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9 09: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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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中樞：讓城市管理“全面響應”
從本質而言，智慧城市可以被比喻為一個生態系統，由市民、社區、交通、能源、商業、通信、水資源等子系統組成。這些子系統又形成一個普遍聯系、相互促進、彼此影響的整體。在科技不夠發達的過去，這些子系統無法互聯互通，也無力為城市發展提供完整的決策信息支持。隨著科技的發展，借助下一代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決策分析優化等IT技術，城市中的信息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物理基礎設施、商業基礎設施等聯結成新一代智慧化基礎設施，構建起跨領域、跨子系統的綜合應用信息系統。這猶如給城市裝上網絡神經系統，使城市中不同部門和系統之間實現了信息共享和協同作業，擁有了“智慧中樞”，從而能更合理地利用資源、做出最佳的城市發展管理決策，及時預測和應對突發事件和災害。
智慧社區如同智慧城市中的一個個“小細胞”，是應對城市化發展新挑戰、打造高品質城市生活的基石。它以智能、人文、服務為理念，以管理精細化、服務人文化、運行社會化、手段信息化、工作規范化為建設思路。以信息化技術手段為支撐，統籌各類服務資源，滿足社區居民、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需求。從實踐成果來看，智慧社區是公共治理的一種新模式，為轄區居民和單位、社會組織提供“全面響應”的智慧生活狀態，真正實現寓管理于服務，在服務中體現管理的社區治理目標。
作為構成智慧城市的基本單元，智慧社區信息化建設共經歷了非可視樓宇對講、聯網的非可視樓宇對講、可視的樓宇對講終端、智能化小區、數字化社區、智慧社區六個階段（見圖1），為優化社區資源配置，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提供了幫助。在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引下，構造智慧社區先進的信息化應用環境，能引導公共部門、市民、企業進入信息化時代，改變人們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三網一云”：信息技術構建人文社區
智慧社區是在下一代互聯網、物聯網、電信網（無線網）的基礎上，使用高性能計算機和云計算等先進技術，整合巨量數據和信息進行深入分析和復雜計算，最終形成以智慧技術高度集成、智慧產業高端發展、智慧服務高效便民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區發展新模式。概括而言，智慧社區就是“三網”與“一云”的有機結合及廣泛應用。
智慧社區的結構主要包括訪問層、應用層、網絡層和感知層（見圖2），相應地，智慧社區擁有四個核心特征：
更深入的智慧化感知。社區擁有大量的信息資源，建設智慧社區可通過分布在社區重要基礎設施、公共環境中部署的傳感系統、自動監測和監控設施等快速獲取城市所需信息并進行分析，實現社區信息與數據的實時收集與存儲，便于在突發事件發生時立即采取應對措施并制定突發事件應對方案。
更全面有效的互聯互通。通過城市高帶寬的固定網絡、無線網絡、移動通信網絡可將個人電子設備、組織和政府信息系統中收集和儲存的分散信息及數據進行連接、交互、多方共享和協調，幫助用戶從全局的角度分析并解決問題，使工作、任務通過多方協作或遠程操作成為可能，從而徹底改變城市社區管理與運作方式。
更深入的協同關聯應用。通過管理體制的創新保障，構建身份認證、目錄交換、結算清分、信用評估等技術平臺的體系性建設，確立信息系統之間的無縫連接和協同性，促進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大量數據的流轉、交換、共享、比對，形成城市社區治理“主動發現問題一功能自協調一及時處理問題”的良性機制。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收集到的數據，以獲取更新穎、系統且全面的結論解決特定問題，更好地支持城市發展決策、行動和創造新價值。
更人性化的人文關懷。以人（社區用戶）的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以生活更美好為根本目標，力求通過智慧社區的建設提高社會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務水平，構建涵蓋社會管理、服務、建設、動員、組織等于一體的智能化綜合信息服務管理平臺，最終實現智能、人文、宜居的現代新型社區。
謀篇布局，打造“一盤棋”管理模式
根據調查，當前社區居民的需求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生存需求，包括社會保障、社會救助、勞動就業、醫療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層次為生活需求，包括提高和改善生活質量所需的服務如體育健身、文化娛樂、科技教育、網絡購物等。第三層次為民主參與需求，包括居民參政議政、參與社區民主管理、民生服務調查等。為此，上海智慧社區建設以人為本，以加強社區自治能力、實現社區事務受理服務“全市通辦、全年無休、全程公開”、滿足居民全方位需求為最終目的，統籌利用社區服務資源，擴展多元化服務渠道，加快推動社區信息化帶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管理創新的步伐，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智慧社區信息化平臺總體架構以社區事務服務、生活服務為核心，協同政府各類相關業務系統，統籌各類社區服務資源，形成“6+N類服務渠道、2大專業服務平臺、10個應用支撐系統、1套業務協同體系、1個社區綜合資源庫”的總體架構（見圖3），構建聯通各類社區信息化資源，實現面向社區民居和基層組織的數字智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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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一五”規劃到“十二五”規劃:印度高等教育的問題和未來的發展
“早在60年前，我就認識到管理已經成為組織社會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德魯克在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出版了三本重要著作：1939年的《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42年的《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以及1945年的《公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在《公司的概念》一書中，德魯克首次提到“組織”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組織學的基礎。而傳統社會學根本沒有“組織”的概念，因為傳統社會學研究的是社會（society）和社區（community），而“組織”既不是社會，也不是社區，卻又兼有兩者的成分。德魯克在他1942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中提出：工業社會需要一種取代傳統社區和傳統社會主要特征和功能的新器官（organ）。正是因為德魯克在該書中提出“器官”這一概念，1943年12月下旬，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副董事長唐納森·布朗邀請他對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內部研究，以便分析它的組織和管理。
那時候，德魯克最早的兩本著作《經濟人的末日》和《工業人的未來》已經為他在政治學領域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必要的成功基礎。美國政治學協會甚至選舉他進入政治理論研究委員會。但是，研究通用汽車公司這樣一個企業與政治學卻是風馬牛不相及。本寧頓大學的校長路易斯·瓊斯這樣評價德魯克研究通用汽車公司所冒的風險：“你將永遠地毀了你的學術事業。你現在處于究竟是研究經濟學還是研究政治學的十字路口。如果接受這個課題，你在這兩門學科中都會失去別人的尊重。”
因此，當德魯克決定用兩年時間從內部對通用汽車公司進行研究時，他是冒著個人事業發展的風險的。但是，德魯克卻說：“我認定自己必須深入內部，從內部來真正研究一個大公司，把它作為一個人類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作為一個統一的機制來研究?！痹谡劦健豆镜母拍睢愤@本書時，德魯克說：“《公司的概念》并不只是一本關于企業的著作，它是一本有關組織、管理和工業社會的書。事實上，這是一本從‘組織角度’分析企業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審視‘企業社會結構’的書，而這個社會結構有能力集合眾人之力來滿足眾人的經濟需要；這本書同時也是第一個把‘管理’（management）視為承擔特定工作與責任、履行組織特定機能的著作?！?/p>
關鍵詞：發展循環經濟對策
資源的稀缺日益影響經濟的發展，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走出資源枯竭與環境威脅的困境，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嚴峻現實和亟待研究的重點經濟問題。甘肅省由于歷史等原因，傳統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轉變，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現象普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要走出一條新的經濟發展道路，最佳的選擇就是走循環經濟的道路。
甘肅省只有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才能取得最大的經濟產出和最少的廢物排放，才能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才能達到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的協調統一，才能在西部大開發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種經濟發展模式
從資源流程和對環境影響的角度看，人類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經歷了三種模式，即傳統經濟模式、過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環經濟模式。
傳統經濟模式。這是一種由“資源—生產—消費”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生產過程，是一種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一低”，即“高開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在這種經濟模式中，人們以越來越高的強度把地球上的物質和能源開采出來，在生產加工和消費過程中又把污染和廢物大量的排放到環境中去，對資源的利用是粗放型和一次性的，它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這必然導致資源的短缺和枯竭，并釀成災難性環境污染的后果，其嚴重程度已危及人類的生存。
過程末端治理模式。這是一種以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繁榮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先污染、后治理，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時期，就采取這種模式。這種經濟模式的進步表現在于，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問題，但由于重在強調生產過程的末端治理污染，導致治理成本太高，技術上難以支撐，無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從而把大量有用的資源當作廢物排放到自然環境中，在浪費資源的同時使環境受到了嚴重的污染。
