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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現代醫療技術
[中圖分類號]B8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11X（2012）02-0005-06
一、問題的提出
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展，與現代醫療技術的高速發展及其不斷展現的復雜而多變的“醫療實踐”領域及其急速變革有關。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醫療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現出日益尖銳的生命倫理難題，它們在不斷地“書寫”人類依靠技術治療疾病、增進健康、強化生命的各種“傳奇”的同時，也對人類的倫理規范和法律制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醫療-技術”現象（或者“技術-醫療”現象）的醫學進步和生命倫理實踐，正在不斷地將遺傳學、神經科學（腦科學）、干細胞技術、基因技術和計算機輔助技術（例如影像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帶人醫療實踐；而與此同時，幾乎每一項由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的醫學進步，都對舊有的生命倫理學理論與實踐以及與之相關的醫事法學帶來咄咄逼人的挑戰。生命倫理學面臨如許眾多的質詢，例如：如果我們相信技術進步能夠帶來醫學進步（這一點我們堅持一種樸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種道德的進步以及法律的進步？該問題使得現代醫療技術所開啟的醫療技術行為，儼然成了從生命倫理學視野上影響現代技術挑戰倫理及法律問題的“爆發地”！而每一次技術對倫理或法律的挑戰（如器官移植技術、克隆技術、基因診斷技術、以神經科學為基礎的腦服務技術等），都迫使科學家、醫生、法學家、社會學者、政府、媒體和公眾必須動員起來尋找應對的良方。各種各樣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仍然如揮之不去的魅影，與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實踐如影隨形。
于總體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以現代醫療技術為例，主要集結于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難題以及法律難題。從邏輯上看，它大致包括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三個方面。
其一，倫理難題。即使法律支持該技術，我們在倫理上仍然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存在著諸“理”之沖突而每一種“理”都有理的情況。倫理難題的典型形式有三種：（1）倫理與倫理之間的沖突。即有兩種倫理，一種是從個體自由出發的倫理（它主要關涉權利問題），一種是從總體責任出發的倫理（它以義務為首要原則），這兩種倫理在特定的醫療技術境遇中，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2）一種倫理體系的內部存在著的道德與道德之間的沖突。即醫療行為主體之間（醫生與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張上的分殊和相互沖突的情況，從而在醫生的權利與病人的權利之間產生尖銳的道德沖突。（3）在一種集團倫理或組織倫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著倫理與道德之間的沖突。比如醫院組織對個體有普遍性的倫理約束，而個體的道德原則又可能存在著與組織的倫理規約相沖突的情況，于是在特定的醫療技術行為中，出現了“道德的個人和不道德的組織”這樣的倫理一道德悖論。
其二，法律難題。廣義的法律難題必定是從倫理難題而來，然而在生命倫理學中存在著一類相對狹義的法律難題，它將倫理的討論存而不論，在尋求一種“倫理中立”的法律解釋和立法實踐的過程中遇到了支持與反對都有法律依據的情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律解釋的難題，如兩種解釋都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們彼此相互沖突；一是立法依據的難題，在是否立法（比如針對安樂死或醫自殺的藥物和技術的應用問題）以及如何立法等問題上皆存在著相互抵牾的主張，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圓其說。
其三，倫理一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或者主要地由倫理難題而來，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難題而來，它是內含著倫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關聯問題上呈現的難題。代表性的倫理一法律難題有兩大類：（1）現有倫理上的析理無法為法律上的適用提供依據，而現有法律規范或解釋又無法體現倫理的價值、原則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現了倫理失靈和法律失靈的情況；（2）又或者，倫理上的支持和反對都符合法律解釋原則，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對都有強有力的倫理上的支持。倫理分析、道德論爭和推理是法律問題之求解的基礎，許多法律難題的產生乃由于倫理難題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樣，法律的解決方案往往又作為權宜之計不能真正地為倫理難題找到出路。
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與問題癥候
近十年來，伴隨著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誕生以及人類胚胎干細胞被成功地分離（1998年），以及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繪制成功等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進步及其在醫療實踐中的運用，生命倫理學愈來愈聚焦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技術實踐所展現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亦受到醫療技術最新進展的影響：（1）在漢語語境下，現代醫療技術對倫理與法律的挑戰，成為亟需從文化、社會、宗教、倫理、法律等人文價值世界領域進行治理的難題；（2）而一些似乎已經被解決的問題（如腦生或腦死的問題）又重新成為新的倫理一法律難題；（3）由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臨床研究和應用，前所未有地關涉到相關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和相關制度的公正問題，以及前所未有地標示出技術本身存在的大量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它必須獲得倫理與法律的支持，且極大地依賴于倫理難題或法律問題的治理或解決。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各國政府被迫對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挑戰作出回應，即從倫理治理與法律對策兩個方面籌劃或者設計一種有利環境，既促進現代醫療技術（尤其是高新生物醫學技術）的發展，又盡量避免社會被高新技術所侵害。這使得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于總體上愈來愈面向“應用”，且愈來愈介入具體的社會決策或社會行動。例如：針對干細胞轉化醫學等高新生命技術的醫療實踐及其產生的生命倫理難題，英國于2005年通過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啟動了“社會科學干細胞行動”，鼓勵人文學者、倫理學家、法學家等介入這一領域；歐盟的BIO-NET項目，旨在希望中歐合作研究生物醫學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問題。
中國衛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臺了《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這個文件可以視做我國從政策層面應對現代醫療技術帶來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倫理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官方文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對我國醫療領域的技術創新和醫療抉擇有指導性的作用。然而，這個“管理辦法”并不是我們解決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問題的“靈丹妙藥”，由于遇到的問題有些是非常棘手的倫理難題或法律難題，它甚至無法給出具體的實施細則。因此，中國生命倫理學亟需完成一種“語境梳理”，即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從更廣泛深入的實踐探索中，以及更多維交叉的跨學科視野的關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與科學家或醫療領域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對話研究中，進一步探討我國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和法律對策。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現代醫療技術在中國醫療實踐領域的研發、傳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之外，也正在形成“醫療技術的中國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現代醫療技術的發明、應用及其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對中國人的傳統哲學觀、價值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沖擊，讓中國人產生越來越大的“隔離”感；第二，各種高新生命技術的研發和使用，也正在影響著人們的具體生活，比如，醫療上的器官移植技術、基因診斷技術、試管嬰兒技術，等等，這些技術的使用也正在考驗中國人的倫理意愿，改變中國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時也對現有的法律解釋提出了挑戰；第三，由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形態和生活思維方式，與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傳統上建構起來的現代性醫療技術體系存在一定的差異，一些在西方語境中可以發揮作用的倫理或法律規范有可能在中國社會失效，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難題”。
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一般而言，源于現代社會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產生的與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有關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廣泛而深刻的關注與激烈的論辯；特別地說，源自醫療技術在挑戰倫理及法律的過程中，對中國醫療民生和中國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重大影響。
從學說史的角度或者學術語境看，中國大陸學者對生命倫理的中國難題的研究和關注，是與生命倫理學這門新興交叉學科在中國大陸的產生、發展和不斷成長的歷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認為，大陸生命倫理學開始于1979年，以美國肯尼迪研究所的學者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為事件的標記。同年12月全國醫學哲學的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著名的生命倫理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邱仁宗研究員介紹了英語國家有關輔助生殖技術，腦死亡和安樂死及其他生命倫理學問題的爭議。1980年，《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邱仁宗研究員的開篇論文為“死亡和安樂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倫理學》一書，成為將美國和西方生命倫理學介紹到中國的開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國醫學倫理學》創刊。1988年7月全國“安樂死倫理、法律、社會問題”研討會召開，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全國會議”召開。上述兩本雜志的出版，兩個會議的討論，標志著大陸生命倫理學的正式開始。從1997年至今，大陸生命倫理學進入了“體制化”和“法規化”的新階段。更多的機構審查委員會（IRB）或醫學倫理委員會建立了起來，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訂符合生命倫理的政策和法規上。同時，也有許多學者試圖從中西方文化的傳統資源中尋找生命倫理學中國化的啟示，有所謂“儒家生命倫理學”、“道家生命倫理學”、“基督教生命倫理學”等學術探索和有益嘗試。
然而，客觀地分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有兩大問題癥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對話”；二是不夠“關心”。前者突出地表現為，倫理學家、法學家和科學家往往各自以一種自說白話的“自信”來應對或解決難題，但并未真實地面對問題；后者突出地表現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熱心于追蹤生命倫理前沿問題，對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現狀缺乏調查研究的熱忱或者不夠“關心”，對中國醫療民生難題缺少足夠的關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國本土并面向中國問題。因此，在現代醫療技術對生命倫理及法律帶來的嚴峻挑戰中，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的更為緊迫而重大的難題是：如何在強調“對話實踐”和關注“中國問題”的基礎上，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難題，分析我們進行醫療抉擇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國生命倫理面臨的困境和體系構建的路徑，并給出相關問題的國情調研或國情對策。這意味著，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亟需完成兩大語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倫理學作為“對話的倫理學”的理念的確立。“對話”理念的核心，是生命倫理學在跨學科的條件下，真實地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問題，推進倫理學家、法學家、科學家、醫生、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公眾進入深層次對話與商談的學術旨趣或良知抉擇。因為，無法對話的、或者只是尋求獨自的生命倫理學，習慣了將現有的道德理論或權利理論（如道義論、后果論和四項原則或者附加原則）應用到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分析或解決上，往往使得倫理學家和法學家無法真正地溝通或理解，他們與科學家或醫療（衛生）政策的制訂者，亦存在著不利于對話或商談的知識“偏好”或學科“阻隔”，這不利于相關難題的梳理與解決。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要完成語境梳理，首先必須作為融合或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對話實踐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討某些備選原則的應用問題，（當然這些原則的討論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圖在推進對話或商談實踐上有所作為，并在肅清問題或治理難題的基礎上探討我們如何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法律難題。
其二是生命倫理學的中國理念的確立和中國問題的應對。生命倫理學是在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研究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兩個視野上展開相關難題的分析與治理：一是與醫療民生相關；一是與醫療技術的最新進步相關。中國理念和中國問題，無疑是我國生命倫理學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與法律難題的基本立足點。它在現代醫療技術之總體進展中，確定了面向中國醫療民生難題和中國技術進步難題的價值旨歸。因此，盡可能多地關注中國的醫療民生，以及盡可能多地針對中國問題的現狀進行調查研究，是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構建方向
