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0 10:43:26
導語：在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 人力資源價值；群體貢獻系數；個體貢獻系數；貨幣計量模型探討
一、引言
人力資源即勞動力資源，它是生產經營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創造價值的重要源泉.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勞動力的價值包括兩部分：一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人力資源的消耗使用，一方面可以生產出維持其自身能力的補償價值，另一方面創造出貢獻價值形成企業的利潤。
按計量尺度來劃分，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分為貨幣性計量和非貨幣性計量。由于會計的主要計量方法是貨幣計量，企業決策也主要是以貨幣計量的信息為基礎，再加上貨幣特征的綜合性與確定性，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人力資源價值的貨幣計量模式。
二、人力資源價值主要計量模式及評價
(一)未來凈資產折現法
我國學者文善恩于1996年提出用未來凈資產折現法計算人力資源群體價值，他認為交換價值和剩余價值二者分別乘以各自的未來增長率，就可獲得人力資源群體價值。其模型考慮了人力資源的必要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符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但必要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增長率、時期數與貼現率的確定較為主觀，影響了計量結果的準確性。
(二)未來工資報酬折現模式
1971年巴魯克.列夫(Baruch Lev)和阿巴.施瓦茨(Aba Schwartz)提出職工未來收益或工資報酬折現模型。該模式的假設條件是某人在其職業生涯中肯定不會離開這個組織，且此人在該組織中會終身從事一個崗位。實際上，人的工作崗位是經常變動的，這種方法在實際應用中可能會高估個人的服務年限，并且此模型僅以職工工資作為計量人力資源價值的基礎，沒有考慮到人力資源剩余價值。因此，該人力資源價值計量模型不夠完整。
(三)當期價值計量法
李世聰教授于2003年提出了人力資源當期計量方法，他認為人力資源創造的價值體現人力資源的基本職能，應當計算人力資源當期投入成本和當期新創造的價值作為人力資源價值計量依據。群體人力資源價值計算公式：
V = L+(OP+RI+DL)×H
個體人力資源價值計算公式
Vi = Li+×Ri
當期價值計量法既包括群體價值的計量也包括個體價值的計量，計量模式比較全面，營業利潤投資收益等各種相關的指標容易取得，可操作性強；計算當期價值，不需估計個人服務年限，不會高估或低估人力資源價值。本文即以當期價值計量法為基礎，完善人力資源當期價值計量模型。
三、完善人力資源當期價值計量模型
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應分成兩部分：人力資源交換價值計量和人力資源當期新增貢獻價值的計量。
人力資源的交換價值是勞動者參加組織活動過程中所消耗的腦力和體力的補償。交換價值體現為人力資源的投入成本，對于企業，投入成本即表現為企業所支付的工資、津貼、福利費、培訓費、離職費等支出。但由于因為人力資源所創造的價值受到職工績效影響，可能高于或低于人力資源投入成本，所以人力資源投入成本確定的只是職工應具備的交換價值，而該職工實際的人力資源交換價值還應結合工作中的具體表現來最終確定，所以應引入人力資源的投入成本貢獻系數。
人力資源的剩余價值是勞動者剩余勞動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就企業而言，人力資源創造的剩余價值即為人力資源為企業所創造的利潤部分。按照當期價值理論，在公式中采用的企業營業利潤(OP)、企業投資收益(RI)和企業減虧額(DL)之和作為人力資源當期新增貢獻價值的基礎。但由于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中利潤表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企業的投資收益已經列示在營業利潤計算之前，而且企業減虧額還涉及到利潤分配的問題，所以三者之和未能真正體現企業新增貢獻價值。因此，把OP+RI+DL用息稅前利潤EBIT代替，EBIT不受利潤分配方式和籌資方式影響，純粹體現為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共同創造的新增利潤。
(一)完善企業當期個體人力資源價值計量模型
綜上所述，第t年i職位上j個體的力資源價值就等于第t年i職位上j個體的當年投入成本中形成人力資源價值的部分與該職位上j個體的貢獻價值之和，具體計算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二)構建企業群體人力資源價值計量模型
根據以上分析，人力資源群體價值計算公式可以重述為：
關鍵詞：離岸外包；職住外移；工作外包；國際產業調整
美國高科技咨詢機構——ForresterResearch的報告稱：“美國服務經濟領域在經過了3O多年的持續擴張后，離岸外包將成為美國從追求發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轉變的一種催化劑?！?/p>
2004年6月10日，聯邦勞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國因業務外包而損失的就業機會比例為2．5％。約有2／3的職位流動源自制造業，在第一季度的失業者中，制造業工人占1／4。這是該部門首次對外包所導致的就業機會損失量做出評估。
外包近來在美國引起的爭議還遠不止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國政府、民眾和媒體對外包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呢?本文嘗試從外包概念的興起，其近年來在美國的發展特點和趨勢，來分析它對美國就業市場乃至整個經濟的影響。
一、外包概念的興起與離岸外包的發展
企業總是根據市場需求、競爭環境的變化來調整其組織的構造和邊界。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福特汽車公司所倡導的“垂直一體化”戰略所帶來的所有權優勢、規模效應、對供應鏈和市場的控制力，隨著科技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顧客需求的多樣化和市場競爭的白熱化而逐漸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過去的l5年間一躍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企業經營趨勢。
所謂“外包”，指的是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企業專注于其核心業務，并借助企業外部的專業機構的資源完成企業內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輔的功能或業務，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種經營方式。其實質在于強調企業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業務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業務交給外部專業的服務供應商，獲得成本和效率優勢。
作為一種經營手段，外包的歷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開始才得以廣泛應用，并從無價值增值的輔功能(如清潔、保安、餐飲供應)，發展到關鍵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資源管理、審計IT技術、制造、營銷、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與開發等領域。
伴隨著更經濟的運輸方式的出現，信息科技的高速發展和通訊技術的變革，企業信息傳遞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質量得以顯著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業組織形式可以更加靈活地在市場和企業自身，在網絡和一體化組織之間進行選擇，從而使跨國界的離岸外包成為可能。
二、美國外包業務發展的特點和趨勢
就規模而言，外包從一種企業控制成本的手段，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業務模式只不過經歷了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鄧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研究報告中稱：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營業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業務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的總支出增加至2350億美元。米切爾·F·卡伯特聯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發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業對14．8％的日常運營業務進行了外包；全球外包業務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長，美國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場的2／3，其特點和趨勢表現為：
1．大公司首當其沖。中小企業緊隨其后從主體而言，外包已經成為眾多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取得競爭優勢、配合全球化資源配置而采取的經營戰略。外包市場的2／3由大公司消費構成，1996年，美國年銷售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選擇了外包。2000年，年銷售額l000～5000萬美元的中小企業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選擇外包的中小企業數量與1999年相比增長了約25％。外包不是企業能力弱的標志，相反，它為中小企業創造機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專業化優勢和規模效應，配合發揮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位于美國中西部的IT企業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將部分業務外包至印度。
2．離岸外包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從外包活動實施的地域而言，當今的信息技術環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業尋求最佳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國界、地域的限制從本土擴展到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據美國葛特納機構的估計，2004年，有超過80％的美國企業考慮離岸外包美國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國企業將完成某些類型的外包，或者從非美國本土的服務供應商那里獲得IT服務。
在制造業，離岸外包已經從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手工制品、紡織品、輕工和化工產品)，發展到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如汽車、飛機的重要零部件)。
離岸外包逐漸向價值鏈的上、下游拓展。為了節約研發成本，規避研發風險，處于價值鏈前端的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技術離岸外包逐漸興起。據美國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對50多家世界級大企業的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企業承認，它們在90年代，接近或超過一半的技術競爭力來源于企業外部。外包的技術也從企業的非核心技術、容易購買的成熟技術、標準化技術轉變為決定企業未來技術競爭優勢的研發項目外包。另外，歐美很多企業將客戶服務中心或售后服務的電話支持系統轉移到了印度，又創造了售后服務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將電話交換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離岸外包對美國就業市場的效應分析
在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沃爾夫和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合作的《減員在美國：現實、起源和后果》中歸納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就業市場：減員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新創造的職位數目長期而言遠遠高于失去的舊職位數目。據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創造的職位達到2400萬個，同期失去的舊職位只有800萬個。外包所引發的美國就業機會流失，特別是近來由高技術和服務為主的外包所導致的情況與90年代相比存在顯著的差異。
首先，雖然長期而言新創造的職位仍將遠遠超過失去的舊職位，然而短期來看，外包在過去幾年新創造的職位并不比失去的舊職位多多少。按照美國經濟研究機構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國經濟應開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業機會卻減少了大約70多萬個，形成了與90年代高增長、高就業率相對應的“失業型復蘇”。而且，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失去崗位的員工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識更為復雜，其間所經歷的過渡期必然更為困難。
其次，外包為美國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必須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員工也從外包中獲得了利益。制造電器和電子產品的德國西門子公司在美國雇傭了6.5萬名員工。僅在新澤西州，索尼公司就雇傭了2000人。全球主要圖像公司之一、比利時的AgfaGevaert集團也在美國雇傭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國雇傭了4l8人，這僅僅是一些例子。擁有微軟、IBM等美國IT大廠會員的美國信息技術協會在最新的報告中指出，公司業務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因此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報告說，去年美國凈增加了9萬份工作。報告預測，到2008年，公司通過業務外包將在美國創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機會。
第三，白領工作藍領化，美國知識型服務崗位向具有智力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調查表明，占全美白領工作l1％的大約140萬個工作機會，面臨“外包”的威脅。那些無需與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流且與信息密切相關的工作首當其沖，像電腦編程、軟件開發、醫囑轉錄、會計和稅務、技術、建筑繪圖、初級法律和投資研究、保險索賠處理等。同樣的工作，一個中國工程師每月工資大約為500美，印度為700美元，美國則是4000美元。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勞動力素質的結合，使得美國外包至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機會，從制造業向技術含量提高的軟件設計和售后服務發展。雖然勞動力成本同美國達到同一水平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國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國際人力資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四，外包帶來的崗位流失，從本質上必須依靠自身優勢，通過創新制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來解決。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報告預言，在外國設有分公司的美國高科技企業雇用的外國工作人員將從目前的40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萬人。而在未來的12年中，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將把300多萬個工作遷移到其他國家去，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和菲律賓。另一家咨詢機構加特納資訊科技服務公司的資料表明，300萬個工作機會占全美工作機會的2％。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工作機會一旦被外包到國外，幾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國國內。多余勞動力轉向相應的高增長行業的難度也增加了。因此，通過再培訓等方式的繼續教育，幫助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同時，必須利用美國企業的優勢制造新的就業機會。70年代制造業大舉向國外轉移引發的反對聲浪，就是通過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帶來的新的就業機會化解的。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補償現在在高端制造業和軟件開發業務上流失的工作機會。需要指出的是，據美國商務部門統計，目前美國信息技術人才短缺34．6萬名，到2008年，缺口還會擴大到130萬名。盡管美國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加，但每年畢業的有充分勞動技能的工人還是不足，應當引起美國教育系統的反思。
關鍵詞：離岸外包；職住外移；工作外包；國際產業調整
美國高科技咨詢機構——forresterresearch的報告稱：“美國服務經濟領域在經過了3o多年的持續擴張后，離岸外包將成為美國從追求發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轉變的一種催化劑。”
2004年6月10日，聯邦勞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國因業務外包而損失的就業機會比例為2．5％。約有2／3的職位流動源自制造業，在第一季度的失業者中，制造業工人占1／4。這是該部門首次對外包所導致的就業機會損失量做出評估。
外包近來在美國引起的爭議還遠不止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國政府、民眾和媒體對外包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呢?本文嘗試從外包概念的興起，其近年來在美國的發展特點和趨勢，來分析它對美國就業市場乃至整個經濟的影響。
一、外包概念的興起與離岸外包的發展
企業總是根據市場需求、競爭環境的變化來調整其組織的構造和邊界。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福特汽車公司所倡導的“垂直一體化”戰略所帶來的所有權優勢、規模效應、對供應鏈和市場的控制力，隨著科技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顧客需求的多樣化和市場競爭的白熱化而逐漸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過去的l5年間一躍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企業經營趨勢。
所謂“外包”，指的是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企業專注于其核心業務，并借助企業外部的專業機構的資源完成企業內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輔的功能或業務，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種經營方式。其實質在于強調企業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業務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業務交給外部專業的服務供應商，獲得成本和效率優勢。
作為一種經營手段，外包的歷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開始才得以廣泛應用，并從無價值增值的輔功能(如清潔、保安、餐飲供應)，發展到關鍵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資源管理、審計it技術、制造、營銷、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與開發等領域。
伴隨著更經濟的運輸方式的出現，信息科技的高速發展和通訊技術的變革，企業信息傳遞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質量得以顯著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業組織形式可以更加靈活地在市場和企業自身，在網絡和一體化組織之間進行選擇，從而使跨國界的離岸外包成為可能。
二、美國外包業務發展的特點和趨勢
就規模而言，外包從一種企業控制成本的手段，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業務模式只不過經歷了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鄧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研究報告中稱：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營業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業務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的總支出增加至2350億美元。米切爾·f·卡伯特聯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發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業對14．8％的日常運營業務進行了外包；全球外包業務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長，美國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場的2／3，其特點和趨勢表現為：
1．大公司首當其沖。中小企業緊隨其后從主體而言，外包已經成為眾多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取得競爭優勢、配合全球化資源配置而采取的經營戰略。外包市場的2／3由大公司消費構成，1996年，美國年銷售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選擇了外包。2000年，年銷售額l000～5000萬美元的中小企業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選擇外包的中小企業數量與1999年相比增長了約25％。外包不是企業能力弱的標志，相反，它為中小企業創造機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專業化優勢和規模效應，配合發揮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位于美國中西部的it企業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將部分業務外包至印度。
2．離岸外包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從外包活動實施的地域而言，當今的信息技術環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業尋求最佳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國界、地域的限制從本土擴展到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據美國葛特納機構的估計，2004年，有超過80％的美國企業考慮離岸外包美國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國企業將完成某些類型的外包，或者從非美國本土的服務供應商那里獲得it服務。
在制造業，離岸外包已經從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手工制品、紡織品、輕工和化工產品)，發展到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如汽車、飛機的重要零部件)。