循環經濟模式。這是一種“資源—生產—消費—資源再生”的物質循環流動生產過程，它把物質、能量進行梯次和閉路循環使用，在環境方面表現為低污染排放，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種經濟運行模式。它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其主要特征是“三低一高”，即低開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循環經濟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的根本變革。循環經濟以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礎，遵循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的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其和諧納入自然生態的物質能量循環過程，以達到產品潔凈生產、資源循環利用、廢物高效回收的目的。這樣可最大限度的消除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使資源在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中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作為一種先進的經濟形態，循環經濟不但要求人們建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經濟新思維，還要求在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領域倡導新的行為準則，也就是著名的“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
甘肅經濟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一）資源擁有量相對不足
甘肅在資源擁有量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伴隨著資源的低效率利用。甘肅省是一個人均能源占有量相對不足的省份。目前省內煤炭探明保有儲量86億噸，人均貯量僅有400噸左右；石油資源貯量人均僅10噸，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金昌、白銀、嘉峪關、玉門、窯街等重點資源型城市（礦區），現在都面臨著資源日益枯竭的嚴峻形勢。與此同時，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影響著甘肅省經濟的全面發展。甘肅省煤炭資源的綜合開采回收率僅為30％，而現階段我國重點煤礦的回采率平均為65％、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也只有37％。而甘肅省內礦產資源開采中，亂挖濫采、采富棄貧、采易棄難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資源的加工利用基本上仍是“資源—產品—廢棄物”一次性單向粗放型利用方式。
（二）能源消耗增長速度過快
甘肅省1999年至2003年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分別為3.98%、3.23%、1.88%、4.36%、11.82%；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分別為9.90%、8.70%、9.40%、9.40%、10.10%。逐年能源消耗呈遞增趨勢，尤其是2003年能源消耗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的增長速度1.72%。這種以資源的大量消耗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僅加重了經濟增長對資源供給的壓力，而且造成資源嚴重的浪費以及資源的低效率利用。實踐證明，較低的資源利用水平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的重要障礙。
（三）能源消耗和廢物產出量偏高
在長期形成的國內分工格局中，甘肅省“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占很大比重，其中大多數傳統企業技術落后、設備陳舊，既造成能源的高消耗，還容易造成環境污染。2003年，甘肅省GDP和工業總產值分別占全國的1.11％和0.85％，但甘肅省能源消耗總量是3375.08萬噸標準煤、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是2073萬噸、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是20899萬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是4033億標立方米，分別占全國的2.01%、2.06%、0.98%、和2.03%，均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甘肅省在資源高消耗的同時，伴隨著廢棄物高排放。甘肅省萬元工業總產值廢物產生量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甘肅省內萬元工業總產值排放的污染物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要比東部地區高出1～5倍。資源高消耗和廢物的高產出，必然導致資源枯竭、草地退化、水土流失、森林生態系統質量下降、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問題，使甘肅生態安全受到嚴重影響。
（四）能源的消費結構不合理
甘肅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占相當大的比重。甘肅省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產資源儲量比較貧乏，再施以過度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會造成能源的嚴重短缺，制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表1中的數據可以看出，甘肅的能源消費結構仍以煤為主，而且根據甘肅的能源稟賦條件，這種結構今后20年不可能有太大變化。這對甘肅新型工業化道路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將造成壓力。
甘肅發展循環經濟模式的對策
（一）開展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
推進循環經濟是涉及全社會的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要通過教育宣傳，讓全社會懂得什么是循環經濟，認清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氛圍，提高公眾的資源環境意識和綠色消費意識，為發展循環經濟打下良好的社會基礎。要特別加強對青少年的環境資源意識教育，使他們樹立起循環經濟的意識，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垃圾分類回收、綠色生活方式等與循環經濟密切相關的活動逐步變為全體公民的自覺行動。
（二）加快立法工作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社會經濟和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而資源的利用涉及社會、經濟、環境各個方面，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進行科學的管理，保障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已經起步，但至今還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框架。為了有效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甘肅省除了認真遵守國家有關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之外，還必須加快地方性循環經濟的立法工作，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循環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和政策體系，明確政府、企業、社區和公民在發展循環經濟中的責任和義務，并建立有效的執法監督機制，確保法律的有效性和嚴肅性，為保障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建立循環型社會提供良好的法規和政策環境。
（三）推廣清潔生產
清潔生產與傳統的末端治理污染相比，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清潔生產體現了預防為主的思想。傳統的末端治理污染與生產過程相脫節，即“先污染，后治理”，重在“治”；清潔生產則要求在產品設計、原料選擇、工藝流程、廢物利用改進等各個環節，不斷加強管理和改進技術，提高資源利用率，重在“防”。二是清潔生產體現的是集約型增長方式。傳統的末端治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建立在大量消耗資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上；清潔生產則是走內涵發展道路，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率，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實行節能、降耗、減污、增效，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協調發展。企業要積極主動防治工業污染，大力推行清潔生產，使污染物消除在生產過程之中，逐步實現零排放，從而達到治理污染和改善環境的目的，收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雙贏”的效果。
（四）加強循環經濟技術的開發研究和推廣應用
循環經濟的技術載體就是環境無害化技術，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技術、廢物利用技術、清潔生產技術等。大力發展甘肅省循環經濟技術的開發研究和推廣應用，重點在以下方面：科研管理部門要把推動循環經濟發展作為甘肅省科研工作的重要領域，重大科研與技術開發項目要優先列入科技計劃，政策上予以引導，投入上予以傾斜；明確科研重點和科研方向，針對目前生態環境建設中的主要矛盾，近幾年內應重點將工業廢水、廢氣和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技術作為重點攻關項目；建立開放型的科研體制，通過降低門檻，積極引進國內外的先進科研力量和技術；積極鼓勵高校、科研單位與企業開展多種形式的產、學、研聯合，幫助企業解決資源綜合利用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中的具體技術問題。
（五）加快構建區域循環經濟發展的指標評價體系
目前，甘肅省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大都以追求GDP及GDP增長率為目標，導致片面追求GDP，無視資源環境成本的投入和消耗。在GDP高速增長的背后，往往掩蓋著資源存量和生態環境的巨大赤字。因此，對于甘肅這樣一個生態基礎和環境都比較脆弱而對資源依賴程度又很大的地區而言，構建區域循環經濟發展的指標評價體系顯得更為重要。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水平考核方式，即在重視GDP增長水平的同時，加強對經濟效率以及單位GDP的資源利用、資源的循環利用水平、污染排放量等指標的考核，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從而將循環經濟發展指標納入區域經濟發展考核體系。通過對區域循環經濟發展指標評價體系的建立、完善和實施，促使社會各部門拋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走經濟、社會和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張坤.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4
2.吳季松.循環經濟[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3.孫國強.循環經濟的新范式[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關鍵詞：土地流轉；階層分化；階層基礎；鄉村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2―0092―06
一、問題的提出