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倫理學是與生命科學和醫療技術相關聯的應用倫理學。然而，在當代漢語語境或者在生命倫理學面臨的中國難題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思考生命倫理學作為一種新型倫理形態（Ethictopology）的意義。一方面，中國語境將從一種倫理觀的意義上揭示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作為涵蓋生命科學、醫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生態文化系統的本質，及其對重整人類性或民族性的倫理生活形態的醫療實踐運動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中國生命倫理的“形態”理念，將從總體上回應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實現一種立足于中國倫理現實和法律實踐對現代醫療技術進入倫理和法律的路徑辨識或探索，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從原則和理論、問題和難題、政策和實踐三大向度建構倫理體系和法律解釋框架。從這一意義上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路徑，首先依賴于我們如何回到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鄉土”，以一種科學的調查研究的審慎性、精確性和實證性，捕捉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境域及其客觀現實。我們過去關于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關注抽象的理論思辨而缺乏現實關懷，或者著眼于具體境遇中的具體因素而缺乏整體架構，缺乏對相關主體或利害相關人的主觀倫理意愿的調查研究；而實際上，回歸中國語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當代中國人對醫療技術問題的倫理意愿為核心進行的實證調查，這是一項為生命倫理的中國形態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礎上，突破過去按照技術分類體系展開、以具體問題為直接對象、即時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構一個將具體技術活動形態和歷史背景、價值觀念、道德意見、生活境遇、實踐者意愿、社會責任、法律規范以及未來發展訴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進而，通過理論和實踐研究，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和醫療技術的發展，有針對性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重大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治理和應對，以及道德文化建設、社會制度建設、立法與法治化建設，和未來發展總體戰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對策建議、理論論證和國情分析。
基于對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的一種理論預設和學術期待，我們多少能夠展望一下中國語境下的生命倫理學在其形態構建上亟待完善并著力建構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觀視野上的突破。生命倫理學是一個包含了生物學、醫學、社會學、法學和倫理學等諸多學科，高度交叉與綜合的創新性研究系統，是以倫理學為主軸貫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三大領域，圍繞“現代醫療技術”、“生命的診治或加強”、“社會、法律、文化”三大關鍵論題展開的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綜合型論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必須厘清這三大概念的區別、聯系及其各自的問題范圍。因此，宏觀視野的研究，主要是運用倫理學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學反思的方法，從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視野上基于對倫理難題與法律難題的領域界劃或治理機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一種現代性的醫療一技術現象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倫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規范”的論證、辯護、反思和批判的意義上為法律的應用或立法實踐提供應然性之評判、正當性之理據和善的目標參照，它在“活的好”與“做的好”兩個方面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問題，并將之融合到道德論辯和法理依據的分析之中，為法律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立法實踐提供原理支持、原則辯護和價值引導；法律則是通過強制性的規范體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針對具體問題的司法解釋，體現倫理的價值、原理、原則和規范，它在強制性規范或判例的“適用”層面，以不容爭辯的形式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面向行為或應用層面解決有關難題。而“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人的“醫療技術行為”，將醫療技術變革與生命倫理突破以一種亙古未見的方式相互緊密關聯起來了，它凸顯了技術干預所進入的“從生到死”的生命之過程，以及“從身體到心靈”的生命之體系，從而在實踐上給醫療抉擇帶來了各種各樣棘手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這一研究進路，并不僅僅是為了描述或者討論在技術發展、運用的具體過程中產生的具體的倫理和法律難題，而是將“現代醫療技術”視為一個動態演進的現代技術變革與人類醫療實踐相互融合的過程的基礎上，揭示技術活動與人類倫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間的本質關聯，并在此基礎上去審視由于現代醫療技術所引發的一般社會問題、生命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產生根源、呈現形式和治理機制，為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奠定邏輯和概念基礎。
第二，中國生命倫理狀況及法律問題的調查。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在其本質上是對人類生存實踐活動的直接關照，因此，通過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來發現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必要基礎和基本前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其構建路徑，其真實的開端處或起點處，乃在于我們運用社會學調查方法，比如通過文獻研究、深度訪談、問卷被試和現場考察等諸多路徑，獲取中國本土面臨的醫療科技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數據庫和典型案例，以為進一步的綜合研究提供調查分析之依據。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現代醫療技術中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物（或者以技術為中介）之間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四大主題，設定相關問卷，對其中產生的生命倫理及其法律問題進行社會倫理狀況的調查，獲得中國本土（通過多群體分類調查）看待現代醫療技術及其應用的主觀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數據和案例。這將使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變得清晰、明確、有力，從而使得生命倫理學的語境梳理真正向中國的現狀和國情靠攏，找出中國問題的特殊難題。以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的中國難題為例，可能有三種具體表現形式：普遍性問題，普遍性問題在中國語境中的特殊表現，以及發源于中國現實的特殊問題。我們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區分并加以科學的描述，清理出造成這些區別的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社會生活條件，準確把握當代中國人的倫理、法律和醫療生活的真實狀況，以及我們如何認識、理解和應對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蘊含的生活體驗和倫理意愿，決定了我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開啟或者梳理中國語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學術品質。
第三，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研究。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關涉諸多復雜艱巨的問題域或問題系列。在現代醫療技術的范例中，核心的問題軸線是以“生命倫理”為基點或主軸，通過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圖辨析或澄清醫療技術行為中面臨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等方面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因此，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除了要在宏觀理念研究的推進策略上根據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問題軸線展開，還必須面對具體的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強調從“倫理觀念變革”的意義上理解現代醫療技術以及在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具體問題境遇中展開道德辯護、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這表明，我們在問題域和研究對象的劃分上，要通過綜合醫療技術行為對生命過程或生命體系的干預，以及醫療技術發展演進的邏輯線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生命倫理的語境進行梳理。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兩大軸線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應用難題或前沿問題：（1）在技術演進或變革的歷史軸線上，梳理出“常規治療技術”、“高新生命技術”和“涉及人類發展性需求的醫療技術”三大類；（2）在技術與人（醫療主體）相關的空間軸線上，梳理出與身體相關、與神經或心靈相關、與遺傳和世代相關三大類。由此，形成了一個由“時空交織”的問題網絡，并系統探討其內在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立體性的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現代醫療技術對人的生與死、身與心、遺傳與世代等至為根本的生命之過程和生命之體系進行操作、干預或控制，對現有的（包括傳統的）倫理觀與法律規范體系帶來了重大挑戰和沖擊。
四、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與研究路徑
當代生命倫理學是一個涵蓋了生命科學技術、倫理學、哲學、法學、社會學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生命文化運動，生命倫理學及其原則（四原則）的討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在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際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不斷地在道德論辯和法律解釋兩個維度對有“喬治頓咒語”（尊重、行善、無害和公平）之稱的規范體系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和質疑，生命倫理學的眾多研究成果都試圖對原則進行重新審查或補充。因此，以生命倫理為主軸，將道德理由（辯護和論辯）和法律依據的探討作為生命倫理體系的兩翼，突破現有的生命倫理學的進路，是生命倫理學面向中國問題或中國語境進行醫療抉擇和問題治理的必然選擇。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有賴于這種理論與實踐之良性互動的生命倫理運動之勃興，以及我國生命倫理學理論研究在進入或梳理自身語境時貫通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證、哲學論辯與難題治理等區隔或阻滯所具備的實踐智慧。
從這一意義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擇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構成的，它本身預設或者預期了一個與中國醫療民生和醫療技術實踐密切關聯的生命文化運動（或生命倫理運動）的可能。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展開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從一種倫理形態的意義為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指引著方向。它強調以中國生命倫理的理念，回應以生命科學技術和神經科學為主體的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強調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這意味著，一種著眼于生命倫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必須格外重視其對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之民生價值內涵的關注，所以既包括對實踐問題進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對具體問題進行理論分析、論證和理論指導，以及在社會政策、制度和國家法治建設方面的指導策略，和面對具體實踐問題時所應采取的倫理和法律技術策略。因此，這是一個涵蓋了基本理念、理論邏輯、政策和制度設計、法律規范體系和具體行動技術策略，并以促進和改善中國未來生命科學技術體系、醫療衛生事業和社會和諧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系統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生命倫理學在研究路徑方面面臨三大轉型：
其一，以“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在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應對方略上倡導一種“對話”和“商談”的倫理學，用意乃在于：力圖使得“以問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在一種跨學科對話和跨文化商談中，打破學科壁壘，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阻隔，以“對話倫理學”的交叉融合的視角，進行難題分析、現狀調查、問題治理，并提供指導醫療抉擇的對策建議，從而進一步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知道，對當代生命倫理學而言，現代醫療技術所產生的生命倫理和法律問題，已不再是單個學科的事情，而是一個關涉多個學科的集群性問題，沒有多學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們無法真正回應這些重大的現實問題以及由之產生的諸種理論問題甚至文化問題。在強調多學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時，運用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力圖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在眾多相關交叉研究視域中（比如醫學倫理、醫學社會學、醫事法學、倫理社會學、法倫理等）進行問題分析和理論探析，這不但能改變以前各學科各自為伍、單兵作戰的“獨白敘事”的狀況，促進學科交叉與融合，還能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
其二，以對“問題”或“難題”的充分關注，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文化研究。生命倫理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被界定為：運用種種倫理學方法，在跨學科的條件下，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的倫理學維度，包括道德見解、決定、行動、政策，進行系統研究的學問。以問題為取向的研究路徑，在生命倫理學和醫事法學的研究進展中，在根本上顛覆原有的關于理論與實踐、思想與世界的關系的傳統認識，它使得生命倫理學總是在一種倫理突破的意義上，著意去介入、去發現或者重建一種生機勃勃的倫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學和法學的應用研究，既是世界倫理學形態整體變革之大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創建新的、順應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倫理文化運動的一個具體實踐環節。雖然今天的生命倫理學理念主要是發端于西方文化傳統之中，但由于生命倫理學問題往往對任何文化來說都是難題，生命倫理事件的全人類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都不能獨善其身，也無法僅僅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中提供一個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決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種特殊文化的話語霸權。因此，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個跨文化的倫理視野和論辯平臺，使不同觀點可以在生命倫理實踐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進行對話交流，在屬于全人類的范疇內進行廣泛的合作；在這些事件的啟發下重新審視我們的整個道德體系，判斷、描述并引導我們未來生活的應然。
關鍵詞：生命倫理；治理；
Abstract: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have brought a lot of serious ethical， social and legal Issues （ELSI）while it brings benefits for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open discussions and hot debatea among stakeholders related to bioethical issues， governance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ontents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examines the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Bioethics and biopolitics in China. Finally， the authors provid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bioethical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concerning th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Bioethics; governance.
