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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就業歧視；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D912.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095-03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國的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面臨考驗。大學生們不僅受到就業機會有限的巨大壓力，還要面對就業歧視大量存在的現實。就業歧視現象侵犯了大學生的平等權，對社會和諧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學者們分析這一問題多從社會學角度，我們將采用法經濟學的方法進行分析，需要提出的是我們主要采用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
一、大學生就業歧視成因的法經濟學分析
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通常決定了其招聘的取舍。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就認為人類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假定人是追求財富最大化的經濟人，但這種理論只是講人類追求財富的最大化，而現實中人們往往還追求非財富的最大化，因而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這種假定進行了批判并作出修正，“諾思把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負擔約束等其他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從而建立了更加復雜的、更接近現實的人類行為模型；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們往往要在財富和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1]制度的存在意義之一就是禁止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雖然社會道義要求企業對大學生一視同仁，但是企業畢竟受利益的驅動，招聘誰決定于誰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例如情形比較嚴重的男女性別歧視。女大學生就業受到歧視，原因在于男女生的諸多差異造成用人單位不同的成本收益，雇傭男生其成本會低一些，收益會高一些，雇傭女生則往往會相反。雇傭女生增加的成本表現在一是女生投入工作的時間相對男生少一些。因為社會傳統，女士要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大量的家庭事務影響到女士投入工作的時間，當然這也是我們照顧女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工作方面對女士提出同樣嚴格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二是女性往往比男性早退休，這樣女性給用人單位創造的收益往往少一些，同時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長，用人單位為此要付出更多退休金等。再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女性生育給用人單位造成了一定的負擔。女生工作一段時間后，就會到了生育年齡，其懷孕階段，工作狀況要受到一定的影響。在生育和哺育階段，即使女性脫離工作崗位，用人單位仍然要負擔工資及其他福利。因為上述種種原因，用人單位更喜歡招聘男生。
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費用的存在導致某些用人單位簡單的選擇方式。用人單位簡單地用性別、地域等簡單的標準將一些大學生排除在外，而不仔細考察，不拘一格選拔人才，這種做法跟人的理性有限有關，人的有限理性導致交易成本的存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即人們對各種可選方案完全了解，無所不知地最大化他們的既定目標。新制度經濟學家否定了這一假設，用“有限理性”的概念代替了“完全理性”概念。“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西蒙提出，是指決策者在認識方面要受到知識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限制。交易費用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繼承了這一概念，他認為思維是一種稀缺資源，思維的專業化必然產生經濟的結果，由此導致理性的有限性。人之所以只具有有限理性，主要是人往往只能獲得有限的信息，而信息之所以有限，則是因為獲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完全理性”是指對所有可選擇的方案進行了充分的了解，但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因為獲取不同方案的信息所需要的資源和時間卻十分稀缺和昂貴，所以不可能無休止的收集信息。信息成本是使人從一無所知到無所不知的成本，而極少有交易者可以承擔起這種成本，正是因為這種成本的高昂，所以我們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無知。在獲得信息問題上還存在一個信息悖論，因為人們在獲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獲得某類信息的預期成本和收益，所以不可能從尚未到手的知識中獲得最大化的凈收益。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使其理論更具有了解釋力。交易成本或說交易費用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概念源于1937年科斯發表的關于企業的論文。他認為企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企業將一部分外在成本內在化，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般是指進行交易所需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監督執行成本等各種成本的總稱。寬泛的交易成本概念還包括制度建立、改變、自身運行的費用。本文只在一般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交易是零成本的，并在這種假設下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擯棄了這一不符合現實的假設，認為交易成本是存在的，而且有時是巨大的，影響著主體作出決策；在原先零交易成本環境下可以實現的市場均衡在正交易成本環境之下將無法實現；在零交易成本下產權制度或說法律制度是無關緊要的，但在正成本交易下則變得至關重要，交易成本的存在是產權制度或說法律制度產生的原因。因為用人單位了解一個人的實際工作能力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費用，這些時間和費用就是交易成本，用人企業往往傾向于采用低成本的簡單排斥的方式來選擇人員。
二、大學生就業歧視對策的法經濟學分析
如果要解決大學生就業歧視的問題，不能單靠社會公義的宣傳，要靠實際的法律制度。除了運用道德這種內在制度還要依靠法律這種外在制度。制度框架的拓展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有助于我們防止難于預見的行為，也可以避免機會主義。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把制度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從人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它體現著過去曾有益于人類的各種解決辦法。其例子即有習慣、倫理規范、良好禮貌和商業習俗，也有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的自然法。違反內在制度通常會受到共同體成員的非正式懲罰。”[2]從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定義中我們可以得出道德屬于內在制度。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要講真話這個例子。這種道德的起源與說謊會給人誤導，增加別人的成本和破壞信任有關。勿講假話是通過將說謊違規的人排除在社會交往之外這種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非正式的但并不是沒有效果的方式。內在制度可以分為非正式的內在制度和正式的內在制度，其標準是遵守監督情況和違規懲罰方式。非正式內在制度不會受到特定組織的懲罰，但是會受到非正式的懲戒。屬于非正式內在制度的有習慣、風俗和道德。比如在中國市場上用“斤”這種計量單位來進行交易，這是人們長期形成的習慣，人們出于一種自利的動機會自覺的遵守這種規則；因為人們不遵守這一規則，就可能造成交易的不便，影響其收益，這是一種非正式的懲罰。正式的內在規則與非正式的內在規則不同，他們是通過正式的方式進行強制的，雖然這種規則也是經驗產生的。如足球比賽的規則就是一種非正式的內在規則，這種規則不是通過國家機關來執行的，其執行是靠足球協會。一個俱樂部如果違反相關規則，就會受到足球協會的懲罰，甚至逐出競賽。可見這種規則的懲罰的方式與執行方式是相當正式的。內在制度可以促進人們合作，減少成本，減少機會主義，促進人們準確預期，有助于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轉。以講誠信這一美德為例，如果人們普遍講誠信，人們就可以放心的合作，而不用投入大量的成本去了解對方是否值得信賴，這樣社會的交易成本就比較低。相反，如果社會上很少人講誠信，大家就會不得不在合作前投入大量的成本去調查對方的誠信和能力，這樣合作的成本就會很高，而且沒有效率，因為了解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外在制度是指被特定的組織設計出來并依靠強制力來適用于社會的規則。這種規則是從上而下適用的，它的設立和執行都需要一批人員，這些人員通過法定的程序獲得行為的合法性。法律是最典型的外在制度，它通過有權的組織和人員創設出來，并以強制力為后盾。法律是通過強制的方式施加到社會的，通常通過警察、監獄和法院等暴力機關來強制實施。
