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7 17:29:12
導語：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活動形式的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結構的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的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客觀形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關鍵詞：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經濟問題
一、民族地區社會工作的特點及相關問題的影響
我國的社會工作是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后較快發展起來的，社會工作在發展工作對象方面有如下特點：第一，民族地區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規模小、專業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區社區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和服務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區有相當一部分社區社會工作者存在以下問題：缺乏對不同民族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社會價值和文化的了解；對社會問題、社會政策缺乏從服務對象所屬民族（族群）的角度進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溝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決民族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問題，是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任務，這是關系多民族社會工作成敗的關鍵之一。
1.文化的敏感對多民族地區社會工作的影響
社會工作強調服務對象的生活處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理解。從宏觀上來說，文化敏感是在開展跨民族社會工作時，社會工作者要切實懂得服務對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義，能夠理解和尊重服務對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價值觀的切實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處理問題。從微觀上來說，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體服務的過程中，在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中，要時時理解服務對象的行為舉止的含義，以做到社會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會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會工作才會取得成功。
2.族群的優勢對民族社會工作的幫助
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在我國的社區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會工作人員對屬于本族群的服務對象開展專業服務更具有優勢。由本民族成員開展社會服務，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出現理解差異的可能性和程度應該小得多，這種差異要比民族間差異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為作為同一民族，其成員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價值觀念的共同性，他們之間有更多的族群認同。
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社會發育程度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
社會發育程度代表著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市場的發育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逐漸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允許和鼓勵自發市場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具有一定市場經濟發展基礎和傳統的沿海地區，很快適應了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并執中國經濟發展之牛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民眾，不能適應新體制發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場規律組織經濟活動，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育程度還沒有達到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而東部地區已經積累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基礎，即社會發育程度已滿足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
2.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
我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區，特殊的氣候和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而且由于長期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仍相當尖銳。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仍以一定的資源和環境條件為基礎。民族地區基本處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豐富的自然資源也為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區的必然選擇。
西部開發過程中的環境政策屬于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有些是逆市場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主體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很少考慮環境效益。同時西部大部分地區群眾的生活還處于溫飽階段，有些地區群眾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區屢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藥等行為就說明這種微觀主體利益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矛盾。
3.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公平與效率是經濟學中一對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區，由于受到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為此在不破壞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的前提下，應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在資源開發過程中也要充分考慮到資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過去40多年的資源開發過程中，由于采取的國家主導型的資源開發模式，主要考慮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很少考慮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們只能享受資源開發帶來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參與其中，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過程中，在勞動就業、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慮到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4.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來說，農業不僅是其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是其賴以生存的支柱產業。因此，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不僅關系到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且關系到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地區農業的發展還基本停留在傳統農業向近代農業過渡的時期，也有部分地區是由近代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同時還存在著少量的現代農業。因此，自然經濟是其主要表現形式，與此相聯系的是不僅生產力水平低下，而且農產品的商品率也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絕對必要條件，沒有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是沒有基礎的。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低的地區，社會問題也是很嚴重的。為此，要保障民族地區長期穩定發展就要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5.小生產與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區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發育滯后，尤其是廣大農牧區具有明顯的自然經濟的特點，還處于小生產的發展階段。因而就出現了小生產和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依靠這些小生產自身的力量與大市場銜接，難度相當大。沿海地區的一些企業已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尤其是家電生產領域居于有利地位，他們具有明顯的規模和技術優勢。西部地區企業進入這些領域與其競爭，并取得部分市場份額，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差距。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形成了買方市場，絕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業找不到新的市場亮點，一些商品投入市場就很快過剩。在這種市場格局下，進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區個人和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
