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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民治理；社區自治組織；公共服務功能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領21 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認為社區居民是自己社區的“提供者”，居民自己應該決定提供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和如何運營這些公共服務，公共服務職業者在社區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應該是提供服務和支持，而不是成為公民的上級，他們應該和公民站在一起，這才能形成一個社區。
一、相關概念涵義
1. 社區與社區自治組織。“社區”一詞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區與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其含義是指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和親密伙伴關系。自20 世紀80 年代末以來，逐漸受到諸多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們的關注，對于“社區”一次的理解也呈現“百家爭鳴”式的發展。筆者比較認同滕尼斯對于社區的定義，“社區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內的人所組成的具有共同的認同感和價值取向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2.公民治理理論。公民治理理論的主要觀點和基本主張集中地體現在美國學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蓋森等人的系列文獻中。他們從不同角度強調，以公民與官僚合作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現代行政的必要途徑，公民應積極參與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礎之上，在一定意義上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一種超越。美國學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明確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對公民治理理論框架進行了較為完善的建構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組織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區為例
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帶來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體差異性和職責不清等問題迫切需求理論的指導，而治理理論便在這種需求下在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興起。其領域涉及社區流動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婦、婦女兒童社會服務、就業服務、社會救助、心理健康服務等。通過發展社區內居民成為機構會員，定期為社區居民提供就業技能培訓、健康檢查、心理輔導等培訓課程。經過六年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地具有影響力的民間基層自治組織。它所體現的顯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幾點：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體行動，凸現治理績效。在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提到西方社會學家西梅爾的觀點，“比起大集團來， 小集團的行動更果斷， 而且能有效地運用他們身邊的資源，向心組織的小集團一般總能發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團中， 能量經常是潛在的。” 城市社區自治組織較于政府部門是范圍更小的集團，且更易促使社區居民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從而帶來更好的治理效果。 經過筆者在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館的調查發現，社區小范圍的組織機構比當地居委會等政府派出機構更能夠組織社區居民采取果斷有效的行動。例如，為促進當地小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新市民生活館為當地外來人口的“生意人”舉辦小型的“商業交流會”，探討各自的“生意經”及個人經歷，很好的促進了當地人的人脈交際；定期為社區居民開辦就業職能培訓，如烹飪技術教學、淘寶店鋪經營等技術，來促進社區居民的就業，這些是當地政府所無暇顧及的。2.更有效的實現社區共享資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劇”以及奧爾森提出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形象說明了社會生活中，人們往往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視公共事務的治理。個人理可能導致集體行為的非理性結果。在此理論下認為社區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只關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則為了實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獲得自身利益的權利，故二者難以就社區共有資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體行動。政府與市場一直以來被視為解決公共事務治理問題的兩種途徑，相應的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也就成了解決公共事務各種問題的兩種方式。然而，無論哪種途徑，都無法完全解決資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難題。 從這一角度出發，社區作為一個自主治理的單元，由社區自治組織協調社區內居民共同治理來解決公共資源治理的難題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區居民形成共同意識。目前，社區居民普遍缺乏社區意識，對社區公共事務淡漠。這是由城市發展進程中社區的產生和構成方式決定的。我國大多數的城市社區為了方便基層部門的管理，多半由“劃片”產生，只是這種方式下產生的社區中居民共同意識淡薄，缺少歸屬感。 而社區自治組織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發組織產生的，為居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公共活動領域，有助于強化居民的社區意識 。同樣，筆者在對上海新途社區設立在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歸涇村的新市民生活館的調研過程中發現，以新市民生活館為活動的組織場地，為社區居民組織舉辦各種免費的就業技能培訓、政策宣傳，心理輔導講座和社區內流動兒童英語輔導班等各類團體組織活動，并在每月舉辦一次社區主題型活動，使社區人心凝聚，社區居民的共同意識得到了強化。
三、 當前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困境及對策建議
1. 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困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轉型，各種社區自治組織涌現，雖然在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政府開始向社區自治組織開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遺補缺”，社區自治組織的發展主要受一下幾個因素的制約：（1）地位合法性問題。 國家對社區自治組織實施控制管理，允許有限的結社自由 。但筆者認為，這種自由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國家的態度決定著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的前途，此外還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機制的約束。（2）活動經費籌資困難。筆者在對設立在浦東新區的新市民生活館調研中發現，維持館內運營的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的贊助、政府的招標項目，而且資金有限，通常需要組織的籌資部門對外聯系籌集資金。經費缺乏是社區自治組織發展中相當普遍和嚴峻問題，大多數的社區自治組織由于資金來源渠道有限，創收能力弱，隨時面臨關閉的危險。
2.對策建議。社區自治組織的健康發展對我國城市社會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從政府角度來說，社會組織對社區事務的參與治理可以減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負擔，還權于社會，讓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從社會組織角度來說，參與到社區治理中與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進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的發展，同時還有利于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對此，筆者認為，促進社區自治組織的健康發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門應加強相應的社區自治組織政策支持，把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方針落實到實處，使社區自治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軌道；其次，在社區自治組織注冊登記上予以較低的“門檻”，并在后期發展中通過對社區自治組織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資金扶持；最后，監督管理上充分發揮外部監管的作用，將其納入規范有序的管理軌道。
參考文獻：
[1] 周玉忠；王宇飛等.城市社區組織培育研究[J].社團管理研究.2008.1.10.
