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道德論文

時間:2022-08-24 1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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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道德論文

第1篇

山西新聞網 山西日報

《太原理工大學學術道德規范》近日下發,重拳出擊規范學術行為

本報訊《太原理工大學學術道德規范》近日下發?!兑幏丁穼θw在校師生學術行為作出嚴格規定,明確要求導師以身作則,對學生進行學術道德規范教育,如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發表或撰寫學術論文、學位論文有弄虛作假、抄襲剽竊者,除對學生進行處理外,還將根據責任大小對導師做出相應處罰。

文件要求教師加強自律,嚴謹求實,絕不弄虛作假,同時導師作為研究生學位論文審查的第一責任人,要對學生論文負責任。研究生在學期間署名指導教師姓名(不論第幾作者)的學術論文原始稿件,必須經過指導教師審核同意。凡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發表或撰寫學術論文、學位論文有弄虛作假、抄襲剽竊者,除對學生進行處理外,根據指導教師負有責任的大小,給予通報批評、暫緩招生、取消導師資格等相應處罰。學生在校期間的學術活動因學術道德問題被他人訴諸法律,指導教師和學校將積極配合查清事實。如指導教師和學校無過錯,不承擔任何連帶責任。

同時,文件分別對老師、學生的抄襲與剽竊、捏造與篡改、偽造學術經歷、不當署名、濫用學術信譽等學術道德不端行為作出明確處罰規定。違反學術道德規定的學生,情節輕微者,可給予責令改正、批評教育、延緩答辯、取消相關獎項和取消申請學位資格等處理;嚴重違反學術道德、影響惡劣者,給予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直至開除學籍處分;對已授予學位的學生,提交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判定,對授予的學位予以撤銷。違反學術道德的教師,情節輕微者,給與警告、通報批評、記過、中止項目并責令其改正;對情節嚴重者則要給予降職、解職、辭退或開除等,并要求其終止項目,收繳剩余項目經費,追繳已撥付項目經費,在一定期限內,不接受其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的申請。違反學術道德特別嚴重而觸犯法律者,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同時,在人事錄用、專業技術職務晉升、學位授予、項目審批、考核評估、科研獎勵、評審或推薦評審優秀成果之前,必須認真調查候選人遵守學術道德的情況,有明顯違反學術道德行為者,實行一票否決。 (李林霞)

第2篇

[摘要]人是道德的主體,人的主體性是道德教育的內在依據。大學生在從事學術研究開始就應該培養學術精神和學術責任,自覺接受學術規范和學術法律法規等方面的教育,并在學術實踐中恪守學術道德。加強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實現大學學術自由應該從以下方面努力:確立馬克思主體性道德教育目標體系,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和制度保障作用,激發學生內在道德需求,走道德教育自律之路。

[

關鍵詞 ]主體性 學術道德教育 學術精神 學術規范

[作者簡介]徐萍(1968-),女,江蘇南京人,常州大學工會副主席,副研究員,碩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教學管理。(江蘇 常州 213164)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5)22-0064-03

大學生學業水平、科研能力及道德素質的高低不僅關乎我國的學術之風,而且關系著國家未來科技人才素質的高低以及經濟文化軟實力的強弱。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大學生在課業、考試、畢業論文、項目申報、學術等環節中頻現道德失范現象。雖然各主管部門已頒發文件強調要予以整頓,高校也紛紛開展學風建設和學術道德教育相關活動,但高校學術道德問題并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強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刻不容緩。

一、主體性德育和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

主體性道德教育,是指教育者通過引導和啟發受教育者內在的德育需求,激發受教育者的主體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促進受教育者思想道德品質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提升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人格的教育活動。主體性道德教育作為一種道德教育理論和實踐模式,確立了受教育者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將道德教育意識根植于受教育者心中,為受教育者道德素質提升提供無限的自身動力。主體性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受教育者對道德的自主需求和自主教育,在面對道德情境選擇時,能理性思考并進行正確的價值判斷,從而抵制誘惑,積極主動地履行道德規范,并對自己的道德行為和結果負責。在主體性德育語境下,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就是把學術活動中應遵循的道德原則內化為大學生的自覺行為,外在的道德命令轉化為大學生的內在自我要求,即由他律轉化為自律的過程。主體實踐途徑強調實踐活動在學術道德教育中的載體作用,師生的主體性只有通過實踐才能不斷形成和發展,大學生主體性學術道德教育其本質是通過師生主體實踐性的外顯,讓大學生在現實實踐中不斷自我判斷、自我選擇、自我認知、自我內化和自我行動,實現學術道德規范內化為學術道德品質。

二、主體性視角下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的內容

(一)學術精神

學術精神反映學者的理想、信念、情操、價值觀和道德觀水平的高低,主要包括“鍥而不舍的求真精神、獨立不羈的自由精神、勇于進取的獻身精神、敢于批評的無畏精神和服務人民的奉獻精神”等。學術精神是學術活動和學術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大學生作為社會的學術儲備人才,從踏上學術研究之路開始,就要內修學術精神。然而現實中,為了拿到學位而無視真理的追求,學術研究媚俗現象盛行。究其原因,市場經濟對教育的侵蝕、功利思想的盛行雖然要負一定的責任,但歸根結底還是大學生對科學精神的堅守不足造成的。

(二)學術責任

進行學術責任教育,首先要培養大學生學術責任意識。大學生雖然處于學術研究的起步階段,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進而自覺內化為強烈的學術責任感,在學術研究中嚴格要求自己,勇于為自己責任范圍內的行為后果擔負責任。其次要明確學術責任的具體內容。學術責任主要包括“服務公眾和社會的責任、研究發現的責任、學術成果發表的責任、誠實的責任、技術轉讓的責任以及社會變革的責任”等內容。最后要自覺承擔學術責任。當學術研究從純粹的探求真理變成一種可以獲取榮譽、權力和福利,能得到社會廣泛資助的高度組織化社會化的職業時,學術研究就具備了利益性的特點,初入學術研究行業的大學生難免在權力的介入、利益的誘惑面前放松學術責任心。因此,抵制誘惑.自覺承擔學術責任是學術責任教育的根本。

(三)學術規范

學術規范包括基本規范、學術引文規范、學術成果規范、學術評價規范和學術批評規范等內容。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各部委陸續了《關于科技工作者行為準則的若干意見》《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關于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等學術規范,對規范學術行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高校不將學術道德規范納入德育教育的范圍,并將學術道德規范內化為大學生的學術道德品德,僅僅采取事后處理的方式,很難改善目前大學生學術道德失范的整體情況。

(四)學術法制

法律法規是維護學術道德外在的強制手段,是學術研究者必須遵循的普遍行為法則。憲法、民法通則、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國家法律法規都對學術研究的不同側面進行了強制性規定。但由于全社會學術法制氛圍不濃,高校本身對學術法律制度的宣傳、普及和教育不夠,致使大學生學術法制意識淡薄。為了維護學術研究的凈土,高校應該通過加大宣傳、開設講座和專門課程等方法積極引導大學生主動學習學術法律規定,提高自身的法律自律能力,尊重他人的學術勞動和學術權益,自覺保護知識產權,減少和杜絕學術道德失范行為。

三、主體性視角下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的策略

(一)確立學術道德教育的目標

學術道德教育的價值目標是學術道德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學術道德實踐活動的價值導引。主體性學術道德教育以培育主體性的人作為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其教育目標包括以下內容:其一,增強人的主體意識。大學生作為學術道德教育的主體,不僅要充分認識和積極發揮自身主體性,也要尊重和肯定他人的主體性,自覺維護學術秩序,抵制學術道德不端行為,為學術道德教育樹立好的榜樣。其二,塑造人的主體人格。主體人格是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質和行為特征的綜合,是主體道德修養成果的集中體現。在學術研究中,只有具備主體人格,才能在實際研究中不懼怕權勢的威脅,不受利益的誘惑,潛心學術,攀登科學的高峰。其三,開發人的主體能力。學術道德從來都是通過學術研究實踐體現出來的,大學生作為學術活動的主體,如果既具備主體意識,又形成了獨立的主體人格,但沒有超越客體的主體能力,就無法完成賴以體現學術道德的學術研究活動,學術道德教育也成了一句空話。

(二)發揮教師的主體引導作用

大學生學術道德教育必須重視教師的引導作用。教師的科研能力、科研道德、科學精神直接影響著學生的治學態度、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形成。因此,教師要以身作則,不斷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學術道德素質,做好學生的學術“帶頭人”。而且,高校在處理學術道德事件上,對教師和學術也應該一視同仁,給全體師生傳遞學術道德素質底線不可觸碰的信號。同時,教師要加強對學生的學術道德引導和學術規范教育,在課堂、定期見面會、科研活動和論文指導中,教師要結合實際情況有意識地傳授學術道德規范的相關知識,并明確提出學術道德應該達到的要求,對于學生在學術、科研活動中的不規范行為,要及時糾正和教育,甚至懲處。

(三)激發大學生學術道德內在需求,走自律之路

自律是指人們在無人現場監督的情況下,通過自己要求自己,變被動為主動,自覺遵守法度,并以此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是道德實現的最高形式。社會和學校要給大學生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引導,確保大學生逐步走上學術道德自律之路。第一,端正學術動機。高等教育不僅培養學術型人才,也培養應用型人才,學校應該給予學生適當的引導,讓其對自身的優勢和理想有清醒的認識,選擇適合自身興趣的培養方向,杜絕功利性學術研究行為和動機。第二,形成良好的研究習慣,增強自身科研能力。雖然道德修養是學術道德失范的最直接成因,但科研能力的缺失卻是學術道德失范的直接誘因。從實際情況分析,學術道德失范的實施者除了部分學術功利之人,還有部分是研究能力欠缺之人,因此加強科研能力訓練也是道德教育的輔助手段之一。第三,自覺增強學術規范和學術法制意識。高校極少有在培養方案中專門開設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教育的課程,大學生對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的認識主要從導師的指導和零星的學術講座中獲得。在學校教育缺失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學生自己積極主動去自修學術法律規范和學術道德規范的知識,增強法律和規范意識,把握學術道德的標準與尺度。