離岸外包逐漸向價值鏈的上、下游拓展。為了節約研發成本，規避研發風險，處于價值鏈前端的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技術離岸外包逐漸興起。據美國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對50多家世界級大企業的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企業承認，它們在90年代，接近或超過一半的技術競爭力來源于企業外部。外包的技術也從企業的非核心技術、容易購買的成熟技術、標準化技術轉變為決定企業未來技術競爭優勢的研發項目外包。另外，歐美很多企業將客戶服務中心或售后服務的電話支持系統轉移到了印度，又創造了售后服務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將電話交換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離岸外包對美國就業市場的效應分析
在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沃爾夫和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合作的《減員在美國：現實、起源和后果》中歸納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就業市場：減員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新創造的職位數目長期而言遠遠高于失去的舊職位數目。據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創造的職位達到2400萬個，同期失去的舊職位只有800萬個。外包所引發的美國就業機會流失，特別是近來由高技術和服務為主的外包所導致的情況與90年代相比存在顯著的差異。
首先，雖然長期而言新創造的職位仍將遠遠超過失去的舊職位，然而短期來看，外包在過去幾年新創造的職位并不比失去的舊職位多多少。按照美國經濟研究機構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國經濟應開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業機會卻減少了大約70多萬個，形成了與90年代高增長、高就業率相對應的“失業型復蘇”。而且，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失去崗位的員工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識更為復雜，其間所經歷的過渡期必然更為困難。
其次，外包為美國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必須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員工也從外包中獲得了利益。制造電器和電子產品的德國西門子公司在美國雇傭了6.5萬名員工。僅在新澤西州，索尼公司就雇傭了2000人。全球主要圖像公司之一、比利時的agfagevaert集團也在美國雇傭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國雇傭了4l8人，這僅僅是一些例子。擁有微軟、ibm等美國it大廠會員的美國信息技術協會在最新的報告中指出，公司業務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因此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報告說，去年美國凈增加了9萬份工作。報告預測，到2008年，公司通過業務外包將在美國創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機會。
第三，白領工作藍領化，美國知識型服務崗位向具有智力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調查表明，占全美白領工作l1％的大約140萬個工作機會，面臨“外包”的威脅。那些無需與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流且與信息密切相關的工作首當其沖，像電腦編程、軟件開發、醫囑轉錄、會計和稅務、技術、建筑繪圖、初級法律和投資研究、保險索賠處理等。同樣的工作，一個中國工程師每月工資大約為500美，印度為700美元，美國則是4000美元。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勞動力素質的結合，使得美國外包至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機會，從制造業向技術含量提高的軟件設計和售后服務發展。雖然勞動力成本同美國達到同一水平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國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國際人力資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四，外包帶來的崗位流失，從本質上必須依靠自身優勢，通過創新制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來解決。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報告預言，在外國設有分公司的美國高科技企業雇用的外國工作人員將從目前的40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萬人。而在未來的12年中，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將把300多萬個工作遷移到其他國家去，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和菲律賓。另一家咨詢機構加特納資訊科技服務公司的資料表明，300萬個工作機會占全美工作機會的2％。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工作機會一旦被外包到國外，幾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國國內。多余勞動力轉向相應的高增長行業的難度也增加了。因此，通過再培訓等方式的繼續教育，幫助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同時，必須利用美國企業的優勢制造新的就業機會。70年代制造業大舉向國外轉移引發的反對聲浪，就是通過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帶來的新的就業機會化解的。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補償現在在高端制造業和軟件開發業務上流失的工作機會。需要指出的是，據美國商務部門統計，目前美國信息技術人才短缺34．6萬名，到2008年，缺口還會擴大到130萬名。盡管美國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加，但每年畢業的有充分勞動技能的工人還是不足，應當引起美國教育系統的反思。
［關鍵詞］高職學生；高質量就業；就業價值取向；就業崗位
一、引言
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拓展，社會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商業模式、管理模式都發生了巨變，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共享經濟等數字新技術的發展誕生新商業、新職業，使我國就業形態、就業結構、就業穩定性以及勞動技能需求都發生了變化。高等職業教育由規模擴張轉入內涵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高質量就業已經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追求目標。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面向產業需求，在追求高就業率的同時應更關注學生就業質量，為勞動力市場輸送與用人單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當前，我國進入以創新為核心、以發展服務型經濟為重心的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呈現出速度變化、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態勢。新經濟、新業態、新產業的發展為高職院校畢業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產業人才供不應求、跨專業人才優勢明顯。新就業形態是經濟業態發展、市場競爭與技術進步相互作用的結果，不斷改變著傳統的就業方式和就業觀念。無論從就業的政策導向還是從大學生的現實需求看，需要在深刻認識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推動教育質量與職業需求緊密結合，優化勞動力結構，提升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質量，以應對諸多復雜挑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高職學生就業的困境
1.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日益凸顯，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矛盾突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隨著我國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日益凸顯，勞動力供給質量亟待提升。2019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52萬人，比上年少增9萬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產業轉型升級創造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速度遠遠低于畢業生數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進步加快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技能人才短缺問題將更加突出。相對于產業和技術的快速變化，人的變化是一種慢變量，實現職業轉換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訓，轉變就業觀念需要更長的時間。新就業形態對已有的勞動、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業態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創新的新引擎，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滯后于新產業技術變革，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2.就業矛盾從就業規模能否擴張向就業質量能否提升轉變。一直以來，我們更多地關注就業數量，而忽視了就業質量。技術進步對就業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在一定時期和條件下顯現。黨的報告指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近年來，企業加快推進機器換人，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崗位被“機器人”替代，影響的就業崗位數量會持續增加，崗位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部分勞動者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下崗失業。由于從人力資本投資到形成有效勞動供給通常會滯后于崗位需求，高職院校主動對接產業的意識不強，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3.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呈現出功利化、多元化等特點。薪金待遇、就業崗位、行業發展和職業空間仍然是當前大學畢業生最關注的因素。大學生找一份工作謀生并不難，但謀求優質崗位和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難度系數比較大。高等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陷入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困頓之中，忽略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麥可思研究院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我國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率為92.0%，就業滿意度為65%，2018屆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比例達6.99%，對就業不滿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和“發展空間不夠”。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為42%，遠遠高于本科畢業生的23%，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不穩定性逐步增大。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呈現出新的特點，逐利性與求穩性并存、就業目標偏高與期望個人價值實現并存。大學生就業觀念和就業選擇趨向多元化，選擇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人員數量不斷提升。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產業深度融合，引起了整個社會就業方式、崗位結構的變革。互聯網公司已成為目前大學生就業的新興高地。
三、高職學生實現高質量就業的路徑
大學生高質量就業是一個系統工程，應充分發揮政府、高校、行業企業和大學生的協同作用。高等職業教育需主動回應技術創新和社會變革，在對接新產業、新職業的基礎上，通過產教深度融合和跨界協同創新，實現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知識共享、資源優化配置、行動最優同步和系統高水平匹配，培養出具有較高競爭力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1.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增強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深入推進和產業轉型升級速度加快，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學生在求職時希望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保障更加完善、薪酬待遇持續提高、工作條件不斷改善、職業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實現高質量就業首先要有高質量的就業崗位，而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來自高質量的經濟結構和產業體系。經濟發展的提質增效、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必將推動高質量就業崗位的持續增加和提供更多的優質就業機會，形成新的就業增長點。政府要強化宏觀管理職能，為高職學生營造公平就業環境。具體來說：政府正確發揮管理和服務職能，做好產業引導和企業幫扶，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統籌優化人力資源供給與改善勞動力市場需求；強化就業政策與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之間的協同聯動，將就業與創新創業緊密結合，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增強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運用好“互聯網+”推進就業轉型，發展新就業形態，拓展就業新空間，為高職學生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保護從事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權益，不斷優化就業創業環境，推動高質量增長與高質量就業同步實現，讓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結構轉化與就業質量提升并行不悖，增強經濟增長對就業質量的帶動作用。2.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實現技術創新與就業增長的協同發展。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數字經濟、新技術發展催生了新的就業需求。新產業能夠提供更加廣闊的就業渠道和更加優質的工作崗位，企業需要具有吸收問題、轉換問題能力的人才，高職院校需要培養適應新產業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在高質量就業目標的引導下，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匹配必然以質量為前提。高職院校應立足于我國產業發展戰略需求，與行業企業、研究院所、政府部門等不同社會主體建立協同機制，推進校政協同、校地合作、校產聯合、校企對接，建成教育部門、高職院校、行業企業、學生聯動的“互聯網+就業”跨專業協同創新平臺，為大學生高質量就業提供線上精準對接、線下高效服務。高職院校應根據企業優勢和產業發展需求，牢牢把握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徑，吸引更多的企業專家、技能大師走進課堂，促進學校教學與企業用人的無縫對接。打破高職院校與社會、行業企業間的體制壁壘，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結合學校的師資特點和學校的區域影響力、區域產業特征和區域供應鏈以及企業資源，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層次現代學徒制，讓企業的人才培養前置化。整合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等各主體的資源，不斷完善職業教育集團、產學研創聯盟等教學模式，使各主體的人才、專業群、地理空間等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增強人才培養對新興就業領域、新就業形態的適應性和契合度。根據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實施高等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企業需求側與教育供給側資源要素融合的平臺和機制，更多地把人才培養與產業對接，實現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構建“政府、高校、家庭、學生”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就業生態共同體”，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用工和社保政策，不斷提升人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匹配度，促進公平就業和大學生社會性流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對行業企業用人需求和新的就業特點進行科學研判，完善畢業生就業跟蹤調查反饋機制，將就業大數據多向精準反饋至招生、人才培養和就業等各環節。以精準就業為導向推進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改革，提升就業大數據對人才培養改革的決策咨詢功能，形成招生、人才培養和就業一體化的精準就業指導工作格局。3.遵循大學生的認知規律，探索教育新范式。當前，“三新”經濟已經以標志性的智能、個性化服務、社會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維特征涉足三大產業的方方面面，創造新需求，形成增長新動能，產生新就業模式和新職業崗位。高等職業教育應主動回應技術創新，關注社會發展變遷，遵循大學生的認知規律，探索教育新范式。高職院校應推動特色發展、差異化發展和高質量發展，把職業道德、技術技能水平、就業質量和創新創業能力作為衡量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內容。高職院校應根據新經濟、新技術、新業態、新職業設置專業，與產業發展、行業需求和技術進步相適應，對專業的內涵與外延進行重新設計和精準界定；加大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力度，構建基于產業鏈、融入新知識和新技術技能的專業課程體系；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將知識轉化為“知勢”，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4.注重就業價值取向的引導作用，提升大學生高質量就業能力。馬克思在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指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為人類的幸福服務，不能選擇那些脫離實際的職業，需要把理想與現實、思想與行動結合起來。高等職業教育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把就業價值觀教育擺在重要位置。高職院校要全面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把大學生就業能力培養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強化職業素質和職業操守教育，注重專業基礎能力、跨領域協同能力、實踐能力與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縮小大學生就業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面對新的就業形勢，高職院校要高度重視學生就業價值取向中“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統一、現實關切與理想追求的統一，由就業指導教育轉向職業生涯教育。高職院校要采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針對生源特點，實施全程化、全員化、全方位的職業生涯教育，做好學生求職狀態跟進、企業招聘狀態更新，不斷提升學生的職業認知能力，引導學生在職業發展道路上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關系，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高職院校要改變大學生就業“從眾”選擇的行為，使大學生積極面對職業多元性選擇的挑戰，將“高起點就業”觀念轉到“先就業后擇業”“先就業后發展”的“靈活就業”“動態就業”觀念上來，找準自身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結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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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我們以狹義的概念來理解和論述創業。創業指的是“從零開始創辦一家新企業”；創業企業指的是“新創建的企業即新創企業”。由于當代的創業大多發生在高科技領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進環保技術等，因此，本文中的當代創業企業，特指“新創立的當代科技創新型企業”，其創業者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
一、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創業企業的誕生始發于創業者的創業勞動，創業勞動實際上是科技創新勞動的拓展與延續，科技創新勞動是創業勞動的“源”與“核”。探尋當代創業企業的經濟性質，其出發點和關鍵就在于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性質的理解。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一種有機融合科學與技術內在稟性的高智力勞動。從勞動形式上分析，這種高智力勞動是一種高度復雜勞動，不同于一般的復雜勞動和智力勞動，更完全不同于簡單勞動或體力勞動，呈現出自身所特有的異質性。（注：這里的“異質性”是從具體勞動的層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勞動的層面。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的抽象勞動是無差異的。）
1.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與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
與工業經濟時代的機器發明、機械制造、工藝設計等行為中的創新勞動相比較，由于市場深化與細化程度的不斷提升，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專業化水平更高。在科技產品日新月異、市場競爭更趨激烈、消費需求更趨個性化的當代經濟生活中，科技創新活動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確定極其明確的目標，瞄準極其清晰的制高點和攻關領域，專注于特定的活動對象與活動空間。這集中體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它要求接受更為專門化的教育與訓練，要求培育更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要求掌握更為精、尖、新的知識與擁有更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實驗能力。