知恥而后勇。2014年以來，厚街鎮通過加強執法、服務和重獎治污自覺企業等舉措，有效地推進VOCs等污染物的治理，大氣環境得到改善，相關大氣環境投訴同比大幅下降，一舉摘掉投訴大戶的帽子。
嚴格執法 獎懲分明
“整改后，企業再未收到周邊居民的投訴。”名揚家具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
名揚家具有限公司位于厚街鎮雙崗社區，由于廢氣污染擾民，曾受周邊居民投訴。2013年底，企業接到厚街環保分局的《限期整改通知書》，隨后投入80多萬元用于添置水濂柜和粉塵收集裝置，升級環保治污設施，改善治理效果。
據了解，厚街鎮雙崗社區聚集了大量家具生產廠家，其中，一些廠家的不規范生產行為造成環境污染，附近居民深受其擾。
2014年4月起，厚街鎮結合全市大氣污染防治轉型整治行動，對94家列入《東莞市木質家具制造和制鞋行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污染治理方案》的企業，和176家納入《雙崗家具企業環保與消防安全生產專項整治工作的方案》的企業啟動整治。
為提高企業治理的積極性，厚街還出臺相關財政獎勵實施方案，設立1350萬元獎勵基金，鼓勵企業進行VOCs治理整改，對按期達到整改標準的企業給予一次性5萬元的獎勵。
“有獎有罰，對拒不整改的企業我們絕不手軟。”厚街環保執法人員介紹，在整治過程中，厚街環保部門聯合法院、電力等相關職能部門，對拒不整改、不按時完成整治任務的企業實施強制關停、停電等措施。據統計，2014年以來厚街共查處了違法企業92家，聯合法院強制關停23家，聯合部門執法實施強制停電2家。
此前備受詬病的雙崗家具企業整治也成效明顯，176家企業中，已完成整治的企業有166家，正在建設治污設施的有9家，企業整改率達99.4%，整治完成率達94.3%。
“經過8個月的努力，厚街VOCs排放治理取得階段性成果。”厚街鎮環保部門相關負責人介紹說。目前，94家納入整治的木質家具和制鞋業企業中，有86家已完成整改，其余的正在加緊施工，將為東莞冬季PM2.5控制達標天數交出滿意答卷。
治理僅半年 降七成
位于厚街寶塘社區第二工業區的美林家具廠也屬于VOCs重點整治對象，該廠油漆車間因設施陳舊出現部分破損，產生的油漆氣味影響周邊居民生活環境，群眾投訴不斷。環保部門要求企業對廢氣處理設施進行升級改造，將原有的“活性炭吸附”處理工藝改為處理效果更好的試劑噴淋廢氣處理工藝。
此次升級改造需要一次性投入100多萬元，而且處理成本將增加約30%。面對這筆不小的開支，企業老板陳柏希曾經猶豫過。然而，在群眾環境維權意識不斷提高、政府治理大氣決心日益加大的今天，企業加大環保投入且必經之途，否則就無法生存。
“這筆環保投入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是值得的。”陳柏希表示，面對環保部門日趨嚴格的污染物排放要求，他終于下定決心要一次性投入100萬元，安裝全新的試劑噴淋廢氣處理工藝，消除污染投訴給企業生產帶來的后顧之憂。
據介紹，2013年僅厚街鎮雙崗村居民投訴周邊企業排放廢氣的案件就達140多宗。來自東莞市環保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僅2014年1月至4月，有關大氣污染領域的投訴在全市環境投訴中所占比例已達到64.27%，穩居各類環境投訴案件第一位。
隨著VOCs整治工作的推進，厚街雙崗社區內與大氣污染相關的投訴從2013年的140多宗，下降至2014年的40多宗，尤其是下半年，已逐步消除了重大污染投訴。據統計，2014年整個厚街大氣投訴同比下降七成，群眾對大氣環境整治的滿意度大大上升。
提供貼身服務 為企排憂解難
“政府組織專家提供的技術支持服務，讓我們省去很多精力”美林家具廠老板表示，企業也想盡快整改好，早日投入正常運營，但對于廢氣處理上的技術問題也不懂，政府部門上門提供的技術服務，正好讓企業的整改能夠一步到位，省去很多麻煩。
為強化整治服務工作，厚街環保部門將業務窗口前移，成立四個貼身服務小組，在各社區設立環保業務代辦點，指導企業落實整改，最大程度地為企業提供優質、方便、直接的環保業務咨詢及指導服務。
此外，直接送技術進企業，聘請專家、借力協會平臺，為企業提供專業的技術咨詢。對于存在治理技術難題的企業，邀請專家走進企業“把脈問診”，指導企業進行環境治理技術的改進與提升，切切實實地為企業排憂解難。
【關鍵詞】 社區治理范式 社區服務 福利化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社區服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的一條深入社會基層、服務社會大眾的社會化服務道路。在我國社區服務發展的歷程中，社區服務的范式也經歷了多個階段的變革。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十八屆五中全會則進一步提出了“推進社區治理精細化”。從“精細化”一詞中可以看出，我國對社區治理范式的認識不斷升級。在治理范式下的社區服務也進一步注重福利化，不斷形成“福利治理”的新道路。
我國社區治理范式演變的歷程
從1978年起，我國社區治理范式開始由行政化向福利化演變。1978年至今，我國社區治理范式向福利化演變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社區服務化的萌芽階段。1978年我國召開了，自始我國發展的重心逐步向經濟建設轉移，國內城市的工作任務也不斷加大。1979年初，我國重新出臺了《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于是城市街道和居委會的運行體制全面得到恢復。1983年的全國八次民政工作會議上，國家首次明確提出了改革社會福利機制，通過聯合國家和社會的力量興辦社會福利事業。1984年全國城市福利事業單位改革整頓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國家民政部明確提出要多渠道、多形式推動社會福利事業要面向全社會。在這一階段，雖然表面上我國的社區服務開始向“社會化”演變，但總體上我國的社區服務仍然是政府化的范式。從經費來看，該階段我國社會福利事業的經費是以政府的撥款作為絕對主體的。從目的來看，該階段我國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解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在經濟社會運行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因此，社區治理范式的行政化色彩仍然占絕對主導，該階段屬于我國社區治理服務化的萌芽階段。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末）：社區服務市場范式的推進階段。1987年，我國正式提出了社區服務的概念，標志著我國社區治理范式由行政化向福利化轉變的萌芽階段開始向推進階段過渡。1993年我國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明確了我國社區服務具有群眾性、區域性、福利性和服務性等特點，社區服務的發展應根據不同的社區服務對象，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準則，建立差別化的社區服務價格體系。這一政策是我國社區服務產業化的直接體現和實施依據。