階層分析是認識和改造社會的重要武器，從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它是要回答國家建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戰略問題。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占絕大多數的農村地域和農村人口構成了思考中國階層問題的根本起點。作為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的“穩定器”和“蓄水池”，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直接決定了整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作為國家政權體系的最末端，農村的階層格局構成了接應國家力量的基本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社會的巨大變遷激活和重組了農村的各種利益關系，最為明顯的體現是土地流轉的日益頻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階層分化。那么，土地流轉的加速與階層分化的關系怎樣?土地流轉和階層分化將對新時期的鄉村治理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學界乃至實踐部門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目前，學界關于土地流轉與農村階層分化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強調農民分化對于土地流轉的影響。其二，強調土地流轉對于農民分化的影響。本文著意于后者，探討土地流轉對于農民分化的影響。就此而言，有學者認為，土地流轉是發生在農村中的一次利益關系和社會關系調整過程，因此，土地流轉必然影響著農村的階層分化；土地流轉已經或正在成為農民實現流動的特殊社會階梯，其重構的農村社會階層結構亦開始呈現日漸定型化等新的特點和趨勢。陳柏峰認為，在土地流轉的推動下，農村逐漸形成五個階層：外出經商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小農兼業階層、舉家務工階層、村莊貧弱階層，且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轉化的可能性。楊華發現農民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形成四大階層：中上階層、中間階層、中下階層、貧弱底層，他認為中問階層是農村地方性規范的集大成者和道德中心，在維持和再生產農村社會穩定、活躍農村社會生活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還明確地將“中間階層”作為當前農村治理主體來考察，觸及了階層分化的治理屬性，但對于階層分化的內在機制以及各階層治理能力缺乏有力的論述。賀雪峰依據農戶與土地的關系將農村階層劃分為脫離土地的農民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在鄉兼業農民階層、普通農業經營者階層、農村貧弱階層。他發現，進入新世紀以來，在農村人財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時，村莊內部正在形成一個耕種20畝左右土地的新興“中農”階層；正是這個新崛起的“中農”階層填補了新世紀以來農村人財物外流后的農村社會真空，并成為維護農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賀雪峰還明確地將新興“中農”階層作為當前農村治理主體并且對其合理性進行了論證，然而遺憾的是這個新興階層并沒有體現在作者的階層劃分體系之中，這顯然是因為作者以土地主體而不是以治理主體作為階層劃分標準所導致的。
本文意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江漢平原的曙光村為考察對象，展現當前土地流轉與新時期鄉村治理的階層基礎之間的關聯，從而揭示中國農村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發展進路。
二、農民流動背景下的土地流轉
1 村莊概況
曙光村位于江漢平原的北部，居民多是清朝年間從江西遷徙而來，傳承至今已有十代。之前，當地村落呈現散居狀態，戶與戶往往相隔甚遠，老死不相往來。從1958年開始，曙光大隊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集中居住運動，形成了六個生產隊的政權結構。至今，曙光村下設六個村民小組，人口有561戶，2275人。根據2008年農業經濟普查結果顯示，該村共有5428畝土地，人均耕地面積為2.386畝，戶均耕地面積為9.676畝。由于曙光村具有較好的氣候條件和土地條件，一直以來都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著力發展加固產業。目前，該產業已成為曙光村及周邊幾個村的特色產業。 2 農民流動與職業分化 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展開的，它對農村變遷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人口的頻繁流動上。伴隨著農民的大量流動，農村的職業也出現了劇烈的分化。在曙光村，農民的主要職業就有加固(包括加固老板和加固工人)、進廠打工、本地商販、本地零工、養殖、種田等多種類型。
就農民流動而言，我們所觀察的曙光村存在兩種不同的人口流動模式：一是農民的內向流動，二是農民的外向流動。農民的內向流動是指農民在不脫離村莊的范圍內從事傳統農業之外的職業所產生的空間變動。曙光村和周邊幾個村莊分布于一個集貿市場周圍，這一集貿市場在兩條馬路的交匯處，構成當地的“商業中心”。曙光村有100多人在這里從事經商、搬運或者跑車等工作，這即是我們所說的農民內向流動。這種農民的內向流動方便了農民在從事其他職業的同時進行農業生產，而且這兩個層面的經濟收入基本上可以滿足一個體面農民的生活所需。農民的外向流動是指農民在脫離村莊的范圍從事傳統農業之外的職業所產生的空間變動。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農民工進城。與內向流動相比，農民的外向流動是農民在更長的時間和更廣的空間中所完成的職業轉變。曙光村有600多人外出，其中有500多人從事加固產業，100多人進廠打工。
3 農民流動與土地流轉
農民流動以及由此產生的職業分化和居住結構變遷，使農民對土地的利益需求開始出現分化，從而導致土地自發流轉頻繁發生。對于在城市獲得穩定工作或者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而言，耕種土地的比較效益不高，他們傾向于將土地流轉給在村的親戚或朋友，那些出不去的農民也愿意接受更多的閑置土地，從而提高務農的經濟效益。由此，當那些留在村莊中的農民越來越多地接受外出打工者無法耕種的土地時，種田大戶得以產生。從曙光村的情況來看，種田大戶大多是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伴隨著人口流動所產生的土地流轉而形成的。據曙光村六組種植20畝以上土地農戶的資料，他們在二輪延包時總耕地面積為175.34畝，在土地沒有調整的情況下，當前他們的總耕地面積是270.85畝，這其中增加的95.51畝正是通過流轉其他農民的土地得來的。
曙光村六組土地流轉情況(見表1)很能說明土地流轉的特征和機制。據筆者調查，近30年來曙光六組土地流轉共發生63次(以現有土地格局為統計對象，二次流轉統計在內)。從流轉時間來看，20
世紀80年代6次，流轉給親戚的占50％；90年代14次，流轉給親戚的占35.7％；21世紀第一個十年43次，流轉給親戚的占30.2％?？梢?，隨著人口不斷流動，土地流轉呈現不斷增長趨勢，而流轉給親戚的比例不斷下降。一方面可能因為血緣和姻緣的容量不足以接納大量增長的土地流轉，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人口流動已開始弱化血緣和姻緣的社會關聯，社區對親戚的依賴程度正在減弱。
從土地流轉的方向來看，本組轉到外組(本村)4次，流轉給親戚的占25％；本組轉到村外7次，流轉給親戚的占28.6％；組外轉到組內3次，流轉給親戚的占66.7％；本組轉到本組47次，流轉給親戚的占34％?？梢?，土地在本組之內的流轉占絕大多數，占到74.6％。六組原有耕地面積770.71畝，流轉之后，由本組人耕種的面積為710．5畝，共有60.21畝流轉到組外。結合時空因素來看，只是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組際或村際之間的土地流轉才有發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人口流動對于地權的社區溢出具有激化作用。
從流轉主體來看，在總戶數90戶中，涉及土地流轉的共有62戶，占到總戶數的68.9％。其中純轉人方19戶，純轉出方35戶。這意味著隨著人口的不斷流動，農村耕地有可能不斷向少數人集中。對于一個農戶來說，轉入一戶人家耕地的有14戶，轉入兩戶的有9戶，轉入3戶的有2戶，轉入6戶的有2戶。這意味著土地的集中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時問，因為地權流轉總是分散性的。而把一戶人家的土地轉給一戶的有31戶，轉給兩戶的有9戶，轉給3戶的有2戶，轉給4戶的有1戶。這意味著總體上土地流轉傾向于導致地權的集中而不是分散。
三、土地流轉與農村階層分化
隨著土地的自發流轉日益普遍，村莊出現了明顯的經濟社會分層，主要包括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半工半農階層和貧弱階層。
1 富裕階層
所謂富裕階層是指年收入超過10萬，在村莊中處于上層水平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組為例，富裕階層主要由本地老板、加固老板和外地生意人構成，共24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這個階層人數相對較少，但積累的財富卻遠遠超過其他階層的財富數量。第二，這個階層基本都與土地脫離了關系，只有4戶兼業種田。第三，這個階層正不斷遷居外地，脫離村莊社會。到目前為止，已有6戶遷出村莊。第四，這個階層并沒有成為有效支援家鄉建設的“第三種力量”，對于村莊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富裕階層的興起依賴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建設為他們提供了極好的機遇，使他們能夠脫離傳統的農業種植，將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資源投入到利潤回報更高的生產領域。就曙光村而言，當地人進入加固行業相對較早，占據了較大的市場份額。而城市房地產業的迅猛發展直接推動了加固產業的興起與發展，由此，在加固產業的帶動下，曙光村迅速走出一條勞務輸出的道路，一小部分人因之步人富裕階層?？梢哉f，當前農村富裕階層的形成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附帶產品。富裕階層的出現以及向城市的流動，給村莊帶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土地流轉上。他們的土地流轉給其他需要的人耕種，這對于在村農民具有極大意義。
2 “中農”階層
與傳統階級話語體系中的定義不同，本文所謂的“中農”階層，是指常年在村，依靠土地種植(種植20畝以上)、兼業養殖或本地零工，或者是本地個體戶、養殖大戶，年收入在5萬元左右的、處于農村經濟社會中上層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組為例，這個階層共有19戶，主要特征如下：第一，“中農”階層常年在家，即使有流動也只是在集貿市場周邊。因為常年在村，且多數人都耕種土地，他們對于社區的事務要比別人清楚得多，也往往表現出更大的敏感性。第二，“中農”階層不僅多數耕種土地，而且耕種土地平均量大于整個社區水平。在江漢平原，“中農”是當前農村土地的主要耕種者。第三，“中農”階層除了耕種土地外，往往還同時從事養殖、零工、個體戶等職業，將勞動力盡量分散在不同的領域。第四，“中農”階層盡量避免雇傭勞力，希望通過強化“自我剝削”、以更多的勞力投入來換取經濟收益。