與高度專業化相適應的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高度專業化的學習、研究、創造與實踐，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積淀后，往往形成為一種特定的思維能力與勞動品質而表現為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這種高度專用性的勞動形態，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為“沉沒”資產，其內在的價值就大大受損。
2.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
(1)體現為產品市場需求的先導性與創造性。飛躍式的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物化產品具有優質的消費屬性（包括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一個成功的高科技產品（包括有形的商品與無形的服務）的開發與問世，往往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市場，適應了市場需求者的消費趨勢，強有力地引導著市場消費的方向，強勁地改善著人們的消費結構，提升了人類的生活質量。當代科技創新活動的蓬勃興起和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賦予了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以新的內涵。
(2)體現為產品效用的高度創造性。當代高科技產品是一種高知識密集型產品，從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說，單位產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某一種或幾種需要。①當代科技創新是對自然物質屬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開發和利用，區別于傳統工業機器生產在性質上僅僅是對自然物質的一般加工和表層屬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劉詩白，2001）。因此，較之傳統工業生產，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能夠帶來勞動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式的提高，從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能力。同時，高科技生產手段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所耗費的非核心技術或產品的其他物質資源的成本極低，高科技產品在批量生產下邊際物質成本幾乎為零。②高知識密集型產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費品更適合消費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費者個體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更為內在、真實的需求，能迎合消費者對單元產品的高質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識含量的消費品由于更能滿足現代人的文明消費和審美情趣，從而富有高效用。
(3)體現為產品價值的高度創造性。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比馬克思筆下的工程師一類的“高級工人”的所謂一般“復雜勞動”更高層次的“高度復雜勞動”，是一般復雜勞動的倍加。這種高度復雜勞動，比起一般復雜勞動，具有以下兩個更為突出的特點：①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更高。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勞動的專業化特征表現得極為明顯，它需要更為扎實的科學基礎理論與專業知識的積累，需要更為豐富的實踐與實驗經驗。因此，科技勞動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學習教育費用；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具有更高的勞動強度，是一種高強度的勞動力耗費，需要有較高的勞動力的補償費用。另外，由于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社會化（即是高度社會結合和社會協助的勞動），創新者的勞動能力實際形成費用中還必須包含間接參與科技創新的社會勞動能力的再生產費用（劉詩白，2001）。因此，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而言，其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應該高于一般復雜勞動。②勞動力使用創造的價值增值更大。高品質的科技創新產品的成功問世，在一定時期內往往占據了一定的市場壟斷地位，由此獲得了可觀的“超額利潤”。綜合以上兩點，我們認為，與一般勞動產品相比，在高科技產品中，其所耗費的物質資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勞動力價值V部分與價值增值M部分卻以更大比例上升。這樣，在同一單位時間內，C+V+M在整體上是大大提高了。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同樣能夠換算為“自乘的”“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較一般復雜勞動能形成更高的價值。
3.價值創造的高度風險性
一方面，某種創意、想法、靈感要轉化為現實的物化產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續探索、高度關注，需要反復試錯、重復實驗，最終仍有可能失敗。這期間不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難以想像的精力，還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質資源。失敗的結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事人要承擔著極大的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風險。另一方面，即使研發取得了現實的物質載體，由于當代科技創新的快節奏和當代市場演變的高速度，同樣面臨著極大的風險。當代科技產品周期極短，產品更新速度極快，市場競爭又日趨激烈，這使得在高科技產業中，某一項技術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難以得到能夠賴以生存的市場份額，從而成為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硅谷中平均大約九成的風險投資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風險性。
4.效應產生的高度非線性
一般性的生產性勞動或簡單勞動，其效應的產生往往是直接而明顯的、即期而平穩的，勞動的付出與其所產生的效應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顯著的恒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則與此不同，其效應的產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以及跳躍性?？萍紕趧诱邇r值的創造并不完全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并不完全是當期就能表現出來的，有的要經過一段時期才能體現出來；并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并不完全是連續的，而是階段性的。用數學語言來表達，就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付出與其所產生的效應或價值創造之間不是一種恒定的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而往往呈現出一種倍增或倍減的非恒定關系即非線性關系。
5.集聚社會資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創新勞動，作為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關鍵性資源，具有強大的集聚社會資源的功能。工業經濟時代的物質資本往往是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發動機和粘合劑，處于資源組合的核心地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生產力形態的人力資本，已經獨立地走向社會經濟生活的舞臺中心?？萍紕撔聞趧游锘a品的高度創造及其特征，強有力地吸引著其他的社會經濟資源與之結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滲透，呈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所特有的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才出現了當代的“創業革命”即創業職能的職業化現象與趨勢。
在當代創業企業中，出資者不僅與經營管理者實現了分離，而且與創業者也實現了分離。事實上，當代計算機、因特網、通信信息、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迅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科技創新工作者在風險資本支撐下轉變為企業家的過程。像康柏電腦、美國在線、E-Bay、雅虎等這些享譽全球的明星企業，正是創業革命進程的產物與見證。原為斯坦福大學計算機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代表人物?？死讼群蟪晒摿⒘?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業，卻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擔任經營層職務。他不僅不介入企業成立后的營運管理，甚至對技術開發本身，也是只講創意而不問實施。這樣，克拉克成了一個純粹的創業者。他的職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他的優勢，即在于對技術發展方向作出敏銳的判斷及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的創意。
二、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與一般的生產性勞動最大的區別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決定了該勞動報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從構成上看，科技創新勞動報酬(Y)應該包括和體現為以下幾種收入形式：①工資性收入A。這是一種再生產勞動力費用，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的初級或低級形式。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體現在其他的非工資性收入形式上。②風險收入B。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專用性以及價值創造的高風險性特征，使得科技勞動者承擔著極大的市場風險、生產風險與財務風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承擔者應該獲得相應的風險收入。③超額收入C。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帶來了巨大的超額利潤，超額利潤的源泉是科技創新勞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額利潤的創造者應該獲得相應的超額收入。④非線性收入D。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效應的產生和價值創造的高度不確定性即非線性使得企業利潤的實現也呈現出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跳躍性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實現的非線性特征帶來了一種特殊的收入報酬形式即非線性收入。⑤創業收入E。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吸性帶來了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實現了資源配置狀態和經濟組織狀態的創新，從而產生了創業利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業者應該獲得創業收入。
當代科技創新者的勞動報酬是由以上幾個部分共同組成的，即Y=A+B+C+D+E。（注：嚴格地講，B、C、D、E各種形式的收入之間存在著交叉或部分重疊的可能性。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在本文中暫且不考慮這種情況，這并不影響問題的探討與結論。）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個部分，都難以全面地反映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這里，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資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創新勞動的自身屬性帶來的，是特殊的勞動報酬形式，不能把它們完全歸類于非勞動屬性的收入，這是一種根植于科技創新勞動基礎上的市場化收入。
由多層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構成的報酬結構特征充分體現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特殊性、復雜性與艱巨性：①由于風險是不可計量的，與其相應的風險收入就是難以直接測算的。②超額利潤是個事后變量，而且是極不確定的。通過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約的工資形式給付，根本無法真實體現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價值形成功能。超額收入是無法事先計量的。③創造價值的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跳躍性特點決定了一次性計量和當期計量的非科學性，人為計量或計劃計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線性收入是難以進行一次性計量或當期計量的。④創業收入是集合了多種要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組織租金”，這種“組織租金”只能以某種特殊的“剩余索取權”的形式表現出來?？偠灾?，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無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給予定價的。很顯然，無論是采用單一的固定合約的工資形式，還是采用傳統的年薪制、獎金制或業績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無法真實、全面反映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價值的?？萍紕撔抡叩娘L險收入、超額收入、非線性收入、創業收入是高度不確定的，多層次、多元化、以不確定性收入為主的報酬結構充分體現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三、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性綜合定價機制
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決定了對這種勞動報酬的計量只能采取間接的、重復的、持續的、適合于不確定性狀態的定價機制。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定價機制實質上就是市場中的企業定價機制。由科技創新者自身創辦企業，擁有創業企業的所有權，就是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計量的一種較好的市場性綜合定價機制。
1.企業的生產機制提供了對科技創新勞動進行間接定價的基礎
多元化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結構首先表明了市場無法對它進行直接定價，只能采取間接定價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過市場對“勞動的實體”的交易進行直接定價后再來間接反映科技創新勞動報酬。在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交易僅僅反映科技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勞動報酬都只能通過“勞動的實體”的交易來體現和獲取。這里所謂的“勞動的實體”是指勞動的物化產品（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或勞動者勞動持久性投入的組織載體。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個“勞動的實體”就是企業本身或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產品源于企業的生產機制，離開了企業最基本的生產，與現代生產力相適應的產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樣，離開了企業的生產機制（提供服務性商品的企業也具有生產），企業在市場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業內在的生產機制提供了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進行間接定價的基礎。要實現對科技創新勞動的間接定價，只能采取企業組織的迂回計量方式。
2.企業的交易機制提供了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多次重復地間接計量的平臺
我們知道，現代企業理論尤其是其中的企業契約理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體，是某個“中心簽約人”與一系列市場上的經濟主體相互交易的產物（阿爾欽、德姆塞茨，1972；詹森、麥克林，1976；巴澤爾，1989）。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企業的交易機制的內涵。企業的交易機制提供了一個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進行多次重復地間接計量的平臺。從最基本的意義上分析，企業的交易機制體現為企業主與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交易。各種市場主體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對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著計量，科技創新勞動報酬就是在這樣的相互交易過程中實現的。下面我們對此分別作簡要分析。
(1)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①風險資本市場上風險資本家的計量。一般來說，風險投資家是按照某創業者預期會創造出最高價值的標準，從每個研發項目中選定一個進行階段性融資以使項目得以完成。風險資本家與創業者之間存在著階段性博弈，他們之間是進行著一場錦標賽，只有那些能產生最高的預期價值的創業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階段完成項目所必要的資本。這種“錦標賽式”的治理機制（青木昌彥，2000）最顯著的功能是風險資本家在一群創業者的試錯過程中能夠把確實具有創業才能且能帶來最高預期價值的創業者甄別出來。實際上，這種特殊的錦標賽式的治理機制也是風險資本家對科技創新勞動的定價機制?？萍紕撔聞趧铀鶅群牡恼鎸崈r值就是在這樣的階段性錦標賽式的治理過程中一步步反映出來的。這種靈活的治理機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創新勞動的高風險性與非線性。②股票市場上社會投資者的計量。人們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權等種種金融工具，通過股票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巧妙地實現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多次重復地間接定價。在股票市場上，各種各樣復雜的內生力量相互運動、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發生成的股價信號內在地包含了科技創新勞動的種種特性。投資者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買或賣來判斷和決定創業企業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是通過股票市場上提供的價格信號來預期某種高科技產品的內在價值，更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股票價格生成機制來對不可捉摸的充滿高風險性的科技創新勞動進行他們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價。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對科技創新勞動“出價”并最終形成了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這樣，借助于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行為，實現了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無法直接計量的定價機制的轉移，實現了企業內部進行計量的艱巨性到企業外部的資本市場的轉移。
(2)產品市場上消費者和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消費者日常的“貨幣選擇”行為表面上看是對科技消費產品的購買，實際上是在進行著對凝結在科技產品身上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化計量，這一點無需多言。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創業企業與眾多的供應商之間的產品交易過程，也體現了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意義。供應商對購銷合約的履行狀況、供應商的資產專用性投資的熱情度大小，創業企業外部網絡化中各相關協作經濟體的經濟行為，實際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對科技創新勞動形成價值功能的判斷與預期，直接或間接體現了他們對科技創新勞動效應發揮的現狀或未來潛力的許可或質疑。這些都是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進行計量的表現。
(3)勞動力市場上非科技創新勞動者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科技創新者的創業收入、超額收入等非合約性收入的獲得，是建立在企業內其他非科技創新勞動者之間相互協作產生的“集體力”基礎上的。勞動者對各自雇傭合約的執行態度、勞動力的流動勢態，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個“集體力”的形成。勞動力市場上供給方的“出價”行為以及從業者對他們所工作的企業的認同感，不僅體現了勞動者對自身能力的評價，也是勞動者對創業者的價值創造功能的評價。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為一種異質性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計量，本來應在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由供需雙方來解決或應在企業內部由創業者與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來解決但又難以合理解決的問題，卻在多元的市場交易中由千千萬萬的“局外人”解決了。在這多元的市場上，無數的經濟主體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綜合交織，共同計量著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市場經濟中，具備這樣的通過多元化的市場交易重復多次地間接地進行的綜合定價機制，除了企業組織外別無他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是個多元市場性的綜合定價機制。
3.企業的產權機制適應了以不確定性收入為主的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結構特征
所謂企業的產權機制，這里是指由各種要素產權的讓渡而形成的企業所有權尤其是剩余索取權的安排機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對企業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讓最為關鍵性的要素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獲取剩余，是一個有效率的企業產權機制的應有之意?？萍紕撔聞趧邮且环N高度稀缺性資源，是當代企業發展的關鍵性要素?？萍紕撔抡咄ㄟ^創辦企業，必然要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因此其報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體現出來的。這樣的獲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適應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特征，符合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收稿日期］2002-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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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公有價值；理論體系。
