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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本雅明；藝術理論；技術；生產力；生產關系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5-0112-01
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為基礎下，本雅明將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生產理論深入到藝術之中，構建了自己的藝術理論。他將藝術作品看做一種產品，藝術創作活動則就是一種生產活動，藝術家創作藝術產品的過程就是按照自己的思想來改變物質材料的形式，使其符合他心中所想。盡管藝術創作與物質生產都由生產者、消費者、產品等要素構成，同樣受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但它是一種特殊的生產活動。一方面，藝術創作同一般生產相同，遵循著一般的生產規律，以一定的物質材料為基礎，也為物質材料而制約；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精神性的生產，有自身特殊的技術要求，材料、表現手法、工具等等的特殊要求都決定了藝術創作的特殊性。
盡管藝術生產于藝術家的精神性創作活動，但是在精神性勞動之后，作品往往以一種結構性物理存在，來傳達藝術家的精神世界。在本雅明看來，不同時代的藝術生產有不同的條件，現代藝術生產的技術條件的變化，即現在藝術生產力的改變致使藝術生產中一系列生產關系發生了改變，最終影響到了藝術的生存方式。就如文化傳播，從口頭相傳到印刷技術的運用，再到現在電子媒介的產生，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文化傳播的方式，從而改變了文化的形態，甚至影響了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所以他認為只有立足于藝術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技術上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藝術。
在本雅明藝術理論中，技術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生產、生產工具、傳播方式、形式手段的變革、傳統的革新，此外還包括那些物質性的技術手段。藝術創作作為特殊的生產活動，決定了藝術生產中技術的雙重性，即物質性生產的技術手段和精神性生產的技術手段。藝術家生產活動總是處于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受到時代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影響和制約，對新的生產工具的改革和使用，不僅僅提高了藝術本身的生產力，發展和豐富了藝術表達的水平，而且新機器的使用還促進了藝術家和消費者間關系的發展。所以，對于藝術生產力的研究，其實就是對時代的藝術技術的研究，要順應時代的發展。在機械復制時代，采用現代手法的革命藝術是本雅明討論藝術的出發點。
《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攝影小史》等幾個重要的著作之中，本雅明討論了現代藝術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藝術生產中技術的發展給現代藝術生產關系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機械復制時代意味著現代藝術生產條件發生了與以往根本不同的變化，他選擇了電影和攝影作為研究對象，讓我們感受由于技術的發展藝術生產關系的一系列變化。首先新工具---攝像機的產生，使藝術對現實的復制再生能力較以往出現了質的變化，并且產生了新的物質性材料，例如相片、曝光時間、感光材料等等，為寫實藝術提供了強有利的技術支持，技術條件的改變帶來了藝術存在方式的改變，也使藝術生產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本雅明主要涉及了生活與藝術、人與人、人與機器的關系。
首先，生活與藝術的關系。在他看來藝術是生活的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一些現代技術制造的產品就是藝術作品，它們發揮著廣泛的影響。就如電影，它的技術更加逼真、直觀，能如實的反映生活，也能制造虛假的生活，用藝術的幻象來滿足人們對生活的幻想。藝術作為社會生活的現實力量，技術讓技術與生活的邊界逐漸模糊；其次人與人的關系。藝術生產者和藝術消費者之間，由于技術和傳播方式的發展，使以往少數生產者和大多數消費者的局面打破，兩種社會角色漸漸重合。并且藝術家開始考慮新技術的使用，從個體勞動走向集體勞動，例如電影就是團隊集體的生產勞動成果；最后人與機器的關系。現代化生產，導致人要部分地適應機器工具，與機器在協調中進行創作活動，不再是以前工具機器聽憑人的驅遣。可以這么說，人與機器原本是主與客的關系，而今變成了互相依存補充的關系，例如拍攝電影時，為拍出最好的效果，演員就像是機器的道具，在走位等方面都受到機器的限制。還有一個方面，由于攝像機的作用，消費者在欣賞影視作品時，會陷入劇中的情節，跟隨鏡頭的視線進入到角色的世界之中，那種在閱讀紙質文本時出現的主客距離感變淡了，欣賞者與被欣賞對象融為一體。
本雅明對藝術的技術問題思考是他文藝理論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之一。他并沒有停留在生產理論的機械應用上，而是深入到藝術生產本身，從藝術生產的技術因素入手來分析現代技術對現代藝術的革新，對生產關系的影響等問題，開辟了研究藝術的新視角。
摘 要 《資本論》中的利率理論有著豐富的內容。在我國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今天，堅持馬克思的利率理論為指導，確立正確的思維方式，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識論觀點，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簡要闡述了馬克思的利率理論，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理論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并運用馬克思利率理論對這一進程作了分析。
關鍵詞 《資本論》 馬克思 利率理論 利率 市場化
一、《資本論》中的利率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利息率對利潤率的關系，同商品市場價格對商品價值的關系類似。就利息率由利潤率決定來說，利息率總是由一般利潤率決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個特殊產業部門內占統治地位的特殊利潤率決定，更不是由某個資本家可能在某個特殊營業部門內獲得的額外利潤決定[1]。”利息的多少取決于利潤總額，利息率取決于平均利潤率，利息率的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而利息率的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確定。利息必然受制于利潤，利息率也就必然受制于利潤率。
雖然利息率由平均利潤率決定，但“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潤率的變動為轉移[2]。”這是因為，利息率是資金的價格。“這種價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場價格一樣，任何時候都由供求決定[3]”。在市場中，決定利息率的資金供求關系，指的是借貸資金供求關系。
在現代經濟中，借貸資本這種資本商品主要是由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借貸資本供給量表現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所擁有的由存款轉化而來的貨幣總量，從事商品生產的生產者和商品銷售的實際產業部門購買這種資本商品，形成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借貸資本需求量表現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量。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
第一階段，1979―1985年。這個階段從調高儲蓄存款利率著手，對各類利率水平進行了逐步調整。1980年4月至1985年8月，四次提高存款利率，并增加了三年期、五年期、八年期的存款利率檔次，使利率恢復到1955年水平。1982年至1985年，又先后四次提高貸款利率，糾正了部分存貸款利率倒掛的問題，實行差別利庫制度，恢復了加罰息制度，使得存貸款利率水平及檔次逐步趨于合理。
第二階段，1986―1990年。1986年我國三種利率體系隨之形成：一是中央銀行對國有專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體系；二是銀行對單位和城鎮居民的存貸款利率體系；三是國家和企業面向社會發行的債券利率體系。此后，中國人民銀行迅速按新利率體系進行利率的調整。
第三階段，1991―1995年。針對經濟過熱引發需求膨脹拉動物價大幅上漲的情況，中國人民銀行加大了對利率的管理力度。1992年末出現的經濟過熱使1993年和1994年的物價連續上漲至 21.7%，中國人民銀行先后于1993年5月和7月連續兩次提高銀行存貸款利率，并重新對三年期以上存款實行保值貼補。為抑制貸款需求，中國人民銀行又于1995年1月和7月分別兩次提高貸款利率。
第四階段，1996―1999年。這一時期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起步階段。其中1996年6月1日，央行放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實現由拆借雙方根據市場資金供求自主確定拆借利率，這是我國利率市場化邁開實質性的一步的重要標志。主要內容有：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啟動；國債發行利率市場化；央行加大了利用利率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力度。