與內在制度相比，外在制度具有以下優勢：一是外在制度的正式懲罰方式更具有威懾力。內在制度的懲罰方式是不設層次的，沒有多少懲罰的種類，往往是一種懲罰方式，只是懲罰的輕重有別。而且因為懲罰的實施是自發的，所以很容易逃避，這樣就導致內在制度的威懾力很有限。外在制度就不同，它由公權力具有者制定，并通過國家強制力實施。因為有警察、法院、檢察院、監獄、軍隊等強制工具，違反者通常會被這些機構和人員追究責任。與內在制度不同，外在制度是有層次的，如刑罰可以分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類別，可以針對不同的犯罪情形做輕重不同的處罰。顯然，外在制度的懲罰方式更具有威懾力，可以督促人們更好的遵守社會規則，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轉。二是外在制度的懲罰更具有確定性。因為違反內在制度受到的是一種自發的懲罰，這種懲罰就難免會有失平等或公平。現實中某一明星做了有違道德的事情，往往因為其原來很受大眾的喜愛而受到較弱的譴責，而類似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受到的輿論壓力就要大得多。也就是說內在制度的懲罰難免帶有偏見和傾向。而外在制度則不同，其處罰往往更具公平性。外在制度往往有一套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這種公平性。例如審級制度，如果當事人對下級法院的判決不服，可以向上級法院，通過這種多次的審判實現當事人受到公平的對待。再就是嚴格的程序也降低了偏見對審判的影響。三是外在制度更具明確性。內在制度如道德、習慣、風俗等往往含義比較模糊，缺乏明確的表述，因此其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外在制度則通常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其是通過特定的組織機構或特定的高素質人員通過嚴格的程序創制出來的，大多情況下具有文字形式，而且有專門解釋這些規則的機構和人員，這就使這些外在制度很容易被了解，從而減輕了大眾獲取信息的負擔。例如一個商人到某地去經商，當地有特殊的交易風俗和交易習慣，如果他不了解，他就很難去和當地的人們進行交易，而了解風俗習慣這些沒有文字記錄的規則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需要耗費不少時間。如果這些風俗習慣被制定為成文法，這位商人就可以很輕松的了解當地的交易規則，這樣交易的成本就降低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明確的規則不易被任意解釋，從而降低了交易的風險。四是外在制度更能促進合作，避免囚徒困境。如果有第三方的保證，合同更容易達成。外在制度制定出來后，會有相應的機構而且往往是國家機構負責實施，這些國家機構就成了第三方，由國家機構充當第三方，通常更令人信賴，因而會促進合同的達成，避免了雙方都受損的囚徒困境。五是外在制度可以防止排外和歧視。內在制度通常在熟人社會里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在一個熟人圈里，大家彼此比較了解，了解別人的能力狀況和信用狀況，這樣交易的信息成本并不高。如果一個人違反了內在制度，因為在這個熟人社會里，信息流通很快且流通的成本很低，那么他將受到這個熟人圈子的排斥，這就形成了一種威懾。這種例子并不少見，如中世紀在阿姆斯特丹、佛羅倫薩、威尼斯、紐倫堡等地的商人。因為大家比較熟悉，交易成本不高，因而大量交易可以促成。但是這個熟人網絡人數是比較少的，如果人數很多，大家難以熟悉，內在規則就難以發揮作用了。因此，這個熟人網絡在達到一定規模后，會排斥其他人員。因為這個原因，單靠內在規則不能無限度的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外在制度能防止歧視與排外，保障所有進入市場的人員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因而外在制度可以促進經濟規模的擴大，持續促進經濟的發展。
基于外在制度的優勢，所以我們要進行適量的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是明確和擴大就業歧視范圍。二是明確規定法律責任和救濟方式。三是在舉證責任方面，實施舉證責任倒置。四是設置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機構。強化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五是強化社會保障。在當前情況下，用人單位聘任少數民族學生、殘疾人學生、女生等群體需要支出更多的成本，這些成本是由用人單位負擔的，這樣會導致用人單位不傾向于招聘這些群體，如果招聘了也有可能給予相對較低的工資待遇。面對這樣一種情況，最合理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承擔用人單位的成本。如解決歧視女大學生的問題，就必須強化生育保障制度。應該適當增加生育險的保障力度，依據用人單位女工作人員的數量給予足夠的補貼，這些補貼由國家財政負擔。當然這會增加政府的負擔，目前政府財政狀況良好，應該不是問題。補貼可以逐步增加，直到充抵掉用人單位多支出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用人單位聘用女大學生對其利潤最大化不構成損害，又可以得到招聘公平的名聲，必然會杜絕歧視。
參考文獻：
關鍵詞:企業;企業責任;道德責任
學界內圍繞企業責任的討論焦點一般為如下幾個:1)是否應當以道德標準來規范企業的運行,這對于只是一個經濟組織的企業的目標而言,是否是個超越性的目標。2)如果是應當的,那么如何規范,就有學者提出分階段承擔社會責任這一觀點,即分為基本責任和較高層次的責任。3)有經濟學家提出,那究竟規范多少才不至于是對企業的不公平。關于企業責任,學界達成的共識認為,企業承擔著四種責任,即法律責任、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這種觀點可以說窮盡了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所能承擔的所有責任,但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種觀點依然沒有解決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在當代市場經濟境遇下所遇到的一系列責任問題。究其原因,問題并不在相關學者沒有明確企業的責任,而是在將企業的責任外在化,沒有在理論上理清“責任”之與企業的真正關系,從而使企業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無法援引相關理論以作為指導。對企業責任的明確只有在將“責任”概念內化為企業自身的屬性后,才能在責任層面對企業提出一系列要求。
一、企業責任外在化的表現
當今學者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大多數遵循的都是一種經濟決定論,始終從企業的經濟角度出發來探討其應當承擔的責任,終究是把社會責任外在化為規范性的東西,提出的責任要求只停留在應然性層面,“企業應當怎么做……”。從這個角度,完全不能夠支撐企業社會責任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且“探究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問題的產生,也是帶有極大功利性的,即為了應對全球化的經濟挑戰,解決企業發展中無法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解決的問題,在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的前提下達到提高社會效益的目標。從而只能提出一種調和企業和社會、企業和個人的矛盾的外在規范,但是現實中的企業卻是很難達到人們預期。自始至終,企業責任的履行對于任何一家企業來說,都只是為達成某一目的的手段,不能內化為企業存在的一部分。
一般對企業責任的表述,往往是基于責任外在于企業的前提,這種責任外在化往往表現為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將企業作為經濟實體,對于企業的一系列責任要求是在企業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基礎上外賦予企業的。這可以看做是“經濟決定論的企業責任觀”。美國學者普拉利認為,“在最低水平上,企業須承擔三種責任:1)對消費者的關心,比如能否滿足使用方便、產品安全等到要求;2)對環境的關心;3)對最低工作條件的關心”[1]。這里,普拉利顯然將企業首先作為一個經濟實體認定企業所承擔的首要責任便是對于消費者要求的實現。在“經濟決定論的企業責任觀”下,本著經濟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如何去承擔后經濟范疇外的兩種責任,是肯定不能在第一種責任的前提下延續的,這里顯然就出現了企業作為主體的斷裂,也就是說在普拉利的觀點中,企業作為責任主體實際不是單一的。這導致的問題就是企業必然面對“道德悖論”,即在謀求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難以抉擇。
第二種方式是將企業認定為經濟實體的同時,又將企業作為其他層面的主體,從而使企業在擔負作為經濟實體所應擔負的責任的同時又擔負了其他的責任,這可以看做是“企業責任平行論”。斯蒂芬·羅賓斯(S.P.Robbins)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超過法律和經濟需要的、企業為謀求有利于社會的長遠目標所承擔的責任,而不是法律和經濟所要求的義務”[2]。這里,羅賓斯有著明顯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認為企業作為經濟實體的同時,也是社會責任的無條件承擔者,這里的社會責任顯然是外在于企業的經濟行為的,即不能在準確給定企業在社會中的地位的基礎上賦予企業社會責任要求。所以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似乎沒有一個既可以為學界所認同,同時又為企業所認同的標準,因此容易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離。
第三種方式是在對“斯密問題”的解構的基礎上界定企業責任,即試圖消彌在亞當·斯密那里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分裂前提下將倫理學中的責任要求賦予企業。可以說,在前兩種對企業責任的界定方式也隱含著這樣的一種理路。“現代社會,企業作為經濟人和道德人統一的社會角色,不僅承擔著為社會提供財富、效率、經濟發展和進步的使命與責任,而且承擔著為社會提供良知、信任、道德發展和進步的使命與責任。企業的道德責任是企業倫理的核心并構成企業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基本規定性,是企業文化和企業形象的有機組成部分”[3]。這是在倫理學內普遍存在的一種企業責任界定方式,卻明顯地與經濟學科的理論前提有著不可調解的矛盾,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的理論基礎上認為企業是“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從而使企業擔負“道德責任”往往只能成為倫理學者的一種情懷。另外這種企業責任的界定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隱含著前兩種界定方式的一種理論前提,即將企業首先界定為一種不負擔責任或只負擔經濟責任的“經濟實體”。
綜上所述,在以往的企業責任的界定方式中,都首先將企業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然后將“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的概念外賦予它,這就是企業責任外在化的表現。企業責任外在化的后果就是沒有在學理上理清企業作為經濟實體與“責任”的關系,從而存在著理論與實際上的差距。現在普遍存在的一種疑惑就是:理論界已經條理清晰地界定了企業的責任,為什么企業在實際的行為活動中卻置若罔聞呢?孰不知,是理論界自身遵循著一條錯誤的邏輯進路在界定企業責任。
二、企業責任的內在性
企業責任的內在性是指從“企業”的概念本身去探究其所蘊涵的責任,從而指出責任、尤其道德責任不是如現代學者所一貫堅持的那樣是外在于企業,而是內在于企業,是企業作為主體存在于社會中的基本要求和條件。
【關鍵詞】價值；法；價值取向