【作者簡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國土地制度史專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刊》編輯部編輯、東方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資深編輯。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幾十年來，學術界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成果豐碩，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形成共識。本文的任務是努力以基本原理為指導，對這些成果進行比較研究，力求對各家各派做出科學評價，求得共識。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訴我們，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其核心問題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1]進一步說，事物的實質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后，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成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這一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生產社會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廢除封建私有制，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以后，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也就是說，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決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對雇傭勞動，即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剝削關系，它集中體現為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關系。而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則是資本增殖，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動機?！盵2]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目的和決定性動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經濟活動賴以運行的軸心。馬克思正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并以剩余價值為核心，構建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規律，揭示了其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軌跡和必然命運。所以說，剩余價值范疇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核心范疇。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是揭示社會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反映了一定社會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的基本經濟范疇；并且是對整個社會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經濟規律的科學規定和在此基礎上所確立的科學范疇。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中，核心范疇是一個綱，綱舉才能目張。因而，在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運動的系統或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條件（或者說前提條件）和運動條件（或者說實現條件）。因此，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疇相互結合起來，以揭示其矛盾運動。我們把關于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條件、前提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前序范疇；把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運動條件、實現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后序范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由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范疇體系。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它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也必然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因此，直接體現著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范疇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標準，有兩個標準：直接體現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是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準確的語詞表示是確立核心范疇的主觀標準。是否符合這兩個主客觀標準，是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學的基本依據。本文就依據上述標準對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進行比較和述評，并以核心范疇為中心，以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為，初步構建一個互相聯系、互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
（二）
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這無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論功績。然而，中國學術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沒有提出一個中心范疇來概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中心內容”[4]。這“是關于社會主義產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并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機計劃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5]。我們同意上述評價。然而斯大林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
下面，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文獻，對中國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的研究成果分為五類進行評述。
第一類：關于“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這類觀點認為，“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們原則地同意這一觀點。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價值”范疇。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商品價值構成的公式：W=生產資料價值的補償部分+個人必要價值+公共必要價值?！薄吧鐣髁x的基本經濟矛盾，就是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必要價值的矛盾。”“公共必要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因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勞動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才能不斷再生產、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盵6]卓炯在中國經濟理論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是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的。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沒有沿著上述思路做進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存在剩余價值”“出路只有一條，承認剩余價值?！盵7]“社會主義擴大商品生產的目的，也有二重含義，一是作為擴大商品生產，追求剩余價值，二是作為社會主義特征為社會追求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轉化為公共必要價值?！盵8]這一觀點我們是不同意的。
宋濤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 [9]以后，他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是資金和凈產值。”[10]“社會主義企業職工的勞動，是為自己和為社會的勞動，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新價值為自己和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所以，對為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的這部分價值，我認為應叫做凈產值，我所以叫這部分價值為凈產值，是因為它是職工超過企業成本所創造的為公共占有的價值。”[11]宋濤先生的理論貢獻是，明確提出了“凈產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企業職工所創造的超過企業成本而為公共占有的價值，而且比“凈產品”更充分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性質。這是宋濤先生作為老一代經濟學家的杰出與可貴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同意宋濤先生把資金和凈產值并列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我們認為，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核心范疇只能是一個范疇，即剩余價值范疇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也只能是一個范疇。此外，凈產值范疇在語詞表示上雖然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形式特征，但沒有充分表達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
劉永佶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就是社會價值，它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的剩余價值的轉化，也是規定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系統的概念體系的核心?！盵12]以后，他把“社會價值”改稱為“公共價值”，提出“新價值按勞動者所付出勞動的質和量分配其生活資料；新價值中其余部分為公共價值，即個人勞動創造，但用于公共的生產資料與公益事業、社會保障的價值。”[13]在這里，他提出了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看作是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這是我們所同意的，但是，他沒有明確表述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一重要理論規定，卻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質技能”來規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觀點[14]。我們不能同意之。
第二類：關于“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等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王玨先生提出，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即必要價值分割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資，即勞動者的個人勞動收入，用以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和滿足他自身發展的需要。這部分價值稱為“個人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另一部分表現為勞動者的國家和企業的收入，被用于社會擴大再生產和發展公共福利。這部分價值稱為“社會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社會必要勞動”。對于社會主義勞動者來說，這兩部分同樣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勞動都是必要勞動，他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都是必要價值。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范疇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15]。必要價值規律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16]?！氨匾獌r值”是體現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軸心”的中心范疇[17]。
雍文遠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所進行的勞動也要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兩個部分。個人必要勞動構成勞動者的個人收入，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個人必要產品；公共必要勞動構成社會基金，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公共必要產品。個人必要產品與公共必要產品之和稱為社會必要產品[18]。與之相應，直接生產者在勞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對勞動者來說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創造的價值，稱為“社會必要產品價值”?！吧鐣匾a品價值也要相應分為個人必要產品價值（V）和公共必要產品價值（M）”[19]?！盀闈M足社會及其成員日益增長的需要而生產盡可能多的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20]。“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可簡稱為‘社會必要產品規律’”[21]。“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經濟范疇[22]。
巫繼學先生提出：“自主勞動者付出的全部勞動歸結為必要勞動。”“必要勞動又有其內部劃分?！薄皠趧诱咧苯訛閭€人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勞動者為公共集體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公共必要勞動。”“與此相應，必要勞動在產品上表現為個人必要產品和公共必要產品；在價值上表現為個人必要價值v和公共必要價值m?！盵23]這兩部分價值之和即必要價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產品價值減去轉移的舊價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價值”“新增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進一步的結論是，自主勞動從量上說整個地表現為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客觀生產目的的新增價值也就全部表現為必要價值”[24]?！氨匾獌r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基本經濟規律[25]。
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價值產品”范疇，即“社會公本總產品扣除用以補償耗費掉的生產資料后的公本新創產品，其價值形態是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包括兩部分：“即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26]?！皾M足勞動者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叫做個人價值”“由社會公共占有的、超過其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以上的價值”叫做公共價值?！皞€人價值與公共價值之和”“即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乃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社會生產目的”[27]。“公本價值產品規律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基本經濟規律”[28]。
以上觀點有兩個共同特征：第一，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社會必要產品價值）”“必要勞動（必要價值）”“公本價值產品”都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直接反映和規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與我們關于確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一致的；第二，這些范疇，都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價值產品”范疇，即V+M。這是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在性質和量上的基本規定。這個觀點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為，應當以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價值來規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性質、內容和量的界限。我們將在本文第三部分詳盡論述之。
第三類：關于“使用價值”“資金”“公本”“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有些先生認為：“只有使用價值才能表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同意采用價值范疇?！盵29]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生產目的必然采取價值形式來表示；同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也應當用價值形式來表示。因此，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
陳典模、劉錦棠先生提出：“資金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薄百Y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類似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盵30]宋濤先生認為，資金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價值形態”[31]。
馬仁典先生提出：“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能夠科學地反映這一經濟實際的基本范疇就是公本?！盵32]關于公本的定義，他認為：“公本是能夠帶來公共價值的價值?！盵33]
巫繼學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從屬勞動的雇傭勞動轉化為自主勞動?！盵34]“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財富的普遍形式?！盵35]“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盵36]“它的地位相當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資本。”[37]
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沒有揭示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沒有揭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因此，不符合我們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我們所不能認同的。