“中農”階層根據其不同的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生成機制。對于其中的個體戶、養殖大戶而言，集貿市場的地緣條件使人口的內向流動得以存在并催發出特定的產業。如個體戶正是借助集貿市場人口的頻繁流動來銷售農產品和副食品，并且這種銷售所得可以支撐一個中等水平的家庭生活。因此，這部分“中農”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然而，在一個市場容量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這種類型的“中農”數量十分有限。在當前形勢下，基于集貿市場的“中農”已基本處于飽和狀態，唯一可以擴大“中農”階層力量的是基于土地流轉的種田大戶。 3 半工半農階層 半工半農階層的產生與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具有直接關聯，市場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了一部分農村富余勞動力流人其他產業之中。由于這部分勞動力流動不具有穩定性，農民往往傾向于不放棄農村土地，由此形成了一邊種田、一邊打工的勞動者階層。以曙光村六組為例，半工半農階層共有42戶，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這個階層投入不少勞動力在農村土地上，以分散外出務工的市場風險。該階層往往會隨著年齡、健康、家庭變故、市場行情等各種因素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家庭勞動力在土地耕種和外出務工上的分布。第二，這個階層不傾向于從事更多的本地兼業，沒有一戶從事養殖或本地零工等，他們在農村僅進行最簡單的土地耕種。第三，這個階層在市場中主要從事加固職業，有25戶，這顯然與當地的人口流動特征有關。第四，這個階層在農忙時回村干活，農閑時外出打工，尤其是從事加固工人行業，相對比較自由。另外，這個階層也往往采取夫妻之間的勞動分工或者父子之間的代際分工的方式。
半工半農階層的產生是基于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廣大農村閑散勞動力逐漸集中到其他產業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市場對勞動力的重新整合，使得土地較少的農民可以從市場中獲得另外的經濟收入。另外，中國農地制度的集體所有也確保了農民即使在外出務工失敗之后，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回到農村種田。畢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無法在短暫的時間內將龐大的農村人口消化掉。
4 貧弱階層
貧弱階層是指常年在村種田，但種田規模低于20畝，且極少從事其他本地職業，經濟收入處于農村下等水平的人群。他們與“中農”階層有所不同，在村所擁有的資源極少，不足以支撐起一個體面的農村生活。而與半工半農階層不同的是，他們并不外出務工，僅靠種田為生。以曙光村六組為例，貧弱階層共有5戶，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這個階層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家庭變故，如有病弱老人需要照顧或者主要勞力身染重病等，無法接受更多的田地，也無法外出務工。第二，這個階層主要依靠在家種田所得收入，但耕種面積不多，生活比較拮據。
第三，這個階層從事本地兼業者不多，只有一戶從事本地零工，一年收入只在2000元左右，對家庭收入貢獻不大。第四，這個階層沒有能力開展夫妻分工或者代際分工，因喪偶或子女上大學等因素，這個階層往往處于貧困狀態。
在曙光村，貧弱階層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其形成原因首先是個體性的。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這個群體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負面作用。那些原本只能依靠季節性土地收入的貧弱階層在市場經濟面前很容易陷入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化與市場化也推動了貧弱階層的形成。
四、農村階層分化對鄉村社會的作用和影響
在當前的農村生活中，上述階層分化不僅是職業意義上的，而且與基層治理主體直接相關。它們的形成機制各有不同，對村莊的穩定與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
1 富裕階層對村莊社會產生很大影響
第一，它帶動了一大批人加入非農產業，推動了農村家庭經濟結構的轉變。第二，它將城市生活方式引入農村，推動了消費主義風氣進入鄉村。第三，它提高了人情進入門檻，將很多窮人排斥出其人情網絡，從而切割開與村莊的社會關聯。第四，它向外流動以及對村莊社區公共事務的冷漠削弱了基層治理中的社區動員能力。
2 貧弱階層在村莊社會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因為貧弱階層在村莊中人數極少，且處于邊緣地位，他們對于村莊社會所起的影響似乎不大。他們往往不愿意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而這種不參與也因其數量原因而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在國家資源不斷下鄉的背景下，這個階層卻可能影響到基層工作的開展，尤其是在出現資源分配不公的時候，這個群體很容易受到不公正對待而產生不滿情緒，這種情緒會在村莊社區中彌散開來，從而影響到基層組織日后工作的順利進行。
3 半工半農階層是維系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半工半農階層根在農村，他們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兼業。因此相對于基本脫離村莊的富裕階層而言，半工半農階層在村莊社會中擁有更大的利益關聯。這種利益關聯集中體現在外出務工失敗之后農民可以回到農村繼續種地，所以他們往往會努力維持與社區的人情往來，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而相對于“中農”階層而言，半工半農階層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他們就像“兩棲動物”一樣在城鄉之間來回游走，他們對于村莊社會總是處于若即若離的游離狀態，很難全方位地參與到社區生活之中。半工半農階層不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接應力量，更為關鍵的原因在于他們無法適應基層治理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基層治理的開展。村干部對這部分人比較頭疼，因為無論是過去的稅費收取還是現在的計劃生育，這些人往往都不好管理。
4 “中農”階層對村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著直接作用，從而成為新時期鄉村治理的主體階層
與富裕階層、貧弱階層、半工半農階層相比，“中農”階層在村莊社會中具有最大的利益關聯，對村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是唯一有希望成為新時期鄉村治理主體的階層。第一，“中農”階層常年在村，保證了農村村莊社區有人在，土地有人耕種。第二，“中農”階層是村莊事務的主要參與者，他們要比其他階層的人更有動力去關心村莊發展，更有可能去維系村莊社區的穩定。第三，“中農”階層是土地的最主要耕種者，也是土地的最主要流人方，他們獲得更多的土地可以使其實現一定的土地規模經營，從而支撐起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活。正是依賴于“中農”階層種田的積極性，國家的糧食安全才有了穩固的保障。第四，“中農”階層可以較好地接應基層治理的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農村經濟社會的最大利益關聯者，“中農”階層有更大的動力去參與村莊公共管理。依賴并扶持他們作為基層治理的后備力量，這也許是中國農村政治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農”階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土地自發流轉的基礎之上，它是在市場風險中自發生長出來的。惟其自發，所以具有天然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中國農村問題主要是在發展與安全之間的博弈中展開的。一方面，固守傳統農業，放棄市場機遇，是不明智的。因為不進行適度的勞動力整合和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難以推動農村經濟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一味強調和推動勞動力的集中和土地的大規模經營，否定勞動力的適度分散，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包括農村經濟結構)升級過程的緩慢性以及市場本身的風險生對完全處于市場競爭中的小農家庭是非常不安全的。因此，實現勞動力的集中化與分散化的相互接應，并通過這種相反相成的關系實現農村發展的安全性，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實際上，農村家庭在與市場經濟的博弈中已經生成了一套極具彈性的應對策略，國家政策在這方面不宜采取諸如倡導和推動資本下鄉以及強制推行大規模土地流轉等有可能引發嚴重政治社會后果的過激做法。在一些地方，“大資本打著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或者發展現代農業、進行農業集約化經營等幌子，進入農業領域后，進行‘圈地’活動，然后把土地用作非農業建設。這實際上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下的共同謀利行為”。更有一些地方盲目推行大規模土地流轉，將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外來人手上從而形成經營大戶。這些外來經營大戶的經營思路是追求利潤，他們只關心利益而不可能在村莊扎根，與真正需要村莊依托的村民之間并無關系。因而這些做法不僅無法形成鄉村治理的可靠主體，而且破壞了“中農”階層的形成機制，使得構成村莊骨干力量的“中農”因土地流出而消失，村莊地緣共同體因此瓦解。這些現象值得警惕。
五、新時期鄉村治理的階層基礎
在人口流動的大背景下，誰可以引領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成為新時期鄉村治理可以依賴的階層基礎，這是關涉整個基層政權從而也關涉整個中國穩定與發展的根本命題。通過考察江漢平原的村莊社會變遷，分析土地流轉對于村莊經濟、社會、政治層面的深刻影響，我們可以總結出土地流轉、階層分化與基層治理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指出中國農村發展的可能方向及其階層基礎。
新階層結構的興起是當前農村在應對人口流動與土地流轉的新形勢下出現的一種自適應機制，尤其是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以及二者的互補，使得農村發展既能夠吸取市場中的資源，又可以將農村內部的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半工半農階層是一種兩棲式的經濟社會結構，一只手伸向市場對閑散勞動力實現有效率的變現，另一只手伸向農村保障大后方的穩定。“兩只手策略”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夠在城鄉之間進行迅速調整和轉化。這種極富彈性的經濟結構很好地適應了市場經濟與小農經濟的性質，因此多數農村家庭都加入了這個階層。這個階層的適應性還體現在它能夠有效地在夫妻之間、代際之間進行勞動分工，隨時調整勞動力、資本在產業之間、性別之間、代際之間的分布，從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經濟收益，減少經濟風險。另外，由于半工半
農階層能夠從市場中獲取資源，相對而言，它在農村資源的再分配中就可以給“中農”階層留下更大的空間。當然，半工半農階層在必要時也很容易轉化為“中農”階層?！爸修r”階層是在人口流動尤其是富裕階層開始在市場中獲得穩定生活來源的背景下產生的，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富裕階層的土地流轉以及半工半農階層對這部分流轉出來的土地的不敏感。由于土地規模的擴大，“中農”階層不僅可以養活家庭，而且可以過上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體面生活。這使得他們有足夠的自信，愿意長期留在農村?！爸修r”階層因其生產、生活、理想直接與村莊緊密相連，而且形成了一個以其為核心的村莊利益關聯，因而，“中農”階層最有維護村莊利益的積極性。也正因如此，這個階層將會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最主要力量。就目前而言，“中農”階層還不具有穩定性，因為半工半農階層甚至富裕階層隨時可能把土地要回去。這種變動性實際上是當前市場經濟與農村社會博弈的一個過程，它是以多數人甚至所有人的安全為最后底線的，由此，不穩定的“中農”階層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而是最穩定的。這種穩定不是土地權利的固化，不是個體私權的膨脹和不可侵犯――實際上私權的集中與固化只會損害整個社區的利益――而是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中農”，也都可能成為半工半農階層。當前階層的流動性對于中國農村的經濟轉型有利而不是有弊。
