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8 10:25:13
導語：在中醫學的特征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趣味性
現代漢語詞典中對“趣味”的解釋是“使人感到愉快、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本文從這個解釋出發，用實例探究中小學數學問題的趣味性的內涵。
如：5只猴子一起摘了1堆桃子，不知過了多久，來了一只猴子，將這堆桃子分成5份，結果多了一個，就將多的這個吃了，拿走其中的一堆。第二只猴子來了，將地上的桃子堆起來，平均分成5份，發現也多了一個，同樣吃了這1個，拿走了其中的一堆。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猴子都是這樣……問：這5只猴子至少摘了多少個桃子？
這一縝密、簡單而又奇特的數學題，告訴人們：不能依靠直覺和想象來學數學，而是要用嚴密的數學邏輯思維來洞察數學，才能得到真理。這個題目雖然簡單，但是體現了數學的一種魅力，更體現了數學的趣味性，表現在題目和解題過程的雙重趣味性上。
二、多樣性
生活中，數學問題無處不在，這為中小學數學趣味性問題的多樣性奠定了基礎。中小學數學中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內容和形式的多樣性。中小學數學中的問題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它的內容也融入了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如：下象棋是人們喜愛的一種游戲，棋盤也是人們很熟悉的工具，那么你知道棋盤上有多少個正方形嗎？
設想在休息之余，說個趣題，考考孩子的智力，鍛煉鍛煉思維，其樂融融。這也正好促進了數學文化在民間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也說明了趣味性問題的重要性，更體現了中小學數學趣味性問題的多樣性。
三、抽象性
1.中小學數學趣味性問題的形成、解決過程具有抽象性
人們在生活實踐或在學習間接經驗的過程中，遇到自己難以解決的困難時，問題的提出者經過一番努力，抓住其本質，對其進行高度概括，形成問題。
如：一組人割草，要把兩塊草地的草割完。大的一塊比小的一塊大1倍。上午全部人都在大的一塊草地上割草。下午一半人仍留在大草地上，到傍晚時把草割完，另一半人去割小草地的草，到傍晚還剩下一塊，這一塊由一個人再用一天時間剛好割完。問：這組共有多少人割草？
下面，我們將這個問題抽象成小學六年級的比例知識來解決。
用圖形表示如下：
用矩形ABCD和矩形A1B1C1D1分別表示大小兩塊草地的面積，用矩形AFED表示上午全部人都在大草地上割草的面積，用矩形A1F1E1D1表示下午一半人去割小草地割草的面積……
從整個問題的轉化和解決的過程來看，中小學數學趣味性問題的提出、轉化和解決都具有抽象性。
2.中小學數學趣味性問題的結論具有應用的廣泛性
雖然，中小學數學中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但任何問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有著某種聯系。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人們閑來無事都愛研究研究名人或偉人，想看看他們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結果就有人發現名人或偉人的生日有以下特點：
愛因斯坦的生日是1879年3月14日，將年、月、日寫在一起為1879314。把這個數隨意重排一次，得到另一個數，比如是4187139，用大數減去小數得到一個差，將差的各位數字相加，得到一個數，再次將各位數字相加，得到另一個數2+7=9（一直加，直到得到一位數為止）。同樣，偉大的數學家高斯的生日是1867年11月7日，同樣，得到了最大的一位數9。
看到這里，我覺得非常有趣，就將自己的生日照這種算法算了一遍，結果令我興奮不已，和偉人一樣，我的生日最后也能得到最大的一位數9。這是為什么呢？我又算了我知道的許多人的生日，我發現結果都是9。
由此發現，這并不是偉人的生日才有的特點，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這是一個普遍規律。
不妨用字母來代表數字。
可見，任意一組數字重排兩次，所得的兩個數的差都是9的倍數。
關鍵詞：速塑；形；意
中圖分類號：J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12-0018-01
我們能通過速塑作品直接面對雕塑家，是因為速塑這種媒介的開放性，通過雕塑家留下的塑痕，不論是出自于雙手，胳膊，還是雕塑工具，我們都得以發現其性格，其天分，以及品味。雕塑的本質語言是形體，雕塑家的這些性格、天分、品味都是通過對形體的歸納和有自己追求的獨特理解來顯現的，才能塑造出有“意味”的形體。而這種有“意味”的形體是要通過一定的方法方式來塑造的，由于是在短時間內，創作速塑時會留下塑造的痕跡而來不及過多的修飾和掩蓋。因此，速塑這種創造形式就決定了這種手段的重要性，這種手段即塑痕——雕塑的筆觸。這也是速塑中以黏土作為材料的最直接的表達方法。
在速塑中塑痕不僅僅是塑造形象的基本元素，同時也表達了作品的氣質、情感。觀賞者忽而關注作品表達的內容，忽而又傾慕與塑痕作為純粹的藝術家雙手創造的基本元素所體現出的美感。正是由于速塑的材料一看便知，因此，這種技法的表現性更能引起觀者的審美共鳴，更能直接表達雕塑家的意圖，也是材料最直接的展現。
塑痕能夠體現出雕塑家內在的意，這個意的本質在于思想、人格、內容、意志等，雕塑家在動手塑造對象之前，是要經過醞釀的，所謂的意在筆先，經過對對象的觀察，經過自己的理解，把對象按照自己理想中的形象表現出來，在每一刀的塑造過程中無不滲透著自己的情懷。塑痕中“意”的表現當然離不開“勢”，“勢”指的是速塑中形體的動勢和連貫性，給人感覺一氣呵成，呼吸貫通。能夠由內而外的體現出作品的生命力，是一種有生命力的節奏表現，好比作品當中的氣脈，是一種原發于作品的內在的張力，內在的意念，情緒，感覺的流暢運動，使觀賞著看了作品后能夠感覺到飽滿充沛的情緒，和滾滾而來，不斷涌出的生命力。雕塑家布德爾在創作雕塑貝多芬頭像的時候，刻意強調了雕塑手法的表現力，運用了猶如巖石般好似沒有規則的切削的塑痕，加上原始的變形的形體，表現出了貝多芬在創作過程中的那種激動人心，不能自己的興奮狀態和氣勢磅礴鏗鏘有力的精神狀態，有如行云流水，勢不可擋。看著貝多芬的這個雕塑作品，仿佛耳邊想起了那恢弘的第六交響曲的震撼感人的旋律。布德爾的這個作品所以能夠把飽滿的生命力表達的如此準確，和他的這種塑痕給人帶來的感受是分不開的。
塑痕本身就是一種痕跡，是一種符號，作為符號，其本身就會體現出符號的一些性質，比如暗示性，方向性。從這一點出發，塑痕就能通過自身的變化給觀者帶來不同的欣賞感受和審美趣味。不同的塑痕能夠形成不同的趣味，大刀闊斧的塑痕給人以大氣概括的感受，斑斑駁駁的塑痕給人以復雜繽紛的印象。每一位成熟的雕塑家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得心應手的塑痕的處理手段。布德爾喜歡起伏不定的塊狀塑痕，而馬約爾喜歡細膩豐滿的性體表滿。賈科梅蒂更是運用斑斑點點的塑痕來表達人的內在精神性。當然不夠只追求塑痕的形式上的玩味，更要注重作品內在的精神的表現。這種塑痕的情趣可以看成是作品形式上的延伸，塑痕上的情趣要與作品反映的內容相統一，才能更好的表達出作品的生氣。所謂形神兼備，體現出形與意的完美結合。
綜上所述，速塑相對于長期完整的作品，更能生動的直接的有利于“意”的表達，正是因為它具有上述的特征。用最簡單扼要的語言表達出最復雜深奧的意境，這才是速塑中最難的境界，任何技術都需要勤學苦練才能得心應手，特別是速塑，必須得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和在短時間內快速準確的表達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靠長期的訓練，觀察慢慢的培養出來的，正所謂“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功。”大師們的速塑之所以能寥寥幾筆就感人心靈，和長期的練習是分不開的。進行速塑訓練的價值也就在于培養自己的觀察力和表現能力。表達出自己的情感，保持住形象中的生動性和感性因素，達到“形”與“意”的完美結合。
參考文獻：
[1]彭吉象.中國藝術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一、辰州儺戲的基本特征
（一）辰州儺戲是古代楚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辰州儺中還保留著楚文化的藝術特征，歷經千載而承傳下來，已被看成是湖湘文化的根基。
（二）辰州儺戲完成了從人的神化到神化的人，從娛神發展到了娛人階段，具備了娛人娛神的特點。
（三）辰州儺戲也是原始意義上的宗教，后來變成了藝術和宗教的結合物，兼容了民俗表演以及原始宗教的特征。
（四）這種古老的藝術語言特色鮮明，它的歌舞戲曲體現出了內容情感化、神靈具備人格化特征、表演形式日益多樣化，具備可劇可唱的特點，被看成是現代戲劇領域的“活化石”。
（五）從辰州儺戲的聲腔來看，屬于戲劇聲樂中的高腔體系，這種唱腔有著顯著的地方性特征，個性非常鮮明，它的音樂特征是“一啟眾和”的幫腔形式。儺戲不使用絲弦，僅僅運用鑼、鈸以及鼓打擊樂伴奏，這是它的特色之一。
（六）儺戲面具等豐富多彩的造型藝術，是儺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之一，是不可多得的民間藝術瑰寶。通過它能夠將儺戲藝術和其余形式的戲劇藝術區分開來。
（七）辰州儺長時間存在以及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它存在于肥沃的民間土壤中，是廣大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之一，有著顯著的習俗性特征。
二、辰州儺戲表演特征
（一）行當角色。儺戲以面具造型來確定角色，主要是生、旦、凈、丑這四行，大戲中四個角色比較齊全，小戲中主要是“對子戲”，也就是小丑、老生或小旦。
（二）老旦表演技巧。大多數儺戲藝人都是法師，他們表演的大多數劇目體現出了本土宗教的色彩。一部分劇中人物亦是在儺壇中所祀神?o的相關化身。臺步大部分是“走罡”，手式是“按訣”。
（三）音樂體裁。從表演上來看，融合了一些說唱以及民間歌舞的成份。首先是民間歌曲，這也是儺戲音樂的主要前提，涵蓋了小調、山歌、勞動歌曲以及敘事歌曲等。其次是民間歌舞音樂，大多數曲調都是分節歌體類型的上下句結構，不同段落間以打擊樂進行過渡，唱腔主要是一唱眾和。再次是民間宗教音樂，大部分都是道曲以及佛曲，旋律非常簡單，主要特征是吟唱性以及口語性，通常都是先說一段故事，然后唱一段音樂，有時也會在說唱過程中加入幫腔以及對唱，臺上臺下相互應和。第四就是民間戲曲音樂，原本是土老司“打鑼腔”，由其開始自由哼唱，然后隨著相關劇目的日趨豐富，增加了唱腔方面的戲劇性，加大了表現力，融匯以及吸收了不少兄弟劇種戲曲中的聲腔音樂，呈現出了角色唱腔的雛形，這種儺戲唱腔音樂也就具備了濃厚的巫風和獨特的地方民族色彩。