在市場范式引導下，我國社區服務對社區治理帶來重要作用，但該階段我國社區治理仍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在政府責任上，單位制、國企的改制迫使部分原有單位福利保障的社會群體淪為社區的弱勢群體，而國家由于體制上的瓶頸無法對其提供充分服務，甚至出現政府推卸責任的弊端。其次，對社區服務的福利化產生一定的本質威脅。部分地方政府過分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開展社區服務，結果往往導致社區服務業運行不當，也使得社區服務的福利化本質被淡化。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社區服務的治理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升，社區居民對社區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時，我國的社區服務存在三大難題：首先，在社區服務的主體方面，當時主要是政府，提供的服務內容也主要局限在社會救助、社會救濟等方面。其次，在社區服務的質量方面，社區居委會提供的大量社區服務已無法滿足居民需求。再次，在社區服務的方向方面，由于我國市場化進程不斷加速，財稅體制、行政管理體制不斷得到改革和規范，社區居委會興辦的各類服務組織和開展的志愿服務活動不斷被引入。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不斷探索社區服務范式的改革，社區服務業的概念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政府對社區服務的著眼點逐步由第二階段的經濟利益為主轉向第三階段的公共利益為主，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社區公共服務，并凸顯服務主體的多元化。這一重大調整體現了社區治理范式不斷顯現出來，社區治理的福利化開始得到回歸。2000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民政部關于進一步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全國社區管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工作的意見》等政策，逐步明確了社區公共服務的對象、內容、服務方式和服務途徑等，體現了我國對社區治理的重視和深化。2015年，我國確定了40個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體現了我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化全面開啟試點進程。
我國社區服務福利化轉型發展的路徑導向
在社區治理范式引導下，我國的社區服務必然將由行政化向福利化轉型。未來推動我國社區治理范式福利化，在發展導向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進一步審視界定社區治理范式下的社區服務內涵。在我國社區的發展與治理過程中，國家及各地政府、社會各界等對社區的定位已基本達成共識，即基層治理與共同體。基層治理，重在通過政府權力的再造、下沉，對社區進行有效治理。社區共同體，則重在公共服務的強化和社區團結氛圍的營造。在福利化視角下，我國社區服務應遵循兩種導向：一是社區服務公民化導向，將社區服務定義為一種以公民身份所享有和參與的社會活動；二是社區服務物品化導向，即在保證社區服務的福利性質到位的前提下，尊重社區服務的市場特性。這也就表明對社區服務的界定不應僅局限在福利性質，也應包括市場性質，應根據社區的類型以及社區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提供多元化的社區服務。
加快構建面向多元主體的社區服務網絡體系。雖然我國社區服務的治理范式已不斷形成和完善，但是目前還存在以扶貧救弱為導向和以個體消費為導向的特征，即社區服務僅僅初步實現了縱向整合。在未來社區治理范式的引導下，我國的社區服務就應該形成主體多元、服務多元的社區服務網絡化格局。在社區治理范式引導下要構建這種網絡體系，應充分認識三大特征：一是在政府的角色定位方面，要求政府由原有的行政能不斷向服務職能轉變，具體就是將以往的權力和資源控制型的角色轉變為以權力協調、資源對接、信息服務等公共服務化角色。二是在主體關系方面，要求重新配置各個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破除自上而下式的行政格局，逐步形成主體之間良性協作、共同治理社區的格局。三是在服務內容方面，要逐步走出原有的單一面向社區弱勢群體的范圍，積極向全體社區居民靠攏，調動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積極性，凝聚合力，主動深入調研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分層分類有序提供社區服務，形成主體多元化、服務內容多元化、社區之間互補的網絡型社區服務格局。
積極建設多元化的社區共同體。在社區治理范式下，要構建面向多元主體的社區服務網絡體系，就應該明晰政府、市場、社區這些主體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分工，并推進主體之間聯動，實現“社區共治”。這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要確立社區治理范式下政府的權責。應遵循社區服務主體向多元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沖破政府作為社區服務福利化唯一運行主體的瓶頸，不僅要提供基礎的社區服務，還應建立社區居民服務的信息平臺、溝通平臺和質量監督平臺等。二是要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這一第三服務部門在社區治理范式下的主體服務功能，促進社會組織在服務理念、組織運行、與政府關系處理等方面不斷提升。三是要全面激發社區居民的積極性，加速建設社區共同體。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對社區發展的關注度和參與度等都是形成社區治理合力、實現社區服務福利化的重要保證。
（作者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長春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摘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是農村金融改革做出的重大決策，關系到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也是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根本之策。本文結合泉州農商銀行改制基本情況，將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改善與發展關系進行了深入闡述與總結。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農村金融機構完善
一、泉州農商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基本情況
泉州農商銀行是在原泉州城區信用聯社和泉港區聯社兩家農村金融機構的基礎上合并改制而成的泉州市首家市級農商銀行，從改制伊始就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奠定公司未來良好發展基礎作為改革的主要課題。
（一）優質的股東結構
首先是在股東的選擇上提高準入條件。在股改過程中嚴格按照《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篩選入股股東，高標準準入、高規格引資、高起點運作，提高入股額度，新增自然人股東認購起點為150萬股，新增法人股東認購起點為1000萬股。二是甄選優質股東。遴選法人治理相對完善、注重長遠發展、投資理念成熟、有風險承擔能力的投資者作為發起人，實現把投機者擋在門外、引入真正優質戰略投資者成效。法人股東持股比例原則上高于1%但不超過5%，確保股權相對集中又避免形成“一股獨大“的大股東壟斷現象，又避免股權過于分散產生內部人控制問題，極大改善股權結構。三是純民營股份制商業銀行。法人股東股份29180萬元，占股份總額48.63%；所有企業股東全部是民營企業，改制后更具有經營自主性。四是建立合理股權結構。構建一個相對分散但又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合理股權結構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堅實基礎。有利于發揮股東對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股權的合理配置，為未來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規范的公司治理