(四)健全學術道德保障制度,為主體性道德教育保駕護航

1.健全學術管理制度,確立正確的學術研究導向。學術研究受到研究對象、研究者知識范圍和時間等因素的限制,不能簡單用數量來衡量。然而,畢業論文要求、研究生畢業資格對學術論文的“過量化”要求、項目申報結題對論文的要求以及高校對高等級期刊發文數量的追求等因素導致了高校急功近利的學術價值觀??梢?,學術研究的行政干預是學術道德失范行為的一個重要誘因.要想凈化學術研究的環境,真正實現學術自由,減少學術研究的行政干預十分必要。

2.革新學術評價制度,營造自由的學術研究環境。學術評價制度其本質涉及兩個問題:誰來評價和如何評價?大學生的學術活動涉及課程論文、學術論文、參與課題、研究實驗、畢業論文等,評價主體涉及任課教師、導師和專家組。對于不予公開發表的成果,高校通常將評價權力交給指導教師,指導教師也是結合數量和質量進行評價,受條件和知識的限制,一般不會將學術道德納入評價范圍。對于公開成果則是按照數量和成果等級簡單評價,不十分注重成果實際質量,也沒有將學術道德納入評價范圍。這樣的評價方法縱容了學術道德失范行為的發生,而學術道德教育要想取得良好效果,在評價環節納入道德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第3篇

【關鍵詞】高校法制教育 研究 進展

資助課題: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當代大學生法治信仰培育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11sk726)。

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質與目標研究

關于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質?,F階段主要觀點認為高校法制教育不是單純的法律知識教育,而是全面的法律意識教育,屬于德育范疇。2005年、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及其實施方案中,明確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列為四年制本科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四門必修課之一。但實踐中對這個問題還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觀點有:(1)高校法制教育有其獨立性,不應從屬于道德教育。[1] 張曉敏認為素質教育的理念下,應當還高校非法學專業的法制教育之獨立性地位。[2] (2)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劉穎認為法制教育確定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推動了公民教育的發展與實踐,是公民教育行進過程中的重要環節。[3]

關于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標。主要觀點有:(1)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標主要是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4] (2)高校法制教育的基本目標在于培養知法、守法、護法的大學生,這是我國高校法制教育進行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培養的前提和關鍵。[5] (3)提升大學生的法律素質。[6] (4)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終極價值目標應當是人的全面發展。[7] (5)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制觀念,并幫助其樹立法律信仰。[8] 還有論者認為高校法制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培育大學生的法治信仰。[9]

高校法制教育的體系與內容研究

關于高校法制教育的體系構建研究。代表性觀點有:韓世強認為當代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應當是兼容“意識”、“知識”和“行為”于一體的法律素質構建,其教育的真正發揮必須依賴一套健全完善的實現結合機制。[10] 黃青燕認為應當建立法制教育的銜接機制,實現法制教育與思想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相結合,課程教育與校園法制文化建設相結合,校園教育、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11]

高校法制教育內容,主要集中體現于“基礎”課程之中。主要觀點有:(1)高校法制教育內容要突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的核心地位。黃文藝認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應致力于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念,培養法律思維習慣,形成堅定的法律信仰,增強依法辦事能力。[12] (2)應當調整法制教育相關教學內容。沈蓉等認為增加有關經濟法內容的教學應當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客觀要求,以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新經濟形勢下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13] (3)完善“基礎”課教材中的法制教育內容,構建實用型的法制教育內容體系。教材中的法制教育內容應當能幫助大學生增強社會主義法制觀念,提高法律素質和社會主義法制觀念;還要能幫助大學生解決成長成才過程中遇到的實際法律問題。[14]

高校法制教育的現狀和原因研究

在高校法制教育的現狀和原因的探討方面,許多學者都通過相關的問卷調查進行研究。

1.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顏素珍等對南京地區的高校大學生的法律素質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15] 郭先根認為,目前高校法制教育缺乏領導組織機構和合理規劃,法制教育課程尚未作為一門必修課正式列入教學大綱,“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仍然持續存在。[16]孫勉認為各高校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重視道德教育,而忽視法制教育,表現為重勸導輕約束、重自律輕他律、重揚善輕抑惡,其直接后果是“站得高、行得低,說得多、做得少,口氣大、效果小”。[17]

2.大學生法治信仰的缺失。一些研究者通過深入實地的調研,結合調研數據深刻剖析了當代大學生法治信仰培育的困境及其根源。如謝山河、黃章華主持的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調查。[18] 張雪芹對轉型期大學生法治信仰的調查。[19] 王美君以武漢市非法律專業大學生作為抽樣調查對象,設計調查問卷,分別從基本情況、法律認知、法律服從及運用、法律權利意識、法律心理以及法治教育對被調查者進行調查。并運用統計分析軟件,對大學生在法律意識上的共性特點進行了總結。[20]王西閣認為受傳統法文化的影響,法律工具主義思想很難內化為主體對法的動力,傳統“無訟”思想也導致了大學生思想意識中對法律的輕視。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法制教育單一的途徑和高校學生管理行政色彩過濃以及社會現實支持的欠缺都有礙大學生法治信仰的形成。[21]

高校法制教育的方法和途徑研究

高校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徑是學界研究最多的問題。具代表性的觀點有:

1.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的觀點在學界已形成共識。陳大文認為,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創新理論為大學生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有機結合提供了理論依據。[22] 余國政分析了大學生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融合的客觀基礎,并從教育觀念的變革、課程改革、教師素質結構的改善和思維方式的變革、“先德教”和“后法教”分層的教育等四方面來實現兩者的融合進行了探討。[23]

2.不斷創新高校法制教育的教學方法,深入研究比較教學法、討論教學法和實踐教學法等的開展。黃文藝認為除了法制教育中常用的案例教學法之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還可以采用比較教學法、討論教學法和實踐教學法。[24]王康康、徐延平認為,應當利用主流傳媒對大學生進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大學課堂,發揮課堂教學在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利用大學校園環境,將無聲的熏陶與有聲的教育相結合;走出校園,開辟第二課堂。[25]

3.開展比較研究,借鑒國外法制教育的經驗。李俊杰比較研究了中美兩國法制教育,認為在理論上可以借鑒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人本主義教育思想;實踐上值得借鑒的有建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模式等經驗。[26]車雷研究了英國的學校法制教育,認為其教學內容的選擇側重于與公民身份密切相關的法律,強調公民意識的養成;法制教育能夠有效利用社會法律資源,為學生提供富有意義的實踐教學機會,極富啟示作用。[27]

4.緊跟中國法治進程,及時調整更新教材內容?!?5”方案之后,“基礎”課教材經過幾次修訂,對法律基礎部分的內容有所完善,使理論更加聯系實際,貼近學生。陳大文認為,“基礎”課教學應當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特征和內部關系,正確認識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不斷增強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28]

5.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徑應當體現人文精神。林國強認為,法治信仰的培育方式應當注重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質。[29]蒲鴻志認為青少年法制教育面臨人文精神缺失的困境,忽視青少年的主體地位,導致法制教育的功利化。法制教育方法的人文向度是一種創新,強調溝通、感悟、互動和體驗。[30]

6.重視法制教育網絡化的研究和實踐,主張利用網絡這個新載體,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彌補傳統法制教育的缺陷。任莉莎在碩士論文中詳細論述了增強我國高校網絡法制教育實效性的對策,并提出從三個不同的層面著手探索增強實效性的具體途徑。[31]

7.優化校園法制環境,營造校園法治氛圍,突出高校管理中的法治取向。黃蔡芹認為校園環境對大學生的思想言行能產生強烈的致導作用,優化學校法制環境能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提高起到潛態的影響作用,提出了校務公開制度、學代會制度等途徑。[32]王西閣認為目前我國高校管理中存在人治色彩濃厚、行政化趨向嚴重的現象,對法制教育產生不良影響。高校管理必須秉承法律至上、權利本位、民主自由等法治精神,依法治校,實現高校管理的法治化。要健全以大學章程為核心的內部管理制度,完善大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等。[33]張慶旭則從訴訟法學的角度專門研究了高校學生處分申訴制度的修正與完善,為保障學生權利、實現校園法治提供了有益參考。[34]

高校法制教育的原則和規律研究

高校法制教育原則,是在實施法制教育過程中正確處理各種關系的準則。這方面的觀點主要有:(1)法制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相結合;法制教育與紀律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法制教育與法制實踐相結合的原則。[35] (2)法制教育與德育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應在教學中貫徹三項基本教學原則,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相融合的原則和教師主導作用與學生主體作用相結合的原則。[36] 應堅持以教材體系為基礎,理論與實際相統一的原則;關聯性與差距性相統一的原則;知識性與思想政治教育性相統一的原則。[37] (3)法制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的原則。[38]

關于高校法制教育規律的研究,許多論者認為,高校法制教育必須遵循德育的基本規律。王國楨探討了大學生法制觀教育機制,包括三個方面,即中小學法制教育與大學法制教育的銜接機制;大學生法制觀教育與社會法制宣傳教育的互動機制;以及高校教育機制。[39]