第四類：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存在剩余價值范疇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會主義剩余價值范疇”[38]。逄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薄霸谏鐣髁x市場經濟條件下，剩余勞動必然要表現為剩余價值?！盵39]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我們認為，剩余價值范疇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剝削關系的特殊經濟范疇，只有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成為商品，從而工人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才表現為剩余價值。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包括勞動者個人的需要。勞動者的勞動不再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因此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也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由此可見，剩余價值是標志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剝削關系的范疇，不是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的經濟范疇，也絕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五類：關于公有價值范疇。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價值學說，并論述了“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40]。我們認為，他實際上提出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我們完全贊同這個學說，在本文第三部分將展開評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價值學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基本點[41]：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形成必要價值，即社會主義工資；公有勞動形成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作為工人的工資，是補償給工人的勞動力消耗的那部分價值；公有勞動創造的公有價值，即工人的勞動創造的總價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價值后剩余的那部分價值，由國家代為占有，國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補償給工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被去掉，從而獲得了必要價值（社會主義工資）和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的社會主義性質。第二，確立公有價值范疇，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下，剩余的勞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是公有勞動，它創造的價值，即公有價值，與剩余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特點在于：（1）公有價值是由工人自主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雇傭勞動創造的；（2）公有價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剩余勞動創造的；（3）公有價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而剩余價值是由資本家無償占有的。第三，公有資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是能夠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公有價值是公有資本的增殖，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公有利潤，是公有價值的轉化形式。第四，社會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生產，它實質上是公有價值的生產。參與公有價值的創造的勞動，都是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第五，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應該把生產公有價值作為直接的生產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的勞動，才是社會主義勞動。這種勞動的目的是取得公有價值。第六，公有價值體現了國家對集體、勞動人民的代表和服務關系，揭示了國家和工人、勞動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經濟根源、經濟基礎。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價值（工資）和公有價值的矛盾關系體現了工人和勞動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公有價值不斷增長。第七，社會主義本質在公有價值不斷增長中實現，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核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和高度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以及先進體制（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簡明地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這一規律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第八，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確立公有價值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鍵。這實際上闡明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這些觀點互相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一樣，公有價值學說深刻論證了馬克思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觀點，使馬克思以這三大支柱為主要內容的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成為科學理論。因此，我們認為公有價值理論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下面，我們對公有價值學說做若干補充和展開。第一，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滿足自身的、也是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而創造的價值。它相當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扣除”的主要部分。馬克思說：“雖然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盵42]因此，公有價值用來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最終仍歸結為滿足每一個勞動者的需要，直接或間接地為每一個勞動者謀福利。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就是生產公有價值。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客觀經濟范疇，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因此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在經濟學中，“公共”一詞使用得比較廣泛，如西方經濟學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等概念?！肮病币辉~不能反映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價值”“公共必要價值”“公共必要產品價值”等在語詞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特殊性質。因此，我們認為，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中相當于M的部分，在語詞表示上用“公有價值”更為準確。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公有價值”的“公有”在詞義上表達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含義；而“價值”，則在詞義上表達了商品經濟的含義。因此，“公有價值”在語詞表示上清晰地、明確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經濟關系。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為公有價值范疇在語言表述上是準確的。
第二，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劃分為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過程，包括舊價值的轉移和新價值的創造。新價值則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價值（Gp，p為“public”的英文縮寫，意為“公有的”）由三部分構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產資料轉移的舊價值；Vp是必要價值；Mp是公有價值。
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一方面，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社會主義產品，并且把生產資料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另一方面，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并且使價值增殖。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公有價值。必要產品是必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公有產品是公有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必要價值是物化的必要勞動，公有價值是物化的公有勞動。
第三，必要價值生產與公有價值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巫繼學先生認為，必要勞動所以劃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根源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所有權的二重性。勞動力個人所有權決定個人必要勞動的存在，勞動力公共集體所有權決定公共必要勞動的存在[43]。馬仁典先生認為，公共價值產品分為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一方面，在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個人價值；在勞動力社會公共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公共價值[44]。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拋開了個人價值（或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價值（或公共必要價值）生產的最主要的社會經濟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劉永佶先生提出：“在聯合勞動中，不僅勞動者個體的勞動力可以創造其價值，而且會由協作形成集體勞動力的價值。這種集體勞動力的價值及從勞動者個體創造價值中扣除一部分，構成公共價值?！盵45]我們不同意這種關于公共價值的來源的觀點。我們認為，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或者說結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都是勞動者集體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是分配給勞動者個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劃分與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個體勞動力和集體勞動力分別創造的。
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所有權不存在兩重性，勞動力所有制是勞動力個人所有制[46]，勞動力所有權是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結合，決定了必要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其中，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勞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條件（實現條件）。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從性質上和總體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價值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又是公有價值再生產過程運動的結果。既然公有價值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那么，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公有價值不再是剩余價值。
第四，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生產的客觀目的和主觀目的。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目的，分為客觀生產目的和主觀生產目的。勞動者通過勞動滿足自身需要，是勞動者的生產目的。其中，滿足需要是客觀的，即客觀生產目的；勞動本身則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為滿足需要提供勞動，即勞動者的主觀目的?？陀^生產目的決定主觀生產目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客觀生產目的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并且最終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個勞動者。由滿足整個社會需要這一客觀生產目的所決定，社會主義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滿足整個社會需要而提供的勞動。其中，勞動者提供的必要勞動是為滿足個人需要的勞動，即為自己的勞動；公有勞動是為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的勞動，即為社會的勞動。勞動者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主觀生產目的。客觀生產目的引出主觀生產目的。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作為主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而滿足整個社會需要作為客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落腳點，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結果，達到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
第五，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用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為達此目的，就必須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進行合理分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是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實現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按勞分配；國家、企業之間對企業純收入的分配。因此，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果，形成工資、國家稅收和企業稅后利潤；個人收入采取稅收形式（包括個人所得稅、財產稅）上交國家，國家運用稅收收入和其他財政收入進行財政支出，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對象是企業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必要價值的分配是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公有價值的分配（即企業純收入）的分配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環節（國家稅收與企業留利）以及國民收入再分配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按勞分配的對象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必要價值形成勞動者的工資，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獎金，對先進勞動者給予獎勵。這也屬于按勞分配。勞動者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勞動收入，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收入的一部分，采取個人所得稅等形式上交國家，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之按勞分配是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有人對此加以曲解，認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學者指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社會生產資料的公有制；2、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3、勞動力的個人所有制。這三個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48]我們同意這一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的客觀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勞分配方式為基礎，才能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指出：“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化為個人的財產?！盵49]所以說，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前提，而按勞分配則是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實現的途徑。
公有價值的分配，則劃分為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業純收入（公有價值）在國家與企業之間分配。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以稅收形式上交國家。另一部分是企業稅后利潤，分為企業擴大再生產基金、獎勵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備基金。擴大再生產基金用于企業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獎勵基金采取按勞分配形式獎勵給企業先進勞動者；福利基金用于企業勞動者的集體福利；后備基金則用于對企業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質損耗進行彌補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價值的分配的第二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再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經過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國家稅收等財政收入后，國家必須通過財政支出，形成下列社會基金以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1）社會積累基金，用于社會范圍內的擴大再生產需要；（2）非生產勞動者的工資基金，通過按勞分配方式滿足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個人需要；（3）社會消費基金，用于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公共消費需要；（4）社會管理（包括國防）基金，用于國家行政管理、社會管理需要以及國防支出；（5）社會保障基金以及社會準備基金等，用于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需要以及國家后備需要等。
第六，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從分配形式上看，在社會主義社會，必要價值歸勞動者個人占有，公有價值分別由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似乎是國家、企業、個人三個主體，但這是一種誤解。實質上，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社會）、企業、個人是融為一體的。首先，個人與企業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組成的集體，企業勞動者不僅是企業生產資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這部分生產資料的管理者、運用者和收益者。企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實質上是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是勞動者的集體勞動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分配給勞動者個人，公有價值的一部分由企業代表企業勞動者占有之。因此，作為企業生產和管理主體的勞動者，他們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勞動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這三種身份是合一的，他們是社會主義企業中當之無愧的主人。其次，勞動者與國家（社會）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國家則是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共同體，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總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最終所有權、處置權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的前提。也就是說，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是建立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授權和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享有最終所有權、處置權的基礎上的。而社會主義勞動者則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作為生產資料代為占有者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是融為一體的。再次，國家（社會）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經濟管理根據生產需要劃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管理的主體分別是國家和企業。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具有整體性，即由國家代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行使所有權，并根據整個社會需要進行國民經濟管理，包括實行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在這一前提下，國家根據生產和管理的需要把生產資料即公有資本“交回”企業勞動者，由企業勞動者自主管理并進行生產活動。企業在國家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下為社會需要進行生產，并把所生產的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交由國家代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終合一于由國家所代表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另一方面，國家的生產資料代為占有權、計劃和經營權與企業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運用權即從事生產，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聯結的，所以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企業、個人雖有利益上的差別，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為一體的。鞏固、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國家、企業、個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國家、企業、個人只是職責分工不同，沒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對立。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自主結合而成的社會是整個社會生產、占有和分配主體，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的同一主體。