充分發揮股東和董事（或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是公司治理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股東的專業程度及其積極性決定股東能發揮多大作用，注重股東的價值取向和公司價值取向融合，注重選擇價值取向相對一致的投資者入股，讓股東成為公司治理的積極參與者并積極支持企業長遠發展。
一是建立精簡專業的董事會。突出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核心地位。二是完善董事會運作機制。三是充分發揮專門委員會的職能。
二、農村金融機構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對策
通過泉州農商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建設情況分析，農村金融機構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還須通過轉換經營機制、轉變經營模式、構建完善農村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健全風險評價系統來推動農村金融機構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一）轉換經營機制
農村金融機構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首先應轉換經營機制，這要求農村金融機構適應公司治理機構的基本要求，構建現代企業制度金融企業。一是構建完善的股東大會制度，進一步界定股東的權益與相關決策事項，制定出科學有效的大會議事基本規則和工作流程，切實保護股東基本權益，推動股東權利有效行使。二是構建完善的董事會制度，保證決
策科學性。從制度層面有效解決董事會由于其不到位與決策管理能力低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三是加強監事會監督能力。構建內部透明以及程序開放的流程與評估機制來加強監事會功能，強化對財務以及經營等多方面的監督。四是采取董事會領導下的行長負責制。董事會一般不對機構的經營情況進行管理，經營權由經營班子按授權履行。
（二）轉變經營模式
作為一家農村金融機構，泉州農商銀行堅持跳出經濟領域看待服務“三農”，堅持立足城區服務“三農”、服務社區，著力破解沿海發達地區”服務三農”與“商業運作”難題。泉州農商銀行積極立足“商業銀行市場化、本土銀行現代化、草根銀行親民化”，倡導“人文金融，民生情懷”，充分發揮資本充足、決策快速、網點廣布、服務專業的優勢，發揮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積極創新金融服務，引進高效的銀行經營管理模式――事業部制，設立村鎮銀行事業部、社區銀行事業部、大客戶事業部三大事業部，分別致力于服務“三農”、服務社區和服務中小企業，三駕馬車并駕齊驅，打造富有閩南本土特色的村鎮銀行和社區銀行金融服務，具有地方特色的“泉州農商銀行模式”初見雛形。
泉州農商銀行深刻認識到改制后的農商行是一家商業銀行、本土銀行、平民化銀行，應最大限度貼近和融入社區，專注社區金融服務，以個貸產品、信用社區、中小企業票據服務為切入點，涵養社區個人及中小企業基礎客戶群，為社區優質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提供高效高質服務，為客戶創造價值，提高品牌價值，形成社區銀行特色的服務、營銷、盈利模式，打造社區金融服務的品牌優勢和專業優勢。
（三）構建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健全風險評價系統
當前一是強化內控機制建設，提高制度執行力。加強對重要崗位、重點業務環節和風險點的控制管理，下大力氣治理各類有章不循、違規操作現象和問題，確保監督制約機制有效運行；二是加強警示教育，警示每位員工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金錢觀，提高員工防腐免疫力和法制觀念；三是端正經營思想，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風險防范的關系、短期效益與長遠效益的關系，糾正重業務經營、輕內控管理的錯誤思想，牢固樹立合規經營理念，把穩健經營、安全發展的經營理念貫徹落實到位；四是加強合規文化建設。加強制度教育和培訓，提高全員的業務操作和風險識別能力，全面樹立：“合規創造價值、違規滋生風險”理念，堅持以文化建設來推進合規經營。
參考文獻：
一、堅持高起點規劃 科學布局發展戰略
統籌城鄉建設，促進協調發展，是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創新之舉，也是落實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小城鎮建設要堅持前瞻性、科學性、嚴肅性，要堅持高起點、嚴要求，以人為本，有效提升其內涵功能。為達到此目的，我鄉聘請了山東省和泰安市等幾家規劃設計院為我鄉精心編制規劃，科學布局。先后完成了《鄉飲鄉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新農村建設五年總體規劃》和鄉飲、南趙、郭溝三個社區規劃。規劃的形成和建立對于我鄉新農村建設將具有全面指導意義，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富裕、文明、生態鄉飲過程中將起到龍頭帶動作用。
二、堅持高標準建設 提高承載經濟發展能力
近年來，新的一輪城鄉建設熱潮正在形成，，我鄉樹立“開放搞活，經營城鎮”的理念，抓住這一發展機遇，提前布局，把駐地開發建設作為重點，擴容提質，堅持“政府引導，社會多元化投入，以地融資，以城建城”的發展思路，努力開創了駐地建設的新局面，全鄉投資6930萬元，開發建成面積10萬余平方米。
（一）多元投入 共建共享
多年來，受傳統思維的影響，駐地建設層次亂，品位低。鄉政府新一屆領導集體成立以來，解放思想，開放搞活，認真踐行科學發展觀，政府積極引導，走多元化合作道路開發建設駐地，取得了突出的成效。鄉飲中心幼兒園的開發建設就是鄉政府積極牽線搭橋，給予政策支持，鄉飲村出讓土地使用權，教育辦公室配合調整教學場所，開發商投資建設，新建一棟教學樓，三方合作，實現了共建共享。采用同樣方式，對十中沿街、供銷社油庫、鄉原供電站工商所等空閑地段開發建設，建設面積2.2萬平方米，投資1300萬元。
（二）以地融資 以城建城
一方面需要發展建設，一方面財政困難。面對困難，我們不等不靠，自謀出路，以地融資，以城建城。10年以來，盤整鄉駐地空閑土地共有40余畝，其中原農具廠沿街、獸醫站、建筑公司等地段掛牌出讓6000多平方米，沿街建起了商住樓，為駐地建設注入了新鮮血液，同時增加財政收入160余萬元。今年抓住國家加大政策、資金支持，擴大內需的難得機遇，我鄉加大了道路、電力、通訊、供排水等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統籌安排科技、教育、衛生、體育、旅游等設施建設，累計投資達600余萬元。駐地至南趙道路改造3.8公里，投資93萬元；連村供水改造，投資100余萬元；社區電力改造，投資100余萬元；駐地清華苑小區、食品站小區、十中、原農具廠、交管所、衛生院等小區排水設施、綠地建設、地面硬化等項目建設，合計投資320余萬元。以地融資，以城建城，增強了城鎮承載經濟發展的能力，促進了城鎮化快速健康發展。
（三）責利打包 破解難題
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必然會有利益矛盾的沖突，遇到拆遷清障的難題。這些難題完全依靠政府解決，有時會增加難度，激化矛盾。我們把開發商的利益和責任義務打包，鄉政府讓利于開發商，拆遷清障的工作讓開發商自己完成，讓開發商接受利益也承擔義務，公私結合，解決工作的難題。2010年利用打包的工作方式，解決了擱置已久的獸醫站開發建設問題。
幾年來，先后完成了清華苑小區、食品站職工1#、2#宿舍樓、十中沿寧曲路商住開發、幼兒園及沿街商住樓開發、原供電站工商所沿街開發、衛生院沿街開發、金生肉制品廠等建設，共計建設面積4萬平方米，總投資2800萬元，大大提高了駐地城鎮化水平，提升了駐地形象。
