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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數字經濟；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1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3-0183-03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 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 [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龔偉同．技術創新毀了蘋果[J]．商務周刊，2004(4)．
[6] 宋玉華．美國新經濟研究――經濟范式轉型與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Commercial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基本面決定市場趨勢
萬家基金認為在流動性沖擊過去之后，投資者需要進一步認識“宏觀穩住、微觀放活和社會托底”的意思。由此看來，宏觀政策將以穩為主，如果失業情況未出現明顯惡化，沒有爆發系統性和區域性的金融風險，政策將不會有所改變，經濟將沿著自身的途徑開始緩慢下滑。周期股將繼續趨勢性下降。而與以往不同的是，新的經濟驅動力將在未來的1-2年逐步顯現。下半年影響股市趨勢的關鍵是宏觀經濟的走向，原本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就有環比減弱的趨勢，在目前央行重拳治理影子銀行的情況下，估計三季度減弱的程度更大。
匯豐晉信：
震蕩市關注新興產業
匯豐晉信認為，在目前的狀況下，經濟的疲弱形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央行也多次強調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疲弱、貨幣中性的情形下，通脹滋長的條件并不具備，數字上的回升僅代表基數較低帶來的計算結果，不足以引起市場過多的憂慮。因此通脹并非市場擔憂的主要因素，經濟的下滑和流動性的情況才是市場關注的核心。
具體到投資領域，匯豐晉信認為，應回避受到經濟影響較大的傳統性行業，持續關注局部對經濟敏感性較低的行業，如以“消費服務”和“新興產業”為代表的成長性行業。
上投摩根：
堅定持有優質成長股
上投摩根表示讓市場在5-6月陷入混亂的兩大因素已在6月底后出現和緩跡象，未來只要美國公債利率的波動率企穩，將有助各類資產波動降低并回歸基本面。
整體而言，夏日炎炎，7月份全球股市可能會進入一段修身養息期間，后續主導大勢的變量因素可以主要觀察美債收益率、新興市場波動率變化以及經濟數據與美聯儲政策。另外，7月中旬后各市場上市公司將陸續公布半年度企業財報，也有望對個股投資機會提供新的指引。不過，堅定持有優質成長股仍將是戰勝市場的不二法則。
華寶興業：
分配正義的旨趣是在社會成員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種權利、義務和責任的合理配置機制，以實現公平和公正的經濟秩序，從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實現程序上來看，分配正義主要包括“事前”和“事后”兩個維度：在經濟活動之前，每個人對資源的使用機會是平等的；在經濟活動之后，每個人分享的收益和承擔的責任是公平的。然而，現代經濟已被金融所統攝，金融顛覆了分配領域中的“責、權、利”配置原則，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困境。金融在資源配置上存在“馬太效應”，難以保證經濟活動之初的平等；在經濟活動之后，來自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存在收益與責任分擔的不公平。
[關鍵詞]
金融化；分配正義；經濟哲學追問
分配是經濟活動健康運行和個人價值實現的基礎。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一書中表達了關于分配與正義之間的真實洞見：經濟分配的不公平會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權的價值[1]（P88-96）。現代經濟已被金融所統攝，金融顛覆了分配領域中既存的“責、權、利”分配原則，主要表現在：金融在資源配置上存在“馬太效應”，難以保證經濟活動之初的平等；在經濟活動之后，來自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存在收益與責任分擔的不公平。金融運行的基礎是以財富實力為核心的信用，“嫌貧愛富”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導致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這意味著人們在經濟活動之初，使用資金資源的機會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導致收益與責任分攤上的不公平。更須提及的是，金融通過杠桿運作制造了一種財富幻象，通約著政治權力、社會意識和價值準則，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挑戰。這是由于財富幻象遮蔽了分配問題，使得分配正義失去了被反思的社會基礎；金融權力通兌政治權力，“最后貸款人”的政府角色遵從金融邏輯，使分配正義失去了被追問的制度基礎。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經濟現實，對分配正義進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與追問，是捍衛人的生命尊嚴，提高人的存在價值，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金融化視閾中分配正義面臨的困境
資本經歷了從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的嬗變。希法亭曾經在《金融資本》一書中深刻揭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變化———金融資本取代產業資本實現了對經濟的主導與控制。金融資本的出現，在希法亭看來，使“籠罩在資本關系上的謎團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資本的規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當今的經濟發展趨勢，更不可能對經濟和政策有任何科學的認識”[2]（P1）。列寧在分析帝國主義壟斷特征時，也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他認為是金融資本加大了世界經濟在發展速度上的差異。20世紀70年代，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黃金非貨幣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貨幣時代的到來。充足的貨幣量和金融監管的放松，為金融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通過創新，金融不斷拓展著資本增殖的邊界。一方面在實體經濟中為產業部門提供融通資金的服務功能；另一方面在虛擬經濟中進行“價值創造”。也即通過“實現價值流通”和“經營活動資本化”兩個渠道，掌控了整個經濟的資金命脈，將社會運行統攝到金融邏輯當中，打造了“金融主導經濟”的圖式，形成了經濟“金融化”的景象。對于“金融化”的定義，簡而言之，是金融活動在經濟領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學者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戈拉德•A•愛潑斯坦認為，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3]（P14-21）。他還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的興起是過去30年全球經濟變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關鍵，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資本的霸權實力在世界重新興起的表現。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從金融化的表現形式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化是指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甚而從諸多正在擴大中的服務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成為當今時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邁克爾•赫德森認為資本主義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體，通過將在壟斷行業獲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等泛金融部門，使世界經濟進一步金融化[5]（P6-12）)。大衛•科茨認為將“金融化”取代“金融統治”，能夠準確把握近幾十年來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擴張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雖然各學者對金融化的定義并沒有一致的認識，但都集中于以下兩個事實：一是從廣度上來看，金融活動已廣泛滲入到經濟體系當中；二是從深度上來看，金融已經取得了對現代經濟的支配權。