半工半農階層與“中農”階層的形成和互補，構成了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階層基礎。通過這兩個階層的流動性與互補性，并且最終以“中農”階層為載體，中國農村的發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作為在村的最大利益主體，“中農”階層將直接引導整個社區的發展方向，建構起以其為核心的村莊社會關聯，從而有可能把整個社區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這個階層可以成為接應國家政策和基層治理的載體，可以由他們中的精英來重構基層組織網絡。從現有的和正在興起的農村階層來看，富裕階層已基本脫離村莊社區，甚至其本人已在外買房定居，它注定不可能真正關心農村的發展；貧弱階層首先在于人數的稀少，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不具有能力來引導整個村莊的發展，無論是從階層的自信心還是階層的資源網絡來看都是如此；半工半農階層因為兩棲式的經濟結構，與村莊的利益關聯具有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對于這個階層本身甚至對于推動農村經濟發展而言是必要的，但對于作為農村發展的基本載體而言則是不充足的。因此，只有“中農”階層有可能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階層基礎。如果這個判斷有道理的話，那么國家在未來農村發展政策上就必須充分考慮這個階層的存在，在不影響農村社會整體穩定的前提下通過各種途徑扶持、培育和保護“中農”階層，使它慢慢成長為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社會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國農村階層，從而支撐起整個中國農村的穩定與發展。
關鍵詞:后單位社區;權威;社會權威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0)03-0078-05
隨著社區結構和社區管理體制的變化,社會資源從由政府――單位統一配置向由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共同分配的方向變遷,城市社區經歷著從“單線性政治權威統治”向“多元化權威結構”的轉型。這是經濟權威和社會權威逐漸在政治權威單極化的社會成長解放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后單位社區權威真空現象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并被廣泛關注。因此,如何建構后單位社區權威,尤其是如何重塑以社區群眾性自治組織為主體的通過社區居民讓渡出的權力為基礎形成的社會權威便顯得尤為重要。本文通過筆者的實證調查,以S社區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為切入點,分析當前后單位社區社會權威的現狀并試圖探討重塑后單位社區的社會權威。
一、后單位社區社會權威的現狀分析
S社區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作為H大學的家屬區規劃、興建的。在規劃設計時,S社區沒有獨立完備的配套設施,如電梯、車庫、專門的辦公用房、配套的活動場所等,S社區的居民與H大學共享公共設施,H大學的后勤管理機構為其提供相關的物業管理服務。2000年H大學進行住房制度改革,將原來由單位統一管理的學校家屬院逐步剝離出去,而歸居民――教職員工私人所有,除此之外,H大學將部分職能撤出S社區,由社區居民實行自治。按照慣例,房改后S社區應該由物業管理公司進行管理與服務,但是當時S社區的大部分居民遠遠沒有適應這種轉變,因此社區兩次引進物業公司都以失敗告終。S社區內部環境逐漸開始惡化:眾多小商小販自由進出社區且大聲叫賣,這不但嚴重影響了S社區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而且社區中自行車被偷盜的案件也時常發生;部分居民私自開發門前的綠化地種植蔬菜,甚至少數還將原來社區內種植的觀賞花卉拔出,變成自家小菜園,破壞了社區環境。對此,居民的不滿情緒不斷蔓延,很多居民紛紛向社區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相關部門反映問題。當時,社區并未改制,還稱為XK路居委會,就在S社區院內。居委會工作人員一方面鑒于與社區居民的工作與生活關系,也鑒于所屬社區的治安狀況是考核街道辦事處這一級行政機構工作的指標,因此,街道辦事處要求XK路居委會將S社區的安全管理工作作為重點事件來抓,限期年內完成。在這個過程中,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出謀劃策,決定先將大門管理起來,這不但首先保障了社區的安全而且工作難度也相應較小、費用也比較低,在社區居民的承受范圍之內。
雖然有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強大支持,但是鑒于部分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冷淡,當時的繳費工作進展也不順利。此后,為了能夠讓居民切身感受門衛管理的優勢,居委會出面與H大學交涉,希望H大學能夠劃撥一萬元經費用于門衛管理的試運行。直到2005年,XK路居委會通過“致居民一封信”的形式征求了居民的意見,每戶居民每個月交5元門衛費,在70%居民同意的情況下,2005年9月28日S社區正式設立了門衛,在居委會的協助下,公開聘用的五名門衛正式上崗。在門衛管理逐步走上正軌之后,有部分居民向居委會提出異議,認為門衛應該由社區居民自我管理,由居委會出面不太合適。鑒于這種情況,居委會決定組織居民通過民主選舉的形式成立門衛管理小組,具體按照樓棟長推薦、自薦的形式選出候選人,張榜公示形成決議。最終,由七人組成的門衛管理小組正式成立,這也是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的前身。門衛管理工作應該可以順利運行了,然而,情況并沒有那么簡單。由于門衛管理小組的七名組成人員都是退休人員,身體偏弱,且個別還有重病,行動不便,無法勝任催繳門衛費的工作。因此,S社區門衛管理重新由XK路居委會接手,門衛自治管理工作陷入停頓。
在門衛管理的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因為門衛費的支取問題,S社區里很多居民都反映居委會有貪污門衛費的情況,其中T女士甚至還多次與居委會Z主任發生爭吵;S社區繳納門衛費屢遭波折,收取狀況欠佳,難以支撐門衛的正常運轉,門衛曾多次換人;S社區內部停車問題成為影響社區生活另一大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并不是該社區部分車輛長期停駐S社區,占據了小區內的停車位置,另一方面,社區內居民的車輛經常出現劃痕。這些問題居委會與門衛管理小組都無法有效控制,這進一步加劇了居民與門衛以及居委會之間的矛盾,門衛管理面臨失敗。
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門衛管理小組亟需重新選舉。考慮到S社區自治工作的一再受阻以及吸取上屆失敗的經驗,本次選舉按照居民推薦和自我推薦的方式產生候選人。經最后公示,本屆小組成員大多具有領導身份或曾經在單位中具有普遍影響力的老同志,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本屆小組的組長系南京市GL區人大代表、H大學教授以及某學院的黨委書記,這幾重身份也是備受社區居民和居委會所期望的。根據工作需要,2008年5月16日選舉產生的門衛管理小組更名為“安全自治管理小組”,下設門衛管理小組、車輛管理小組、業委會籌建小組三部分。安全自治管理小組成立初始,在社區居委會的協助下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建立一套工作機制:每周五由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組長召開全體成員會議;會議產生的決議需及時張貼公示會議簡報,以此加強宣傳;完善樓棟長管理與服務機制等。
安全自治管理小組成立之后,首先將最引人關注也是最有難度的門衛管理作為最重要的事情來做,安全自治管理小組重新招聘門衛,提高門衛工資使其達到南京市最低工資水平,完善門衛管理與責任制度;其次是采取措施,尋求社區民警和交通部門的幫助,力圖將S社區的車輛按照不同類別管理起來,緩解居民內部的矛盾;第三,管理小組還多次與學校相關部門交涉,希望H大學可以劃撥部分資金在社區內部安裝攝像頭以利于社區安全;第四,業委會籌建小組積極籌備業主委員會的成立以達到小區出新的目標,并全面開展社區樓棟長的選聘和管理工作;第五,與居委會完成門衛管理的經費交接,徹底實現自我管理;第六,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組長以區人大代表的身份與區政府和學校交流,為安全自治管理小組工作的開展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
以上眾多舉措,在管理小組成立及運行之初效果明顯,社區居民對管理小組的工作贊不絕口。然而,隨著工作的逐步開展,阻力和矛盾也開始凸顯出來:社區T女士作為社區積極分子在安全自治管理小組成立之前一直負責門衛管理,據居民反映她曾以此為利讓部分小商小販進出社區,管理職權的喪失導致T女士聯合S社區門口一家商販多次與管理小組的成員發生爭吵,甚至與管理小組一位70多歲的S老師產生身體接觸,這嚴重影響了管理小組的日常工作,直至導致門衛管理工作的半停頓,也為后來門衛的接連辭職埋下了伏筆;車輛管理的過程中,車輛管理小組組長D老師曾因阻止某車輛進入社區而與車主發生爭執,車主言語激烈對D老師進行侮辱,甚至恐嚇,這直接導致D老師辭去小組長職務,安全自治管理小組還有部分成員也是因為類似事件而辭去職務,導致小組成員逐漸減少;在管理小組成立之初,小組成員并沒有意識到社區自治管理工作難度會如此之大,同時在工作進展緩慢始終局限于討論階段的前提下,很大一部分成員失去了早前的熱情,后期小組例會經常出現請假或早退的情況,直至后來小組例會從一周改為兩周,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瀕臨停運的邊緣。
二、后單位社區社會權威的特征分析
通過上文的分析,S社區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的成立及整個運行過程,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在政治權威推動下社區居民進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一個典型案例。其中成績的顯現與矛盾的產生皆來自于門衛管理和車輛管理,在這兩項管理工作中,我們看到了多元化權威主體之間的互動,更加突出了原生態的、自組織的、權力依靠相對薄弱的社會權威生存與發展的艱難。我們從以下幾點具體分析:
政治權威的誘因性作用。我國是一個深受集權思想影響的社會,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往往都要通過政治權威的號召才能實現,即使是在單位退出社區之后這種趨勢依然明顯。通過對安全自治管理小組整個事件的梳理,管理小組的成立、運行其實都時刻看到居委會在其中強大的影響力。從理論上來講,居委會應當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應當以社會居民自治權力的組織載體而存在,但是從實際運作來看,居委會工作人員的選聘、提拔、工資待遇以及居委會運轉經費并不依賴于社會居民,而來自于所屬街道辦事處,這必然導致居委會的行政化傾向,成為政治權力的延伸。S社區中的事務管理也證明了這些,居委會在S社區設立門衛一事上的鼎力支持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街道辦事處的強大壓力,以及后來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的成立也來源于“爭創”的行政壓力。在政治權力的強大作用力下,居委會作為活動在社區中的政治組織完全擁有了合法性的政治權力并獲得了社區居民的廣泛支持和自愿服從,在其后的管理小組選舉、樓棟長會議的召開具體工作上體現出了政治權威的強大作用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作比較來分析,政治權威更容易獲得居民的長久和穩固的服從,安全自治管理小組從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社區民警等處得到的支持都體現了這一點;另外一方面,管理小組組長S教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多次與區政府進行書信之間的溝通,希望能夠得到應有的支持,雖然效果甚微,然而我們依然可以發現無論是管理小組還是社區居民都對政治權威充滿了期待。這也從一個角度為我們證明了以目前的居民意識以及管理結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政治權威依然會是社區事務的主要推動力量,同時它也是當前社會權威主要特征之一。