2010年，借我縣城鄉建設年的熱潮，進一步加快我鄉駐地的開發建設，新一輪啟動了駐地主干道兩側的北趙村、十中沿街、林業站、公路站、供銷社、糧所沿街、獸醫站、萬鄉路南段交管所南及駐地大街兩側的建設空白點進行開發建設，計劃總投資3000萬元，進一步打造沿線建設發展的新亮點。
三、堅持用城市化標準管理 提升駐地品位
為優化發展環境，加快經濟建設進程，打造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環境優美的特色新鄉飲，我們采用城市化的標準管理，加強了駐地容貌及經營秩序的治理，簽定《駐地容貌管理合同》，把駐地保潔權和管理權細化，承包給大戶管理。規范了環衛隊的工作體制，配置了新的環衛設施，解決了駐地容貌臟亂差的問題，同時加大投入，配備了專門的執法車輛，形成了“有人建有人管”的長效管理機制。衛生死角沒有了，車亂停、人亂行、亂扯亂掛、占道經營等得到了有效治理。為靚化駐地形象，2010年，鄉政府投資10萬多元，把駐地大街兩側的廣告牌按統一標準進行了更換，重新調整了大街兩側的綠化樹木，進一步實現了駐地的綠化、美化。
一、從“單位人”到“社區人”：完善與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現實背景
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社會結構的一大變化是大量社會成員由“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大量社會成員身份的轉變，給我國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諸多難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原有的單位組織管理網絡弱化，而我國社區發展明顯滯后，尚不足以承擔基層社會管理重任。一些基層的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由于不能及時解決或處理不當，影響了當地社會的安定團結。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要求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面對日益復雜的現實情況，必須轉變基層的社會管理體制并加以完善。
二、從“管制”到“治理”：完善與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理論基礎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兩種不同行為方式，二者在諸多方面存在著差異。
一是行為主體及權威來源不同，從一元到多元。傳統的“管制”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絕對地位，管理行為的主體及權威的全部來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現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雖也需要權威，但來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強調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網絡的權威，是一個多元參與的結構體系。
二是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從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動。“管制”的權力運行方式總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強制的行政命令，對社會事務進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則非常強調權力的上下互動，強調通過合作、協商、參與等方式實現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是一種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其權力運行的向度是多元的、雙向互動的。
三是社會參與程度的不同，從強調服從到鼓勵參與。政府“管制”因推崇權力的唯一性及絕對性，非常強調社會對其絕對服從，排斥社會參與，以便政府對社會控制及管理的順利實施，但也造成社會參與性及政府回應性的嚴重不足。“治理”則強調合作網絡的構建，重視公民社會的培養，鼓勵多元參與，強調民眾通過社區、NGO、NPO等社會組織與政府對話，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廣泛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從控制、規制、法制到服務、協調、回應。“管制”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強調結構規制和行動規制，實行統一化管理，較少容忍差異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體系則是一個多主體平等參與的對話網絡，以服務于各成員為宗旨，以成員的共同利益為追求目標，強調通過合約參與者的自律行為、互動性減少規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務的回應性。
從“管制”到“治理”，不僅是行為方式的轉變，更體現了價值理念的嬗變。通過治理的實現，政府對于基層社會事務將由直接管理、控制變為引導、協調多元參與。所以，治理是一個更契合現實的理念，是一種更能實現基層社會管理良性運行的行為方式。
三、從“依賴政府”到“發展社區”：完善與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路徑選擇
當前，我國正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集中凸顯期，要想在基層實現總書記提出的“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就必須創新并完善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系，完成從“政府管制”到“社區治理”的重大轉變。
首先，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須厘清行政事務與社區自治事務、政府委托事務與社區自治事務的邊界，實現國家權力運作模式由“統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轉變，實現由政府絕對主導向引導、疏導的轉變，實現由行政命令向協調、溝通的轉變，實現由直接提供服務向購買服務的轉變，實現由管理向服務的轉變，最終實現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的華麗轉身；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專注于指導和幫助社區成立社區組織，為社區提供法律法規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幫助社區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資金投入、設施建設、人員配備等方面給予社區大力支持，確立社區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的主體地位。要改變“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區提供公共產品的做法，變“服務生產者”為“服務購買者”，通過鼓勵、扶持一批NGO、NPO等社會組織，使之有能力承擔生產公共產品、提供公共服務的重任，促使政府實現從“全面干預社區”到“政策引導扶持”的職能轉變。