金融化顛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困境。金融在資金分配上“嫌貧愛富”，因而在經濟活動初始，人們對資金資源的使用機會是不平等的。這源于金融的運行機制建立在以財富實力為尺度的信用之上，這種信用與人的品行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即是說，財富實力越強，則信用越強，越能從金融部門融到更多的資金，而真正缺乏資金的人則由于信用較差，很難得到金融資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國銀行業時曾鮮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別是在倫敦———都只是一種虛幻的東西，如果對人們擁有的財富或實際資產毫無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們是不是可靠，……我想證明：盡管比較窮困的人一般都比別人勤勉，但如果每個人都能隨時將其資產狀況寫在他的前額上，那我國的產業將會因而大大發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導資金配置，必然導致“馬太效應”，加劇貧富分化。在一個開放性的金融市場中，高回報率決定了金融資源通常會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財富實力弱的人手中轉向實力強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邏輯中，決定其資源流向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當下的財富實力；二是未來的升值預期。前者是傳統的通行標準，后者主要表現為現代金融的風險投資。從經濟的運行后果來看，源于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成本共擔，導致收益和責任分攤上的不對等。金融資本有其獨特的運行方式，在經濟的金融化語境中，虛擬經濟對整個經濟體系具有強大的導向作用，正是這種經濟運行方式為分配問題帶來新的挑戰。這是因為，金融市場解構了傳統經濟社會中的商業交往模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金融合約所消解。產品交易無需考慮生產過程，因而資產規模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增長。金融產品是一種無形商品，因而無法在外觀上被感知，也難以在經驗中被檢驗。從本質上看，它是一種純粹的智能設計，財富獲取的高度或然性與賭博類似。金融產品的載體———金融合約在內容上極具復雜性和高深性，投資者和開發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人們的投資動力只是出于“賺錢”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場是人們宣泄財富狂熱的場所，被財富欲望所驅動的人性，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得以高度張揚，每個人所關心的只是自己資產的增殖，而對于金融市場非均衡發展所引發的后果并不知曉。貨幣在實體經濟中的脫域，刺激了虛擬經濟的過快發展，這對產業部門的勞動者是一種不公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資產主義財富生產的奧秘是活勞動，不是資本。而作為資本最高級形式的金融資本，其本質內涵并沒有改變。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調劑資金余缺”和“經營活動資本化”，“流通”是其內核，尤其是虛擬經濟中的巨量資產從實質上看只是一種數字符號。也就是說，資本在虛擬市場中的增殖只是一種數字的增殖，在實體中并沒有生產出與之相對應的物質產品。然而，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種轉換機制，即虛擬資產可以兌換實體經濟創造的物質財富。這意味著，金融資產不生產物質財富，卻具有分割物質財富的權力。虛擬資產的總量越大，對社會總產品的分割就越大，這對從事產業部門的勞動者而言，是一種分配權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越強，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識豐富的人機會越大，而金融文盲趨于貧困的風險更大。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整體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強調‘世界是平等’的，因為相對于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回報而言，資本回報率一直在飆升。這種回報前所未有的龐大，使那些金融知識匱乏的人受到了強烈的沖擊。”[8]（P10）
在虛擬經濟領域，金融的運行機理是把未來作為知識推斷的目標，運用數理邏輯的論證和復雜的公式計算，將預期作為一種真實的存在進行交易，由此實現了“未來”與“當下”之間的價值轉換。這種價值是對未來預期的價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觀性基礎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這是因為投資者、交易員，甚至經濟學家、政府和媒體，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飛速上漲的數字假象所蒙蔽，從而助長投機和市場不公平。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具有兩面性：對未來經濟形勢的盲目樂觀，會導致虛擬資產規模呈幾何級數增長；而對危機的極度恐懼也可以導致資產規模的迅速縮水。實體經濟永遠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資本回報率的增長速度嚴重背離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食利者階層增多，會使商業社會背負沉重的負擔。此外，源于虛擬部門的通貨膨脹吞噬了實體部門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金融危機在懲罰那些貪婪的金融投機者的同時，也沖擊了眾多無辜的誠實勞動者，危機的成本最終會轉向社會，由全社會承擔。近些年來，經濟危機大多源自金融領域，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等。虛擬經濟不可能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真正做到“自我循環”，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發展到一定限度，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甚或金融危機。最后只能訴諸于政府救助，將成本社會化，讓大多數人承擔少數人因貪婪所犯下的錯誤。這會導致權利與責任的不對等，讓少數人享受權益而社會全體承擔成本。
二、被財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義問題
在金融化語境中，財富構成具有多元化特征，這使得財富分配領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較大的隱蔽性。在馬克思的視閾中，工人與資本家是一對明確的對立主體。而金融化顛覆了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個異質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剝削與被剝削的實施主體，并改變了傳統的財富分配規則。金融通過工具創新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以技術手段的假象掩蓋了金融市場之中的人對實體經濟部門勞動者的財富攫取。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條反饋回路，資產價格上漲會帶動整個經濟體系中的物價上漲，最終引發通貨膨脹。使從事生產制造的勞動者，陷入辛勤勞動實際收入卻在下降、倍感剝削但又不知被誰剝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場中沒有生產關系是分配正義被掩蓋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場沒有商務談判，不存在雇傭關系，以通訊工具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與人打交道，投資者是真正意義上的原子式個人。他們都被計算機轉化為量的存在，遵循著數量的機械邏輯，因而沒有交往關系。在金融市場中，個人被取消了物質的實體而成為抽象的存在，變成由符號、數字、圖像所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質料。持有暴富欲望動機的投資者像一個個做著布朗運動的原子，通過數字的跳動和圖線的波動表達自己的樂觀、恐懼、自信、瘋狂等主觀情緒。在這樣一個連續的、無摩擦的、完全流動的市場中，人們追求財富的無度和無節制不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場繁榮的內在根基。