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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股指期貨 風險 風險規避
股指期貨的功能通常可以概括為四點：規避系統風險、活躍股票市場、分散投資風險和可進行套期保值。而規避系統風險被排在首要位置，這說明其對股票市場中的風險規避具有重要意義。但作為金融期貨的一種，股指期貨本身當然也存在風險，而且風險甚至大過股市。
一、股指期貨的風險機制分析建模
國外股指期貨的交易經驗表明，股指期貨的流動性明顯好于證券市場，高杠桿交易更使得風險被放大，加之與證券市場的聯動，交易風險具有多樣性、廣泛性、復雜性的特點。國內證券投資者缺乏期貨投資風險意識，隨著期貨市場容量的擴大，期貨市場的風險規模也客觀上被放大了。我國投資者由于缺乏期貨交易的常識和風險控制意識，習慣交易現貨月合約、習慣滿倉交易，這就帶來了交割和保證金方面的風險。
1、模型的基本假設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模型開始，先假設股指期貨投資是一個單賭，那么他的效用只有兩種情況，即要么賺要么賠，至于賺或者賠多少我們暫不涉及，如果A為“賺錢”，即買進空頭或賣出多頭之后都可以相對于原先獲得利益，B為“賠錢”，當然任何人都不希望在最后交易日來臨之前拋出空頭或者多頭是虧損的，但是期貨公司有強制平倉等權限，迫使投資人不得已必須接受相應的損失，以保證整個期貨市場的正常運行。因為期貨的交易是一個“T+0”游戲，有人賠必然有人賺，如果大家都賠那么期貨公司必然賺，如果大家都賺期貨公司自然會賠，所以一般情況下應有：P（A）+P（B）=1。這意味著所有股指期貨游戲的參與者只是進行了一個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但是這種模型過于簡單，不足以體現股指期貨的風險性，確切地說，我們要提出一種投資者認清自身風險狀況的數學模型。
在微觀經濟學中，參與游戲的人都有期望效用和實際效用的區別。具體來說，如果將期望效用設為u[E（g）]，把實際效用即通常所說的直接效用設為u（g）（g表示單賭格局，對于股指期貨，必然是多種情況），那么值u[E（g）]-u（g）為兩種效用之間的差值可正可負可零。當u[E（g）]-u（g）>0時，我們說投資者是規避風險的，當u[E（g）]-u（g）=0時，他是風險中立的，當u[E（g）]-u（g）
在股指期貨市場上，前兩種人大量存在。第三種人是一種極端的情況，但是我們有時認為所持股票個數不足以對他所從事的股指期貨產生影響時，近似地認為他屬于第三種情況。
2、對模型的高級微觀經濟學補充說明
微觀經濟學認為，一條效用函數的曲線凹度越大，表示投資者越是規避風險；反之，則表示其不大規避風險。但如果是凸的，則表示投資者是喜好風險的。如果將投資收益的效用記為u（r），則我們定義風險規避程度的數學度量為：Ra[u（r）]=■，如果投資者是喜歡風險的，u（·）為凸，則Ra[u（r）]0。
二、利用上述模型對投資者風險規避機制進行分析
下文將對一個在2008年1月1日買進10手多頭滬深300指數一月期合約的單向投資行為人進行分析，他預期1個月后，也就是2008年2月1日滬深300收盤時會上漲。如果在他買進多頭合約時滬深300指數為2400點，到一個月后最后交易日來臨時滬深300漲到2450點，他的倉位仍然不變，那么他將獲得10？鄢50？鄢n（元）/10%的收益。這個n是每一點指數所對應的金錢數量，由于尚未明確規定，所以我們暫且這樣替代。10%是保證金所占的比例。若他的倉位不變，滬深300下跌到2300點，那么他損失10？鄢100？鄢n（元）/10%的收益，由空頭多于多頭的投資者和期貨公司共同瓜分這筆收益。由于是單向投資未進行風險對沖，所以他的效用函數為線性，這時Ra[u（r）]=0。當然，這里我們未考慮投資者在最后交易日來臨前把手中的部分多頭換成空頭，或者新購置空頭的情況，這樣問題就復雜化了。為了使復雜的模型盡量簡單化以方便分析，這里采取一種1？鄢2模式，即假定股指期貨上只有一種金融商品滬深300，股票市場上只有兩種股票：一汽轎車和中國石油。
1、一個風險喜好者的股指期貨風險規避函數推導
假設投資者A在買進10手多頭滬深300指數一月期合約的同時新近購入100萬股的一汽轎車，每股價值定為2元。為更接近現實，設他又增購了50萬股的中國石油，每股價值3元。那么在1個月后當滬深300上升至2450點時，假如一汽由于受國家對日本進口車的配額限令的影響上漲了5%，中石油基于國際原油價格低靡的誘因下跌10%，那么他在股市上的贏利為：
[1000000？鄢（2+2？鄢5%）-1000000？鄢2]+[500000？鄢（3-3？鄢10%）-500000？鄢3]=-50000（元），
而他在股指期貨市場上的贏利為上面提到的10？鄢50？鄢n/10%（元），則他整個的收益為5000n-50000（元），這是一種情形。又假設他先前在期指市場上買進的是5手多頭（或拋出5手空頭）滬深300一月期合約，他為了兩邊市場都獲利，依然采取在股市上新建多頭倉位，但是這次他購進20萬股的一汽和8萬股的中石油，一個月后大盤的變動是不變的，則此時這個投資者獲利（200000？鄢（2+2？鄢5%）-200000？鄢2）+（80000？鄢（3-3？鄢10%）-80000？鄢3）+5？鄢50n/10%=2500n-4000（元）。
在第一種情況下，只有當n>10的時候，他才有可能獲利；在第二種情況下，只有當n>1.6的時候，他才會真正獲利。而具體的n的值是多少現在還不得而知，但有一點肯定的是n值每天都在變化。作為投資者來說，他肯定是希望這里的n值盡量大一點，因為當n>10時，n自然也大于1.6。如果我們令n=12，這樣第一種情況下投資者A獲利為10000元，第二種情況下投資者A獲利為26000元；令n=10時，第一種情況下投資者A獲利為0元，第二種情況下投資者A獲利為21000元；當n=20時，兩者分別為50000元和46000元。結論是當n越大時，兩種情況獲利都越多，但是當n小于某個數時，第一種情況獲利小于第二種情況，當n大于這個數時，恰好反過來。我們暫且不計算這個數是多少。也就是說，第一種情況獲利的增長率要高于第二種情況，當n很大時，巨額投資資金的優勢潛力就出來了。
這里按照投資者A的財富大小來決定他屬于何種情況的概率。期貨公司會要求投資者出具他的收入證明，以估測他選每種情況的概率各是多少。假定根據大量數據綜合分析，若一個人月收入為5000元人民幣，則選兩種情況的概率就各占50%，那么低于這個收入的投資者就傾向于選第二種，高于它的會選第一種。現在我們的投資者A的月收入為10000元人民幣，根據期貨公司的保密公式計算，他選第一種情況的概率可能為85%，選第二種情況的概率就為15%。現在求這兩種情況的加權平均值，則：
當n=12時，他的收益為：10000？鄢85%+26000？鄢15%=12400（元）（1）
當n=10時，他的收益為：0？鄢85%+21000？鄢15%=3150（元）（2）
當n=20時，他的收益為：50000？鄢85%+46000？鄢15%=49400（元）（3）
我們令R為收益，則可根據R與n之間的關系建立一個二元函數R=an2+bn+c，其中a，b，c均為常數，將上面三組數字代入得到方程R=4625n-43100，這里a=0，說明這是一條直線。如果將n近似等效于收入，而將R近似地等同于效用，則我們可以由n與R的關系式得到直接效用函數：u（w）=4625w-43100，這是一條直線。然而，由于投資者A是風險喜好者，所以當n越大時，他的期望效用會越高，因此這里方程（3）的等式右邊會大于49400元，假設為49900元。于是得到：50000？鄢85%+46000？鄢15%+？籽1=49900（元），這里的？籽1=500（元）為風險升水，再把三個式子代入我們就得出：
R=6.25n2+4487.5n-42350（4）
效用函數則為：
u（w）=6.25w2+4487.5w-42350（5）
這便是投資者A的期望效用函數，它是一條向上開口的拋物線。
我們可以看到投資者A的期望效用函數u[E（g）]是小于直接效用函數u（g）的，大于部分我們不考慮。并且根據他的u（E（w））可以求出他的風險規避函數為：
Ra[u（w）]=-■=-■=-■（6）
這就是一個風險喜好者的風險規避函數。
2、風險厭惡者的股指期貨風險規避函數
我們再來看一個風險厭惡者的諸情形。為方便對比，我們依然采取前面的1？鄢2模式來進行分析，經過和上面類似的一系列分析，計算得出他的風險規避函數為：
本文分別給出了兩種類型投資者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據他們可能的行為分別粗略推導出了他們的風險規避函數Ra[u（w）]。風險規避函數是一個反映投資者的理財特性很好的參照，通過它期貨公司就可以將自身的風險降到最低，保證金融體制運行在更加健康的良性軌道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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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英]蒂姆?哈福德，中信出版社，2010
一本農卓恩的《用經濟學解釋我們的生活》，一本蒂姆?哈福德的《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兩本正在同步閱讀的經濟學隨筆，讓我想接著《“雞毛蒜皮”經濟學》的話題再說點什么。
大約在一年多以前，我寫了那篇文章，核心觀點是：當年加里?貝克爾等人闖入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非經濟領域激揚文字、指點江山是源于他們對經濟學方法路徑的充分自信，從而開啟了一個“泛經濟學研究”的新時代，那么，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今天經濟學可以如此雞毛蒜皮、如此八面玲瓏、如此別開生面，甚至如此庸俗八卦――我指的是《你身邊的經濟學》、《魔鬼經濟學》、《雞尾酒經濟學》、《臥底經濟學》、《牛奶可樂經濟學》、《在小吃店遇見凱恩斯》、《在超市遇見亞當?斯密》、《為什么不向美麗征稅》、《誰賺走了你的薪水》、《買房子還是買股票》、《性越多越安全：顛覆傳統的反常經濟學》、《超級購物經濟學》、《在星巴克你要買大杯咖啡!》……沒錯，這些經濟學通俗讀物的層出不窮、竟相出版揭示了一個道理：人家貝克爾是在做學問，而我們是在搞普及，所以我們可以很平民、很生活、很娛樂。
如果說這是一種“經濟學帝國主義”在出版上的轉向的話，那么，今天讀到的兩本書或許可以說明，在“雞毛蒜皮經濟學”的寫作類型中還可以細分兩種寫法：一種是“解釋經濟學”，一種是“用經濟學解釋”，前者如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后者如《用經濟學解釋我們的生活》和《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
有啥區別?區別大了。解釋經濟學，就像它的字面意思那樣，用來解釋什么是經濟學，有哪些經濟學基本概念、原則，經濟學的各家流派又有哪些，等等。據不完全考證，在華語世界里，寫這一類文章最好的當屬張五常，他的《經濟解釋》系列(香港花千樹的版本)、《賣桔者言》堪稱經典。在他之后，香港《信報》創始人林行止也算個中好手。早年曾讀過他的《經濟家學》、《經濟門楣》和《一脈相承》等系列，都算是不錯的經濟學入門讀物。而在國內，茅于軾、盛洪、王則柯、梁小民、夏業良等大家名角也都出版過一些旨在介紹經濟學原理、普及經濟學知識的讀本。其中，梁小民在這一條道路上走的時間最長，行的路程最遠，豐收的成果最多。粗略統計，他的專論結集大大小小共有幾十本，如《經濟學內外》、《寓言中的經濟學》、《經濟學是什么》、《寫給企業家的經濟學》、《讀經濟學書》、《黑板上的經濟學》、《話經濟學人》、《我看》、《小民說經濟》、《小民談市場》、《小民經濟觀察系列》、《宏觀經濟學縱橫談》、《微觀經濟學縱橫談》，《在歷史與經濟之間》、《活學活用經濟學》等。這些年來，梁小民寫了很多走平民百姓路線的作品，倘若要問彼此有什么本質區別，這著實令人為難(包括梁小民本人)。但除去學術價值不談，小民的貢獻在于讓經濟學在侃侃而談、娓娓道來間進入尋常百姓家，讀上幾本，從此人人都能張嘴成本，閉嘴收益，外帶一個理性人假設。
結論或許有些武斷，但不得不說“解釋經濟學”的文本類型已經窮途末路、日薄西山了，要想再寫出一個有所超越的作品，真是談何容易呀。然而，“用經濟學解釋”這條路從近來的表現看，或許還能呈現出一種千姿百態、百花齊放的盛況來。同樣基于有限的閱讀經驗，在筆者看來這一創作領域中，史蒂芬?列維特和史蒂芬?都伯納合著的《魔鬼經濟學》算得上是集大成之作。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取材日常生活，以經濟學的方式來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它包括：念書給嬰兒聽會不會使他日后成為一個好學生；游泳池比槍支還危險；販毒集團的結構其實和麥當勞的組織很像，而且基層員工和小弟都沒賺頭，錢都進了總裁和大哥的口袋；父母教養方式的差異對孩子影響不大。是的，你沒看錯，這些表面看起來與經濟學八竿子打不著的事物，在他們眼里都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而且絕對能自圓其說，讓你大開眼界。
至于蒂姆?哈福德，他應該稱得上在“用經濟學解釋”領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佼佼者了。他是《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主持的專欄就叫“親愛的經濟學家”。在這一方天地里，蒂姆?哈福德用最新銳的經濟學原理解答人們五花八門、疑難棘手的問題，并不時展露出詼諧、幽默，奇思妙想充滿智慧的一面。比如，有人寫信詢問，兒子迷上經濟學，越沒收經濟學書籍，孩子越會從父母的錢包里偷錢去買。這位提問者哀嘆道，該如何讓孩子過上正常的生活，像別人一樣經常去酒吧?