高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和實效性研究

關于高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很多學者認為高校法制教育具有明顯的德育功能,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等功能。李璐嬌結合教學實踐,認為“基礎課”新課程法制教育功能主要有發揮理論、規范向實踐的轉化功能;擴大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40]

近年來,許多學者對法制教育的實效性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陳大文認為如何提高課程整合背景下大學生法制教育的實效性是目前迫切需要化解的難題,需要教育者們深刻理解大學生法制教育的基本要求,準確把握大學生法制教育的重點內容,正確認識大學生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的關系。[41]

簡要評論

近五年高校法制教育研究成就顯著。高校法制教育理論研究日益為學界所重視,研究的內容更多更廣泛,研究課題更加務實。每年都有一些研究生論文以法制教育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多樣化,突出實證研究。目前高校法制教育理論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呈多樣化趨勢,尤其重要的是近年來研究者更多地重視使用問卷、數量分析等實證研究方法。很多研究者對高校法制教育現狀、大學生法制觀念和法律素質狀況進行問卷調查或訪談調查,對所獲取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結論,提出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研究內容呈現專門化趨勢,比較研究也得到一定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跨學科研究的學者。開展高校法制教育研究工作的主要是從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和研究的學者,但近年來也有一些其他專業背景的學者開始研究高校法制教育,并取得了一些成果??鐚W科的研究對拓展高校法制教育研究的視野和理論深度非常有利。

但理論研究深度和廣度不夠。囿于學科限制,大多數研究法制教育的學者都沒有系統的法學理論的學習研究經驗,導致研究視野狹窄,研究角度片面,跨學科領域的研究不足,理論深度不夠,研究成果的實效性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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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雷繼元.“基礎”課教學基本原則探析[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7(09).

[37]何玉芳,張艷紅.“基礎”課思想道德與法制教育內容的融合探析[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1(3).

[38]李喜等.醫學專業學生法律素質培養研究[J].山西大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39]王國楨.大學生法制觀教育機制探究[J].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2).

[40]李璐嬌.大學生法制教育功能新論――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法制教育內容為例[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7).

[41]陳大文.課程整合背景下大學生法制教育實效性問題初探[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7(5).

第4篇

關鍵詞:道德;現狀;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4-0269-02

一、關于當前中國道德現狀評價的研究

1.雖然道德失范的現象確實存在,但我國的道德主流是積極進步的

文章其中王俊人教授認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是一次社會轉型,而且是一邊轉型一邊加速,我們幾乎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現代化國家用了上百年時間所做的事情,在這種加速轉型的過程中,整個社會秩序能夠保持基本穩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社會經受了“非典”、“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等重大事件的檢驗,這些都足以顯示和證明了中國社會道德的勝利。葛晨虹教授也指出,對目前道德狀況總體判斷不能簡單地用道德滑坡、道德爬坡來判斷。我們在看到“大惡”的同時,也要看到“大善”。社會中有“小悅悅”事件中的冷漠路人,但也有“最美媽媽”們,實際上還有很多積極的方面。

2.評價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需要選擇并確定具體的歷史坐標

有學者指出如果我們把歷史坐標定在改革開放前,再來看現在的中國,無論是人權問題上,從爭取人權,到回避人權,再到人權“入憲”;還是在家庭關系上,用法律對“家暴”的行為加以懲治,這些實例都足以證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德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

3.認為中國道德到了危機的時刻

肖群忠教授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全社會的趨利化,價值觀念的功利主義長期得到鼓勵和膨脹,使得社會道德水平從有所下降發展到了全社會普遍缺乏道德即“道德危機”,道德的底線受到了嚴重沖擊。

二、關于當前中國出現道德問題原因的研究

1.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戴木才教授指出,道德與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同步性。我們的經濟建設迅速、社會發展迅猛,相比來說,道德屬于上層建筑領域,有相對獨立性,難免跟不上經濟的迅猛發展,這是一個客觀發展規律。有學者認為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當舊的信仰體系受到很大打擊時,新的更高品質的信仰尚未建立,導致道德建設與經濟建設脫節和人們的道德價值失范。

2.社會現實中多元價值文化的交錯影響

有學者指出在市場經濟進程中,市場會自發助長商業文化的生長。自發的商業文化又往往易導向消費主義、奢華主義、享樂主義生長,導向金錢關系和利己主義。如果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物質主義還留有一定市場,如果社會文化價值導向不明確,榮辱不分,人們的觀念心態就會出現道德淡漠甚至缺德的行為取向。

3.道德法制化進程緩慢

胡云騰教授認為,出現道德失范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對道德和法律的關系認識不到位,導致在行動上厚此薄彼,一手硬一手軟。特別是很多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發生后,由于沒有相關法律,司法機關無法將其繩之以法,公眾和輿論譴責的威懾作用有限,久而久之,道德失范行為不僅增多,而且更加嚴重,便形成了一種不良效應。

4.道德教育失誤

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道德價值取向和道德教育的最大失誤,就是一直不愿意承認、不敢承認利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總是一味地把利他和自我犧牲標榜為道德的實質。德育的皇帝新衣一旦被識破,人們對德育就會陽奉陰違,口頭上是一套,現實又是另一套,在這樣的人生態度下,又豈能取得應有的德育效果?

5.社會管理機制不完善,機制保障缺乏,監督不力

葛晨虹教授認為,我們的各種制度規則都處在建立過程中,許多環節的法律規范、制度機制都有漏洞或缺失,需要進一步完善建構。一個社會如果在制度安排方面不能有效地去引導道德取向,不道德的現象就一定會出現。

6.公共媒體缺乏引導和明確的價值導向

有學者認為,一些道德失范現象往往更容易成為公共媒體的報道對象。而那些做著默默無聞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們的事跡,卻難以成為小報小刊關注報道的對象。并且萬俊人教授還提出,新興網絡媒體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我們想象,我們一時還沒有適應。網絡媒體對道德問題的放大效應值得特別關注。

三、關于改善當前中國道德現狀對策的研究

1.健全并細化各種相關法制及其他管理制度,推進道德法律化

肖群忠教授指出,我們在當前一定要旗幟鮮明地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基本國策和治國方略,把道德與精神文明建設作為黨和政府對社會和人民的重要責任。另一方面,戴木才教授提出必須運用法律手段保障道德建設,加大對道德失范行為的懲罰力度。

2.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

葛晨虹教授認為一個只講自我利益不講對他人和國家責任和奉獻的社會,是沒有未來和希望的。所以,要想增強社會道德實力,讓人們身體“流淌更多的道德血液”,就必須在文化層面對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等理論和價值觀進行社會性反思批判,切實關注并加強社會道德文化的建設。

3.重視道德教育,特別是要加強社會精英的道德教育

有學者指出,應從小培養道德意識,重視道德教育。一方面,家長要為孩子營造一個健康和諧的家庭生活環境,并為孩子樹立良好的道德榜樣。另一方面,學校要建立完善的道德教育體系,分層次、分階段對學生進行針對性的道德教育。而最重要的是對社會精英的道德教育,胡云騰教授認為,要始終把黨員干部的道德建設、公務員隊伍的道德建設、富裕階層和文化科技精英的道德建設作為全民道德建設的重點,堅持黨員帶頭、官員帶頭、富人帶頭、文人帶頭。這些群體如果不帶頭,要求老百姓加強道德建設就是空話。

4.建立媒體監督機制,發揮媒體的正面引導作用

任何一種權力,如果失去監督,都會產生腐敗,媒體也需要監督,要把“善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落到實處。有學者還指出,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媒體要發揮正面引導作用,積極宣揚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刻批判與現代精神文明背道而馳的道德行為,讓道德遺毒在社會輿論的打壓下知難而退。

四、當前中國道德問題研究的深化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學者對當前中國道德現狀的把握、成因的分析以及對策的提出都已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但是,我認為道德建設是一項長期而又偉大的工程,需要更加系統性地研究,特別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如何提高它的實效性,是解決當前社會道德缺失的關鍵。

對于這一問題我認為應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落到道德建設中來,尤其是將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礎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落實到實處。社會主義榮辱觀不僅提出了當前中國社會應該提倡和弘揚的美德,而且設定了基本的道德底線,體現了當下我國社會對其成員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實踐出真知,不能只是將八榮八恥“貼在墻上掛在嘴上”,而是要落實、實踐。

一方面,要做到廣泛宣傳宣傳,通過宣傳“八榮八恥”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在社會中廣泛開展各項相關主題實踐活動。但需要說明的是,在選取相關典型事例時要注意確保事跡的客觀真實性。先進典型之所以能打動人、感染人,是因為他們源自生活、有血有肉,其越是真實越感人,越是樸實越親切。因此,在宣傳典型事跡時要按照先進人物的本來面目塑造典型形象,用平實的語言來闡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理,用我們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來展現典型事例中人物的高大形象。需要注意的是,在對典型進行宣傳時要注意把握好宣傳的時機和節奏,做到適時、適度,這樣才能產生更好的影響和效果。

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精神文化產品創作中堅持以“八榮八恥”為創作導向,將所要宣傳的社會主義基本道德內容納入文化作品創作中來,創作一批反映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文藝作品,特別是要加強傳統文化方面的內容。中國自古就被稱為“禮儀之邦”,但如今許多中華民族的優良的道德傳統被人們忽視,甚至拋棄,當前要想加強道德建設,就必須要提高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視。

詩人但丁說過:“道德常常能填補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缺陷?!钡赖略谏鐣l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我國的道德狀況定會呈現出新的面貌。

參考文獻:

[1]葛晨虹.社會道德問題與道德實力重建[J].西北師大學報,2012,(1)

[2]肖群忠.道德危機的拯救與文明大國的崛起[J].西北師大學報,2012,(1)

[3]胡云騰.加強道德建設要多管齊下[J].紅旗文稿,2012,(1)

[4]余涌.關于道德建設的幾個問題[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0,(6)

第5篇

論文關鍵詞:斯密問題,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經濟人,道德人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合)是21世紀初期由政府推行的惠及我國廣大農村居民的一項重大民生工程。運行近10年來,新農合制度已極大地緩解了一度困擾農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頑疾,但伴隨而來的是日益顯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其中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不規范的服務行為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新農合制度的惠民形象及可持續發展。當前出現的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諸多不規范的服務行為,原因眾多,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其片面注重“經濟人”的利益追求,而忽視了“道德人”的責任義務。“經濟人”和“道德人”是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闡述人類本性時涉及的兩個核心理念,它引發了經濟學說史上長達百年的激烈爭論,并被學術界稱之為“亞當·斯密”問題。對于一定程度上陷入追逐利益的“經濟人”“囚徒困境”的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重新審視“斯密問題”,無疑對當前規范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行為有著極為重要的啟迪。

一、“斯密問題”的由來

亞當·斯密被譽為西方經濟學鼻祖,一生留下兩部傳世巨著:即1759年發表的被稱為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的《道德情操論》和1776年發表的被奉為“經濟學圣經”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所謂的“斯密問題”即由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根據亞當·斯密在這兩部巨著中關于道德利他和經濟利己這兩種人性論的剖析提出。他們認為,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人性觀是利他的,并以同情心作為其基礎,“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醫學論文,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1]5而且,這種情感是普遍存在的,不僅僅只存在于那些品行高尚的人之中,也存在于那些嚴重違反社會法律的人之中,即便是最大的惡棍,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但在《國富論》中,斯密闡述的人性觀則是利己的,人類互通有無、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礎不是來自利他心,而恰恰是出于利己主義的考慮。“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這樣提議:請給我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2]而且,“每個個人都努力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只是盤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3]歷史學派學者們認為,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將人的行為動機歸結為利他(或同情),而在《國富論》中把人的行為動機歸結為利己(自私),在同一個人的思想體系中呈現出利他和利己兩種相互分裂的人性,就構成了所謂的“斯密問題”。

二、“斯密問題”的解讀

作為一名杰出的經濟學大師和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終其一生都在試圖對人的本性予以科學的闡釋。事實上,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里并不存在利他和利己兩種矛盾的人性,在其著作里也并沒有將利己和利他截然的對立起來論文格式范文。在亞當·斯密看來,利他與利己都應是人類本性的維度之一。因此,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雖然強調了人性利他的一面,但他也看到了人性的多重性以及彼此間的轉化;而在《國富論》中斯密雖側重闡述了人性的利己特征,但也沒有否認人性利他的一面。也就是說,“道德人”也有利己心,而“經濟人”也有利他心。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借斯多葛學派學者之口指出,人是自利的,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的就是他自己,“如果明天要失去一個小指,他今晚就會睡不著覺; 但是醫學論文,億萬人的毀滅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顯然是更加無足輕重的事情”。[1] 165他指出,同情雖然首先作為人的一種道德的本性或道德天性而存在,但這種同情并不不是出于人們的仁慈動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憐憫和憐惜,而是指“同感”, 即感同身受。比如當我們看到對準另一個人的腿或手臂的一擊將要落下來的時候,我們會本能地縮回自己的腿或手臂;而當這一擊真的落下來時,我們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感覺到它,并像受難者那樣受到傷害,但這并不是對別人真正的同情,而是通過別人身上所遭遇的苦難聯想到自己,實際上是打著“同情”的旗幟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這就是“道德人”的利己性。在《國富論》中,斯密指出,雖然每個人在本性上首先注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彼此交換,但會在“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的引導下促進社會利益,推動歷史進步。斯密認為,對于人的自利傾向,我們應當承認其合理性,承認其是人性的組成部分,但他同時強調,自利不等同于自私,“經濟人”只是用精明的手段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物品與安全,而不是做依附于社會的吸血鬼。斯密進一步指出,“經濟人”要獲得自身利益還必須兼顧他人利益,即利己的同時必須利他。由于社會中的人的相互依賴性,從交換的角度看,每個人的利益即是自己的目的,又是別人的手段,其經濟活動必須是在自己的利益中包含了別人的利益,在別人的利益中又包含了自己的利益。即要實現自利目的,就必須為他人提供其所需要的東西,并通過交換而獲得他人所提供的能滿足自己需要的東西。這樣,從純粹利己的動機出發,“經濟人”通過一種經濟機制的轉換,實現了利他的道德目的。顯然醫學論文,亞當·斯密認為,利己與利他、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可以實現辯證統一,人能夠做“經濟人”和“道德人”的有機統一體,并尤其強調人類在掌握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身上更要“流淌道德的血液”。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斯密關于“經濟人”和“道德人”辯證統一的思想對規范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的服務行為無疑有著重要的啟迪。

三、“斯密問題”對規范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行為的啟示

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作為一個既具有公益性質又具有營利性質的社會組織,顯然內在地包涵著“經濟人”和“道德人”兩個基本的方面。在當前市場經濟環境下,投資主體全球化、產權多元化、服務市場化、醫療機構運作企業化或公司化已成為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的一大趨勢,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這是作為“經濟人”的醫療機構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動力,是市場經濟制度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市場效率、推動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應看到,作為實行一定福利政策如實行由政府推動實施的極具公益色彩的新農合政策的社會公益機構,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的目標是實現農村群眾共同的健康利益,其醫療服務應以實現廣大農村居民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為宗旨,而不能以純商品的形式完全進入市場競爭機制,更不能在企業化的經營中唯利是圖,違反行業準則,改變醫療服務的公益性定位。也就是說,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應該謀利而不失德,在作為“經濟人”合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更應該首先作為一個“道德人”而存在,注意協調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不僅“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且能“富而好行其德”,自覺履行社會道德義務,這樣才能樹立自身良好的社會形象,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為自身創造更為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

因此,實現“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和諧統一,這是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真正走出追逐私利的“囚徒困境”的可行之路。但這種統一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社會、政府、醫院、醫務人員四方共同協作,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共生共贏的和諧態勢。首先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這是實現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經濟人”與“道德人”和諧統一的核心所在,它應該包括兩個層面,兩層內涵。兩個層面即政府、社會層面針對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的激勵機制和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層面針對內部醫務工作者的激勵機制。兩層內涵則是指激勵機制應包括正激勵和負激勵兩個辯證的方面。一個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既能使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作為“經濟人”自利的基本要求得到激勵和保護,又能使其損害他人利益的心理和行為得到抑制和禁止。一方面醫學論文,對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提高其社會美譽度,滿足其自我實現的需要。同時,統籌考慮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及其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實現各方利益共贏,這樣才能充分調動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形成其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共生共贏關系。另一方面,除了正激勵外,還應建立健全負激勵機制,即對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不規范行為的處罰機制。事實一再證明,一旦懲罰的威脅不存在或者失去效用,道德行為就很難維持。因為當人們發現違背道德的成本代價越來越低甚至變為零,或者說不遵守道德不僅不會給他帶來直接損失,反而卻可以帶來直接利益時,他也就勿須再遵守道德。因此在建立健全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的激勵機制時,負激勵不可或缺論文格式范文。其次是加強醫德建設。加強醫務人員醫德建設是實現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經濟人”與“道德人”和諧統一的關鍵。良好醫德的形成一方面依賴于制度約束的外在強制,但另一方面更注重醫務人員的自省自覺。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國自古以來就強調以德立國,先哲們不遺余力地傳遞有關道德的種種信條,即便亞當·斯密也強調人類在掌握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身上更應“流淌道德的血液”。因此,作為在醫療機構尤其是在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這樣極具社會公益性機構工作的廣大醫務工作者就更應該自覺培養自己的職業熱情,學習職業道德理論知識,把這些理論知識在內化為道德情感,在外化為道德行為,不斷加強自身修養,高尚醫德醫風。在實施醫療服務行為時,大力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尊重病人、關心病人、方便病人、服務病人,努力提高自身的醫德品質,并通過對醫療先進單位及典型人物的宣傳宣揚,塑造醫務人員的新形象,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再次是建立完善法律法規。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奧爾森認為,除非存在強制的或其他的特殊手段以促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則,有理性的、尋求自身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來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因此,作為農村社會保障重要組成部分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必須盡快改變當前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醫學論文,增強定點醫療機構及其醫務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規范其服務行為,避免醫療服務過程中的主觀隨意性,以體現新農合制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維護新農合制度的惠民形象。在現今全國性法律出臺條件尚不成熟的條件下,可由地方視本地具體情況制定地方性法規,對新農合制度的實施對象和范圍、各相關利益主體的權利義務、監管機構及其職責、基金籌集、使用及管理、補償標準及程序、醫療服務體系建設、醫療服務機構行為規范、醫藥使用及管理、考核及責任追究等相關問題做出明確規定,以避免新農合實施過程中無法可依的掣肘之制,待條件成熟后再出臺全國性的統一法律,從而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一惠及億萬農民的系統工程真正進入法制軌道。最后應完善社會監督體系,推動醫療行業中介組織發展。充分發揮社會輿論媒介的作用,加大對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社會責任的宣傳,積極營造有利于推進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社會責任的良好氛圍,讓全社會都 來關注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的社會責任。此外,還應重視醫療行業社會中介組織的培養發展,充分發揮第三部門的行業治理作用。從國際通行慣例來看,專業化的行業協會由于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自律性,故而在相應機構的管理中可以發揮卓有成效的作用。因此,應致力于推進醫師協會、醫療機構協會(包括非公經濟醫療機構分會)等醫療行業社會中介管理組織的繁榮發展,加強其對醫療服務行業監督、治理的社會功能,從而形成多層次、多渠道的社會監督體系,營造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承擔責任的社會環境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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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P14.