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以下簡稱生命科學技術）是21世紀最重要的科技領域之一，它們的發展將會給醫學、制藥和農業等領域的發展帶來革命性的變化，為人們預防和治療疾病，改善生活質量做出巨大貢獻。但同時，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會引起一些不確定性和風險、甚至是負面效應，帶來一系列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轉基因技術、克隆技術、人類胚胎干細胞等生命科學技術前沿的研究引發的倫理、社會和法律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熱點之一。為了使生命科學技術造福于人類，控制和減少其負面效果，需要解決相關的種種倫理問題，并制定相應的倫理規則、政策和法規。自20世紀50年代生命倫理學誕生以來，國際上已形成了解決生命倫理問題的各種理論、方法和機制。隨著生命倫理問題重要性的日益顯著，許多國家不僅制定各種相關的法律法規，而且在國家宏觀管理層面建立了相應的決策和咨詢機制，例如，世界上約有50多個國家建立了國家政府一級的生命倫理委員會[1]，并且形成了各種公眾參與決策的機制。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于生命倫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相應的法規與準則也不斷完善，但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著需要改進的地方，特別是需要加強宏觀管理和政策協調。由于生命倫理問題包含的領域廣泛，影響面廣，幾乎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且生命倫理問題已成為一個跨國界和跨文化的議題，因此有必要從國家層面上把生命倫理問題作為一個整體考察。本文在分析生命倫理問題本質的基礎上，以倫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這一新概念為核心，分析我國生命倫理研究與管理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強我國倫理治理機制的若干建議。
一、生命科學技術領域的倫理問題及其治理
（一）生命倫理問題的本質
生命科學技術發展帶來一系列非技術問題，包括倫理的、法律和社會的問題（ELSI），這些問題主要有：對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有關侵犯人的權利和尊嚴的問題；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家庭倫理問題；由基因歧視、商業機密泄漏和利益沖突等帶來的社會問題；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問題；有關“扮演上帝”等議題的宗教問題；涉及到基因決定論、醫學目的等的哲學問題；涉及到R&D資源分配、倫理審查制度的政策管理問題；涉及到生命科技立法和執法的法律問題；國與國之間的資源爭奪與合作問題；生命科學研究和評價中的倫理學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中，倫理、社會和法律問題是相互十分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而不是簡單的堆積，其中倫理問題處于核心地位。國際學術界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對倫理問題的認識及解決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其他社會和法律問題的理解和解決。
所謂生命倫理問題是指生命科學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應用、醫療保健中的治療和預防決策都涉及應該做什么和應該如何做的問題。[2] “應該做什么”或“該不該做”為實質性倫理問題，“該如何做”為程序倫理問題。其中，前者是生命倫理的根本問題，在生命科學研究和醫療實踐所面臨的道德難題中，追問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該不該做”。例如：是否應該開展生殖性克隆技術研究？是否允許人與動物的嵌合體？該不該為了達到增強后代的記憶力（或身高）的目的而干預生殖細胞系的基因呢？人類是否應該為了科學研究而在14天內毀掉一個胚胎呢？該不該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強行采集珍貴的人類遺傳樣本呢？對于這些實質性倫理問題認識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乎到對程序倫理問題及其他社會和法律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應當如何做”是主要指技術和管理層面的措施，例如，在基因治療中怎樣保證受試者的權益、如何預防不良的事件，用于研究的人類胚胎干細胞應該通過什么樣方式獲得，倫理審查委員會應該如何權衡人體試驗中的“風險”與“受益”，應該如何符合倫理地開展“治療性克隆研究”。“該不該做”與“如何做”的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當反對某項研究或治療的實質性倫理成立時，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務就是如何制定嚴格的措施來達到此目的；而當贊成某項研究或治療的實質性倫理成立時，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務就是在技術層面和管理層面上如何做好的問題。
生命倫理問題觸及關于生命、人和社會之間的根本價值觀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生命觀、安全觀和公平公正觀。
1.生命觀：生命科學技術使人干預和改變生物體與生命的自然本性，觸及到生命觀的核心。例如，人類胚胎干細胞實驗提出的重要倫理問題是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一個人何時成為一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那么簡單，不同宗教、文化價值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類胚胎干細胞實驗的反對者認為，胚胎干細胞來自早期胚胎，而從胚胎中提取干細胞必定會損毀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細胞就是“毀滅生命”，甚至無異于“殺人”。以布什政府為代表的美國保守派就是這樣的觀點。這樣的觀點立足于他們的生命觀。在他們看來，卵子受精的一剎那，就是生命的開始。而贊成胚胎干細胞研究的人則認為，胚胎干細胞只是胚泡中的內細胞群，沒有滋養層的支持，不可能獨立發育成胎兒，所以它們并不是胚胎。與生命觀緊密聯系的是人的尊嚴問題。生命是神圣的，敬畏人的生命體現了對人的生命尊嚴的維護和尊重。例如，在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中，天主教人士就認為，為了銷毀人類胚胎而制造人類胚胎，這是對人類尊嚴的嚴重侵犯。
2.安全觀：這是貫穿于生命倫理各個領域的一個問題，像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基因治療、干細胞的安全性問題等。安全性是由于技術的不完善或可能的負面效果帶來的，但它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該不該應用、如何應用技術還是一個倫理和社會問題。例如，對于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盡管轉基因食品可能會與天然食品同樣安全，但并不能排除它們的安全隱患，事實上現在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會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如何對待和使用轉基因作物與食品，不同國家的態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如美國和歐洲國家，起作用的就是倫理態度。對于安全性問題，需要根據“不傷害”的倫理原則制定技術安全性標準、安全性規程。
3.公平和公正觀：生命科學的發展對公平和公正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例如，在研究資源的分配、研究受益分享和風險承擔等方面，帶來了面向大眾還是少數人或利益集團等尖銳的問題以及各國怎樣分享利益等復雜問題。
其他重要的倫理、社會和法律問題還包括對生物技術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問題、生物技術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問題，生物技術應用中的隱私和歧視問題、生物技術對專利權的挑戰問題等。
對于這些問題必須做出倫理上的辯護，常常需要多學科的辯護，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規則和法律。
（二）治理——解決生命倫理問題的機制
現代生命倫理涉及的領域廣泛（如人類基因組計劃、基因治療、人類干細胞研究、克隆技術、輔助生殖、轉基因作物與食品等），而且每一個領域中，倫理問題與社會和法律問題纏繞在一起，影響面廣，幾乎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科學界、醫療界、學術界（哲學、法學等）、政府、私人團體、公司、公眾等，各方在解決這些問題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場和利益，這給問題的解決帶來一定的難度。而且，隨著國際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深入發展，生命倫理問題成為一個跨國界和跨文化的議題。
根據國際趨勢，解決涉及不同意見和觀點、影響到各個方面的重要議題，越來越多是采取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通過各種相關利益者參與的方式，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治理”一詞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廣泛的應用。英文中“治理”一詞源于拉丁文和希臘文，原意為“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揮和控制行為。90年代以來，學者們賦予了“治理”一詞新的含義，與自上而下的“統治”一詞明顯不同。羅茨（R.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變化，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意味著有序統治的條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來統治社會。”[3] 按照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給出的權威定義：“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4]與統治相比，治理是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現象。它既包括政府機制，但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治理的實質在于，它強調的是機制，強調的是不同社會角色為了共同目標的協調行為，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權威和制裁，強調非正式的合作、協調，同行的監督、公眾參與等方式。
