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6 01: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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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科書對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的誤讀
對于哲學是“科學的方法論”這一問題，長期以來我國是以“傳統哲學教科書”為參照來進行理解的。而所謂的“傳統哲學教科書”是指以蘇聯斯大林時代哲學教科書為藍本、以我國學術前輩編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權威的哲學教科書的理論體系［2］49。這是基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即唯物辯證的思維方式對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所做的理解，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以形式邏輯作為自己思考問題的道和理的，采用的是抽象同一的A=A的形式規律。首先，他們認為所謂的世界觀就是人們對整個世界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觀點和根本看法。在世界觀形成之后，人們用其中的觀點去解釋世界中的現象，處理各種現實中的具體問題，從而把世界觀直接當成指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活動的原則方法，把方法論當成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因此世界觀和方法論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就被概括為，世界觀的觀點等同于方法論的方法，即“對世界的基本觀點怎樣，觀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是怎樣”;“用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去指導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便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即所謂“辯證唯物主義是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又是唯一科學的方法論，此外并沒有脫離世界觀的單獨的方法論”。［3］
但是這樣一種將世界觀與方法論等同起來的觀點，忽略了指導人們的世界觀所具有的一般性，即如果要使其成為具體性的方法論還要經過科學的轉化，從而使其轉變成特殊性的環節以適應改造世界的需要，做到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這樣才有可能成為貫穿人們的實踐過程、起指導作用的方法論。其次，傳統哲學教科書認為，哲學是一種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物質世界觀。它追求的是世界的始因，通過把自然、社會和人類的思維都消解還原為物質的方式，試圖建立一種世界萬物都統一于物質的世界觀理論。在這樣的世界觀理論下，支配人們活動的是自然物質的運動變化規律，自在物質的實體性和客觀性在此得到了空前的強調。這樣一種世界觀雖然可以精確地描繪物質世界的運動，但是如果在人的實踐活動中，也把這樣的世界觀當成方法論來指導實際工作，就會忽視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人以及人的世界與客觀物質世界之間的復雜關系。究其實質，這種世界觀是敵視人的世界觀，在其中人被當作物，人的一切都會作為無關于本體論的無意義現象，像雜草一樣從這種無垠的廣袤之中被徹底清除掉。最后，傳統哲學教科書把哲學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應用。哲學是既唯物又辯證的，強調唯物是相對于黑格爾哲學中的唯心而言的，強調辯證是相對于舊唯物主義哲學的直觀而言的，但這是經典作家對馬克思哲學思想所進行的理解，而不是基于馬克思本人的思維方式所進行的理解。依據這種理解，他們把哲學當成是通過簡單地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所進行顛倒、結合而形成的哲學。因此，綜上所述，基于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這種對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解，在人類的實踐活動中，使得作為實踐活動主體的人只實現了對事物“真值”的追求，而忽略了人在實踐活動中的目的是對“真”、“善”、“美”的統一性的追求。
新哲學對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的理解
馬克思曾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中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也就是說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4］對對象的理解不能只從客觀的或者主觀的方面去理解，而要從主客觀相互統一的基礎上去理解，從實踐上去理解，這是哲學的本質特征，也是哲學的“主義”所在。因此，為了和傳統教科書中的哲學相區別，我們稱其為新哲學。它要求我們要立足實踐，即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去重新理解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這一命題，從而使哲學的教育走出困境，在現實的活動中突顯哲學的本質特征。傳統哲學教科書以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所做的理解，存在著種種缺陷。而新哲學是就其區別于古代本體論哲學和近代認識論哲學而言的，它是應用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來對哲學是科學的方法論所進行的理解。首先，它認為哲學作為一種系統化的“思想”，是在顯層態上從實踐理解而形成的世界觀即實踐的世界觀，這是學說的“形”。它不同于傳統教科書的物質世界觀，而是指“以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為根本特征的世界觀，是立足于實踐的本性和規律、從實踐理解屬人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它是哲學從實踐理解、把握屬人世界———實踐存在的理論成果和表現。”［2］194
這種實踐的世界觀不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的根本觀點和根本看法，而是通過實踐把整個自然界、社會和現實的人的發展聯系起來，認為實踐是生成現實世界的“道”和“理”與內在規律。它雖然也承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即承認自然界在時間上的優先性和客觀的外在世界即自在世界，但是這個自在世界是“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5］因此，新哲學的世界是與人有關的，是在人的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雙向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屬人世界。這個世界雖然是在自在世界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它卻是人類的實踐對象化的產物，它“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6］197因此，用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來對哲學所作的理解，才能體現出它是科學的世界觀，在這種科學的世界觀中體現的概念、觀點和范疇才具有科學的方法論的意義，才能體現出哲學“主義”的所在。其次，它要求我們堅持以馬克思本人思考問題的方式和邏輯來理解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即實踐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是指“以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為根本特征的方法論，是立足于實踐的本性、規律和邏輯，從實踐理解屬人世界的方法論，是從實踐去思考把握存在、詮釋評價存在，實現思維和存在統一的方法和邏輯。”［2］198這是隱層態上哲學的方法論，是一種規則性的“思考”，是哲學的“魂”。因此，這種意義上的理解才能體現用馬克思本人的精神來思考問題。所以以實踐的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來對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所作的理解，才能在主體改造客體的雙重對象性活動中，體現出主體的主體性，才能明確地表達主體在實踐活動中的價值取向，即追求“真”、“善”、“美”三者的有機統一。#p#分頁標題#e#
在傳統的教科書中，一般強調把世界觀的觀點和理論直接運用到解決現實的問題上，認為哲學的方法論就是對世界觀的直接且不做任何改變的應用。所以新哲學針對傳統哲學教科書中世界觀與方法論關系解釋上的缺陷，做出了全新的闡釋，即實踐世界觀和實踐方法論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二者的對立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及其與實際的聯系程度不同上面。實踐的世界觀是從實踐理解形成屬人世界的根本觀點和根本看法，一般要經過向實踐觀念的轉化才能指導實踐活動。實踐的方法論是從實踐理解屬人世界的方法論，是從實踐思考把握存在、詮釋評價存在，是實踐思維和存在相統一的方法和邏輯，在現實的實踐活動中根據這種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提供進行研究的出發點和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解決現實問題。從統一性來看，二者的理論前提和理論目的是一樣的，并且在一定條件下實踐世界觀和實踐方法論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一方面，從的生成來看，是“思考”決定“思想”———即所謂的“方法論”決定“世界觀”。因為形成屬人世界的根本觀點和根本看法的前提是從實踐進行理解。這種方法論不在世界觀之外，而在世界觀之中，即只有在人類的實踐活動中學會像馬克思那樣思考，才能形成對人與世界之間關系進行理解的正確觀點，才能實現正確的世界觀對人的實踐活動的指導。另一方面，從對哲學的運用來看，是“思想”決定“思考”———即所謂“世界觀”決定“方法論”。在實踐的世界觀中，一般的理論、觀點，由于它的一般性、抽象性不能直接地指導具體的問題，但世界觀中的概念、范疇、觀點、理論體系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從而能夠在的實際運用中體現方法論。所以，作為以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為本質特征的新哲學，使我們糾正了以前對哲學中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解問題，使其凸顯出真正的“科學方法論”的意義。
正確理解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1,傅軍勝：“全國勞動價值論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35頁
2,鐘粟：“經濟學家面臨選擇”，《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頁
3,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第54頁，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會1996年年會介紹。原載于《改革內參》1996年第19期
4,王則柯：“還得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頁
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6,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5期，第44頁，原載于《當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錢伯海：“論物化勞動的二重性”，《學術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頁
8,梁劼：“物化勞動果真創造價值嗎？”，《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頁
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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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則柯：“還得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頁
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6,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5期，第44頁，原載于《當代思潮》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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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劼：“物化勞動果真創造價值嗎？”，《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頁
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自然·歷史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當代中國；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超過了9％，但就業率并未隨經濟增長而增長。學者們從不同側面來說明我國失業問題，但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十分復雜，需要系統的理論來解讀。
一、馬克思失業理論能夠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嗎
馬克思失業理論是建立在科學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其主要內容是：第一，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來源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第二種形式是相對剩余價值，它表現為工人勞動力的發展，就工作日來說，表現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就人口來說，表現為必要勞動人口的減少。”即是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通過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使生產相同剩余價值的勞動力數量下降，必要勞動人口減少，使形成的過剩人口成為產業后備軍。第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失業人口產生的條件在于資本量及資本結構的變化。因為相對過剩人口是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出現的，而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由此引起對勞動需求的減少。“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時，“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并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第三，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失業，還與資本家通過在內涵方面加強對工人的剝削有關。因為當單個工人能夠較以前提供更多的勞動，則可變資本增大時，資本家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現有工人來推動更多的勞動。哪怕是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也只會使就業人數減少得更多。“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離，此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本身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減少，更為迅速。”第四，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有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停滯的形式，而長期失業者往往與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調整有密切關系。處于長期失業的勞動力“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里得到補充”。第五，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術進步形成機器排擠工人及其補償的問題。他認為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使用機器，主要是為了節約勞動成本，獲得最大的資本增值。“通過機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特別是由于被機器排擠的工人，如果還受本身的技能制約，則社會總體的失業率還進一步地升高。同時馬克思并不同意“排擠工人的機器，會同時游離出相應地資本，從而可以如數雇用被排擠的工人”的觀點，并認為，可變資本減少，社會對生活資料的需求下降，長期下去會形成生產生活資料的工人失業。這樣，“機器不僅在采用它的生產部門，而且還在沒有采用它的生產部門把工人拋向街頭”。第六，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對擴大就業或減少失業有重要作用，因為分工能增加生產力。“機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應的作用，又有負面效應的作用。例如，正面效應表現在“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術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須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另一方面要得到進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數增加”。而負面效應表現在它可以使工人長期處于技能單一，不能充分發揮才能，最后導致能力弱化，失業后難以再就業的境況。“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的專業”。這里，馬克思揭示了不穩定的工作與失業后不易再就業的矛盾。第七，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是受資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并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資本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