（四）服飾與道具。巫師的法衣都是手工制作的，通常可以分成下列三種：首先是紅色法衣；其次是無袖蟠龍天師袍；第三是黑顏色、大袖、掩胸的長襟袍，也被叫做“長衣”。有法帽以及黑色山形帽兩種。巫師身上穿著“長衣”時，要戴著黑顏色的山形帽，巫師在穿著蟠龍天師袍的時候，頭上要戴著法帽。在儺戲表演中，先鋒以及師娘等上身穿著彩衣，下身系著百褶裙。丑角和判官分別穿的是對胸開襟衣以及紅色官衣等。
（五）辰州儺戲面具。辰州儺戲所使用的表演面具是它區別于其他戲劇藝術的最顯著的特征。
[關鍵詞]家庭家族文學；敘事結構；生存狀態；整一性；個人化
[作者簡介]吳金濤，陜西理工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文學和中西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迄今為止，家庭家族一直是一個客觀存在，它是社會的最基本的單元。作為生活寫照的文學，歷來都把寫人、寫人的日常生活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文學既可以通過寫個體的人來對人本身進行研究，也可以通過寫群體的（家庭家族的）人、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去把握人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家庭家族永遠依附著歷史的變遷，它是縮小了的社會史、民族史、心靈史，社會的變化往往會迅速地反映在家庭家族問題上。所以，描寫家庭家族也就是描寫人生社會，通過家庭家族文學，可以把握時代的脈搏。
中國社會是以家庭家族為基本單位構成的，這種社會構成形式是中國文學特別是明清家庭家族類小說戲曲創作形成的歷史基礎。文學的敘事結構“意味深長地暗示出人對生活和宇宙的觀照角度，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以及思維模式。換言之，我們不僅應當弄清作品是怎樣結構的，而且要進一步探明他為何這樣結構，到此，我們才算真正理解了結構。”中國文化形態和社會結構特點決定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敘事結構及視角。中國人的家國意識、中國社會的家國同構特征與明清戲劇小說的敘事模式存在著血肉般的緊密聯系。
西方家庭家族文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小說創作上，它的發展與整個西方長篇小說的繁榮有密切關系。眾所周知，歐洲小說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流浪漢小說和《堂吉訶德》才算興起。西方小說的真正繁榮是十八世紀的事，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西方小說終于達到高峰，在思想深度和藝術技巧上逐步完善。也正是這一時期，問世了許多世界名著，也出現了家族小說和長篇小說，小說形式逐漸成熟。小說藝術的長足發展，使個體作家寫作多卷本的家族巨著作為可能，也使這種龐大題材易于為作家所掌握。因此，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家族小說的產生，可視作西方文學繁榮的必然結果。另外，西方興起的尋根考證之風，也成為某些家族小說出現的一個因素。隨著為遺產繼承或遺傳研究的目的考證家族史而產生了某些家庭家族文學作品，美國因《根》的走俏而帶出的一批家史作品就可作為例證。
在西方，由于家族小說產生條件不同，又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以家族小說的類型十分豐富。在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家族小說既有寫家族本身的，也有純粹以家族為故事框架的；既有寫由盛至衰或由弱至強的，也有不重興衰、只重過程或后果的，既有寫封閉型家族結構的，也有寫開放型參與型家族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是，無論家族小說種類有多少，它們都具有家族小說本身的共同特點，都與生活中家族的特點有關系。
而在中國，小說中的個人模式、家庭模式和集體模式等都表明敘事結構是與社會結構相聯系的。就小說的家庭式結構模式來看，家庭家族為小說提供了一個自然的構思，作者只需將家庭家族中不同人物的各自經歷際遇描述出來，就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統一的結構。家庭家族模式和家庭敘事之所以得以形成，關鍵在于家庭具有很強的網絡性，這一點已得到“家庭社會學”研究者的肯定：“家庭網是由具有親屬關系的許多家庭組成的社會網絡。它通常是在幾個核心家庭基礎上形成擴大的婚姻家庭關系。家庭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同樣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功能。”這種社會性的結構功能，在小說戲曲中轉化為文學的敘事功能。家庭成員間的人際關系和家庭成員與外界的網絡關系，亦在作品中轉化為一種自然的敘事網絡關系。
具體說來，中西家庭家族文學的敘事結構有以下一些類似的特征。第一，以家庭場景為中心，展現家庭人物的具體生存狀態。中國元雜劇已把家庭家族和普通人在家庭中的命運作為描述的中心。到明代，敘事文學更加關注家庭家族中個體的窮通變化，關注他們的具體生存樣態。與此相關聯，家庭場景就成為敘事的中心。明代社會初、中、晚期和明清之際，家庭形態以及家庭中的個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的影響。因此，作為社會生活之表現和作為作家的社會人生體驗之折射的小說戲曲模式，就不能不因歷史年代、文化地域、作家個性而發生歷時性的變遷。明清之際以社會-家庭模式和倫理-家庭模式為主，借家庭個人的悲歡離合演繹家國命運，在泛濫之后又向倫理回歸，以陸人龍的《醒世言》，李漁的《十二樓》、《平山冷燕》，李玉的《一人永占》、《清忠譜》，吳偉業的《臨春閣》為代表，這一時期，家國場景和純粹家庭化的場景都有描述。
而在西方，作家巧妙地利用了家族的特征，特別注意描寫家族的內部矛盾，并把“并發癥”及其后果展現給讀者。但是，家族不論如何封閉，都無法脫離與社會的聯系。為了加強小說中家族與時代、社會的密切聯系，作家經常設計一兩個代表“外界”社會或某種觀念的人物，讓他們進入家族。其結果則十分明顯：外界因素侵入家族，引起了家族的內部動蕩，動蕩帶來的并發癥導致家族的滅亡；而外界因素的存在，則成為聯系家族與社會、使家族更有社會性的一條重要紐帶。[3]這就是小說家處理家族題材表現出的獨特的小說藝術。
比如在高爾斯華綏的《福爾賽世家》中，作家并不寫福爾賽們如何賺錢等活動，而強調他們之間的相互矛盾。他也不直接書寫社會，而讓分別象征“美”和“藝術”的伊琳和波辛尼闖入這個家族。結果，他們二人不僅擾亂了家族內的“正常”關系，也成了福爾賽家族的掘墓人。由于他們二人代表著某種觀念和理想，與以“占有意識”為特征的家族形成強烈的對照，并在表面上處于弱勢，就使小說聯系到現實社會中的私有觀念和行為，使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對家族本身批判的范圍。
第二，中西家庭家族敘事文學都具有結構上的“整一性”特點，不過，中國敘事文學往往不單純以個人作為貫穿整個作品的線索，而是以家庭家族中的幾個或多個人物作為作品的整體敘事線索。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的結構常常被西方學者所詬病，認為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結構是“綴段性”結構，前后沒有統一的故事和貫穿始終的人物，缺乏整一性。由于中國古代濃厚的家庭家族觀念，個人往往依附于家庭家族，個人命運一般與家族家庭命運相關聯。因而，中國古典敘事作品在整體結構上往往不是以個人作為貫穿整個作品的線索，而是以家庭家族中的幾個或多個人物作為作品的整體敘事線索。夏志清認為《金瓶梅》的敘事結構是凌亂的，但如果我們從西門家族的角度去審視的話，《金瓶梅》的敘事結構是完整的和嚴謹的。元明清敘事文學中出現的楊家將故事和岳家軍故事，都是從家庭家族(或擬家族)的角度來結構的，而不是以一人一事來結構的。
西方敘事文學的整一性是與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相關聯的一種敘事觀念，它往往突顯眾多人物和宏大背景中的個人命運。家庭家族文學是對社會基本細胞的解剖和研究，要達到這一目的，必然要花去大量的篇幅，耗費更多的精力。左拉寫“盧貢―馬卡爾”家族用了整整20部作品，耗時25年；馬丁?杜加爾的《蒂博一家》長達8卷，歷時20年完成；高爾斯華綏以“三部曲”為單位寫作家族史，竟完成三個家族三部曲；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寫滿整整15部貫穿家族主線的長篇。這些小說時間跨度大，涵蓋面廣、人物均達數十人以上，有的多達一千個之多。小說中人物的重復出觀，人物間的輩份及各種血親姻親關系，使每個作家的作品都自成系統，加之作家往往把對家族的描寫安排在同一背景上（如左拉的普拉桑鎮、高爾斯華綏的公園巷、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等)，更增加了作品之間的相互聯系，這一因素也使文學中的家族成為一個個人丁興旺、建構宏偉的獨立王國。
第三，中西家庭家族文學在敘事結構上普遍使用個人家庭化或自傳性的敘事視角。一些學者認為，人類的敘事可以分為相互對立統一的“宏大敘事”和“私人敘事”。題材重大、風格宏偉的史詩以及許多類似的官方記事應該屬于“宏大敘事”，而建立在個體經驗基礎上的記事無疑屬于“私人敘事”。雷頤先生認為：“私人敘事是對歷史敘事和記憶的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修復、矯正和保存，是努力記憶對迅速遺忘的頑強抗爭。”如果以“宏大”和“私人”這一對立的敘事范疇來考察和審視明代敘事文學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不但大量的戲曲小說可歸于“私人敘事”，而且那些被認為屬于所謂的“宏大敘事”，其實采用了“私人化”的敘事視角，或者說是宏大敘事采取了個人家庭化的敘事視角。以明傳奇來看，李開先的《寶劍記》、梁辰魚的《浣紗記》、華山居士的《投筆記》、無名氏的《金丸記》、無名氏的《精忠記》都屬于宏大敘事，但它們都是以個人家庭化的敘事視角反映出來的。到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特殊“家庭”和兩人的廣泛社交圈，反映和描寫了南明上上下下的眾生相，揭示了南明以至明朝滅亡的歷史原因。以小說來看，熊大木的《北宋志傳》、紀振倫的《楊家府演義》、熊大木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亦是宏大敘事采取了個人家庭化的敘事視角。