一、價值的相關問題綜述
價值是人類對于自我發展的本質發現、創造與創新的要素本體，包括任意的物質形態。價值在很多領域有特定的形態，這些價值是存在是人在不同領域發展中范疇性規律性本質存在。
價值包涵人的意識與生命的雙重發展，包涵人與外在自然的統一發展。人本身是價值的根本對象，人即價值本體，人的行為即價值源泉，人的發展既為價值結果。人的發展是人的內在矛盾與外在矛盾的統一發展，是人的意識與人的生命的整體發展，也是人與自然的整體發展，即人內在的自我創造及外在以自然的創造的統一，創造此一自由皆為還有價值行為，整體的說價值就是自由的實現。
關于價值的本質，有多種理解，包括“本性說”、“情感說”、“抽象說”、“奧妙說”、“關系說‘需要說”、“屬性說主體性說‘勞動量說”等，屬性說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該學說認為價值歸根到底是有價值者自身的存在和屬性，“價值”是指物滿足人和社會需要的那種屬性，即物對人和社會的有用性，是指對人的生存發展和享受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
二、法的價值
所謂法的價值應當是指全體社會成員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認為、希望法所應當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狀和屬性。法的價值也指法的規范體系(客體)有哪些為人(主體)所重視、珍視的性狀、屬性和作用。
從這一層面來分析，對法的價值有如下理解：
(1)法的價值是人對作為客體的法律的認識，它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為法律的本體這一關系得以存在。法律無論其內容或者目的，都必須符合人的需要，這是法的價值存在的基礎。
(2)法的價值意味著它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代表著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
(3)對法的價值的研究不能以現行的實在法為限，它還必須采用價值分析、價值判斷的方法，來迫尋什么樣的法律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這一問題。
要注意的是，法的價值的概念并不等于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等概念，法律本身所有的各種屬性，他們只是法的價值得以形成的基礎和條件。法的價值反映了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是使法律更好地服從和服務于人所確定的法學范疇。
三、關于經濟法的價值
第一，要明確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
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也即基于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是與以往私法領域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個人本位是有區別。個人本位是指個人權利本位，簡稱權利本位。其以利益、自由、平等三要素為立論基礎，主張把個體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社會本位是指社會權本位，其把社會權概括為權利的首要含義，對私人權作出明確的限制，以追求、障社會整體的權利利益為核心。
第二，要明晰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的辨析。
(1)這三個概念屬不同范疇。經濟法價值是從人與經濟法兩個角度出發而對人與經濟法關系的研究，是基于人對經濟法的“厚望’而進行的理論闡述，經濟法功能是從經濟法自身出發的對其內質本性的研究，是經濟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質的一方面體現。經濟法作用是從社會關系出發對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產生的影響的研究。
(2)這三個概念屬不同層次。經濟法價值是絕對抽象，對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觀的理論提升。經濟法功能為經濟法內在的質的屬性，是客觀的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存在是內在的、具體的、宏觀的。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外在具體的體現甚至錯誤反映，是外在的、具體的、微觀的。
(3)這三個概念角度不同。經濟法價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針對人的需要基于法的功能而進行的闡述。經濟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是對法的內質本性的闡述。經濟法作用是就社會關系而言，是對法對社會的影響的闡述。當然這三個概念之間同樣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經濟法價值是理想化、抽象的，它只有依據經濟法功能來實現，經濟法作用又是經濟法功能實現的必然途徑及外在體現或反映，如果經濟法作用不能得到發揮，則經濟法功能也將毫無意義，導致經濟法價值取向也沒有意義。
一、文物古建筑的內在價值
文物古建筑的內在價值即古建筑的文物價值是指在歷史遺留下來的古建筑中凝結了一般人類勞動，它不僅體現了人類的智慧，也蘊含著歷史社會的進步，它具有有形價值和無形價值雙重特性。史上遺存下來的建筑是歷史的見證，時代的產物。因此，古建筑所具有的歷史價值是文物古建筑的首要價值。歷史遺留的古建筑本身所反映的是其產生年代的科技水平，從其側面又可以反映其產生時代的經濟狀況、文化狀況、政治狀況以及軍事狀況等。總的來看文物古建筑是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三方面的價值。古建筑的這三個方面既相互制約又相互滲透。
（一）文物古建筑的歷史價值
古建筑是與現代建筑相對而言的，泛指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建筑物，但按照傳統習慣，如果民國初的建筑在用材、形式、藝術和結構上如果與古建筑類同，也會被稱為古建筑。古建筑的歷史價值主要從社會、政治、文物考古、史料記載等方面進行見證。在歷史信息系統中文物古建筑占有重要地位。《威尼斯》第一節明確指出，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建筑物，能夠反映當時的各種信息，也是世世代代人們的活的見證，是不同歷史時期人類活動的產物。如保定淮軍公所就是很明顯的歷史見證，它是李鴻章為紀念陣亡的淮軍將士而建的昭忠祠，后來改為李公祠堂。再如古城保定具有2300多年的歷史，自古就屬于京畿重地，元朝時期設為郡，明朝時期建為府，清朝設為直隸總督署。古建筑頗多，有大慈閣、古蓮花池、鐘樓、老城根、清西陵、清東陵等等，都是了解古城保定的實物依據，更是了解其歷史變化的重要根據，各種變化也反應當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演變，是記錄歷史的無聲語言。文物古建筑成為判斷歷史實證、補充記載歷史缺失不可或缺的鐵證。因此，文物古建筑反應的是一部活生生歷史，通過人們在游覽過程中對古建筑的審美體驗，感受歷史長河的流逝與人世興衰。文物古建筑的歷史性在于能夠反應歷史的本來面貌。研究某一時代的科技發展與社會生產生活除了翻閱遺留的資料文獻外，離不開對那一時代遺留下來的痕跡的研究。古建筑是記錄歷史的鐵證，如果一旦毀壞或拆除，就不可能再得到。即使通過查閱資料或文獻重建，得到的也只是個復制品，一個仿古建筑，其歷史價值將大大降低。文物古建筑是歷史時刻建筑技術與藝術的結晶，能夠較全反應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活動和文化特點。其歷史代表性強，時間跨度大，類型豐富多樣，因此，被我國作為特殊的不動產，具有保護和開發利用的雙重價值。
（二）文物古建筑的藝術價值
古建筑是一種綜合性藝術，它融合了材料、建筑技術、美術、雕塑等為一體的造型藝術，使人們在有限的空間里有美的享受。文物古建筑的藝術價值主要通過空間造型、裝飾美；名勝古跡景觀藝術；塑像、壁畫等造型藝術和不同時代的題材、獨特工藝等體現出來的。這些美的景象能夠滿足游客的審美需求。文物古建筑借所用材料，塑造形象，暢情達意；利用有限的空間表達無限的造型美，立體空間結構表達人們的審美需求；如果仔細賞析古建筑，會發現建筑構件和單元湊成美妙的音符，有明顯的節奏感。古建筑被視為無聲的音樂、無言的詩詞、立體的畫卷。文物古建筑能反映不同時代的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質，從建筑造型、裝飾和環境設計直接講述給人們不同時代的人類文明；不同民族的思想觀念、情感倫理和審美情趣。從審美價值或欣賞價值來看都能給人美的享受，給人藝術啟迪，陶冶人的情操。對于現代建筑，可以應用和借鑒其精華以表現創新手法技巧。文物古建筑所體現的藝術價值，古代普通人們建造建筑為了滿足起居之用；而皇宮的建造是不僅為了滿足統治者的方便起居之用，并要求權利和生活相一致，從用材、布局裝飾等藝術方面體現威嚴。藝術表達成了建筑的重要的環節。美術品與工藝品種類繁多，用于建筑的大多是書畫或雕塑之類，其藝術價值豐富，既具有觀賞性，又可以表達某種特殊性。古代匠師在建筑裝飾中善于利用色彩搭配，因為古建筑多用木質材料，為了防腐，匠師采用刷涂漆和桐油的辦法，已達到美觀耐用。后又用彩繪于建筑中表達了人們對美的需求。人們對古建筑的參觀旅游過程中，最先感知的就是文物的藝術美的視覺受宴，也最先意識到古建筑的藝術價值。
（三）文物古建筑的科學價值
從文物古建筑的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不同時代的科技水平和生產力水平。文物古建筑的科學價值主要指技術史和科學史的價值。任何科學技術的展現都反映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都會受到當時生產力的制約。各類古建筑都蘊含著產生它的那個時代的科技信息，這個是毋庸置疑的。沒有哪個時代能夠創造出超當時科技的產物。因此，從古建筑的科學技術水平可以反映出新發明的還是穩定發展階段的科技水平，也能反映是否是科技衰退時期的水平。都需要通過對古建筑的細致研究才能知道。不同的文物古建筑可能產生的年代不同，不同類型的文物古建筑又是不同時代的象征，從古建筑的科技水平能夠很清楚的描繪出當時時代城市建筑發展的軌跡，也證明了不同時期的科技發展水平。如直王家大院無論從布局、材料和結構等方面均體現出了它的科學價值。古建筑的營造技術是人類科技的發展與智慧的結晶。不同類型的古建筑，其結構、風格和設計手法，均體現了科技發展水平。如古典園林的構建，體現出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它利用環境科學、建筑科學等技術營造出有機的整體。筑園技術是人類科技進步的縮影，也是時代文明發展的標志。對于文物古建筑的判斷主要從以上三個方面即具有歷史的、藝術的、科學的價值來判斷，但是真正的判斷一座古建筑是否是文物古建筑，是否值得保護和利用，卻是有一定的復雜性。而且由于人們價值觀的不同，判斷是否文物古建筑更是很大的難度。這就需要社會有一個公認的價值尺度去判斷。文物古建筑的判斷也受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也就是當下時期的衡量尺度受科技的發展，反之判斷尺度也能證明當下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發展程度。對文物古建筑的評價尺度和認識深淺受到許多方面的制約，只能用一般方法來進行。一旦有新的科技出現，對文物古建筑的確定就容易些，對文物古建筑的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