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有嚴密的邏輯內涵和關系：資本為了追求最大利潤，通過剩余價值特別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迫使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大量的產業后備軍。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排擠出大量的失業工人。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社會分工、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單個工人內涵的剝削，資本結構的變化都是造成工人失業的直接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形成失業的原因、造成失業的手段、失業的表現形式以及失業的社會后果。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業現象。盡管一些學者認為當時存在著嚴重的“隱性失業”，但這只是描述在計劃體制下，工人勞動效率低，未能發揮出勞動力應有作用的狀態。根據國際勞動組織關于失業、就業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國對失業的界定和統計口徑，特別是根據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失業內涵，這種“隱性失業”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失業。改革開放后，我國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大量失業現象難以用一般的理論來解讀，這也是學者們觀點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國失業問題多年來未能解決的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是科學而完整的理論，如果用馬克思失業理論來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必須要克服下列困難：第一，馬克思失業理論是否對當代中國失業問題有現實意義；第二，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內容，是否符合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現狀。
不可否認，馬克思的失業理論創立于100多年以前，而當今中國乃至世界形勢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這個時差障礙成為其解讀中國當代失業問題的困難之一。筆者盡管不同意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理論“過時了”的觀點，也不贊成有的學者要用“建設的”取代“革命的”的觀點，但要用馬克思失業理論解讀中國當代的失業問題，的確必須要說明其具有現實性。
此外，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揭示的是資本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種必然的社會結果。當代中國的失業，是否也是根源于資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現狀，是否仍然受社會分工、產業結構變化、技術結構調整、資本結構變化的影響呢?如是，則解決當代中國失業問題，其理論指導作用將極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能夠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嗎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有以下內容：
第一，認為技術進步促成的機器使用和勞動分工對勞動者技能造成損害及約束，從而限制了就業的數量，增加了失業的可能性。因為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家通過管理，會盡量降低雇傭勞動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過程中，以大機器的使用為代表的技術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它的應用不光促進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還造成了對工人潛能的束縛。“機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資本故意挫傷了，而不是發展了”“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里，發展最迅速的大量職業部門是與科學技術關系最少的那些部門，機器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而是為了減少從屬于它的工人的數目。”即機器的使用，目的是為了減少成本，不是為了工人。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失業理論的相關內容是類似的。
第二，認為工資高低會影響失業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只要按照邊際收益產品來支付工資，就能保證充分就業，即不會出現失業。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失業理論研究失業問題的視角不同，且使用的經濟范疇也不同。
第三，認為消費需求對失業狀況有重大影響。美國經濟學家謝爾曼認為，消費不足與投資過度將起到雙重作用，使生產成本上漲及價格下降，從而造成危機導致失業。按照另一經濟學家卡萊茨基的模型，低工資反而無助于高就業。因為由收入分配決定的低工資往往使得消費增加。marclavoie認為，高工資產生失業的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在現有的有效勞動需求條件下，工資下降使工人的消費需求不足時，需要依靠來自利潤的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才能維持總的有效需求。但無論是資本家的自主花費或政府花費，都將最終伴隨工人工資的降低，使得“失業的最終解決還需要降低工資”。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也得到相應的結果。rowthorn及glyn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在1979—1985年期間，一些人均消費大幅度出現負增長的國家，如西班牙、荷蘭、德國等，失業率也很高。
第四，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這是西方主流失業理論的重要觀點。宏觀經濟生產函數表明，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正相關。當然，降低失業率的主要途徑有賴于經濟增長。另一著名的理論是奧肯定律，這個定律表明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著重分析了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工資高低及消費需求對失業的影響，指出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從現實性看，這些理論較之馬克思失業理論更符合當代時空條件。然而，其內容在解讀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現狀時，有著較大的缺陷。其一，這個理論本身與西方國家實際情況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論的可信度差。其二，這個理論所描述的事實與趨勢，與當代中國失業的現狀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論可信度進一步減弱。例如，在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科技進步盡管達到空前的地步，勞動分工也進一步細化，并形成了長達40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繁榮。但這種繁榮并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國中蘭開夏大學的高級講師密爾沃特2000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不斷上升。英國1960年的失業率還不到2％，以后不斷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來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業率不到5.4％，1997年超過了12％。日本1960年失業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達到了3％的歷史高峰。德國1960--1966年基本上無失業，但以后失業率不斷上升，1995年達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國1980年的失業率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業率為4.1％，1997年升至12.5％。荷蘭在1970年，失業率僅為1.8％，1997年則達到6％。澳大利亞1960年失業率僅1.2％，1997年達到8，5％。在經合組織(oecd)20多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美國和愛爾蘭情況稍好，失業率時高時低，但總體水平仍較高。如美國在1982年和1983年，失業率超過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失業率還將持續走高。本人認為在2009年將達到7％左右。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而就業增長率除了1990年達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遠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長的水平。就業增長彈性雖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從長期看，仍然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7.425％，同期就業平均增長率為3.075％，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o.414個百分點；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1.9％，同期就業平均增長率為3.07％，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0.26個百分點；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76％，同期就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19％，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o.122個百分點；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0.1％，同期就業年平均增長率為o.97％，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僅增加0.096個百分點。2006年，gdp增長10.7％，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業僅增加0.092個百分點。數據顯示，1991年以來至今，我國gdp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大幅度降低，奧肯定律在中國出現嚴重不相符合的情況。
三、理論的困惑及實踐的出路：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解讀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把失業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工資率及消費需求的不足，而這些在馬克思的失業理論中也早有論述，只不過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罷了。如果考慮到兩種理論在“失業”這個經濟范疇的內涵上并無根本沖突和歧義，且考慮到時序的延續性及理論的發展性，也可以認為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受到過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影響，或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馬克思失業理論。
然而，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途徑上，兩種理論產生了根本的沖突。馬克思失業理論要求從根源上解決資本無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造成大量失業的問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則希望通過經濟增長的途徑達到失業問題的解決。雖然，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提出通過刺激需求、改變工資率等作為擴大就業的途徑，但實際上他們主張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仍是倡導經濟增長。
馬克思失業理論既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原因、表現形式，又指出了資本家造成失業的手段及引發的社會后果，顯得系統而嚴密。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對失業的原因分析得多，對失業的根源揭示得少；對失業的表現形式論述得多，對失業的社會后果及資本家造成失業的手段論述得少，其系統性不如馬克思失業理論。
通過兩種理論的比較，可以發現，馬克思失業理論與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在解讀中國失業問題的時候均會出現理論困惑：馬克思失業理論揭示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失業問題，而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失業問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盡管形成于當代歷史條件之下，具有現實性，但其理論與當代中國的現實狀況乃至與世界的現實情況嚴重不合。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任何理論都需要有系統性、現實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關鍵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論，如果不能被現實證實或檢驗，即沒有相符性，其理論的指導作用將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業理論不能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理所當然地不能作為解決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理論依據。
盡管馬克思失業理論誕生于一百多年前，但仍對解讀當代中國失業問題具有根本性、基礎性的現實指導意義，即仍然具有現實性。其一，當代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成長著的社會主義及衰亡著的資本主義階段，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具有共性；其二，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理論與實踐所涉及的商品、貨幣、市場、價格等經濟范疇與馬克思時代相同；其三，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已無法由西方主流失業理論來解讀和解決，理所當然應由馬克思失業理論來解讀和解決。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馬克思失業理論的相關內容，完全與中國現狀相符，即具有很好的相符性。其一，當代中國絕大部分企業在《勞動法》規定的用工時間約束下，仍努力追求最大利潤。從社會整體而言，基本上以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作為主要方式；其二，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是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及以產權改革為主要形式的社會資本結構調整形成的；其三，當代中國已占“半壁河山”的非公企業乃至一些公有制企業，即使在《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間以內，也能通過定額加大、要求過高的方式，形成對單個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進行擴大的內涵式獲取；其四，當代中國具有的流動形式、潛在形式、停滯形式的相對過剩人口仍然存在；其五，當代中國高新技術的不斷采用、高新技術產業不斷地擴大，使得傳統產業不斷地縮小，從而游離出了大量傳統產業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等過剩人口；其六，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工隨社會的發展更為明細，因而對勞動者的專業技能要求更高，在不確定的市場條件下，會長期形成大量的難以調整技能結構、因而再就業困難的失業群體；如此等等。馬克思失業理論完整地解讀著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
——立足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的考察本文系2013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GD13YZX01）、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2CZX047）、“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409115）的階段性成果。
郁欣
【摘要】