西方的個人化敘事主要表現為較強的自傳色彩，家庭家族文學作家多出身于幾代世家，這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了優厚條件。我們所謂自傳，是包括地點場景、家族本身、家族的成員以及作家本人的性格和經歷在內的廣義的自傳概念。在西方文學特別是小說中，我們很容易找到與作家個人經歷相關的內容。托?曼寫呂貝克糧商家族，而他自己的父親就是糧食公司的最后一代股東。他寫作小說時，也大量利用了家中的卷宗、書信及家族傳說，把家庭成員作為人物模特。同樣的情況也見于高爾斯華綏的創作。福克納所構想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杰弗遜鎮，實際上就是他的家鄉拉法艾特縣，他本人也出身于一個同《沙多里斯》中沙多里斯家族一樣的世家。家庭小說自傳性的特點，不僅有助于我們研究這類小說，也為研究作家本身提供了重要材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家族小說較早使用了多重敘事視角這種現代小說技巧。早在艾米莉的小說中，就已采用了“多重敘事”和“視點敘事”的寫法，后來類似的方法一直保留在家族小說當中，發展到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這種藝術達到十分成熟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因為家族小說人物眾多，采用視點敘事自然、簡練。不過，盡管家族小說采用了多種敘事方法，但全知全能的敘事是必不可少的。這是由家族小說本身的特質所決定的，連福克納這樣的現代作家都沒有放棄全知敘事，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總之，文學作品的敘事結構和敘事視角是作家對社會人生進行生命體驗的產物，它與作家心靈、讀者心靈相契合。敘事結構以及小說戲劇的敘事藝術表面看起來是外在形式技巧問題，實際上與人的生存體驗緊密相連，與敘事內容息息相關。家庭家族是人類生存的具體環境，對人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七大小說的容量，也提供了家庭家族與社會發生聯系的重要途徑。任何優秀的敘事技巧與家庭家族文學的特定題材相結合，都必然會增添它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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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一章是《中庸》的總綱，也是儒家哲學的總綱。如何理解這一章，直接關系著對《中庸》的理解解也關系著對儒家哲學的理解解并進而關系著對中國古代傳統哲學的理解。這一章首先確立了一個“中和”本體。朱熹注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道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那么，何謂“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謂“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見，這里的“中”、“和”都是就情感而說的，其區別僅僅在于未發、已發。現在的問題是：作為人的情感未發狀態的“中”，何以能成為“天下之大本”？情感已發狀態的“和”，何以能成為“天下之達道”？這一點，如果僅站在本體論的或認識論的立場上來看的話，是很難理解的。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理解？
首先，我們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的立論前提、角度。我認為此立論之前提、角度，乃是反思的。所謂反思的，是說“中”作為本體，只能在其中介物中被把握。這是因為，“中”作為本體作為萬事萬物的客觀規定，乃是一自然天命、自然天成。而自然天命、自然天成的本真狀態是一種非對象性的存在。因為，對象性的存在總是有偶然性因素、人為因素參與其間的。而“中”的本真狀態的非對象性，同時也就意味著它不能成為人的直接性知識，人不能在感性中直接把握到它，而只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人需在中介中把握“中”，通過中介物的明證性確立“中”的實在性。
其次，人只能在中介中把握“中”，這只是其最基本的要求，或者說，在中介中把握“中”僅僅是把握“中”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條件。在中介中能不能把握到“中”的本真狀態，還取決于所選取的中介物是否合適。那么，什么樣的中介是合適的呢？合適的中介應該滿足兩個條件：其一，它是本真的，這一點使它與本體的同一性得到保證。其二，它是在認識中的，這一點使它及“本體”的自覺性得到保證。這也就是說，這一中介應該是自意識中的、與本體同一的本真狀態。關于此，中國古代學者認為，天命在人為人性，即“天命之謂性”，人性即天命，人性是天命的中介。從人性的自我反思中把握“中”，是認識“中”的唯一途徑和關鍵。作為中介的人性，應該保持于自然天成的純真狀態中。這種狀態中的人性，既是喜怒哀樂之情的意識，又不是喜怒哀樂之情的無節制的放縱和片面的專擅。此種狀態從自在的角度看就是“喜怒哀樂之未發”狀態。
“喜怒哀樂”言其“有，;“未發，，言其“無”。既言其“有”，又言其“無”，那么，“有”何指，“無”又何指？“有”，有什么？“無”，無什么？“有”，指人的喜怒哀樂之情即人性的實在性，也就是天命的實在性。所以，這里所說的“喜怒哀樂”，指的是其一般性質；而這里的“無”，指的則是沒有具體規定性的對象性意識。“喜怒哀樂之未發”的狀態，指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既具有人性即天命的實在性，又無人欲之私、對象之擾的具體性意識的人性之本真狀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未發，是人性初本”。（孔穎達)這種狀態是人性的本真狀態，當然也是“中”作為本體的本真狀態。因為，中國哲學的所謂本體指的就是萬有存在者的那個本真。“喜怒哀樂之未發”在自在性上與天道本體保持了統一性。但它仍是一個非對象性的存在。還需要尋找一個與天道本體的本真狀態同一的對象性存在的對象。《中庸》的作者堅持中國哲學的將本體視為一個規律系統，將本體與萬物的關系理解為本體作為規律統攝萬物而使萬物各得性命之正的立場，認為符合人性規律的喜怒哀樂之情，即“發而皆中節”的喜怒哀樂是與“喜怒哀樂之未發”及與天道本體是同一的。“發而皆中節”的喜怒哀樂是具體的喜怒哀樂意識，是可以直接呈現給人的意識的，這樣就可以滿足對“中”的自覺性要求。
第三，人性的初本狀態是把握天道本真狀態的中介。人性本初狀態可以通過內省直觀得到。所以，它對人說具有自明性。對人性本真狀態的內省直觀所得到的觀念，對對象說,得到的是對象的本然；對人性說，得到的是人性的本真；對認識說，得到的是真理性知識。此即是“中”。這個“中”，作為“天下之大本”，既是對對象說的本體意識，又是對人性說的自我意識，也是對認識說的真知識。它是一個“三一體”，或稱之為“三位一體”的實在性。
這樣的一個“三位一體”意識，實質上意味著一種哲學立場。“哲學立場”一詞，是一綜合概念。所謂“哲學立場”，實指人的一種哲學生活，或者說，是指人在其日用平常生活中隨時隨地地立于哲學自覺之地，在日用平常之事中窺得哲學意，在言行語默之事中賦予哲學意。窺得，非于外尋得；賦予，非由內施加于外。所以，說窺得，說賦予僅意味著人生達于哲學境界，無時不哲學，無事不哲學。“哲學立場”一詞實包括哲學之知、哲學之活動、人行之哲學屬性、對象之知的哲學層面、對待事物的哲學態度等等在內的全部內容。
這樣的“哲學立場”，就是生存論的反思立場。[“中”（作為本體）一中介（人性的本初狀態）一“中和”（被把握、被實現著的“中”）這就是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的邏輯結構。“大本”，最最本然之謂也，非本原派生關系中的本原意，亦非生成論中的根源意。由此看來，鄭玄注：“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朱熹注：“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似皆有疑義。因為，在這些解釋中，“本”均有本原意、根源意，即都僅從本體論或生成論意義上立論，所以無法解釋、說明人的情感未發狀態何以能成為天下萬物的本原、萬物的根源？譬如朱熹，就只能采取曲折迂回的辦法，先將未發狀態的情感歸結為天命之性，再歸結為理，理成為萬事萬物的本原，由此實現“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合理性。這就難免獨斷了。顏元就發現了朱熹注的矛盾，對之作了很機智的詰難。顏元說“致者，推而極之也，’解字最好。到底實講處卻說‘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無少差謬’云云。世有至靜之中不失其守而天地便位者乎？有應物無差謬而萬物便育者乎？幾何而不以吾道之至誠等于仙釋之空寂妄誕也丨況春秋之天地不位、萬物不育，將謂孔子至靜之守猶有失、應物之處猶有差謬乎？抑致中致和而位焉育焉，子思竟為不驗之空言乎？理之不通，明矣。且字義之訓話，亦自相矛盾焉。夫推者，用力擴拓去，自此及彼、自內而外、自近及遠之辭也。推而極之則又無彼不及、無處不周、無遠不到之意也。曾可云'約之’乎？曾可云'精之’乎？曾可以至靜之守不失，應物之處無差，而謂之‘致中和’乎？中庸何以稱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乎？蓋吾人之中和與天地萬物一般大，致吾-心之中、一身之和，則欽明溫恭是也；推而致一家之中、一家之和，則一家仁、一家讓是也；推而致一國之中和、天下之中和，則調燮陰陽，協和萬邦，三百三千之禮、《韶》《英》《淺》《武》之樂是也。夫然而清寧還之天地，咸若還之萬物，斯真修道之極功，而吾人盡性至命之能事畢矣。《注》乃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是致中和還不是修道乎？真夢語也。”(《顏元集。四書正誤卷二》）
顏元對朱熹的詰難是機智而又有見地的。但其正面立論還欠火候，這就是他還沒有將“中”的本體論、認識論、修養論三統一的特征明晰地提升到文化層面上來，三位一體的觀念在他還是一種模糊的觀念。但我們從他的論述中還是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已經很強烈地意識到了本體、認識、修養三者之間的聯系，已經意識到了本體觀念、認識觀念只能建立于修養實踐之中。