其次，要以多元參與為實現途徑。一方面，要激發和培育社區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參與意識，強化社區居民的公民意識和身份認同，構建社區公共意識。要推動社區制度規范化、配套化建設，完善社區居委會及業主委員會的建設，暢通社區居民利益表達渠道，從軟件和硬件兩方面來推動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要積極培育和發展NGO、NPO等社會組織，政府取消對其進入社區的政策，并從財政、稅收、準入登記等方面對其提供政策及資金上的支持，鼓勵其獲得在社區內開展活動的持續資源，規范相關社會組織行為，實現政府、社區、居民與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與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為實現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員方面的投入，加強專業人員培訓。政府要選派一部分具有社區管理及服務專業知識、掌握專業技能的人員進入社區，更要加強對現有社區服務工作人員的專業培訓，通過關于社區管理及服務知識的教育培訓，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社區管理及服務人才隊伍，努力夯實基層組織，壯大基層力量。二是要加大資金方面的投入，將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入基層社區。加大政府財政轉移支付能力，財政預算支出適當向社區傾斜，另外可以通過政策導向，引導企業、社會組織等對社區建設進行投入，實現社區建設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資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對原有的社區基礎設施加以修繕，并興建一批新的設施，如社區活動中心、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游樂健身設施等。
最后，要以社區發展為目標追求。一方面，通過轉變社區治理觀念，實現社區治理的善治模式；通過構建社區利益協調機制，完善多元社區治理主體；通過與時俱進的制度建設，為社區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過完善責任監管，形成監督與約束機制。通過以上建設，實現社區自身的發展，增強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為基層社會管理的主體；另一方面，社區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棄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須堅持發揮政府的引導、協調作用，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下，實現社區的發展，最終實現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有序進行。
本世紀初，房山區城市化進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速，礦區失業職工和城郊失地農民增多，人口向城鎮集中，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隨之而來。
為發揮教育在社會治理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作用，房山區教委構建一個覆蓋所有人群、多元化終身教育體系，把成人教育納入其中，提出成人教育工作新思路：明確一條主線――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搭建一個平臺――社會各類學習者學習的平臺；構建一個網絡――覆蓋城鄉、方便學習的成教網絡；抓實六大板塊工作――學歷教育、社會培訓、社區教育、基層成人學校業務指導、學習型組織創建業務指導、社會化考試服務；并對成人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大膽改革。
首先，深化區成教中心內部改革。把區成教中心調整為區政府直屬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確立其全區成人教育業務指導中心、學習型組織創建工作指導中心，由區教委1名領導分管并兼任其中心主任。其次，加強鄉鎮成人學校建設。在全區23個鄉鎮（街道），各成立1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鄉鎮成人學校，校長由各鄉鎮教育助理擔任，辦公經費由區財政核撥，專項培訓經費由鄉鎮撥付，教職工由區教委改革分流出來的教師補充，學校由并校時騰空的教室進行整合利用，從而徹底解決了鄉鎮成人學校的法人資格、編制和校舍的問題。在鄉鎮成人學校指導下，全區每個村（社區）都建立了1所村級成人學校（市民學校），校長由村委會（居委會）主任兼任。從而構建了以區成教中心為龍頭，以23所鄉鎮（街道）成人學校為骨干，以583所村級成人學校（社區市民學校）為基礎的三級成人教育網絡。
在其基礎上，房山區進一步整合各類學習培訓資源，為學習者提供更加方便、靈活、個性化的學習服務。第一，依托區成教中心，整合區直機關工委、區文明辦、區財政局、區婦聯、區殘聯等多個部門，在區成教中心建立培訓基地，開展大量行業、部門專項培訓。第二，依托鄉鎮成人學校，大力開展學歷教育、自主培訓、輔培訓工作，狠抓學習型組織建設。第三，依托村級成人學校（社區市民學校），積極推廣農業實用技術，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以成人教育為紐帶，房山區形成了一個黨政統籌協調，部門齊抓共管，區、鄉鎮（街道）、村（社區）三級管理，企業和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終身學習服務體系，全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權力、注意力，依靠這個體系下沉到基層一線，為破解基層治理難題奠定了基礎。 創新成教形式，豐富成教手段
房山區創新成教形式，改革成教內容，讓群眾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在凝聚人心、提高素質、構建和諧、促進發展中推動基層社會走向善治。
第一，改變過去封閉式、灌輸式的成教形式，突出貼近、互動、實踐特色。成教內容由學習者自主選定，因人設班、按需培訓。在街道社區，主要圍繞居民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開展學習培訓。比如，拱辰街道北關東路社區市民學校每月固定開展健康知識、法律法規、大眾創業等培訓。在鄉鎮，重點圍繞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開設應用性課程。比如，史家營鄉社區成人職業學校根據當地群眾生產生活需要，進行鄉村旅游、種養殖技術、手工藝制作等方面的知識培訓。第二，建立各類教育資源互聯互通機制。在成人學校內設立中小學社會實踐基地，為中小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創設便利條件；在中職學校和成人學校之間，建立師資、設備、課程、培訓項目等教育資源共享機制；面向城鄉社區，開放幼小中職成等各級各類學校的舞蹈教室、圖書室、體育場等，使校內教育資源為社區居民服務。第三，推動精神文明建設由“虛”向“實”轉化。區文明辦與區成教中心牽頭，將全區成人教育、市民文明學校教育、道德大講堂三方面資源進行整合，成立了房山區市民文明學校總校和道德大講堂指導中心，構建起“資源統籌、三位一體”新型市民文明教育體系。第四，以文化的力量把群眾組織發動起來。比如，閻村鎮本著以文“化”人的理念，利用鄉鎮成人學校，整合全鎮各類教育、文化資源，建立種植實訓基地、閻村學習網、中國農民合唱培訓基地、梓萌書社四大學習平臺，為建設經濟大鎮、城市新鎮、文化名鎮凝聚了最廣泛的人心和力量。
通過以上措施，房山區成人教育滿足了社會成員在人生各個階段的教育、學習需求，既提高存量勞動力知識和技能、增加其就業創業機會，又能持續豐富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新型市民的道德素質和文明程度，進而使他們在學習和活動中獲得幸福感、成就感和歸屬感，讓社會和諧穩定。 實現四個結合，凸顯四大亮點