(一)培養目標設置上的缺陷
培養目標是現代教育的定向標準,是選擇教學內容,設計課程體系,采用教學方法直至確定教育制度的重要依據。目前我國高校專業指導目錄中財務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是:能在工商、金融企業、事業單位及政府部門從事財務、金融管理以及教學、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學科高級專門人才。這一目標定位不夠明確,人才模式定位也不夠準確,存在以下缺陷:1.目標設置過于籠統,不便于分層掌握和操作。2.不利于學生樹立合理擇業觀念。培養目標定位于“培養高級專門人才”,使學生誤以為自己經過四年大學學習,就是高級專門人才。選擇職業“就高不就低”,使財務管理專業人才就業狀態不合理。3.將素質教育目標與專業技術目標相混同。大學是一種素質教育、通才教育,而非職業或成人教育。4.不利于教師素質的培養與提高。盡管我國已向市場經濟轉軌,但培養目標錯位,導致教育觀念落后,教師素質得不到快速提高。授課內容,不能結合我國企業改革實際,培養出的學生理論水平不高,應用能力更差。
(二)課程體系設計上的缺陷
財務管理工作是一項根據不同環境、條件,尋求有用信息,進行分析、判斷進而做出決策的復雜工作,具有較強的應變性。它需要的不僅僅是專業知識和技能,其他知識與能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對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歷史背景、地理與自然狀況、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以及某些文學、藝術知識的了解,品德與修養,人際溝通與交往的能力等。涉及上述知識與技能的培訓在課程設置上明顯不足。
1.重技術教育,輕素質教育,忽視綜合素質和綜合能力的培養。課程結構不合理,課程比例失調,很少有開設“職業責任”之類的課程。2.主干課程內容交叉重復現象嚴重,課程設置缺乏整體規劃。3.重實務類課程,輕理論類課程。本科教育是奠定基礎、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的階段。要求學生掌握財務方面的基本理論和較寬的相關專業知識,而基礎課相對薄弱,不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4.不同層次教學內容銜接差,教學方法與手段單一,抑制了學生的潛能。高校選用教材未能區別本科生與夜校,與研究生的層次;教學方法上是滿堂灌”;教學手段上較少用電子化教學設備。這些都抑制了學生的思考和創新能力。
(三)專業課程間內容交叉重復問題突出
目前高校財務管理專業課程體系中均設置會計課程,恰恰財務管理與某些會計課程如管理會計、成本會計從內容到方法體系存在著邊界交叉和內容重復現象。這種局面不利于財務管理學科體系的優化,導致資源浪費,給教學帶來困難。降低學生的專業興趣,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四)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落后
目前高校財務管理專業在培養模式上過于呆板劃一,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落后。例如,在教學管理上沒有將規定性與選擇性有機地結合,學分制只是學時制的翻版;在教學方法上,教學內容與現實經濟生活脫節,文理知識互不兼容,啟發式教學法、案例教學法極少采用;在教學手段上,仍是“黑板加粉筆”,計算機輔助教學及電化教學手段的應用十分有限。
高校財務管理專業建設的現狀及存在的上述問題,嚴重制約了該專業的發展,深入系統地研究該專業的改革問題是我們作為財務專業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基于專業特色和社會需求的財務管理課程改革的基本構想
(一)確立科學的財務人才培養目標
高校財務管理本科教育階段的人才培養目標,應符合國家教育方針、反映本科教育特點、適應新形勢對財務管理人才的要求。為此,財務管理本科階段的人才培養目標應是:培養具有優良品質和素質、廣博和精深知識結構及全方位能力結構,能在工商、金融企業、事業單位及政府部門從事財務、金融管理以及教學、科研方面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這一目標定位應具備三個特點:其一,提倡全面素質教育;其二,在就業導向上提倡實務工作、教學、科研三者兼顧;其三,在人才培養類型上注重培養高級財務管理專門人才。
(二)正確界定財務管理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合理設計財務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
1.財務管理與經濟學的關系。財務管理作為一門學科,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表現為財務經濟學,屬于微觀經濟學范疇。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社會再生產過程客觀存在的資本活動和財務關系進行綜合性管理。2.財務管理與會計學的關系。財務管理是對企業的籌資、投資、收益分配等財務活動所進行的管理活動,會計是對資金運動為主的經濟活動所進行的信息管理。財務管理是一種資本運作活動,會計是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3.財務管理與管理學的關系。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管理活動,是現代企業管理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財務管理作為一門學科,表現為企業財務管理學,屬于管理學的一個分支。財務管理是對企業資本進行配置和利用的資本運作活動。4.財務管理與財政學的關系。財務管理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微觀價值管理,而財政學是在國家財政體系中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宏觀價值管理,財務管理是價值管理中的基礎環節。5.明確界定:初級財務管理、中級財務管理、高級財務管理的內容。財務管理課程是財務管理專業的專業核心課程,將財務管理分為初級財務管理、中級財務管理和高級財務管理三門課,這在各高校基本已形成共識。但是,如何界定這三門課的具體內容,還是沒有定論。有關這三門課的教材很少,即使有些學校出了教材,但在內容上也是各式各樣。特別是初級財務管理和中級財務管理的內容劃分較為模糊,如何既避免相互重復,又要能體現基礎課程和后續課程之間的關系,很難把握。筆者認為,這三門課程之間要有承上啟下的關系,又要體現財務管理學科的內在邏輯體系,具體表現如下:
(1)初級財務管理是財務管理的入門課,應主要介紹財務管理的一些基本知識、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讓學生對財務管理這門學科有一個概括性的了解,為學習中級財務管理和高級財務管理奠定基礎。因此,本課程應包括財務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識,但不應過于深入和具體,其主要內容包括:
①財務管理概論,闡述財務管理的概念及內容、財務管理目標、財務管理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財務管理的任務和原則、財務管理體制等。②財務管理環境,介紹企業組織類別、金融市場一般原理、有效市場假說與信息對稱性問題、企業稅收制度等。
③財務管理的價值觀念,詳細介紹貨幣時間價值的概念及計算,系統講解單項資產風險與收益、投資組合的風險與收益、資本資產定價模型。④財務管理的基本方法,主要闡述財務預測、財務預算、財務控制和財務分析等財務管理的基本方法以及這些方法的簡單應用。⑤財務管理的基本內容,概括描述財務管理的基本內容,如企業籌資渠道和籌資方式、籌資類型、資金成本、資本結構;投資環境、投資決策的分類、投資決策應考慮的基本因素、現金流量的計算等。
(2)中級財務管理是在初級財務管理基礎上,更深入、系統、全面地介紹財務管理的專門知識,為詳細地闡述資金運動全過程的管理,即資金籌集管理、資金運用管理、資金分配管理。本課程的內容主要有:①資金籌集管理,詳細闡述權益資金籌集、長期負債籌資、租賃籌資、流動負債籌資等各種籌資方式的特征、具體操作過程并對不同籌資方式加以比較和評價。②資產管理,系統介紹現金管理、應收賬款管理、存貨管理的各種方法。③投資評價,系統講述長期投資決策的基本方法及案例運用,通過計算證券投資價值對證券投資進行評價。④股份公司盈利分配,主要包括:各種股利形式的比較、股利政策、股份分配理論、股票分割與股票回購等內容。
(3)高級財務管理是在初級財務管理和中級財務管理的基礎上開設的較高層次的課程,主要介紹國內外財務管理學科發展的新動態和新成果,并對財務管理的一些專門問題進行研究。開設本課程的目的主要是拓寬學生的知識面,開闊學生眼界。同時,使同學們對財務管理中的一些問題有更深的認識。本課程的具體內容應根據形勢的需要適時調整和補充,目前情況下,筆者認為高級財務管理應有以下內容:
①資本市場下的財務理論綜述,系統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的主要財務理論,如有效市場理論、現值分析理論、投資組合理論、資本結構理論、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套利定價理論、期權定價理論、學說等;②新形勢下財務管理所面臨的挑戰與對策,針對我國企業所面臨的新的理財環境的變化,提出財務管理應采取的對策;③財務管理的特殊問題,著重介紹財務管理中的一些特殊問題,如集團公司財務管理、企業購并財務管理、所有者財務、通貨膨脹下的財務管理等。
受新經濟的影響，一場涉及財務與會計的變革不可避免，以創新意識沉著對待是理論界、實務界、監管部門的應有姿態和反應。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新經濟”一詞是由美國人首先提出來的，其含義是區別于過去經常出現的經濟周期之傳統經濟，認為在新的科技條件下，今后的人類社會將免受經濟周期之苦。之后，隨著新的經濟現象的不斷出現，人們又基于各自的知識結構和感知，認為新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或與網絡等新產業革命，或與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等密切相關。盡管迄今為止人們對新經濟的提法和特征尚有不同認知，筆者理解，全球化、網絡化、高新科技化、知識化，應該是新經濟的本質內涵。
種種跡象表明，不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在整個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包括企業的財務與會計，都可以找到信息技術革命等高新科技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所帶來的巨大震蕩。
從“有效破壞”到規避風險和降低成本
信息技術發展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提升了“有效破壞”的速度，即加快了資本、知識、人才從落后的技術領域向亟待開發的新科技領域轉移的進程。這種資源再配置過程的加快，一方面促進了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有效地降低了資本市場的風險，另一方面又為發展中的企業如何規避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提供了多種途徑，為降低經營成本和提升公司價值開辟了新的空間。
在信息技術革命到來之時，企業的任何一項經營決策都面臨巨大的風險，其原因是在整個復雜的生產經營體系中，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決策者難以充分了解和掌握客戶需求的瞬息變化和原材料的分布與供應情況。因此，企業經營需要加倍投入物資和人力等資源以應付信息匱乏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損失。為了防范風險，企業的經營成本不得不一再提升，剛性很強，亦即邊際成本劇增，而邊際效益銳減。例如，在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企業只能通過超量儲備資金和貨物方能防范不測，此種理念在公司理財和財務報告中處處體現。
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企業可以利用信息技術提高預測和規避風險的能力，其決策將更多地依賴最新最快的適時信息，進而提高資金和存貨儲備的準確性，節約資源和降低經營成本。
對企業來說，信息技術的發展改善了其預測和決策的方式，改變了其銷體系和模式，縮短了研發(R＆D)周期，這一變化，對企業的成本管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預示著成本管理的一場變革在所難免。例如，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以銷定產”的經營方式注入了新的內容，戴爾(Dell)模式證明：1)存貨減少了，降低了庫存成本；2)與客戶直接有效的溝通，避免了不必要的多余的產品功能，縮短了生產周期，降低了制造成本；3)研發周期越來越短，產品的研發與制造幾乎同步進行，效率大增，在降低研發成本和制造成本的同時，也減少了研發本身的機會成本；4)借助于信息技術的營銷方式的改變與改善，如B2B、B2C等電子商務，不僅大大減少了營銷成本，具有深遠意義的是這將導致邊際成本呈指數級下降，為企業帶來遞增的邊際收益。
經濟規模與交易成本
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規模的擴大與交易成本呈同向變動關系，即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其內部組織和管理成本等也將隨之增加，導致交易成本的總體上升。因此，企業規模之邊界由交易成本來決定。該理論表明，企業規模之擴張與交易成本之降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現行的財務管理、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有不少是建立在微觀經濟學的這一理論基礎上的。然而，在新經濟中，這種理論遇到了挑戰。新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網絡技術的運用更新了原有的交易和基礎設施概念。網絡經濟技術的開發和產業化運用，催生出一種新的亞經濟形態，即人們所說的網絡經濟。網絡的最大特點是，各種交易突破了由于技術瓶頸所引起的時空限制，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交易、生產甚至研發效率迅速提高。網絡為經濟交易提供了虛擬空間，直接交易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開中介周折；基于網絡的電子商務之迅猛發展，使產易的時間大大縮短，交易的空間不受地理或區域的限制，零庫存不再是一種紙上談兵的空想或虛設的理念，交易各方乃至整個社會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就成為事實。更有意義的是，由于網絡技術的影響，MRP、ERP技術的運用，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由垂直狀向扁平狀轉變，在這種情形下，不論企業規模有多大，其內部組織與管理成本在總量上都不會有多少變化，這就又節約了內部交易成本。