第五階段，2000年至今。這一時期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階段，主要是外幣存款利率體制的改革。主要內容有：2000年9月21日實行外匯利率管理體制改革，放開了外幣貸款利率。2002年3月將境內外資金融機構對中國居民的小額外幣存款，納入人民銀行現行小額外幣存款利率管理范圍。2003年4月放開人民幣各項貸款的計息、結息方式，由借貸雙方自行商定；同年6月放開境內英鎊、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的小額存款利率，同時對美元、日元、歐元、港幣的小額存款利率實行上限管理。2006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開展人民幣利率互換交易試點有關事宜的通知》，明確了開展人民幣利率互換交易試點的有關事項。2007年1月中國貨幣市場基準利率Shibor開始正式投入運行。
三、對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簡評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以管制為主的非市場化利率體制，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這種管制也不是呆滯僵硬、一成不變的，而是靈活、科學、多變的。國家通過適、適量、適當的調節利率水平，籌集了大量建設資金，穩定了金融秩序，為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及社會分配的調節，發揮了巨大的推動和保障作用。盡管利率管制的最終目標是在經濟和金融生活中實現效率、公平和穩定，但是，由于利率體制的性質最終決定經濟金融體制，而隨著經濟的轉型，這種管制的弊端也就越來越暴露。在當今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實現金融自由化和部分實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取得的成功，充分說明了利率市場化的現實和長遠意義，放棄利率管制實現利率市場化已經是越來越多國家的現實選擇。發展中國家利率市場化的經驗和教訓表明，選擇漸進方式、從本國宏觀經濟環境與金融改革的現狀出發是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必然選擇。因此，積極創造利率市場化的實現條件是當前我國利率制度改革的現實選擇。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關鍵詞：企業成本管理 經濟效益
企業會計成本管理的概述會計學認為，成本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生產經營目標而付出目的用貨幣測定的價值犧牲，具有資本性、價值性、消耗性、盈利性等特征。資本性指成本是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存在形式是一種墊付資本；價值性指成本同資本一樣也是一種價值形式，要以貨幣作計量尺度，同時與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使用價值相聯系；耗費性指成本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消耗，是資本的耗費；盈利性指成本具有要求盈利的本性。企業會計成本管理的意義企業的成本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關鍵應生產（或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或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占領市場，并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勝。
在競爭中若要以低廉的價格取勝，應以較低的成本為前提。只有降低成本，才有降低價格的依據。若不計成本地降低價格，只能在競爭中失敗。因此，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成本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成本管理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成本管理活動可以降低產品成本；二是通過成本管理活動，可以提高企業成本核算水平，提高成本信息的準確性；三是通過成本管理活動，可以促進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四是通過成本管理活動。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五是通過成本管理活動，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六是通過成本管理活動。可以提高企業員工的成本意識。當前企業會計成本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核算方法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企業一直是采用均攤成本的方法，將總成本除以當月銷售總量即得出單位成本，這一方法是極其不合理的。
一方面公司每月會自用一些最終產品——使用合格產品或者不符合出廠標準的次品，這部分產品不計入月產量，但計入成本，就使得計入成本的的總產量比實際產量要少。另一方面公司出賣中間產品時，也不計入總產量，但實際上這些中間產品也已經發生材料以及人工費用等成本了，這也導致成本分攤時，單位成本更大。管理體系不合理。我國企業傳統成本管理方法的研究都是針對單個成本管理方法的，缺乏對方法之間聯系的研究，不能形成系統的成本管理方法體系。實踐中，成本管理方法的應用缺乏聯系，引進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常常會導致對原有方法很大程度的放棄，從而使成本管理缺乏連貫性，并加大了管理成本。我國企業傳統成本研究局限于企業內部，缺乏戰略管理的思維。只注意生產過程的成本管理，忽視供應過程的成本管理。管理觀念落后。我國企業存在成本管理觀念落后的現象，表現在成本管理的范圍、目的及手段等方面的認識存在偏差。
企業將成本管理的范圍局限于企業內部甚至只注重于生產過程，而忽略了對其他與生產相關領域成本行為的管理。成本管理的目的局限于降低成本，較少從效益角度看成本的效用，降低成本的手段也主要依靠節約方式，不能應用成本效益原則，通過發生成本來實現更大的收益。這些落后的觀念已經不能適應競爭日益激烈的經濟環境。我國企業會計成本管理改進的方法針對我國實際，提出成本全過程管理的三層含義：一是成本與經營管理同步，成本管理的位置從公司經營管理的下游提前到上游，并伴隨著公司經營管理活動的全過程，真正做到經營管理的過程同時也是成本控制活動的過程，使企業有內部會計系統成為對員工進行激勵與管理的經營業績評價系統的一個部分；二是成本全過程控制也需要對收入活動進行有效調控，運用收益成本比或成本收益比等相對指標，將收入調節與支出控制融為一體；三是成本管理體系要有序循環，從預測、決策實施到監管、核算、預警、分析、考核，一定要做到環節完備、運作有序。
根據控制理論將整個過程的控制分為三個部分前饋控制。前饋控制是指分析企業成本形成的原因及影響成本變動的因素，在成本形成之前，對公司的成本進行分析、預測、比較，為管理者進行決策提供依據。實行前饋控制，可以使公司管理者事先了解和掌握成本變動的因素，以便及時研究制定控制措施，達到降低經營成本的目的。因此前饋性成本控制的重點是科學地分析和預測變動成本的變化規律。過程控制。過程控制是指在公司成本形成過程中，對成本的日常控制或現場控制。它是在公司業務經營活動中，以成本分析和預測為基礎，通過制定成本標準和成本計劃，對實際發生的成本費用進行限制、指導和監督，從而保證公司原定經營目標得以順利實現的管理活動。因此成本標準和成本計劃的制定是過程控制的關鍵。反饋控制。事后的反饋控制是指將實際形成的成本與成本預測、成本標準和成本計劃進行比較，找出差異，并對差異進行分析，就重大的差異事項及時采取糾正措施，從而達到成本控制的目的。因此差異分析是反饋控制的重點。
巴塞爾委員會在監管原則中引入IRB方法的演變
巴塞爾委員會此次提出在監管原則中引入IRB方法,是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 一些國際大銀行發展出各種風險模型來衡量信貸風險, 并且計算經濟/風險資本〈economic capital〉。這些銀行意識到巴塞爾委員會1988年公布的舊版的巴塞爾資本協議并不能準確、敏感地體現真實的風險水平, 因此, 在衡量風險時更多地采用經濟資本, 而不是監管機構所規定的資本。另外, 隨著各種資產證券化產品(asset securitization)與衍生產品的出現與日益復雜, 更加突顯1988年的資本協議不能準確衡量實際風險的問題, 1988年的協議面臨重新修訂的必要。
委員會了解現行資本協議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 其中一個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訂, 將市場風險包括到資本協議中,并允許銀行采用風險模型來衡量市場風險(VAR, value at risk)。當一些銀行運用風險模型來衡量與管理信貸風險之后, 委員會面對重新考慮有關信貸風險資本的規定。委員會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資本充足比率框架》(“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文件中, 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 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風險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與不斷改善IRB方法的過程中, 委員會做了大量的調查與研究工作,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了業界比較常見的兩大類信貸風險模型:Default mode paradigm (簡稱DM) 與Mark-to-market paradigm (簡稱MTM)。雖然從2001年初公布的新協議中, 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兩類信貸風險模型對IRB方法的影響, 但是委員會在新協議中并不允許銀行完全采用信貸風險模型來衡量信貸風險及其相應的資本準備。1999年4月的信貸風險模型研究報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結論是:信貸風險模型尚未到達與市場風險一樣的成熟階段, 信貸風險模型受到數據有限與未能驗證模型的準確性這兩個主要問題的限制, 因此委員會暫時不會考慮讓銀行使用風險模型來衡量信貸風險,或計算應提取的資本準備(在新協議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點中對此也有明確的說明)。但是委員會同時也意識到信貸風險模型將來會發展到成熟的階段, 因此在新協議中不能完全忽視銀行在衡量信貸風險方面發展出的各種工具。