6.教育、人才結構與社會需求的矛盾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教育結構直接決定了人才分布的狀況，在民族地區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相對集中于黨政機關、社會團體、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而在各級經濟領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則為數過少。這種人才結構和分布，對民族經濟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與西部開發中對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專業人才的流失問題嚴重，從民族地區到發達地區讀書的大學生也成為人才流失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況將影響到民族地區長遠的發展。
三、做好民族社會工作，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1.進一步重視我國民族社會工作對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
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迫切任務，少數民族群體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問題解決的主體性再確認，要求我們積極發展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需要社會工作的參與，少數民族群體生計問題、生活問題的解決和發展能力的增強，也需要社會工作的支持和協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會工作的任務，說明了民族社會工作的基本視角，最后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性特征。所謂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區、面對民族群體的社會工作，始終要把發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樹立民族群體的主體性意識，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服務中張揚他們的主體性，要注意發展服務對象的內在能力，以更好地應對挑戰、走向發展。
2.樹立民族社會工作的價值觀，縮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文化差異
在民族地區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動態差異理論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之間相互理解上的困難，以及由此給社會工作帶來的可能偏誤，警示社會工作者要了解這種差異的客觀性，并設法縮小民族間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脈絡的社會工作力圖通過文化敏感性訓練、實景實習等方法解決動態差異帶來的問題。在我國的社區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當然，在民族關系不甚和諧的情況下，這種縮小理解差異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戰。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強民族社會工作隊伍建設，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組織保障
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需要一支專業隊伍。培養一大批訓練有素、熟悉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將是解決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民生問題、促進其發展的必由之路。當今，在世界范圍內，民族社會工作仍然是一個亟待發展的領域和學科。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轉型和發展，各種與少數民族人士、群體、社區相關的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需要民族社會工作有一個較快發展。在解決上述問題，改善民生，促進民族進步和民族團結的過程中，我國的民族社會工作也會得到較快發展。
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發展有多種路徑，其中一個重要的是對現有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轉化。專業化就是使他們較快地具備社會工作的價值，掌握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這些人員有面對基層民眾開展工作的基礎，現在需要改變他們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慣性，變管理理念為服務理念，增加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區還要增強他們真正服務少數民族的能力。用民族專業要求去發展社會工作，有利于培養一批能與少數民族的服務對象良好溝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務的專業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矛盾的解決，總體來說也將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地區的發展。
當一個地區或社區有相當數量少數民族成員、而且這些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方面有明顯差異時，用族群優勢的觀點培養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的社會工作人員就是必要的。很明顯，在族群優勢視角指導下，多民族地區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員組成的，他們之間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復雜問題的解決。
總之，民族地區社會工作對于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發展作用是強大的，我國應該大力扶植和發展民族地區社會工作者隊伍的培養，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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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科技革命及知識經濟對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挑戰。僅僅從課本學習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直接解釋許多新的經濟現象。因此，應研究勞動價值論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具體表現形式，發展勞動價值論。本文是筆者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點滴體會。
一、的勞動價值理論
