行業國際標準體系，債券市場上的風險防范機制十分薄弱。為加強債券市場的監管體系建設，要從以下三方面著手：首先，要堅持去產能，打破剛性兌付，建立合法、合規、透明的破產清算制度。其次，減少企業稅費負擔，推行低利率和穩信貸的政策組合。最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開放市場準入標準，鼓勵公平競爭，減少行政干預。
民生銀行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應習文指出，應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失衡問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首先，重新審視擴張性需求政策對全球經濟復蘇的作用，將推動結構性改革作為長期的政策重點。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主要來自經濟結構失衡，擴張性需求政策僅能在內起到逆周期作用，而真正使全球走出危機還要依靠結構性改革。其次，縮小全球貧富差距，在全球化框架下實施反壟斷，打擊裙帶資本主義。最后，要重新考慮教育的作用。提升教育水平，尤其是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提升勞動力收入占比。
創新國際融資模式，打造多層次金融合作平臺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何偉文認為，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正處于起步階段，主要通過政府間合作、政府貸款支持大項目建設，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風險、基礎設施風險、管理風險和債務風險較高，急需建立長期、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首先，應使PPP逐步成為項目融資主要方式，在政府參與貸款的同時尋求國內外的社會資本參與。第二，廣泛吸收世界優秀金融資源，實現融資模式多樣化，積極吸引知名跨國公司參與聯合投資，注重利用阿拉伯國家豐富的銀行資源，建立靈活多樣的商業銀行聯盟或中東發展基金。第三，梳理雙向思維，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為起點，關注沿線國家短期、中期、長期的發展訴求，充分利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與當地政府達成協議，有效降低風險。
一、按照IMF的標準已發生了三次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的概念。2005年2月23日，IMF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詞。他說，全球經濟失衡是這樣一種現象：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余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
對照IMF的說法，近代以來共出現過三次全球經濟失衡。首次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國貿易順差持續降低，1971年經常項目余額占GDP比重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國主要通過對外投資向其它國家輸出美元，當時的貿易順差主要集中于西歐國家。進入七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大幅貶值，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減少，占GDP比重維持在零水平上下波動。第二次發生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國經常賬戶余額占GDP比重一度到達-3%至-4%，日本和主要歐洲國家則在此次周期中成為最大的順差國。“廣場協議”簽訂后，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至90年代初期美國經常項目再次回復到零水平。第三次始于九十年代中期，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持續逆差和凈外債余額攀升，順差國轉移到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成為貿易順差的焦點，2007年以來全球經濟失衡出現了好轉的跡象。必須指出，這三次全球經濟失衡中，美國持續擴大的經常賬戶逆差都是主要表現。
二、第三次全球經濟失衡的有關情況
第一，美國持續擴大的經常賬戶逆差和龐大的凈對外債務余額是本輪失衡的突出特征。當今全球經常賬戶赤字絕大部分集中在美國，其經常賬戶赤字約占全球赤字總額的3/4。2006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達到8026億美元，與GDP之比為-6.02%，2007年略有下降，但仍然達7180億美元。同時，美國凈對外債務余額也在不斷增加，1996-2010年，美國的凈對外債務余額從3600 億美元升至4.3萬億美元，凈對外債務余額與GDP之比達30%。
第二，中美貿易失衡是本輪全球經濟失衡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貿易發展迅速，貿易順差也持續擴大。按照我國海關統計，2008-2010年我對美順差分別為1709億美元、1433億美元、1812億美元，比1993年的63億美元分別增長了27倍、23倍和29倍，相對2004年的877億美元也增長了1.9倍、1.6倍和2倍，擴大趨勢十分明顯。據美方統計，中國自2001年開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地，2008-2010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分別為2680億美元、2269億美元和2731億美元，分別占美國全部對外貿易逆差的33%、45%和43%。
第三，2007年后全球經濟失衡出現拐點。主要表現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達到峰值后逐年好轉。2007-2009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重分別為-5.18%、-4.91%和-2.95%。同時，美國貿易逆差從8201億美元降至5036億美元，減少40%。2007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達到峰值，為10.61%，2008-2010年持續下降，分別為9.4%、5.96%和4.99%。貿易順差從2007-2008年的2643億美元和2981億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1831億美元。
三、對全球經濟失衡成因的分析
當前，西方學者對全球經濟失衡原因的認識，歸納起來有三種。一是“儲蓄說”，東亞國家儲蓄率高而美國儲蓄率低，美國利用美元優勢向世界無限制借款。美國尤其強調德國和東亞國家的高儲蓄大量流入美國，推動股市繁榮，造成美國儲蓄率下降和經常項目逆差擴大。二是“匯率說”，東亞國家通過壓低匯率和資本管制，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美國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歐盟和巴西等指出更強勢的人民幣匯率對全球經濟再平衡至關重要。三是“分工說”，經濟和外包全球化使工業國家將制造業轉移或者外包給成本較低的新興市場國家，擴大了全球貿易不平衡。我們認為，這三種解釋都有片面性，認識全球經濟失衡需要多重視角。
1. 儲蓄―消費失衡是導致國際經濟失衡的內在基礎。根據“儲蓄缺口=經常收支缺口”的宏觀經濟恒等式，外部不平衡是內部不平衡的反映。美國1966-2009年儲蓄缺口累計達8.1萬億美元，與同期經常項目逆差基本相等。美國總儲蓄不足主要是因為政府儲蓄長期為負，目前財政赤字超過11萬億美元；美國居民儲蓄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持續下降，相應地美國居民消費率持續提高，消費信貸超過2.5萬億美元。另一方面，東亞經濟體消費率普遍偏低，日本比歐美低10個百分點，我國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個百分點；東亞儲蓄率高達30-50%，出現了儲蓄盈余。綜合來看，美國低儲蓄、高消費是貿易逆差的內因，東亞地區儲蓄盈余是順差的內因。由于市場經濟是消費決定生產，“買”決定了“賣”，如果美國沒有巨大的消費需求，東亞就不會提供相應的產品,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國。
2. 國際分工格局是推動國際經濟失衡的外部條件。近年來國際分工發生新變化，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分工：一是產品內分工或垂直專業化分工，發達國家的制造與服務環節向低成本地區轉移，既導致順差的國際轉移，也增大了貿易失衡規模，大量“中國制造”其實是“東亞制造”、“外資制造”和“加工貿易制造”，2008年我國加工貿易和外資企業的順差分別占順差總額的130%和65%。二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分工。美英的金融與服務業優勢與部分國家的制造業優勢相結合，世界出現了美英輸出金融服務產品、東亞與德國等出口制成品的分工模式，貨物貿易逆差大國同時是服務貿易順差大國。這種國際分工既有互利、自愿的一面，也有不對等、不均衡的一面，發達國家占有絕對優勢、位于國際分工高端，發展中國家位于低端。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下，相當于發達國家主動失衡、發展中國家被動失衡。
3. 國際貨幣體系是產生國際經濟失衡的體制性因素。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能長期保持而不必擔憂支付問題，主要依靠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全球貿易的2/3以美元計價，全球累積的外匯儲備約2/3是美元，這些美元又不得不投資于美國債券，相當于美國資本項目順差，也就是“國際資本流動失衡”。比如，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扣除美國對華投資后，我對美“資本項目逆差”超過1.1萬億美元；同時，美國對外凈債務高達4.3萬億美元，占GDP的30%。這樣，出現了全球商品流與資本流的“雙循環”及“國際環流”：即美國貿易逆差東亞和石油輸出國順差的“商品流”；美國出售各類債券和吸回美元其它國家消化外匯儲備和購買美國債券的“資金流”，形成了“美國生產美元、別國生產商品、二者相互交換”的格局，這實際上是“窮幫富”的循環。
4.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也是產生國際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當前的貿易、資本失衡也源于世界總供求不平衡。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等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結合，世界總供給能力顯著增強；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發展差距過大，發展中國家需求偏低，世界總需求相對不足。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世界上最富有國家20%人口和最貧窮國家20%人口的收入差距，1960年為30倍，現在擴大為85倍左右。國際缺乏像國內一樣的收入調節與再分配機制，即使要求僅占國民總收入（GNI）0.7%的官方發展援助，多數發達國家也到不了位，如美國2008年外援僅268億美元，不到國民收入的0.2%，只占其國防開支的1/24。貧富差距導致世界經濟增長不得不倚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消費，使商品、資源、資金和人才都流向美國。
四、對第三次全球經濟失衡的走勢判斷