科學與治理議題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在歐洲興起[5]，出現了一系列著作，[6]［7］[8]它指的是以各種方式或機制把有關不同利益者帶到一起，以使科學技術為保護和促進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務為目的，管理科學技術帶來的變化的所有決策過程。[9]
在治理的思想下，對于涉及不同意見和觀點的生命倫理問題可以采取“倫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的解決方式[10]，即以各種方式或機制把政府、科研機構、醫院、倫理學家（包括法律專家，社會學家等）、民間團體和公眾帶到一起，發揮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決面臨的生命倫理問題以及社會和法律問題。這種機制的核心是堅持科學性與民主性的統一。
根據國際經驗，從國家層面看，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治理機制包括：（1）通過全球對話，建立共同的倫理準則；（2）制定倫理準則和法律法規；（3）加強決策服務的科學咨詢；（4）設立倫理審查；（5）促進公眾參與。
1.通過全球對話，建立共同的倫理準則
生命倫理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賴于全球對話，使國際社會建立一些共同的認識基礎和評價標準。事實上，國際上形成的一些倫理準則已成為各國公認的準則。例如，1948年頒布的《紐倫堡法典》為“二戰”后人體實驗的開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倫理指南。1963年由世界醫學協會的《赫爾辛基宣言》更是將《紐倫堡法典》細則化，此后不斷更新的《赫爾辛基宣言》反映了新時期國際社會對醫學研究的倫理要求。1978年，由美國政府發表的《貝爾蒙報告》所倡導的“尊重”、“有利/不傷害”和“公正”原則被多數國家采納。1993年世界醫學理事會（CIOMS）和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制訂的《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生命醫學研究國際倫理準則》（2002年修訂）成為指導各國制定相關倫理審查辦法的指南。雖然對一些復雜問題，各國并不能很快地達成一致意見，如2005年第59屆聯合國大會并沒有就“治療性克隆”達成一致意見，但是，解決這個問題仍然需要各國對話和相互理解。
2．確定倫理準則和監管
通過制定具體的倫理準則和法律法規：（1）明確科學家的責任，使生命科學界和醫學界有章可循，保證負責任的科學研究，預防科學界的不端行為；(2)保證生命科技發展中的安全，降低研發中的風險；（3）保證研究參與者和公眾的權益，促進公眾對科學研究和應用的理解；（4）促進生命科技發展與國際規范接軌。
有了倫理準則和法律法規，還需要加強監管和執行。發達國家在生命倫理領域都有嚴格的監管機制，主要的特點是：（1）在政府機構設立新的專門機構，或者明確、調整現有的職能部門，明確責任分工。例如，對于基因治療，美國是由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人體研究保護辦公室（OHRP）和食品與藥品監管局（FDA）等3個聯邦機構共同實施監管。NIH下屬的重組DNA咨詢委員會（RAC）和生物安全委員會（IBC）分別負責對基因治療研究項目的倫理審查和政策咨詢、風險評價和研究監控，FDA也負責對基因治療的監督和審查，OHRP側重于對受試者的保護；（2）在現有倫理準則或法律框架下出臺針對基因治療的實施細則。在基因治療進入臨床研究前的1985年，美國的RAC就針對體細胞基因治療制訂了指導準則——《考慮要點》（Points to Consider），并探討審查此類研究方案的細則。
3．為決策服務的科學咨詢
倫理規范、政策和法律法規是規范和解決生命倫理問題的重要手段，而科學咨詢是這些手段的重要基礎。科學咨詢是為決策提供科學證據，包括提供專業上的信息，解釋重要科學數據、信息的意義和重要性，確保它們的質量等。科學咨詢有助于保證科學上的可信性，澄清爭論，促進政策的可接受性。堅實的科學咨詢是政策和法規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證，同時也有助于生命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
在一些發達國家，在國家層次上都設有專門的生命倫理咨詢委員會，為國家相關決策提供咨詢。例如，美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對當下涉及的生命倫理問題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提出一個比較全面的評估，并以報告的形式提交給行政當局，作為制定政策的參考。1997年英國多莉羊誕生后，美國政府能夠在短時間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是依靠國家生命倫理顧問委員會提出的咨詢建議。
4．倫理審查
為了把倫理指導原則和準則落在實處，把有效處理與解決生命科學技術和醫療實踐中所遇到的倫理和價值問題，有效地保護受試者，必須建立一種正式的倫理審查機制。國際上普遍上采用的機制就是建立生命倫理委員會。生命倫理委員會是設在政府、研究機構、醫療協會、醫院的決策咨詢組織。為政府服務的生命倫理學委員會的功能主要是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而其他類型倫理委員會依據公認的國際倫理準則和國家制定的倫理準則，從倫理學角度審查人體試驗研究，保護受試者權益。
生命倫理委員會是一個民主的機制，它涉及不同的觀點和學科，以便在科學研究自由、專業知識以及人權和公眾利益直接之間做出調和。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成員主要是來自多個學科的專家，例如生物學、醫學、倫理學、法學、哲學、社會學、政府管理學等學科，在許多國家，通常還會有宗教學專家。另外，往往還會有一名非專業人士，如患者代表和社區代表等。生命倫理委員會可以給這些代表各種利益群體的人士提供一個互相交流和協商的平臺，運用各種知識來尋求合適的解決方案。
5．公眾參與
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公眾參與相關的生命科學技術決策是溝通科學與社會的一條有效途徑。公眾參與的意義不單單是從專家獲得科學技術信息，而且科學家應該認真聽取公眾意見，形成真正的對話，這不僅可以充分反映民意，也可使相關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實施。
公眾參與生命科學技術決策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并發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區為基礎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討班（Scenario workshops）等。實踐表明，各種形式的公共參與十分有效。
二、 我國生命倫理研究與管理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生命倫理研究與管理的成績
我國的生命倫理學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標志性的事件有兩個：我國第一部《生命倫理學》專著的出版（邱仁宗，1987年），有關安樂死和生殖技術的倫理和社會問題的全國研討會的召開（1988年）以及對漢中安樂死案件和上海人工授精案件的公開辯論（1988年）。20多年來，我國生命倫理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 （1）形成了一批專業化的研究隊伍和成果。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大學建立了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開設了相關課程，培養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教材和專著。不少生命倫理學方面的學者參與了科技部、衛生部等國家層面的倫理咨詢和政策制定；（2）國家相關部門出臺了一些重要的相關法律法規，例如，《涉及人體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衛生部，1998年，2007年），《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科技部、衛生部，1998年），《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科技部、衛生部，2003年12月）；（3）倫理委員會的建設初見成效。1998年，衛生部設立了“衛生部涉及人體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該組織在2000年改稱“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其他類型倫理委員會也初見成效，包括醫療行業協會委員會（如中國醫師協會道德建設委員會）、醫療/醫院倫理委員會（如很多三甲醫院都有醫院倫理委員會）和研究倫理委員會（如從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器官移植、藥品生產的機構的倫理審查委員會；（4）國際交流與合作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重視與中國的交流與合作，標志性的事件是， 2006年8月第八屆世界生命倫理學大會在北京成功召開。
（二）我國生命倫理領域需要解決的問題
1．宏觀管理機制缺乏
生命科學倫理涉及到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行政部門。在我國，與生命倫理問題有關的行政部門（衛生部、科技部等）分立，很難建立起一個全國統一的法規與管理辦法，而在解決一些涉及范圍廣的生命倫理問題時，如基因資源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種全面的決策和咨詢機構。
2．對政策法規相關的倫理問題關注力度不夠
近十多年來，我國在重要的生命科學領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對規范我國相關生命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還存在一些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現在對相關的倫理問題關注力度不夠。例如，衛生部的《人的體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臨床研究質控要點》（1993年）、原國家藥監局的《新生物制品審批辦法》附錄九：“人基因治療申報臨床試驗指導原則”（1999年）和《人基因治療研究和制劑質量控制技術指導原則》（2003年），主要側重于技術標準和操作規范，在倫理規范方面的規定過于簡單。《人的體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臨床研究質控要點》反對生殖細胞系基因治療，但沒有任何論證。
3. 倫理審查機制不健全
雖然我國的倫理審查體系已經初建成效，但從總體上看，還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國家層面上還沒有一個為國家生命倫理議題提供全面咨詢和審查的生命倫理委員會，如直接向國務院負責的生命倫理委員會。其他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1）審查制度無法真正貫徹落實，有時只是走過場；（2）科學家保護受試者權益的意識較差，保護受試者權益的防范措施有限；（3）對于醫務人員以及科研人員在生命倫理方面的教育培訓還不普及；（4）相當多的倫理委員會委員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倫理審查培訓，水平參差不齊，對自己的定位不清，對國內外倫理準則和管理法規了解程度也不夠；（5）相關人員對倫理審查活動職責缺乏基本的認識，對倫理審查時有較強的抵觸情緒等。
4．倫理意識有待于提高