現象學以探究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因此，情況似乎是：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卻表明，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試圖在二者之間進行綜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中，而且為一種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關鍵詞
胡塞爾；馬克思；理論；實踐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4-0030-07
作者簡介：郁欣，江蘇南京人，哲學博士，（廣州510275）中山大學學院講師。
①［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98頁。
②［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5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頁。
④《現象學方法與文選》，張慶熊主編，牟春、錢立卿、李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130頁。
⑤有關馬克思認識論的思考及其與現象學相互關系的討論，可參閱［美］T.洛克莫爾：《論馬克思的認識論與現象學》，郁欣譯，《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現象學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海德格爾曾稱道說，現象學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中主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決定著這個時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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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實踐綱領，它不僅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續保持著對當代政治的巨大效應。然而，現象學以探究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雙方看起來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對胡塞爾來說，現象學似乎唯有理論的關切，而對現實世界的實存和可能的實踐性改造實行先驗的懸擱，“它的唯一任務和功能在于闡明這個世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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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相反，馬克思則注重社會歷史批判和對世界的實踐性改造。對此，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作了明確強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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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令人矚目的是，在胡塞爾的先驗唯心主義的純理論態度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態度之間的尖銳對立。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在胡塞爾那里，嚴格的理論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現象學明察的最大程度的實踐“應用”，而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時期則展示出“一種新的認識論姿態”、“一種整體實踐的深廣轉型”。對于胡塞爾來說，認識批判本質上與理論和實踐的綜合密切關聯，而理論與實踐的綜合本身是一種“新式實踐”、一種“普遍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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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馬克思來說，從其博士論文直至《資本論》，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革命的實踐”揚棄哲學理論，而揚棄本身恰恰是哲學理論在社會-政治的生活中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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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而言，試圖在二者之間進行綜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中，而且為一種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一、胡塞爾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的理想支配著胡塞爾一生的哲學思考。在他看來，作為嚴格的科學，哲學是這樣一門學問：“它可以滿足最高的理論要求，并且在倫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種受純粹理性規范支配的生活成為可能。”
［德］胡塞爾：《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頁。
顯然，當胡塞爾開始將其哲學建立為一門嚴格的科學時，他堅持哲學只能在一種理論性的認識批判的意義上促進人類的生活。這種態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其現象學的主導觀念。對他而言，現象學“標志著一門科學”，但它“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頁。借助這種方法，普遍的科學性的理念得以嚴格的方式實現。按照他的觀點，這種普遍的科學性的理念是希臘哲學誕生時就天生于歐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擺脫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論興趣的，即純粹為了真理而對真理感興趣的系統結果”。［德］胡塞爾：《第一哲學》上卷，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65頁。為了能夠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亦即實現了最終奠基或最終有效性證明的科學，胡塞爾主張必須克服摻雜有任何實踐目在內的素樸的理論態度，而“必須在科學理論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終證明自身正當的科學之規范”，并且最終達到“由科學理論的指引和從科學理論上證明為正當而來的科學形態”。同上，第266頁。因此，對于胡塞爾來說，作為一種意向活動，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確地指向真理，因為生活對要求的正當性感興趣。真正的理論意味著通過先驗的自身反思所實現的理論上的最終奠基或最終的正當性證明。
胡塞爾與馬克思的思想交匯
《現代哲學》2015年第4期
然而，嚴格的理論要求實際上并不排斥先驗現象學的某種實踐蘊涵，盡管胡塞爾一開始曾有意識與現象學的實踐應用保持距離。這種實踐蘊涵從20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確的展示，它與胡塞爾對哲學職責的理解密切相關。按照他的理解，哲學生活旨在達到一種“真正的人性”，即“在任何時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對自身負責，在任何時候都想遵循‘理性’”。同上，第267頁。而遵循理性意味著，將那些獲得最終正當性證明的科學規范的理念“以其牢固和絕對的有效性從原則上規定人在每一個領域中的行為”，旨在“從最終有效性這個最后源泉出發為它的行為之絕對合規范性進行辯護”，以便“幫助盲目求索的人類達到最深刻之自身意識，達到對它的真實的和真正的生活意義之自身意識”。同上，第267頁。胡塞爾認為，哲學的最重要的職責是“首先賦予這種生活意義以最終合理的形態，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個方面都最終證明為正當的理論之形態”。同上，第267頁。他堅信，“這種系統地在諸原理科學中展開的理論，一定會通過論證而突出那種完整的規范體系，即人類為了能夠成為真實的和真正的人類，由純粹實踐理性而來的人類，必須滿足的那種體系”。同上，第267頁。在他看來，這是“自希臘哲學誕生起歐洲人就固有的目標，即想成為由哲學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為這樣的人而存在——從潛在理性向明顯理性的無窮運動，并且通過以它的這種人類的真理和純真性而自我規范的無窮努力而造就成這樣的人——的這種目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6頁。盡管這是其后期對哲學目的的表述，但胡塞爾很早就已將對理論真理的探求與“責任”或“批判的責任”聯系起來。對他來說，正義的行為，亦即負責任的行為，意味著認識到倫理價值和理論真理之意義的行為。因此，責任只不過是對理論上的有效性要求的主觀的相關表達。對于后期胡塞爾來說，這種理念是主導性的。在他那里，主體的責任本質上是關于理論真理本身的現象學問題。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災多難的十年，胡塞爾開始強烈地擔憂那種通過納粹主義及其哲學家的政治神話的產生和第三帝國的極權主義的實踐所明顯表現出來的反理性主義的狂潮，他將歐洲文明的這種不斷增長的非理性主義看作現代科學理念的“危機”的必然結果。鑒于這種令人痛苦的危險境遇，他充分強調現象學對人類的功效，即它既能在理論領域又能在實踐領域重建理性的統治地位。
作為一種真正的理論，先驗現象學如何與實踐活動相聯系呢？
在胡塞爾那里，這首先在于對一切缺乏對其先驗錨地的認識的實踐批判，也同樣對一般的科學理論進行批判，因為一般的科學理論的目的恰恰是實踐性的，它們沒注意到其理論行為和態度的先驗根基。胡塞爾對現代科學態度的批判是其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矚目的特征。在他看來，科學和傳統上以建構為特征的哲學理論為實踐的興趣所引導，并且執持于實存的現實以便改造它，因而從根本上說實踐性的。相反，現象學則以一種無涉于實存的現實的理論為目標，是關切一切認識的真正基礎。它的興趣領域超越于現實存在之上。現象學還原懸擱一切實存，而只保留現象，亦即當一切實存被意識構造和呈現于意識時的意義。科學和建構性的哲學由實踐的需要和問題產生，而現象學的構造理論則擺脫了一切自然生活的興趣，因為它尋求的是處于完全的自身明見性之中的認識的確然性。因此，構造是由意向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現實的存在者作為有效的意義呈現給意識——對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爾指出，這正是任何科學理論與其現象學之間的區別。一切科學理論都源于人的實踐需要，而現象學理論——盡管沒有喪失對自然的世界生活的任何興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實踐的構造和科學理論的構造。在此基礎上，它探究現代科學對人的實存的意義，探究實證科學規定現代生活的智性趨向和社會政治趨向。在胡塞爾看來，“單純注重事實的科學，造就單純注重事實的人”，而從原則上排除了關于整個人類生存的意義問題。同上，第16頁。這導致人們屈服于非理性主義的潮流。按照這種非理性主義觀點，“人們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規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樣形成又消失，理性總是變成胡說，善行總是變成災禍”。同上，第16頁。對此，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發出如此的詰問：如果是這樣，這個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還能有意義嗎？歷史的事件不就變成了由虛幻的繁榮和痛苦的失望構成的無盡的鏈條嗎？他認為，現代科學和技術已經遺忘和抑制了對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識。生活世界的物質性歷史事件被那些作為客觀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結構所抑制。胡塞爾將異化問題看作現代西方文化的一種不斷增強的核心問題，因為科學開始是無意識、后來則是有意識地遺忘和抑制了人的實存的倫理維度。凌駕于自然態度和先驗態度之上的科學-技術的態度的歷史將哲學和科學帶入混亂。
因此，胡塞爾基于“危機”意識的歷史目的論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發現西方文化中人的目的的統一性，以便將人和社會從由科學的世界圖像所導致的破裂狀態中拯救出來，這種科學的世界圖像與人對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協調。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與世界、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科學與哲學的統一必須被恢復。在胡塞爾看來，現象學理論不僅是一種更嚴格的科學，而且是唯一能將人類從業已遭受的危機中拯救出來的哲學。這危機本質上是迷失于關于人和世界的科學圖像，在這種科學的世界圖像中，每一個科學家都只是一個匿名的過程的可替代的人，而每一個人都作為一個對象被分析和操縱。現象學旨在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將人從科學的他律和技術的操縱中拯救出來。
正是在此“危機”意識的背景下，胡塞爾在1935年的《維也納講演》中明確而具體地談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談論“一種新型實踐”。在他看來，與一般的科學理論的實踐性本質相對，真正的理論態度雖然也是一種職業態度，卻完全是非實踐性的，它是“建立在對于它自己的職業生活領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實踐，也包括較高層次的服務于這種自然領域的實踐的蓄意的懸擱之上的”。同上，第383頁。胡塞爾指出，這種懸擱的實行并不意味著“理論生活從實踐生活的最后‘分離’”，也不是“理論家的具體生活劃分為兩個互不關聯地實現的生活連續體”，因為“普遍態度的第三種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在從理論的態度向實踐態度的過渡中完成的兩方面興趣的綜合”。同上，第383頁。他認為，這樣地綜合，即使得在封閉的統一體中，并且在將一切實踐都懸擱起來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理論（普遍的科學）也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服務于人類，服務于在具體的存在中暫時是并且永遠是自然生活的人類”。同上，第383—384頁。胡塞爾強調，這是以“一種新型實踐”的形式實現的，即“以對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類生活已經產生的文化構成物和文化系統進行普遍批判的形式實現的，因此也是在對人類本身以及對明確地或不明確地指導人類的諸價值的批判的形式中實現的”。同上，第384頁。他認為，這種“新型實踐”的目的在于“通過普遍的科學的理性，按照各種形式的真理規范，提高人類，將人類轉變成全新的人類”，亦即“能夠依據絕對的理論的洞察而絕對自我負責的人類”。同上，第384頁。顯然，胡塞爾所謂的“新型實踐”本質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論與普遍的實踐的最高形態的綜合。
在《現象學：不列顛大百科全書條目》中，我們可以讀到胡塞爾關于這種最高形態的綜合的實踐蘊涵的論述。他認為，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最高形態的綜合，現象學反思認識到實踐所應遵循的規范，這些規范揭示了一種真正的人類生活（也被稱為“先驗的人類生活”）——它是一種理性不斷進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爾指出，通過其先驗的明察，現象學認識到它自身在可能的先驗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認識到“自己是一種（先驗）人類在普遍的理性實踐的工作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德］胡塞爾：《胡塞爾選集》上，倪梁康主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362頁。這種“普遍的理性實踐”“通過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處于無限之中的、絕對完善的普遍理念所進行的追求，或者，換言之，向一個——處于無限之中的——完全存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類的理念所進行的那種追求”。同上，第362頁。因此，它本質上執行的是一種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對本真的人類生活的實踐理念或規范的相對實現進行理性的反省。這種實踐理念是普遍的和無限的，因為它始終是調節性的理念，而絕不會完全實現。在胡塞爾那里，現象學就是無限追求這種實踐理念的歷史運動，通過這種歷史運動，那種“天生于”人性中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的，這種實踐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時也是人類的道德責任。
二、馬克思的“革命的實踐”觀
在馬克思那里，理論為實踐決定，因而依賴于實踐。然而，實踐對理論的這種優先性并不意味著，實踐活動可以沒有理論的指導。相反，馬克思本人及其后來的者都始終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實踐”。這種“革命的實踐”當然不是指在功利主義和庸俗的實用主義的意義上的實踐。在其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教導說，“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可能消滅哲學”，而哲學的實現“只有否定現存的哲學、否定作為哲學的哲學，才能得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9頁。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現存的哲學”本身就屬于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的觀念的補充。它對世界采取批判的態度，卻對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的態度。因此，他強調，如果不消滅哲學，就不可能有哲學的實現。這表明了馬克思對待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鮮明態度，正如他在《提綱》中所宣稱的那樣：“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頁。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稱許馬克思這一命題是哲學上最偉大的勝利。ErnstBloch，MarxunddieMenschlichkeit，Rowohlt，1969，S.107.