什么是商品的價值?馬克思是從分析1夸特小麥出發，指出在1夸特小麥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的東西，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的價值。這種共同的東西的實體是什么呢?馬克思經過詳盡的分析后認為它是抽象的人類勞動。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并不是現成的出發點，而是勞動者的具體活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社會效果——滿足社會需要的有效用的勞動的含量。這一點馬克思在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得很明白。馬克思說:’‘商品要成為價值，首先必須是效用。同樣，勞動要被看作抽象意義上的人的力量，人類勞動耗費，首先必須是有用勞動。”因此，價值是社會對個體活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種評價。從勞動到價值有一個質和量都要進行轉化的客觀的社會過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中，有關商品價值這一術語的內涵是很明確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換關系中所表現出來的，那個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種等質的東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它已經轉化成社會勞動(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而不再是私人勞動(即個別勞動者的具體活勞動耗費)。價值僅僅是指“凝結”在某種使用價值中的抽象勞動，馬克思在多處不斷地闡明“凝結”這一思想，例如，馬克思說了:“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不過是同種勞動的凝結。”“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這個價值本身才真正表現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當我們把商品看作價值時，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顯而易見，在談到商品價值時，馬克思總是強調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結)的抽象勞動，而不涉及生產商品時的具體活勞動耗費。但是，這種細微的卻是極其重要的區別，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并沒有引起注意。
二、勞動價值論面對的現實
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也相應帶來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巨大變革，同時給傳統經濟理論提出了許多新課題。作為馬克思經濟理論基石的勞動價值論面臨著新的挑戰主要有三方面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要由“知識價值論”來取代;第二種觀點要建立新的“勞動價直論”;三是主張“發展”勞動價值論，充分注意到科學技術等，“知識”在財富，乃至價值創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認知識及包含知識的先進技術生產設備與活勞動一起創造了價值，而且比活勞動創造更多的價值。這些主張雖然觀點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活勞動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價值創造者。
這些主張對勞動下介值論在新形勢下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以前罰門認為，“句句是真理”，不容經典作家的論述與之有任何差異;改革以后，雖然認為的某些個別論述、個別原理可以發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維定式的作用，仍然認為的基本原理不能發展。澎門認為，發展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基本原理，發展是以堅持基本原理的本質為前提的。理論本身包含“內容”和“方法論，’兩方面，內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論即“唯物論和辨證法”。當然，這也說明，發展只能在堅持方法論和基本原理的本質的前提下進行。勞動價值論作為理論之一是應該發展的，但發展要堅持兩個前提:即“唯物辨證”的方法論和勞動價值論的本質。勞動價值論的本質是“只有人.的活勞動才創造價值”，新形式下堅持“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這一勞動價值論的本質特征，是因為這一“本質”仍然揭示了知識經濟條件下價值的真正來源。
馬克思的勞動下介值論是科學理論。馬克思從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學揭示出勞動的二重性質，科學地解決了價廈形成、決定和實現的難題。但是，勞動價值論是抽象的、本質的理論，它揭示的是整個商品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規津，不是商品經濟某一發展階段的具體規律。在商品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勞動價值論有不同的表現形丸探討這些不同的具體形式不是馬克思的任務，他也不可能對當時還沒出現的“階段”的，般理論的具體表現形式作出準確描述。這一任務正是馬克思的后繼者—理論工作者應該做的事。將抽象的理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具體化是對的豐富和發展。
科學技術能否創造價值，將書本上的理論和現實實耐目結合，可以作出這樣的解釋:知識是勞動創造的，而且是復雜勞動創造的，所以知識有價值，而且商品中凝結的“知寶州介值”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但是知識作為腦力勞動的結晶不能創造價值，只能將自身價值轉移于新產品之中。這種解釋無疑是有道理的，但與書本上的勞動價值論是有矛盾之處的，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在創造造知識的勞動中從事基礎科研、教育等獨立于生產過程之外的成分被劃為不創造造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結果科學技術勞動只剩下技術勞動;但科學理論研究的是技術創新的基石斷口前提。二是先進科學技術的運用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同一勞動單位時間里生產更多的產品。把這種勞動僅僅解釋為是一種復雜勞動，單位時間里創造了更多的價值，是沒有說服力的。三是根據勞動生產率與價值的關系的規律，并不能推導出科技不斷進步會使產品中的’‘知識價值”含量越來越高的結論。科技進步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會喇氏單位商品的傭直量，但無論勞動生產率姻可，等量勞動時間總是生產等量的價值。科技進步水平被勞動生產率提高水平等額抵消，因而科技進步并不增加勞動的總價值量。
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單從課本上理解是不夠的，一定要從現代和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向、新特點、新趨叁沖目結合，使經濟學能更妞斷旨導洲門的實踐，也是洲門今天學習經濟理論的主要目的。
三、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本質—有效價值理論
馬克思在談到商品價值時，總是強調它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由于主張勞動創造價值的經濟學家們，都一致認為可以用勞動持續時間來計量勞動的量，所以馬克思在談至嘀品價值時，又強調了’角直是凝固的勞動時間或勞動時間的凝結。
政治經濟學中用“凝結”、“凝固”、“結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語，不能僅僅單純地理解為要把抽象人類勞動凝結在一定的使用價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馬克思使用“凝固的勞動時間”或“勞動時間的凝結”等等用語，就是要強調，在商品生產中可以直觀知道的具體活勞動時間，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結”到一定的對象里，面，全部轉變成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不是社會必要的(浪費的、多耗費的等等無效用的)勞動時間是不會“凝結”到一定的對象里面，而是作為“雜質”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勞動才會“凝結”到一定的對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勞動產物都耗費了州門的勞動，但其社會效果卻是千差萬別的。如果社會經濟生活中不需要進行商品交換，就不必計較其中有效用勞動的含量。勞動產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換中，其所耗費的一般人類勞動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獲得評估，使表現在物的形彭讓匕的人類無差別的抽象勞動，經過“凝結”的過程，將無效用的勞動作為“雜質”排除之后，剩下的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才會形成商品價值。
綜上所述，馬克思勞動價值理本質上應是有效勞動價值論，理由有三個方面:
首先，有效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它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的表現，而不考慮這種活勞動耗費的社會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們把勞動對象吸收的勞動量稱為有效勞動，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勞動總量的多寡就是勞動對象吸收的勞動量搶以造產品的數量，即與使用價值的數量成正比的，這才是真正地體現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承擔者。這樣，在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同量的勞動量所產出的使用價值數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勞動量所創造的價廈總量也增加了，轉化率提高了，即具體活勞動的有效性增加了，這就能圓滿地解釋在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社會生產中活勞動相對減少而價值總量卻在增加的現象
再次，科技的發展對社會財富的創造發揮了巨大作用。有資料表明，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增書沖副變大大高于就業人數的增長幅度。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技術因素所起的作用已達60—80%，活勞動的作用顯著下降，這與商品傭直是由耗費勞動決定的觀點存在突出的矛盾。因為才剮居耗費勞動價值論，設備越落后，耗費的活勞動就越多，創造的個別價值也越多;而設備越先進，耗費的活勞動就越少，創造的個別洲也越少，這樣，科技進步反而成了獲取更多價值的障礙了。從有效勞動價值論的角度來看，一切都是順里成章的。科技的進步，先進機器設備的采用，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耗費的勞動量到勞動對象吸收的勞動量的轉化率，使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幅度大大高于就業人數的增長速度。