可見，經濟規模之擴張與交易成本之降低并非互斥。在新經濟環境下，受網絡技術的影響，企業的存貨控制、現金流量管理、財務組織結構、責任中心的界定和責任成本的構成與確認等都會發生較大的變化。
邊際效益與訂價策略
傳統經濟學的供求均衡經濟理論一直是財務管理和管理會計建立自身理論與方法的基礎，如財務管理中的“投資邊際效益曲線”，管理會計中的市場基礎訂價模型和薄利多銷訂價策略等。
但是，在網絡經濟時代，令經濟學家和財會人員大跌眼鏡的是，那種當供求兩曲線相交而形成的市場均衡原理，對一些信息技術產業或企業來說，幾乎難以適用。因為在網絡經濟里，往往是既不存在傳統的供給曲線，也不存在傳統的需求曲線。
由于信息技術等高新科技產品以知識為本，而知識具有可共享、可重復消費、可低代價復制、可提高個人或團隊持續發展能力，消費這些信息技術產品就等于消費知識，消費了知識也就掌握了知識；消費者再將這些知識作為資本要素投入，并通過與其他要素的有機配比和使用，提高了投入要素的邊際效用。在新經濟中，在邊際成本不斷下降的同時，一方面是傳統的訂價規律被破壞了，另一方面卻是信息技術等高新科技產業的邊際效益的遞增。因此，研究新經濟環境中新興產業的供求關系、訂價策略、邊際效益變化動態，將成為管理會計領域的新課題。
無形或虛擬經濟與價值評估
1999年6月30日在美國芝加哥安達信全球培訓中心舉行的“安達信經理研討會”上，面對來自全球各地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625位高級經理們，安達信倫敦事務所的管理合伙人理查德·博爾頓在其演講中指出：無形經濟的發展正在對全球經濟產生著前所未有的影響。
新經濟的另一耐人尋味的特征是，由于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導致了一些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其會計的賬面價值大相徑庭，當我們將高新科技企業與傳統制造業企業進行對比，便會發現這些差異在這些企業之間的表現是完全相反的。1998年，微軟公司的賬面價值是5億美元，而其市場價值則有1020億美元。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力量(或無形之手)正在拉開各企業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之間的差距，并使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朝不同的方向變化(或是正向差距，或是反向差距)。可以說，迄今為止，尚無人能夠肯定這種差距究竟還會有多大。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新經濟導致了無形資產的增加和社會財富的虛擬化。當人們發現傳統會計通過確認、計量和報告等所產生的賬面價值，不能代表或反映企業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全部經濟資源，尤其是那些高新科技含量高的知識產權，被隨意費用化了的與高新科技有關的巨額研發支出，以及掌握了先進知識的人力資源，或者是無法代表或反映企業所“擁有或者控制”資源的真正價值或全部價值，人們對會計的極度失望是可想而知的。1999年8月末，在央行行長會議上，格林斯潘在分析“股票價格在過去5年里出現了異乎尋常的增長”之原因時指出，由于應被視為資本投資的信息技術領域的?蹲手С觶渙腥肓朔延每钅浚傭構糾笤誆莆癖ū砩系氖值陀謔導手怠C娑韻質擔嗣遣壞貌渙肀臠杈叮罷夷芄磺∪縉浞趾飭科笠導壑檔謀稈》椒ǎ識髦質視π戮沒肪騁蟮鈉笠導壑燈攔覽砟詈頭椒ㄒ簿屯延倍觥?nbsp;
企業的市場價值遠離或背離于其賬面價值，表明了市場參與者并沒有視賬面價值為企業的真正價值或內在價值。那么，什么是企業的價值呢?企業價值如何度量方顯恰當呢?有跡象表明，一些著名的國際咨詢公司和國際會計公司正在積極地探索這些問題，并通過實踐，摸索出了判斷企業價值的一系列方法，如麥肯錫咨詢公司提出的通過實體現金流量貼現模式和經濟利潤模式確定現金流量來度量企業價值的方法，普華會計公司提出的以度量公司價值來確定股東價值的方法，斯圖爾特提出的以經濟增加值(EVA)為導向的價值評估法。這些方法都有一個較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并沒有把價值評估單純地基于會計利潤之上，而是其于現金流量之上，這多少順應了“現金流量至尊”的新財務理念的要求。但是，這些方法并沒有完全滿足新經濟中對企業價值評估的要求，特別是那些與信息技術產業有關的資源，如網頁域名、IT人才資源和不可估量的客戶資源，還有那些影視(如好萊烏)、傳媒、藝術、體育(如俱樂部和球星)、娛樂(如迪斯尼樂園)等人類文化知識產業及其所派生或衍生出來的大量的資源，其價值究竟如何評估呢?
此外，更令評估師、分析師束手無策的是互聯網企業的價值定位問題。如果說麥肯錫、普華、斯圖爾特的價值評估理論和方法尚能適用于傳統產業，但對于網絡產業而言，它們就很難走運。事實證明，大多數互聯網公司在創建初期、甚至連續幾年并無盈利，但是，投資者為何還是對其抱有一定的信心呢?因為人們看好其未來巨大的、傳統產業所無法比擬的盈利空間，這樣的盈利空間也就成了在證券市場上人們斟酌其公司價值的基礎。那么這樣的盈利空間又是被如何估計出來的呢?事實是，互聯網公司上市之目的首先是利用證券市場印證其市場價值，然后再利用這種價值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源，擴大規模及市場占有率，吸收大量的客戶資源和其他經濟資源，實現巨額盈利。這正如哈格爾指出的，互聯網不僅以更快捷、更低成本的技術手段創造價值，最重要的是力圖發掘出其蘊涵的豐碩的創造價值的機會。簡言之，互聯網公司價值定位之關鍵是其預期價值的大小，而這將由網站訪問次數、注冊用戶量和現金流量等眾多的無形綜合因素所決定。
無形經濟中的價值評估確實是一個大難題。人們至少有理由對傳統的財務與會計提出這樣的問題：企業的價值何在?企業的價值動因有哪些?
無形經濟中所存在的種種現實問題，也值得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認真對待與思考。筆者認為，我們的CPA回避不了這些問題：CPA為其客戶(企業)提供的服務哪些是物有所值，對提高企業的市場價值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面對新經濟提出的挑戰，CPA是固守傳統審計業務陣地，還是抓住機遇開拓與無形經濟密切相關的咨詢業務?隨著新經濟的發展，CPA行業是否也會出現相應的變革?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的事實：在CPA業務中，傳統的審計等鑒證業務正在成為“夕陽產業”，而新近涌現出來的大量的咨詢業務正在成為“朝陽產業”?
信息經濟學的假設前提還存在嗎?
信息經濟學理論的兩個基本假設條件是：交易雙方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又有獲取信息時間不對稱和信息內容不對稱兩種；人們所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這種假設在傳統經濟環境下是成立的，故受經濟理論的影響，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中，有不少成果和政策源自于此。一般認為，能否全面、準確地得到信息，是人們進行正確決策之關鍵，同時也決定了博弈雙方在對陣中所處的地位和優勢。在新經濟中，這種假定和現實性受到了挑戰。因為信息的專有性和獨占性受到了沖擊，新經濟創造了大量的與信息有關的產業和從業機會，形成了專門從事信息開發、交易、咨詢等新型市場；信息被作為商品開發、采集、篩選和處理，并借助于網絡技術，以幾乎實時之速度，快捷而又全面地傳達給其消費者。人們獲悉信息不再受時空的限制，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性大大減少了，諸如信號傳遞模型、隱蔽行為的道德風險模型、逆向選擇模型和信息甄別模型等理論模型的解釋不再那么充分或有說服力了，以往這些模型所描述的經濟學現象正在逐漸被新現象所替代。總之，強大的信息網絡和信息技術產業，弱化了信息經濟學的原有假定。
例如，在互聯網環境下，由于與企業有關的稅收、海關、銀行、工商、統計、社會保障等信息，均受到了實時監控，并可在網絡中及時獲悉與共享，企業的行為不再向過去那樣神秘，人們對企業價值的判斷不用非得基于帳面價值，而可以通過大量的信息來源，借助于信息技術手段更合理更科學地加以完成。因此，有關信息(特別是針對帳面價值的信息)的鑒證意義也不如以往顯得那么重要了。
知識財富與激勵機制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人們在討論經理人認股權計劃(股票期權)的財務與會計問題時，往往忽略了產生股票期權的深刻的歷史背景。股票期權源于1973年石油危機以后美國對經濟結構調整而出現在硅谷的新經濟。以知識要素為驅動力的新經濟，必然要求對企業制度加以創新。事實表明，一方面，知識需要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才能獲得，另一方面知識又具有外溢性。為了穩定那些掌握了知識的企業技術與管理人員，防止知識的外溢，僅僅付給工資報酬是不夠的，因此，一些高新科技企業普遍采用激勵型認股權計劃，給予的對象主要是公司CEO或掌握核心技術與知識的員工，使其收入有兩部分構成：一是工資，二是股票期權和紅利。由于企業員工既有工資收入，又有股權與紅利收入，新興產業就可以在這種激勵計劃的制度安排下，采取降低工資成本、增加股權及利潤分紅的辦法來達到以下一些目的：第一，通過降低工資來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進而達到擴大市場份額、增加企業利潤的目的；其二，只要股權與紅利收入的增加足以補償工資的下降，并能導致總收入的增加，那么企業就可以通過增加員工的股權與紅利來調動其生產積極性與創造力；其三，采用以上方法，企業不僅可以達到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而且可以達到保護知識產權、防止知?鍛庖韁康摹H肥擔?0年代始自美國的這一激勵制度，“栓住”了一大批科技與管理精英。另外，實踐表明，推行股票期權計劃，對于降低成本，解決問題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發展至今，以股票期權為核心的認股權計劃已形成了以下幾種類型：
1999年以來，京、津、滬、武漢、穗等地的一些高新科技上市公司也相繼進行了股票期權之試點。
可見，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及出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管理人才隊伍的穩定，問題的處理等需要，引發了股票期權的創新，也帶來了新的財務與會計問題。所以，有關股票期權的設計、規劃、管理和核算等，已經成為公司理財與會計核算需要解決的新問題。
科技進步與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對財務與會計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筆者以為，主要的影響是有別于傳統產業融投資方式的風險資本的融投資運作機制與方式，以及所引起的價值評估問題。對財務管理而言，人們首先要弄明白的是風險資本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究竟何在?如何度量和防范之?在該市場中進行融投資的特殊性有那些?與傳統資本市場相比，風險資本市場不同階段的資本供求關系與結構有何不同?融投資過程中，相應的資金成本和投資效益如何加以確認和計量?風險公司的問題怎樣處理?相應的財務監控和激勵機制如何建立?
對會計處理而言，投資支出資本化，風險公司的邊際效益，風險公司及風險資本市場的財務報告披露等，都是亟待研究的問題。
e－商務環境下的管理變革
盡管何謂e－商務環境迄今尚未定論，但實務中一般以為，在互聯網中從事商業、管理和組織運作活動，則是其實質。前面在討論信息技術發展對經濟規模與交易成本的影響時已經指出，由于網絡技術的影響，MRP、ERP技術的運作，企業與外界的交易方式、內部的組織結構與管理過程均已發生了巨變。對傳統產業的影響甚至更大，從而導致了這些產業里的企業發生了激烈的變革。對此，杰克·韋爾奇(通用電器的CEO)、約翰·錢伯斯(思科的CEO)、卡利·菲爾林納(惠普的CEO)、杰夫瑞·斯基林(沃爾瑪網絡公司的CEO)等傳統企業的巨頭都有切身的體會。這些變革包括：
電子商務改變了首席執行官(CEO)和首席財務官(CFO)的管理職能。
用全球互聯網技術手段將傳統的財務管理和會計系統改造為一流的財務支持系統，同時也降低了大量的成本，如美國一家著名的從事互聯網硬件和軟件開發工具的制造商“太陽微電子系統公司”開展了電子商務之后，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節約了：50％的采購費用，30％的賬務處理成本，75％的差旅和費用處理成本，38％的全球性的單證處理成本，30％的工薪成本。
更重要的是，各管理部門利用互聯網提高了工作效率，變得更加精干了，從而可以騰出更多的時間進行業務分析，將財務工作之重心由數字加工轉向協助CEO制定戰略目標。
財務走向集中式管理，會計信息實時動態化；財務、會計與業務協同處理，管理信息全面集成。
由于互聯網的技術支撐，建立與全球經營一體化目標相吻合的財務支持系統不再是一個難題。
受電子商務環境之影響，企業在依賴互聯網與其供應商和客戶進行交易，改變了其傳統的交易方式的同時，企業內部的財務組織結構和功能劃分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交易的實時監控及其信息的實時記錄和傳遞，價值和物資的高度同步流轉，改變了傳統的財務組織結構和企業內部的管理結構。從決策制定和預算規劃，到業務審批和授權執行，再至內部控制和內部審計，在網絡化管理理念和技術環境下，使財務與會計的適應性和控制性達到了最大化和最優化。業務記錄和會計信息在相關的管理層面充分地得到了共享，即時監控和及時決策不再有時間的隔閡，財務管理與會計核算在企業管理中不再是“孤獨的旅行者。，在MRP、ERP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支持下，它們融入到企業管理的大家庭中，天地一新，效率更高，乃至改變了CFO的命運和地位。
會計規范將何去何從?