在我國，與生命倫理相關的領域，倫理意識還比較淡薄。例如，在基因治療倫理審查方面，國內有兩種觀點：（1）只要不違反科學原理和相關法規就可以了，沒有必要進行倫理審查；（2）既然西方已經充分討論了相關的倫理問題，也有較成熟的倫理審查制度，直接“拿來”，或略加修改即可，沒有必要在小題大做。
賽百諾公司“重組Ad-p53腺病毒注射液”（英文名為Gendicine）的問世讓我們看到上述兩種認識的片面性和嚴格監管的必要性。當國內媒體為之歡呼雀躍時，國際科學界卻意見不一，一些科學家質疑臨床試驗數據的可靠性和監管的嚴格性。[11]
5．公眾參與意識不強，培訓不夠。
許多醫院在醫學倫理管理方面為保護患者的權益，把患者代表引進倫理管理委員會，但是多數情況并不成功，許多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說話，基本不發揮作用。
三、 加強我國生命倫理治理機制建設的設想
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一樣，把生命科學技術作為國家的戰略研究領域，大力推進，并利用其成果為國人造福。同樣，我國也面臨著解決生命科學技術前沿進展帶來的倫理問題，應該吸收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從“倫理治理”這一觀念出發，建設和完善中國解決生命倫理問題的機制。
“倫理治理”一詞對于中國來說，還是一個新穎的概念，它第一次由2006年啟動的中歐合作項目BIONET引入中國生命倫理學界，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釋。此項目由歐盟第六框架計劃資助，英文名為Ethical Governance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Chinese - European Co-operation，中方把這一項目的名稱翻譯為“生物學和生命醫學的倫理管理：中歐合作”。中方專家與歐方專家在對governance一詞的理解和解釋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中方專家把governance解釋為“管治”，認為好的管治應該有：好的管理條例，包括倫理上可以辯護的規范、條例的實施是可行的；條例的實施、貫徹，包括教育和培訓；監督／督察；獎懲制度；管理機構；專項預算。歐方專家強調governance指的是非等級分層管理的術語，指相互合作、協調和商議，不僅僅在國家組織（例如政府部門、市政、法院等）之間，還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科學機構、醫療機構、律師、學術雜志、病人團體等），不僅包括寫下來的規則，而且包括非正式的工作慣例、同行間相互監督等。[12]中歐雙方專家對governance的不同理解，客觀上反映了雙方實際所處的倫理制度環境不同，相比于歐盟各國，我國在規范制定及管理上比較落后，且非政府組織參與不夠。不過，也存在著認識問題。把governance解釋為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理”，沒有充分地把握這一概念的意義。中國生命倫理問題的解決固然需要好的管治或管理，而且還應該加強，但同時應該包括更多的社會角色參與，并建立和發展更豐富的機制使不同參與者充分互動和合作，因此用嶄新的“治理”或“協同治理”[13]更能表達governance含義。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國家，作為一個在世界上負責任的大國，需要建立一種政府、科學團體、科學家、生命倫理學家、公眾等各個角色共同參與的生命倫理治理機制，開展前瞻性的生命倫理研究，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對話，參與制定國際倫理準則，大力開展相關的教育培訓，建立和完善倫理審查制度和機制，主動、及時地應對生命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各種倫理難題。
（一）加強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咨詢
1.建立國家生命科學研究倫理與政策的協調機制。
成立國家生命倫理學委員會。委員會直接向國務院負責，其職責是為國家提供生命科學研究和生物技術應用方面的政策咨詢，規范和統一國家各個生命科學技術領域的倫理準則，制定地方及機構倫理委員會應遵循的一般性原則，指導具體工作，培訓人員。委員會可以在原衛生部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基礎上擴大組成。
在一些重要的領域，建立和完善由科技部、衛生部、農業部等相關部門參加的生命科學研究倫理與政策協調機制。
2.改進和完善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
改進和完善政策法規的制定過程。生命倫理問題涉及不同的利益者，各利益相關者的立場和利益不同，政策的制定應該盡可能地汲取不同利益者的意見，特別是公眾的意見。
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隨著生命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新情況和問題會不斷出現，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察新發展的基礎上，完善有關的政策法規。例如，對于2003年科技部和衛生部聯合出臺的《人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指導原則》，我們認為應該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和完善，尤其是增加審查涉及到胚胎干細胞來源方面的具體規定。
（二）大力倡導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溝通科學與公眾
國家各種綜合性和專業性科學團體應該發揮團結、統一科學界的凝聚作用，發揮溝通政府、科學家和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制定科學家的研究倫理準則，以各種形式大力倡導科學家的社會責任。
積極開展促進公眾理解科學的各種活動，例如，就生命倫理的某些重點和熱點問題（如轉基因食品）開展科學界與公眾界的對話，并吸取各種媒體參與。
（三）加強倫理審查
倫理治理的核心是加強倫理審查，促進科技發展與倫理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除了上面所建議的成立國家生命倫理學委員會，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倫理審查：
1.發展和完善各級倫理委員會。建立省級醫院倫理委員會、研究倫理委員會，并給下屬醫院及研究機構的倫理委員會提供指導、培訓、咨詢。機構倫理委員會負責對本機構內研究方案進行獨立、公正、及時的倫理審查，而且要對研究進行后續倫理監督和評價。有條件的醫院和研究機構，應該單獨或聯合建立倫理委員會，條件不成熟的單位則可以通過已建立的單位進行審查。
2.明確并完善涉及人體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職能：（1）制訂嚴格的入選和排除標準，以保護受試者和保證人體試驗順利進行；（2）倫理審查委員會應獨立地從倫理和科學技術上把關，對方案做出同意、否定或暫緩的決定；（3）組織專家開展對研究者、資助者、各級倫理委員會成員、媒體和其他相關團體及個人進行倫理學培訓，定期組織專家進行專題學術研討會；（4）倫理委員會要建立網站，公布聯系方式，廣泛征求各界的反饋信息，并在網站上。
3.委員會成員的選擇要綜合考慮各種的因素。委員會的成員在學科、年齡、性別方面的分布要合理，既要有生命科學、醫學方面的專家，也應有法律、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的專家；既要有專業人員，也應有能代表社區利益和社會道德價值觀的公眾；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老專家，也應多吸收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學者參加；同時男女委員比例要適當，還應該考慮委員的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委員們應能勝任委員會的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時間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應避免有明顯利益傾向的人參與，以保證委員會工作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4.加強生命倫理知識培訓。由國家有關部門與各類生命倫理機構（如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等）合作，對醫護人員、機構倫理委員會委員進行有爭對性、有步驟的培訓，并針對具體倫理案例舉辦講座、討論會等，在醫務人員與科研人員之間普及生命倫理學知識及相關規范。
（四）促進公眾參與科學決策
加強對公眾普及生命科學知識，促進公眾參與決策。通過多種途徑，使公眾、尤其是廣大患者及其家屬獲取相關科學前沿領域的知識：（1） 醫學廣告；（2）科普讀物（如、報紙、網絡，等）；（3） 公開辯論（如口頭交流、課堂教學、短期培訓、民間論壇等；（4）專門的教育培訓；（5) 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規、不良事件處理意見）；（6) 專業期刊和學術交流。在擁有了必備的科學知識后，公眾參與的生命科學和醫學決策的程度和深度將會大大加強。
國家要確立公眾參與決策的機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調動公眾參與的熱情，促進公眾以適當的方式和途徑參與重大科學決策。公眾提出的問題、建議應通過適當的途徑為科學決策者采用，公眾能對重大科學決策的實施過程和結果進行追蹤監督和評價。
(五) 加強生命倫理學研究
1. 加強中國生命倫理重大問題的研究。必須結合中國的情況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生命倫理學問題，為加強和完善相關的立法提供科學依據。
2.加強對國外生命倫理學研究的消化吸收。消化吸收國際生命倫理學的最新成果，對我國制訂生命科技前沿領域中的倫理規范或法律法規以及解決重要的生命倫理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3. 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科學國際化的趨勢增強，生命倫理在國際交流和合作中產生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國際生命倫理學界的交流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
4.向公眾傳播相關的生命科學倫理知識。生命科學倫理學界應該擔負起向公眾傳播生命倫理知識的責任，提高公眾的認識，使他們正確地了解生命高新技術發展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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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系統地概括了臨床腫瘤學現狀、發展趨勢和存在的問題，涵蓋了腫瘤病因學、病理學、診斷和治療學方面的內容。《腫瘤學概論》特色之處在于強調了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的結合，初步介紹了基礎研究成果的臨床轉化，從宏觀上較好地把握了現代腫瘤學的發展方向。我們將繼續把成熟的腫瘤學基礎和臨床進展的內容修訂進更新的版本中，使其更具科學性、臨床實用性和前沿性，力求能夠在國內推廣。
貫徹循證醫學理念循證醫學將臨床研究證據與臨床實