第七，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的國家調節。當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國民收入）總量為一定時，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數量上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因此，在國民收入（必要價值+公有價值）的分配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根據生產的發展和勞動者的實際需要，在不同階段科學地、有計劃地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從而正確調節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的關系，使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兩種生產、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兩種需要得到和諧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論述“自由人聯合體”時指出：“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50]馬克思還提出，社會產品經過“社會扣除”之后，“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51]。因此，在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中，我們既要考慮到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又要根據“社會扣除”原則，充分保證全社會的共同需要。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是社會主義國家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八，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上看，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一是兩者具有同一的歸屬性，即這兩部分都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這兩部分都用以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三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發展趨勢，即在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動態過程中，這兩部分在量上都是絕對增長的。
但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價值是公有價值再生產的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量的增長又是必要價值不斷增長的前提條件。因為，必要價值（工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無論是在每一個工作日后，還是在每一個生產周期后，勞動者都要通過獲得工資以進行個人消費，使勞動力得到恢復即再生產，才能在下一個工作日或下一個生產周期中繼續再生產出新的必要價值，同時創造出新增的公有價值。然而，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公有價值（Mp）一部分通過積累形成追加給勞動者的工資基金（ΔVp），投入下一個生產周期的擴大再生產，從而轉化為在量上擴大的必要價值（Vp）。所以，只有公有價值量的不斷增長，才能帶來必要價值的不斷增長。其次，勞動力再生產與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用途。勞動力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又分為數量上（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質量上（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必要價值主要用于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如勞動者用于養育子女的費用，以增加勞動力的數量，并通過個人消費及其家庭消費，提高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量。公有價值則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其中，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形成積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勞動者的工資基金，在下一個生產周期，則轉化為必要價值（Vp），從而實現勞動力數量上的擴大再生產；公有價值的另一部分轉化為社會消費基金，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物質文化需要，以豐富勞動者的自由個性和推動勞動者全面發展，從而實現勞動力質量上的擴大再生產。第三，必要價值的生產是商品生產的共同規律。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勞動者都要通過生產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個人或低或高的消費需要。而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公有價值的生產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因此，必要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公有價值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第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則具有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公有價值生產的根本性表現為，公有價值的生產為整個社會生產的不斷擴大提供現實條件，公有價值的積累和不斷再生產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個人需要不斷獲得滿足的充分條件；公有價值生產的主導性表現為，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主導的推動作用，因而它的發展程度也就成為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性質、方向、水平、規模的基本標志；公有價值生產的整體性表現為，它客觀上形成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基礎，在整個社會主義生產和價值創造中占據主要地位，它關系到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的整體需要和整體利益的最終實現；公有價值生產的長遠性表現為，它和必要價值生產相比較，必要價值反映了一種短期的經濟效果，而公有價值對勞動者需要的滿足是通過長期的經濟效果表現出來的。公有價值的生產是全體勞動者長遠利益的實現。
總之，必要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實現條件（充分條件）。指出：“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盵52]所以，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更加具有重要性。從公有價值的生產的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它才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關鍵，發揮著主導作用。
既然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追求公有價值，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我們把這一規律稱為“公有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確立以后，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公有價值。作為揭示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其中，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是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53]。而生產公有價值，用于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一方面是公有產品即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只有公有價值的生產與不斷再生產，才能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完善提供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才能使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程度得到不斷增長和充分實現。因此，公有價值的生產，或者說公有價值規律，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本質的、內在的、必然的基本聯系。它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集中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有價值學說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九，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是由其核心范疇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構成的。我們認為，應當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必要價值與公有價值范疇規定了社會主義的直接生產關系（狹義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社會主義勞動的總產品包括生產資料補償產品、必要產品和公有產品；社會主義勞動既是物質生產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中，必要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并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并創造出公有價值。公有價值的矛盾運動，直接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前序范疇，按照邏輯順序排列，包括以下五個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資本、勞動力個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資料歸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擁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后，在無產階級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公有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是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它體現了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
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一種勞動力所有制形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也歸雇傭勞動者個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勞動力的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分離的。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是商品，雇傭勞動者通過勞動力商品的買賣方式，把勞動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權轉讓給資本家，從而聽任資本家的剝削和奴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許存在勞動力的買賣關系。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是勞動者組成的集體，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合一的，即統一集中于社會主義勞動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是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勞動的性質本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首先是自主勞動：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自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自主進行有計劃的生產經營活動，自主實行按勞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在自主勞動中，充分體現了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主人；是生產經營過程和勞動過程的主人；是生產經營成果和勞動成果的主人。這種自主勞動，一方面，由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所決定，是自由勞動。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擇業自由、消費自由和個性自由，從而也使勞動者支配的自由時間不斷增加，逐步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另一方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勞動者的自主勞動是自主聯合勞動。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是一種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控制生產過程、共同享有生產成果的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下，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和國家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直接結合的，所以，勞動者的自由勞動和聯合勞動是結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結合是以自主勞動為前提的，是以社會主義民主為前提的，所以，我們把這種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稱為“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
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54]。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公有資本和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為依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下，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勞動者之間、企業之間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競賽，以實現勞動者自身需要和整體需要的商品經濟形式。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從而商品流通也能夠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或者在同一共同體內部不同機構之間產生?！盵55]從國際范圍內講，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而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即同一共同體內部，公有制企業的不同機構之間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圍的經濟管理分為兩個層次，即分為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兩個層次，相應地，社會經濟活動也分為國民經濟活動和企業經濟活動兩個層次，這是全民所有制內部也存在商品經濟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管理分為國家和企業兩個層次，從而客觀地存在著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在這一矛盾運動中，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差別性所決定，相對獨立的局部（企業）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形式而相互區別開來；另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和整體（社會）勞動的根本一致性所決定，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成為可能和必然。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后序范疇，主要有：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實現，社會主義積累和再生產；社會主義經濟調節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即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勞分配、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社會主義消費關系和消費方式；等等。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由公有價值這一核心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疇、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等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
本文初步構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希望理論界同仁提出寶貴意見，尤其是批評意見。任重道遠，希望先生們共同努力！
注釋：
[1]《選集》（第1卷）第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資本論》（第3卷）第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選集》（下）第5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90、4、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2、130、190、190、12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試論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擴大商品經濟論》第37、91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濤：《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載《經濟學周報》1982年1月25日。
[10][11][31]《資本和剩余價值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通用的經濟范疇》，載《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7期。
[12][14]劉永佶：《主義·方法·主題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第399、410-412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劉永佶：《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304、305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參見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80-8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56、78、8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參見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61-62、“導言”第10-1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參見巫繼學：《自主勞動論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馬仁典：《公本論》第155、4、219-220、3、4、1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陳典模、劉錦棠：《資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性范疇》，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對剩余價值論的再認識》，載《學術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錦聚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第346、341頁，[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41]參見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1-13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3、304、3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謝 濤、辛子陵：《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與中國改革》，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關鍵詞]就業中小企業促進發展
一、當前我國就業壓力大,形式嚴峻
中國是世界上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由于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人力資源的潛力尚未轉化為現實優勢,更多的還是表現為一種人口負擔。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的狀況長期存在,就業總量矛盾十分突出。今后幾年,每年新成長勞動力約1000多萬人,失業人員800多萬人,國有集體企業下崗職工600多萬人,城鎮每年需安排就業的人數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按照經濟增長率8%和現有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能力計算,每年新增就業崗位數約為800萬人,加上自然減員騰出的崗位,城鎮就業崗位約1100萬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萬人左右。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就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主要表現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出現大幅的下滑,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農民工失去工作崗位的情況比較嚴重;企業崗位流失情況也比較嚴重。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7月24日公布了2009年上半年一系列就業數據。這些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就業狀況總體穩定,但是就業壓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就業的不穩定因素。特別是當前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不利影響并未減弱,外需嚴重萎縮的局面仍在持續,一些行業、一些企業生產經營還比較困難,就業壓力短期內尚難根本緩解。今年全國有610萬高校畢業生,去年畢業未就業的畢業生100萬人,總計710萬人。目前,已落實去向的415萬人,全國仍有近300萬畢業生未實現就業。今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是900萬人,但是新成長的勞動力、還有各個方面的求職勞動者大體上有2400萬人,就業壓力難以緩解。盡管失業問題是當前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難題,但我國所面臨的是數以數千萬計的失業大軍,如果加上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的難度之大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相比的。
二、中小企業成為擴大就業的主渠道