于是,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個明顯的特點:委員會將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貸風險因素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委員會的工作小組在以往的調查研究基礎上認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貸風險工具, 在新協議中, 委員會允許銀行在符合監管機構要求的情況下,使用這些銀行內部的風險因素, 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銀行內部評級、與評級掛鉤的違約率PD, 以及高級IRB中的衡量違約風險暴露EAD與給定違約損失率LGD的方法, 使用一些減輕信貸風險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的做法〈雖然委員會對這些做法做出比較有爭議的修改〉。委員會為此作了不少準備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銀行內部評級系統的做法》(“Range of practice in Banks’ internal ratings 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貸評級與信貸質量的補充資料來源》(“Credit Ratings and Complementary Sources of Credit Quality Information”)與2000年1月公布的《業界對減輕信貸風險工具的看法》(“Industry Views on Credit Risk Mitigation”)。另一類是委員會認為還不夠成熟, 不能在新協議中使用的衡量信貸風險理論與工具。委員會在這些工具的理論基礎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預見風險EL與不可預見風險UL的理論〈即銀行認為只需要為UL提取資本準備, EL可以由銀行的一般準備與利息收入覆蓋。 而委員會要求銀行為EL與UL都提取資本準備。〉;利用PDF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Loss)計算信貸風險VAR的風險模型(主要是DM與MTM模型)。委員會在這些其認為不夠成熟的理論基礎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計算風險權重(risk weighting)的公式, 調節授信組合中的風險集中度(Granularity, 簡稱G)的做法, 對減輕信貸風險做法的調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員會對這類理論的大幅修改成為業界在反饋意見中引起最多爭議之處, 也是委員會在研究業界的反饋意見之后, 可能做出修訂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類的風險因素, 業界與委員會的分歧比較少, 因此, 以下簡單分析IRB方法中對于第一類風險因素的構思, 著重分析第二類風險因素的主要構思與特點, 業界的不同意見, 委員會可能采納業界的哪些意見并做出修訂。
二 IRB方法中關于第一類風險因素的主要理論框架
巴塞爾委員會總結1999年至2000年底對銀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貸風險的做法所做的調查與研究, 認為比較多的銀行有能力運用內部評級系統來衡量于管理信貸風險, 并且能將客戶評級與違約率PD掛勾。另外, 銀行在衡量與預測違約率PD時,有比較充足的數據, 并且可以參照外界評級機構對各借款人評級相應的PD資料, 從而能比較準確地衡量與預測PD。
但面對數據有限的問題, 比較少的銀行能夠準確地衡量與預測各種產品與客戶的給定違約損失率LGD。而且不同銀行對LGD的預測結果有很大不同, 銀行之間的可比性比較低。另外, 與PD相比, 在LGD方面, 可供銀行參考的外界資料相對少了許多。因此,委員會根據對銀行的調查研究結果,在醞量IRB 方法時提出了基礎IRB與高級IRB兩種方法, 以便讓有能力、有條件的銀行能夠更多地運用其現行的衡量、管理信貸風險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銀行在使用銀行內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風險因素的同時, 對于目前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風險因素, 如LGD與EAD則使用委員會的統一規定。
需要留意的是, 委員會在制定基礎IRB中由監管機構統一規定的風險因素時, 由于要平衡簡單、易行與準確衡量風險兩方面的需要, 以及銀行之間風險水平的差異, 因此, 在制定一些統一規定時偏于保守, 從而造成了采用基礎IRB方法的銀行比采用標準法的銀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資本準備的不合理結果, 這個結果也是與委員會的理念不相符的(即為銀行提供提高衡量風險能力的動機, 對于相同的風險資產, 能更準確衡量風險的銀行可能提取比較少的資本準備)。 造成基礎IRB偏于保守的特點在委員會關于基礎IRB的LGD規定中表現得比較明顯, 以下略作說明:
基礎IRB方法對給定違約損失率LGD主要以下規定:
1 按照是否有委員會認可的押品作抵押, 對LGD有以下規定﹔
對于有優先索償權,但沒有委員會認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50%。對于沒有優先索償權,又沒有委員會認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75%。委員會承認這樣的規定偏向保守, 因為在基礎IRB 方法中, 委員會認可的押品十分有限, 銀行的大部分授信將被當作無抵押的授信。
2 即便是對于有委員會認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與授信額度的比率, 對LGD有以下規定:
(1) 對于有優先索償權的授信
委員會根據押品值與授信額度的比率(the ratio of collateral value to the nominal exposure, 簡稱C/E), 訂出兩條線:30% 與140%。委員會再制定這兩條線的主要構思時﹔擔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達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 才對LGD有比較明顯的影響, 才能在計算LGD時得到認可。這實際上進一步削弱了基礎IRB方法中為委員會認可的押品對LGD所起的作用。對于有優先索償權的授信, 若C/E小于或等于 30% 的, LGD為50%〈這實際上等于不認同押品對LGD有任何影響, 因為對于有優先索償權的無抵押授信, LGD也是50%。 委員會的理由是, 當C/E小于或等于 30%時, 銀行在處理押品過程中所花費的成本可能超過處理押品能夠得到的金額, 因此, 銀行沒有足夠的動力妥善管理押品, 從而認為應該將這類授信等同于無抵押授信〉。若C/E大于 140% 的, LGD為40%〈140% 的C/E相當于授信與押品值的比率為70%, 銀行在借出$70元的貸款, 而該貸款由$100的押品擔保, 委員會認為當借款人公司違約時, 銀行即便出售押品, 也可能面臨$28, 即$70x40%的損失。 請留意, 這類押品已經局限于委員會認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種類。〉。若C/E在30% 與140%之間的, 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計算LGD。
(2) 對于沒有優先索償權的授信,即便有委員會所認可的押品作抵押, LGD仍為75%。 即等同于無抵押授信處理。
委員會對于所認可的押品范圍, 以及對于基礎IRB方法中的LGD規定引起業界比較大的反向, 也是委員會可能做出修訂的內容之一。
三 IRB方法中關于第二類風險因素的主要理論框架以及全球金融界的反饋
由于計算公司授信的風險權重以及決定風險權重的各類風險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詳細與復雜的, 因此, 以下的分析主要圍繞公司授信。
(一) 計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 簡稱M因素)
委員會承認M是一個重要的風險因素, 在其它風險因素不變的情況下, M越短, 風險越低。 銀行在衡量信貸風險, 風險定價, 資本準備與調節風險后的回報時, 往往都會考慮M所起的影響, 并通過主觀判斷或信貸風險模型來調節與體現該影響。
一、人力資源管理中“以人為本”與人性假設
人們將對于人性的假設作為評判人的行為的標準前提，人性假設被應用到社會公共事務處理的各個領域當中，在政治、經濟、行政當中都具有其重要作用。為了能夠更好的貫徹人性假設這一前提，政府機關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充分發揮“以人為本”的理念，嘗試利用人性假設來幫助政府機關在公務人員的選擇上作為一個評判道德以及思想的重要依據。