踐以及患者期望合理地結合起來，是當今臨床實踐的基礎。循證醫學模式與傳統的經驗醫學有很大不同，其精髓是遵循最佳的研究證據，把最可靠和最有學術價值的醫學研究成果在臨床上推廣，為診治患者做出當前醫療條件下的最佳決策。臨床腫瘤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貫徹循證醫學理念，這是臨床實踐的要求，也是醫學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循證的過程既是解決臨床問題的過程，也是醫學教學的過程，這種思想應貫穿在學生的職業生涯過程中。在教學時，要引導學生使用循證醫學研究方法，避免偏離實際、妄加推斷的“想象式”的工作習慣。例如，在腫瘤學臨床實習階段，可以從臨床病例匯報開始建立循證理念，通過認真地采集病史和進行體格檢查，完善患者的資料，在此基礎上依靠本專業成熟的治療指南進行分析，從錯綜復雜的線索中發現主要問題，做出合理的臨床決策，這個過程即是以證據解決臨床問題的體現。
惡性腫瘤是一種系統性疾病，臨床上有多種治療方法，如手術治療、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內分泌治療、介入治療、中醫中藥和姑息治療等，這就要求能合理地選擇和使用最佳的手段以優化治療結果，這個目標是建立在臨床研究證據基礎上的。高級別的臨床試驗、薈萃分析、學術界公認的專家共識和具有法定資質的機構的治療指南等為醫生提供了這類證據。在臨床腫瘤學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指導學生學會如何依據研究證據來選擇最佳的治療。當然，也要結合患者的具體狀況和我國腫瘤臨床的實際情況。《NCCN指南》是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的各種惡性腫瘤臨床實踐的指南，每年都會根據循證醫學數據進行更新，它不僅是美國腫瘤學科領域進行臨床決策的標準，也成為了全球腫瘤臨床實踐的重要依據。該指南在中國也得到了腫瘤專科醫生的認可，并被國內專家“漢化”。在教學中，教師可引導學生接觸并初步領會該指南中的循證醫學理念，為未來繼續教育奠定基礎。另外，在教學過程中，也可以讓學生參與科室正在進行的臨床試驗，學習臨床研究設計的基本方法，有利于學生加深理解循證醫學理念。
擴展教學思路，突出腫瘤學特色
1提高教師自身素養，塑造學生優秀品格
提高教師自身素養是保證腫瘤學教學質量的前提條件。由于臨床腫瘤學涉及到多種基礎和臨床學科，客觀上要求教師必須具有系統性的知識結構。教師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學術水平，在不斷更新腫瘤學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相應地提升教學能力。在教學過程中，必須避免簡單地重復其它學科中教授過的腫瘤學內容，教師要將腫瘤學知識橫向地融合起來，使學生認識到腫瘤學不是其他學科的配角，而是多學科有機的結合和深化，是一種專業性很強的獨立學科。同時，教師對學生的言傳身教也非常重要，優秀的教師必然對學生的學習態度產生積極的影響，尤其是在指導學生見習時，帶教教師的業務水平、敬業精神和人格魅力會自然而然地直接影響學生。教師的這種正面示范和引導作用特別重要，有利于提升學生未來的從醫境界。
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除了要傳授學生專業知識外，還要重視塑造學生的職業道德。對腫瘤學專業醫學生進行醫德醫風教育特別重要，包括引導他們如何做人、如何以醫療行為規范約束自己等，以此來提高學生的修養，使其能真正理解和同情患者，從而做到對患者進行人文關懷。在這個過程中，要有意識地培訓醫患溝通技巧，尤其是可以結合醫療糾紛案例，向學生示范如何進行醫患溝通，比如有計劃地把醫患溝通中經常使用的談話技巧傳授給學生，這些交流方法包括了解性談話、啟發性談話、鼓勵性談話、解疑性談話、預防性談話和慰問性談話等。在傳授這些溝通方法時，教師要注意語言嚴謹，尊重患者隱私，這些細節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
2將基礎學科與臨床腫瘤學有機結合臨床腫瘤學依賴很
多基礎性學科的支撐。病理學、分子生物學和影像學等是臨床腫瘤學的基礎。就病理學而言，它是腫瘤診斷的金標準，也提供了腫瘤治療的關鍵依據。病理學提供了組織學方面的信息，如腫瘤大小、組織學類型、浸潤程度、腫瘤分級和區域淋巴結轉移等，這些信息是腫瘤分期的依據，也是判斷預后的根據。在臨床部分的教學中，既要強調病理學診斷的重要性，還要將病理學和臨床資料有機地結合起來，匯總所有的資料后進行科學地分析，以便作出正確診斷。更重要的是，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人們對惡性腫瘤的認識也不僅僅停留在形態學上。
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發現把腫瘤病理學推進到分子水平。一方面，將形態學、免疫學和基因診斷有機地結合成為腫瘤診斷的新趨勢;另一方面，分子靶向藥物能特異地殺傷腫瘤細胞，但分子靶向藥物的使用在很多情況下依賴于分子病理學測定技術的支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將腫瘤學教學提高到分子層面，才能更好地適應當代臨床腫瘤學的發展。人體解剖學、組織胚胎學、病理生理學、藥理學等基礎學科對臨床腫瘤學也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要求學生了解并掌握這些基礎學科知識，并與臨床實踐合理地結合，才能培養出適應臨床腫瘤學飛速發展要求的醫學生。
3將腫瘤綜合治療與“個體化”治療相結合多學科綜合治
療是惡性腫瘤治療的基本原則。根據惡性腫瘤的病理類型、臨床分期和體力狀態等因素，科學地制定治療方案，有計劃地使用多種治療方法，才能達到最佳治療效果，并保證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認為，惡性腫瘤是全身性疾病，發病機制及其復雜，臨床治療難度大，只有通過多學科密切協作，在合適的時間點上使用最佳治療手段，才能達到相對滿意的療效。這就需要向醫學生闡明，綜合治療不是幾種治療手段簡單的相加，而是有機地使用不同的治療手段，合理而規范地治療腫瘤。建立惡性腫瘤多學科治療的理念，將為學生進入臨床后拓展治療思路打下基礎。與此同時，要強調惡性腫瘤的治療不僅要重視疾病本身的治療，也要充分考慮患者體力狀態。沒有臟器功能支持的抗腫瘤治療患者無法耐受，反而可能降低生存期。
隨著人類基因組學等高通量技術的發展，惡性腫瘤藥物治療由廣譜的細胞毒藥物治療向特異性強的分子靶向治療延伸，“量體裁衣”式的“個體化”治療已經成為腫瘤臨床治療的發展趨勢。根據惡性腫瘤特點和患者體力狀況制訂出的有的放矢的治療方案，能選擇最佳的治療藥物，避免無效或者過度治療，使患者得到最大的生存期獲益，同時也降低了不良反應的發生。臨床腫瘤學教學中，在強調腫瘤綜合治療的同時，要重視并依據患者的“個體化”情況來選擇合理的治療手段，將綜合治療和“個體化”治療結合起來，培養學生正確的臨床工作思路。
4注重臨床實踐醫學生在成為臨床醫生之前，必須經歷
從理論學習到臨床實踐的過程，即開始于醫學院校課堂，循序漸進地進入見習和臨床實習階段，最后成為一名臨床醫生。培養一名合格的“專科型”腫瘤科醫生，需要將扎實的理論知識與豐富的臨床實踐結合起來，以理論指導臨床實踐，在臨床實踐中又能不斷地學習并提高理論水平。因此，在臨床腫瘤學教學時，教師要將臨床工作的經驗帶到課堂的理論教學之中，通過生動形象的講解、詳實深入的臨床資料、多彩動感的教學課件，引導學生主動地將理論知識放到臨床實踐的背景中，建立理論為臨床服務的觀念。臨床實習階段在整個腫瘤教學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臨床帶教教師要定期進行教學查房，根據教學內容有的放矢地選擇患者，進行病史詢問和體格檢查方面的示教工作，并通過具體病例展示如何進行實驗室檢查、如何進行診斷和鑒別診斷以及如何選擇規范的治療方案。在這個過程中，要培養學生診療活動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進行必要的補充和糾錯，為以后更好地開展臨床工作理清思路、打好基礎。
與此同時，在培養學生臨床技能和科學思維的同時，還要提高學生們的自學能力。例如，每周開展一次典型病例討論，鼓勵學生以主角身份分析病情和參加討論，以達到在調動學生學習興趣的同時，培養學生的臨床實戰能力，促進了從理論到臨床實踐的轉化。
5培養科學研究思路科學實驗是促進臨床腫瘤學不斷進
步的重要方法。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指導和幫助學生設計科學實驗來解決臨床問題，對于培養學生未來的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意義。一個代表性的實驗研究，包括從選題、閱讀文獻、設計方案、具體實施到匯總和分析實驗結果、撰寫研究報告或論文等過程，對于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科研思路，學會為解決臨床問題而尋求實驗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意義。在理論課學習階段，可以鼓勵學生組織科研小組，通過親自參與設計一些經典的實驗研究，加深領會理論知識。在臨床實習階段，教師應初步傳授臨床試驗的思維和方法，把臨床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作為研究目標，通過傳授學生如何查閱文獻、如何進行統計學分析、如何使用簡單的觀察研究方法來解決問題，這些訓練為學生以后的繼續教育奠定了基礎。在這個階段，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對一些常見病進行文獻綜述和分析，或以個案報告等形式，這種教學方法不僅能培養學生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學生接觸到高級別臨床試驗，有利于建立循證醫學的研究思路。另外，臨床研究以患者為研究對象，不僅涉及到臨床實踐中的科學問題，還要考慮到倫理學的要求，進行臨床研究時要把患者的利益放在優先位置。以上這些教學方法在提高學生科研素質的同時，也培養了研究興趣，客觀上會提高學生的臨床技能。
優化教學方法，發揮教學媒介優勢
1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對于臨床腫瘤學乃至整個醫學
都是最重要的教學手段之一。作為臨床醫生培養對象的醫學生，未來要面對形形的患者和疾病案例，需要處理各種復雜和疑難的臨床問題。因此，選擇有代表性的、經典的臨床腫瘤學案例進行示教特別具有意義。這種直觀形象的“實戰”教學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特別能啟發他們如何合理地運用醫學知識有效地解決臨床問題。教師在分析案例和制定治療方案過程中，要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和辯論，通過深入細致地解析來提高他們處理臨床問題的能力。這種教學方法以點帶面，不但能梳理學生解決臨床問題的思路，強化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同時也能激發學習興趣，調動其主觀能動性。比如，有些教師會通過提出“疑難問題”來訓練學生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方法有利于鞏固學到的知識，并能拓展學生解決問題的思路。這種“以學生為中心，教師進行引導”的帶有互動性質的教學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2多媒體教學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應該廣泛使用多媒
體工具和課件。多媒體教學實現了文字、圖像、圖形、動畫、聲音的有機結合，極大地拓展了教學空間。傳統的板書、掛圖、膠片圖像等教學方法，只能表現出靜態的教學內容，而建立在多媒體手段下的現代教學方法，能直觀、動態和立體地描述生物學現象，并有利于揭示現象背后的本質，讓學生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中掌握復雜的理論。另外，還可以在教學中增加臨床工作的相關視頻，例如醫患溝通過程、教學查房、手術過程、多學科病例討論等。這些教學方法不僅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效果，也能激發學習興趣，學生雖然身在課堂，卻能身臨其境般地走入臨床實踐。近10年來，我院臨床腫瘤學教學已全部采用了多媒體教學，并已拓展到臨床帶教和見習階段，這些教學手段有力地提升了臨床腫瘤學教學的水平。然而，在多媒體教學時也要避免只進行僵化地灌輸，弱化師生之間的言語交流。教師要不斷提高制作多媒體的能力，既要考慮到教學形式，更要保證教學質量。