這里所踐行的是霍布斯的“叢林法則”，諸如正義、道德、倫理等社會情感和社會責任，被這樣一個抽掉了質而只有量的運行機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場提供了財富獲取量上的無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額資本回報率的意圖成為裁決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單一性和機械的數理邏輯，使人們失去了對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導致的正義問題。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會導致投資者“動物精神”的張揚，從而失去了對金融市場飛速上漲的價格是否脫離現實，以及資產價格的飆升吞噬了勞動者的實際財富等社會問題進行反思。賬面資產的上漲數字成為投資者意識的對象化，上漲的行情刺激了投資者的熱情，通過媒體的渲染，使這種高漲的樂觀心理在更大范圍內的人群之間擴散。對未來的普遍看好，誘使更多的投資者加入到推動價格上漲的投機中，而無暇顧及資產的實際價值。當市場泡沫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背離突破臨界值，就會引發一輪市場恐慌和價格下跌。當危機產生時，無論是個人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都認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當的，而絲毫不會認為由個人的狂熱、失誤所引起的損失，是應該由自己承擔的。在政府救市的過程中，還會出現“價值悖論”———救市的口號喊得最響的往往是數量眾多但資金實力比較小的散戶。他們所考慮的只是自己的資金安全，而不會考慮與個人的微量資本相比，政府救助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也損害了那些金融市場之外的人的利益。
邁克爾•沃爾澤在他的“三個分配原則”[9]（P23-25）中曾經提到過，分配正義的實現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換的原則。自由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對經濟行為、經濟程序和經濟目的所進行的反思與追問，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然而，財富幻象所造就的社會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從而將實現正義與否的評判標準交給了“物”———資本，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現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紛紛放松或放開資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局面。然而，這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資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無限循環，利率差異和國際貿易在浮動匯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國的貨幣價值經常處于波動當中，誘發資本套利，加劇幣值的不穩定，從而將發展中國家置于不利的境地。這是因為它們金融市場不發達，監管不到位，極易成為金融投機大鱷襲擊的目標，發生于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案例。此外，資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勞動力的流動處于相對靜止狀態。反映到實體經濟上來，就是資本要素與勞動力要素的分離導致資本缺乏或過度盈余，從而引發失業率上升或通貨膨脹。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以金融為紐帶的聯系，不是交往互動，而是財富轉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另一種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則借助于政治權力實現對經濟的控制，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現象。“toobigtofail”生動地體現了金融權力與政府權力的博弈。為了防止大型金融機構倒閉所帶來的嚴重后果，訴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種被公認的正當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實質上是將壞賬從私人手中轉向公眾，也即成本的社會化，從而讓這些擁有高額收入的金融從業者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解脫出來。雖然這是不公平的，但對財富毀滅的擔憂遮蔽了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社會權威，使政府實施矯正正義的行為受到鉗制。凱恩斯經濟學中的政府干預理論為政府的“最后貸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使得政府救助成為一種義不容辭的職責。他們在一種“如果政府不干預，將會出現經濟蕭條”的看似合理與正義的威脅中，正當地實施了一種非正義行為。政府權力遵從金融邏輯，最終將金融危機的成本轉嫁給全社會，而金融機構的從業者在政府實施救助以后，依然拿著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機與他們無關。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對這一現象的憤怒反抗。
分配正義作為社會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經濟制度和政策安排進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問與反思，形成一種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礎上的價值導向，從而使經濟行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財富幻象打造了一個充滿迷霧的世界，可感知的具體事物被抽象觀點所代替，經濟規則也被如金融合約這樣的抽象因素所決定，追逐個人私利成為人們行為的無意識。抽象觀念對具體事物的代替，使人們對現實中經濟狀況的理解能力失效，從而對壟斷金融資本瘋狂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個體價值本位與整體價值取向之間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領域中的正義問題。
三、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義與經濟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而金融化的社會語境之所以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挑戰，在于金融配置資金的方式和運行機制都具有較強的選擇性，高度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將廣大的普通民眾排除在金融的服務范圍之外。金融化已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的癥候，金融制度對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發揮著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將社會中的個人納入到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中，因此，必須認真審視金融所產生的分配正義問題。金融所導致的不正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活動之前，對金融資源的使用機會和支配權利不平等；二是在經濟活動之后，對權益和相關責任的分攤不公平，其表現形式是來源于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共擔。更為重要的是，由信用擴張所制造的財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問題，從而使對分配正義的探討失去了被反思的社會基礎和被追問的制度基礎。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何以可能？這實際上是一個如何解決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之間的沖突與悖論的問題，也是一個超越金融學自身的認識論問題，需要從經濟哲學的中觀層面為金融活動尋找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指導。首先，建立更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為基礎的金融體系。希勒曾經說過：“創設金融機構時如果真正以人類的品性為核心，那么他們就能更靈活地調整金融創新以適應人類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個金融體系更加平穩地運轉。”[10]（P13）