（一）經濟假設對于人力資源管理的作用
經濟假設的提出是為了保證行政主體在行動的時候要以擴大利益和降低成本為行動的主要目標，這種在政治決策當中追求利益的行為是其在進行理性的行為選擇。這種理想中的經濟假設在現實當中是很難達到的，因為人畢竟作為事件的參與者，在其作出決策時總是處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難以保證絕對的不偏私。因此，政府機關需要通過人力資源管理手段來提高公務人員的整體素質，將“以人為本”的觀念樹立在公職人員心目當中。
（二）文化人假設對于人力資源管理的作用
人們對于文化人假設的定義在于其關注到人的行為往往充斥著文化內涵，無論人在行動過程中處于哪樣的事件當中，其行為都會與文化相互關聯。政府機關需要依據這一特性對公職人員的文化素質進行提升，從而為政府機關的整體帶來生存發展的空間。
二、政府機關“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重要性
依據上文的觀點可見“以人為本”對于政府機關的重要性所在。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總是處在社會的復雜環境當中，面對越來越多困難的決策，政府公職人員需要以提高綜合素質為手段來幫助自身在決策當中做出最正當的選擇，從而逐漸面對社會當中更深層次的挑戰。
（一）全球化對行政管理的要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政府機關需要不斷的適應社會變化的新環境，為了更好的適應經濟需求，政府機關需要做好面對全球化條件下更為復雜的社會環境。政府機關需要不斷調整自身的管理模式，改變過去單一的、固執的行政管理理念，從而來應對經濟的快速變化。
（二）科學技術為行政管理帶來的改變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新型管理模式被提出，企業間對于管理運營模式的更新換代要求政府人員的辦事效率必須提高。為了迎合這一需求，新的政府辦公手段需要出現，電子政務的出現滿足了科技發展狀態下的新型政府辦公特點，既增加了政府人員的辦事效率，也滿足了社會的需求。該模式的出現同樣為“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提出了要求，需要政府機關在對公職人員的管理當中充分貫徹落實這一條件。
（三）高素質公職人員的缺失
在經濟全球化與科學技術的雙重挑戰下，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需要面臨難度更大的挑戰。為了更好的處理行政事務，政府公職人員的整體素質方面需要不斷提高。我國目前狀態下的政府公職人員所處的狀況普遍就是素質不高，我國對于考取公務員要求還遠遠不夠，僅僅是在政治素養方面做到了足夠的要求，對于其思想方面的要求還不夠嚴謹。公務員考試雖然已經被列為全國考試當中比較重要的一門，但其所考的科目畢竟是有限的，在考題的范圍上也被限制了很多，很難從該種狀態下選取出優秀的公務人員。為了更好的貫徹落實科學決策，政府公務人員需要在文化素養上得到提升，如此才能更好的領悟“以人為本”的理念，從而在處理社會問題當中更加得心應手。
（四）學習型與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政府機關需要迎合時代的要求，就要積極的做出改變。為了改變當前狀態下的政府辦公狀態，政府需要構建學習的體系，幫助每一個公職人員都能夠系統的學習政府辦公的整套知識，對其進行實踐性的培訓，從專業素質方面提高公職人員的基本條件。政府要在提倡學習中充分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使公務人員明白“以人為本”的內涵。同時，在公職人員進行辦公的過程中要求其要為人民服務，這一準則是我國對于政府公職人員的要求，為人民服務自然離不開“以人為本”的理念。所以，“以人為本”不僅僅是政府在管理當中的公職人員所需要貫徹的理念，也是對公職人員在辦公的過程當中需要落實的觀念，從而來為人民群眾服務，做有素質的公職人員。
三、政府機關“以人為本”理念在人力資源管理當中的執行
既然“以人為本”的理念如此重要，政府機關需要在人力資源管理當中充分貫徹執行這一理念，以此來塑造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以此來提升政府的整體公眾形象，并通過對公職人員的管理來適應社會的發展，來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環境。
（一）以公務員為中心
政府的辦公主體就是公職人員，其在履行政府職能當中是最為主要的基礎。我國當前的政府辦公形態來看，政府機關正是忽略了公職人員的真正主體，從而也打消了公職人員的辦公積極性。公職人員因為主體被忽視而沒有高效率的工作，政府部門的總體管理必然會受到影響。為了能夠充分發揮公務員的辦事能力，提升其辦事效率，政府需要對公務人員引起足夠的重視，對其進行關注，關心其思想變化并尊重其行為思想，使其在辦公當中更加有自信，也能夠充分開發其對于社會事件的真實想法。
（二）提高公務員的整體素質
公務員作為政府辦公的主體，其所進行的各項行為活動都代表著政府的公眾形象。公務人員的素質也代表著政府的整體素質，為了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升辦事效率，政府要積極提升公務人員的整體素質。首先要重視公務員的選拔，在對其進行的考試當中，盡可能的去完善公務人員需要具備的素質的考核內容，幫助政府從選拔環節來選擇高素質的公務人員。在公務員的后期培養方面也需要對其的實踐辦公找人帶領，充分發揮“以人為本”的人才管理觀念，激發公務人員的辦事積極性和學習積極性，從專業技能方面不斷的充實自己。在思想道德方面，政府也要對公務人員多加培養，為其樹立“以人為本”的辦公理念，保證其在行事當中對各項事務都能夠科學合理的決策，從根本上保證政府的整體素質提升，從而幫助政府能夠更好的應對社會的大環境。
（三）關心公務員的生活
政府對于公務員的人力資源管理不僅僅體現在對其的管理上，政府對于公務人員的管理也不僅僅表現在對其的要求當中，還表現在對其的關心方面。“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人力資源管理的過程中要尊重和關心公務人員的生活。公務人員也擁有其自己的情緒，需要被關心、照顧，在情感以及私生活當中需要被支持和鼓勵，而不是一味的受到漠視和不尊重。政府應當在合理的情況下盡可能的滿足公務員的生活需求，以關心的辦法激勵其更有效率的辦公。在文化環境方面，政府部門也要予以改善，保證政府辦公質量，也保證公務人員的辦公文化。政府能夠通過對于辦公文化環境的建立，來樹立更好的公眾形象，從而為人民群眾更好的服務。
一、從審美活動的生態本原看
從審美活動的生態本原可以深切體會美與生命的緊密關聯。
文百事通心理學對生物反應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誕生本身就意味著第一個生物反應形式-感應性的出現。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級的反映形式都在感應的基礎上產生。人的視覺、聽覺、觸覺等分別接受各種不同的“波”即“節律”。人通過這些感覺獲得信息內容的同時，也在節律感應中引起生命節律狀態的相應變化。正因此，視覺和聽覺才成了動物和人最重要的反應-感應器官，而能接受節律信息的觸覺和運動覺則具有輔助的作用。
生命無疑是世間最豐富、最復雜和最敏感的節律性存在，生命之花也就成為最生動多彩的美。正因為如此，“美是生命”。無論是從動物的美感活動還是人類的審美實際看，這個命題的真理性都是無可置疑的。
二、從審美活動的生態功能看
審美活動通過節律形式為中介的節律感應作用于主體的生命體驗，可以從廣度和深度上補償生命體驗的不足，可以在感性與理性的互補互動中改善生命質量，實現不同層級的生命(文化)整合與提升，直到影響人格生成，調適人與環境的生態關系。審美活動的生態功能歸根結底是為了調整和維護、修復和優化人性及其環境的生態平衡，促進人類生命的生態化生存，其具體內涵就是“生”、“和”、“合”、“進”四個方面。審美活動這種積極的生態功能，正暗合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 “美是按照我們的理念應當如此的那種生活(生命)”。
“生”即是生命、生存、惜生、護生、創生。審美活動具有鼓舞生命意志、優化生命狀態的生態功能。在人類的審美活動中，作為原始藝術主題的生殖崇拜和各種藝術在人類“性選擇”活動中的作用就是明證。一切以荒誕、丑、庸常化為取向的審美觀念，在帶來“美”的內涵多元化的同時所導致的“美”的消解，就是極好的反證。 “和”是和睦、和諧、和而不同。和諧的生態環境才能帶來生命的愉悅與發展。審美活動就是要調適人與天地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合”是綜合、整合、融合、合作。審美活動具有“啟迪綜合意識，培養整體精神”的生態功能。生命、生物在綜合中進化，社會在合作中存在發展。審美活動的深層作用在于啟迪和培育人的生命整體觀念并把它推向社會及自然，樹立生命整體觀念，超越知性思維，從抽象到具體。綜合觀念、整體意識，應該是今天我們重新看待人與自然關系的嶄新思路，也是我們改造文藝學、美學的新路向。“進”是進化、進步、進取和超越。審美活動具有“高揚崇高理想，促進人性生成”的生態功能。人在與自然、社會、文化的生態系統整體關系中不斷生成，這個過程暗合了人本生態美學的一個基本觀點—“生成本體論”的學術理路。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我們更能理解其深刻用意。
關鍵詞：工程管理；囚徒困境；均衡；對策
1.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中非零和博弈的典型模型，它反映了個人最佳選擇并非是集體的最佳選擇這一問題。囚徒困境源自梅里爾•弗勒德和梅爾文•德雷希爾擬定出的相關困境理論，由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闡述。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合謀犯罪的兩個嫌疑犯分別被關進兩個牢房，彼此間不能互通信息，單獨接受審訊。每個嫌疑犯都可以選擇坦白，也可以選擇抵賴。如果兩個嫌疑犯都選擇坦白，他們各自將被判刑5年；如果兩個嫌疑犯都選擇抵賴，各自將被判刑1年；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抵賴，則坦白者可以免于刑事處分，而抵賴者被重判8年。