布洛赫所謂的“哲學上最偉大的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澄清這一問題對于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在解決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上所具有的革命意義至關重要。為了澄清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考察的是“理論”和“實踐”這兩個術語在馬克思那里的確切含義。
對于馬克思來說，意識盡管能對存在的過程進行反思，但最終卻為人的勞動或人的生產所決定，而勞動或者人的生產則又稱為“實踐”。在他看來，當理論因勞動分工過程中人的活動的分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實踐時，它就變得自高自大起來，而淪為一種思辨的抽象，一個幽靈，偽稱自己是實踐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追隨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論理性的鮮明立場，但卻不同意康德反過來提升實踐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提綱》中，馬克思將黑格爾后期哲學的兩種主要意圖對立起來。第一種意圖是檢審人類活動的恢宏場景的不同景觀，并且以一種系統的方式做出解釋；第二種意圖是使彼此沖突的力量和解，而且一般說來，是在作為絕對精神的各種表現的對抗之間進行調解。在對黑格爾哲學的解釋中，馬克思顯然使用了與黑格爾一樣的概念手段，即作為黑格爾的核心方法的辯證法，但卻采取一種鮮明的批判立場。在《資本論》的序言中，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所謂的“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因此，他批評說“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頁。這種主張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爾的自身意識的辯證法的全部成就在馬克思看來只是一種異化的形式。而正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祛魅，成就了一種關于“革命的實踐”的新哲學，它聚焦于“異化”概念，將其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借用黑格爾的異化概念，馬克思描述了人的理智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活動的客體化和物化。當這一系列活動與人分離而成為獨立的法、制度或商品時，它們就不僅獲得了獨立的實存，而且對作為它們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構成一種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勞動產品就被剝奪了其社會關系的特征，從而脫出人的掌控，而且它們使人服從于非人屬的客觀規律。產品的異化同時也是人自身的異化，因為人的活動被外化為物了，他自身也只變成了他人和自己的一個物、一件商品。追隨費爾巴哈對基督教和黑格爾主義的批判，馬克思認為，宗教和形而上學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生產執行相同的功能。它們使人異化，經濟的、宗教的、哲學的和政治的活動卻掩蓋了這種存在于勞動本性中的異化，它們都遮蔽和歪曲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藉此，國家被看作擺脫現實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種虛幻的公共生活。意識也以同樣的方式“被生產出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像法、藝術、宗教、形而上學等觀念，這類意識形式只有通過對物質生產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哲學的任務就是去解釋所有不同理論產品和意識形式，追蹤它們在物質生產這個基礎中的起源。通過執行其批判的任務，哲學揭穿了宗教和形而上學的虛假的超越要求，使人們返回那種產生“唯心主義的詭計”的直接的自然實存。而對于馬克思來說，對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批判最終演變為對任何形式的唯心主義的總批判。最終，人的異化只能通過生產力的現實運動才能克服。馬克思的異化批判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代表的經濟基礎決定著法、國家、哲學、宗教和制度這類上層建筑，經濟的、社會的過程生產和塑造一切形式的社會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說，正是通過對異化現象的批判，馬克思才確立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因此，馬克思在《提綱》中的那個著名命題，就不止于哲學家從思辨的沉思轉向革命的實踐的一種情緒性表達，而是想通過哲學的自身理解來發動一場革命。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哲學既要求去改變世界，同時也是一種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的理論活動。它必須致力于主要社會弊端的改善，必須有助于消除人的異化。在馬克思看來，沒有任何其他的哲學方式能夠勝任這一使命。改變世界的過程恰恰是哲學自身的關鍵點。因此，哲學的任務正在于將自身與革命的實踐相同一。在這里，革命不應被理解為改變某些生活條件的活動，而應被理解為一種改造整個人類實存的徹底行動，這只有通過改變構成整個人類實存的基礎的條件才能得以實現。這種改變被稱為“革命的實踐”。對于馬克思來說，認識活動、哲學的理論理性——由于脫離了社會的和倫理的實踐——只是這種“革命的實踐”本身的一種功能。哲學的范疇最終只有在其與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的關系中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一切真正的認識本質上都是實踐-政治的認識。在他看來，實踐理論是最高的哲學范疇，在其實現中既有哲學的使命，也有“革命的實踐”的使命。而只有對現存事物及其現存形式進行徹底的革命化，才能建立哲學與現實的絕對同一性。對此，馬克思在《提綱》中曾有明確的表述：“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
三、胡塞爾與馬克思之間對話的可能維度
上述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對胡塞爾和馬克思這兩位思想家的立場和觀點所作的描述表明，雙方都試圖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作一種綜合的努力。在這種綜合的理論進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具有類似的“危機”意識，以及“危機”意識所引發出來的強烈的現實關切，盡管這種“危機”意識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現出來；還可以看到他們由“危機”意識所促發的“異化”理論批判，當然，異化在雙方同樣是具有不同的理論維度和思想內涵。因此，可以預期在二者之間進行一種理論上有意義的對話的可能性。
然而，現象學以探索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雙方畢竟在哲學立場存在著根本的對立。細致深入的文獻對比研究也許會輕易表明，兩種哲學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爾以對客觀主義、自然主義的批判著稱，其中就蘊含有對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的批判性元素。客觀主義或自然主義探究的是一個不言而喻地被給予意識的世界，它相信關于現實的結構的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則從科學所揭示的“真實的”世界回返主體性。盡管現象學在哲學史上刻下了“回到事實本身”的座右銘，并且在胡塞爾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學的生活世界的理論訴求，但它距離任何形式的唯物主義都很遠。也許我們可能會說，在胡塞爾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素樸的和盲目的；而對馬克思來說，胡塞爾的現象學則是唯心主義的和內容空乏的。
但是，這種哲學立場上的對立并不妨礙這一事實，即兩位哲學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們看到的更多。首先，在與社會-政治的現實的沖突方面，雙方無疑具有共同特征。盡管他們建議不同的實踐方式，胡塞爾專注于理智上對主體性的重新發現，而沒有明確指明實踐的議題，馬克思則聚焦于階級斗爭的政治行動，但他們對異化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則具有共同的關切。其次，現象學與無疑都能從彼此對理論和實踐領域的明察中受益。雖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這些局限性也許能借助他方的思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問題關切而言，我們試圖檢審胡塞爾的現象學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的主要相似點和區別。
已然確認的是，胡塞爾后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深度關切著人類社的真正目的的確立，這種確立了真正目的的人類社會處于一種主體間以理性方式相互依存狀態的人格的自治共同體，這些人格擁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責任。胡塞爾晚年關于主體間性的主張實際上是對自由和自律的確認，亦即對自我決定和處于利益相關性中的人格的確認。他把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態度中存在的內在危險歸于自然主義的顛覆性，因為這種自然主義傾向于將人的主體還原到客體化的自然。像實證科學和和技術一樣，非先驗的哲學——譬如，客觀主義、自然主義等——旨在用精確的算計來控制和改變世界，而不是以純粹的理論行為去解釋它。從先驗現象學的立場看，現代科學根本意義是一種人類心靈源于實踐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一個由獨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構成的精神體系。
就胡塞爾晚年所關切的論題而言，很難將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危機看作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特殊情況，如果那樣的話，現象學就可被作為其中的一個元素而被歸入的辯證法體系了。但兩位思想家的確獨立地在不同的層面上描述了相同的異化方式，由于這種方式的異化，主體通過科學和技術使自身客體化了。這種客體化了的主體作為一個異己的存在物與他相對，并將他規定為一件單純的商品。以此方式，勞動控制了勞動者，不僅是工人，也包括科學家。可以說，這種異化思想是胡塞爾與馬克思之間的核心交匯點。
然而，問題是，胡塞爾思想經驗中對科學和技術的價值重估，究竟是否能與的“革命的實踐”觀點相協調呢？胡塞爾在批判科學的他律和人的異化方面的論證是基于一種理論性的語境的構想，它離社會-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維度還太遙遠。但這不意味著，他的那些論證不可能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提供有益的啟示。由于在當今科學和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背景下，人的異化問題對大眾來說已變得愈益尖銳，因此，胡塞爾對科學危機的批判性反思就凸顯出更加豐厚的理論內涵和普遍的哲學意義。在今天，這種危機可以被看作最普遍的異化形式之一，而這恰恰是在分析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時所忽略的。
“優化”美學“資源配置”論述。這是我對繁榮美學學科的真誠期盼,即希望國內有限的美學研究力量,不要再放到對馬克思《手稿》中“美的規律”無休止地翻譯、闡釋、論辯之中了。正如邏輯先生
所說:“兩個‘尺度’和‘美的規律’的探究已有數十年,轉了一個大圈又回到某一起點,這確實令人遺憾。”[3]因此,當陸梅林先生有關“兩把尺度”的譯釋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時,我由衷感到高
興——因為他們皆是精通德語的美學家,且觀點對立——并長舒一口氣:美學界終于可以擺脫因這段譯文岐解產生的糾纏了。同時,在拙文中我借題發揮,將筆者認為事關美學學科建設的幾個原則問題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評,共同促進美學研究。
遺憾的是,邏輯先生除去以筆者上述期盼為由,給我扣上一頂“終結論”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沒回應拙文涉及美學建設的諸問題,而是自己又跳入那個“美的規律”闡釋“大圈”之中。因此