2007年以來，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全球經濟已經出現再平衡的積極跡象。但是，由于美元為本位幣的國際貨幣體系未發生根本性變革，位于全球經濟失衡中心的美國難以真正承擔起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主要責任。原因如下：
1. 美國不可能糾正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增長模式。美國經濟以“消費導向型”為主要特征，居民消費是美國經濟的支柱。2007年，美國個人消費占GDP比重是69.8%。金融危機后，投資減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反而進一步上升。2008年達到70.1%，2009年達到71%。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居民儲蓄率為5.2-5.8%之間，2010年一季度下降為3.4%，二、三兩個季度也不過上升為6.3%和6.4%。美國政府提高儲蓄率的說法，到目前為止仍然只是一種愿望。消費―儲蓄結構的根本性調整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2. 美國不可能改變服務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服務業占美國國民經濟的80%，金融業的過度發展成為美國經濟的特殊現象。美國提出所謂“再工業化”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貿易翻一番的出口戰略，試圖改變這種經濟結構。但是，美國依靠調整經濟結構來恢復增長的努力是十分困難的。其原因在于，美國難以在國內勞動力市場中解決供給來源，而要在不長的時間內改變國內勞動力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也絕非易事，除非美國大幅度放寬移民政策，大量吸收國外勞工。
3. 未來幾年美國財政赤字不可能真正削減。削減財政赤字要付出社會成本，如削減開支，增加稅收，減少工資和福利，要承受罷工和社會動蕩的風險。而這都是美國政府無法承受的調整成本。美國不可能為了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退出刺激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預測，美債務總額占GDP比重在2015年前呈上升趨勢。
4. 美國利用美元貶值化解不平衡已成慣性。綜合三次全球經濟失衡來看，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現在的60多年中，美國貿易賬戶變化已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和周期性，即通過貿易逆差輸出國際本位貨幣美元貿易逆差積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對其它貨幣貶值貶值以后的一段時間貿易賬戶走向平衡再次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
五、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
當前，各國圍繞全球經濟再平衡責任分配、量化指標選定以及推進國際治理機制改革的討論正在推進的過程中。從我國經濟實力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考慮，我們要積極參與，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優勢。
第一，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峰會的參考性指南制定工作。糾正外部失衡需要二十國集團各國共同努力，量化指標的制定要考慮各國所處不同發展階段以及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處的不同地位。要強化對主要儲備貨幣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督。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要求主要發達經濟體通過結構改革解決自身在增長就業和貿易失衡方面的問題。科學評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內外關聯效應，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樹立負責任大國良好形象的高度出發，主動承擔與我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第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當前我們需要重點關注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改革。要真正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朝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調控的方向完善，改變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獨大”的局面，形成一籃子貨幣共同競爭的格局。各國應積極推動“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促進全球金融穩定。
15年倏忽而過，“與狼共舞”的中國，今天不僅成長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并且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捍衛者、改革者、領導者。
15年間，“入世”的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對市場的擁抱，以及市場對中國的認可。
據中國復關及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首席代表龍永圖回憶，上世紀90年代，中國進行相關談判時，從美國到歐洲的每一個代表都逼著中國人“承認”自己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從“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在對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上不斷深化，正是中國踐行市場經濟道路的最好例證。
本世紀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方面發展尚不成熟，接軌的陣痛可想而知，但中國在履行承諾方面堪稱表率。2002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全面下調關稅，到2010年1月1日，關稅總體水平由此前的15.8%降到9.6%，所有產品的降稅承諾履行完畢，甚至還逐步取消了400多項非關稅措施；貿易投資方面，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過渡到“登記制”，外國律師事務所可以在華設立代表處，外資銀行可以向中國企業和個人提供人民幣業務……
如果說中國企業15年來經受住了“與狼共舞”的沖擊，中國市場和政府也經受住了“引狼入室”的考驗。可以說，在接受國際規則、融入國際秩序方面，中國是當之無愧的典范。
隨著市場準入與開放程度顯著提高，機遇與發展也因此不期而至。“入世”15年，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約7.6倍，進口額增長了近6倍，從世界第六大貿易國，迅速躍升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需求”愈發顯得耀眼。黨的十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已經連續3年高于GDP增長、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逐漸提高。2015年中國出境人數為1.2億人次，境外消費高達1.5萬億元人民幣。而2015年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超過13%，堪稱世界經濟穩定的“壓艙石”。
客觀全面地觀察，就能看清楚中國對全球貿易的貢獻。世貿組織對中國的第六次貿易政策審議剛剛結束，增速有所放緩的前提下，中國改革步伐依然蹄疾步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放新舉措、“一帶一路”倡議、自貿試驗區探索等，都得到了成員的高度肯定。特別是2016年，在擔任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期間，無論是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還是推動《貿易便利化協定》早日實施，中國為多邊貿易體制建設提供的領導力有目共睹。
不久前，中國企業家郭臺銘以“為您生產iPhone的那個人”為名，給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寫了一封信，詳細分析了在全球市場的配置下，實干的企業如何在中國取得成功的秘密。
走過15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世貿組織規則里并沒有關于“市場經濟國家”的定義和判定標準。這個概念肇始于冷戰時期，起源和存在于個別成員的國內法中。從海爾到海信、從聯想到TCL，從華為到大疆，15年間，不少默默無聞的中國企業，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摔打成了世界品牌，市場已經給了他們應得的地位，再想把市場貼上的標簽撕去，不僅違背世貿組織的規定和精神，也違背市場規律本身。
入世15年來，中國一直切實恪守世貿M織規則，積極履行入世時的承諾，為此進行了深入和廣泛的改革，實施了大量有利于貿易自由化的措施。
15年來，中國關稅總水平由15.3%降至9.8%，承諾不使用農產品出口補貼，取消了全部進口配額和特定招標管理，打破了外貿經營權的壟斷，開放了金融、運輸、物流等100多個服務業部門，連續8年成為最不發達國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并對33個最不發達國家97%的稅目產品實施零關稅。
中國審查了大量的法律法規，修改了不符合WTO規則的條款，增加了WTO規則所要求的內容。為確保國內政策和WTO規則的一致性，2014年6月，中國政府更是創立了貿易政策合規工作機制，共對近千件貿易政策進行了合規性評估。
受益于積極參與全球貿易，“中國在短短15年間取得的巨大成就遠超預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說。官方數據顯示，2001年中國進出口總額0.51萬億美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3.96萬億美元，約為入世前的8倍。
“如今，中國正在從自由貿易規則的學習者、跟隨者，逐漸成為規則改革的推動者和倡導者。” 趙萍說。
中國從WTO中受益，也為WTO其他成員提供了更多貿易和投資機會，為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均認為，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領軍者。若無中國貢獻，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全球衰退將更深重，亞洲國家將面臨更嚴重的困難。
從GDP貢獻率看，2001年，中國實際GDP對全球貢獻率為0.53%，2015年，這一數字為24.8%。從進口看，中國貨物貿易進口額由0.24萬億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萬億美元，增長了6倍。中國商品進口占世界的比重從3.8%上升至10.1%。據統計，2002年至2008年全球資源密集型國家的增長，1/10來自中國需求的增加。
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出境旅游將達到7億人次，為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