囚徒困境通常被看作個人理性沖突和集體理性沖突的經典情形。因為在囚徒困境中，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做出決策，但是最后的結果卻是集體遭殃。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和現象，正是囚徒困境的翻版。
2.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囚徒困境
在工程項目質量控制中，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建設單位、施工單位和監理單位。由于施工單位與建設單位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并不完全相同，雖然雙方簽訂的承包合同對施工單位的職責行為有所約束，但并不能排除施工單位為了追求更高經濟利益，有可能違背職業道德而做出有損于工程質量的行為。與此同時，監理單位在進行工程項目質量檢查時，由于人員和資金的限制，難以對施工單位的每一道工序進行檢查，只能采取抽查的方法。因此，一旦工程項目出現質量問題，施工單位是選擇欺瞞還是不欺瞞；監理單位對是否出現質量問題的部位是選擇檢查還是不檢查，這就形成了關于工程質量控制的一個兩方博弈問題。
工程管理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投資方與施工方之間的矛盾。工程項目的投資方追求資金最合理有效的利用，以最少的投資、最快的速度獲得最好的工程質量，盡快達到預期目標。而施工方則要追求利潤最大化，盡可能的降低工程建設成本，節約費用，以保證效益最大化。受各自利益驅使，投資方與施工方之間的博弈難以達到利益均衡，更無法實現共同利益最大化，雙方在各自的策略較量中陷入囚徒困境―建設單位的最佳選擇是盡量拖欠工程款，施工單位的最佳選擇是消極怠工。
3. 建筑工程管理中囚徒困境的對策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造成囚徒困境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雙方不能進行合作。理論上講，有限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博弈參與者是沒有興趣合作的，是走不出困境的。在工程實際中，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在實際中對博弈過程和規則進行一定的改變，使博弈的最后結果能夠達到最優。
3.1 投資方盡量與施工方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
“囚徒困境”說的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一次性博弈。投資方和施工方如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他們就有了多次博弈的機會，彼此間就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也就有可能破解。投資方和施工方在重復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復地進行。經過一次次交鋒，一次次博弈，雙方可知曉對方的一些信息，也能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不合作所導致的結果。在反復的博弈過程中，通過雙方的妥協達到雙贏的結果。
3.2 訂立合作協議，約束合作雙方的行為
在工程項目管理危機無法克服投資方或者施工方個體理性缺陷時，我們就應該更多地仰賴于制度的安排，通過訂立彼此合作協議來約束工程雙方的行為。因為，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沖突的辦法不是否認個人理性，而是設計一種機制，在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所以，雙方博弈中制定具有有效約束力的協議，才能使工程項目管理中的參與雙方采取既符合集體利益最大化又可以滿足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合作協議就如同游戲規則，任何一方違反規則，就意味著背叛另一方，另一方將會依據合同中的相應條款對其進行相應的“懲罰”。由于合同的訂立，投資方和施工方都秉承利益最大化的信念制裁對方，所以，當一方出現損人利己的行為時，便會無形加大自己“背叛”和“不合作”的成本，造成長期利益損失，這使得工程項目中的任何一方在“背叛”、不合作前都必須再三思量，不得已不為之。合作協議既能約束工程項目中各方的不合作行為，還能保障集體共同利益的實現。
3.3 不斷完善建筑工程監理制度
在項目投資方與施工方的博弈過程中，為了加強工程建設專業化的監督管理，更好地協調解決雙方遇到的問題，第三方(監理)的監督協調必不可少。由于監理單位是受建設單位委托對工程建設進行管理監督，現實中監理往往會站在投資方立場一味地約束要求施工方，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否認監理另外一個重要職能――協調合同當事人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責任和風險。當工程項目中的任何一方行為不規范時，第三方(監理)就會對其進行監督調控，通過自身的協調作用打破投資方和施工方在博弈過程中陷入的僵局，防止兩敗俱傷局面的出現，盡可能地挽回不必要的經濟損失，維護雙方既得利益，保證工程建設順利開展。
總之，在工程項目管理中投資方與施工方的非合作博弈過程中，囚徒困境在所難免，但只要雙方從長遠利益制定策略，約束自身行為，經過多次博弈和一定合同條款的約束，彼此便能走出困境，實現雙贏局面。
參考文獻：
[1]劉永.淺析工程 項目管理中的囚徒困境[J]. 山東行政學院山東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04.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常識；知識社會學；社會學智商測驗
論文摘要：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但當今社會學概論教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卻往往存在偏誤。本文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教師(研究者)與學習者的角度和專家與大眾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評述，指出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不僅僅是對立的關系。只有綜合三種不同角度的觀點，才可以更為全面、深刻的理解這對關系的涵義。
社會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之一。其中，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和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時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它也是社會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社會學家們在林林總總的教科書中多少都進行過論述。不過，國內專家在介紹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注意不夠，要么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要么是只論述其中一點，而不顧及其它，造成誤會甚至偏見。由于教科書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大學生，他們是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書的偏誤不可小視。本文在以往學界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的探討的基礎上，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梳理和綜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會學教科書中能夠較為全面的介紹這樣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
一、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
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是指從專業／學科分類體系中怎么確立社會學自身的立足之地這一點來考慮問題的。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從19世紀社會科學建立和發展起來以后，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來。在已經擁有制度化支撐的社會科學諸學科面前，社會學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須擁有與其他先制度化的社會科學諸學科更為獨特的地方。
在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從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會學”概念到涂爾干(EmileDurkheim)最先獲得法國大學的社會學教職，早期經典社會學家雖然沒有明確就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說明，但實際上他們有一個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就是科學自然優于常識。比如孔德，他把人類觀念進步的階梯分為三個階段，即神學的階段、形而上學的階段和科學的階段。孔德認為，社會學在時間上是最晚出的，在邏輯層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學科都為它做了準備，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學科作為源泉。在他的科學分類里，所牽涉到的問題不包括常識，因為在科學理性的關照之下，沒有任何屬于常識的藏身之地。