三、“創造勞動”與“超額利潤”
要想理解“超額利潤”的深刻內涵，首先要搞清楚課本中的“總體勞動’，價值論在解釋現實問題時的困惑。馬克思認為勞動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現實的情況是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其生產組織結構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各種勞動形式的“個別分化”和總體“結合”的情況更加紛繁復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勞動主要是智力勞動從直接物質生產領域分離出去，另一些原本分離的勞動形式又“總體地”結合在一起，限于“物質產品”。另一方面通過商品形式滿足人們需要的勞動產品已不局限于‘.間接生產”領域，創造價值的勞動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創查介值的方式也進一步社會化、復雜化。大量的科技勞動潛藏于其他“物化勞動”中，掩蓋了價直的真實源泉，這是形形“物化勞動”創造價值論產生的直接現實原因。從中可以看出，馬克思的論述是基于當時的生產社會化情況，化好旨的’‘總體勞動”主要限于直接物質生產領域內的“結合，’，而且他的論述只是在“資本一般”的限度內。
從科學勞動部門內部看，科學勞動不創造價值。由于科學理論研究的牛條珠刀險，其成果不能變成商品，因而其“價值”不能直接體現，這是傳統理論的思維。那么從事理論科研的“創造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我們按傳統的理論從正反兩方面來分析一下:如果不承認理論科研勞動創造價值，那么，同等勞動條件的企業一旦采用了先進技術，在同等勞動強度和同等勞動時間會獲得“超額利潤”。“超額利潤”不可能是先進設備創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業的勞動創造的，因為他們并未多付出“社會必要勞動量”。如果承認基礎科研勞動創造價值，則運用的其他生產環節的“價廈.，屬于物化勞動，它已經等額轉移入產品之中，因而“超額利潤”的來源仍然得不到說明。
[關鍵詞]明清；地域結構；社會結構
本文城市結構主要包括地域結構與社會結構，地域結構主要是指城市各個功能區的分布特點，社會結構主要指社會各階層的構成特點。
一、明清城市的地域結構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古代的城市自唐朝開始從傳統的里坊式向開放的街巷式轉變，在城市地域結構特點上，宋朝的城市開始開始突破方形的束縛，出現了不規整的形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元朝。元朝末年，由于連年戰亂，商品經濟遭到破壞，許多城市也遭到損毀，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專制皇權大大加強，在城市地域結構上的表現就是又開始將宋以來城市的城垣內縮，使城市內部更加緊湊，并將城市重建為方形。
明朝中后期之后，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城市數量也在增多，城市規模也不斷擴大，商業街市逐漸向城外的關廂發展，而且在城市的周邊出現了新興的城鎮。這樣一來，城市結構又有所突破，從當時城市自身發展來看，一方面當時社會形勢比較安定，這使得各城市在建設方面并不一定要建成棋盤式規整的城市布局；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和水陸交通的發展，又進一步促使城市向交通便利的方向延伸；這都使得城市已經不再可能向以往一樣等面積、平均安置各類功能區，而是向著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以明朝的一些城市為例，曹州府、大名府、南宮縣等，均采用了四門十字街的規劃，但是城內已經不再劃分為方形的坊區，街道也是以長街短巷定子型交叉的布局為主，類似元大都的胡同。大名府沒有設計成方形十字街式的城市結構，而是沿著衛河河道展開，這種狀況一直到20世紀上半葉也未改變，這時大名城的建設也的確只有東關和南關外與衛河之間的地區不斷發展，而北門、西門始終蕭疏空曠。所以，明代城市是有意識的沒有給地方城市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大名城是具有明代地方城市特色的典型例子。
清朝一項突破傳統城市地域結構的突破是清代滿城的建立。滿清為了利用較少的兵力控制全國，從清朝初年開始就實行了八旗駐防制度，即將少量的八旗軍隊駐扎在一些比較重要的城市，以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同時也多少帶有用八旗駐防軍隊控制、監視數量占優勢的綠營軍隊，對全國進行監控的意思。滿城在駐防城市的選址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建于所駐守城市之中，將城市的一部分筑墻分割出來，大部分滿城都屬于此類；另一類是在駐防城市的另建立新城，專用于駐扎八旗軍隊，也稱滿城。這類滿城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區，內地以寧夏、潼關為典型。八旗的營區通常都用圍墻封閉起來，官兵家屬也生活在被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軍營里，圍墻也把他們與漢人隔離起來。滿城的設計思想不僅是為了防范被統治的民眾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然襲擊，而且也可以防止旗人的漢化，隨時保持戰斗力。八旗駐防的城市隨著全國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大致在乾隆時期開始穩定。清代滿城的規劃給中國王朝最后階段的城市地域結構又帶來新的變動。
二、明清城市的社會結構
中國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地主、商人和一些手工業者。明清的城市比之前代大大發展。首先表現在城市數量的增加，其次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城市的經濟意義也日益突顯，城市規模擴大，街道增多，各種設施也愈益齊全。如湖南湘潭縣“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賈列肆”[1]，“自前明移縣治以來，楊梅洲至小東門岸帆檣云集，連二十里，廛市日增，蔚為都會，天下第一壯縣也”[2]。而且由于商業的空前繁榮，也帶動了與之相關的服務性行業在城市的發展。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增加，城市社會結構也變得復雜起來。
城市人口不僅以其本身數量的增長，而且其內部社會結構也發生著變化。以明清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為例，特大市鎮之中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居民人口已占絕對少數，甚至已經不復存在，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居民人口職業專業化程度更高，從事運輸服務業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這些市鎮又集中了一批從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動的人口，還吸引了大批無職業的純消費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鎮人口在職業結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構成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在市鎮形成之前的村莊行集發展階段，其內部人口基本上屬于本地居民，然而當村莊行集發展為市鎮后，其內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漸增多。而在江南市鎮人口結構的演變中，最為值得注意的是其內部階級構成的變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為統治階級，一般工商業者及少量農業居民作為平民階級，從而組成城市的基本階級結構。明朝中后期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江南地區在經濟領域中出現了一個顯著變化，即“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這就導致了城市中出現了兩個新的階級，即早起的資本家和無產階級，這對傳統的城市社會結構產生了沖擊。
明清時代我國社會經濟出現了一種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地方商幫和大商人資本的興起。“商幫”是中國歷史上由地域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商業集團。商幫是在古代商業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圍在本地狹小范圍內滿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結幫聯伙走出去采購或者是推銷。明中葉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士農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棄儒從商，在一些商幫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趨勢。即便是“儒風獨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3]。商人的成功對士人是極大的誘惑，明清的捐納制度又為商人開啟了入仕之路。商幫的出現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對我國明清城市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變化，這就使得商人在城市人口構成中占得比重加大，地位提升。明清雖然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出現了商幫，但是依附于國家權力的商業行為只是促進了官與商的結合，形成所謂紳商階層，他們經商所得都投資于土地買賣，商業化的浪潮并沒有孕育出一個具有獨立政治意識并專注于經濟發展的商業資產階級。