[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P14.

第6篇

[論文關鍵詞]情法兼顧 司法 中庸主義  倫理法

一、“情”的基本概念

(一)傳統語境中“情”的基本內涵

“情”在漢語中可以組成很多詞,比如說感情、人情、情節、情誼、情況等。具體而言,“情”字在中國古代的語境中,主要有以下幾種涵義:

1.指人們自然的生理活動、心理活動和行為方式

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情”字首先表達的是對人自身的認識。如早期儒家的“性善論”以及法家的“性惡論”均表達了這種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對人自身的認識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的生物性特征,即指人的生物性需要與活動?!懊裰裕吼嚩笫场嗣裰橐病薄1]二是關于人的心理活動的特征,即人在對外部事物認知基礎上所產生的心里體驗,《禮記·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敝傅氖窍才值冗@些心理活動,是人不用學就會的情。

2.指人與人交往的感情

中國傳統語境中的“情”字的最基本含義就是指人與人的感情聯結。中國古代社會認識到社會主體首先是與家庭成員之間形成感情關系,并依次外推于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感情關系。講由家及外的感情交往結構上升到與國家秩序緊密相聯的層次上來認識的。由此,在中國古代“家——國”的秩序追求中,十分重視家族成員之間的感情模式。

3.指社會的客觀情況

“民情”一詞在中國古代很早就被用于說明社會的客觀情況,商鞅又言:“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钡牵懊袂椤痹谥袊糯鐣氖褂弥幸渤尸F出多重含義:

其一,指客觀情況。其含義有二:一是指社會的客觀情況。“初,光武長于民間,頗達情偽,見稼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勤約之風,行于上下?!边@里所稱的“情”就是指社會的實際情況。二是指自然物的客觀情況。

其二,指風俗習慣。

其三,是指民眾共同的要求、愿望。即“民心”。如漢代晁錯說:“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

4.指事件的事實、情節

在法律實踐中,“情”指事件的事實情節。其含義也是多元的。其一,指案件的事實。其二,指案件的特殊情節。其三,指具體案件中行為人的行為動機。其四,指案件發生的社會背景。

由上述論述可知,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語境中,“情”字的含義是豐富的。但是我們發現其核心含義有二,一是指感情,一是指事實、情況。這兩種含義是我們理解“情”字的基礎。

(二)以“法”的角度來定義“情”

上面論述了“情”在傳統語境中的基本內涵,下面我們來從法的角度,來定義“情”??梢园l現有“法中之情”和“法外之情”的存在。

如明代熬英言:“或問我朝定律,于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并行而不悖者也。”這里所說的是明律,其實清律亦有此規定,甚至可以說這是唐律以來所有律的原則。

“法外之情”即與“王法”并列的人情。除了“法中之情”和“法外之情”還有與法相對立之“情”。這分為幾種:1.案情。2.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思想動機及感情。古代有很多激情犯罪以及同態復仇。3.司法者的同情心里。憐憫之心人皆有之,司法者也不例外。在一個案件中,當事人的動機感情往往是案情構成的一個因素,司法者的同情又往往以案情為基礎。

二、傳統司法中情的地位

歷史上不同的司法主張對情的態度也不盡相同。魏晉時期,張雯重視情在司法中的地位。他認為情是司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正如他所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他認為司法者需要深刻地領會法律的精神,靈活的運用法律條文,加以適當的變通,適應千差萬別的具體案情。

中國古代的法家倡導“任法而治”、“一斷于法”,即在司法活動中嚴格遵守法律,法律是判斷人們是非曲直的唯一準則。法家理論的實踐者——秦國因“繁法嚴刑”而興,又因“繁刑嚴法”而亡之后,儒家學派在批判法家的同時又不動聲色地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合理之處,并最終取得了在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儒里法表的禮法合體體現在司法領域里便是從法家的拘執地任法轉向兼顧情理地執法。自此,中國傳統法律發展在靜態的立法上,法律倫理化、儒家化;在動態的執法上,體現為以法為主、兼顧情理的司法模式占據了主導位。中國古代不僅三公、大臣以禮義統類應變,而且州縣地方衙門也經常參以天理人情,情斷案。對于司法官來說,無論是收案、審案、還是斷案,適用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否通過司法活動察民情、知民隱、哀矜斷獄而使民不怨。

因此,中國古代司法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總是力圖做到情與法的兼顧。清朝名幕汪輝祖亦曾言為吏者應當:“體問風俗,然后折中剖斷,自然情、法兼到?!钡牵敺o明文規定或法與情之間發生沖突或矛盾時,司法官通常就會擯棄國法,轉而依據情來做出判斷。司法審判中,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相當的多,這是因為,法律條文有限,而生活是瞬息萬變的,以有限的法律條文無法應對瞬息萬變的生活事實。此時,只有依據情來做出判決。

三、中國古代司法審判中情法兼顧的社會基礎

縱觀歷史,國法、天理與人情的和諧統一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與中國幾千年的積淀深厚的傳統法律文化相適應,中國古代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西方國家,也不同于某些東方國家的司法審判制度。那就是上文提到的以法為主,兼顧情理的司法模式。

(一)思想基礎

中國傳統訴訟的指導思想總的來說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法家等其他思想則居于輔助地位。人們評論中國法律的發展變化時常常提到的是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這一進程自漢朝中葉開始,中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直到隋唐,而唐律的制定則標志著這一進程的最終完成。唐律明確宣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于立法領域,它滲透進了包括司法在內的所有法律實踐的領域。而儒家思想的起點和出發點在于情,以及最終的落腳點也在于情。

司法官充分發掘律文之深意——因為法律本身是倫理法,是體現了倫理綱常精神的法律,如果通過審案做到了法律與情理兩相兼顧、法情兩全,那么就既達到了禮義教化的目的又維護了律文的穩定性、權威性;當律文與情理相沖突時,如果以情曲法符合一般社會公眾的認識的話,那么“人情大于王法”便成為必然選擇,這是因為判決結果更符合禮教為先的精神。

(二)法律前提

倫理法是“情法兼顧”司法模式的法律前提。

傳統法律自董仲舒原心論罪、經義決獄開始,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原則開始注入法律,經過東漢經師以經著律,使“情理”直接入律,到隋唐,“一準乎禮”,禮義情理系統地融入法律之中,倫理法的法文化特征和“情法兼顧”的司法模式相輔相成。倫理法具有濃重的道德色彩,法律的某些內容與其說是法律規范,毋寧說是道德規范與倫理宣告:源于《周禮》的“八議”、“官當”為律典所照錄不誤;以“十惡”名罪定刑使綱常明教法律化;宗法倫理觀念支配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宗法倫理性的定罪量刑原則,倫理法的特征要求司法官能夠以人倫道德為出發點,深掘律文中所蘊含的人倫道德之深意,通過對律文的正確理解和運用來達到教化子民、防患未然,以穩定中國傳統的“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因此,倫理法的特征本身就要求司法官在斷案時采取法情模式,如果對法律的執行本身既合法又合乎社會一般的人倫道德,那么執行法律本身便是在進行道德教化;如果律文的規定與嚴格執法的結果和三綱五常的人倫道德相沖突,以禮屈法,以情法便成為合理的,因為在儒家的統治觀來看,三綱五常的道德法則才是形而上的,而法律規則本身不過是其具體的運用而已。以三綱五常為指導的具有濃厚的道德法色彩的制定法要求司法官在執法時作到法律與“人情”兩相兼顧或法情兩全;當法無規定時,應按照制定法所體現的倫理原則來做出裁決。

(三)方法論基礎

儒家中庸主義法律原則是情法兼顧的方法論基礎?!爸杏怪疄榈乱?,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笨鬃邮紫忍岢觥爸杏埂边@個范疇,并將之創建為全面而系統的理論?!爸小敝钢姓?,不偏不倚,合乎人情:“庸”指常理?!爸杏埂敝刚_而普遍的道理。中庸之道的理論體系包括“中正”和“中和”、“時中”與“執中達權”幾項主要法則。

“中正”是用于調節同一事物內在的兩級之間關系的法則。[9]“中和”是用于調整多種不同事物之間關系的法則?!皶r中”是指因時制宜而動態地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執中達權”是指適應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既不違反原則,又保有一定的靈活性。

第7篇

論文摘要: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會計工作中的會計職業道德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誠信為切入點,從會計職業道德的概念、核心內容、會計法律制度正確表述會計人員和企業、單位兩個責任主體出發分析企業做假賬的成因,進而提出了加強會計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

■一、會計職業道德的概念和主要內容

(一)會計職業道德的概念

廣義的職業道德是指從業人員在職業活動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涵蓋了從業人員與服務對象、職業與職業之間的關系。會計職業道德是指在會計職業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體現會計職業特征的、調整會計職業關系的職業行為準則和規范。

(二)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主要內容

(1)愛崗敬業:要求會計人員熱愛會計工作、安心本職崗位、忠于職守、盡心盡力、盡職盡責。

(2)誠實守信:要求會計人員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執業謹慎、信譽至上、不為利益所誘惑、不弄虛作假、不泄露秘密。