涂爾干則在孔德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涂爾干指出，“孔德這種用歷史發展的觀念來解釋社會的方法，與人們用常識來解釋社會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從表面上看，歷史提供了社會進化的一個簡單程序……因此，對于解釋社會進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這樣來解釋社會，不僅是陷入意識形態決定論，而且是將與社會學毫無關系的概念當作社會學對象了。”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方法要求人們不要用常識代替科學，凡是未經科學檢驗的概念，不能隨便使用，更不能用來代替事物本身。”在涂爾干看來，由于社會現象的異常復雜性，所以當時的人們就用常識來解釋它們。可是，社會學家不能這樣，他指出，“社會學者在決定研究對象時，或者在講授他的研究結果時，都不能亂用科學以外或沒經過科學研究檢驗的概念。社會學者還應該清除常識導致的謬誤和前人傳下來的習慣中成為科學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應該明白這類常識和習慣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才不致于讓這類東西在學說上占據重要地位。”
涂爾干關于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張，在其《自殺論》一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涂爾干挑選了一個常識看來無非是極端個人化的行為，如自殺現象進行研究。通過對自殺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識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當然也包括當時心理學界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通過這樣具體的研究成果，涂爾干清楚的表達了他在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上的立場。
總之，在這些經典社會學家的眼里，樹立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顯然是要把它不僅與常識而且要與其他已存的社會科學的學科相區別，這在他們說來顯然不僅是樹立學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須的(我們只要看到孔德、涂爾干、馬克思和韋伯在創始社會學時在將她和其它學科區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看，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也不僅僅存在于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在社會學家作為專門職業的層面，也需要考慮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很多社會學家為了求證社會學研究自身對于常識的合法性，往往對此加以說明論證。據美國社會學家的看法，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有三個基本的區別：(1)目標。常識性知識關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動，是怎樣以一種有意義的、可以預料的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相反，科學知識的基本目標是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識。當科學家出于個人的原因而盡力“證明”某種理論時，指引著他的就是常識，不是科學。(2)支持其理論的證據。常識性知識建筑在現行事物的基礎上。科學則需要遠為廣泛的證據，他們是按照明確的規則收集起來的。在積累知識的過程中，科學家們甚至將努力證明其理論之不成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們才能向任何一個接受所運用的證據的規則的人提供系統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證據，證明其理論之成立。(3)系統性。科學理論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過系統闡述的，而常識性理論則是想當然的，并且可能難以用文字來表達。
常識性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這種區別也同樣適用于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上。
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透視
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主要是指社會學家作為教師怎樣在教學中闡明這對關系。在現代大學教學體系中，社會學概論課程是很多大學生的必修／選修課，對學習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專業的學生來說，則是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在這門社會學的入門課里，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同學們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問題之一。理解好這個問題，可以為同學們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學習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幾乎每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都會涉及到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E．Snizek為美國大學選修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會學智商測驗(SociologicalI．Q．Test)。
這份測驗由30個陳述組成，依一般常識來看，進行判斷是沒有問題的，難度似乎不大。但根據社會學的科學調查或社會實踐表現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陳述的對錯與常識的觀點幾乎都是對立的。這份測驗其具體內容，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其結論不一定還適合已經變遷了的社會情境。但同時，這種測驗的思路體現了撰寫教材的專家們在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上希望透露給這些專業修習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測驗，使學生們能夠理解，常識的種種觀點和看法并不一定經得起社會學研究的推敲和考驗。
在大陸，目前很多社會學概論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國社會學教科書的思路，提出了社會學知識可能迥異于常識的觀點(甚至在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證也是與美國教科書所引用的例證相同)。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社會學家劉少杰就在訪談中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進行過評論，其主旨也是與美國社會學概論教材的提法沒有什么兩樣。國內近幾年來出版的一些社會學概論教材，如張敦福主編的《現代社會學教程》、風笑天主編的《社會學導論》，朱力主編的《社會學原理》，王思斌主編的《社會學概論》等等，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國內教科書中關于社會學與常識的評論，仍是立足于社會學與常識的對立或者至少是有優越性的地方。也許，在他們的視野里，社會學當然與常識不同，甚至與常識的觀點正好相反，否則就沒有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從專大眾的角度透視
如果說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還是從知識本身的角度來考察這對關系的話，從專家與大眾(門外漢，layman)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則遠遠超出了知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討論了社會學與常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從使用的角度來看，社會學知識至少不比常識擁有更多道德優勢。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會學與常識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而考察他們各自在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范圍、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體的作用機制等等。