3使用網絡資源在當今信息化時代里，網絡已成為文獻
1選擇合適的教材，建立循證醫學理念選擇合適的教材腫瘤科作為專科設置在我國只有30多年的歷程，臨床腫瘤學‘‘專科化”的教學則起步更晚。我國多數醫學院校在早期沒有獨立的臨床腫瘤學師資隊伍和教材，教學基礎非常薄弱，這部分內容多放在其他專科性質的教學中，教材的腫瘤學‘‘屬性”不高，相關內容更新慢，這種狀況已經無法適應當今臨床腫瘤學快速發展和“專科化”教學的要求1。例如，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腫瘤發生機制穿插在基礎學科的課程中，通過病理學、生化和分子生物學等教材學習相關知識點，而臨床部分又放在各種系統性疾病的章節中。這種教學模式的系統性和專業性不強，重點不突出，已經無法適應臨床腫瘤學的發展和臨床實踐的要求。在授課過程中，教師把教學重點放在其他專業的非腫瘤學內容上，客觀上忽視了腫瘤學的專業特色,有時也出現內容上的贅述或者脫節。可見，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培養出的學生很難勝任當今腫瘤學的臨床工作。
要解決這些問題，合理地選擇教材是首要環節。目前，國內有少數幾個高等醫學院校在參考發達國家腫瘤學教育的基礎上，編寫了適用于我國醫科院校的臨床腫瘤學教材。除了以導論和概論為主的綜合類教材外，臨床腫瘤學教材已經能系統地展示學科發展現狀。在選取教材時，要依據教育部設定的培養目標和我國大學教育實際情況，綜合考慮教材的“經典性”和‘‘先進性”力求教材在體現出科學性的同時，特別能貼近臨床實踐。我院在總結多年來對臨床腫瘤學選修課程教學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院教學的實際情況，參考國內外使用的教材自行編寫了《腫瘤學概論》，以此作為腫瘤學本科生教材。該教材在國內編寫時起步較早，內容完善，基本上能滿足本科生的教學需求。教材系統地概括了臨床腫瘤學現狀、發展趨勢和存在的問題，涵蓋了腫瘤病因學、病理學、診斷和治療學方面的內容。《腫瘤學概論》特色之處在于強調了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的結合，初步介紹了基礎研究成果的臨床轉化，從宏觀上較好地把握了現代腫瘤學的發展方向。我們將繼續把成熟的腫瘤學基礎和臨床進展的內容修訂進更新的版本中，使其更具科學性、臨床實用性和前沿性，力求能夠在國內推廣。
1.2貫徹循證醫學理念循證醫學將臨床研究證據與臨床實踐以及患者期望合理地結合起來，是當今臨床實踐的基礎。循證醫學模式與傳統的經驗醫學有很大不同，其精髓是遵循最佳的研究證據,把最可靠和最有學術價值的醫學研究成果在臨床上推廣，為診治患者做出當前醫療條件下的最佳決策2。臨床腫瘤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貫徹循證醫學理念，這是臨床實踐的要求，也是醫學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循證的過程既是解決臨床問題的過程，也是醫學教學的過程，這種思想應貫穿在學生的職業生涯過程中。在教學時，要引導學生使用循證醫學研究方法,避免偏離實際、妄加推斷的“想象式”的工作習慣。例如，在腫瘤學臨床實習階段，可以從臨床病例匯報開始建立循證理念，通過認真地采集病史和進行體格檢查，完善患者的資料,在此基礎上依靠本專業成熟的治療指南進行分析，從錯綜復雜的線索中發現主要問題，做出合理的臨床決策，這個過程即是以證據解決臨床問題的體現。
惡性腫瘤是一種系統性疾病，臨床上有多種治療方法，如手術治療、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內分泌治療、介入治療、中醫中藥和姑息治療等，這就要求能合理地選擇和使用最佳的手段以優化治療結果,這個目標是建立在臨床研究證據基礎上的。高級別的臨床試驗、薈萃分析、學術界公認的專家共識和具有法定資質的機構的治療指南等為醫生提供了這類證據。在臨床腫瘤學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指導學生學會如何依據研究證據來選擇最佳的治療。當然，也要結合患者的具體狀況和我國腫瘤臨床的實際情況。《NCCN指南》是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的各種惡性腫瘤臨床實踐的指南，每年都會根據循證醫學數據進行更新，它不僅是美國腫瘤學科領域進行臨床決策的標準，也成為了全球腫瘤臨床實踐的重要依據3。該指南在中國也得到了腫瘤專科醫生的認可，并被國內專家“漢化”。在教學中，教師可引導學生接觸并初步領會該指南中的循證醫學理念，為未來繼續教育奠定基礎。另外,在教學過程中，也可以讓學生參與科室正在進行的臨床試驗，學習臨床研究設計的基本方法，有利于學生加深理解循證醫學理念。
2擴展教學思路，突出腫瘤學特色
2.1提高教師自身素養，塑造學生優秀品格提高教師自身素養是保證腫瘤學教學質量的前提條件。由于臨床腫瘤學涉及到多種基礎和臨床學科,客觀上要求教師必須具有系統性的知識結構。教師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學術水平，在不斷更新腫瘤學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相應地提升教學能力。在教學過程中，必須避免簡單地重復其它學科中教授過的腫瘤學內容，教師要將腫瘤學知識橫向地融合起來，使學生認識到腫瘤學不是其他學科的配角，而是多學科有機的結合和深化，是一種專業性很強的獨立學科。同時，教師對學生的言傳身教也非常重要，優秀的教師必然對學生的學習態度產生積極的影響，尤其是在指導學生見習時，帶教教師的業務水平、敬業精神和人格魅力會自然而然地直接影響學生。教師的這種正面示范和引導作用特別重要，有利于提升學生未來的從醫境界。
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除了要傳授學生專業知識外，還要重視塑造學生的職業道德。對腫瘤學專業醫學生進行醫德醫風教育特別重要，包括引導他們如何做人、如何以醫療行為規范約束自己等，以此來提高學生的修養，使其能真正理解和同情患者，從而做到對患者進行人文關懷。在這個過程中，要有意識地培訓醫患溝通技巧，尤其是可以結合醫療糾紛案例，向學生示范如何進行醫患溝通，比如有計劃地把醫患溝通中經常使用的談話技巧傳授給學生，這些交流方法包括了解性談話、啟發性談話、鼓勵性談話、解疑性談話、預防性談話和慰問性談話等5。在傳授這些溝通方法時,教師要注意語言嚴謹，尊重患者隱私，這些細節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
2.2將基礎學科與臨床腫瘤學有機結合臨床腫瘤學依賴很多基礎性學科的支撐。病理學、分子生物學和影像學等是臨床腫瘤學的基礎。就病理學而言，它是腫瘤診斷的金標準，也提供了腫瘤治療的關鍵依據。病理學提供了組織學方面的信息，如腫瘤大小、組織學類型、浸潤程度、腫瘤分級和區域淋巴結轉移等，這些信息是腫瘤分期的依據,也是判斷預后的根據。在臨床部分的教學中，既要強調病理學診斷的重要性，還要將病理學和臨床資料有機地結合起來，匯總所有的資料后進行科學地分析，以便作出正確診斷。更重要的是，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人們對惡性腫瘤的認識也不僅僅停留在形態學上。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發現把腫瘤病理學推進到分子水平。一方面，將形態學、免疫學和基因診斷有機地結合成為腫瘤診斷的新趨勢;另_方面，分子靶向藥物能特異地殺傷腫瘤細胞，但分子靶向藥物的使用在很多情況下依賴于分子病理學測定技術的支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將腫瘤學教學提高到分子層面，才能更好地適應當代臨床腫瘤學的發展6。人體解剖學、組織胚胎學、病理生理學、藥理學等基礎學科對臨床腫瘤學也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要求學生了解并掌握這些基礎學科知識，并與臨床實踐合理地結合，才能培養出適應臨床腫瘤學飛速發展要求的醫學生。
2.3將腫瘤綜合治療與“個體化”治療相結合多學科綜合治療是惡性腫瘤治療的基本原則。根據惡性腫瘤的病理類型、臨床分期和體力狀態等因素，科學地制定治療方案，有計劃地使用多種治療方法，才能達到最佳治療效果，并保證患者的生活質量7。目前認為，惡性腫瘤是全身性疾病，發病機制及其復雜，臨床治療難度大，只有通過多學科密切協作,在合適的時間點上使用最佳治療手段，才能達到相對滿意的療效。這就需要向醫學生闡明，綜合治療不是幾種治療手段簡單的相加，而是有機地使用不同的治療手段，合理而規范地治療腫瘤。建立惡性腫瘤多學科治療的理念,將為學生進入臨床后拓展治療思路打下基礎。與此同時，要強調惡性腫瘤的治療不僅要重視疾病本身的治療,也要充分考慮患者體力狀態。沒有臟器功能支持的抗腫瘤治療患者無法耐受，反而可能降低生存期。
隨著人類基因組學等高通量技術的發展，惡性腫瘤藥物治療由廣譜的細胞毒藥物治療向特異性強的分子靶向治療延伸，“量體裁衣”式的“個體化”治療已經成為腫瘤臨床治療的發展趨勢8。根據惡性腫瘤特點和患者體力狀況制訂出的有的放矢的治療方案，能選擇最佳的治療藥物，避免無效或者過度治療，使患者得到最大的生存期獲益，同時也降低了不良反應的發生。臨床腫瘤學教學中，在強調腫瘤綜合治療的同時，要重視并依據患者的“個體化”情況來選擇合理的治療手段,將綜合治療和“個體化”治療結合起來，培養學生正確的臨床工作思路。
2.4注重臨床實踐醫學生在成為臨床醫生之前，必須經歷從理論學習到臨床實踐的過程，即開始于醫學院校課堂，循序漸進地進入見習和臨床實習階段，最后成為一名臨床醫生。培養一名合格的“專科型”腫瘤科醫生，需要將扎實的理論知識與豐富的臨床實踐結合起來，以理論指導臨床實踐，在臨床實踐中又能不斷地學習并提高理論水平。因此，在臨床腫瘤學教學時，教師要將臨床工作的經驗帶到課堂的理論教學之中，通過生動形象的講解、詳實深入的臨床資料、多彩動感的教學課件，引導學生主動地將理論知識放到臨床實踐的背景中，建立理論為臨床服務的觀念。臨床實習階段在整個腫瘤教學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臨床帶教教師要定期進行教學查房，根據教學內容有的放矢地選擇患者，進行病史詢問和體格檢查方面的示教工作，并通過具體病例展示如何進行實驗室檢查、如何進行診斷和鑒別診斷以及如何選擇規范的治療方案9。在這個過程中，要培養學生診療活動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進行必要的補充和糾錯，為以后更好地開展臨床工作理清思路、打好基礎。與此同時，在培養學生臨床技能和科學思維的同時，還要提高學生們的自學能力。例如，每周開展_次典型病例討論，鼓勵學生以主角身份分析病情和參加討論，以達到在調動學生學習興趣的同時，培養學生的臨床實戰能力，促進了從理論到臨床實踐的轉化。
2.5培養科學研究思路科學實驗是促進臨床腫瘤學不斷進步的重要方法。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指導和幫助學生設計科學實驗來解決臨床問題，對于培養學生未來的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意義。一個代表性的實驗研究，包括從選題、閱讀文獻、設計方案、具體實施到匯總和分析實驗結果、撰寫研究報告或論文等過程,對于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科研思路，學會為解決臨床問題而尋求實驗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意義。在理論課學習階段，可以鼓勵學生組織科研小組,通過親自參與設計一些經典的實驗研究，加深領會理論知識。在臨床實習階段，教師應初步傳授臨床試驗的思維和方法，把臨床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作為研究目標,通過傳授學生如何查閱文獻、如何進行統計學分析、如何使用簡單的觀察研究方法來解決問題，這些訓練為學生以后的繼續教育奠定了基礎。在這個階段,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對一些常見病進行文獻綜述和分析，或以個案報告等形式，這種教學方法不僅能培養學生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學生接觸到高級別臨床試驗，有利于建立循證醫學的研究思路。另外，臨床研究以患者為研究對象，不僅涉及到臨床實踐中的科學問題，還要考慮到倫理學的要求，進行臨床研究時要把患者的利益放在優先位置。以上這些教學方法在提高學生科研素質的同時，也培養了研究興趣，客觀上會提高學生的臨床技能。