歷史表明，會計演進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科技發展密切相關。
20世紀之后，當會計人員將算盤、會計計算器等計算工具送進歷史博物館時，呈現在其工作平臺上的是取代傳統信息處理工具的一臺臺性能正在得到不斷更新的電腦。電子計算機的運用，不僅僅導致了會計記錄和數據處理上的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因為信息技術產業和互聯網的發展，會計工作本身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新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因互聯網的強大技術支持，以財務報告為核心內容的會計信息披露，其及時性或時效性大大提高了，但是信息傳遞、轉換過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因網上作業之緣故受到了新的挑戰。首先，會計信息載體不再是一成不變的了，而變得形式多樣。其次，信息技術產業的興起，使傳統信息中介機構的業務內容和作業方式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如CPA的審計和稅務簽證，財務分析師的財務分析，證券分析師的證券基本面分析等，網上鑒證和網上分析的業務量將大增。再次，導致了大量的信息再加工產業的涌現。一些企業，將第一手(初始或原始)的信息作為資源投入，經再加工或再處理，轉換成為信息消費者更加能夠接受或更受歡迎的信息。經這樣消化了的會計信息其本來面目將變得更加模糊，指導、勸導、誘導、誤導將在網絡世界同時出現，會計?畔⑴都喙懿棵漚躚Χ閱?我國從2000年開始在互聯網上為上市公司開辟了定期報告披露的通道，使信息披露環境大為改觀，但同時也存在網絡化披露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問題。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目標；綜合效益最大化
可持續發展是指不斷提高人群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力的、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損害別的地區或別的國家的人群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它是一種特別從環境和自然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和模式。它要求在發展的同時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環境的有效保護，它從理論上結束了把環境保護和資源永續利用同經濟發展對立的錯誤觀點，揭示了其間相互聯系、互為因果的關系，為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戰略基礎，其核心思想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制定社會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指企業在一定期間內，通過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從根本上說，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取決于企業目標，取決于特定的社會經濟模式。本文擬就在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導下，建立切合客觀實際、促進社會—環境—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進行討論。
一、 現存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局限性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財務管理理論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其中對于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為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三種，它們雖然分別從一定層面上揭示了企業財務管理的本質，反映了企業經營管理的特征和要求，每一觀點都有其合理之處，并在實踐中有一定的運用，但筆者認為這些單純以追求經濟效益為目的的財務管理目標，有悖于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 關于“利潤最大化”的觀點
利潤最大化觀點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是我國流行甚廣的一種觀點，尤其對實務界影響最大。一般來講，無論是何種類型的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的組織，追求最大利益是每一個在市場經濟中角逐的企業的現實目標，它被許多企業作為理財目標有其可取之處。首先，它與企業管理的目標之一——獲利掛鉤，直接切入企業經營的主題；其次，利潤的計算有確定的方法，直觀性強，它不僅可以直接評價企業經營者的業績，而且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和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最后，利潤還是企業補充資本，擴大經營規模的源泉。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現代企業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企業規模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如果單純以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就會出現以下一些偏差：（1）利潤最大化中的利潤是一定時期內實現的利潤，沒有考慮企業規模、資金時間價值和現金流量，而且也沒有有效地反映風險問題，可能導致企業不顧風險大小而一味地追求最大的利潤；（2）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導致企業只關心當前利潤，忽視在環境保護、產品開發、人力開發、生產安全、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下功夫，導致企業短期行為，不利于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3）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有時還會惡化企業的財務關系，如惟利是圖，侵犯員工、債權人、消費者和國家的利益等等。
（二） 關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的觀點
股東財富最大化是指企業通過合理經營，采取科學的財務管理策略，在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的前提下，為股東帶來最多的財富。在股份制為主體的經濟中，股東財富由其所擁有的股票數量和股票市價共同決定，當股票數量一定，股票市價越大，其股東財富就越大，從而股東財富最大化又演變為股票價格最大化。在股份制企業把股東財富最大化作為財務管理目標，有利于克服企業在追求利潤上的短期行為，但是以此為目標也存在一些實際障礙：（1）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剛處于起步階段，證券交易不很規范，股票價格難以反映企業的真實價值；（2）上市公司的比例偏低。對于非上市公司，如何衡量股東財富，缺乏統一標準；（3）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只考慮了股東的利益，而沒有考慮其他產權主體對于企業的作用，特別是破壞了自然環境引起的環保負債，淡化了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三） 關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觀點
企業價值最大化是指企業全部資產的市場價值最大化。市場在對企業評價時，看重的不是企業已經獲得的利潤水平，而是企業潛在的獲利能力。因此企業價值不是賬面資產的總價值，而是企業全部資產的市場價值，它反映了企業潛在或預期的獲利能力。投資者在評價企業價值時，是以投資者預期投資時間為起點，并將未來收入按預期投資時間的同一口徑進行折現，未來收入的多少按可能實現的概率進行計算。企業所得的收益越多，實現收益的時間越短，應得的報酬越穩定，則企業的價值越大。與股東財富最大化相比，此觀點同樣考慮了不確定性風險和資金的時間價值，強調了風險和報酬的均衡，并且避免了我國證券市場發育不完善時期，股票價格受外界和人為因素大于企業內部經營情況的影響，是一種相對比較客觀的評價方法。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一個非常抽象而很難具體確定的目標。對于非上市企業而言，其未來價值只能通過資產評估來確定，這種評估要受到評估標準或方法的影響，因而很難準確確定；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其價值雖然可以通過股票價格的變動來反映，但由于股票價格的變動不是公司業績的唯一反映，而是諸多因素影響的綜合結果，因而股票價格的高低不可能反映上市公司價值的大小；（2）企業價值最大化在實踐中可能導致企業所有者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企業是所有制的企業，其價值最終歸所有者所有，所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是企業所有者的利益目標，它不能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意愿，比如不能滿足經營者的利潤觀，不能滿足債權人的風險觀，不能滿足企業的社會責任觀等等。
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轉變——綜合效益最大化目標的提出
上述各項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提出，包括（1）利潤最大化，（2）股東財富最大化，（3）企業價值最大化，無一不是以考慮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它們都忽視了可能導致的企業可持續能力的喪失。然而，在現代社會，企業的任何一個行為都不再是個體行為，各項經營活動都可能對社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環境與一切個體的利益相關。一切個體的活動受環境的制約，也同時對環境產生影響。環境的日益惡化使人們對企業與環境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將企業與環境看成是對立的，政府采用命令和控制的手段強制企業進行排污處理。9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則使人們認識到解決環境問題離不開企業的合作。當社會不再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作為社會進步的目標，而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時，對企業進行可持續經營的要求也就大大提高了。企業的存在在于滿足社會的需求，并以獲得利潤作為回報。如果企業的目標違背了社會的需求，從長遠看將無法獲得回報。故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必須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老路上解放出來，轉而在追求經濟利益、為利益相關者創造財富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確保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筆者認為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以“綜合效益最大化”替代現存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具有現實戰略意義。
所謂“綜合效益最大化”是指企業在承擔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的前提下，通過合理經營，采用最優的財務策略和政策，謀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其宗旨是把保護環境放在首位，著重強調必須正確處理各種財務關系，最大限度地兼顧企業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以謀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把“綜合效益最大化”作為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其實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深化。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再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與社會的聯系更為廣泛和深入，社會目標在企業中逐漸得到重視和提高，社會要求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多，如：保護生態平衡、防止公害污染等等。這就對企業的財務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業通過財務管理活動致力于履行社會責任，從而樹立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而且可以改善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高層管理人員醫藥行業薪酬管理
一、前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當前中國市場醫藥已完全放開，競爭愈來愈激烈，醫藥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隨著加入WTO，國際上最大的25家醫藥企業已經有20家直接或間接通過獨資、合資、合作以及收購兼并等方式進入中國醫藥市場，這些國際醫藥大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實力、先進的銷售理念、技術研發、管理方法長驅直人、搶占市場，并逐步擴大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我國醫藥行業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目前擁有醫藥企業近3500家，競爭非常激烈。醫藥企業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面臨著兩種重要資源的競爭：一是自身技術裝備、資金實力的競爭；二是人力資源的競爭，尤其是高層管理人員(以下簡稱高管人員)的競爭。
薪酬管理制度對人力資源競爭的影響乃至對企業經營發展的重要作用不容質疑。作為企業核心人物—企業高管人員，如何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及留住他們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很多跨國公司已經把目光對準了中國。在這“春雨欲來風滿樓”的季節，中國醫藥業已切切實實的感受到了寒意。
落后的銷售理念、薄弱的資本實力、外資公司的業務搶奪和精英人才的紛紛“外流”，使中國醫藥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特別是近兩年來，中國企業界高管人員又不斷出現震蕩，使筆者對中國企業現有的高管人員激勵機制產生反思。如何利用薪酬杠桿，吸引、留住和激勵優秀的高管人員是薪酬管理的重要目標，也是目前中國醫藥企業面臨的重大問題。
二、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現狀與分析
《中國企業家》雜志在2005年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的薪酬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目前中央企業負責人平均年收人36萬元，平均薪酬最高的是醫藥業。平均年收人超過50萬元的行業有5個，依次為：醫藥68.6萬；電力64.7萬；汽車61.9萬；冶金57.8萬和地產57萬。這五大行業也是近兩年景氣度頗高的行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行業的前景都比較好，由于薪酬水平與所在行業景氣狀況的相互關聯性，中央企業的老總薪酬也隨之提高。
調查還顯示，大部分行業的央企負責人平均薪酬水平比員工都高出10倍左右。醫藥企業負責人平均薪酬最高，其員工的平均薪酬更是遙遙領先，達16.5萬。相應地，其高管與員工的收人差距亦排在倒數第二位，為4.2倍一。
《中國企業家))還對對100家上市公司(隨機抽取行業龍頭企業和2004年新上市的公司)2004年高管平均薪酬水平進行了分析，醫藥行業以其良好的穩定性排名第四。
從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國現在的大環境下，醫藥行業由于其較高的銷售利潤率和成本利潤率，高管人員薪酬水平總體較高。但高管人員和普通員工的收人差距較小。這種較小差距的收人很難達到企業的內部公平和外部公平。判斷高管人員收人的公平性主要根據收人的“外部市場競爭力”和“內部差距。在醫藥行業，央企高管人員薪酬平均水平和跨國公司(中國區)以及民營企業相比，還是比較少的，這是缺乏外部公平；另外，醫藥行業的央企內部高管人員和普通員工收人差距僅為4.2倍，這與國外企業的最高層和普通員工的固定薪酬收人差距是20-30倍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內部公平很難保證，高管人員的個人績效和對企業的貢獻難以充分體現。
此外，對所披露的薪酬數據，沒有區分“固定薪酬”和“變動薪酬”。這在一點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企業對高管人員長期激勵的忽視，一方面說明我們高管人員薪酬在宏觀上缺乏政策的支持，比如股票期權的限制和證券市場的治理等，另一方面，企業內部的薪酬也缺乏有效的管理，比如高管人員的績效評價、公司治理的完善和薪酬制度的合理制定等。
要解決這些問題，不但要總結以往的管理經驗和教訓，充分認清現狀，還要從戰略的高度出發，著眼于長遠的目標，制定合理的高管人員薪酬管理制度。
三、影響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的因素分析
影響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的因素很多，這里主要討論以下因素。
3.1醫藥行業特點首先，醫藥行業是屬于營利性組織，高管人員的薪酬一般是按照會計計量的績效來確定；根據不同的企業類型(國有、外資和民營企業)，每個企業的薪酬水平也會有所差異，一般是外資企業最高，民營企業次之，最后是國有企業。其次，由于醫藥行業發展潛力巨大，行業的景氣度較高，因此，給予高管人員長期激勵(股票和股票期權)以留住企業的關鍵人才對企業的發展很重要。