“中”作為三位一體之意義整體性，是一“成己”與“成物”相互制約、相互規定的實在性。這個實在性，在《中庸》中被規定為“誠”。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大本”作為“誠”，作為三位一體的意義整體是即本體即認識即境界。對物說是“誠”，對人說是“誠”，對知識說亦是“誠”。“誠”的概念也同時兼具本體、認識、境界的意義。此“中”此“誠”是無時不誠，亦是無時不是思之誠，無時不是行之誠；此“中”此“誠”，又是無處不誠。無時無處不誠，即本體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和“天生I民，有物有則”的實在性。這種實在性，亦即“成己”與“成物”相互制約、相互規定的實在性，故可言之“天地位’、“萬物育”。這是因為，無時無處不誠亦即“發而皆中節”之“和”，此為“天下之達道，。“達道”仍是本體、知識、境界三位一體的整體性。
依據上述理解，回過頭來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命題，看“君子慎其獨也”之命題，可知也都是本體、認識、修養三位一體之意義整體性命題。并且，只有從這種三位一體的特征中才能理解其意義，把握其精神實質。若單從本體論或認識論，抑或修養論的角度理解這些命題的涵義，皆不成理。關于性、道、教的三命題，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出是三者相互規定的，其各自的意義都取決于他者，都在他者中得到根據或規定，這比較好理解。而我們現在說“君子慎其獨也”也是三位一體的整體性命題，怎么理解？“慎獨”是否也是本體論和認識論概念？我認為，在《中庸》中，“慎獨”作為修養論的同時就是本體論概念和認識論概念。
“慎獨”是儒家哲學中重要的修養論概念。如果說“慎獨”是儒家最最重要的修養方法、手段、工夫，是不為過的。因為，儒家，特別是自孔子、子思、孟子所傳的儒家一系，所主張的是自內圣開出外王，內圣是外王的根據。所以，其修養工夫必指向修養主體的內心世界。《大學》中講“慎獨”就是從這一角度講的。《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然，則何益矣!此i胃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里講的“慎獨”，都是從人的獨居閑處時誠心正意的修養工夫意義上講的。這成為“慎獨”的基本解，或者說是日常語言中的基本解。但在《中庸》中，卻超越了修養論的界限，而具有了本體論、認識論的意義。《中庸》中講慎獨是根源于“道”的客觀必然性，是對“道”的摹狀。《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里的“獨”不僅僅是指閑居獨處，而且也是指謂著本體和對本體的認識。關于此，晚明時的劉宗周有較深入的探討。
劉宗周是王學殿軍，但他對王學又有所改造。王陽明的學術思想最終歸結于“致良知”，劉宗周則改以“慎獨”為宗。其弟子黃宗羲在《明儒學案蕺山學案》中說：
“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狹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為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為理，離心無所為性。”
劉宗周反對程朱理學將誠意與致知割裂開來，只將慎獨看作誠意工夫的觀點。他以“慎獨”為本體發展王陽明的心外無理說。首先，他將“獨”規定為本體。他說：“隱微之地，是名曰獨。……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進一步，他又從“心外無性”的觀點出發，將慎獨歸結為工夫與本體的合一。他說：“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可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靜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也。”其次，“慎獨”作為本體，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天，即四象二氣。他說：“君子仰觀于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故君子戒懼于所不睹聞，此慎獨之說也。至哉獨乎？微乎微乎？
穆穆乎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為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再次，“獨”作為本體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實體性的本體。他認為，所謂“獨”作為本體，是說它是萬事萬物的統一性基礎，因其“維玄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所以，“獨”作為本體不是實辭。他說：“獨字是虛位，從體性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為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命也。”（以上引文俱見《明儒學案))統命，即統名。
我認為，劉宗周對“慎獨”的理解抓住了其本體論、認識論、修養論相統一的三位一體的特征，所以是準確而又深刻的。他的關于“慎獨”是人心與道心、氣質與義理、誠意與致知、動與靜、本體與工夫相統一的思想，給我們以啟示；而他的關于“獨”作為本體不是獨立存在的實體性本體，而是萬物的統一性基礎的實在性，“獨字是虛位”的觀點，更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中國古代傳統哲學本體論中的本體范疇，從一開始就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學本體論中的本體范疇。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本體就其主流說，既不是某種具體物質，也不是萬物的抽象共相，更不是人格神，而是一規律系統的實在性。這一規律系統的實在性作為本體，就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作為萬事萬物的根據、萬事萬物統一的基礎而起作用，所以，它是實在的，是“有”；同時，它又不是某種獨立的具體實存，所以它又是“無”，是虛位。本體的這種“有無”統一的性質，即即體即用的性質，使中國古代哲人對本體往往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態度，但并不取消本體的意義。當他要建立本體的意義時，往往不是抽象的預設一個本體，而是將其建立于某種中介之中。而這種中介又往往是具有胡塞爾現象學意義上的自明的確定性特征的純粹意識。如《中庸》的“中”，如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等等。這就使本體論范疇具有了主觀意識的特征。對此，以往人們往往批評其為唯心主義，我認為，這是不確切的。正是這種建立本體的方式，使中國哲學范疇獲得了本體論、認識論、修養論相統一的特征，從而避免了獨斷論的發生，也避免了西方哲學建立在知性分析基礎上的相對主義的發生。中國古代傳統哲學范疇的這種三位一體的特征，正是其高明之處，正是其具有現代意義之處，需要我們好好的領會。西方哲學中的知性分析傳統的哲學發展，始終受著認識的真理性之確定性基礎的困擾，特別是關于形而上的真理之確定性基礎的困擾。在這一關于真理的確定性基礎問題的困擾下，有人主張拒斥形而上學；有人主張懸置本體；有人主張非理性主義的信仰;等等，莫衷一是。我認為，形而上學是不能拒斥的，拒斥了形而上學，也就取消了人的存在和認識的最高根據；但同時又不能對形而上學問題采取獨斷論的態度或知性的態度而應該通過哲學的活動建立起來。怎樣建立起來？通過怎樣的哲學活動建立起來？中國古代哲學生存論反思立場的哲學活動方式，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正是基于此，我說中國古代哲學范疇的三位一體的特征正是其具有現代意義之處。
《中庸》站在本體論、認識論、修養論三位一體的立場上論證了，或者說確立了“中”的本體地位。之后，《中庸》又從不同方面或繼續申明或進一步深入論證了這一“哲學立場”。如第六章：“舜其大知也與丨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從智的角度；第十章：“子路問強”，從“強”這一具體德目的意義的角度;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從道的至高明至平易、至精微至淺顯的統一的角度；第十九章從禮的具體規定的意義的角度；等等，繼續申明了這一立場。而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等，更直接從理論上深入論證了這一三位一體的“哲學立場'
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直接講的就是本體論、認識論之合一而成就的境界論。“自誠明，謂之性”，講的是認識的本體論根據；“自明誠，謂之教”，講的是人的由認識而達于誠，即認識本體、實現本體的本性。前者講的是本體論，后者講的是認識論；前者表達的是由認識的規律性根據到具體的現實的認識實現過程；后者表達的是由具體的現實的認識到人之本性（同時也是天之本性)的實現、完成的過程。而這兩個過程同時又都是修養過程。“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則進一步申明了二者的統一性。同時，“誠”和“明”這兩個概念又都是境界論概念，“誠”之作為本體和“中”之作為本體一樣，也是虛位。所以，“誠”、“明”范疇也都同樣的是一三位一體性范疇，故朱熹說這一章是“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四書集注》）
關鍵詞：勝任特征； 勝任特征模型；長學制中醫學生；中醫教育
中醫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社會提供優質的中醫藥衛生專業人才。近年來，隨著高校不斷擴招，中醫學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教育改革和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對中醫人才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中醫教育面臨著更多的問題與挑戰。作為中醫院校主要的培養對象，長學制中醫學生應具備什么樣的素質？成績優秀的學生與成績一般的學生之間的素質差異表現在哪些方面？不同年級學生所具備的素質差異如何？這些不僅成為學生制定自我發展及學習計劃的基準，也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培養和指導學生需要考慮的問題。
人力資源管理對處于某一工作崗位或完成某項任務的人進行能力或素質方面的研究，多采用“勝任特征研究”。勝任特征能夠從本質上反應出人才的核心能力及潛在特質，對于人才培養、測評和選拔有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對于長學制中醫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培養與評估，嘗試引入勝任特征的概念與測評工具，是對現有長學制中醫學生培養與評價體系的有益補充。