20世紀70—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專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此外，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也對社會學知識本身以及社會常識做了建構論的解釋。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常識定義為行動者關于社會生活的陳述性信念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他認為主流社會科學——慣以糾正常識為己任，這就是偏見。在吉登斯看來，正統共識的支持者“設想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具有一種技術形態。社會科學糾正行動者關于社會行動或制度的虛假信念。如發生在自然科學中的情況一樣，隨著我們對社會的了解不斷加深，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但是，這樣一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確包含了對常人行動者所持的關于社會世界虛假信念的批判。但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論得以構成的背景、其實踐的意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大為不同。社會科學關注持有觀念和創造觀念的行動者，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以及如此行動的條件做理論概括。社會科學涉及一種雙重解釋，因為在那里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理論要發生效力的那個世界，是由進行概括和理論思考的個人的各種行動構成的。社會科學不必向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解釋社會世界的意義。正相反，社會科學的技術觀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觀念之上的。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制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并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并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并融人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這從社區、社區建設、社會指標、社會發展、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等等社會學的專業詞匯逐步推廣到變成大眾的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所以說，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它不會局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
吉登斯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平也認為，與自然不同，在社會一人文環境中，每一個被專家視為“外行”的社會成員作為具有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行動主體都在時時處處參與著社會的建構過程；并且，這既是行動的過程，也是闡釋的過程，而他們對在自己的行動參與下建構起來的社會生活的闡釋，若照專家看來也許無非是“常識”而已。不過，情況也有正好調轉過來的時候，所謂的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知識，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來，也不過是用某種學術語言講述的常識。而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識者和闡釋者，任何一種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理論都是在被常人從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斷進行再闡釋著。正是這種“雙向闡釋”構成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質。
因此，從反思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等角度來看，常識與社會學的關系就不像前人所認識的那樣是簡單對立的。這些方面的認識，也使我們更加關注社會事實的主觀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與生活，因此，實際上也是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認識。
四、結語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三個角度考察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常識的關系，我們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會學知識與常識性知識二者之間種種變化的關系。從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結果來看，我們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社會學與常識之異
社會學包括的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知識，還包括社會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常識也包括常識性的知識、直接經驗的獲取知識的方法、直覺從眾的思考方式。社會學與常識的區別關系也可以參照前述的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之間的區別來看待。由于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憑個人經驗和普通常識來處理日常事務與解釋社會現象，這種方式也可以發展出知識來，就像傳統社會以經驗累積與傳承來建構知識一樣。“社會學”不必也未必能“導正”所謂“偏頗”的想法(因為“正”與“偏”是相對地)，但至少能提供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而這個解釋通常是經由實證資料的搜集來支持或是經由理論邏輯的推演結果。由于現代知識的建構方式，通常強調“系統”而不是零散，重視“累積”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統”與“累積”的知識成為現代學術的特色。“社會學”的特色就在強調“系統與累積”，主要能提供我們一般性(即大數法則)的知識。當然這并不能說是“正統”知識，只不過是能透過現代“科學”技術或程序的“實證資料”來加以支持的說法而已。透過社會學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一般”現象(而不是和一個人的想法)，這或許可以幫助一般人跳脫出以自己經驗為主的“認知”與視為當然的“常識”。同時，熟悉(常識)使我們“視而不見”，“去熟悉化”則是社會學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開我們的社會觸覺，讓我們“見人所不能見”，看清楚這個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幾乎是命定的必須以“常識”為探討對象的社會學讓人們往往以為社會學并無舉足輕重或者對實際人類社會貢獻——甚至有些人直覺地就去質疑(或者否定)社會學的科學地位。但其實，社會學的知識具有強烈批判品格(盡管社會學之中的某些說法被視為是保守、靜態且傾向于維系“現狀”(htestatusquo)的)，社會學的這種批判品格也是常識所不具備的。
另外，在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早期的社會科學家在其研究和理論中，也使許多他們那個時代的相當普遍的常識性假設成為理所當然(take—forgranted)的東西。社會學最近幾十年的進步，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對常識性假設進行再考察，對它們做出批判性評價，在必要的地方以經過科學的證據嚴格驗證的觀點來取代。
因此，現在也有一些關于“社會學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會學庸俗化”問題提出來，希望使社會學學科的特性更加凸顯。在這些論者看來，對社會學家而言，常識只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一個題目，而不是社會學理論的源泉。這種提醒顯然是必要的，由于社會學家們都生活于常識的世界里，他們對自己所利用的常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這樣一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學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識當成了社會學知識(當然，反過來說，有些社會學家不是從學科、專業的角度出發做出的社會評論，我們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會學的知識或者社會學的理論成果)。