三、 影響明清城市結構的原因分析
明清城市史皇權統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權力的觀念對城市結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縣治所和軍事要塞。財政收支由政權把持，經濟活動受到政權的主導和官僚階層盤剝。城市結構往往隨著政治變遷而變遷，政治變動和戰爭常常導致城市遷移和興廢。明清時期的城市在無論在地域結構還是社會結構方面都首先受到行政權力的影響。比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推行“高筑墻”政策，因此明代的城市一般都筑有城墻。就湖南地區而言，無論是府城、州城，還是縣城，都被城墻包圍著。又如明朝初年，山東、河南、河北歷經元末戰亂，多是無人之地。為了恢復農業生產、發展經濟，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明洪武年間，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這不可避免的會對城市的社會結構產生影響。其次，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也對城市結構起著重要作用。
皇權以及行政權力雖然對明清城市結構的形成起著支配性的作用，但商品經濟的發展往往會沖擊這種行政權力之下的城市結構。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會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區，改變城市的階級構成。比如明代城市的工商業十分發達，店鋪眾多，除經常性的店鋪貿易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流動攤販和一些定期的廟會和集市。一些邊遠的縣城也出現了夜市。如黔陽縣新路市，“貨物日以繁富，貿遷者多久焉。開夜市燈火貿易，三更始罷”[4]。晚明江南地區則出現了一批專門的工商業城鎮，這對城市社會結構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總的來說，明清是我國古代社會城市發展的最高峰，明清的城市一方面繼承了以前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有所發展，特別是作為少數民族統治的清朝，無論是在城市地域結構還是社會結構上都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性。但是由于中國封建專制政治的控制，中國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發展的道路上出現了很大的困難。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以及對工商業缺少立法方面的保護，使得中國古代工商業發展緩慢，城市更多的是作為政治中心而存在。通過對明清城市結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我國城市的發展歷程，對近代城市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幫助。
參考文獻：
[1] 清光緒《湘潭縣志》卷六《賦役》
[2] 清光緒《湘潭縣志》卷十《貨值》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金融與經濟關系；金融體系建設
[DOI]10.13939/ki.zgsc.2015.43.021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建設與發展，金融行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金融體系與金融企業規模的不斷完善與擴大，使中國金融行業的生產總值也在大幅度提升，金融行業的國際地位也不斷的提高，但是在中國金融行業的發展過程中，一部分產業及金融領域出現了一系列的錯誤發展傾向，這就給金融行業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與危害，所以及時把握金融業的正確發展方向，處理好經濟與金融行業的發展關系，才能真正促進中國經濟的長久發展。
1 金融行業與經濟發展關系
1.1 金融業是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核心
金融業是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核心。核心指事物的中心，核心事物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中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占有主導地位，現代經濟主要是指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成熟的時期，在發展中具有很強的科技性以及完備的法律法規制度等基本特征，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整體發展較為平衡的發展階段。金融行業是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核心，在中國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其他的市場經濟發展因素無法取代其核心地位[1]，因而使其掌握著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趨勢，支撐著中國現代經濟的有序發展。
1.2 現代經濟是金融行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行業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其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別。隨著商品經濟不斷向市場經濟的轉化，金融業在經濟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所以，金融行業的發展要根據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二者之間的經濟因素要保持相應的平衡，才不會引起經濟危機，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1.3 中國經濟發展還未進入現代經濟發展階段
金融業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這個過程需要長時期的探索與研究。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實施，其經濟的總體水平也在不斷的上升，經濟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經濟的發展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還存在很大的距離，所以中國必須要對自身的經濟狀況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不和諧因素進行正確的認識，不斷地完善經濟發展體系，真正促進自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不斷轉化與發展。
1.4 現階段中國不應將金融行業的發展作為經濟的發展核心
根據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現狀而言，其經濟還未真正地進入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所以為了將金融業的發展風險降到最低，中國還不應將其作為經濟的發展核心。
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是實體經濟，雖然目前中國還不應將金融業作為其經濟發展核心，但是金融業在經濟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等領域中，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如在資源配置方面，以及促進經濟穩步發展中都有一定的作用。
2 中國金融行業發展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2.1 產業資本向金融行業大量滲透
近年來，由于金融行業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各個行業的產業資本逐漸向金融行業滲透，導致中國部分產業資本在發展中出現逐利或者投機取巧的現象，導致企業經濟與主業發展方向逐漸偏離，這樣不僅不利于企業資本經濟的融合，導致企業不能真正的做大做強，同時還會加大企業的資本風險，影響企業的穩定發展。
2.2 政府對金融業的發展具有盲目性的認識
現階段，中國已經有很多城市提出建立城市金融中心的想法以及設計規劃，但是根據中國當前經濟以及金融業的發展現狀，顯然政府在對金融城市的設計規劃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認識。一方面政府在對金融城市建設過程中，金融業難免會與現有經濟存在設施設備以及功能劃分的重疊，這就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不利于該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另一方面，政府過度的重視金融行業的發展，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文化等軟實力的建設，這就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
2.3 炒作風潮日漸嚴重
隨著金融行業的不斷發展，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大量非正常的過度炒作，這就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平衡發展，如對農產品的大肆炒作，嚴重擾亂了農產品經濟的平衡發展，影響了市場價格以及人民群眾的切身經濟利益。炒作風潮是金融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表現，不管是普通的勞動者還是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不重視對資本的積累以及投資，都想通過炒作獲得更高的經濟收入，這樣不但會逐漸影響中國經濟實體的發展，還違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利于社會的整體發展。
3 正確處理中國經濟發展中金融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措施