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干事易小準稱，中國的加入讓WTO更強大、更有活力。吸收中國，是WTO向“全球成員制”與包容性邁進的重要舉措。
近年來，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區域自貿協定越來越多，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升溫。與此同時，中國商品出口也面臨關稅成本增加、出口企業頻遭“雙反”調查等嚴峻挑戰。
是WTO已經過時了，還是貿易全球化走進了死胡同？顯然都不是。當前全球自由貿易仍然依靠WTO規則體系來維護，WTO的作用和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推動WTO的進一步改革已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共識。
對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認為，WTO是唯一的全球性貿易組織，中國應繼續堅定支持WTO，積極推進多邊議題談判。同時，應繼續推進RCEP等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發出推進全球化的積極信號。
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副所長張莉也認為，中國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堅定倡導者。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所謂的逆全球化很難成為一種趨勢，只是一種局部的躁動。
面對全球貿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貿易治理規則的演變，中國一直在探索。不僅提出了“一帶一路”規劃，還積極尋求和貿易伙伴談判和簽署雙邊或區域貿易協議。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國已經簽署12個雙邊FTA及一個升級協議，并正在談判8個雙邊和區域FTA。由此不難看出，中國正在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變革開拓新空間。
“今后，在多邊貿易領域，中國還會繼續加大投資和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說。
15年來，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促進中國外貿發展和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加速了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事實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的對外開放進入全新階段。過去的15年，中國一直抓住經濟全球化機遇，實現對外貿易跨越式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在外界看來，中國是全球化的“大贏家”。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對此分析，中國入世15年取得的成就體現為“三個提升”。
一是能力和實力提升。目前，中國貨物貿易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第一，服務貿易連續兩年居世界第二。同時，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也在不斷改善。
二是整合能力提升。快速發展的中國并沒有“獨善其身”，而是“兼濟天下”，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在2012年，中國就已成為日本、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三是話語權提升。入世之初，“接軌”、“對標”是中國政府部門和業界的高頻詞。“那時我們的話語權非常弱，像一個小學生在努力學習世界規則。”但2012年后，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得到顯著提升。“中國已經從自由貿易規則的學習者、跟隨者，逐漸成為規則改革的推動者和倡導者。”
數據顯示，2001年我國進出口總額0.51萬億美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3.96萬億美元，約為入世前的8倍。
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莉也認為，入世15年來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力量增強，逐步向強國邁進。以電子商務為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商經濟體，電商交易額年均增長高達30%。
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中國的網民規模已達到7億，手機數量達6.6億，互聯網普及率達51.7%，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4.48億，網上支付用戶也達4.55億。同時，電子商務交易額在“十二五”期間增長了4.6倍，且保持著30%的年均增長率。值得特e關注的是，跨境電子商務近兩年來也在飛速發展，其在中國外貿的總體占比已達到20%。目前，中國已有5000多家跨境電子商務平臺，20余萬家企業參與了跨境電子商務的交易。
當然，15年來，中國不僅憑借自己的快速發展，提升了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時也以自身發展貢獻世界，對全球經濟產生深刻影響。世貿組織發言人基思?羅克韋爾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中國用過去15年的經歷告訴世界，成為開放型經濟體可能帶來怎樣巨大的發展和繁榮。中國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貿易體量的雙增長，也成為全球經濟穩定的“壓艙石”。
15年來，中國受益于開放的發展，也因開放給世界做出了更大貢獻，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達到了1456.7億美元，并超過同期中國使用外資1356億美元，對外投資金額超過了招商引資的數量。現在我國對外投資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
從GDP貢獻率看，2001年，中國實際GDP對全球貢獻率為0.53%，2015年，這一數字為24.8%；對全球實際GDP增長率的拉動度也從0.03升至0.6個百分點。
據統計，2002年至2008年全球資源密集型國家的增長，1/10來自中國需求的增加。而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持續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貨物和服務，促使很多國家的經濟趨于穩定并實現復蘇。從進口看，中國貨物貿易進口額由0.24萬億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萬億美元，增長了6倍。中國商品進口占世界的比重從3.8%上升至10.1%。
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指出，當前全球自由貿易仍然依靠WTO規則體系來維護。今后，中國在堅持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同時，也要積極構筑面向全球自貿區的網絡，通過自貿區網絡逐步降低關稅水平，加大投資和服務行業的開放。
（一）我國服務業需要有一個大的發展
服務業是我國相對落后和需要重點發展的領域，我國要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和可持續發展，未來GDP的增長、就業的擴大和稅收的增加，相當程度上要靠服務業，服務業需要有一個大的發展。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已成為增長最快的部門，成為新的增長點。而在我國，服務業產業發展的滯后，已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服務業發展的滯后，制約了資本積累速度和資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制約了人力資本的增長，制約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也制約了市場的有效開拓。
（二）商務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商務工作的重要內容
商務服務業（CommercialServiceIndustry），又稱“商業服務業”，是與WTO關于服務貿易12大類分類中的商業相對應的一類服務產業。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談判小組在烏拉圭回合中期審評會議后，在對以商品為中心的服務貿易分類的基礎上，結合服務貿易統計和服務貿易部門開放的要求，提出了以部門為中心的服務貿易分類方法，將服務貿易分為12大類。WTO成立后，繼續了這一分類標準。商務服務作為其中的一個大類，主要指在商業活動中涉及的服務交換活動，既包括個人消費的服務，也包括企業和政府消費的服務。具體細類分為：專業性（包括咨詢）服務、計算機及相關服務、研究與開發服務、不動產服務、設備租賃服務、展覽治理等其他服務。目前商務部所主管的服務業主要是與商務直接相關的服務，這些服務業可以統稱為“商務服務業”。
實際上，從產業的角度來看，無論對外貿易行業還是國內貿易行業也，都屬于服務業或第三產業范疇。雖然由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目前國內外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分類標準，但WTO對服務貿易的分類已經越來越成為各國公認的一種分類辦法，國內由國家統計局最新修訂的行業分類標準，對第三產業的分類雖然仍有計劃經濟色彩，但也比較接近WTO的服務分類標準。鑒于上述服務業非凡是一些新興的服務業需要大力發展，加快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性，從體制上看很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政府主管，需要政府從行業發展的角度實施治理，因此，商務部應該是商務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行業主管部門。
（三）會展業等商務服務業既是商務促進的重要載體，更應被看作是重要的服務產業
長期以來，由于會展業、信息服務業、研究與咨詢業等商務服務產業本身的功能與商務促進的宗旨有很強的同一性，一直被作為重要的商務促進載體。這些商務服務業不僅自身在引導生產、促進消費、擴大內需、增加就業、創造產值與效益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顯著，而且由于它直接為商業活動中的各種交易活動提供服務，直接促進商品流通與服務交換，并且有著很大的“乘數效應”，客觀上對促進商務發展發揮著非凡作用，因而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和普遍介入。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這些服務業首先應當被當服務產業來看待。實際上，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這類商務服務業在被作為載體開展商務促進時引入市場機制，既有利于相關產業的發展，也有利于提高商務促進的效率和水平……
（四）商務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有賴于相關治理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完善