社區居民的意愿選擇。城市社區在從單位制向后單位制的轉變過程中,雖然傳統政治權威的影響力依然活躍,然而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變化,其中表現較為突出的便是從單線性的一元化領導向多元化民主協商的轉變。在社區事務的決策上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治權威主體開始側重于與居民協商、合作,在尊重居民的意見的基礎上組織、動員居民,引導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管理,居民的自愿性選擇為社會權威的生成提供了廣泛的草根基礎,同時居民之間對自治組織不同的意愿選擇也為社會權威的進一步發育注入了不穩定的元素。
社區房改打亂了傳統社區管理的模式,有事找單位的時代隨之遠去。物業管理公司引入的兩次失敗使得社區居民開始以主人翁的開始思考自我管理的方式,門衛管理被首先提上了日程。門衛的建立是在社區居委會的協助下民主決策成功的典型案例,S社區也獲得了短暫的安定。其后,門衛管理小組和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的成立更進一步體現了民主協商的優勢,居民在這期間也嘗到了自治的成效。但是,隨著管理小組成員的逐步推出和小組管理成績的差強人意,社區居民意見開始分化,甚至出現了對立的局面,這進一步加大了自治管理工作的難度,這從S社區T女士以及支持者與管理小組的矛盾沖突可窺一斑。至此,建立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實現基礎上的社會權威因其缺少相應的合法性權力開始變得脆弱,社會權威主體的管理小組與社區居民之間的鴻溝開始逐漸擴大。
通過對安全自治管理小組案例的分析,可以清晰的感受到S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自治的愿望,社會權威生成的社會基礎已經成為現實。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類似于合法性政治權力的權力支撐,另一方面社區事務的繁重與利益的相離也為社會權威作用的發揮提出了相當大的難題,這便決定了社會權威在當前后單位社區里只是處在萌動的狀態。
社會權威的萌動。S社區安全自治管理小組以及門衛管理小組都是在居委會的協助下,在社區居民的強烈要求下自發組織成立的。從社會權威的生成來看,它完全順應了社區居民的自治要求,社區居民樂意于將自身享受幸福的權利讓渡給自治組織,因此實現社區居民對社會權威的自愿服從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在居民要求自愿呼聲的過程中,居委會作為S社區中長期存在的政治權威一方面為了順應民心,另一方面也為了工作的順利開展,居委會發揮組織優勢積極動員社區居民開展民主選舉活動實現社區事務的自我決策,從本質上來看,政治權威為社會權威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提供了政治權力保障,這便反映了管理小組運行之初為什么工作開展的總是那么的順利。
但是,在管理范圍逐步拓寬、管理難度逐步加大的情況下,社會權威不足也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是因為社區居民對社會權威的認同還沒有發展到自覺的程度,對社會權威的自愿服從因權威主體工作的遲滯不前而衰減,從而失去了居民的心理支持、喪失了群眾基礎;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社區事務的決策過程都是需要借助政治權威(權力)來實現的,社會權威是在政治權威的推動下實現的,政治權威從具體事務中脫離使得社會權威喪失了天然的權力支撐,因此,自治管理工作在后期的困頓也變得可以理解了。
從整體來看,廣泛存在于后單位社區的社會權威目前并沒有發展成熟,不論是居民的心理支持還是合法性權力的物質支撐都顯得比較脆弱,但它畢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通過S社區的安全自治管理小組成立及運行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管理有著可能性,也讓我們看到了社會權威發揮作用的廣闊天地,這也是我國社區建設的關鍵所在。
三、后單位社區社會權威重塑的幾點思考
單位制解體以來,后單位社區的公共空間具有一種與國家的特殊相關性,即,它在被國家所包含的同時,又必然具有某種獨立性。因此,“我們不必將獨立性與被包含強行分開――因為,市民權利具有普遍性”[1]。公共事務的參與必須以公共空間的存在為背景,這就使得社會自治組織的發展看起來具有了天然的自生性,為社會權威的出現開啟了大門。但是,通過對S社區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的觀察,當前社會權威作用的發揮還顯得過于稚嫩,因此,惟有對社會權威進行改造,從生成機制、主客體關系等方面入手才能使社會權威承擔公共生活的職責。
首先,完善社區自治組織權力生成機制以重塑社會權威。“社區組織權力是指利用社區資源,動員社區力量,實現社區目標的一種影響力”[2]。單位制時代,社會權威從組織成立到作用發揮依賴于單位的權力賦予,成分比較單一,S社區家屬委員會的運作實踐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通過筆者的調查和研究,單位制解體以后,社區組織權力的生成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核心的一點便是社區組織權力的來源呈現多元化趨勢,具體包括:社會權威需要法律和法規所認可的權力,非合法性自治組織即使能夠接受社區居民的普遍認同,其在后期運作過程中依然會遭遇到因法定權力的缺失而出現的后續乏力;社區權威需要社區自治組織內部章程和規則的權力支持,組織成員必須依靠協商通過的章程和規則來約束成員的行為,對違反規則者予以懲罰,才能維護社會權威的有效性,以維護社區自治組織的正常運轉;社會權威需要居民自身權利讓渡而形成的權力,權威形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客體對主體的主觀認同,社區場域內公共事務的處理效果關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社會權威只有獲得居民自覺讓渡的權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獲得行動的支持和心理的認同。
第二,強化社區自治組織精英人物的個人魅力以重塑社會權威。社區自治組織經營是指擁有一定的優勢社會資源,參加社區公共權力的分配與運行,能夠對社區公共事務產生影響力的人群總體。“他們或因政治身份、或因經濟實力、或因文化權威而擁有更多的優勢社會資源,因而較之于普通社區居民更有可能主導和參與社區公共權力的分配,對社區事務產生影響”,[3]尤其是在組織網絡缺失、權威真空和居民參與意識表層化的后單位社區內部,精英人物的作用可能會顯得尤為突出。調查中發現,精英人物的有效治理和理性參與不僅與制度化的工作機制有關,更與其開闊的視野、靈活的頭腦、豐富的社會資源有關,他們往往能夠通過其多渠道、制度化的公共身份滿足社區居民公共參與的內在需求,安全自治管理小組組長作用的發揮便體現了此點;其次,在精英人物自身實力無可否認的前提下,便需要精英人物能夠時刻保持對社區居民利益的忠誠,很多情況下正是基于對社區事業的熱愛和制度化參與,才使得社區自治建設開展得有聲有色,這是他們在社區治理和公共參與過程中的重要標準;最后,很多情況下,多元且深厚的公共身份以及持續性的對社區事務的熱愛并不能完全鞏固精英人物的合法性地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來源于對社區公共利益的表達、整合與實現程度,只有在現實工作成績的面前精英人物才能獲得居民長久的支持,并維系其所代表的自治組織的社會權威。
第三,提高社區自治組織工作績效以重塑社會權威。社區自治組織作為居民自發形成的并以社區服務和社區治理為目的的組織,能否實現工作績效的最大化成為組織能否贏得居民認同的關鍵環節。首先,自治組織需要提高組織成員必備的工作能力,掌握社區治理的技巧,明確某項工作所要求的能力水平和類型,因人而異分配各項工作,S社區安全自治管理小組工作的停頓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對成員能力和水平的誤判而形成的,這必然影響組織整體的工作績效而影響社會權威的有效性;另外,確定組織有效的工作目標,美國心理學家洛克早在1967年便提出目標設置激勵理論,認為任何人和組織的行為都是受某種目標驅使的。因此,通過給組織和成員制定合適的工作目標,進而激勵員工,使其成為提升工作績效的有力工具,更重要的是確定工作目標的同時應當注重工作目標的價值取向,這是因為“人之所以能夠從事某項工作并達成組織目標,是因為這些工作和組織目標會幫助他們達成成員自己的目標,滿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4]通過價值目標取向的引導能夠不斷激勵成員向工作目標進發,這也成為當前對成員獎勵的主要方面;很多情況下,情緒是動機的源泉之一,它能夠激勵人的活動,提高人的活動效率,一個良好運作的組織應當能夠成功地消除挫折感、憤怒、愛戀、憎恨、喜悅和悲傷等類似情緒,培養成員積極的工作情緒,保持與社區居民的良好互動,增加居民對自治組織工作的認可,進而實現工作績效的最大化。
第四,借助于“熟人社區”的特征以重塑社會權威。一般意義上的熟人社區有些類似于鄰里相望的農村社區,從成員結構上來看,后單位社區的常駐居民大多原屬于一個單位,居民的異質性程度偏低;從社區結構上來看,后單位社區多少呈現封閉化的特點。在此前提下,社區自治組織便于掌握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能夠因地制宜地開展具有區域性特質的服務項目;再者,鄰里相望的社區特點,還有利于社區自治組織及時獲得居民對其工作的態度,并及時做出反饋;在相對封閉的空間內,居民的利益沖突相對比較弱,有利于社區自治組織有效整合社區內部資源,實現自身工作績效的最大化;后單位社區的“熟人社區”特征還有利于自治組織掌握社區成員的特點,便于發現社區內部具有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優勢的精英人物,使他們能夠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為社會權威的穩固奠定人員基礎;最后,后單位社區一直以來都與較為固定的政治權威主體交往,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實現社會權威與政治權威的有效整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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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管理模式；多元化
城市社區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地理空間與基本平臺，隨著社會轉型與公民社會的推進，傳統的社區管理模式不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選擇一個適合我國基本國情的社區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社區管理模式
社區管理指的是"一定社區內部的各種機構、團體或組織（包括社區黨工委、政府職能部門或派出機構、社區單位、社區自治組織、社區居民等），為了維持社區的正常秩序、促進社區的繁榮和發展、滿足社區居民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和精神需求而進行的區域性的、全方位的自我管理和行政管理活動"。[1]社區管理作為一種綜合性管理，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當前我國的社區管理主要包括人口、治安、組織、黨建、服務、文教和環境等諸多方面。
當前我國的社區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但是由于我國社區建設起步較晚，所以社區管理工作還處于摸索階段，社區管理模式既不完善、也不成熟。根據社區管理的主體的差異，可以大致將我國社區管理模式劃分為政府主導型、物業主導型、企業主導型和社區居民自治四種模式。盡管在現實生活中，這四種模式占據了社區管理的絕大部分，但是從實踐過程和結果中來看，分別存在著各自的優缺點，難以使社區管理目標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所以應該汲取當中的成功經驗，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多元化管理模式。所謂多元化管理模式，就是"政府、社區組織、社區成員三方合作，經濟、政治、文化三種資源共同支持的社區建設與治理的理論模式。"[2]
二、城市社區多元化管理模式的條件--管理理念與管理方式的創新
改革開放以后，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社區管理理念也經歷了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化，社區管理理念的創新促進了社區管理方式的改變，從而為社區多元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1、社區管理理念的創新