3.2醫藥行業高管人員供求狀況根據微觀經濟學的供求理論，一種商品如果供不應求，它的價格就會上升，反之，則下降。由于高管人員是特殊的職業階層，這種人力資本的形成需要先天的自然察賦加上大量的后天教育、培訓和實踐的投資，因而決定了市場供給的有限性。但市場對高管人員的需求卻在不斷增長。雖然醫藥行業的人才結構是以銷售為主要陣營的行業，但管理人才的缺乏也給醫藥行業參與國際競爭造成了阻礙，也促進了高管人員身價的提高。如果一個行業的職業經理人市場達到了市場均衡，那么職業經理人的市場價格也會趨于穩定，企業在制定職業經理人薪酬時會考慮同行業的平均薪酬水平，以實現薪酬的外部公平，增加薪酬的市場的競爭力。
3.3證券市場的有效性法瑪(Fama)提出的證券市場效率理論認為，一個富有效率的證券市場，證券的價格會對任何能影響它的信息做出及時、快速的反應，股票價格既充分地表現了股票的預期收益，也反映了股票的基本因素和風險因素，所以任何人想通過這些有關信息買賣股票以獲得超額收益是不可能的；高管人員薪酬體系中的長期激勵效果都與股票市場效率存在很密切的關系。如果股票價格不能反映了全部與公司有關的信息，高管人員在獲得股票期權獎勵后可能得不到應有的收益。在健康的股票市場中，股票價格的波動，在客觀上可以起到對公司進行評價的作用，也能反映高管人員的經營業績。這樣，企業在進行高管人員薪酬設計時，可以依據高管人員的努力所反映的實際業績制定合理的薪酬水平。
3.4高管人員績效評價高管人員的評價標準有會計標準和市場標準，市場基準原則具有較強的激勵與監督作用，使經理人所追求的利益能夠與所有權人的利益更趨于一致(Finkelstein&Hambrick,1989)。但是，研究顯示高管人員較偏好采用會計標準原則，而所有權人較偏好采用市場標準原則(Gomez-Mejia&I3alkin,1992)`5。會計基準原則下，高管人員能夠進行內部會計報表上的操作，提升其績效表現；市場標準則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經濟因素的影響，對于不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所有權人而言，市場基準原則相對而言更有助于他們監督控制經理人的行為表現。另外，非財務性指標雖難以衡量，卻更能反映公司的經營績效，也在高管人員績效評價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此外，經理自身的能力、努力程度、創新、客戶滿意度等指標在多因素績效評價模型中也起著重要的平衡作用，可以彌補財務性指標的缺陷。績效評價的過程的科學性，專業的考核人員和規范的考核制度也影響高管人員薪酬的制定。
四、構建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制度的建議
根據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現狀及其分析，考慮到影響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的因素，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以構建中國化的醫藥行業高管人員薪酬制度。
4.1增加基本工資在總薪酬中的比例，合理引入長期激勵機制由于醫藥行業是一個相對穩定的行業，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如果沒有發生大的危機，企業的業績會處于一個平穩階段，因此，股票期權的存在價值也就沒有了，可以增加基本工資在總薪酬中的比重以滿足高管人員的需要。但對于處于發展階段的醫藥企業來說，長期激勵機制是留住關鍵人才的重要手段。股票期權能使高管人員成為企業剩余的分享者，把企業經營成果在所有者與高管人員之間進行最優的分配，并由雙方共同承擔經營風險，從而誘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理人做出符合所有者目標的行為選擇，使經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與所有者效用最大化目標相一致，即實現二者間的激勵相容。
4.2加快醫藥行業高管人才市場的建設一個有效的醫藥行業人才市場對高管有很強的激勵約束效應。市場競爭和制度約束不但使得經理人的行為得到有效的控制，還促使高管人員努力實現自身素質的提高，包括醫藥專業知識、管理知識和道德素養等，通過市場的監督和制約，高管人員的目標函數也與企業的經營目標趨于一致，并自覺地維護自己的聲譽，提升自己的市場價值，減少短期行為。這樣，企業也具有了追求利潤的經濟理性。
醫藥行業人才的匾乏并不是短期現象。長期以來醫藥商業屬于國家壟斷行業，在制藥行業大量涌人外企之后，醫藥分銷業仍然沒有開放。7年前中國剛剛開始對內開放醫藥商業，正式的對外開放是從2003年開始。封閉的環境使得醫藥商業長期停留在指定批發和門店銷售階段，自然不能吸引人才。要加快醫藥行業高管人員(包括生產管理人員、銷售管理人員等高級管理層)人才市場的建設，必須完善相應的機制，比如人才測評機制、人才流動機制、信息流動機制和市場約束機制等。人才測評機制可以保證職業經理人人力資本價值的正確評價；人才流動機制可以促進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信息流動機制可以增加市場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市場約束機制可以減少人的非規范行為，從而減少成本。其中，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是內在統一的，缺一不可。約束機制強調的是內在的約束，而不是外在的約束。比如，具有激勵性約束效用的股票和股票期權就是一種內在的約束，而那些制度或者契約都是外在約束，不能從根本上起到約束作用。
4.3加強信息披露程度公平性，提高證券市場效率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對于上市公司就是所披露的會計信息應具有充分性，并且其披露的內容對所有信息使用者來說是公平的。它應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公司的會計信息必須充分、真實、及時地披露；二是此信息必須公平地披露給所有信息使用者。假設在有效的證券市場中，某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能公平地在信息使用者之間進行披露，則每個投資參與者從該信息中獲取的超額預期回報為零，在這種狀態下我們認為會計信息的披露相對于投資者是公平的；反之某會計信息事先被少數人掌握，則他們就會利用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來操縱證券價格，謀取暴利而使另一些人蒙受損失，我們認為是不公平的。
證券市場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于我國制度的缺陷，當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之時，制度建設的步伐卻沒有趕上來。作為制度建設的主體，政府有必要加大市場制度建設，增大市場容量，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力圖縮減起步較晚的證券市場與發達國家的成熟證券市場之間的差距。市場自身發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政府是主要的推動力量，作為制度安排的主導力量，為了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的效率，必然要推進證券市場制度變遷，矯正證券市場的制度缺陷，推動證券市場向市場化方向發展。
4.4科學評估高管人員績效要對醫藥行業高管人員進行有效的制度監督和約束，首先要建立一套高管人員績效評估體系。由于企業的高管人員有較大的控制權和較高程度的自由決策權，科學的評估體系將成為高管人員管理工作績效的重要標準。我們可以借鑒國外企業成熟的、系統的績效評估體系，以提高我國績效評估的科學性。首先是根據醫藥行業的經營特點明確高管人員的角色和責任。不同的行業，高管人員的關鍵責任會有所不同，對醫藥行業來說，除了營利外，更多的是社會責任。其次是確定業績目標、評估方法和評估標準。業績目標應與企業的短期目標和長期規劃相結合，評估標準也盡量客觀、公正，評估方法的選擇可以根據高管人員職位的不同來確定。最后，評估程序的公正也很重要，因為這將決定被評估者對績效評價的認可和評價以后自身修正的努力程度。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分工論;義利論;善因論;價格規律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的不朽著作《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絕后的史書和卓越的文學作品，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背后，它對經濟學方面也有著相當精辟的描述和開創性的見解，其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平準書》和《貨殖列傳》二篇中，尤其是《貨殖列傳》，記載了諸多有價值經商案例，充分表現了司馬遷進步的經濟史觀和卓越的市場經濟思想。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載經濟問題的專門著作，開史書記載經濟活動的先河。故梁啟超說，“其全篇宗旨，蓋認經濟事項，在人類生活中含絕大意義，一切政教，皆以此為基礎”。錢鐘書也稱贊其寫了“民生日用”，“與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由此可見一斑。
司馬遷生活在封建經濟繁榮的漢武帝時期，當時正處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時代，統治者極力推崇中央集權，大力倡導儒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世俗主流觀念是“農本工商末”的重農輕商思想以及對道義的崇尚和對功利的鄙視。而司馬遷的主張正好與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來的“重本抑末”的傳統思維，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以滿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當時獨樹一幟，極具前瞻性，并且對當今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文將從分工論、義利論、善因論和價格規律四個部分分別闡明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著重分析其字里行間流露出的真知灼見，并對它們的現實意義做簡短的評述。
1 分工論
在司馬遷的《貨殖列傳》中，他針對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際情況，描述了兩種不同分工形式，即區域分工和社會分工。
司馬遷是這樣描述了西漢王朝的區域經濟，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饒材、竹、轂、瀘、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鋅、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這些資源物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認識到不同地域出產不同物產，在地理上可以盡地力生產特色產業 ，滿足當地人民發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應受政策影響，這就是區域分工。區域分工可以豐富物品品種，提高產量，發揮區域優勢。這和我們當今推崇比較優勢，優化區域產業布局，發展區域特色產業的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書》說道，“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農虞工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謂社會分工。他主張四業并舉，不可偏廢，互相聯合，才能將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有效地統一起來，從而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生產再生產體系。
司馬遷認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強調農虞工商之分工，“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并且社會經濟生活還同時受自然規律支配，由于社會分工，人們之間的互通有無的行為“若水之趨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這里的“道”“自然”無疑是指市場上的經濟規律。經濟規律通過協調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的行為，使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普遍認為農業才能創造財富，交換不能創造財富，因而商業只能造出不勞而獲的人，而這些人被看作是對整個經濟社會有害無益的“蠹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司馬遷卻看到了農虞工商四業作為人類經濟生活的基本結構，都具有創造財富的積極作用，并且不遺余力地強調商業是經濟結構中最活躍的環節。而區域分工和社會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導致商業這一流通樞紐的出現，從而充分肯定了商業在調劑余缺，溝通有無，貨幣流通和積累財富方面的重要價值。這些真知灼見在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建樹上，應該說是很大的貢獻。
2 義利論
在中國悠久的封建社會里，“利”即物質財富在很長時間那被統治階級及其為之辯護的道德家所鄙視和唾棄。他們認為“義”是君子們所必須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則是小人之舉。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見他們對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馬遷在這個問題上不僅否定了他們的觀點，并且認為求利是人們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須引導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適得其反。在《貨殖列傳》中，他說“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們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論是“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的達官貴人，“守性死節，隱居巖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臨陣卻敵”的軍士，“攻標椎埋，掘冢鑄幣”的閭巷少年，“走死地如騖”的俠士，“不擇老少”的歌伎，“飾冠劍，連車騎”的游閑公子，“不避猛虎”的獵者，“博戲馳逐”的賭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醫農工商等等百工之人，無一不在追求財富。只有揭開統治階級溫情脈脈的面紗，才能還原人性本來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恥之事，是符合實情和人性的，只有以這種求利之心作為動力，產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經濟生活才能活躍起來，社會才會發展。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曾走進了重“義”輕“利”的誤區，片面強調道德倫理，忽視人們的求利欲望，這是必須深思和反省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必須滿足社會中每個人對物質利益的需求，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統一的，只有實現了個人利益，社會利益的實現才有保障。
司馬遷還把“義”和“利”統一起來，并且闡明了“義利”之間的關系。他繼承了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念，提出了“禮生于有而廢于無”“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一個社會，人們的思想素質取決于社會富裕的程度。社會貧窮，人們缺乏禮讓，鋌而走險，社會不安。社會富裕，人們講求禮節，安居樂業，熱心公益。所以“利”是“義”的前提和基礎，“義”是人們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實這里的“義”和“利”無異于當今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斷進步，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才有充分的條件可能去培養自己的道德水平與實現自己的精神價值。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進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健康發展。
3 善因論肯定了人們的“求利”之心后，針對當時盛行的“輕重論”，司馬遷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就是司馬遷的“善因論”。面對人們求富的心理，為政者應該如何應對呢?董仲舒說:“夫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認為人們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須用教育的手段來阻止提防。司馬遷的觀點與此不同，對于人們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認為挨門逐戶去說教，也是“終不能化也”，還不如因利勢導，順應自然。他認為國家最好不要干預經濟發展，聽任私人進行貿易，生產等活動，最差的就是與民爭利。這與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馬遷的“善因論”吸取了道家“自然無為”的思想，認為只有聽任經濟自由發展，就能夠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而外在的對主體施加這樣那樣的影響，或多或少會限制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自然規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順應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種自然規律，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自身優勢以創造財富。
司馬遷的“善因論”折射到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也同樣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善者因之”就是大力發展市場經濟，讓市場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而“利導”“教誨”“整齊”則相當于政府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這三大手段構成了國家宏觀調控。只有把市場經濟與國家宏觀調控結合起來，以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輔之于政府宏觀調控以彌補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這樣才能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