1.勝任特征的概念與發展
20世紀初，科學管理之父泰勒對科學管理的研究，后來被稱為“管理勝任特征運動” [1]。他應用“時間――動作分析”的研究方法，界定哪些因素導致了優秀工人高質量、高效率的工作過程和結果。
1.1 勝任特征的概念
基于對美國新聞署（USIA）官員的調查研究，David•McClelland 在1973 年發表的《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一文中將勝任特征定義為績優者所具備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特質[2]。Spencer夫婦在1993 年提出，勝任特征指能將某一工作（或組織、文化） 中有卓越成就者與表現平平者區分開來的個人的潛在特征, 它可以是動機、特質、自我形象、態度或價值觀、某領域知識、認知或行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測量或計數的并能顯著區分優秀與一般績效的個體特征[3]。勝任特征自上而下包括以下幾個層面：① 知識：崗位任職者所需掌握的基本知識、專業知識以及相關信息；② 技能：完成特定任務的能力；③社會角色：個體對社會規范的認知和理解；④ 自我認知：個體如何看待與認識自己；⑤個性特質：個人所具有的生理、認識與心理特點；⑥ 動機：人們內心深處反復出現的一種牽掛，它驅動、指導并選擇行為。
1.2勝任特征模型的概念
勝任特征模型是指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終確立起來的與績效高度相關的勝任特征結構模式[4]，它是做好某一特定任務角色需要具備的勝任力要素的總和。McCleIland于1973年提出了冰山模型，把一個人的特質比喻成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人們通常所看到的特質，是整個冰山浮于水面上的部分，包括知識和技能；而對個人職業生涯、工作績效起決定性作用的深層次勝任特征，是潛伏于水下的部分，較難一眼觀察到，即社會角色、自我概念、自身特質和動機。
1.3勝任特征在醫學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加拿大皇家醫師協會在90年代初期即制定了相關的勝任特征框架，用于評價醫生的關鍵知識和技能，描述了醫生提供好的醫療服務應扮演的7大角色，即醫學專家、 交流者、協作者、管理者、健康支持者、學者和專業主義者 [5]。Patterson等人于2000年通過3個獨立試驗對全科醫生的勝任特征模型進行三個不同角度的分析研究，發現除專業知識和技能外，還包括替代體驗及敏感性、溝通能力、概念式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個性特征[6]。Ronald M. Epstein＆Edward M. Hundert認為勝任特征建立在基本臨床技能、科學知識及道德發展之上，包括認知功能、整合能力、人際關系能力、情感/道德要求、臨床技能、習慣性思維、背景分析七個維度[7]。董海瑛等人通過研究醫學生對各勝任特征要素的態度評價，利用因子分析及層次分析法建立了包括職業發展能力、人際關系能力、個人特質、醫學專業知識和技能、輔助知識及成就導向和行動六個群的醫學畢業生勝任特征模型[8]。
2．長學制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研究對中醫教育的啟示作用
長學制本碩連讀培養模式是中醫院校的重要教育模式之一。因為學制長、專業課程學習難度大、專業性強，中醫學長學制學生早期樹立專業取向與信念、培養專業學習勝任素質尤為重要。長學制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應用到中醫學生的培養、考核與評價體系中，其對于中醫教育領域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明確培養目標，促進教育機構制度化建設
長學制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的研究為教育機構設定人才培養目標建立理論基礎。以往的中醫學專業培養目標側重于知識與技能方面的要求，而對于影響中醫學生專業技能掌握及發展的綜合素質要求較寬泛。從中醫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角度，明確人才素質需求、細化培養目標、創新培養方案，成為教育機構應逐步加以完善的重要方面。
長學制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的研究是對中醫教育標準的完善和補充，促進了教育機構自我反饋與修正的制度化建設。同時，也為教育機構職能發展由原先單純的知識傳授提出培養社會型、職業化、高素質中醫人才的更高要求。
2.2更新教育理念，促進教學改革，完善課程體系建設，推進教學法研究
長學制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研究為中醫教育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教育價值理念。中醫院校可以通過建設校園環境、完善規章制度和樹立良好教風學風以及帶教老師的言傳身教，對中醫學生施加責任心、事業心、同理心、成就導向等方面的深刻影響，使學生的個人特質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培養和提高，更好的達成中醫教育的目標期望，培養出更多優秀的醫學人才。
同時，也應加強培養方式改革與課程體系建設。盡管目前的中醫教育教學改革已經逐漸在消除以往單純強調知識傳授的弊端，越來越重視中醫學生臨床實踐能力的培養和提高，但對于中醫學生個人特質和人際關系能力等方面的培養仍然重視程度不夠，沒有體現在課程設置和課堂教學中。在現有的專業主干課程教學中，借鑒勝任特征的研究成果，對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進行改進；或者對現有課程難以培養的其他潛在勝任要素，開發新的課程，以完善課程體系建設；同時加強教學法研究，為突破現有教學瓶頸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可以利用數字圖書館及臨床教學基地的優勢，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早臨床、多臨床，樹立扎實的專業思想。
2.3創新方法，完善考核評價模式
在考核評價模式的研究中，米勒金字塔是一個非常好的用于分析評估的理論框架。米勒設計了包括4個水平的金字塔模型，用于評價醫學教育的結果，同時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評價長學制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的理論模型。這4個水平分別為知識（knowledge）、能力（competence）、表現（performance）和行為（action）。目前對于長學制中醫學生的考核評價模式主要包括課程考核、理念綜合考核、臨床技能考核幾個部分。這些考核都分布在米勒金字塔的最底層，即知識、能力維度。對于高層的表現和行為，包括自我管理、學習方法的掌握、學習主動性、在實際醫療環境（病房或急診室）中的表現等等，在現有的考核評價體系中則沒有涉及。因此，中醫學生勝任特征的研究，為中醫學生的考核與評價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標準。一方面，考核方法需要更新；另一方面，考核內容需要完善。
2.4完善學生自我評價體系，促進職業生涯規劃與發展
長學制中醫學勝任特征的研究為建立一個較為全面系統的中醫學生綜合能力考核體系提供依據，為醫學教育質量評價、教學效果評價和中醫人才選拔提供新的評價方法和評價思路，培養學生自我反思與自我修正的習慣，為處于不同階段的中醫學生建立勝任特征標準參考，幫助學生為自己設定更高水平的學習目標，促進職業生涯規劃與發展。
中醫學專業學生應認識到勝任特征的兩個層次中，冰山水下部分的潛在特征對于個人職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在學習中重視知識技能提高的同時，更要注意提高個人修養、追求成功的愿望和不斷超越自我的品質，逐步塑造人格要素中對于成功起著關鍵作用的心理特征。
3.小結
中醫教育應該重視不同勝任特征的培養，明確哪些勝任特征是優秀中醫師所必需的，根據這些需要決定教什么和如何教、測什么及如何測。中醫教育不是簡單的培訓，不能只強調傳授知識，為適應醫療保健基礎科學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特點，應將重點轉移到如何處理知識上來，應進一步更新與明確教育目標，并使考核與教育目標、教學內容相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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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學教師從事研究的特征
（一）研究問題的日常實踐性
理查德?普林格曾講過，“當我談到教師是研究人員的時候，我并沒有把他們同那些用控制組和實驗組進行復雜實驗，并且用各種技術手段來驗證和測量成果的人相比，而只是想到他們是那種認真地使實踐理論化或者是能夠系統而嚴格考慮本人所從事的工作的人。”
研究問題的實踐性是中小學教師研究的最為重要和明顯的特征。
首先，中小學教師的研究是源于實踐的研究，即他們的研究問題來源于教育教學實踐。這從教師研究的選題中可以看出。教師的研究選題多來自于他們的課堂和教學實踐,研究較多的問題包括：（1）學生問題。如“低段學生數學讀寫習慣的培養”“如何讓小學四年級學生學會接納他人”“心理偏差學生如何教育”等研究問題。教師從自己的教育對象身上發現自己的研究問題；（2）教材問題。如“教材主題圖處理方式研究”“小學體育教學中小場地、大班額的教材處理策略研究”等，就是教師從自己使用的教材中發現的研究問題；（3）課堂教學問題。如“小學語文教學中插圖利用策略研究”“高段英語課游戲實效性研究”“小學中年級數學課堂教學中促進學生參與的策略研究”“小學高年級語文仿寫訓練教學策略的研究”“讀寫結合的初中英語課堂教學模式研究”等，就是教師從自己的課堂教學中發現的研究問題。課堂教學可以說是一線教師最為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教師對課堂教學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為對教學策略、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的研究，這也反映了一線教師希望通過研究提高自身課堂教學有效性的研究目的。（4）班級管理與學校管理問題。如“新接班級中教師與家長的磨合研究”“校園網與校園文化關系的研究”等研究課題，就是教師從班級管理和學校管理的實踐中尋找的研究課題。