3.1 對金融行業的經濟地位進行嚴格的定位
金融行業本身屬于虛擬經濟行業，與實體經濟行業存在很大的差別，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并不具備將金融行業置于核心地位的條件，但是它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3]。在“十二五”規劃政策中，政府就對金融業的地位進行了相應的規范，其要求發揮大型金融機構的服務功能并對中小型金融機構進行相應的發展，不斷地推動科技以及綠色經濟的發展，不斷地對金融產品以及金融發展模式進行相應的創新，可以充分發揮金融業的融資、證券等服務功能。現階段，中國不應過分強調金融業的產業作用，而應該重視金融業的制度作用，不斷發揮其先導作用，不斷實現經濟發展的主動性以及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優化，逐步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
3.2 不斷推進金融體系的多元化建設
現階段，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現象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金融行業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地域不平衡性，東部等發達城市的金融建設遠遠領先于西部等落后地區的金融建設；另一方面，金融參與企業的市場地位有很大差別，大型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渠道以及方式要比普通公眾簡單以及便利得多，因而這種不均衡的格局會逐漸阻礙國家經濟發展。
所以，我國應該不斷地促進金融業體系的多元化建設，不斷地促進不同的金融市場、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形態的共同發展，這樣，會大大提升弱勢群體的經濟地位，不斷促進金融市場準入的便利性。同時政府還可以對相關政策進行完善，不斷出臺激勵政策以及優惠政策，促進金融體系的多元化建設。
3.3 充分發揮金融業對國家戰略措施的影響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國要想在國際上立足，就必須提升自身的綜合實力，金融業的發展是綜合國力發展的重要參考依據。在對金融業方面的改革中，本國要重視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不斷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不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從而不斷擴大中國在國際中的經濟以及金融的利益空間，加快金融業的改革，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實力。
4 結 論
金融行業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的功能核心，不斷地影響著其經濟發展方向以及發展水平，因而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國應該對金融業以及國家綜合經濟發展水平認識進行不斷地更新完善，厘清經濟發展中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提升國家綜合影響力。
參考文獻：
[1]仲深.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金融結構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商業大學，2012.
關鍵詞：公路運輸經濟管理 改革 措施
一、引言
以市場為中心的市場經濟將經濟組織成一種生產形式，依靠市場機制來配置社會資源。以城市為主要節點的公路交通運輸，將各個城市構建在交通網絡，有效連接各個交通要點，并以其靈活、便捷、覆蓋面廣、通達性好等特性，成為現代交通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是社會和經濟快速、持續發展的生命線，并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
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公路運輸市場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運輸市場經濟管理模式也發生變化。本文從市場經濟的角度，探討了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必要性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一些變化與改革。
二、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伴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公路運輸在不同的地區逐漸對地區經濟產生著重要影響，并與地區經濟的發展有著深刻的關系。
(1)公路運輸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尤其對于內陸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公路運輸在整個交通運輸中是關鍵部分。公路運輸隨著高速公路的建設及公路網的日趨完善而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公路在當代已成為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
(2)公路運輸的發展直接影響著周邊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要致富，先修路已為發達國家和國內發達地區的發展經歷所證實。一個區域公路網的狀況直接影響到當地及相關地區的經濟發展，公路建設的適度超前，會起到促進、支持當地及相關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公路建設的滯后，會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
(3)良好的公路運輸能力，能更好的吸引外資，促進地區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的發展，以及同周邊地區的經濟往來。為了支持、促進當地及相關地區的經濟建設的持續發展，公路建設也必須保持適度超前。
(4)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的良好協調有利于和諧社會的發展。和諧產生活力，和諧創造需求。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基礎作用的公共交通建設，也應該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解決和改善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問題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主要訴求，社會主義公路運輸體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滿足人民群眾對公路交通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以促進建立一個和諧的公路交通體系。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必要性與必然性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在經濟發展的帶動下，公路運輸作為其發展的基礎支柱，同樣存在著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也是一種社會發展下的必然性。
(1)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生產社會化程度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必然要求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公路運輸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必然存在著發展的必然趨勢。
(2)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是教育運輸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客觀要求。
公路運輸市場是進行道路運輸商品交換的場所以及交換雙方經濟關系的總和。必須要有健全的運輸市場做后盾，只要有了健康的運輸市場機制，才能促進經營機制的轉換。
(3)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是現代社會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經濟的發展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公路運輸，而良好的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而公路運輸經濟管理需要不斷的改革，才能得到進步，進一步鞏固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三、市場經濟體制下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改革措施
(1)加強和改善公路運輸業管理體制改革。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和運輸業發展階段性的轉變要求盡快對公路運輸業管理體制進行相應調整，并制定綜合性運輸政策與規劃，促進公路運輸協調健康可持續發展，把公路建設和經濟建設同步推向新的階段。
(2)加強成本管理與控制，實行全面預算管理，是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措施。
編制工程施工預算，做好施工項目成本管理，必須具有完善的定額資料，搞好工程施工預算。全面預算管理是發達國家多年秋累的先進管理經驗，是建立在責任、權能、利益相結合基礎上的各責任單位的預算體系，并通過其監督、激勵及分配等功能，解決企業的內部管理問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工程預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業的平均成本水平。