從本質上來看，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金融，金融的杠桿化賦予經濟主體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將經濟“搞活”：工具創新將不能流動的大額資產實現上市流通；技術創新將未來價值翻轉為當下價值進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財富實力為基礎的信用標準，導致其在資源配置上的“嫌貧愛富”，產生“馬太效應”，尤其是在資金流通不暢的情況下，資本的稀缺使這一現象更為嚴重。建立更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讓金融服從于構建平等社會的終極目標，需要金融的進步和金融創新。發展普惠金融，構建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從而實現金融服務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構建平等社會方面發揮作用的衡量標準，主要是看金融服務是否涵蓋了較低收入階層和小微型企業。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價方式，長期以來，金融定價是以財富實力作為判斷依據，探索一條以品性為基礎的信用定價方式，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創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銀行的總分行制在管理上實行統一標準，難以滿足不同層次的人的需要。馬歇爾曾經說過：“一個銀行家若一直與住在其銀行附近的人來往，則常常可以只根據個人信用很有把握地發放貸款，而這是那些與其顧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銀行的分行經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見，如果大銀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銀行，則小農場主和小商人在困難時便無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債者告貸。”[7]（P85）
發展地方性銀行更加有利于社會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權力監督與制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正義不僅僅屬于道德層面上的社會倫理，正如羅爾斯所說：“它是政治哲學的一個任務，需要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保障，不能被當成一種統合性的道德學說”[11]（P32）。政府權力被金融權力所通兌、所重構，是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擴張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的社會成本共擔，帶來了收益與責任分攤上的不公平，這需要用政府權力來監督與制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對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可以從開征資本稅和實施適度的資本管制兩個角度進行：第一，征收資本稅。資本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對出售金融資產的價格大于買入價格的差價部分進行征稅。在內部一般表現為資產交易稅，在外部表現為外匯交易稅。資本稅有利于減少過度投機，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托賓對于當時巨量的國際流動資金，曾經建議“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以減少純粹的投機易。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分析了當今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也認為開征全球資本稅是一種理想政策。他認為：“防止貧富差距無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實現對財富積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圍內的累進資本稅。”[12]（P532）第二，實施適度的資本管制。
歷史已經證明，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加大了金融風險，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監管、市場主體不成熟，通常會面臨巨大的風險，不利于經濟穩定。金融自由化意味著資金在利潤回報率的導向下自由流動，世界范圍內的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而使本就資金缺乏的國家或地區面臨資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個合理的悖論：在促進市場一體化的表象下，具有將市場分裂化的傾向。再次，揭開財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對稱和財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領域中出現的正義問題。信用經濟創設了一個混沌的投資環境，運轉機制的復雜性使市場主體對其運行后果陷入集體無意識，從而使分配正義失去了存在的規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義，需要撥開籠罩在財富概念上的迷霧，深入到經濟運行的本質探究財富的真正來源。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財富更多的體現在產品可交換的經濟屬性上。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都認為是勞動創造了財富，比如亞當•斯密認為，國民財富就是一國生產的商品總量，而勞動則是供給人們一切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義關于財富是貨幣或金銀的觀點，“貨幣只是貨物借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不相同。構成社會收入的只是貨物，而不是流通貨物的輪轂。計算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時，必須從每年流通的全部貨幣與全部貨物中，減去貨幣的全部價值，一個銅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貨幣本身并不是財富，但之所以會產生貨幣拜物教，在于貨幣具有通約一切商品的權力。以貨幣為基礎的金融，在促進流通和價值通約上有了更高層次的表現。但金融與貨幣一樣，功能在于促進財富實現，將流通手段等同于財富本身必將產生嚴重后果。從歷史上看，荷蘭早在17世紀就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體系，但由于沒有將金融資本納入到生產過程，終被英國發動的工業革命所超過。約翰•勞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國經濟山窮水盡，并成為大革命的導火索。這充分說明，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財富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金融的實質是“搞活”經濟，金融是與資金流通相關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決因資金短缺或資金鏈斷裂而造成的暫時性經濟蕭條，但如果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金融的信用擴張，則是缺乏物質根基的。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服務功能，但經濟良性健康發展的基礎仍然是實體經濟，如何解決生產過剩仍然是當下經濟社會的重心所在。
四、結束語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現代經濟的運行與社會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金融的資金融通功能和杠桿性會促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從總體上提高國民收入，實現富裕。羅伯特•希勒曾經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談到：“社會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風險的作用，對風險的有效管理應該帶來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實現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一是市場信息足夠充分；二是每個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務的權力；三是市場監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時制止不合理行為。信息不對稱是導致金融服務無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為它使金融定價缺少最優的操作標準。金融作為人類智能設計的產物，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所以金融可以帶來好的社會。但金融的運行遵從市場邏輯，它更為關注“效率”目標。當資金因為流通渠道不暢而顯得稀缺的情況下，必然導致金融在分配資金上的“嫌貧愛富”。發揮金融對構建和諧社會總目標的積極作用，需要將其服務功能涵蓋大多數人，實現金融的民主化，讓更多的普通民眾享受到金融所帶來的益處。這需要金融創新，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實現金融領域內的民主，讓每個人都有利用金融資源的權力。最后，金融的良性發展需要有效的監管，金融市場放大了人性的優點和缺點，其非理性往往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中，監管的難度越來越大，甚至成為一種難以實現的目標。這是因為金融市場上資金的流動速度近乎光速，在發現問題時可能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尤其是來自避稅地的資金，常常無法查清其來源和去處。因此，加強金融監管需要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