由單一的政府主體向多元化主體管理理念的轉變。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社區管理工作行政化傾向突出，政府是社區管理的唯一主體，下級隸屬單位是社區管理工作的執行部門。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社區事務越來越繁雜，社區工作涉及到更多主體的利益，所以必須改變完全依靠政府管理的管理理念，發揮多元化主體的力量，包括居民、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物業與居委會，共同管理社區，提高社區綜合管理能力。
由"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轉變。傳統的社區管理理念注重對"物"的管理，比如說對社區基礎設施的修建、維護，社區綠化等等，這就忽視了對人的權益的尊重與維護。在當代社區管理理念中，更加明確了社區管理要服務于人的基本宗旨，將人放在首要地位，確保居民的主體地位，社區工作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滿足居民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為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提升居民的社區歸屬感。與此同時，"要把社區人力資源開發作為社區管理工作的重點，努力創造各種條件，吸引各方面的人才，調動社區廣大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形成群眾熱情參與社區管理的良好風氣。"[3]
2、社區管理方式的創新
由"高度集中"向"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轉變。傳統的管理方式以權力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其中同樣包括社區管理。社區管理權力集中于街道辦主辦單位，它們直接或間接的隸屬于上級部門，按照上級部門的指示進行社區管理，過分的強調集中，而忽視了民主管理。社區建設的現代化要求轉變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現代社區實質上是社區居民、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共同參與的自治組織，從而保證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進一步促進現代化社區建設。
由單一的行政管理向多元化的管理方式的轉變。單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完全依照行政命令進行管理，徹底貫徹上級部門的意圖，這種管理方式有利于管理職能能夠得到落實，但是阻礙其他主體的管理作用，一味強調縱向管理而缺乏橫向上的溝通與合作。由于社區管理事務與內容的不斷增多，單一的行政管理方式無法在管理過程當中做到面面俱到，更無法滿足社區居民主動參與社區事務的要求和民主意識地增強，所以必須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將法律、制度等管理方式納入到其中，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方式，使行政化管理受到制度、法律的制約，推進社區管理規范化、法制化的進程。
三、城市社區多元化管理模式建構的途徑選擇
城市社區多元化管理模式是發展社區管理的理論模式之一，在現實中的開展運用關鍵是處理好政府、社區居民、社會組織這三者在社區中的關系。在推進政府在社區管理中職能轉變的同時，著重采取下列措施：
1、保證社區管理的利益多元化
社區管理所制定的方針、政策、措施在保障社區內不同主體的利益的基礎上，同時還要切實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這是因為，一方面，當今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促使了多樣化社會力量的產生，其中包括由政治、經濟、民族或宗教等結緣的社會團體和社會力量；另一方面，社會的發展、公民文化素質的提升又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政治參與熱情，為多元化社區管理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客觀條件。這意味著，將會有更多的社會團體、社會力量、公民參與到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當中來。
2、建立民主參與機制，保障社區內各主體的利益訴求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的迅速普及和公民權利意識地提升，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正發生巨大的改變，擴大公民參與社區管理的途徑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參與制民主的指導原則是：人民必須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過程。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或遵守這種觀念，參與制已經滲入我們價值觀念系統的核心。"[4]特別是對于某些與社區居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社區事務，可以由政府、街道居委會、非營利組織牽頭組織，選取不同群體的社區居民代表參加到社區管理政策的制定過程當中，認真聽取他們的建議，采用意見箱、網絡平臺、人員接待等方式完善參與渠道，通過民主的制度安排，保證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得到重視。
3、建立、健全社區公共責任機制
過去，社區內的事務無論大小、巨細都由政府主管，從而致使政府人員不斷增加、政府規模不斷擴大的惡性循環，同時，政府工作人員的做派給居民辦事帶來了不便。政府包辦社區內一切事務的現象當前仍在不少地區存在，必須改變過去那種由政府承擔對社區的建設、管理、維護的機制，轉變到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對公眾事務負責的社區公共責任機制，社區居民不僅僅享有社區內居住、發展的權利，而且還要承擔相應的公共責任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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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密切聯系 體驗感受 以學增知 以勞輔學
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注重教育與現實生活的聯系，重視的是學生的體驗、感受，以學生興趣和內在需要為基礎，以主動探索為特征，強調的是學生的親身經歷，以實現學生主體能力綜合發展為目的。新課程標準指出：“要積極開發并利用校內外各種資源，讓學生通過實踐，增強探究和創新意識，學習科學研究的方法，發展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增進學校與社會的密切聯系，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我們根據自身特點，緊扣現實生活，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通過多種活動方式，綜合運用所學知識，開展以學生為主體，以實踐性、自主性、趣味性、創新性為主要特征的綜合實踐活動，使學生在探究活動中發現和解決問題，體驗和感受生活，發展實踐能力，開拓創新精神。
一、拓展實踐渠道，扎根校園生活
教師要給學生營造開放的學習空間，讓學生對自我、自然、社會、科技、文化引起足夠的關注，并在這個過程當中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
開展綜合實踐活動時要根據學生的生活經驗、已有的知識基礎和特定的背景和條件，選取能讓學生“心動”的主題，這個主題越貼近學生生活實際越好，范圍越小越好，讓學生在活動沒有開始之前便“蠢蠢欲動”，這樣才會使課堂活動之外的真正探究因這份心動而更加豐富多彩。如開展“物品義賣”的綜合實踐活動，要求學生把家中的玩具或喜愛的圖書標上價格，想好介紹詞，向同學們進行推銷。學生一聽到這個活動課題就比較興奮，回家積極準備。
二、立足家庭生活，豐富實踐內容
拓展學校教學活動空間和活動內容，引導學生在生活中學習，在實踐中學習，在應用中學習，主動參與社會生活，并服務社會，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也是現代化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讓學生掌握利用工具書，學會正確使用視聽媒體，收看有益節目。以家庭實踐活動為輔助，以學增知，以勞輔德，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增強學生自我表現、自我完善、自我創新的能力，從而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
1.正確使用各類媒體。
在科技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學會收集、整理信息，可以開闊學生的知識視野，養成思考記錄習慣，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指導學生有目的地收集事實材料，可以設置一個“每日信息”摘錄本，要求學生在家里，從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網上等多種媒體中收集信息，選擇重要的一些內容，寫在摘錄本里。并指導學生寫好研究日記，及時記載研究情況，真實記錄個人體驗。通過這些活動，學生不但拓寬了知識面，開闊了眼界，還可以提高閱讀和習作的能力，養成關心身邊事的好習慣。
2.真正體驗生產勞動。
根據實踐活動本身具有的綜合性和實踐性原則，結合學校特點，可以圍繞種植方面做文章，與學生家長簽約，要求學生多多參與農業生產勞動，如給植物松土、除草、施肥，及時施藥防治病蟲害。在勞動中培養學生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有的學生采集樣本利用學校實驗室的顯微鏡觀察蔬菜的病害情況，再上圖書館、上網等收集資料，對癥下藥，在老師的幫助下，成功地預防了病害。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通過親身實踐體驗了成功的喜悅、勞動的艱辛及勞動成果的來之不易。
三、關注社會生活，生成實踐資源
超越書本的局限，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到農村參觀，參與勞動、采訪，增強學生對自然、社會等各方面的了解和接觸，開闊學生視野，使學生了解現代農業生產狀況及發展前景，懂得農業勞動的重要性，加深對農民的理解和感情，使學生在勞動實踐中培養創新精神，增強科技意識。
1.走進社區，進行社會調查。
社會調查是指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就社會發生的某一現象進行調查，弄清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及解決方法的研究策略。是學生走近社會、感受生活的極好形式，可以加強學生的合作、交流，培養學生樂于思考、勇于實踐的能力。如我校旁邊有條平陽河，以前河水清澈見底，可現在河水綠綠黑黑的，魚蝦全跑了，河面還有很多漂浮物。針對這一現象，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一次“保護母親河”的社會調查活動，讓學生通過調查，查清河水污染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治理對策。通過這種社會性調查活動，讓學生走進社會大課堂，了解社會現狀，認識周圍的生活環境，讓學生體會參與社會服務的意義，熟悉各種社會資源，在活動中學會與人交往，鍛煉自己勇于參與、大膽實踐的品質。增強學生的競爭意識、合作意識，培養學生收集、分析、整理信息、交流思想和發現、安排和組織資源、解決問題的能力。
2.開展豐富多彩的競賽活動。
1.1 在政府引導下發揮社團作用
兩個城市都傾向于將社區工作交給專業的社會團體（或稱為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等）運作，以提高效率，這其中還包括為社團組織籌集和捐贈資金的基金會。社團作為政府和居民的中介，承擔大量的社會服務工作，發揮了居民的自治能力，改善了政府資源不足的狀況。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政府依然承擔較多責任，主要包括：