4 價格規律說
我們再細究一下《貨殖列傳》中的這么一句，“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月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驗耶?”意思是價格過低就有上升的趨勢，過高就有下降的趨勢。司馬遷實際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它使價格在一定的范圍內波動。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變動的中心是什么。同時他引用計然的話闡述了價格變化的誘因:“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這里講的 “有余”和“不足”其實就是“供過于求”和“供不應求”。這句話精煉地闡明了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當某種產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有利可圖，就會刺激生產，增加供給，供給一多，這種產品就供過于求了，價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馬遷還運用了供求關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告誡人們不要盲目于價格表象，要善于觀察價格漲落的規律，把握住這個周期，準確地預知商品價格“賤反貴”“貴反賤”地關鍵時刻及時買入賣出就可以賺錢。當價格上漲到一定程度時，要像丟棄糞土一樣立刻拋掉，因為價格上漲，必然導致供過于求，價格必然下降，當價格滑到谷底時，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樣盡快買入，因為價格下降，生產者無利可圖，必將退出市場，價格肯定會上漲。白圭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這個原理對當今股票交易和樓盤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義。
盡管只有短短的5000個字，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卻可謂是字字珠璣，他不僅僅闡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經濟學原理，還介紹了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情況，如何行之有效的進行商業貿易。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介紹了許多古代著名的商業家，他們用他們的敏銳的商業頭腦和豐富的商業知識來尋求利益，把人們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畫地淋漓盡致。司馬遷不僅在歷史地理方面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封建社會的經濟輪廓圖，而且他還從經濟發展的基本分工，價格規律，善因論和義利論等一系列經濟學基本原理方面為我們闡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但是，由于時代局限性，統治階級不可能采用他的經濟主張，也就不能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論學說，這也是令人遺憾的事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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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經濟價值形態；資源；資本；生產要素；知識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7-0045-04
現時代，關于知識的經濟意義已不容忽視，知識的經濟價值地位彰顯。然而，由于知識的不確定、不精確和不全面等特性，使得人們往往難以準確把握知識的價值量及知識的效用價值。在認識生產活動中知識的高附加值和高回報率的價值現象時，更是難以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莫在他提出的經濟增長的四要素理論中，將知識分解為兩個可量度的要素。這一認識無疑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解決經濟學中的知識悖論、價值沖突的問題，首先應從知識的確定性與依附性入手，才能尋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英國學者馬克斯·H·博伊索特認為，“知識遠遠不是一種同質的存在物；隨著時間推移，它會經歷重要的形態變化。”[1]可見，知識在一定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下，會呈現具有不同規定性的經濟形態。本文將從這一觀點出發，考察知識形態產生和存在的前提條件，探索知識因素確切的經濟價值形態，通過探討經濟活動中知識要素的穩定性和獨立性，把握知識的價值質量及量化形式，進而闡釋知識價值形態相互之間的關系及其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經濟效用等，為準確理解、全面把握和精準分析知識產業的經濟活動提供一些參考。
一、社會化大生產推動下的知識的資源形態
通常，知識資源可以有兩重解釋：一是人類歷史積聚的知識儲藏，一是社會經濟活動需求并被重新認知、再塑和積累的知識儲備以及人類知識活動的創新成果。經濟學所認為的知識資源是“進入經濟運行系統的人類知識，這些知識可以用來促進物質生產，從而產生市場價值，也可以用來直接作為精神消費對象”。[2]世界上一切無形或有形的物品和文明產物，不是隨意沒有任何條件就能成為經濟資源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可以稱為知識資產，知識儲藏卻并不必然是資產形式的知識資源，而知識儲藏到知識資源的轉化，只有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環境與條件下才得以成為現實。由此推斷，經濟學認可的經濟資源只能是知識儲備與知識創新成果。
工業文明以前的經濟時代，知識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未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尤其是農業經濟自給自足生產狀態中被納入資源體系。只是在工業經濟時代，知識的資源地位才獲得公認。蒸汽機的出現，不僅意味著機械力代替人力和獸力，機器工業的社會化大生產在拋棄手工生產方式的同時，還揚棄了手工業匠人們的手藝秘訣。基于手工業生產的、個人具體的手藝知識已難以滿足社會化大生產的高度集中和專業分工對于知識的需求，社會化大生產所需求的標準化、精確化、大眾化的創新性技術工藝知識，開始成為工業經濟時代人們自覺關注、積極尋求的資源要素。每一個社會歷史的經濟形態都有自己特有的資源范圍。文藝復興運動伊始形成的人文精神資源的豐富和優化成為工業革命的先導，科技資源的創新和積累成為工業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大支撐，科技首次發揮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在工業化、信息化的推動下，知識經濟的資源范圍包括知識積累、學校學科積淀、教育資源、與知識經濟密切相關的信息技術及網絡基礎等。實際上，在工業化、信息化的推動下，適應社會分工和專業化要求，現實當中的知識資源形態不斷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化，進而對社會經濟形態、經濟活動與運行過程、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演變進化產生巨大影響。如人力資源方面，長期起主要作用的體力資源逐漸隱退，智力資源開始成為改造社會的強大力量。
社會化大生產還持續不斷賦予作為資產的知識資源在工業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形式各異的資產形態。工業化初期，知識只是生產要素中的外生變量，沒有獲得獨立形態，也不為人們所認識，實際上作為公共知識被免費使用。工業化發展時期，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全面融于經濟生活當中，知識要素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知識資產已發展成為比自然資源更為重要的經濟資源。而在信息化時代，知識活動發生重大變化，知識生產的規模化使其在社會分工中獲得獨立形態的地位，知識產業成為產業結構中新的產業，隨著工業發展由從屬地位向主導地位發展，智力資源正逐漸開始主導社會經濟。美國經濟學家杰里米·里夫金說，“現在，信息和自動化卻要代替人的思想（部分腦力勞動）。‘智能’將在各個領域代替人勞動或工作。” [3]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還直接推動著知識發展的最高形態——科學知識不斷創新發展，從而進一步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新動力源泉。科學探索、科學發現、技術創新等知識活動已經不再是實踐活動的附庸，知識獲取、傳播、創新成為社會分工體系中某些人的職業性活動，獨立從事知識探索和傳播的組織對于知識創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社會化大生產中的知識活動與經濟活動呈現出愈來愈密切的關系，對現代社會生產活動更是具有重要影響。
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分析，知識的事實和效用如影隨形般依附于有形的實物載體，決不能離開物質載體而獨立存在，否則便難以談及其效用和價值的發揮。一般而言，我們總是依據經濟資源的效用和稀缺性、知識的生產性和知識的無形與物質依附性，從知識的內容體系、構成要素、表達形式、載體形態、表達技術方法和工具手段等入手對知識資源形態的質量形式進行深度認識。知識資源按照存在狀態可分為存量知識和流量知識，存量知識是指有人類歷史以來所積累起來的知識，流量知識是指當前所創新的知識。盡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了一套測度知識的指標體系，這套體系提出了測度知識投入、測度知識存量與流量、測度知識產出、測度知識網絡、測度知識的學習五個基本概念，但是，對于知識資源的全面測度還是比較困難，目前還沒有公認的、行之有效的測定方法。以人力資源為例，人力資源管理認為，人力資源是一種數量化概念，人力資源可以量化（可以直接以人頭計算），但不能直接反映出個體的素質差異（要反映必須對其構成要素進行細致分析）。然而，含有不同層次和不同專業的學科知識與專業技能對于人力資源個體來講又極為重要，因為沒有專業知識，人力資源也就無法在相應的崗位上從事專業工作了。顯而易見，對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不僅要采用貨幣性計量方法，而且要采用非貨幣性計量方法，兩者缺一不可，任何單一的計量方法都會導致對人力資源價值的不準確估值。非貨幣性計量方法是按照主觀預測和經濟上的估計進行計量的方法，其核心在于以人力資源的才干和運用知識的能力來決定其在組織中的價值。影響人力資源非貨幣計量價值的因素主要有員工的文化程度、技術職稱或職務、技術工種、實際工齡與年齡、健康狀況等。貨幣性計量方法是指將人力資源價值資本化進行計量的方法，計算對象包括個人價值和群體價值。主要有收益法、未來工資報酬折現法、未來收益折現法、非購入商譽法、邊際分析法等。由此可見，無論知識資源的測度是否完整、準確與可靠，隨著機器工業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化大生產中的知識活動與經濟活動呈現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知識要素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知識資產已發展成為比自然資源更為重要的經濟資源。
二、現代產權制度激勵保障的知識的資本形態
現代工業越來越依靠知識資本的運用，那么，如何避免知識效用的共享與知識的資本化之間的嚴重沖突，亦即如何在發揮知識效用的同時保障知識所有者的權益，也就成為知識資本化形成和實現的重要前提。理想的做法，知識資本應該能夠按照市場的價格自愿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從而實現其市場價值。可現實卻難盡人意，知識資本的交易很難完全依照“看不見的手”的原則順利進行，時常存在著根本不發生經濟支付的經濟交易，尤其對于大量投資于研究與開發的經濟活動而言。市場失靈必然招致政府的介入，由政府主導的現代產權制度應運而生，為知識資本化的實現提供了最為基礎的制度條件。
現代產權制度包括企業產權制度與知識產權制度。知識資本分為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資本兩類，人力資本是企業知識資本的基礎，表現為企業員工所具有的各種技能和知識，它是以隱含的方式存在著，難以進行編碼；知識產權資本是顯性化的或明示的知識資本，包括各種發明、專利、論文、著作、商標、管理制度、作品、企業聲望、市場美譽、顧客關系、企業的品牌等諸多物化或明示的知識。學者們普遍認為，知識產權賦予知識成果的人身與財產權利。在知識創新的自然壟斷以外，知識產權制度是保護私人領域投資于知識的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制度。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的原因在于，僅有知識創新的自然壟斷不足以實現知識生產的成本補償，不利于創新者獲得足夠的創新利益。如果這種利益不能實現，社會的創新動力就會枯竭，知識生產和再生產循環就難以進行。而對于人的勞動力，薩繆爾森這樣論述，“最有價值的經濟資源，即勞動，不能像私人財產那樣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自從廢除奴隸制以來，將人的賺錢能力視為一種其他的資本財產，這是違法的。你并不能自由地賣出你自己；你必須在某個工資價位將自己租借出去。”[4]實際上，學者們對知識資本化的界定涉及勞動力、人力資源、智力、人才、知識產權、信譽等廣泛范疇，人力資本并非抽象的勞動，而是通過對人的投資形成和積累的人的知識存量和知識水平，表現為人從事知識性、創造性活動的能力。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教育投資、醫療衛生保健投資、勞動者遷徙投資、信息投資等；所有具有創新知識的勞動者都是人力資本的擁有者，尤以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等知識創新勞動者為代表。新近，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文件有關“允許和鼓勵品牌、創意等參與收入分配”的決定，就是對人力資本最好的詮釋。當然，不是所有知識都可以轉化為資本，只有生產應用性知識才能資本化，科學發現和基礎知識都需要經過研究開發轉化成可以為生產所應用的技術知識后才能實現資本化。實現知識的資本化需要滿足知識本身的資本性要件、經濟發展水平要件、完善的法律制度要件、發達的金融環境要件等四個條件。其中，法律的嚴格保護是知識資本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世界各國都制定并實施各種政策和法律保護知識產權，甚至擴大知識產權的定義范圍。如信息產權立法、對無創造性數據庫保護的設想等，正因為法律對知識產權提供越來越嚴密的保護，推動高科技企業將知識產權作為存量資本持有，且成為企業持續增量的戰略需求。
知識資本化的內容主要指參與投資和分享收益。在知識經濟的主導產業即高新技術產業整體分配體系中，知識要素與其他傳統的資本形式和一般勞動資源相比，通常具有更高的報酬率。根據依附載體不同，知識分為以人為載體的隱性知識和以專利、發明創造和特殊技術等形式存在的顯性知識。隱性知識資本化表現為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權益化、證券化，其關鍵是要明確人力資本所有者，即知識勞動者對人力資本所擁有的所有權，賦予其享有人力資本所有權權益，通過人力資本股權化和證券化來實現資本化，通常以持有股票或股票期權方式來實現。顯性知識資本化表現為專利、技術等知識產權資本化，就是要將研發和技術投入成本予以資本化，明確和保護創新知識與技術的知識產權，使專利、發明、專有技術等知識所有者享有資本收益權。一是在技術市場通過知識產權交易，以資本品交易形式實現知識資本化，知識產品的購買者往往將其作為類似機器設備等資本品來購買和使用，如引進技術；二是通過知識產權和技術入股形式，實現知識產權資本化，將知識產權或特殊技術知識評估作價后投資入股，享有投資者權益。
從投資活動的角度看，資本與流量核算相聯系；而作為投資活動的沉淀或者累計結果，資本又與存量核算相聯系。美國學者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量越大，人力資本質量（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產能力）越高，經濟增長能力也就越強，這是因為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資本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更進一步證實，知識資本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一投入要素，是一個國家、地區、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價值創造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驅動因素。
三、蘊含著智能信息技術的知識的商品形態
知識的商品形態是指人類腦力勞動產物的商品價值屬性。知識的商品形態通常表現為產品和服務，作為生產結果的知識可以分為投資產品、消費產品或者用于生產其他產品的中間產品。服務主要指信息服務，按照知識產業的規定，信息服務又具體分類為法律、工程、會計審計、醫療等職業性知識服務，金融、保險、證券、房地產及財務等信息服務，政府立法行政的管理服務等。無論與有形物品結合的知識還是純粹形態或者觀念形態的知識，只要不被認為是社會生產過程的產物，就難以進入經濟學研究領域，主要是這種形態的知識很難進行交易，多是單向傳授或者通過溢出效應發揮作用，原創者或傳授者基本不通過傳授活動獲取收益。到了后工業時代，當知識生產越來越多地呈現商品生產特點、越來越多地與交換經濟形態結合起來時，知識也必然獲得商品屬性，成為交易客體，產品本身只不過是一種知識的載體。
所謂商品交換，不過是知識交易的特定形式；作為方法和手段存在的勞務和服務，其生產和交換也可視為知識生產和交易。“不管是勞務、服務還是有形產品，它們作為特定的知識賦存形式，以其本身的特性，為知識生產和交易提供了可控性，是知識生產商品化最普遍、最原始的形式。”[5]與以往商品不同的是，電子信息技術滲透于學習與教育、研究與開發、出版與傳媒等知識生產的環節中，深刻影響了知識的生產方式，產生出截然不一樣的商品價值。比如，植入智能信息技術的知識商品克服時空局限、延伸人腦的功能、開拓新的消費領域、拓寬知識服務應用的范圍和規模，不僅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產知識的能力，而且顛覆性地改變了人類勞動的方式。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的廣泛廉價的應用使得艱難的知識傳播擴散、信息服務交流、數據加工處理變得輕而易舉，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知識消費的益處。知識的商品化與智能信息技術進步幾乎相伴而生并不斷深入提升知識的效用、價值和福利，具有人工智能控制的機器體系替代的不僅是人的體力勞動，還在逐漸替代人的腦力勞動，用最小的功耗完成復雜思維的知識探索工作，電子信息技術加速信息資源替換物質資源的過程也為大規模多領域信息服務和知識消費創設了可能。知識產品和服務依賴信息技術的創新競爭謀求知識成果高附加值最大化收益的實現，依靠廉價智能產品的大范圍推廣普及最大限度擴展市場容量并不斷改善社會福利。