,當我讀完邏文后,只能為自己的真誠愿望落空而感嘆!在諸多社科和人文學科迅速發展的今天,美學界還能再用幾十年時間轉這樣“一個大圈”嗎?為此,我決定在反駁邏輯先生的批評時,索性接過
他強于我的“終結論”的帽子,試圖就“馬克思美學”、“美的規律”等問題正面闡述我的“終結”性觀點。即使我的這一“終結”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關《手稿》或“美的
規律”討論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實事與邏輯的批評
邏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從“美的規律”闡釋談美學研究方法。我在論及研究方法時,已經涉及到美學研究中的學風問題。在“美的規律”研究中,靠偷換概念自圓其說的現象太嚴重
了。拙文就曾例舉了我國著名的“美學家”蔡儀先生的“典型”論述。但沒想到,邏輯先生對拙文的批評同樣采取了一種“典型”的非科學、非邏輯的態度和方法,盡管他的批評不多,但這
不多的幾處批評都是靠偷換概念、歪曲事實完成的。
先說邏輯先生文章開篇處,明褒暗貶給我扣上的那頂“終結論”帽子吧:
我十分贊同楊曾憲先生……提出的一個觀點:在馬克思美學思想研究中,隨著陸梅林……對《手稿》中關于兩個“尺度”與“美的規律”一段論述的重譯與辨析,“國內學者繼續從‘兩把’不同‘
尺度’角度對‘美的規律’推演的努力,可以從此終結”了。然而,這并不等于同意為“終結”論打上句號的一些“蓋棺論定”性結論。[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謂的“終結”,僅僅是指“從‘兩把’不同‘尺度’角度對‘美的規律’推演的努力”,但從邏文的標題《“終結”前的贅語》和內容可看出,他認定我要“終結”的是對
美學或《手稿》中美學思想的研究,并將我的幾點意見視為“蓋棺論定”性的結論。他這是在偷換概念(正因偷換概念,使邏文最后一句存有語病,容易被理解為他不同意對“終結”論的“
蓋棺論定”的結論)。再說了,如果邏輯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贊同”拙文觀點,他就不該在文章中繼續再從“‘兩把’不同‘尺度’角度對‘美的規律’”來一番新探討啊!他這又屬
自相矛盾。看來邏輯先生似乎習慣于在論述中一面忘卻自己的觀點,一面再將自己臆想的觀點強加對手,進行所謂批判。孤例不足為證,且看以下兩段文字:
眾所周知,……《手稿》,屬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學術界對它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見解。但基本形成共識的是,雖然它不是美學專著,卻提出了大量的美學問題,而且都有
極為深刻、透辟的論述。它對美學理論的貢獻,正如陸先生所說,“預示著美學的崛起,人類美學思想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根本上宣告了舊美學的終結和新美學的濫觴。”特
別是《手稿》中關于“美的規律”的著名論斷,“是構筑美學大廈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石。”我認為,這一評價是實事求是的。
而楊曾憲先生對這一提法卻表示反感。他說:“每當我讀《資本論》時,都會為馬克思博大學識、縝密邏輯所深深折服。因此,我們應以同樣嚴謹的科學態度來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遺產包括美學遺產,不
應輕言‘馬克思美學',更不應自稱為‘美學’。前蘇聯有一個很壞的學風,即輕率地拼湊或建構各種‘’學說,包括‘美學’,借馬克思的招牌嚇人。如果馬克思地下
有知的話,我想,他肯定會像他晚年嚴正聲明自己不是‘者’一樣,否認自己是‘美學家’!”在這里,楊先生雖然肯定,“馬克思的確有天才的美學思想,”“但馬克思并沒有建
構并完成自己的美學理論。”因此,馬克思的美學思想,只能稱為“美學遺產”,而不能稱為“馬克思美學”,
更不能稱為“美學”。[5]
這段不長文字中,邏輯先生偷換概念之處多有。“學術界對《手稿》是否是成熟的著作,尚有不同見解”,這是事實,這里的“學術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論界(包括馬克思
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社理論界),學術界大量研究《手稿》著作,其關注的焦點都是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理論形成的思想脈絡,而不是其美學思想。但邏輯先生卻一下子就讓“學術界”形
成了關于美學的“共識”,這意味著邏輯先生將“學術界”概念偷換成“美學界”了。
如果說,這種偷換概念尚可歸屬無意的話,他對我的“反感”描述卻令我反感了。因為在拙文中,我不僅沒涉及或批評陸先生的上述論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學意義。這種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滲透在我的美學著作中[6]。坦率地說,我的科學系統美學理論,如果沒有馬克思的美學思想為基石,是肯定建構不起來的。因此,對陸先生肯定馬克思《手稿》的美學意義,特別是有
關“美的規律”論述中“包含有人類審美活動和藝術起源的內涵,是構筑美學大廈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石”的觀點,我是完全認同的。邏輯先生如果認真閱讀拙文,就會找到我的幾乎相同的
論述(手稿“對審美發生學具有綱領性意義”)。既然如此,真不知邏輯先生有怎樣的火眼金睛,竟能從拙文中讀出我對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這里,邏輯先生已不僅僅是在偷換邏輯,而是無中生
有、栽贓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開篇給我扣一頂“終結論”的大帽子一樣,恐怕是為了他論文立題醒目、行文轉折方便之故吧。且略過不究。
問題是,即使進入正題,他的批評也幾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說“不應輕言‘馬克思美學'”,因為 “馬克思并沒有建構并完成自己的美學理論。”因此,邏輯先生要反駁我,就要論證
馬克思已經建構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學理論,馬克思美學是客觀存在。但他接過手去,就將我說的“馬克思美學”換成“馬克思美學思想”,然后在那里緊忙活一番,論證出“美學思想的理論
性、體系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結論[7]。為了加強這一觀點的權威性,邏輯先生還指出拙文這一觀點“已不是什么新鮮論點。八十年代初,在我國文藝理論界,就引發過一場關于文藝思想是否
形成理論或理論體系論爭。……這場論爭……最終是以‘體系論‘形成了共識……”[8]。原來在邏輯先生眼中,“馬克思美學”=“馬克思美學思想”=“美學思想”=“文藝思
想”!試問,面對這種時時扯斷邏輯鏈條的批評,該如何應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緘默,由著邏輯先生說去吧!
關于“馬克思美學”
拙文中的“馬克思美學”概念并非是可以隨意解釋的。它有著嚴格內涵,即指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建構的,合乎馬克思理論嚴謹性特征并形成邏輯體系的美學理論。它是針對馬克思經濟學等學說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開。但其后,馬克思卻用了數十年的心血來完善自己經濟學體系,臨終《資本論》還沒有完稿。”據說,《資本論》之所以沒能完
稿,是因為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經濟學理論挑戰,他還想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論[9]。如果存在馬克思美學的話,那么,它同樣應當是以這樣的理論體系存在的。
關于體系,邏過這樣的解釋:“判斷一種思想是否形成體系,不在于有無專著、有無編、章、節、段等理論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決于,第一,有無超越前人的新穎觀點;第二,這些觀點是否
涵蓋了該門學科的重要方面;第三,這些觀點是否對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認的影響。”說“體系”不在章節等外在形式,這很對。但后面三條尺度卻僅僅適用于思想創新體系,而不適用于理論體
系,尤其不適用于馬克思的科學理論體系。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如馬克思經濟學,自身有著明確的邏輯起點、嚴密的邏輯結構和嚴謹的理論范式,并達到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本體論與認識論統一。這才
使得馬克思理論具有科學性、實踐性特征,具有超越時代的理論生命力。今天,盡管人們對馬克思經濟學有著不同見解,但卻不會對其基本概念及理論范式產生岐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個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齊鳴,幾十年拎不清楚,那還有什么科學性、實踐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盡管馬克思的美學思想遺產非常豐富,我之“不應輕言‘馬克思美學’”仍是持
之有據的,除非能發現新的馬克思的美學論著遺稿。
當然,還需要再強調一下,這是指“馬克思理論”。“馬克思理論”本身承繼發展了西方科學文化的優秀傳統。如果放到中國文化中,按這樣標準要求孔子、老子理論,那就大不合適了。由于缺少
科學文化傳統,中國人的抽象思辨與邏輯思維能力發育不充分,經驗式、感悟式甚或禪宗式的思維方式與漢語語言結構的靈活性結合在一起,使國人的理論著述,不太注意邏輯鏈條。這往往給后人留下
“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廣闊空間,也造成人們隨意置換概念或將自己理論強加于人的習慣。在對待馬克思美學遺產的態度上,一些學者便深受此“習慣”的影響。因此,我之“不應自稱為‘馬
克思主義美學’”是有所指的。
本來,只要不輕言“馬克思美學”,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馬克思美學遺產的基礎上,遵循馬克思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原則,后人是完全可以創建“美學”體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國學者著的
《美學思想史》[10]中,便列舉了盧卡奇、葛蘭西、杰姆遜的美學理論。這些美學家,都不是以《手稿》為其美學理論的出發點和終結點的。問題是在當代中國,觀點對立的美學
派別,往往都自稱為“美學”,而認定對方是反“”的。而這些自稱的“美學”,幾乎都離不開對馬克思著作中的涉“美”詞語或論述的搜羅整理,幾乎都在對《手稿
》進行“六經注我”式的理論建構,所以,這種“自稱”便難以被美學界所公認。
對既往派別的評論非本文的任務。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創建“美學”的青年學者,能吸取前車之鑒,注意劃清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性語匯與一般性理論語匯與馬克思理論語匯的界限
,馬克思話語與馬克思理論與理論、思想的界限。馬克思著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語匯,這些語匯在沒有理論語境規范時,并不能視為理論語匯;馬克思在論述中,同樣要用一般性理
論語匯,這些理論語匯在沒有被馬克思明確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時,也不能視為馬克思的理論語匯。同理,馬克思的話語,是不能與馬克思理論劃等號的,在確立前,馬克思的話語便不能構
成馬克思理論。而馬克思理論雖然屬于正宗的,但范疇卻大于馬克思理論,思想的范疇又大于理論的范疇,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學理
論建構的前提。象在邏輯先生那里,幾個概念被混為一談時,任何探討都將失去學術價值。邏文作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學”研究中擱淺或“繞圈”的原因。
容我再舉“價值”為例。“價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疇,而且對美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馬克思生前雖然在一般語義上用過“價值”概念,但他從未從哲學角度研究過“價
值”;馬克思著作中的“價值”,主要是經濟學的價值。陸梅林反復引用的視為“價值學”的“價值”概念,皆是取自《資本論》中的“經濟價值”、“使用價值”或“效用價值”概念,而
非哲學的或價值學的“價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馬克思那段論“價值”的“經典語錄”:“‘價值’這個普遍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因而,這也是‘價值’的
種概念”[11],則根本不是馬克思原話,而是馬克思轉述他所要批駁的瓦格納的觀點。在這里,關鍵問題還不在于美學界對它們普遍誤引或誤用,而在于這種脫離馬克思理論語境將馬克思著作中所有話
語都提升到馬克思理論高度的不良學風。如蔡儀先生以對“美的規律”主觀闡釋為中介,將自己的“美是典型”說提升為“美學”觀點,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儀先生的“
美學”家稱號,已不是“自稱的”了,前述那本《美學思想史》中,當代中國的“美學家”,只提及蔡儀先生。這種評價是是否合適,且留給美學史家評論吧。