[參考文獻]
[1]劉莘.康德、羅爾斯與全球正義[J].哲學研究，2008,(11).
[2]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
[3]戈拉德•A•愛潑斯坦.金融化與世界經濟[J].國外理論動態，2007（7）.
[4]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資本主義的金融化[J].國外理論動態，2007（7）.
[5]邁克爾•赫德森.美國金融霸權與新自由主義[J].國外理論動態，2007.
[6]大衛•科茨.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J].國外理論動態，2007（7）.
[7]馬歇爾.貨幣、信用與商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8]尼爾•弗格森.貨幣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9]沃爾澤.正義諸領域[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10]羅伯特•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1]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12]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預期經濟一定會走差，最重要的原因是貨幣政策。意見的差別難道僅僅在于怎么評論央行的政策，是對還是錯？對不起，這樣的判斷在最近兩個月不斷遭到挑戰，如果這個判斷是錯的，它錯在哪里？
第一、是對貨幣緊縮方式的理解。畢竟這次不加息也不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央行只是在銀行間市場搞小動作。從總理那里也看不到多強的緊縮信號：他不擔心過熱，只是覺得“貨幣太多”了。這樣的方式使得緊縮的信息在經濟中的傳導非常緩慢。市場上的人可能擔心的不得了，實體經濟個體說不定才剛剛感覺到。
第二、是沒有看到7月份以來的融資情況。如果算上類信貸中不重復的數據，社會融資總量在7月以來其實增速不比年初的幾個月慢多少。事實上8號文件和錢荒都沒有中止同業業務的進一步擴張。
第三、在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流動性寬松的時間中，融資量的確很大，但因為換屆的不確定性，年初部分地方和國企“干勁不足”，在5、6月份恢復正常之后，這部分融資看起來能提供一些支持。
第四、是對利率市場化的理解。銀行間市場債券的大幅下跌，已經有明顯的結構性因素的影子。在同業業務可以獲得更高收益的情況下，一些銀行已經對債券失去了興趣。而這些同業業務在本質上是市場定價的，其市場化程度可能還高于表內貸款。或許可以認為，同業業務讓此前無法在正式金融體系實現的融資變得可能，有利于社會資金的“邊際價格”下跌。盡管其代價是“邊際內”的資金價格的上漲，但它并不代表整個經濟資金價格的上升。央行的操作，也許主觀目的是緊縮，但客觀上是順應了體制內外資金價格剪刀差縮小的趨勢。從票據貼現利率來看，現在沒有很強的證據講最近兩個月整個經濟的資金在變得更緊。
上周，滬深300指數下跌2.64%，計算機行業上漲1.06%，行業跑贏大盤3.7個百分點，其中硬件板塊上漲1.26%，軟件板塊上漲0.38%，IT服務板塊上漲2.10%。個股方面，長城電腦、新世紀、湘郵科技等漲幅居前，而銀之杰、新大陸、美亞柏科等則跌幅居前。
國際市場動態
谷歌在加州推汽車保險比較工具；消息稱Twitter擬斥1億美元收購視頻直播應用Periscope；谷歌將推新版通訊錄，整合Gmail與Google+；PayPal收購移動錢包創業公司Paydiant。
國內市場動態
支付寶錢包試水互動廣告，共1.45億人次參與；阿里巴巴完成億級條碼庫，三八節大規模推掃碼購物；阿里云宣布開放美國數據中心，與亞馬遜短兵相接；華為與百度宣布在室內地圖領域開展合作。
A股上市公司重要動態信息
三泰控股：擬出資1億元設立并購基金；贏時勝：擬合資成立互聯網金融公司；恒生電子：擬出資2500萬元參股證通股份；科大訊飛：與京東合作拓展智能家居業務；數字政通：與焦作市衛生局、北京天健源達科技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中海科技：收到478萬元政府補助。
投資策略
上周，滬深300指數震蕩下行，創業板指數沖上2000點高位后于上周五大幅下挫，全周來看小幅收漲。計算機行業走勢與創業板走勢相近，亦于上周四創出新高后于周五大幅下挫。行業在節后的走勢中波動幅度明顯加大，板塊內個股的走勢分化也較為明顯，前期漲幅較大個股均呈現回調可能，而前期漲幅較小的個股則走勢相對較為穩健。
我們認為，行業走勢加劇震蕩的原因是在經歷年初的強勢上漲行情后，計算機行業走勢在估值方面存在一定壓力，因此短期的震蕩有可能仍將持續。
但由于行業代表著國家經濟轉型的重要方向，此次兩會期間總理也是力挺互聯網經濟，肯定了互聯網對國家經濟轉型的積極促進作用，并對互聯網在傳統行業的滲透表示積極肯定，同時提出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互聯網+?行動計劃。
國民經濟作為一個多維度，且復雜性比較強的整體，與整個國家所有群體的經濟利益相關聯。國民經濟統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狀態以及相應的發展趨勢。本文以國民經濟統計為出發點，了解國民經濟統計實質與要求，分析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
關鍵詞:
國民經濟統計;國民經濟運行;具體影響
國民經濟是在宏觀層面上，對一個國家各種經濟活動總和的反映。在社會再生產方面，就生產過程來說，國民經濟是生產領域、分配領域、流通領域和使用領域各種活動的總和;就組成要素來說，國民經濟除勞動者經濟活動之外，還包括實物、資金流量;就行業角度而言，國民經濟是農業、工業、服務業、建筑業等行業的總和。經濟主體不同，所活動的部門和環節也不同，各種經濟流量的產生和交織，最終形成國民經濟這一整體。
一、國民經濟統計
國民經濟統計包括統計學方法、經濟核算體系以及統計結果的應用和反饋。國民經濟統計以統計學方法為基礎，根據多個指標和大量調查數據，從多個角度全面、客觀地反映國民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統計學方法以數字的形式呈現統計對象與統計結果，利用簡明、直觀的數字來反映國民經濟的具體發展狀況。選擇有效的統計學方法，是國民經濟統計的重要前提，賬戶式平衡法、經濟數學模型法、投入–產出法、綜合指標法等是比較常用的幾種方法。國民經濟統計工作的開展，主要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為依托。在制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過程中，需要以相應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綜合分析統計理論與實際，明確相關的國民經濟核算概念，確立主要的國民經濟核算規范，設定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態的具體指標，保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結構的完整性以及邏輯的完善性［1］。實施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要是對國內外有關經濟統計資料的搜集。統計結果的應用和反饋，是國民經濟統計中的最后一個部分。國民經濟統計，在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的同時，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改進依據。在分析統計結果的過程中，可以了解到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有利條件和阻礙因素，把握好國民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通過對統計結果的分析，也可以及時發現和解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潛在問題，從而不斷完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此外，國內與國外國民經濟統計結果的對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的經濟實力，我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也有一定提升。
二、國民經濟統計要求