從以上研究選題可以看到，一線教師的研究問題就來源于自己的教學實踐，研究緊貼自己所教的學科，緊貼課堂教學。教師的研究其實是教師關注和反思自己日常教學實踐的結果。有研究發現，在小學教師全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有關學科教學的文章大約占到了總數的一半；在所有的文章中，有將近62.9%的文章是對自身教學實踐的反思和總結。這再一次說明，中小學教師的研究是源于實踐的研究。
其次，一線教師的研究目的是改進自身的教育教學實踐。中小學教師是以教學為業的，他們的研究是“為了實踐而研究實踐”。因此，中小學教師的研究既著眼于實踐又著手于實踐。中小學教師從事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改進自身的教育教學實踐，他們希望通過研究解決教學中的問題與困惑，提高課堂教學的有效性。
最后，中小學教師從事研究的過程是貫穿于整個教育教學實踐的。對于中小學教師而言，研究的過程就貫穿于課堂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學和研究融為一體，難以分割。他們從實踐中發現自己的研究問題，通過實踐進行研究，并在實踐中檢驗研究成果。總之，教師研究是來自于實踐、為了實踐和通過實踐進行的研究。研究更多的體現為教師的日常工作態度。
例如，“情境教育”的創立者李吉林老師，她就是在自己的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和思考，在教學中進行研究，邊研究邊教學，在日常教學生活中不斷研究和探索，逐漸搭建了一條“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不斷上升的教學―研究之路，最終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情景教學”理論。
綜上，中小學教師的研究是來源于日常教學實踐的研究。中小學教師所從事的研究并不是在實踐之外另起爐灶，而是將教學活動與研究活動融為一體，在教學過程中實施研究，并在教學中不斷檢驗和修正自己的研究。最終達到提升課堂教學水平的目的。研究不是獨立于教師教學之外的任務，而是教師的日常工作方式和態度。
（二）研究表達的敘事性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與教育理論研究者的研究相比，中小學教師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種帶有“草根性”特點的、自下而上的研究。首先，從事研究的是來自最基層的從事具體、瑣碎的教學工作的教師；其次，教師們的研究往往是基于課堂現場的研究，他們的研究著眼于課堂教學中的具體問題；最后，與專門教育理論研究者的“書齋式”“實驗室式”的研究方法不同，中小學教師往往通過課堂觀察的方法直接進行研究，從觀察中發現問題、探尋原因并思考解決策略。
此外，對于一線教師而言，他們很難進入那些描述和界定他們教育教學實踐的理論語言體系，他們往往是能承受專門教育研究者的理論話語的界定。而敘事性則使他們能夠以自己的話語體系參與到教育研究中，并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對研究結果進行表述。
所以，教師研究的“草根性”、自下而上的特點和教師本身的話語體系決定了中小學教師研究成果的表達帶有敘事性的特點。
教師研究成果的表達方式主要有教育敘事、教育案例、教育日志、教育課例、課題論文等。不論教師研究最終采用何種表達方式，其中都包含有大量的課堂故事、教學案例等。通過敘事，教師呈現出了真實具體的教學情景，活靈活現地描繪出了教師的日常教學生活，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所面臨的困惑、問題以及對問題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嘗試。可以說正是通過這種敘事的表達方式，教師向讀者呈現了一個鮮活的教育世界，也呈現出了教師個人的研究、成長的軌跡，表達出了教師在這個過程中的真情實感。如“小學語文低段練習改革與創新作業設計研究”以《好作業就這樣多起來》的研究故事來呈現。通過講述研究故事，這位教師呈現了語文教學中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作業設計問題，向讀者展現了整個研究過程中作者對作業布置合理性的反思，體現了作者對研究問題的深入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大膽嘗試。同時，也生動表現了作者（也就是研究者）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歷的困惑及其思考。這也引起了廣大一線教師的思考和共鳴。
這種敘事性的表達方式，一方面有利于樹立教師們的研究信心，拉近研究與實踐的距離，破除教師中的“研究神秘論”和“研究無用論”觀點。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這些研究成果在廣大的一線教師中進行推廣。因為敘事性的表達方式更接近教師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其中有很多他們熟悉的，甚至就是發生在他們自己課堂上的教學故事，因此更能在中小學教師中引起思考和共鳴。
二、中小學教師從事研究要注意的問題――研究成果的思想化
雖然中小學教師研究成果的表達帶有敘事性的特點，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小學教師研究不需要理論思想的指導，也不是說中小學教師的研究可以停留在單純敘述案例、故事或經驗的層面上。相反，中小學教師的研究成果必須有理論的支撐和引導，必須是思想化的，只有這樣才能夠體現研究的價值，才能使教師的研究生命長青。
教師通過敘事傾吐他們在課堂中的想法和行動，這就是教師的經驗。教師的經驗往往是獨特的和個人化的，正是這些課堂經驗蘊含著巨大的力量和潛在的意義。教育中“真正的核心問題是教師的實踐本身，教師通過實踐形成的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智慧，它是與每個具體情境相連的，它必須考慮到在實踐中的各種復雜性，它依賴于隨時生成的各種判斷和決定，它根據各種不確定的因素而發生改變，它關注各種特定事件，它隨時會在過程中因需要而改變其原定的目標。”
但是，如果教師的這些實踐經驗僅僅局限于敘述故事的層面，那么經驗就僅是簡單的積累而已，不能實現經驗的重構，也就不能起到促進教師能力提升的作用。久而久之，這些經驗就成為教師習以為常的思維，不再被重視了。所以，中小學教師的研究還得形成思想化的成果。那么，怎樣才能使教師的經驗思想化呢？
曾有學者提出了教師成長的公式：經驗+反思=成長。沒有反思的教育經驗是狹隘的教育經驗。我們從這些經驗中學到的東西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有限的，教師的發展空間也是有限的。同樣，這種經驗也只局限于經驗提出者自身的教育教學實踐，不能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影響到更多教師的教育教學實踐。只有通過不斷的反思，才能突破這種局限性，實現教育經驗的重構和提升。通過反思，教師可以將教育教學實踐與教育研究結合起來，實現教育教學實踐和教育經驗與教育理論、教育思想的嫁接、融合，從而產生和發展屬于自己的教學理論和教學思想。
例如，我國著名語文教育家于漪老師。她之所以能夠成為影響深遠的教育家，就是因為她能夠從自己50年豐富的語文教育教學實踐中提煉出富有個性的語文教育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于漪老師就對自己在語文教學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進行反思、加工和提煉。通過寫教后記，她“不斷地記錄下教學實踐中的種種情況，積累資料，提煉上升到理論，再放到教學實踐中去檢驗，正確的，堅持，錯誤的，修正”。通過撰寫文章和專著，她將自己的經驗和理論分享給更多的教師同行，為更多人的教學提供幫助和指導。再如李吉林老師，她也同樣從自身的日常教學出發，不斷對自己的教學經驗進行積累和反思，并加以梳理、歸類和總結，實現了隱性知識的顯性化，最終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教育理論，提出了情景教學、情景教育、情景課程三部曲。
我們期望能夠有更多的像于漪老師、李吉林老師這樣的教育家型教師。但是，怎樣才能成為教育家型的教師呢？就是要善于對自己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進行抽象概括，而不僅僅是停留在“感覺的層面”。只有像于漪、李吉林兩位老師這樣不斷對感覺或經驗進行反思、沉淀、澄清，才能增加教育思想的“理智深度”，最終構建出更具有思想性的教育理論。
培根說，科學認知論者應該像蜜蜂一樣，把采集來的花粉進行消化和加工，釀造成蜜漿。我們的中小學教師也應該成為這樣的“蜜蜂”，不僅要廣采博取各種“花粉”，還應該自我“生成”豐富而新鮮的“花粉”，再釀之為蜜。這個“消化和加工”的過程就是艱難跋涉又充滿樂趣的思想旅程！
摘要：從人力資源學的勝任特征理論入手，在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通過行為事件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構建了醫學生勝任特征模型，并結合遼寧省醫學院校醫學生職業素質培養現狀，提出了如何提高醫學高等教育的有效性，探索醫學生職業素質教育的新路徑。
關鍵詞：醫學生；勝任特征；職業素質
中圖分類號：G6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6-0089-02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戰略目標，標志著衛生事業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從國家導向到民生需求，對醫學院校畢業生的綜合能力及醫學教育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醫學教育不僅重視醫學知識和臨床技能的傳授，更注重醫學科學精神和醫學人文精神的融合。在真正步入從醫崗位前，對他們能勝任醫生工作、成為優秀醫生應具備的能力或素質進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相應的有利于提高醫學生勝任特征水平的教育教學措施已成為一項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是推進醫學生就業、提高醫療衛生隊伍服務水平的一個關鍵環節，也是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必然要求。
一、勝任特征的理論概述