我國已初步形成了買方市場，能否有效開拓市場也是經濟快速增長能否得以實現的要害。無論是開拓國內市場，還是開拓國際市場，都需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信息傳輸的效率。而我國物流產業落后，信息系統不發達，嚴重制約了市場的開拓。
當前，服務業的競爭日益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80年代以來，全球服務貿易的增長已經快于實物貿易的增長。1997年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顯示，1980～1995年，服務貿易年均增長8.4%，而同期實物貿易年均僅增長5.2%.種種跡象表明，全球競爭正在從產品領域向服務領域轉移。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將逐步開放服務貿易。服務貿易的開放將對國內服務產業提出嚴重的挑戰，大力發展服務業，也是迎接這種挑戰的需要。
二、改革基本思路
（一）改革理順商貿、商務服務業的發展促進體制
“十一五”期間加快商務服務業發展，要害是要按照產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向，從治理體制、法律環境、人才戰略、市場機制等方面加快改革進程，為商務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
1、推進產業化——把發展商務服務業作為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內容
一是國家要把信息咨詢、治理咨詢、研究與開發、翻譯服務、展覽治理服務、會議服務、廣告服務、市場及公眾觀點調查、公共關系服務等發展潛力大的新興服務作為獨立的產業來對待，進一步明確商務部門作為主管部門。
二是政府主管部門應根據不同服務產業的不同情況出臺相關產業政策，包括擬訂行業發展規劃，做好相關統計工作；加強公共信息平臺建設，向企業及時提供相關行業與市場信息等公共服務；適當加大政府資金投入，探索政府資金引導、市場配置資源的商務服務業投資機制；制定商務服務業在用電、用水、土地使用、金融服務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等等。
三是要支持建立商務服務業行業同業商協會組織，制定相關商務服務業行業服務指標體系、規范和標準。
2、推進市場化—完善市場機制，增加競爭主體，鼓勵公平競爭
一是要加快立法進程，重點完善展覽業、物流業、旅館業等商務服務業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一方面規范政府行為，另一方面規范市場行為，形成有序、有效的競爭環境，解決市場無序、惡性競爭等問題，建立有利于商務服務業非凡是發展的公平經營環境。
二是加快培育研究顧問服務、會議展覽服務、翻譯服務公共關系服務、研究與開發服務、治理咨詢服務、市場研究及公眾觀點調查等新興服務服務行業的市場主體，非凡是要大力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以多種形式參與商務服務業各行業的發展。
三是要把發展商務服務業與政府職能轉變及事業單位改制結合起來，實行政企分開、企業與事業分開、營利性機構與非營利性機構分開，培育符合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競爭需要的微觀主體。營利性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依法納稅，非營利性機構也要面向市場，引入競爭機制。政府商務促進體系中面向促進對象提供的信息咨詢、市場調查、貿易展覽、專業培訓、技術輔導等許多服務項目，可由政府直接推薦有良好經營資質的研究機構、市場調查事務、會議展覽公司、律師事務所等商務服務機構進行商業化服務（如服務市場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薦，由企業直接面市場即可），服務項目完成后再由政府對相關企業予以認定資助。
四是要加快形成統一的適用于內外資及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政策。
3、推進國際化—開展國際合作，提高國際競爭力，努力擴大服務出口
加大商務服務業的市場化、產業化進程應與國際化配合起來，相互促進、互動發展。
一是要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市場的對外開放，以開放促進服務業體制改革，促進傳統服務產業的改組改造，提高技術含量，形成新的科學的營銷方式和業態；二是要大膽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理念，引進先進治理和優秀人才，帶動服務業水平提高，增強國際競爭力；
二是要廢除或調整那些與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發展不相適應、不利于商務服務業走向國際的規定和做法，制定鼓勵服務出口發展的相關政策，規范服務業出口的法律、法規。考慮對服務業出口實行出口退稅政策。
三是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支持企業通過對外投資、并購等方式擴大服務業對外投資；
四是要加強人才培訓。通過舉辦學習班、輔導班、研究班等加強培訓，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
（二）改革理順服務貿易的治理促進體制
“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需要進一步調整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而加快服務貿易出口的發展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有效的措施，因此，要抓緊理順服務貿易治理與促進體制。
1、明確服務貿易主管部門
美國、日本、德國等世界貿易大國對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宏觀治理都是明確由同一個政府部門負責，如美國商務部、日本經濟產業省、德國經濟部等。而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已經高達800億美元，但是服務貿易的主管部門實際上一直未完全明確（本屆政府商務部的“三定方案”仍沒有明確這方面的內容）。當前的體制是，商務部主要負責服務貿易的國際多邊談判、對外事務協調、服務業利用外資政策等事務，以及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的治理，其余服務貿易事務分屬幾十個相關部門。相應地，服務貿易戰略發展規劃、服務貿易立法、服務貿易業態劃分標準、服務貿易統計制度等涉及服務貿易發展的重大事項，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落實。因此，盡快明確商務部作為我國服務貿易治理與發展的歸口部門已是當務之急。目前商務部外資司、WTO司和合作司雖然各有一個服務貿易處，但都分管具體事務，尚不足以形成對服務貿易進出口的宏觀治理。服務貿易治理部門明確后，建議商務部組建服務貿易治理司，加強對服務貿易的宏觀治理。
2、建立國家級服務貿易發展協調機制
商務部對服務貿易的宏觀治理主要是負責發展戰略、出臺進出口促進和治理政策、協調各產業在進出口環節的利益關系，參與談判。由于服務貿易涉及的部門較多，因此，商務部的宏觀治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建議成立由國務院主管副總理牽頭、各相關部門參加的“國務院服務貿易協調小組”，統籌全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相關政策。協調小組的辦事機構設在商務部服務貿易司，以便推動相關工作的進展。
3、建立國家服務貿易出口促進戰略
發展出口導向產業，謀求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產業擴大出口、進而實現服務貿易的進出口平衡發展，是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方向。服務貿易的主體是企業，要推動企業在全球化的市場范圍內、以全球化的發展戰略為指導、進行全球范圍的資源組合和配置。因此，國家級服務貿易發展機制建立后，首先應圍繞這個方向，抓緊研究制定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戰略，在合理科學的戰略指導下推動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促進服務業出口，不僅僅是貿易問題，更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和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為實現重點行業的服務貿易發展戰略，我國政府在產業發展、區域發展、企業競爭力提高、國外市場開放等方面應制定相關政策，發揮促進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服務貿易對外開放的法律和制度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逐步加快。“十一五”期間服務貿易開放的深度和廣大還將進一步加大。按《服務貿易總協定》實施最惠國待遇和有條件的國民待遇，制定一部統一的《服務業外商投資法》，保障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并據此對國內服務業造成重大損害或損害威脅時，及時采取相關的救濟手段，如服務進口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的例外等，非常必要。
【關鍵詞】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投資規則；中國對策
一、引言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促成了一個新的全球治理平臺的誕生，即二十國集團（簡稱G20），成T中包括全球主要的經濟體（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和土耳其以及歐盟）。G20成員的人口總量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占全球貿易額接近80%，占全球吸引外資額和對外投資額的70%和80%。G20成員的體量決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必然發揮著獨到且重要的作用。
G20成立的初衷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增強全球主要大國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的協調性，因此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是其中的主渠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金融危機盡管影響猶在，但是其緊迫性相比經濟危機爆發后的幾年已經有所減緩。在這種情況下，全球貿易和投資作為財政、金融之外的另一個領域，重要性日益凸顯。因為G20成員自身貿易總量、代表性和全球的影響力，實際上已經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外形成了一個“迷你WTO”。G20成員數量遠遠少于WTO，因此在貿易投資政策方面的協調難度大為減小；同時，鑒于G20成員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在貿易投資規則方面所達成的成果實際上是代表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全球貿易投資事務中的立場和觀點，代表了貿易投資規則的發展方向，對多邊貿易投資規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二、G20對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的影響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全球經濟遭受重創。在此背景下，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刺激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成為G20成員的重點關注領域。2008年以來，G20在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員已經意識到G20在該領域可以有更大的作為。2015年，在中國的提議下，G20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確定了貿易部長會議的定期化機制，提升到與G20成員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會議同等的級別。從G20發展的歷程來看。G20對于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的影響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1、遏制貿易保護主義