實行計劃成本，計劃成本是指項目經理部根據計劃期內的有關資料，在實際成本發生前預先編制出人工費成本控制計劃、材料成本控制計劃、機械設備成本控制計劃、管理費用成本控制計劃、臨時工程費用成本控制計劃。對每一個公路項目的施工，都應當有精心的預測，做好項目開工前的準備工作，選定先進的施工方案，選好合理的材料供應商，制定好該項目的成本計劃，做到心中有數。以免造成不應有的失誤。
(3)積極應用現代技術，促進信息整合，提高綜合應用水平。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促使現代電子工程設備已經進入到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領域中，要切實充好利用先進的現代設備。
(4)經濟管理手段與行政管理手段相結合。公路是經濟社會活動賴以進行、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具有公共性、規模性、非營利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具有的起始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回收慢、經營風險大等特點。政府應進行干預，承擔提供這種公共產品的責任，組織建設和管理公路，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務，賦予特定企業的壟斷經營權，既適應了公路運營發展的規律，又體現了政府宏觀經濟的目標要求。
(5)促進和加強道路車輛的綜合管理。按照地區管理范圍不同實施等級的管理、規劃、建設和服務等，并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賦于職責。
四、總結
（一）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積極推動 IASC從1997年開始實施戰略改組，并于2001年3月正式完成改組并開始運作。新成立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以全球性會計準則的制定者作為自身的新定位，工作目標為制定一套全球趨同的會計準則，從而由原來的追求會計準則國際協調轉變為追求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發生了實質性的重大轉變。IASB重組成立后，一方面，致力于修訂先前的國際會計準則（IAS），提高其質量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據需要繼續制定新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迄今為止，IASB又陸續了9項新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極大地提高了國際會計準則的質量。在此基礎上，IASB積極與歐盟、美國等國家或組織協調，推動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二）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持 歐盟基于自身利益考慮，對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及推廣采取了積極支持的態度，并受到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的高度評價。2002年6月7日，歐洲委員會部長級理事會通過了 “關于運用國際會計準則的第1606號（2002）決議”。決議中要求歐盟的7000多家上市公司（包括銀行和保險公司），必須從2005年起采納國際會計準則編制合并報表。這一決議正式成為歐洲的法律，并在各成員國中實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2005年1月1日起，歐盟在27個成員國的上市公司中全面執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ASB認為歐盟的第1606號（2002）決議充分顯示其在推廣IAS方面發揮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并對其他國家產生了積極影響，決議的實施也被作為IASB在推進一套全球接受、強制性準則進程中的“分水嶺”事件。
（三）美國開始尋求全面協調 隨著會計準則國際趨同進程的加快，美國的態度也由消極轉為積極應對。2002年9月18日，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與IASB簽訂了諾沃克協議，正式啟動了兩大準則體系趨同的進程。2006年2月27日，FASB與IASB聯合了“IFRS與美國GAAP在2006－2008年的趨同路線圖”。在路線圖中，FASB與IASB再次申明其共同目標是為世界資本市場建立高質量的、通用的會計準則，并對2002年簽訂諾沃克協議中提出的目標和原則進行了細化。2007年12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宣布，今后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可以采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也可以采用IFRS。這顯示美國日益重視IFRS，在開展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方面也邁出了關鍵性的步伐。
（四）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給予充分肯定 2005年2月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下屬的技術委員會于《關于2005年制定和使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公告》，建議其成員允許跨國公司使用IFRS發行證券和上市，并以IFRS來協調、披露或解釋國家或地區間遇到的相關重大會計問題。對一些國家允許使用IFRS，但要求根據本國會計準則進行報表調整的行為，公告鼓勵這些國家基于持續經營的基礎上考慮是否還有必要堅持進行這種報表調整。
二、我國積極主動開展會計國際協調
關鍵詞：城市化 動力 對策
1.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各階段動力
我國的城市化路徑表現出了和西方國家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對我國之前的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的考察不應太多參照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歷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范式，我國城市化各階段的動力應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過程的一般劃分
城市化階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動力機制演變趨勢
初期階段 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城市規模小、數量少；城市的擴張表現為“量”上的擴張，即外延擴大。 工業化與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動力；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增加；經濟與技術等資源匱乏，制約城市化發展。
中期階段 城市化高速發展；城市在外延擴大的同時也開始了內涵的進展。 工業化、制度仍是重要動力；產業結構的轉移推動力開始顯露；經濟與技術等資源約束機制得到緩解。
后期階段 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城市化主要表現為內涵的擴大，即質量上的提高。 產業結構的轉移已經成為主要的后續動力；制度的變遷能有效地促進城市化往更高層次的發展。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三大動力
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其城市化動力結構是不同的。城市化進城的動力有很多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力是多種多樣的，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主導力量，城市化作為動態的過程，主要表現為政府政策影響、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轉換三種基本動力，屬于城市化動力的核心表現。 1 制度變遷
制度和政策因素對我國城市化，尤其是區域城市化的影響巨大。我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鄉之間的遷移具有明顯的政治運動特征，而不是由于經濟原因的驅動而引起的流動。國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實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加上在農村不讓農民發展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等制度安排，使農村無法內生發展小城鎮，致使這一階段城市化發展進程非常緩慢，甚至出現一定時段上的停滯和倒退。 2 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加速經濟增長。
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科技進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先進的農業技術推動人口向城市轉移。 3 產業結構的轉換
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
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中國“一五”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也證明了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巨大推動力量。隨著工業化步入現代化階段，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一躍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成為大城市的后續動力。 4 三者與城市化的關系