關于“美的規律”
回到邏文所重點討論的“美的規律”吧。坦誠地說,盡管邏輯先生對“美的規律”的探究數十年沒進步表示遺憾,而他自己有關“美的規律”的新闡釋,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這首先指他的闡釋方
法。邏輯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對“美的規律”中的“生產”與“尺度”概念做了語義解析。如果這種解析如同陸梅林先生那樣,依據德文原文進行的話,那它起碼還具有信息價值或文本價值。但邏
輯先生卻竟然以《辭海》的釋義作為對這兩個概念辨析的理論依據,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為作為譯文的漢語詞匯,其外文原指內涵與中文語義往往是不對應的,這是語言學常識,我們怎能捧著《辭海
》對譯學術探討呢!國內學者根據“人文”、“人本”的漢語辭源大做比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國早已有之的結論),已形成一大學術奇觀,但愿這種泡沫學術之風別刮到美學界中來。
其實,邏文中已經引用了國內五種關于“美的規律”的譯文。只要認真讀一下,就會發現在邏輯先生特別肯定的朱光潛先生譯文中,就沒出現“尺度”,而用的是“標準”。查《辭海》,“尺度”
有兩個義項:“尺寸的定制;標準、規則”,“標準”同樣有兩個義項:“準則、榜樣”。試問,如果再以朱先生譯文為主,邏輯先生是否需要對“美的規律”一段譯文再做新的解釋呢?國內學者對“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大多源于對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著中,便認為“尺度來源于黑格爾《邏輯學》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質與量的統一”[12]。如果象邏輯先生這樣,
再加上對漢語語義理解的分歧,那對這段“美的規律”文本釋義將永遠是渾水一團,無法廓清了。
而就對“美的規律”具體釋義而言,邏文同樣缺少學術價值。邏輯先生曾稱,馬克思有關“美的規律”論述是“清楚、明了”的,我們不該將它復雜化。實際上,將它搞復雜的不是別人,正是邏輯
先生自己。筆者不通外文,對“美的規律”的語義闡釋本無緣置喙。只是在拜讀了陸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對兩位著名美學家信任,我認同了他們的意見,認為應當糾正那種將“內在尺度”視為
“主體尺度”的觀點,并在學界達成共識。但邏輯先生經過一番考證,卻將這一幾乎弄清楚的問題,又搞亂了——他依然認定“內在尺度”是“人的尺度”:“這里,‘內在的尺度’顯然是與動物相比較
、相對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產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標準。這一尺度,是人的本質力量,即自由自覺的活動在生產中的表現……”[13]這里的“顯然”如果真是那樣顯“然” [14]的話,就不會有長
達幾十年論爭、釋義和考證了。當然,邏輯先生有權堅持這種見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與陸先生商榷的副題,這說明他已熟知陸先生根據德文和英俄譯文對“內在尺度”的反復譯校了。根據通常的
學術規范,邏輯先生要推翻陸先生譯釋的結論,他就應當從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證據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復著朱先生對陸先生的批評,一面卻對陸先生的原文考證視而不
見,自說自話,從中譯文中得出了一個舊結論。這只能使人聯想到,邏輯先生不怕耗費自己的學術生命,準備沿著“大圈”重新起跑了。對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實,無論從語法角度還是從邏輯角度,馬克思這段話都不是對“美的規律”進行正面闡釋的:人類能按美的規律創造是一回事,美的規律是否指人的能動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規律”在這里雖可視為
美學概念,但其整段論述卻屬于“人學”而非美學理論。對此,朱先生的闡釋是正確的。他認為所謂“美的規律”內涵都是我們從這段話中領悟出來的[15]。因此,兩把“尺度”的翻譯不應影響我們對
馬克思美學思想、對《手稿》美學啟迪意義的肯定。筆者所異于朱先生及美學界同行的,只是認為“美的規律”在不同性質的美學那里有不同的內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規律”是很有限度的。
純粹的哲學人文美學都是“意義”和“靈魂”美學,“美的規律”也是意義存在和靈魂探求的規律,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操練,對這種“美的規律”的探求是永無終結的。但對于真正的社會科學美學來
說,“美的規律”闡釋不應是只能容許某種信仰生存的狹小載體,而應是能“普渡眾生”抵達美的世界的寬暢通道。它應當能夠經受住形而下的證偽,更應當具有可復驗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學中,
“美的規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審美生成規律,也包含社會審美生成規律,還包含前文化即純自然審美發生規律,只是后一規律要受制于前兩種規律。同時,“美的規律”除一般的審美生
成或發生規律外,從主客關系角度,還可分為審美價值規律與審美鑒賞規律。筆者完成的兩部科學系統美學著作[16],所討論的就是這諸多類種的“美的規律”。我不敢說自己的這些探索合乎馬克思美
學思想,但竊認為,與哪種將《手稿》中“美的規律”思辨化的傾向而言,它更切近實踐、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學原理。
關于“合規律、合目的”
已經說過,邏輯先生批評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結構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開始于對我的批評,當然也要結束于對我的批判。在對人的“內在尺度”能動性進行闡述之后,邏文是這樣結尾的
:
因此,筆者對楊曾憲先生針對“美的規律”的另一論斷也持疑義。他說:“不再把‘合規律、合目的性統一’作為對馬克思‘美的規律’的闡述,可以很好地起到‘優化’美學‘資源配制’的功效。
當然,這并非是對‘合規律、合目的性統一’命題的否定:只要這一命題能揭示審美發生規律并適應于某種美學闡釋,它就是合理的美學命題。只是不要再把這一命題歸在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馬克思所深刻論述的思想,為什么偏要忌諱與馬克思聯系在一起?這是否是楊先生忌談“馬克思美學”、“美學”的思維定勢所致?[17]
沒讀過拙文的讀者不會想到,邏輯先生是將我的一段完整的話,一截兩段,一段用在開頭,一段用在結尾。他的文章前后呼應了,我的觀點卻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規律、合目的性統一’作
為對馬克思‘美的規律’的闡述”,是我所說的“國內學者繼續從‘兩把’不同‘尺度’角度對‘美的規律’推演的努力,可以從此終結”的后文。它們都是我對陸先生、朱先生觀點認同的結果。如果“
內在尺度”不是主體尺度,怎能再把馬克思這段論述概括為“合規律、合目的”呢?我這里的推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它有什么可“忌諱”的呢?又何來忌談“馬克思美學”、“美學”的“
思維定勢”?
同樣令人費解的是,邏輯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規律、合目的統一”“作為對馬克思‘美的規律’的闡述”,另一面他卻又批評了其它學者關于“美的規律”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合規律性與
合目的性的統一”這一“帶有相當普遍性”的論述[18]。我不禁要問, “美的規律”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馬克思所深刻論述的思想”?如果是,邏輯先生為什
么反對別人這樣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對我橫加指責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邏輯立場在哪里呢?
其實,我的觀點很明確,即使不能把“合規律、合目的”再歸納到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審美發生規律并適應于某種美學闡釋”,它仍是合理的美學命題。我這里的所指同樣很明確。作
為對“審美發生規律”的科學闡釋,“合規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條件;而放到實踐美學中,“合規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統一的重要邏輯思辨鏈條。正因為《手稿》中這段論述適應了實
踐美學的這種思辨要求,“合規律、合目的”的闡釋才不脛而走,進入多種美學教科書,成為“準經典”的闡釋話語,甚至使人往往將其歸于德國古典美學命題。
由于與實踐美學的分歧,我之承認“合規律、合目的”是美學命題,只是就其揭示審美發生規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認它是“美的規律”的等值概念。就實質而言,“合規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類價值實踐活動的規律[19],這種價值實踐活動是文化審美發生的條件或基礎,但并不等于文化審美價值的現實生成。因為人區別于動物的自由自覺活動的類特征,使人的實踐具有不同于動物的
社會或文化動機。動物既不能按美的規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規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會素質、品格所生成的動機,人卻既可按美的規律、善的原則生產或創造,也可能按丑的規律、惡的原則
進行實踐活動。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人們因“合規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贏利而破壞自然美、城市美、藝術美的行為難道還少見嗎?中國幾乎所有的“歷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實”亡
的局面,難道不都是目光短視領導者“合規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設造成的嗎?實踐美學缺少現實闡釋力,癥結也就在此:“合規律、合目的”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所產生的對象,大多數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惡的。
這就不能不說到“自由”了。邏輯先生說:“自由則是與必然相對應的一個范疇,是指人類在實踐活動中,總是要努力認識、把握自然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從而能動地
去適應與改造世界,以實現人類進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邏文所論,是基于哲學對“自由”的釋義。但這一“自由”并不能涵蓋人類“自由”的全部。美學所涉及的人類“自由”概念
,細分起來有十多種[21],其中包括動物性的軀體自由(如現代藝術造成的軀體解放感)、文化創造自由(如自由體操中的“自由”)、社會活動自由(如囚徒獲得的人身自由體驗)及“類自由”、“
詩意自由”等等。籠統地談論“自由”,對于人文思辨美學是有意義的,但卻經不起現實審美實踐的檢驗。如邏文所說,人類認識“自由”便一定會“實現人類進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達了一種
古典理性主義或理想主義價值觀。而現實情況是,人類認識自然規律越多,主體創造自由度越大,人類可能面臨的自身被毀滅的危機越嚴重。這種所謂現代化悖謬,正是現代、后現代哲學家憂心忡忡之
所在。
人類能否避免毀滅,當然不是美學課題。但高速、超高速發展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所帶來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卻是可以肯定的。這使美學面臨著挑戰。當筆者2000年在內蒙出席美學會議,面
對草原嚴重沙化滿目蒼夷的情景時,深感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現實迫切需要美學的實踐。眼下,一些青年美學家對“實踐美學”提出挑戰,這是好事。但挑戰或超越“實踐美學”目的,不應是僅僅尋
求新的美學派別命名,而是要推進美學研究真正切入實踐。“實踐美學”最大的局限是它脫離實踐,無法指導美學實踐。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樣的論述,依然停留在對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遠離實踐,那么,這種新美學也是難以承受時代賦予美學的歷史使命的。這便是我呼吁美學界共同建設社會科學美學的原因。如果說,這將終止對《手稿》的重復討論、闡釋
或命名的話,那么,我認為它恰恰是符合實踐性原則的——對真正的美學來說,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釋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規律指導和改造世界!