首先是整體性。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對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狀況的反映。國民經濟統計應滿足相應的整體性要求，從整體角度，全面統計各種數值，保證核算體系的完整性。其次是關聯性。國民經濟中的組成元素相對比較多，因而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關聯性。國民經濟統計需要對各個部門進行分類，根據各個部門之間的關聯性，找到共同的關聯要素。此外，還應分析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了解不同部門之間的關聯性，為各種數值的有效統計提供依據。最后是層次性。不同的數據所反映的經濟問題也不一樣，國民經濟在整體上，有一定的層次性。國民經濟統計的各種數值，需要保證其完整性和清晰性，有效運用各種統計標準分析數值核算，積累相應的數值核算資料［2］。在保證統計數據的完整性和清晰性的前提下，促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不斷完善，通過滿足層次性方面的要求，推動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國民經濟統計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
(一)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與發展趨勢國民經濟統計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在宏觀層面上的反映，主要是從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經濟行業結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業人口結構與數量等角度，以此為依據，明確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在《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明確指出，我國在201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60萬億元，高達636463億元。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所占比例為48．2%，相對于42．6%的第二產業，超出5．6%，這意味著我國服務業逐漸取代工業的主導地位，成為新時代下，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服務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因此，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應以此為方向，轉變經濟發展結構，順應經濟發展趨勢［3］。
(二)反映國民經濟發展問題國民經濟統計能夠反映具體地區、部門的經濟發展問題，也能反映文化、創新、環保等產業方面的發展問題。如廣東省地稅局在2015年1月所的相關數據中，廣東省在201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8．5%，而地稅系統組織稅費累積的增長速度則達到11．1%，即稅收增長速度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這意味著廣東省的經濟成果分配中，政府財政所占比例偏大。因此，廣東省在2015年的經濟工作中，應重點關注經濟成果的分配，保證一定的公平性，減少相應的稅收費用。
(三)提高國家經濟全球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民經濟統計也包括對外貿易統計。中國作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三大世界對外投資國家之一，是世界投資所關注的重要潛力地區，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有一定聯系。在國民經濟統計過程中，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的同時，也應充分重視對外貿易統計。對外貿易統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在對外貿易方面的變化趨勢和發展狀況，以此為依據，改善我國經濟在全球化發展中的融入狀況，使我國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4］。
四、結語
國民經濟統計是以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而開展的一項工作，而國民經濟是一個國家所有經濟活動的總和，因此，國民經濟統計需要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進行數據統計，保證統計數據的全面性、準確性和清晰性。國民經濟統計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影響，主要是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具體的經濟發展問題，明確國民經濟發展方向，提升其在國際經濟發展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陳瀅西．論國民經濟統計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J］．現代商業，2015，06:264－265．
［2］汪小英，王林珠，李奇明．國民經濟統計學的教學設計與研究———多維互動專題教學法的應用［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7:174－176．
［3］侯福忠．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作用［J］．現代商業，2013，15:78．
我們預測，全球GDP2004年的增長率將可能是4.2％，這個數字比全球經濟3.6％的較長期平均增長率僅僅高出了0.6個百分點，明顯低于過去全球商業周期(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中和80年代初)更加有力和持續的反彈幅度。而到2005年，全球GDP的增長率將迅速回落至3.7％。這次復蘇將成為歷史上最軟弱無力的全球復蘇之一。
2005年這種經濟增長的減速將影響全球大部分地區。美國經濟在2004年預計能夠實現4.7％的增長，但隨著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力度轉弱，美國經濟明年的增長中將有一部分是通過犧牲往后的利益得來的，到2005年，美國將會帶頭減速，預計2005年的增長率只有3.8％。而依賴美國的拉丁美洲經濟也將在2005年放緩，預計將從2004年3.8％的反彈速度(該地區5年來最強勁的增長幅度)，回落到2005年的3.3％。
我們預計，亞洲整體經濟的增速也將放緩，這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大部分依靠貿易的其他經濟體。不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將繼續是全球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地區，預期在2004－2005年將能實現平均6％的增長率。然而，該地區的增長也有其極限。事實上，在亞洲持續內需不足的基礎上，預期2005年由美國帶頭的全球貿易增長放緩，將于2004年初開始對該地區的周期反彈形成阻力。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亞洲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有可能找到的新的增長引擎。這一點并不完全符合事實。今天亞洲的主角基本上是中國和日本，前者日漸成為重點。我們對中國的看法是，繼2003年高速增長勢頭無法持續后，當局正設法讓經濟軟著陸。信貸供應減少將有效緩和2004年中國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增長勢頭，從而大幅拉低中國的進口需求增長，使其從2003年的40％降低至2004年的20％。此舉將顯著影響日漸由中國帶頭拉動的亞洲出口經濟，特別是對日本、韓國和臺灣而言，估計2003年輸往中國的出口約占此三地總出口增長的50％以上。
我們預期，歐洲將能幸免于全球增長放緩大勢，該地區整體上應該能夠在2004－2005年實現2.1％的增長率。然而，因結構性原因而積弱的歐洲經濟仍然沒有資格成為帶領全球增長的新引擎。最樂觀的估計是，經過2001至2003年期間兩次探底后，歐洲經濟現已踏上適度復蘇的軌道。
總體來看，叫人擔心的是這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將因不斷傾斜而失衡。沒有任何數據比美國經常帳赤字預測更能表明這種情況，估計美國赤字缺口在2005年將上升到相當于GDP的5.8％的水平。它不但創美國新高，也打破了世界紀錄，屆時(2005年)美國將需要外國投資者在每個營業日向其輸入近30億美元的資金。
關鍵詞：可編程控制器；現代化技術；電力設備
1綠色電力電廠自動化控制的重要性