3優化教學方法，發揮教學媒介優勢
3.1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對于臨床腫瘤學乃至整個醫學都是最重要的教學手段之一。作為臨床醫生培養對象的醫學生，未來要面對形形的患者和疾病案例，需要處理各種復雜和疑難的臨床問題。因此，選擇有代表性的、經典的臨床腫瘤學案例進行示教特別具有意義。這種直觀形象的“實戰”教學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特別能啟發他們如何合理地運用醫學知識有效地解決臨床問題。教師在分析案例和制定治療方案過程中，要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和辯論,通過深入細致地解析來提高他們處理臨床問題的能力10。這種教學方法以點帶面，不但能梳理學生解決臨床問題的思路，強化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同時也能激發學習興趣，調動其主觀能動性。比如，有些教師會通過提出“疑難問題”來訓練學生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方法有利于鞏固學到的知識，并能拓展學生解決問題的思路。這種“以學生為中心,教師進行引導”的帶有互動性質的教學模式[11],是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3.2多媒體教學在臨床腫瘤學教學中，應該廣泛使用多媒體工具和課件。多媒體教學實現了文字、圖像、圖形、動畫、聲音的有機結合，極大地拓展了教學空間。傳統的板書、掛圖、膠片圖像等教學方法，只能表現出靜態的教學內容，而建立在多媒體手段下的現代教學方法，能直觀、動態和立體地描述生物學現象，并有利于揭示現象背后的本質，讓學生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中掌握復雜的理論。另外，還可以在教學中增加臨床工作的相關視頻，例如醫患溝通過程、教學查房、手術過程、多學科病例討論等。這些教學方法不僅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效果，也能激發學習興趣，學生雖然身在課堂，卻能身臨其境般地走入臨床實踐。近10年來，我院臨床腫瘤學教學已全部采用了多媒體教學，并已拓展到臨床帶教和見習階段，這些教學手段有力地提升了臨床腫瘤學教學的水平。然而，在多媒體教學時也要避免只進行僵化地灌輸，弱化師生之間的言語交流。教師要不斷提高制作多媒體的能力，既要考慮到教學形式，更要保證教學質量。
3.3使用網絡資源在當今信息化時代里，網絡已成為文獻集成和技術推廣的最重要的途徑，網絡資源是一個取之不盡的知識寶庫。在臨床腫瘤學教學過程中，應因勢利導地幫助醫學生學會利用網絡上的醫學信息資源，使學生懂得如何在知識的海洋中獲取和鑒別自己所需的東西，以適應臨床腫瘤學科的快速發展。網絡遠程教學是一種成熟的教學手段,這種教學方式拉近了教學平臺之間的距離，其中的網絡課程和網絡醫學討論因為參與的便利性得到很多學生的青睞。網絡教學不僅能擴展知識面，更重要的是教學過程中學生便于參與，能大幅提高教學效率。我們在選擇臨床腫瘤學精品課程時,使用了經過優化的教案和多媒體課件，顯著地提高了教學質量。另外，在完成教學大綱要求的內容后，我們也在網上推薦優秀的參考書，以拓展學生的知識結構。我校建立的臨床腫瘤學網絡論壇，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發表見解的舞臺和管道，他們在積極參與論壇活動過程中，不斷進行著臨床腫瘤學的繼續教育。
成都地區慢性肝病患者庚型肝炎病毒抗體的檢測 吳佳玉，唐榮珍，邱火享功
山東省1993～1996年臨床脊髓灰質炎病例分析 雷杰，李黎，徐愛強
1995～1997年中國部分地區麻疹病毒流行株基因型分析 孫英杰，Li Jin，葛力
庚型肝炎病毒在肝炎及肝癌患者中感染情況 竇亞玲，芮靜安，李正謙
一株新輪狀病毒引起河北省石家莊市成人腹瀉爆發流行 楊紅彥，陳淑芬，紀紹忠
細菌L型醫院感染危險因素的調查 管劍龍，孫玉安，全
山西省慢性病死亡監測分析 梁之斌
北京市東城區慢性病防治研究結果與策略 陳立泉，馬立憲，崔玲玲
礦區人群糖尿病的危險因素分析 王文絹，施侶元，董福霞
類白血病反應的腎綜合征出血熱臨床流行病學分析 王瑞喜，智春玲，黃華
妊高征孕婦血清鈣、磷代謝的觀察和分析 高淑云，劉桂霞，李隆敏
獻血者骨礦含量降低的調查與分析 李金星，公衍文，李金花
農村敬老院老人跌倒的危險因素探討 林中珉，楊保江，劉永誼
國外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研究進展 劉秀芬，黃悅勤，李立明
普樂林致一過性血紅蛋白尿一例 常景梅
中國糖尿病現狀及初步分析 田鳳華
加強急救中心建設 保障全市人民健康 陸琴芬
因特網在流行病學研究和教學中的應用 任愛國
腫瘤流行病學研究資料的統計分析 項永兵
用彩超和心電圖檢測在校或幼兒園兒童心臟異常的發生率 杜忠東，李競，吳進
流行病學知識問答 宋文虎，吳尊友，曾光
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前S1、S2蛋白檢測的臨床意義 何浩明，姜秀云，孫貴
肺炎患兒肺炎衣原體感染及流行特征分析 高峻嶺，陳吉祥，欒佐
婦科門診病人生殖支原體感染狀況的調查 袁曉璞，丁雁，李璐
浙江省1997年腎綜合征出血熱監測分析 龔震宇，趙芝雅，翁景清
貴州省1997年局部地區百日咳爆發流行給人們的啟示 陶沁，陳圣俊，王華剛
計劃生育門診病人宮頸沙眼衣原體感染流行病學調查 樊慶華，黃石全，李雅珍
乙型肝炎病毒宮內傳播機制的分子流行病學研究 徐德忠，閆永平，徐劍秋
沈陽地區不同人群HCV感染及HCV基因型分布研究 黃芬，董亞珞，王占英
山東省丁型肝炎病毒感染調查研究 陳憲銳，玄梅香，尹燕明
保守治療異位妊娠49例 陳婉
高危行為人群5型病毒性肝炎感染因素研究 逄增昌，儲全勝，徐玉珍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慢性轉化率的流行病學研究 倪進發，闞曉宏，畢鵬
孕婦沙眼衣原體感染危險因素的研究 張桂寧，王全意，戴笙
牙周病危險因素的病例對照研究 潘衛紅，鄭望茍，陳穗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危險因素探討 周躍平，樊乃駒，閆冀
急性菌痢治療方案的衛生經濟學研究 黃亞玲，李建新，向幼華
浙江省會城市兒童碘營養狀況研究分析 王玉琴，屠興國，黃學敏
北京城鄉幾種常見老年病流行病學調查 高芳坤，于普林，鄭宏
北京市部分地區老年人消化性潰瘍患病率及相關因素調查分析 張玫，湯哲，張泰昌
江西省醫院法定傳染病報告管理工作監測 唐音，程慧健
沈陽地區重型肝炎血清中庚型肝炎病毒核酸的檢測 舒波，竇曉光，李穎
北京地區不同人群TT病毒感染研究 杜紹財，王奉水，季穎
預防接種安全注射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周吉坤，于競進，程峰，張榮珍，王若濤，王釗
云南省1989～1998年艾滋病流行與控制的研究 張家鵬，程何荷，賈曼紅，張勇
膽石病環境病因的臨床流行病學研究 談永飛，楊松，喻榮彬，彭俊，周家儀，沈靖，姚才良
醫院感染與控制 張艷紅
流行病學知識問答 張經坤，呂繁，曾光
中藥"軟肝丹"治療肝硬化、腹水121例臨床效果觀察 朱文，段鳳瑞，金水高
湖北省宜昌市醫療機構使用中消毒劑監測分析 蔣寧，劉立屏，高文靜
強氧化離子水進行復用透析器消毒的臨床觀察 繆潔萍，陳貴民，李麗霞，蔡紅梅
遠紅外線消毒柜溫度差異與消毒效果的觀察 江永忠，岳木生，喻允華，陳順蘭
酸化電位水對微生物的殺滅效果 李景芹，丁津華，沈破
云南省大理州麻疹發病回升因素分析 陳白云，王素丹，黃黔云，楊雨強，李鴻鈞
新生兒室護士手的污染和消毒方法探討 羅曉黎，譚薇，李春林
快速金標免疫斑點法檢測腎綜合征出血熱抗體 陳雙峰，金紅，劉桂蓮
CYJ-1型臭氧消毒機消毒效果觀察 黃新宇，孫利群，姜曉春
苯酚器械消毒液消毒效果的評價 賴燕菲，吳瑤，盛吉芳
醫護人員手帶菌情況的監測分析 田實，付軍，姜小春
二氧化氯發生器對微生物殺滅效果的觀察 康順愛，林立鶴，孫利群
廣州地區醫院醫護人員手的細菌污染與消毒 李秀珍，李錦光，張健，黃愈玲
醫院使用中的消毒液細菌污染檢測分析 王月云，龔仁珍，張方蘭
市售一次性衛生用品衛生學評價 艾國學
中國免疫預防事業的成就與展望 王克安
廣州地區醫院空氣細菌污染與控制 李錦光，李秀珍，徐義炳，黃愈玲
中國絲蟲病防治成就 孫德建
中國的遺傳流行病學研究 王建華
短小芽胞桿菌E601抗電離輻射性的研究 耿彥生，袁洽劻，李濤，張杏紅
醫院消毒劑使用中的污染調查 劉秀巖，宛悅，吳憲中
季銨鹽消毒劑中檢出一株洋蔥假單胞菌 魏蘭芬，林軍明，申屠金勝，許激
過碳酸鈉消毒性能的觀察 楊云海，周艷霞，趙生友，姜曉春
氧化電位水對胃鏡消毒效果的臨床觀察 高哲平，秦俊玲，張京，尹煒玲，楊雪梅
潔康手術消毒劑殺菌性能和毒性觀察 胡國慶，賴燕菲，魏蘭芬，林軍明，張峰
對吉林省18所省管醫院高壓滅菌器滅菌效果調查 王雅鵑，孫利群，楊云海
不同廠家的生成機制備的酸化電位水對微生物殺滅效果的研究 李新武，孫守紅，李濤，張流波，劉秀巖，袁洽劻
綜合醫院院內感染危險因素調查 付大仁
血漿置換患者TT病毒感染的觀察 江元森，黃仰蘇，姚集魯，凌小強，李學俊，彭曉謀
一起猩紅熱暴發流行的調查 姜波，何偉，康殿財
國產與進口頭孢哌酮的藥物經濟學研究 張信紅，鐘光林，裴保香，劉屏
Ⅱ型糖尿病家族聚集性的流行病學研究 郝超，姜維平，王亞龍，陳文宇，沈洪兵，徐耀初
一次性使用衛生用品生產區內紫外線燈使用現狀及對策 李曉偉，劉澤遠，王雪峰，于秀艷
關于混雜概念的討論 胡永華，耿直
中國TORCH研究進展 崔君兆
一起流行性腮腺炎爆發的調查 高淑碧，湛美東，譚學筠
廣西服務婦女有關健康風險干預效果研究 劉偉，周月姣，梁紹伶，何波，梁鳳琴，農麗萍，閉素章，梁紅，廖蘇蘇
安徽省O157∶H7大腸桿菌病原學調查的實驗分析 陶濤，陸美娟，虞勇，郭仁榮，賈嘉，王建軍，李群，岳偉
寧夏地區白血病流行病學調查 張永平，徐錦華，張曉春，李長玉，卞廣波，梁麗俊
環境因素和谷胱甘肽轉硫酶基因型與胃癌易患性的分子流行病學研究 鞠振宇，姜又紅，肖峰
河南省0～14歲兒童支氣管哮喘流行病學調查 彭義利，湯兵祥，劉俊剛，甄新安，王翠花，王國斌
貴州省1996～1999年淋病流行特征 姚光海，何平，陶沁，潘家秀，聶偉
山西省1990～1999年疾病監測點老年人群死亡特征 黃清霄，梁之斌，馬麟
天津市1989～1998年傷害死亡狀況分析 董雪，楊文秀
山東省1990～1998年腎綜合征出血熱流行特征及其變化趨勢 康殿民，阮玉華，傅繼華，張遵寶，張興錄，王克安
流行性感冒疫苗在小學生中臨床效果及經濟效益評估 王君，戴富強，劉敏
浙江省2000年腎綜合征出血熱流行與防制 傅桂明，趙芝雅，朱智勇
山東省腎綜合征出血熱疫苗保償情況分析 王志強，王宇露，趙玲
結腸癌和直腸癌危險因素的巢式病例對照研究 陳坤，蔡劍，劉希永，馬新源，姚開顏，鄭樹
懷念錢宇平教授 不斷開拓進取 詹思延
流行性感昌及其預防策略 張云，舒儉德
流行病學進展回顧 李立明
我國流行病學研究進展 俞順章，鄭錫文
傳染病防治中的新問題及其對策 段廣才
生物恐怖流行病學 曹務春
我國西部地區傳染病流行狀況與防制對策 王敦志，許軍紅，吳先萍，宋揚
廣西壯族自治區傳染病流行特征及防制策略 董柏青
關于腸道病毒感染的幾個問題探討 汪華
中國萊姆病的研究進展 萬康林
云南省鼠疫現狀及防治對策 董興齊
地理信息系統與遙感技術在疾病防治中的應用 姜慶五，林濤
現場流行病學及其特征 張順祥
管理流行病學及其在醫院管理中的應用 梁萬年
流行病學研究中的倫理學問題 王濱有
臨床研究的類型和現狀 王倩
藥物流行病學研究中的新方法 詹思延
遺傳流行病學 邊建超
我國人群腦卒中發病率、死亡率的流行病學研究 趙冬
中國人群血脂異常的流行病學研究:潛在危險和防治現狀 武陽豐
我國艾滋病相關危險行為研究及干預工作的現況與挑戰 吳尊友
大力開展行為監測促進艾滋病防治工作 呂繁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行為干預研究 劉民
流行性感冒疫苗組分的確定及其免疫預防策略 舒儉德，張云
老年人生活質量及其評價 于普林
21世紀老年醫學發展趨勢 何耀
進一步發展和豐富我國的傷害流行病學 王聲湧
新世紀我國傷害流行病學的形勢與任務 譚紅專
道路交通傷害的流行病學研究 莊勛
流行病學實驗設計的延伸:單一被試實驗研究 曲成毅
基于因果網絡圖控制混雜的條件 耿直，王學麗，何洋波
我國血吸蟲病防治:機遇與挑戰 袁鴻昌，姜慶五，趙根明，何納
我國華東地區恙蟲病流行病學研究概況 吳光華
弓形蟲病研究簡史及我國弓形蟲流行病學調查 崔君兆
臨床流行病學及教學實踐 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