20世紀30年代歐美爆發經濟危機，世界經濟蕭條，各國為了一己之利，紛紛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其中美國頒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密特――霍利關稅法案》，對進口至美國的產品征收關稅平均水平高達53%，歐洲國家紛紛效仿，導致全球貿易總額大幅下降70%，這種以鄰為壑的短視做法嚴重加劇了世界經濟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全球主要國家擔心世界各國重走保護主義覆轍，導致世界經濟陷入全面衰退，甚至如上世紀一樣引發戰爭。因此，在2008年召開的第一屆G20華盛頓峰會上，與會成員一致同意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承諾在峰會結束后一年內避免設置投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新壁壘，這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歷史上第一次就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做出集體承諾。此后歷屆G20峰會中成員均明確表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承諾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期限也不斷延長；同時G20成員推動以WTO為平臺，加強對全球貿易政策監督和審議，授權WTO等國際組織G20成員貿易保護報告，對各成員采取的貿易措施形成集體壓力。G20多措并舉，對遏制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功不可沒。
同時，在WTO多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的情況下，以“短、平、快”為特點的區域貿易談判興起，各主要經濟體將主要精力放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上。據WTO公布的數據，截止2016年7月1日，WTO成員通報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已達635份，平均每個WTO成員簽署了接近4份自貿協定。一些超大規模的自貿協定談判引起全球各國的關注（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全球區域性貿易談判的興起導致全球貿易規則的“意大利面條碗”現象越來越嚴重，全球貿易規則開始走向“碎片化”，實際上是一種貿易規則層面的“保護主義”。G20成員敏感地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作為全球主要的經濟體，G20成員在歷次峰會一直支持加強區域貿易協定的透明度，確保與WTO為主導的多邊貿易規則的一致性，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摒除規則的“藩籬”，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貿易規則的“碎片化”趨勢。
今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議通過的貿易部長聲明，再次發出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明確信號，G20成員決定將不采取新的保護主義措施延長至2018年，具體承諾包括不采取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和逐步減少和取消已經采取了的貿易限制措施。同時，G20成員同意進一步加強區域貿易協定透明度，確保其與多邊規則的一致性。
2、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1995年成立WTO，以其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目前，WTO共有163個成員，是處理全球貿易投資事務最具代表性的組織，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也是全球涵蓋范圍最廣、規則體系最為全面的貿易規則體系。但是，2001年WTO啟動多哈談判之后，由于成員所處的發展階段、自身利益等因素難以在如此龐大的組織內取得共識，而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又是WTO制定多邊貿易紀律的基礎，多哈談判久拖未決，持續了15個年頭但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這已經減損了WTO在制定多邊貿易紀律方面的信譽。
G20成員作為WTO的核心成員，肩負著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責任，這不僅符合G20成員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各國的共同利益。G20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繼續支持WTO在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G20成員是WTO最為核心的成員，如果G20對WTO在全球貿易投資進程中的主體地位不認可或者存在異議，則WTO根本無法在163個成員中樹立威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G20成員對WTO的支持是多邊貿易體制能夠繼續發揮作用的重要支柱，所以歷次G20峰會都將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作為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在會議上共同發聲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主體作用。第二，進一步支持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積極進展。2001年，WTO啟動多哈回合談判，一直到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談判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經濟危機的爆發更使得WTO成員對于多哈回合談判信心繼續走低。在此背景下，G20成員通過每年舉行的峰會積極就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進行磋商，凝聚共識，縮小分歧，為促成2013年巴厘島WTO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達成了以《貿易便利化協定》為核心的“早期收獲”協定做出了積極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WTO。
盡管多哈回合在巴厘島獲得了一線生機，但是談判仍然沒有完成，G20在2014、2015年峰會上仍對推動多哈回合談判積極努力，尋求可能推進談判的路徑和方式。2016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成員再次承諾2016年底前G20成員全體批準《貿易方便化協定》，同意持續推動多哈回合剩余議題談判，探討潛在的、合乎各方利益的新議題談判。
3、加強多邊投資政策協調
相比于WTO為主導的多邊貿易規則體系，國際投資規則呈現“碎片化”的特點，并沒有多邊的紀律約束。因此，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WTO都曾嘗試設置全球性的貿易投資紀律，但最終無功而返。相比于金融、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原本不是G20討論的重點，但隨著金融危機的繼續蔓延和影響的擴大，投資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中的引擎作用日益受到重視，但是如何在全球層面減少投資規則的障礙，增加投資政策的透明度日益成為全球主要投資輸出方和接受方的重要議題。G20成員占全球吸引外資額和對外投資額的70%和80%，G20國家對于投資政策的協調也日益受到關注。
2016年在中國上海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上通過了全球首個多邊投資政策性綱領文件，即《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無論是在G20歷史上還是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歷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確立了反對跨境投資保護主義、共同營建開放、非歧視性而且透明、可預見性的投資政策環境并且加強投資保護，確保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并且推動投資可持續發展以及承擔投資者的企業社會責任九大原則。盡管僅僅是規定了基本的指導原則且明確為非約束原則，但是卻為未來G20成員就多邊投資紀律的具體細則進行討論設立了基本框架。《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G20協調制訂國內投資政策和商談對外投資協定提供重要指導，同時為彌合國家間投資政策利益分化，加強多邊投資政策協調邁出歷史性一步，將為促進全球投資增長提供長遠制度性引領。可以預測，未來G20在協調全球多邊投資政策方面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鑒于G20成員在輸出投資和吸引投資方面的巨大體量，在國際投資規則制定領域享有絕對的主導權，很可能未來全球性的多邊投資規則的誕生就是以G20所指定的投資規則為藍本。
三、中國的應對策略