二、文物古建筑的外在價值
如果說文物古建筑的自身內在的價值或其絕對價值在于歷史的、藝術的和科學的價值。那么被人們忽視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則屬于文物古建筑的外在價值或相對價值。
（一）文物古建筑的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是人自身通過實踐活動來滿足社會或其他人在精神和物質方面所做的貢獻。文物古建筑的社會價值就是就是文物古建筑本身對社會的影響，即對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兩種影響。從物質層面上講文物古建筑具有科研價值，即我們能夠通過對古建筑科學技術的研究了解當時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科技水平，文物古建筑還能夠產生經濟效益，這種經濟效益主要體現在旅游上，旅游不僅可以發展地方經濟，還可以提升地方形象；從精神層面講文物古建筑不僅影響我們的精神世界，也影響我們的社會行為，它已經成為社會群體心理的組成要素。因此，社會群體一旦對文物古建筑形成成熟完備的價值觀，這將直接影響到國家或社會的建筑遺產的發展，從而提高人們對國家的歸屬感或對各民族的認同感。由于文物古建筑的社會價值沒有精確的量化標準，而且社會群體的閱歷、文化程度都不盡相同，由文物古建筑中所體現出來的社會價值和情感價值的內容也會不盡相同。文物古建筑的這種社會或情感的價值已逐漸成為古建筑遺產保護的新觀念之一。古建筑遺產也為我們的精神世界提供豐富的源泉。比如圓明園，首先會讓人們聯想到八國聯軍進北京，對圓明園造成的破壞，從而激發人們的民族責任感和愛國主義情懷。
（二）文物古建筑的經濟價值
古建筑就我們城市發展來說，往往對它的價值認識存在著一種偏差,一般的注重其內在的價值即歷史的、藝術的、科學的價值，總會忽略其產生的經濟效益。有學者指出:“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藝術品和藝術所產生的效應，除了知識活動、發展文化和贏得他人尊重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傳播外，同時還是一種經濟來源，這一點是得到普遍承認的。”[1]文物古建筑的經濟價值主要體現在其使用價值和旅游開發等方面，它的開發和利用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文物古建筑社會價值的形成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可以給相鄰地段帶來增值。旅游業的開發帶動其他產業鏈的發展，比如商業、服務業等。旅游業多以門票的形式直接實現其經濟價值，由此帶動起來其它效益則是一種間接的收益。直接實現的經濟效益則是有限的，是可以估算的。間接地收益是無限的，不可估量的。如洛陽古代建筑帶來的經濟價值非常可觀，每年大約有4000萬人次國內外旅游者去洛陽參觀游覽，具統計僅僅2013年，洛陽市全年共接待旅游人數8608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485.02億元。如此龐大的人口規模，如此客觀的經濟收入數字，既是文化的消費者，又是文化的傳播者，這是洛陽文化產業做大做強的重要條件。[2]這旅游所帶來的間接收入是無法估量。
三、文物古建筑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關系
（一）古建筑的內在價值遠遠超過了外在價值
這一類文物古建筑大多屬于國家級重點保護對象，或者是因為這類古建筑應用到的科學技術無法復制，或者是因其文化內涵豐富，藝術價值巨大，無法比擬。如果在繼續使用或開發，會嚴重破壞到文物古建筑的保存和遺留，并且會加速其老化或損毀。這一類建筑只能對其保護而不能充分利用，或者只能變換其原有的職能，而降低了其實用價值。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間不成比例關系。
（二）文物古建筑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都很高
這類古建筑一方面其內在價值為外在價值帶來可觀的收入，通過外在價值體現出其內在的價值，一方面通過其使用價值來實現經濟效益。因此，文物古建筑的保護和利用并不是一對矛盾體，也可以是相輔相成的。對于這類古建筑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再加以開發和利用，使其外在價值的實現得到最大化。
（三）文物古建筑的內在價值相對小于其外在價值的實現
【關鍵詞】 ：房地產經濟；波動；影響因素；對策
【引言】：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促進了房地產經濟的不斷發展。為了能夠掌握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趨勢，需要對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因素進行分析，從而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建立完善的融資體制。在加強對毒地的規范化管理的同事，調整房地產投資政策，提高對房地產經濟發展的控制，促進房地產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素
影響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因素有很多，但在大體上可以分為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兩種，而其波動也正是這兩種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
1.1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經濟因素，經濟因素主要是指國家的整體經濟以及房地產開發當地的經濟兩種，國家經濟會通過國民收入、整體的消費水平、物價以及金融貸款等方面來影響房產經濟，當地的經濟則主要是通過當地的物價和人民的收入水平等影響房地產經濟。其次是社會因素，一方面，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房地產的認識也在逐漸的改變，房地產從以往的居住作用轉向了投資作用，且人們對小區的要求也在逐漸的提高，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房價的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在近些年加大了城市化的進程，大量的人口涌入到城市，使城市的住房和用地日益緊張，這都影響著城市房地產經濟的波動。第三是政策因素，這主要是包括與房地產經紀關系較大的政策，主要包括國家相關的貨幣政策，例如銀行利率、貸款政策等，稅收政策以及專門為房地產經濟設置的政策等，例如國五條等，這些政策都對房價有著較強的調控作用，并直接影響房地產經濟的波動。第四是其他因素，這主要是包括一些較為突發性的因素，例如戰爭、自然災害、社會突發狀態等【1】。
1.2內在因素
內在因素主要是指房地產經濟自身的因素，從內部對房地產經濟產生作用，從而使之產生波動。內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房地產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矛盾的變化，在市場中房地產商加大對房產的開發需要人們相應的擴大其購買量，以及時的消化其房產，否則會產生下滑的波動，房地產的供給量受到政策、物價等外在因素的影響，會產生增多或減少的結果，進而影響經濟上升或下滑，總體來說房地產經濟受到供給和需求之間矛盾的影響，產生波動是正常的。其次是房價的變化，由于人們大量投資房地產直接推動了房價的飛速上漲，而房價的上漲回報了投資人的投資，這種高回報又反相推動人們更多的投資房地產，從而使房價呈現出一種畸形的上漲趨勢，房價中包含大量的泡沫，這給未來的房地產經濟埋下了危機。第三是房地產投資，一般來說加大房地產投資會促進房地產的擴張，從而使相關經濟進入到繁榮的階段，相反則導致房地產的收縮，從而使房地產經濟呈現出蕭條的狀態，房地產經濟也正是隨之漲起和下落。
2.房地產經濟波動的解決對策
2.1逐步完善經濟管理體制
事實上，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體系的密切度越高，受到宏觀經濟影響的可能性就越大。換句話說，國家經濟中的任何行業產生波動（較大波動），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房地產經濟的穩定性，尤其當前重點突出城市化建設的階段，房地產經濟更加敏感；要避免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市場經濟影響，可以進行如下的對策：第一，合理控制房價，豐富優惠途徑。例如居民針對居住的要求是經濟適用，那么在工程規劃期間，就可以x擇經濟適用房為主要建設對象。其次，構建完善的金融管制體系，在結合整體經濟要求的同時，要結合區域經濟管理體制的要求，做好細節完善工作，促進房地產企業的良性發展【2】。
2.2優化土地資源政策內容
土地是寶貴的不可再生資源，鑒于其在房地產經濟發展中的主導性作用，要根據當前出現的問題，針對現有的土地管理政策和體系進行優化，要堅決避免可耕地的商用化，建立嚴格的土地審批制度。同時，要加強針對土地資源的監管力度，將現有的規章制度落實到實處，提高管理人員的職業素質和業務水平。
2.3調整行業投資管理政策
資本助力是導致我國房地產經濟空前發展的主因，但同時，也造成了房地產經濟中大量的不穩定因素；如大量熱錢、民間資本等，這些投資本身缺乏渠道管理，在操作中也有不符合金融體制的因素存在，產生波動的可能性很大。針對波動問題，首先要遏制風險較高的資本進入該領域，其次要明確投資管理政策，在不同的領域展開針對性的規章制度，以規避風險為主要目的。
結束語
對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素及對策的研究，不但有助
于把握房地產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而且可以對異常經濟波動現象的研究，提出有效、合理的對策，強化對房地產行業經濟的掌控，有助于促進房地產行業的優化，促進房地產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職業教育；外在價值；技術；中介
作者簡介：徐宏偉（1985-），男，河北承德人，天津大學教育學院2012級職業技術教育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原理、教育哲學；龐學光（1963-），男，山東平度人，天津市和平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天津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哲學、道德教育哲學、職業技術教育原理。
基金項目：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國家青年課題“我國職業教育學術課題與職業課程的整合研究”（編號：CJA120157），主持人：陳鵬。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158（2015）04-0011-05