David McClelland首次提出勝任特征定義：績優者所具備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特質。國外運用勝任特征理論在醫學領域中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開始較早，1971年Price等人運用自陳量表法、觀察法和80多種標準評估方法研究實際工作中表現優秀的醫生的特征要素，最終得到醫生特征：診療能力、與其他專業人員協作的能力、學術成果、經濟上的成功、對醫學組織的貢獻和對非醫學社會組織的貢獻等。我國關于勝任力的研究集中在人力資源學、教育心理學、管理學上，對醫學畢業生勝任特征研究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勝任特征本身也要不斷發展變化。基于此，本文綜合運用文獻法、關鍵事件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對遼寧省內的醫學院校畢業生開展調研，構建遼寧省醫學畢業生勝任特征模型，為醫學院校的職業素質提升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育過程、教育方法和教育評價提供參考依據。
二、臨床醫學畢業生勝任特征模型的實證研究
1.理論建構醫學畢業生勝任特征模型。美國畢業后醫學教育認可委員會提出臨床醫師勝任力的六大核心能力，即：臨床知識、病人診治、人際關系及溝通能力、職業素養、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制度下的臨床工作。我國在《本科醫學教育標準DD臨床醫學專業（試行）》中提到本科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應達到的基本要求：思想道德與職業素質目標12條、知識目標10條、技能目標13條。通過國內外醫師勝任力的解讀，本文提煉出醫學畢業生的勝任特征要素中應包含：醫學理論知識、臨床基本技能、人際溝通能力、醫生的職業精神、團隊協作能力、科學研究能力。
2.行為事件訪談法。行為事件訪談法是構建勝任特征模型的最有效和最經典的方法。[1]訪談對象包括衛生事業單位管理者、醫院主管教學的領導、醫院帶教老師、醫學院校專業教師、人力資源專家、心理學家、優秀醫學畢業生、普通醫學畢業生，從不同角度以期獲得更加全面、深入的勝任特征條目。通過訪談、編碼、綜合分析和歸納提煉，初步建立了醫學畢業生勝任特征模型包括12項指標：醫學理論知識、臨床基本技能、人際溝通能力、職業素養、團隊協作能力、科學研究能力、心理素質、職業發展能力、終身學習能力、隨機應變能力、成就導向、公共衛生服務能力。
3.問卷調查法。根據上述文獻分析和訪談結果，編制遼寧省高校醫學類畢業生勝任特征問卷，問卷包括12項勝任特征指標，80個題目，采用likert五級量表評分法，并以遼寧省醫學院校業生為研究對象，隨機選取了省內四所大學的醫學類畢業生325人，其中男生150人，女生175人；學制劃分上，五年制190人，七年制135人。發放問卷325份，回收有效問卷310份，回收率95.3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問卷結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據Kaiser標準，提取特征值大于1，因子載荷大于0.45的因子。Bartlett球型檢驗結果顯示適合做因素分析，并且問卷的共同性良好，經正交旋轉得出8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6.36%，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根據因素負荷矩陣和因子分析的理論，刪除不適合的項目，因子負荷小于0.45的包括第3，15，31項，在不同因子上負荷值接近的包括第9，23，35，67，68項。最終，確定了72個條目歸為8個因素。對問卷進行信度檢驗，問卷的系數值大于0.70，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8個因素的命名分別為：專業知識、臨床技能、人際交往與溝通能力、心理素質、成就導向、團隊協作能力、公共衛生服務能力、職業精神。
三、勝任特征理論對臨床醫學專業學生職業素質教育的啟示
1.高尚的職業精神是成就醫學生未來發展的基石。醫學職業精神是從醫者在學習和實踐中創立和發展并為社會所認可和推崇的一系列職業信念、價值取向及職業準則的總和，是提高患者服務質量的重要杠桿。[2]高校要加強對醫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努力培養醫學生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強烈的職業責任感，只有學生體會到了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社會意義和崇高價值，才能增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堅定他們從業的信心和樂業的恒心。高校可以借鑒國外成熟的課程體系，結合本土醫學教育的文化，建立職業素質培養體系，從理想信念教育入手，通過入學季、表彰季、畢業季加強對專業的認同，加深職業情感，強化在臨床實習實踐中的醫學審美教育等。
2.扎實的基礎知識和嫻熟的臨床技能是醫學生成長成熟的重要保障。醫學生要熱愛醫學科學事業，并把熱愛變為自覺履行醫學職業道德的規范和行為，博采眾長、精勤不倦、重視醫德醫術的統一，這是能夠為人民健康事業做出貢獻的基礎條件。高校要狠抓教學質量，創建良好的學風環境，通過顯性課程教學體系和隱性課外教育模式形成立體化的醫學生職業素質教育模式。采用微講堂、翻轉課堂、在線學習、PBL教學等新穎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對知識和技能的理解程度。通過評優評選、榜樣示范、勵志教育、警示教育、談心談話等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形成趕、學、比、拼的良好學風。同時，還要加強在臨床實習各階段的職業素質教育管理，加強崗前實踐技能的培訓，通過臨床技能大賽、外科學技能操作大賽等醫學學科競賽、名家講壇、學術論壇等多元化的交流平臺，強化醫學生的基本診療技能，提升醫學生臨床思維能力的水平，提高學生的就業力。
3.提升醫學生的綜合能力是勝任未來全科醫生的有效助力。強化醫學生綜合素質教育的效果，應該從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做起，要解決醫學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樣的人。它關系到醫學生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職業發展，也反映出醫學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現代“生物-心理-社會”的醫學模式給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生在醫治患者病痛時，還要調節患者心理的疾患，這就需要醫務工作者有主觀意識上的“醫學人文精神”和主體實踐上的“醫學人文關懷”。團隊協作能力也是對未來醫生的要求，一個團隊需要隊員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發展，醫院也是如此。同時，要鼓勵發展醫學生的個性，發掘每個人特長和潛質，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提倡積極主動的解決問題的學習方式。醫學生還應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在完成醫療工作學習的同時，醫學生還應掌握最新醫療前沿發展動態，豐富自己的信息資源庫，為進一步的科學研究和創新實踐提供理論基礎。鼓勵醫學生參加“挑戰杯”課外科技創新活動，使理論在實踐活動中得以運用和提升。學校教育要加強醫學生的通識教育，完善醫學生的知識結構，促進醫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有助于養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和創新發展的實踐精神，提升醫學生的綜合素質。
4.明確的成就導向是醫學生不斷前行的動力源泉。成就導向是指為自己及所管理的組織設立目標、提高工作效率和績效的動機與愿望。在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自我實現是最高層次的需要。當個人希望出色地完成工作，并愿意完成具有挑戰性的任務，這種人在工作中有強烈地表現欲，不斷地為自己設立更高的標準，追求事業上的進步。技術精湛、醫德高尚是醫學生職業自我發展追求的終極目標，高校要教育和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將醫療服務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統一起來，指導醫學生進行正確的職業認知、合理進行職業生涯規劃，使個人的人生理想與社會的價值需要相統一。
參考文獻：
1．1轉化醫學的發展歷程及現狀
轉化醫學提倡以患者個體為中心，強調多學科交叉合作。轉化醫學作為一個新的領域，從發展走向成熟，需要多專業的交流與協作。在國外轉化醫學起步較早。2003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宣布了發展生物醫學的長期計劃，主要是培養具有不同專業背景、能在基礎研究和臨床工作間互相協作研究的團隊。在NIH的推動下，2011年美國已有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名校在內的38個大學和醫學院建立了進行轉化研究的醫學中心；2005年蘇格蘭政府與惠氏制藥公司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轉化醫學合作研究中心；2007年，歐盟實施的第7個框架研究計劃，將預算中的60億歐元用于轉化醫學研究方面。同時世界著名醫學類核心期刊都為轉化醫學開辟了專欄，相繼組建了ScienceTranslationalMedicine、JournalofTranslationalMedicine和TranslationalResearch等國際性專業雜志。相比較而言，中國在轉化醫學的研究和實踐方面尚處于初級階段，但發展勢頭日趨高漲。2007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專門從事轉化醫學研究的“Med－X研究院”；2008年上海復旦大學依托其附屬醫院，率先成立了“出生缺陷研究中心”；2009年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組建了“湘雅轉化醫學研究中心”，研究惡性腫瘤；2011年總醫院附屬八一腦科醫院建立了國內第一個“神經科學轉化醫學中心”等。