(3)廉潔自律:要求會計人員公私分明、不貪不占、遵紀守法、清正廉潔。

(4)客觀公正:要求會計人員端正態度、依法辦事、實事求是、不偏不倚、保持應有的獨立性。

(5)堅持準則:要求會計人員熟悉國家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始終堅持按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要求進行會計核算、實施會計監督。

(6)提高技能:要求會計人員增強提高專業技能的自覺性和緊迫感、勤學苦練、刻苦鉆研、不斷進取、提高業務水平。

(7)參與管理:要求會計人員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努力鉆研相關業務、全面熟悉本單位經營活動和業務流程、主動提出合理化建議、協助領導決策、積極參與管理。

(8)強化服務:要求會計人員樹立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努力維護和提升會計職業的良好社會形象。

■二、會計職業道德與會計法律制度的關系

(一)會計職業道德與會計法律制度的聯系

會計職業道德是會計法律制度正常運行的社會和思想基礎,會計法律制度是促進會計職業道德規范形成和遵守的制度保障。兩者有著共同的目標、相同的調整對象,承擔著同樣的職責。

(二)會計職業道德與會計法律制度的區別

1.性質不同:會計法律制度通過國家機器強制執行,具有很強的法律性;會計職業道德主要依靠會計從業人員的自覺性,具有很強的自律性。

2.作用范圍不同:會計法律制度側重于調整會計人員的外在行為和結果的合法化;會計職業道德則不僅要求調整會計人員的外在行為,還要調整會計人員內在的精神世界。

3.實現形式不同:會計法律制度是通過一定的程序,由國家立法機關或行政管理機關制定的,其表現形式是具體的、正式形成文字的成文規定;會計職業道德出自于會計人員的職業生活和職業實踐,其表現形式既有明確的成文規定,也有不成文的規范,存在于人們的意識和信念之中。

4.實施保障機制不同:會計法律制度主要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會計職業道德既有國家法律的相應要求,又需要會計人員的自覺遵守。

■三、 違反會計職業道德和會計法律的主要表現

違反會計職業道德和會計法律的主要表現:做假賬。造成會計人員做假賬的問題, 具有多方面的復雜原因,客觀表現為違反《會計法》等, 私設帳本, 目的是千方百計為逃避財政、稅務、審計、外匯、海關等部門的監督,為企業或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從會計人員方面分析, 做假賬的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屈從領導的壓力, 被動做假;二是會計人員個人自律意識不強, 為謀私利挺而走險。從企業及單位方面分析, 促使會計人員做假賬的動機有三:一是企業本身的利益所需;二是上級主管部門要求和公司利益的需要;三是監督機制和會計規范體系不完善。

■四、 加強會計道德建設教育的有效途徑

(一) 營造良好的職業氛圍

會計人員道德的內部環境依賴于本單位嚴格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其外部環境則要在全社會營造出新的道德價值趨向, 并不斷賦予鮮明時代的道德特色加以規范。一方面, 要大力宣揚敢于“求實講真”的先進人物的事跡和經驗, 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護他們的安全和利益不受損害; 二方面, 還要使做假賬等違紀違法行為得到及時的、有力度的懲處, 加大違紀違法的機會成本, 保證這種懲處遠遠大于其違紀違法所得的利益。

(二) 完善會計職業道德規范及其評價體系

建立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目的, 就要將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固化為會計人員的觀念和信念, 并對其行為選擇產生積極、有效的影響。進行會計職業道德評價,首先要確立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標準; 其次要選擇恰當的評價方法。其評價方法應包括社會評價方法和自我評價方法兩個方面, 而社會評價方法又包括社會輿論評價與傳統習俗評價兩個方面。

(三) 強化會計職業道德的自律性和監督機制

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執行不僅受制于外力, 更重要的是通過會計人員的自我判斷、自我選擇、自我調節、自我約束來體現道德規范的內容及要求。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自律性要求我們必須強化會計職業道德的社會性和非強制性。比如:第一、建立會計職業道德跟蹤監測系統, 及時判斷會計職業道德的狀況及所處的階段, 發現會計職業道德演進的新動向; 第二、建立健全會計職業道德考核制度, 把職業道德標準作為會計執業的必備條件, 嚴格執業資格驗審制度, 凡是有做假賬行為并依紀依法受到嚴重處分和刑事處罰的,一律取消其執業資格; 第三、建立由財政、稅務、審計等部門多管齊下的監督機制, 對會計人員遵守職業道德情況經常進行檢查和督促。

參考文獻

[1]會計從業資格考試輔導教材編寫組.財經法規與會計職業道德

第8篇

關鍵詞 新聞 職業道德

中圖分類號 G210 文獻標識碼 A

On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Study in China

Zheng BaoweiFan YapingShu Shu

(The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Journal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journalismprofessional ethics

新聞職業道德研究于今已有20余年,研究歷史已較長,但研究熱情卻始終不減。尤其是近年來,由于媒體從業者職業道德問題屢屢發生,職業道德問題因此屢屢受到社會關注,也引起了研究者更廣范圍、更深入的探討。

一、對研究狀況與歷史的簡單掃描

對新聞職業道德的關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的。從那時到現在,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不僅產生數量龐大的論文和各類文章,而且已出版相關教材和專著10余部。

就專著與教材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周鴻書《新聞倫理學論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協會編《新聞職業道德》、陳桂蘭主編《新聞職業道德教程》、王軍《新聞工作者與法律》、黃瑚《新聞倫理學》、王天定《新聞道德與規范》、黃瑚編《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教程》、陳汝東《傳播倫理學》等。這些撰著已經涉及新聞職業道德的歷史、基本理論、原則規范、內涵等各方面內容,較系統地介紹了新聞職業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論文來看,僅以CNKI收錄文章為考察對象,就可獲得專門研究“新聞職業道德”的論文617篇和涉及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文章近千篇,這還不包括CNKI未收錄期刊上的文章及國內出版的論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論文數量巨大。

就研究開始的具體時間來看,1979年12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9年第4期)上發表的《新聞道德的準則》首次將新聞職業道德引入我國新聞學研究中。但當時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關注,直到1982年,由于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在各行各業加強職業責任、職業紀律的教育”,從而大大促進了新聞領域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新聞職業道德概念隨之開始在新聞界流行和普及,并為各界所認同。

總括1979年至今的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可以看出這樣幾個階段:

1、1979年―1991年:這一時期,新聞界經過撥亂反正,在理論上弄清了新聞事業的性質、社會定位等帶有根本性意義的大問題,意識到了新聞事業既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還是現代社會中一門具有獨特的社會職能的職業。既然是職業,就必然有其職業道德要求。同時,這個時期新聞失實這種新聞實踐領域的老問題依舊存在,而追求不正當物質利益的行業不正之風這類新問題又接踵而來。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這個時期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逐漸興起。當然,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相關研究內容還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反對新聞失實、虛假新聞,提倡新聞工作者追求新聞真實性等方面;也出現了少量研究美國新聞職業道德、反對有償新聞、新聞倫理學等的論文,但數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這個時期,對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無論從論文數量還是從研究強度來看都明顯加強,論文數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達到第一個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現這樣一個研究,一方面與這個時期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出臺與不斷修訂有關系――1991年1月《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出臺,1994年4月、1997年1月兩次修訂,《準則》的出臺明顯推動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與這個時期新聞界在市場化中片面追逐利潤、淡化新聞報道的社會責任有關,另外,這個時期“有償新聞”的泛濫也促使了人們對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熱潮。與此相應,這個時期,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內容明顯豐富了;而且,與有償新聞有關的研究明顯成為一個重點。

3、1998年-2004年:這一階段,有償新聞研究在繼續,但與前一階段相比,對有償新聞的研究大都與突發事件結合起來論述。突發事件成為促進這個階段新聞職業道德研究不斷延續的重要因素?!稏|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礦難事件引出的受賄事件等,都促使了新聞學術界對職業道德研究的重視,新聞職業道德研究走入又一個高峰,僅2004年一年的研究論文就達百余篇。同時,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審視新聞職業道德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其次,新聞倫理學研究也在繼續:除了對國內新聞倫理問題進行研究外,對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新聞倫理研究的介紹和論述增多。另外,對新聞職業道德觀的相關研究也受到了重視。除此以外,研究者開始從新聞娛樂化、炒新聞、新聞策劃等角度研究新聞職業道德。還有,網絡道德的相關研究也開始出現。

4、2005年至今:這個時期,從有償新聞、虛假新聞、炒新聞、新聞專業主義等切入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在繼續。同時,新聞職業道德與我國的相關政策相聯系(如新聞職業道德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三個代表與新聞職業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隨著2006年網絡傳播研究成為熱點,對網絡環境下的新聞職業道德的關注度明顯增大。另外,研究者對新聞自律的研究越來越重視了。

二、研究的主要視角和內容

總括20多年來有關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可以發現以下研究視點和內容:

1.新聞失實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新聞失實是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一個最常見的切入點,也是從80年代初新聞學界一開始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問題至今一直持續關注的一個點。當然,隨著不同時期新聞失實形式的不斷變化,研究的認識和結論也在不斷地更新。就內容來看,對新聞失實的研究主要圍繞失實的表現、失實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實等層面來展開;從目前來看,不同層面的研究論文數量都很龐大,所獲得的認識和具體內容也較為系統、深入。從研究成果的形態和類型來看,也相當豐富和多樣,有新聞理論著作中較全面、系統的梳理和闡述,有研究論文中就某一認識視點所做的深度分析與論述,也有大量來自業界的對某些失實個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償新聞”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有償新聞”在新聞職業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與“有償新聞”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償新聞”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關于“有償新聞”的成因,研究者的觀點較為統一,普遍認為,“有償新聞”的成因主要分為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因素。從主觀看,新聞工作者社會良知的喪失,對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從客觀因素看,市場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聞產品市場交易的不規范,為“有償新聞”的出現提供了機制和土壤;企業或其他組織在市場競爭中的宣傳需求,則為“有償新聞”提供了買方市場。