價值問題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并非是可有可無的一般性問題，而是不得不查的本源性問題。因為職業教育價值內在地標識著職業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獨特性，關涉著職業教育“怎樣存在”以及“應該如何存在”的問題。按照以往的研究來看，職業教育價值并非是外在于職業教育自身的“實體”概念，而是蘊含在職業教育與主體人、社會和自然互動之中的關系范疇。與滿足人的主體需要的職業教育內在價值相對照，職業教育外在價值一般被認為是職業教育對社會諸領域發展需求的滿足。既有的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研究雖然注意到了價值主體的多元性，但卻忽略了自然這一重要的因素，同時由于采用直言命題的方式進行概念界定與分析，忽略了價值實現的條件，導致得出的結論缺乏必要的說服力。因此本文將增加對職業教育自然生態價值的分析以作為對以往研究缺失的重要補充，同時引入“技術”作為職業教育與社會和自然之間互動的中介因素，以期實現對職業教育外在價值更全面的界定和更客觀的分析。
一、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重新審視
價值是探究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邏輯起點，為理解職業教育外在價值提供了基本的解釋框架。關于價值的界定比較常見的有四種說法，即實體說、屬性說、關系說、意義說[1]。綜合來看，采用關系說的基本觀點作為對價值的基本理解已成為研究共識，即價值既不是某種“實體”，也不只是事物的某種屬性，而是反映了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的某種特定關系，是價值客體對價值主體需要的滿足。教育價值符合價值最基本的內涵規定，同時蘊含著“教育之為教育”的獨特性。教育作為人類的一種基本的社會實踐活動，指向人和社會的雙重發展需求，即教育既滿足主體人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同時也滿足社會多領域的發展需要。教育內在訴求的二維向度（主體人與社會）在教育價值領域呈現為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兩種基本類型。
職業教育價值的概念界定導引于教育價值的基本內涵。一般認為，職業教育價值“存在于作為價值客體的職業教育與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和個體的相互作用之中，表現為職業教育對社會和個體的某方面需求的滿足及其程度，職業教育與社會和個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即職業教育價值的具體存在形態”[2]。基于不同的價值主體，職業教育一般分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職業教育內在價值是職業教育對主體人發展需求的滿足，職業教育外在價值是職業教育對社會諸領域發展需求的滿足。職業教育外在價值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學者們在職業教育價值的整體研究框架下對其也有具體的分析：周志剛認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具體表現為社會價值，如經濟價值、文化價值、教育公平價值、社會分層價值；宮雪從經濟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三方面對職業教育外在價值進行了分析；唐林偉認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體現在“職業教育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消除貧窮、保持和平與穩定、防止社會失調等方面”[3]；明立軍認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是“人力資本的投向分流價值、生成價值、調節價值、儲存價值和提升價值”[4]。綜合相關研究來看，盡管學者們的出發點不同、具體的表述存在差異，但基本上都是從關系范疇來進行闡釋，認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存在于作為價值客體的職業教育與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諸領域的互動之中，是職業教育對經濟、文化、政治等社會領域發展需求的滿足。
綜合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以往研究來看，其優點在于充分關注了價值主體的多元性以及價值的多元性，為相對全面地把握職業教育價值提供了可借鑒的詮釋方式。但其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一是以往研究盡管關注了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諸領域，如經濟、文化、政治等，但卻忽略了自然――這一關系著人類生存的重要領域，顯露出人類中心主義和過于功利性的傾向，影響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觀性。具體來看，以往對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研究，只將視野局限在人類活動的社會諸領域，認為職業教育具有經濟價值、文化價值、政治價值等外在價值，卻忽略了職業教育本應具有的自然生態價值。因為自然并非是外在于人、與人毫不相干的因素，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發展的基礎。對自然環境保護的關注早已成為人類實踐活動與理論研究的關注焦點，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研究同樣不能付諸闕如。二是以往研究主要采用直言命題的方式，斷言和預設了職業教育的外在價值在于職業教育對經濟、文化、政治等社會因素的滿足，但卻忽略了價值實現的必要條件，遮蔽了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相互作用的中間環節――價值中介的重要意義。如果缺少對價值中介的分析，就很難說清價值客體是如何在與價值主體的互動中來滿足其需求，進而體現為職業教育價值的。由于未能說明作為獨立范疇的職業教育與其他社會因素和自然何以發生特定的互動作用，以及如何相互影響，所以導致對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看似客觀全面分析，實質上仍然缺乏充足的說服力。
基于以上認識，對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探求，必須考慮到自然這一重要的價值主體和職業教育所本應具有的自然價值。此外還應引入價值中介這一因素，必須將作為價值客體的職業教育、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和自然以及價值中介三個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慮，才能得出關于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具有說服力的解釋與判斷。
二、技術作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中介的適切性辨析
職業教育外在價值中介是職業教育與社會諸領域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中間環節，是連接作為價值客體的職業教育與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和自然的紐帶。人作為教育主體雖然也在職業教育與社會領域之間發揮著橋梁的作用，但是主體人并不是職業教育的價值中介。因為雖然職業教育對社會諸領域發展需求的滿足需要人的參與才能實現，但是社會諸領域的發展需求最終仍然復歸到主體人的內在訴求，從這個意義上看，主體人在職業教育的價值體系中始終是價值的主體，而不能作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中介。以技術作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中介，其適切性在于如下兩個方面。
（一）必要性：技術作為職業教育的“基本內核”
技術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現代狹義的技術是指工藝技術……現在廣義的技術則根據人類活動程序方法論特點，把一切有用的活動和合理的方法都包含在技術的范疇之中。”[5]本文在廣義的層面上使用技術。現代技術已在工作體系中得到普遍應用，以致許多新職業正是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催生的，技術作為職業教育的“基本內核”其作用在不斷地增強，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技術以多種形態滲透在職業教育的各個環節之中，影響與決定著職業教育活動的開展：一是技術以凝結在人身上的技術能力和技術人文素質的形態體現在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之中。現代技術能力不再僅指手工性的技術操作能力和技術生產能力，還意味能夠運用智能因素進行技術活動的能力。技術人文素質包括技術主體性和技術責任意識。技術主體的主體性、創造性通過教育活動得以釋放和激發，是職業教育自身的重要目的。技術主體的責任意識意味著技術主體充分考慮技術活動可能帶來的對自然生態的損害，自覺承擔相應的技術倫理責任。二是技術以技術知識的形態呈現于職業教育的課程內容之中。技術知識是不同于科學知識的一種知識形態。科學知識旨在解釋事物的規律與原理，通過邏輯推理等方法進行探究，具有普適性特點。技術知識反映的是事物的操作方法和工藝手段，通過實踐操作和經驗總結的方式進行探究，具有專門性、默會性、經驗性的特點。三是技術以技術認知邏輯的形態內在地指引著職業教育教學活動的實施。職業教育按照技術認知的順序來安排教學順序。技術認知的順序是感性直觀先于理性思考，教學過程中使學生首先對技術設備特性、技術操作要求等有感性直觀的認識，然后返回到相對應的技術理論學習，再回到技術活動中進行實踐驗證。四是技術以技術評估的形態導引著職業教育的教育評估。技術評估關注技術生產能力與環境保護能力的平衡。在此指引下，職業教育的教育評估注重受教育者技術能力和技術倫理的雙重評價，以期實現兩種評價的有機整合，既對學生在考試中所呈現的技術產品、服務等進行終結性評價，也對學生在技術學習過程中表現出的技術能力進行形成性評價，還對學生的技術責任意識、技術倫理意識、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進行評價。
（二）可能性：技術作為職業教育與社會和自然互動的“有效媒介”
職業教育與社會諸領域和自然的互動關系是以技術作為中介來實現的。這里的技術不僅僅意味著實體性的技術產品，還意味著凝結在人身上的技術能力、體現為文化形式的技術文化以及蘊含環保目的的生態化的技術手段。之所以稱技術為連接職業教育與社會和自然的“有效媒介”，原因在于技術充當的不僅僅是工具、手段的角色，而且它已內在地融入到職業教育與社會和自然之中，是職業教育與社會諸領域和自然之間發生積極的、有效聯系的必要環節。
1.職業教育與經濟通過“技術”的互動。技術以技術手段、技術知識、技術能力的形態連接職業教育與經濟兩個密切相關的領域。職業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科技水平的提高、生產管理的現代化。具體來說，職業教育對經濟的推動是以凝結于受教育者身上的技術知識、技術能力為前提和基礎的，通過培養技術技能職業型人才，將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通過合理的技術手段，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反過來，經濟發展通過“技術”因素對職業教育的發展提出要求。經濟領域當中企業的規模、效益的變化，會對勞動力的結構需求，尤其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產生影響，進而對職業教育的規模產生直接的影響。不同的產業部門由于其使用的設備不同、技術結構不同、所需的技術人才的層次不同，直接影響著職業教育的發展層次。