2．社會學與常識的聯系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學對社會的介入越來越廣泛、深入，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也由原來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社會學與常識相對”的態度要變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會上，一方面，社會學家通過電視、廣播、報刊雜志、書籍等等媒介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似乎什么樣的情況下社會學家都可以發言且常有驚人之語，另一方面，有些輿論把社會學家的工作稱為“花大量的錢財去發現盡人皆知的事實”，把社會學家在大眾傳媒中傳播的很多“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學的視角”所作的分析稱為“庸俗社會學”。社會學家對社會現實的全面介入與社會輿論對社會學的譏諷之間的張力使得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又重新成為社會學家反思的對象。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危機”，更是促進了人們對社會學與常識(實際上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講也可以說是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出反思。
如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香港的社會學家張德勝在其著作《社會原理》中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評論。張德勝的基本觀點是“道不遠人”，社會學的規律來自于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它自然不會與人們的常識認識太過疏遠。
關鍵詞： 中醫學； 辨證論治； 唯物主義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基本理論形成于秦漢時期，是歷代中國人與疾病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為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但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中醫本來的診治疾病病種及就診人群逐漸被“蠶食”，中醫原有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那么中醫學如何應對目前既成事實的局面？中醫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都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從中醫學現在所處的境遇分析，發展要重于繼承，在發展中求生存，本文試圖從中醫學亟待發展的幾個領域談談筆者的一點點薄見，以飧同仁。
1 中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亟待性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基石是《黃帝內經》，其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療成就和醫療經驗，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中醫學典籍，盡管距今歷時近兩千年，其基本理論對當今中醫學的發展仍舊起重要的指導和導向作用，其吸納了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哲學、天文、地理、歷法、氣象等多方面科學成就，漸漸形成了以“五臟”為中心，以氣血為物質基礎，以經絡溝通內外，配以六腑、形體諸竅，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輔以“天人相應”，“自身統一”的辨證法思想，來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同時突兀“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體系，其理論博大精深，堪為當時的醫學奇跡。后世中醫學臨床實踐證明，《黃帝內經》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就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來講具有一定的超前意義，其間活人無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
但中醫學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影響，以“陰陽學說”來概括世界上萬事萬物（包括人體）矛盾雙方的對立，以“五行學說”來闡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關系，進而拓展到人體的“五臟”“六腑”“五官”、形體、情志等的關系，因而在思維邏輯上難以擺脫表面性、直觀性、機械性和猜測性，并且對人體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變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和隨意化，同時理論又抽象、晦澀，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稱“華蓋之臟”，那么就有了“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的“肺為首當其沖”之說；又因肺葉嬌嫩，不耐寒熱，故易被外邪侵襲，故肺又為“嬌臟”，至于肺葉何以“嬌嫩”的更深層次原因則無以說明。再者，如果對只有大腦才有情志活動這個常識不曾持否定意見的話，那么肝、心、脾、肺、腎的在志歸屬分別為怒、喜、思、悲、恐的觀點，就不能不讓當代之人費解不已。中醫學對很多組織、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為六腑之一，對于它的位置張介賓在《類經·藏象類》中是這樣定義的：“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這種定義未免有些牽強。又如，最具中醫學特色的經絡理論，它是人體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質實體至今無從定論，盡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達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為藉口，但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表明中醫學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測性之所在。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發展都是建立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之上，從那時至明清時期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應該承認中醫學理論一直在逐漸發展和完善，其間著名醫者層出不窮，醫學典籍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從本質上講中醫學基本理論仍未從根本上突破《內經》范疇。真理是絕對的，但也是相對的、發展的，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中醫學亦然。畢竟《黃帝內經》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色彩，那么時至21世紀的今天應該對中醫基本理論的繼承采取“揚棄”的態度，只有如此中醫學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2 中醫診斷手段的局限性
中醫學診斷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聞、問、切”，簡稱“四診”，就是通過醫生的感覺系統來察知就診者的正常和異常表現，收集病情資料，通過醫生的理論知識和經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中醫學辨證思維的運用，獲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等材料，力求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給出正確診斷，其診斷疾病的重要理論支撐就是“司外揣內”“見微知著”“知常衡變”。“司外揣內”就是通過審察患者外部的表現來推測機體內在的病變，此與現行的控制論、信息論、“黑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論；“知常衡變”也是現代哲學認識事物及現代醫學診斷鑒別疾病常用方法。同時，中醫學在疾病診斷過程中重視整體審察，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資料強調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重視諸多外在表現在反應疾病內在本質的作用和地位，綜合權衡，防止以面蓋全；疾病診斷力求“病癥結合”，既注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又不忽視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過程特點和規律。因此，中醫學在病情資料的采集及診斷思維過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資料的客觀性（依賴患者的客觀表現）、思維邏輯的合理性、診斷結果的正確性等等積極因素，這正是中醫學歷經兩千余年一直被視為人類健康保護神的有力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