知識的生產活動可以區分為公共知識生產和私有知識生產。公共知識生產包括科學研究、重大工程項目、高等教育、國民基礎教育、科學普及、公共圖書館、技能傳遞和知識傳承等多種情況，私有知識生產也包括教育培訓、組織中的學習、默會知識的傳播、研究開發、組織設計、經營管理方案策劃、計算機軟件、出版專利等諸多種類。公共知識生產的生產和交易的可控性很差，私有知識生產一般是那些解決特殊問題、滿足人們需要、生產和交易過程可以控制的知識生產。這兩種生產的結果并不全部具有商品價值形態。價值是對交換活動的計量，不參與交換的知識活動和知識，不具有價值。智力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以是否形成生產和交換可控制的新知識為條件。公共知識產品顯然不具有商品形態，私有知識產品可以表現為也可以不表現為商品生產過程和交換經濟形態。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人們把知識特別是技術性知識作為稀有的商品進行買賣是一種常見現象。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知識日益成為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必需產品，人們更是將專利使用權、商標使用權、技術秘密或訣竅使用權進行買賣、轉讓，并視作為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系的重要資本。許多國家從國外引進技術，就是為了節約研究、試制新產品的投資和贏利時間去占有市場。
經濟學認為，市場中的產品和服務都有價格，即商品的貨幣價值。價格還是一種信號，反映著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的協調和平衡。對于知識商品而言，其價格不僅遵循經濟學的一般規律，還因知識生產的成本特征和需求狀況，形成知識商品的獨特的價格機制。總體而言，知識商品的價格呈現非均衡動態持續下降的變化趨勢，與傳統經濟學的市場均衡理論有顯著區別。知識商品特有的價格機制表現為對同一知識商品在不同的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價格，各自市場的價格會出現連續下降的趨勢。知識商品的價格下降反映市場擴張、市場需求、市場消費群體狀況、市場效率、知識商品的交易等情況。知識商品正是通過價格變動在滿足社會全部需求的同時把生產的社會福利利益推到極致。知識商品具有滿足所有出價高于邊際成本的需求的性質，這一點也清晰說明了知識生產、知識商品的高投入、高風險、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特征。
四、高度專業化分工的知識的產業形態
依據知識的社會存在和自然狀態來看，知識存在狀態的高級形式是依存于社會組織的知識，由組織提供的多專業、多學科知識的特定有機結構在經濟活動和發展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產業是社會經濟中的重要組織形式，產業形態突出表現了知識活動的經濟價值，反映著知識的生產水平和發展狀況，現代社會經濟中的創新都離不開以組織為基礎的知識及其創新。產業形態之所以能夠表現知識的經濟價值是和知識的生產息息相關。當知識生產只是結合在物質產品或者勞務、服務生產中進行，沒有獲得獨立形態，即使知識過程已經開始成為社會生產的組成部分，也通常被看作經濟活動中的外生知識、公共知識、免費知識，這時的知識在經濟活動和產業發展中的價值地位很難為人們所認識和承認。如果把社會生產看作創新及其擴散的知識生產，可以獲得對產業概念的新理解。產業概念基于具有相同技術或者滿足同一類需求的企業群，共同的廣義技術基礎是產業概念的核心。
亞當·斯密在工業革命之初就指出，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導致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兩個世紀以后，經濟的迅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個人和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專業化分工提高了資源的生產率，增加了消費品的范圍和數量，提高了每個人的生活水平。知識的產業形態與知識活動的社會歷史過程、知識生產的發展本質密切相關。人類文明之初，知識活動與生產活動的分離，已表明知識活動的內容與形式根本就源于勞動的分工：在實驗科學和工業文明的推動下，現代知識已經不再是實踐活動的附庸，而是作為高度獨立的人類活動，知識的獲取、傳播、創新成為社會分工體系中某些人的職業性活動，基于知識分化與融合的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又為現代社會專門從事知識探索和傳播的組織的存在奠定了基礎。分工和專業化的過程，就是產業形成的過程。后工業時代，高度專業化分工進一步推動知識生產的創新和傳播以產業化的形式發揮規模化經濟效應。知識生產的產業化和物質生產的產業化有聯系又有所不同，物質生產是以體力勞動和簡單知識為導向的社會勞動分工，知識生產是以腦力勞動和復雜知識為導向的社會專業分工活動。源于創新的知識生產是以產業化的形式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最終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產業體系，以此來實現知識經濟的經濟效益與社會價值，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產業體系就是表現知識價值的產業化形態之一。
從系統的觀點分析，產業體系呈現為縱向系統的產業鏈與橫向系統的產業結構。比如，高技術產業化是指從高技術產品或工藝的研究開發到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商業化應用，通過技術擴散實現規模化生產的全過程。這一過程可以看成是一個從科學研究、試驗發展、產品開發、生產制造、市場營銷、成果擴散直至規模化大生產各環節組成的系統。高技術產業鏈實質上是一個縱向鏈條，環環相扣，由前至后，順序運作；任何一個鏈環銜接不暢，均會引起該縱向系統的功能障礙。高技術產業經濟學認為，高技術產業結構是指高技術產業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方式，高技術產業是相對于傳統產業而言的，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發展的概念，并沒絕對意義上的高技術產業。今天的高技術產業，隨著技術的進步，未來可能就變成了傳統產業。因此，對高技術產業的劃分需隨產品技術集約程度的變化，定期進行測算和調整。產業經濟學一般從產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從產業的發展過程、構成要素、要素配置、動力因素以及產業鏈的完整性、層次性、空間分布等了解和分析知識產業的創新競爭優勢、生產效率及規模效益，事實上，實踐也證明了高技術化、高集約化、高附加值特征是國民經濟知識產業結構高級形態的表現。
五、結語
綜上所述，知識的經濟價值形態是多樣的，主要表現為資源形態、資本形態、商品形態及產業形態，各個形態的價值屬性受其所處社會經濟環境和生產技術條件影響發揮不同的經濟效用，知識的效用反映著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規定性。各具特性知識形態的產生形成是知識活動過程的結果。如果說知識活動是知識的生產，那么這一過程也就是消除知識的不確定性及降低知識復雜性的過程。無論知識的資源、資本、商品與產業的經濟形態的效用存在多少差異，知識的諸多形態都可依據載體形式歸類為人腦、實物、組織等形態。正是由于知識對有形載體的依附性為知識的生產和交易提供了可控性，而知識成果的穩定存在與簡單易用又為知識的量化測度、分配和消費創設了可行條件，知識及知識活動必然進入了經濟學領域研究的視野，經濟學認為所有物品和勞務都應按照市場價格自愿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觀察知識經濟價值及其形態表現，我們就能更好地明白知識活動與經濟活動之間正相關關系的重要意義，就能深入認識作為要素的知識的各種賦存狀態相互匹配關系的經濟價值，就能清晰了解這些各具內涵的知識形態在社會生產活動、企業組織、產業分工和發展中呈現的地位、作用和影響。遺憾的是，知識資產并非都能精確計量，其計量既有貨幣性方法又有非貨幣性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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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這一領域的理論和實踐也日益引起中國的經濟學家、金融學者的興趣和關注。尤其是即將走過三年歷程的中國銀監會，在以勇氣和智慧開啟中國銀行業監管新局面的過程中，已經基本完成了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制度框架的構建工作，其探索和創新更為中國銀行監管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推動當代銀行監管理論與本土實踐的結合，加快中國銀行監管理論的建設和總結，本期《理論前沿》周刊專門邀請兩位專家從不同角度撰文對銀行監管理論進行介紹。
閻慶民博士曾任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一部主任，出版過《中國銀行業監管問題研究》、《中國銀行業風險評估及預警系統研究》等多部專著。他認為：總體來看，現代金融理論研究呈現出既分化又綜合的發展趨勢，這一點在銀行監管問題研究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銀行監管研究的對象越來越精細，研究范圍從最初的防止銀行擠提，到后來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銀行風險監管。發展到現在，銀行監管問題已分化為并表監管、功能監管、跨境監管以及彈性監管等眾多的研究領域。但另一方面，銀行監管問題并沒有像其他經濟學領域（如經濟增長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匯率理論、利率理論、市場失靈理論等）一樣形成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大量理論性的觀點、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類文獻中，為闡述特定問題而出現。在此情況下，銀行監管研究與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綜合、交叉和滲透現象，社會利益論、喬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論、佩茨曼價格決定模型、波斯納管理理論、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凱恩的管制辯證法理論等許多新興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被移植于銀行監管問題研究，一些其他經濟管制部門（如電信、鐵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銀行監管研究中，20世紀60年代以來風行西方經濟學界的博弈論、線性規劃和計量經濟學更是對銀行業監管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正是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理論界對銀行監管的經濟學原因進行了研究。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監管理論，有的是從監管的原因出發，有的是從監管的實際效果出發，有的是從監管的機制出發，不同的側重點形成了金融市場失靈論、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政府掠奪論、特殊利益論和多元利益論等理論解釋。閻慶民博士通過《當代銀行監管理論的發展》一文為我們闡釋了這些代表性理論的精華所在。
潘文波博士來自銀行監管一線，對中國銀行監管工作探索規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的努力有著切實體會，他通過《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一文展示了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的有效嘗試。
新春伊始，我們推出本組文章，希望在中國銀監會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學者和實踐工作者能夠加入銀行監管理論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國際視野與本土資源的雙重優勢，針對中國銀行監管的理論探討也能成為最前沿的金融學術研究。
當代銀行監管理論的發展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銀行是企業獲得外部融資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強調指出，銀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長期信貸組合轉變為短期的存款組合，降低了交易費用。為此，各國政府對銀行監管給予高度重視。但對于為什么要進行銀行監管，監管的效果是怎樣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監管理論。
一、金融市場失靈理論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管制”的解釋為：管制是政府為控制企業的價格、銷售和生產決策而采取的各種行動，政府公開宣布這些行動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視社會利益的私人決策。經濟學家將經濟管制理論應用于金融監管，認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對銀行強有力的監管能夠提高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使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實現帕累托最優。這一理論被稱為公共利益理論，或者稱為官方監管觀點，其政策含義是，私人部門一般缺少相應的信息、動力和能力去監控企業和銀行機構，因此，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對銀行進行監管。
（一）市場失靈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論背后的經濟學現象是金融市場失靈。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信息不對稱是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問題可能發生在兩個階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別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逆向選擇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金融市場上的逆向選擇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結果即造成信貸風險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尋找貸款最積極，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貸款的人。例如，風險企業或詐騙者往往最積極地尋求得到貸款。逆向選擇使得貸款可能招致信貸風險，貸款者可能決定不發放任何貸款，即使市場上有信貸風險很小的選擇。道德風險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金融市場上的道德風險指的是：借款者可能從事從貸款者的觀點來看不希望其從事的風險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很可能使這些貸款不能歸還。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別人的錢，借款者可能將原本用于生產的貸款投資于高風險的股票市場以獲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風險降低了貸款歸還的可能性，貸款者可能決定寧愿不做貸款。
（二）銀行危機的外部性
銀行危機的外部效應也是需要政府監管銀行一個重要原因。外部效應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著人們關注但又不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微觀經濟學已經證明，外部效應的存在使得社會資源的配置不能達到最優化，影響到經濟運行的效率。信息不對稱也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的廣泛倒閉，產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廣大儲戶不可能清楚金融機構的經營是否穩健，因此，一旦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發生懷疑，就會出現“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單個銀行的風險問題或者倒閉很容易產生連鎖反應而導致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好的銀行和壞的銀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眾蒙受巨大損失，并對整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在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機構財務的高杠桿特性，也使得這種外部效應更為明顯。
（三）法律的不完備性
現實社會是變化的，而法律具有穩定性，當初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反映后來的變化，即存在時間的不一致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備性，不可能達到最優。而如果人們知道法律的局限，就會鉆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優的阻嚇作用。由于法庭必須是中立的，不可以成為主動執法者，因為主動執法意味著執法者必須介入案件，要有自己的立場。因此，需要有一個與法庭相分離的機構，即“監管者”。從功能上來說，法庭與監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執法方式是被動的，執法只有在上訴后才進行，監管是一種主動的執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或事件發生之前監督、調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為。因此，在法律不完備時引入監管機構的主動式執法就可以改進執法效果。監管是政府行為，不同于法庭。
（四）科斯定理