2.職業教育與文化通過“技術”的互動。技術以“技術文化”的形態成為溝通職業教育與文化的橋梁。“技術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而不是自然現象，盡管其中也有自然本質力量的作用和體現。技術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即人類文化亞形態，從狹義上講，是與人類其他文化形態相區別的一種特殊文化形態；從廣義上講，它又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統一，是人類文化的投影。”[6]職業教育選擇那些技術性的、實用性的文化，作為基本的課程內容，通過教育實踐活動實現技術文化的傳播，而傳播的過程也并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根據具體的教育目的和現實的社會需求，使技術文化得以不斷地增殖和傳播。職業教育還通過對技術文化的不斷創新，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和經濟對文化的發展要求。技術文化對職業教育的影響清晰地反映在人類歷史上的三次技術革命及其對職業教育的推動過程中。18世紀60年代開始，以蒸汽機為主導的技術文化形態，催生了初級職業學校的誕生。19世紀70年代，以電力為主導的技術文化形態，促進了中等職業教育以及各種形式的職業補習教育的發展。20世紀40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新材料等為主導的技術文化形態，推動了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7]。
3.職業教育與自然通過“技術”的互動。技術以“生態化的技術理念和技術手段”的形態成為職業教育與自然互動的媒介。伴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人們環保意識的覺醒，自然環境保護成為人類實踐活動與理論研究的關注熱點。在此背景下，生態化的技術理念與技術手段成為技術自身發展的現實與未來指向。所謂生態化的技術理念與技術手段，顧名思義就是指蘊含著生態保護的理念和具體措施的技術理念與技術手段。職業教育對自然生態的影響是通過影響人的技術理念和技術手段來實現的。職業教育通過傳播生態保護的技術理念，使得人們具備更加合理的技術觀念和積極的環保意識，從意識層面奠定保護自然環境的基礎。職業教育還通過對功利性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技術手段的改造與創新，為實踐領域的環境保護提供實際的支持。反過來，自然環境保護的現實客觀需要對職業教育不斷提出新的要求。維持自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改變完全功利性的、人類中心主義式的技術理念和技術手段，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從培養目標、課程內容、教學實施到教育評價的所有環節，都要滲透生態保護的理念，職業教育所開發和創造的“技術”，也必須是充分體現自然環境保護要求的生態化的技術措施和技術手段。
綜合以上兩方面來看，技術以多種形態滲透在職業教育的各個環節之中，是職業教育必要且基本的構成要素，與此同時，職業教育與社會諸領域以及自然的互動也總是以技術作為必要的連接紐帶，可見，技術符合職業教育外在價值中介的內在規定性，可以作為考察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中介因素。
三、職業教育外在價值的再釋――以技術為中介的視角
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回顧和缺陷的分析以及對技術作為價值中介的辨析，本文認為職業教育外在價值存在于作為價值客體的職業教育與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和自然以技術為價值中介的互動之中，是職業教育通過多種技術形態對社會和自然發展需求的滿足，其具體表征為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生態價值。
（一）經濟價值：通過培養“技術人”、提供技術成果來滿足經濟發展需求
職業教育通過“技術”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體現出職業教育的經濟價值。從經濟的視角來看，技術“以知識、技能、方法、工具、機器等形態滲透到生產力中的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之中”[8]。職業教育通過培養“技術人”為經濟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通過研發、創新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技術成果。首先，職業教育以特定的技術知識作為基本的課程內容，通過技術知識的傳授與傳播，使受教育者了解與掌握現代技術。換句話說，技術知識經由職業教育的形式凝結在受教育者身上。受教育者通過不斷的學習，終將成為掌握技術知識、具備技術能力的“技術人”。職業教育所培養的大批“技術人”，在現實的經濟實踐活動當中，將自身的技術知識、技術能力與生產力中物的因素相結合，將技術這種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從而提高勞動生產力率，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各類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是經濟發展所需“技術人”的培養基地，它們源源不斷地向生產、服務、管理等領域輸送合格的技術人才，從而保證了各部門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并最終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滿足經濟的發展需要。其次，職業教育除了基本的教學外，同時根據現實的技術發展狀況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承擔著技術的研究、創新、發展、推廣等任務，為各個社會經濟部門提供直接的技術成果。“職業教育將人在生產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加以總結提高，開發出新的技術成果，促進技術的升級換代，使得技術鮮活地存在于人的生產生活之中。現代職業教育的社會化，以及職業教育、科研、生產之間的密切結合，使得技術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步伐越來越快。”[9]總之，職業教育通過培養“具有豐富知識、熟練技能、較高素質的勞動者，提高了生產工具、工藝流程、儀器設備等勞動工具水準，擴大和深化了勞動對象的范圍，使技術越來越成為直接的、現實的、第一位的生產力”[10]，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可見，職業教育的經濟價值不僅僅在于以培養“技術人”的方式來滿足經濟對于人才的需求，還在于以直接生產技術成果的形式，來滿足經濟發展對于技術手段、技術方法的需求。
（二）文化價值：通過選擇、傳播、創新“技術文化”來滿足文化需求
技術以“技術文化”的形式呈現在職業教育與文化的互動之中。技術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投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是以技術為載體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綜合體。職業教育通過選擇、傳播和傳承、創新“技術文化”，來滿足文化的發展需求，體現自身的文化價值。
1.職業教育選擇技術性的、實用性的文化內容作為基本的教育內容，這不同于普通教育選擇理論性的、普適性的文化內容作為基本教育內容。普通教育植根于學科體系，講究學科自身的邏輯體系和不同學科之間的邏輯聯系，更注重對受教育者全面文化素養和基礎的培養。職業教育則植根于工作體系，關注的是技術知識的傳授、技術方法的革新、遵循技術內在的運行邏輯，更注重根據特定職業對受教育者的技術能力和技術精神的培養。
2.職業教育傳授與傳播技術文化。這里的技術文化體現為“知識、技能、方法、技術性思維方式、技術理性、技術精神、技術倫理、技術價值觀以及各種形態的技術觀和技術社會思潮”[11]。在職業教育實踐過程中，技術知識、技術技能、方法、技術性思維的傳授體現的是將前人積累的技術文化成果進行傳遞的過程。技術理性、技術精神、技術倫理以及各種技術觀的傳播體現的是將過去和當下所積累的價值觀層面的東西進行傳播的過程。技術知識、技術方法、技術性思維的傳遞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進一步彰顯，為人類生產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礎。技術理性、技術精神、技術倫理的傳播是對人的改造自然能力在價值觀層面的一種平衡，追尋的是一種合理的、和諧的技術發展方式。技術價值觀的傳播有利于社會形成崇尚技術、注重工藝、務實而理性的文化氛圍。
3.職業教育創新技術文化。在這里的技術文化除了意味著技術產品、技術方法外，更多的體現為“技術活動的社會建制和社會規范，技術活動共同體的行為方式和準則，技術并入生產過程和社會化應用所要求的組織體制、生產方式、‘人―技’關系模式，人與人之間合作和交往的技術形式，對技術的社會應用實施控制的技術準則、社會準則和倫理準則”[12]。因此所謂的技術文化的創新，一方面是指職業教育進行直接的技術生產，通過技術的研究、創新、發展，提供新的技術理念、開發新的技術工藝方法、創造出新的技術產品。另一方面意味著職業教育通過開創新的技術活動的個體規范和社會準則，來調節技術活動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行為方式和人際關系，以及規范社會化技術生產過程中的組織方式、生產模式、技術準則等。
（三）生態價值：通過傳遞“技術生態化”知識、創新生態化的技術手段來滿足自然生態需求
職業教育通過傳遞技術生態化的知識，通過開創生態化的技術手段和方法為技術系統生態化提供理念和現實支撐，滿足自然生態的發展需求，體現自身的生態價值。所謂技術生態化是指“用生態思想指導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用生態規律引導和規范技術工藝體系，使生態化的技術能更好地為人和自然的協同進化服務”[13]。
1.職業教育通過自身的教育影響使得技術主體具備生態化的意識和思維方式。職業教育的受教育者未來會成為技術活動的主體，如技術員、技師、工程師等。在意識上，能夠將人類和自然、人的社會化生存與自然生存結合起來看待，鄙視那些破壞自然與生態的行為，將其視為對人類自身生存的最大的威脅，將技術活動最終目的定位于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在思維方式上，改變單向的思考方式，能夠進行多元化的思考。比如，在研發某項新技術的過程中，不只考慮其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還能夠考慮和評估其可能導致的不良生態后果。