[1] 《學術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學術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頁。
[4] 同1,第57頁。
[5] 同1頁注1,第57頁。
[6] 參見:拙著《審美鑒賞系統模型》第七章《審美文化—社會發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頁注1,第58頁。
[8] 同1頁注1,第58頁。
[9] 邏輯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馬克思一句話的出處,我在圖書館中費了半天時間也沒能查到,請邏輯先生見諒。這里只能憑三十年前的閱讀記憶回答:那是馬克思晚年面對眾多庸俗化的“馬克思主
義”派別而言的,原話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時的記憶不會錯,具體出處愿高人賜教。有了這一教訓,此處便用了“據說”,以逃脫邏輯先生對出處的追究,因它屬非專業
內容,沒有筆記,也難查證。同樣,后文中“合規律、合目的”的出處亦應有所交代,但因查證的結果難以驗證,便也不注名,而是籠統帶過。
[10]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頁。
[12] 《異化的揚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當代闡釋》295頁,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頁注1,第60頁。
[14] 中國當代學者往往用“眾所周知”、“顯然”、“勿庸置疑”來逃脫論證,徑直推出自己的結論。因此,每當我遇到這樣的語句時,便非常警惕,看看“顯然”背后是否不顯“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學術月刊》1997年12期,第31頁。
[16] 拙著:《審美鑒賞系統模型》;《審美價值系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頁注1,第63頁
[18] 同1頁注1 ,第62頁。
[19] 參見拙文《價值—實踐論》《學術月刊》2000年3期。
理論課是我國高等院校學生的必修課，但其教學效果一直不理想，影響因素包括多方面，如教學內容、教材問題、教學方法問題、考試方式等，在這所有因素中，筆者認為，第一線教師隊伍的建設是最關鍵的。作為教學活動的實施者，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起著主導作用，教師的自身素質與教學方法直接影響著理論課的教學效果。教師只有從自身做起，不斷提高自身的素養與教學水平，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理論課教育的目的才會實現。
一、理工科院校理論教育有其自身特點
教育教學理念要求貫徹以學生為本的思想，教育學里有一個原則叫做“因材施教”，提高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首先應該深入地了解教育對象的特點。理論課教育教學一定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如果培養學生像工業化流水線生產一樣，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法。理工科院校實施馬克思理論教育首先應該了解學生的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與綜合院校學生的共同點 目前無論是理工科院校還是綜合性院校，學生對理論課的認識都存有偏見。理論課在高校中口碑普遍不好，在接觸到馬克思理論課之前，很多學生已經產生了先人為主的抵觸情緒，把理論課等同于純粹的政治說教或空洞理論的述說，認為這門課程應該是無聊的，甚至是“恐怖”的。面對現代社會日益加劇的競爭，還有一部分學生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從實用的立場出發認為理論課與以后畢業找工作、個人發展關系不大，從開始就沒打算認真對待這門課程，為了在未來的擇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些學生對自己的專業學習抓得較緊，而不注重理論的學習。
2．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應把握的自身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對馬克思理論課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點。長久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文理嚴重分科的教育體制，理工科院校的院系設置以理工科為主，相應地，課程設置也以理工科課程為主。為了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和人文修養，雖然一些理工科院校在文史哲和藝術門類中開設選修課，但從總體而言學生對人文科學的接觸是有限的，選修課的設置不能完全滿足學生對人文教育的需求。理論課作為理工科院校學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學生會自然而然地會把這門課作為開闊人文視野的窗口，把自己對人文知識的渴望寄托在理論課上，希望通過這些課程了解更多的現實與歷史問題。這樣，學生就會對理論課抱著看似矛盾的態度：希望與失望并存，對馬克思理論課即抵觸叉渴望。(2)在理工科院校開展人文學科的教學，教學方式有其自身特點。理工科的學生有別于綜合院校的學生，在學習方法上，他們往往不能把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加以區別對待。理工科院校的學生把大部分的學習時間花費在做題目或做實驗上，而做題目或作實驗都要求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久而久之學生在思維方式上就會形成固定的套路，凡事都會試圖尋求固定答案，用“對”或“錯”、“是”或“非”來評價所遇到的問題。一旦找不到固定的答案，學生就會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的理論課，很多情況下并不是能簡單地用“對”或“錯”來作出評價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重視人文學科區別于其他知識性學科的特點，把理論教育同自然科學的知識教育和技術教育區別對待。教師應該積極對待學生提出的問題，對其進行適時、恰當地引導，把他們從固定的思維模式中引導出來，培養他們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這對開闊學生的思路和對他們未來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都會受益匪淺的。
二、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學重在提高學生興趣
在我國高校開設理論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教學方法，生硬地把馬克思理論課當成“填鴨”式的說教灌輸給學生，這勢必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法調動起來，就會采取缺課、逃課等方式消極對抗，教師只好用點名、缺勤者給予扣分的方式予以處罰。這種教學方式是無法實現理論進學生頭腦目的的，教師只有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了解理工科大學生的興趣所在，才能提高馬克思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通過教學實踐我們得知，幾乎沒有學生喜歡純粹理論性的說教，大多數學生對理論課提出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理論聯系現實，二是要求理論結合歷史。
1．課堂中把理論恰當、緊密地和現實聯系在一起會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理論聯系“現實”主要指兩方面的現實：社會現實和學生的現實生活。
(1)學生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關注影響國家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理工科院校的大部分學生幾乎整天沉迷于題海中，對外面世界和現實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少，但是大學生主體是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學生會強烈地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現實問題。這樣，教師就需要了解學生的熱點難點問題，把現實中學生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理論結合起來，并作出恰當的評述，特別是為學生思考這些問題提供方法論的指導。經驗證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如果能夠這樣做，學生是需要的、歡迎的。(2)學生希望通過理論學習來解決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問題以及他們的未來相關甚密的問題。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價值觀普遍迷失的時期，學生自身存在的深層次的思想認識問題，他們對學習生活和人生的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多困惑，渴望得到思想上的指引。理論課教師如果能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而不是去講空話敷衍了事，學生就不會再說這是一門“沒有用”的課程了。事實表明，當代大學生對理論不存在天然的隔閡，關鍵在我們的教育工作是不是真正做到家了。
2．課堂中把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很受學生歡迎 所有重大理論觀點、重要論斷的產生都要其歷史脈絡，理論也有自身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它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掌握相對匱乏，教師應該充實進理論發展史的有關內容，使學生知曉思維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了解理論的發展，把哲學課的講授放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予以把握，這樣呈現給學生的就不是一種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活生生、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另外，教師還應進一步做到史論結合，引導學生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對史實作出分析，對理論形成的歷史作出評價，這樣不但會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會提高他們對理論本身的興趣。
3．要做到聯系現實和理論并結合史實必然要訴諸于案例 教學目前我國教育界對案例教學法的運用還沒有形成統一、一致的觀點，反對案例教學法的觀點認為案例教學法會導致理論庸俗化、會淡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性。盡管對案例教學法的使用存在著異議，但是案例教學法在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學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理工科院校的教師如果一味地給學生灌輸純粹的理論，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感到頭痛的，倒不如通過生動的、深入的案例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還可以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需要指出的是，教師運用案例教學法并不是為了迎合學生、取悅學生，而是通過案例教學法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思考。事實上，能否恰當地運用案例、從案例人手解析理論恰恰是一個教師教學能力與自身素質的體現。 轉貼于
三、提高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師開展案例教學的實效性
一名優秀的教師，其基本素質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的。教師只有從考察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總結教學的經驗和技巧，提高教學水平，才能提高案例教學的實效性。案例教學法要求教師既能夠理論聯系實際，又要具備堅實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背景。
1．教師應該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 理論課是一門全校公共課，其工作特點決定了它具有很大的重復性。同樣一節課要在不同的班級講，在不同的學年輪番講，這種授課形式容易使教師產生惰性，把講課完全當成了一種重復性的簡單勞動，有的教師講了一輩子理論課，對每一屆學生所講的內容幾乎是大同小異，甚至快退休了用的還是幾十年前的教案。如此必定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1)教師應該關注現實的社會問題，把學生關心、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即時變成案例，成為當時馬克恩主義理論課教學內容，這是克服當前大學生馬克思理論教育脫離學生思想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教師應對現實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做出反應，編選資料及時運用于當前教學。這樣的教學目標本身就對教師的科研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需要教師努力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所涉及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要用深入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去支撐高水平的教學，用自己深刻理解和真正把握了的科學理論去講解，才能說服學生、打動學生，才能真正實現科學理論進學生頭腦的目的。(2)教師應該有意識地培養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關懷，有針對性的選編案例。在我國，在專才教育體制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對自身的發展乃至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難以有一個寬闊的視野和深謀遠慮的計劃。單純科學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很容易使學生形成唯科學主義的信念，而隨著科技深深介入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科學本身在這個時代的正當性問題已經成為人們不得不反思的問題。教師應該聯系理論恰當引入案例，引導學生全方位地開展關于科學的反思和理解，使學生更為深入地思考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在人類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課堂上，我們節選英國BBC紀錄片《愛因斯坦三部曲》給學生放映，并針對片中內容提出問題引發學生討論。通過討論進一步引發學生的深入思考，使他們切身體會一個偉大科學家的人文關懷，正如愛因斯坦本人在對加州理工學院的講話中所說的：“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于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2．