“小企業、大就業”是經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程所證明的一條重要規律。國際上對中小企業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界定標準各國也有所不同。就我國而言,關于企業規模的界定經歷了六次大的調整。依國際慣例,凡經合法登記注冊、擁有固定地址而相對穩定經營的組織或個人都屬于企業,雇員的多少無硬性要求。從此慣例,國際上許多國家,對于組織形式與我國的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個人合伙相似的,小規模的經濟組織,是將其以“企業”對待,并理所當然地歸入《中小企業法》的保護范圍的。本文所指的“中小企業”包含以上小規模經濟組織。
我國小企業的數量相對較少,發展潛力巨大。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已達4200萬戶(包括個體工商戶),約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笔濉逼陂g,國民經濟年均增長9.5%,而規模以上中小工業企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8%左右。截至2006年底,我國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占國內增加值的58%,社會零售額占59%,上繳稅收占50.2%,提供就業機會占75%,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的68%。在從事跨國投資和經營的3萬戶國內企業中,中小企業占到80%以上,同時很多大企業都是由中小企業發展而成的,如聯想、海爾、海信、華為等。在我國,中小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已經成為就業的主力軍。中小企業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崗位,不儀安置了大量的城市下崗職工,還吸收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問題,緩解勞動力供求矛盾,從而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小企業吸納就業數量巨大的原因在于,小企業單位投資容納的勞動力(就業容量)和單位產值使用勞動力(就業彈性)都明顯高于大型企業。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同樣的投資額,創辦工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為工業大企業的5倍多:以同樣產值計算,小型工業企業使用的勞動力為大型工業企業的1.9倍。而且,創辦小企業相對大企業對經濟資源的要求更少,對環境的適應性更強。因此,創辦速度更快,使得小企業數量眾多,整體上提供社會的就業機會多。目前,與世界各國相比較,我國人均擁有的企業數量很少。發達國家每千人企業數量平均在45個左右,發展中國家也在20個至30個左右,而我國不到10個。吸收大量的勞動力被認為是中小企業最重要的經濟作用之一,多數中小企業用同樣的成本可吸收比大企業多的勞動力,起到了勞動力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特別在吸收失業勞動力方面起到了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積極發展中小企業也就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三、中小企業促進社會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勿容置疑,發展中小企業是緩解就業壓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局面不容樂觀。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市場競爭能力不強,生命力比較脆弱。據調查,小企業生存周期一般只有3年～5年。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組中小企業研究數據顯示,目前中小企業在金融風暴沖擊下40%已經倒閉,另外還有40%正在生死邊緣掙扎,要想走出生死一線,中小企業必須得到巨大的支持。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面臨著融資難、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信息缺乏、企業管理水平低、市場競爭能力弱、整體素質有待提高等一些不容忽視和回避且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又面臨不斷產生的新問題的壓力。對中小企業發展影響最大的問題如下
1 融資難成中小企業心頭之痛
由于長期受傳統體制的影響,中小企業融資和獲取資金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成為長期困擾制約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瓶頸問題。資金問題是創業企業初創和發展過程中的重大制約因素。各種比較研究和實證調研都表面,由于中小企業貸款金額小、筆數多,加之小企業貸款核銷呆壞賬等相關政策不到位、貸款成本高,小企業信用不足、缺失或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嚴重影響了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拓展。
2 現有法律體系難以有效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
健全的立法是中小企業穩定發展的基本保障。以美國為例,美國目前有50多部專項法律構成的中小企業法律體系,保證了美國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的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一直缺乏比較有效的法律保護。中小企業在法律不甚完善的條件下,在經營與發展,貸款與擔保,股票債券的發行與上市等融資方面處于十分不利的被動地位,在與大企業的競爭中往往成為不正當競爭的犧牲品。
3 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是中小企業面臨的又一生存性問題
一直以來,我國創業門坎較高,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不健全。新創企業一開始幾乎都是小企業,而各地對小企業創新創業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礙。與其他國家問的橫向比較,我國的創業環境還處于國際中下水平。我國創業活動更多的是來自市場經濟自身的力量,而政府政策直接扶持和服務的力量不強。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專門獨立的系統機構從事中小企業這一群體的管理,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缺乏長期和系統的發展戰略與規劃。而目前各省市自治區的鄉鎮企業局,中小企業局、工商管理局及中小企業協會等機構,只是從區域上、行業上對本區域的中小企業加以管理的,而并非從全局的角度審視不同產業的中小企業的發展。所以,盡管我國屬于創業活動活躍期,但創業服務體系不健全直接影響到創業活動的開展和成功率。
4 中小企業自身素質制約其發展
中小企業管理理念、制度落后,技術創新不足,人才結構不合理等因素制約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中小企業創業初期大多以個人或家族為單位。企業主缺乏現代管理理論,企業管理理念及制度及其落后。我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主要是以低技術水平和外延擴張為特征,生產技術和裝備水平都比較落后。大部分中小企業由于缺少技術創新所需資金,技術、設備、人才、信息以及環境和服務體系,創新能力與水平不夠,存在的障礙與問題較多,使得企業技術創新嚴重不足,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瓶頸。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企業的興衰與人力資源素質密切相關,而管理和技術的核心人才就更為重要。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小、實力小、事業成就差,難以吸引人才,因而人才結構極不合理。
四、發展中小企業,促進社會就業的基本途徑
中小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面臨一系列不容忽視和回避且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政府要依托中小企業來緩解就業壓力。要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當前就業中的作用,離不開政府的扶持。2009年8月19日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提出了扶持中小企業的六大措施。這些措施幾乎涵蓋了中小企業急需解決的所有問題,這些措施的落實必將給中小企業發展帶來曙光,將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一大批中小企業做大、做強。中小企業要在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除了國家政策的扶持,更需要自身的努力。只有政府支持與自身努力相結合,我國的中小企業才會發展的更快,更好,由此更能發揮中小企業在就業中的作用。在當前形勢下,要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就業中的作用,筆者認為應盡快解決以下問題:
1 解決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問題
中小企業要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支持,政府也有責任為中小企業發展構筑一個較為完善的扶持體系。要讓中小企業充當解決就業的領頭軍,政府應盡快解決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問題。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一直處于被重視的邊緣。歷來“重大企業輕小企業,重國企輕民企”的發展思路抑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要發展中小企業,必須完善政策法律體系,從法律層面確定中小企業的地位,為中小企業發展營造公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法律環境,使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中小企業獲得國家各方面的支持。
2 切實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中小企業因自身資本實力不足、公司治理不完善;信貸市場準入門檻偏高,服務中小企業的金融組織體系不完善、小企業擔保體系建設滯后、企業之間信息溝通渠道不暢,直接融資比例偏低等現實問題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作為以企業效益為重的銀行是不可能徹底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借鑒國外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經驗,政府應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管理機構,負責制定有關中小企業的發展總方針,幫助中小企業發展,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加強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中央和地方財政應建立多層次、多品種的財政補貼機制。鼓勵商業性銀行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實行風險溢價法,以收益覆蓋風險為基礎自主定價,由財政對實際利率和基準利率的差額部分貼息,降低中小企業利息負擔。制定稅費優惠政策等。其次,進一步完善金融服務,提升金融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水平。
3 中小企業應不斷提高企業自身綜合素質以適應發展
(1)推進中小企業實現企業產權制度的創新。對于發展到一定規模的中小企業,首先,應按現代企業制度來改革其管理,逐步實現企業產權與企業家或家族財產的分離,明晰企業產權。其次,實現產權多元化。單一產權不僅不利于企業的規模的擴大,更不利于企業向現代企業轉變,而積極引入外部投資。實現產權多元化,是民營中小企業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再次,實現企業內部產權結構合理化。通過在企業內部合理分配股權,吸納職業經理人和技術骨干的股份,并適當股權激勵,增強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創造更高的企業收益。
(2)提高企業整體管理素質,優化人力資源結構。中小企業主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要懂經營,善管理、會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質。建立完善的考核評價機制和積極有效的激勵制度,公平競爭、獎賞分明。積極建立專家顧問制度,使企業管理實現科學化和規范化。在人才資源上要建立人才激勵機制,對員工有計劃地進行培訓、進修和工作考察,以滿足企業對專業化、高層化、復合化人才的需要。同時,要注重引進高新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以不斷改善企業的人力資源結構,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
(3)提高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水平。中小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須把現代財務管理理念滲透到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組織管理的各個層面,建立起一整套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財務監控體系,運用信息技術、互聯網、電子商務等現代化手段,以成本、效率為核心,全面提升企業的財務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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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當前經濟循環系統的構成
在政治經濟學看來，國民經濟是一個不斷運動著的循環系統。在我國當前經濟結構中，這一循環系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系統。
一是“實體經濟內部”循環。這是勾連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再生產過程。資本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以生產商品，商品價值在市場中實現后，一部分被消費、另一部分又重新積累為資本。
二是“實體經濟―金融”循環。單個資本在價值生產與實現過程中會經歷“貨幣資本―生產資本―貨幣資本”的循環。社會總資本相應劃分為生產資本和貨幣資本兩大形態。隨著分工的深化，兩種資本形態分別由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運營。實體經濟是貨幣資本的源泉，貨幣資本向生產資本的轉化又會促進實體經濟的規模擴張和結構升級。
三是“實體經濟―房地產”循環。房地產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能夠滿足人們住房需求的商品，也是能夠實現價值增殖的虛擬資本。作為商品，房地產規模的擴大可以直接拉動實體經濟的相關產業發展。作為虛擬資本，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又可以轉化為更多的貨幣資本，通過“實體經濟―金融”循環間接支持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的發展則是房地產實際需求不斷增加的根本來源。
四是“實體經濟―政府”循環。隨著對經濟干預的深入，政府本身已經成為經濟循環的一部分。政府直接或間接地從實體經濟中獲得資金，并通過對上述資金的配置，為實體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支持。
在各經濟子循環中，實體經濟循環是價值創造的根本途徑，構成經濟循環的基礎。其他三大子循環則嵌套其上，共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二、中國經濟循環：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
1.數量擴張型經濟循環是我國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支撐。在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環境承載力較為豐裕的條件下，資本通過外延式積累吸引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就可以帶來社會整體效率的改善。此時，制約經濟增速的瓶頸在于資本積累的速度。而我國過去近40年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就是緣于逐步形成的一套經濟循環，打破了資本數量擴張的瓶頸，稱之為數量擴張型經濟循環。
“實體經濟內部”循環，表現為“資本外延式積累―農村勞動力轉移―利潤和工資―消費和資本外延式積累”，構成經濟增長的主路徑。具體而言，資本的外延式積累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所創造的價值分解成利潤和工資，并在市場上交換，最終表現為消費和資本數量的進一步擴張。在這一循環中，企業自身積累存在瓶頸制約，其他子循環分別從資本數量、市場需求、外部效應三方面加快了積累過程。
“實體經濟―金融”循環，表現為“勞動力轉移―房地產―金融―資本外延式積累―勞動力轉移”，打破了資本數量對積累的制約。具體而言，勞動力轉移帶動房地產價格上漲，并通過虛擬資本屬性擴大金融總量，撬動更多貨幣資本投入實體經濟。隨著實體經濟發展，更多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且收入上升，房地產需求增加，又推動房價上漲。
“實體經濟―房地產”循環，表現為“勞動力轉移―房地產―資本外延式積累―勞動力轉移”，打破了市場需求對積累的制約。具體而言，勞動力轉移促進房地產發展，房地產的開發、生產和消費又通過其商品屬性，直接擴大實體經濟相關產業的需求，促進資本外延式積累，并進一步帶動勞動力轉移。
“實體經濟―政府”循環，表現為“資本外延式積累―勞動力轉移―房地產―土地財政―基礎設施建設―資本外延式積累”，打破了外部效應對積累的制約。具體而言，在城鎮化進程中，政府通過土地財政獲得充足的資金并投入于基礎設施建設，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效應，避免因基礎設施缺失導致利潤率偏低，制約積累。實體經濟的發展又會進一步吸引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促進城鎮化進程。
2.經濟新常態下數量擴張型經濟循環運轉不暢。數量擴張型經濟循環雖然帶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以一定的生產條件和需求條件為前提。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上述條件已不再具備，從而導致結構性失衡，造成舊有的經濟循環不暢。
“實體經濟內部”循環不暢，出現結構失衡。一方面，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環境承載力逼近上限，依靠低工資、高污染的外延式資本積累已不可持續。另一方面，工資上漲帶來消費升級，商品質量更受關注，導致一部分商品價值難以實現，另一部分消費需求卻未能滿足，海外消費規模迅速攀升，出現過剩與短缺并存。
“實體經濟―金融”循環斷裂，出現“房地產―金融”自循環。由于實體經濟結構失衡，利潤率下降，貨幣資本更多進入部分熱點地區的房地產而非實體經濟。這些地區的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進一步惡化了實體經濟的相對利潤，誘導企業資本與個人儲蓄繼續流入房地產。
“實體經濟―房地產”循環放緩，全層面通過房地產拉動實體經濟發展的潛力下降。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中后期，戶均住房擁有量超過1套，房地產實際居住需求在總量上不斷遞減，三、四線城市出現較高庫存，在部分地區緊缺性需求和透支性需求仍然存在。
“實體經濟―政府”循環效益減少、風險增加。一方面，隨著基礎設施存量擴大，基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遞減。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實際居住需求下降，政府未來土地出讓收入與抵押融資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強?！胺康禺a―金融”自循環雖短期提高房價，長期卻增加了政府債務風險。
3.延續中國經濟奇跡的關鍵是打造經濟新循環。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資本積累要從數量擴張轉向更多依靠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滿足人們的需要。延續中國經濟奇跡的關鍵，就是要打造一套新的經濟循環，突破資本結構升級的約束，稱之為質量提升型經濟循環。這需要做到以下四點。
重構“實體經濟內部”循環。要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促進技術進步，不斷適應需求升級對商品質量要求的提高，即“資本內涵式積累―勞動力轉移―工資上升―需求升級―資本內涵式積累”。內涵式積累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發展新生產部門，二是用新技術升級舊生產部門。
重啟“實體經濟―金融”循環。要重新打通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通道，讓貨幣資本流向實體經濟的新部門或舊部門中采用新生產方式的企業，促進生產要素從實體經濟中的舊部門和采用舊生產方式的企業，轉移到新部門和采用新生產方式的企業，優化經濟結構。
重建“實體經濟―房地產”循環。要讓房地產回歸居住需求，在平穩發展中繼續對實體經濟起到帶動作用。要改善房地產發展的區域格局，與城鎮化的實際需要相適應。要抑制“房地產―金融”自循環產生的泡沫，改變房地產與實體經濟的相對收益，避免經濟由實入虛。
重塑“實體經濟―政府”循環。政府要逐步減少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減少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經濟，更多支持新產業和新企業的發展，更多支持基礎研究領域科研創新，創造促進技術創新的外部效益。
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中國經濟新循環
面對著當前重大結構性失衡、經濟循環不暢的現象，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方面，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要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去庫存方面，要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要把去庫存和促進人口城鎮化結合起來，提高三四線城市和特大城市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桿方面，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業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加強企業自身債務杠桿約束等，降低企業杠桿率。要規范政府舉債行為。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補短板方面，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要更有力、更扎實推進脫貧攻堅各項工作。
2.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要加大農村環境突出問題綜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還林還湖還草力度。要積極穩妥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
3.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引導企業形成自己獨有的比較優勢，發揚“工匠精神”，加強品牌建設，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既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要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要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加強引進外資工作，更好發揮外資企業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要更加重視優化產業組織，提高大企業素質，在市場準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創造條件，使中小微企業更好參與市場公平競爭。