2.職業教育能夠在技術設計或工藝設計生態化方面發揮引領與導向作用。技術設計或工藝設計看似是技術領域內的事務，其實關系著人類的整個生態保護事業。因為“工業產品設計與工藝生態化的專長是解決一條生產線或一個企業內某一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問題，協調三個領域間的關系是推進技術生態化關鍵。產業是由眾多的企業組成的，而企業的技術活動又總是集中體現在生產工藝流程之中”。[14]職業教育將生態化的思想滲透具體的技術設計和工藝設計的課程與教學當中，使得工藝設計生態化成為基本的、常態化的教學內容和方式，從而影響社會企業乃至整個產業領域的技術設計或工藝設計的生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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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自由競爭與宏觀調控，是緊密相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嚴格的假說條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干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于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干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于優勢，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因而必須借助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后調節并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
——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采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量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干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于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于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并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exter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于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后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準及征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于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并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于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量（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并且這些變量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后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擊
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并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干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么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干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干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干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么，為什么政府干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么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干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干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里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
其次，政府干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干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干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干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干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于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干預成為可能（政府干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干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論文摘要：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又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周期，資源短缺、生態惡化和環境污染造成嚴重的生存環境壓力。因此，循環經濟日益受到政府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隨著人與自然環境沖突的加劇，環境倫理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循環經濟中到底蘊含著哪些環境倫理思想，這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會計
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深刻認識和反思的結果，也是人類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中陷人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生存危機深刻反省自身發展模式的產物。環境倫理思想源自環境倫理學，它研究和討論的是生態環境中的人類的倫理道德問題，人類如何在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和提高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時，更加合理，更加科學的來對待自然和保護生物，從而更好的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環境倫理思想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及在資源與環境方面達到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等思想都在循環經濟中得到推廣和應用。
一、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在循環經濟中的運用
循環經濟為試圖解決經濟的發展效率與自然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矛盾而產生的，它是可持續發展的組成部分，也同樣認為經濟發展的持續性是建立在自然可持續性存在和發展之上的。環境倫理思想關于自然的價值和權力的論述為:自然價值分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其中自然的外在價值是指自然事物作為資源，能滿足人和其他生命的需要，符合人和其他生命的利益。自然的外在價值對人們來說有功利意義，被人所廣泛接受，并且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作為自然價值的內在價值卻長久被人類所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是指生命和自然界自身生存的意義，它富有創造性，創造了地球上適宜生命生存的條件，創造了地球基本的生態過程、生態系統和生態物種，同時表明了生命和自然事物按客觀自然規律在地球的生存是合理的，有意義的。會計
地球產生于46億年前，而人類在地球上產生卻僅是大約300-700萬年前。雖然人類社會相對于整個地球的產生甚至生命的產生是短暫的，但人在生命層次序列和生命組織的序列中卻處于最高位置。人是環境道德的主體，也是環境道德的人。但由于人類的狂妄自大，人忽視了自然的內在價值和權利，第二次工業革命后人類開始瘋狂的掠奪自然資源，發展經濟，直至造成生態危機。自然開始用它最原始的方式開始報復人類，各種自然災害接踵而至，比如土地嚴重沙漠化，洪水淹沒了人類的家園，各種自然資源嚴重短缺等等，此時人類才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人類開始認識到自己是自然的一員，而不是自然的主宰者。以往的工業發展和經濟發展只注重自然的外在價值，人類生態價值，卻忽視了人與自然的生態共同利益，即自然的自身價值，從而導致大自然的報復，這是造成地球生態危機的倫理根源。而人類要擺脫生態危機就要明確人與自然不僅以相互利用方式存在，而且也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維持著地球自然的生態穩定。作為生命序列最高級的物種，卻扮演了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不稱職的調控者。在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上，環境倫理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基本判斷的道德依據，我們對自然所賦有的責任和義務就是最大限度的維護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和諧。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責任，就是恢復和保存自然的內在價值，確立自然的權利，從生態整體主義觀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人類認識到自然內在價值及權利基礎上所提出的人類經濟發展的生態模式，在明確了自然具有內在價值，學習生態系統的智慧基礎上設計出來的。在生態系統中，只要它正常運轉.所有輸人生態系統的物質都可通過生態食物鏈一級一級的轉移，所有物質都在循環中運動轉化。一種有機體被利用后，轉化再生為另一種有機體可以利用的形式，幾乎所有物質都在循環中被利用。生物圈的物質生產過程就是一種廢物還原和廢物利用的過程，一種無廢物生產的過程。循環經濟就是把生態系統的物質運動過程應用到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過程中，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它是一種物質閉環流動，它的模式是“資源—產品—廢棄物—資源”，即資源在第一次生產出產品后，其剩余物是第二種產品的原料，如仍有剩余就再作為第三種產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環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廢物，以對生物和環境無害的形式排放，能被環境中生物吸收和利用。