現代化社會進程的不斷加快在一方面為城鎮基礎化設施建設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物質保障，另一方面由于電力行業的不斷發展使得人們對于供電系統的安全綠色運轉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在此基礎之上，綠色電力電廠自動化控制成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實現電力運轉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的重要電力發展模式。為保證城鎮居民生活環境的綠色健康，綠色電力電廠的電力運行將其對環境的影響降到了安全范圍之內，在保證居民用電安全的同時，實現了對電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了供電系統的使用效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求供電企業的電力供應要堅持綠色發展的前進方向，將供電的效率同生態環境的保護相結合。科學技術的飛躍式發展使得人們對于電力的應用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在一方面促進了電力行業的快速發展，提升了供電系統的運行效率，在另一方面也使得電力生產對環境的影響程度日益加深。為了保護城鎮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實現電力基礎化設施的合理建設，相關部門開始將綠色電力的自動化控制系統廣泛的應用于電力領域，從而保障電力資源的合理應用，減少在供電過程中不必要的能源損耗，提升電力公司的經濟效益，實現電力發展的安全有序。
2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在電廠的具體應用措施
2.1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在電能生產過程的應用
電能的產生是電力系統運行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為要想實現綠色電力控制模式，首先要將提升電能的生產效率放在其首要環節。將現代化的技術應用于電能生產的實踐環節是提升電力生產效率的重要方式。與此同時，在電廠中實現自動化的控制流程可以有效的提升生產安全系數，保證電能的使用質量標準。一旦電力生產過程出現異常情況，通過自動化的管理系統，可以對故障環節進行反饋處理，將故障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由于其自動化的檢測系統將先進的監管技術應用于電力運行的各個環節，可以實現電力生產全過程的有效監督，因此能夠及時對事故做出預警，對系統的安全隱患排查也能做到高效、準確。為實現其運轉控制程序的高效性，增強程序的實用性，自動化的電力控制系統在進行設計研發時要根據電廠生產電力的實踐情況進行分析，確保其使用適應電廠的生產實際。在保證自動化電力系統有效控制的同時，也要加強電力廠硬件設施的運行流暢，綜合考慮電廠的規模與經濟投資效益，對電力生產硬件設備進行優化升級，實現軟硬件設施的配套運轉。將綠色電力的發展理念貫徹到電力生產的全過程中，實現供電企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對電能生產過程出的可持續經濟的發展要求。
2.2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對電廠自身系統提出的要求
在電力領域實行綠色自動化控制模式時，對電廠的運營體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綠色電力的自動化控制要適應電廠的生產、供電規模，對電廠基礎設施的也提出了一定的使用要求。自動化系統應用完成后要對電廠的電產能、經濟效益等相應指標進行有效計算，在保證電力使用質量的同時實現電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在有限的規模范圍內為供電企業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其次，自動化綠色電力控制系統主要通過信號接受與輸送的方式來進行電力運營流程的有效控制，這一運轉流程的專業化技術較強，為此要加強相關工作人員的專業技能與綜合素質培養，實現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將人為失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第三，自動化系統對設備的管理控制需要一定的反應時間，因此為準確確定電能生產環節的各部分啟動、管理時間，需要對自動化系統的運營時間進行測算，加強對電力生產設備、程序進行科學的控制管理，實現電力企業資源項目的合理配置。
3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系統的優勢
社會的數字化進程要求供電企業在進行電力供應時確保電力資源的合理調配，保證用戶用電的安全系數。與此同時，為保證企業市場占有率，提升電力企業的競爭能力，電力公司應確保公司的產能效率，資源的優化配給與管理流程的高效有序。為此，將綠色電力的自動化控制系統應用于電力企業發展的優先環節，成為了當前階段電力產業發展的新方向。計算機網絡數據技術控制下的電力運營系統相較于傳統的電力生產企業具有更加顯著的優勢。首先是對電力運轉過程控制的時效化，數字化發展的大背景下，電力系統運營的監控技術也實現了快速、準確的數據傳遞，這種新型的監控技術不僅實現了對設備突發狀況的及時反饋處理，也加強了對于人力、物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自動化的監督管理模式，用機械代替了人力資源的消耗，極大的提高了設備的維護、檢修效率。其次，自動化技術的使用極大提高了電力的生產效率，機械設備的自動化運轉實現了各生產環節的有效操作，將電力生產過程中的獨立運行環節串聯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實現產業流程的標準化管理，極大的減少了因部門協作問題而造成的資源損耗，降低了供電企業無效成本的投入。最后，電力系統的自動化管理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共享，在系統控制平臺可以有效的查詢、處理設備或程序的數據信息，如在設備發生故障時，維修人員可以通過對設備歷史數據的查詢，了解故障設備的損壞頻率、故障原因、使用年限等，提高設備的維修效率。與此同時，計算機的數據存儲技術較于電廠傳統的紙質文件記錄，在存儲時間與儲存效果方面都具有較為突出的優勢。數據文件的儲存方式具有不易損壞、查詢方便等特點，即使由于操作不當而導致文件受損也可以通過計算機技術進行復原，確保了信息存儲的安全性。
4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技術原理
在電力行業實行的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系統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即集散控制系統、可編程控制器、現場總線控制系統。
4.1集散控制系統
集散控制系統大主要作用是利用通信網絡對電力生產過程進行相應的控制以及監控操作的計算機系統，這種系統蘊含了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等多不同種技術類型，集散控制系統還有分散控制、集中控制、靈活配置等不同的優點。對于集散控制系統來說，它主要是由現場I/O層，過程控制層，機組監控層、生產管理層和決策管理層，由這五個層面構成，這種控制系統有著較強的靈活性。在實際環節的應用過程中，系統可以根據不同的生產尋求，利用互聯網與其他的計算機終端相連接，從而實現集中化控制管理。不過集散控制系統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例如說，當工廠需要超大規模集中化控制時，這一系統的某些部分可能出現斷層的現象，系統的信息傳送容易出現中斷，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系統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而且這一系統所使用的模擬信號精確度不強，容易受到外界信號的干擾。
4.2可編程控制器
可編程控制器是一種在工業環境中使用的數字化操作的電子系統，這種可編程存儲器的內部儲存了用戶設置的工廠命令的一些特殊的邏輯語言。繼電器邏輯梯形是他的最終表達方式，這種方式更利于工廠操作者掌握，可編程控制器采用封閉的結構，因此還具有很高的抗干擾性。
4.3現場總線控制系統
所謂的現場總線控制系統就是采取一對多雙向傳輸的信號，可以讓大量的數字化狀態和診斷信息傳輸至中輸控制系統時不會增加成本，并且可以減少通訊時的負荷。可以預先為現場實時情況提出提前判斷。現場總線控制系統具有減少電纜，免除設計，調試，減少工作量，并且易于拓展。這種控制系統減少投資，增加企業效益。現場總線控制在電廠的數字化和信息化升級，工廠設備的維護和整修，減少建設投資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5結束語
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電力相關部門深化綠色電力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應用程度，提高電廠電力生產的效率，減少資源浪費，降低無效成本的投入，使電力企業將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有效的結合起來，在確保供電行業現代化發展的同時，將電力生產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從而實現電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電力行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鄭瑤.淺析綠色電力建筑發展[C].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電力土建專業委員會2013年“新能源、新技術、創新發展”學術交流會，2013.