房山發展成人教育，注重思想引領，立足本地實際，經過十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體系， 實現了四個結合：一是成教工作與提升群眾素質結合，使基層群眾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中提高就業技能和文明素質。二是成教工作與發展地方經濟結合，為房山加快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建設首都高端產業新區和現代生態休閑新城提供了人才支撐。三是成教工作與深化教育改革結合，使成人教育在體制機制、管理路徑等各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終身學習服務體系上邁出了堅實步伐。四是成教工作與推進基層善治結合，讓成人教育成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動力源泉。
房山成人教育發展還凸顯了四大亮點：第一，成教工作向基層群眾延伸。從城區街道社區到鄉鎮農村，一個立體式、全覆蓋的成教網絡，成為基層群眾提高自我、融入社會的民心工程。第二，成教理念向機關社會滲透。成教倡導的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理念，得到了機關和社會積極響應，社會上各類學習培訓資源得以整合盤活，使學習型社會建設有了堅實基礎。第三，成教方法向實踐一線拓展。成教側重因人設班、按需培訓，凸顯貼近性、實踐性，助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第四，成教探索向縱深方向發展。擺脫了傳統意義上的成人教育，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解決基層治理難題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調研組認為：房山區在成人教育創新發展過程中，統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彰顯了以人為本、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胸懷。其實踐探索具有前瞻性、獨創性、系統性，對各地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背景下如何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攤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也不乏一系列社會矛盾的凸顯。當今社會，人們更注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使得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攤販治理問題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如何解決好城市攤販治理這一問題，是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環節。
二、城市攤販經營的現狀
城市攤販，大多是外來的流動人口，以無業、待業或下崗人員居多，其中也不乏一些退休人員，甚至有些農民為了養家戶口也來到城市擺起了小攤。他們一般會選擇人口較為密集、人流比較多的道路和廣場、學校、醫院的周圍，甚至有些攤販直接在公共道路兩旁占地經營。他們的經營品種也非常豐富，可謂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基本上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多以生活用品、水果、蔬菜、早點、熟食、油炸食品等為主。他們大多會選擇投資較少、風險較小但收效快的項目進行經營，并且具有很強的應變能力，能隨時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調整自己的經營內容，這也是他們能夠在當今城市立足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與目前城市的市場規劃、建設和管理尚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有直接原因，目前還沒有找到針對城市流動攤販治理問題的長期有效的解決辦法。
三、 基于產權視角的制度分析
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提出要解決城市攤販這一治理難題，關鍵在于解決攤販經濟帶來負的外部性。
那些不具備任何排他性消費的物品所有權屬于公有產權。公有產權由公眾共同行使財產的權利，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權力選擇對公共資源的行使方式，同時也不能排斥其他人對該資源行使同等權利的自由。例如，張三到公海里選擇以某種方式捕魚是自由的，與其他人在此海捕魚的權利是同等的。公有產權的存在，使得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許每一個人自由進入，平等的分享，就會出現對資源的過度使用，而沒有人愿意承擔相應的成本，進而損害整個社會的利益。
城市攤販治理這一難題，同樣也擺脫不了這一“公共牧地”的悲劇。這里所涉及的公共財產主要是道路和空氣，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外來攤販，他們每一個人都享有使用道路和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但一般情況下，居民正常使用道路和呼吸空氣，不會影響其他人享用該資源的權力，可現在的問題是，小攤販占據城市的道路進行擺攤，不僅影響城市的美觀，也污染了周邊的環境，對公共道路和環境產生了負的外部性。換句話說，小攤販經濟的存在影響了其他人使用該公共資源權力的自由。攤販經濟所帶來的負的外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由于攤販經營所產生的對環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壞，這個負的外部性沒人承擔相應成本；其次，由于攤販經營不是那么規范，難免會出現缺斤短兩的情況，而且物品的質量和衛生也難以保證；最后，由于攤販經營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這使得一次購買的消費者即便權益被侵犯了也無處伸冤，由此帶來的外部性也沒有進入攤販的成本中。
外部性，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他人經濟利益造成的影響。經濟主體如果不是產權所有者，他就用不著為那些給他人造成不利影響的“外部性”買單。由于攤販經營所帶來的對環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壞，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外部性”。正是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晰，才使得這種“外部性”能持續存在。產權界定不僅僅代表利益，它實際上是一種使利益和責任保持平衡的機制。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質量，使自己的勞動更有效率，即在同樣付出的時候得到更多的回報，那就需要界定產權。可見，產權界定是否清晰就成了能否消除外部性的關鍵。