教師應該拓展人文社科知識 在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教學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科教學。從教學方式上看，文科專業課教學要求“專”而“細”，而理論課教學適宜“泛”而“博”。為了提高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更好地運用案例教學法，教師應該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了解各種社會思潮和思想流派，熟悉學術前沿和學術動態發展情況，在理論層面上應該盡可能地“廣”，這樣在教學中才會有“底氣”，才能夠提出思想深刻、內容生動的案例。為此，要求教師在知識儲備上應該具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1)才能熟悉思想史。不熟悉思想的歷史，就無法洞悉思想的本質，就提不出有說服力的案例分析。(2)了解當代各種思想流派。不了解各種學術思想，不能對各種思潮作出評介，就只能是就“書本”，講“書本”，把理論作為單純的知識傳授。以哲學為例，首先教師應熟悉哲學史的相關內容，把馬克思哲學具體原理和哲學史結合起來講解。比如講唯物辯證法，可以從介紹哲學史上關于辯證法理論的典型案例人手，如古希臘的芝諾悖論、智者學派的二難推理“半費之訟”、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等。通過對哲學史的回顧，不但會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還會引發他們課外進一步學習的興趣。另外，教師還應加強西方哲學的修養，了解當代西方哲學的各種思潮，加強和西方哲學的“對話”。在講授哲學時，可以適當介紹一些西方哲學家的基本思想，提取與哲學相關的理論甚至對立的觀點引發學生的思考，這對豐富學生的人文知識，啟發學生智慧是有幫助的。有人視對立的理論如洪水猛獸，唯恐對立觀點的介紹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叛逆。實際上這樣的憂慮大可不必，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理論，并非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我們介紹不同的觀點，其目的是在批判的分析中進一步深化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只要教師能夠作出恰當的引導，西方理論的介紹不但不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反感，反而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是有益的。
3．教師應該加強自身的自然科學知識素養 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師，除了拓展自己的社會科學視野外，還應該加強自然科學知識素養。面對受專業知識訓練的理工科大學生，教師如果能夠把自然科學的知識融人案例教學中，如大家所關注的科學史或者科學思想發展邏輯行程和歷史行程中的相關內容選編為案便。這樣不但會加深學生對理論本身的理解，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他們學習本專業的科學理論也是有益的。
選取科學史中的材料作為案例，需要針對不同專業學生，適當調整授課內容。大多數理論課教師都有這樣的體會，對同樣一節課的內容，不同專業學生的反應差別很大。不同專業學生的知識背景是不同的，教師應該針對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對授課內容作適當調整，選取不同的案例，增強與學生專業學習的結合。比如在講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關系問題的時候，對生物系的學生，以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發現生物進化論作為案例；對化學系的學生，以弗萊明偶然發現青霉素、倫琴偶然發現x射線為案例；對數學系的學生，以牛頓與萊布尼茨同時發現微積分案例。在教學實踐中對于上述教學方式，各系學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取得了較好教學效果。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唯物史觀
[中圖分類號]A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3 ― 0005 ― 02
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的標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的發表距今已有整整170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對理論的創新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對這部著作的重釋，而關于的贊賞或批判、理解或誤讀也大多都是基于對這部著作的不同理解。因此，重新思考《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我們正確解讀馬克思的哲學觀念，科學評價的發展歷程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形態》成書于1946年，作者用德文進行寫作，而其初次問世卻是以俄文的形式顯見于1924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中。學界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是馬克思思想成熟的標志，而他明確提出的“歷史科學”概念則標志著不同于黑格爾觀念論與費爾巴哈直觀唯物主義的新的思想的誕生。那些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反復強調的抽象人道主義原則被唯物史觀所取代，而那些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有待澄明的理論也在實踐唯物主義的思想建構中日益明晰起來。總之，不懂得《形態》就難以理解馬克思，既無法找到唯物史觀的入口，也不能踏上發展的道路。
然而，人們對這部著作卻充滿了理解上的分歧，使得《形態》本身的價值變得晦而不明。南轅北轍的態度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三種：首先，是贊賞的立場，以阿爾都塞最為典型。他主張《形態》是馬克思思想由意識形態階段過渡到科學階段的飛躍性成果，其實現的“認識論的斷裂”標志著馬克思已同抽象的人道主義觀念分道揚鑣，并開始創建自己新的理論“總問題”；其次，是批評的聲音，以哈貝馬斯、阿倫特和鮑德里亞最具代表。雖然三人言論各異，但就將馬克思刻畫為一個單向度的生產主義者來說卻殊途同歸。他們指責《形態》所提出的生產范式不僅在當下已經過時，而且造成了對人類其他活動領域的壓抑；最后，是輕視的態度，以法蘭克福學派和馬爾庫什最為突出。弗洛姆等人非常重視馬克思的早期思想，認為此時的馬克思才是的正統，而晚期馬克思的思想已經日益滑入向經濟主義和技術主義的深淵。在馬爾庫什看來，從博士論文一直到《資本論》，馬克思的所有著作連續性地顯示出了他追尋自由的思想歷程。但馬爾庫什卻把自由視為人完全掙脫必然性的結果，這就導致《形態》不僅沒有關于這種自由的討論，而且連自由掙脫必然性這一主題都還尚未涉獵。所以，馬爾庫什將所有褒獎都給了《資本論》，卻對其早期和剛步入成熟期的著作置若罔聞。從這點來看，他雖與弗洛姆等人在具體主張上相異，但卻共同表現出了對《形態》作用的輕視。
對《形態》的如上態度都只是理論家的一孔之見，因為任何單方面和無批判的贊賞、反對或輕視都將遭至對馬克思真精神的錯失。因為，其一，阿爾都塞對《形態》的贊賞是建立在“兩個馬克思”的思想預設之上的，雖然他以反對西方陣營中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闡釋為己任，但其以神秘化的方式抬高《形態》的做法卻也難以在理論上站穩腳跟，最終只能把那些無法解釋的斷裂訴諸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這使得對馬克思進行科學主義闡釋的規劃成為空想。其二，哈貝馬斯等人對馬克思生產主義的激進指控也是沒有根據的。雖然馬克思在《形態》殊強調了物質生產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實踐方式，但這決不意味著實踐就僅僅只有物質生產這一個維度。事實上，馬克思在《形態》中也談到過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也給過交往、消費等活動以一席之地。其三，弗洛姆等人將馬克思早、晚期的思想對立起來，在思維方式上犯了與阿爾都塞同樣的錯誤。更重要的是，把馬克思人道主義化的后果必將誤解唯物史觀的實質。馬爾庫什固然是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卻將自由和必然非此即彼地區分開來。如此，《形態》所實現的思想變革在上述觀點中被徹底淹沒了，如何看待和評價《形態》的歷史功績也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所以，通過制造馬克思思想內部的對立，而高度贊揚或過激貶損《形態》地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而那些對《形態》作用的輕視更是難以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科學看待和評價《形態》的價值和意義對于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吸取以上理論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揚棄之，轉化之，超越之，進而探索對《形態》更加合理的新解釋。
二
對《形態》的誤讀勢必會造成對馬克思思想的遮蔽，因此重新闡發《形態》的思想就成為我們理論工作的當務之急。本文認為，如何看待《形態》中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如何評價《形態》在馬克思哲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彰顯其當代性是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的三個前提性，只有解決好這些疑點和難點，《形態》的地位和作用才有可能得以真實地顯現。
第一，必須堅持把《形態》看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完成的著作。眾所周知，學界通常強調《形態》是馬克思系統闡發唯物史觀的“誕生地”，習慣在馬克思思想的發展脈絡中來定位《形態》的價值，加上盛行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差異說”導致了恩格斯的理論創造在《形態》的詮釋史上一直處于“不在場”的狀態。這一方面漠視了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積極貢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所謂的馬克思與之間的對立和分歧。我們堅決反對這種立場，并主張要把《形態》看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對話和商討后，一致同意并合作完成的著作。這意味著，《形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創新性觀點，不僅是屬于馬克思的，也是屬于恩格斯的。正是他們二人一起完成了對人類思想史上問題域的更換，一起給予了傳統形而上學以最徹底和最具說服力的批判。雖然恩格斯在其晚年的思想內容中提到過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他只贊成辯證唯物主義而放棄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覺，但如果能正視其對《形態》的理論貢獻，則會對此問題有一新的了解，即恩格斯是在已經達到唯物史觀的理論地平之后，才開始著手去探討其晚年所遇到的具體問題，而那些對自然規律和世界本性的談論理應歸屬于唯物史觀的概念框架中來進行評判。不能把恩格斯同舊唯物主義相混同，也不可將他與第二國際和蘇俄的進行無差別的對待。如今，對恩格斯的惡意貶低已經成為造成內部分歧的導火索，因此，發現和明確恩格斯對《形態》的貢獻對于唯物史觀而言極其重要。
第二，必須堅持把《形態》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承上啟下的著作。馬克思之后的者總是根據自身所直面的理論和實踐環境來創新和發展唯物史觀，這決定他們只能有所選擇地偏重于馬克思其中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思想。例如，法蘭克福學派和東歐新大多注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阿爾都塞則更多抬高其后期思想的價值。這樣非此即彼的劃分自然造成了“兩個馬克思”的理論困局，進而使得處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期的《形態》之意義變得眾說紛紜。因此，我們堅持把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視作一個不斷前進和日益深化的持續性過程。這樣一來，所謂的斷裂和跳躍之說便不能成立，而那些各執一端的偏頗態度也將被徹底地拋棄。馬克思作為人類自由和解放的探索者，在面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在發生著動態性的調整和變化。我們當然要以馬克思晚期所達到的理論水平作為基準，但同時也應該肯定其早年所進行的思想創造。《形態》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而這既是以往理論積聚而成的結果，也是打開未來思想的新的入口。所以，《形態》的價值只有在整體性的考察中才能夠得以展現，而那些用孤立眼光來評價它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第三，必須堅持把《形態》置于當今社會的新格局和新特點中予以考察。不可否認，當今的現實狀況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之間已有了巨大的變化，而后者的許多具體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哲學的真理性，就必須立足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雙重視野來創新。這表現在，一方面堅守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方法和精神，為馬克思理論中有生命力的學說進行辯護；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們自身的幸福和希望來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可以說，《形態》的當代性就在于他展示出了社會現實的存在論性質，并提出了一套對其進行分析的可行概念框架。它啟發我們要從原子式的生活方式中抽離出來，進而在社會性的“我們”之中去找尋“我”的位置。詩和遠方固然重要，但決定這些精神追求的本質性因素是人的實際生存，是現實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對抽象價值觀的批判貫穿于《形態》的始終，馬克思借此使人們明白，好的生活必須首先致力于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存在。雖然《形態》還未明確提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張，但其貢獻出的社會原則已經成為馬克思后來進行思想創造的源頭活水，也進一步成為今天人們實現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根本性前提。
要之，重思《形態》的歷史地位和思想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頗具意義的時代課題。作為的經典文獻，《形態》也曾對中國的發展起到過不可估量的影響。時至今日，國人對它的探索和研究也仍在持續地進行之中。由此可見，《形態》不僅是一個既定的歷史文本，更是一個不斷敞開和生成中的社會現實，它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將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
〔參 考 文 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佩里-安德森.西方探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