2010年陳竺等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揭示了砷劑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性白血病（APL）的直接藥物作用靶點為PML－RARa。這一研究成果對于推動該類型白血病的分子靶向治療具有重要意義。砷劑成功治療APL的研究成果成為我國轉化醫學研究的典范之一。
1．2轉化醫學的研究內容
轉化醫學是蛋白質組學和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等生物醫學發展的時代產物，其中心思想是以解決臨床和健康問題為目標的實驗室基礎研究。轉化研究是轉化醫學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主要包括：①分子靶向治療；②尋找適當生物分子標志物，提高臨床輔助技術對臨床工作的輔助效力；③藥物二期臨床實驗。此外，還有基因診斷治療、干細胞與再生醫學、基因組藥理學與個體化醫學。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生物分子標志物的研究。
1．2．1基于分子分型的個體化治療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病及糖尿病等大多數慢性病是多病因疾病，其發病機制復雜、疾病異質性很大，因此，對這些疾病不能采用單一方法來進行診治。著眼于患者的遺傳、分子生物學特征和疾病基本特征進行分子分型，以此為基礎實施個體化治療是現代醫學的目標。實施個體化的治療，可以對治療方法、藥物、劑量進行優化，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1．2．2生物分子標志物的鑒定與運用基于各種組學方法篩選出早期診斷疾病、預測疾病、判斷藥物治療效果和評估患者預后的生物分子標志物及藥物靶標，如DNA、miRNA、蛋白質及多肽、炎性因子及其通路等，有利于針對性地探索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提高藥物篩選的成功率，縮短藥物研究從實驗走向臨床應用階段的時間。這些分子標志物的開發應用，對疾病的預防、診斷、治療和預后有重要指導作用。
1．2．3藥物臨床實驗及研發美國曾有報告稱，研制一種新藥，從選題到臨床應用，平均要用14年的時間。近40年來，美國在惡性腫瘤的研究方面投入2000多億美元，收獲了156萬篇研究論文，但腫瘤患者的生存率卻沒有得到顯著改變。轉化醫學通過收集和分析分子生物學和生物信息學的海量數據，篩選出分子標志物和藥物靶標，有效地降低在臨床二期實驗中藥物靶點驗證性研究的失敗率，提高了基礎研究的轉化率和速度，為新藥的臨床應用和個體化治療研究開辟出一條革命性的道路。
2轉化醫學與中醫藥學的基本理念一致
中醫學是我國醫學重要的組成部分，進入新世紀，中醫學先進的理念與落后的技術手段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限制了中醫理論的廣泛傳播及其診療技術的普及與應用。然而轉化醫學的出現為中醫藥的現代化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機遇。轉化醫學的基本理念與中醫藥學從臨床到基礎理論再到臨床的發展歷程和“辨證論治”的個體化治療思想不謀而合。
2．1轉化醫學與中醫學的運行模式相同臨床實踐一直是中醫學產生、發展、繁榮的根本原因，從臨床積累的經驗中抽提理論，再用理論指導臨床實踐的過程是中醫藥發展的經典模式。基于基礎科學與臨床應用出現嚴重脫節而產生的轉化醫學，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強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聯系，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快速轉化為臨床應用，同時臨床上出現的新問題可以指導基礎研究方向。雖然傳統中醫學不進行實驗室研究，但其“臨床－理論－臨床”這個螺旋上升的模式與轉化醫學的運行模式是一致的。
2．2轉化醫學與中醫學的理念統一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存在著方法論方面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臨床醫學以系統論為導向，基礎醫學則以簡化論為基礎。轉化醫學研究的對象是人，人的健康除與人體結構與功能相關外，還涉及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因素的作用，這決定了轉化醫學必然是一種復雜性研究系統。以轉化醫學為基礎的系統生物學應用系統工程的概念、定量分析生物系統若干組成部分的動態相互作用，通過反復計算和／或數學建模及試驗來研究復雜的生物系統。中醫學是借助古代哲學、自然科學和臨床實踐發展起來的一種系統科學，其蘊含的“整體觀”、“天人合一”等思想，與系統生物學的理念相統一。
2．3轉化醫學與中醫學所倡導的治療方式相同現代疾病譜逐漸向慢性病方向轉變，其發病原因有多種且機制復雜，以往的單一治療方法難以奏效。轉化醫學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基于患者遺傳、分子生物學特征和分子分型的個體化治療方案。中醫學治病的基本原則———辨證論治，其本質就是個體化醫學，體現了現代個體化醫學的特征。
3中醫藥轉化醫學的特點
3．1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原則中醫基礎理論是中醫學的精髓，如果中醫藥的研究忽視中醫學的特色，一味地追求細胞乃至分子層面的機制，或盲目地模仿化學藥物研發模式，必然導致臨床與科研的脫節，最后中醫臨床只能依據古代經典，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因此，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必須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才能更好地服務于臨床。
3．2以患者個體為中心中醫學的整體觀既強調人是一個有機整體，又強調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密切相關，并建立“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辨證論治體系，也是一種人本主義的醫學研究模式。
3．3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之間相互促進的連續過程中醫藥轉化醫學的實質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基礎與臨床的整合，具有“實驗室－臨床－實驗室－臨床”不斷循環的運作特色。中醫學也是在不斷的臨床實踐中逐漸發展壯大。只有通過基礎與臨床之間不斷地循環轉化，才能促進中醫醫療技術水平的整體提高。
4中醫藥轉化醫學的實施
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如何開展，如何順應世界醫學發展潮流，是當前中醫藥界必須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中醫藥語言現代化和中醫臨床、中藥創新藥物研究的現代化是中醫藥轉化醫學實施的關鍵。
4．1建立中醫學轉化研究機構有條件的研究型或教研型中醫藥大學、研究型醫院或國家中醫臨床研究基地可采用加盟或聯合方式進行資源整合，建立以臨床和基礎及藥物研發為主體，結合中醫古籍研究的跨學科中醫藥轉化研究中心，并吸引相關企業共同參與，以平臺管理方式進行統一部署和聯合攻關，構建起一條高效率的轉化鏈。此外，也可以通過內部選拔或對外招聘的方式組建一個交叉學科研究室。此外，生物醫學信息學為解決轉化醫學相關問題提供了一系列方法學，其研究者應該成為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團隊的核心成員。
4．2加強轉化醫學推廣教育和轉化型人才培養長久以來，基礎研究領域人才的提拔和獎勵主要依據研究者的論文，而不是其帶來了多大的臨床效果。而臨床醫生則缺少時間去閱讀相關文獻，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基礎研究與臨床之間的交流。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加強基礎研究者和臨床醫生之間的交流、合作。當前中醫藥基礎研究的人才隊伍建設比較薄弱，整體科研水平較低，知識結構也較單一，學科滲透和交叉能力相對欠缺，對世界醫學最新進展和前沿動態信息了解滯后，創新能力不足。因此，需要加強對既懂中醫又具有現代西醫科學實驗技能，并有轉化醫學理念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國內中醫藥大學與開設的中醫學國家理科基地專業是一個很好的探索。
4．3加大扶持力度與政策引導長期以來，高昂的經費支出是造成轉化醫學研究發展十分緩慢的核心問題，原因在于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臨床的轉化過程成本高，前期的巨大投入使許多企業和醫療機構失去投資的動力。其次，中醫藥轉化研究的過程涉及多學科、多部門的利益協調，很容易在關鍵環節產生脫節現象。因此，政府除了要在政策上加以傾斜和扶持，引導大型企業贊助中醫藥轉化研究外，還應制定有效的體制、規定，將各學科、各部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團結高效的研究團隊。
4．4緊密結合中醫特色和優勢，展開中醫藥轉化研究中醫藥轉化研究是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的需求，有助于更好地促進和加快中醫藥向更深層次水平邁進。中醫藥轉化研究的開展應緊密結合中醫特色和優勢。主要包括：①重視中醫經典的指導作用：2006年頒布的《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中醫藥發展的“繼承、創新、現代化、國際化”四項基本任務，強調在“繼承”基礎上加以豐富發展、充實完善，才會有中醫的創新。②推動經典復方的方劑組學研究：方劑組學以中醫方劑作為研究內容，以提取物的質量控制為前提，以臨床療效為基礎，然后應用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明確其作用靶點、研究其調控機制。③協作進行病證結合的轉化醫學研究：陳可冀院士認為，西醫診斷與中醫辨證的病證結合充分體現了中西醫兩種醫學的優勢互補，是中西醫結合的最佳模式。④注重結合中醫臨床：進行中醫藥轉化研究時，必須充分體現中醫整體觀及辨證論治的特色，針對證候的分類、治則治法、方藥選用、證候轉變、療效評價等關鍵環節，應用各種組學技術，篩選出不同層面的與證候發生發展、辨證分類、治法方藥和療效評價相關聯的敏感性生物標志物群，并給予其在臟腑及四診信息中的定位。
5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