1、積極利用G20平臺，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投資體系中的重要成員，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并引領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是客觀要求，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現有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體系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持下制定的，雖然促進了全球貿易投資的發展，但是主要受益方仍然是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誰掌握了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誰就掌握了未來更大的發展權。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制定需要平臺支撐，在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進行的貿易談判、投資規則制定談判無法達成共識且陷入僵局的情況下，G20成員是全球貿易投資最為重要的參與者，在小范圍內就貿易投資規則達成一致再以此為基礎走向多邊是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法。因此，G20提供了一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平臺，中國必須用好、用足G20平臺，才能在新一輪的貿易投資規則重構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積極利用G20這個平臺，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努力：第一，要提出完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積極主張。從自身實際出發，積極提出“中國方案”，講好“中國故事”，讓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更好地滿足中國訴求，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是中國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要堅持，用好自身的“巧實力”。當今世界國際貿易投資規則談判不是“零和游戲”，而是“多贏”，談判實際上是相互妥協的過程，需要主要大國發揮引領和協調作用。所以，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要在堅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承擔與大國相稱的國際義務，積極促成規則的制定工作。在中國政府的主導下，今年舉行的G20貿易部長會通過《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就是中國積極利用G20平臺，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典范。
2、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增強引領規則制定的能力
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發展的趨勢就是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減少投資隱形門檻，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談判過程是一個“出價”、“要價”相互交鋒的過程，要想獲得對方的市場，也要滿足對方的要價，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形成新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不斷提升改革開放水平，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話語權不斷增強，這為我們對外開展經貿投資談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再是一味防守，而是擁有了更多的進攻利益和訴求。
G20作為全球貿易投資規則談判的平臺，面臨的談判對手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勞工標準、國有企業、投資負面清單、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等所謂的“二十一世紀議題”方面談判雄心水平很高，而這些領域恰恰是我們國內改革的深水區。G20與WTO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平臺，在G20平臺中，成員數量遠遠少于WTO，利于就特定的貿易投資議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成員少更容易“短兵相接”，所以不能夠提出有競爭力的“出價”，則很難在引領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方面提出有價值的方案，所以中國需要在充分評估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夯實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能力，順應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發展的大趨勢，這樣有利于在國際貿易投資談判中掌握主動，有利于保護中國的長遠利益。
3、注重人才梯隊培養，加強國際經貿人才隊伍建設
關鍵詞：社會傾銷 全球化 勞工標準
近幾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流行著一種“社會傾銷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普遍存在著較低的勞工標準，致使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很低，由此造成的出口競爭優勢就是勞動力傾銷，或稱社會傾銷。其直接造成了工作機會從高工資、高保障的發達國家流向低工資、低保障的發展中國家，實質上形成發展中國家通過商品出口，將低勞工標準、低環境標準向發達國家輸出的現象。在此理論基礎上，歐美發達國家制造出一種新的國際貿易壁壘。他們經常譴責發展中國家違反國際勞工標準，努力推動國際勞工標準的制定，采取各種途徑將貿易與國際勞工標準掛鉤，將國際勞工標準的要求納入各種雙邊和多邊貿易體系，以抵制從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口。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外貿出口大國，且外貿出口主要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而歐美國家正是提出和推動勞工貿易壁壘的主要國家。由于經濟基礎和技術水平等原因，我國的安全生產條件一直較差，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短時間內很難達到“公認國際勞工標準”的要求。所以，我國的外貿出口，面臨著勞工標準等問題的嚴峻挑戰；建立在“社會傾銷論”之上的勞工貿易壁壘，也必將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因此，本文意欲在對“社會傾銷論”進行深入剖析的基礎上，研究社會傾銷問題的實質和發展趨勢，為我國相關貿易政策的安排提供依據。
社會傾銷問題的產生根源
社會傾銷問題，是現代經濟全球化不平衡發展的必然產物。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全球經濟市場化的過程。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資本逐利性的微觀基礎之上的，市場是“沒有邊界的自私”，競爭是市場經濟鐵的法則，市場經濟因此具有天生的二重性：它可以保證效率的最優化，卻不能保證公平的最優化。在國家內部，可以由國家政策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調控；而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在當今相應的競爭規則等治理制度缺位的情況下，在資本逐利性的驅使下，必然是以資本的擴張為目的和手段，以對勞動的壓制和剝奪為直接要求。可以這樣說，當代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資本為中心的全球化，具有內在的不平等性，必然存在不均衡發展這一伴隨現象。
經濟全球化的不平衡發展，不僅體現在國家間南北差距日益擴大，形成全球化的“中心――”態勢；而且在國家內部也日益暴露出來。富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分化。在資本的地位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世界勞工的地位則不斷地下降。工會在與資本的對抗中的弱勢地位加劇，除個別國家外，各國的工會運動幾乎都處在相當的困境中。勞資沖突的加劇和勞工地位的下降，使得勞工組織成為社會條款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積極鼓吹者。與勞工組織的活動相呼應，發達國家政府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不平等優勢，也直接導致了其國內的產業空心化、社會福利損失。所以，盡管發達國家的政府和勞工組織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但在將勞動標準和貿易掛鉤的要求上是一致的，雙方就形成了互相援引和支持的局面。保護勞工權利的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全球貿易體制來獎勵或懲罰某個產品。
“社會傾銷論”的內在邏輯矛盾
在運用比較優勢原理分析社會傾銷問題上，“社會傾銷論”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矛盾。
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更是現代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石。現代比較優勢理論有緊密聯系的四個組成部分：赫克歇爾―俄林定理（H-O定理）、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S-S定理）、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與雷布津斯基定理。
比較優勢原理中的最基礎、也是最廣為人知的定理是H-O定理。該定理指出，各國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差異，導致了各國生產同一商品的比較成本產生差異。而比較成本的差異，正是國際貿易的原因，并且決定著國際貿易的模式。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國將出口在其生產過程中相對密集地使用本國相對充裕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在其生產過程中相對密集的使用本國相對稀缺的要素的產品。按照這種貿易模式進行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能夠促進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的改善，并為各貿易國帶來國內福利水平的增進。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為不同的市場主體，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在對待增長與勞工問題的平衡協調上，必然會有不同的側重點。由于各國在進入市場以前的資源稟賦差異很大，勞動市場條件、稅收水平等差異也很大，不同國家的勞工標準不可能完全相同。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是資本或知識密集型產品一樣的道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相對過剩，勞動報酬低，具有低勞動成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存在比較優勢也是很自然的。
從上述“社會傾銷論”理論基礎的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傾銷論”一方面通過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的運用，得到社會傾銷導致發達國家工人失業、工資下降的結論；另一方面又不承認發展中國家在勞動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從而形成對比較優勢原理――這一國際經濟交往的原則和基石的否認。所以，“社會傾銷論”在理論基礎上，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矛盾。
社會傾銷效應的科學評估
對社會傾銷效應和發達國家的社會問題，應進行科學、合理的界定和評估。