[2]張允春，姚振華，黃啟欣，等.“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綠色電力企業的創建與實施[C].2012煤炭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集，2013.
[3]賀利平.自動化技術在電廠節能減排中的應用與研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6（10）.
從看空中國者提供的數據和邏輯來看，不管中國政府行動還是不行動，災難都必將降臨――聽起來這更像一個神諭。真的嗎？這一次，讓我們聽聽來自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的意見，他對此就很不以為然。
海外看空中國有利于軟著陸
《投資者報》：現在海外流行看空中國，其中“末日博士”魯比尼最具代表性，他把中國說得很恐怖，好像要崩潰，您是怎么看的？
屈宏斌：不用太在意外國人怎么說，外國人看不懂中國的。中國這么大，他們都是瞎子摸象，好不容易摸著一個什么東西，就把它無限放大，以點帶面。我經常跟客戶講，越是對中國不了解的人，對中國的觀點就越武斷，因為越不了解就越容易下結論，反而是了解的才知道事情沒那么簡單。
所以我們對這些海外看空中國的聲音不必太在意，中國永遠不會因為國際市場看空中國就真的出現硬著陸。我倒覺得在目前情況下，誰看空中國，中國政府就應該給誰發封感謝信。因為看空的人越多，特別是有影響力的人，包括索羅斯什么的，他們看空中國的聲音越大，全球市場流入中國的熱錢就會越少，這對中國有幫助，可以緩解中國的通脹壓力，可以使中國的緊縮政策早點結束，這樣的話，中國取得軟著陸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匯豐看多中國的邏輯
《投資者報》：從最近匯豐的研報來看，您是看多中國的，而且認為中國股市下半年將有20%的漲幅，為什么如此看好？
屈宏斌：之所以看多中國，主要是我們認為中國會實現軟著陸。原因主要有兩點，這兩點也正是“硬著陸論”所擔心的：
第一是擔憂通脹失控，出現泡沫，然后采取更大力度去控制泡沫，最后付出的代價就是經濟硬著陸。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對中國最新的發展狀況不了解，中國自從去年10月以來，密集型的數量調控持續到現在已經八個月，從這八個月的效果看來，的確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它正在開始發生作用，一方面，流動性超速增長的狀況已得到明顯改善，不僅反映在中國信貸增長和貨幣增長已經開始明顯放緩上，更重要的是，整體資金的價格，利率的水平已經開始小幅上漲。這是好事情，說明資金明顯緊了，是政策起了作用。按目前的速度來講，緊縮政策再持續兩三個月，再上調一兩次準備金率，資金增長狀況就會回到比較正常的增速，基本上就可以把通脹的貨幣因素消除掉了。另一方面，隨著資金狀況的收緊，實際上總需求也就是經濟增長也出現了降溫跡象。這種降溫是從10%以上的高速增長向比較正常的8%~9%的增速靠近，這會從總需求方面來緩解通脹壓力，也就是通脹的總需求因素也在逐步消除。
所以，當這兩方面的通脹因素得到消除后，我認為下半年通脹是可控的。當然有人會說，豬肉價格會漲，但問題在于我們應該搞清楚，豬肉價格上漲帶來的通脹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豬肉價格的通脹并不能用貨幣政策來治理，加息不能使老百姓少吃肉，也不能使農民多養豬，所以即便是將來由于通脹造成豬肉價格出現波動，但只要通脹的貨幣因素被消除了，總需求因素被消除了，那我們的信貸調控就是起作用的，也是完成了任務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通脹是可控的。具體來講，通脹6、7月份會見頂，不用再擔憂通脹的風險。
第二，很多唱空中國的人在想，調控會不會過度？通脹下來了，增長也下來了，代價會不會很大。我剛才說了，增長已經在放緩，而且放緩是必須的，我們必須通過總需求的放緩來消除通脹的總需求因素。當然如果放緩太多，比如降到8%以下可能會出現經濟增長的壓力，但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信貸放緩只不過是回到一個正常水平，信貸增速放緩到15%~16%是中國調控的目標，15%~16%的信貸支持一個8%~9%的增長，和一個4%的通脹是綽綽有余的，所以資金總量不會出現過緊的狀況。其次，實體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還是很強的，過去兩年大量上馬項目的后續開工建設都會對投資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所以投資會放緩，但不會大幅放緩，更不會出現硬著陸。
中國走傳統之路是比較靠譜的
《投資者報》：很少聽到您對中國經濟的悲觀看法，有什么特別的邏輯支撐您一直這樣樂觀嗎？
屈宏斌：其實很簡單，放在一個大的背景來看，今天中國所走的這條路，實際上是一條非常傳統的致富之路。當初英國人、歐洲人、美國人，后來的日本人和亞洲四小龍都是這么走過來的，這條路很簡單，就是工業化、城市化。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見過一個國家從窮國變成富國可以不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國目前走的還是這么一條比較傳統的路，這條路雖然比較傳統，但也比較靠譜，只要這個大的趨勢在，不脫離這個軌道，我覺得中國差不到哪去。
所不同的是，中國規模大很多，尤其是人口。過去都是世界上一小部分人在開始這個過程，可能有更多的空間去使用資源和市場，有全球的資源和全球的市場。到中國這里就不靈了，中國突然一下要把全球近20%的人口由窮變富，所帶來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這也就使中國要面臨更多的問題和挑戰。
但這些問題不會改變中國的這種發展路徑，按中國本身的條件來說，目前已經走到一半了，還能再走一半。比如城市化，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達85%，中國不走到85%，起碼可以走到65%，而現在才40%多，空間還很大。
魯比尼有些杞人憂天
《投資者報》：但魯比尼所提到的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和房地產這兩大利空因素，其問題畢竟不能小視，您如何評價這兩大隱患？
屈宏斌：除了上面講的兩個原因外，這是很多人看空中國的第三個原因，他們喜歡拿一些結構性問題來說事，比如房地產問題會不會導致整個結構出現問題？比如地方融資平臺會不會導致銀行出現問題？我覺得這些風險都存在，但都過慮了。
比如房地產的確有過熱跡象，但是，即便是房地產市場出現調整，這對整個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是有限的。這不像美國，房地產市場一調整，對家庭啊、銀行啊、整個社會的影響都非常大，所以他們就擔心這個，這是有情可原的。
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基本可以這樣來總結：中國房地產市場也許過熱，但是它還沒有完全出現過度舉債的狀況，還是一個現金為主的市場。這有兩個數字可以說明：第一，中國目前城市家庭有按揭的比例還非常小，不超過10%，也就是90%的家庭是沒有按揭的。這個數字可以這么簡單估算出來，用6萬億元的銀行貸款算一下平均每個房子貸多少，有多少套房子，然后看它占整個總人口的家庭數，差不多不到10%。第二，房地產按揭占銀行整體資產的比率不超過15%，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貸款也就是25%左右，這相對房地產貸款已經超過50%、60%的那些國家，意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房地產調控不需要擔心對實體經濟有大的影響。我常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如果真的出現調整了，它可能對意大利、法國的經濟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但不會對中國產生大的影響。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特別是一線城市，過去都是山西的煤老板、溫州的有錢人買房，手里有五六套房子，過去幾年作為投資，每年漲個30%，反正錢來得容易花得也容易，給自己買個奔馳，給老婆換個手袋，要是市場出現調整了，無非就是車不換了，手袋少買幾個，所以高端消費會受影響，大眾消費不會受大的牽連。
至于地方債務，確實是個問題，如果政府不去動手解決的話會出大問題，但我覺得政府不會不解決，而且它是有可供選擇的解決工具的。穆迪說中國官方低估了地方債規模，這是拘泥于猜數字游戲，我覺得這不是關鍵，就算他們猜得準，無非是把10.7萬億元變成14萬億元，那又能怎么樣呢？關鍵是，看到風險以后有沒有解決的方法，如果沒有，像希臘、歐洲那樣就是很大的問題，而中國是有可以騰挪的空間，也是有操作工具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借新債還舊債”，發市政債。
只破不立遠遠不夠
《投資者報》：這兩個問題，其實也和凱恩斯相關，這位刺激大師總是在危機時刻以英雄的形象出現，但最后人們又會遭受他的漫長折磨。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不但最早采用凱恩斯刺激，而且刺激的量也最大。您好像也很喜歡凱恩斯？
屈宏斌：在危機時刻有危機時的需求。事后看，大家覺得當初的“四萬億”做得過頭了，但是設身處地地想，如果你是總理，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首要任務就是保證經濟不要出大問題。所以后面的政策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至少從防止硬著陸、防止經濟衰退看，還是成功的，現在看就是在規模上、做法上可能覺得有需要商量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