承認自然的固有價值和人類的實踐能動作用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是循環經濟的理論基礎。循環經濟中的倫理思想體現在生產和消費領域里的生態化轉化，承認生態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的價值。
二、循環經濟中體現的人類在環境利益上的公正原則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三R"為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以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它運用一種新的系統觀、經濟觀、價值觀、生產觀和消費觀實現著人類在環境利益上的公正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一)循環經濟中的代際公平思想分析
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有能力永久的改變或毀壞地球，而且當代人的活動會對后代及未來人類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熱帶雨林的大面積消失、臭氧層的空洞、土地沙漠化嚴重等等都將危及后代及未來人類的生活和生產，對于這種把危害和危險留給后代，是對后代的一種不公平。環境倫理思想中提出的代際公平要求本代人的發展不以損害后代人的發展能力為代價，至少要留下滿足后代人能進一步發展的環境資源，例如保護自然物種的多樣性，維持地球生態環境質量等。環境倫理把關懷的對象由代內進一步擴展到代際，就好像為后代人建立一個大的資源與環境的儲蓄銀行，當代人應只消耗由儲蓄銀行產生的利息，而應將本金留給后代，以達到代際之間資源與環境的公平分配。人是可以通過理性把握歷史的行動，可以通過理性來超越現在，接觸未來，所以需要提倡代際正義，有一種面向未來的價值思維，循環經濟正是這種面向未來的價值思維的產物。代際公平是循環經濟的倫理取向之一，循環經濟在生產中減量化原則，要求減少進人生產和消費領域的物質量，要求人們必須學會預防廢棄物的產生而不是產生后的治理。比如在生產過程中，制造廠就要通過減少每個產品的物質使用量，通過重新設計工藝流程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或減少廢棄物排放，提倡消費中多次應用。這種生產中減量化、消費中多次運用的做法，不僅符合經濟學規律，更是一種對自然和資源的保護，是對子孫后代的一種公平式做法，是代際公平的一種表現。會計
(二)循環經濟中的代內公平思想分析
作為代際公平的前提和基礎的代內公平，對現今的環境保護具有更多的現實意義。代內公平，要求資源和環境在代內要公平分配，強調人類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高于暫時和局部利益。當代的代內不公平主要體現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以損害別的地區和國家的發展為代價。比如，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進程中，利用殖民手段大量剝削能源和資源，不顧后果，目前存在的很多環境問題都是這種行為的積累。而且現今發達國家仍是資源的主要消費者和污染的主要生產者。他們以占世界總量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掉占世界總量四分之二的能源，木材的85%，鋼材的72%，其人均消耗量是發展中國家的9-12倍。不僅如此，一些西方國家還采取了轉嫁生態危機的做法，把能耗大、污染重的企業以轉讓技術，擴大投資和提高援助的方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直接把有毒的工業和生活垃圾甚至核廢料輸送到發展中國家來處理。當然對于某些發展中國家只顧單純追求經濟發展，不顧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采用“殺雞取卵”的行為也是代內不公平的一個表現。
在當今物業管理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隨著“創優”，ISO質量認證的升級，特別是當我們邁向21世紀，面臨加入WTO，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時，我們的企業要生存發展，拓展市場，就必須學習和借鑒世界先進國家企業經營管理的成功經驗，形成品牌效應，實施大市場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名牌戰略；在發達國家，名牌戰略已經從企業管理的進入到企業管理的中心，從研究開發到售后服務等各個環節都圍繞名牌戰略而進行。創名牌企業，建優秀物業管理小區，現已成為我國物管企業的管理目標和奮斗方向。那么，物管企業如何制定和實施品牌戰略呢？筆者認為，第一，要首先明確品牌戰略的特性和作用；第二，要確定品牌的價值戰略。
一、物業品牌的特性和作用
1、品牌可以是永存的
物業管理企業的品牌，體現在物業管理上的硬指標，就是創建和獲得國內物業管理最高榮譽獎“優秀物業管理小區”和“安全文明小區”以及ISO9002質量的認證；在軟件建設方面，對內主要是企業文化，企業內部機制改革，對外則是通過媒介擴大影響，宣傳企業精神，全面提升企業形象。美國揚和羅濱凱公司總裁彼德國.喬治蘇說：“精品是超越于具體產品的，它凌駕于實際產品之上。”物管企業的品牌作為物業企業的品牌作為物業企業（產品）的標記，是“產品”內涵的反映和“產品精神”的體現。一個品牌可以代表一個企業，一個優秀物業管理小區、示范大廈可以代表一個企業的實力；在一面“精品”的旗幟下，“產品”可以一代接一代地生產發展下去，只要管理適當，品牌可以永存。同時，由于品牌是企業所生產和經營的，因此，品牌也就反映了企業的形象和精神，是企業“產品”的要素。優秀物業管理小區與物管企業緊密相連。優秀示范小區對于物管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關系重大，品牌的永存保證物管企業長期地生存和發展下去，對社會發展、經濟繁榮都有重要作用。
2、品牌是信任與承諾
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市場關系，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原因在于一方面紛繁復雜的物管市場變化莫測，競爭激烈，這給物管行業提供的管理服務帶來較大風險；另一方面是一些無資質的物業公司一哄而上，管理不規范，搶過“獨木橋”，擠乘“一輛車”，使業主很難選擇，這給物業市場帶來一事實上的混亂和損傷。物業公司與業主的關系必須改進和提升。名牌企業、優秀物業管理小區表達著“產品”或服務與業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一種體現互利互惠、友好合作和信任的關系及其感覺；優秀物管“產品”就象商海中的“燈塔”，吸引著迷茫和優柔寡斷的業主客戶。優秀物管“產品”不僅能拉近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關系，而且是物管企業與業主之間非書面或口頭的契約。它雖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但卻具有超越于法律的神圣的效力。因為真正的物業品牌（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樓宇、安全文明小區）能體現出一種強大的信任和效益，是一種無形的資產和力量。
3、品牌是對服務價值的最好詮釋
忠誠的根本理由在于價值，忠誠應廬是值得或有價值的。對于業主來說，物業公司的忠誠價值在于“產品”或服務的價值，這就是能夠以合理的收費獲得良好的“產品”或服務。如果一個物管企業總能夠以合理的收費價格（這種合理收費價格是按照國家收費標準，而且是物管企業和業主都能接受的），提供優質的“產品”或服務，那么，市場就會認同于它，業主就會忠實于它。物業公司和業主的這種關系，是以經營“品牌”為紐帶的。“品牌”或“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是承諾和忠誠的象征。品牌表示物管企業給予業主以承諾。物管企業以履行承諾來維護其“產品”，作為對業主的奉獻和熱情，這樣，會使業主發現忠實一家物管企業是值得和有利的。
二、物業品牌的價值戰略
1、品牌價值與形象價值的統一化戰略。品牌是內在品質與外在形象的統一。物業管理企業一項精品工程（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或安全文明小區），不能只看重其“產品”的外在形象價值，只圖好看華麗，而忽視甚至糟蹋或破壞“品牌”的內在品質價值。“品牌”的內在品質價值，其一個層面是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性能及其效用，另一個層面則是企業的素質、能力和品行等。內在品質價值是品牌價值的根本，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是恒定的。而品牌的外在形象及其價值是內在品質及其價值的表現、流露和展示，是不確定和易逝的。所以，只注重“產品”外在形象價值會是曇花一現，那不是做物管工作，甚至也不是做企業，而是做投機，當然所管理的小區、樓宅的外在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它便于人們識記，會使人們產生聯想，甚至不會使人們賞心悅目和陶冶情操等，是有價值的。所以，實施物業品牌價值戰略，必須以“產品”的品質價值戰略為根、為本和為綱，而以品牌的形象價值為枝、為葉和為目。
2、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統一化戰略。物業品牌的內在品質價值和外在形象價值，從另一個層次和角度看，又都是品牌的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都是產品的成本對效用的關系。它對物管企業來說，是生產經營成本對經營收入的關系，是生產者剩余或利潤等；而對于業主來說，是購買成本或代價對物管企業效用或滿足的關系，是業主剩余。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區別主要在于：前者主要是物質性的，用貨幣衡量；后者主要是意識和觀念等非物質性的，是心理感受和觀念評估等。但是，兩者不能截然分開。首先，經濟既包含文化，又屬于廣義的文化；其次，經濟既包含文化，又屬于廣義的文化；其次，業主的滿足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物業品牌的經濟價值是基礎，而其文化價值可以說是關鍵或主導。這不僅因為物業品牌的外在形象價值是文化的，而且因為品牌內在品質價值也主要是由一種思想、觀念和精神決定的，它表達著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和卓越的民族精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價值會轉化為經濟價值，會提升經濟價值。物業品牌的市場價值與信譽價值的關系也一樣，它們是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特殊內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