失業率高居不下、工人生活狀況惡化等等，發達國家這些社會問題的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例如，高失業率的長期存在，使很多人成為長期失業者，并漸漸永久性的退出勞動力市場；國家運用不當的貨幣、財政政策，如在通貨膨脹得到治理之后，繼續實行較為嚴格的貨幣政策，使失業者增加；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在工業生產中的應用等等。同時，從發展中國家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地區轉移產業有其他原因，所謂的發展中國家低勞工、環境標準，引起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并最終導致其員工失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對發展中國家勞工、環境標準的高要求，也并不能阻止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總而言之，發達國家所謂的與“社會傾銷效應”掛鉤的社會問題，是諸多內部、外部矛盾綜合發展的結果，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的深入參與，決不是其產生的唯一原因。
雖然從理論分析上看，社會傾銷與發達國家的一些社會問題，確實存在某種聯系。但同時應該注意到，由于貿易的自然壁壘、人為壁壘和交易成本等因素，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的假設條件在現實中并不能成立，所以國際貿易不會促使要素價格達到均等化。
在實踐上，社會傾銷與發達國家的社會問題之間的聯系也是松散的，二者的相關性并不強。從國際貿易方面看，1995和1999年，發達國家的進口中，有70%左右的產品是來自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產品有近60%是來自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在貿易方面的影響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發達國家都指責東南亞國家的“社會傾銷”奪走了他們的市場，但以1985到1995年為例，東南亞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只有6.1%上升為8.8%，上升幅度并不大。而且這些國家出口的大多是初級產品，并不能與發達國家形成直接的競爭關系，發達國家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優勢完全可能抵消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價格方面的比較優勢。歐盟執委會也在1997 年報告說，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全球化本身，特別是與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貿易和投資，是共同體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社會傾銷問題的解決思路
解決社會傾銷問題，需要在全球化治理的框架下進行。以上在對“社會傾銷論”邏輯矛盾的分析中，就暗含了這樣一個結論：依靠“社會傾銷論”者提出的貿易制裁辦法，不僅不可能解決社會傾銷問題，而且還可能使問題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甚至會導致“脆弱的全球化”體制崩潰。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較低的勞工標準，特別是童工問題，是與貧困相關的。發達國家經濟、技術實力雄厚， 它們往往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低下、工作勞動的設備簡單，如果富裕國家堅持推行在勞動標準等方面的制度統一化，堅持將環境問題作為市場準入的先決條件，發展中國家便宜的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優勢就將喪失，南北雙方間的貿易增長前景必將十分黯淡。這反過來又會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使其經濟實力得不到加強，最終導致其經濟、社會等狀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強制推行一致的“社會條款”，必將干擾自由的國際貿易，使得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貿易發展中獲益的機會減少，最終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使問題進一步向反面轉化。
對發達國家來說，比較優勢原理已明確的論證了各國存在比較優勢差別，并以各自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可以增進整體福利水平，對貿易雙方都是有利的。從消費角度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更加便宜的產品，相當于提高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者的實際收入水平。所以，一味地削弱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僅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必將損害發達國家自身的利益。正如著名學者巴格瓦蒂所說，試圖一石(貿易條約和機制) 擊二鳥(社會進步和進一步的貿易自由) 的做法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經濟全球化的不均衡發展，產生了諸如南北差距擴大、勞資矛盾激化等各種伴隨現象，它們之間互相聯系，互相制約，任何局部的、片面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都不可能達到根治的目的，社會傾銷問題也一樣。社會傾銷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勞資矛盾的激化，解決社會傾銷問題，應從對資本力量進行約束入手。但在現代國際分工體系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大多集中在勞工標準低的發展中國家；而雖然大的跨國公司都來自于發達國家，世界貿易組織的爭議主體卻是政府，其判決也是針對政府做出的。因此，若單單利用貿易制裁來解決社會傾銷，相關的跨國公司不會受到懲罰，這些投資者可能會因此將其投資從發展中國家抽出，這不僅損害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使對資本進行約束的愿望徹底落空。所以，勞工標準的提高，社會傾銷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發展經濟，而不是貿易制裁。
總之，社會傾銷的核心問題是勞工標準等相關的社會責任標準，從長遠看，所有國家都要實施統一的較高的勞工標準，以體現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但這只是一個奮斗目標，該目標的實現，需要逐步進行，否則可能會欲速則不達。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國內相關標準，積極而又穩妥的推動與國際勞工標準、社會責任標準的接軌工作，另一方面還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貿易伙伴國出于貿易保護需要對勞工標準、社會條款等的濫用。
社會傾銷問題，是以市場為基礎、以資本為中心的經濟全球化不均衡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社會傾銷問題的解決，必須放在全球化治理的整體框架下進行。
參考文獻：
1．郭連成.經濟全球化正負效應論.國際經濟與政治，2000
2.世界銀行政策研究報告.全球化、增長與貧困―建設一個包容性的世界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3.苑濤.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貧困加劇的原因分析.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2
不過，有得就有失。WTO目前也面臨挑戰，多哈回合談判遷延十幾年，至今仍未有結果。與此同時，區域貿易協定卻蓬勃發展，大有“淹沒”WTO之勢。無疑，WTO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WTO未來如何？與區域貿易協定如何“相處”？本刊采訪了數位業內專家，傾聽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解決之道。
二十年前的今天，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開始運作，這是國際貿易領域自二戰以來最重大的一個改革，也讓六十多年前沒能成功建立的國際貿易組織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二十年的事實證明，世貿組織不僅促進了全球貿易自主化，為更加穩定與協作的國際關系營造了良好的環境，也對全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2014年12月27日，WTO成立二十周年“國際法治與法治中國”高端研討會暨《WTO法與中國研究叢書》首發式上，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會長孫琬鐘總結了WTO成立二十年來對世界貿易的貢獻。
1995年1月1日，WTO根據GATT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達成的《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以下簡稱《WTO協定》）成立，取代1948年1月1日臨時實施的GATT。WTO是世界上唯一的專門從事制定和管理國際貿易規則的國際機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法律基礎和組織基礎。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WTO目前擁有160個成員，成員貿易總額達到全球的97%，有“經濟聯合國”之稱。WTO成立至今，在削減全球貿易壁壘，促進國際貿易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過，走過20個春秋、為捍衛多邊貿易體制立下汗馬功勞的WTO目前正面臨著多重困難和挑戰：十多年來，多哈回合談判步履蹣跚，距離談判結束依然遙遙無期;與此同時，區域貿易協議風起云涌，全球排名前30位的國家和地區無一例外地參與了不同類型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尤其近年來出現的巨型FTA更被視為世界自由貿易“游戲規則的改變者”，巨型FTA有可能使美歐重新奪回正漸漸失去的全球貿易規則和經濟治理機制上的話語權，這無疑會進一步增加多哈回合談判和多邊貿易體制發展的難度。
WTO面臨的困境提醒人們，世界需要一個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全體人類的和平與發展的全球化，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與中國面對國際貿易新形勢做出了調整一樣，WTO需要加大自身改革，才能更好地實現其設立時的目標與宗旨。
護衛多邊貿易體制“功勛卓著”
“WTO是二戰后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戰以來WTO為促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中國常駐WTO使團前任大使孫振宇在WTO成立二十周年“國際法治與法治中國”高端研討會上說。的確，WTO的建立，標志著一個完整的、更具活力和永久性的多邊貿易體制的誕生，在“透明度、非歧視和貿易自由化”等幾大原則指導下，WTO在監督、協調、管理世界經濟秩序和多邊貿易法律關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邊協議為全球貿易保駕護航。WTO的核心是各國經過談判形成的多邊協議，這一法律文件為各成員方進行國際貿易管理指明了基本方向。WTO組織上訴機構大法官張月姣表示，“WTO有60個多邊貿易協議，而且是一攬子協議，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WTO所有的成員都要執行這些協議，這在國際貿易的法治過程中是一個里程碑的事件。”正是這一套通過多邊談判形成的國際貿易規則，極大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也使世界各國的人民從中獲益。