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和制度變遷共同推動城市化進程，但其各自推動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現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體現在城市效率與城市競爭力上，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推動主要是從整體上、總量上體現的；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影響往往還要體現在結構上、形態上，比如對城市的規模結構的影響。
對策
1 調整城市發展戰略，完善城鎮體系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一直貫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一方針已不適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因此，應順應潮流，適應形勢，及時調整方針。目前應確立“發揮大城市的優勢，強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指導思想，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鎮體系。城鎮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著城市化由低級向高級轉化。
2 積極發展小城鎮，推進城鄉一體化
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及時改變指導鄉鎮企業發展的基本方針，有重點的選擇和扶持一批縣城和主要建制鎮，促使其成為農村地區現代經濟新的生長點，推動鄉村工業化和鄉村城鎮化，這是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徑之一。小城鎮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和橋梁，是大中城市發展的基地，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實選擇，因此，應充分發揮中小城鎮的優勢。目前在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規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土地浪費嚴重，戶籍制度管理滯后等問題，國家應給予高度重視，并積極加以引導，重點要搞好小城鎮規劃，配套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并逐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實現城鄉經濟的最終順利接軌。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選擇，而小城鎮的大力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 3 加強政策管理
我國的城市化路徑表現出了和西方國家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對我國之前的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的考察不應太多參照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歷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范式，我國城市化各階段的動力應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過程的一般劃分
城市化階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動力機制演變趨勢
初期階段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城市規模小、數量少；城市的擴張表現為“量”上的擴張，即外延擴大。工業化與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動力；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增加；經濟與技術等資源匱乏，制約城市化發展。
中期階段城市化高速發展；城市在外延擴大的同時也開始了內涵的進展。工業化、制度仍是重要動力；產業結構的轉移推動力開始顯露；經濟與技術等資源約束機制得到緩解。
后期階段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城市化主要表現為內涵的擴大，即質量上的提高。產業結構的轉移已經成為主要的后續動力；制度的變遷能有效地促進城市化往更高層次的發展。
2.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三大動力
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其城市化動力結構是不同的。城市化進城的動力有很多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力是多種多樣的，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主導力量，城市化作為動態的過程，主要表現為政府政策影響、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轉換三種基本動力，屬于城市化動力的核心表現。
2.1制度變遷
制度和政策因素對我國城市化，尤其是區域城市化的影響巨大。我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鄉之間的遷移具有明顯的政治運動特征，而不是由于經濟原因的驅動而引起的流動。國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實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加上在農村不讓農民發展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等制度安排，使農村無法內生發展小城鎮，致使這一階段城市化發展進程非常緩慢，甚至出現一定時段上的停滯和倒退。
2.2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加速經濟增長。
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科技進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先進的農業技術推動人口向城市轉移。
2.3產業結構的轉換
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
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中國“一五”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也證明了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巨大推動力量。隨著工業化步入現代化階段，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一躍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成為大城市的后續動力。
2.4三者與城市化的關系
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和制度變遷共同推動城市化進程，但其各自推動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現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體現在城市效率與城市競爭力上，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推動主要是從整體上、總量上體現的；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影響往往還要體現在結構上、形態上，比如對城市的規模結構的影響。
3.對策
3.1調整城市發展戰略，完善城鎮體系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一直貫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一方針已不適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因此，應順應潮流，適應形勢，及時調整方針。目前應確立“發揮大城市的優勢，強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指導思想，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鎮體系。城鎮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著城市化由低級向高級轉化。
3.2積極發展小城鎮，推進城鄉一體化
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及時改變指導鄉鎮企業發展的基本方針，有重點的選擇和扶持一批縣城和主要建制鎮，促使其成為農村地區現代經濟新的生長點，推動鄉村工業化和鄉村城鎮化，這是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徑之一。小城鎮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和橋梁，是大中城市發展的基地，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實選擇，因此，應充分發揮中小城鎮的優勢。目前在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規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土地浪費嚴重，戶籍制度管理滯后等問題，國家應給予高度重視，并積極加以引導，重點要搞好小城鎮規劃，配套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并逐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實現城鄉經濟的最終順利接軌。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選擇，而小城鎮的大力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