根據科斯定理，如果沒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來執行合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機構——政府、監管者，等等。科斯定理所依賴的最關鍵假設是有效依法履行復雜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須能夠、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閱讀這些復雜的合同，核實特殊條款的約定事實是否真正發生，以及解釋籠統、含糊的語言。法官要依法適用法律，就更需要做到這些，對法規細則的解釋和適用甚至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法庭資金匱乏，法官缺乏動力，不懂得如何適用法律，不熟悉經濟問題，甚至還發生腐敗行為。
由法官實施法律的一種替代策略是由監管者執法。法官和監管者的關鍵區別在于后者較容易有懲罰違規者的激勵。由于轉軌國家的司法制度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效率低下而且落后，核實特定案件情況和解釋法律規則的成本很高，法官也許沒有足夠的激勵去執法。監管者執法則有強大的激勵和傾向性，或許可以更有效地保護產權。當利益集團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而且政策制定者獨立性強、非常關注公眾利益，監管者就能實行審慎監管，這種情況下監管執法就更為強有力。因此，就解決市場失靈而言，政府規制成為低效的司法程序的替代方式。
（五）金融約束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從“金融約束”的角度就政府對銀行的市場準入控制等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兩個重要目標是提高金融部門的穩定性，建立激勵機制以使高質量的金融機構得以發展。限制銀行業的競爭，保持銀行業的效益性從而維護其“特許權價值”（即營業執照的價值），就可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這對整個經濟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應。為了規制銀行業的競爭行為，政府需要控制向銀行業的進入。太多的進入會妨礙大多數競爭者達到一個有效的規模，從而減弱它們長期投資的能力和意愿，惡化銀行的整體質量。
當然，除了限制市場準入之外，金融約束的相關政策是要防止現有銀行機構的過度競爭，過度競爭或無效競爭只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導致銀行“特許權價值”的降低和銀行體系安全性的下降。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金融約束政策是限制資產替代性的政策，即限制居民將銀行體系中的存款轉化為其他資產。否則，就會導致銀行體系資金的減少，效益性的下降。這涉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問題。
二、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
該理論認為由于銀行業的特殊性，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所面臨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壟斷、公共品、規模經濟遞增以及外部性等問題不僅僅會導致局部“市場失靈”，而且會導致社會性的“經濟崩潰”，金融系統具有強烈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這些因素使它具有強烈的不穩定性，從而通過干擾國家的貨幣供給機制和信貸形成機制，對實體經濟產生強烈的沖擊，并且由于金融系統的放大作用，將使這些沖擊具有毀滅性的副作用。因此，國家應當對銀行業進行全面的管制。
金融市場失靈論和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金融監管的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中來構建的理論，并假定了國家和其他監管主體具有監管的能力，且它們的目標是與社會利益一致的。因此，這兩大理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家銀行監管理論的基礎。在瓦爾拉的理想世界中，所有的金融制度都能達到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狀態。
三、政府掠奪論
“政治/監管俘獲理論”是與公共利益理論相反的另一種監管理論，從實證的角度探討了公共利益理論的現實性。該理論認為金融監管機構的政治家（監管者）在監管工作中并不是將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將其個人的福利最大化。這樣，政治家（監管者）經常將銀行的資金轉移到與政治相關的企業，而不是一般的社會企業；或者實力較大的銀行將會“俘獲”政治家（監管者），誘導銀行監管人員從銀行的利益出發而不是以社會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進行監管。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實證研究表明，從實際效果上看，對銀行進行官方監管的結果是降低了銀行配置社會資源的效率，特別地，如果一家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力過大，甚至會影響到一般社會公眾和企業獲得信貸資金的能力。也就是說，市場失靈是政府監管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監管俘獲理論”卻強調了政府失靈的可能性。
為此，經濟學家在探索市場失靈（這是政府干預的借口）和政府失靈（這意味著政府監管并不必然能夠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同時存在的機制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有人提出，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建立一種科學的機制，既能避免政府監管的“掠奪之手”，同時又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權衡理論”。有人提出，在適當的激勵機制下，設立一個獨立的銀行監管機構可能是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方法。該機構不僅獨立于政府，而且應獨立于銀行，既能克服信息不對稱，又避免被銀行所俘獲。
四、特殊利益論和多元利益論
近年來，經濟學家提出應進一步強化私人（債權人）對銀行的監督權，因為私人（債權人）數量眾多，與單一的政府監管機構相比，很難被銀行或者政府部門俘獲。該理論的政策意義是，銀行監管的戰略應是通過強化銀行的信息披露要求，降低私人（債權人）獲得信息、處理信息的成本，提高其監督銀行的動機和能力；與此同時，限制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力，以防止其利用銀行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經濟學家也觀察到，借助私人機構（債權人）對銀行進行監督，必須注意設立科學的存款保險制度，如果一國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險制度過于慷慨，則會大大降低私人（債權人）對銀行監督的動機。除此之外，由于現實中廣泛存在著“搭便車”現象，利用存款人來監督銀行的設想很難達到理論上希望達到的實際效果。
在強調私人監管方面，有人認為可以由銀行代表儲蓄者從私人保險公司（而不是像美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購買存款保險，他們認為私人保險公司比政府的存款保險公司更有動力去精確地衡量銀行的風險并據此收保費。當然，私人保險公司的提倡者并不是主張完全摒除公共監管。但反對這一觀點的人認為，主張私人存款保險公司的觀點忽視了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由于銀行危機的外部效應，在宏觀經濟的沖擊下，即使是資本充足的銀行也會失去清償能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作為最后貸款人，向銀行業注入大量公共資金。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銀行的大多數債權人，對銀行的經營狀況了解確實比較少，特別是廣大儲戶、缺乏銀行專業知識的非金融企業，使這些債權人暴露在風險之下，在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的條件下，更容易出現銀行擠提現象。因此，建立或明或暗的存款保險制度是一個相對較好的制度安排。當然，并不排斥其他大額債權人對銀行的監督，如次級債券持有人對銀行的監督。
對銀行監管盡管有上述的爭論，但典型的銀行監管還是通過公共部門來進行的。公共監管有兩大途徑：相機監管和非相機監管。相機監管是指當銀行的清償能力降低到某一臨界點時，監管機構擁有相機性的權力去控制這家銀行。非相機監管是指當監管機構獲得銀行的控制權后，監管機構可以出售銀行或者將銀行清算。同時，如果銀行的股東愿意增加股本投資，則股東可以重新獲得對銀行的控制權。一般來說，銀行清償能力越低，股東保留控制權的代價就越高，管理層受到干預的可能性就越大。
總的來說，銀行監管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之一。經濟學家對監管問題的研究日益重視，但到今天也沒有形成統一、完整的理論體系。隨著人們對監管問題的重視，相信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
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
現代金融學理論認為：“銀行業監管無非是一般公共監管理論在現代銀行業的具體應用”。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為政府的代表，肩負著銀行監管的重任。三年來，銀監會系統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有力推動了銀行監管理論和實踐新的發展。
一、資本約束監管
從風險監管的角度看，資本是一個緩沖器，資本高低直接關系著銀行承擔風險和抵御非預期損失的能力，對銀行自身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謂監管資本，即指監管當局規定銀行必須持有的最低資本，包括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部分。監管當局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監管標準、方法和行動稱為資本監管。資本監管成為當今對銀行業實施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
我國從1996年開始也實行了資本監管，但在不少方面與國際標準差距較大，導致資本充足率明顯高估，此外，對資本充足率偏低的銀行，也沒有規定明確的監管措施。在全面借鑒巴塞爾新、舊資本協議的前提下，2004年初，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銀行業資本監管有了新的突破。
兩年來，該辦法確定的資本約束機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銀行的資本約束意識明顯增強，紛紛采取“分子”和“分母”對策，通過敦促股東注資，調整資產結構，改善經營狀況，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發行長期次級債券、可轉債，上市或增資擴股等多種方式補充資本。另一方面，銀監會加強了對資本充足的監管檢查。到2005年末，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銀行已達40家，達標行資產占比約達73%。從我國實際出發，銀監會今后把我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基本策略確定為“兩步走”和“雙軌制”，積極鼓勵國內大型銀行加快內部評級體系建設，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二、風險為本監管
縱觀國際銀行業監管模式的演進，可以清楚地歸納出這樣一條發展軌跡：一是合規性監管階段。即監管銀行是否執行有關金融規定，監管主要是基于對資金價格、業務范圍、市場準入等的直接控制。合規性監管主要是一種事后查處，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二是資本為本監管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強調銀行須持有足夠的資本抵御風險。但是在復雜的經營環境下，僅有簡單的關于資本的定量比率是不夠的。三是風險為本監管階段。以香港為例，風險為本的內涵為：先確定和衡量銀行營運時所面對的各種風險，進而敦促銀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和化解風險。其基本特征有：必須建立在對銀行風險的識別與計量之上；將風險劃分為潛在風險數量和風險管控質量兩部分，分別進行分析評價；風險評估須通過標準化的方式進行，風險分類及評估方法應符合國際慣例和最新要求；根據風險評估結果，盡可能地將監管資源集中在銀行機構所面對的最大風險環節；風險為本監管是一個持續監管的循環過程。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滲透和充斥著更多的數據收集以及分析與預測，標志著銀行監管邁上了更高層次。
銀監會適時順應和升華了國際銀行業監管實踐的變遷，在成立之初就啟動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信息系統建設工程——“1104工程”。逐步確立了風險為本監管的基本框架，實行現場檢查與非現場監管的分離，建立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有效協作機制，逐步向風險為本監管方式過渡。“1104工程”的實施，是實現風險為本監管體系的重大舉措，是我國銀行業監管方式的一次革命。
三、法人公司治理監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銀行問題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銀行的公司治理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1999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了《加強銀行的公司治理》，使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成為了全球性的課題，也有助于監管當局對銀行公司治理質量進行評估。近年來，關于銀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我國，公司治理已經由一個起初的學術概念演變為當前銀行改革實踐的核心內容。2005年，銀監會劉明康主席多次對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進行了全面闡述。“從監管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就是董事會和高管層為領導和管理銀行運作而設定的科學架構和制度。廣義的公司治理還包括：銀行內部各個組織機構清晰的職責邊界，獨立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風險調整后的回報率基礎上的考核機制，科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等五個方面，這也是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五個特征……”
從2002年開始，人民銀行就開始制定法人銀行公司治理的相關規定，陸續頒布了《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指引》。銀監會在負責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導和監督工作中，相繼了《關于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和《股份制商業銀行董事會盡職指引》（試行）等，致力引導商業銀行以國際先進銀行為標桿，對治理架構、經營管理體制和內部流程進行再造。
四、激勵相容監管
激勵相容監管是激勵理論在規制經濟學中的應用。在對銀行業的監管中，監管當局渴望獲得可靠的信息，使監管結論更為科學、合理，且具有警示作用。而銀行機構作為行為主體的另一方，往往出于利己考慮或其他原因，總是千方百計提供虛假信息，或隱瞞不利信息，使監管結論偏差或失效。監管當局要想獲取銀行的真實信息，或者說保證銀行作出對監管目標有利的舉措，就必須設計和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正是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激勵相容“這一概念才被用以概括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
所謂激勵相容監管，強調的是銀行監管不能僅僅從監管的目標出發設置監管措施，而應當參照銀行機構的經營目標，將銀行機構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納入監管的范疇，引導這兩種力量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
激勵相容監管目前還沒有非常完善的、得到廣泛推廣的機制。國際銀行界對激勵相容規制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始于1995～1996年前后，以《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的推出和“預先承諾制”（PCA）理論為標志。
激勵相容監管的理念，在銀監會成立后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和應用，主要就是在監管中強調融合銀行的內部管理目標。如，對銀行實行分類監管，按銀行的不同風險程度，實行差別監管。還如，在資本管理中，突出了激勵與約束相互協調的原則。在加強對商業銀行資本約束的同時，為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激勵。鼓勵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優先發展，擴大信貸規模。對資本不足的銀行則實施糾正和制裁措施。上述措施，充分激勵和促進銀行朝著監管者要求的目標和方向發展，實現了監管收益最大化的目標。
五、銀行監管的鏈接
公共監管理論認為，銀行業是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業，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監管當局為代表的外部監管正是一種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強制性制度安排。但是這種監管的核心作用也是有限度和邊界的，諸如監管法規的滯后性、監管彈性不足等，從而使有效監管受到限制。與此同時，社會中介、行業自律、內部控制、市場約束也具有一定的監管優勢，成為防范銀行經營風險的重要防線。從而在銀行監管和上述各主體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整合、有機鏈接的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