其中，貿易政策審議也發揮了積極作用。貿易政策審議是世貿組織的的重要職能之一，WTO根據各成員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確定其接受審議的頻率。盡管審議沒有約束力，但經常為媒體和各方廣泛引用，對被審議成員的國內政策有較大影響。“在貿易政策審議制度下，你是成員，就得按照規則辦，你承諾了就得執行。”孫振宇說。
正是由于對多邊貿易政策的維護，通過執行決議，WTO有力推進了經濟的全球化，大大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數據顯示，1994年，世界貿易進出口總額只有近11萬億美元，而到了2013年，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46萬億美元，WTO成員的數量也從GATT時的23個發展到現在的160個，其中發展中國家占到四分之三。
爭端解決機制筑起護衛多邊貿易的堡壘。根據WTO成員的承諾，在發生貿易爭端時，當事各方不應采取單邊行動去對抗，而應通過爭端解決機制尋求救濟并遵守其規則及其所做出的裁決。爭端解決機制為各成員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爭端解決平臺。
爭端解決機制被譽為WTO的“皇冠明珠”。爭端解決機制分為磋商;斡旋、調解和調停;專家小組程序;上訴程序四個階段。根據爭端解決機制，WTO不僅允許成員單方面將爭議訴諸WTO機構，同時對于不執行裁決的成員，申訴成員可以對其采取貿易報復措施。“WTO裁決具有強制執行力，包括三種方式，一是修改措施，二是提供補償，三是提供貿易報復。特別是貿易報復，這是一種強制執行力，不執行WTO就授權勝訴方報復。事實上，WTO裁決的執行力是好的，裁決得到了成員的普遍尊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商務部條法司前副司長楊國華對本刊記者說。
截至2014年12月12日，WTO已經受理了486項案件。大量爭端在雙邊磋商階段得以解決，有的爭端在爭端解決報告通過之前被訴方即撤銷或修改了被裁決違反義務的措施，有的爭端在爭端解決報告通過后立即撤銷或修改了不符措施，大多數爭端或建議經過合理期限（3-15個月）后得到執行。總的來說，爭端解決裁決的執行效果被公認是良好的。
由于爭端解決機制在原則、程序、執行等方面的較高要求，“等于給爭端解決機制裝上了牙齒。”北京大學國際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對本刊記者說，“這個機制非常重要，尤其是保護中小國家的利益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爭端解決機制，這些國家在跟貿易大國發生貿易糾紛的時候，只能甘拜下風，其利益很難得到保障。但是有了爭端解決機制，無論大國還是小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由于程序的公正，在爭端解決機制下，中小貿易國家得到了保護。WTO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正是由于爭端解決機制的良好運行，WTO確保了各個成員之間貿易交流的順暢，維持了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與正常化發展。
經濟危機中發揮了沉默卻強大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機呼嘯而至，隨后引發全球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歷時數年，全球經濟至今未走出危機陰影。很多人將這場危機與20世紀引發了二戰的經濟危機進行比較，認為正是由于WTO的存在，避免了經濟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王勇說，1929年至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發生時，各國本應同舟共濟，共度危機，但恰恰相反，各國卻大打貿易戰，危機進一步惡化，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次經濟危機期間，WTO在維護正常的國際經濟秩序、甚至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發揮了小馬拉大車的作用”。
“危機發生時，時任WTO總干事拉米公告，所有WTO成員出臺的貿易政策都要向WTO通報、備案。正是由于這一‘陽光法案’，各國在制定貿易政策的時候都很小心，進行了自我約束，避免了極端貿易政策的出臺。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危機中經受了極大考驗，作為WTO成員，中國在此次危機中也嘗到了甜頭。”楊國華說。
如果沒有WTO貿易政策審議機制，以及要求各成員將所有新采取的貿易措施向WTO通報，當時各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可能更加嚴重。因此，WTO貿易政策審議雖然進行得無聲無息，但具有機制上的作用。因為，政策審議機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貿易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成員定期將自身的貿易政策公諸于眾，大白天下，這是對成員的一種軟約束。也因此，在此次危機中，沒有出現20世紀30年代出現過的以鄰為壑的情形，WTO功不可沒。
WTO面臨多重夾擊
多哈回合停滯不前。近幾年，國際經濟貿易領域出現的趨勢之一是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受阻。最明顯的表現是WTO的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遲遲不能完成。多哈回合的核心是發展，目的是解決多邊貿易體制中的發展問題的欠賬。但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在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方向等諸多方面，都存在顯著歧見，很難達成重大協議。
“從現在來看，美國工商界對達成協議興趣不大。美國對多哈回合談判態度消極，動力不足。”王勇對本刊記者說。此外，王勇還表示，多哈回合遲遲不能達成協議，WTO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風險。
對于多哈回合停滯不前，楊國華對本刊記者表示，“WTO邊緣化是個偽命題。WTO在國際經貿領域建立了秩序和規則，這一點沒有絲毫變化。其次，WTO在監督這個秩序的執行。”楊國華進一步表示，多哈回合沒有結束，并不意味著多邊貿易體制停擺，他表示，“第一，全球治理、世界和平以及經濟繁榮需要WTO的新規則。因此，通過多邊談判談出新的多邊規則是必要的。第二，WTO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想要保持持久活力，需要新議題，需要開拓新思路。第三，即使現在無法達成新的協議，現有的協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方面已經形成一套很好的法律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也就是說，不必因為新回合沒有達成新協議就一味悲觀;目前的規則已經很好了。第四，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新的協議沒有談成，也許給我們更多的時間來消化、吸收和使用現有協議，為將來達成新的協議提供借鑒和經驗教訓。”
張建平則表示，WTO有160個成員，要達成一項協議需要全體成員同意，因此，這導致達成協議面臨較大困難，不過，“中國應堅定地支持WTO多邊貿易體系，推動多哈回合談判繼續深入，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同時，中國也積極構建自己的自由貿易網絡。通過雙輪驅動，促進全球經濟貿易的繁榮”。
區域協定來勢洶洶。由于多邊貿易談判陷入僵局，給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留下了空間。因此，在多哈回合談判步履蹣跚之際，區域貿易協議風起云涌、方興未艾，大有“淹沒”WTO之勢。據統計，在WTO秘書處登記的自貿區協議已接近600項，其中379個已經生效。可以說區域貿易協定發展迅速。
目前影響最大的兩項自貿區協定，一個是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伙伴合作協定，即TTIP;另一個則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即TPP，目前有12個國家參與。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貿易出口也主要通向這兩個潛在的大型自貿區。有分析人士認為，在TPP和TTIP的合力下，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幾乎被“一網打盡”，有可能使得中國為之努力15年的WTO被架空。
孫振宇表示，由于多哈回合談判遲遲不能達成，區域協定開始迅速發展，但近期，隨著貿易便利協定的達成，“WTO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而如何處理多邊、周邊和雙邊的關系？“中國應當將各項談判進行有效整合，既要避免在雙邊談判中處于劣勢，又要避免多邊貿易體制被架空和虛化進而損害中國利益。”孫振宇說。
對于蓬勃發展的區域自貿協定，楊國華表示，同樣一些國家，基于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先在小集團中形成比WTO更為優惠的安排，將來若干小集團之間，勢必要組成幾個大集團，然后幾個大集團必然要回歸WTO，因為只有這樣，大家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自貿區和WTO并非競爭關系，而是互補關系，最終殊途同歸。
中國要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入世收益匪淺。“中國2001年加入WTO，這十幾年當中，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經濟體系當中。中國也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益很大。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入世密不可分。”張建平對本刊記者說。
的確，中國入世受益匪淺。加入世貿組織，深化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國內的經濟、法律等各個方面，逐步與世界接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通過深化改革開放，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通過全面融入全球生產體系，產業競爭力顯著提升，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通過建立開放型貿易體系，中國貨物出口額位居世界第一、進口額位居世界第二。
中國要積極參與規則制定。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改變了WTO內部的力量對比，使得世貿組織不再只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機構。隨著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在世貿組織內部的地位將會急劇提升，中國應該與各國緊密合作，不僅繼續做WTO規則的堅定擁護者，還要成為WTO規則的重要承建者，從一個規則的學習者向規則的制定者轉變，在WTO多邊貿易體制內發揮引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