資金上：對專門的社區團體提供資金、基礎設施等支持，每年由社區申報項目，政府進行立項審批，并擇優資助。同時，投入經費較大的社區設施，則完全由政府經辦，由社區團體或志愿組織負責日常運營和管理。
政策上：將社區建設工作納入政策范疇，建立一整套政策制定、實施、監管體系，包括社區工作的基本原則、社區工作白皮書、制定社區工作管理辦法和優惠政策等。
監督和管理：對社區工作組織進行嚴格的審批、定期檢查和評估。定期檢查社區照顧團體的人員培訓、設施配置、服務標準和服務價格等，通過檢查確定下一年度的財政撥款，對服務好的機構可保持撥款數額、增加服務項目，否則可以消減乃至停止撥款。
1.2 社會對社區建設的廣泛參與
廣泛的社區參與是社區建設的基礎，即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居民個人對社區義務的分擔和社區資源的共享。較為突出的是社區志愿者在社區建設中發揮較大作用，例如美國公民每年的志愿時間達到200多億小時，有效的支持了非營利組織的日常工作，同時降低了組織的運營成本。
除專業的社會團體外，宗教慈善機構、基金會、文教機構都積極參與社區工作。而企業出于各種目的，如避稅、樹立公眾形象等越來越積極參與社區發展，以美國為例，目前企業對社區的支持已逐漸由慈善型向經營型轉變，即不直接向社區捐款，更多的參與對社區捐助的管理工作來，更有利于發揮捐贈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3 對社區工作進行廣泛的社會監督
兩個城市的社區工作都是在嚴格的法律框架內規范運作的，主要包括注冊條件和運行規則的審核以及非營利團體的免稅條例。例如，美國規定社區團體和其他非營利的工作并不是用于非營利性的，或從事與慈善宗旨無關的活動必須納稅。
2 倫敦的亮點與經驗
2.1 政府部門提供資金支持和社區發展指導
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成為倫敦社區建設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和資助者，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進行資金資助，政府相關部門通過購買非營利組織和專業機構的服務等方式，吸引社區服務組織參與社區建設，政府部門的資助日益成為社區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二是以政府部門的聲望和公信力，吸引社會資金，如企業、基金會和個人等，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并以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對社區建設和社會服務進行投資的企業進行稅收減免，建立起可持續的社區發展模式。實際上，政府部門在社區建設的發展思路、資金來源、完善機制、評估監督等各個環節均發揮了重要作用，起到了統籌規劃、政策支持和協調社會單位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充分發揮社區委員會的“主人翁”角色
社區委員會是社區建設的權力機構，與我國的社區居民委員會的功能類似，是英國政府在基層社區的重要工作抓手，實際上起到了基層政府作用。其職能主要包括：一是代表社區居民與社會單位和社區單位建立起合作關系，為增進社區居民的利益，提高社區公共服務水平，實現社區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共同、平等發展的權利而開展工作，二是在基層社區層面踐行英國政府和倫敦市政府的執政理念和社區發展思路，在居民教育、醫療服務、社會治安、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領域內承擔全面責任，在上述領域內與社區內外各單位開展各項活動。在倫敦社區中，社區委員會能否充分發揮職能是決定社區治理水平高低的決定性因素。
2.3 實現社區公共服務全覆蓋
作為老牌發達國家，英國的社區公共服務的經驗值得借鑒和推廣，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自由思潮的影響之后，英國政府重新將國家在社區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和重要性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已有的工作基礎上，迅速形成了完善的社區公共服務體系，使得全英市民充分實現了公共服務基層化和社區化等多層次社區服務體系。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內容涵蓋范圍極廣，包括文化體育、醫療衛生、社區保健、兒童看護、社區教育、信息共享等各個方面，社區居民不出社區就能享受到全方位的社區服務；從服務對象來看，除一般的社區居民外，重點包括老年人、殘疾人、兒童和有犯罪記錄的成年人、低收入人群等，這些人群除了享受完善的基本社區服務外，還能得到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如專業社會工作事務所等的扶持和幫助。
2.4 建立起政府部門、社區和非營利組織（企業）合作共贏的發展模式
與其他西方國家類似，非營利組織和盈利性企業等社會力量在社區事務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在政府部門、社區和社會力量合作的模式中，倫敦市政府強調社區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在各方力量中社區委員會既反映社區居民意愿，又得到倫敦市政府的政策支持，還天然的與社區組織和企業單位建立起密切關系，是這一合作模式的中心。非營利組織和企業是倫敦社會發展和服務的執行者和操作者，政府部門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制訂社區發展政策和監督指導等工作上，而將具體的操作實施工作交給非營利組織和企業來實施，因此，在倫敦市政府資助和支持下的社會服務體系中，非營利組織和企業是承接各項社區服務的重要力量。其中，非營利組織長期以來形成了成熟的工作機制，由策劃、事業、社會和執行等部門組織，其成員工資由政府和基金會等勞務開支直接支持，并接收由政府資助的第三方監理組織的監督。數量龐大、門類眾多的非營利組織參加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將政府的發展理念直接在社區層面進行實施，這些服務項目涵蓋社區服務的各個方面。企業也是社區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按倫敦市政府的政策規定，以資金支持、組織實施等方式直接參與社區發展的企業在稅收、貸款等方面享受優待政策，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稅收、貸款等優惠政策都吸引著各類社會企業以各種方式投身社區發展和社區服務中。
3 紐約的亮點和經驗
3.1 實現社區董事會在社區事務中的決策權
美國式的民主決策體系在社區層面得到很好體現，紐約的社區發展和社區事務最根本的一點是強調社區由誰做主，為了保障社區居民能享受自主發展的權利，社區發展能真正體現社區居民的訴求，紐約市政府明確了社區董事會在社區中的決策權和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同時，為保證社區居民有相等的董事會成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紐約市制訂了完善的社區董事會章程，其中包括董事會的組織結構、選舉辦法、工作程序和評估監督方式等，規定社區董事會實行選舉制，董事會成員任期為兩年，其中多數成員需要在社區居民中選舉產生，政府部門官員也可以擔任董事會成員，但是不能超過20%，董事會實行“費隨事轉”，董事會成員僅享受有限的工作必須的開支，沒有其他收入，這樣既保證了各項活動的展開，也實現了讓真正有“公益心”的居民和市民承擔社區董事會的職責。社區董事會的職能主要包括，一是根據紐約市政府社區發展理念指引下，制定本社區的發展規劃，并召開社區董事會表決通過；二是享受社區事務的最終決策權，包括社區發展規劃和社區具體事務存在爭議，需要提交社區董事會的，都自董事會會議中得到最終裁定。
3.2 政府在社區事務中的角色和作用
與倫敦市政府相比，紐約市政府在社區事務中的直接指導作用明顯有所削弱，這與美國強調社區獨立發展權、注重社區居民自身的權利訴求有關，政府相關部門主要在資金支持和仲裁協調等方面的發揮作用，包括以下職能：（1）對社區土地利用情況進行評估，與社區董事會一起，就社區土地使用和資源發展給予指導和建議；并對社區土地使用和開況予以評估和監督，以保證社區建設和發展符合紐約市的整體規劃。（2）在政府財政支持的社區服務項目上，由專業的評估機構進行項目財政支出審查，以實現高效、公平的使用公共財政。（3）對社區董事會無法達成一致的事項，由政府相關部門出面進行仲裁和協調，促進社區成員在各項事務上達成一致。
3.3 充分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功能和作用
社會組織包括非營利組織、基金會和專業服務組織等，與倫敦市的社會組織相比，紐約市社會組織在社區發展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其門類更多、分工更細、規模更大，非營利組織代表第三方的社會力量，與社區居民有著天然的聯系，能更好的反映居民的需求，因此在強調市民自的紐約，社會組織的發育更為成熟、工作機制更為完善。這些社會組織包括：一是樞紐型社會組織，如社區委員會，這類社會組織并不直接提供社會服務，而是在政府的指導下，起到協調其他社會組織開展服務的作用，發揮了樞紐和核心的作用；二是操作型社會組織，如社工事務所等，這類社會組織是社區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具體負責各種社區服務項目的實施，是直接面向服務對象的組織和機構，有較強的專業性和組織性；三是支持性社會組織，如基金會和研究機構等，這類社會組織為社區發展和其他社會組織開展工作提供資金支持和智力支持，包括直接提供資金支持的基金會，以及通過調查研究為社區事務提供智力支持的各種社會組織“孵化器”等。三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各自職能，共同形成社會組織服務體系。
3.4 非營利組織的組織和架構
紐約社區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成熟的非營利組織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內容包括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區治安、社區基礎設施、社區公益事業等；（2）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四種渠道，一是政府部門的資金投入，占到組織資金來源的40%，二是基金會和企業等組織捐贈占30%，三是非營利組織經營所得，在開展服務過程中的合理收費，占資金來源的20%，四是非營利組織自行籌措資金占10%。（3）非營利組織的成員和工作人員。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專業社工，即在社工事務所登記注冊的、具備專業服務技能和開展業務能力的專業社工，他們是非營利組織開展工作的主體；二是規模龐大的社區志愿者，西方社會市民普遍有較強的參與意識，同時政府各部門通過各種政策支持鼓勵市民參加志愿服務活動，因此，志愿者作為非營利組織的兼職人員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社會組織的非營利性，通常需要數量可觀的志愿服務人員承擔社區服務活動的事務性和操作性工作，但這些志愿者并非完全義務，非營利組織和政府部門也會根據志愿者的工作量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3）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與國內很多非營利組織面臨的資金困難，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同，紐約市非營利組織目前正走出了一條社會企業的發展道路，以往的非營利組織過于強調非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而無法保證社區服務的效率和水平，社會企業并非企業社會責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強調市場經營的非營利組織，其本質是被賦予了市場只能的非營利組織。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紐約已經形成了社會企業的成熟模式，其要點包括：政府政策支持例如為非營利組織制定稅收優惠政策，社會企業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向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企業所得的利潤只能用于社會公益而非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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