四、 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要想解決城市攤販治理這一難題，不應該只靠政府的力量來規制，而應該從制度層面上解決好攤販經濟所產生的外部性。針對我國的現狀，可以分區域進行管理：對于那些會造成通行不便的攤位，或是嚴重影響市容的地方，產生的負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圍就會相當大，因此應該絕對禁止在該區域擺攤，這種地方的管理應該有市政府來進行；而對于那些妨礙行人和影響市容較少的地方，其產生的負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圍相對較小，應該結合區政府的管理，對攤位的規模、經營時間和經營范圍有一定的限制；而對于那些像住宅區、社區等其外部性主要影響本轄區的居民的地方，可以把權力交給給社區，由社區和攤販進行協商，把所產生的外部性內部化。這樣，不僅能夠解決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晰而產生的外部性問題，也解決了攤販經濟的流動性問題，使得攤販能夠在相對固定的場所進行經營，能夠減少由于對消費者損害等帶來的外部性。同時，城市管理者也要相應進行調整，要轉變為為人民服務的角色，做人民的好公仆，強行執法將僅僅針對少數不遵法守紀的個別行為，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管與攤販之間的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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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跑是我發起的第四個公益項目，也是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林明榮告訴記者。在擔任該小區公益組織負責人的兩年時間里，他先后發起了治理環境、整治隨意停車、推進垃圾分類等多個項目。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朱健剛告訴記者，像林明榮所在的社區公益組織，在廣東省不計其數，它們有個共同的特征：以法人或非法人形式活躍于社區層面，解決休戚相關的公共難題。
如此活躍的景象背后，是廣東省社區公益不斷“探新”的實驗。如何利用互聯網方式創新性解決社會問題，如何用商業的智慧協調政府、市場和公民，以實現三方共贏，成了社區公益人頗為關心的議題。
“潮”涌社區公益
“一些愿意做慈善的人聚集起來，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做一些愛心活動。它不一定是現代公益，也可以是傳統的。”這是朱健剛定義中的社區公益。
“比如潮汕地區的善堂，自明代就開始組織救濟周邊的弱勢群體，已有幾百年歷史。”在他看來，廣東的社區公益有著得天獨厚的發展基礎。
廣東省地方文化根基深厚，務實的廣東人長期秉承“與其為千里之外撿垃圾捐錢，不如把家門口搞干凈”的觀點，“因此，廣東的企業家都樂于捐助當地祠堂或社區。”朱健剛說。
除了風氣使然，社區公益的發展體現在方方面面，尤其是政府的鼓勵。
2013年，廣州市舉辦社會組織公益創投活動，資助資金達到1500萬元。迄今已成功舉辦了3屆創投活動，資助金額更是由前兩屆的1500萬元提高到1850萬元。由此可見，政府鼓勵、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公益服務的力度之大。
在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周如南看來，政府資助并非活動的最終目的，按照規定，公益組織需自籌項目配套資金（占比需達40%）。廣州公益創投創新性的“廣州模式”，催生出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1+1+1>3”的社會治理模式。
距離廣州不遠的深圳，曾誕生過中國首家社區基金會“桃源居公益事業發展基金會”。在以改革聞名的沃土之上，大量活躍在社區層面的自組織轉向社區基金會模式，探索如“潮”般涌向社區公益。
2014年3月，《深圳市社區基金會培育發展工作暫行辦法》出臺，原始基金200萬元的門檻、公益基金不允許社區冠名的限制被打破，開了全國社區基金會制度化的先河。
深圳首個居民眾籌成立的“蛇口社區基金”便得益于此。
發起人之一的“80后”公益達人張鑫說，2014年年底，89個蛇口居民自掏1000元腰包成立“蛇口社區基金”，致力于鏈接本地資源，解決本地問題。“之后短短兩個月，就籌集了近40萬元的自然人捐款，加上近60萬元企業承諾捐款，基本達到100萬元注冊資金。”
經過探索和創新，“深圳模式”日趨成熟。目前，已經形成了以光明新區為代表的政府倡導培育模式、以桃源居為代表的企業倡導培育模式、以蛇口基金為代表的居民眾籌培育模式等多種模式。
社區公益之難
盛名之下，社區公益并非完全順風順水。
2011年，陳建華履職廣州市市長，自封“垃圾市長”的他開始力推垃圾分類，雖然社區公益組織在多個垃圾分類試點投入了巨大精力，但效果仍不理想。
據宜居廣州生態環境保護中心（一家在廣州關注垃圾分類及垃圾管理的民間環保組織，于2012年6月經廣州市海珠區民政局批準后成立。以下簡稱“宜居廣州”）總干事巴索風云回憶，當時他們做過一項調研（2012年），數據顯示：雖然91%左右的居民知道廣州正在進行垃圾分類，但只有50%的居民知道自己的小區正在進行垃圾分類；雖然超過70%的社區完成了垃圾分類的宣傳動員以及垃圾分類基本設施的配套，但垃圾分類作業流程尚未理順，僅7.8%的社區同時做到了分類收集和分類運輸。
成效問題并非最棘手的問題，團隊的穩定更令他擔憂。
“宜居廣州”目前的團隊分為調研人員和社區人員兩部分。“人員幾乎每年都會變動，做社區的團隊要改變人的觀念，花費了很大力氣，卻收效甚微。時間久了便對未來產生了迷茫。”巴索風云表示，新進的全職人員又在不斷重復以前的路徑。
盡管他知道目前種種遭遇的癥結所在――像大多數業內人士反映的那樣，社區公益組織所能接觸的資源寥寥無幾，單一的募款來源令組織缺乏長期的穩定性。“而資源中，錢是最大的因素。”但他依然無計可施。
在巴索風云看來，民間機構很少能拿到政府的支持經費，而辦公場地、水電網絡、推進項目都需要錢。“作為一家民間環保組織，我們的經費主要來自于南中國環境基金。”
“商業并不可恥”
韓靖表示，目前，他正在探索一條公益和商業互相助力的可行之路。
他創辦的“路人甲”，是一個具互聯網思維的小額定額捐款及輕度公益參與的網絡籌款平臺。
捐款人在捐助了10元之后，即可以在“路人甲”平臺上挑選一張優惠券。而這些由愛心商家提供的優惠券，金額幾乎都大于10元，例如價值30元的愛奇藝會員卡、滴答拼車20元代金券、桔子酒店40元會員卡等。“其通過‘惠捐模式’創新地以社會企業的方式運作，運用了行為心理學和商業的結合，以實體化、物質化的形式鼓勵人的捐贈行為。”
這一機制并不復雜，其實質上是一個搭建了捐贈人、愛心企業、公益項目的價值閉環。
捐贈人在捐贈10元后即可兌換一張由愛心企業回贈的答謝券，享受超值優惠和在線服務；企業通過優惠券的方式參與公益，既實踐了社會責任，推廣了品牌，又贏得了用戶；而作為連接雙方的公益項目，又為每一個公益組織負責人自行管理捐款人和活動參與者提供了載體。
“公益+商業”的模式被“路人甲”證明是可行的。“‘路人甲’與‘車爺’的合作讓我們看到，商業并非處在公益的對立面上。”
“車爺”是一家上門洗車O2O公益環保品牌，車主每締造一次上門洗車服務都將有1元錢捐給公益事業。其“車爺公益基金”與“路人甲公益”合作，在向平臺10個公益項目進行定額定期捐款的同時，為捐款人提供了20元洗車優惠券。截至目前，“車爺”開展各類線上線下社區公益活動共計16次，累計投入公益基金22976.9元。
據了解，“路人甲”公益捐贈平臺自2015年2月14日開始上線試運營，截至2015年年底，注冊用戶近十萬，APP注冊率達85%，捐贈用戶總體轉化率為39%，復捐率達18%，優惠券領取總量近兩萬張，優惠券領取率12%。
在韓靖看來，“路人甲”惠捐模式的成功意味著解決社區公益難題的探索出現了曙光。
“路人甲”正在積極嘗試打造一個“善商聯盟”，外來游客通過捐助本地公益項目，再通過“路人甲”公益平臺領取本地商戶為之提供優惠服務。既解決了本地的社會問題，又讓那些捐助的游客在本地消費時獲得了優惠，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區常見的不良商家價格欺詐問題。
韓靖希望通過“路人甲”平臺的惠捐模式來激活和促進社區公益組織的發展。“從我們的實踐來看，本地人對于社區公益非常有情懷，只要標的明確，其實社區公益籌款并不難。”
顛覆與改變
互聯網顛覆式的影響力，悄悄改變了林明榮的公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