關于如何防治“有償新聞”,研究者主要圍繞“自律”、“領導”、“監督”、“改革”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對策。從近年的研究來看,加強媒體和新聞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強調。如有學者認為,無論是監督、評議還是懲罰,起到的無非是一種修枝剪葉的功效,只有新聞職業道德教育,才是從根做起,才能夯實新聞職業道德理念的根基。②當然,也有學者提出通過提高新聞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來杜絕“有償新聞”。③

3.新聞炒作、新聞媚俗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90年代以來,新聞炒作與媚俗之風盛行。一些媒體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許多社會公眾的反感。新聞實踐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引發了學界和業界對新聞炒作與新聞媚俗問題的關注。

新聞炒作與媚俗和新聞職業道德的聯系在于:首先,新聞職業道德的缺失是新聞炒作與新聞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是減少和避免新聞炒作與新聞媚俗的重要條件。一些對新聞炒作與媚俗問題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發對新聞新聞炒作與媚俗問題進行強調和關注的。

4.典型案例與新聞職業道德研究

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常以新聞界發生的某些違反職業道德的典型案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通過某些案例,呈現新聞職業道德的現狀與問題,并進一步提出對策。這類研究的路徑一般是:案例介紹引出新聞道德缺失話題,然后就新聞道德問題的相關內容、對策進行論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礦難中11名記者受賄事件,就曾成為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引發了許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發炎”事件、“楊麗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眾多學者由此出發對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有學者指出,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和職業良知的記者,必須做到:絕不有意編造虛假新聞,這是新聞工作者的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④

5.新聞專業主義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從新聞專業主義切入來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是近年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出現的一個重要特點。圍繞二者間的關聯,有學者指出:新聞專業主義從本質上說,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聞媒介的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的使命和社會責任、新聞從業者的行業準則。⑤ 還有學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中的媒體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使命和社會責任應該對應著新聞職業道德中的職業職責和職業權利;同樣,新聞專業主義中的行為準則和新聞職業道德中的職業利益也密切相關,新聞從業者只有在滿足一定的行業準則前提下,才能夠獲得其應有的職業利益,獲得別人的賞識和尊重。因此,新聞職業道德是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使新聞成為一項專業的必要條件。同時,新聞職業道德也對新聞專業主義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 另外一些學者把新聞專業主義視為解決新聞職業道德缺失問題的治本之策。如陳力丹認為,通過長期的新聞專業主義教育,內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角色,是解決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長遠之計。⑦

6.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制關系研究

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規,一個涉及新聞自律,一個涉及新聞他律,兩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必然要涉及新聞法制問題。在這方面,一個基本的認識是,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制之間是相互作用的:新聞職業道德為新聞法規提供存在的價值基礎,對新聞法規具有多方面補充;反過來,新聞法規又可以保障新聞道德規則的實施。⑧ 從現有研究看,學界往往是將自律和他律同時作為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途徑來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強調:新聞傳媒職業道德建設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措施研究

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認識也較為多樣。如有研究者強調,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應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監督機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視職業道德修養的機制;三是完善和加強有關職業道德修養的學習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則提出,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應當促使新聞職業道德內化;促使宏觀管理和調控體制良性整合;優化新聞職業道德的外部監督體系;提升社會公共道德水準和道德判斷力,鏟除違背職業道德的社會土壤等。11

8.外國新聞職業道德狀況研究

對外國新聞職業道德的介紹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相關研究視角和內容主要分為這樣幾類:

(1)美國新聞職業道德狀況研究。這方面研究相當多,有些研究也較深入。如關巖德的《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簡況》一文,對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的情況作了較全面、深入的介紹,具體涉及到美國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理論基礎與發展,美國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道德規范,美國新聞行業的內部監督機制(如新聞評議會、媒介內部專職督察員或道德顧問的設置、新聞評價活動)等;另外還介紹了美國新聞院校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的情況。12

(2)各國新聞職業道德準則比較研究。這方面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陳中原的《形象與信譽的基石――81個國家(地區)、7個國際組織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初步比較分析》。該文從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出現時間、價值標準、新聞生命、采寫原則、版面安排等五個方面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進行全面比較,分析了各國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共性和個性。13

(3)中外新聞職業道德狀況比較研究。此類研究的路徑一般是先介紹西方新聞自律情況,再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做說明。以肖志峰《西方新聞自律的歷史演進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鏡鑒》一文為例,文章首先介紹了西方新聞職業道德發展的歷程,然后轉向西方新聞自律發展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啟示的探討。14

9.網絡媒體職業道德研究

網絡媒體職業道德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網絡給新聞職業道德帶來的影響和網絡環境中的職業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來看,很多人的認識已經比較明確,如認識到網絡媒體在真實性、抄襲、把關人缺失、新聞保密、隱私權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現諸多問題。15就對網絡新聞職業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從強化職業責任和自我約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則規范從業者的行為、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約束等方面進行強調。16可以看出,目前這方面研究的層次還比較淺,主要停留在傳統職業道德理論與網絡傳播特點的機械對照與分析層面。

三、小結

綜觀近年來有關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認識:

1、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涉及新聞傳媒的公信力和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形象,因此對其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2、從現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績總體來看是不錯的。對一些問題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也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視野比較開闊,涉及面比較廣,研究內容也比較深入。在新的研究視角的開拓方面,研究者也較為注意。如近年來,新聞倫理學、網絡環境下的新聞職業道德、新聞自律等新的研究視角被不斷開掘出來。

3、從現有研究來看,問題也是明顯的。主要表現為有關新聞職業道德問題出現原因和對策的研究中前后邏輯與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體來說: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著重于原因的說明,而缺乏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必然聯系的論證和分析;在涉及新聞職業道德缺失的后果時,偏重于情緒性的宣泄和簡單層次的描述,且理論視野較為狹窄;在對策研究方面,學界提出的種種對策往往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為自說自話和拍腦袋的產物。當然,這些問題已經獲得了一些學者的重視。

注釋

鄧名瑛:《“有償新聞”的倫理批判》《倫理學研究》, 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聞自律的理論與實踐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啟示》,《今傳媒》 ,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聞職業道德的缺失與重構》,《視聽界》,2005年第3期。

鄭保衛:《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8期。

陸曄,潘中黨:《成名的想象: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臺),2002年第4期。

景剛:《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專業主義》, 《當代傳播》,2004年第4期。

陳力丹:《新聞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3期。

黃瑚:《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馬秋楓,張晉升,王天權:《論廣東新聞傳媒職業道德的他律與自律》,《暨南學報》,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簡論加強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修養的途徑和方法》,《職業時空》2007年第2期。

陳敏:《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關鍵性因素分析》,《新聞界》 2006年第1期。

關巖德:《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簡況》,《國際新聞界》,1998年第1期。

陳中原:《形象與信譽的基石――81個國家(地區)、7個國際組織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初步比較分析》,《新聞記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聞自律的歷史演進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鏡鑒》,《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鄭瑜:《互聯網對新聞職業道德的影響》,《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試論網絡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修養》,《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國內首個研究西部報業經濟發展的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

《西部大開發與西部報業經濟發展研究》結項出版

第9篇

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與道德相為表里,甚至融為一體。在今人看來純屬道德范疇的事情,恰恰正是傳統法律重點制約規范的對象。加強對傳統社會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別是對道德法律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表現、歷史演變及形成的原因進行研究,將有助于客觀評價傳統法律體系的歷史作用及對現實的影響。

一、道德法律化的內涵與特征分析

探究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必須先探究“德”或道德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內涵?!犊滴踝值洹芬墩崱费?“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純蛇之稱也?!薄墩f文解字》釋“德”為“登”。段玉裁注“俗謂用力徙前曰德”??偨Y古人對“德”或道德的解釋,概括地說,“德”便是努力向善。道德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體系,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階層亦有不同的標準。由于道德內容十分豐富,所以道德法律化的內涵也十分復雜。道德法律化中的“德”,一是相對法律而言,德是目的。這一點在西周表現得尤為突出,周初統治者認為夏、商“不敬其德,乃早墜厥命”。鑒于夏、商的教訓,統治者認為為政必須以敬德保天命為目的。于是,用刑用法必須要合乎“敬德”的原則,這就是《尚書》中《康浩》與《多方》中屢次提到的“明德慎罰”??鬃蛹昂笫廊寮乙鄬⒌赖伦鳛樽非蟮哪康?。與戰國法家欲建立皆有法式的“法治”王國相比,孔子及后世儒家要建立的是道德的王國。在道德王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善美的人情來維系,整個社會充滿了和諧;“父子有親,著臣有義,夫婦有另叮,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人人以仁待人是道德王國的特征。二是相對法律而言,道德是一種更高明的治國手段??鬃友?“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作為治國手段,“德”的高明之處在于可以預防犯罪,可以標本兼治,可以使人知恥而不為非。由于“德”同時具備目的與手段兩重性,所以以道德為原則的道德法律化勢在必行。道德法律化使中國傳統法律具有了以下顯著特征:

首先,“人情即法,情重于法”。中國以“禮儀之邦”而著稱于世。禮重家族、重親情。父子、兄弟、親朋、故舊、門生、故史方方面面的人際關系將人們置于“情網”之中,這個情網不僅泯滅了個人性格的發展,而且足以形成抗衡國法的力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實質上是以道德為法律之靈魂。自漢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體現人情,成為人們評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標尺?!叭饲榧捶ā北憩F在法律中有諸多由體現人情的條義,如不孝、惡逆、存留養親、親親相隱等;“情重于法”則表現于司法實踐中對烈女、孝子、俠客等的開釋赦免上?!胺猜犜A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貴有其人”(《刑制總論·唐》)。在中國古代社會,法的建設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國古代認為有君子則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人們對法律的評價,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與否,同時更要看執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許多孝子、清官、循吏斷案不僅能使當事人口服心服,而且還能起到教育一方民眾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與自身的表率作用。在傳統社會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養與素質遠遠重于設法立制,百姓對圣君、清官的信賴也遠遠超過對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無犯,刑設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國古代社會,設法立制的最終目的不在實現“法治”,而在實現“德治”,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動力。由于小農經濟及宗法社會結構的制約,中國古人的理想國中總是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以暴力為后循的法與刑只是有備無患的虛設之器。不僅孔子主張“勝殘去殺”(《子路》),“必也使無訟乎”(《顏淵》),就是道家、法家也無不將“去刑”作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標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無訟”思想使訟事的多少成為社會治與亂、政治清明與昏暗的標志。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實質上是以道德為法律之靈魂。自漢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體現人情,成為人們評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標尺。“人情即法”表現在法律中有諸多由體現人情的條義,如不孝、惡逆、存留養親、親親相隱等;“情重于法”則表現于司法實踐中對烈女、孝子、俠客等的開釋赦免上?!胺猜犜A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特色。

其次,“有其法尤貴有其人”(《刑制總論·唐》)。在中國古代社會,法的建設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盾髯印ぞ馈分醒?“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國古代認為有君子則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人們對法律的評價,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與否,同時更要看執法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許多孝子、清官、循吏斷案不僅能使當事人口服心服,而且還能起到教育一方民眾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與自身的表率作用。在傳統社會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養與素質遠遠重于設法立制,百姓對圣君、清官的信賴也遠遠超過對法律的信任。

再次,“法立而無犯,刑設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國古代社會,設法立制的最終目的不在實現“法治”,而在實現“德治”,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動力。由于小農經濟及宗法社會結構的制約,中國古人的理想國中總是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以暴力為后循的法與刑只是有備無患的虛設之器。不僅孔子主張“勝殘去殺”(《子路》),“必也使無訟乎”(《顏淵》),就是道家、法家也無不將“去刑”作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標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無訟”思想使訟事的多少成為社會治與亂、政治清明與昏暗的標志。

最后,效法自然,維護社會整體和諧。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德”與天命、天道密切相關,道德法律化勢必使傳統法律更加注重效法上天?!疤臁痹谥袊糯軐W中具有“神明”、“自然”等多種解釋。由于效法自然,故爾有了“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董仲舒言:“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道教之于刑罰,猶此也。故圣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基義》)因為主張效法自然,所以傳統法律十分注重法律與社會的和諧,并注重將一切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因素都盡量納入法律體系當中。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鴻所言:“中國的立法者們所做的尚不止此。他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p>

二、道德法律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表現

禮是中國傳統法的靈魂??梢哉f,“禮”的內容博大精深,表現形式復雜多樣??梢杂谩鞍_萬象”來概括“禮”的這一特征: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往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蹲節退讓以明禮(《曲禮上》)。然而,盡管我們可以在現代法學理論中,在現代不同部門的法律中尋到“禮”的歷史痕跡,但是我們卻不能將兩者等同起來。我們不能說“禮是神權法”、“禮是自然法”、“禮是習慣法”,或“禮是憲法”、“禮是民法”等等。因為禮有其獨特的價值追求,有其獨特的有機體系,從這一角度來說,禮就是“禮”,它是無可更變的。禮的價值追求亦即中國傳統法的精神或靈魂,決定了中國傳統法的特色。簡單地說,禮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倫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將來,中國人都無法完全割舍的“忠、孝、節、義”。

禮治、德治、人治優于法治?!岸Y治”是后人總結的西周統治者的一種治國方式?!岸Y治”以宗法制為基礎,以禮制為表現形式,以“德”為核心。禮治在西周的基本內容是將孝、忠視為治國之本,以確保禮治的推行;禮治的特征是體現等級制的精神,這就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昭公七年》)。與“德治”相類似的古語主要有“德政”、“德化”和“德教”等等。用“德治”來歸納中國歷史上的“德政”、“德化”和“德教”,主要是因為“德治”所強調的兩個中心內容,即統治者的自律和以教育的方式引導人民向善,恰好總結了“德政”、“德化”、“德教”的內容。另外,禮治與德治兩者基本是一致的,但禮治偏重強調德政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德治偏重于德政的內涵。先秦儒學所主張的“人治”,是西周宗法貴族政體及附著于貴族政體的法律制度下的產物??鬃釉诳偨Y西周統治經驗時提出:“為政在人”,“君正則天下正”??鬃诱J為人與法相比,人的地位是首要的,荀子就法與人的關系提出了“有治人,無治法”的論斷。德禮之治優于政刑之治,以禮服人的“王道”優于以力服人的“霸道”。鑒于秦苛法暴刑而亡的教訓,孔子創立的儒學被漢以后的統治者奉為圣賢之學。在法觀念由秦至漢的轉折中,漢儒確立了刑的輔助地位,“德主刑輔”成為中國傳統法的主要特色?!暗轮餍梯o” 強調“德”的主導地位,可以緩和古代法律的野蠻和殘酷;為了體現“德主刑輔”,統治者須存寬恕之心,不于法中求“罪”,而于法中求“仁”,道德成為法律的靈魂。關于人治與法治的爭論,自漢朝對成文法的完善及司法實踐中的“引經決獄”,開始了中國兩千余年“混合法”之先河,人治與法治之爭也由此出現了新局面,即在法律思想上逐漸形成“人法并重”的觀點,其表現形式是兼重“法”的威嚴性與“人”的靈活性,人治與法治的爭論得到了比較圓滿的解決,“混合法”由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傳統。

三、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及歷史演變

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儒家的“仁、義”思想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基礎。儒家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于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叭V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二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化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三是維護封建皇權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四是權力階層的態度是道德法律化形成的關鍵?!俺龆Y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道德法律化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至中國傳統法律起源之時。中國古代法律的起源有別于西方,西方法律主要產生于由物品交換而演繹出的習慣、規則與契約中,中國的法律則產生于祭祀與兵戎之中。法律產生于戰爭,古人早有論述,如《漢書·刑法志》言:“大刑用甲兵?!边@種源于兵戎的法,是以刑為核心的,其在后世的發展中,大多演化為刑律,這僅為法律之一端。若要完整地論述中國古代法律的起源,則不能不論及到“禮”。禮,最初也包括了部落風俗,它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動,祭祀須有儀式與程序。禮,體現了人們對上天的崇拜與對祖先的懷念,因而具有極大的權威性。違禮必觸犯神靈,必遭天譴。禮借助神的威力而具有了法的性質。禮作為中國古代法律的淵源之一,為中國傳統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倫理道德的烙印,為道德的法律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夏、商、西周是“禮治”的全盛時代。后世所言的“法”(或“律”、“刑”)在三代僅為禮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西周的“禮治”可以分為兩部分。其第一個方面的內容是“禮義”,即禮的宗旨、精神之所在。其以人情為基礎,以道德為核心。概括地說,人情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大傳》)。禮義的實施途徑主要是教化?!岸Y治’,的第二個方面的內容是“禮儀”,即禮的條文、規范。禮儀的實施主要依靠刑罰推行。據載西周時儀禮三千,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人刑,相為表里者也” (《陳寵傳》)。但在“禮治”的體系中,禮義與教化占據主導地位。三代的法律在“禮治”體系中不占據主導地位,但其與道德、制度、習俗皆有著密切的關系,為漢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長足發展提供了歷史的借鑒。

春秋戰國至秦是“禮治”逐步崩潰,“法治”迅速確立的時代。而儒家思想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理論指導。儒家對傳統的“禮治”基本持肯定態度,法律在儒家的理論體系中,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道德才是裁決一切的最終標準。正因如此,孔子才提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儒法之爭以秦王朝統一六國,法家勝利而告一段落。道德法律化的進程在這一時期放慢了速度,但傳統的倫理道德卻在儒家的整理和發掘下得以系統化、理論化,儒家學說由此而成為中國漢代之后道德法律化的理論指導。

秦的夭折使人們重新認識到了道德的價值。漢初賈誼言:“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所為生者,法也。(《新書·道德說》)在漢儒看來,法律失卻了道德的精神,就等于失去了靈魂。道德法律化在漢代,一是立法時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道德倫理為基礎,使法律盡量與道德保持一致。如董仲舒所言:“刑反德而順于德。(《陽尊陰卑》);二是在司法實踐中不獨以法律為依據,而是引經決獄,將孔子在《春秋》中所體現的“微言大義”作為量刑定罪的最高標準,并逐漸演變為法律。如董仲舒以“《春秋》之義,父為之隱”為由,認為養父包庇犯罪的養子而“不當坐”(《禮·卷二十九))。自漢中期以后,道德法律化的進程隨著儒家正統思想的確立而進人了一個新階段,《春秋》決獄使道德在法律體系中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許多道德的戒律逐漸演化成法律的條文。漢之后,隨著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權威遠遠高于法律,它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大法”。勞乃宣將清末沈家本等人修訂的法律在實踐中無法實施的原因歸結為“離法律與道德教化而二之”(《刑法一》),由此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在中國社會已是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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