4.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要加快住房租賃市場立法，加快機構化、規模化租賃企業發展。加強住房市場監管和整頓，規范開發、銷售、中介等行為。繼續扎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表示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方法有多種,概括起來看,可以從估算以下四個方面的指標值入手①:(1)教育對新增國民收入額的貢獻比例,即由教育所帶來的國民收入的增加量(ΔYe)占國民收入總增加量(ΔY)的比例(ΔYe/ΔY)。(2)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比例,即把教育當作一個生產要素,由教育這個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那部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ye)占國民收入總增長速度(y)的比例(ye/y)。(3)教育對新增勞動生產率的貢獻比例,即由教育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Δ(Y/L)e)占總勞動生產率增加量(Δ(Y/L))的比例(Δ(Y/L)e/Δ(Y/L))。(4)教育對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貢獻比例,即由教育這一生產要素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Se)占總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Sy)的比重(Se/Sy)。目前所見到的方法,主要是從前兩個方面入手來衡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面主要介紹前兩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率的方法
1.舒爾茨的教育投資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爾茨被認為是就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②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是西方眾多估算方法的根據,也是舒爾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礎,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此函數。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和數學家柯布于20世紀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國制造業勞動和資本對生產的作用時得出一個生產函數③。Y=AKαLβ其中,Y代表產出量;K代表資本投入量;L代表勞動投入量;A為不變的“效率系數”;指數α和β代表資本和勞動在總產量中的相對比重,且α>0,β>0,α+β=1。根據美國20世紀的統計資料估算出α和β分別約為0.25和0.75,表明這一期間,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對總產出的貢獻率分別為25%和75%。參數α和β還可以稱之為產出關于資本和勞動的彈性。因為根據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存在著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產量,分別為:Y/K=αAKα-1Lβ=α(Y/K),K/L=βAKαLβ-1=β(Y/L)。由這兩個式子得出α=(Y/K)(K/Y),β=(Y/L)(L/Y),α表示產出量的變動率與資本投入量的變動率的比率即產出的資本彈性,β表示產出量的變動率與勞動投入量的變動率的比率即產出的勞動彈性。舒爾茨以美國1929—1957年的數據為例,計算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④第一步,計算1929—1957年國民收入增長額(ΔY)以及勞動力所創造的國民收入的余值增長額。ΔY等于報告期(1957年)國民收入(3020億美元)減去基期(1929年)國民收入(1500億美元),結果等于1520億美元。然后,求出1957年勞動力所創造的實際國民收入與按照1929年勞動生產率水平計算出來的1957年勞動力所創造的虛擬國民收入之差額,結果為710億美元。
其中勞動力所創造的那部分國民收入是通過總的國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第二步,用反事實度量法,計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資增量。首先計算1929年、1957年社會積累的教育資本存量。一定時期內教育資本存量計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為畢業生的教育等級或類別的數字代碼,n代表不同教育等級或類別的個數,Et為一定時期內全部教育資本存量,Ci為i級畢業生人均教育費用,Bi為具有i級學歷或類別的就業勞動力人數。其中的各級教育畢業生費用包括社會支付費用、家庭支付費用以及為上大學或中學而放棄的收入即教育機會成本。其次,計算1957年實際教育資本存量與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資水平計算出的1957年虛擬教育資本存量的差額,把這一差額作為1929—1957年教育投資增量,用ΔKe表示(ΔKe=2860億元)。第三步,計算1929年至1957年間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r)。某級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級畢業生人均年均工資收入,X1代表低一級畢業生人均年均工資收入,Ci代表本級畢業生獲得本級教育學歷的人均教育費用。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r)=∑3i=1Wi•Ri,式中i分別取初等、中等、高等三個級別,Wi為權重,其值為某級教育投資占總教育投資的比重,Ri為某級教育投資收益率。
按此公式計算,美國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總教育投資的比重分別為28%、45%、27%,教育投資收益率依序分別為35%、10%、11%,總的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r=28%×35%+45%×10%+27%×11%=17.27%。第四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公式為:Pe=(ΔKer)/ΔY,其中Pe為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ΔKe為一定時期教育投資增量,r為一定時期內平均年教育投資收益率,ΔY為一定時期內國民收入增量。利用上述方法,舒爾茨計算結果為,1957年美國由教育所創造的國民收入占總的國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勞動所創造的國民收入余值增長額(710億美元)的70%。舒爾茨沒有單獨計算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是我們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資量占總教育投資的比例27%,乘以總教育資本增量(ΔKe=2860億元),求出高等教育資本增量(ΔKhe=772.2億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億元,這就是1929—1957年勞動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獲得的收入,它占國民收入增量1520億元的的百分比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為5.59%。
我國學者曾采用舒爾茨的教育投資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過我國特定時期的教育貢獻率。⑤但是這種方法在中國未必完全適合,因為它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處于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要素理論上的。西方經濟學的要素理論認為,勞動力所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勞動力的價格,而勞動力所創造的邊際產品價值就是勞動力在生產上的貢獻,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因此,工資等于勞動力在生產上所作出的貢獻。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勞動力起止年間工資收入差別,作為其計算起止年間教育投資收益率的依據。在中國,則不同,勞動力工資收入不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競爭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資剛性”、“收入分配上的趨同性”、“收入來源的隱蔽性和多元化”、“勞動力部門所有制”等現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資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確反映勞動力的市場價值和知識價值,也不等于他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國采取舒爾茨方法計算出來的起止年間教育投資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導致低估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其次,舒爾茨計算教育投資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的收入差別也不能全部歸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別,如個人天賦、種族特權、家庭背景、社會機遇等都會直接影響收入,因此需要對收入差別進行折算,否則便高估了教育投資收益率。這一點丹尼森已經考慮到了,對工資收入差別用0.6做折算。再次,舒爾茨的方法并沒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經濟生活中的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促進作用,當今時代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忽視了高等教育對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勞動力質量修正法
這種方法不是在生產函數中增加一個教育因素,而是在考慮教育對勞動力質量作用的前提下,通過某種簡化系數,使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轉化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通過計算一定時期內,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勞動力所創造的國民收入量,占國民收入總增加量的比例,從而估算出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924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前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斯特魯米林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資為尺度確定勞動簡化系數,對勞動力質量進行修正,計量了前蘇聯20年代教育對國民收入的貢獻。⑥此后,前蘇聯學者科馬洛夫于1972年在《培養和使用專門人才的經濟問題》⑦一文中,根據受教育年限長短的不同,確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以此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0年—1975年期間,整個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37.1%。前蘇聯學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一書中,則以教育費用的不同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的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5年—1970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18%。我國學者曲楨森以工作年總課時(等于某級教育畢業生受課的總時數×該級畢業生一生的工作年數)數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采用類似科馬洛夫的計算程序,計算我國1952年—1978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率為17.6%。
韓宗禮先生則以教育年限為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采用類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馬洛夫的算法,分別計算了我國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⑧有的學者以各級畢業生人均教育培養費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總的說來,除了質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勞動力質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計算程序。第一步,確定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Li)。如科馬洛夫確定的系數:受初級教育的勞動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中等教育L5=1.6,中等專業教育和大專L6=1.9,大學本科教育L7=2.3。曲楨森確定的系數:具有小學程度勞動者L1=1,初中程度勞動者L2=1.49,高中程度勞動者L3=1.88,大學程度勞動者L4=2.37。第二步,分別計算基期與報告期平均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λ0、λt)。公式為:λt=ΣWitLit,其中,Wit為報告期受i級教育勞動者數量占總勞動力數量的比例;Lit為報告期受i級教育程度勞動力的質量修正系數。同樣,基期平均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公式為:λ0=ΣWi0Li0。第三步,計算報告期與基期之間,由于提高勞動力教育程度所帶來的國民收入增加量(ΔYe)。公式為:ΔYe=YtLt(λt-1)/(Ltλt)-Y0L0(λ0-1)/(L0λ0)=Yt(λt-1)/λt-Y0(λ0-1)/λ0(1)其中,Yt、Y0分別為報告期與基期的國民收入,Lt、L0分別為報告期與基期的勞動力數量,λt、λ0分別為報告期與基期的平均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這是根據科馬洛夫和曲楨森的算法總結出來的計算公式。
根據科斯塔年算法總結出來的計算公式為:ΔYe=Y0(λt-λ0)/λ0(2)第四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額的貢獻?？岂R洛夫的公式為:ΔYe/ΔY=[Yt(λt-1)/λt-Y0(λ0-1)/λ0]/(Yt-Y0)。科斯塔年的公式為:Ye/ΔY=[Y0(λt-λ0)/λ0]/(Yt-Y0)=(λt/λ0-1)/(Yt/Y0-1)。韓宗禮的公式為∶Ye/ΔY=[(λt-λ0)Lt][Yt/(Lt(t)]/(Yt-Y0)=(λ0/λt-1)/(Y0/Yt-1)以上簡述了運用勞動力質量修正法,計算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額的過程。這種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第一,無論是采用工資法、教育年限法、課時法還是教育費用法,確定勞動力質量修正系數或者叫做簡化系數,都有一定的主觀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勞動力在工資、教育年限、受課時數和教育費用上的差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著勞動力質量上和勞動生產率上的差別,代表著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比例關系,是一個難以證明的問題。因為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著學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學后失業不用的現象。前蘇聯學者和我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相比,在經濟理論基礎上有差異,前者一般堅持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切新價值都是由勞動力創造的,資本不創造新價值,只是在生產過程中使其自身價值實現轉移。因此,在核算國民收入的增量時,把國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歸因于勞動力數量和勞動生產率(包括勞動力質量)上的提高。從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來。報告期與基期的(Ye的計算式子中并沒有乘以一個類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β系數,但是這并不影響最終計算結果,因為如果乘以β系數,最終也會被約分掉的。后者則堅持西方國民收入核算理論(SNA),認為GNP(國民生產總值)和NI(國民收入)是由勞動、資本、土地這些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第二,采用這種質量修正方法計算出來的教育貢獻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數或簡化系數與新創造的價值或勞動生產率有直接的因果聯系。勞動者提高的生產能力全部歸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
三、估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率的方法
西方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的增長是勞動力、資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結果,假設土地是固定不變的,假定技術變化率體現在資本存量的改進中,那么,投入轉化為產出的過程可以被描述為一個生產函數∶Y=Y(L,K)。那么,總的產出增長率應該等于投入要素勞動力增長率和資本的增長率之和。但事實上,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大于勞動與資本的投入增長率之和,二者的差額被稱為余值增長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種,如科技進步、規模報酬遞增、勞動者質量提高、制度創新等,但余值增長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爾茨認為是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教育投資,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進而導致國民收入快速增長。丹尼森則進一步尋找了導致余值增長率的各種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貢獻,并把最后無法解釋的余值增長率歸因于知識進展及其作用。按照丹尼森的觀點,勞動不僅有數量方面,且有質量方面的構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為構成成熟勞動質量方面的一個因素,人均勞動小時數和同質工人的數量可以看作是勞動的數量方面因素。那么,Cobb—Douglas函數可以變為:Y=AKα(LE)β。式中,Y代表國民收入產出量,A代表技術水平,K代表資本投入量,L為不包含教育質量因素的勞動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對此式兩邊求對時間t的全導數,且兩邊同時除以Y,經過推導,可得國民收入產出增長速度模型: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國民收入年增長率,a代表年技術進步率,k代表資本投入量年增長率,l代表不含教育質量因素的勞動年增長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長速度,α、β分別為產出對資本、勞動的彈性。因此,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可以表示為:ye/y•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帶來的國民收入增長率,y代表國民收入總的增長率)。在上述模型的基礎上,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兩種:一是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簡化指數法。二是某些學者所采用的勞動生產率指數法。
1.教育量簡化指數法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是他進行經濟增長來源的分析和估計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核算》一書,對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國經濟增長的趨勢》一書,進一步闡述了他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方法。丹尼森在作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時,將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個因素,并將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單位投入量的產出量(即要素產出效率)兩大類,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個投入要素。1985年他對美國1929—1985年經濟增長的核算中得出,國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長率中,有0.4%歸因于教育的貢獻,這相當于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為:0.4%÷2.92%×100%=13.7%。我國學者史清琪、秦寶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計算了我國1952—1987年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為6.76個百分點,其中教育占0.86個百分點⑨,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的貢獻為12.72%。丹尼森計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率(速度)貢獻的方法是:第一步,確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簡化指數。根據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別確定該年收入簡化指數。以受過8年教育的男性勞動力的年人均收入為100%,以此為標準,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對百分比差別即收入指數,從而確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導致的年人均收入簡化指數上的差別。由于考慮到收入上的相對差別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導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別中有3/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對收入簡化指數的差別進行調整,使其差別縮小為原差別的3/5。第二步,計算報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簡化指數(%)。某年教育量簡化指數(%)=Σ(該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簡化指數×該年同一教育年限勞動力數量占總勞動力數量的比例)。第三步,計算全期教育量指數增長系數(Ge)和每年平均增長系數(r)。全期增長系數Ge=報告期教育量簡化指數(%)-基期教育量簡化指數(%)。設基期年教育量簡化指數為100%,則報告期教育量指數增加到100%+Ge,設每年教育量指數平均增長率為r,采用水平法計算:1×(1+r)t=1+Ge,r=(1+Ge)1/t-1,(其中,t為報告期與基期之間相差的年數)。第四步,計算教育量增長導致的每年國民收入增長率(ye)。設工資在全期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即產出對教育投入的彈性系數為β,則ye=βr。第五步,計算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ye/y)。設國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長率為y,則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認為知識進展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結果,因此應該把這3/5的部分加總到教育的貢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